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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非；管仲；法；术；势
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为五霸之首的宰辅管仲，是春秋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为历代美谈。后人对管仲的品评也多看重其功业，如孔子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荀子也说，齐桓公“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
”［2］三国时的诸葛孔明“每自比于管仲、乐毅”，［3］直以管仲的功业为自己事业之标的。事实上，管仲的功业奠基于他在齐国的内政改革，其富国强兵的治国思想是这一功业的保障。了解管仲关键要了解管仲思想。
管仲虽生于春秋初年，在当时及以后的几百年间却没有人对其治国思想作过系统的评说。作于战国中后期的《管子》，是一部托名管仲的集体著作，多为对管仲思想的发展演绎，并没有对管仲思想作出评判。第一个对管仲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并作出评说的是战国末期的韩非。
孟子、庄周学派、荀子等对战国百家异说、相互辩难的现实都有反映，且在其著作中发表了对其它各派学说的评判。Www.133229.COm韩非与他们比较起来，似乎有些不同。相对来说，韩非更多关注与自己思想相近的法家人物，对他们的法治思想加以评说，以期在这种评说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法治理论。而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的思想体系往往表现为具体的施政措施，其中的法治部分也多渗透在一些承载着法治思想的言行实践中。下面我们略述韩非对管仲法治思想的评说，借以窥见韩非评说的特色。
作为春秋初年的齐国宰辅，管仲得风气之先，第一个在齐国实施变法，进行了四民分业、“寄内政而寓军令”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刘劭《人物志》说：“建法立制，富国强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4］根据这一说法，管仲是算得上一位法家的。但“富国强人”有多种方式，或以“仁义惠爱”，或以“威严”“赏罚”。韩非认为“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5］。显然在富国强人的方式上，他是认可后者的。因而谈到管仲时，也往往是从后者着眼。强调用“威严”“赏罚”治国，根据《韩非子》的记载，管仲并不是第一个。《奸劫弑臣》说：“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辑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5］我们虽不能说在韩非的眼里伊尹是法家的鼻祖，但就韩非看来，至少伊尹是先于管仲的。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韩非对管仲思想的理解是有明显偏误的。管仲治国以法却没有放弃“仁义惠爱”。《国语•齐语》中鲍叔就曾说过，“臣之所不若夷吾（注：夷吾即管仲）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6］《左传•僖公七年》桓公与诸侯谋郑盟于宁母，管仲说：“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7］管仲礼、法并重，韩非却只取其法，由此可见韩非思想之极端。
韩非认为，掌握了“法术赏罚”这种治国之术，大可以王天下，中可以霸天下，小可以强一国。“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5］正是对“法术赏罚”的看重，所以对执行这一治国之术“富国强人”的管仲，韩非基本上持认可态度。《韩非子•定法》说：“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5］用赏罚的手段维护政府施政措施的执行，守法则赏，违法则罚，臣下的一切行为都应依法办事，这就是“臣之所师”。然而，赏固然能调动民众守法的积极性，罚更能制止有害于国家的行为。为了说明“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的思想，韩非引用了“管仲知之，故断死人”的故事。它在《内储说上•七术》中是以经解的形式出现的。经曰：“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管仲知之，故断死人。……必罚二”。［5］解曰：“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币，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5］为了节省布帛林木的开支，管仲下令，寿衣、棺材超过规定的不但要斩尸，掌管丧事的人也要受到处罚。禁令刑罚一下，布帛、林木浪费的现象便应声而止。韩非认为，管仲的做法就是法中“刑罚”思想的体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管仲的一段对话，“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5］韩非对管仲“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做法极为赞赏。《定法》说：“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5］《八说》曰：“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5］《八奸》说：“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5］它们都要求君上根据一个人能力的高低、功劳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给予适当的奖赏。这样无能奸邪之人就不会窃居高位，在位官员就会克己尽责。韩非的这种思想恰与管仲的若合符契。
《韩非子•心度》说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乐佚”［5］。喜欢安逸，事业就会荒废；事业荒废，政事就治理不好，国家就会混乱。虽然“治民无常，唯治为法”［5］，一旦进行变革，民众就像婴儿一样“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5］韩非举例说：“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心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5］改革需要勇气和魄力，“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5］。因此，韩非首先肯定了管仲改革的胆识。他在《南面》中说：“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易晋，则桓、文不霸矣。”［5］联系齐国改革前的国内形势，“自太公卒，十三传而至襄公”，“凡三百余年间，齐之内乱无已时，更无暇竞于外。逮襄公时，而蜩唐沸羹逾甚，齐之不绝，盖如缕耳。”［8］管仲正是抓住齐国这一大乱的时机，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变革。对旧制度、旧习俗的变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受到种种阻碍。韩非为我们记载了管仲当时改革的情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5］因民众反对改革，桓公外出时要配备全副武装的战车，从这些抵防民众闹事的武备中可以看出当时改革的难度。不仅管仲，秦国商鞅、晋国郭偃也是如此。“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5］。证以《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在郑国的改革，“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禇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我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7］两相对照可知，韩非对管仲改革之艰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韩非生当战国末期，这就使他有条件对之前的法家思想加以综合，从而形成集法、术、势于一体的法治理论。韩非之前的商鞅、申不害、慎到都强调以法治国，但他们各有偏重。商鞅重刑罚，申不害重权术，慎到重威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在《定法》中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5］《八经》说：“势者，胜众之资也。”［5］《奸劫弑臣》说：“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5］所以，“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5］“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5］法、术、势三位一体，这是韩非对管仲思想评述的基础。
《韩非子•难一》载：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将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将谒之。愿君去竖刁，除易牙，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尝，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夫人情莫不爱其子，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君妒而好内，竖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臣闻之：‘矜伪不长，盖虚不久。’愿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虫出尸不葬。［5］
韩非认为“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管仲的评判。首先，认为管仲“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的说法不成立。因为按照管仲的这种理论，如果“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则其应在不用之列，这分明是“欲君去忠臣也”。并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其次，认为管仲不明白法、术的运用。如果管仲懂得法、术，并教会桓公“庆赏信而刑罚必”、“设民所欲以求其功”、“设民所恶以禁其奸”，则竖刁之流就不会“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最后，管仲没有让桓公掌握驾驭臣下之术，即“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论，大臣不因左右而见”，更没有让桓公取得君主应得之威势，致使竖刁等权重，进而其势重于桓公。这样，“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5］在这里，韩非充分展开法、术、势的理论对管仲进行了评判。类似的例证还可见于《难一》“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一节中。［5］
韩非还从法、术、势各有侧重的角度对管仲思想作出评判。《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5］韩非运用这则材料是作为反面论据来说明君主遇事不必躬耕实践，只需要用法令去督责臣下完成即可。而现在管仲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君上“勿衣紫”的行为来勉励国人“莫衣紫”。“法者……此臣之所师也”，“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执法的是臣下，守法的是民众。君主凭借自己的威势下发政令、一断于法，国人谁敢“衣紫”？桓公“衣紫”又何妨呢？管仲显然是不明君臣之分，不明确用法令的刑赏功能约束民众的行为。《韩非子•难二》载，“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复遗其冠乎！’”［5］韩非列举此则材料，主要是从术的角度对管仲提出批评。韩非认为管仲“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是错误的。他说：“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5］根据韩非对术的解释，“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所执也。”而管仲此举是：“赏无功”、“不诛过”，这样不仅“民偷幸”“且”易为非，“此乱之本也”［5］。在《外储说左下》有一则材料与《难一》中的“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相类似。韩非使用这则材料主要从势的角度批评管仲。“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5］韩非认为，桓公满足管仲提出的贵、富、尊、亲的要求，使其“有三归之家”、“立于高、国之上”、“立为仲父”，管仲之势就会超过桓公之势，这样桓公的地位便受到威胁。因为“势者，胜众之资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5］管仲依托自己所得之势，篡桓公之位轻而易举。所以在本篇前面的经部分，韩非指出这是“宠光无节，则臣下侵逼”［5］。尽管管仲之意在于治齐，但韩非却从自己的势论出发，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战国时期，《管子》这部书中的部分篇章已在社会上流传，韩非最早记载了《管子》书的传播情况。《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5］《韩非子》中有三处提到“管子”一词，它们以“管子曰”或“管子犹曰”的形式出现，“曰”后面的话都能在今本《管子》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字。据此推测，这里的“管子”可能是《管子》一书的某些单篇文章。这三处“管子”均出现在《难三》中，就涉及到的文字来看，“管子”、“管仲”不分，韩非显然是把它们当作管仲思想研究。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5］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5］
第一则材料出于《管子•权修》篇，第二则材料出于《管子•牧民》篇。韩非对《管子》中的这两则材料都是从法、术的角度展开批评的。他认为，就像“广廷严居”人们庄重严肃，而“晏室独处”人们轻慢随便一样，臣下在君主面前的行为都经过了伪饰。如果君主“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那么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愚弄。反之，依法刑赏，循名责实，臣下就会趋善避恶、唯法是依，君主就不会受蒙蔽［5］。“法”可以公开，可以“布之于百姓”，但术却是隐蔽的，必须“藏之于胸中”，只有这样，才能“偶众端，而潜御群臣”，即对照验证，“课群臣之能”，暗中驾驭臣下。如果单纯的“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不但法、术不分，且不能使“法”闻于境内，使“术”藏于君主心中。这些都“非法术之言”［5］。
总之，韩非以法、术、势之大成的法家思想对管仲作出了评判。他肯定管仲佐桓公取得的霸业，认为管仲“明于霸王之术”，并誉其为“足贵之臣”、“忠臣”
［5］。他肯定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他以法家的大成思想俯视管仲，对管仲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也作出批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管仲是一国宰辅，他的法治思想得之于治国的实践又经历了实践的考验，因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韩非以纯理论化的法治思想去评判管仲，未必全然适宜。当大秦帝国将韩非这种“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9］的法治理论运用到现实中以为治术时，原以为自此秦皇帝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9］，却仅及二世而亡。管仲思想中丰富的礼制、德治的思想韩非视而不见，见而不取，这不能不说是韩非思想偏执所致，而思想的偏执又与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10］的法家理论有直接联系。
参考文献：
［1］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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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刘劭人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5］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 韦昭(注)国语［m］济南:齐鲁书社,2005.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8］ 诸子集成（管子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6.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二版.
在《韩非子》一书中“外储说左上”中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成了流行色，紫布脱销。齐桓公十分愁闷，就问宰相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大王您想煞这个风不要紧，可以先自身脱下紫色服装来，然后对身后侍卫说：我非常讨厌紫颜色。如果这时再有穿紫颜色服装的进来，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先回去脱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讨厌紫色！”齐桓公说：“好，我一定照这个办法去做。”这样做了之后，齐桓公的左右近臣当天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这个小故事讲出了一个上行下效的道理。上行下效，事事如此，推广普通话也是如此。
从道理上讲，在说普通话这个问题上，学生不应该攀比教职员工，他们年龄大了，几十年的习惯难改，口齿不灵，反应迟钝。但实际上呢？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部分学生在瞅着教职员工，也可能有的教职员工在瞅着学校领导：你说我才说，你不说我也不说。大家试，如果上头的人在用普通话同你说话，你怎么好意思、又怎么敢用方言土语作出回答呢？
现在，绝大多数教职工和学校领导都在时时处处普通话，对同学们起到了极好的影响。我们学校每年两次举行教职员工普通话比赛晚会，就是向大家汇报这方面的成绩。但是，不用讳言，也有少部分同志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普通话。
记得当年开始白话文运动时，胡适教授在向北京大学学生讲解白话文进步与优势的过程中，当众遭到非议。有一学生拿拍电报表明古文简练予以反驳：“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适的白话电报只用了五个字：“不干了，谢谢！”简洁明了，一语击退。白话文的干练易懂可见一斑。
洞察历史，便得发现，白话文与白话语言虽为同时代的产儿，发展却不同步。早年社会的混乱，加之中国方言之多之杂，全国上下没有统一而皆懂的语言，彼此沟通起来，抓耳挠腮者，摸不着头脑只听打雷声者不乏其数，任其发展。文化一流，文明一脉传承发扬从何谈起？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明了那时形成的各种矛盾分明的文学流派，这方面难咎其责。
不同方言区的普通百姓说话困难程度多少姑且不论，何况所谈之事无非家常琐事，展现优美的肢体语言足以舒心悦筋，一目了然。但文化交流尚且不明不了，其间学术理念的博大精深与研究成果的真知灼言并不仅靠大脑的丰富想象力所能预见明畅了的。
同学们！方言土语这套旧衣裳，是祖祖辈辈穿了几千年的啊！要想一下子换上普通话这件新装，真是谈何容易！难就难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势力！这样看，推普工作的任务就艰巨多 了。要脱去方言土语的旧装，换上普通话的新装，而且要迅速，那就只要像齐桓公禁穿紫服的办法一样；从自身做起，坚决地、一下子甩掉旧的，一下换上新的，否则很难达到目的。
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从自身做起，要认真说，不但在课堂上说，在办公室说，还要在家里说，在公众场合说，到社会上说，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一个人人说，时时说，处处说的推普环境，才算真正给学生做出了表率。
孔子好像真的守着一份“旧”。崇尚尧舜文武奠基的道德文化，推崇“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还信念笃定，“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甚而对老理老乐都抱着一份虔诚，孔子显得与时尚格格不入。
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没有时尚的概念，但并不等于没有时尚。当某种从未有过的行为模式或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元素在当下的社交领域或特定的社会阶层、族群中受人追捧而从者甚众时，也就是时而尚之了。这样的时尚孔子的时代当然有。只不过引领时尚的常常是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经济实力的王侯贵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是那个时代打造时尚的特有模式。正因如此，孔子才对风行于上流社会的种种时尚甚为担忧，就像忧“三家者以《雍》彻”，忧“八佾舞于庭”，忧“季氏旅泰山”一样。
历史地看，春秋末期的时尚表现正是对周礼大张旗鼓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何以观之哉”。孔子不仅连连表达着他的忧虑和愤怒，也还担忧时尚浸润中的人心时变，并明确表示嫌恶。如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不喜欢出众的口才，不喜欢穿紫色的服装，不喜欢郑卫的音乐，就因为流行？这未免小题大做了吧。
事实上孔子恶紫的时候时尚元素远不如今天那么丰富多彩。《礼记・玉藻》记：“衣正色，裳闲色。”所谓正色，“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皆与尧舜及三代所尚五行之德有关。譬如尧以火德而王，尚黄色；舜以土德而王，尚青色等。可经年累月常穿一种颜色的服装任谁都会觉得单调而郁闷。于是一位率先强大起来的诸侯王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换一种颜色。《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上行下效，淫俗将成”。桓公一人所好，齐国上下满目皆紫，以致五匹生绢换不得一匹紫布，桓公自己也甚是担忧。《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先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若是淑良贤君的仪容始终如一的话，庶民的心就会坚定有实。他的仪容没有差错就可端正天下之德。孔子说：“为上可望而知也。”所以，君子正身不能凭借身正不怕影斜一类的碎碎念，因为人君个人的审美喜好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衣服冠冕非小事，需受以礼文饰，以礼节制。
其实，孔子“恶紫”的时候，桓公早已作古，但桓公的偏好依旧是时尚。为此孔子不只是“恶”，且是深深地忧了。“朱，正色；紫，闲色之好者”。孔子之所以“恶”紫是因闲色的“紫”占据了正色“朱”的位置，自然也就无需站在时尚的立场考虑一成不变的“朱”是否给人带来审美疲劳，更不需计较养眼的“紫”能否给人带来审美愉悦。孔子只在乎人心是否端正。而端正君子之好就可以端正人心。孔子以为“服周之冕，乐则韶武”可以端正君子之好。
《韶》《武》是孔子极尽赞美和推崇的两部古乐。就音乐品质和思想内涵而言，“《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的礼乐世界中，“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明帝德”，代表了天下可禅让的“大同”理想。《武》虽达不到最高理想境界，但也可代表小康理想。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样的道理并非人人能懂，而那样伟大的音乐也并非人人喜爱。魏文侯就曾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聆听过孔子的教导，也就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下流行的新乐节奏强劲听来让人血脉贲张，心情激荡，自然兴奋无眠。就好比郑国的音乐，不从礼乐法度，虽新鲜刺激却会浸淫心志，卫国的音乐节奏劲爆会使人心志烦劳。这样的新乐纵使满足了耳目之欲，却没有修身齐家的道德内涵，终归“害于德”，这也就是孔子之所以说“郑声淫”的缘故。
动听的音乐不仅入耳还会走心。而且耳有同听，心有同悦。但相对于享于音乐的耳朵来说，心的愉悦则更为重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压根也没把音乐视作单纯的娱乐活动，相反倒是把音乐视作塑造仁德情感的重要途径。
“人君生当谨嗜好”
万历皇帝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青春年少，敏而好学，5岁时就能读书识字，书法长进尤快。万历二年三月，这位小皇帝将自己书写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张居正来文华殿见万历“纵笔如飞，顷刻毕就”，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12岁的孩子书写这么大的正楷字，作为皇帝老师的张居正很是高兴。但张居正还是对万历练书法进行了劝谏。他说道：“赐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政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钟王，亦有何益？”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课被取消了。
张居正的这番话，可谓语重心长，一针见血。有两点很值得重视：其一，小皇帝的职业定位，“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在于“修德行政，治世安民”；其二，书法不过是技艺之巧，“借以收心而已”，就是水平达到了钟繇、王羲之的高度，又有什么益处呢。贵为天子，有些特长，有些爱好，并无害处。但往深处想，问题就出来了。君临天下，一言九鼎，一举一动，皆为圣旨。一打雷，全国都下雨，一打喷嚏，全国不但感冒，而且高烧。就是再好的皇帝，有个什么嗜好或特长，如果被哪位大臣、哪个宦官传个纸条，发个短信，可想而知，天下多少人会趋之若鹜，投其所好。
《韩非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非常喜欢紫色的服装，齐国上下从大臣到百姓，都做模仿秀，像“”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男女老少爱绿装，向齐桓公看齐，以衣紫为荣。于是，紫色布料价格猛涨。齐桓公深感忧虑，他对大臣管仲说：“由于我喜欢紫色的服装，使得全国上下都穿紫衣，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现象，该怎样制止这件事情呢？”管仲说：“如果你想要制止这件事情，最好就向大家宣布，说我不喜欢紫色衣服。”不出所料，齐桓公“我现在讨厌紫色”的话语一出，就很少见到穿紫衣的人了。《墨子・兼爱中》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楚王个人的一个癖好，弄得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成为他的“粉丝”，都自觉不自觉地虐待自己。所以，孔子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看来皇帝的嗜好、爱好，有时是个好东西，有时也是个坏东西。
如此说来，宋徽宗作为皇帝，其职业定位就有些问题。让一个书画艺术才华卓越的人去当皇帝，可能是历史对宋朝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书法上，他初习黄庭坚，后学褚遂良，杂糅各家，博取众长，独创 “瘦金体”。2002年4月23日，他的《写生珍禽图》拍卖时，从780万元起拍，一路狂飙，最后以2530万元的天价成交，由此创下了当时中国书画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最高纪录。正是他做端王时的“足球”爱好，让《水浒传》中提及的高俅这个市井之徒，飞黄腾达，祸国殃民。据说，高俅曾当过大文豪坡的书童，他的发迹就是因为宋徽宗的嗜好所致。主子王诜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喜欢“蹴鞠”的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赵佶正在园中踢球，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当然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球星，连皇帝是他的“球迷”，端王便邀他对踢，高俅拿出马拉多纳的粘球技术，在赵佶面前卖弄一番。当然，他的球技和拍马术都很高超，很快得到了端王的百般宠爱，转眼间成了端王的亲信。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注定有皇帝的命，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胆大妄为的高俅踢球弄个队长当当也就可以了，偏偏在宋徽宗的提携下，一不小心踢到了宋朝中央军的最高长官的位置，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奇迹，对国家而言，是一个灾难。正是这个小人得志、无恶不作的“蹴鞠”司令，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著名的书画大家宋徽宗也落了个身死异邦、尸骨无存的下场。
有的皇帝的爱好就莫名其妙，极其怪异。唐僖宗好蹴鞠和斗鹅，把全国鹅价搞得飞涨。四川节度使出缺，有四人争着要去。唐僖宗决定采用击球选官。结果球艺高出一筹的陈敬暄出任四川节度使。唐庄宗喜欢摔跤。一天，大臣李存贤和他比赛，李存贤最初不敢亮招，唐庄宗将他：“如果胜我，赏你一郡。”李存贤再次角斗时，竟把庄宗摔倒在地。庄宗说话算数，封他为蔚州刺史。南朝齐废帝萧宝卷特别喜欢做生意。他为了过做生意的瘾，下令在宫中的后苑设立市场，和宫女太监们共同做买卖，并建立起了“管理机构”。明熹宗朱由校喜欢做木匠盖房子。北齐后主高纬居然爱好当乞丐。这些皇帝，大都不务正业，丧志，被奸臣利用，祸国殃民，基本上不是好皇帝。
所以，还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清醒。对于皇帝的嗜好，他有独到的见解。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元璋与侍臣有一段关于嗜好的精彩对话。朱元璋说:“人君生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泊浊,岂能照物？”侍臣说“陛下谨嗜好，正心之道莫过于此。”皇帝说：“人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无病之病”的三剂偏方
《冠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未发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我治病，是在病情严重之时，所以大家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用这个故事说明了“良医治未病”的道理。古人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我以为，个人嗜好就是一种“无病之病”，“无患之患”，无病变小病，小病成大病，不防不治，都要人的命。治疗此病药方很多，此有偏方三剂，无妨一试。
善待个人爱好。个人有点嗜好、爱好、甚至癖好，乃人之常情，作为领导，官员，干部，有点嗜好特长，并不是什么坏事，让嗜好成为业余休闲的调味品，人生修养的助推器，工作之余，写写字，钓钓鱼，打打球，唱唱歌，闲情逸致，调节身心，何乐而不为。凡事有个度，当嗜好的苗生长成贪欲的树，可能结的就是祸害的果。嗜好无限扩张，就会变成享乐主义，奢靡无度。嗜好变了味，就成了贪赃枉法、受贿敛财的口实。有的人写的字实在不敢恭维，像狗爪子扒一般，可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周围围着一帮溜须拍马的人还要帮忙弄个金奖，弄个书法家会员当当，更有甚者，写幅字弄去拍卖，值个几万几十万，又拿去换些名人字画，如此了得。真是令人笑掉大牙。某个地方领导就那么点爱好，喜欢打网球，结果这个地方网球场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个地区的领导喜欢视察开发区，看文化广场，结果这个地区贫困依旧，广场豪华，连乡里都搞起了开发区。《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道光年间，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碑帖书画。但他从不在人前提及此好，赴外地巡视更是三缄其口，不吐露丝毫嗜好心迹，以防斗肖之人投其所好。一次有位下属献给他一本宋拓碑帖，冯原封不动退回，有人劝他打开看看无妨。冯志圻说，这种古物乃稀世珍宝，我一旦打开，就可能爱不释手，不打开，还可想象它是赝品，“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冯志圻有爱好不事张扬，见到好东西不动声色，真是个好同志啊。
慎对投其所好。严格地说，投其所好，并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出在这个“好”字上。好恶之间，泾渭分明，天壤之别。好之爱好多好之，不良嗜好勿好之。对于那些投其所好之人，更要明察，慎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投你之好，非人之好，乃权之好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赖昌星有一句“名言”，其实是他的心灵表白：不怕什么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正是揣摸他人的嗜好而投其所好，赖昌星才得以俘虏了近200名党政干部，营造了他的“走私王国”。《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叫公仪休的人“嗜鱼拒鱼”的故事：公仪休相鲁而嗜鱼。有人献鱼，公仪休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公仪休话说的很明白，正因为自己非常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那就要照人家的意思办事，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这样就难免要违反国家的法律，如果犯了法，成了罪人，还能吃得上鱼吗？要想长久吃鱼就不能受人家的鱼。
习惯平淡平静。今年8月上旬，总理去医院探望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谈到和谐社会建设时，季老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用季老“人的内心和谐”思想，引导我们的“嗜好观”，大有裨益。生活平平淡淡，内心平平静静，一生平平安安，多么美妙的和谐境界。有点爱好，自娱自乐，不声张。有点愿望，自我把持，不外露。有点需求，自行解决，不求人。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临危受命，大胆改革，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地主阶级，减轻农民负担，触犯了许多官僚、富人的利益，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对王安石的改革群起而攻之，使改革终于失败。有人说，古往今来，改革者落马，总没有好下场。王安石是个例外。尽管有人对他恨之入骨，他安然无恙。奥秘何在？王安石一生淡泊明志，不迷奢欲，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住，只茅舍一处，风雨飘摇；行，晚年骑匹小毛驴，安贫乐道，吟诗作对。他大权在握时，也很少有人敢于巴结奉承他。据说他晚年患有哮喘病，药方中有一味药是紫团山的人参，但此参很难找。有一个人正好有，就给王安石送去了几两，不料王安石坚决不要。有人劝他：“你的病没有这种药治不好，为治病考虑，又何必推辞呢？”王安石说：“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最终还是没有接受。有个官僚叫邓绾，曾为王安石的弟子和女婿求取官职，王安石就将此事公开，并宣布为邓绾的“罪过”。就连他的夫人为他找了个美妾，他都坚辞不受。正是他的人格魅力使政敌对他无懈可击。所以，诸葛亮在《戒子书》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个人，如果能像同志要求的那样，“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通过内心和谐，修身养性，甘于寂寞，习惯平淡，心灵平静，抗贪欲，拒诱惑，远小人，真君子也。
关键词：孔子；郑声；郑国；姬姓
中图分类号：1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62-03
自从孔子提出“郑声淫”，“放郑声”后，关于“郑声”的研究一直不断。一些学者指出，郑声与郑卫之音、“新声”是同一个概念，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事实上，孔子所指“郑声”虽是新声，但并非所有新声的代称，它只是郑国的俗乐。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郑声只不过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之一，它所具有的特点并非它所独有。当时的齐、楚、宋、卫等诸侯强国都有类似于郑声的这种流行音乐，为什么孔子不恶齐声、楚声、宋声等其他国家的新声，单单恶“郑”声，乃至要放“郑”声?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从郑声的传播与接受及郑国本身去寻找
一
从音乐本身来说，郑声有很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它不仪能压倒雅乐，也能使其它各地音乐受其影响，不自觉的吸收它，认同它，郑声代表了俗乐的方向。
据学者们研究，郑声之“淫”主要有二种：“淫于色而害于德”与“过分、过度”。郑声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它与郑风有联系，但并不等于郑风中的郑诗。蔡仲德撰文就郑声之“淫邪”、“”、“淫慢”展开分析。他指出郑声的“淫慢”在于它采用了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等六个方面。辛筠《“郑声淫”辩》将其概括为柔婉琐细，明快和谐，节奏多变，能表达活泼跳跃、比较复杂的感情，听起来抑扬顿挫，扣人心扉。
特别要强调的是郑声注重声色及感官享受，歌舞结合这一主要特点女乐在夏商就已经出现，夏桀之时，有女乐三万，商代盛行“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的女乐。到春秋末年，沉寂的女乐再次兴盛。“邯郸以倡著名，郑女以舞著名，”歌舞结合的郑声富于声色之美，“今郑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惊。”(《淮南子・修务训》)傅毅《舞赋》也描述道：“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妁偷致态。貌燎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所以，很多人都将郑声与美色同提。《荀子・乐论》称：“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吕氏春秋・音初》亦日：“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将郑卫之音与女色同谈，实际上正是郑声与郑舞同存的反映。
以上郑声这些特点，使之很快就在郑国为人们所接受，压倒雅乐成为了流行音乐。另一方面，郑国本位于殷商故地，其音乐受殷商音乐影响，音乐本身就比较发达，“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嵇康《声无哀乐论》)，是俗中的主导者。并且，郑国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诸侯各国往来的交通要道。在政治与商业交往及民间往来中，郑国吸收其他各国的民间音乐，又将自己的新声带到了周围其他国家。郑声所具有的抒情性、表演性、娱乐性特征使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但主要还是郑国音乐向其它诸侯国输出。其输出渠道有四。
其一。政治婚姻输出。春秋各国的政治婚姻中，郑舞被郑女带至所嫁之国。据《左传》、《史记》等记载，春秋时郑国与齐、晋、楚等国缔结婚姻。僖公十七年，郑国曾嫁女与齐桓公，生孝公；郑文公嫁女给楚成王(《郑世家》)，公元前604年与公元前586年，郑国嫁女给晋国；公元前594年，郑女嫁楚庄王；昭公元年，郑公孙段嫁女给楚公子；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也是郑女。春秋时女予出嫁，通常会带有妾媵与乐师，正是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郑国音乐带人异国宫廷之中。
其二，赠女乐(乐师)的外交手段。春秋女乐似乎颇为盛行。齐国曾选“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史记・孔子世家》)，秦国以送女乐的方式乱戎王之政(《韩非子・十过》曾载)等。郑国也曾以赠送女乐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邦交箫鱼之会时，郑人“赂晋候以师悝、师桶以及钟磐女乐”(《左传・襄公十一年》)。郑国还向其它国家赠送乐师。据襄公十五年载，“郑尉氏、司氏之乱”。郑人“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筏、师慧”，师筏、师慧就是郑国当时的乐师。
其三，春秋战争频繁，郑国民众在奔走逃亡中将郑声带到他国。“据《春秋》所计，在三百五十余年的春秋时代中，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言‘师灭’者三次，言‘战’者二十三次，言‘人’者二十七次，言‘进’者二次，言‘袭’者一次，言取言灭者更不可胜计。”各大国欲称霸中原，必先得郑。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中曰：“春秋战争之多莫如郑。”战争导致众多郑国民众流离失所，在客观上促进了郑声的传播。
其四，郑国女子“奔富厚”，进入上层之家。《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镊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春秋时，列强争霸，分别产生了齐、宋、晋、秦、楚、吴、越等强国。这些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商业、巫风巫术等一点也不逊于郑国。作为春秋强国，其政治、军事、经济自不待言。各国也采取措施以利于商业发展。如齐桓公“制过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国语・齐语》)，手工业者还免兵役；晋文公则“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越王勾践也采用“平粜”法，保护农商利益。诸侯国的这些政策促进了各国商业的繁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商业的繁荣，为这些国家接受郑声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活动中诞生了大量凭借财富可与国君分庭抗礼富贵之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繁荣往往最直接地通过人们对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的喜好与追求表现出来。”财富的增长刺激了新兴贵族对于新的音乐消费的需要，也为新乐的生产提供了可能。
春秋时期各地巫风仍然很浓，像郑国“男女亟聚会”“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拂除不祥”这样的巫风仍广为存在。《汉书・地理志》云：“(楚)信巫鬼，重淫祀”，《列子・说符篇》云“楚人鬼而越人”。在对鬼神的淫祀中，男女混杂，两性接触密切。朱熹“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裹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楚辞集注・九歌》)王国维亦云：“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陈国也好巫风。《汉书，地理志》载大姬无子，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
也。”在齐国。则有“巫儿”主祭祀，“在祭祀的仪式上，社日祭祀的主持人或女巫可能要跳一些象征性生活的被后人视为淫猥的宗教舞蹈。”
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很多诸侯国君及贵族多喜好新兴的俗乐，痴迷、陶醉于新乐，有些诸侯国还有自己的“新声”。既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喜好新乐，这些国家具有“郑声”生产相似的音乐土壤，那么当郑声传人时就会被民众迅速接受。在一些记载中，上层贵族乐于“郑声”与“郑舞”者不少。在楚国宫廷。楚庄王“左报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间。”(《史记・楚世家》)“二八齐容，起郑舞些。”(《楚辞・招魂》)在齐国，“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说苑・善说》)“(齐)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列女传》)齐宣王公然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对于齐宣王所说的“世俗之乐”，赵岐的注解是：“直好世俗之乐，谓郑声也。”在秦国，“秦缪公好淫乐，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论衡・谴告》)在晋国，“晋平公说新声”(《国语・晋语八》)，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扬郑卫之浩乐”日：“晋平公说新声，使师延为桑间濮上之乐。濮在卫地，故郑卫之浩乐也，必为郑卫之俗乐。”在赵国，赵烈王给“郑歌者枪、石二人”各赐田万亩(《史记・赵世家》)；在魏国，魏文侯“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乐记・魏文侯》)；这些记载显示了郑声不断向诸侯国传播，不断向后世传播的事实。孔子恶郑声，放郑声，正是他感受到了郑声强大的影响力。
二
在探讨孔子斥郑声，恶郑声时，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郑国是个姬姓国。
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郑声。一次是颜渊“问邦”之时，他说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一次是在《阳货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两次谈话，表明孔子对于郑声发自内心的排斥之情。
郑声的兴起与存在及兴盛，与“礼崩乐坏”相伴随，它是礼崩乐坏的一种标志。当孔子提出“三恶”时，说明至少在当时这三种社会现象已经存在。孔子所谓的“郑声”，并非是新声的泛化，仅指郑国的音乐。这段话的语境透露出孔子对于等级名分(“恶紫之夺朱”)、对于西周雅乐的重视。雅乐主要是用于庙堂祭祀与其它各种典礼的音乐，重节奏而轻旋律，讲究和平中正与庄严肃穆。紫夺朱，郑声乱雅乐分别表明“礼崩”与“乐坏”的现实。孔子之恶郑声，实质上是对周礼的维护。维护周礼，在孔子看来，就是为邦之大要。
春秋末年，伴随着宗法制的瓦解，诸侯国的强大，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各诸侯国的王公贵族及商业巨贾的迅猛崛起，旧有的等级与礼乐制度受到冲击，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音乐消费上，各诸侯国不再满足于礼制的束缚。僭礼之举时有发生。向来“秉周礼”的鲁国也有“八佾舞于庭”之事发生。“代表地主阶级的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利的一种表现。这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礼崩乐坏’，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就是大兴礼乐来巩固封建统治。”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及诸侯国的强大刺激了他们对新乐的消费需求。而这种新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看来，它“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礼记・乐记》)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止，“犹杂子女，不知父子”扰乱人伦。简言之，新声使人沉溺、堕落，进而加速周礼的衰落，加速“礼崩乐坏”的进程。
关于春秋礼崩乐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前人已多有论及，笔者在此只就具有新乐的诸侯国不尊周礼的特殊性做一简单分析。从历史记载上看，齐、楚、宋、卫的越礼似乎都情有可原。从姓氏上说，齐国姜姓，楚国芈姓，宋国子姓。他们或有功于周，或是周“兴灭国，继绝世”的产物。倘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看，其不尊周礼也在情理之中。一些诸侯国特殊的国策或处境的特殊性也使他们对周礼的执行大打折扣。齐国“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简礼”之举表明了齐国对周礼一定程度的疏离。齐王与姑姊妹通奸、管仲设女闾正是这种疏离的外显。后来。管仲重新引入周礼，以礼治国，表现在音乐上有令孔予三月不知肉味，并称之为“尽善尽美”的《韶》乐。可以说，孔子时的齐国，有非“礼”之乐，也有守“礼”之乐。周灭商后，封商贵族微子的后代于宋，宋国本是殷商后裔，自然继承殷商旧俗，其音充满殷商的之音也不足为怪。卫国虽然属于姬姓国。但亦有其特殊性。《左传・定公四年》叙述康叔分封到卫地时称，分给他“殷民七族”，并命令他“皆名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卫地为商代文化的中心，又有大量的殷商遗民，并且还沿袭殷商旧俗。因此，音乐上也必定有殷商之乐。楚国也比较特殊。楚国为子爵，地位最低，经常为中原诸侯所鄙弃。被称为南蛮或荆蛮，甚至被视为仇敌，《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舌之人”，蛮夷之地自然不通礼仪，其为淫声也可以理解。
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审视，郑国的一些行为及“郑声”更反映了“礼崩乐坏”的严重性。前面提到的春秋时期拥有新乐的郑、卫、宋、齐、楚等诸侯国中，只有郑、卫是姬姓国。郑国的始祖郑桓公为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郑国开国三公都是周天子的司徒。据《周礼・地官司徒》，司徒主要“掌邦教”，有十二教，分别是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又“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与周既有君臣之分。又有兄弟之谊，还管礼仪之教。照此说来，无论是从“国”与“家”的角度，还是从本身的职官角度，郑都应遵守周之礼法。事实上，郑虽作为姬姓之国，司徒之职，并不那么守周礼：“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国语・郑语》)郑庄公以天子卿士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春秋一小霸。其间，郑曾与鲁，邾、齐为盟取周之地禾、许，曾败周王所率周、虢、卫、陈、蔡之师及戎师。桓公五年秋，周王以诸侯之师伐郑而败。桓公七年，郑庄公合齐卫之师伐周邑盟、向，周迁二邑之民，郑悉取其地。郑国子产铸刑书。实际上也是对周礼的破坏，故叔向批评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左传・昭公六年》)由于礼制的破坏，以至于有郑祭仲之女
雍姬问其母亲“父与夫孰亲”这个问题时。其母有“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回答(《左传桓公十五年》)。郑国的一系列举动都不符合儒家的行为标准，郑国的音乐又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故而受到了儒家学派的抨击。
先有“礼”然后才有“礼崩”。其他国家白开始就无所谓礼(或礼不甚严)，也就无所谓违礼或“礼崩”。郑国在分封时没有这些特殊性，作为姬姓国，都应当遵守周之礼仪。郑之不守礼，更见礼崩乐坏的程度。在先秦哲学的人己关系中。向来就是先人后己，宽人严己。商汤的辅相伊尹对太甲说：“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伊训》)这种思想更为儒家所发扬。《论语》中，孔子要求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孔子重礼，对违礼行为深恶痛绝。郑国姬姓这一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孔子的“己”类，而非姬姓国则可以归为“他人”类。郑声无大雅之乐，郑国无兄弟、臣子之态，在“善则称人，过则称己”的原则下。孔子不斥“郑”声还能斥谁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不将齐宋楚之音而将郑声与雅乐相比，很显然含有对郑声的礼乐期待。
三
晋文公的霸业
晋文公重耳命途多舛。作为大国，晋总是祸起萧墙，内乱不已。纵观当时的所有大国，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上一代的诸侯国君宠信某姬，故废长立幼，而幼子为了稳固自身统治，相煎太急并招来后世之乱。重耳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在重耳的亡命生涯中，先后居于蒲、狄、卫、齐、曹、宋、郑、楚、秦九国。楚成王对重耳十分看重，与前面两位诸侯一样厚待他。一段时间后，重耳终于等来了命运的转折点，秦穆公因秦晋常年争霸而无余力西进，于是决定招重耳入秦，将自己的女儿怀赢嫁给他，这就是“秦晋之好”的由来之一。随后重耳在秦穆公大军护送下返晋继位，是为晋文公。通过政治婚姻，秦晋达成协议，双方终于能够抽身出来对付最大的威胁——楚。
楚成王通过20余年的苦心经营并在泓之战打败宋，十分希望能够一鼓作气彻底控制中原。这时不与楚通盟好者只剩下齐、晋和秦三个国家。春秋时代也逐渐向这四大国争霸天下的节奏演进。晋文公主政，已在晚年的楚成王就遇到了最大的对手。晋文公继承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联合秦齐，与楚决战。
公元前636年，狄人攻周，周襄王一无武力，二无威信，只得出逃于郑。秦穆公本想救援，但无奈其东进通道只能穿越晋，这就给了晋文公一个最好的机会。狐偃建议晋文公说：“求援诸侯不如自己做出表率，这样诸侯才会更加信任你，而且这是大义所在。”晋文公纳谏并与秦商洽由晋就近出兵，成功勤王，护驾回銮。通过这次行动，晋不仅获得了诸侯的信任，而且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南阳之地的开拓之权，这成为晋日后出入中原的基点。同年，晋还协助秦袭取楚地，并打通武关、荆紫关，由此将秦国导向楚地。另一方面，重耳厚交宋国，宋很快便叛楚通晋。就在这时，齐鲁两国正巧发生摩擦，而鲁求援于楚，后者派大军伐齐，并分出一部分兵力围宋，以治其叛楚通晋之罪。宋只能求援于晋，晋文公重臣先轸建议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爆发，晋文公大获全胜，随后他又控制了处于中原中心的郑，于是有了践土之盟。践土之会确立了晋文公诸侯长的地位。如果单纯讨论时间的话，晋文公仅仅治晋四年便有此作为，或许可称为政治奇迹。须知，齐桓公用管仲凡30年才有此成就，更无论秦穆公用百里奚治秦20年以及楚成王用令尹子文治楚30年尚未能够彻底称霸诸侯。但是，晋文公天不假年，卒于公元前628年。而后，周天子威仪一降再降，中原地区则逐渐进入了晋楚秦齐四国逐鹿的格局。
楚庄王问鼎天下
秦没有参加践土之会，自然源自对晋霸政的不满。早在晋文公攻郑时，秦国便认为晋取郑必有利于晋，而对秦而言，只能是坐观晋的强大，遂与郑结盟，并使人驻守于郑。“秦晋之好”开始松动。最终秦晋因郑而战，即为崤函之战，虽然晋军获胜，但是西边的邻居变成敌人，这对楚国来说就是最佳时机。之后不久，楚国出现了那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楚庄王先平定了附庸国的叛乱，并逐渐萌生了北上图霸之志。中原诸侯仍以晋实力最强，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强却仍非晋之对手。楚庄王励精图治，以孙叔敖为令尹，几年之间西联秦国，东盟吴越，对中原则纳交鲁曹，征服郑宋陈蔡，甚至耀兵王畿，问九鼎之大小轻重，是为“问鼎中原”。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打到洛水边，在周都洛阳陈兵示威。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傲然地对王孙满说：“你不要阻止铸鼎之事，我们楚国只要把折断的钩（一种铜兵器）尖收集起来，就足够铸造九鼎了。”显然楚庄王问鼎，必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王孙满态度强硬的严词斥责，楚庄王只好退出周疆。这就是“问鼎中原”一词的来历。
启 示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两种统御之道，即王道和霸道。楚国通常以霸道行事，而王道含量较少，故其征服中原诸国，确能称霸一时，不论是楚成王还是楚庄王都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但是这种霸道缺乏持续性。荆楚蛮夷之名不除，楚就很难成为长久的霸主。反观齐晋两国，以王道和霸道并行，收效甚好。但中原诸大国，总是祸起于内乱，子孙不能守祖上之业。反倒是秦楚两国在继承问题上解决得最好，最终秦楚也成为战国后期的两极。
晋文公重耳流亡外国19年之久，遍览各国局势，这在其霸业建立过程中都是无形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重耳在诸国包括楚都受到厚待，这说明春秋时期的周礼至此仍然有约束作用，道德的感召力仍然是各国十分看重的内容。晋文公如果没有通过勤王取信天下，必然不会有城濮一战时各国的支持。但是也该看到，晋文公通过解决西秦之患，驱秦吞楚，强取郑卫，这都是霸道的践行。楚庄王在霸道的执行上更可谓登峰造极，结盟诸侯孤立强晋，战争总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但是若欲维护霸权的持久，对外就需要加入更多的王道以得各国支持，对内则需处理好子嗣继承之事。因此，在楚庄王称霸不久之后，晋国才能东山再起，并将这次霸权延迟至80余年。
摘要：黄国先民即夏商时期东夷之一支的黄夷。因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被楚所亡是在情理之中。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中原文化水准。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既是一个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古黄国处于江淮之间，守东方诸国西入淮河上游的门户，当南楚北进中原之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鲁僖公十二年(前648)黄国为楚人所灭。黄国属东夷之国，处于楚与中原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机地融合了中原文化、东夷文化与楚文化。对黄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探讨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与进程。
一、黄国族源论考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司马迁《史记》所记，黄国为伯翳(柏翳)之后：“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日：‘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日：‘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司马迁所提到的赢姓之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为诸侯者有江苏的徐国、山东的郯国、莒国，安徽的终黎国，河南境内的黄国、江国，迁至陕西的秦国。对于赢姓之始祖，史载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吴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于鲁，向鲁人讲述自己祖先的故事，让孔子十分佩服，并虚心向郯子学习。郯国与黄国源出同一祖先，且并为赢姓，可见关于史书对赢姓族源的认定是可靠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赢姓的黄国为祝融之后陆终的始封之地，黄人亦为陆终之后。宋人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载：“黄氏，赢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赢姓十四氏之一也。楚有春申君黄歇也。”据此，诸多黄氏的族谱也多采此说，以追溯自己姓氏的族源，《福建莆阳黄氏百代世谱》、《台湾江夏黄氏世谱》及《台湾江夏兴华军城黄氏祖谱》也曾记载：陆终，伯益次子，号吴回，兄帝太康失国，弟复焉，受封于河南潢川定城西二十里黄国。实际上，陆终之后封于黄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无记载。此种说法的可信性有待考证。赢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当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夏、商和西周时期，为了打击东夷和淮夷部族，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甚至到了河南西部地区。其中，到达西部最远者便是黄国和江国。黄国的前身当为《后汉书》中所提到的九夷之一的“黄夷”。
综上所述，赢姓远祖当为东方部族的少吴氏后裔，至舜、禹之时，其近祖伯益(伯翳)与偃姓的皋陶同时受封于山东和淮河中下游地区，为赢姓，秦、徐、郯、莒、黄、江等方国同祖同宗。赢姓部族与东方其他部族被夏人、商人和周人视为东夷，黄国原为夏商时期活动于淮河流域的黄夷，在夏商的军事压力之下西迁至安徽与河南交界处，这便是周代时黄国的前身。
二、黄国的盛衰
西周初年，管叔、蔡叔协同殷之遗民叛乱，东夷诸部族也闻风而起，周公奉命东征，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又挥师东进，伐淮夷，那些被周王朝认为最有危险性的和顽抗到底的东夷或淮夷部族最终被完全剿灭，而归顺周王朝和没有卷入战争的部族被封赏。当时已进入淮河上游的黄国在这场战争中当处于清醒的观望之中，所以得以保全，并作为周王朝姬姓诸国的南方屏障而被封为异姓方国。
《春秋》与《左传》提到黄国时，多称“黄”或“黄人”，不见称其爵号，《潢川县志》言：“周成王平定东夷后大封诸侯，黄国为当时的诸侯国之一，赢姓子爵。”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证实了黄国君主的爵位，出土的“黄夫人盂”，其铭日：“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黄夫人即黄国国君的嫡妻，此盂为黄国国君为自己妻子所作，铭日“黄子”，正可证实其爵位。史料中没有关于黄国被封的具体时间，从西周初期的时局来推测，黄国接受周王朝分封的时间应当在成王、周公东征结束之后。周王朝分封这些异姓方国的目的在于：分化东夷与淮夷，收拢与安定人心，稳定淮河流域的形势。当然西周王朝的政治家们对这些异姓方国并不放心，所以就在附近同时建立了诸如蒋、息、沈等以监视和牵制它们。黄国以今天的潢川县为中心，其区域包括今潢川全部，光山县、罗山县、信阳县、商城县的大部及鄂东北边缘地带。除1983年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又在该墓西北165米处的天鹅墩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年代为春秋早期与中期之际，即公元前670年左右。从而证明这里是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地。在罗山高店乡还发现两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第一批盘和厘上有铭文“侯君单”，属黄国贵族，侯君是其称号。第二批5件铜器上有“侯季宿车”的铭文，也属黄国侯君的家族。在信阳杨河还出土“侯仲子”铜削。表明黄国侯君的封邑在罗山和信阳之间，西接申国。以此来看，黄国在当时确实属于江淮之间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故都便在今潢川县城附近。在河南潢川县城西约6公里的隆古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黄国故城。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诸侯国都城垣之一。
关于黄国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始于桓公八年：“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蘧章让黄。”⑨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会盟北方诸侯，也是第一次征伐北方诸侯国。楚子选择约会诸侯的地方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钟祥东)，独黄国和随国不与会。楚军便沿汉水流域北下，报复黄国与随国，这一次北征，楚国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淮河流域诸侯国的实力，同时也在于检验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没有趁机东进以攻黄国，在大败随国之后，楚与随盟约而去，使黄国逃脱一次劫乱。楚文王和成王时期，加快了北征的步伐，开始征服和吞灭江、汉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诸侯国，先后讨随、伐申、征蔡、亡息、灭邓。在征服江、汉间小国之后，楚人实力得以大大向北延伸，并以江、汉为大前方，沿淮河东进，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伐黄，败黄师于碚陵”。此次伐黄是为报30年前黄国拒不奉楚人召唤之愤，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楚人意在打通由黄国通往淮河中游的通道，从而可以顺利地东进淮河中游诸小国，又可以北人中原，与中原大国直接对抗。可能是遇到了黄人较为坚强的抵抗，虽然败黄人，但也不得已而退兵。遭此打击之后，黄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北方大国寻求保护。就在鲁僖公二年齐、宋等中原大国盟于贯(今山东曹县南)，主要商讨对付北进的楚国，黄国听说之后，也参加了这个会盟。“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④江人与黄人虽与中原联系不多，但是在此时，北方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为了孤立楚国，正有意将中原与楚之间的小国纳入自己保护之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黄人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方集团。前656年，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联军发动了攻击楚及其盟国蔡国的战役，迫于中原诸侯的压力，楚人与中原诸侯盟于召陵，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当中原诸侯罢兵之后，楚成王于次年以子文为大将，率师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⑧。弦亡之后，土地沦为楚人所有，于是此时楚之境已与黄国接壤。5年之后，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第二年楚人终于灭掉了黄国。黄国于周初立国，存在了400多年。
探究黄国灭亡的原因，《左传·僖公十二年》说：“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故而被楚所灭。《左传》字里行间透露出：黄之亡是因为黄人自恃与齐结盟而不向楚人称臣、纳贡。《谷梁传》则认为是齐国将黄国拉人中原同盟而促使黄之早亡。所以《谷梁传》云：“贯之盟，管仲日：‘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⑩黄国之亡，固然与黄人恃齐之盟而不近楚人、对楚疏于防范等因素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来自于楚国独占江淮、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楚人打通了江汉地区、占据豫西南之后，此间的诸小国无力与强悍的楚人对抗，而中原诸侯又不能及时救援，这些方国被楚一个一个蚕食掉是在情理当中的。无论黄国是否与中原结盟，无论黄人是否对楚纳贡，也无论黄人是否加强戒备，都不会逃脱被灭亡的命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北方较强大的陈国、蔡国、许国等，楚国也是几亡之而几复之，况如黄国这样的小国呢。我们说黄国被楚灭势在必行主要是因为黄国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占有黄国，楚人就打通了东人淮河中游诸国的门户，也扫清了淮河以南的最大障碍，从而为后来出入中原提供巨大的便利。
黄国被亡之后，楚国并没有灭绝黄人，而是将其子民继续留在黄地。据今存的《叔单鼎铭》云：“惟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杨伯峻先生考证说：“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日‘系君’。”@黄人后裔人楚之后，有一部分在楚国为官，最著名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
三、黄国的文化特征
由于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既有东夷或淮夷的文化因子，又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楚文化影响。黄国文化在融合多元文化因子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成。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今天传世的黄国青铜器数量众多，且有很高的工艺，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小国家相比，黄国青铜铸造技术要高明得多，经济也相当地发达。传世的青铜器有黄君簋、黄君孟鼎、黄君孟壶、黄君孟豆、黄夫人益、黄夫人孟姬鬲、黄大子白克盘、单鼎、单盘、单匝、侯季宿车壶等。从考古来看，目前所发掘的影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能反映黄国文化特色和文化地位的两座大墓是在光山县宝相寺一带的黄君孟夫女合葬墓和相邻的黄季佗父墓。从葬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黄国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黄国文化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相比具有独特性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185件玉器，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个别立体圆雕如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黄季佗父墓100余件金属弹簧，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弹簧标本。“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铜礼器均为紫铜色，与春秋早期的其他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且制作精美，器壁较薄，开创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尤其是黄夫人孟姬墓中的冲压纹铜盒在国内是首次发现。黄夫人孟姬彩绘棺也是国内最早的实物资料。玉雕男人头像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玉环，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人种和神话崇拜是较为珍贵的资料。孟姬完整的发型和头发实物是春秋考古的特例。蚕丝织成的6件紫色绣绢，为中国蚕丝纺织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中国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
2．承袭中原文化特点
黄国贵族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显然是采用了中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黄国青铜器，从黄君夫妇墓的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匝看，与虢国墓地的器物组合相接近；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也为周式，而使用青膏泥填封墓室，则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文化习俗。黄君夫妇墓的绝大部分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地区墓中器物相近似。器物风格总体上与中原接近，承袭了周文化的质朴与厚重。黄国文化以中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黄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有关。1966年京山苏家垅及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器群中都能见到黄国器物，其中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鼎中铸有“黄季作季赢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另出土有“叔姬簋”，铭文云：“叔姬需迮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埔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证明了黄与曾的通婚关系。
3．保留着原有的东夷文化因子
黄君墓中双鼎同出，这是在东夷、淮夷墓中常见现象，它与中原地区“鼎俎奇而笾豆偶”、诸侯用九鼎或七鼎的礼制有别。黄夫人墓随葬的两件曲錾益常见于安徽、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这种淮夷式的盂多呈觑形、束腰，很有地方特色。黄君夫妇墓所出铜器铭文透出作为夷人的文化心理，凡是黄君自作器，一律自称为“黄君”，表明其黄国君主的身份，而与中原诸国自称伯、公、侯等不同；因为他的夫人孟姬是一位与周族同姓的姬姓女子，所以黄君为夫人作器，却一律称“黄子”，因周封黄为子爵。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与北方周王朝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黄国也将自己边缘化、独立化，在内心中却并不认为自己当归属于周天子统辖，它体现出从夏、商以来东夷人共同的文化心理。4．黄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过程，并对周边方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君孟夫妇墓与黄季佗父墓上均有高出地面数米的封土堆，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最早例证。在古代楚地，采用的是平地起坟的土墩墓制；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般遵循着“墓而不坟”的文化传统。这南北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交流，从而在黄国文化中得到融合。这种墓制最终成为后代中国最典型的墓葬方式。李学勤先生将在光山发现的黄君夫妇合葬墓和在平桥发现的芈姓樊国君夔和夫人龙赢合葬墓相比，得出结论说：“这两座墓都在今河南南端，处于北纬320北一条横线上。它们的共同点是，开成两人骈列的一大墓坑之中的合葬墓……樊君既为楚人芈姓，何以其墓制与黄墓类似?揣测这是由于樊夫人的缘故。樊夫人是龙赢，当地附近赢姓国只有江、黄。她大概是江、黄人甚至就是黄国公族之女，因此把母家的习俗带到那里来了……宝相寺墓代表了黄国自有的礼俗，而这种礼俗对周围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抄书人 洛阳纸贵 抄书现象 抄书精神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史载左思为写三都赋，“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中他在家里的各处放上纸笔、书本，每读到好的地方，就提笔抄写。这些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抄书主体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抄书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书现象十分普遍。与“洛阳纸贵”相似的情况很多，如南朝学者谢灵运（385―433年）是我国山水诗派的创始人，史载“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抄书现象的繁荣由前展而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①。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像他们这些产生之初的抄书人，从奴隶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有着一些鲜明的特点。
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抄书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方可充当这种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佣工”。张仪、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志趣相投，早年曾从师鬼谷子，过着虽然清贫但是志向远大、刻苦学习的生活。抄写不仅为抄书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其入仕准备了条件。抄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对于一般的浏览，持续不断接触典籍的抄写活动在加强记忆的基础上，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张、苏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写员而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一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与抄书的经历不无关系。那时，抄写内容多是记载“圣人之言”的“天下良书”。抄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以宣传孔子学说为主要目的，打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基石。
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接着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在抄书尚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零星记录了一些抄书人和抄书现象。 “（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②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 “（李合）常以佣书自给”。③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④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⑤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晋代，纸替代了简牍、缣帛，开始普遍使用。史载，东晋崇德太后令曰：“临纸悲塞，如何可言。”西晋名将刘锟（271―318年）面对圣旨，“伏纸饮泪”。可见当时纸张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书写的必需品，就连圣旨也写在纸张上。鉴于纸作为书写材料的诸多优点，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代晋自立，并下令：“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另外，书写工具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创新。晋代，一种优良的毛笔产生，它的笔头由紫毫兔毛制成，笔锋较短，坚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采自天然的墨先比质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产制作技术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国魏时书法家韦诞发明的“一点如漆”的优质人工墨。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进，使抄书人队伍迅速扩大，抄书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⑥。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曾出使西域。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⑦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⑧，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写书自给”⑨，后来官至奋武将军。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⑩，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入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崔亮(生卒年不详) “居贫，佣书自业”⑾，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士。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⑿。后来官至尚书。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⒀。后来官至孝昌相。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⒁，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⒂，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入仕途，成功名外，它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在抄书中长期临写汉字，练就一手好字，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称“经生”，如前所述释僧肇。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虽然还存在着，但仅仅为了特殊用途，不再是社会普遍现象。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
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和此后的抄书人初步摆脱了奴隶制社会人身的不自由，在封建制社会中服务于封建主。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记载了出售自己雇人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人；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这应是我国关于图书发行的最早记录，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
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抄书人充当了传播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通过抄书，一些珍贵的、稀缺的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通过抄书，中国古代的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发展、繁荣；通过抄书，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创新；通过抄书，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开始萌芽、出现。蕴含在“抄书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经过历代抄书人不断地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⒃的张仪、苏秦，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①⒃（晋）王嘉：《拾遗记・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②（南朝）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③（北宋）李 等，《太平御览・李合别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④（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⑤（东汉）桓谭：《桓子新论》，中华书局，1925
⑥（南朝）范晔：《后汉书・班超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⑦（晋）王嘉：《拾遗记・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⑧（南朝）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⑨（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⑩（唐）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⑾（唐）李延寿 等：《北史・列传第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⑿（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阚泽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⒀（唐）李延寿 等：《南史・陶弘景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⒁（北魏）魏收：《魏书・列传第四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⒂（南朝）释慧皎，《高僧传・释僧肇传》，中华书局，2006
（作者：郑州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