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只如此范文

时间:2023-10-08 08:39:09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1

《桃花源记》,在一部浪漫传奇里,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几乎寄托了中国人所有的梦想,无都市之喧嚣,无尘世之烦扰。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桃花源记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桃花源记的知识一词多义

出:

(1)不复出焉:出去。

(2)皆出酒食:拿出。

寻:

(1)寻向所志:动词,寻找。

(2)寻病终:副词“不久”。

舍:

(1)便舍(shě)船:离开。

(2)屋舍(shè)俨然:名词,房屋,客舍。

中:

(1)中无杂树:“中间”。

(2)晋太元中:“年间”。

(3)其中往来种作:“里面”。

志:

(1)处处志之:名词活用为动词,“做标志”。

(2)寻向所志:志,独字译为做标记。与所连用,译为:所做的标记。

之:

(1)忘路之远近:助词,用在定语和中心词之间,可译为“的”。

(2)闻之,欣然规往:代词,“这件事”。

(3)处处志之:语气助词,不译。

(4)渔人甚异之:代词,“这种景况”。

(5)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

(6)具答之:代词,代指桃花源人。

为:

(1)武陵人捕鱼为(wéi)业:动词,作为。

(2)不足为(wèi)外人道也:介词,对,向。

(3)此人一一为(wéi)具言所闻:读wéi,介词,对、向。

遂:

(1)遂与外人间隔:“于是”。

(2)遂迷:“终于”。

(3)后遂无问津者:“就”。

得:

(1)便得一山:得到,引申为看见。

(2)得其船:得到,引申为找到。

闻:

(1)鸡犬相闻:听见。

(2)闻有此人:听说。

多词一义

(1)缘溪行、便扶向路:沿着,顺着

(2)便要(yāo)还家、延至其家:要通“邀”,邀请。

(3)悉如外人、咸来问讯、皆叹惋、并怡然自乐:都

(4)此中人语(yù)云、不足为外人道也:说

(5)便扶向路、遂与外人间隔:于是,就

古今异义

穷(古义:穷尽;今义:贫穷)

从来(古义:从哪里来;今义:向来)

无论(古义:不要说,(更)不必说;今义:多为连词,表示条件不同而结果不变,不管)

妻子(古义:妻子和儿女;今义:成年男子的配偶)

绝境(古义: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今义:没有出路的地方)

水源(古义:溪水发源的地方;今义:指人们饮用的水的来源)

鲜美(古义:鲜艳美丽;今义:指食物新鲜美味)

芳(古义:花;今义:气味芬芳)

交通(古义:交错相通;今义: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

不足(古义:不值得; 今义:不够)

间隔(古义:间离隔绝; 今义:空间或时间上的隔绝)

俨然(古义:整齐的样子; 今义:形容很像)

缘(古义:沿着 ;今义:缘故,缘分)

津(古义:渡口,路,探访。文中指访求、探求的意思。今义:唾液)

外人(古义:特指桃花源外的人;今义: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如此(古义:像这样;今义:这样)

仿佛(古义:隐隐约约,形容看得不真切的样子;今义:似乎,好像)

开朗(古义:土地开阔;今义:乐观,畅快 多形容性格)

扶(古义:沿、顺着;今义:搀扶,用手按着或把持着)

志(古义:做标记;今义:志气,志向)

延(古义:邀请;今义:延伸,延长)

悉(古义:全,都;今义:熟悉)

咸(古义:全,都;今义:一种味道)

既(古义:已经;今义:关系连词,既然)

寻(古义:随即,不久;今义:寻找)

向(古义:以前的,旧的;今义:方向,对…)

果(古义:实现;今义:果实,结果)

要(古义:邀请;今义:表示意愿)

词类活用

尽(林尽水源):形容词用作动词,消失。

异(渔人甚异之):形容词用为动词的意动用法,对……感到诧异。

前(复前行):方位名词作状语,向前。

穷(欲穷其林):形容词用作动词,(穷尽,走到尽头。)

焉(不复出焉):兼词,“于之”,即“从这里”。

志(处处志之):名词作动词,做标记。

果(未果):名词作动词,实现。

语(此中人语(yu第四声)云):名词作动词,告诉

黄发(黄发垂髫):借代手法,代指所有的老人

垂髫(黄发垂髫):借代手法,代指所有小孩

通假字

要:通“邀”,邀请(不属于150实词范围内)

具:通“俱”,完全、详尽

古汉语句式

1)判断句

例: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也”表判断。句意:南阳刘子骥是高尚的名士。)

2)省略句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是“(村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渔人)所从来。(渔人)具答之。(村人)便要(渔人)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省略。句意:(村人)看见了渔人,都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渔人)详细地回答(村人),于是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摆了酒,杀了鸡准备食物款待他。)

省主语:

例一: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是“〈小口〉仿佛若有光”的省略。句意:山上有一个小洞口,〈小口里面〉隐隐约约好像有些光亮。)

例二:便舍船,从口入。(是“〈渔人〉便舍船,从口入”的省略。句意:〈渔人〉就舍弃船,从洞口进去。)

本文省略主语有多处,如:“(小口)初极狭,才通人。”“(武陵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其中,(人们)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村中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渔人)所从来。(渔人)具答之。(村中人)便要(渔人)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招待渔人)。”“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村中人)皆叹惋。”翻译时一并补出。

省宾语:

例一:问所从来(是“问之所从来”的省略。“之”代“渔人”。句意:问〈渔人〉从哪里来。)

省介词:

例二:林尽水源(是"林尽于水源"的省略.)

9.四个“然”

①豁然开朗(豁然):开阔的样子

②屋舍俨然(俨然):整齐的样子

③怡然自乐(怡然):愉快的样子

④欣然向往(欣然):高兴的样子

3)出自本文的词语:(今义)

世外桃源:指环境幽静或安逸的地方。

豁然开朗:比喻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

怡然自乐:形容高兴而满足。

与世隔绝:不与人来往,或已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事物。

无人问津:比喻没有人来探问、尝试或购买。

桃花源记读后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深深地将我吸引,陶渊明将桃花源写成一个若真似幻的仙境,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的生活图景。在当时那个能用“黑暗"形容的的社会,所有的人都会向往光明吧!

脑海里浮现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画面。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有骨气,不趋炎附势的陶渊明让我震撼。陶渊明虽然放弃了官职,回到了家乡,但是他得到了心灵上的解脱。我想这应该就是真正的光明吧!在现实社会中多少人为了利益何止是不择手段。他们也不想想难道有钱就快乐了吗?如果金钱名利与快乐成正比的话,那陶渊明岂不是一个十足的大笨蛋?其实一切的一切都起源于你的心底。其实你在金钱名利中表现出来的,只是你眼中的贪婪。

有的人为民请命,鞠躬尽瘁,有的人追逐名利,勾心斗角;有的人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的人恪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可以做一个资历平凡,家庭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做平庸的事。

光明的人,会选择平凡但是拒绝平庸!平凡的人,要做不平凡的事!

桃花源记的中心思想:本文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写出了一个和平、宁静、平等、安乐的理想社会,表达了作者的愿望。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2

关键词: 古今字 通假字 区分

古今字是阅读古书必须具备的知识。从文字学的角度讲,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繁简字都是汉字用字的问题,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用字的情况都很纷繁。这些现象都是古书注解的主要对象,也是训诂学、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当然也是《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时候不能够正确区分古今字与通假字。本文拟从古今字的概念、来源、字形特点与意义联系等方面入手,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古今字的概念

古今字是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古今异字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语言的发展有关系。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80%以上,通常一个字就代表着一个词。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有所发展,词义有所引申,字有所假借,原有的字担负着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记录功能,即一字兼表数义。后来,为了区别这些意义,也为了减轻原有汉字的表义负担,便以原有汉字的形体为基础,或增加偏旁、或改换偏旁,造出了新的字。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古今字。

记录同一个词,古用彼字,今用此字;产生在前的叫古字;产生在后的叫今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谊”字下注云:“凡读经传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小篆、隶书为今字也。”[1]段玉裁指出,古字与今字是相对的,在时间上有先后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从字体的古与今上来理解古今字。

在古代文献的注疏中,训诂学家们常用“a,古b字”、“a、b,古今字”等形式来注释。这里的a、b所代表的是一个词在不同时期的书写形式,因为某些词已经有了新的书写形式,并且这个新的书写形式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已经为社会所认可,而旧的书写形式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在古籍中依旧存在。训诂家们认为有必要在注释古书的时候指出来。我们以《汉书注》为例来说明:

①《汉书·高帝纪》:“沛公、项羽追北。”服虔曰:“师败曰北。”韦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2](p14-15)

②《汉书·高帝纪》:“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郑氏曰:“县音悬。”师古曰:“此本古之悬字耳。后人转用为州县字,乃更加心以别之,非当借音。”[2](p59-60)

③《汉书·武帝纪》:“氐羌徕服。”颜师古注曰:“徕,古往来之来也。”[2](p160-162)

④《汉书·宣帝纪》:“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单于帅众来降。”颜师古注曰:“遬,古速字。”[2](p266)

⑤《汉书·宣帝纪》:“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娄蒙嘉瑞,获兹祉福。”颜师古注曰:“娄,古屡字。”[2](p267)

以上五个例子中,“北”、“县”、“来”、“速”、“娄”是古字,后来产生了今字“背”、“悬”、“徕”、“遬”、“屡”。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指出了这种古今用字的不同,帮助我们疏通了文意,扫除了阅读障碍。

二、古今字的来源

古今字的产生是为了分担古字繁重的表意功能。王筠从造字角度说明了古今字的来源,以及古字与今字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分别文”这一概念。他在《说文释例》卷八《分别文、累增字》中说:“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一则本字多义,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3]可见,古今字的产生是为了解决某些汉字一身兼数职的问题。人们或者为假借义造字,专门记录假借义;或者为引申义造字,记录引申义的某一项;或者再为本义造字,专门记录本义。①这些为假借义、引申义、本义所造的后起之字,都是从古字分化出来的。

从形体上看,古字与今字一般都有相承关系。从词义关系来讲,今字是分担了古字的一部分功能,即:或者分担本义,或者分担假借义、引申义。从语音关系看,古今字的读音应该是相同或者相近的。但由于汉语古今语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看起来有些古今字的读音变得不太相同了。例如“昏”,《说文》:“日冥也。”[4](p138)由于古人于昏时举行婚礼,“昏”就逐渐引申出“婚”的意思来。《诗经·陈风·东门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郑玄笺云:“亲迎之礼以昏时,女留他色,不肯时行,乃至大星煌煌然。”[5](p446)诗句的意思是,亲迎者以昏时为期,但出嫁的女子不肯依时而行,以至于夜已极深,明星灿灿之时还没有到婿家。这里的“昏”用的是本义。《诗经·小雅·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郑玄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仲春之时,嫁娶之月。妇之父,婿之父,相谓昏姻。”[5](p678)这里的“昏”表示的是与婚姻嫁娶有关的意义。后来为了区别意义,另造“婚”字专门表示婚姻嫁娶的意义:《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6]这样就有了“昏”与“婚”这样的古字与今字的分别。

三、今字的造字方式

从造字的角度看,今字是古字孳乳分化的结果。上文已经论及,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词义的引申、假借等原因,常常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为了明确表义,人们以已有的汉字为声符,在原来字形上加注不同的形符,或者改换原来汉字的形符造成新的字,或者略微改变其笔画,造成一个个今字。王力《古代汉语》中举出了一些古今字的例子,[7](p172)现依照几种造字的方式将其罗列于下(古字在前,今字在后):

(一)在古字上加注意符

弟悌、孰熟、竟境、队坠、涂塗、馮憑、賈價、属嘱、厭饜、县悬、共供、辟避、知智、田畋、戚慼、反返、卷捲、尸屍

(二)改换古字的意符

说悦、赴讣

(三)改变古字的笔画

大太、閒間、陳陣、错措

从书写特点看,绝大多数古字与今字之间存在着相承关系,即今字往往以古字为基础,另加意符或改换新的意符而成。②今字专门用来记录古字所表示的某一项意义,这样就解决了一词多义带来的阅读与理解上的歧义问题。

四、如何分辨古今字与通假字

从概念上,古今字与通假字不难区分。但是在具体分析时,却往往将二者混淆起来,通常容易将古今字误判为通假字,而通假字误判为古今字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原因是有二:一是二者都是语音相同或相近;二是我们常常将通假字与假借字一律称之为通假而不加以区别。

从今字的造字动机看,造今字是为了分担古字的某一项词义的记录工作。古今字突出了汉字的表意特点。今字或者分担引申义,或者分担假借义,或者分担本义的表意功能。这几种情况下造出的今字与古字之间,意义上、形体上都有关联,时间上有先后。我们举例来说明。

在《诗经》中常假借“锡”来表示“赏赐、赐予”这个意义,如“孝子不匮,永锡尔类”[5](p1049)中的“锡”,属于“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后来造出“赐”字来记录赏赐义。“锡”先有“赏赐、赐予”这一假借义,后来人们为此假借义造专门的字,造字的方式是改换“锡”字的意符,用“贝”作今字的意符,这样造字也符合今字的意义:从“贝”的字大都与财物有关。这样,“锡”与“赐”之间便构成了古今字的关系。再如,《左传》中常以“责”表示“索取”和“债务”。《说文》“责,求也”,[4](p130)是“责”的本义。后世“责”引申出了债务、要求、责任、责备等意义,[8]还被假借来表示積、蹟。[9]这样,“责”字除了记录本义,还记录其引申义,一字兼数个义项,为方便起见,人们专门造“债”字表示“债务”这个义项。

类似的例子如反与返、属与嘱、队与坠、牙与芽、取与娶、要与腰等,新造的字与古字之间是古今字的关系,二者语音相通或者相近,意义上有某种关联,形体上有相承,造字时间上有先后,今字的出现是为了分担古字的某一项意义的记录工作。

从上面的例子看,因为本无其字的假借关系而产生的今字“赐”,是专门用来记录赐予义的,与原先的字“锡”之间是古今字的关系;因为词义的引申关系而产生的今字“债”,是专门用来记录债务义的,与原先的字“责”之间也是古今字的关系,我们不能将这类古今字说成通假字。

判断古今字与通假字的前提,首先是要区别古籍中的通假与六书的假借。古籍中的通假是本有其字的假借现象。古人在写通假字时,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语音符号,而不去考虑它的形体及其本义,如叛与畔、亡与无、无与毋、倍与背、信与伸、矢与屎、蚤与早等,只是注意到了二者语音上的相同或相近。③而且,借字与被借字之间是共时关系,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六书的假借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在借用之初,语言里没有这个字,便只好借用与之音同或音近的另一个字来记录,也只是借其音不借其义。后来由于文字的孳乳分化,被借字分化出了专门表示这个假借义的字,如由“舍”分化出“捨”、由“耆”分化出“嗜”;有些字被假借后,久借不还,其字形更常用来记录假借义,本义反而为人常人所不识。故而又为本义造字,专门记录本义,如“其”本义是簸箕,假借为虚词后,又造“箕”专门记录本义。当然也有些字被假借后,本义不显或者丢失,至今没有造新的字来记录,如“我”,金文像一种兵器的样子,假借来表示人称代词,在文献中尚未找到其兵器义的例证。

因此,我们首先要将假借字与通假字区别开来。假借字是六书的假借,是本无其字的假借,而通假字是本有其字的假借。由六书的假借而造的字,是从古字分化而来的,二者之间必然是古今字的关系。同时,因词义的引申而造的字,也是从古字分化而来的,与古字之间也必然是古今字的关系。而通假字之间,只是同音替代,是共时关系,与古今字的性质完全不同。

通假字是共时层面的文字现象,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解释通假字时,可以采取“某通某”的办法。而古今字是历时层面上的文字现象,有先后之分,解释时可以采取“后来写作某”的办法。这一点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我们提供了范例,④例如用“某,同某”表示异体字,用“某,通某”表示通假字,用“某,后来作某”表示古今字。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姜氏欲之,焉辟害?”注释云:“辟,后来写作‘避’。”[7](p10)又,“谓之京城大叔”注释云:“大,后来写作‘太’。”[7](p9)又,“佗邑唯命。”注释云:“佗,同他。”[7](p9)又,“无使滋蔓”注释云:“无,通‘毋’。”[7](p9)这种处理方法,与笼统地一律称作“某通某”相比,所界定的范围十分明确,这就避免了通假字与古今字混为一谈的错误。在教学中我们应当注意讲授古今字形成的原因,规范古今字、通假字的术语,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注释:

①有些字被假借后,久借不还,其字形更常用来记录假借义,本义反而为人常人所不识。故而又为本义造字,专门记录本义,如“莫”本义是暮色,假借为虚词后,又造“暮”专门记录本义。同样,有些字更常用来记录其引申义,本义不显,又造字来专门的字来记录其本义,如“益”本义是水从容器中溢出,引申为增益、益处等意思,后造“溢”专门记录本义。

②但是也有在形体上看不出联系的古今字,如“亦”和“腋”。“亦”本义是“腋”,后借为虚字,又造形声字“腋”专门表示本义。二者之间的音义有相承关系。

③文献中有“距”通“拒”、“财”通“才”这样的例子,二字有相同的声符,但却是通假字的关系。

④当然,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并没有将这一原则坚持到底,有时自乱其章法。我们倡导用规范的术语来界定古今字、通假字及异体字。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4.

[2]班固.汉书[o].北京:中华书局,1964.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3

中国古代的教育,将人的知识结构分为“根本智”和“差别智”,并特别注重“根本智”的培养,一般会花五年以上的时间培养“根本智”。这种“根本智”,除了要求做到内心清净、心智明朗外,还包括对某一家或某一人学说的深入把握并落实到生活实践。有了“根本智”以后,再广学多闻以获取“差别智”,任何思想学说都可以接触,正的、邪的都能看,不会被它迷惑,接触得越多,智慧越增长。今天的教育,只注重“差别智”的培养,只注重常识的学习,认为一个人学得越多、了解各领域的知识越多,就越了不起。一个孩子从小,家长就让他学习很多才艺,甚至家长之间相互攀比,以此为荣。另外就是在孩子心智没有成熟的时候,让他和各种人接触,听很多成年人谈话,希望他尽早成熟。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面,这样做的结果,确实让孩子学到不少常识,但他的心智也被迷惑了,引发了他的情识,让他的心地变得不淳厚。这种做法,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在对人的培养方式上,今天的家长和老师往往更加注重外用的学问,希望孩子能做一个懂礼节的人、一个开朗活泼的人,但不要对人生思考太多,不要思想太复杂。因此,家长和老师往往会让孩子了解更多社会知识,看轻松的文学作品,而反对他们读深奥的宗教和哲学著作。当然,这个问题也应该辨证地看待。宗教书籍和老庄玄学有着精深的奥义,如果掌握不好、理解不透,也会让人流于疏懒、荒诞,甚至成为匪类。中国儒家经典是直抒胸臆、开门见山地阐明做人做事的正理,从儒家经典开始学习,然后涉猎诸子百家和二十五史,才能真正打好文化的根基。小孩子是千万不可读文学作品(也包括流行歌曲、影视等)的,为什么呢?这要看看文学作品是怎么来的,文学家不一定有很高的修养和良好的心境,正如韩愈所说,“人有不平则鸣”。因此,文学作品往往哀愁、悲叹、愤世嫉俗的多,豪迈、空灵、清净祥和的少。康熙皇帝作为一代明君,他要求他的阿哥和格格16岁以前不准读文学作品,只准看经典。读过文学作品的人,往往更加缠绵悱恻,性格缺乏豪迈,心境不够平和。康熙皇帝的英明之处正在于此,让宫里的小孩从小只读经典,有了真知灼见后再读文学作品,就能有辨别力,不被它迷惑。曾子在《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今天的教育正好相反,因为文学作品通俗易懂,教材里面充斥了各种文学作品。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只有在学生成年后才可能因为兴趣涉猎一点点。这种教育正好颠倒了次序,教育出来的学生怎么能不出现种种问题呢?中国古人的经典,会把做人做事的最高道理开门见山地表达出来。文学中也有很多对人生的体悟,但这种体悟一方面深度不够,一方面会以一种轻松的、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或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让读者思索、回味。这看起来很谦虚、很有亲和力,但不是真正的利益人、爱护人。每一类文学作品会有一定的阅读人群,这就看哪一类人的思想适合哪一种文学作品的情感世界了。但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经典,能得到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鸣,这是由其思想的深度和对社会的积极意义所决定的。今天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开放社会,相比之下,古代对于思想的钳制是相当严厉的。

古代社会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其他任何思潮的进入和流行,必须经过这三家思想的检验,凡是不符合的都会被作为“异端邪说”清除掉。但笔者认为,古代专制好,今天民主不好。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发言权,只要他对生活有了一点点体会,就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就会写文章、出书影响这个社会。而且,越是思想不深刻的人,越显得心浮气躁,越想讲出自己的观点。中国古代很多人,竭尽一生的学力写了一本书,还不标上自己的名字,这种书倒是很值得一看。比如,《阴符经》、《黄帝内经》都是假托黄帝的名字而成书,这真正体现了“无我”的精神,只要能利益众生,自己不被世人知晓没关系。反之,如果一个人有了思想就写书,当他再过二十年,发现自己当初的观点不成熟时,他的书已经流行很广了,已经影响很多人了,想反悔也来不及了。巴金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名作《家》、《春》、《秋》号称“激流三部曲”,对古代宗法社会的大家族和中国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2]但巴金先生这位寿星,在认真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以后,对自己当初激进的思想感到后悔了。每个人对宇宙、人生、社会理解的深度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因此造成今天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每个人也因为自己的机缘不同,所接触的文化、所认可的观点也不同。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对老百姓的思想有一种保护作用。先接触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先扎下文化的根,然后再广学多闻,才能受益匪浅。打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后,再读文学,再看小说,就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了。读小说可以通达人情世故,让自己处世更练达;读文学可以学到优美的语言,让自己谈话更有艺术感。总之,任何一件事物、任何一个做法,都是利弊夹杂,如何以长远的眼光选择“利大于弊”的做法,是很值得深思的。如果以此眼光看今天的媒体,那真是不敢苟同了。今天媒体里报道的,有很多自杀、情杀、财杀、仇杀的事例,还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来警醒世人,让大家远离犯罪、防范侵害。但其结果往往正好相反,大家拿自己和这些人相比,觉得我比他还强一点嘛,于是对自己的要求也降低了。如果看得再多一点,就感觉麻木,甚至觉得这些事很正常。不仅如此,人们还从这些报道里学会了作案方式,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犯罪率。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先以《弟子规》作为蓝本,落实到生活实践中,然后再广泛接触社会上形形的案例,才能明白其中的事理,达到自我警醒的效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更安定、和谐,人们身心才会更健康、快乐。

二、从教育目标看古今教育的异同

对于人的培养目标,每个人的看法会有所不同,但这里面主要是共性的东西。从当今中国社会来看,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思潮为指导,大力提倡实践,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方面因为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人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活泼、阳光、快乐、成熟,了解很多常识,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朋友很多,到处吃得开;二是要具备基本的做人道德,比如说慷慨、热情、乐于助人、不贪小便宜等,再加上没有坏习惯(、吸毒等)。这种培养目标更强调一种外用,没有恶习,能让自己身心安定,不至于沉沦下去,不至于破坏家庭;待人慷慨、热情,知识面广,交际能力强,能让自己和家庭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发展。这些都是很好的,但这种标准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内心愉悦的感受、他的心境;二是他真实学问的培养。做学问和身心修养都是由内而外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缓慢,必须脚踏实地地走,来不得一点自欺。做学问只有经历了从“根本智”到“差别智”的过程,这种学问才是稳固的,否则就如同《礼记》所讲的“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3]今天的教育,根本问题就在于缺乏“根本智”的培养,于是“一边学,一边漏”,最后就剩不了什么了。另外,通过身心修养,自然就会生发出对他人的关爱和自己内心的愉悦感。2011年去世的新加坡寿星许哲居士,享年113岁。她一辈子行善助人,她走到外面,就感觉“鸟儿对自己唱歌,花儿向自己微笑”,心境非常开朗、快乐,这是她修养的自然结果。以这种心境与人交往,人家也会非常欢喜,自然会取得良好效果。上面所讲的这种外用的目标,看起来很容易做到,其实未必那么容易,只是人们没有去深思这个问题。比如,吸毒、酗酒或沉迷网络游戏等恶习,其根本原因在于向外面寻求快乐、顺自己的习气寻求快乐、在染着中寻求快乐。但中国古人教导我们,要向内心寻求快乐,在清净心中寻求快乐,克服自己的习气后自然成功、快乐。如果这种根本人生观没有转变过来,就始终有沾染种种恶习的可能性。很多成功人士,经历过很多事,见过很多世面,也阅人无数,但终因沾染一种恶习而毁了自己一生,像谢东、满文军、余炳贤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可见,仅仅靠多实践、广交朋友,很难形成一种完美的人格,学问和身心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种染着的东西,都可以带来一定的刺激,但当这种刺激和过后,又会是长久的消沉,还会导致染着的加深。人们在一种习气的驱使下,往往不由自主地寻求这一点点刺激和,而忽视了随后更大的麻烦。习气会障蔽人的智慧,让人看不到事物的全貌。《弟子规》的最后,讲出了如何对待人生的根本态度:“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自暴就是放纵在自己习气里面,总以为顺着习气可以获得快乐,但每次都是飞蛾扑火一场空。

只有进入静定的境界,比如一句佛号念到接近于一心不乱,这个时候内心就会非常喜悦、祥和,充满快乐、信心,坚固的习气也在这种境界里逐渐软化了。所以,只要做到勿自暴,顺着理智走,不顺着习气走,自然会“勿自弃”,对人生充满信心。即使像“成为圣与贤”这样的难事,也相信自己能做到,更不用说其他简单事情了。反之,一个顺从习气、放纵在自己习气里面的人,自然碰到事情就没有信心,因为他连把握自己行为的信心都没有,怎么会相信自己能把事情做好呢?笔者有一位大学同学,他嗜好很多,扑克、象棋、股票、,都喜欢玩一下,他到了考试的时候就消沉了,躺在床上死睡,就是振作不起来,也不复习。因为他平常总在放纵自己,所以碰到事情,总是很消极、沮丧。人的心理,就像一把菜刀一样,只朝一个方向开口,并不断磨砺,切什么东西都问题不大了。只要让内心达到一种精诚、专一的状态,自然具备了世间所要求的一切美好品质,比如自强自立、自珍自爱、谨慎小心、勤奋自勉、热情开朗、不卑不亢、知足常乐、积极进取等。诸葛亮讲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其切入点是淡泊和宁静,明志和致远是自然达到的效果,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道家经典《素书》也讲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也是同样的意思。但也许有人会问:一切嗜好都不要了,又要淡泊、宁静,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其实,只要向内求就可以了,清净心里发出的快乐超越了世间一切快乐,这正如孔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向习气里面求快乐,就像夸父追日一样,总以为可以求到,但每次都失望而归。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劝诫别人:“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要坚强一点”,但效果往往不明显。这是因为他需要的是减少,不是增加。《道德经》里讲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意思是说,做学问是逐渐加深的过程,修道是慢慢减少自己习气和妄想的过程,不断减少习气,就会达到“无为”(或称清净心)的状态,这时做任何事情都没有障碍了。古大德也说,“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做人做事的信心,就从这里培养,不是说相信自己做任何事都可以成功,而是相信自己可以做好每一件事,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成与不成反而不是太重要了。总之,关于人的培养方式和目标,古代和今天有着巨大差异,由此也导致教育效果上的很大差别。今天,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儿童读经运动,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举措,这对弥补当今学校教育的不足,起到了重大作用。以上观点,是笔者在学习传统文化中的一得之见,不正确或不完备的地方在所难免,只当抛砖引玉,以待来哲的补充与指教。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4

关键词:古风歌曲 古典文学 母题继承

古风歌曲作为一种通过网络传播,面向青少年的新兴音乐,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游戏论坛的古风填词翻唱活动,后来发展到网络广播剧和电视剧的主题曲,随着其传播方式和乐曲创作范围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一股音乐潮流。通过对古典文学及古风歌曲的研究探讨,可以发现古典文学的母题对古风歌曲的创作内容有一定影响。

一.古风歌曲的定义

随着古风歌曲创作团队的不断壮大,对于什么是古风歌也不断引起人们的争论,但其概念至今还没有权威的定义。古风音乐创作曲者曹明皓认为:古风音乐是继承古典诗词的文字内蕴并融合流行乐器和传统乐器的一种具有强烈故事性和画面感的中国当代新世纪音乐[1]。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周显宝认为:古风音乐是以架空小说画面意象或故事背景为创作概念,采用古典雅致的文言化倾向语言为歌词,多运用民族乐器以及五、七声这类带有民族性的音阶来凸显民族性的曲调,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世纪音乐[2]。

虽然目前对于古风歌依旧没有明确定义,但是有两个概念还需要明确:首先应该明确古风歌曲是当代音乐的一种,所以不能与古代诗词混为一谈,更不能以诗词的平仄韵律作为评价标准,毕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宋诗词也不能用先秦的《诗经》作为评价标准。其次古风与中国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黄晓亮总结中国风的特点为“三古三新”[3],也就是说中国风是西方音乐融合中国元素,相对于国外音乐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其目的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宣传,以此来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这是空间上概念的区别;而古风歌曲则是本土文化借鉴外来音乐形式而形成的一种音乐,相对于古代音乐而具有当代特色的音乐,其受众是了解中华文化发展过程的当代人,这是时间概念上的区别。

总之,古风歌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中国古代元素作为主要的创作元素,乐器上大多采用笛子、二胡、琵琶、古琴等民族乐器,歌词更加文雅并注重措辞韵脚,注重意象的选取以及意境的勾勒,具有较强故事性,多文案念白的一种中国新世纪音乐。

二.古典文学题材的延续

所谓“古风”在古风歌曲中有“怀古之风”之意。诚然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远离了山水田园与边塞战争的生活,也少了古人的咏物言志、怀古咏史的性情。由于生活的年代不同,导致我们心境的不同,但是古风歌曲通过建立宏大的古代故事背景,在虚拟的世界中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离我们日渐远去的题材,同时也为其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这也是古风音乐区别于其他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表现,即古风歌曲内容是古典作品题材的延续,其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王侯将相英雄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受“入世”思想的影响大都抱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表现出强烈的征战、功勋意识,以及对抗战英雄普遍的赞美和钦佩情结,如高适的《燕歌行》、辛弃疾的《满江红》。古典诗词中这类题材的作品大都作于动荡不安的年代,或是边陲不安、或是国家飘摇,因此诗人的英雄情结往往与对英雄的呼唤或者对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懑相关联。

当今的古风歌曲虽然继承了这一题材,但是由于时代局限,因此这类歌曲大都取材于古风游戏、小说、电视剧、广播剧,以古代庙堂疆场为创作背景,描写战场厮杀、保家卫国的豪情,其中流露出对战争英雄的崇拜之情。不过由于受人文意识熏陶,大多数作品还会掺杂着对战争的控诉,对征人思妇的同情,如王胖子《千秋月别西楚将》。除了借鉴背景也有原创,不过由于听众不了解歌曲背景,所以一般会以文案的形式或者通过念白创造“剧情歌”交代创作背景,如河图《风起天阑》;或者直接将故事背景写入歌词中,如吴琼的《故人叹》。

2.恩怨江湖侠客情怀

“从‘纵死尤闻侠骨香’到‘乱世天教重侠游’;从‘一箫一剑平生意’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在我国千年的历史传统中,产生了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中国侠文化”。[4]关于“侠”的定义,有学者根据文献研究指出:侠的本义,大概是“挟持大人物并供其役使之人”。[5]通过历史溯源可以发现在先秦两汉之时,传统侠士阶级确实作为历史史实而存在,此时可以称之为“历史之侠”;从魏晋到清朝末年,“历史之侠”消亡,而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结合凝聚成新的“观念侠”,即“文人之侠”;民国时期,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侠与武相结合,此时可称之为“武侠”。由此可见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转》之后,“游侠”这一名词就开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侠客情结从大汉帝国开始辗转于唐宋诗词、明清话本小说,直至现当代的武侠文学。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或效仿或憧憬着游侠生活,向往着快意恩仇、仗剑江湖。在当今这个热武器时代,刀剑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江湖早已消散在历史中,像“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也只存在于泛黄的书页之中,然而人们心中的侠客情怀却依旧没有终止过,如安九一首《日暮归途》唱出了无数人的江湖侠客梦。现如今无数的仙侠游戏、武侠小说的存在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心中侠客情怀的体现,而古风歌曲又受游戏和仙侠小说影响,因此内容的创作也多从这两方面取材,并且大多是为了满足游戏玩家和仙侠小说读者对仙侠世界的向往,如“墨明棋妙”的《问剑逍遥》,整首歌以慷慨激昂的基调展开了武林中腥风血雨的对战场面,华丽而不失庄重,展现了雄浑豪壮却又不失柔情细腻的仙侠世界。

3.生死离别爱情主题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而作为人类七情之一的爱情自古以来就是永恒话题。正所谓“高天厚地,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z风月债难酬”,[6]由此可见无论是诗词戏曲或是小说,爱情总是一个跳不开的主题。

古风歌曲中也有很多主题与爱情相关,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游戏、小说、电视剧、广播剧、传说为故事背景或者作者自创背景展开的生死离别的爱情。大概自古以来“凡凶死者从民俗学来说,最易打动人们的心灵”,[7]因此这类歌曲所占比重较大,并且大致可以类比古代的“悼亡词”。纵观古代文学史,从《诗经・唐风・葛生》开始就已经有“悼亡诗”,之后西晋的潘安仁的《悼亡诗》、北宋苏轼的《江城子・记梦》、清初纳兰性德《采桑子》,经过无数文人的努力使得“悼亡”主题成为爱情诗中的一朵奇葩。这些作品大多是写与所爱之人别离之后,通过对往昔美好时光的追忆或是细节琐事的悼念,感叹命运无常、情丝难断。古风歌曲中与之相似的如河图《伶仃谣》和音频怪物的《琴师》,虽然不一定是死别,但所要表达的情感却是想通的;二是类似于白居易《长恨歌》这种“江山美人”的帝王之爱,如河图的《倾尽天下》。“江山美人”这种题材在古典文学中也是俯拾皆是,除了以唐玄宗和杨玉环为背景的《长恨歌》以及衍生出来的《梧桐雨》和《长生殿》,还有比较有名的吴伟业的《圆圆曲》。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这类题材的作品,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束缚,虽然有写的到爱情,但往往主题非常含糊,基本上是讽刺中带有些许同情,且前者占据主导地位。且不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文学夸张成分占几层,历史真实占几分,单单是凭借这一句话,吴三桂就背上了千古骂名。而《倾尽天下》中“血染江山的画,怎敌你眉间,一点朱砂”就可以看出虽然古风歌曲虽然承袭了这一主题,却反映出与古代不同的价值观念。

4.思乡念古的怀旧情愫

有学者研究发现从先秦到明清,从《诗经》到戏曲小说,中国古典文学中大概有十个主题是反复出现的,分别是春恨、悲秋、惜时、相思、怀古、思乡、黍离、生死、游仙、出处[8],而在这其中“思乡”“怀古”“相思”是作为“重复率最高”的“三大主题”被无数作品吟咏[9]。纵观古风歌曲乐坛,在主题上与古典文学具有巧妙的互文对应关系,其中有关“相思”的主题已经在上面提到过了,而“思乡”和“怀古”,而这两点合并起来可以并成为“怀旧”,即古风歌曲的另一个内容。在我国古代由于交通和科技的不发达导致背井离乡的游子们无法与家人交流,于是这空间上上的距离就使“思乡”“念亲”成为人们共同的母题,比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而“怀古”大多是作者登览遗迹,感慨兴衰之变或借古人事迹,感叹自身际遇,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

而在当今时代,一方面由于科技的进步,手机与飞机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古人的“思乡”之愁,然而空间距离的缩短却引来了时间上的距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旧,怀念童年时光,典型的有河图的《老酒街》:斑驳的墙根,古旧的川南民居,戏园子里的白娘子、弹珠、米花糖、三国演义,一切仿佛封印在时间里发黄的老照片,时光匆匆,但依旧记得小时候的模样。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很少再有感慨兴衰、际遇的心境,但是“怀古”却以另一种方式演绎:一是对前人的歌颂,这类不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往往以古代历史人物或历史小说为原型,比较经典的有写功过参半的帝王杨广的《千秋随葬》、有写风流才子柳永的《白衣》、还有一代杀神白起的《白雪碑》以及融历史、小说、游戏于一体的《三国物语》系列,这些歌曲往往表达的是对人物的唏嘘叹惋之情。二是对古代城市或建筑的怀念,如河图的《不见长安》,从其文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首歌与其说写的是长安不如说是“长安”这作古城所蕴含的意义,也许就是那掩埋在历史尘土下的才令人怀念。

三.古风歌的弊端及发展方向

由于古风音乐从一开始就是网友们的兴趣之作,其创作者大都是非专业人士,网友只要创作出作品来就可以在网络上发表,导致古风乐坛缺乏一定规范并且准入门槛很低,因此古风歌曲乐坛上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这样也暴露了古风歌曲不少弊端。比如有些作词者受自身的艺术修养水平限制,将一些典雅的词语或语句嵌入歌词中造成不伦不类;还有些词作为了押韵或者与曲调保持协调往往会任意造词或者随意省略,导致新造出的词语或句子超出了语言使用规则的限度,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歌词内容的准确表达,也造成情感传达上的断层。古风歌曲另外一个最为人所诟病的莫过于辞藻堆砌,无病,许多作词者为了创作歌词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的作品除了提起人去翻阅书籍寻找典故的兴趣,没有任何文学和音乐价值,倒像是诗词版的猜谜游戏。

纵观古风歌坛,上述弊端几乎是普遍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人认为如今我们已经远离了古代的生活,所以古风歌曲描述的只能是古代故事背景或者虚构的空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创作的《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虽然描述的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在意象营造以及气势上丝毫不输于古典诗词。而且我们现在用到的各种诗词典故也是当时的诗人词人在自己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此古风歌曲只有做到“唯陈言之务去”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越走越远,比如河图的《老酒街》就算是古风歌曲在创作道路上的成功突破。

综上所述,古风歌曲随时代应运而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有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借鉴了古典文学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古风歌曲之所以能够在青少年中占有一定的传播市场,究其根本原因大概是古风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故事性营造了一个区别于现代生活的梦幻世界,每一首歌曲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世界,在这些故事和世界中有远离喧嚣的山水生活,有热血沸腾的沙场江湖,还有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是古风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曲的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束缚,由于古风歌曲这种依靠叙事性歌词创造故事的方式导致古风歌曲的歌词冗长繁复,脱离实际,不利于歌曲的传唱。纵观古典诗词,最为人所传送的往往是短小精悍、易于理解的作品,因此古风歌曲在未来依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曹明皓.中国传统音乐:古琴艺术与现代音乐的结合[Z].南京大学,2013.

[2]周显宝,熊楚月.民间文艺复兴:草根贩缬攵嘣审美――中国网络古风流行音乐考察与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6,01:101-109.

[3]王爱苹.找寻歌声中的“完整自我”――由古风音乐谈自觉民族文化意识的苏醒[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03:142-145.

[4]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2:2.

[5]汪涌豪,陈广宏.游侠人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3.

[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5回)[M].长沙:岳麓书社,2001:31.

[7]黄永年.文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0:343.

[8]王立.原型与流变: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概观[J].江海学刊,1989(2):154-160.

[9]花建.受众心理研究[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1:6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地方高校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当下古风歌曲对古代诗词的继承与创新”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10452100)。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5

“军”在古汉语中兼具了名词义、动词义的常用义,高中语文教材认为“军”的“驻军”、“驻扎”义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这种以今律古的做法混淆了词的兼类与活用,把词类活用扩大化,不利于文言文教学。

关键词

活用

兼类

高中语文课本《烛之武退秦师》中“晋军函陵,秦军汜南”一句,薛金星主编的《中学教材全解》和任志鸿主编的《优化设计》解释为“军,名词活用为动词,驻军”。《鸿门宴》中“沛公军霸上”一句,吴铜运主编的《高中文言文译注及赏析》和王朝银主编的《创新设计》也把“军”当作词类活用。教师受各种参考书的影响,在教学中反复向学生强调 “军”原为名词,由于它后面带了宾语“函陵”、“汜南”、“霸上”,在此句中活用为动词,“驻军”“驻扎”之义。但笔者认为此种说法是扩大了词类活用的范围,不利于文言文教学。

其一,所谓“活用”, 胡裕树认为:“甲类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① 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② 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③这些说法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使某类词临时具有另一类词的语法功能,是语法功能的临时改变。它不是词所固有的,而是游离于词外、随文异用的,是一个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的制约下由一种词性临时转变成另一种词性的灵活用法。例如 “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在《中山狼传》“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再如“梯”字,在“元济于城上请罪,进城梯而下之”(《李愬雪夜入蔡州》)作“架设梯子”解,在“取之难梯天,失之易反掌”(杜牧《感怀》)句中作“攀登”解,在“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后汉书?西域传》)中作“缘梯攀登”解。由此可知词类活用一旦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这些动词的语法功能在它身上就不复存在,它具有灵活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而“军”字作“驻军”、“驻扎”解在课文中反复出现,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 作动词用如此之频繁,且用法固定,都是“驻军”“驻扎”的意思,可见不是临时充当动词的语法功能,应该不属于活用。

其二, 根据《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又据《广雅?释言》:“军,围也”, 段玉裁注:“于字形得圜义,于字音得围义,凡‘浑’等军声之字,皆兼取其义。”《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晋之余师不能军”,杜预注:“不能成营屯”,可见“军”在古代本来就是动词。实际上,人们在词类活用运用的过程中往往从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出发,分析总结古汉语的语言习惯却不认真考察古汉语的语言实际,这种以今律古的做法容易混淆本用与活用,把词类活用扩大化,把词的本义用、引申义用当作词类活用,并把兼类词也看作活用现象。如“雨”,现代汉语中是名词,而《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水从云中下也”,显然是动词,而且在甲骨卜辞中,“雨”的动词用例就颇不少见。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卜辞通籑》) 先秦典籍中的用例则是这种动词用法的引申,表示“从天上降下”的意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 “乙丑,京师雨毛。”(《隋书?高祖记》) 不少论著都把上三例中的”雨“看作名词活用为动词,原因是只看到现代汉语中“雨”是名词,这显然是错误的。

既然“军”在古汉语中是动词。那么究竟是以古人的解释为本义,还是以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为本义呢?若以古人为本,可是在古人那里“军”字的两种意义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如何确定何者为本义何者为引申义?达世平、沈光海编注的《古汉语常用字字源字典》注释:“军,会意字,‘勹’即‘包’的古字。‘车’指兵车。合起来指古代驻扎军队时用兵车围成一圈。”④ 而“军”的金文小篆字形从“车”从“勹”会意,表示用车包围成圈,这是古代军队宿营时的驻扎形式。古代打仗常实行车战,一般是用四匹马驾车,军队驻扎时,就把战车排着围起来形成营垒,以防止敌人袭击。《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之余师不能军。”“不能军”,即不能围成营垒,不能驻扎。但是,《左传?成公十六年》:“宋、齐、卫皆失军。”俞樾《群经评议?左传》对此解释说“军者,谓营垒也”。《左传?昭公十三年》:“乃藩为军。”“藩”,是篱笆,意思是说筑篱成营垒。左民安著的《汉字例话》认为“军”字的本义是“军队”。军队的编制单位亦可称“军”,如《管子?小匡》:“万人为一军。”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古代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可见,“军”字在古人那里既有动词的用法,又有名词的用法,笔者认为两种用法都属它的本义,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词的兼类。 转贴于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 “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⑤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是指一个词所兼具的若干类词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内涵,它所兼具的若干词的特性,都是它自身固有的,是词类的本用,它可以脱离具体的语境而存在,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如“益”,在古代汉语中既是动词,表“漫出”、“增加”;同时又是形容词、名词、副词,分别表示“富裕”、“好处”、“更”等。

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⑥ 兼类的词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当兼类词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中作名词8次,作动词5次;在《孟子》中作名词4次,作动词9次;在《荀子》中作名词40次,作动词9次;在《韩非子》中作名词50次,作动词22次。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

我们读秦汉时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军”在古代常作“军营”、“军队”、“驻军”、“驻扎”解,是一个兼具有名词和动词二种功能的兼类词。如果我们把这种多义兼类词看作名词用作动词,这样不仅否定了他们已有的固定动词义,使一个词只能剩下一个原始义,而且古代汉语中一词多义的兼类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教材编写者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1982.332

2.古代汉语,162

3.文言语法分析,98

4.达世平,沈光海.古汉语常用字字源字典,76

5.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26,243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6

塞内古道 边关要岭

古丝绸之路分东、中、西三段,每一段又有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的北线由今宁夏固原、海原进入白银境内,其中一条路线就是经平川水泉堡、裴家堡到靖远石门,再由索桥渡口过黄河抵芦阳镇,然后进入河西走廊。这条道路,大部分虽隐蔽难走,却是捷径。我们行走的部分路线,就与当年的丝绸之路基本重合。

由平川区新墩出发,沿原109线走过不远,经水泉堡改道往北,就进入前往靖远县石门镇的乡间便道。这条便道蜿蜒崎岖,高低不平,一直在群山之间穿梭,驱车前行,恍惚进入河西走廊一般,山岭似游龙飞舞,峰顶如虎豹盘桓。

前行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平川水泉镇砂流水村以西的三角古城,该城依山而筑,规模不大,不知何时修建。过后查找资料,发现全国三角古城很多,但是唯独不见此城,看来只有从地方资料搜寻了。此城主体已破坏,仅剩一段残墙,但朝北的瓮城遗迹明显。细看残存的城墙,利用黄土和本地砂土夯筑而成。东面山上有烽火台遗迹两处,也只可辨别遗迹。

离开三角古城,地势渐高,举目远眺,群山巍峨,连绵不绝。此时,天空飘起雪花,乡间便道更加难走,前进异常艰难。正行间,一条东西走向的雄伟山脉横在眼前,高处山梁上巍峨耸立着一古城堡,等沿着盘山道路近前看时,更加壮观。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古丝绸之路北线的必经之处,地势险要,自古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残留的古长城(边墙)、烽火台、古城堡有好几处,现看到的正是分水岭堡遗址。

靖远面山背河,地理位置重要,自汉代起就建筑修池,御敌保边。明朝建立后,与北元残余势力隔河对峙,而河北蒙元骑兵常有扰攘大明边境,甚至时有大将率轻骑踏冰渡河,南下抢掠百姓,成为一时之患,这里由此更成为重疆要塞。查《康熙・靖远卫志》得知:为便拒守,正统二年(1437),明设置靖虏卫,修筑城池,使之成为当时西北地区防御残元势力侵犯建置规模比较大的卫城。自明正统建卫以后,明王朝或在原有废弃的古堡上修补,或是择地新筑,并逐代扩建,形成诸多的边塞城堡,分水岭城堡即是其一。

史料记载,分水岭堡(当地人称荒草关堡)在卫(今靖远县城)东北130里,明万历元年(1573)建。万历三十四年(1606),靖远卫兵粮道袁弘德巡阅边塞军事防务到此,见分水岭堡城筑山巅,岭高风大,六月飞雪,异常寒冷,不堪居处,且取水不便,防御亦艰,遂向上奏疏,将城堡改建至北面地平水便的裴家沟,守防人员随迁裴家堡。当时设防守官一名,统领军丁100名,所辖沿河边40里,墩台四座。这一城堡的建立,加强了防御体系,稳定了靖远边塞防务,使丝绸之路也得以畅通无阻。突然想到,先前的三角古城,当时就是分水城堡的后防保障之地?

站在路边仰视,只见城墙下虽是农田,但400多年的城堡墙部分保存较好,而且有一城墩几乎完好,想必内部一定有可观之处。大家冒着风雪,沿着山梁登上古城堡,城内建筑虽荡然无存,已经成为农田,但城池规模明晰可辨。行走其间,大雪扑面,冷风逼人,真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不由慨叹,敬畏当时将士的顽强与英勇。

再仔细观察,这座城堡依山修建,竟然分为上、下两座城堡,均呈椭圆形,且两堡相连,成为独特的连城堡。堡北有一高墩,残高约4米,用黄土和芨芨草隔层夯筑,坚固结实,历时400多年风雨侵袭,依旧矗立,傲视群山。登上墩台,环顾四周,整个山川高低起伏,白雪茫茫,让人遐想无限。城堡向西顺着山梁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防御性长城(边墙),延绵数百米,直到远处山峰,墙体虽已倾圮坍塌,且低洼处被从中截断,用作公路的通道,整体遗址仍清淅可见,险隘犹雄。或许这通道,原本就是关口?如此说去,或许那里曾经还会建有雄伟的关楼吧?

遥望隘口,联想远古,这段丝路古道上的险要路段,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实为关内乃至当时西北一大屏障。当年,这里发生过多少次抵御外敌的战争,发生过多少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大概只有这些古老建筑知道了。也只有它们,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变迁,让人体悟岁月的悠久深厚和生命的源远流长。

走下城堡,继续北行。此时下山,冰雪铺路,车行打滑,异常艰难,但大家热心不减,均沉浸在古堡、长城之中。遗憾之处,路旁还有裴家堡遗址,哈思吉堡,均一晃而过,只能远观,不及细看。

车出石门镇,又进入长长的峡谷地带,沿着一条极为狭窄崎岖的山道前行,两旁重峦叠嶂,峻岭危险,处处给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压抑。终于盘旋到一峡口,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一座明显的人工长墙横在眼前。“城墙!”大家不约而同地喊道,接着,迫不及待地跳下车,远奔而去。

后来得知,这道峡谷名叫胡麻沟,距离前方黄河渡口已经不远,是明朝时期距河口修造的第二道隘口墙。此段长墙连接东西两山,现存残墙长约120米,高约10米,底宽12米,顶宽3米多,墙体依旧用黄土和砂石夯筑而成,和前面的三角城、分水岭城堡修筑方式很是相似。不同之处,此墙内层为土筑,外层用石块包裹,更为坚固。土墙西侧有一豁口,溪水从旁流过,东侧亦有一豁口,却是城门塌陷的样子。除去这两处,历经400多年风雨拍打,墙体基本完好,足见当时建筑之牢固,防御之重要。再往北,就到黄河边,可见第一道隘口墙,大概因为河水冲刷,只显轮廓,不及第二道巍峨雄伟。

跨过长墙,到索桥渡口东岸的直线距离已不远,但是通往渡口的道路车辆无法到达,要沿河岸步行,只能停车,背包徒步,前往索桥渡。

丝路古渡 索桥遗堡

我们到达黄河边时,已雪过天晴。冬日的黄河清澈如蓝,温柔美丽,阳光遍洒水面,波光粼粼,格外迷人。河水缓缓向前流动,浅水处石子亦能清晰可见,加之两岸乱石穿空,高山耸立,让这湾土地显得很是幽静神秘。

初行两三里,道路宽阔,尚可行车,前行不远,在河边有一处残破的渡口基座,两根钢丝绳没在水中,一艘渡船停在对岸,想是依靠水流并借助绳索牵引往来渡河吧。

我们没有过河,踩着河岸的巨石道路向东继续赶路。接下来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大河,根本没有路,行走极其惊险。我们只好时而爬陡坡,盘旋向上;时而过悬崖,匍匐而下。大家小心谨慎地前行,尽管如此,但一路上还是没有忘记拍照留念,特别是难走之处,更是如此。

走过一段又一段险滩,爬过一块又一块巨石,终于,到达较为平坦之处。此刻,眼前虽不是豁然开朗,但河岸尽收眼底,特别是一块块独具特色的黄河石,引得大家纷纷赞美。

前行中,正在一片枣林寻找风干的正宗石门小口枣子时,忽听得有人喊:看,前方就是索桥堡。只见远处的黄河又向北转去,高山峡谷隐约可见,再顺着远处黄河转弯处的东南山岭上远远望去,依稀能辨认到一座建筑群遗址。仔细辨认,满眼是大大小小的石街、石墙、石屋,真正的一座石头古城。建筑遗址规模很是宏大,只是时间的变化,让这里仅留下一堆堆残垣断壁、一幢幢破墙烂屋,俯瞰着黄河两岸,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又似乎在考验着来访者的想象力。但仅凭这一点,实在让人很难与繁华一时的著名古渡联系起来。

带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赶到一片较为开阔的峡谷平地,远看黄河北岸,一座较大的烽火台紧连着五个小烽台矗立在山巅,正是所谓的“一烽五燧”。尽管我们没有到达近前,但还是被这相连的烽燧惊呆了。我的脑海中,烽燧应该是分散的,而这清晰矗立眼前的烽火台,一大五小一字排开,相连成线,恢宏壮观。直到这时,探寻已久的索桥古渡,终于慢慢地露出颜容,等待着我们进一步造访。

资料显示,索桥,也称吊桥、绳桥、悬索桥等,是一种以索链固定在河道两侧,上覆桥面或悬挂溜索而构建的桥梁。多建于地形崎岖、水流湍急不易做桥墩的陡岸险谷。早期用于构建索桥多由藤、草等植物编成索链,然后以粗绳索若干根平铺系紧,再在绳索上横铺木板或渡船。

据《靖远史话》,石门索桥渡口最早以木船和羊皮筏子摆渡。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两岸修建索桥,河面上排二十四艘木制大船,两岸四根铁铸“将军柱”,用草绳系船成浮桥,故名索桥。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这里重建索桥,并在河西又筑一座桥头堡。索桥渡口修建完善之后,哈思吉堡也成为交通枢纽,这段丝绸之路渡口也更加繁忙,并长期成为长安通往武威的咽喉。而今,索桥连同将军柱、渡船都已湮没,只留下一片废墟,默默见证着昔日的繁华。

正贪恋于此,辨认着远方的屋墙、院落、街道,又见无限风光在前峰,于是步入黄河岸边东南面一古院落遗迹。这处院落距离河边不远,但避水防风,且位置险要,从建筑痕迹辨认,该院主房依山傍水,厅堂不小,门前有三层方整的石台阶,依我看来,这样的规格如果不是朝廷重要官员的办公场所,就非庙宇莫属了。

院内躺着一块破裂石碑,一大三小,碑刻“大清国康熙岁次丁未仲夏闰四月吉……”字样,碑本不知名,我想就称之为“索桥康熙碑”吧。其中主要为驻地将军名讳,另有附近各镇信官、哈思吉生员、哈思吉善信等职位高低不同的诸多人名,想来原本应该是立在某个庙宇,而且是武官之前的功德碑吧!

走出古院落,还在沉思之间,一座屹立在山道旁的石碑映入眼帘,正是当地著名的《山陕修路碑》。这是一块刻立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间的功德碑。碑文赞颂了一个在哈思吉堡做了18年生意的名胡正宽的山西商人,眼见此地道路难行,给商旅行人造成极大不便,想把索桥渡口附近的山路修好。因苦于工程浩大,个人力量有限,难以完成,便向过往商队和周围商号募集资金,先后有甘、山、陕三省,七府、三州、三十县,180余家商号商户慷慨捐赠白银340多两,彻底修整拓宽了通往索桥古渡的道路,保障了丝绸之路北线的畅通。借着“山陕碑”管窥,可知索桥渡当时规模不小,场景繁华。

同时,从山陕碑雕刻形式看,先前所见的索桥康熙碑应该只是残存的一半,但不知另一半在哪里。困惑中,不觉走到山口,却见一处明显的人为修建痕迹,带着昔日的雄健,矗立于此。见着已经沧桑的石基,想来这应该是地方史料所提到的铁锁关遗址。

《靖远县志》载:“索桥堡前后设建,处所不一,故堡城尺丈亦无定据。今考哈思吉堡西南六、七里至黄河岸,又三、四里至大口子、小口子,即昔年初建索桥地也。盖隆庆初,创主凤船桥以通往来,寻因河水泛涨,漂没无存,仍以船渡,其码头故迹犹存。万历年间创建芦塘,修筑新边,又置索桥于哈恩吉西十里。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建一堡于河东,名为铁锁关,门上有石偈,额曰:索桥堡。旁镌钦差靖远等处地方参将丁光宇故迹犹存。至于今之索桥堡,则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来所建。”

关于索桥堡的位置,《靖远县志》载“索桥堡前后设建,处所不一”,“哈思吉堡西南六、七里至黄河岸”,“又三、四里至大口子、小口子”,以我之见,这些地方相距不远,应该正是我们所走的胡麻沟口、道中所见渡船处。另载:“哈恩吉西十里。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建一堡于河东,名为铁锁关,门上有石碣,额曰:索桥堡……至于今之索桥堡,则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来所建。”这里的索桥堡,正是我们今日所见了。

联系地理可知,许多险要之地均可成为关隘。铁索关,堡名为关,莫不是与黄河古渡锁链有关,寓意索道之牢固,关口之牢固?再者,因为铁索关原建于山脚,不便了解敌情,故而后来移建于山顶?如此说来,先前所见院落为铁锁关,而山顶古堡就是后来的索桥堡?

穿过关口,走向山顶古堡处,有一条在石崖上开凿的山间小路,宽约1米,蜿蜒曲折,险峻异常,可通过牲畜驼运和小车行进,当地人称之为“茶马古道”,正是“山陕碑”提到的修建道路。

沿着古道向上攀援,在半山腰最为开阔处,又发现一大五小烽火台,同样连成一线。近距离细看,烽火台内用本地页岩砌成,外面裹以砂石土,虽已坍塌,但不改雄伟壮观。回头再望,却发现这里的烽火台和河对岸景泰境内的烽燧遥相呼应。历史上,黄河常常成为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特别是在明代,黄河更是防御蒙元势力南下的前沿。这里属黄河天险,战略要地,而敌人时有来犯,根据其人数多少燃火放烟,传递军情,烽燧也就不是唯一,且有大有小,告诉军情的轻重缓急,其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登上山梁,再绕山头折回,一座古堡赫然矗立,虽历经沧桑,但雄伟不减:先前一直远望的,一直提到的索桥堡,终于可以近距离触摸了!

踩着荒草,我们沿着残存的城门豁口,徘徊在这寂静无声的古堡内。城堡内,最引人注目的,依旧是烽火台遗迹。只见两座烽火台,一处在山巅,一处在低凹,似乎高度警惕,并和远处的哨台呼应,时刻监视着外敌的动静,随时准备抵御外敌侵扰。古堡遗址地表,残瓷断瓦随处可见,更有青花瓷跳入眼中。如今,当年的金戈铁马早已消弥在岁月的烟尘中,只有那些历史的痕迹,在诉说着往日的紧张与繁华。

登上古堡城墙,黄河如同青色的绸带,绕成“S”形,潇洒走来,经过山峡,激起朵朵白色的旋涡,飘然而去。岸边一个高大的墩台,与山下的墩台隔河相望,正是索道渡口。这里似乎一切如旧,只是缺少了渡船的索链。岸上的山坡地,石板砌成的石墙,虽已东倒西歪,但雄姿照样飒爽,布局依然整齐。

明代“边墙自索桥起”。沿河岸再看,索桥渡口西岸遗址向下游不远处,一条清晰可见的小山梁一路向西延伸,这就是大明王朝修建的最后一项大型军事工程――“甘肃新边”,从景泰索桥到古浪泗水一带的边墙(长城),也是大明王朝回光返照的历史见证。之所以称为“新边”,是与原来沿靖远黄河东岸南下,至兰州北上永登、天祝到古浪泗水的“甘肃旧边”区别。

索桥渡地处黄河隘口,自汉开河西后,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除此以外,和甘肃境内诸多的城堡、长城一样,明朝在这里沿河设置堡城及长城,主要是防御“踏冰”而来的蒙元骑兵。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兵部尚书田乐、总兵达云、分守道张南等人率兵万人,发动松山之战(今天祝县境内)获胜。第二年,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出塞巡边,发现景泰索桥渡一线有一条长城残迹,询问父老后才知这是汉长城遗迹。后考察发现,景泰索桥到土门一线只有400里,于是,奏请朝廷修筑甘肃新边,以大靖营、永泰营为防守要点,并在沿线修建了大量的防御设施,将原先防守的长城线减少1000多里,而且效果更胜从前。正因如此,这里的索桥分别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四十二年(1614)得以重新修整,作为运送戍边将士粮饷的重要通道,也兼顾丝绸之道便行。

明朝因军事边防需要,创建新边,在戍守边疆的同时,也贯通了交通要道。加之过索桥古渡,成为丝绸之路渡河段最便捷的路径之一,于是大批中原商旅从这里渡河西行,过黄河抵芦阳镇,直抵大靖、土门,然后进入河西走廊第一大城武威,同时,络绎不绝的驼队亦带着西域特产,由此而来,进入中原腹地,贸易经商。

站在古堡城墙,思绪飞扬,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狼烟,听见了士卒的呼喊。谁能料到,明朝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开始营建新边,到1644年灭亡,甘肃新边真正发挥防御作用的时间仅有36年。到清王朝,版图远远超过明朝,曾经的边防前哨,变成了内地,明王朝费尽心机修建的大型防御工程,逐渐废弃,但作为辅助功能的丝绸之路,却日渐兴盛,直至乾隆后期达到高潮。

当我们沿古道继续前行,穿越在荒芜苍凉的旷野时,真从心里敬仰那些开道的先人那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想想看,渡口两岸的道路都是在大山中穿行,今天我们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前来,只背负简单行囊,尚且跋涉数小时,即将筋疲力尽,古代要克服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

突然想到,索桥渡口两岸的道路虽然崎岖难行,但和我们自河岸一路走来相比,要安全许多。再者,古丝绸之路上商旅大多都用驼队作为运输工具,对道路的要求不是很高,而且,为搭乘以军事防备为主的渡口,渡河方便,同时,在战争时期,还有安全和省时的考虑。正是这诸多原因,往来商旅放着那么多坦途不走,宁愿选择这条小路通行,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如清代学者梁份所著《秦边纪略》卷四《靖远卫・下》记:“索桥,黄河之津处也,名桥而实无之。东二十里至哈思吉……索桥不过鼓棹浮舟往来津渡而已。”“庄、凉、甘、肃而往河东,自镇远、索桥外更无他途也。桥非大道,盖宁夏、固原往河西之捷径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兰州往河西,而取道靖虏以渡索桥者,路捷三日也。”

踏步古道,仿佛又聆听到悠扬的驼铃声,又看到商贾驼队艰难跋涉的情景。但我不是考古学家,也并非历史学家,只是痴迷和敬畏积淀了千百多年的历史内蕴,或者被岁月磨砺出的大漠灵魂。

返回途中,遇到一放羊老人,告诉我们,古堡不远处,有古代将军的坟滩;山下的石碑另一半,被附近村子的人拉去当了机座;马家军曾在渡口附近阻拦西路红军……看来,索桥古堡,历史故事还有很多。

夕阳西下,霞光万丈,回首遥望,索桥堡,古渡口,新渡船,再加上交融在一起的长城与黄河,给人无限遐想。远远离开时,神秘的古道,巍峨的城堡,苍茫的大山,让人感到震撼之外,也让人深刻体会到和平安定与富国强家的重要意义。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7

一. 什么叫古今异义?

所谓古今异义,就是指文言词语或短语的意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中书写相同的词语之间的意思不同的现象。这种意义和用法的差异是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辨明这些词语的古今意思和用法,有助于增强我们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二. 古今异义的种类:

1. 词义的扩大。

所谓词义扩大就是说同样的词语在古代的意义小,而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变大了。如:江河二字,古代指长江和黄河,现在泛指一切较大的河流。好,古代指女子相貌好看,而现在泛指一切美好的性质。

l 练习1.解释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① 秦以虎狼之势,与中国抗衡。 古义:中原地区。今义:中华人民共和国。

②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古义:母亲。今义:晚辈对任何女性长辈的亲切称呼。

③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古义:父母兄弟等亲属。今义:有婚姻关系的成员。

2. 词义的缩小

所谓词义缩小,就是说同样的词语在古代词义大,而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变小了。如:臭,古代表示好坏气味均可,现在只表示坏的气味;让,古代既可表示辞让谦让之意,又可表示责备之意,现在则只有第一种意义了。

l 练习2.解释下列各句中加点的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①沛公居山东时 山东 古义:崤山以东。今义:山东省。

②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妻子 古义:妻子儿女。今义:妻,与丈夫相对

③因为长句,歌以赠之 因为 古义:因此写作。今义:因果连词,表原因。

④古之学者必有师 学者 古义:求学的人。今义: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

3. 词义转移:

所谓词义转移,就是说同样的词语在古代是一个方面的意思,到了今天却变成别的一个方面的意思了。如:涕,古代指眼泪,现在指鼻涕;偷,古代指苟且、马虎、刻薄、不厚道,今义转移为偷窃。

l 练习3.解释下列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①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行李 古义:外交使者。今义:出门时带的包裹。

②颜色不少变 颜色 古义:容颜、脸色。今义:色彩。

③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 古义:秋日的天空。今义:秋季。

④上初即位,富于春秋 春秋 古义:年岁、年龄。今义:春天和秋天。

4. 词义弱化:

所谓词义弱化,就是指同样的词语,在古代时所表示的语义较强,而今天所表示的语义则较弱。如:很,古义是凶狠,表示的程度很高,很深,现在表示的程度不怎么高深。怨,古义表示仇恨、怀恨,现在表示埋怨、责备。

l 练习4.解释下列加点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①未尝有坚明约束者 约束 古义:盟约。今义:限制。

②戊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举 古义:攻克。今义:抬起。

③兔走触株,折颈而死 走 古义:跑。今义:行走。

④吾羞,不忍为之下 羞 古义:羞愧、感到耻辱。今义:害羞、不好意思。

5. 词义强化:

所谓词义强化,就是指同样的词语在古代表示的意义较弱,而今天所表示的语义增强了。如:恨,古代表示遗憾、不满的意思,今天表示仇恨、怀恨。诛,最初只是责备之意,后来强化为杀戮的意思。

l 练习5.结实下列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①先帝不以臣卑鄙 卑鄙:古代表示地位低,见识短浅,今天表示品德低下。

②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烈士:古代表示刚直侠义之人,现在表示为正义牺牲的人。

③(廉颇)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 宣言:古代是扬言的意思,现在表示宣告,声明。

④ 璧有瑕,请指示王 指示:古代是指给人看,现在是表示上对下申明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⑤ 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绝境:古代表示与外界隔绝之地,现在表示走投无路之时。

6. 感情色彩变化

有些词语在应用的过程中,感情色彩逐步发生了变化,这往往与它们意思的改变分不开。如:卑鄙原指地位低,见识浅,中性词,现在表示品德低,含贬义。爪牙古代表示得力的帮手,褒义词,现在表示坏人的帮凶,贬义词。锻炼,古代除有冶炼之意外,还有玩弄法律对人进行诬陷之意,属贬义词,现在是褒义词。

l 练习6.解释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① 东家有好女,可怜体无比 可怜:这里是可爱之意,褒义词,今意是令人怜悯之意,多含贬义。

② 牺牲玉帛,弗敢专也 牺牲:这里是指祭祀用的猪牛羊等祭品,中性词,现在指为正义而舍弃生命或其他利益,褒义词。

③ 天下云集响应 响应:这里是像回声一样应和,中性词,现在指积极听从号召,褒义词。

7. 名称说法的演变

有些时候古文中用一个词表示某一意思,而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该词语表示,而是换用别的词语表示了。如:目现已换成眼睛,寡现已换用少了,足现已换用脚了。

练习7.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古今意义和用法。

① 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 股:古代指大腿,现在已不用,指臀部、屁股。

② 愿为市鞍马 市:这里指买,现在已不用,指城镇、集市。

③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谢:古义指告戒、告诉,现已不用,用于指感谢。

三. 偏义复词:

在文言中,有的合成词是由两个同义或反义的单音节语素合成,而用义却偏在其中一个语素上,另一个则起陪衬作用,这就是文言中的偏义复词现象。

1. 语义相对的偏义复词。

①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 异同:偏义复词,不同。

② 昼夜勤作息 作息:偏义复词,劳作。

③ 去来江口守空船 去来:偏义复词,离去。

2. 语义相近的偏义复词。

① 今有一人入园圃,窃其桃李 园圃:偏义复词,果园。

② 勤心事公姥,夜夜不能寐 公姥:偏义复词,婆婆。

③ 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 父兄:偏义复词,指兄长。

四. 综合小练习:区别下列加点词语的古今意义。

①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 不过:不超过,现为转折连词。

②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从而:跟随而且,现在是承接连词。

③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交通:交错相通,现在指运输、邮政等部门。

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 祖父:祖辈和父辈,现指父亲的父亲。

⑤ 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出入:偏义复词,进入。 非常:不寻常,意外,现指很、极,程度副词。

⑥ 属余作文以记之 作文:写文章,现指学生的写作练习。

古往今来只如此篇8

八字桥历史街区是宋代都泗堰的所在地

都泗堰是古代浙东运河与鉴湖的一个重要的水利枢纽。古代绍兴城南临鉴湖,由于鉴湖的水位高于城内运河的水位,为了防止湖水淹灌街市,兴修了都泗堰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到了宋代,已颇具规模。《嘉泰会稽志》卷十三《镜湖》中载:“两湖(指鉴湖的东、西两湖)斗门、堰闸、阴沟之类,不可殚举。姑以其著者言之……其在会稽者……为闸者凡四所:一曰都泗门闸,二曰东郭闸,三曰三桥闸,四曰小凌桥闸。为堰者凡十有五所,在城内者有二:一曰都泗堰、二曰东郭堰。”南宋时期,由于鉴湖被逐步围垦,使得绍兴城极易发生水灾,为了兴修鉴湖水利,保障纲运(即漕运)安全,隆兴二年,绍兴知府吴芾提议重修水利工程。他向皇帝上书称:“修鉴湖,全藉斗门、堰闸蓄水,都泗堰闸尤为要害。凡遇纲运及监司使命舟船经过,堰兵避免车拽,必欲开闸通放,以致启闭无时,失泄湖水。”(《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可见,都泗堰是位于绍兴古城都泗门内的一座重要的调节鉴湖和运河水位的水利工程。

那么,都泗堰确切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呢?据文献记载:“都泗堰,在(会稽)县东三里。”(《嘉泰会稽志》卷四《堰》)而绍兴古城墙都泗门段,在元末时为加强城市防御能力,曾经向东扩建。经过考证,宋代的都泗门段城墙就在今天的东池路下面,因此宋代的都泗堰地理位置在今东池路西边的浙东古运河河道下,正好位于今八字桥街区范围内。

八字桥历史街区是古城东部水陆交通咽喉

上文提到都泗堰是重要的调节鉴湖和运河水位的水利工程,同时它也是古代沿运河行驶船只的必经之路。然而,由于都泗堰两边水位有一定的落差,船只^堰有时需要堰兵车拽。为此,古代八字桥街区范围内有堰兵驻扎的营盘。“都泗堰营,在会稽县东,额二十五人。”(《嘉泰会稽志》卷四《军营・堰营》)北宋宣和年间,为方便高丽使臣往来,在都泗堰添置闸门以蓄水。南宋初年,高宗皇帝的御舟太大,过不了堰闸,曾下令用斧子劈除闸门,强行通过。至于普通船只经过都泗堰时,往往要等待堰兵车拽,方能通过。有时水位落差较大,过堰往往耗费较长时间。南宋楼钥曾经作诗提及:“南朝何公栖禹穴,嘉遁悠然志高洁。一朝送人都泗埭,归叹此途于此绝。我亦何为走尘埃,数年不记几往来。船横三日不得度,愧想高风安在哉。”(《攻瑰集》卷一《三日不得过都泗堰》)可见,都泗堰在当时也是一处运河交通的“瓶颈”。

八字桥历史街区东有都泗门(水门)纵跨浙东运河,又有五云门(陆门)为绍兴城东一个重要的陆门。因为过都泗堰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所以古代来往的客商,就会有一部分在八字桥街区下船,走陆路出五云门外换船,于是就促使八字桥街区一带交通道路设施的建设。如今,在八字桥街区还保留了八字桥、广宁桥、东双桥、纺车桥等一批宋代方志里就有记载的古桥。其中,八字桥和广宁桥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字桥历史悠久,重建于南宋,闻名遐迩。从桥的设计来看,桥梁跨越稽山河、断头河、金鉴3河,有4个踏道,连接四方道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陆互通要道,满足了周边街区居民往来的交通需要。

与八字桥相比,广宁桥的历史更久。该桥纵跨浙东运河,自北宋重修以来,一直是绍兴古城东部最高大的古桥,桥下设有纤道,便于船只往来。从光绪《绍兴府城衢路图》中可以看到,八字桥街区是绍兴古城东部唯一拥有一河两街交通格局的街区。稽山河南北与浙东古运河垂直交汇,古桥、河道、沿河的街道组成了完整的水陆交通体系,从水陆两方面把周围交通道路紧密地连接起来,适应了古代绍兴城东部居民和过往客商南往五云门,北达都泗门,西去城中心的交通需求,可见,八字桥街区是绍兴古城东部水陆交通咽喉,与浙东古运河关系密切。

八字桥历史街区是古城东部运河水运货物的集散地

八字桥历史街区的广宁桥,曾是宋代学士、官宦聚居交游之地。驻足桥上,人们可以南望会稽山,西眺大善塔,形成“河梁风月”的绝佳风景(《嘉泰会稽志》卷十一《广宁桥》)。明清时期,广宁桥附近发展成为绍兴城东一处商业繁荣之地。明代广宁桥作为浙东运河上重要的码头而日益繁忙。为保障一方治安,官府在桥旁设置了巡警铺,“以备不虞”(《万历会稽县志》卷四《巡警》)。清代广宁桥附近人烟更加稠密,毛奇龄曾作诗称:“广宁桥上坐万人,项背轧札如鱼鳞。广宁桥下水波浅,大船小船波上转。”(《西河集》卷一百五十九《看月书事》)展现了一片繁荣景象。清乾隆时期,会稽知县曾在八字桥街区范围内创建寄储仓,便利了绍兴城区的货物流通(《乾隆绍兴府志》卷四十三《彭元玮》)。如今,广宁桥与八字桥之间的仓弄就是当年寄储仓的旧址所在。因此,八字桥历史街区是古城东部运河水运货物的集散地。

八字桥历史街区基本保存了明清古街区的历史风貌

八字桥街区“桥桥相映,水屋相连”,是绍兴历史上较早形成的居民区。这里的建筑风貌也以绍兴传统的民居为主,多为清末民初时期的建筑,仅有少量为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河、路、屋的传统空间格局保存较好。

作为绍兴水乡、桥乡最典型、最集中的区块,这里具有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有特色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如八字桥、广宁桥、东双桥、龙华寺等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状元台门(章家台门)等。可以说,八字桥历史街区在总体上完好地保存了绍兴城内明清古街区的历史风貌。

上一篇:小小救生队范文 下一篇:品牌整合营销策划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