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的提纲范文

时间:2023-10-26 17:53:57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1

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总之,《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决裂,由此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上建立起来。当然,这种认识定格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认识基础条件上,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特别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从构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突出贡献。况且,马克思哲学成果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之上,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某种角度、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费尔巴哈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2

关键词:人的本质;人民群众;环境;实践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61-02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哲学思路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思想的一个总清算,批判了鲍威尔的英雄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发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存在的缺陷,确立了新的哲学立场,以实践为核心建立了新的世界观、人性论;提出了实践活动是人民群众与环境辩证关系的基础;人民群众是改造世界的主体,这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

一、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确立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从人的历史性与现实社会性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马克思认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0。一方面,费尔巴哈撇开了人的历史性来说明人的本质,他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把宗教情感固定为独立的东西,这使得“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54、恩格斯指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241另一方面,费尔巴哈没有从人的现实社会性把握人的本质,“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60,而“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现实的关系”[1]49。在关于人的本质上,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1]60,费尔巴哈对于人的考察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1]59,他看到了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把握人的本质,便会向宗教寻求帮助,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关于宗教世俗本质见解的同时,指出费尔巴哈的这一见解具有不彻底性,他认为费尔巴哈“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1]59。费尔巴哈在《基督教本质》一书中说:“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的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3]28他仅仅认为人是一个感性的存在,没有把人放在特定的现实社会、历史中去考察人的本质属性,实际上不仅割裂了人的意识不同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割裂了人的精神属性与生理机体属性之间的本质联系,割裂了人们的意识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因而,费尔巴哈看不到“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不能正确说明宗教产生的社会和阶级根源,无法以世俗本身的矛盾为基础,也就不能正确认识人的本质。

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通过直观发现“人自身”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这种感性还是没有摆脱“抽象的意识”,他讲的“主体”和“实践”仍然是抽象的,人民群众不仅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在历史与社会现实中能动地通过“感性活动”这一实践过程来改造世界,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要在一定的历史维度中去考察,“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58而马克思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从“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活动来认识人的本质,“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二、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过分夸大“天才”人物在环境和教育中的作用最终会陷入英雄史观,提出实践活动是人民群众与环境辩证关系的基础

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55,这里的“唯物主义学说”主要是源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的观点,后来为德国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所继承。他们认为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教育和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这里所讲的环境主要指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决定论”的典型代表爱尔维修说:“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这种幸福既取决于支配人们生活和法律,也取决于人们所接受的教育。”[4]478紧接着他又指出“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教育使人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了”。马克思指出他们夸大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在教育和环境中的能动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使得改变的环境和教育又影响着自身的发展,实践在改造环境和人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与环境的基础。环境决定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说“人们在一种自由的统治下,是坦率的、忠诚的、勤奋的、人道的;在一种专制统治下,则是卑鄙的、欺诈的、恶劣的,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气;他们在性格上的这种区别,乃是这两种统治下所受的教育不同的结果”[4]465,环境决定论者认为良好的教育和环境塑造良好的个人品质而改变糟糕的环境的任务落在了天才人物的身上,天才人物是天生的统治者和教育者,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由少数精英决定,受环境影响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杰出人物即少数人是改变环境的主体力量,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认为只有依靠天才人物发现真理,自上而下改变环境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陷入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忽视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没有意识到天才也是受环境和教育的制约,最终导致“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1]55,形成相应的社会等级观念,否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的主体正是绝大多数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环境改变人,同时人在实践中也在改变环境,人(主体与环境(客体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它既是一种人民群众对环境的改造过程,同时也是客体对主体影响的过程,是主体的自我改造过程,,马克思肯定人民群众这一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得出了革命的实践结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5

三、马克思指出了旧哲学的缺陷,提出人民群众是改变世界的主体,哲学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在功能上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1]96,而马克思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确立了新的世界观,在功能上不仅要解释世界、发现客观规律,还要能动地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需要理论做指导,而当时哲学界出现了现实和群众相脱离的现象。马克思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们在念些什么。”[5]120而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从而形成科学的理论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在《提纲》完成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意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152,这同样突出强调了科学的理论要为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服务来改造世界。马克思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是源于他亲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伟大力量,《提纲》对哲学理论要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实践服务的强调对旧哲学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回应。

四、结论

《提纲》是马克思同唯心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的标志,他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存在的缺陷,而且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以实践为核心建立了新的世界观、人性论。实践活动贯穿于人民群众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民群众在实践过程中改变着环境,环境也影响着人民群众,杰出人物同样也受环境的制约,改造世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我们应该在历史与现实社会的维度中去把握人的本质,在社会关系中发现人的本质属性,生产关系(交往形式是诸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有的特征的社会。”[7]487他还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8]221有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诸多关系中去把握人的本质,发现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和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继《神圣家族》之后的第二部合作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荣震华,王太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3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一个思想提纲,是马克思对自己新唯物主义的第一次描述。在短短的11条提纲中,马克思用一千多字时刻围绕“实践”这一主线,从根本上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社会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因此,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文件”,《提纲》以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过程中的里程碑身份而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基础。

一、《提纲》解析及实践哲学

(一)《提纲》的基本构架

《提纲》全文不足1500字,短短的十一条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相互关联。全文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本点(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新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

《提纲》第一条开门见山对以往一切哲学进行总体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庸俗的、被动的,其主体是物而不是人。旧唯物主义的要害在于,它没有理解到现存的社会是一种自我分裂的社会,它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只有揭示了异化劳动这世俗的根源,才可能通过扬弃劳动的异化性质而建立起属于人的世界。然而自我分裂的社会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因此属人的社会要以对象化的劳动,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基础。以往旧哲学对实践的不理解致使其不能革命批判地对待现实的世界,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确定了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定位和所面临的双重任务,明确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切入点――以实践为核心的认识论。他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传统哲学中如康德认为认识的真理性在彼岸世界,马克思则坚决否定彼岸的存在,认为认识的真理性在现实之中,真理性即现实性。

《提纲》的三至九条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概括总结传统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局限性,首次将实践观点应用于现实社会研究领域,确立了以现实生活世界为对象的哲学基本思路。马克思实然性的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离开社会,孤立地考察人的结果。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而不是某种远离实践的因素,“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正是实践范畴的引入,导致了哲学革命性的变革。

《提纲》最后一部分通过对比新旧唯物主义,指出哲学的价值取向在于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其功能在于指导实践。旧哲学认为“立脚点是‘市民’社会”: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家庭”,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在利益双方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始终存在矛盾,且属个人的私人利益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公共利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他认为国家权力如同上帝天国一样是虚幻共同体,在现实社会是不存在的。他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从本质上颠覆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立场,坚持要回到现实社会、回到历史当中,确定了人的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宗教,其所旨在的终究关怀是为提升人类的水平,使人由现实理解引向未来,给人一种面向未来的趋向,号召人们向共产主义迈进。他主张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仅仅认识世界还不是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纠正了哲学的功能,催生哲学体系变化。

(二)实践哲学

马克思的学说可以称之为实践哲学,实践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它不仅包含物质生产活动,还包含人改造或创造人自身及其所处世界的一切活动。这种实践有多种规定性,如自由、创造性、感性、批判性、革命性等等。人与环境都是由人的创造性产生的人,在现实意义上而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世界中创造着自己的存在方式,“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然而现存的社会是一种自我分裂的社会,人的自我异化导致现实世界处于分裂状态,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扬弃这种分裂。一切认识问题,无论是“抽象的思维”还是“感性的直观”,本质问题上都是实践的问题,因此新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从实践的角度才能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马克思将实践观念引入认识论,认为世界是由关系产生的而非由实体产生的。马克思虽然没有本体论观点,但却有本体观,他认为世界是由人和客体的关系生成的,通过认识论阐发本体观。纵观《提纲》全文,紧扣实践这一主线,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阐述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科学的说明了人的本质。《提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石,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我党夺取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指引。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本,也是我国坚持不懈追随的活的灵魂。我国始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不仅由于时代背景的需要,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提供了契机,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创造性地将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思想。它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为我国取得政权做出了巨大的功绩。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理论飞跃,为后来中国稳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转折的年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形,并借鉴其他社会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解决了改革开放的问题,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邓小平理论传承了思想中的实践基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眼光看世界,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制定了“引进来,走出去”的策略,为新中国建设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既思想之后我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又一次飞跃。

“律人必先律己”,在确定中国发展战略方向之后,我国执政领导人必须进行自身的党建建设。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在继承前两展的基础之上,确实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要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之上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时间推逝进21世纪,我国早已完成“三步走”战略目标,且不断朝更高更好迈进。21世纪的中国不单单是中国的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面对全世界的迅猛发展,中国不仅没有落后,反而在许多领域成为世界领先。与时俱进而产生的“科学发展观”是确保中国继续进步的顽强力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根本依据,新世纪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现实基础,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借鉴。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坚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采用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现实中的实践问题,加大对民生、三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关注,更加注重惠民、惠国问题。科学发展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具体结合我国的实际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之根,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的发展又不断指引着我国继续向繁荣强大不断迈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导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3]陈波,刘俊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4]吴德希.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作者简介: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4

论文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旧唯物主义、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一1846年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后来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被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一个文件”。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表述了新的哲学世界观。今天,我们重读这两篇光辉论著,深刻理解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怎样批判旧唯物主义,解决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所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从而更加深刻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马克思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那么提纲的第一条则可以说是提纲的核心,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而且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既不象唯心主义哲学那样,从抽象的人类精神活动派生物的角度去理解,也不象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且要把人的实践活动当作真正的人的活动,当作客观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也才能理解!日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在十一条《提纲》中,一共有三条是从世界观方面批评旧唯物主义的。除了第一条前面阐述的外,还有第五条中指出:“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提纲》第九条又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事实、现实、感性”这三个词,在费尔巴哈著作中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感性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作为肉体的人,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了费尔巴哈“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了解现存的东西。”费尔巴哈证明某物或某人同时也就是某物某人的本质。这样,事物、现实、感性的客体存在似乎就是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了。马克思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 工业 发展 状况的产物,是 历史 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言而喻的是,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的新唯物主义,要求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是因为这种活动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之所在,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所以把它称作新唯物主义,是因为其内容的前一个方面,表明它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哲学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而其内容的后一个方面则表明它是一种和旧唯物主义有区别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具体地发展了能动方向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进行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哲学观上的革命,是从哲学观上对旧哲学的否定,在这种新的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主要宗旨和功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样,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上,也就否定了那种把世界观仅仅看成是关于世界本体的知识体系的旧哲学观。新的哲学观是应当这样理解世界观的:世界观不是人的观察世界结果的知识体系,而是人们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它所关注的不是那种以外的自在之物,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强调的不是人对自在世界的顺从,而是人对外部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因此,世界观是人以自身的眼光,从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对世界的理解和根本态度,世界观所反映的主要不是自在的非人世界的客观状态,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性质和状态。其功能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全面解放提供一个最高的根据和尺度。这样理解,才能把新世界同新哲学观统一起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在这种新世界观中当然包含着人们对外部 自然 世界先在性的本体论承诺,包含着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意义上的理解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人们对外部自然物质世界的一种实践态度和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和解放的价值追求。伴随着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也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已经不是去寻找世界的本源和本体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对待世界的实践态度和评价世界的实践标准,已经不是寻找世界的抽象本体,而是要使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现在事物,其目的和功能是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的、实践的批判,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论,是人的生存论、发展论、解放论。

   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对此,马克思在完成《提纲》不久,他又与恩格斯合作一起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受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的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们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 历史 发展 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史观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 规律 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 科学 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 经济 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一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又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既确认外部 自然 界的优先地位,又把人类的劳动实践看作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样,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既同“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但是,马克思同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象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似乎超越和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因为马克思是以唯物主义为立足点去吸取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的合理因素的,因而在这里就只有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创立新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不存在超越和综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问题。正如在前面所论述的,马克思在《提纲》的十一条中的共计有四条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之间对立的角度,评论黑格尔是“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历史”的“实证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则把历史排斥在视野之外,同历史完全脱离,而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却左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5

[论文摘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以看作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萌芽,这是以他在主体感性理论问题上完成的重大突破为开端的。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对主体感性的内涵的把握是片面的。马克思为主体感性理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理论视角,使主体感性通过实践获得了自身的完满统一。这一理论突破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并成为实践唯物论的一块奠基石。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应当看作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奠基。这块基石是马克思在主体感性理论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时奠定的。这一理论突破的完成,使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求解获得了科学认识的工具和基础,从而成为他建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里程碑。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完成这一突破的?它的意义何在?本文拟对此作一粗略的考察。

所谓“主体感性”这个概念的完整内涵,是指主体性与主体的感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它所回答的乃是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关系问题。对于此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主体感性理论。虽然马克思极少直接使用“主体感性”这一概念,但马克思关于“人的感觉”、“人的感性活动”等概念的论述中,却蕴含着深刻的主体感性理论。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以前有关主体感性理论的历史形态,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马克思在主体感性理论上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完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视角转换。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对“主体感性”内涵的把握是片面的。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复论争,充分显示了它们各自的片面性。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传统,把主体性放到理性自足性中予以考察;而休谟作为经验论的代表,则持相反的立场和态度。在休谟看来,不论是观念,还是印象,其根源都是感觉经验的运动。继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之后,康德曾试图调和两种截然相反的传统,提出了感觉和思维的互补问题。但由于他借助先天地存在于人的认识结构中的感性形式,结果将感性形式归结为主体的规定。黑格尔进而试图说明,理性的普遍形式与具体的感性对象以及人的现实感性存在,它们在内容上相互统一的关系,即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应当说,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包含了一定的科学价值,但他毕竟是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他这种对主体感性的提升仅仅局限在唯心主义的范围内,从而窒息了他的理论的生长点。可见,不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主体感性理论就不可能回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这个任务,黑格尔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完成。

那么,旧唯物主义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呢?思想史的事实作了否定的回答。因为,不仅唯心主义在主体感性问题上割裂了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统一,而且旧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偏执。例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将感性主体直接归为客体。他明确指出:“感性之概念,已经包含在‘外于我们的存在’这个典型的说法之中了。”[1]“要称得上是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就得不依赖于我的‘自己规定自己’,不依赖于我的活动——而我不由自主地为其所规定——,并且,即使我并不存在,并不想到、感到它,它也依旧存在。”[1]尽管费尔巴哈认为只有感性的人和自然界才是最根本最真实的,但他考察人的方法却是形而上学的。他把人仅仅看作感性的存在,只承认生物学意义上的、感性的、单独的人,而看不到真实存在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完全否定了认识过程中作为能动主体的人的建构作用。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它第一次为主体感性理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理论视角,从而将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内在地和有机地统一起来了。诚然,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完成的重大突破,也经历了一个自我修正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早在做博士论文时,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感性理论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2]但这时的马克思还未能突破黑格尔将人的自由根本上当作是人的意识自由这一观点。在办《莱茵报》时期,由于工作的关系,马克思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入了解并体验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中的各种状况。这促使马克思将人放到现实中去研究,更重视物质自然的与现实感性的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主体感性问题多有阐述,尤其是在对“人化自然”这一思想的论述中。所谓“人化自然”,也就是人感觉其对象的存在。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所以“人化自然”这一提法,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另一种表述。由于主体的感性的丰富性,人的本质在对象中展开的感性形式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情景,由此才有了人化自然的丰富性。所以人化的自然,在理想的条件下应该是能够充分显示人的主体本质的自然。“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3]显然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触及到主体感性是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思想。但是,由于写作《手稿》时候的马克思主要是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来清算黑格尔,因而要在主体感性理论问题上完成决定性的突破,还有待于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彻底决裂。

马克思这项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的。在《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主体感性理论上的根本缺陷: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既担负“思想主体”又担负“思想客体”的唯心主义主体观固然是完全错误的;而费尔巴哈的“感性客体”把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否定了,从而陷入直观的、被动的唯物论,也是肤浅的。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由于费尔巴哈回避主体的人的活动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4]在论证主体感性的作用问题上,马克思走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方面,他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回避主体的人的活动与作用,而是使问题又回到主体的能动方面。他认识到,只有在主体感性的参与下,才有认识的发生,否则就不可能建构起任何认识论。为此,马克思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决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主体感性束缚在思想和观念所决定的范围,而是把主体的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物质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他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4]这样,按照马克思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实践活动被赋予一身二任的品格,既体现了认识活动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体现了认识活动的客体性原则,从而使主体感性在实践中获得了自身的完满统一。由此而唯物辩证地说明了主体感性的作用问题,在批驳唯心主义的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从而在主体感性理论问题上完成了革命性的变革。

马克思在主体感性理论上的突破,不仅使认识论奠定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上,而且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从而超越了认识论的狭隘视界,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根据当前的探索与认识,马克思主体感性理论具有以下的“元哲学”意义。

首先,马克思为解决认识过程的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统一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从而标志着认识论的一场革命。继《提纲》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尽管特别强调自然科学的直观,但按照他的思想方法,离开主体的感性的活动,甚至连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能达到目的和获得材料。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5]旧唯物论强调人是物质世界的产物,强调外部客观世界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人类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把人理解为消极的、被动的力量,把对象世界理解为一种客体的直观形式。旧唯物论的缺陷正好反衬了马克思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把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统一关系引入了认识论,使认识的客观性和认识活动的丰富性有了坚实的生动的依据。

其次,马克思的主体感性理论为揭开人的本质之谜和历史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是因为,只有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感性,才能正确理解实践和理解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的主体感性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内在地融为一体。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这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人所从事的社会生活,都是主体的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他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历史观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指出,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正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5]“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5]费尔巴哈由于不了解主体感性的作用,反而把直观看作最好的认识手段。他用直观的方法来看待人,只能直观到活生生的肉体的人;他用直观的方法来观察人的“完整性”,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肉体上的完整性。他对人的直观的理解,直接导致了他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尽管他声称自己极端憎恶抽象性,处处强调感性,但他的感性与主体是分离的,因而他始终不能看到人在自身活动基础上的历史发展,而只能把人的本质看作“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把“类”理解为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一个直观性,一个抽象性,这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两大缺陷。《提纲》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这两大缺陷,将主体感性的作用从认识论引向历史观,将人的本质之谜的科学解答奠定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感性活动的思想基点上。马克思精辟地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不言而喻,《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6],它的诞生,意味着马克思通过对狭隘认识论的扬弃和超越,已经踏入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门槛。而这一重大的理论贡献,直接源于他对主体感性理论的崭新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欣慰地感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确是奠定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块里程碑。

[参考文献]

[1]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6

关键词:实践;社会自由;法治

一、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石,是人类的根本生存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点。马克思在批判和吸收黑格尔和费尔本哈实践观的基础上,创造出科学的实践观,为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武器。

(一)批判黑格尔的实践

黑格尔在认识世界时,从意识或思想出发,企图用自己主观的想法幻想着去改造现实社会。这种抽象的“绝对精神”就是黑格尔思想的起点,从而他的哲学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批判费尔巴哈的实践

费尔巴哈的实践在根本上没有超越黑格尔思想的束缚,把实践视为抽象人的活动,把实践看成是人满足自己身理需要的利己活动,把人的实践与社会历史隔离,直观的、抽象的认识社会实践。在费尔巴哈的视野里理论实践高于人的社会实践,他认为理论总是闪耀着光辉和力量,最终达到解放人类的目的。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这种贬低人的实践,最终使他的理论陷入形而上诡辩论中不可自拔。

二、马克思实践观的超越

马克思突破了旧哲学的理论缺陷,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使得哲学发生重大的革命,为人类认识社会提供方法论和指南。

思维实践: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不仅具有直接现实性,而且具有普遍性。在证明理论的客观性的同时,实践把理论变成直接现实,使他成为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实践是沟通“此岸”和“彼岸”的桥梁。

人类思维的实践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实践又能够为人类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推动着人类的认识向前发展,最终实现人类思维的超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社会实践: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认为改变环境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相一致,这是一个革命实践问题。这里的环境,是指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关系,包括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但是,人不会消极被动的接受环境的改变。而人是以积极的活动者和实践者的身份,在实践活动中人也改变者环境。如果具备了实行全面改革的物质因素,并且这种因素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就会发生革命的震荡。这就是说,社会环境的改变,是靠革命的实践。

人在实践活动中,改变着环境,同时,也是自己受到教育,改变着人本身,改造着人自身的本质。马克思说“无论是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普遍的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都必须是人们普遍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够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

人类本质: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活动的,他总是处在这种或那种社会关系中,而不能以单个人的面目出现。这种社会关系愈到后来愈扩大,也越来越复杂。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不仅形成了生产关系,而且形成了思想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等,在阶级社会中形成阶级关系。人是什么样的,就要把它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做综合考察。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他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以哲学作为指导能动改造世界,合理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合理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践,是人类社会永恒发展的主题。人在社会生活中更能体现的是我们的社会性,因为在社会实践中的第一件事是生产实践,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变革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改造世界提供现实的力量。

三、马克思实践观对当前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的实践观为我们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指导,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为我们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行动的指南。

1.实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途径

说“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个人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我们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绝不会走封闭僵化的来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国建社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看一种理论对不对首先就是要看到理论本身是否有可行性,还有就是在实践中的检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群众旧社会,自己改造社会环境,实现自身的解放和自由,一步一步的探索实践,逐步走向改革开放的实践。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变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奠定基础。

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用实践的思维去积极的改造世界,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理论的创新,始终保持革命性和批判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3.实践是深化改革的力量之源

当今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深水区,我们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要打破利益僵化的藩篱,冲破阻碍我们社会发展的阻力。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全社会形成通约性的法制生活方式,积极的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改革的实践中来,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增加后劲的动力。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积极的探索实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社会中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推动我们走向和谐社会的实践。

4.实践是获得人类解放和自由的重要途径

社会自由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想状态,“在哪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最终目的是获得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实现人解放的途径就是实践。在阶级社会中,我们要用具体的实践方式,比如是科技方式、革命方式以及变革生产力等具体实践,使得我们通向自由。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处级阶段,分配方式、社会制度都还不健全,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的向前实践,这个阶段的实践还不算太成熟,但是在社会初级阶段的实践可以为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积累经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最终实践目的是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能够自由涌动,社会最终会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邢S思,马列主义选读哲学[M].1989.

[2] 谭培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2005.

[3] 周福振.正义、自由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J].2011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7

关键词: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读书笔记,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寥寥千言却被赋予如此之高的赞誉,正是因为马克思确立的科学的实践观,成为辨别新旧哲学的标准和打开新哲学体系大门的锁钥。马克思的实践观在《提纲》中进行了透彻的阐述,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实践观的成熟则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

一、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如何提出的

马克思的实践观的提出,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探索过程,笔者认为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博士论文》时期的理论批判实践观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 马克思早在1841年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中,就表现出了对实践的重视。在指出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时,表达了深刻的实践思想。他认为,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力量,应该把自己和世界对立起来,哲学应该干预世界”。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把实践仅仅是理解为一种理论批判活动,“这种实践概念仅仅停留在思维层面,带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主观色彩”。

(二)《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实践观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开始对“理论的批判”产生质疑,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产生兴趣,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实践观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转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发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文指出“武器的批判并不能被批判的武器所替代,物质力量的摧毁只能用物质力量去实现;物质力量的生成途径之一为群众掌握理论。[1]”在这里,“批判的武器”是指理论批判;“武器的批判”是指现实批判。在二者关系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理论”不能代替“实践”,但“理论”一经人们掌握也能变成物质力量,强调人们改变现实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生产实践观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确立了实践观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框架,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发展了实践观的思想。这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确立了生产实践是人的本质甚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思想。他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直接区别开来。”[2]在这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为实践。不过,这种实践活动仅仅是生产实践,还没有跨越到社会生活的领域。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离科学的实践观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是如何论述实践观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实践唯物主义的宣言书。它不仅同一切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提供了纲领,确立了以“革命的实践”为骨架的新哲学体系。

(一)实践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观的鲜明特征

在《提纲》正文首句,马克思即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做了批判。他在条中指出,“之前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包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仅仅是从客观、实体的直观显现形式去理解,并未考虑到人的感性活动与人的实践在其中的作用,因此,不是从主观角度出发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本身。相反,唯心主义却只看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看不到客观现实本身。”[3]

费尔巴哈的观点认为:人对于客观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一种类似于照镜子的消极被动形式,因此,将人理解定义为是一种单纯直观的存在。他曾经说:“相比于闭目沉思的其他哲学家来说,我与他们是大相径庭的,我需要使用感官,首先是我的眼睛。我借助于感官活动经常不断地去获取人脑以外存在的东西的材料,并由此而产生了思想。而不是通过思想产生对象。”[4]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则认为:人的意识是具有主观能动性。但是该流派忽视了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抽象掉了人们实践活动的现实的、具体的客观物质对象。因此,片面的强调与发展了人的意志、愿望等主观东西的作用。

综合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的观点,都未曾科学的认识到“实践”的概念。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把“实践”引入到了新哲学体系中,并把它视作为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提纲中清晰的阐明了他的观点,认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能只从直观的、感性的方面去认识,从客体角度出发去认识,而应从主体实践的角度去认识。基于此,马克思得出重要结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根本特点和历史使命。以往的旧哲学家不懂得实践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即或者通过抽象的理论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辩护;或者用某些进步的理论去批判被认为错的东西,而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观的鲜明实践特征。

(二)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关于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究竟用什么来检验的问题,一直是哲学发展史争论不休的话题。黑格主张在人的自我意识范围内检验认识,结果只是用认识来解释认识,没有客观标准,故而认识的真理性是飘忽不定的。费尔巴哈虽曾作过“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论断,但这种实践是直观的,未能将主体和客体连接起来,故而认识的真理性是纯粹片面的。

关于认识的真理性检验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在《提纲》的第二条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是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证明思维真理性的途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利用思维的现实性、力量去实现。归结起来,不论是人们思维,还是任何一种哲学体系、乃至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判断其是否为真理的方法,归根结底都需要实践去检验。即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马克思认为,离开实践的检验,去争论能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就像中世纪的哲学家争论“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这类的问题一样荒谬和无聊,那是毫无现实意义的争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一论断既是对以往哲学认识论思想的抛弃,也是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认识基础的奠定。

(三)实践基础上唯物史观的相关论述

1.批判法国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提出实践是环境和人的改变的共同基础。在《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指出 “存在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该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该学说忘记了:环境与人之间是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又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将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必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人的活动与环境的改变是一致的,应该被看作并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以爱尔维修榇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此做了肯定,这当然是唯物主义观点,但是马克思指出:那么环境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要知道环境是由人改变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过教育的。似乎结论只能是,社会之所以有变化有发展,是因为少数天才人物能够突破环境的制约,创造新的思想,用它们改造社会、教育他人,他们是一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归根结底环境和人都是由他们的智慧和思想决定的。显然这又是唯心史观。马克思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改变环境与环境改变人统一了起来,提出人和自然界是在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上协同发展的。

2.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宗教观。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集中、突出表现在其宗教观中,因此,马克思从批判前者的宗教观开始。《提纲》第四条指出,费尔巴哈仅将宗教世界归结于其世俗基础中,而没有试图去弄清楚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也并未提出解决宗教的正确途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心是宗教的本质,并且把宗教变迁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史观的本质。而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正确解决宗教问题的途径,即必须通过革命实践来变革旧的社会制度,消灭阶级压迫和自然压迫,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素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宗教才能逐步消亡。

3.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从“你”和“我”这些单个人抽象出来的共同性,“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他认为这种共同性就是理性、意志和情感,费尔巴哈正是以这种抽象的人作为他的人本主义哲学基础的,因此他构造的理论体系必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认为,从现实性角度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而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因此,想要研究人的本质,需要从人所处的全部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上综合考察。进一步讲,“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从实践出发来认识、分析和考察社会历史,揭示社会的历史规律,与唯心史观分道扬镳。

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实践观的意义

(一)《提纲》中实践观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纲》的提出是作者在自身探索哲学道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是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双向互动中实现的。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唯物观与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熏陶与影响。而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促使关注现实发展的马克思深刻的意识到现实与自身认知的矛盾。实践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两者相互作用,促使马克思实践观的科学确立。而在社会主义广泛发展的今天,实践观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产生背景,亦决定其具有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现实意义。

(二)《提纲》中实践观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立足点

《提纲》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质,提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实践。立足于实践观,马克思正确的解决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从而阐明了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在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因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足够坚实的立足点。

(三)《提纲》中实践观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的新常态、政治的新生态、文化的新样态等都对战略思维与发展理念提出了紧迫的需求,且面对社会实践的广泛性、整体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正是由于立足于当前的具体国情,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和“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时代的需求与呼唤所产生的必然战略思想。因此,立足于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33页).

[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3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2,133,134和135页.

费尔巴哈的提纲篇8

一、整体结构比较

《终结》的结构比较明确。 它一共有四章。 第一章讲辩证法的创立和“全部哲学”的终结,第二章讲“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发展,第三章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第四章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有的编者 (如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分别为《终结》的四章加上了“黑格尔”、“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标题,这些标题基本表达了恩格斯的思想。

对《提纲》与《终结》关系的模糊理解主要源于对《提纲》结构的模糊理解。我们认为,《提纲》有一个“总—分—总”的结构,即第一至第三条为总论部分, 第四至第五条、 第六条至第十条为分论部分,第十一条为结论部分。 在总论部分,马克思阐述了实践观点,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相一致的活动。 在分论部分,马克思分别在第四条至第五条分析了“环境的改变”,在第六条至第十条分析了 “人的自我改变”。 在结论部分,马克思指出他的世界观与以往全部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以往哲学只是满足于理论即对世界的解释,而他的世界观着眼于实践即对世界的改变①。

拿《提纲》与《终结》的结构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恩格斯没有严格按照《提纲》的结构来写作《终结》。 这不奇怪,因为恩格斯是在写作《终结》的过程中才找到《提纲》的;他写作《终结》并不是为了给《提纲》作注解,即不是为了专门阐发实践观点,而是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作一番梳理。 但从结构看,《提纲》与《终结》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首先,恩格斯《终结》的第一章与《提纲》的第一条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强调辩证法的积极作用;其次,《终结》的第二章与《提纲》的第二、三条观点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哲学基本问题对于实践观点的依赖性; 再次,《终结》的第三章与《提纲》的第四、五条观点是一致的, 都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的批判;最后,《终结》的第四章和《提纲》第六条以后是一致的,都阐发了“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 这种对应关系表明,《提纲》和《终结》在基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提纲》与《终结》的差异。 《提纲》关注的焦点是实践观点,而《终结》中实践观点只是一条隐含的线索,恩格斯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实践”概念。 在实践观点和实践活动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类似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但显然,仅仅用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涵盖实践概念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虽然认识到《提纲》“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但他并没有自觉地围绕这个“萌芽”展开自己的观点。这使《终结》带有一定的含混性。

二、《提纲》第一条与《终结》第一章的比较

从《提纲》第一条和《终结》第一章的内容来看,两者不仅都强调了辩证法,而且在内容上存在互补关系。

《提纲》第一条所讲的是:费尔巴哈和从前的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辩证法,只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即要么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认识对象,要么理解为感受的对象;相应地,对人的活动,费尔巴哈要么从客体的方面理解为理论活动,要么从直观方面理解为现有的、 市民社会中的活动。 费尔巴哈强调感性和人,但不是把感性和人理解为实践活动。 这是因为,实践活动不仅是涉及对象、现实、感性的活动,而且本身就是“对象性”活动。[1](P55)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不同,“对象性”意味着对对象、现实、感性的改变。

似乎所有的人都能从字面上理解和接受 《提纲》第一条的观点,但很少有人去追究马克思所说的“对象、现实、感性”的含义,从而错失了《提纲》第一条的精华:辩证法。 《终结》第一章开宗明义,直接谈黑格尔把“现实”概念与“现存”或“存在”概念区别开来。与其他人不同,黑格尔不是把“现实”与感性联系在一起,不是把它混同于“事实”,而是把它与“理性”联系在一起,把它当作在理性中得到实现的东西。 这就是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2](P215)众所周知,有人厚诬黑格尔,硬说他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为此专门做过辩解,说明“现存的决不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 恩格斯在《终结》第一章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后者是一个让一切反动派感到欢欣鼓舞的命题,而前者,按照辩证法的理解,却是一个革命的命题,蕴含着对现状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终结》第一章提出,黑格尔通过他的辩证法终结了“全部哲学”,而费尔巴哈连同他的哲学也被 1848 年革命推到后台去了。 这同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215-216)观点完全一致。与《提纲》的第一条一样,《终结》第一章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质,都运用实践观点进行了批判。

三、《提纲》第二、三条与《终结》第二章的比较

理解了《提纲》第一条与《终结》第一章的联系,就不可能再提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的问题。 因为当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一开头谈到“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时,他明明在第一章已经明确讲过“全部哲学”已经“终结”了。

这就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3](P481)。 这里 , 对理解《终结》来说,重要的仍然是“现实”概念。

众所周知,恩格斯把“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 ”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2](P225)关于第一方面,恩格斯不仅在第一章谈到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实体”还是“自我意识”的争论———“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2](P221),而且明确地把青年黑格尔派的唯物主义看作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超越———“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 ”[2](P222)只要考虑到第一章中的“现实”概念的特定含义,我们就可以理解恩格斯不会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同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解相混淆。 既然对黑格尔来说“现实”是在“理性”中得到实现的,而旧唯物主义者却缺乏对“现实”的辩证理解,那么,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一定会把“现实世界”,包括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类理解为一个过程。 这正是贯穿在《终结》中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实际上,在第一章中,恩格斯也已经明确地用实践对理论的扬弃来说明这一点。 他指出:“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了一切稳固的、 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 ”[2](P217)

关于第二方面,恩格斯明确讲到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对不可知论的驳斥。 很多人没有读懂恩格斯的话,误以为实践“检验”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 实际上,恩格斯并没有想到把主观与客观的“符合”(所谓的“唯物主义”观点)同客观与主观的“符合”(所谓的“唯心主义”观点)分离开来、对立起来。 恰恰相反,恩格斯反对把“思维”与“存在”同它们特定的历史语境脱离开,对二者作抽象的理解。 在他看来,人类思维作为实践活动的产物,同自然界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由于同为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必然是同一的。 因此,恩格斯所谈的是通过实践,“自在之物” 变成了 “为我之物”。 这意味着,实践检验的只是认识对象的“现实性”,而不是其“存在性”。 “现实”概念与“存在”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通过《提纲》的第二条,我们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一致。 对马克思来说,真理的本质(从而它的定义)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思维的“感性”性质,即它的(可)实践性。 因此,马克思谈论的不是思维的抽象真理,而是“对象性的”真理②,也就是 “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既然《提纲》第一条说要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活动去理解,那么,思维的“对象性的”真理性,当然就是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所以如此,是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根本不是抽象思维与抽象存在的关系, 而是“现实”的思维即思想与“现实”的存在即自然界的关系。 对黑格尔来说,现实是理性的产物,而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现实是实践活动的产物。

在其他著作中,恩格斯曾经批判过“自然主义的历史观”。 他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 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2](P329-330)对恩格斯来说,重要的是,思想一定是现实的人的思想,自然界也一定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这两个方面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 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就是著名的 “(革命的)实践”定义:“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1](P56)在这里,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与环境的一致(这是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而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只有这种意义上的“人的活动”,而不是市民社会中类似于犹太人赚钱那种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才被马克思当作“革命的实践”。

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的其余部分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所作的分析,可以视为对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即两种“改变”的一致)的展开,因为恩格斯不仅批判了近代唯物主义的机械性,而且批判了它的非历史性。 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 为 一 种 处 在 不 断 的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物 质 ”[2](P228)。 所谓 “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也就是现实的物质,而不是对物质的抽象。 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这种历史的唯物主义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界的现实理解,而且表现在对历史领域的现实理解中。 与马克思相反,旧唯物主义不仅在自然观上是非历史的,而且在历史领域中也是非历史的。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费尔巴哈不了解由实践推动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因而, 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2](P229-230)。 同样, 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持一种非历史观点,一谈到历史,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

四、《提纲》第四、五条与《终结》第三章的比较

《提纲 》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涉及的是马克思“革命的实践”中关于“环境的改变”方面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只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并且误以为宗教世界的世俗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对象、现实、感性”。 这表明,费尔巴哈理解的“感性世界”或“现实世界”只不过是他感性直观中的世界。 费尔巴哈不是立足于对感性世界的改变,而是立足于对世界的感性直观。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三章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 与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四、五条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恩格斯指出:“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 ”[2](P233)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它的虚幻映象还原为现实的感情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现实感情所做的解释。 恩格斯指出:“在这里, 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 ”[2](P234)在恩格斯看来,“这些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2](P235)。把不同的历史时期划分开来的并不是宗教 ,而是由特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斗争。

在伦理学方面, 费尔巴哈表现出 “惊人的贫乏”。 恩格斯拿费尔巴哈的伦理学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做了比较,指出黑格尔法哲学的“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现实主义的(realistic)③”。 因为在法哲学中,黑格尔把“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 “就形式讲,他是现实主义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2](P236)。 如果考虑到 《终结 》第一章对“现实”的辩证解释和《提纲》第一条要求对“现实”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能够把握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既不懂政治学,也不懂社会学。 不仅如此,由于缺乏辩证法,在善恶对立问题上, 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 ”[2](P237)费尔巴哈没有考虑到:他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个人都拥有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 “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2](P239)。 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问题恰恰在于,需要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使这些手段成为可能,又如何推动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得以实现。 由于不懂这些,费尔巴哈无法意识到他的伦理学只适用于市民社会,而不可能适用于人类社会。

五、《提纲》第六至第十一条与《终结》第四章的比较

在《终结》第三章的结尾部分,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 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 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P240-241)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把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看作实践活动的产物。 《提纲》的第四、五条和《终结》的第三章考察的是现实世界的改变,《提纲》的第六至第十条和《终结》的第四章则考察人的自我改变。恩格斯在这一意义上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作“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P241)。

这里需要关注的仍然是“现实”这一概念。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中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前边有一个限制词语:“在其现实性上”[1](P57)。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辩证地和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现实”,因此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必然也是历史的而不是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 这正是《提纲》第六至第十条所强调的内容。 在其中,马克思不仅研究了现存社会即“市民社会”的现实性,而且研究了未来社会即“人类社会”的现实性,指出旧唯物主义从现存社会的肯定方面即市民社会去理解人性,而新唯物主义则从现存社会的否定方面即人类社会去理解人性。

恩格斯在《终结》第四章的开头部分首先阐明了马克思的世界的“非哲学”性质,然后指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理解“现实世界”即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历史的方法。 它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及其产生情况去认识事物。 于是,新唯物主义就与辩证法结合起来了。 在恩格斯看来,无论是现实的自然界还是现实的历史都经历了“辩证的发展”过程,概念的辩证运动无非是“现实事物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颠倒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2](P243)考虑到论是现实的自然界还是现实的历史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我们就能够理解,恩格斯为什么要对人的生命活动即生活进行考察了。 生活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 通过对生产方式进行考察, 恩格斯得出结论:“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2](P251)随后,恩格斯考察了国家和法、哲学和宗教,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认为所有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都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既然对经济关系可以进行实证研究, 那么就不再需要从头脑中去发现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了。 因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 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2](P257)

六、《提纲》与《终结》的差异

从《提纲》与《终结》的相通之处来看,恩格斯无疑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对“现实” 概念的阐发, 表现出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一致。 恩格斯赞扬黑格尔把“现实”与“理性”活动联系在一起,同时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则要求把“现实”理解为“实践”即感性的人的活动,而不是理性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活动。 在“现实”概念的阐发方面,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谁超过恩格斯。 同在《终结》一样,“现实”无疑是《提纲》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概念,遗憾的是由于不懂辩证法, 这一概念几乎逃出了一切研究者的视线。 这从《提纲》和《终结》的翻译中就可以看出。对“现实”,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德文词是 Wirk-lichkeit,对这同一个词 ,不仅中文使用了不同的词,如“现实”、“实在”,即使是英译文,也使用了actuality、reality 等不同的词。 连翻译都不统一,说明译者并没有把这个概念当作关键词来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有人对马克思的理解能够超过恩格斯,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更不必说把恩格斯放在与马克思对立的地位上了。

不可否认的是,《提纲》和《终结》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从结构上看,恩格斯似乎没有注意到《提纲》是围绕基本问题即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展开的。 虽然《终结》在整体结构上与《提纲》是一致的,但恩格斯没有注意到《提纲》的总—分—总结构,即头三条为总论,中间的第四、五条和第六至第十条为分论,第十一条为结论;如果按《终结》分段,等于把《提纲》头三条分成了两个部分,并把最后一条合并到了分论的第二部分。 这种分法虽然比一条一条地解读《提纲》显出《提纲》的完整性,但没有显出《提纲》的内在逻辑。 这也使恩格斯在修改《提纲》时出现了小小的失误。 比如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认为,对“对象、现实、感性”,要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恩格斯修改成要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这说明,恩格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说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中的“主体”正是指“感性的人”。 再如第三条马克思对实践下的定义。 原文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恩格斯贸然删掉了“或自我改变”几个字,这样势必给人造成错觉:实践仅仅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而不是使“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相一致的“人的活动”。 这当然不意味着恩格斯自己对马克思有误解, 因为他的《终结》第四章就是集中讨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但这的确说明恩格斯对《提纲》围绕“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展开这一点缺乏意识。

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恩格斯就可以在《终结》中明确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围绕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围绕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哪怕这种物质是“历史的物质”。 换言之,仅仅反对“抽象物质”,以及“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同一”还是不够的,还应当以“人与环境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 ”代替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这样才能显露出马克思世界观的“非哲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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