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9 07:45:29
1、声张击东而实击西。意思是：用以迷惑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给予出其不意的攻击。唐杜佑《通典·兵典六》：“声言击东，其实击西。”声：扬言。
2、宋·张纲《乞修战船札子》：“况虏情难测；左实右伪；声东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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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是动物牛，牛为哺乳动物，容易发生罗伯逊易位（丝粒融合）改变染色体数降低生育率，草食性，部分种类为家畜（包含家牛、黄牛、水牛和牦牛）。体型粗壮，部分公牛头部长有一对角。牛能帮助人类进行农业生产。
牛的适应性很强，能够较好地适应所在地气候，其适宜温度为15-25摄氏度；牛吃饱后会停止进食，但还会不住的反刍；牛是素食动物，且食物范围很广，最喜欢吃青草，还喜欢吃一些绿色植物（或果实），如水花生、红薯藤（苗）、玉米（苗）、水稻、小麦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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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县太爷和贾太师我可是都的罪过的，看来这次真实九死一生了！那贾太师跟个女的似的，跌声跌气的说：“带犯人天宇！”那贾太师真够娘娘腔的！衙内们瞧着棍子面无表情着说：“威~~~~~~~~武~~~~~~~~”我去了之后，就是站着，就是不跪下！那县太爷张胖子说：“来者何人？！”这声音倒是挺粗的跟那个贾太师真是“千古绝配”！我不屑着说：“你不是知道吗？还问！”那张胖子捏着小胡子对衙内头使了个眼色，捕头对我说：“对不起，天宇大侠，请配合我的工作！”那衙内头看起来挺瘦还蛮有劲，一棒下去，我不自觉的跪了下去，我死死的盯着那张胖子，心想：以后让你加倍偿还！
那张胖子和贾太师一唱一和，“混合双打”我抬起头来吼了一句说：“烦不烦啊，就是我杀的，快点把我关进监狱，省的听你们两个唠叨来唠叨去的。
我被压进死牢。“这…不是天宇吗？”一人说道，牢头疑惑着说：“什么？”我眼光扫了大牢一遍说：“谁？！”那人从黑暗中走出，是一个狱卒说：“是我啊，你不记得了吗？”原来是雄霸的下属，那牢头也激动着说：“我是那个老农呀！”我“哦”了一声，说：“你们怎么会到这里？”他们各说了一通。原来如此，衙内是被雄霸派来的，而老农是没工作才来此处。他们也问起了我：“天宇，你怎么会被关在这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那老农不觉叹息道：“恩公，你不知，那王涛本是张武的兄弟，他是本镇二霸之一。因张武被杀，所以来害恩公呀！那县衙早已跟他串通一气了！唉！上天不公！”
我拍着胸脯说：“不怕，你按着我说的写封信给本镇捕头就可以了！”接着一封信完成了。那狱卒说：“我给大人准备饭去了。”我点了点头。
狱卒刚走我的眼睛立刻显现出“孙犁报”我接通了，我其实也没想到这玩意儿还可以当手机用，我刚接通，孙犁急忙的说：“你怎样了？我已在‘来福客栈’，你也速到。”我不耐烦说：“我没事，你只要等着就可以了！”我高高兴兴的在里面玩起了现代游戏，嘿嘿，还跟双核CPU的电脑差不多。
我吃完饭后，跟死牢里的人都认识认识，我扬言说：“大家不用怕，马上有人来救我们！”不一会儿，逐渐有了火光。我看见了捕头，捕头急忙的说：“兄弟快走，死牢里的人，基本上都跟了我一起，那些捕快们和很快和我们会和，我看了看，狱卒，牢头，囚犯，捕头具在。
我刚走到东门时，那看门的说：“喂，打开…”我感觉耳边一阵风过，看门使随风倒下，原来是一把利箭。我身后一个人说：“这些人，不必跟他们废话！”楼上一人说：“天宇大人，快点走，马上就有人追来了。”说完，打开大门，马上也跟上了我们的队伍。
蓝先生平素很少饮酒，却嗜好吸烟。他虽处于中年黄金时期，但烟龄已有20多年，与常人相比是“量多、瘾大”，每日需求量在40支～50支，方可过瘾。
3个月前的一个下午，蓝先生从外地出差回公司，突然感到四肢关节疼痛，肢端麻木，肿胀无力，当时他并没在意。经一夜休息，上述不适减轻，后来逐渐消失。时过月余，又因劳累过度，上述表现复发，且比以前加重，但他仍不以为意，坚持去公司上班。直至四肢关节疼痛，肢端肿胀剧痛而影响活动时，才勉强去医院看病。经医生检查，当即住院治疗。入院后，做四肢长骨X光片检查显示正常，做血液生化、血沉、抗“O”、类风湿因子和黏蛋白等检查也均未发现异常。于是，按关节病治疗数周，但疗效欠佳。不得不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经胸部、四肢、关节部位的CT平扫＋增强扫描以及血肿瘤标志物等相关检查，CT发现肺门部有一0．5厘米×8厘米边界不清、密度较淡的片状阴影，四肢长骨骨膜增生。血肿瘤标志物（CEA、CA－19－9）升高，血沉（ESR）加快。最后诊断为肺癌关节病，立即进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报告为鳞状上皮癌。
为什么病变在肺部，而症状表现在四肢呢?
这是一种特殊的肺癌，称为肺癌关节病或癌痛关节病，占肺癌发病率的10％～20％。这种病多见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并且病人多数有吸烟史。病人肺外的不适表现早于肺部的不适表现数月或更长，这种肺外不适酷似一般的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早期主要为骨关节肿大、四肢长骨远端出现骨膜增生、肿胀疼痛和肢端麻木无力等。典型病例可见杵状指（趾）（表现为手指或足趾末端增生、肥厚、呈杵状膨大）和指甲周围皮肤乌紫色淤血或红晕，但唯缺乏特异性的肺部表现，无咳嗽、咯血、发热、肩周痛等症状。病情进展迅速，用消炎止痛类药物治疗无效，常易误诊误治而延误早期治疗良机。
蓝先生患肺癌关节病，自发病至症状严重，先后3个月。由于当时公司业务繁忙，加之他的麻痹大意与早期症状不明显，因此造成时间上的耽搁和临床上的误诊。所幸的是，最后经有关专家会诊，进行了相关项目的检查，诊断为肺癌关节病，及时做了手术，才避免了一场不幸。
因此，假如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千万不可大意，要高度警惕是否患有早期肺癌，尽早到大医院诊治。以免长期在关节病掩饰下，癌魔在肺内悄悄地作祟，最后导致病入膏肓，这时再好的医生也回天乏术。
惋惜之余,细心的读者或许要问,从解剖位置上看,心脏与胃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心脏病变却引起胃部的疼痛呢?这是由于作用于内脏的伤害性刺激,除在原刺激或伤害部位被感知外,有时尚可在远离病变器官的其他部位被感知,即存在所谓内脏器官的“牵涉痛”。有时候,这种异位感觉甚至比病变部位的感觉更加强烈,致使人们对自身的实际病变的感知出现偏差。
临床常见的牵涉痛分两种类型:
1.腹部脏器病变引起其他部位的牵涉痛:例如胆囊炎、胆石症引起的胆绞痛可放射至右侧肩背部,胰腺炎的疼痛常向左侧腰背部放射,由于尿路结石或其他原因(如占位性病变)引起的绞痛常沿输尿管走行向会阴及放射,肠疾病(如阑尾炎)的疼痛向脐周放射,而直肠和子宫痛常放射至腰骶部。
2.腹外疾病疼痛放射至腹部: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定位错误,临床上把腹外疾病所致的腹部剧痛误作溃疡病穿孔而剖腹手术的例子,并非鲜见。对此,临床上务必高度警惕,做好鉴别诊断。腹外疾病引起的腹痛常见于以下几种情况:
(1)心脏疾病。某些心绞痛、心肌梗死(尤其是下壁和右室心梗)和急性心包炎患者,疼痛可以不在心前区,而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易被误诊为急性胃肠炎、胃溃疡病复发或穿孔。这种心源性腹痛尽管症状较重,但查腹部无明显阳性体征,腹部较软,无板状腹,也无明显压痛及反跳痛。解痉及制酸药物治疗往往无效,而含服硝酸甘油或心痛定后却能使疼痛减轻或完全缓解。所有这些均与急性胃肠炎或溃疡病引起的腹痛特点不同,但最终确诊还必须依靠心电图、心肌酶谱及其他必要的检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年龄在45岁以上,特别是有冠心病、高血压病史者,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一定要做心电图检查。在排除心源性腹痛后,再对症处理,切忌不问病因盲目止痛,以致延误治疗。
(2)肺部疾病。大叶性肺炎(特别是下叶)、胸膜炎引起的疼痛可沿肋间神经放射至腹壁。若放射至右侧,则易被误诊为胆囊炎、胆管炎或胆石症;放射至左侧,易被误诊为胰腺炎。但是,肺原性腹痛往往腹部无异常感觉,而常有发热、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
(3)其他如脊神经根炎、带状疱疹的疼痛也可沿肋间神经放射至腹部,但此类疼痛往往是沿神经走向的窜痛,有节段性皮肤改变(如起疱疹),并有明显的压痛,但无反跳痛,不难鉴别。
声东击西、无懈可击、不堪一击、旁敲侧击、反戈一击、中流击楫、乘胜追击、以卵击石、肩摩毂击、突然袭击、鹰击长空、击玉敲金、抚掌击节、东声西击、击鼓鸣金、避实击虚、击节叹赏、唾壶击缺、打击报复、以逸击劳、击中要害、击楫中流、击电奔星、击石弹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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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粤西；北流型铜鼓；文献记载；演奏方式
铜鼓是中国南方古代青铜文化的产物。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极具代表性的青铜器，铜鼓在南方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大多数学者都就铜鼓的分布、起源、形制、用途等方面展开论述。今年3月，笔者有幸随指导老师前往粤西地区进行古代音乐文物的拍摄、测录工作，观看了大量当地出土的铜鼓，并收集了一些原始资料。本文试从古代粤西族属的社会文化、生活信仰与铜鼓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简单、浅显的阐述。
一、已见粤西铜鼓的代表――北流型铜鼓
粤式铜鼓之一的北流型铜鼓，在粤西地区分布广泛，各级博物馆和民间均有大量收藏，可谓粤西铜鼓的代表。北流型铜鼓产生于西汉年间，约隋唐时期停止铸造。追根溯源，北流型铜鼓的主要使用族群是乌浒和俚僚，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其使用北流型铜鼓的文献记载。
（一）粤西北流型铜鼓的收藏、分布特点。
处于铜鼓发展成熟期的北流型铜鼓，主要分布在桂东南、粤西和海南。而其在粤西地区的分布范围之广之密集，收藏之多之丰富也令人惊叹。湛江博物馆收藏铜鼓15面，其类型主要是北流型，大部分出土或收集于雷州、廉江等地。其中廉江已知出土铜鼓11面，收于廉江博物馆的云雷纹六蛙四耳的北流型铜鼓鼓面直径121厘米，高70厘米，重175公斤，是全国出土的十大铜鼓之一，也是粤西地区最大的北流型铜鼓。茂名地区的高州和信宜均有大量北流型铜鼓，特别是信宜博物馆馆藏铜鼓多达13面，均是北流型铜鼓。云浮市，肇庆市博物馆也收藏有北流型铜鼓。这些收藏不过是粤西地区古代铜鼓遗存的小部分。目前，铜鼓在上述地区的壮、黎、瑶、侗等族仍有大量保存和使用。
湛江地区是出土铜鼓最多的地区，几乎每个县市都有铜鼓发现，其中尤以与广西毗邻的廉江、高州、信宜一带出土的最多，仅1950年以来就出土铜鼓五六十面，其他如徐闻、海康、化州、茂名、阳江、阳春等县市也有铜鼓出土。肇庆地区的罗定、云浮、高要、广宁、德庆和郁南都有铜鼓出土。
由此可见，粤西地区的北流型铜鼓主要分布在以信宜市为中心的云开大山区东西两侧，附近的几个县市更可谓是北流型铜鼓的大本营。
（二）粤西北流型铜鼓的族属及其发展脉络。
北流型铜鼓产生于西汉末年，约隋唐时期逐渐停止铸造。在这个时期里，居住在粤西的主要是乌浒和俚僚两个族群，也就是北流型铜鼓的制造和使用者。
乌浒和俚僚都是秦之后紧接着西瓯和骆越出现的族称。西瓯和骆越都是当时岭南百越族中重要的两支系。西瓯又叫西越，出现于秦代。西瓯的活动地域是柳江以东，郁江以北的广西东北部和东部地区。骆越则是古人对岭南垦食骆田之越人的称谓，出现于殷周至秦汉时代。骆越居住在广西西部和南部地区。
东汉以后，史籍上关于越族活动的记载已消失。对于仍在其区域活动的后继部落，人们或以其语言特点称之，或以其社会经济特点称之，或以其文化习俗称之，不一而足。东汉时，西瓯和骆越的后裔被称作“乌浒”。《后汉书》曰：“交趾西有n人国，……今乌浒人是也。”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也就是今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地区。当时的封建文人就是以他们居住的地名来称呼这些人的。
在魏晋隋唐时期，西瓯和骆越的后裔又被称为“俚僚”。“俚”在今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中部，他们长年居住在山区，多耕作旱地。“俚”在壮语中是旱地的意思，人们是以他们的经济特点来称呼的。“僚”是南北朝后对居住在岭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泛称。南方僚族与其他民族接近，居住地多混杂，同俚族关系尤密切，故史籍中常并称“俚僚”，甚至俚僚可以通称。
唐代以后，部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较快的俚僚人逐步融合于汉族，另一部分则分化和聚合成新的族体。宋代至明清时，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这时的西瓯和骆越有了带侮辱之意的“僮人”、“Z人”和“侬人”等称呼。
到了近现代，“僮”、“Z”、“侬”族便发展形成今天的壮、黎、瑶等族了。他们是岭南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同属古代越族，所以直到今天还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保留着不少古越族的遗风。
（三）有关乌浒、俚僚使用铜鼓的文献记载。
铜鼓集政治、军事、绘画、雕塑、音乐、生活习俗、图腾崇拜等于一身，数千年来广泛地活跃在南方广阔的历史舞台，是我国古代越族历史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载体。在古籍和出土的文物中都有不少关于乌浒、俚僚使用铜鼓的史料记载。
吴时万震所作《南州异物志》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出的归人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在《郡国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孤夷，兽名也，有两牙长二寸。食人……得而悬于室内，当面铺坐，击钟鼓歌舞，饮酒稍割而啖之。”“孤夷”实即乌浒。可见，铜鼓与乌浒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时期，乌浒俚僚制铜鼓以高大唯美为其价值。据晋人裴渊《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又据《隋书？地理志》载：“自岭以南，……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以至此时期的铜鼓追求高大宽，出现了许多面径超过一米以上的大铜鼓。对于铜鼓的使用更体现在俚僚生活的方方面面。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风俗》载：“通典云：五岭以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仇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刘恂《岭表录异》载：“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旧唐书・南蛮传》记：“宴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
有关乌浒、俚僚使用铜鼓的文献资料可见于诸多古籍，以上只是略作引注。但从时代、地域、现出情况可推断以上文献记载的主要应是北流型铜鼓。北流型铜鼓以高大为贵为美，主要出土于今广东信宜市云开山区两侧，使用族群是西汉至至隋唐年间的乌浒和俚僚。
二、关于粤西北流型铜鼓演奏方式与应用的可能性分析
铜鼓最初是作为乐器问世的，有关铜鼓的演奏方式，因时因地，因民族习惯，因用途场合而不同。有一人一鼓敲击，多人多鼓演奏的，有正置于地，侧置于台的，还有抬着边走边打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本文就北流型铜鼓的演奏方式与不同场合的应用作一个简要的推测分析。
（一）固定与行进、坐置与悬置。
虽然演奏铜鼓的方式很多，但总的来看，只有固定式和移动式两大类。将铜鼓放在固定的位置上演奏，即固定式。用这种方法演奏，鼓手可较准确地敲击，以获得较为满意的声音效果，并可发挥更加细腻的演奏技巧，表现更加深刻的感情。
固定式又主要分为坐置和悬置两类。将铜鼓鼓面朝上，鼓足朝下，固定于地面，平台或木架之上进行演奏。唐人杜佑《通典》云：“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所说的就是坐置的演奏方式。在集众或战阵时，铜鼓多用此法演奏，声音稳定而持久，强而威严，声传数公里之外。
将铜鼓鼓面朝上，鼓足朝下，用绳索分别系其四耳，吊于架下进行演奏，或系住铜鼓的一只耳横悬于木架上演奏。《蜀中广记》云：“悬而击之”。这种演奏方法称为悬置，用此方式演奏方便，易于发挥各种演奏技巧，适用于节日欢庆，用铜鼓欢歌伴舞。悬置的演奏方法最为普遍，至今仍被广泛沿用。
移动式是指铜鼓在运动中演奏的一种方式。大多为人抬铜鼓，边走边击。宋人范成大《桂海衡志》有：“铜鼓……两人舁行，以手阎”的记载。一般由两条木棍横穿铜鼓四耳，由四人抬着，另一人执鼓槌跟在后面边走边击。或两人合抬一条竹杠，以绳系铜鼓一耳，侧吊于竹杠之下，两人一前一后，同向前进，后者左手拿石块或金属块敲击鼓腰，右手执槌敲击鼓面。这种方式多用于游行和送葬等场合。
（二）一人与多人、一鼓与多鼓。
铜鼓演奏多是一鼓一人，但也存在一鼓多人或多鼓一人、多鼓多人演奏的情形。
如坐置时，可多人敲击一鼓，众人环鼓而立，有的敲击鼓面，有的敲击鼓身，借以产生不同的声响。收藏在广东博物馆的铜鼓塑（下转第122页）（上接第21页）像则是将4面铜鼓侧置于案桌上，由一人执槌演奏。此外，也有将多面铜鼓并排悬挂起来由多人一起敲击的合奏形式。在悬置时，还可由一人击鼓，一人在鼓后配以木桶收音，以增加音量，并控制余音长短。此法在贵州《八寨县志稿》中早有描述“以绳系耳悬之，一人执槌力击，一人以木桶合之，一击一合，鼓声宏而应远”。
铜鼓在使用时，经常成双成对，这种成双成对使用的铜鼓被称为“雌雄鼓”，或曰“公母鼓”。邝露在《赤雅》一书中说：“伏波铜鼓……东粤二鼓，高广信之，雌雄互应。夷俗赛神宴客，时时击之”。两鼓音高有别，分别由两人来演奏，多为一男一女，造成不同的和声声部，古称“雌雄互应”。
本次在信宜市博物馆拍摄记录时，还发现有一大一小的铜鼓同时出土的情况。两个铜鼓形制相似，但在高、宽、面径上都有一定比例的差别，音高也有所不同。据信宜博物馆馆长介绍，当地人称此种铜鼓为“子母鼓”。①“子母鼓”的说法仍需要大量的史实来考察论证， 但这是铜鼓出土的一个新的形式和亮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附言：本文在导师孔义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另外，本文中所用的此行普查得到的铜鼓资料均得到湛江市博物馆叶彩萍馆长、廉江市博物馆全中德馆长、茂名市博物馆馆长陈朝晖馆长和信宜博物馆陈馆长的支持和应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 “子母鼓”一概念是据信宜市博物馆陈馆长口述。他介绍在当地多有一大一小成比例的铜鼓同时出土，当地人都称这种鼓为“子母鼓”。这种组合民间一直存在，只是至今未曾见具体史料记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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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 洪. 铜鼓乐论[J]. 民族艺术，1994，（4）：143.
“昨晚住在上海西部地区的居民上床睡觉时，听到了哒-哒-哒的机关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迫击炮的隆隆声。中国游击队和日本士兵又打起来了，不过规模远大于过去三四个月里的任何一次。
战斗发生在虹桥和龙华方向，从晚上七点半到凌晨一点半。机关枪和迫击炮声持续不断，表明日本人不是在搞演习。日本人用迫击炮发射照明弹试图查找游击队的位置，然后用重机枪开火。偶尔，还能听见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昨晚在中国民间流传的消息，大意是说，新四军一支大规模的分队，约有三千人，已经在上海市郊到位了。
据说这支分队从苏州地区经白峁口（音译）渡河而来，在那里他们定期地、积极地破坏日本人的交通线。
传言说，随着新的中国部队的到达，在上海的日军已经得到了增援，并已经在频繁地突击搜查上海西郊中国人的村庄。
据说新四军的部队在离虹桥飞机场不远的地方挖防御壕沟，并堆筑掩体。”
1937年8月13日，日军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又集中兵力向上海进攻。华中地区是日军的战略主攻方向之一。的军队在上海凇沪地区，与侵犯的日军经过惨烈的抵抗，11月12日上海失守，日军将占领的上海改名为“大道市”。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一片混乱之中沦陷。此时的日军可谓是长驱直入，军节节败退，中国百姓犹如猎场中被猎杀的惊兔而四处逃命。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淫掠。江南大好河山顿时成为恐怖世界，出现了惨绝人寰的集体枪杀与活埋，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华民族陷入破家亡的痛苦深渊。此时已沦陷的上海失去了言论自由，稍有正义感的报社，就会遭到日伪特务的打砸与陷害。7月1日，《导报》在遭到炸弹袭击后被勒令停刊。7月23日夜间在上海西郊发生的激烈枪战，第二天一早却没有一家本地报纸敢于报道。《大陆报》报道上海西郊发生激烈战斗的消息，立刻引来了其他报纸的响应。24日晚，上海的《大美晚报》《大晚报》转载，25日《申报》《中美日报》等转载。
7月25日，在重庆的《中央日报》转载。标题为：“沪西郊一度发生激战 我军三千已潜入沪境 战事规模最大”，其内容有“中央社上海”24日路透电：据沪西郊外侨称，日军与华军于昨晚8时，在沪公共租界之西端，发生战事，至今晨1时45分，尤在战斗中，该处已非租界势力所能及，日军施放照明弹，并以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应战。据华方讯、昨晚之战事，为1937年上海沦陷以后规模最大之战事云。
“中央社上海”24日路透电：上海郊外之战事，因华军已于日出时撤退，故已终止。
“中央社香港”24日电：沪讯：23日晚7时起，沪西一带有紧密机枪及小钢炮声甚密。毗连租界至曹家渡一带形势极紧张。义驻防军二十余人曾出防，禁止通行，各商店提早收市。
《中央日报》这则报道的内容，既有来自路透社的消息，又有消息迅速传到香港后，再由香港传回的信息。大家都称其战事的激烈程度是上海沦陷后之最。无疑，战斗详细的信息遭到了日军的封锁，没有一家提及。
7月27日我晋察冀《抗敌报》也转载了“中央社上海”24日路透电的内容。
一星期后，也就是8月1日，日军军部“报道班”（发言人）发表书面报告“最近发生之中国游击队进攻京沪间之日军机场军火库等，均系英苏之策动。据确息，每日用于津贴游击队者达15000元，均系由苏联领事馆交共产党云云”。日军将他们的飞机场军火库等被袭击的怒火，直接指向了英国与苏联。对此等无厘头的诬陷当天即遭到英领署登报否认，澄清自己与苏联领事馆毫无瓜葛。而苏联领事馆则根本不予理睬。
从7月24日《大陆报》的报道，紧接着日军的抗议，不难看出23日夜，上海西区一定发生了重大战事。因为战事发生在日军的虹桥机场内，可偏偏日军第二天对战事缄口如瓶。这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1938年，父亲廖政国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时，正是日本侵略军大肆侵犯我华中江南之际，父亲被分配到新四军，从延安来到皖南待分配。此时从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陆续到达皖南集结，父亲分在了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二营任副营长，不久任二营营长。这是一支来自于福建闽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1939年5月，部队接受一项任务，秘密奔赴苏南东路敌占区，打击日本侵略者，开辟新的战场。但是，那里是第三战区禁止新四军前往的区域。为了抗日，只能掩人耳目，部队在出发前将第六团改名“江南抗日义勇军二路”。团首长都改名换姓，团长叶飞改名叶琛，副团长吴j改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名汪明，政治主任刘松清改名刘清。团长叶飞还向三战区请了长假，支队司令员专门前往六团做了战前动员，5月1日清晨，部队踏上了征程……
1945年3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辑出版的我军第一部史书《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出版。在编者的话中写道：“这本小册子的取材，主要是截至1944年年底，另外加上1945年年初一些统计，由于印刷条件困难，很可能，当这个小册子与读者见面时，抗战形势会有很大的变化了。那么，就请读者把它作为抗战史的一部分来读吧。”在书中第二章第十一部分有这样一段：向上海近郊挺进。“1939年春夏间，新四军组织了东进纵队，由叶飞同志率领，终于过了京沪路，经过黄土滩和休士关两个战斗，胜利地进入江阴、无锡、常熟、太仓、苏州和上海近郊，并建立起以苏常太为中心的解放区。从此新四军威振上海，甚至上海租界内的中外人士，也时时可以清晰地听到新四军袭击日军的枪声，他们的心常为这些枪声所鼓舞。如1939年6月，新四军曾袭击上海近郊的虹桥飞机场，这是由观音堂出发的东进纵队一部，约四五百人，袭击结果，毁敌机四架。”当年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也被称之为“东进纵队”，福建人将当地浓浓的吴语黄土塘和浒墅关误以为：黄土滩和休士关。按当时人们记事的习惯是用的农历，事件就发生在6月份。因为事件的前提是部队由叶飞率部所致，一切也就清晰了。1939年7月23日晚，上海近郊日军驻守的虹桥飞机场。遭到了我新四军的袭击，袭击结果烧毁敌机四架。抗日的枪声传到了上海市区及租界。
事发17年后的1956年，父亲应总政治部为纪念中国人民建军30周年征文，写下他难忘的这段经历，刊登在《星火燎原》第五集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1965年8月12日《文汇报》及23日《解放日报》，均转载了父亲这篇《向上海近郊挺进》的回忆。当年六团东进时，父亲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二路二支队支队长，是1939年7月23日夜，制造上海西郊与日军发生战事的当事人之一。父亲对这段历史是这样写的：
部队东进后，5月底在江阴县一个叫黄土塘的小镇里和600多日军遭遇，打响了进入澄、锡、虞地区的第一仗。激战一天一夜，战斗进行得正炽烈时，突然后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开始，以为是日军的增援将部队包围了。很快得到指挥部的消息，才知道是“忠义救国军”奉三战区的命令，公开配合日军消灭我“江抗”。眼看就要被歼灭的日军，得到“忠救”的配合，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忠救”的举止毫无廉耻的暴露了自己卖国求荣的行径。激发了指战员们心中的怒火，不堪一击的“忠救”很快被击退。日军在失去了帮手，随后也匆匆撤退了。出师第一仗就取得了抗日、反顽的双重胜利。
6月24日晚，部队乘着夜色奔向沪宁铁路中段，日军的重要据点浒墅关。按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突击队迅速解决了敌人的哨兵，接著攻击部队摸到敌人都在熟睡中的兵房，把一排排手榴弹扔进窗里。随着爆炸声，日军乱作一团。一串串子弹，打得兵房起火。这些平日里不将中国人放在眼中，蛮狠的日本兵还没弄清楚状况就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日军只能拼命向外逃命。在这同时，部队还炸毁了据点附近的铁路桥。一时间，火光冲天，机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宣告着我军的胜利和日军的惨败。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前后只用一个多小时，全歼了日军，使铁路停止通车三天。
部队继续东进，直奔向上海近郊。这时候，适值日军“扫荡”。有一天，部队打了一次伏击，缴到一条汽船，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接着，又粉碎了日军的四路围攻。正当部队快要撤出战斗的时候，许雷生部又来夹击我军。许雷生部是一股地地道道的伪化顽军，他们符号的正面是军，反面是的和平军。对于这样的卖国军队，当然不能容忍，立刻予以反击。在许部遭歼灭性的打击后，残部向上海市区方向逃窜。
追击许部的就是父亲率领的“江抗”二支队的五连、六连和两个机枪排，一口气追了60多里路，一下子追到了日军把守的虹桥机场。当时天已晚，黑乎乎的，父亲考虑，这里离上海市区这么近，给日军一个打击，扩大一下我军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部队连排干部的一致同意。这次袭击，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一枪末发，就突进了机场。把正在睡梦中的伪警察和办事员抓起来，集中关在一间屋子里。而且缴了十几支步枪，这真是一笔意外的收获。更意外的是，发现机场上停有日军飞机，大家决定将其烧毁。就在这时，搜索部队和日军接上了火。机场边，驻守在碉堡里的日军开始向外射击。父亲考虑这儿离上海太近，敌人的增援很快就会到来，与敌人纠缠太久对我方不利。于是，一面收拢部队，一面用汽油往飞机上浇，然后把一支支火把扔上去。顿时，四架敌机燃烧起来。驻守机场的日军始终没弄清楚机场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袭击的部队从何而来，部队人数有多少，只管从碉堡里向外放枪，重机枪、迫击炮、照明弹齐上阵，枪声哒-哒-哒，炮声隆隆，可就是没有敢出来的。日军的飞机被烧着后，部队带着战利品迅速、安全地撤出了机场。这次夜袭虹桥机场战斗，烧毁敌机4架，震动了上海各界，大大鼓舞了“孤岛”人民的抗日信心，使他们在漆黑的长夜看到一丝光亮，在自己的身边，就有优秀的儿女在为祖国而战。
过了几天，上海地下党送来了许多慰劳品，同时还动员了许多优秀工人和青年学生前来参加新四军。部队又增加了新的血液，这就为江南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江南抗日义勇军的迅速发展壮大和它在上海近郊的积极活动，像压在敌人胸脯上的一块巨石，使得日军不能顺畅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