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丫家庭社区范文

丫丫家庭社区篇1

关键词：社会变迁；婚姻习俗；小传统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96－06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是一对经典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这对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首先提出的。雷氏长期致力于农村社区的研究，自1930年起对墨西哥南部尤卡坦进行了长达16年的考察，曾到中国、印度、波多黎各及欧洲考察。在他看来，拥有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的都市社区，跟保持有大量口传的、非正式记载的文化内涵的乡村社区。是很不相同的。雷德菲尔德以“大传统”和“小传统”来指称文明社会的两个方面，前者指都市文明，后者指地方性的社区文化。

按照雷氏的学术逻辑，“大传统”是一个社会中占优势的文化模式，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形成了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尤其是体现为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而“小传统”的各种因素往往是由“大传统”进行解释的。由此，乡村社会中的婚姻习俗应该属于“小传统”的范畴，而包括《婚姻法》在内的新中国对婚姻家庭的各种规制才属于“大传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作为“大传统”的现代婚姻理念依靠强制性的行政指令或现代传播手段不断对传统婚姻习俗进行着修正和改变；而作为“小传统”的村落传统婚姻习俗也为了存续而不断解构，不断运用原有的体系囊括、改变以吸纳现代婚姻理念的冲击。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个个案，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一、个案

按照人类学研究惯例，在对个案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之前，研究者应首先交代清楚田野工作地点的形态学和生理学特征。本研究的田野工作地点L村位于华北平原上，是人类学家偏爱研究的那种典型的小乡村。全村83户，324人。在国家的统计报表上，拥有可靠耕种土地2600余亩，但是土地肥力较差，粮食单位产量很低，所以，一直以来就主要依靠种植为生的村民们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富裕。在L村。婚姻仍多是通过媒人从中牵线，撮合婚事，年轻人很难进行自由恋爱。即使订了婚，男女双方一般也不能由着性子随意来往，只有在节日期间如中秋节或春节期间两人才有交往和交流的机会。在当地，择偶标准一般除了经济、社会、情感等因素之外，男女能否相配，人们还特别地在乎一整套关于生辰八字等属相方面的习惯讲究和标准。本个案就发生在这个村庄内。

三十年前的1978年。

本个案的主人公之一――赵大姑，当年只有十八岁。当年的赵大姑不仅符合农村人的审美观：一双大眼睛，一条长辫子；更重要的赵大姑还是一个壮劳力，是当时村里面少有的能挣十分工的女人。那时候，乡村社会计算工分基本上是要用性别划分的，男人基本都是十分工，女人最多的八分工，最少的只有五分工。如果一个女人挣到十分工，那就意味着她和男人一样能干；如果一个男人挣不到十分工，不仅意味着他劳动能力相对比较差，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在婚姻市场中属于“弱势群体”――很少有人愿意嫁给这样的人。

在乡村社会中，女孩到了十八岁也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家女，百家求”，据说当时上门求亲的媒人都踢破了赵大姑家的门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赵大姑最终嫁的却是一个只挣八分工的男人。很多人奇怪赵大姑当初为什么会同意这门亲事。这个中的真实原委，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除了赵大姑自己以及很少的当事人，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知晓。根据一些老人支离破碎的记忆，我们倒是还能拼凑起事情的概貌：

赵大姑经媒人介绍，认识了男方。男方家住在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在赵大姑的父母眼里，虽说也认为赵大姑要嫁的地方比较远，但想到男方的家境殷实，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赵大姑同意这门亲事。甚至担心游说的效果，还专门邀请了赵大姑的七姑八姨的纷纷上场。最后，赵大姑有些招架不住了，只好佯装答应去男方家里实地相看一番。在乡村里，相亲也叫“相家庭”，这是一桩婚事选择向前延展还是打退堂鼓的中坚环节，有点像官员下基层巡视民情。几乎固定的程序都是由女方父母领着七大姑姨等至亲，去男方家“望闻问切”，从正面、侧面窥视和打探男方个人的言谈相貌，家庭的财产和收入等等。当然，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一项“考察项目”还是实地考察男方家的住房状况。

由于相亲的日子是由媒人预先订好并通知男方的，男方已经在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了。一般来讲，摆两桌酒席，男客一桌，女客一桌。但是那天听说赵大姑去相亲的时候，男方摆了四桌的酒席，陪客也请好了，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或者是自己家族里出头露面的人。不用多说，人场有了，更说明这家人在村里的人缘。也许正因为这些，让当时赵大姑相亲团的代表――赵大姑的爷爷觉得脸上十分有光。

在农村相亲，男方一般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要女孩同意，婚事成功的可能性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赵大姑去相亲的亲属团对那户人家的住房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不仅四间砖木平房在当时的乡村少见，而且木头柱子根根落地，屋顶椽子笔挺见方。此外，由于男方还是独子，所以有多少存款就没必要问了，反正没人抢，以后都是小夫妻俩的。在当时农村相亲，能不能过亲友团这关很重要，因为当事人很少有机会仔细“审查”对方，更多的印象来自于亲友团的描述。

一般情况下，亲友团的审查过关了，才轮到男女单独见面。男女见面，谈上一会，寥寥数语，双方便面带着羞涩先退场。那一天，赵大姑和对方也就是大概只过了一刻钟的时间，相亲亲友团中就有人催促说，路远应该早点启程返回了……

即使这样，赵大姑后来还是从同龄姐妹的说笑中无意地知道了对方是一个不能挣满十分工的男人，于是坚决地要求退掉这门亲事……由于赵大姑的一再坚持，做母亲的心软了，故意放出口风说：自己去相亲时，没有看上对方的家庭，自己不同意这门亲事。在乡村社会，尤其是在一个冬天的乡村中，这种消息传得特别快。闲来无事的人们正盼望着村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果然三天都没过，对方的家长，也就是赵大姑后来的公公就闻风赶到赵大姑家。听说那位农村汉子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扑通”一声给赵大姑的爷爷跪下了

当时赵大姑的爷爷具体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已经无法去详细地考证。不过，一句流传二十多年的承诺却决定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你放心回去吧，我们家说话算数，有我在。这门亲事散不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想也都想得到：女儿的眼

泪，母亲的叹息，父亲的无奈，爷爷的强硬。

第二年的冬天，据中村的老人们说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在一个刮西北风的日子，赵大姑出嫁了，是迎着大北风走的。不过，听说赵大姑的婚礼办得还是相当体面，在当时的十里八乡都是“数一数二”的……

三十年后的2008年。

本个案的另一个主人公――赵大姑的同村同姓同宗的娘家侄女也十八岁了。因为在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三，家里人都喜欢称她为三丫头。三丫头和赵大姑一样，长得也很好看。所以，初中刚毕业的那阵子，就开始有人上门提亲了。三丫头的父母没有生育男孩，所以，很想把三丫头嫁在本村，好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个照应。在当地，如果青年男女一方对另一方有好感，当其家里若有需壮劳力的时候，如收麦、收秋、盖房等时候，一方就会到另一方家里去“帮忙”。正因为这一点，引得同村的几个小伙子常常有事无事地总爱往三丫头家里跑，名义上是去“帮忙”，实际上村里人都知道那是去套近乎。在这“帮忙”的人群里面，村东头赵老汉的小儿子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

实话说，三丫头的父母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一直没有在两个年轻人面前提起自己的想法。用三丫头父亲自己的话说：孩子们都大了，现在的孩子比自己懂得多，知道得多，孩子们的事情最好让孩子们自己拿主意。只要孩子自己同意，当父母的没有意见。

直到有一天，赵老汉的小儿子来三丫头家“帮忙”，碰巧家里其他人都不在。简单地忙完一些事情之后，赵老汉的小儿子就说有机会的话，想带三丫头一起到大城市里逛一逛、玩一玩……听着听着，三丫头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看到三丫头娇羞的样子，不知被什么力量所支使，赵老汉的小儿子悄悄地朝三丫头身边靠过来。很快，有一声惊叫，也就那么一亩……

和很多的乡村社会一样，中村的人们尽管能宽容已婚男女之间的私通，却很难以平常心面对青年人之间发生的自由恋爱。因为三丫头和赵老汉的小儿子同处一个村，这样时间长了，不仅不免会让一些人说闲话，而且如果真的像很多村里人说的那样――“弄大了肚子”，谁的脸面上也不好看。于是，赵老汉主动地托媒人替儿子去提亲。三丫头的父亲当然正求之不得。因为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原因，两家就商定不再举行定亲仪式了，等合适的时候就直接把婚事办了。

没过多久，赵老汉的小儿子要去城里打工。三丫头想一起去，为了能够出行方便些，两个人就把婚礼举行的日期选在当月的农历初八。结婚的时候，来了六辆小轿车，组成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开往三丫头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从迎娶开始到婚礼结束，还聘请了一位专业的录像师，摄录下婚礼的全过程……

二、个案分析

婚嫁习俗也称婚嫁形式，婚嫁习俗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它和其他精神文化一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村落婚嫁习俗是一个村庄的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村庄或地区的人们在某个发展阶段所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状况等综合社会历史环境的缩影。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琐事不仅反映着乡民的生存常态，而且在其背后还隐匿着大的历史变迁。乡村社会中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等方面的矛盾，在婚姻这里有了一个交叉点。一定意义上说，村落婚嫁习俗是一种被浓缩了的村庄历史，从村落婚嫁习俗的变迁可以透视还原出一个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变化过程。由此，我们通过发生在一个乡村的婚嫁习俗的人类学考察，通过对这个故事的文本解析，来发觉乡村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秩序的更替。

(一)从相亲走向恋爱

在三十年前的赵大姑相亲故事里，我们虽然还能不时地看到“父母包办”式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痕迹，但是也能看到男女双方可以直接见面、谈话等现代婚姻的影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乡村婚姻过程中，青年男女双方都有机会对对方有一个初步了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乡村青年男女在婚前虽然有与自己未来配偶“相见”的机会，也即相识过程，但这种相识过程对于所有由父母包办而认识配偶者，或多数由别人介绍而认识配偶者来说，其实质只是相亲式的见面，而非恋爱性的过程。从其见面的地点来看，男女双方主要是在当事人某一方的家里(一般多在男方家)进行接触。见面一般多有亲戚朋友陪伴，这种见面使当事人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加之传统观念的束缚，男女双方很少有实质性的了解与接触。这也正如上面故事所反映的那样，赵大姑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更不用说对对方其他方面的深入了解了。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三十年前，当地人择偶普遍地不很挑剔，双方家长只要认为双方条件大致般配即可。于是，只要当事人两家的父母认为门当户对，彼此觉得合适，大家就会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行政工作”(包括做媒、相亲、初期订婚、最终订婚、婚礼)来促成这门亲事。这里所谓相亲或者定亲，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亲属关系的意思。当地男女从经人介绍到结婚往往是多则半年，少则月余。因此可以说，当地的婚姻并不是在爱情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也就不会出现“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的情况了。因此，“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必然前提。

三十年后，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乡村，男女接触、交往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的空间。三丫头和赵老汉的小儿子就是在彼此相识相知的过程中，慢慢地产生了恋情。到了男女两情相悦时，再告知父母。这样，恋爱突破了传统的“媒人介绍，父母做主”的模式。由于少了家庭等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在恋爱成功的因素中，感情因素是主要的，婚姻结合途径更直接化。

不过，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在乡村社会中，像三丫头这样的故事还不是很普遍。即使可以说乡村社会的青年男女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婚前交往，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交往还不是现代自由恋爱婚姻意义上的交往。自由恋爱婚姻有一个重要前提，是恋爱的双方需要拥有一个认识并持续交流以不断增进了解的交往。即便是“一见钟情”，双方也还是需要一段婚前交往时间以不断沟通来巩固感情。对于我们观察的结果来说，这在大多数的乡村男女之间是很难实现的。

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看到，赵老汉的小儿子当初是打着“帮忙”的名义接近三丫头的，就是说，当地青年男女在恋爱的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接触通常要找到适当的借口。那种完全以谈恋爱为目的的“约会”在这个地区似乎还没有真正出现。如果双方不是在一个村庄内，即使是平时见面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男方不能经常去女方家里，女孩子更不能常到男方家里，否则，别人会说作风不正派。男方每年只有在两个重要节日的时候才能郑重地进入女方家里，就是在春节和中秋节的时候为女方送节礼。

一般地说，传统乡村社会认为爱情是个人情感冲动和张扬的产物，不符合乡村社会的封闭和保守的本质要求；相反，对爱情的抑制，则会促进家庭、家族等集体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因为，乡村社会中的

婚姻背后，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再生产的自然接续，依靠生育延续香火成为最高的目标，而在这样的目标下面，任何的激情，都可能演变成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导火索”，一直被严加防范。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青年男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乡村男女的浪漫爱情实践逐渐地拥有了实践的空间，那种以激情为核心的爱情的自主表达也似乎成为可能。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就讨论了这种农民爱情的自由表达。他认为乡村爱情的直接表达不仅导致了乡村青年在婚姻上自主性的增长，而且也带来了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的态度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

此外，我们通过上面的故事也看到现在乡村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父母”与二十多年前的“父母”相比，其地位和角色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丫头的婚礼里，三丫头的父母仅仅是充当参考人或见证人的角色，而不再像赵大姑时代那样。赵大姑的父母，尤其是赵大姑的爷爷是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主导者。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三丫头的婚姻里，和赵大姑相比，三丫头对自己婚姻的自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三丫头的婚姻故事中，男女当事人不仅见面，自由交往，互相了解，而且是婚姻关系确定的主要决定人，因此“父母”就无法主导婚姻缔结的过程和结果了。而在赵大姑的故事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半点浪漫的影子。从理论上讲，传统婚姻的决定权主要掌握于父母手中，而现代婚姻的决定权则由婚姻当事人把握。但这种理论的拥护者对传统婚姻的认识只是基于“父母之命”一说，并人为地把它绝对化；对现代婚姻的认识，也似乎带有一点理想化。因为，第一，传统文化中，宗法意识影响深重，至今难绝。如同小家庭往往依附或服从于大家庭或宗族一样，小家庭的父权也很大程度地受大家庭联或宗族的制约、影响；一些地方，母系的干预力也很强，舅舅也很有决定权。第二，农村中很有一些人，在决定大事时缺乏自信、缺乏主见，而仰仗、依赖强者、能人。上述观点忽略了第三个因素，就是那些本家族或邻里中的能人、能介绍或带领青年出外打工以及有一定地位(职位，或在外工作)的人，他们对农村家庭的很多事务，包括婚姻的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可以一言而定，代表着事实上的决定权。

不过，也有一些人指出：承载着更多西方浪漫基因的现代婚恋观念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婚姻文化变革的道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自由恋爱”的道路，它容易诱致人们对传统乡村婚姻模式出现片面的二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并可能遮蔽现实存在的乡村本土的婚姻文化资源。如果结合上面的故事，将类似三丫头和赵老汉小儿子的结合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模式理想化，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在更多的时候，自己做主并不担保能够获得美满的婚姻，就如同包办未必就不能寻到一位理想的伴侣一样，自由同样存在选择的风险。

(二)从家庭到个人

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不同代际的人，择偶标准各有偏好。反过来说，个人择偶标准的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

通过上面两个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择偶标准由注重对方家庭条件转向注重对方本人，无疑是择偶观念和择偶行为的明显变化。表明人们正在逐渐摆脱传统婚姻模式的束缚而接受现代婚姻行为规范。当然注重对方本人条件并不意味着择偶时就只注重情感因素而忽视物质利益。很多时候，注重对方本人条件往往注重的是对方能力、本事，会过日子的品质，而不一定是双方的感情基础。在很多人看来，感情在乡村夫妻生活中向来被认为是一件奢侈品，

在赵大姑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在择偶时，父母的考虑更为重要，更加偏向于家庭、家族的标准，这就是择偶标准上的“门当户对”。也就是说，赵大姑的爷爷代表的那一代的择偶标准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家庭综合素质的考察，包括财产状况、父母人缘、家庭声誉及地位等。相比较而言，在赵大姑的侄女――三丫头眼中，对方家庭条件作为择偶因素的地位却在日益下降，而注重对方本人条件。

这种择偶标准上的变化，当然也与乡村婚姻主导者的身份不同有关，是父母和子女对于婚姻的期望和各自的关注点不同造成的。或者说这是由于在上面的两个婚姻当中，婚姻的主导者分别是赵大姑的家长和三丫头自己有关。在三丫头的婚姻里，作为婚姻的主导者，三丫头当然更关注对方的容貌、能力、品行等个人因素。在赵大姑的婚礼里，作为婚姻的主导者，父母和爷爷作为过来人，他们更加关注婚后的家庭生活是否稳定和有保障，如孩子的抚养、老人的赡养等等。

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乡村社会的从夫居的习俗，所以在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对于男方来说，择偶的时候只是注重强调一个人，那就是女方，因为婚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只和女方一个人打交道。所以男方择偶，很少去关注和打听对方的家庭，也很少有人去在意对方家庭是不是很富裕，更多的是在乎女方这个人本身的素质。而对于女方来说则不同，因为女方一旦要嫁过去，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家子人。这样就是为什么上面的赵大姑的故事当中，赵大姑的爷爷很在乎对方家庭的表现，而相对地忽略了对男方个人一些品性和素质的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超脱世俗的爱情模式并没构成主流，相反迎合世俗的爱情结合却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因为乡村社会总是偏向保守，也因为今天的农村，利益取向的恋爱婚姻模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这种背景之下的结婚对象的自主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商品交换。即在正式缔结婚姻关系前，总是像买卖东西一样仔细掂量双方条件的各个细节。

(三)从繁琐到简单

一般来说，中国北方汉族的婚嫁习俗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六礼”。早在周代，婚礼被视为礼文化的中心。周代婚姻的缔结以“六礼”为准，此后，遂成为统一的婚姻仪式流传下来。按照传统“六礼”，从择偶到正式结婚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程序。(纳彩，男家向女家提出正规的缔结婚姻请求；问名，为了卜得吉凶而问女方的名字；纳吉，把卜得吉凶情况报告给女方，据此成立婚约；纳征，男家向女家交纳聘礼；请期，就卜得的结婚日期征求女家的意见；亲迎，男方把女方迎娶到男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六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作为婚前礼仪的基本程序，仍然保存着。中村的婚姻程序基本上沿用“六礼”。当代婚姻缔结程序有所简化，通常只需三道程序，即“看人”、“订婚”和“结婚”。这是通过亲朋介绍这种结识途径而建

立起来的婚姻所需的程序。如果是通过自己认识途径而建立的婚姻，其程序更加简化，通常只需订婚和结婚这两道程序。如果媳妇是外省市的，则更缩减为结婚办酒席这一道程序。

在上面三丫头的故事中，双方经过商定不仅省略掉了定亲这个重要的环节，而且对于婚期的选择也不再那么讲究。传统上，中村的嫁娶月份一定不能触犯青年男女双方的属相忌讳，否则“犯月”；合适的月份被称为“行嫁月”，可以嫁娶。但是，我们从三丫头的故事可以看出现在安排嫁娶的时间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讲究了，只是因为考虑到双方一起出去打工，赵老汉就临时根据需要安排了儿子的婚礼。

当然，如果深究一步，我们还可以说程序的简化还只是形式上的变化，程序中实质内容的变化才真正体现了该村婚嫁习俗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其实质性的变化就在于婚姻当事人在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自的极大提升。这一点从三丫头未婚先孕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传统乡村家庭来说，保持妇女(尤其是未婚少女)的“贞洁”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当女孩子有了婚前，她本人和她的家人对此的反应发生了变化，这种反应说明了很多问题。过去当一个女孩子有了婚前，而且原因不管如何，她一定不敢跟家人说，而家人一旦知道也尽量隐瞒，因为事情一旦传出去，女孩子就臭名远扬，当家长的也丢尽脸面。她会遭到家人的谴责甚至毒打，绝无同情可言。和所有的传统乡村一样，在中村，婚前的守贞是妇德的标准要求之一，未婚先孕的女性会招惹非议，承受莫大的社会压力，被认为是家族的一个污点、一个不堪的事实。而现在在三丫头身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三丫头的家人虽然仍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更理智地考虑补救措施。三丫头的父母提起这件事情，也没有太多的羞涩表情，只是说那是年轻人的事情，大人也管不了。

三、讨论

在我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普遍信奉着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乡土社会的特征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趋于式微。然而这种近乎先验的假设己为最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所质疑。有学者研究发现，尽管近年来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很快，但是民间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并没有消失，而是不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王铭铭，1997)也就是说，由于婚姻不只是受宏观社会变迁背景影响的客体，同时也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作出反应，所以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会带动婚姻变革，而另一方面婚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乡村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在现代性特征日益凸显的乡村场域中，植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必然会逐渐显露出某些滞后性或不适应性。而且，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发明出来的地方性传统，实际上已经融入草根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与新时期乡村经济生产生活、民间互助制度、社会关系网络、族群文化认同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婚恋文化现代建构，其实就是民众在乡村婚恋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所进行的再发明、再创造和再利用。(萨林斯，2000；122)从本文所叙述的故事来看，乡村社会的婚姻尽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强烈冲击，使其乡村性质与传统乡村婚姻有极大的不同。乡村婚恋文化的现代建构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以及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被予以再发明、再创造和再利用的程度及状态如何，从根本上都取决于乡村成员的文化自觉。民间草根的文化自觉程度越高，乡村婚恋文化的自我调适和更新机制就越强，“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生命力也就越长久。另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任何的婚姻文化自觉都绝不会简单地“复制”传统，相反，它们总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始终处于持续的发展建构之中。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创新和建构是文化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当下处于建构状态之中的乡村婚恋文化无论是以“传统”的面目复兴重现，还是呈现出“现代性”的重构再造，其得以继续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它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乡村成员的生存法则和现实生活需求。由此，有学者认为：“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因此，传统不只是‘过去的已经固定的东西’。”(甘阳，1986)

丫丫家庭社区篇2

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日，由古代时每年的“腊祭”演变而来的。每年的岁尾年初，古代先民经过了一年的辛勤劳动后，便要用他们农猎的获物，来祭祀众神和他们的祖先，以感谢大自然所给的恩赐。临近春节，人们采办年货，除夕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迎接新的一年来临。在农村，春节的氛围更加浓烈，然而，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节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本文立足于江西农村的实际，以江西省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为个案，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春节习俗变迁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

一、江西虬津镇红桥村的春节习俗

江西省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原云源村）坐落永修县西南的修河边，共有村民73户，188人。其中张姓12户、周姓4户、苏姓4户、江姓53户；红桥村是以江姓人口为主，占全村73户中的72.57%。江姓万派公于南宋末年从林塘迁至虬津镇红桥村，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沧桑，但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春节习俗。

从过年的时间来看，虬津镇红桥村江姓过年的日子与众不同。如腊月为大月，则农历腊月29过年；如腊月为小月，则农历腊月28过年。另外，虬津镇红桥村江姓同一日过年的时间不同。相传江姓迁至红桥村后，育有三子，三子分家后均请长辈到家中过年；为了孝敬老人，三子将过年的时间错开，长子早上过年、次子中午过年、三子晚上过年。此传统风俗一直保留至今。

从过年的内容看，首先是对祖先的敬仰。过年前均要祭祀祖先称添斋饭。祭品（斋饭）中必须要有三牲（猪头称猪首、鲤鱼称摆尾子、鸡称凤凰）；每年正月初七，红桥村江姓要举行拜谱仪式，将江氏家谱请出，秉烛、敬香、膜拜、放鞭炮；正月十二接太公牌位到江西，九江地区的江氏九X十八村轮流供奉，每村轮流供奉一年，因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中间，每年南北接太公牌位均要经过虬津镇，每年正月十二这天虬津镇江姓，均会准备八面彩旗、鞭炮，敲锣打鼓接太公。其次是对当年过世先人的孝敬。年内家中有老人过世的，腊月23家中要设孝堂，孝子在堂屋将孝堂布置好，把灵牌屋放在孝堂内。腊月24，孝子进入孝堂（正月初三以后才能离开），每天要敬香，点长明灯。正月初一，同村人每户会带一封爆竹给亡灵拜年，正月初三上午，所有的亲戚前来拜亡灵，正月初四孝子出孝堂回拜四方亲戚。亡灵的孝堂和灵牌一直放到农历二月花朝（二月十五）才到亡灵坟前烧掉。

从过年的禁忌看，一是贴对联。过去要在傍晚贴，不能说贴对联，而要讲沾对联。二是封开门。过年（除夕）晚12点前要打封鞭炮封门，封门后直到初一早上才能开门（称开天门），开门后放封鞭炮则不能关门，直到晚上才关门。三是添斋饭。长子早上过年前添斋饭的时间要在寅卯时（4-6点），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外姓及出嫁的女子均要避讳。中午、晚上过年的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则不用避讳。四是吃素食。大年初一早上第一餐不能吃荤腥，必须吃斋（全素食），一般吃青菜、豆腐、菜柳等，表示逢春，一年到头清清洁洁，以示吉利。中午、晚餐则可吃荤腥。五是语言禁忌。旧时春节期间，虬津镇红桥村江姓有不少语言禁忌，如猪头称猪首、猪舌头称赚头、猪耳朵称顺风、猪肠称猪顺子、猪血称猪旺子、猪骨头称元宝；吃肉称吃大菜、吃鱼称吃摆尾子、吃鸡称吃凤凰；衣服破了只能讲发了，打破了碗也只能讲发了；走路时不能讲走快点，只能说走起些。

从过年的娱乐看，春节期间的主要娱乐为玩龙灯和看丫丫戏。玩龙灯是在正月初八起灯，开始在外村玩龙灯，十五在本村玩，正月十六下龙灯。龙灯舞到每户，每户要有一定的迎接仪式。旧时，一般是每户要送一块红布、一些米花糖，放鞭炮；现在一般送一条烟，放鞭炮，有的放三封鞭炮（接龙灯、操龙灯、送龙灯），有的则更多（喝彩就要放封鞭炮）。有时二月花朝会花钱唱戏。丫丫戏名称的由来，传说纷纭，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原来剧中的女角全由男孩扮演，男扮女装，头上都扎着两个丫丫形的小发髻，身着颜色艳丽的戏服，非常具有娱乐性。如今，女角虽然不再由男孩扮演，但是标志性的丫丫形发髻却流传了下来。新年里，在虬津镇红桥村江氏祖堂搭台演出一场精彩的丫丫戏，丰富和活跃春节农民朋友的节日生活。

二、红桥村年俗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虬津镇红桥农村习俗自然也随之改变。首先，注重家庭团聚。村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按照程序来做一些敬拜神的活动，但更加注重人本身心理或气氛。也就是说村民们更加注重家庭的和谐气氛，少了很多神话传说，增加了“人文主义”色彩，更加关注如何舒适的过年。第二，创业是最关注的话题。2009年春节，永修县城乡土地充满了农民工回家过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人群比前几年出现拥挤，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失业农民工返乡。现在当他们见面时，听到最多的是“今年还出去吗？打算去哪里赚钱？”春节和家人短暂团聚后，去或留，农民工成为最关注的话题。再次，越来越少的人守岁。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除夕晚上，与家老小熬夜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这是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很重视的年俗。近年来，村民们守岁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或看电视，或睡觉，打牌，上网，几乎没有人静下心来守岁。虽然很多现代人将“网上守岁”、“打牌守岁”等都归于守岁，然而守岁净化心灵、让灵魂通过安静“回家”的作用似乎正在消逝。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无法避免变迁浪潮的冲刷。现在有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热衷于过各种外来洋节日，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奥格本认为大多数社会变革都是由物质文化的变革，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的；一旦物质文化发生变革，非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价值观、规范和意义、社会结构等也发生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人们不仅鼓起了钱袋，同时思想也得到解放，文化的发展提高人们的品味。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们思想解放也逐渐打破一些古老的习俗，为春节活动的多样性创造条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在意吃穿，更多地追求高品味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对于春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及旅游爬山中所蕴涵的精神享受。其次是环境的变化。克莱德.M.伍兹则认为，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人口流动，现代交通的发展，大众媒体的沟通，各种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碰撞，互相取代、相互同化。第三是外部力量的冲击。随着中国开放深度的发展，西方国家借助跨国产品、新型的电子媒体工具、广告、流行歌曲、网络小说、影像等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外部力量的潜移默化，使得人们重新塑造社会态度。受上述三者的影响，如今江西乡村春节习俗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三、从年俗演变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正在失去其传统文化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物化，利益成为人际关系的中轴，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人际交往中的冷漠、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化和功利化。相比较而言，与上述的利益追逐不同，春节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馈赠与分享。流动着的人们也暂时停下来，多数都要“回家看看”。人们还凭着种种活动增进相互间的交流，体会到了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亲属和乡邻、乡邻依附社区、社区依附城市或地方、地方属于中国的情感，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团圆”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导致舞龙、舞狮、踩高跷、跳傩舞、玩龙灯和演丫丫戏等传统娱乐方式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逐渐面临失传。但从“非遗”保护角度来说，这些特传统色文化很值得继承。因此，不少专家都建议，把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创新，一来可使得年味更浓，不至于消失；二来也使得这些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此同时，一些村民认为精神需要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传统年俗慢慢延续开来。例如，接太公活动逐渐上升。在江西永修县虬津，武宁县泉口、鲁溪、清江等乡镇流传着“接太公”的习俗。今年春节期间，当地村民以姓氏家族为单位，把本族供奉的太公塑像抬出来，每个家庭敬拜祖先的塑像，祈祷丰收、家庭和谐、健康平安。

春节习俗的演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异化。例如，倒贴“福”字现象。在民俗传统中，倒贴“福”字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水缸和土块垒砌的稻仓上，另一个地方是在卧室内的柜子上。至于房屋大门上的“福”字从来都是正贴，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一种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郑重不阿、端庄大方，故应正贴。冯骥才认为，民俗讲求规范。该轻松处便轻松，该庄重处必庄重。应当讲究，也应当恪守。规范具有约定俗成的合理性，而且它又表现出一种文化的高贵和尊严。

总之，通过年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复兴越来越近，我们的传统文化正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加完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应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断创新，应该将它们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精神状态结合起来，让传统的文化因素有机地融入现代文化生活之中，使我们的文化保持着古今关联的特性，只有这样，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传承。

丫丫家庭社区篇3

栏目设置的平民化

2007年参与央视报道“两会”的栏目可是不少，包括新闻频道的《小崔会客》、《柴静两会观察》、《焦点两会访谈》、《一丹两会信箱》；经济频道的《小丫跑两会》、《马斌读两会》、《两会三人组》；中文国际频道的《2007中国焦点》、《华人世界两会报道》；法治频道的《小撒探会》等等。虽然栏目众多，但这些节目从不同角度报道“两会”上发生的重大新闻，为观众铺设了一个及时了解“两会”动态的新闻网。同时大多数栏目以名主持人命名，从民生视角将高端话题低端处理，让老百姓觉得平实亲切，两会话题不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就在你我他身边。

1．《小崔会客》―官民共议民生

央视“新闻会客厅”从2006年就重拳推出特别节目《小崔会客》，2007年小崔再度开门迎客。2007年的《小崔会客》特别节目，邀请了十多个省的一把手和农民代表前来做客。节目的焦点集中于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包括“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农村合作医疗问题”、“公平教育问题”、“农村饮水难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两会期间邀请高官与平民共聚一堂，促膝谈心共议民生，可以形成一种换位思考，让官员的视角降一降，百姓的视角升一升，为不同阶层、不同岗位的人士提供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

2．《小丫跑两会》――借家事谈国事

从2000年开始，《小丫跑两会》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如今这个栏目也成为央视“两会”特别报道的品牌栏目，成为每年“两会”期间百姓与代表和委员沟通的良好渠道。2007年的《小丫跑两会》借家事谈国事，通过11个家庭着重展现教育、医疗、物权法、农民工等热点话题，以“一封家书”作为典型符号，表达公众情感。其演播室的设置，也体现了家的特点。挂几张全家福，点一盏红灯笼，照一张合影，一家人排排坐，与小丫说家长里短，宣读“家书”，无不充满浓浓的温情。

3．《柴静两会观察》――约百姓议“两会”热点

《柴静两会观察》自2006年推出以来，记者柴静承担起两会亲历者、观察员的角色，用独到的媒体视角，报道今年两会中政府关注、百姓关心、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柴静也开通了名为“两会观察”的博客，通过网络与观众进行实时沟通。

4．《小撒探会》――从身边小事说起

《小撒探会》以探秘、亲历等形式，从小事、身边事入手，把事关公民权益的法冶命题带到两会，并通过与相关领域代表委员的探访和对话，探索富于理性、建设性的中国对策。视角更加关注民生、法律以及国家的立法制度。

5．《一丹两会信箱》――代百姓提问

“民声、民情、民意，一丹帮您问；热点、难点、焦点，一丹代您提”，这是《一丹两会信箱》的宗旨。担任10年全国政协委员的敬一丹以民生视角解读两会，打造民众和委员代表、官员的互动新平台。节目主题侧重高端热点、低端视角、反映民意、改善民生，为百姓生活探源，为百姓发展支招。

这些以名人命名的“自选动作”将政治议题平民化，理性主题感性化，体现人文关怀，广集百姓舆情，倡导互动交流、公开讨论，变垂直传播为双向传播，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嘉宾选择的平民化

打开前几年两会节目的影像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摄像机的镜头对准的更多是高官、政要、与会代表，而近年来，镜头对准的更多是老百姓、普通工薪阶层，两会节目中的嘉宾越来越趋于平民化、大众化。来自各地各界各层的人都可以出现在屏幕上，企业家、工薪阶层、农民工、学生，只要题材有需要，只要节目有需求，都可以在节目中参与讨论或与主持人进行对话。

1．家庭走进两会

2007年的《小丫跑两会》，每期邀请一户普通家庭走进演播室，有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也有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和小丫一起，聊家长里短，宣读“家书”，直接对话“两会”代表和委员。而这些家庭成员，是几十万中国家庭的缩影，他们有的是从来没有来过北京，有的是从来没有上过电视，而透过这些普普通通的家庭，借家事谈国事，以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展现经济、社会的严肃话题。

2．农民走进两会

在《小崔说事》中，十三个省的一把手亮相“小崔会客厅”，担任小崔的“主持顾问”，与小崔一起采访全国各地的农民兄弟，成就中国电视时政谈话节目的新语态。特别是在赵本山与几位EMBA做客那期，赵本山以其独特的风趣与幽默，使整个谈话现场充满笑语，让人感觉这不是在谈三农改革，而是在“唠磕”。严肃的三农话题在轻松风趣的谈话中嘎然而止，而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渐渐清晰起来。

3．服刑人员走进两会

另外，本次两会节目嘉宾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服刑人员走进央视“两会”节目。在央视《部长访谈录》中，河南女服刑人员侯国品走进演播室，在节目中现场连线团中央第一书记。服刑人员能走进两会，这是两会节目嘉宾的一个重大改变，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节目视角越来越平民化。

节目表现形式的平民化

过去的央视两会报道，节目的形态基本都是以消息和专题为主，给人“高、大、空”的感觉。近两年的两会报道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以演播室为新闻中心，现场直播、直播报道、时空连线、演播室访谈与评点、新闻综合播报和新闻深度报道等多种形式交替并用，形成了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如果说2006年是央视两会节目的创新年，那么2007年则是央视两会报道的发展年。今年两会，除了继续保持去年的多维度报道方式，名嘴说两会、记者访两会、老外看两会、两会全球连线等，在表现形式上更添平民化色彩。

1．主持人表现的平民化

2007年两会报道中，主持人更以一种亲和大使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把国事家事化，把家事小事化。把政治性、专业性很强的术语和概念生动化、趣味化。用生活化的语言评点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解读两会关键词，入情入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今年的小丫围绕“汇聚各方力量，共建和谐社会”的主题，以独特的女性温情 视角，以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展现经济、政治、社会的严肃话题，借家事谈国事，拉近了“两会”与普通观众的距离。特别在做“贫困学子上大学”这一期中，在谈到孩子因为贫困两年假期都没有回家，是因为做节目才与妈妈在演播室相聚时，不仅孩子与妈妈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同时透过特写镜头，小丫的眼角也闪着泪花。同时，每期节目在结束时，小丫都让代表委员与一户家庭合影，点亮一盏象征希望的红灯笼，通过小家的温暖来彰显“大家”的和睦与团结。

2．节目制作的形象化

今年的两会节目之所以受到各界的广泛好评，技术处理“功不可没”。“数字两会”、“图表两会”、“动漫两会”、“图文互动两会”在两会节目处处可见，大大丰富了观众的视觉享受。比如今年“两会接力站”，在两会报道中大量采用了FLASH和MTV的手段。在人大开幕那天，栏目组就推出了一个2005记忆的FLASH，在报道区域经济和环保的主题的时候，编辑又将FLASH动漫和MTV实景相结合，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样一个主题。特别是一个叫“老农民・新农民”的FLASH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这个FLASH先是表达了以前农民“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孩子、继续放羊”的生活循环，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一代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开力、了高科技的养殖场，并在网上销售产品，鲜活地表现了新型农民的最新现状。

3．名嘴博客、网络两会异军突起

明星博客近来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自去年“两会”以来，央视不少主持人在搜狐、新浪网络上建立了自己的“两会博客”，被视为关注群众呼声最便捷的做法。小丫、柴静、马斌、陈伟鸿、撒贝宁、任永蔚等纷纷开通两会博客，吸引了大批年轻网民的关注。

2007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四套“中国焦点”与包括国际在线在内的五家网站，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共同推出了“我有问题问总理”活动，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各网站相关专题总点击量超过千万，总留言量有几十万之多。今年的“我有问题问总理”在网上推出后，仅央视国际和新浪两家网站从2月14日至3月16日统计，专题页面总访问量为12573387次，超过了一千万次，留言已经突破20万条。

建立网络两会及主持人“两会”报道博客，能充分发挥博客的直接性、广泛性、真实性、辩论性、隐蔽性，既可以广泛搜集民意，准确沟通民间和官方的意愿，为代表委员与群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又推介了节目，扩大了“两会”报道的目标收视群。同时，以前很多观众都觉得两会是国家大事，和自己离得挺远，现在通过网上和主持人一对一的交流，让观众觉得两会其实就在自己身边。

原因浅析

2007年央视两会报道的平民化，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是媒体激烈竞争的结果，也是适应当代受众收视心理的需要。同时，也与今年两会议题的大众化以及代表表现的平民化息息相关。

我们不难发现，今年虽不换届，两会却不寻常，事关国计民生的系列问题，如看病难、上学贵、食品安全不过关、房价偏高、社会保障不足、就业压力大、农民收入不高等都是老百姓所热切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如何让公共财政向民生倾斜、如何提供更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以及房价、医改、低保、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就业率、调节收入差距等话题，也是今年代表委员所热议的话题。

因此，两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视窗；两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中国各种利益调整的平台；两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领导者执政诉求的舞台。就像在《百度沸点》中，欧阳夏丹所言：“用两个字来概括今年的两会，那就是民生。”

而今年两会代表的表现也让摄像机的镜头下多了一份平实的力量。尤其是今年两会上总理深深的三鞠躬，饱含了对全国民众诚挚的爱；一句“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起学、上好学”给了所有的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一粒定心丸；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部属师范院校免费、廉租房等一系列惠民好政策陆续出台，似春雨滋润大地般沁入老百姓的心田。这些也无不感染着我们的媒体，让我们的记者以平民的角度参与采访，让我们的主持人以平民的身份参与话题探讨。

两会年年开，年年有新意；两会年年做，年年有变化。而平民化的影像力量，是今年央视两会节目的最大亮点。

丫丫家庭社区篇4

一、跨“时域”：古今男性视域里的王熙凤

在文化场域的各种文化关系存在结构中，人们最关注的是传承和发展。阅读活动的时间起点是当下，在阅读过程中要穿越文本所涉及的和读者所联想到的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情境中，在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代文化阐释的交融中完成对文本的跨“时域”理解。

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教学中，学生常常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书本里对王熙凤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欣赏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古代男性的女性观，以及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男性是如何审视女性的。

1.古代男性的女性观

在以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我国古代男性观念中，女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服从，不能凌驾于男性之上。《大戴礼记·本命》中说“妇人，伏于人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也讲“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其次，女人要柔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晏子就讲“妻柔而正”（《左传》），宋朝司马光在《家范》中也讲“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明朝吕得胜在《女小儿语》中说“笑休高声，说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可见在我国古代男性视域里，女性形象以娴静为美，举止安详，谨言寡笑。

王熙凤的形象与此正相反，她号称“凤辣子”，贾母称其“泼皮破落户”，其外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行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众人“敛声屏气，恭肃严整”时，她从院中笑着走进来，难怪林黛玉“纳罕道：‘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

司马光在《家范》中说：“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从王熙凤的衣着及对日常生活的安排来看，她并不节俭，反而奢侈。从她对王夫人的言行来看，也很难说恭谨。例如，“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当着众人的面批评长辈是很无礼的。又如，“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在贾母和婆婆面前如此叮嘱黛玉，也是有越礼之嫌的。

2.当代男性视域中的王熙凤

从古代男人的女性观来看，王熙凤有很多缺点，但是很多现代男性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审视女性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首先，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的主体性价值得到尊重。其次，在家庭内部夫妻共同承担养家的责任，妇女也要外出工作，女强人成为了正面形象。因此，王熙凤的精明干练不再是“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也避免了诸如“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颜氏家训》）这样无端的异性猜忌。

在当代文化中精明强干是一个突出的优点，由此“泼辣”不再是缺点，而是外向性格的一种类型。古代讲“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现代社会讲人际交往，大声说笑也不再违背礼仪，而是开朗、活泼的外在表现。初见黛玉，王熙凤先是“用帕拭泪”，后“忙转悲为喜”“又忙携黛玉之手”问长问短，最后“亲为捧茶捧果”，这不一定非要解释为“虚伪”，其实这一系列行为是符合交际语境的。她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依据交际的需要，揣摩他人心理，顾及他人情绪，照应得很周全。

3.古今视域融合中的王熙凤

当然王熙凤有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古今男性都会批判的，那就是泼辣之外的毒辣。她第一次弄权铁槛寺，谋财三千两银子，还伤及两条人命，“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4]。这是人类唾弃的行为，因为人性崇尚善良。

王熙凤在男权社会里，在权力关系尤为突出的贾府——这个豪门，执掌内府一应事项，善于摆布和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是女性中的“极少数”，甚至是“异类”。作为读者，无论褒还是贬，都需要意识到，这个人物在封建大家庭的权力场中，性格被扭曲了。

二、跨“空域”：被贾府场域压迫的林黛玉

一般来说，由于区域、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场域会有很大差异。从林宅到贾府，由于家境的巨大落差，尚未成年的林黛玉受到了来自贾府场域所特有的豪门文化的“压迫”。无论是贾府的物理环境，还是规矩制度以及人际交往，都给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带来了压力。

1.豪门的物质文化

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审视贾府的物理环境所折射出的富贵信息。贾府正门上的大匾“敕造宁国府”，正内室悬挂皇帝手书“荣禧堂”赤金九龙大匾，以及东安郡王手书对联，都说明贾府的地位之高权势之盛非同一般。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大紫檀雕螭案以及大铜鼎、金蜼彝，汝窑美人觚，十六张楠木交椅等，无一不是稀罕之物。贾府的财富可用“富可敌国”一词来形容。如此的权势，如此的富贵，林黛玉之母才说“与别家不同”，林黛玉之前也只是“听得母亲说过”，她初进贾府的内心震撼可想而知。

2.豪门的制度文化

我们可以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审视贾府的规矩，这种家庭内部的制度对人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规矩越多，对人的限制也就越多，也就越有可能形成对人的压制或造成人的压抑。

例如，贾府使用仆人的规矩就特别复杂。先分府内和府外，府内又分为外庭和内院。轿夫一般在府外使用，抬轿入府内只能进到一箭之地，约150步远的地方。府内由十七八岁的小厮应侍，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二门以外。二门以内女眷居住的内院由女仆应侍，又分为三等仆妇、二等丫头、一等丫头、大丫鬟、小丫鬟等。贾母见林黛玉只带了极老的奶娘王嬷嬷和十岁的小丫头雪雁，“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

由此可见贾府规矩繁多且等级森严，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能走正门，只能走角门，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贾府的许多规矩与林家的并不一致，但林黛玉进贾府后，知道要入乡随俗，依照贾府的习惯“一一改过来”。

3.豪门的交际文化

林黛玉进贾府后面对一个新的人际环境，豪门的人际关系会复杂些，这给了她很大压力。例如文中写到邢夫人、王夫人、王熙凤，以及老嬷嬷曾四次以礼试探，这让林黛玉如履薄冰。

林黛玉拜见大舅舅贾赦，邢夫人留吃晚饭，黛玉以“还要拜见二舅舅”为由辞谢，邢夫人笑道：“这倒是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邢夫人是知道其中礼数的，她故意试探黛玉是否懂礼。

林黛玉拜见二舅舅贾政，在正室耳房内没有他人的情况下，“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这“却”字用得妙，暗示贾政夫妇之位，点明仆人的用心叵测，幸亏黛玉没有去坐。后来到小正房内，炕桌东西各有青缎靠背坐褥，王夫人坐在西边下首，“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幸亏黛玉知道东边为尊的礼仪，推测应是贾政之位，不去炕上而在椅子上就座。后经王夫人再三催促，黛玉上炕挨着王夫人坐了，但依然未坐贾政之位。

晚宴时，贾母正面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王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了”。我国传统文化以左为尊，左边第一张椅子是除正位之外的最尊位次，舅母、嫂子等长辈在场，黛玉岂能越礼，她再三推让直到贾母解释缘由后，方才落座。

四次试探，黛玉幸好都做出了正确的应对，但问题是：如果她应对失误了，是不是就遗人笑柄了？她的处境是否会变得更艰难？初进贾府，林黛玉就已经全方位感受了豪门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力量撞击。

林黛玉本身家庭没落，在强调“关系”、看重“门第”的社会关系里，她的自由精神更多掩藏在心底，而无疑需要以妥协的方式规避鄙视与攻击。尤其对于林黛玉这个冰雪聪明的才女，这个特别的境遇只能进一步培育出她敏感多疑的性格。我们在她与宝玉的爱情关系里，可以看出的不仅有小儿女的争风吃醋与暧昧甜蜜等，还需要读出林黛玉的内心痛苦与挣扎。她与宝玉对于封建家庭剥夺其自由带有的叛逆性是共通的，同时以他们个体的抗争又无力抵御封建时代文化杀人的软刀子，这是他们成为知己的自然条件。如此来看，林黛玉无疑是内外矛盾冲突性非常突出的一个人。她对宝玉使性子、说狠话等，正是她作为一个封建文化背景里不被看好的女子，自己迫于无奈而本心并不认同的应激反应。

三、跨“领域”：警惕贾宝玉形象的负面效应

在文化场域中，可以依据不同领域里的关系结构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例如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审美文化、教育文化等。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批判应完成从文艺社会学到美学再到文化诗学的转变，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文学，“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关系”[5]。

贾宝玉在女人堆里成长，又被封建大家庭里的“老祖宗”呵护，其人其行与众不同，甚至怪诞不经。在语文审美中，除了可以还原人物当时语境、理解生活逻辑和事理因由之外，还需要从现实教育需要出发，在即时阅读语境里引导学生规避负面性。

1.政治文化视角审视所谓“反封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宝玉形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正面的评价，即他是反封建的、追求自由的。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社会是封建社会，家庭是封建家庭，父母是封建家长，教育是封建教育。如此一来，贾宝玉的不服从父亲管教，就是反对封建家长制；不读当时主流社会推崇的“四书”“五经”这样的书籍，是不走仕途之路，是蔑视功名利禄，也就是反对封建教育；不服从父母对婚事的安排，就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就是追求自由；从家庭出走，就是与封建家庭决裂；甚至他的无所事事、自甘沉沦，都是对封建社会的绝望。

对此，要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辨，例如反对包办婚姻就是崇尚自由，就是反封建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应予以确认。但是不读“四书”“五经”，也与反封建联系起来，就需要辩证思考了，因为“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这样的著作不是读不读的问题，而是怎样读的问题。

2.道德文化视角审视“滥情与专一”

贾宝玉的情感世界是复杂的，他究竟是专一的情种，还是滥情的“淫人”？这令人很纠结。一方面他对林黛玉是痴情的，另一方面他的取向又是值得警惕的。他与自己的贴身丫头袭人等发生云雨之事；他用轻薄言语调戏王夫人的丫头金钏，导致后者含辱投井自尽；他对自己的随身小厮茗烟随便与小丫头行云雨之事并不批评，只是说“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6]；此外他还与秦钟和琪官蒋玉涵之间有不清不白的关系。可见，贾宝玉的情感世界中确有不负责任的另一面，这是贵族公子哥们的通病，是一种鄙陋、恶劣的惯习，应引起警惕和批判。

3.教育文化视角审视“性别错位与无担当”

教学时经常有学生问这样的问题：“贾宝玉怎么没有男子气？”“贾宝玉人物形象可不可以从官二代、富二代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贾宝玉是官几代还是富几代，而是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该秉承怎样的教育观念。

贾宝玉利用贾母对他的溺爱，常常称病不去上学，与此同时又“最喜在内帏厮混”，这造成了他的两大弱点：一是不能吃苦，无所担当；二是女性化倾向严重。贾宝玉喜欢调脂弄粉，爱吃女人化妆用的胭脂，爱闻女人身上的香味，爱穿精美的色彩艳丽的服饰。《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两次写他着装，从外边回府，身穿“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脚蹬“青缎粉底小朝靴”；换过居家衣服，身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脚穿“厚底大红鞋”。一个男人身着红衣，脚蹬红鞋，女性味十足；居家与外出都是这样的着装，说明他经常如此。文中还写到他的女性化神情，“转盼多情，语言带笑，天然一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风情，悉堆眼角”。

历朝历代读书都是件苦差事，贾宝玉自己不用功苦读，却还讥讽读书人考科举走仕途是“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7]。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如果对现状不满意，不能用消沉对抗现实，更不能自暴自弃、自甘沉沦。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做富贵闲人，有些自恋，有些自傲，也有些自私。当危机隐约显现时，他依然没有责任感。“尤氏道：‘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考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8]这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所言所行。《西江月》中说“于国于家无望”，这是多么沉痛的话语啊！《西江月》二词，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似贬实褒，但是也不应忽视其中的警世之意。

总之，从文化场域出发，多角度审视文本，考察其与历史、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的相互关系，在各种文化力量的碰撞中，在各种审视角度的整合中，能更均衡地考量作品，更深刻地理解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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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09，263，486，1014.

丫丫家庭社区篇5

摘　要：基于微观权力的非物化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本文对翻译语篇（《牡丹亭》许渊冲、许明译本）中的情态显化翻译行为进行人际权力距离角度的阐释，以原文与译文情态动词类型分布、量值分布和使用频率的数据对比为基础，从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分析情态的显性重构对中国传统家庭中“长幼辈分、男女性别和主仆阶层”三方面的人际微观权力关系的突显。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体现了翻译过程中以及中国传统家庭作为微观社会中权力与话语的互动。戏剧文学英译过程中译者对隐性情态的显性重构行为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微观权力关系，对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并推动中国古典戏剧和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海外英语国家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微观权力论 情态 《牡丹亭》 人际权力关系 显性重构

一、引言

说到权力，传统上的概念是以统治权力为核心的。福柯(Foucault，20世纪中晚期法国著名哲学家）基于后现代的理论立场，对这种宏观权力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建立了去中心化的、非物化的、相对主义的微观权力学思想。福柯微观权力论的观点之一是权力的去中心化，“权力是弥散性的，它弥散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刘树奎、刘芳，2013：64）。在福柯看来，权力不只存在于统治权力为核心的行政场所，“它也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和闲谈碎语等等之中”（张之沧，2005：45），权力在社会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存在，呈现非中心化的弥散性分布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核心的中心化分布。微观权力论的这种去中心化思想使权力研究者的目光从国家政府机构之类的宏观权力中心转向社会边缘、社会底层或基层，比如福柯的研究对象包括疯人院、监狱、修道院等边缘实体内人际的微观权力关系。福柯还把这种权力观引入了话语分析，认为话语始终是与权力及权力运作交织在一起的，并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辛斌，2006：3）

本文考察情态英译话语所反映出的人际微观权力及其跨文化意义，以《牡丹亭》译本（许渊冲、许明，2009：12～23、170～180）为话语语料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对话语篇，揭示译者对汉语隐形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在展示中国传统家庭这个微观社会中人际权力关系的作用以及在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方面的作用。之所以聚焦情态来展开权力与话语分析，是因为情态动词具有表达人际意义和主观态度的功能，是日常生活人际交谈中“传情达意和使人做事”必不可少的功能词，能够体现说话者的身份和权威。

《牡丹亭》这一经典剧目中，杜丽娘在“足不出户”的封建禁令下囿于家中，连后花园都少有涉足，因此绝大多数剧目场景和对话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和家庭成员之间，对话中所反映的人际权力不是传统概念上的中心化的国家核心权力，而是非中心化的社会边缘或基层的微观权力。选择《牡丹亭》曲词原文及其英译本对情态表达进行汉英话语对比和微观权力分析，可以揭示在完成情态意义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剧中角色人际权势关系对译者选词决策行为的支配及译者对家庭成员间人际权力关系的感知、重塑或再现，突显翻译过程中及微观社会中权力与话语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随着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国内外的巡演热映，该舞台剧曲词的字幕英译对海外观众理解该剧以及了解中国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历史背景下，剧中人物的人际权势关系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如何通过恰当的英译选词策略促进原文情态意义的跨文化传递对帮助海外观众理解该剧的矛盾冲突及该剧的社会意义相当重要。中国传统家庭的成员之间那种微观权力关系与西方家庭有着跨文化上的不同，译者对情态措辞的选择有助于海外观众了解中国传统家庭作为微观社会在成员互动中所展示的层级性权力关系，这对理解剧情冲突和情节发展有着重要的辅助意义。因此从微观权力论角度对《牡丹亭》的情态英译进行考察，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实际作用。分析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既具有人际意义，也具有跨文化对外传播意义。

本文对翻译语篇（《牡丹亭》许渊冲、许明译本）中的情态英译话语进行微观权力角度的考察，以原文与译文情态动词类型分布、量值分布和使用频率的数据对比为基础，从长幼辈分、男女性别、主仆阶层三方面的人际权力关系，分析译者对原文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化在反映剧中人际权力距离和向海外传递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二、微观权力的特征及情态动词的分类

微观权力除了有去中心化的弥散性特征之外，还有非物化特征。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陈炳辉，2002：86）。权力关系是处于流动的循环过程中，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宏观权力观把权力看成物，依据权力在谁手里不在谁手里而区分权力的拥有者和权力的服从者。福柯的权力观认为拥有权力与否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此情境中的权力拥有者可能是彼情境中的权力服从者，权力是流动的，依据情境中的人物关系而定，具有相对性。因此，本文依据《牡丹亭》剧中的当时情境，区分占权力上风者和占权力下风者，而不是区分权力拥有者与权力服从者，以体现微观权力关系的相对性和非物化特征，体现权力是“流动性的场”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一“场”中的角色是否占上风，取决于其交手的对象。本文考察的是基于《牡丹亭》台词的“话语的场”，通过剧中角色的会话及其英译语篇考察话语与权力的互动，不是将权力当作自上而下的二元单向直线关系，而是当作多元交错的网状关系，因为“权力是通过一个像网络一样的组织来行使的”。（Foucault，1980: 98)

情态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情态话语的运用可以显示说话者的态度、地位和身份。情态形式的选择不仅暗含说话双方的人际距离，而且表明他们之间权力、身份和地位的差别 (Eggins，1997：98)。由于情态运用的对比可以显示社会地位的对比，研究原文中说话人的情态选择并对比译文中译者的情态选择，可以体现译者的选词行为中基于跨文化传播意识而对剧中人际权势关系进行的突显，以及权力因素对英译情态措辞的制约。

关于情态的分类，基于情态专家Palmer （2001）的跨语言情态研究，可将之分为事件情态(Event Modality)和直陈情态(Propositional Modality)：事件情态又分为能动型情态（Dynamic Modality，表能力和意愿，本文称之为能愿型情态）和道义型情态（Deontic Modality，表责任与义务，本文称之为责任型情态），直陈情态则包括认识型情态(EpistemicModality)和实据型情态(Evidential Modality)，都表示可能性判断，但英语中只有认识型而无实据型情态（赖鹏，2005:322～327）。因此下文将区分“能愿型情态、责任型情态和认识型情态”三种情态类型对《牡丹亭》原文及其译文中的情态形式进行类型分布和使用频率方面的统计和对比，基于情态量值的划分探究情态形式的选择和添加背后体现的社会地位意义和人际权势关系。

本文选择《牡丹亭》中《训女》与《诘病》两出中的曲词对白，分别对原文和译文所选用的情态动词类型、频率及情态量值进行统计。原文中没有用到情态动词却传达出的情态意义在本文中称为隐性情态意义，对应的译文中如果出现情态动词则视为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所选的两出剧目是在未细读全书各出剧目译文的情况下随机选择，选取标准是包含杜父、杜母、杜丽娘和丫鬟春香几个主要角色的对白的剧目。《训女》中包含杜父、杜母与杜丽娘三人之间的对白，《诘病》中包含杜母与丫鬟及与杜父之间的对白，统计数据分别制成表1和表3。通过这些情态数据可以显示中国传统家庭这个微观社会中长幼辈分之间、男女性别之间、主仆阶层之间的人际权力距离。

三、译者对情态的显性重构及其体现的长幼辈分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首次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分析。他认为话语从来不是自足的，权力以日益精致的程式形塑了话语（吕振合、吴彤，2007：137）。本节考察《牡丹亭》译者对情态类型和情态量值的选择如何体现杜父、杜母和杜丽娘三者在这个家庭微观社会之中辈分权力上的等级差异。译者对中国传统家庭中权力等级关系的感知形塑了翻译话语，权力以潜在形式影响了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添加或者说重构。

从表1可以看出，在《牡丹亭》的《训女》一出的原文中出现显性情态动词很少（三人加起来共4处用到情态动词），译文中出现的绝大多数显性情态动词是译者添加的（译文的三人对白中共出现25处）。原文中显性情态动词较少出现，可能是因为戏曲唱词和汉语古文中惯有的省略。即便如此，国内读者基于对中国当时社会文化和对汉语的熟知也能明显体会到文字背后的隐性情态意义和人际权力距离。但译者所面对的是不太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海外观众，为了使剧中角色之间的权力等级差异明晰化，译者对自己感知到的隐性情态意义进行了显性重构，添加使用了20余个情态动词，这种显性添加从跨文化角度来说能更有力地传递人际权力关系。

在原文中，杜父只有2处使用了情态动词（都是表示中值责任型情态），但在译文中杜父共在14处使用了情态动词，其中10处用于表责任型情态（71%），4处用于表认识型推测（29%）。译者为杜父表责任型情态的语言所添加的8处情态动词中有3处是表高值情态（超过三分之一），4处表中值情态（达二分之一），表低值情态的只有1处。Martin（1992）指出，地位高者趋向于运用较高量值情态（陈其功、辛春雷，2005: 7）。译者在杜父的言语中大量添加了与他的社会角色地位相符的高值和中值责任型情态词，向海外观众凸显了杜父在家中的权威，在权力关系中他属于占上风者。译者翻译杜父表高值责任型情态的3处所添加选用的情态形式均为“how could she/you”（在原文中无显性情态动词与could对应），虽然could本身是低值情态动词，但放在这个表质疑的反问句里却是表高度否定的非疑问用法（怎么能……？=不能……），相当于转变成了情态的否定形式。情态的否定形式都相当于高值情态（肖唐金，2011: 98-103）。例如，原文中“女孩儿闲眠，是何家教？”“你白日眠睡（不读书），是何道理？”分别翻译成“How could she sleep away her hours?”、“How could you sleep away your hours without reading books on your shelves ?”看似疑问句但不表疑问，而是通过反问表高度否定的语气，相当于 “She/you shouldn’t sleep away your hours”。Should表中值责任型情态，但其否定式shouldn’t产生了情态量值上的变化，表示的是高值责任型情态。译者为杜父添加的高值责任型情态形式体现了情态选择与说话者身份的一致性，凸显了杜父作为封建家长在权威方面的高高在上，训斥女儿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显示了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和社会权力距离，为其后的情节冲突高潮（杜丽娘追求爱情自由反抗封建意识形态压迫）奠定了基础。虽然以上例句的原文未用情态动词而译文用了，看似在情态形式上不对应，但译文采用了与原文一致的反问句式，反问句在原文中虽不含情态动词但却包含了较浓烈的隐性情态意义，译文从跨语言角度将之与包含情态动词的英语惯用反问句式相匹配，与原文在情态效果上达到了一致。情态意义的显性化从跨文化角度向重视平等观念的海外观众突显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上压下的辈分差异。

再从女儿杜丽娘对以上反问的应答看这个家庭中父女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根据Halliday（2000）对言语交换的分析（见表2），杜父的反问虽是问句形式但并不是求取对方答案的真正问询，而是“非疑用法”，实际表“陈述”（提供信息）。在此剧中杜父的反问实际是陈述了一种价值观（白日不应眠睡而应读书），女儿杜丽娘对此的回答是，“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功夫，玉境台前插架书”。该句原文无情态动词但包含隐性能愿情态，译者添加了显性情态动词“will”将之译为“From now on I will spend more time，to read more books in prose or rhyme”，表现了女儿遵从父亲意志的意愿。根据表2，她的应答符合预期，属于对父亲陈述的价值观的认同，有顺应的意愿（“will”），这说明权力关系发生了作用，占权力下风者明白占权力上风者话语中所传递的对某一行为的观点态度(白日不应眠睡，而应读书），对占上风者所期待的“读书”这一行为予以承诺(“will”)。这种认同和承诺显示了杜丽娘小辈服从长辈的不平等权势关系，在这一话语场中她占下风，属于权力的服从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可以对父亲的反问（=陈述）不给予预期的回答而表示不认同或甚至对父亲提倡的价值观予以抵触，见表2。但父女对白中的言语行为和话论控制显示出了他们之间的人际社会关系，可见权力关系双方（占上风者和占下风者）的言语行为受权力关系和会话准则支配，通常表现为符合预期应答模式，因权力的支配关系而较少出现与预期相左的应答。

在这一场的曲词/对白的英译中，父亲使用责任型情态而非能愿型情态，女儿使用能愿型情态而非责任型情态。译者在译文中为了体现封建时代的父女关系而添加了原文中不曾出现的情态动词，并且为剧中各人物添加情态动词的类型、频率和量值各有不同，以此显示出人物间的人际不平等关系。这种对情态动词的显性添加和类型选择传递的是社会权力距离，为观看《牡丹亭》的外国观众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起了一定作用。如：译文中杜丽娘作为女儿，使用到情态动词的地方共5处（见表1），其中4处表示能愿型情态（高值和中值），1处表认识型推测，没有用到任何表责任型情态的情态动词，情态类型体现了其作为占权力下风者的身份。原文中杜丽娘只有1处用到情态动词，译文中的多处能愿型情态动词为译者所加，分别用于体现杜丽娘作为女儿因服从父母所作的承诺、为父母做事的意愿和报答父母的能力。这种情态类型的分布符合李杰（2005：49）所指出的，权势较低者通常选择能愿型情态模式，不平等地位关系中更加有权势的发话人才选择并使用责任型情态模式。译者对所添加的显性情态动词的情态类型的选用源于权力与话语的互动，清晰地显示了父女双方的辈分差异和权力不平等关系。

四、译者对情态的显性重构及其体现的男女性别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

译文中杜父表责任型情态除使用情态动词的反问句式表高度否定的语气情态之外，译者还多次添加使用了表责任的中值情态动词（should），如“Fair maidens should be good in reading and writing”（原文为：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a wife at home should do her best（原文为：有一日把家当户）；Your mom should tell you what to do（原文为：道的个为娘是女模），以对原文隐性责任型情态的显性重构来突显他作为父亲对女儿的要求、作为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向海外观众传达了当年中国社会背景中父女在权力上的不平等关系和夫妻在性别上的不平等关系，从家庭微观中的男女不平等折射了当时社会宏观中的性别不平等。

根据表1中的数据以柱形图统计译文中各角色使用情态类型的分布和频率，得图1如下。

从图1中可看出，译文中杜母使用情态动词的频率远低于杜父，表责任型情态仅3处（杜父的使用频率为10），且多为中值责任型情态，均表现为对女儿的忠告，体现了当时女性比男性更卑微的身份，如“Seeing the front，you shouldknow the rear，you’d try to understand and feel what your father has to reveal（原文为：儿呵，爹三分说话你自心模）”，要女儿遵从父亲的意志，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中的性别差异意识和子从父、妻从夫的权力不平等意识。使用责任型情态动词的频率对比可以体现对话双方的权力关系，从图1所统计的译文中杜父与杜母对责任型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对比（10：3）、杜父和女儿对能愿型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对比（0：4）可以看出译者的显性化重构传达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在权力关系上的性别不平等，这对于重平等的西方社会的观众来说，具有促进跨文化显示度并帮助理解中国古典戏剧剧情发展的作用。

结合表1和图1，可见在该剧目原文中未用到任何表认识型情态的显性情态动词，但译文中杜父、杜母和杜丽娘分别使用了4、3、1次。这种表推测的情态动词在该剧目译文中的使用，多数是表达杜父和杜母对没有儿子的遗憾、对将来是否会有儿子的推测和杜丽娘对父母将来会有儿子的祝愿。如，杜丽娘的祝酒词中对父母说：Though I regret to have nobrother， a later son would bring joy to father and mother （原文为：祝萱花椿树【喻父母】，虽则是子生迟暮，守得见这蟠桃熟【蟠桃喻迟生的儿子】），原文无情态动词，但译文中添加了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显性情态动词would。杜父因为没有儿子因而对女儿寄予厚望，望其饱读诗书光耀门楣，其在台词中的表达为：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这句台词显示了对没有儿子所感的遗憾，译者转译为：A daughter may transmit my fame，since I have no son totarnish my name. 该译句中添加了表示可能性推测的低值情态动词may，传达了杜父对女儿传承自己的确定性不高，以及对没有儿子传接衣钵的无奈心理。杜母则寄望于女儿嫁个好女婿，她对杜父说道：相公休焦，傥然招得好女婿，与儿子一般，“做门楣”（即“光耀门楣”）古语。译文为：Don’t worry，my lord，a worthy son-in-law is as good as a son.Hewill glorify the house，as ancients say.译文中添加了表示肯定推断的显性情态动词will，表达了杜母对未来女婿的乐观心理。综合来看，围绕“没有儿子”这个事实，家中三人有关“儿子”和“女婿”的言论，显示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和性别权力不平等的观念。在重男轻女这方面，东西方有着跨文化的差异，译者通过添加显性情态动词向海外观众突显了中国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性别权力不平等，有助于英语国家的观众理解该剧的剧情和社会意义。

权力是贯穿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要素，他从动态上考察话语出现的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权力对话语的约束机制（陈长利，2006：127～128）。杜父杜母和杜丽娘之间针对“儿子和女婿”的这类情态话语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译者在他们的话语中，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向海外观众揭示了在中国传统封建体制中男性被赋予比女性更多的权力和价值。

五、译者对情态的显性重构及其体现的主仆阶层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

如第二节所述，基于微观权力论，权力不是物而是关系，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这在表3所统计的情态类型及量值的汉英对比数据中也得到了清晰体现。虽然在表1的统计中基于性别差异，杜母相对于杜父是占权力的下风，使用的责任型情态动词远少于杜父，但在表3的统计中，杜母相对于丫鬟则是处于权力的上风，使用的责任型情态动词多于丫鬟（丫鬟未使用责任型情态动词），而且也通过高频并高值使用认识型情态动词的反问句式表示对丫鬟的诘问和责备，显示了主人的高高在上和仆人的低势地位。杜母在不同的话语场中其权力角色的转变通过情态动词的使用得以展示，印证了微观权力论的一个重要视角，即，权力关系不是绝对的，话语与权力是互动的。具体分析如下。

表3是对《诘病》一出中情态使用类型的统计，该出剧目包含杜母的独白和杜母与丫鬟的对白。由于杜丽娘因情生病，卧床不起，杜母责问丫鬟并怪罪于她。从表3可看出，在原文中杜母和丫鬟都未使用任何显性情态动词，但在译文中丫鬟则总共使用5次（但没有一次是责任型情态动词），其中4次是能愿型情态动词，表示能力或愿意做某事的倾向（惠及对方即占权力上风者的动作），显示出其在权势上的低位姿态。而杜母的言语中译者为其添加了表责任型情态的显性操作词（3次），体现了她作为母亲和作为主人对女儿杜丽娘和丫鬟春香在责任上的要求。译者也为杜母添加了能愿型情态动词的使用（2次），但结合其句中所说欲行之事（“punish”=惩罚），不是惠及对方而是损及对方（权势低者），因此能愿型动词在这种情况下的使用非但不表示权位低，而是权位高的体现。如：“See how I shall punish your evil tongue”，原文为“打你这牢承，嘴骨棱的胡遮映”，并无情态动词，但译文中较高强度的能愿词“shall”的添加，恰当地表现了原文中杜母生气而欲责罚丫鬟的情态，体现了主仆之间阶级权力不平等的人际关系。

译者还为杜母言语添加了7处表高值认识型情态的操作词（表可能性），使用的句式多数为“How could she”，如“How could she have fallen ill since your service？（原文为：才着你贱才服侍他，不上半年，偏是病害）；Howcould she grow so slender（since your service）？（原文为：她一搦身形，瘦的庞儿没了四星）”，该句式在译文中为反问句式表诘问和否定，意为“她怎么可能你才伺候她半年就病倒了？她怎么可能变得这么瘦？”，即：“若不是你服侍得不好她不可能病倒或变瘦”，显示了她作为主人对丫鬟的高度责备。表可能性推测的低值情态词could在该反问句中的用法等于高度否定的语气（couldn’t = 不可能），否定句式中的低值情态词实际转化成了高值情态，表示对可能性的认识型高值判断。译者在杜母言语中添加的另一表认识型高值判断的显性情态动词是must（肯定），如“It must be youwho have induced her to become thus（原文为：都是[你这个]小奴才逗他）”，表示“肯定是你导致这一切”，同样是体现对丫鬟的责备。可见，原文表示高度责备但未用情态动词（属于隐性情态意义），译者添加了显性情态动词而使其更符合英语的情态表达习惯，便于海外观众清晰地判断剧中角色人际间的社会权力关系，为理解之后的情节冲突做铺垫。这是译者出于跨语言和跨文化考虑而对感知到的隐性情态意义和权力关系进行的显性重构。

译者对杜母和丫鬟这两个角色话语中情态动词的添加和选择，使杜母从之前夫妻对话话语场中权力的占下风者（服从者）转换为主仆对话这一话语场中权力的占上风者（支配者）。这种权力角色转换可以体现福柯的观点：微观权力不像传统权力是二元的、单向度自上而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多元的、多向度交错互动的网，“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着，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1999：28）。译者对情态动词的添加和对情态动词类型的选用，既受到从原文中感知的权力因素的影响，又在译文中体现了权力的流动，展示了话语与权力的互动。

六、结语

概而言之，不平等交际中反映出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称性（丁建新、廖益清，2001：305），这在《牡丹亭》剧中几个人物角色对责任型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上得到了反映。福柯认为，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话语建构社会（辛斌，2006：4）。从表1上下两辈人话语中对情态类型和量值的使用频率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中长幼辈份和男女尊卑在权力等级上的差异：父母多使用责任型情态（表示对方义务），女儿则多使用能愿型情态（表示服从对方权力）；男性（杜父）使用责任型情态动词的频率远远高于女性（杜母）。从表3主仆二人话语中对情态类型和量值的使用频率则体现出各自身份的差别和阶级权力等级上的差异：杜母所用情态多强调丫鬟的义务。这些在原文中并不一定由显性情态动词体现，译文中大量添加的显性情态动词是译者基于从原文中感知的隐性情态意义及当时的权力等级状况进行的显性重构。情态动词的选择和使用频率的高低因而不是任意的，而是权力地位差异的体现，彰显语言的人际功能（季红琴，2011：230）。从微观权力论角度来分析翻译语篇中的情态话语，权势和地位在阐释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文剧中角色社会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决定了译者对情态动词类型和量值的选择，以添加不同类型的情态动词（责任型、能愿型或认识型）反映出人物角色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从跨文化角度传递了文化背景含义和社会权力等级含义。另外，从跨语言差异角度来解释译者的情态添加行为，英语主要通过显性情态动词的使用来反映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人际权力关系和社会距离，而汉语古文唱词中显性情态动词常被省略，因而常表现为隐性的情态意义，在译文中有必要间接经由译者的显性重构向译语观众传递剧中角色间的人际关系。译者基于对本族社会文化中的权力感知进行情态重构，情态形式的恰当选用和添加可以突显当时的社会权势背景并有助于剧本的跨文化沟通。

微观权力论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基层的权力关系。福柯指出，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共同存在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岳进，2008：72）。译者通过情态动词的添加，凸显了社会基层的中国传统家庭中杜丽娘和丫鬟的弱势地位，反衬杜父作为封建家长的强势地位。这种权力不平等的反差为其后情节中杜丽娘追求爱情和自由、反抗封建意识形态的禁锢起了强有力的铺垫作用，有助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观众理解情节的冲突高潮并更好地欣赏中国戏剧。

本文基于微观权力论对情态英译话语的考察，着眼点不是探究翻译技巧，而是以翻译语篇为语料分析话语与权力的互动。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揭示翻译原则，也没有探究该译本在“信达雅”等翻译原则上的表现，只着重考察情态话语方面译者的选词和重构所体现的权力因素和人际距离。

“毛细血管”状分布是福柯权力观点中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认为众多权力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横断面，社会的点点滴滴是权力的实质所在（陈长利，2006：128)。中国传统家庭作为社会的基层体现了微观权力的所在，因此对《牡丹亭》杜府家中日常生活的各场会话及译者对会话重构后的情态话语进行分析，可以体现微观权力的如下视角：权力是流动的关系而不是具体的物，是多元多向相互交错的网状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自上而下的单向直线关系，是毛细血管状伸向社会各个角落及底层而不是仅存在于国家政府、法律机关等核心机构。这些都反映了微观权力的非物化、去中心化、弥散性以及相对性特征。上至君主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每个人都身处权力之网中，每个个体都是权力的实践者，同时也是权力所操控、支配的对象（刘树奎、刘芳，2013：64），即，在不同的权力交锋的话语场中，每个个体都依据话语交锋的对象而或处于权力的上风，或处于权力的下风。权力的流动以及话语与权力的互动不但体现于人物在各场景的会话中，也体现于译者在重现各会话时的情态选词决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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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家庭社区篇6

曾国藩听了彭玉麟的话，立刻让人把小老婆打发走了。“小老婆事件”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记载，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记中说，有人给他代买一婢，他去船舱看了一眼，觉得太胖了――“体貌颇厚重，特近痴肥”。后来又买了一名陈姓湖北女子为妾，但是这个陈氏女很快就病死了。

问题来了：曾大帅手下人怎么那么不会办事儿？给领导找小老婆，为什么不选貌美体纤、肤白如雪、明眸皓齿、柔情万种的尤物？偏偏选不是痴肥就是病秧子的女人？这不是故意恶心领导吗？答案是：曾国藩患有皮肤病，夜晚皮肤瘙痒难以入睡，休息不好，影响工作，需要一个人陪伴，随时给他搔痒，故有此举。此说可信――我数年前在浙江嘉兴拜访吴藕汀老先生，先生其时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体弱气虚，仍喜笑谈，他的胳膊上起了许多皮屑，自己笑着说和曾国藩一样，是龙变的，到老年起了鳞了。

曾文正纳妾一事，足以说明，不是所有的纳妾都是出于的目的。多年不读巴金先生的小说了，记得小时候读《家》，见丫鬟鸣凤被冯老爷看上，高老爷答应将鸣凤送给冯老爷。当时读至此，阶级仇恨顿时涌上心头，觉得冯、高两个老爷实在太坏了，美丽的丫鬟鸣凤实在太可怜了。后来读《礼记》，方知过去给老年人找年轻女子伴宿，实为古礼，所谓“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就是说，古时老人晚上睡觉，没有电热毯、没有暖风机，如果要暖和，就需要一个人抱着挨着，至少需要一个年轻人先给老人把被窝暖热了再睡。当然，冯老爷年龄恐怕不到八十，有点提前消费，的确不能脱老流氓之嫌，至少说明他会借古礼说事儿，歪曲古礼以逞己意。再举一例：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老严嵩半夜从宫中回到府中，深感圣眷已衰，很受打击，他心事重重地交代儿子及心腹门生一些事情，众人就服侍严阁老休息：锦绣罗帐掀起，奢华的大床上，两个侍从又揭开锦被，床上早早并排躺着两个身上只穿着兜肚花短裤的胖丫头，严嵩躺到那两个丫头另一头，两只脚被两个丫头抱在怀里，锦被再盖上，落帐。这是电视剧中年过八十的老严嵩对古礼之“八十非人不暖”的形象演绎。但是，很多观众看这个情节，只看到奸相严嵩的腐败生活，不懂这腐败背后的原因。

当然，所谓“八十非人不暖”首先是个比喻，提醒对老人的照顾，非如此身体不暖。不是说谁家给老人置办不起暖被窝的丫头就不孝道。

这种女子，作为妾，跟一般的小老婆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谓三妻四妾、妻妾成群，起初也不是后来的荒淫动机，而是为了生育需求。一者，古代医疗条件不好，婴儿成活率不高，民间所谓“四六风”即婴儿生下来，很多体弱者，过不了第四和第六天。所以民间庆祝孩子诞生，往往定于满月，满月则问题不大了，亲友可放心道喜；二者，产妇也因为接生条件不好，处理不了生产所带来的其他问题，所以产妇身体安全和健康保障度不高，很多妇女死于生产。三者，即便为男子，寿命也不长。农业社会，男子劳动谋生，并承担劳役、兵役等推卸不了的责任，稍有差池，便伤害生命，一家一户之男丁，或许因为一个小小的变故，即导致血脉断绝。故古人对生育十分重视，也很紧张，无后为大，绝无“丁克家庭”一说。生育周期古今相同，所以，为了保障生育及生养质量，健康地传宗接代，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为一男配多妻，加大保障系数，于是一夫多妻兴焉，以至于制礼作乐，将其写入典籍。从皇帝开始，不同身份的男子配数额不同的女子，永为定制。虽各代有所变化，但大致意思不变。

这是纳妾的原始动因。

任何事情，都有走样了的，纳妾从保障生育被有的人乱来，在所难免。但是，从前正经家庭，老人鼓励儿孙纳妾，绝不是为儿孙生育之外的原因考虑。儿孙也不敢在老人的眼皮底下不顾生育、专务宣淫。

如上所说曾国藩纳妾，有其特别的原因，但也因说不清，恐招物议，听了彭玉麟的话，果断终止。

简言之：凡纳妾不为生育而为别的，都是流氓，都是压迫妇女，哪怕妇女愿意也是压迫妇女。为妇女讨公道，就要打倒这些臭流氓。但是，臭流氓纳妾，跟古代正经人纳妾最初的意思，绝不是一回事儿。

蓄妾不为生育而转为宣淫者，传说胡雪岩这样的有钱人很过分――他上海、杭州的各营大宅，极尽豪奢，管理严格，常蓄养小妾十数人。胡雪岩最喜欢纳那些新死了丈夫的漂亮小寡妇为妾，他并不希望这些小老婆生孩子。玩腻了，忽一日从上海回到杭州，把所有的小老婆都叫到一个院子里来，人到齐，男仆哗啦啦关上各门，只留一个外出的门，给每个小妾500两金子，打发走人。那些提前得到风声的小妾们早早就在身上藏满了金银财宝，胡雪岩也不搜身，任其怀挟而去。这些女人，本不崇尚名节，与胡大爷露水夫妻，各有各的目的，所以，乐得各自带着一大笔钱走人。胡雪岩这种做法，其实不能算纳妾，准确说是买淫。

丫丫家庭社区篇7

梅娅葶一个风韵犹存、婀娜骄人的美丽少妇。丈夫事业稳中有升，女儿乖巧可人。按说以她的家庭生活和经济状况比大部分同龄女人都要过得优越幸福，没什么可缺憾的。但越平静的湖面越会被一粒小石子的投入而引起不大不小的涟漪。

一封电子邮件打破了她的这种平静:丫丫(她的乳名)我是庄海，不能想象能在网上找到你。如果收到邮件请速与我联系。接着，是一个邮箱地址和手机号。

庄海，是她的青梅竹马。在很多年前，正当俩人还是青涩年少期，就曾彼此许诺，希望将来能终伴一生。有过感情经历的人都知道，在我们还不懂爱情究竟为何物的时候，所谓海誓山盟都是一句没有意义的对白。随着，庄海的考上了异地大学，梅娅葶搬了家，谈了恋爱，再后来一切的一切人或事都随之远去。今天，不是这份简短的邮件催醒了她的回忆。那个人、那些事、那些感情都会尘封在梅娅葶内心的最深处，甚至等老了带着它们去见上帝。

默默记下了手机号和邮箱，但是她没有打电话给庄海。只是在对方的邮箱里回复一句话：庄海，好久不见！你好吗？除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她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时间阻隔了她与他之间太大的距离感和空白。莽撞通话，只会增加彼此的尴尬和陌生。

已步入中年的梅娅葶，在外形上保养得很好，再加上长期处于优渥、闲散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她不浮不躁、恬淡的气质。尽管早已过了爱幻想的年纪，但是看到庄海这个名字，她还是会心率不平衡的跳跃着，脸会莫名其妙发烫。婚姻十几年，她和严恺铭的感情早已从亲密无间转换成了左右手关系。这些年，她的朋友群，社交圈几乎没有任何异性的介入。她不知道这是悲哀还是幸福……

手机短信在梅娅葶思忖的片刻骤然响起。果然一个陌生的号码展现在手机屏幕上：丫丫，你现在过得好吗？自从大三那年暑假和你见了面，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联系过了。我曾去老房子找过你。邻居说你们早搬了！没有你们的联系方式。我现在在北京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梅娅葶的目光停留在最后一句话有十几秒钟。打开手机里的通讯录，那里新储存了对方的号码.她猜测电话那头的庄海肯定不是以前那个英俊、执着的男孩；而这头的梅娅葶也早就不是当年任性、张扬的女孩子了。她们都慢慢步入中年，各自有了家庭、子女包括爱人，时光改变了自己，同时也在改变他人。通了电话，她不知究竟从何谈起？谈彼此的现在还是过去或是将来？……总觉得太迫不及待的接触只会增添大家的失望感。

踌躇了许久，她最终回复了短信：庄海，我给你我的Q号，既然是在网上相遇，那还是先从网上开始叙旧吧！

之后的日子和庄海聊成了梅娅葶生活的一小部分。不存在真实声音的传送，的确少了份顾虑，多了份轻松。从字里行间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重遇后的喜悦和激动。梅娅葶也渐渐得知庄海因为工作关系几年前从上海调离到北京；如今三十七八岁的他结婚才两年多，儿子一周岁；老婆是地道的北京人。由于到北京也只不过几年时间，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来说都蛮大的。然而梅娅葶对于自己的现实状况却刻意避讳不谈，她潜意识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只是个靠老公养着的中年女人。事业这块领域，对她个人而言是个无可奈何的遗憾。索性的是，庄海也从不过问她的一切生活现状，更不涉及到她的家庭和老公。她们之间聊得无非是过去的种种。对往事的追溯是俩人最大的乐趣和谈点。

起先庄海因为激动能在中年再次遇到自己的初恋，而急切的想和梅娅葶能尽快的实质性接触。但是对方的建议也让他慢慢在冷静的状态下默认了先从文字的沟通确实能给俩人一个较好的缓冲期。她们就这样在上、微博上你一句我一言的达半年之久。期间，遇到节日或者生日等重要日子会彼此发个短信祝福。梅娅葶觉得不咸不淡的持续下去可能会更长久。很多爱情故事中都说中年后的人们和年轻时的初恋相见最终的结果都是失望加阴影。因为她们都把双方最美好的一面永久复制在自己脑海里。但是人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你心中的他，他心中的你都在与时间同步并走。庄海有几次似有意或无意在微博上提到自己回到上海办事。梅娅葶会怦然一动，但随即迅速关闭页面不让自己有任何的起伏念头。

六月，上海的天气开始进入漫长、闷热的雨季。人们的心也开始随着夏季的即将到来变得燥热气短。闺蜜提出带孩子去北京旅游，好让孩子们见识一下祖国心脏之伟大。梅娅葶当然没有意义。每年都会带女儿出去旅行，只是这次目的地意味深长了点。临行前，她犹豫过要不要告诉庄海自己的到来？但辗转一想还是不说，因为这样可能会让他有心理负担。

北京的炙热，让她们几个人消受不起。女儿第二天出现了中暑现象。梅娅葶只能陪着她在宾馆躺着。闺蜜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了天安门。趁着女儿熟睡的时候，她踌躇着用手机更新了自己正在北京的微博。

庄海第二天在微博上看到了她的更新。他想打电话给梅娅葶，犹豫了很长时间，还是觉得不妥。她的孩子在，朋友在，这种情形下旧友相聚容易造成捉襟见肘的场面。所以，庄海只能选择沉默。

结束五天的北京之行直至回到上海，再次和庄海在网上聊天时，谁也没有提到北京的事情。似乎他根本不清楚之前梅娅葶的到来。有一次，不经意间，庄海透露道“最近工作很忙，在人事调动。他想回上海分部。而老婆执意要他留下。”北京、上海异地夫妻也的确让人烦恼。这不仅让梅娅葶想到刚刚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双城生活》涂松岩和马伊琍演得，就是说老公上海人，老婆北京人。生活差异大不说，结婚生子，夫妻双方工作区域问题、包括对父母的照顾都成了棘手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种种难题。小夫妻经常两头跑，把工资全捐献给了中国的交通事业。庄海的抱怨不免让她有点心疼却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安慰话“你们结婚时间不长，作为女人让她长期和你分居两地，的确很辛苦也很空虚。她也有自己出发点。你也可以试着沟通一下。如果她条件许可的话也可以来上海发展试试。”至少她觉得自己就是个肯为家庭无私奉献的女人。当初为了女儿的年幼，老公工作的繁忙。她当机立断辞职做了全职妈妈。因为她不愿把女儿放在父母或者婆婆家。这样不仅会和自己渐渐疏远，心理上也会有缺陷的。而老公也不肯一星期只能匆匆见孩子一次面。当然天底下不是所有女人都肯为家庭、丈夫牺牲自我。

她知道庄海的无耐和矛盾，也很想替他分担和排忧。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她不能过多干涉。庄海也把她当做一个信任的网友，可以发发牢骚，吐吐心声的异性网友。

梅娅葶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就是个细致、耐心的女人。她喜欢帮助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她的开朗和善良也常常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在庄海儿子三周岁生日之际，她在周大福买了个长生果24K纯金挂坠，快递送到北京，以表达自己对其孩子的祝福。这一举动，让庄海深受感动。他感动的不是礼物的价值，而是梅娅葶一颗真诚、纯洁的心。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对这个女孩，确切的说是女人还是有着一份难以忘怀。虽然俩人之间的爱慕情愫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夭折”了，何况此次的相遇，庄海也给自己敲过警钟，只做朋友不能有其它超越友谊的感情。然而一年多的网络交往，让他对梅娅葶有了更近距离的了解，这种了解越深，心底越会不自觉地燃起一丝丝小火苗。在他看来她除了比以前更成熟之外，多了份女人的温柔和细腻，和自己那个大大咧咧、直白豪爽北京老婆大相径庭。他在欣赏梅娅葶的同时又有点害怕再这样下去，自己会控制不住，犯一个中年男人经常会犯的错误。

夜晚，加班到深夜的庄海开着车在北京三环的高架上。他的双眼有点迷离的看着前方，脑海不自觉地浮现出梅娅葶传在上那张美丽动人的照片。

梅娅葶很奇怪自己最近是不是哪里说错话了？好长一段时间，庄海都对自己冷冷淡淡。有时他一上线就把调制到忙碌状态，又或者即便自己主动和他打招呼，对方也是勉强敷衍几句，匆匆下线。有几次索性缄默不语。梅娅葶不傻，她知道庄海在刻意疏远自己。只是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既然对方若即若离，肯定也有自己的理由，梅娅葶暂时把之放在一旁，只是偶尔会从网上关注一下他的新动态。两个人一下子像两条被人拉扯的风筝飞的很高，离得很远，但又彼此能清楚看见对方的存在。

时间悄无声息的流淌着，很快春节临近。梅娅葶这个主妇又在为每年的采购、送礼、添置物品而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的闲事。北京这头的庄海也在为年底的公司盘点，人事变化搞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因为老婆执意要留在北京过年，他想回上海这件事情的产生促使夫妻俩人分歧加大。最终，庄海和老婆达成协议，自己先独自回上海，让儿子和老婆留在北京。等到年初四他再飞回北京和她们相聚。

婚后五年，正和妻子罗娟处于敏感时期。夫妻相处久了，各方面的摩擦会像肥皂泡沫一般逐渐的浮出水面。庄海又是个不善于甜言蜜语的男人。有时候他在想自己在北京这个充满诱惑、人人梦想的都市里有份稳定的工作和家庭，应该是令很多打工仔、北漂们羡慕眼红的。但从小土生土长在南方的他，对自己的家乡——上海也同样有种依赖与眷恋。那里毕竟有他的亲人、他熟悉的环境甚至是他的回忆。这种思乡情结是任何地方都代替不了的。

小年夜的下午，一直以冬天湿冷而让诸多北方人望而却步的上海依然飘着绵绵细雨。航班准时达到浦东国际机场。庄海顶着潮湿、阴冷的雨雪走出了机场大门。大四那年，母亲买了新房。原来的老房子租出还贷了，至今还保留着。自和梅娅葶的相逢后，又勾起他对童年往事的缅怀，让他好几次冲动想去老房子看看。这次，他特意提前和母亲打了声招呼。自己想回老房子住几天。害的母亲抱怨儿子多事，难得回来还不陪陪自己。但又不想违背儿子的心愿，只能边唠叨边去老房子简单收拾一下。

庄海打了出租车直接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旧居。那是一片老城区，不过这几年上海市政建设很完善，早已把当年那个拥挤逼仄，坑洼不平的60年代老公房改造成独门独户、平整干净的三层楼平改坡。以前庄海和梅娅葶住同一楼层的两个尽头。所以，她们彼此包括和周边邻居都熟的不能再熟了。随着经济质的飞跃，大部分年轻人早就买房搬走了，留在这里的不是那些年迈的老人就是那些租房的新上海人。庄海家的房子是当时外公单位分配的，一个只有十八平米的小房间，和父母同居一室。生活的不便和学习环境的落后可想而知，但是当时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这里有多不好。尽管小，但是邻里之间很友好，小时候经常串门蹭饭。尽管吵，但是儿时的玩伴都住在附近，一到夏天的黄昏约在一起乘凉打牌，尽管和父母同住，没有自由空间，可是他每天只要看到背着书包，奔奔跳跳往他们这里跑的梅娅葶就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比她高一届同在一个小学的庄海喜欢偷偷跟在她背后，然后猛地拍一下她。每次把梅娅葶吓得哇哇大叫，然后怒瞪自己，生气的甩开他。之后，庄海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哄她，直到她展开笑颜。

夜色黄昏，庄海坐在家里陈旧的大沙发上。喝着先前经过超市顺道买的红酒，细细的品着，静静的想着悠悠往事。终于，他做出了一个很久以来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情——打电话给梅娅葶。两年多了，她们始终保持着网聊、短信的方式，却不曾打过一次电话，听过一次对方真实的声音。就因为她们彼此都太注重于过去，所以一直刻意避讳着对方。未雨绸缪的忧心任何一方的出现会磨损到彼此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今天的庄海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完全全说服自己不去找她的理由。不管见面结果如何，他一定要见见中年的梅娅葶。借着酒意，他鼓足万分勇气拨通了对方的手机。

电话响起的那刻，梅娅葶正和父母吃年夜饭。她漫不经心的瞟了一眼，根本没看清具体的来电显示就直接按下通话键“喂……”

庄海听到一个似曾熟悉却女性味十足的声音。他停顿了片刻

“喂……”梅娅葶以为又是一个很无聊的推销电话，正准备挂了。

“丫丫……”丫丫这个名字除了亲人，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这个乳名。朋友大部分直呼她娅葶。

“你是……”直觉告诉她，对方是庄海。

“我是庄海。”这次换了是梅娅葶沉默，她的大脑出现了几秒钟的短路，不知该怎么接口。

“庄海，你好！”

“丫丫，我回上海了。暂时住在老房子，不知道你最近几天方便出来碰一次面吗？”庄海的直接邀请，让梅娅葶有点无所适从。

不过，她转念一想既然双方有了两年多的文字和网络铺垫她们之间应该不再会感到差距和障碍了。

“好吧。什么时候？”她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上去淡定轻松。

“明天除夕你肯定很忙吧？要不年初二？”

“行，约在哪里？”她暗自庆幸离见面还有两天时间。

“要不约在老房子？”庄海有点试探性的问道。他怕对方误会自己另有企图，第一次就俩人单独一室。紧接着补充说“我看到老房子后面有个上岛咖啡。我们可以先在那里见面。如果你想再看看这里的变化也可以顺道过来。”

梅娅葶倒没想那么多，她觉得约会地点无所谓是哪里？就算去看看老房子也不错。毕竟自从搬离那里之后，十几年没回去过呢！她好几次做梦梦到那里，也算是故地重游一番。

“可以。具体时间呢？”

“挑你方便吧。”庄海觉得时间还是由女士来定。

“下午三点可以吗？”

“没问题。”

放下电话那一刻，俩人同时重重的松了口气。庄海意外之余夹杂着窃喜。他没想到梅娅葶那么轻易就答应约会要求。连考虑的念头都不曾有过。而梅娅葶除了意外就剩下惊喜了。她的脑子从先前的空白马上开始像马达一样飞速的运转起来：明天赶紧做个美容，那天穿什么衣服合适？面对他时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显得既不造作又落落大方呢？……她发现自己的心理活动就像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生兴奋的准备和心仪的男生第一次约会。脸上会不自然的出现一片潮红，那种久违的心跳让梅娅葶瞬间又回到了以往甜蜜的少女年代。

年初二，一个晴冷的日子。上海的冬天很少有阳光灿烂的时候，不知是不是老天也在眷顾他们的重逢。前一天还是阴雨绵绵，今天一大早却是个太阳露笑脸的好天气。梅娅葶精挑细选一套鹅黄色毛呢连衣裙，外面是一件深褐色修身版型大衣，拿出一双买了很久却一直舍不得穿的羊皮长筒靴。长波浪黑发因为刚做过护理，显得很有光泽很自然。她足足花了一个小时化了个淡雅不俗的日常淡妆。一切弄妥，站在镜子前，自己才有了足够的信心。觉得这身打扮可以很自信的出现在庄海面前。临走时，叮嘱了老公、女儿几句。当然她不会傻到道明此次出去是和初恋情人见面，而是轻描淡写的谎称同学聚会。一向粗枝大叶的严恺铭对于这类生活小事，根本无从关心。或许结婚十几年，他对梅娅葶有充分的信任度，又或许自恃是优秀丈夫的他从不认为妻子会结识到能比自己更完美更有责任感的男人。

梅娅葶再一次站在老房子面前，已经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妈妈,黑发间有几丝白发的中年妇人。依稀记得当年自己搬走的时候，还是穿着牛仔超短裙，梳着高高马尾辫的妙龄姑娘。那时这里还是一排排墙壁斑驳、拥挤狭小的老式住宅区。如今周围已被座座高楼紧密包围着，老房子像一颗核心永远驻守在那一块土地上。

庄海约的上岛就在老房子后门旁边一座商务大楼里。梅娅葶疑惑着，他怎么知道这里有个上岛？是不是来过这里？离三点还差了五六分钟，她悄悄到一旁的洗手间补了补妆，有那么一点点紧张。深深的吸了口气，希望自己狂乱错综的心能有所平复。手机提示音响起：我到了。是一个包间，告诉服务生姓庄的先生。

梅娅葶不得不佩服庄海的细心。他找个包间，可能为了让彼此有点私密的空间，这样也许更方便交谈。她慢慢走出洗手间，在咖啡厅门口停顿了片刻，一个年轻女服务生看了她一眼，犹豫不决的小声问道“请问小姐几位？”

梅娅葶不好意思再站立不动了只能轻声说“有位姓庄的先生订的包间。”

“哦，请跟我来。”服务生带领她往咖啡厅里面走。

眼前的这个微胖身型的中年男人就是当年那个玉树临风的庄海吗？不得不感叹“岁月无情催人老”这句话。庄海胖很多不说，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沧桑感，即便在昏暗的灯光下，戴着眼镜的梅娅葶也发现到对方两鬓边几缕明显的花白头发。俩人短暂的眼神交汇使彼此沉默的看着对方。或许之前，梅娅葶在上传过自己的近照，至少庄海对现在的她有个概念。看到自己那一刻，他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

“丫丫。”庄海叫出她的名字，声音不自然的颤抖着。

“庄海。”梅娅葶在他的直视下，脸感觉一阵阵的发烫。

“坐吧。”庄海手无足措的招呼她。“喝点什么？”

“咖啡吧！”

庄海让服务生点了一份蓝山自助咖啡，一份水果拼盘。待服务生悄无声息拉上包间那道厚厚的挂帘。里面的俩个人又一次的陷入僵局中。梅娅葶不自觉的抚摩着自己的脸“我老了吧？”她话即出口，就觉得好傻，好幼稚。然而庄海却貌似诚恳的口吻说“这句话该我说，我一眼能认出你。我只比你大一岁多，白头发都有了。”他很无耐的理了理两边的头发。

“丫丫，说句实话，你比以前更漂亮，更有气质！”庄海的恭维让梅娅葶感到自己的脸更红了、更烫了。她能听得出这是发自内心的赞扬。

“你现在好吗？”庄海终于还是问道她的现状。

“我……也许你会笑我无能，我只是个全职太太。为了老公的工作，辞职在家相夫教子。很没用吧？”说出“全职太太”四个字，她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可是庄海的回答却让她打消了顾虑“作为男人我也想让自己的老婆全心全意停职在家照顾孩子，这样我可以轻松很多。可是我没这个能力养家。说明你老公很有魄力。”庄海略带苦涩、自嘲的说。

梅娅葶忙安慰道“也不是能不能力的问题。我们刚刚结婚时很苦，用现在的话说裸婚，什么都没有。到后来才慢慢开始经济条件上升的。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严恺铭要比庄海大六七岁，在庄海这个年纪的时候，严恺铭还没像现在这样如鱼得水。男人的事业顶峰期可以无限延长，至少可以比女人晚很多年。

“你这次回来住几天？”梅娅葶转移话题。她不愿在做不做全职太太上多纠葛。

“后天先去我妈家住个一两天再回北京。”

“哦，回来时间长了会想儿子吧？”她故意提起他的儿子想让谈话轻松点。

“呵呵，是啊。”一说起儿子，庄海眉宇间掩饰不住的喜爱和幸福。

“说起我儿子，谢谢你上次送的挂坠，让你破费了。”

“你客气了。一点心意而已。”

“丫丫，你现在还会怀念过去那段时光吗？”也许庄海自己也觉得与其这样刻板的没话找话，还不如更直接的聊点深刻的话题。

“怎么不会呢？”梅娅葶若有所思的轻轻摸着咖啡杯，逐渐放下一颗绷紧的心，庄海的问话同时打开了她的心扉。

“我好几次想来这里看看，可是总觉得即便来了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

“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起过我？”庄海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着她。

“我……我有想起过。”梅娅葶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还是保留了他的一个位置。

“谢谢你还能想起我。”

“我在北京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刚刚调离到那里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北方人又很排斥我们这些南方人。环境、人际一团糟，那时，我会经常想起我们小时候一起玩家家、你做妈妈、我做爸爸的游戏。还有一到暑假我们去医大游泳，还记得有一次，你不小心进入深水区，呛得差点淹死，我吓得拼命拉着你往浅水区游……”话闸子一打开，庄海仿佛一个老人在阐述自己悠久的过去，滔滔不决，绵绵长长“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那么的单纯，那么的洒脱。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世俗纷争。”

听着庄海的话，梅娅葶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又一幕的情景，清晰而真实。她的眼眶竟然会有湿润的感觉。

“庄海，我为什么感觉你现在不快乐？”梅娅葶总觉得他的语气和神情有不易察觉的晦涩。一个女人的敏感告诉自己，眼前的他并不快乐。

“诶，是不是我有点絮叨”他赶紧收复起无边无际飘渺的话题，有点自责道。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目前状态有点低沉。我希望你能开心点。”梅娅葶是发自肺腑之言，她眼中的庄海应该是个自信、意气风发的中年男人。而不是现在这般的暮气沉沉。

“丫丫，你去不去老房子看看。那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好的呀。”

她们总算是打破了初见时的生硬。随着两个多小时着无边际的闲谈，使她们慢慢找回儿时熟悉的感觉。话题也渐渐分散了许多，彼此的语气也欢快许多。走出上岛，已经是暮色降临的时候。俩人一前一后拐进了老房子的后门。要不是庄海的带领，梅娅葶还真找不到之前居住的那栋楼。里面还是一层有六七户人家，只是公用厨房和公厕早就改成了独门独户型的，以前粗糙的木质楼梯也油漆一新了。庄海的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陈设居然还没多大变化，看来是不常住人。

“感觉怎么样？”庄海笑着问道。他走进厨房里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红酒。“丫丫，你喝吗？”

“好吧，来一点。”俩人坐在那张破落的沙发上，看着窗对面的楼栋，一种温馨的感觉油然而生。

“庄海，你看对面底楼那户人家，我们以前是不是经常爬进去对吧？”

“是啊，你以前喜欢那户院里种的牵牛花。每次让我垫着你爬进去，每次爬进去又爬不出来，害的我再用竹竿子把你拉出来。”梅娅葶哑然失笑，她以前遇到任何事，都希望庄海能替他出头。他就是她的及时雨。

屋内融洽、静谧的气氛让梅娅葶很久以来都没有过的踏实和安详。庄海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看着窗外皎洁月光洒在梅娅葶白皙的脸上，那么细致、淡雅。女人到了中年才会有的气质在她身上恰到好处的散发出来。庄海真渴望时间能停留在这一片刻，让他永远抓住这份美好。

夜深了，梅娅葶准备告辞了。此次的离别，谁都不晓得下次还能什么时候再见？上海、北京看似遥远，其实随着现在铁路、航空交通的便利也感觉不到距离有多大。

正当梅娅葶准备穿上大衣的时刻，庄海鼓足万分勇气拉住了她的手。当两只手触碰到一起的时候，都无形的抽搐了一下，像电流般迅速传递到对方的身体。庄海把梅娅葶拉拢至最近距离，近到能清晰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多少年了，她们没有如此近的接触。“我能再一次抱抱你吗？”庄海在她耳边柔声问道。

梅娅葶没有回答，只是把自己的头默默靠在他的肩膀上。曾经，就在庄海考上异地大学那年暑假，他整装待发。也是在这里，梅娅葶也是这么靠在他的肩膀上。第一次和他要分开，临别时的难舍难分，对未来太多的不确定，对俩人的恋情不再是信心满满，对庄海的感情那份割舍。而今，当初的恋恋不舍又重新上演，只是这一次的梅娅葶不再会像以前那样泪流满面的拥着他，哽咽的说“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当年的庄海即便对大学生活有着无限憧憬和向往。但是和心爱的人告别的时候，自己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忍。

就这样，庄海沉默不语拥着怀中的梅娅葶，时过境迁，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拥抱，不同的是人的心和时间。

“庄海，再见！”

独自走出老房子，梅娅葶的鼻子觉得一阵酸楚，她执意不愿庄海送她。就是因为她怕自己会哭。无论今后会否再见面，她觉得自己今天真的是很多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也将是最难以忘怀的一天，有种如释重负的放松。过了今天，她依然是一个为家庭效劳的主妇，庄海回到北京也将继续面对工作、家庭，彼此各居其位。

萧亚轩有首歌曲，是她最喜欢——《回不去了吗》

……

回不去了吗 每次抬头看夜空终于发现 最美总是从前就像从此以后 你和我将看到的星光所有的感动都经过了 好几个光年失去才发现 所有的怀念都是寂寞填补的余味你说话的嘴 安静时的眼逃避之后却开始想念仰头的瞬间 想起你的脸曾经何时爱 已经离自己那么远我们的从前 一个人如何跨越拥抱那么多夜眼泪

丫丫家庭社区篇8

在一场名为“校园恋歌”的预选赛现场，一个女孩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下岗女宋祖英小师妹，寻明星‘包养’出名建希望艺术学校”。

该女子名叫佘琛，现年20岁，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在读学生。她很直白地说：“想成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我是下岗工人子女，既没钱，又没有关系，这条路对我来说太难了。现在大学生中流行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做某某的情人。我以前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但我现在想找明星‘包养’，出大名，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不惜一切……我希望何炅包养我，来建一所希望学校……”

而当问及她此举是否为炒作时，佘琛显得很激动：“我个人的利益远远小于集体的利益。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成就梦想，牺牲我一个，又何足惜？” ――新闻来源《人民网》

“下岗子女”“没钱”“没关系”这些是不是被“包养”的必要条件？如果是，那全国的富翁或明星每个人得包养几个啊？这样的“借口”也太牵强了。如果靠“包养”成名，更多的是被人所不齿。所以，劝佘琛一句，你还是别“牺牲”了，就算真的因此建了“希望艺术学校”，恐怕家长也不会把孩子送进去的。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别梦想着能跳过“靠自己努力奋斗”这个阶段，否则一辈子都是“瘸腿”。――海旭

既然对做某某的情人嗤之以鼻，又为何自己想找明星包养，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能让自己“出大名”。我相信大多数人成才和梦想的实现，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能力。现在社会展现自我的平台太多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依靠别人走捷径的话，永远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会让自己摔得更厉害。――王小艾

好一个“牺牲我一个，又何足惜”，悲壮得有些像刘胡兰。我怀疑这位女大学生最初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做好事，更像是为了某种炒作。而且，即使从事公益事业，也不能以玷污社会公德为手段，否则，这样的爱心就变了味，让人鄙视。 ――阿木

看见照片上她微笑举着的牌子，包养二字是打了引号的。引号这么一打，仿佛才与后面的“希望学校”显得稍微相衬，但大家可能马上就又会想到“当××还要立牌坊”的说法。20岁唱民歌的丫头，理应安守本分，但她偏要大张旗鼓地嚷嚷着被明星包养，哪个明星会傻到包养一个“气焰嚣张”的丫头？本人强烈建议，想靠“曲线报国”的佘琛，如果一心想当校长造福山里娃，那就毕业后扎根农村支教去！――玄圭

我非常喜欢《婚姻与家庭》。参加工作的这8年时间里，我经常忙里偷闲地阅读它。我的情感路程可谓是崎岖坎坷，有酸甜苦辣，有悲欢离合，还有恩怨情仇……这些经历伴着我从无知的少女走到今天为人母、为人妻的岁月。我感谢《婚姻与家庭》，它在潜移默化中帮我从情感和心理的阴影里走出来，帮我树立起自信心，教我学会了用心去关爱他人；它还让我懂得了惩恶扬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美德。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感谢《婚姻与家庭》，感谢所有的编辑！

忠实的读者：美秋霞

我是《婚姻与家庭》的忠实读者，杂志我每期必看，我觉得里面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也很贴近现实，不少故事也常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杂志中的许多文章给那些不和睦的家庭带去很大的帮助，使得他们在维持“和谐家庭”方面受到很大的启发。在此，我感谢《婚姻与家庭》，感谢它给社会、给家庭带来稳定、和谐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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