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7 00:50:04
有记载表明，第一件银器产生于约六七千年前的两河流域。
过去十几年，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字画、瓷器、玉器、木器等，对银器却持冷淡态度。其原因在于银器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尤其是“官窑”银器存世极少。一个朝代的官窑瓷器可达成千上万件，但带有“官款”的银器却仅有数百件，这就限制了收藏界对银器的了解和收藏机会，也导致银器收藏队伍有限，专家学者不多，目前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银器市场，银器鉴定、断代、定价交易等方面与其他艺术品相比也凸显了不足。但这种不足之中也暗藏了收藏银器的机会。近年来，人们对银器的收藏、研究、交流已露出冰山一角，发展空间极大。
银器的多重意义
首先，银器具有政治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是何种政体及统治集团，均对白银及银器持垄断专营态度，众多银器都曾成为历代帝王的专用品。比如唐代统治者规定，只有皇亲国戚及宗教最高层才可以使用银器。法门寺及何家村出土的精美银器可以为证。18世纪沙皇所用的皇冠、权杖均使用大量白银。银器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英国贵族所用的银器由技艺高超的匠人特制，为了显示其贵重，不但制作精良，而且都打印有铭文及家族徽志。西方著名宗教场所也均配有专门制作银器的银匠，各大宗教场所都珍藏有相当数量的银器。这些银器以最高超的工艺制作并加以装饰，镶有各种珠宝。我曾在西班牙一个大教堂中看到尚保存有银杯、银罐、银勺、银碟和银烛台、银仪杖、银铃等。这些器皿有的是教徒们捐献给教堂的，有的是教堂专门订制的。自16世纪以后，由于宗教改革，在复仇主义思想驱使下，大量教堂银器被毁，因此16世纪以前制作的宗教银器已属凤毛麟角，非常珍贵。
其次，银器具有经济意义。
白银的初始功能之一是货币，因而各国对白银的管理与使用非常重视，制定了完善与严格的纳税制度。1750年前，由于管理上的疏漏，很多银器交易中存在着逃税现象。1780年后，英国首先实行了强制征税制。当时的纳税方法是，银器制造及出售者带着银器到税务部门经称重后按比例纳税，完税后在银器上打上纳税标志。这种做法使得国家税收增加，但是由于银器的税率很高，人们还是想方设法逃税。为了严格完税，各国加强了税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断完善税务制度和完税标志。今天凭借银器上的标志即可判断出银器的纯度、制造国及生产年代。可见，银器的出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及金融业、税务业的不断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
再次，银器具有文化艺术意义。
观赏银器，犹如欣赏一件艺术品。那些美不胜收的银器，如同美术、雕塑、建筑、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是人类聪明才智及艺术灵感的结晶，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及各种艺术风格。在表现力上，银器有时会更胜一筹，因为银器几乎融汇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包括外观设计、雕刻、雕塑、色彩等艺术手法，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各种银器的图案、花纹、标志、印记都是艺术的组成，包括镌刻其上的文字都充满艺术感染力。伫立在闪闪发光的银器前，或把玩一件精巧的银器时，你定会被它那迷人的色彩所吸引，会感觉出银器有着与其他艺术品所不同的艺术魅力。
最后，银器还具有实用意义。
尽管银器曾经多为统治阶层及上流社会所用，但一般平民也有机会拥有银器。特别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生产出了低档银器及镀银器，使银器与百姓生活有了密切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银器抱有一种传统的神秘感与亲近感，比如认为银可以检测有毒食物。事实上，银的确对人体有多种好处，是保证身体健康、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可以想象，当夜幕降临，在烛光摇曳的餐桌上，使用各种银器进餐，品尝美酒佳肴，是一幅多么浪漫的生活画面！银器确实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成为幸福祥和的象征。
中国银器
中国的白银资源相当丰富。自明朝起，中国通过输出丝绸、瓷器、茶叶等换回大量白银。中国的银制品出现于商周时期。
银器的初步鉴定
识别真伪是收藏首当其冲的任务。看到一件银器，首先要鉴定其材质及生产年代、制作地点。凡是银制品，全部都打有标记，或者叫款识，款识是银器的身份证，十分重要。中国银器上的款识起源于唐代，官作银器足用毛笔写在器底上，一般有三个款，其一表明重量，其二是用途，其三是制作者姓名。到了明代，出现了“银作局”款；清代则与官窑瓷器底款相同或打有“造办处”字样。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朝廷没落，宫里养不起御用银匠，有的皇家银器就会找民间的著名银楼定制，如北京宝华楼、裕文增等。而我们如今能见到的大部分银器是民用的，上面都打有几种款识：一是材质，如足银、纹银、足纹等；二是制作地点，如北京、上海、天津等；三是制作单位和银匠姓名，如北京宝华楼、天津物华、上海老风祥、九江涂茂兴等。
由于银器上都打有款识，造假者为了卖假获利，首先要仿制款识。因此，对于银器收藏者来讲，首要的是掌握辨别真假款识的能力。
辨别银器的真伪，还可以通过外观进行对比鉴定。银器经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与硫化合而在表面生成黑色硫化银。造假者会根据这个特征在新制成的银器上做出一层黑色包桨。但经过对照，可见自然形成的和人为制成的有着明显不同。
可供收藏的两大类中国银器
熟练掌握银器鉴定的技能并非朝夕之功。我们可以去收藏那些尚没有被做假的银器。一类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批清末出口的中国银器。这批银器质量上乘、工艺高超，十分精美，足可同世界上任一国家的银器媲美。
还有一类是自清代至“”后中国出口的银制艺术品，其中以上世纪50年代中国出口换汇的群体为最佳。当时，中国拥有一批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手艺高超的匠人，使用货真价实的各类珠宝，经过精心设计、制作，产生了一批多种材质、多种工艺制成的银器精品。
以上两大类银器艺术品在近三五年中被中国人发现，并从国外大量买回收藏。但这两类藏品目前仅在收藏圈子里被认知，文博界、收藏界还不太了解，我认为其前景十分美好。特别是后一类，一条普通的中国出口镶有珠宝的银手链，售价不超过一万元。而在国际珠宝大牌蒂芙尼的旗舰店里，一条很普通的银链子定价就要数千元，镶有珠宝的就要几万元了。
外国银器
中世纪以后，西方银器渐成时尚。经过近千年的演变，英国成为西方经典银器的发源地。
到了13世纪初，英国对凡能达到92.5%纯度的银器都打上“sterling”字样，这个标准是当时英国国王约翰下令从德国匠人那里引入的。1327年3月30日，爱德华三世正式授予“尊敬的金匠公司”管理和执行银器鉴定的法定权力。为了行使这一权力，金匠公司组建了一个检测鉴定金银器中心。这一授权开始了银器发展的新纪元，从此，银器成为各国政府严格监管的器物。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英国对银器制作、销售制定了严格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制作银币与银器的银原料均为92.5%的银铜合金。银币即为银器，只不过形状不同。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防止银器走私或漏税，英国国王下令必须在银器上打上多种标记，即代表纯银器的狮子头、鉴定人的代码、生产银器的城市、生产年代及生产商、工匠名称和税标。
进入19世纪，银器的生产、管理、交易等进入了成熟期。此时期开始出现系列制作的银器，除手工制作外，工业化生产已占很大比重，各种形状、各种用途的银器已相当完善并系统化。此时期的生产管理亦十分严格，各国各地生产的银器都得到鉴定，其质量可以信赖，制作也很精美。这些银器的生产国家、生产时间、制作者都有完善标志。
20世纪以后，西方银器的制作基本达到机械化程度。由于时间及数量的原因，此时期的银器无论收藏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无法与前几百年产生的银器相媲美。
由于各国政府的严格管理，至今我们很难找到西方假银器，因此，初入银器收藏行列的银器爱好者大可不必担心打眼买假，但俄罗斯银器例外。西方银器的种类
西方银器包括三大类。
一是银币。据考证，人类最早使用银制钱币是在公元前6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至16世纪前后，欧洲开始用机器制作银币。至20世纪初，银币风靡全球，中国也加入银币制作行列，并于1933年《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重26.6971克，含纯银23.4934克。由于制作银币需要较高技术、设备，加之金属币在使用上十分不便，因此银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早期制作的各种银币成为人们珍藏的对象，具有相当高的收藏、鉴赏、研究及经济价值。
二是生活用品，如各种餐具、实用品。这是银器群体的最大组成部分。
三是其他银制品。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宗教领域里，银或银合金的器物时时可见。这些器物多代表权力及地位，制作讲究，十分珍罕。主要包括如下种类：法器、权力及荣誉的象征物、银制雕塑艺术品。
银器市场
由于银器具有多种意义，并且是一个尚未经过炒作的收藏门类，因此具有收藏价值及较大的升值空间。
中国的银器市场分为四部分。
其一是西洋艺术品综合商店，如位于北京西四的鑫仓及华夏工艺品商店，都有银器出售。
其二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如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亮马桥旧货市场等。在这些市场内曾经出现过一定数量的相当不错的银器，比如产于19世纪中后期的银塑像、银盘、教堂内的礼器等等，并以相当低的价格成交，但今日已是佳品难寻了。
其三是拍卖市场。中国目前的银器拍卖市场尚未形成规模，但据我了解，中国嘉德、华辰、荣宝、匡时等公司都已制定了开拓银器市场的计划。从长远看，这一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四是网上销售。随着网络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目前网上销售的银器十分多见。这些网站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国内，交易比较活跃，比如易拍全球、淘宝网。网上销售时见鱼龙混杂、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情况，但也的确有不少佳品、精品，有时能买到十分理想的器皿。
收藏银器的几点建议
其一是辨真伪。古董收藏领域从来都是鱼目混珠，银器也是如此。但到目前为止，西方银器中除了俄罗斯外，很少见到赝品。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国家对银器的生产、销售一直有着严格的管理，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膺品的出现。我在十几年的收藏中，见到、接触到大量的西方银器，但只遇到过一件假银器。但近二三十年来，却发现了为数不少的俄罗斯假银器。目前为止有假银器的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
其二是收什么。我建议初入银器收藏队伍的朋友从中档品人手。所谓中档的标准是，具有一百多年历史，采用多种材质、多种工艺，同时具备升值、观赏、实用价值的器物。比如女士可收藏由掐丝工艺加镶嵌玉石珠宝的饰品，男士也可收藏制作精细的烟盒、名片盒之类。这些既是收藏品，也是实用品。
其三是价格。十几年来，西方银器中的实用器价格虽有些上升，但仍处于低价位置。举例说明，现在王府井工美服务部的投资银每克约6.5元；一般工艺品每克16-18元；实用器物如银碗、银杯每克20-30元。一个约200克的银酒壶要卖到约6千元。而目前我们可以拿到的西方约百年历史的一般古董银器的价格，每克仅在12元左右，虽然白银从去年的每克8元多降至如今的不到4元，但银器的价格却在稳步提升之中。
最后，为了尽快提高水平，收藏者可以去购买专著。如能找到一位老师，会对收藏大有帮助。
提问环节
提问：去国外拍卖会买银器应该注意什么？
刘玉平：国外拍卖行的银器非常多。因为国外银器有着很长的历史，特别是工业化之后银器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1930年后是世界银器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人部分是20世纪初的。去国外拍卖会买银器，首先要了解各个拍卖公司拍什么，价位如何，档次如何。发现拍品以中国银器为主，实力不强的买家可以考虑回避，因为目前看来这是众人追逐的热点。而对于西方的银器，对其价位也要心里有数，大部分不是特别精美的20世纪初的银器，价格一般每克10-12元左右。建议从中档拍品人手。另外，西方银器也有造假，尤其是昂贵的古典银器。
提问：银器如何保养、清洁？
刘玉平：银器的保养、清洁方法很多，原则是在不伤害银器的前提下进行。现在很多人用牙膏、擦银膏、擦银布来擦拭银器，其实对银器是有伤害的。一般可以用弱酸来清洁。方法之一是把银器浸泡在溶有味精的水里，浸泡24小时以后取出，用纯棉布料擦拭，一次擦不干净就再泡一次。这种方法不会伤害银器。还要注意平时的保养，不要接触烟雾，存放时用塑料薄膜包好或者放在特制的盒子里，达到隔绝空气的目的。
提问：清洁过的银器是否连包浆也洗掉了？
刘玉平：关于包浆的问题，西方和东方的观念不一样，不同的收藏者观念也不一样。西方人不讲包浆，过去贵族家里的银器都擦得白亮如新。西方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银器也都被擦得非常干净，根本就没有包浆。中国人习惯讲包浆，所以就不去擦，有一些银器经过多年之后也不用擦了。
提问；藏式银器您涉足过吗？
刘玉平：我有所了解。收藏界经常谈到藏银、潮银、苗银，大都银含量比较低。目前对于这一类银器还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检测。
提问：综合起来哪一国的银器工艺最好？
刘玉平：我们认为银器前三甲是中英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看法，各国银器都有不同的特点。英国的银器制作非常规范，历史悠久，创立了一套非常严格、完善、系统的管理办法。俄罗斯的银器工艺水平很高，价格也是世界上是最高的。
提问：银餐具是不是也可以收藏？
福玉堂简介
福玉堂珠宝玉器经营中心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玉泉营京古文化广场C 座2 层006—007 号。主营和田玉籽料、山料各种挂件、把玩、手镯、摆件、原石；翡翠挂件、把玩件、手镯、摆件、原石等。
联系人：苏先生 电话：18210592668 010-83998164 微信:fyt9966
文博大家
杨伯达先生1948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曾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诸先生习画，并从事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的研究。也因这段经历，1956年他被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任副主任，后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在文博战线一干就是40余年。1997年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壮心不已，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并担负重要的社会职务。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
也许因为杨伯达先生在古玉鉴赏和研究方面的名气太大，外界对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知之不多，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古玉的鉴定专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杨伯达先生博学多才，在文博领域涉猎面很广，且有很高的造诣和不凡的表现。他对中国书画史、工艺美术史、陶瓷发展史以及西方美术史等都有很精深的研究，在进行学术探讨、攻克难关时，能高屋建瓴，将各学科的知识稔熟于胸，融会贯通。他的专著和论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与田自秉合著，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清代院画》（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珍玩雕刻・鼻烟壶》（1993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清代官窑瓷器》（1994年香港徐氏艺术基金会出版），以及由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和《中国美术全集・元明清雕塑》（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都反映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杰出成就。比如，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产生于明代景泰年间的景泰蓝（亦称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是中国人发明的，并被认为是中国四大传统工艺之一。但是，杨伯达先生1956年一到故宫，在筹备明清工艺美术展览时，发现故宫珍藏的景泰蓝没有统一的规格，器物的风格迥异，珐琅的质色也不一样，这引起他的怀疑。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反复地进行比对，又借鉴了他在陶瓷鉴赏方面从花纹、釉子、款式来区分不同时代的经验，参考了他多年研究西方美术史的知识，才找到了答案。西方人崇尚宝石，为解决宝石稀有的问题，于是就发明珐琅彩工艺，以珐琅制品代替宝石，这种工艺很早就在英国、巴尔干半岛及伊斯兰国家流行开来。于是他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景泰蓝的错误看法，提出这种工艺技术是元代蒙古骑兵西征时从西方带回来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情。2004年10月，我们进京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学者约稿，准备在《收藏》杂志上推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玩专号。应邀撰稿的专家学者对这个策划很是赞同，但建议我们最好请一位资深老专家从工艺美术史角度为清三出概论，这样可以起到总揽全局、厘清脉络、提纲挈领的作用，提高清三代文玩专号的学术水准，并且推荐这个角色非杨伯达先生莫属。当时杨先生不在北京，又担心他社会活动繁忙，能否有精力完成？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他取得联系后，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这令我十分感动。不久，反映中国清代尤其是清三代百余年历史、4万余字的论纲：《推陈出新与开拓创新的康熙朝美术》《恭造式样进一步发展的雍正朝美术》《盛极而衰的乾隆朝美术》寄到了西安，在《收藏》杂志2005年第8、10、11、12期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三篇论文中，杨伯达先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角度纵谈阔论，条分缕析，向人们展示了清三代工艺美术的重大成就和时代特点，从中可见杨老深厚的学养和精辟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在谈到乾隆朝美术时指出，经过顺治、康熙两朝7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所恢复，到乾隆年间经济空前繁荣，美术亦得到同等发展,当时在全国形成了三个地方美术中心，即以苏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美术中心，以扬州为代表的士庶美术中心和以广州为代表的富有西方异国情趣的美术中心；各少数民族美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各地民间美术和民族美术的熏陶之下，乾隆朝恭造美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清代院画出现至盛期，宫廷珐琅得到全面大发展，宫廷玻璃器取得突破，漆器工艺继续繁荣，皇家丝织品争奇斗艳，官窑瓷器出现转折，玉器雕刻缓慢繁荣……
玉伴人生
杨伯达先生和玉器结缘一生，他在中国玉器研究和鉴赏方面的成就是众口皆碑的。令我特别钦佩的是他刻苦钻研、开宗立派的创新精神和他注重实践、勤于调研的务实作风。
杨伯达先生是幸运的。他从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吴仲超老院长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皇宫遗留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古玉器。自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那种战乱环境下，故宫只是重点对书画、瓷器、金银铜器、古籍善本等传统大项进行了整理归类，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展览活动，此后又忙于文物的南迁西移，而对玉器的整理一直没有提上日程。这其中既有工作安排上的轻重缓急之分，也与人们对玉器的重视程度在当时还不完全到位有关。比如老一辈鉴赏家除重视礼器用玉以外，将其他的全归于而不予理睬。这也给杨伯达先生留下了机会。面对历代皇室遗留至今、数量如此众多、过去外人根本无法见到的玉器珍宝，如今杨伯达先生可以亲自上手，一件一件地细细欣赏，他感到喜悦和自豪。而当这一大堆既没有定名，又没有年代，还不知功用的玉器需要他们逐件解读归类整理时，杨先生又感到知识的不足。当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专门的玉器专家，从事清理古玉工作的除杨伯达以外，还有两人，一个是老的古玩商，一个到故宫时间较长一点，虽然他们过去都不是研究古玉的，但是相比较而言有经验，杨伯达先生很注意向他们学习。他是个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人，他认为古玉研究和鉴定如果只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他要为中国古玉的研究和鉴定找出一条新路来。
杨伯达先生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将中国古玉鉴定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其开宗立派的历史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杨先生的科学赏玉观内涵丰富，笔者不揣浅陋，仅从方法论上概括如下：
⒈ 研究古玉不能仅仅停留在它的功用层面上，还要从其矿物学、地质学、宝石学、工艺学、材料学等方面进行研究。
⒉ 古玉研究要同考古学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器物在艺术风格上往往有相通之处。更由于出土文物可以进行明确的断代，其相伴出土的玉器在古玉鉴定上可以发挥标准器的作用。因此，古玉断代可以从考古材料中找证明，从出土文物中类比年代。
⒊ 古玉研究要重视文献的考证。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历朝历代的古文献都有记载，当然对这种记载不加分析全盘接受的观点不可取，但是也不能对这种记载缺乏信任而不去学习体会其含义。以正确的态度研究考证历史文献，可以为古玉鉴赏寻找出相关证据，达到解疑释惑的目的。
⒋ 研究中国玉文化还要从神学、美学、伦理学、哲学诸方面阐述其外在特点和内涵精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玉、尚玉，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崇玉推至极致就认为玉是天地鬼神的食物，于是玉被作为祭神、通神的神物；尚玉的最高境界是比德于玉，将玉道德化，标榜为君子的化身，以玉的美德规范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修养和行为。
从这种科学的赏玉观出发，几十年来，杨伯达先生特别注重古文献的学习、考证以及对古玉出土地和古玉产地的考察。为此，他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画不画了，舞不跳了，电影不看了，甚至连家庭生活也淡化了。下了班就在单位挤时间看书，一看就是晚上九、十点，到人家要关门的时候才回家休息。当然这种学习研究是同他亲自上手过目的万余件故宫玉器紧密联系的，是有的放失的。在丰富自己学养的同时，他经常深入全国重点文物考古工地实地考察，出土了重要古玉器的工地更是留下了他的身影。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古玉产地，他也无一漏外，有的还去过多次。尤其是新疆和田玉产地，他更是多次光顾，以致近十余年来，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几次深入戈壁腹地考察，主持和田玉学术研究会，亲自给学员讲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杨伯达先生在玉学研究方面成果是丰富的。他先后几十篇，出版有《古玉考》（1992年香港徐氏基金会出版）、《关氏所藏中国玉器》（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古玉史论》（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还担纲主编了《中国美术全集・玉器》（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玉器全集》（6册，1993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华夏玉器――鉴赏篇》（12册，1996年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出版）、《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1～3编）（1998～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中国和田玉玉文化研究文萃》（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玉学界泰斗式的地位。
藏家挚友
杨伯达先生是文博大家，但他并不以“专家”和“权威”自居。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学者和长者，是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朋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他在文博收藏圈享有很高的声誉。我曾数次与杨老同时参加国内的文博和民藏聚会，也有幸两次与杨老同被香港著名收藏家、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先生邀请赴港参加文博展事活动，我发现他在藏界的朋友很多，有全国各地的，有港澳台的，也有海外的朋友。杨老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他同香港最有影响的收藏团体“敏求精舍”有广泛的联系，该组织的许多轮职主席和会员都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多次在那里授课，与会员切磋学问。我也因得益于杨老的引见，对该组织进行了采访，较早地在《收藏》杂志上对其作了介绍。
杨伯达先生从1996年1月就应邀担任《收藏》杂志的顾问，他对这份在中国内地创办最早、又有广泛影响力的藏界刊物表现出由衷的关爱和支持。他将自己在玉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及鉴赏辨伪知识撰写成专文，通过这本刊物集中概括地向广大民间收藏爱好者进行传授，先后发表的有《仿古玉和伪古玉》（1996年6期）、《传世古玉辨伪综论》（1998年2～3期）、《宋元明清玉文化概述》（1999年5～7期）、《和田玉文化论纲》（2001年7～8期）、《巫・玉・神简论》（2004年10期）。《收藏》杂志还曾经在1996年1～4期连续转发了他撰写的《清代官窑瓷器》《从徐氏艺术馆藏品看清代官窑瓷器》。《收藏》杂志社主办的一些重要活动，如西安民间收藏国际研讨会、新世纪民间收藏发展趋势华山论剑会，创刊十周年北京联谊会等，他都在百忙中拔冗出席，予以支持。《收藏》杂志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举办的数期文物鉴定培训班，杨伯达先生都是主讲教师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民间收藏热潮的不断兴起，全国又有数家藏刊相继创办，多个文物鉴赏培训机构相继建立，杨伯达先生又应邀担任其中多家顾问。这种满腔热情传播收藏文化、支持和推动我国民间收藏事业发展的精神难能可贵。
从考古资料看，中国玉器有近万年历史，其产生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和衣食住行均有密切的关系，在世界艺丛中，不仅独特，且古今以来被世人视为珍宝而爱不释手。
笔者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因工作关系，和古玉器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应《艺术市场》杂志之邀，笔者将赏玉心得连载于《艺术市场》杂志，与古玉器爱好者探讨。
在中国文化史上，古玉收藏已有数千年历史。据史载，周武王伐纣，周王在商都得玉数以万计。上个世纪8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不仅发现商代玉器数百件，而且还发现早于埋藏年代数百年或数千年的玉器，其中有的来自红山文化，有的来自商王朝周边地区，足见这位王妃及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喜好藏玉。商周之后，藏玉之风长盛不衰，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古玉收藏的兴衰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稳定、经济强盛、文化发达及人们安居乐业与否密切相关。当今，又逢盛世，文物收藏成为许多人的业余爱好，它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
本期讨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玉器，与讨论其它历史时期的古玉器一样，笔者拟从红山玉器的材质、沁色、工艺、品种诸方面分述之。
红山文化玉器的材质
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的玉料，是鉴定红山文化玉器真伪的首要问题，以往的鉴赏者似不太注意。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的玉料有三类：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的深绿色玉，被称为“老岫玉”的宽甸玉以及岫岩玉。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它拉采集的红山文化玉龙（图1），其玉料与通常认为后来才出现的新疆玛纳斯碧玉相似，若排除玛纳斯所产的话，推测其产地很可能在东北或内蒙古、或靠近这一文化区域的蒙古国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地，但似乎不产于红山文化区域内。这种玉料之确切产地尚在调查之中，至今仍无定论。也就是说，用这种玉料制成的红山文化玉器，其可信度是肯定的，因为其独特玉料的产地还未找到。
还有一种玉料硬度接近6度，以透闪石为主体，文物界和地质界俗称为“老岫玉”，产于今辽宁省的宽甸县，今又称宽甸玉（图2）。
第三种玉料的硬度较低，在5度左右，以蛇纹石为主体，产于今辽宁省岫岩县，今多称其为岫岩玉（图3）。
值得指出的是，后两种玉料因确定为红山文化所用玉料，产地亦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取材方便且价格不贵，故今伪仿者多用它制作假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的本来颜色，有白、青、碧、黑或青中带黄（图4）、白中带黄诸色，典型的黄玉极罕见，少数亦见有灰白色者。
红山文化玉器的沁色
红山文化玉器的沁色，因所用玉料的不同与埋藏地点不同而有所区别，即有多少或深浅之分。总的来说，上述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宽甸玉与岫岩玉这三种玉料，即使在土中埋藏五六千年，其沁色亦较少或浅，往往只在某件玉器外表的局部或原有绺纹及有磕缺损伤等处有所表现，更很少有被沁色整体掩盖者（图5）。据此，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凡经检测，是用上述三种玉料制成的“红山文化”玉器，若整件玉器均被钙化或呈鸡骨白色或有很重很浓的侵蚀色掩盖者，其真实性就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上述三种玉料，特别是采自河流水中的仔玉，往往在未做玉器前就有天然侵蚀和皮色，一般呈黄、灰或红褐色，其情况很似出土玉器上的侵蚀色。这些皮色，在红山文化做玉者看来，是玉料毛病，即所谓的瑕斑，在制作玉器前，几乎都要把它全部去除。笔者在鉴定一些伪作红山文化玉器时发现，造伪者为使新做玉器有如土中埋藏而形成的自然土沁感，常留下一些皮色（图6）。因其沁色，无论受沁的天然感、受沁部位还是深浅程度等几与出土真品玉器同，故鉴定时必须要把两者严格区分。两者识别的根本之处是其上的包浆或熟旧感的有无。依笔者经验，凡“红山文化”玉器留有玉料中的原沁色者，几乎都可断定为伪品。此外，伪作红山文化玉器，亦见一类所谓的“老玉新工”器，即作伪者用出土的大件或残破玉器，改做成若干小件“红山文化”伪品，且大多在其上琢饰纹饰，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这类玉器是用旧玉器改做，其上的局部沁色和包浆等与真品很似，再加上纹图略作伪装，故其真伪一般鉴赏者很难区别。当然，在鉴定这类作伪玉器时，如能注意纹图底部及切口处与表面的新旧包浆情况的变化及其形体和工艺细微处是否有真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往往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与其上留下的工艺琢磨痕，亦有很强烈的文化特征，若能留意其特定的细微特征，往往对鉴定其真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从现有的实物资料看，当时做玉器的基本工序，与其前后各文化期和朝代相似，即亦需经采玉料、看料取材、因材施艺及制作玉器时的开料、切割成形、琢磨纹图、穿孔和抛光等多道工艺。但具体到各道工序时，在红山文化玉器上则又表现出与其它时期明显的差异。
如因材施艺方面，红山文化的玉器，特别是小件玉器和用仔玉作器，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玉料略施琢饰完成的。其中又以神异动物和写实动物器采用此法者居多。故即使是同一型玉器，其大小厚薄和五官形式也往往各有所别，甚至可以说，它们中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
又如穿孔，当时的玉器几乎都有一个或数个不等。其孔有一部分是两孔斜穿相通，（图7）有的是两面对穿相通，且在孔内多留有似来福线的穿钻痕。其孔均呈喇叭形（又称马蹄形），且打孔时对接不正。（见图1）
又如其上的纹图线条，均用单条阴线和粗细不等的较粗的凹槽表现（图8），与其它时期有别。若用放大镜观看，其中较粗凹槽的制作，是先用大小不等的宽边砣具沿阴线凹槽的横向磨琢后，再用粗细不等的条棒带动解玉沙顺着阴线凹槽来拉动摩擦。因此，其上的阴线凹槽仍能看到先后两种方法加工留下的痕迹。若阴线或凹槽内留有粗细相同，距离相等，且平行而直的机电砂轮打磨痕，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又如玉器的边沿，由于制作玉器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用动物的皮摩擦抛光，即使至今已有五六千年之久，其表面仍有光泽莹润和呈钝刃感。
红山文化玉器的品种
科学的发掘中，见者有玉外方内圆形器、玉双联或三联或四联璧、玉钩形器、玉钩云形器、玉兽面丫形器、玉三孔器、玉马蹄形器、玉双龙首璜、玉鱼、玉蝉、玉龟、玉、玉熊（图9）、玉凤、玉兽形（又名玉猪龙）、玉龙等。在传世品中，还见玉母神、玉“太阳神”、玉神人等。更值得指出的是，还有一些以上述造型重新组合成另一种复合形器，见者有“太阳神”与复合成神人冠器、龙凤复合（或共身）器（图10）、（图11）等。
元代，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帝国，她以海纳百川的气概吸纳着世界的科技、工艺美术和历史人文资源，挥洒和倾注在瓷器上，进口钴料、麻仓土、祁门糯米土以及二元、多元配方制瓷技术的熟练应用。加上唐宋以来书画、雕塑、戏剧以及民间说唱艺术的滋养，使元代瓷器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我们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元代陶瓷无论在品种上、质量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被我们远远地低估了，毫不夸张地说：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坐标前，环顾上下、周遭，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疑是中国陶瓷的巅峰和民族艺术永远的图腾柱，而只有对元代瓷器有切实研究的人(指“鉴藏家”而非指“鉴定家”)，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以上评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元青花，是每一位收藏家的追求和拥有者的骄傲，不论无知者如何地诋毁她，都不能掩盖其大美、壮美的熠熠光辉，比起那些动辄上亿美金一件的西方艺术品而言，她的价值被大大地低估了，因此其升值的空间必然十分巨大，及时地藏而宝之，就成为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一样的宝贝，价格却天壤之别。深圳宝缘堂艺术品有限公司、北京天雅古玩城九鼎堂隆重推出：
精品级、珍品级、国宝级元青花藏品进您家计划。
“清玩雅集”的发起人、台湾著名古董商人、台北观想艺术中心董事长徐政夫说：“真正的收藏家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亿万富翁，我自己就是个还很好的例子。”
李宝家先生简介
李宝家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首家国营典当公司古玩艺术品项目的评估师、国内首家金融机构所属的艺术品投资公司的艺术总监及总经理、国内首家企业属下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深圳)、深圳市宝缘堂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天雅古玩城九鼎堂总经理、内蒙古元青花研究会顾问、《中国宝玉石》杂志特邀专家及个人专栏作家、《收藏》杂志副理事长。
先生长期执业于典当业，主持并负责古玩及艺术品的鉴定、评估和现金收购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在古代瓷器和古代玉器的鉴赏与收藏方面，着力最大，成就卓著。
先生有着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集书画、金石文字、诗词、哲学及美学等多种才艺于一身，在学习前人既有经验的同时，不断地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探索新的鉴定方法。
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有着一般古玩艺术品鉴定、评估工作者难以具备的、长期的收藏经历，因而对古玩艺术品往往有深入和独到的见解，能取人之不敢取、言人之所未能言，鉴赏古物能远察气象，近辨毫厘，分析问题，入木三分，严谨而不拘泥于陈法，是一个讲究以道论器、以器正道、道器兼治的鉴赏家，更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大收藏家。为此史树青先生在多年前称李先生“书法高雅不俗”，并特别撰写一幅藏头(“典当”)联相赠：“当剑客来谈剑术，典琴人至论琴音”，对先生所具有的广博学识和不凡的古物鉴赏技艺倍加赞赏。原中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中国宝玉石》和《古玉鉴定》一书的作者栾秉礅先生在《古今夜明珠》一书中写道：“金方典当公司评估师李宝家先生对矿物、玉、石、珠宝，颇有研究。”
乾隆帝是雍正帝的第4个儿子。其祖父康熙帝在去世前就预言他“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乾隆自幼聪明，六岁就学，过目成诵。
乾隆帝每天召见大臣后，或作诗，或绘画。他的诗作达4万多首。他写诗，用珠笔起草，让内监交有文学去遍查典籍，有时几天才找到出处。
有一次，著名诗人赵翼，因为入值军机，随乾隆帝到木兰围场打猎，读到乾隆《雨猎》诗，内有“著制”二字，竟不知出处。后来他才想起《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陈子帅师救郑篇有“衣制戈杖”语，才明白。杜预注：制，雨衣也。乾隆在作战命令中用珠笔添了“埋根首进”四字，赵翼见了也不知意思。后来偶读《后汉书•马融传》，才找到出处，是决计进兵的意思。
乾隆帝语言能力超群，乾隆精通满语（包括老满文和新满文）、汉语和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也达到了“能之”的程度，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建设的政策并指示编了很多有价值的书。他开博学宏词科，招纳天下人才，下令征求书籍，完成《明史》、《清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尤其是《四库全书》。这些成就与他的博学不无关系。
乾隆帝不仅有文才，还善射。每年夏天乾隆接见武官后就在宫门外比试射箭。赛三次，每次射三箭。乾隆九箭一般中六七箭。二十八年十月，他在大西门射九箭，箭箭中的。
乾隆皇帝酷爱文物,鉴赏能力超群,对古陶瓷的鉴赏更是历代帝皇中首屈一指的。从《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1]等，即可窥豹之一斑。从传世乾隆诗文可知，乾隆对古陶瓷年代和窑口的判断，和现今学界考古累积的成果颇为接近，故其古陶瓷鉴识能为谓称一流。
目前仍有不少并未真正研读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的人士，讥笑乾隆“乌龙”。笔者认为有必要为乾隆皇帝一一辩解。
如：有人知之不深，还讥笑乾隆“闹出把玉琮误为‘杠头’的笑话” [2]，乾隆称为“‘瓶’、‘杠头笔筒’、‘辋头瓶’”[3]。
其实，乾隆学问深博，好古成癖。怎会不知《说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车扛”的记载，只是他尚未完全考证清楚（目前见乾隆咏玉器诗800余首中，馔肥近20首），不愿以琮称之，而以形象的或属车饰，或抬举辇车或乐鼓时套在木辂两端的饰件之名，用“馔贰薄“辋头”、“辋骨”称之。我们从其有关“辋头”诗及诗注中可看出他的考让过程：如《咏汉玉辋头瓶》：“辋头名近俗，却自古胥知。云是玉辂舁，饰为两首仪。U（“王扁”为一字，造字）深浸土，刻画细如丝。周礼周官世，G然兴缅思。”将辋头与《周礼•春官》联系起来，可能是“辋头旧法物”（《咏汉玉辋头瓶》）。乾隆为何称玉琮为“‘瓶’、‘杠头笔筒’、‘辋头瓶’”呢？《咏汉玉辋头瓶》：“五辂辋头饰，难分秦汉周……作瓶插时卉，清供雅相投。”《咏汉玉辋头瓶》诗中注“此辋头髦以底可当笔筒，虽经后代所作，而非近时俗工所能。陈之几间天然文房清供。”《咏汉玉瓶》：“周代辋头器，汉时改作瓶……置胆插花馨注瓶虽无底作铜胆于中，原可插花也。” 在乾隆五十九年的《咏古玉辋头瓶有序》：“呼此罄为辋头者不知起于何时，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今查辋头不载字典，类其韵盖‘狻字之讹。字典音‘’去声亦作平声。又《字林》称‘捎’与‘狻皆舁也。盖古时舁辂辇或以此饰竿头，其无底而通亦一证也。今定为‘馔贰，旧讹为‘辋’者，亦不必更易。”可见“辋头”之名早已有之。乾隆对还对辋头、璧、圭、等的时代、用处作了详尽和深入考证[4]。因受于时代制约，不可能与考古异常发达的今天相比，乾隆的考证也许有少许不妥之处，但他的学术贡献我们更应肯定。
又如：某些自认为高明却谬误百出的人所写文章[5]一样，列举出乾隆种种“乌龙”，曰：“乾隆那强烈的题款刻诗狂，暴露了他对文物鉴定的弱点，误断误评，有时已达错乱百出的地步”，将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题字50多次，但却是仿品。真迹“无用师卷”却未乾隆题识；乾隆“对古瓷的知识实在有限，有时一知半解，有时根本不知，以致假货仿品无数，今时细加辨识，已达惊人的程度”，如乾隆在汝窑碗上题均窑诗。“乾罐这首诗的第一句，就露出他根本不懂宋瓷的马脚来，这只口沿有铜圈的粉青碗是汝窑应无疑问，他却来了一句‘均窑都出修内司’。他把‘汝窑’误为‘钧窑’，真不知是不是他醉眼看花？又说‘修内司’，修内司之设是在南宋临安（杭州）……高宗弘历连器名与地名都缠夹不清，这个乌龙不可谓不大……乾隆可能根本没有见过全美的‘盘口纸槌瓶’，所以又题诗道：‘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他是‘想当然’地以为加铜扣是为了‘口欲其坚’……乾隆题诗，越题漏洞越多……博物院143件南宋官窑，其中有24件经过乾隆皇帝的‘御题’……编号第43的‘官窑天青椭圆水仙盆’、第33号‘官窑月白双耳三足炉’、第60号‘官窑天青臂搁’，乾隆还在上面题了长诗，被鉴定为属于清仿品……”
笔者认为嘲讽古人，反显得自己失态。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科技实力，我们那能以今天的考古知识来苛求乾隆呢？但从传世的御刻乾隆诗文的陶瓷可知，其古瓷鉴识能力可称一流。乾隆当时的鉴赏观同样是受明代鉴赏家的影响，有所失误时代所限在所难免。但不排出非其意愿的原因。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李迪《鸡雏待饲图》上有乾隆题诗，而同一诗文又见于乾隆仿李迪画作上。可知乾隆咏瓷诗或许如上述情况，将原来是吟宋瓷的诗句，同时又刻有复数的清代仿品之上，否则实难理解乾隆会连自己或其父雍正所主导的御窑厂仿古之作也无力辨识。乾隆咏汝窑诗只有8首，但由于存在着将同一首诗作刻于复数作品之上的情形，故传世经乾隆御题诗且经乾隆鉴定属汝窑的却有9件[6]，博物院藏有21件汝窑瓷中，13件有乾隆御制诗，但仅有2首咏汝窑。不能说其它的都错了吧！博物院还藏有2本依据清宫收藏而绘制的《埏埴流光》、《燔功彰色》册，册上有“古稀天子”、“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可知绘于高宗时期，两册中共有汝窑瓷器4件，其中“宋汝窑舟形笔洗”、“宋汝窑碟”现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大维德基金会，而另外两未找到对应的传世品，从精美的绘图看，确系汝窑无误。加上谢明良所言的经乾隆鉴定的真正汝窑6件，经乾隆鉴定的真汝窑器就有10件。关于“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我是这样理解的，乾隆认为口部易损，损坏部位铜以锁才欲其坚，底部完整无须修饰。从乾隆十九年“员外郎白世秀将哥窑洗一件（口破、随木座）刷洗好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哥窑洗破口磨些，另镶铜烧古口。钦此。”[7]乾隆四十年“传旨发往苏州交舒文，将底足磕处补好，照铜口一样镶铜底足。钦此。”[8]一事看，铜口有耐磕和补磕功能，口沿镶铜应是清代宫廷用于修补磨磕的惯用手法。并非乾隆想当然，只能说方龙骧才是想当然。
方龙骧：《漫话钧窑》，《中国文物世界》1995年总113期114、116页曰[9]：“乾隆皇帝在不止一件器物上题诗中，显示他对钧窑的无知，单是一件现藏大卫德的汝窑碗底，错误地题上了‘均窑都出修内司’，犯的毛病是把汝窑认作均（钧）瓷。而事实上他对汝、官、均及后（清代）的仿官仿汝，都不能分辨，一直是‘头发E髭一把抓’……‘均窑都出修内司’却显出，牛头不对马嘴，修内司与均窑与汝窑都无关联……”方氏自己不明之事也敢胡乱发难，根本原因就在于“知与不知之异也”（《四都丛刊》续编本）。
其实，修内司北宋时就早已存在，南宋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乾隆早知道“宋修内司官窑在杭之凤凰山下”[10]，它“创制犹存修内司”[11]。可知乾隆饱读文献，精于陶瓷鉴赏。
方龙骧批评“中国缺乏文物鉴赏家”，好像只有他才是鉴赏家似的。但他的乌龙就多了，除不知修内司在北宋及以前就有外，只看外表不深入核心，缺乏文献知识。如他在《汝窑质疑》[12]中，讥笑赵青云《关于钧窑与汝窑的若干问题》观点，认为赵氏“汝窑一直生产到元代至正年间，真是太惊人的发现了。无怪今时河南汝州市也制造了大批‘汝窑’。”
其实，龙骧根本就不知道明人承天贵《正德汝州志》有：“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窑已久废。”的记载。龙骧所指出的有清仿痕迹的汝窑器，也都是e人先前已指出[13]，他仅学舌而已，不敢越池半步，无新观点。笔者曾首次指出并论证台湾故宫博物院2件被定为郊坛下官窑的“宝用款”碟为后仿品[14]，首次指出并论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为明末福建田坑窑素三彩[15]，首次指出陕西耀州窑五代的木叶纹、剪纸贴花瓷[16]等，笔者若没有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一般不作文。但龙骧学舌也学不好，43号展品为北宋官窑天青椭圆水仙盆，却被龙骧当成“一向被认为南宋制作，今已确知是清代仿品”。可怜他将北宋官窑（或汝窑）与南宋官窑的基本釉色都分辨不清楚，就不说理由的将其定为“清代仿品”（1935年北宋官窑天青椭圆水仙盆前往伦敦展出时，大维德爵士就提出其或为清代仿品，并说出了理由）。事实上，这种水仙盆藏有4件，日本大阪美术馆1件，被冠以汝窑或北宋官窑，仅43号为不开片。宝丰汝窑及汝州市汝窑都有这种无开片汝瓷标本出土，特别是汝窑水仙盆标本中亦有不开片的，因此不能说汝窑都有开片纹，更不能说不开片就是清仿品。开片与不开片并非人工有意识的最早纹片装饰，也非从汝窑始。因此，没人能确证43号展品是清代仿品，仅有怀疑的权力。目前是有不少新仿汝窑，如北宋汝窑水仙盆上有乾隆御制诗[17]，为今仿伪品。又龙骧指出：清宫藏有不少善本书籍，但是颇多所谓“宋版”，结果发现全是明清二代伪制。做皇帝的自己不知道，官僚架构中的臣子更不会贸然指出。笔者以为，乾隆能用10年来撰修《四库全书》，不可能分辨不出，且入宫之善本书籍等均需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就算混杂伪书，也不为乾隆之过。在编集纂修过程中，乾隆的督促可谓不遗余力，这么多书籍他不能全部认真阅完。但有宫中南书房诸文学待从扮演其书画鉴定智囊团角色。从乾隆咏瓷诗及诗注所引之文献看，除明人鉴赏有关的文集外，唐宋古文献中的陶瓷记事等更是熟读于心。当然这些史料也可能有人代为爬梳。
乾隆：《题汝窑盘子》、《咏均窑双耳瓶》[18]，从彩图看[19]，该贯耳穿带杏叶方壶为清仿汝窑。《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有：“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交霁红靶碗1件、汝釉杏元四方双管瓶1件……”该景德镇仿“汝釉杏元四方双管瓶”可能就是上述御题《咏均窑双耳瓶》的“贯耳穿带杏叶方壶”。
现今古陶瓷研究者都认为“白瓷有芒”之“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乾隆多首诗中已认证，如乾隆《咏定窑三羊洗》：“运久矣息寒芒注：宋时以定器有光芒，不用。惟用官窑器，见高士奇诗。”[20]已说明顺治～康熙时期高士奇（1645～1704年）即有“芒”为“光芒”、“寒芒”之说。乾隆1786年的《咏官窑盘子》诗曰：“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ㄈ远嗳胧星蟆！[21]作于1779年的《咏汝窑瓶》：“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22] 1776年《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如今火气久消亡。”[23] 1781年《咏定窑小瓶》：“定州粉色厌光芒……”[24]同年《咏定窑花浇》：“全无火色罢光芒……”[25] 1794年《咏定窑碗》：“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盖其时新陶初出火气未除，是以不贵，今则已阅七八百年，古泽幽光，且以罕觏称珍，自不同当日矣。”[26] 另外，《咏定窑莲叶碗》：“赵宋传来白定名，尔时却以有芒轻。即今火色全消尽，一朵玉莲水面擎。”[27]《咏宋定窑乳槌瓶》：“尔日颇嫌饶火气，此时早觉泯光芒。”[28]《咏定窑胆瓶》：“定冶非关修内司，光芒消尽穆而滋。”[29]《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注：见高士奇酬苍林均窑瓶歌，于今火气久消亡。”《咏定窑小盂》：“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消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30]又被复制到一件“元仿定螭文青白瓷洗”上[31]。
正如谢明良所言：“在乾隆陶瓷鉴赏生涯当中，瓷史考证是他持续不断的兴趣，但他同时也游刃有余地评论陶瓷器形，或改变古陶瓷的原本用途，甚至自认为知音而将不同时代古陶瓷予以成双配对。我们从乾隆诗文所透露出的形形的鉴赏细节来看，乾隆赏鉴陶瓷绝非玩票性质，而乾隆精于赏鉴并有意识地加诸于陶瓷器上的政治意涵，无疑也将自雍正以来鼎盛的御窑厂制品推向另一高峰。”
附图1――17为有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的古陶瓷。有些制作小心谨然，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似铁足，为清之风尚，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的古陶瓷大多数都有清朝特征。图1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粉青三登方壶，应为清仿之作；图2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壶；图3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杏叶贯耳方壶，胎体厚重，釉面晴亮，造型纯为清代才有，应为清仿之作；图4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八方壶，胎体厚重，釉面晴亮，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应为清仿之作；图5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八方壶，胎体厚重，釉面晴亮，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应为清仿之作；图6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弦纹瓶；图7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天青弦纹瓶，胎体厚重，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有疑不似宋物；图8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纸瓶；图9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月白釉弦纹瓶；图10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天青釉E圆水仙盆，疑为清仿之作；图11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粉青花插，纯为清仿之作；图12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灰青海棠式花插，应为后仿之作；图13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月白凹胎瓶；图14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海棠式小瓶；图15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粉青笔筒，有疑待考；图16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葵口洗；图17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天青臂搁，存疑。
注释
[1] 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 戴应新：《兰州齐家文化玉琮记述》，《收藏》2008年第6期。
[3] 殷志强：《玉琮――中国古代文明的表澄》（笔者注：应为“征”），《龙语•文物艺术》1992年总13期41页。
[4] 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547-64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5] 龙骧：《乾隆皇帝的“乌龙”――兼谈中国缺乏文物鉴赏家》，《中国文物世界》1991年总71期40-47页。
[6] 谢明良《乾隆的陶瓷鉴赏观》，《故宫学术季刊》2003年21卷2期。
[7]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微卷97盒193页。
[8]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微卷115盒353页。
[9] 方龙骧：《漫话钧窑》，《中国文物世界》1995年总113期114、116页。
[10] 乾隆：《题官窑碟子》，《说陶》305页诗中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1] 乾隆：《题官窑碟子》，《说陶》305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2] 方龙骧：《汝窑质疑》，《中国文物世界》1990年总63期85-93页。
[13] 蔡和璧：《宋官窑特展说明》，《宋官窑特展》文字部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9年。
[14] 欧阳希君：《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器的真伪考辨》，《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140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欧阳希君：《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器的真伪考辨》，《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10期26-29页。
[15] 欧阳希君：《对一件“辽三彩”的质疑》，《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162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欧阳希君：《辽、金三彩与素三彩的比较――对一件误定“辽三彩”的更正》，《收藏》2008年6期。
[16] 欧阳希君： 《五代黄堡（耀州）窑的剪纸贴花与木叶纹瓷器》，《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ISAC'09)论文集》688-698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17] 李艾华主编：《典藏•古美术》2006年7期110页。
[18] 乾隆：《题汝窑盘子》、《咏均窑双耳瓶》，《说陶》321、32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9] 见《故宫宋瓷图录》图13，东京学习研究社，1974年。
[20] 乾隆：《咏定窑莲叶碗》，《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1] 乾隆《咏官窑盘子》，《说陶》31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2] 乾隆：《咏汝窑瓶》，《说陶》311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汝窑纸槌瓶上的该乾隆御诗却是戊午（1738年或1798年。）仲夏御题，可知不会是前戊午（尚未作该诗），后戊午时乾隆已禅位皇太子而自称太上皇，已87岁高龄，1799年1日病逝。故纸槌瓶上的刻诗是否为后刻，原诗所刻“汝窑瓶”是否为该件？汪庆正曾怀疑“奉华”二字为乾隆时期的加刻（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海博物集刊》第五期1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笔者以为，不但“奉华”为后刻，诗亦为后刻，成于同一时间。可能是清末民国，因为乾隆以后的内府不可能不知该诗所作时间，只有清末以至更晚才会出现这类情况。
[23] 乾隆：《咏定窑娃娃枕》，《说陶》30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4] 乾隆：《咏定窑小瓶》，《说陶》31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5] 乾隆：《咏定窑花浇》，《说陶》31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6] 乾隆：《咏定窑碗》，《说陶》322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7] 乾隆：《咏定窑莲叶碗》，《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8] 乾隆：《咏宋定窑乳槌瓶》，《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9] 乾隆：《咏定窑胆瓶》，《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30] 乾隆：《咏定窑莲叶碗》，《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31] 谢明良：《金银扣瓷器及其有关问题》，《故宫文物月刊》（台北）1986年4卷2期84页图一四。
荣获国际国内两大金奖 国家特发整版邮票永久铭记 景泰蓝《福禄寿三仙盒》献礼建党90周年
宫廷用瓷品牌的树立 永宣御窑之火
石之精灵 广东省博物馆“宝玉石馆”展览
清梦依然在故乡 吉林省博物院藏《文徵明早朝诗卷》赏析
河南出土楚国青铜兵器述略(上)
再论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青花陶(下)
盛世华宴 马王堆文物与汉代饮食
浅议青花瓷生产工艺
于谦传世墨迹考略
九龙山麓鲁王墓 明初亲王第一陵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物简介
清逸淡雅 寓柔于刚 吉林省博物院藏陈少梅作品赏析
再谈显德年制款印花碗与文献记载中的柴窑(上)
仿古瓷的特征及鉴定要点(下)
唐宋时期的黑釉耀瓷
也谈上海的“小内柜”惊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圆明园老照片
2010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在上海举办
巴人汲水
上海国拍
明清宫廷绘画与宫廷画家 天津博物馆明清宫廷绘画展
感受诡谲与浪漫之美 凤舞九天楚文物特展掠影
元青花无官器
性情之交日深 文字之交日厚 李星沅致宗稷辰信札(下)
以平求奇 筋骨俱胜 张大千书法艺术赏析
神兽镜中识天禽
江西省博物馆藏龙泉青瓷
永州鹞子岭二号墓出土西汉铜熏炉
明末清初画家孙杕考
秘鲁收藏的中国外销瓷及其影响研究
民国国内古玩贸易网络探析 以上海古玩市场为研究中心
乾隆御用戗金彩漆器赏析
安徽省文物总店部分库藏玉器
火树银花 树形灯
古陶瓷釉质鉴定(四)
2009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简析
天津蓝天
上海敬华
简讯二则
刘雷作品赏
红太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08四季——盛夏拍卖会
郭明华的古玉收藏
剑舞楚天 湖北九连墩战国墓文物展
黑白之美 磁州窑茶具展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玉嵌木雕八仙人物赏析
大美无言吉州窑
藏传佛教造像的几个类型
吉州永和窑烧制的南宋围棋具
莽式铭文镜(二)
黄士陵四佚印小考
白釉莲瓣纹四系罐
明代金银首饰中的蝶恋花
河南出土的商代玉器
对几件常德馆藏元青花瓷器的认识
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藏中国古玉
张问陶批点杜诗论文辨伪
漫话彩笺(七)
剪画聪明胜剪花 包钧剪贴书画册赏读
古典家具与黄花梨
和田玉――财富神话的缔造者
“距今为止，我们已培养了100多个百万富翁。”这不是神话，而是英合玉器财富俱乐部的真实故事。“其实，我们俱乐部的宗旨是弘扬和传承中国和田玉文化，促进中国和田玉文化的发展。”身为中国和田玉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英合玉器财富俱乐部总经理的杜嘉庆如是说。
在宗旨的指导下，俱乐部经常举办如“学术交流”、“古玉鉴赏”、“鉴宝”、“开玉聚财”等为主题的形式多样的活动，在推广和弘扬和田玉文化的同时，让参与者深刻懂得“以玉养玉，循环获利”的原理。有这样一组数据：英合玉器财富俱乐部在上海的多场活动中，其中一次易达千万元人民币的就达三次，百万元交易每周成交五次以上；今年上半年交易已达1.2亿元人民币……这惊人的数据，仅仅是一个俱乐部的交易量。其实，和田玉的疯狂并不只是在英合玉器财富俱乐部上演。
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和田玉销售总额已突破180亿元，2011年，销售总额预计突破200亿元。在过去的10年里，和田玉以每年30％～50％的速度增长。10年前，1公斤山料100元左右，到现在的6000～8000元人民币，而同样重量的籽料，已由原来的1000元，涨至现在的20～30万元人民币，其涨幅之大，令人咋舌。在股市低迷、房市调控的现状下，和田玉价格的坚挺，令众多投资客趋之若鹜。
有限资源下的升值空间
从夏朝到清朝的4000多年间，有记载的新疆白玉开采量为9968吨，年均不到25吨；而从1957年到1995年，不到40年的时间，共采玉9459吨，年均开采量高达250吨；到20世纪末，开采总量已远突破1万吨。不断地挖掘、开采，导致新疆白玉的资源日益枯竭，上好原料更是少之又少。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直接影响着白玉的升值空间。
杜嘉庆表示：“和田玉市场，至少看好十年。”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和大国形象在世界的崛起，曾有过世界霸主地位的中国将会成为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和制作中心。而和田玉天生具备了艺术品和奢侈品的所有潜质，加上和田玉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惟一性，因而决定了他的硬通性和金融属性。中圈目前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他们有着强大的潜在消费力和鉴赏力，在近年来变化莫测的经济环境中，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田玉这类资源性的艺术品，其巨大的增值空间，对投资者来说，其诱惑力是巨大的，必将成为其投资首选。”自古以来，玉为皇室贵族专用，即使到现在，进入平常百姓家，其尊贵身份的象征仍然没变，这是一种精神领域的享受。当人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成为热点。我国传承8000多年的玉文化史，人们对玉的偏爱与生俱来，对玉文化艺术有着天然的亲近与审美。玉石消费剧增，价格急骤上升，玉文化的兴起，体现的不只是玉石原料的稀缺，更多在于玉石文化的深厚内涵，是新时代下，对美玉的全新审美和价值的重新判断。
雅俗共赏话投资
《山海经》中记载玉的产地多达259处。自新石器时代至今，辽宁岫岩、新疆和田、河南南阳和陕西蓝田，作为中国玉料的四大主要产地。在博物馆展出的各个时期的玉器中，汉玉是我们所熟悉的。据考证，汉代的诸侯王墓中出土的许多玉器，多为和田玉。那个时候，玉代表着王权和财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和田玉，依然承袭了其尊贵而又优雅的血统和身份，财富更是在资源日益稀缺的前提下走向价值回归的上升通道。相对于目前低迷的股市、受调控的房市，和田玉更具吸引力和诱惑力，成为投资客新的投资热点。
和田玉投资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原石投资，二是艺术品投资。原石投资需要相当丰富的和田玉知识及相石经验，可以是单纯的原石买进卖出，也可以将原石委托机构加工成成品销售，不过，对于高贵优雅的和田玉来说，此举似乎稍显俗气。因此，更多人偏向选择和田玉艺术品的投资收藏。他们一般由最初的欣赏，到购买馈赠，到收藏投资，无论是收藏自赏还是投资变现，他们在传承玉文化的同时，也为传统玉文化注入了新时代的文化内涵。与传统相比，和田玉在艺术品雕刻题材、表现手法以及艺术风格上，都被印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在这个投资和收藏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高端的和田玉籽料投资是大多数人不可企及的，而选择投资中端投资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向，英合财富俱乐部杜嘉庆总经理建议：中端投资一般为10万到30万元人民币，10万到15万一个级别，15万到20万一个级别，20万到30万为一个级别；10万元以下为低端投资，大致可分1万到3万元、3万到5万元及5万到10万元段；对于这种投资情况，首选和田玉籽料，最好是精品籽料，这样升值空间大；工艺要精，上好的料一定要配上好的工艺；另外，题材力求创新而又不赋予时代感。
但对于商家而言，“投资”，既要锁定有投资需求的人群，创新自己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创新自己的营销方式。如英合玉器财富俱乐部的从原石采购到设计制作、尤其是大师级的设计制作水平，到投资培训、咨询服务，到品牌建立。到加价回购的保本获利方案，一个完整的投资服务模式，百万元级，千万元级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验证了这种模式的成功。
一锤定身价
2011年7月23日，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和田玉拍卖会上，一颗标价880万元的和田玉原石刚一报价，就被买家一举拿下。现场68件和田玉拍品，全被拍走。
2011年6月，英合玉器财富俱乐部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和田玉籽料保真展现，共展出价值一亿多元人民币的精品籽料，其中一颗籽料原石更是标价高达1800万元。
从80年代至今，和田玉价格涨了1000多倍，随着价格的迅速上涨，涌入和田玉投资市场的人也越来越多。既然是投资，就肯定有变现的需求。目前，国内艺术品的投资变现渠道棚对单一，大多委托拍卖公司进行拍实，也有商家回购，更有相当一部分在业界圈内交流。以拍卖的形式变观，需要付给拍卖公司一部分佣金，但是相对比较便捷，诚信度高。商家回购的前提是，所变现商品灶从该商家购买的，持有人必须出示相应的票据和证书，的确保护的真实，但这类变现，藏品的升值空间受控，一般商家给的回购价，其增值率不会高于市场的升值率。英国玉器财富俱乐部也有回购服务一项，投资者和俱乐部签订回购协议，一年后，俱乐部按原价110％的价格回购玉器，以保投资者实现升值。但近年，和田玉每年的价格涨幅高达30％～50％，因此，基本没有客户找俱乐部回购。业界圈内交流相对则自由得多，这些玉石圈内人，多数为熟人或信任的朋友介绍相识，双方在诚信的基础上，价格洽谈合适即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