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9 09:01:57
【关键词】孟子；梁襄王；民本思想；仁政
孟子在各诸侯国国君面前始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直言不讳中折射出他的真性情，他曾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特别是对那些情不投意不合的国君，批评起来一针见血，丝毫不留情面。
他初次见梁惠王，梁惠王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当场就反驳道：“王何必日利。”他对梁惠王一开金口就谈利十分不满，接着又说道：“亦有仁义而己矣。”孟子的言外之意是，要想国家强盛，只要有仁义就行了。
无独有偶，与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见面后，孟子对这位国君也是嗤之以鼻，交谈后一出来就对人感叹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句，许多资料上翻译为：远远望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看不见有什么可敬畏的。对于译句中的“敬畏”，有些资料上还补注，“意思是没有威严的仪表”。
为什么梁襄王不像一个国君，从这些资料中似乎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没有国君应有的威严。一些资料书由“卒然问之日”之“卒然”，认为是梁襄王缺乏沉稳威严的国君气度，言下之意是梁襄王像个胸无城府遇事惊慌失措的市井小民。
这样的理解很值得商榷，笔者分析为以下两点：
首先，“威严的仪表”是不是做国君的必备条件我们先搁置不论，我们的疑问是，“威严的仪表”是孟子衡量国君的一根标尺吗？
众所周知，孟子对一个国君最看重的是是否施行仁政，是否有民本思想。他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这样看来，仁政措施、民本思想才是孟子考查国君像不像国君的重要标尺。
其次，如果孟子单凭简单的观望（“望之”“就之”），只凭外在的仪表、举止动作来评判一个人，即使是评判普通人都难免武断，“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更何况评判一国之君？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孟子说梁襄王“不似人君”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不够沉稳的动作“卒然”，也不是外在的没有“威严的仪表”，而在于他思想深处的无所畏惧。
追根究底，问题的症结出在“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的翻译。单纯从语法的角度，“所畏”是“所”字加动词“畏”构成名词性短语，既可以翻译成“敬畏的地方”，也可以翻译成“害怕的地方”，一种是“梁襄王没什么让人敬畏的”，一种是“梁襄王对什么都不怕”。二者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认为该句不应该翻译成“走近他，看不见有什么可敬畏的（没有威严的仪表）”；而应该是“走近他，没看出他有什么惧怕”。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梁襄王不像人君不在于他没有让人敬畏的威严仪表，而是孟子通过与他交谈，没有看到（听到）他有所畏惧。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大胆设想，由于他在言谈中表现出无所畏惧，尤其对百姓无所畏，让孟子打骨子里反感，孟子才有“不似人君”的评判。
笔者如此推断的理由如下：
首先，“望之不似”与“就之不见”语义各有偏重。“望”，是远观，只看到外在的容貌、形态、一举手一投足；“就”，是走近，走近的目的是在把远观没看清楚的地方看得更清楚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他的内心，通过交谈深层次地了解这个人的本质。所以严格说来，“望之不似人君”与“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句，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因为“不见所畏”，就有“不似人君”的结论。这两句是并列关系，通过远观和近察，发现梁襄王无论是外在容貌、形态、举手投足，还是内在的思想品德，都不像个国君。
其次，儒家主张君子应“有所畏”，比如《论语》里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虽然此处的君子不一定就是国君，但国君应该是像君子这样的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加之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可孟子从与梁襄王言谈中，发现他无所畏，什么都不怕，不怕征战不怕杀伐，不尊重人的生命，杀人无所畏惧，与孟子心目中理想的行仁政国君相去甚远，于是有如此感叹。
再次，当梁襄王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梁襄王很意外，立即追问谁能归附这样的国君呢。从梁襄王的两个问句不难看出，他对不靠武力统一天下感到意外，对不靠武力又能得到百姓拥戴更是意外。在他的头脑中，国家安定统一，有武力就足够了，统一国家靠武力，征服百姓也靠武力。梁襄王的这两问，不仅证明孟子“夫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的判断正确，又证明梁襄王的确是嗜杀者。
那么,人言真有那么可畏吗?的确,无数事例证实了这一点。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因人言或罢官免职,或获罪坐牢,或纷争不断,其中不乏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恨终生的……而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自杀,更使这四个字,浓墨重彩,“名扬天下”,让人至今想起、谈起,依然愤慨、惋惜不已……
那区区人言,怎么那么厉害,能置人于死地呢?这是由人言的特点决定的。人言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在说,都在“指指戳戳”……你想打官司,讨回公道,却找不到主儿,这就是人言的可畏之处。世界上有很多能给人以伤害的事,诸如杀人放火、掳掠抢劫,乃至小偷小摸等,但那都是“冤有头,债有主”,换句话说,都有具体的人存在,因而比较容易锁定目标,进行追索、惩处。但这人言,无论你有多大能耐,也找不到“主儿”,因而你除了忍受,还是忍受……而到了忍无可忍之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为了自己或家人的名誉、脸面,人就难免会做傻事,由此失足,滑入泥淖,甚至坠入深渊……而那会儿,还会有“人言”──或是“看,说得没错吧”;或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或是“唉,何必呢,真可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人言,就像迷雾弥漫在四周,就像乌云笼罩着心头,让人满心是气恼、憋屈、压抑,却有苦难言,有冤无处诉……那是不是就拿它没办法呢?也不是。展示事实,或者干脆沉默、忍耐,都是对付人言的好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言从本质上说,就是嫉妒、卑劣、无聊等的“乌合”,是阴暗心理在作祟,所以看似无比强大,实际非常虚弱……人言的迷雾、乌云,再浓重,遮天蔽日,也挡不住事实的阳光,也总会有消散的时日;人言无论多么污浊、多么刻毒,也经不住时间的流水,一天天地分解、冲淡,终于风平浪静,清者自清……认知了这些,或者说看透了人言的本质,我们就能理解──人言虽然很难缠、很厉害,但其实并不可畏。
是的,人言并不可畏。只要我们洒脱一些,把诸如面子之类看得淡一些;只要我们坚强一些,抬起头,挺起胸,走自己的路,任别人说……那么,人言自然也就“溃不成军”,没有什么可畏的了。
我们缩小范围，单赏君子与小人对举句，便觉得津津有味，韵味无穷。寻遍整部《论语》，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对举句，竟达16处之多。
1.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团结但是不搞帮派，小人搞帮派，但是不团结）
这句话主要理解好两个字：周、比。“周”是“团结、合群”的意思；“比”是“勾结、搞帮派”的意思。孔子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点之一，就是小人结党营私，与人相勾结，不能与大多数人融洽相处；而君子则不同，他胸怀广阔，与众人和谐相处，从不与人相勾结，这种思想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2.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思念的是道德，小人思念的是乡土；君子想的是法制，小人想的是恩惠）
这句话主要理解三个字：怀、土、刑。“怀”是“思念”；“土”是“乡土”；“刑”是“法制惩罚”。这句话是说，君子与小人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格形态，认为君子有高尚的道德，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情，而小人则只知道思恋乡土、小恩小惠，考虑的只有个人和家庭的生计。这也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
“喻”即“明白、知晓、领悟”。这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句话，广为人知。这句话明确地提出了“义利”的问题。孔子认为，“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他的“义”，指服从等级秩序的道德。一个人，如果他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就会犯上作乱，破坏等级秩序，所以，孔子把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视为小人。这种观点经过后代儒家的发展，就变成“义”与“利”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义利”观了。
4.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心胸宽广，能够包容别人；小人爱斤斤计较，心胸狭窄）
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应当有宽广的胸怀，可以容忍别人，容纳各种事情，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心胸狭窄，与人为难，与己为难，时常忧愁，局促不安，就不可能成为君子。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名言。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悬于室中，以激励自己。
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通常成全他人的好事，不破坏别人的事，而小人却与之完全相反）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主张，换句话说，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而小人却与君子做的完全相反。
6.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的德行就像风，百姓的德行就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跟着向哪边倒）
此句中的“小人”，可以理解为“老百姓”的意思，不一定就是无德之人。君子用“德风”去影响、改造民风，让民风也变得好起来。以德化人，才是真正的教化。
7.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
“和”即“和谐、协调”，“同”即“同流合污”。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这虽是就处事为人而言的，其实，在所有的问题上，往往都能体现出“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区别。“和而不同”显示出孔子思想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
8.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泰然自若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泰然自若）
“泰”即“坦然、安静”，“骄”即“骄傲、傲慢、自满”。君子总是泰然、坦然，神情自若；小人总是骄躁、傲慢。此句和上面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十分相似，意境所指都差不多。
9.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
仁德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品德，连君子都不一定人人具有，更何况小人呢？换句话说就是，小人是根本达不到具有仁德这样的境界的。
10.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向上，通达仁义；小人向下，追求名利）
什么是“上达”和“下达”呢？有两种理解，一是上达于道，即仁德明智，下达于器，即工农商各行各业；二是上达长进向上，日近乎高明；下达是沉沦向下，日近乎污下。可见，君子和小人的行为是一上一下，截然相反的。
11.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安守穷困，小人穷困便会胡作非为）
君子处境不好，处于困境之中，仍然会洁身自好，会保持高尚的节操；而小人如果让他处于这种困境中，就会不择手段，就会胡作非为。君子和小人，真是否泰如天地。
12.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要求的是自己，小人要求的是别人）
在对己与对人的问题上，君子和小人，也是相反的。君子往往严格要求自己，首先从自己做起，查找自身的问题；而小人则往往放任自己，眼睛向外，只盯着别人。
13.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君子不能让他们做那些小事，但可以让他们承担重大的使命。小人不能让他们承担重大的使命，但可以让他们做那些小事）
此句中的“小知”是做小事之意。重大使命，是绝对不能让小人去承担的，小人充其量也只能做做小事情而已。
14.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德行高的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得天命而无敬畏，轻佻地对待地位高、德行高的人，轻侮圣人之言）
三畏三不畏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尺。我们说，有所畏惧，才会谨言慎行，而无所畏惧，就有可能会胡作非为。
15.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君子学了道，就能惠爱百姓；小人学了道，就容易役使百姓）
这句话说明了“道”的重要性。“道”不仅能够改变君子，同样也能够改造小人。不学“道”的小人，很难使唤，而学了“道”的小人，就容易使唤了。
16.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偷盗）
孔子认为，能够不顾一切地维护“义”（正义、道义）的人才算是勇敢的，这其中，能因为不义而感到羞愧的，也算是勇敢，即“知耻为勇”。一个人的勇敢如果不是为了维护正义，那就是匹夫之勇，是不值得尊敬的，因为那样的勇敢只能是一种暴力，一种违法乱纪的野蛮行为。用自己的勇气去偷去抢，那不是真正的勇士，是对别人生命和自己生命的一种糟蹋。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在面临贫困和苦难时，始终坚守“义”，不会因环境的影响而动摇。
除了以上所说的16句“君子”与“小人”对举句外，《论语》中还单独多次提及过“小人”。诸如“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小人之过也必文”等。
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司马光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朱熹说：“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方孝孺说：“君子之为利，利人；小人之为利，利已。”……
关键词：施韦泽；《文化哲学》；敬畏生命；生态文明?
abstract: ?philosophy of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and ethic works by schweitzer. it is the best material for chines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schweitzer's ethical ?thinking? of reverence for life, and to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philosophy of cultu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al philosophy is cultural criticism, while its conclusion is ethics which emphasizes reverence for life. the turning and stepping to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east in his thinking makes his ethics theory, although without direct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a pioneer of modern “eco?ethics revolution”, and thus become one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chweitzer; ?philosophy of culture?; reverence for lif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自从《敬畏生命》[1]和《对生命的敬畏》[2]翻译成中文之后，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作为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了。此外，由于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施韦泽也被我国许多学者视作当代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的先驱之一。当然，《敬畏生命》和《对生命的敬畏》毕竟只是施韦泽论述其生平和思想的言论集，而不是完整的学术专著。虽然就一般读者了解“敬畏生命”的基本思想而言，可以说是足够了，但是，如果要对“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就需要阅读更多的相关文献。?
令人欣慰的是，《文化哲学》中文本的出版，使我国学者就能够基于更完整的资料，去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在当代生态伦理学中的地位。鉴于此，为了便于广大读者的相关研究，作为《文化哲学》的译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做一概括和分析。
一、文化衰落与文化重建
《文化哲学》初版于1923年，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包括其关于写作《文化哲学》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此外，《文化哲学》的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只留下了手稿，于1999年和2000年作为遗著出版。原来计划的第4卷《文化国家》则没有写成。就篇幅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比《文化哲学》多得多；但就系统性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则远远不如《文化哲学》，它只是手稿的汇编。由此可见，《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作。而且，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因而，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特别是其敬畏生命伦理学，这是一部可靠的、不可忽视的基本著作。?
从《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来看，第1卷共5章，它首先指出西方文化正处于“衰落的征兆之中”，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是其典型现象；接着分析19和20世纪之交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包括“哲学对文化衰落的责任”和西方“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两个方面。然后，施韦泽阐发了关于“文化的伦理本质” 和“文化的再生之路”的基本点： “如果伦理是文化的建构性要素，那么只要伦理的动能重新在我们用以塑造现实的信念和观念中起作用，衰落就会转变为兴起。”[3］76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这一思想时，施韦泽批判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观点，并由此提出了西方文化复兴和重建的途径：由于“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 “从而，我们时代的重建必须以世界观的重建开始”，即要论证一种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
《文化哲学》第2卷的篇幅较多，包括前言和22章，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言和前4章在扼要地分析了“文化危机及其精神原因”之后，再次强调：“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提出一种令人确信的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会制止正在加剧中的文化衰落，而重新达到真正的和富有活力的文化。” [3］119此外，施韦泽对“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所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了阐释，其基本思想是，虽然西方思想探寻过深刻和全面的文化只能从其中产生的世界观，但对于肯定世界和生命、伦理的世界观，它并不能够基于思想令人确信地、持续地做出论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思想为了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采取了从世界观推论出生命观的路径，但这是错误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是要放弃对世界进行乐观主义的解释，承认世界观和生命观、认识和意志的二元论：“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中的意志超越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生命观的决定者不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之中的意志的决定性。……敬畏生命是我的生命意志最直接和最深刻的作为。” [3］106-107?
基于伦理问题就是在思想中被论证的道德原则问题，我们要有作为思想必然的、明白清晰的原则伦理学的观点。在5-16章中，施韦泽概括了西方探寻世界观努力的悲剧性过程，历经公元前7世纪至20世纪，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西方思想史的成败，得出了历史性的结论：“基于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的信仰，近代有力地推进了文化。然而，由于思想并不能够证明这种世界观在事物的本质之中有其根据，因此我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无世界观之中，陷入了悲观主义和伦理的无信念之中，并由此而开始崩溃。” [3］272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里既体现了施韦泽研究伦理和宗教问题的系统化“天性”，又为其相应的论证奠定了学说史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在总结了西方探寻世界观努力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17-22章中，施韦泽放弃了“在世界的意义中把握生命的意义”的传统做法，提出了一条“新路”，“思想应该做两件事情：引导我们从天真地肯定世界和生命达到深刻地肯定世界和生命，使我们从伦理的冲动达到思想必然的伦理”[3］279。并且对敬畏生命的伦理及其文化动能做了基本的规定：抛弃欧洲思想关于“伦理原本只与人对人、人对社会的行为相关”的教条，倡导奉献不能够只限于人和社会，而且也应该指向出现在世界之中的所有生命。自我完善伦理对存在的精神和内在的奉献不应指向抽象的存在总体，而应指向真实的存在。伦理就是扩展为无限的对所有生命的责任，敬畏生命的关键在于行动的意愿，它使各种伦理观念成为一个整体。敬畏生命始终是对一切伦理文化理想的思考，对一切种类的进步都感兴趣，并且能够把这些付诸?实施。?
二、文化批判与敬畏生命
在对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之后，应该说就可以探讨“《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了。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文化哲学》毕竟首先是一部关于一般“文化问题”的著作，它怎么能和兴起于半个世纪之后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联系起来呢？这就涉及对施韦泽的文化哲学和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发生背景、思想指向等的理解。例如，弗洛姆就这么说过，“阿尔贝特•施韦泽和阿尔贝特 •爱因斯坦，也许是最了解西方文化智力发展的最高成就及道德传统的人” [4]， “施韦泽是位神学家，也是位哲学家，他提出‘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思想是其伦理学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另外一点，即施韦泽还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关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和普遍幸福的虚伪神话。他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实践使人的社会没落”[5]。那么，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发生背景及其思想指向，特别是他的文化批判和敬畏生命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一般说来，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背景，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学术背景来看，施韦泽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时，文化哲学正是当时德国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施韦泽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施韦泽研究文化哲学的最重要推动力还是来自当时的社会生活。在欧洲19世纪末期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中，施韦泽就预感到了西方文化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他认识到其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他的《文化哲学》，“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文化的灾难既已降临，那么对其十分显而易见根源的考察是为了什么呢？”[3］25这样，施韦泽就规定了自己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探讨当时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寻找西方文化重建或再生的道路。?
施韦泽的文化批判强调，西方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就像一艘不断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轮船，已经失去控制并走向毁灭。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观念，施韦泽认为西方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是思想的失灵。其次，西方文化衰落还出自精神和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障碍，它们导致了现代人的不自由、过分繁忙和精神涣散、不完整性和非人道性、精神和伦理的不独立性等。至于这种状况的出现，施韦泽强调，除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兴起导致了德国思辨哲学的衰落之外，?19世纪的欧洲哲学对此负有大部分责任。施韦泽说：“自19世纪中期起，哲学就不去承担它的任务，去探讨伦理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宇宙的关系和自觉地论证文化信念，而是日益消失在非基本的问题之中。它使天然存在的大量探索性思想停滞和凋谢，使自身成为只是一门关于哲学史的学科，企图从自然科学史中概括出一种世界观。” [3］33这样，施韦泽就不仅分析了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而且也同提出了对文化哲学使命的理解，即深刻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意义和善的本质等基本问题。?
因此，施韦泽得出了其文化哲学的结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伦理不问是这种生命还是那种生命有否价值，是否应该加以保存和促进。生命本身就神秘地具有我在思想和行动中应该敬畏的价值。所有理性主义，如果它不断深化的话，就归结于神秘主义。”[3］37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如果说，以同情心和责任感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敏感，对西方物质主义文化的批判，反对核武器对生命的威胁，是敬畏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表达了它的社会内容，而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实现生命意志的休戚与共是它的理论内涵,那么，从有限伦理到无限伦理的发展，扬弃以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对立为基础的近代欧洲伦理学，则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的地位：当代生命和生态伦理学的先驱。由此可见，弗洛姆提出的人们更重视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而对其“文化批判”有所忽视的问题，虽然有助于人们更重视施韦泽文化和社会批判思想的独立和特殊价值，但主要涉及的还是人们对其思想关注的焦点；至于就施韦泽本人的思想而言，它们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即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施韦泽的《文化哲学》与当代生态文明联系起来。
三、《文化哲学》和生态文明
由于其创立了“敬畏生命伦理学”，施韦泽作为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文明的先驱，这一点是得到了西方思想界公认的。如美国的蕾切尔•卡逊女士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就是题献给施韦泽的。同样，我国学者卢风等也充分肯定了施韦泽为环境伦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卡逊是施韦泽的崇拜者。有评论者说，施韦泽敬畏生命的原则‘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显现在蕾切尔•卡逊所写的每一本书中’。”[6］75但问题还在于，在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时，毕竟不同于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施韦泽考虑的主要是为重建西方文化创立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问题。那么，这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又是如何会成为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开创性思想的呢？这就涉及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发展和转折问题。而从施韦泽本人的论著来看，《文化哲学》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相关研究的最好材料。?
就施韦泽思想理论的背景而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已如上所概括；而就其与当代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的关系而言，更要考察它与由阿图尔•叔本华开创的、经弗里德里希•尼采等发展的德国生命哲学传统的关系。毋庸讳言，对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我国哲学界过去主要是从“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等角度加以批判的，但是对其“生命哲学”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及其与东方思想的关系，则没有予以必要的分析。而德国思想界的理解则有所不同，它更重视叔本华对欧洲传统伦理学的超越：“叔本华的伦理学建立在他提出的‘意志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对他来说，痛苦是世界上的基本状态，……道德行为的目的是摆脱痛苦。道德行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同情心。同情心抵消了自我意识形成时带来的痛苦，使自我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感受，进而重新达到生命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包括动物在内，把伦理学建立在人与动物的统一，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分别的基础上，这在欧洲近代哲学家中凤毛麟角，他就是其中之一。”[7] ?
笔者认为，这一引证表明，无论在论证形式还是在实质价值方面，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都给予了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以巨大的影响。在《文化哲学》的许多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类似叔本华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一点，施韦泽本人也很坦率地予以承认：“如果我的哲学被认为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综合，那么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和叔本华的共同之处在于：敬畏生命的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的任何解释，把人置于一种神秘的、充满痛苦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一切有前景的思想必须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综合。” [3］37他还认为，在西方思想中，叔本华是第一个一贯地否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学家。激发他形成这一观点的动因是19世纪初期开始在欧洲流行的印度哲学。从而，叔本华影响的实质在于，由于受到印度悲观主义思想的启示，叔本华使施韦泽进一步摆脱了欧洲思想传统的束缚，特别是近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的束缚，重新思考人和生命以至于整个自然的关系。?
此外，构成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基础的，还有斯宾诺莎和歌德的“自然哲学”。但是，为阐明《文化哲学》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我们还是更应关注叔本华对施韦泽的影响。因为，正是叔本华促使施韦泽思想转向东方。当然，与叔本华相比，施韦泽的视野更加宽广，他超越了叔本华局限于印度的悲观主义，更重视中国古典的哲学—伦理学思想。“肯定世界和生命问题本身，以及其与伦理的关系，它们在中国思想中得到了最为基本和广泛的关注。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以及可以说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思想家：我们西方思想探寻的世界观问题，在他们那里以一种陌生的、但吸引人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3］104这样，施韦泽就实现了西方思想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远东思想之间的交锋。关于这一点，德国研究施韦泽的专家克劳斯•京茨勒教授认为，与施韦泽的方法相比，德国的现象学和价值论则缺乏如此深刻的根源和宏伟的气魄。笔者认为，正是《文化哲学》的这种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伦理学革命”的先声，“（1）在认识和实践中将道德共同体由人类社会扩及生物界或整个生态系统；（2）在伦理学理论上突破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6］ 90，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
参考文献：?
［1］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198.?
［5］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71.?
［6］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慎独”与“敬畏”,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它表现为不断地自省自律,经常地担心忧虑,时刻地严肃认真,适时地免错纠错。它是人们内心发出的、对一切神圣的事物尊敬而不敢逾越界限的谨言慎行。人之所以成为人而摆脱了动物的某些自然“本能”,是因为人懂得“慎独”与“敬畏”;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而摆脱了动物的某些群类“龌龊”,也是因为人懂得“慎独”与“敬畏”。可以说,“慎独”与“敬畏”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就文明的“基因”和“密码”。但这种基因,并非是所有人都被遗传;这种密码,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掌握。“慎独”与“敬畏”虽为人类所特有,但未必是人人都具有;同时,人人具备“慎独”之行与“敬畏”之心,既是社会文明所要努力的目标,也是每个成员个体所应达成的方向。一些圣贤先哲极力推崇“慎独”、倡议“敬畏”,便是瞄准了社会所需,同时也是洞察了人性难以克服的自身“劣根”。
为师者更需“慎独”。作为一种规范性组织中的角色,教师更多地带有“表现性”,少有“功利性”,更多地被赋予了“高尚”的特色,少有“索取”的特点,这也许不是人们对教师的苛求,而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所有时代必须对教师职业形象提出的标准。因这种外在客观的标准存在,教师个体的“公域”和“私域”就很难做出明显的划分。如此以来,一位教师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堂外,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无论是家里还是家外,都必须注重自己的师表形象,不容有半点马虎,否则即可能从负面影响到学生的“心灵世界”,遭人诟病。故而可见,“表现”、“奉献”、“私域”的“公域化”,都要求教师应将个人职业的德行元素予以内化,成为一种德行自觉,而这种内化的实质即是“慎独”。不光在公共场合体现出职业形象,而且在“你知、我知”处乃至“无人知道”处“清心寡欲”。但不幸的是,由于职业德行元素内化的艰难性,一些教师一时难以找到应有的心理平衡,过多地以“教师也是人”为挡箭牌,放纵作为“人”的私心杂念,借以克服所谓的职业尴尬和所谓的“权利”困顿。于是一些教师居然突破“游戏规则”,把自己的兴奋点由“职业内”转到“职业外”,由“学校内”转到“学校外”,热心于“课外辅导”、“有偿家教”、“开办小班”甚至“做项目”、“搞咨询”、“开公司”等等,践踏了个人尊严,影响了群体形象,真真切切地遭到了鄙夷和唾弃。无“慎独”之意,缺乏应有的自省自查自律,恐怕当是遭受鄙夷和唾弃的主因。
为师者尤需“敬畏”。二百多年前的哲学家康德在其专著《实践理性批判》里曾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话被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200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总理题为《仰望星空》的一首诗,其中咏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为什么学富五车令后生晚辈们望之生畏的哲学家还要有所敬畏?为什么德隆望尊令国人景仰的政治家还要有所敬畏?也许答案就在他们的话语中。因为与历史规律的坚韧相比,与大自然的博大相比,与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相比,一个人的能力和成就终归是渺小的、微薄的,特别是与“道德法则”和“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相比,自己做得太少,甚至说永远不够。正是这种心存的“敬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是在不断地看到希望。常言说“无知者无畏”,我们说有知者、德深业厚者,越发懂得心存“敬畏”,越发能够不断地成就自我、完善自我。教师作为一种“传道授业解惑”,成就人类灵魂的职业,无疑具有崇高性、神圣性,这是一种非常客观的定义,绝非是故意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奉上的一顶好看的“花帽”。头顶如此桂冠的教师,怎可不对职业心存敬畏?面对着千家万户,面对着万千学子,教师又怎可不对服务对象心存敬畏?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社会群体,教师又怎能不懂得对历史文化的敬畏?然而可悲的是,如今有一些教师在金钱、享乐与知识、清贫的现实博弈中,盲目了自己的视野,混淆了自己的视线,迷离在不知何为“敬畏”的荒漠滩涂,可惜可叹。为人所敬畏者,己必先有所敬畏。离开了对“法则”、“纲常”的敬畏,即使是帝王将相,也将失去他人发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更无所谓师长大人之流。
慎独者,或似“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或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之境;敬畏者,或可“心身有所正,言有所规,纠有所止”。为官为政,为医为术,为师为学,岂可不追求与“旷达”同步的“慎独”,岂可不追求与“无畏”同轨的“敬畏”?人于天地之间,均有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天性,而“慎独”之行与“敬畏”之心,尤当作为为师者修身养性的强韧双翼。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2000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2000年的宝座。直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论语》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时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进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论语》从此埋没人间。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又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怀着这些疑问，我漫步于《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是“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这种思想体现了当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对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始终保持中立。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能使一个民族沉睡，古代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体现了儒家学派的软弱性。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论语》花了相当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与小人相差甚远。说过：“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可见君子的物质生活是那么的悲惨!
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尊重朝廷贵族，“不犯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当作“人”的标准：“仁者，人也。”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纵然，《论语》经历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在的思想，但是它毕竟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永远不会过期，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让《论语》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总之，《论语》是我们必读之经典，我受它的感化甚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学习，做有智慧的人。《论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时而学习之，不亦说乎”。这告诉我们对学习的一种追求，一种态度和一种境界。作为一名公务人员，需要时时更新知识结构，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要把学习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就需要我们正确面对学习。学习要持之以恒，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是一种对待学习的态度。学习要注重修身，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去把握，通过学习来修身养性、培育清廉、塑造人格、增智立德，这是一种学习的境界。学习要善于思考，不断提升学习效果，促进学习成果的转化，为我们的工作生活需要服务，这是学习一种方法和目的。
二是要追求，做有精神的人。同志有名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其言简意赅，言约旨远。这个“精神”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不甘平庸的品节。从，感触很深就是一种精神追求、精神气概、精神品格和精神境界。从他们身上，我感悟到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品格，感悟到持之以恒、治学严谨、兼容并包、不拘一格、执着追求、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要有“坚持”的精神追求，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好学习创新，这是我们做为本职工作的坚实基础；要有“包容”的精神境界，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对待工作，团结协作、和谐共处、共谋发展，这是我们做为本职工作的坚强保障；要有“律已”的精神品节，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正廉洁，不谋私利，这是我们做为本职工作的价值所在；要有“厚德”的精神气概，以德服人，厚德载物，这是我们做为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是要敬畏，做有修养的人。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有敬畏心的人，把自己放得相对较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敬畏不是道德标准，是人的自我修养。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一名公务员，我们要敬畏法律，才能依法行政；要敬畏制度，才能约束自己；要敬畏历史，才能经得起检验；要敬畏百姓，才能服务人民；要敬畏腐败，才能廉洁自律。只有懂得敬畏，才能摧生动力、规范言行、懂得取舍、融洽左右、构建和谐、产生活力、取得效益。
四是要敬业，做有责任的人。敬业，体现了一种政治责任和党性要求我国自古就提倡敬业，孔子称之为“执事敬”，朱熹解释其为“专心致志，以事其业”。所谓“敬业’，就是用一种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其一，要爱岗。爱岗是敬业的前提，也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热爱本职，就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岗位工作，努力培养热爱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幸福感和荣誉感。培养兴趣，热爱工作，这是个人工作觉悟的体现，也只有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其二，要担责。子日：“敬其事而后其食。”“敬”就是“负责任”。敬业是一种行为，不能只停留于口头上，应体现于日常、具体的工作当中。对工作是否充满责任感，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是衡量敬业与否的标准，也是个人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一个人的贵任心越高，他的事业心就越强。对那些“
这本书基本上涵盖了他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改革的主要关切点。无论是对于民主法治进程的呼吁，或是对中国模式以及善治与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反映出中国改革已经行进到一个至为关键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改革能否继续前行的重要前提，就在于中国社会能否维持基本的改革共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的利益应当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在俞教授看来，敬畏民意，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要使政府的政策体现民意，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就需要发展起一整套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要使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成为民意的代表，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就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的选举制度、代表制度和罢免制度；要使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人，真正实现“权为民所有”，就需要发展起一系列捍卫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正因如此，俞教授指出，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
正如俞可平教授在书中所说：“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
《我用微软改变世界》
保罗・艾伦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1975年，两个从大学退学的男孩夜以继日地设计一款软件。其中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而另外一个则作为盖茨背后的男人，一直生活在盖茨的阴影里，其实，他的人生经历远比盖茨更为传奇和丰富。
《台湾地区政治研究》
王为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年8月
在台湾现行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对峙、对冲与妥协，它势必带有诸多历史演变的创击和政治博弈的印记。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对中国历史的传承，是中国政治变迁的一部分。
《秘书笔记》
杨承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
欺软怕恶
吴畏畏的前面坐着罗乔丹，罗乔丹最讨厌别人在她座位上走了，可偏偏吴畏畏就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瞧，吴畏畏又闯入“禁地”了，罗乔丹顺手抓起书，“啪啪啪”地重打在了吴畏畏身上，还一边大叫着：“看你还敢不敢！”吴畏畏不敢反抗，双手抱头，嬉皮笑脸地看着罗乔丹，轻言细语地连连说：“大姐，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罗乔丹见吴畏畏可怜巴巴的，放过了他。吴畏畏走出座位，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王亚莉在班上无官无职，又是新同学，找她发泄去。于是，便恶狠狠地踢了王亚莉一脚。唉，刚才还笑容可鞠，可现在……
嘴馋
看了这个小标题，如果不信，就来看看吴畏畏的身体。那水桶腰，棒子腿，一看就是贪吃惹来的。由于受了我班一号贪吃大王（吴畏畏是三号）曾书溢的影响，每次我有东西吃，他就嘟着嘴，装作可怜，有气无力地喊我：“曾——子——章。”我心想：遭了，他老毛病又犯了。我拔腿就跑，才避免了零食被洗劫一空的悲惨遭遇。
聪明
吴畏畏的脑瓜特别灵活，看来，他吃的东西全都吃进脑子里去了。什么解题假设法呀，地球引力论呀，（不是牛顿那个）都是他想出来的。上次，韦老师给我们讲一副关于岳飞的对联，问我们谁知道其中的故事。其他同学一脸茫然都说：“我不知道。”这时，吴畏畏转了转眼珠子，信心十足地举起了手，竟然完整地讲出了其中的典故，同学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问他为什么知道，他却说：“书看得多，聪明呗！”正是由于他的聪明，这几次期末考试，他的成绩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