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4 23:26:58
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仔细看了看，才发现他的胸前挂了一个牌子，是张薄薄的泡沫板，上面的字工工整整。我没有接着往下看，类于此种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我不需要管他的家境怎样贫寒，生活怎样窘迫，只要我真心诚意想要帮助他，就不需要了解这些。
吴琪朝他挥手，大喊：“你走，你快走！我才没有钱给你呢！”
那个男孩很委屈地走到了下一位。
我拉了拉吴琪说：“你别那么激动嘛！不要赶他呀！”我知道，对于一再上当受骗的人来说，这些乞丐就不再足以相信了。
我在书包和口袋里找了好几遍，只找到了1。5元。
他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位了，我喊他，可他听不到，于是我就把钱递给后面的同学，一个个的地传给他。
我怜惜地看着他，他小小的脸上的表情太过复杂。
黄帅也递给我2元，让我交给他。我看见他的脸上也是满脸的不忍。
这些孩子，本该有很多的幸福和甜蜜，这些孩子，本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可以不用在外面风吹雨打。可是现在，他们却要放下自尊，来到人们的面前乞讨。
吴琪一再骂我，你要是上当了怎么办？
我说，我无所谓。
这些孩子，他们很纯真，他们不会是职业乞丐，最起码，我相信他。他们一定是迫于无奈的。他们可能家境贫寒，可能父母相逼，也有可能被别人强迫。听说有些孩子被人绑架之后，就逼着他们去乞讨，如果乞讨不到规定的数目，就要遭受毒打，更有甚者，干脆打断他们的手或腿，好博取人们的同情心。
想到这儿，我开始害怕，我不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我能做的，就只是给他们一点钱。
黄曦告诉我，说我上当了。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想起了楠雪姐姐。
我以前见到她时，也和她谈过这个问题。
楠雪姐姐说：“我们不用去管他是真是假，我们只要尽自己的责任，献自己的爱心。如果他真的不劳而获，只靠乞讨生活的话，那我们的钱反而是他的耻辱，而且，他一定也混不长的。”
前天刚看了怡雯姐的《乞丐的悲哀》，怡雯姐很善良，她很真诚地对待一个老乞丐。我想，怡雯姐的文章也给了我不少的感悟。
平时遇到的乞丐，若是老人或孩子，我定是给钱的。可若是年轻力壮的人，即使他是残疾，我也不会给他一点钱。这些人不比老人和孩子，他们再身体不好，也有体力，也应当去努力坚强的。
那个小男孩越走越远了，步履很艰难。看着那个蹒跚的背影，我的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有些心酸，有些难过……
街头，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背着书包，低头在地上用粉笔写着：钱包丢失，只要10元钱乘车返乡；一个衣衫褴褛的残疾人趴在人行道中央行乞，特意将血淋淋的伤口展示出来；一个看起来四肢健全的20多岁的姑娘来到你面前，拿出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和一张讲述个人悲惨遭遇（耳聋）的乞讨信……同学们，你们遇到过乞讨者吗？遇到时，你是怎么做的呢？你对这些乞讨行为有什么看法？
对于街头一些身体有残疾的乞讨者，不管他是不是骗子，我都会把自己的零钱拿出来给他。这些零钱对于我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他们来说，或许能帮上大忙。即使他真是骗子，我就当积德行善了。如果幕后有人操控的话，那么我给的这一些X或许能让乞讨者少受一些皮肉之苦，这样也是值得的。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善事，也值得去做。
（河南信阳七中 杨 钢）
有一次，我在步行街碰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她逢人就说钱包被偷了，借10块钱吃饭。有许许多多的人经过，有的摇摇头，有的绕道而行，有的笑笑走开了，还有的小声说：“肯定是骗子！”我看见她着急可怜的样子，准备掏钱时妈妈硬把我拉走了。后来我故意走得慢点儿，趁妈妈不注意飞快地给了她10块钱。我相信她不是骗子，我认为人与人之间要有基本的信任。记得去年暑假时，我和奶奶住在亲戚家，那天，我们出门散步时忘带钥匙了，也没带钱和手机。这可把我们急坏了，奶奶想借个手机打电话给亲戚。和这个女孩的遭遇一样，我俩站在马路上向来来往往的路人借手机，问了十几个人，他们都不愿借手机给我们，后来终于有一个当兵的叔叔把手机借给了我们，对此我们感激不尽。有时，我们的10块钱可能会解决一个人的燃眉之急；有时，我们冷漠的态度也可能改变这个人对社会的看法。我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河南信阳七中 王 宸）
（以上两个片断均由董志崇老师组稿）
如今乞丐的数量直线上升，乞讨理由也千奇百怪。我却从未因此驻足，并非我吝啬，而是我知道，同情和施舍，帮不了他们一辈子。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大家都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特别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社会要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保障，适当地给予帮助，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非一味地强调怜悯与施舍。因为，泛滥的同情心与施舍，有时催生出的是寄生虫甚至是罪恶。一个国家，要给弱者提供充分的工作机会和生活保障，这需要的是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而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同情。
（浙江苍南灵溪中学 杨 怡 组稿老师 朱 伟）
如果碰到有人行乞，我会视情况而定。如果那个人需要更多的是帮助，而并非钱财，我会尽可能帮助他；如果他需要的只是钱，那么我会与家人商量后再决定，毕竟现在专业行乞户不少。要想帮助真正的行乞者，并不能只靠施舍钱财。
（河南濮阳市实验中学 王晗琪 组稿老师 李 茹）
在繁华的街头或在菜市场门口，常常有学生模样的人，背着书包，穿着校服，跪在地上，面前摆只铁碗乞讨，有许多过路人向其投掷一些硬币。这些人也许是因为家庭的贫困读不起书，在辍学后又不肯吃苦干活，于是，他们选择了乞讨。对于他们，我才不屑一顾，决不施舍。因为他们有健全的身体，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们却舍弃了做人的尊严，只想乞求世人的同情，实在令人厌恶。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宁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了死，保全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这样的人值得敬佩。而这些学生模样的乞讨者，则实在令人嗤之以鼻。
（浙江宁波龙观中心学校 梁巧娜 组稿老师 卢兴治）
结语：
两组患者精神疾病诊断分类
研究组前3位为精神分裂症(53%),精神发育迟滞(21%),其它待分类精神病(26%);对照组为精神分裂症(56%),情感障碍(19%),其它功能性精神病(25%)。研究组以慢性阴性症状(t=51.43,P<0.01),行为症状(t=15.56,P<0.01)等重型症状为主,对照组则以短暂阳性(t=36.01,P<0.01),情感症状(t=10.44,P<0.01)等相对较轻症状为主。
两组患者躯体病情况及一般情况
研究组多伴有各种类型躯体及传染性疾病(皮肤软组织破损化脓46例,中重度营养不良例21,传染性疾病例16,骨折例5,结石3例,颅脑外伤2例,其他脏器一般感染性疾病例27,褥疮9例;其中伴2种或2种以上复合性躯体病者32例,全部患者伴躯体病共70例),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平均年龄大,多为外省市户籍,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共21例,其中轻度3例,中度例6,重度9例,极重度3例,中至极重度患者占大多数(18/21,86%);与研究组对比,对照组仅出现糖尿病3例,肝功能异常5例,低血压2例共10例(经专科医师诊断与服用精神科药物有显著相关性),女性多于男性,平均年龄明显低于研究组,仅有9例为外省市户籍人员(其中4例工作单位在本地,3例为在本市打工人员,2例为在校学生,1例为在本地服役士兵。)
讨论
对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已经成为目前构建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国内外流行病学显示流浪人员中严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7-9],其中包括流浪过程中患病或患病后导致流浪。而对此类特殊患者的救治既不同于普通精神病患者,也不同于非精神病患者的一般流浪乞讨人员,需要制定一套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特殊救治制度。
结合本研究及同类调查发现,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与普通精神病患者在各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此类患者多为男性;年龄较大;多伴严重急慢性躯体疾病;多为外省市人员,无经济来源及家庭支持;在精神病患病分类上虽然两组占首位的均为精神分裂症(两组患病率比较(V2=0.18,P>0.05),但研究组病情类型主要表现为以慢性阴性症状、行为症状为主的严重类型,而对照组则以短暂阳性、情感症状为主的相对较轻的类型。研究组患病率居第二位的精神发育迟滞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主要为中至极重度患者(18/21,86%),占两组第三位其它待分类精神病及其它功能性精神病未见明显差异(V2=0.03,P>0.05)。
据此可以看出,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作为一类特殊人群既要按国家民政系统制定的常规救助制度进救助,又要按卫生系统规定的精神病诊治规定进行系统诊治,因此制定一套针对性综合系统的救治标准非常必要,通过本研究结果可以为此提供一定的标准和依据:在常规救助基础上需要迅速改善患者的一般情况,针对各种躯体疾病进行专科诊治。关于精神疾病治疗,要考虑此类患者特殊性:因年龄及躯体疾病问题,合用药物必须小剂量初始量,因经济原因尽量选择用价低效果好的高性价比药物,此外,针对患者的症状类型特点,选择用药时尽量避免单一DA阻滞剂药物,优先考虑5-HT作用机制或5-HT,DA双重作用机制的药物,考虑到依从性问题,必要时使用长效制剂。
这样既可明显改善患者退缩,懒散,行为紊乱等为主的慢性阴性症状,又可避免短效药物致血压,心律,抗胆碱等严重副作用加重本以衰弱的体质而造成的各种意外情况。另一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救治,除以上处理外,对此类患者进行特殊生活技能训练,整体管理及干预模式较为重要。
微博是2010年度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网络交流工具，利用它，网友可以随时自己的动态、感想以及刚刚拍摄到的照片等，并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于建嵘之所以选择微博作为解救乞讨儿童的工具，正是看准了微博随写随拍随发的功能优势及其强大的影响力。微博参与公众事件的讨论、解决已经不是第一次，其早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引导舆论的助推器。
微博反馈及时有效，将交流形式推向大众传播领域
“微型博客”比“正规博客”更具魅力。虽然微博的名字与博客紧密相联，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从字数上来说，传统的博客并没有字数上的限制，但是微博之所以多了“微”字，恰恰就是有了字数上的限制。以新浪微博为例，每条微博最多140字。在微博的使用过程中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博主仅仅只写一句话，而非长篇大论。①这样看来，传统博客似乎可以承载更多的内容，但是微博正是由于字数有限而独具优势：首先，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微博用户入门的门槛，用不着也不允许用户对于所发内容精雕细琢，只要能够把问题说清楚就行。在传统博客里，那些文采较好，文学功底较为深厚的人所写的东西显然更加吸引人，但是这同时也将大量用户拒之门外。而微博正是避免了人们想写但又怕写不好的尴尬。其次，字数的限制可以使得信息识别度较为清晰，不会因为文字内容太多而将用户真正想说的话掩盖起来。再次，短小的微博可以保证信息传播的及时。传统的博客由于篇幅普遍较长，从写作到发送所需要的时间显然远远超过140字之内的微博。在字数的限制下，微博在更多时候是标题新闻的概念，少了杂乱、冗余的信息，使得人们更容易得到丰富的资讯。②
另外，在传播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受传者对于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解码过程。如果传播者传播的信息编码较为复杂，受传者无法解码、无法识别，也就无法获取信息的内容，那么这一传播过程就是无效的、失败的。观察微博可以发现，其内容多数是简短易懂的文字或是生动有趣的图片（包括视频）。这样的内容，在信息的识别度上较高，不会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解码过程比较容易完成，那么信息传播的效率也就相应比较高。可以这样说，微博上的信息传播，基本上不存在表达与理解上的障碍。
微博使受众可以对传播效果做出最及时并且有效的反馈。这次“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之所以以微博作为平台，正是由于微博相较于传统媒体的一些独特优势：首先，职业的媒体工作人员人数毕竟有限，而且他们的工作范围不仅仅是“打拐”这一项。而微博的用户数量众多，而且极广，这些网友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微博相关线索。其次，传统媒体，例如电视台，发现线索之后，要经过拍摄、剪辑、审片、播出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环节才能与受众见面，对于分秒必争的解救行动来说，可谓“为时已晚”。微博媒体操作起来就要方便得多，用户可以使用手机对于发现的线索进行第一时间的拍摄，随后立刻发到微博上，所需时间一分钟足矣。更为重要的是，相关人员，如警方，可以对网友的信息做出最为及时的反馈行动，而这种反馈行动在寻找被拐儿童的行动中是尤为关键的。如果说反馈行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普通的新闻传播活动中曾被忽视的话，那么对于类似的特殊事件，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微博将公众聊天行为推向大众传播领域。公众的聊天行为原本只属于私人交流的范畴，但是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和科技手段的进步，这种原本私密的行为一步步走向了大众传播的领域。
在微博出现之前，中国网络用户使用较多的交流工具是QQ。QQ与微博相比较，虽然两者都有反馈及时的特点，但从传播模式上看，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QQ完成的传播一般来说是人际传播，具体地说，QQ上的人际传播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QQ群里参与对话的人比较多，但是一个QQ群里的成员基本都是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或是共同的身份，因此，QQ群里的传播是一种群体传播或组织传播，换言之，这个群体或组织之外的成员是无法参与其中的。但是，微博则完全不同。在微博里，只要对自己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关注”按钮，就可以观看、评论以及转发这个用户的微博内容，而不像QQ或QQ群那样，需要得到对方个人或群体、组织的认可（通过验证）。这样一来，微博用户可以轻松参与到其想参与的任何微博信息的传播之中，并且其自身的微博也被别人无条件地享用。可以看到，微博上的传播属于真正的大众传播范围。
在微博上，用户可以完成日记式的自己表达，与好友互致问候并发起或参与公众话题的讨论，这无疑是将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五种基本的传播形式融为了一体。
微博的力量仍然处于不断提升之中，新的微博功能陆续被开发出来。现在不少公众人物选择在微博上接受采访。
微博传播信息及时，制造舆论能力巨大
微博真正满足了新闻及时性的要求。我们知道，所谓“新闻”，必须包含新鲜的内容，也就是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传统媒介由于采访、编辑、审核等一系列过程的约束，很难真正做到及时、迅速，但是微博的出现弥补了这一遗憾。
微博用户有较大一部分使用手机作为登录微博的工具。也就是说，微博这种媒体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不论何时何地，用户都可以参与其中。再加上手机已经可将拍照、打字合为一体，那么，用户就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图片或文字的形式通过手机发送到微博上——从发现信息到发送信息，所有中间环节都由用户一个人完成，也就做到了真正的快速、及时。新闻的本质要求迅速，而微博恰恰是目前唯一可以达到迅速这一要求的媒介工具，新闻与微博之间有着一种遥相呼应的默契。
微博在舆论制造方面威力巨大。任何一种信息传播工具与手段都有着制造舆论、引导舆论、影响舆论的作用。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的反馈及时、传播人数众多，与QQ这样的聊天工具相比，微博的受众面广、参与度高，因此微博在舆论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从微博上获取信息，其中甚至包括严肃的时政类信息。以2010年两会为例，微博迅速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媒体人士与民众展开互动交流的新平台。③
另外，新浪微博上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第一，用户只要在希望提到的人名字前面加上@符号，对方就会被提示去关注这条内容；第二，如果用户在话题性事件名称的前后打上#符号，就可以特别引起同样关注这一事件的其他用户的注意。可以看到，微博的这些功能使得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愿意参与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凝聚起的微博内容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一定的舆论浪潮。
在传统媒介时代，对于传播的效果，拉扎斯菲尔德曾经得出结论，认为媒体效果相对来说是有限的，所以他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时代，这个理论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主宰了美国传播学学者的思维。④笔者认为，现在，这种有限效果论仍然存在，只是原因有所变化。现在有限效果论存在的理由是受众面对的信息来源太多，各种说法不一的信息在受众心里所起的作用相互中和，于是媒介的传播效果大大减弱。尤其如今微博盛行，更多的人加入到信息、传播的队伍当中，于是受众在信息的海洋里会有不知所措的感觉。
微博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在享受微博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必须意识到，这一功能强大的新型媒介平台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微博的用户门槛非常低，甚至是零门槛，因此很难保证微博用户，也就是微博上信息的传播者素质。而且，微博中并不存在传统媒介中较为严格的“把关人”制度，传播内容得不到审核和控制。这样一来很有可能在微博上传播一些不当的内容，甚至是虚假新闻、垃圾信息。这些信息在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的微博上可能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对此，一方面值得引起微博媒体相关领导与工作人员的思考，考虑在微博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进行不妨碍合理言论自由的适度“把关”；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应该积极配合微博等新媒体对于受众进行有效的引导，使得受众参与到信息传播过程中时能够做到自觉维护，促进网络环境的和谐与美好。
第二，尽管微博给普通受众打开了一扇话语之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在微博中，公众人物与普通受众在话语权利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新浪微博在首页会列出微博中人气最旺、受关注度最高的十位用户。截至2010年12月10日，这十位用户分别是姚晨、小S、赵薇、蔡康永、谢娜、何炅、李冰冰、黄健翔、潘石屹以及陈坤。可以看到，其中除了潘石屹是企业界精英以外，其余九位都是演艺圈的明星。这些平时就掌握话语权的公众人物，在微博上依然将话语权紧紧握在手中。当然，目前很多演艺明星、公众人物越来越积极地加入到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中去，以他们较为强大的影响力引导公众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此次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中，王菲、韩红、郑渊洁等公众人物就纷纷参与其中，号召大家为解救被拐儿童尽一份力。
第三，以此次“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为例，微博媒体的一些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并引起了一些争议。不少网友认为，为让父母辨识自己孩子所拍摄的照片一经到微博上，不但会被好人看见，也会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发现，他们为了不落入法网，或许会采取一些狗急跳墙的方式，给那些孩子造成更多不必要的伤害。针对这一情况，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于建嵘已经作出回应，他介绍说，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决定建立数据库，网友拍到乞讨儿童照片后，可以发在自己的微博上，也可以通过专用信箱转给“随手拍”。通过新浪的数据支持，在转发这条消息时，不会再转发照片。照片将直接进入数据库，通过相关软件进行识别，然后，根据线索发给警方和寻找孩子的家长。⑤笔者认为，微博相关工作人员应当进一步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另外，热心于救助被拐儿童而在街头进行线索收集的网友是否可能遭受到犯罪分子的打击报复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笔者认为，随着微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其使用带来的类似问题仍将不断出现，微博工作人员、微博用户以及相关学者必须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共同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使微博更好地成为服务于受众、服务于社会的有力媒体工具。
注释：
①②刘霄：《微博的传播学特征与经济学思考》，《新闻传播》，2010（6）。
③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当代传播》，2010（2）。
④E·M·罗杰斯[美]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关键词】网络乞讨；类型；成因；规制
当乞讨从现实走进网络，“乞讨者”试图利用互联网进行乞讨活动，就产生了网络乞讨。网络乞讨扩展了乞讨的时空范围，赋予了乞讨一定的虚拟性，使乞讨问题更加复杂化。与传统乞讨不同的是网络乞讨者并不是以憔悴的面容和褴褛的衣衫示人，而是以渲染的、扣人心弦的文字图片等感染网民，以获得物质利益。网络乞讨的出现滋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如何规制网络乞讨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网络乞讨的类型
近年来，网络乞讨逐渐兴起，网络乞讨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各种新颖的乞讨手段让人感叹网络乞丐的创新能力，质疑乞讨者是否真的存在物质困境。经过总结归纳，可以将网络乞讨归为三种类型：融资圈钱型网络乞讨、营销炒作型网络乞讨和诉苦哭穷型网络乞讨。首先，融资圈钱型网络乞讨。在网络乞讨中，绝大多数乞讨者并不是缺衣少食的穷人，他们乞讨的目的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融资圈钱，以渡过他们编纂的所谓的难关。这些乞讨者的理由通常是买房结婚、急需创业资金、完成某某心愿等。其次，营销炒作型网络乞讨。一些乞讨者进行网络乞讨的目的不在于通过乞讨活动直接获取物资利益，而是凭借乞讨这个话题进行炒作，通过乞讨这个卖点营造网络“丐帮”，大招乞讨社区，聚集网络人气，换取较高的点击率，从而实现网页推广、商品促销等目的。第三，诉苦哭穷型网络乞讨。从网络乞讨的文本与页面来看，目前很多网络乞讨者都是诉苦哭穷型。这些乞讨者通常在BBS中乞讨，或利用电子邮件乞讨，或在专门的乞讨站点进行乞讨。乞讨者利用文字叙述，杜撰悲哀的故事，如欠债难还、无钱结婚、孤儿寡母、下岗失业、病重无援等，以及其网民的同情和施舍。诉苦哭穷型乞讨者企图利用网民与生俱来的同情心，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
二、网络乞讨的成因
网络乞讨者试图通过先进的互联网平台，激发网民的慈悲心理，诱使网民慷慨解囊。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乞讨者在物资方面反而具有一定的优势，是不需过多帮扶的群体。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乞讨的人，至少拥有电脑等传播工具、银行账户或商务通等接受施舍的工作，并且熟悉现代网络技术，拥有较高的文字表达与渲染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种乞讨就是一种作秀与表演。目前，从事网络乞讨的人以白领与大学生为主，这些人正是最广泛的网络使用群体。占据社会优质资源、富有较高工作能力的白领与大学生为何会成为网络乞讨者，成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互联网为人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交平台，网络生活有着时空分离的特点，没有面对面交流的尴尬，没有人际监督，为乞讨者大开方便之门，使网络乞讨者没有太多顾虑的利用互联网进行乞讨。其次，开放性的网络具有更广的传播范围，更大的影响，取得乞讨成功的概率相应的增加了不少。第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刚入职的白领和大学生倍感社会压力，受到物质利益驱使而成为网络乞讨者。第四，人们的好逸恶劳的天性在互联网络中蔓延，这一毒瘤在互联网中生根、发芽，生长成网络乞讨。第五，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开始涌动，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享乐主义和人格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想在侵蚀着一些网民。总而言之，网络乞讨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矛盾和科技进步异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网络乞讨的规制
真正需要救助的人难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帮扶，而具有一定工作技能与劳动能力的人却在网络乞讨中大行其道，为了实现自身的种种利益，而无所顾忌的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乞讨活动。这势必给网络环境的净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网络乞讨进行规制。首先，完善法律规制制度，进一步健全互联网法律体系，切实发挥法律在互联网行为中的强制作用与指引作用。其次，净化网络环境。鼓励网民举报互联网上的恶意乞讨者，相关网站管理者定期披露恶意乞讨行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使网民遭受较大损失或骗取财产数额较大的网络乞讨者，进行惩处。第三，建立公信力较大的互联网救助平台。相关政府部门对真正需要帮扶的人进行核实，再在互联网上，使别有用心的网络乞讨者知难而退，使困难群体也能够充分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成功。具有公信力的网络救济平台能够是网民的爱心用在真正需要关爱的人那里。第四，发挥政府舆论控制和导向作用，不断提高网络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引导网民自觉抵制恶意的网络乞讨者。
四、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乞讨是新时期下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和网络科技进步的综合产物。社会经济的深化改革，在取得了显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与矛盾，如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负面价值观念的产生等，这使得一些网民企图不劳而获，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网络科技进行为网络乞讨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使网络乞讨成为可能。防范网络欺诈行为，净化网络环境，为真正需要帮扶的群体提供帮助，是网络乞讨规则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名章，张新蕊，青少年网络乞讨现象的引导与治理[J]，当代青年研究，2008（02）
2 刘亚，论网络诚信缺失的根源及治理[J]，网络财富，2010（13）
关键词 ：乞讨权；生存权；权利与自由；自由与秩序
一、行乞者之生存权
行乞者也就是乞丐，可以分为两大类三种人。
第一类是被动行乞者，即因各种外部的客观原因，比如如伤残等，而逼不得已去行乞的人。
第二类是主动行乞者，又包括了两种人。一种是故意行骗的“职业乞丐”。另一种也是主动行乞者，但他们并非在诈骗，而是把行乞作为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流浪艺术家”。由于这种“乞丐”人员数量较少，所以暂且不谈这种行乞者，而把重心放在前两种行乞者上。
既然各大城市设立禁乞区依据的是《救助管理办法》，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救助管理办法》中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定义——“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类行乞者，即因外部的客观的因素，而不得不以乞讨度日的人。排除了那些以盈利为目的，以欺诈为手段的职业行乞者。
有人认为，设立禁讨区会危害行乞者的生存权。对这个问题笔者另有看法。生存权是指“人按其本质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享有的维持自己的生命的最起码的权利”。目前，我国大部分，即90%的流浪乞讨人员是将行乞作为一种盈利性的职业。他们的目标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填饱肚子了，而是想要借乞讨发财。对这一部分人，也就是大多数的乞丐来说，不让他们在闹市区行乞，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问题，充其量只是让他们的钱包比原来瘪一点点罢了。对那些被迫行乞者，也就是真正的乞丐而言，自然会乐意接受国家的救助，进入救济站，也就不会有什么侵害生存权之说了。
二、行乞者之乞讨权
毋庸置疑，人身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人认为“乞讨权”是一项可以从人身自由权中引申出来的权利。但是，笔者认为“乞讨权”仅仅是一种自由而不是权利，下面我们来论述二者之差别。
1.“乞讨权”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
这里指的权利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权利。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暂时还未出现过“乞讨权”这三个字。
2.权利（right）具有正当性
从词源上看，权利概念的出现与变迁都与“正当”“正义”相联系。当然，从古至今对“正当”“正义”的理解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权利的正当性体现在它是用以维护人性的。除了维护自己的人性，也维护其它平等主体的人性。现在我们来看看所谓的乞讨权吧。首先，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能取得同等收入的情况下，应该都不会选择去乞讨。因为“乞讨就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换取别人的同情，从而从别人那里无偿获得金钱，或者物质的帮助”。在现实生活中，乞讨者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解开自己的伤疤向无数人展示，甚至有时还得采取“下跪”“磕头”等方式以期获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进而获得金钱和物质的帮助。毫无疑问，这种方式不但没有维护人性，而且还极大地摧残了人性，贬低了人格尊严。也就是说，“乞讨权”毫无正当性可言！
3.权利必然与义务相对应
假设乞讨权是一种权利，乞丐是权利的主体，必然有一定的义务主体与之相对应。当有人向你乞讨时，你不能拒绝他，否则你就侵犯了他的权利，很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此时你是这项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这听起来的确十分荒唐可笑。而且，常言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乞讨者虽然有请求他人予以施舍的自由，但这种被请求，是既可以同意的请求，也可以是遭到拒绝的请求。而乞讨者无权对被请求人的拒绝行为，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也从侧面论证了乞讨权不是一项权利。
三、自由与秩序
如前所述，乞讨权虽然不是一项权利，但它毕竟也是人的一种自由。公民有权选择乞讨这种生活方式。那么设立“禁乞区”是不是侵犯了公民的这一自由呢？当然不是。“限制乞丐在当代西方也是一项明确的法律制度，符合当代世界人权公约的基本原理，更是实施社会救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现代法律虽然不会完全停止行乞，但出于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考量，必定限制行乞”。无论是自由还是权利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在行使权利，享有自由时，同样应该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在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地方设立“禁乞区”无疑是符合公众利益，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
因此设立禁乞区是具有正当性的，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考虑做出的选择。“如果不加限制，城市街道可能被犯罪和乞讨等扰乱秩序的行为所主宰，反而减少了公共空间的正当用途”。
四、流浪乞讨问题的解决之道
虽然政府设立“禁乞区”是正当的，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流浪乞讨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悲剧，无论这种悲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都是现代的福利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允许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一条可行的解决之路呢？
首先，应该加快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在不断增加，但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却略有下降。应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为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解决生活及其他急需帮助的问题。
其次，应该为被动行乞者提供救助同时，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让行乞者能够自食其力。比起仅仅提供给他们衣食的救济更好。这么做既能照顾到被救济者的人格尊严，也能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这就好比罗斯福新政时的“以工代赈”。
第三，对于那些职业行乞者，我们应该严加管理，遏制住这种好逸恶劳的惰性风气和不顾廉耻的丑陋行径。不再让人们的善心付诸流水！
参考文献
[1]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
[2]林来梵.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21.
[3]方乐.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权”[J].政治与法律,2004(04).
[4]权利还是自由：对流浪乞讨的思考[EB/OL].法律教育网, 2005-5-10.
[6]郝铁川.限制乞丐乞讨行为是否合乎正义？.
[7]张千帆.实现自由与秩序的良性平衡：对流浪乞讨问题的宪法学分析[EB/OL].,2006-05-15 .
关键词：分型救助 职业乞讨 恶意乞讨
1.乞讨权的主体
乞讨权的真正享有者，应该是指没有劳动能力或有劳动能力没有劳动机会，生活陷入窘境无法维持生活只能以乞讨为生的人。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将乞讨分为两种：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生活陷入困境无法维持生活之人；二是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劳动机会，生活陷入困境无法维持生活之人。而职业乞讨不属于真正的乞讨权享有者。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有无劳动可能和生活是否无法维持是判断乞讨主体资格的两大条件标准，两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
2.对乞讨权的保护
近年来，乞讨者的乞讨权利及保护逐渐受到关注。在国外，一方面通过相关立法来保护乞讨者权利，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各州颁布的限制乞讨的法令到1987年联邦制定的《无家可归援助法》，更有利于对流浪乞讨规制和救助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和社会对乞者权利的保护。如：政府针对性地提供技能培训，对政府限制乞讨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实行救助力量来源多元化，号召形成社会合力。
我国自2003年出台了《救助管理办法》后，各项配套政策相继颁布。但相关法规和政策仍显较为粗放，管理救助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如下：
2.1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型救助，对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受助者提供就业机会：
（1）对流浪儿童的保护和救助：
接受义务教育是所有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所以儿童乞丐也应该有平等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身有残疾、重大疾病、家庭变故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应该与其他正常儿童一样享有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机会。与此同时，国家应专门为之设立特殊学校以及开设特殊课程，流浪儿童有自由选择就读于特殊学校还是普通学校的权利。
家庭在儿童生活保护、智能开发、技能掌握、社会性生成以及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等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核心作用，是促成流浪儿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为此政府应该建立家庭保护教育模式，使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消解由于家庭破碎对流浪儿童造成的身心壁垒，最终得以使流浪儿童回归家庭生活。
（2）对于精神病人乞讨的保护和救助：
对于这类既易于伤害他人又容易被伤害的特殊群体，社会支持的缺乏、客观存在的社会歧视、有效监管的不足和有限的治疗措施，让他们无法得到安放人生的救助空间。[1]救助管理站应当发挥协调功能，通过多种方式解决经费问题，从而建立起综合立体式救助精神病人的救助体系。
（3）对女性流浪者的保护和救助：
在2003年颁布的《救助管理办法》在第八条中有明确规定，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住处，应当按性别分室住宿，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与此相比，政府还应该关注女性的心理需要，根据不同受助人员的差别，从其特殊需求出发，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特殊救助，做到分类救助，按需施救。[2]
（4）对智障乞讨人员的保护救助：
在救助对象中，让人担忧的还有智力障碍的流浪乞讨人员。在条件恶劣的流浪生活中，由于趋避天气或者其他伤害的意识不足，他们大多身有残疾，常被心怀恶意的人所利用或伤害。[3]在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刚刚转向主动求助、无偿救助期间，对于这类由于智力条件根本就没有主动求助意识的特殊群体，相关社会救助部门应采取主动的救助方式。
（5）对残疾乞讨者的保护救助：
对残疾人给予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保障限度。并对残疾人开展思想教育公开课和就业指导使其树立自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尽其所能，就业致富。
（6）对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乞讨者的保护救助：
对于那些因自然灾害流离失所、来城市打工创业但破产失败的农民，政府应该以鼓励大学生创业、鼓励房地产工程开发等项目的方式来吸收大量劳动力，扩大就业。让有劳动能力而无劳动机会的乞讨者不再乞讨，真正的享有尊严。并且开展对有劳动能力的乞讨人员的技能培训和文化培训，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增加他们的本事提高其工作技能。
2.2救助途径多样化，增强部门协作，提高执行效率：
其一，增强政府部门救助的协作。乞讨权的保护涉及多方面的制度安排，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没有财政、公安、卫生等部门的配合，单靠民政部门是难以实施的。我们应该细化各部门的救助侧重点和考核问责机制，增强可操作性。比如，救助管理站不再只负责进站被救助人员的救助，而要主动与其他部门联合，增加对街头流乞人员的巡查频次；对因贫、因病、因残等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由民政部门主导，卫生和财政部门分别就经费预算和救治工作给予配合；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乞讨行为由公安部门介入，其他部门协助现场取证和调查盘问。[4]
其二，细化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管理工作，提高执行效率。各地财政、编制、公安、城管、卫生等救助管理工作相关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分工，从而提高执行效率。[5]
2.3在法律层面，分别对救助站的救助和管理两方面职能予以明确规定：
出台的《救助管理办法》对如何救助具体措施的规定不够细致导致职责不够明确。对于职业乞讨人员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其中最难解决的人群是：职业乞讨者，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街上的乞讨者多为职业乞讨人员。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立法上予以解决。在法律层面，分别对救助站的救助和管理两方面职能予以明确规定。
乞讨权作为一种自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和限制。一方面，应该明确和完善乞讨权的权利救济程序，使其权利救济有径可循。明确执行过程中“监督者”以及谁来监督监督者。另一方面，在我国很多单行法一般找不到有关乞讨者管理方面的规定，即便煞费苦心找到可以援引上的部分规定，也可谓凤毛麟角，或是仅对乞讨者某一方面行为的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或是对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某一方面的乞讨行为加以规定（如刑法第六修正案），这仅存的两项规定只是对危及治安和社会秩序的两种乞讨者行为方式的限制，而对乞讨者的一般行为标准的管理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离对乞讨行为的全面管理相去甚远。解决制度缺位问题必须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制度化手段来遏制和防范此类现象的出现和继续蔓延。而且，现今乞讨者管理立法分散、不全面，地方管理立法层出不穷并违反上位法，亟需管理法统筹全局，所以，统一立法势在必行。同时在管理真空的情形下制定相应的治理制度，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管理和规范，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乞讨行为，使对乞讨者的管理与控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对乞讨权的限度
3.1对有碍公共秩序、影响公共安全、污染社会环境的乞讨行为政府应给予必要的限度。
首先，当乞讨权的行使对公共秩序造成损害时，应给予其必要的限度。乞讨者经常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乞讨，如地铁站、公交站、商业区或者人行道、公路、火车站等附近，这些地方一般人流量特别大，相对的空间很狭小。而乞讨者通常会占据一定的空间乞讨，让行走的通道变得更狭窄，造成交通阻塞。[6]
其次，乞讨容易对公共安全造成隐患。乞讨者一般都向人流密集的地方汇聚，而这些地方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乞讨者占据行走通道或人流密集的地段时，如果出现交通阻碍的情况很难迅速疏散人群，进而有可能引发事故。另外，还有一些乞讨者专守在马路上等候红绿灯乞讨，但由于时间很短，有些乞丐未能及时退回安全线，常常在车流中进退两难，这样对交通和人身都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最后，乞讨易产生污染社会环境的问题。乞讨者一般素质较低，社会责任感不足，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很容易将生活中的垃圾随意丢弃。再加上乞讨者数量庞大，流动性较强，更有一些乞讨者居无定所，在公共场所就地而睡。这些垃圾必然会对社会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3.2对恶意乞讨，职业乞讨等构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的行为应给予必要的限度。
首先，对查实有据的雇佣、租赁、教唆、诱骗、强迫、摧残未成年人、智障者、残疾人、传染病患者行为应予以取缔，构成违法的应追究其性赢得法律责任。其次，对组织帮伙、占据地盘行乞、拒不听从劝阻、以暴力或污秽方式妨碍执法的，应调查取证，并严厉打击。[7]
参考文献：
[1]张霁雪、田毅鹏.学界关于流浪乞讨问题研究述评[A].人口学刊，2011.
[2]焉雯雯.城市女性流浪乞讨群体的救助研究-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例[A].2008.
[3]张霁雪、田毅鹏.学界关于流浪乞讨问题研究述评[A].人口学刊，2011.
[4]杨雅华.论流浪乞讨的救助与规制[D].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5]杨雅华.论流浪乞讨的救助与规制[D].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6]杨京辉.论乞讨自由的道德边界[D].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07.
关键词：社会资本理论;工具型职业乞丐;弱势群体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工具型职业乞丐
关于“工具型职业乞丐”的界定，在相关的文献当中，张云昊对此有所涉及：他将组织化的职业乞丐称为型职业乞丐。并指出其有以下特点：由幕后“老板”操纵;被组织的乞丐能够得到“老板”在生活上的照顾，并获得一定的报酬。而型职业乞丐由于受到各种方面的影响，较多的为自愿行为。笔者在进行相关概念界定时，将工具型职业乞丐界定为那些自愿或者非自愿的，受佣于乞丐头目进行乞讨行为的事实上的职业乞丐。
2. 社会资本理论
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至今在学术界尚没有关于其定义及测量层次的确切说法，但是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一般认为，其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测量层次。它的定义随着学者想要研究的问题方向而有所侧重。一般认为，最早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的人是布迪厄，科尔曼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发扬光大。罗伯特・帕特南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之中。而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测量方面，我国学者方然依托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经历与成果探讨了“社会资本”的中国本土化定量测量维度，并进行了其在宏观层面的界定。
笔者在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工具型职业乞丐在不自觉的运用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所运用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以及宏观层面的“信任”与“规范”。其中“信任”指标包括亲缘、地缘和业缘/学缘信任、一般信任和政治信任;“规范”指标包括体现社会规范的公民责任感和公民义务感以及志愿精神。
二、 工具型职业乞丐的社会资本分析
（一）工具型职业乞丐社会网络分析
1. 以流浪乞讨亚文化为支撑的社会网络
从古至今，我国流浪乞讨文化源远流长，乞讨现象与乞讨文化自人类文明开始就已有之。虽然人们对于作为乞丐具有许多排斥与不齿。但是，乞丐这一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类人群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周德钧认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对乞讨现象始终保持着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即鄙夷、厌恶与怜悯、宽容共存。这在客观上使得乞讨亚文化得以存活。
2. 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
工具型职业乞丐多为有生理、心理等方面具有严重缺陷的群体，他们大多来自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相应的出现了一些危机，如在经济、教育、养老、医疗方面的问题，使他们认为自己在出卖尊严的前提下获得菲薄的收入，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值得尊敬的，关于“十年乞讨供儿女上大学”的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行为首先得到了来自家庭成员的默许甚至支持，有些甚至发展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职业乞讨家庭。除此之外，来自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还具有“生产”工具型职业乞丐的作用。由于贫困家庭无法承受养育儿女或赡养老人的压力，一些道德败坏的家庭看准了这些弱势群体作为“工具型职业乞丐”的“生产力”，他们采用遗弃、逐出家门，甚至“租用”的方式将家庭成员推向乞讨“市场”，将他们包装为职业乞丐，在社会上讨要钱财。在“丐头”获得利益的基础上，每年给予他们一定的“分红”。家庭成员受到利益的驱使，且认为其成本远远小于付出，因此，符合“条件”的职业乞丐不断被创造出来。
3. 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
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网络以“工具理性”为指导，将这些潜在的职业乞丐推向市场之后，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是将工具型职业乞丐身份“正规化”的重要条件。路学仁在研究中发现：许多结伙乞讨，结伴居住的乞丐往往来源于同一乡镇、同一个村庄。凤阳、蒙城、阜阳，都有著名的讨饭乡。安徽宫小村被网民称为“中国乞丐第一村”。我国以此种现象出现的情况不在少数，以地缘为条件的社会支持网络已经成为工具型职业乞丐“入行”的重要条件。
（二）工具型职业乞丐社会资本的“信任”体系
1. 一般信任
陈微结合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在《“社会资本”的中国化定量测量研究》一书中将一般信任指标分为对外地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工具型职业乞丐为了创造更多的机会，会不断变更乞讨地点，流动的地点带来匿名程度的提高，致使工具型职业乞丐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作为“边缘人”存在。这样的情形迎合了施与者对于陌生人和外来人的信任，更容易激发他们的怜悯与同情之心。这在客观上为工具型职业乞丐继续生存提供了保证。
2. 政治信任
在有关“信任”的测量指标中，公民的政治信任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在工具型职业乞丐的范畴上，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工具型职业乞丐对于国家关于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办法的政治信任。自我国救助管理办法颁布以后，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问题遭遇瓶颈，新政策区别于以前的强制性和粗暴性，更加侧重救助的自愿性并且展示出人文性。许多不愿意接受一次性救助的职业乞丐都不会主动选择救助站，而且他们对国家政策足够的信任，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存状态，正处于“灰色”区域，制度关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尚且缺乏有效的治理方案。这样的制度信任也促使他们能够坚持工具型职业乞丐的道路。
（三）工具型职业乞丐社会资本的“规范”体系
陈微结合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将“规范”指标界定为公民责任感和义务感以及志愿精神。在“规范”指标中，工具型职业乞丐较多运用的是“志愿精神”。
公民的志愿精神是指，公民总会帮助比自己境况差的人。乞讨者在乞讨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缺陷展现出来，激起公民的志愿精神。工具型职业乞丐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公民的志愿精神促使公民在规范自己的行为时较多的选择给予乞讨人员以资助，而较少的考虑这些乞丐的具体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工具型职业乞丐在不自觉的运用公民的志愿精神来使自己获得收入。
三、 关于“工具型”职业乞丐社会资本的作用
许多学者在界定“社会资本”概念时，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侧重社会资本对参照对象带来的积极意义。此外，部分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方面，认为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表现为以下几点：1，排斥“外人”;2，群体目标如果是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将对社会产生危害。此外，晋军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封闭性。而关于工具型职业乞丐的社会资本，虽然能让他们部分摆脱贫困的困扰，但是也同时让他们受到严重的污名的侵害。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污名带来的社会排斥
乞丐在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同时，也被社会赋予污名。这一群体往往与贫困、偷盗联系在一起，致使乞丐的人身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他们在背负污名的同时，也在不自觉的接受社会给予的污名，甚至运用这些污名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2. 封闭的环境致使工具型职业乞丐难以冲破藩篱
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工具型职业乞丐只有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使自己的处境相对改善，封闭的环境和固化的阶层使得他们无法冲破自身的藩篱，为自己的成长寻找更好的社会资本。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形式和网络结构使得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社会资本圈内生长。
3. 理驱动工具型职业乞丐越轨
工具型职业乞丐一般从“丐头”处获得收益。当目前的生活状态不能够满足其生活状态时，工具型职业乞丐可能会选择运用不正当的方式进行乞讨，严重的会形成乞讨团伙，甚至做出越轨行为。
归根结底，工具型职业乞丐的现实状态是由这一群体的贫困现状以及社会福利的不健全造成的。
四、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探索改善工具型职业乞丐生活现状的途径
目前，关于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路学仁提供了从家庭层面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的方式，提出让家庭担负起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责任;郑功成指出国外乞丐职业化选择;蔡艺生指出的解决方案包括发展生产、提高保障水平、发展慈善事业、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加大对犯罪乞讨的打击力度等策略。陈微根据乞讨者的不同类型进行具体分化，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策略。可是，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其解决途径的相对较少。本文将在此层次上进行探索，进行社会资本的优化整合。
工具型职业乞丐的生活处境与其此时的社会资本有关。引入新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结构的优化整合。具体资本取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成员及代际之间的社会资本整合
工具型职业乞丐一般具有身体上的残疾或疾病，他们丧失劳动能力。此时，来自家庭成员和代际之间的经济和精神支持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家庭不能提供充分的支持，就需要制度的介入。
2. 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优化
工具型职业乞丐大多来自贫困的农村，他们并不一定全部享有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此时，将工具型职业乞丐的身份认定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的测量层次和规章细则又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3. 社会资本文化层面的重新塑造
工具型职业乞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与示范和模仿效应密不可分。此时，在农村树立一种健康向上的致富体系显得尤其重要。而最为可行的方法就是在加强教育，树立村民正确的致富观念的同时，让农民能够切实的找到具体的方法解决贫困问题，从根本上铲除工具型职业乞丐不健康的地缘信任。
4. 民间专业帮扶机构的建立及其与政府的联系
有学者指出慈善机构的创建对于工具型职业乞丐的重要意义。比较重要的是这些机构的专业能力和运作程序以及面对乞讨人员的复杂性，其应该提高与政府进行协作的能力。可以采取的路径是运用访谈的方法对乞讨人员的类型进行收集分类，在此基础之上，针对不同的种类采取不同的措施。
五、 小结
工具型职业乞丐的问题不仅仅是某种弱势群体的问题，它与社会变迁，社会福利都有密切的关系。流浪乞讨者之所以将其作为一种职业，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流浪乞讨人员逐步减少，但是对工具型职业乞丐的关注以及这一群体背后蕴含的原因和可能解决的措施也应该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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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方都市报，2003，9，16.以及新浪网“广东视线”栏目为此展开专项讨论：“如此乞讨，你赞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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