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3 06:13:14
1、青春里拥有难以忘怀的篇目，也有不堪回首的章节。
2、过去美好的时光，真是让人难以忘怀，可惜，永远找不回来了。
3、烟花虽然一瞬即逝，但其短暂美，总教人难以忘怀及津津乐道。
4、难以忘怀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
5、在陶行知看来，每个儿童都是天才，他们一点不比我们成年人差，教师的任务就是要解放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他写的一首诗至今还令人难以忘怀。
6、童年的趣事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7、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它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场景。
8、走进故宫大殿，金碧辉煌的布置就映入眼帘，让我难以忘怀。
9、这个村庄三十年来的曲折经历使我的心情激荡，久久难以忘怀。
10、他的打拳的精神和激情使我无论在拳台上还是在拳台下都至今难以忘怀。
11、若数一下，只东本愿寺一座，()却一直难以忘怀。
12、童年是让人回味的美好回忆，童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妙时光，童年是充满欢乐的游乐园。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难以忘怀的景色，有些人喜欢早晨的晴空万里，也有人喜欢傍晚醉人的晚霞，而我却喜欢七月傍晚的天空。
七月，正值夏天，一天，我正坐在外婆家门前的空旷的地上，当我下意识地向上望时，灰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悠闲的白云，显得十分地与众不同。
虽然，它没有黄昏那样美丽的外表，也没有晚霞那样醉人的景色，但它正和我此时的心意不谋而合，看惯了五彩缤纷的世界的我，正需要它那种独有的灰蓝色来表示我内心的孤独，因此，我喜欢它，甚至我喜爱它。
这次，我看着远处被消极漆黑包住了的房屋它与天空相结合，更显出灰蓝天空那独有的美。
我爱那灰蓝色的天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当了一个亡国的君主。在牢狱里他凭窗而望，那一轮孤月，好似立一个被遗弃的孤客，立世而伫。有阵凉风吹过，掀起他阵阵回意。不知是本来牢中冰冷，还是本身的绝望，令他勾起了冷意，满目沧桑。那一幕我难以忘怀，他望着窗，看向那宫廷，昨日还是他的王朝，今昔改朝换代，凄楚的情，涌上心头，令人不堪回首。
潇潇潇湘雨，指渡一牧情。转过半世风华，姗姗来迟——夕阳漫光天穹，仿佛将吉兆缀入大地，镶上它的印记，最终释放琉璃。
——插语
他只身在牢中，整日整夜伴酒而歌，回顾从前的美好，他一介诗人，为何要做君主？他满腹诗文，却无治国之道，又沉溺于美色，国怎可不亡？如果他不是皇帝，也许会成会千古传颂的诗人，诗文也会流芳百世。走错了路，过错了道，结局也只能是一个“悲”。饮酒望月，无数凄迷……那一幕，望穿是非人间，永恒的画面，我难以忘怀。深院寂静，离人寂寞。怨只怨这碍身的狱，囚尽了所有，又一度“沉溺”。是哀国亡音。
秋水潺潺，枫叶残留，却也飘地倾覆一树满枝枯黄。刹那间的凋落，即辗黄土。
那一幕，我难以忘怀，他像透过天空，望断世俗争纷。我似乎明白了一切，生命、承诺都是一个梦，梦境是那么逼真得难以致信，不然我们又为什么会像瓷娃那么容易“碎”了。
风风雨雨，朝朝暮暮；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在不经意间，我走过了小学六年生涯。六年来，每一个欢笑，每一滴泪水，每一段故事，每一次经历，每一份感动……都使我难以忘怀。如今我们已告别母校，一股眷恋之情从我心底油然而生。
现在，我们已经毕业了，已从一名小学生变为一名初中生了。而那些小学时的快乐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想到这，我忽然觉得我应该去那个陪伴我们生活了六年的母校走走。
走进校门，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我孤独的身影。看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景物，心里不仅充满依恋，更多的还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位敬爱的老师，以及每一位可爱的同学的深深感激。
绿草如茵繁花似锦，苍松如翠。它们装点了我们这个可爱的校园。是它们每天都那么无私的愉悦我们的心情，陪伴我们努力学习，看着我们尽情玩耍，目送我们回家。恍惚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在草地中尽情玩耍的我们。那时的我们似乎不知道什么叫烦恼，永远做着无邪的梦，那欢快的笑声好像还在耳边回荡。
不知不觉，我来到了教室。看到熟悉的黑板、桌椅、日光灯，耳边仿佛响起一片琅琅的读书声。同学们个个昂首挺胸，神采飞扬，似乎谁读书声小点就像吃了败仗一样，个个激情澎湃。讲台上的老师微笑地看着我们，时而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时而又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敬爱的老师们，感谢你们，是你们让无知的我们一天天的增长着无穷的智慧，是你们亲手为我们亲爱的祖国点亮了希望！
那些所有的点点滴滴，你是不是都已经忘记了？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这些其实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说明了什么，还是一直以来，她们都在用同一种方式，在那些的时光当中，坐着不可舍弃的描述。
也许，不可否认，其实我一直都是个滥情的人。我说过太多的情话，留下太多的诺言，可是我不知道，这样的离别，算不算是一种报应？
也终于知道，不涉及利息牵扯的时候，你们可以永远做好朋友，一旦有了这些因素，立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
也许你们可以明白的。
一如既往的感觉，就好像现在一个样子。也行这样，大家早就已经习惯了，只是不愿意轻易说出口罢了。
或许，我们不应该说那么多违背良心的话，不管怎样，在自己的世界里经营着自己的事情，不必要跟别人说起，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吧。
如果也在这里。
如果也能看到你。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尚未开始的时候，参加中共七大后从延安回到山东，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在我任警卫班长期间，难以忘怀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
第一件事，首长哭了。
首长的喜怒哀乐直接影响着警卫班的情绪。1946年4月8日，新四军原军长叶挺乘飞机前往延安的途中不幸失事遇难。4月12日，消息传到华野，落泪了，看到首长流泪，我们都哭了。心情悲痛，只一味抽烟，不吃不喝，彻夜未眠。我一次次把饭端进去，却一次次又原封不动端出来，心中焦急万分，在屋外不停地抽烟。第二天，首长叫我准备纸笔。他奋笔疾书，写了首长诗，题目叫《哭叶军长希夷同志》：“四月十二日，惨淡天云暮。噩耗突飞来，将星从天堕。磐石压余心，几番疑电错。再四问消息，哀音牢不破……”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抗战初期，他从海外归来，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而任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因为这层关系，和叶挺有着深厚感情。
在诗中回忆叶挺事迹，越写越长，变成了白话诗。我还记得诗的结尾是：“我不信命运，故不言命运之悲惨；我不信天道，故不言天道之不公；我只说斗争需要你贡献雄才，我只说法西斯正待人民去葬埋。你之牺牲是革命长恨，人百其身赎不回。我只望你的遗风长存，化育无数后继之英才。”写到最后，首长站起身悲痛高呼：“将军之魂魄兮，归来，归来！”
二
就在我们尚未缓过悲痛的时候，罗炳辉将军病故了，欲哭无泪。这是我至今难忘的第二件事。
曾对我说，罗将军有头脑，有胆识，作战勇敢。1939年，军部调罗炳辉到江北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并任司令员，罗炳辉紧紧握着的手说：我宁愿一辈子做您的副手，也不想离开您！一再劝说，他才依依不舍地动身上路。
罗炳辉，云南彝良人，抗战期间曾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协助工作。1939年7月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1943年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在山东临沂县兰陵镇病逝。
两个月内，连续失去两位肩并肩、心连心的老战友，深深沉浸在悲痛之中。6月下旬，首长写下了《悼罗炳辉将军》：“四月八日事，历历在心目。何期君俎谢，我已无泪哭……恶魔正憨笑，吾党失众贤。大众何所惧，鏖战已百年……”最后，他奋笔疾书：“民主高北斗，胜利可预卜！”先是叶挺飞机失事，再是罗炳辉病故，真够这位中年汉子伤心的了，我能深深感受到首长悲痛的心情。
三
第三件事，就是如何对待“不会打仗”的质疑。
1946年夏天，淮北地区连降暴雨，河水陡涨，到处一片。率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冒雨前进，于7月25日到达淮北。当时，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连战连捷，决心在淮北打两场胜仗，借以改变淮北的局势。
到了7月底，陇海铁路两侧的嫡系主力突然增加到15个团，而的21个团兵力只能击溃敌人，但不能歼灭。他打算向灵璧、泗县转移，寻找桂系，先消灭他们的2个团，然后再进击津浦铁路的宿（州）蚌（埠）段。
华中局的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认为桂系是白崇禧经营的，很难歼灭，便于7月30日致电，让他改变主意去打嫡系。8月2日，认为桂系4个团分布灵璧、五河、泗县3处，散驻七八十里，可全歼，所以没有改变主意。
8月3日，见到要攻打泗县县城的电报后，觉得雨季作战条件不好，指示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不受损，总有机会歼敌，过急的意见不妥。次日，再次电告，你们手里有5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总可找到歼敌的机会。但已在8月2日下达了攻打泗县县城的命令，的电报未能让他改变决心。
八师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与九纵负责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到泗县城外侦查地势。他们见河水暴涨，城外壕沟水深2丈、宽5丈，形成天然屏障；泗县城门已修建了炮楼，城墙上每百米有一个火力点，四角各有碉堡，城外设有鹿寨。大家看过地形后，向上级建议等大炮运到后再攻打，但这个建议被拒绝了。
8月7日午夜，八师以5个营的兵力向泗县县城发起攻击，不到10分钟即突破北大门和西北门，攻入城内。但敌军顽强反扑。八师的火力没有优势，敌军占了上风，夺回了西北门。
8月9日，五河的敌军前来增援。城内八师战士与敌人拼杀，血流满地，河水为之染红。山东野战军领导决定停止攻击，把主力全部撤往睢宁地区休整。曾经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八师，在泗县战斗中虽然歼敌3000余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而且泗县县城未攻下，士气受损。
10月4日，给士气受挫的八师领导写了封信，大意是仗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团长不好，也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好，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错误，我应承担一切责任，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就在实事求是向八师指战员承认错误的那天，华中军区有领导人给党中央和发去了揭发不会打仗的电报，说不听建议，英雄思想作怪等，并提出建议。
当时，我被组织推荐到山东警官学校学习，那是中共创建的第一所警官学校。可能因为我当过警卫班长的缘故吧，组织上让我任第一期第一分队的队长。学习期间，我听到有人议论不会打仗，顿时火冒三丈，请求去探望首长。见到我，握着我的手鼓励我好好学习。正当我为首长抱屈时，他心情沉重地说：“我将来还是搞文化工作好了。”听到首长说出这样灰心的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后来听说在宿北战役中打了胜仗，我兴奋不已。再次前去探望时，首长心情也特别高兴，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道：“谁说我不会打仗！”听得我心里非常温暖。宿北战役是1946年12月中旬在宿迁北部粉碎军队进犯的一次重要战役，由和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歼灭六十九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2.1万人。我认为，因一次战斗没打好，就全盘否定一个人，说其不会打仗，这是不客观的。
学习结束，我离开了敬爱的首长，到临沂县公安局工作。1947年，组织上又把我调到滨海警备旅三团一营任连长。1947年2月底，我们旅与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我仍为连长。此时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我与首长见面的机会少了。1948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七、九、十三纵队与渤海纵队组成山东兵团，由许世友司令员、谭震林政委指挥，执行内线作战任务。我们连续参加了胶济路中西两段和津浦路中段的战斗，努力把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这时敌人固守青岛、济南等大中城市，支撑着山东残局。6月间，逼近泰安，该地守敌弃城北窜。6月20日，我军迅速向泰安南北地区扩大战果，先后攻占泰安、大汶口、曲阜和邹县（今邹城）等地，包围兖州。兖州战役由第七、十三纵队担任主攻，打了近一个月，于7月13日攻克兖州，将城内守军及突围的部队全部歼灭。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了。我们第七纵队和第十、十一纵队组成阻援兵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在侯集、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激战了几十个昼夜，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2月，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任司令员兼政委。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曾留任砀山范寨区区长、公安分局局长，后又调至华东局保卫科和三野政治部军法处工作。那时，已是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了。首长是个非常念旧的人，他叫我去上海，并要为我安排工作。可是，父母已经年迈，需要我照顾，我还是请求回到了家乡。1952年，我担任了砀山县人民委员会（即县政府）民政科科长。
四
第四件事，就是我任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科长期间，发生的砀山酥梨进京事件。
从上海市调入中央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出于尊敬和特殊的私人感情，1956年8月下旬，我给首长寄去家乡的特产水果――砀山酥梨。办公室收到后，立刻给我回信询问：“这梨是给陈副总理本人的，还是给国务院其他首长的？”说实话，我是寄给首长的。但是，经他们这么一问，我告诉他们，以陈副总理为主，其他首长也尝尝鲜。我是希望首长们都能吃到砀山酥梨，品尝酥梨的甘甜，通过首长们宣传一下砀山的特产。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但总理就是从那时候起，知道了砀山盛产酥梨。
1972年1月6日，病故了。消息公布后，我给张茜同志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首长的敬重和思念之情。
现在，我已到了晚年，经常会梦到我的老首长。
那是在七年级时，我和S因为别人的闲言碎语大吵了一架，经过几天的冷静，我们都反思了自己的行为，认为双方都有过错，所以在第三天晚上进入了寝室厕所，但一进去，那种紧张气氛就把我们包围了，谁都不知该怎么开口。“你怎么想的，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好吗？我们都需要改正。”这个问题打破了死寂的沉默，但说着说着，又吵了起来，门外的人都提醒我们小点声，又是一片安静……。。“和好吧，为这点事吵得惊天动地不值得，别再伤友情了，以后改就是了。”我们笑了，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和S拥抱在了一起，
那一夜，我们睡得很好。
这就是好朋友，她是你哭泣的肩膀，是照亮你前进的一盏灯，是你一生的财富。但，偶尔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自己主动去化解，这样，你们才不会疏远，反而越来越好。人生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挫折，在尝到成功的喜悦之前，我们面临的是无尽的考验。
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拥抱，但这一幕刻在了我记忆的屏幕上，让我难以忘怀。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它被称为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和凶残，也反映出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宰割的深重苦难。
要铭记历史，就需要了解历史，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要深深地记住它，就不能不了解它，尤其是它背后的一些少为人知的故事。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
统计来源
据资料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伤亡统计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的估计；二是中国记者根据寻访所得的资料作出的估计；三是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侨作出的估计。
20世纪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带有原始性和直观性，而40年代前期，由于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国官方无力对遇难人数从容进行核查，学术界亦无条件作深入研究，因而对于遇难人数的表述，只能在30年代报道的基础上选择引用。
大规模的官方调查是在战后才进行的。国民政府不断对死难人数进行修正，所以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到1948年，认定人数又出现变化。当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由于翻译的原因。学界对《判决书》有着不同的解读。上文末尾“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一句，究竟是修饰补充说明“二十万人以上”还是针对“十五万五千人”。若属前者，在二十万人以上，再加上大量毁尸灭迹的数字，则可理解为“三十万人以上”之说；若属后者，在十五万五千人之外，再加上若干毁尸灭迹的数字，则可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乃以此证实“二十万以上”的估计并不夸张。
作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认为除了注意被消灭的尸体外，还要留意《判决书》统计死亡的时间，他指出“20万以上”仅仅是统计了“在日军占领南京六个星期内”的。他认为，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不不在少数。这一类被害者必在10万人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19万人，也绝非故意夸大（在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按梅汝璈的解读，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中国学界一般采用这一思路，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采用30万这个数字。
屠城主犯谷寿夫险越狱
1946年8月3日，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受审。谷寿夫在日本被美国士兵逮捕时，其手下干将河野满、冈田次郎侥幸逃脱了。这二人不甘心主子就这样束手就擒，决定找个机会把谷寿夫营救出狱。
不久，谷寿夫等战犯被押到南京小南门看守所，负责看押谷寿夫的是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派来的少尉军官邢子健。
这天晚上，邢子健刚要躺下，国防部来电话说，刚才小南门看守所来电话报告说，谷寿夫高烧42度，心跳加速，心力衰竭，已出现濒死的症状，现在被送往市郊的教会医院。国防部要求邢子健尽快赶往那家教会医院。当邢子健急速赶到那家教会医院时，谷寿夫已经不治而亡。
邢子健来到抢救室，仔细察看了谷寿夫的尸体，发现他瞳孔已经放大，呼吸全无。确认谷寿夫死亡后，邢子健监督着看守们把谷寿夫的尸体送到医院的太平间，然后给国防部作了汇报。
不久，国防部指示谷寿夫的尸体暂留在医院，待国防部的专家第二天来勘验尸体。
在回去的路上，邢子健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对头：为什么谷寿夫垂危时不就近送往国立医院，反而送到比较偏远的教会医院去呢？邢子健马上返回教会医院。邢子健径直去了停放谷寿夫死尸的太平间。他来到谷寿夫的尸床前，掀开白布，发现谷寿夫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邢子健不放心地摸了摸谷寿夫的尸体。突然他发现死去多时的谷寿夫不但没有僵硬，而且尸体还是温热的，这其中肯定有诈。警觉的邢子健立刻招来手下人，把谷寿夫的尸体悄悄运走，然后马上派兵暗中把教会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邢子健自己则带人亲自埋伏在太平间里。
半夜12时，教会医院门前果真出现几条黑影。早有准备的邢子健一声令下，来人猝不及防，不一会儿就纷纷倒在枪下。这几个人正是冈田次郎带领的敢死队。他们先杀害了一名无辜的中国人，扛着尸体企图来到医院把谷寿夫换走，谁知被警觉的邢子健识破了。
被移送他处的谷寿夫两个小时不到便醒来了，各项体征趋于正常。经查，河野满等人收买了小南门看守所所长毕尚清，让他拿药丸给谷寿夫服下。此药能使人处于暂时的濒危甚至假死状态。
出了这件事，南京国防部再也不敢大意了，马上把谷寿夫送进了有重兵把守的南京陆军特种监狱。
1947年3月10日，公审谷寿夫的大会在南京如期举行，谷寿夫被判处死刑。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终于没能逃脱中国人民正义的惩罚。
南京大屠杀：
也是一场文化浩劫
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保卫南京的作战。守城失利后，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入城，制造了连续六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与逝去的生命同样令人痛心的，是日军在南京的文化掠夺。
1937年8月，日机开始轰炸南京，该馆仓促之下，将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到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的地库。“由于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战后封存接收，缺少善本184部1643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孟国祥说，当年11月，国学图书馆还曾雇用民船运出藏书57箱共3万余册到苏北兴化，但最终兴化被日军攻陷，寄存兴化北门观音阁的图书也一同被焚毁，损失书籍6830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时南京各学校图书馆、民间藏书等无一不损失巨大。孟国祥介绍：“1938年4月1日至4月5日，寺井义三郎等6个日本人率四五十人开了两辆车，劫运走无数图书。”
孟国祥还对当时南京市文物损失给出了一份清单：“图书：公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53118册另1790种59箱840部；字画：公464件、私7256件另6箱……”截至1946年12月，江苏，尤其是南京的文化与教育损失经转算后，合计2645万多美金。据悉，除了图书遭劫外，南京众多科研单位的十多万件科学标本也遭到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