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领导出差范文

陪领导出差篇1

从纸面规定看，这20个省份都严格落实中央统一要求，要求本省党政机关在进行国内公务接待时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但是，记者采访发现，地方政府在执行文件要求时，并不一定能严格落实，他们进行公务接待的依据经常是“官场惯例”。

“上级来人不看公函”

按照中央规定，外出国家工作人员至少满足两个条件才能“享受”公务接待：公务活动；确需接待且有公函。

中央规定，“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告知内容、行程和人员”。记者查阅20省份规定发现，公函制度已成各省公务接待“纸面上的共识”，只有内蒙古留了一道口子：“特殊情况下可依据电话记录安排。”

然而，基层贯彻此项规定时并不十分严格。“接待上级来人，一般不需要公函。”江苏一位副局长（副处级）告诉记者，“因为不管是省里市里领导，基本都熟悉，即使部里来人，也是由省市领导陪同，最多有书面通知，何时何人看何地，接待程序之类。”

“外地平级单位过来学习考察之类，都会有公函。”长三角某地级市机关公务员李鹤告诉记者，“上级来人一般电话通知、发文即可，没有正规意义上的公函。”

江西某县环保局科员张雄也发现，“一般市局和省厅来人较多，都比较熟悉，不用看公函。”张雄自己出差分两种，一种培训，一种会议，“培训带文件用来找地址和联系人，会议直接按时去指定地点就行了。”

至于何为“公务活动”，中央定义为：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地方基本沿用这一定义，内蒙古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区域合作”，上海则补充了“对口支援”。

在各省规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休假、探亲、旅游等私人活动都不属于公务接待活动。上述江苏副局长记得，“非公务活动以前是有的，毕竟也要和上级部门联络感情，比如钓钓鱼吃吃饭，现在不敢了”。

不过，一些非公务接待活动依然存在。长三角某地级市公务员李鹤就发现，本单位接待非公务活动主要看对方来头，“比如上级单位私人来本地游玩，会想办法解决食宿、门票之类，也就一二千元的事吧”。

中央要求，接待结束后必须列接待清单，包括接待对象的单位、姓名、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时间、场所、费用等。地方对于接待清单则各有规定：天津市公布了接待清单的参考格式，像接待对象信息、主要行程安排、接待费用、住宿安排等都是必填项目，此外还需填写陪客人数；北京市也要求在清单中写明接待陪同人员情况。

报销接待费时，财务票据、公函和接待清单三者缺一不可。四川明确写明，“‘三单’不齐全或者内容不一致的，财务部门不得报销”。

“我们出差到外地，现在对方只帮你预订宾馆，住宿费要自己按标准结账。”华东某省级机关公务员周裕华出差回来时，“要提交交通费票据、住宿吃饭发票、刷卡单以及相应公文，加上领导审批的出差审批单才能报销”。

接待对象住哪儿？

接待对象住哪儿？按中央规定，接待单位应安排他们住定点饭店或机关内部接待场所，执行协议价格。地方基本沿用此规定，只有黑龙江写明：当地没有内部接待场所或定点宾馆的，可按标准安排到其他普通宾馆，“但不得安排高档宾馆、酒店，不得临时动员原住客人外转腾房”。

对住房规格，中央只明确“省部级干部可以安排普通套间”，其他人员“以标准间为主”。这给地方留下自行解读的空间：如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就规定得更模糊，“厅局级及以下人员安排单间或标准间”；湖南、辽宁、江西、浙江等地则明确，“厅局级干部可安排单间，其他人员安排标准间”。

湖南省对住宿费用规定，省部级每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元，厅局级不得超过450元，处级及以下不得超过330元。上海、浙江要求同城公务活动一般不安排住宿，山东、安徽则要求当地陪同人员不安排住宿。

地方规定虽然细致严格，但跟实际执行情况差别不小。华东省级机关公务员周裕华只是普通科员，他说在外出差时只要住宿在费用标准内，“单间与标准间都可以”。

“我单位是正处级，一般接待上级的正处级干部时，可安排单间。”长三角某市公务员李鹤发现，本单位接待副厅级领导时至少单间、可能套房，正厅一般是套房。超出报销金额时，“上级单位会按规定结掉一部分，剩余由本单位结”。

“省级机关出差多，限制也多。基层很少出差，概念就有些模糊。”在上述江苏副局长看来，“是否住单间，还是根据个人习惯。”副局长有个同事到德国出差，回来说，“在德国，两个男人住一个房间会被质疑，男女一起住完全没问题”。

“请一顿工作餐难落实”

吃饭向来是敏感问题，通常一是接待对象自己吃，另一种是接待单位陪吃“工作餐”。按中央规定，“主人”最多只能请“客人”一起吃一次工作餐，且要严格控制陪餐人数：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对“只吃一次工作餐”的规定，下面执行情况并不理想。“请一顿工作餐难落实，”华东省级机关公务员周裕华说，“如果是会议，可能全吃自助餐；如果是下去调研，那来和走各吃一次也正常。”

中央也对工作餐的菜品做了规定，如请客吃饭只上家常菜，不能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也不能上私人会所和高消费餐饮场所。

一些省份要求更细，如湖南在禁止提供的高档菜肴中加上了鲍鱼，黑龙江要求“以当地家常菜为主”，河北要求“以家常菜、河北当地特色菜为主”。

工作餐可以是自助餐或桌餐，有的省份要求“根据接待对象人数”安排。浙江规定最具体，“接待对象超过10人且具备自助餐条件的安排自助餐，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及不具备自助餐条件的可安排桌餐。”浙江还提倡，“在节俭便利的前提下到机关食堂、普通农家乐就餐。”

一些省份对工作餐的适用范围和标准也作出了规定，如贵州规定同城公务一般不安排工作餐，天津则规定人均不得超过120元。此外，上海规定接待用餐按该市会议用餐标准执行。记者查询了2014年4月公布的《上海市市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一、二类会议每人每天伙食费不超过150元，三、四类会议不超过130元。

关于喝酒问题，中央要求工作餐“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浙江省将这一规定升级为“省内公务活动禁止提供各类烟酒”。黑龙江在2014年7月出台的规定中要求工作日午餐一般不饮酒，8月再出新规，要求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在公务接待中一律不允许饮酒。

从实际情况看，禁酒是基层执行最好的一项。“中午确实一律不喝。”长三角公务员李鹤说，“晚上一般会喝，以前正常是洋河天之蓝（三四百元）的级别，如果对方级别很高，就是国缘（五六百元）。我单位从来没见过茅台五粮液，宴请时也没有工作烟。上次有事，单位卡着不给烟，后来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除了接待单位请的这一次工作餐，其余时间里，接待对象必须“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山东规定，接待单位可在定点饭店、机关所属接待场所协助安排与其伙食补助标准相适应的自助餐、简餐或者份饭，由接待对象选择使用并据实交纳伙食费。

天津规定，自行用餐标准是正餐人均不得超过60元，早餐人均不得超过20元；浙江省则要求接待对象按照财政部门制定的接待地伙食补助费标准支付餐费。

“尽量安排中巴车集中乘坐”

如果上级领导来了，迎来送往和陪同视察在所难免。中央的总体要求是：简化迎来送往，严格控制陪同人数，不得层层多人陪同。此外，在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跨地区迎送，张贴悬挂标语横幅，安排群众迎送，铺设迎宾地毯等等迎送行为也被中央严令禁止。

地方规定更细。在湖南、上海，迎送时不能专门摆放花草；在湖北、山东、江西、浙江、青海、安徽，打电子屏滚动欢迎标语也被禁止；山东、安徽还不允许插彩旗；湖南、青海则要求一般不安排合影；上海提出了一项独一无二的禁令――不得以视频形式制作欢迎图文标识。

各省市中，只有内蒙古的迎送规定比中央少了两条：没有禁止跨地区迎送，也没有提及“地区、部门主要负责人不得参加迎送”。中央的公务接待原则中有一条“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内蒙古依据中央精神，规定可以“适当安排体现草原文化特色和少数民族待客习惯的敬酒、献歌、献哈达等民族礼仪，不过要严格控制规模，同一批接待对象一般只安排一次。”

河北在规定主要负责人不得参加迎送后补充，可安排相应办公厅（室）秘书长（主任）或接待部门负责同志接送引导。黑龙江则规定，接待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由省委秘书长前往机场、火车站或公路省界处迎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驻地或考察点迎送。在浙江，碰上路况不熟悉的接待对象，允许派一带路车。

关于中央提出的“严格控制陪同人数”，湖南、浙江、河北、黑龙江、江苏五省出台了细化规定。如河北规定省委书记、省长到基层考察调研，陪同的省直部门负责人同志不超过4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到基层考察调研，陪同的省直部门负责同志不超过3人。

黑龙江专门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考察调研时，陪同的省级领导不超过3人；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由1名省级领导陪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可不陪同。

从实际情况看，对迎送和陪同问题，地方主要还是依官场“惯例”执行。“上级领导来，一般会有迎送，到高速路口。”长三角某地级市公务员李鹤说，“主要看来人级别，级别高、职务重要，会由本单位、本地区重要领导作陪。重要领导作陪了，很多规定都会宽松些，报销时财务不会卡你。”

接待对象出行要减少扰民，“不得清场闭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基本要求。中央要求安排集中乘车，合理使用车型；黑龙江细化到“尽量安排中巴车集中乘坐”；浙江省则要求省领导到地方，接待出行“原则上不超过2辆面包车，沿途各地不得加派车辆随行”。

安排娱乐活动也要慎重，中央规定，接待单位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参观，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浙江省的规定将“专场”二字去掉――普通文艺演出一样不安排。

中央还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纪念品和土特产品”，湖南省在禁送物品名单中添了一项――支付凭证。

对这项规定，基层执行起来略有差别。周裕华有时去基层调研时，“实在推辞不过，依然会接受茶叶、土鸡蛋等特产”。

陪领导出差篇2

法律真实论不会代替客观真实论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所有基于法律真实论的改革建议不会获得政治高层的认同；同理，再审制度也不会退出我国的诉讼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探讨最佳的改革方案。我国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职业法官不具有抵制干扰的体制，此外还有自我诱因下的权力寻租；民事再审法官同样具有上述的弱点。因此，引进陪审制，可以帮助职业法官抵制干扰并遏制职业法官的自我腐败。但是不可能在所有的民事案件中均强化陪审制，民事再审案件成为强化陪审制度的最佳切合点。申请再审案件的高发区，是二审裁决的案件，因此笔者主张在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中，也要强化陪审制度。

笔者提出，由人民陪审员会议决定申请再审的案件是否启动，以遏制再审案件启动过程中的权力寻租问题；由人民陪审员占多数的混合合议庭作为民事再审审判组织的唯一合法形式，以解决陪审程序启动随意性问题以及在自由裁量上裁决不能充分反映社会认同的问题；笔者建议，民事再审程序审判组织，实行7至15人的大合议庭。

[关键词]：再审民事陪审审判组织改革

引言

陪审制度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的司法弊病；但是司法没有陪审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否则将在所有的司法弊病之外还会有不应该有的弊病。反对陪审论者忘记了，法律从来不是什么数学公式，它永远不过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反映；当一件裁判遭到绝大部分人的反对时，裁判者还在自我标榜严格执法，我认为这不是神经病就是疯子。法律从来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只有是不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问题；一个不符合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迟早会被抛弃。这就是司法民主性的来源，陪审制度不过是司法民主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而已，它显然有利于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反对陪审论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么我怀疑他们试图让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自绝于人民。

我从来不认为陪审员比职业法官更具有判断的逻辑性、学识的丰富性、抵抗诱惑的坚强性、结论不被情感左右的理性；他们可能在裁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上都输在职业法官的脚下。但是，我相信，司法的实践告诉我，具备所有裁判必须条件的职业法官，却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司法应当具备的功能，司法应当告诉人民什么是正义与公平，职业法官没有坐到这一点。当制度不能保证监督职业法官公正的为司法功能服务时，凭什么苛求陪审员比职业法官做得更好？一个饱受争议的法学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相信道德问题与知识水平无关，甚至有的时候恰恰是相反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从来都是不太有文化的人，越有文化的人越不太敢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且一般都是把两刀插到朋友的肋骨上。[①]”因此，我相信陪审员的道德感不比职业法官差。道德感永远是裁判者的第一要素。

我不反对职业法官依据法律规定垄断对于纠纷性质的定性权利，但我认为他们应该放弃对于自由裁量权的垄断；职业法官应该与陪审员一起分享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空间是人民意志的具体反映渠道。法律允许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为陪审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制度从来不过是利益博弈的结果，陪审制度也不例外。陪审制度博弈的双方，从来都是民众与法院；最反对陪审制度的，莫过于法院，因为陪审制度分享了法院的利益。所以，当陪审制度的启动权掌握在法院手里时，法院总是千方百计的限制陪审制度发挥作用，这相当于运动员在与兼任裁判员的运动员比赛，陪审制度总是大败而归。我们不得不考虑强制陪审的可能性。一、当前陪审制在民事再审审判组织中的现状：陪审制被限制

关于民事再审案件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审判组织，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由法官组成合议庭[②]，这里就排除了陪审员进入二审审判组织的法律许可性，陪审员不得参加民事再审案件按照二审程序的审判组织。对于按照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从有关法律中可以推导出陪审员可以与审判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③]，但是在实践中没有这样的事例发生，理由在于法学界认为陪审员不宜参加再审案件的审理，这种理论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实务界[④]。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规定，陪审员可以参加第一审案件的合议庭[⑤]，虽然没有禁止陪审员参加按照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但是也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加再审的案件的审理，我们可以认为全国人大对于陪审员参加再审案件的审理是持模糊态度或者说默视同意以上主张的，因为在我们通常的理解，“第一审”仅仅指普通诉讼程序，而民事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通常被认为属于特殊程序，是一种救济程序。但是，《决定》规定了当事人可以有权利请求法院在审理一审案件中适用陪审制，因此，在审理按照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中，如果当事人请求选择适用陪审制，应当说也不违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允许，但是法院是否有权利否定这种请求的许可，《规定》没有说明，意味着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法院有权力不同意申请人的请求，就像当事人有权利请求审判员回避一样，是否同意，由法院决定。因此，我们可以给当前陪审制在民事再审审判组织中的现状作出以下总结：

1.不能进入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

2.从理论上讲可以适用于按照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

3.由审理法院决定是否使用陪审，当事人也有权利请求选择适用陪审制，但这种请求需要得到法院的许可；

4.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运用。

笔者无意去推导这种法律的理论来源支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陪审制参照了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或者干脆就有人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属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⑥]。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的特点是陪审制度没有进入再审程序。因此，陪审制不能进入二审程序与陪审制不适合进入再审案件的理论来源，得到了大陆法系的理论支持。

另外，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的监督功能，主要是为权力机关服务，恐怕是禁止陪审制度进入再审程序的根本性因素，“审判监督程序在实现司法政策化目标、在加强政府对司法的程序外控制、创造‘知错改错、拨乱反正’的规模性政治效应方面具有上诉制度无可比拟的种种便利或优势”[⑦]。因此，禁止人民的监督进入再审程序，就理所当然的了。这种指导思想，显然影响了陪审制度进入再审审判程序。二、陪审制应当进入民事再审程序并成为审判组织唯一的合法形式

司法民主性要求陪审制度能够涵盖司法的角角落。虽然这是一个暂时或者长期不能实现的理想，但是毕竟它反映了一种要求，就是政治领域包含司法在内，没有公民权利不能触及的地方。国外陪审程序不进入再审程序不能成为我国不采纳的理由，再审程序不能只为权力机关服务。

陪审制在我国并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近代的陪审制度最早出现在清末，在清末沈家本编订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陪审理念得到体现。在此之前，专业审判一直是我国的特色。民国时期的陪审制度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陪审制度的辉煌是在解放区的司法审判中。建国后，1978年《宪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1979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一审合议庭应该由审判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这意味着，凡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⑧]。适当的借鉴优秀的司法成果，有助于我们的司法审判实现最大程度的公正性，这无可非议。但是，不顾国情，一味的照搬国外的司法制度或者以国外的司法制度没有的我国就不能有，我国有的国外没有则意味着我国的是弊病，攻击我国的司法制度的落后，不是学术讨论的做法。尤其是将陪审制度排除在再审程序之外，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明，我看是典型的死搬硬套的例子，无益于国家司法制度的进步。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国家的一些改革措施被一些享有话语霸权的洋学者左右，导致部分改革背离了初衷，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似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同坚决主张废除陪审论者不同，我认为中国的国情非常需要陪审制度；在当前世界司法潮流有所限制陪审制度的形势与我国的大量诉讼如山崩的情形下，我也赞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面实行陪审制度。但是，在一部分案件中全面强制推行陪审制，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例如在民事再审案件中全面的推行陪审制度，并且是让陪审制成为再审程序唯一的合法审判组织形式，就非常值得讨论，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话题。

所谓全面的陪审，是指在审判组织中，1.由职业法官与陪审员共同组成的合议庭是审判组织的唯一合法形式，即唯一性；2.合议庭中陪审员的数量要大于职业法官的数量，即多数性；3无论是按照一审诉讼程序组成的合议庭，还是按照二审程序组成的合议庭，都要实施混合合议庭，即全面性。笔者鼓吹的再审民事审判组织实行全面的陪审制，就是要将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组成的混合合议庭作为民事再审程序中唯一的合法审判组织，职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被排除在外，法官的独任程序自然不存在。三、在民事再审案件中强制推行陪审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的民事再审案件，最需要陪审制度。因为申请再审的民事案件占了申请再审案件数量的绝大部分，社会影响相对较大，同时是裁判者失误甚至错误最集中的地方，这个地方最需要监督与权力制衡。是陪审制度进入司法程序最佳切合点。这是由我国的法官现状决定的。我国广大的普通民事法官，由于政治、经济待遇各方面的原因，无论在哪个层次上，都处于国家相同层次公职人员的中下层，没有形成司法职业的荣耀感，没有荣耀感，就不会有维护司法威严的心理动力；他们如果坚持廉洁奉公的话，那么他们的收入也就是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如果需要他们的那点收入养活家庭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的家庭发生意外，则根本没有抵抗风险的可能，会很快的陷入贫穷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论证，我相信没有人会产生歧义。基于荣耀感的缺乏以及生活的窘迫，民事法官权力寻租的思想就会大范围的存在。有权力寻租的思想，就会有寻租行动，就会有裁判错误的存在。这是民事案件大量错案存在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国的民事法官，由于独立性差以及保护性差，不能有效地抵抗来自方方面面干扰，他们本身想反抗这种干扰，但是不能够实现，因为他如果反抗了那么他会陷入孤立、会遭受打击报复，干脆不如不反抗，所以这是民事案件大量存在错案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既然追求正义不仅危险，而且无益，法官们与社会同流合污，当然就是最明智的选择[⑨]”。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存在这种现象，二审民事错案的比率远远大于一审法院，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存在错案不要紧，如果存在有效纠正的途径，例如民事再审程序能够保障纠正这些错案，如果民事再审法官能够大胆的纠正，也没有什么。但是遗憾的是，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不能够保证纠正错案，不但不能保证纠正错案，并且常常发生把正确的案件纠正成错误的案件的情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现象不感到陌生。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民事再审程序的法官同样在政治上不具有维护司法公正的荣耀，心理上有权力寻租的思想并付诸行动，在体制上也不能够有效抵制来自各个方方面面的压力，另外他们在学识上也不比普通程序的法官更高明，更可怕的是，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是他们权力寻租的唯一来源，那么，再审案件并不具有更高的质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民事再审法官的这种现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的，也决非是靠加强纪律性与思想教育能够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牵制他们的权利，打破他们的垄断，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人民陪审制度。

（一）抵抗民事立法领域与司法指导领域理念观、认识论冲突导致的矛盾的需要

在九十年代以前，我国的民事诉讼领域，在立法与司法指导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着什么矛盾。立法秉承的客观真实论思想完美的结合了职权主义工具，对于错案的标准比较统一，这个标准同社会公众的认知也没有大的差异，因此民事申诉较少（但民事申诉信满天飞却是公认的事实，主要在于试行民事诉讼法允许越级申诉）。以后，立法领域仍然坚持了客观真实的指导思想，在立法上仍然表现出来职权主义工具，但是，在司法指导领域，却逐渐出现了法律真实论苗头，强调司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主义，推行证据失权论，等等所谓的司法改革，在司法解释中，在一个文件里充满了英美法系的理念，另一个文件里却强调大陆法系的名词；一会讲财产权，一会讲物权债权，导致我国的法制理念与英美法系理念、大陆法系理念不断冲突，就是没有融合，由此形成民事审判领域认识论不同一，法制理念有差异，不同的审判员之间对同一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标准，可以说这十几年以来，是我国民事审判领域最为混乱的时候，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例如莫兆军案就是认识论标准不统一的牺牲品，莫兆军案如果坚持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就不会有死人现象的发生，但他偏偏成为当事人主义理论的受害者，当然这不是莫兆军的错，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奉行的当事人主义与民事诉讼法奉行的职权主义的冲突的结果，这个责任要有最高法院来承担。冲突的矛盾，加之民事诉讼案件的飞速增长，以及法官不能有效抵制来自方方面面压力，导致了我国当前民事错案居高不下，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法院的责难。在这种冲突下，唯一可以解决法院尴尬局面的，只有引入人民陪审制度，让人民陪审员来选择认识论，选择由认识论产生的道德观，因为人民的理念观、认识论没有受到立法领域与司法指导领域冲突的影响，还能保持一种社会大众的认识论、法制理念观，在案件的解决上，能够相对保持一个统一的标准。

（二）符合陪审制度有所侧重于部分类型案件的国际趋势

无论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均无例外的认为，陪审制度没有必要在所有的案件中全面适用。将陪审制度适用于一部分或者几个类型的案件，是世界各国共通的做法。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额在20元以上时，当事人有接受陪审的权利。”法国在农业借贷等案件中适用[⑩]；德国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也是有所限制。尽管各国关于陪审制度的存废之争也是此起彼伏，陪审制度历尽曲折，但是共同的意见认为陪审制度有必要在一部分案件中或者一部分类型的案件中适用。因此，在我国将再审案件适用陪审制度，符合这一趋势。

（三）有助于借鉴陪审员中的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解决再审案件中的专业问题

申请再审的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业性极强的案件，这些专业性知识，不是法律的技术与技巧，而涉及到部分学科。例如知识产权案件、书画类型的案件、医疗纠纷案件、环境污染的案件，等等。这些案件所涉及的知识，绝非普通法官可以通过短暂的研究就可以洞悉的，即使有所了解，由于权威性不够，也不能获得广泛的服众；在更多的时候，同样的结论，由权威人士说出来要比起非权威人士讲出来更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同。我无意贬低法官的知识素养，但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由于在普通诉讼程序的审理中，原审判组织没有充分的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导致了法律对于科学知识的否定或者界定不明确，引起了争议或者不能服众。在更多的时候，考虑判决结果的服众性可能要比考虑纯粹的法律性更有意义。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尤其道理的。前一段时间舆论极大的关于在国内发行的刊物是否是国际刊物的问题，就牵涉到出版发行界对于国内刊物与国际刊物的约定俗成的语境认可问题，这个问题，原本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士做出结论，结果却由职业法官作出了解释，导致了当事人对于法官的攻击与对于法院的质疑；如果这个案件有专业的出版界的陪审员参加，并作出论断，我相信不会出现这样的舆论风波。

（四）让陪审制度充分发挥示范性作用的需要

我们说，陪审制度虽然有有优点，但是也有缺点，其缺点是：诉讼效率低下、耗费国家钱财（这是英美陪审团的缺陷）；陪而不审、流于形式、陪审员的积极性不高等（参审制的缺点），我国的陪审制度的缺陷，也是陪而不审、流于形式、陪审员的积极性不高等。甚至有人认为陪审制度纯粹是聋子（司法民主性）的耳朵，这种结论未免过于极端，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即使是这种极端论者也不能设计出十全十美的司法方案。有耳朵总比裸的叫嚣不要脸好得多，其本质是主张审判的精英化、排斥人民大众对于司法的介入式监督，是司法垄断者利益的表现，其法治理念尚达不到封建社会甚至于奴隶社会法治理念的水平，这种人在需要某种西方制度的时候，连洋人的手纸也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当排斥某种制度时，连三寸金莲也比洋人的大脚丫更符合人类的生理进化状态。

导致我国的陪审制度不能发挥充分作用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最重要的是陪审制的启动权操控在法院手里，法院需要装潢面子的时候才想起他，在某些需要暗箱操作的案件上是绝对不能启动陪审制度的，因此造成了陪审制度是聋子的耳朵的局面。同时，法院对于陪审员的选择权，是造成陪而不审的罪魁祸首，在没有正当程序严格约束的情形下，法院或者法官只选择那些听话的能够顺从自己利益的陪审员参加审判，那些具有正义感的陪审员是不会被选择到合议庭里的，长此以往，连那些听话的陪审员也感觉到这种制度索然无味。因此，《决定》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陪审制度的权利，试图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

但是，仅仅赋予申请人以选择权，不能从更本上改变法院或者法官主动启动陪审或者选择陪审员的局面，因而会让陪审制度流于形式。唯一的方法啊，就是强制陪审，但是陪审制运行的实践证明，不可能实行在所有的诉讼中推行陪审，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某一种案件中强制推行陪审，以起到示范效应，这已经为各国的司法实践所证明，不同的国家，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了在某一类或者某几类案件中推行陪审制度的方法。对于我国来讲，在再审案件全面陪审，是有必要的。

（五）解决申请再审的案件缺乏社会认同的需要

毋庸置疑，申请再审的案件，比较起那些已经稳定的普通诉讼程序的判决，其判决的社会认同度要远远低的多。笔者认为，与其说再审案件有可能存在错误，不如说社会认同度低。

我国的司法判决，近几年来，在某些精英学者的鼓吹下，越来越远离社会大众对于最基本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渴望，却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追求法律的公正，动辄训斥批判判决拒绝社会认同感的认识是落后的民族观、狭隘的儒家教条。一幅法律就是远离人民大众的嘴脸。

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司法判决，都需要考虑社会公众的感受，唯一有差异的是对于接受社会认知的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司法历史的发展证明，文明法制的国家，裁判越来越向着追求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同度的方向前进。在每一个文明发祥的地方，都闪耀着判决对于社会公众认同感的追求，在希腊、罗马时代，平民院的裁决就试图最大程度的吸收社会公众对与司法判决的融合，陪审团的雏形便发源在这里。当法国的大革命摧毁了旧的封建秩序，被视为人民的意志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应运而生，当英国的工业革命推进了文明的进程，陪审团制度发达起来，当美国统一起来，当判例制度不能及时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民对于社会正义的最求，最完善的陪审团制度成为社会认同的最佳反映渠道。因此，所有的文明都要要求着判决对于社会公众认同感的采纳。我国虽然在历史上并无人民进入司法判决的渠道，但是我国历朝历代的司法判决者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试图最大限度的反映社会公众对于判决的认同。当我们翻开旧社会的判例集，那些既追求法律的正当又最大限度的吸收社会公众感受的判决，无疑给了我们一堂生动教育课。当我们无情的批判我国的封建司法制度的腐朽时，对照封建社会的审判者对于社会认同感的追求，我们现在的一些鼓吹判决不需要社会认同的学者以及审判者难道不感到脸红与可耻吗？！社会认同不能代表法律，但是判决要最大限度的在法律的范围吸收社会民众认同感对于司法的要求。当一份判决在所谓的严格依照法律判决的时候，却抛弃了一个民族几千来积淀的传统道德与良知，这难道是符合法制的精神吗？关于判决对于社会认同感的关系，限于篇幅以及论题，不在这里论述。

我国的请求再审的案件，不能说都存在着普遍的社会认同感差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说，社会对于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感差的裁判，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些案件中。让再审程序集中地反映社会认同感对于这些裁判的反映，普遍的陪审制显然能够实现这种目的，无疑是现在比较好的方法。

自由裁量程序是能够充分反映社会认同感的工具。专业法官的弊病之一，就是在自由裁量权中，不能恰当的体现出公正与道德，不能反映出民众对于此案件的反应，这已经为众多的社会人士以及专家学者所诟病。尤其在申请再审的案件中，有一部分并非完全认定事实错误或者法律适用错误，而是自由裁量的结果明显的偏离社会的认同。而陪审员的长处，就是比法官更能够认识到社会民众对于某些特定案件的感知，让陪审员进入此类案件，显然能够胜任这一要求。

三、为什么要在民事再审审判组织中鼓吹全面的陪审制

这个话题暗含着三个问题：1.为什么不在其他诉讼程序，例如普通程序中鼓吹全面的陪审制；2.为什么不在其他诉讼再审领域，例如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再审案件领域鼓吹全面的陪审制；3．为什么不实行当事人选择陪审制度

首先谈谈为什么不在其他诉讼程序中鼓吹全面的陪审制。我国的案件，主要分为民事、刑事、行政三大类型。大家知道，民事案件是我国诉讼案件的大头，占了全国总收案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此数量庞大的案件，如果全面由混合合议庭审理，势必会将陪审员陷入到诉讼之中，从而成为编外的职业法官，丧失了陪审员的固有特点，背离了陪审制度的初衷，因而是不可取的。同时，对于大多数的民事案件来讲，法律关系并不十分复杂，职业法官敢于公然舞弊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这部分案件完全可以由职业法官独任审判，不必组成合议庭。除此之外的其他民事案件，由于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可以有权利选择陪审制，在这种情形下，全面推行陪审制也没有必要。那么，有没有必要在某一类型的案件中推行全面的陪审制呢？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具有价值的，也有学者提出了在某一类型的案件中实施全面的陪审制，笔者也认为，例如在离婚案件中实施全面的陪审制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不能因此鼓吹在民事诉讼领域实施全面的陪审制。至于刑事、行政领域，在某一类刑事案件中，也存在着全面陪审制的必要，例如涉及剥夺生命权的案件，如死刑案件，陪审员的参与将有力的避免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杀掉的情形。但也不能全面推行陪审制，同样的道理，无需赘述。

其次谈谈为什么不在其他诉讼再审领域，例如刑事诉讼、行政诉讼领域鼓吹全面的陪审制。首先，笔者承认，对于刑事、行政领域，笔者十分陌生，没有具体的感知与理论上的研究，不敢妄自发言，乱下结论，这个问题让刑事、行政领域的同志发言更有说服力，这是主要原因。其次，是为刑事行政案件再审程序审判组织改革试点的考虑。刑事行政案件，涉及的法律专业性比起民事案件来更强，稍有不慎，会导致极大的社会损失，而民事案件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它特有执行回转的特点，可以为错误的结果承受较大的冲击力。因此，笔者主张先从民事再审案件中考虑这项改革。一项改革一定要慎重，在没有足够的论证与试点之前，还是不改为妙，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证明了这种担心，例如，在我国的政治领域与立法领域还是奉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原则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没有足够的论证之前，通过制定证据失权原则，以事实上的法律真实论变相否定了立法领域中奉行的实事求是论，结果导致一些案件引起了社会与政治权力的疯狂批评，将法院尤其是最感法院陷入了尴尬境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如果上升到哲学高度，这个问题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真理观还是奉行唯心主义的认识不可知论的路线问题，因此，不可不慎重。

第三，为什么不在民事再审程序中实行当事人选择陪审制度。

笔者的目的是在一个程序中完全适用一种审判组织性，让这种审判组织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性，更多是监督启动程序中启动不畅的问题，监督有背景者利用再审程序肆意践踏生效的正确裁判问题。如果没有这种硬性的规定，那么，真正有冤枉当事人不能轻易地启动再审程序，而有势力者却能够利用再审程序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为什么要鼓吹在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全面推行陪审制度。

其实现在的立法界以及实务界并不是极力的反对在一审再审程序中适用全面陪审制，他们反对的关键是反对在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中适用全面的陪审制度。但是至于为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持此论者没有人说得清楚，大约他们会说国外的陪审制度都是这样的，或者老调重弹，强调二审程序的法律审对于统一司法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不在上诉审程序包括再审二审程序中适用陪审制度，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实行陪审制度的国家上诉审实行的是法律审或者主要承担法律审任务，主要审查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性的问题，以便统一司法的普遍性。他们基本上不搞事实审；他们在法律审的时候，更多的是依据一审所认定的事实来看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在事实已经确定的情形下，陪审员已经丧失了对于法律的指手画脚的必要，职业法官在对于法律的熟悉程度上比陪审员更有发言权，因此他们的这种设计很符合诉讼的效率性、公正性与正当性。非常好。他们的基础是在相信一审的陪审员已经搞清楚了事实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相信民众的眼睛，但是不相信民众的法律职业性，事实已经有结论了，不怕你二审法官搞鬼，所以他们不用陪审员进入二审。

但是这种设计搬到我国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国上诉审实行的是全面审查制度，既审查事实也审查法律的适用。这种全面审查的制度的前提是不相信一审认定的事实，事实决定法律的适用，上诉审如果发现一审认定错事实了，他就可以重新决定法律的适用。在这种情形下，禁止陪审员的进入就很可怕了，尤其是在终审中。我国的体制以及现实因素，决定了二审法官学识以及道德并不一定比一审审判员更高明，尤其是在现行的体制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级法院的法官比下级法院的法官法律水平更高，道德更高尚，认知问题更全面，甚至我认为，在司法这门更多的需要生活经验的学问中，越是高级法院的法官，由于长期脱离实际，更多表现出闭门造车以及法律空想主义，更多表现出人事关系在法律上的威严，他会认为你一审认定事实错了，从而改正法律的适用进而改变判决，在某些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二审法院制造的冤假错案要远远多于一审法院，对于二审裁判的申诉率（相对率而不是绝对率）要远远高于一审法院的，有人为此专门作了个统计，证明笔者的推测绝非攻击，“再审与二审的比率依次是：1994：28.04%；1995：26.07%；1996：23.36%”[11]。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二审更喜欢把正确的判决改成错误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当事人在受到一审不公正的判决的情形下，宁愿放弃上诉去申诉，这些人绝不是投机，而是他们在现实面前无奈的选择，他们相信，一审惧惮于二审的存在，总是不敢过分放肆的弄虚作假，而二审基于终审前提下的事实审与法律审大权在握弄虚作假的成本实在是很便宜他们总是敢于说白马非马，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官的腐败大多出现在中级法院与高级法院上，同样，基于这样一个理由，笔者认为，宁可放弃一审再审程序的全面陪审，也要主张鼓吹二审再审程序的全面陪审。我相信司法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问，但他的专业性无论如何不如数学界的一加一更为艰深；如果要过分强调司法的专业性的话，那么我说，司法者的道德与良心是司法学最难破解的歌德巴赫猜想。因此，基于这种现状，笔者坚决主张在再审案件中，尤其是在按照二审案件审理的再审民事案件中，全面适用陪审制度。人民，永远只有人民，才勇于抵制来自权力金钱以及任何不光明的势力对于正义与公正的侵蚀。

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结论，萌芽并发展在大陆法系的现代陪审制度基于上诉审的法律审属性拒绝陪审制度进入上诉审是符合诉讼规律的。引进的我国的陪审制度基于上诉审的全面审理从而实施全面陪审制度也是符合国情的无奈选择。如果拒绝在上诉审的再审程序中全面适用陪审制度，那么就要考虑取消上诉审的事实审，已经有人对此鼓吹了，但是在体制不能保证法官的素质有极大提高的情形下，那样做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国的立法者早在立法之初便充分预见到了这一点。

五、构想大纲

（一）由人民陪审员代表会议决定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

我们知道，在决定是否重申的阶段，存在着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对于当事人的申诉，是否重申，由法官们决定，不同的是，有的地方由立案庭的法官决定，有的地方由审判监督庭的法官决定，有的地方由以上二者混合行使决定权。但无论由谁行使这个权力，重申不重申，决定权在法官手里。由此带来以下问题：

不同的法官的水平会对同一判决是否重申有不同的认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假定这些法官全部是秉承着对于法律神圣的信仰，全部是出于对于维护司法权威以及司法公正的角度处理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能够保证决定重申的案件是有必要重申的吗？我们能够保证决定不予重申的案件是没有问题的案件吗？我们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凡是应该重申的案件全部得到了重申，凡是不应该重申的案件全部维持了其司法权威？不同的法学素养，不同的人生阅历，肯定会对同一事实产生不同的认识，必然会带来不同的决定。由此造成的差异，必然会让公众对法官的司法信仰产生怀疑。对于这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来通过由上一级的法官决定是否重申的办法解决。问题是，上一级的法官就必然比下级的法官高明吗？尤其是在我国的当前制度下，法官的进入渠道是根据其地位与身份而不是学识与素养决定其进入法院的区别，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上一级的法官可能比下级的法官更糊涂。因此，在五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这一提议没有丝毫的意义。因此，即使是否重申的案件全部由最高法院的法官决定，也不会有更大的社会认同。

政治素质不同的法官会决定是否将重申作为腐败的跳板。对于心术不正的当事人来说，案件的再审会有以下的好处：避免执行；拖延时间；拖垮对方；获取有利的结果；等等。再审是如此的有益，对于有背景的当事人来说，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一有力武器的。他们会千方百计劝说有权决定再审的法官采纳他们的建议，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使出种种手段，最常见的就是糖衣炮弹，他们不会在乎维护法官的情操。当政治素质较差的同志看见糖衣炮弹时，会忘记了维护法律的威严。对于这问题，有的同志建议构建申诉之诉来解决，我们不由得要说一句，一审二审都不能保证法官的清誉得到维护，申诉之诉就能够维护法律的尊严吗？当制度不能惩罚可以背后做手脚的人时，公开只不过是一个遮羞布，可以让他们更好的推脱责任。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些所谓的精英学者极力鼓吹的所谓什么穷尽程序说，他们在一个案件被时，更多地说辞时我们的程序已经公开公正了，程序的公开就是公正，基于法律事实论，我们不可能完全探究到客观真实云云，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会举例辛普森案件作为注脚。真是不要脸。

那么由人民陪审员代表会议决定案件是否重申是否避免以上权力寻租问题呢？

我们首先说，如果没有监督与惩罚，神仙也会腐败。只有监督没有惩罚，有良心的人会不齿于为伍；既有监督又有惩罚，只有利欲熏心者敢于铤而走险。朱元璋将腐败的贪官的尸体悬挂于公堂之上，还是不能阻住腐败者的脚步。杀人者要死，还是有人要杀人，因此，犯罪总是存在的。相比较之下，即使由人民陪审员代表会议决定案件是否重申与由法官决定案件是否需要重申一样存在着腐败的问题，我们认为由人民陪审员代表会议决定案件是否重申，更能够实现社会的认同感。何况，由于被夺权的职业法官的存在，他们会瞪大了眼睛监视陪审员会议的一举一动，更何况检察院抗诉权的存在以及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存在，都将对此形成密切的监督。

（二）由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可行性分析。

1.陪审员的能力能够胜任再审案件的需要

反对陪审员进入再审程序的主要理由，就是再审案件多属于疑难复杂类型，需要专业的法律技术，陪审员的法律能力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且不说这种论调在前提上就有逻辑性的错误，单说案件的复杂疑难性。首先，我们承认司法审判中存在着复杂疑难案件，但是这是相对的，相对于那些简单的没有争议的案件来讲的，而不是相对于不同的裁判者而言的，以案件的疑难复杂性来排斥陪审员的介入论调的本身就存在偷换概念的意思。其次，疑难复杂的案件对于裁判者而言是一样的，一个案件如果一个法官感觉疑难复杂，而另一个法官却不觉得困难，我们不承认这样的案件属于疑难复杂案件，这只能说明感觉困难的法官不够格；只有一个案件，绝大多数的法官都感觉困难，只有极少数的法官能从法学的原理、立法的本意上推导出来服众的结果，或者所有的法官都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甚至需要立法解释才能解决，这种案件才能称之为疑难复杂的案件。对于这种案件，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法律技术的掌握，他更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智慧、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以及社会生活的经验，在这三个方面，我看不出职业法官比人民大众更有什么优势。例如我们可以例举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可以称得上疑难复杂了，但这些案件在更大程度上只是立场的问题，立场决定他们采取何种更有利于自己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会极力鼓吹当事人主义对于败诉当事人的意义，在他们不需要当事人主义的时候，他们会强调法律规定的职权主义的合法性，最高法院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存在着混乱的局面。例如中福案，如果最高法院站在银行的立场上，就不会有几千亿的债务被甩掉，最高法院这时已经超越了法律层次进而关注到法律背后的政策导向性问题了；例如刘涌案，二审是死缓，最高法院提审改成死刑，这应经不是什么法律专业性的问题了，它反映出来的是实际上是对于社会民众认同感的吸收问题，或者说是指导思想领域里客观真实论（为了探究真相不必计较手段）与基于法律真实论推导出来的证据失权论（在民事证据方面称为丧失效力、在刑事证据方面更多的时候被形容为毒树之果）之间的一场斗争。这些案件，即使让人民大众来审理，没有职业法官的参加，也一定能够裁决出社会正义对于不讲诚信、充满邪恶的胜利。

2.陪审员的数量能够胜任再审案件的需要

随着《决定》的颁布，各地陆续按照要求任命了一部分人民陪审员，在东部案件多的地方，陪审员的数量已经按照一定的标准配备了，给他们增加再审程序的任务，不会出现陪审员使用紧张的局面。在西部案件少的地方，由于职业法官不断减少，人民陪审员基本是按照能够保证正常开庭的需要设定的，因此，再让他们参加再审程序的审理，可以在数量上保证绰绰有余。当然，人民陪审员的数量还要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增加代表面，要完善陪审员的培训机制，保障陪审员的权利，防止陪审员专职化、确定合理的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的随机程序等等，这属于陪审程序要讨论的话题，本文不做论证。

（三）在可能的条件下，民事再审程序中实行大的陪审合议庭

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制民事审判组织中合议庭的人数，仅仅规定为单数。虽然在现实中，更多的是三人合议庭，但这并不意味着突破三人即为非法。因此，我国存在着组织大的合议庭的法律空间，例如五人七人九人甚至更多的单数人数。

从理论上讲，裁判者的数量越多，裁判者被收买的成本越高，裁判者枉法裁判的几率越小，裁判结果越有可能公正。但是，有其利必有其弊，凡事都着两面性，这个问题也不例外。我们也可以说，裁判者的数量越多，其效率可能越低，其司法成本越高。因此，司法的效率性以及成本性要求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诉讼中全面推行大的裁判庭。但是，在再审案件中推行大的陪审合议庭有着必要性与可能性：

更广泛的吸收社会意见的需要。前面已经指出，我国申请再审的案件，遭到社会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个案的裁决结果，而是裁决结果投射出来的社会伦理观。有些案件可能在法律上达不到社会公众的满足，但是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折抵不满情绪。因此，这类案件需要更加广泛的考虑设社会的意见。越多的陪审员参与合议庭，吸纳的社会意见越是广泛。吸收的社会意见越是广泛，消除的社会对立面越小，司法越能获得人民的信任。

获得案件公正的需要。不再赘述。

我国有必要有能力为这部分案件提供财力支持。司法审判，适度考虑诉讼成本是必要的，因为国家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司法不是国家的唯一。但是，国家可以不要外交，不要开放，却不能不需要人民，需要为人民尽义务；无论历朝历代，古今中外，人民不过有两个基本需求，一个是衣食住行就是经济，另一个是权益得到保障就是司法，因此司法构成了国家的重要一个方面。所以不要老是考虑审判成本，有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再审程序需要陪审团，这个支出没有节约的余地。同时，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逐年增高，尽管仍然支出紧张，但只是衡量孰轻孰重的问题。同时，再审案件数量同普通诉讼相比较较低，应该有这个能力应付诉讼成本。

笔者认为，对于再审审判组织的合议庭人数，可以考虑七人以上十五人以下。其中，陪审员的数量必须不低于合议庭人数的三分之二。是基于以下考虑：

让陪审员占多数有利于抵抗职业法官的威胁与压制。“由于参审员受法官的指导和制约，因此，在实践中，参审员常常沦为法官的附庸。”[12]在一个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本身在地位、待遇等方面就低于法官，容易造成心理自卑，同时基于考虑合作的需要一般不会拒绝法官的建议，因此，在陪审员的数量少于职业法官的情形下，陪审员的意见往往成为一种点缀，既不利于实现陪审制度抵抗法官垄断的目的，也会挫伤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的积极性，长此以往，陪审制度将再次流于形式，制度设计的目的落空。如果陪审员占多数，则容易结成联盟，共同抵制法官的威胁，这个道理很明白。

七人以上十五人以下能够就实现最大限度吸收社会意见的功能，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成本。纯粹从目的上说，一百个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也不多，但是显然十分繁琐，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七人合议庭是最低的限制，例如在一个县级法院区域，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将构成六个方面，加上职业法官，就达到了七人的数量。我们既然要综合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那么各个阶层的代表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陪审合议庭的数量上限可以更高，但是最低不能少于七人。

（四）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的陪审员选择办法

笔者极力鼓吹我国的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民事案件中推行陪审制度，那么就有必要设计人民陪审员的选择办法。

按照《决定》，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一审案件的时候，可以自行决定陪审制或者由当事人选择陪审制，在选择陪审员的时候可以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那么，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是否按照该办法进行呢？笔者认为，按照此办法固然可以方便陪审员参与审判，但是范围未免过窄，应当扩大代表性，同时照顾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方便性。笔者认为，在审理法院所在城市的市辖区基层法院的全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是一个较佳的办法，因为中级以上法院所在的城市，大部分为较大城市，多辖几个区，且多为紧密型城市，交通便利，符合既扩大代表性又方便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原则。至于所在城市没有市辖区的，就可以按照《办法》的规定选择了。六、配套措施及结论

如何完善并充分发挥陪审制度的作用，是涉及到陪审制度的一个共性问题。对此，有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少科学的建议，如1、陪审员的隔离；2、审理不间断原则；3、言词原则；4、直接原则5、准备程序[13]；等等。笔者建议的方案，也离不开上述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言的保障。但这已经背离了本文的探讨主题，不再讨论。法律真实论不会代替客观真实论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所有基于法律真实论的改革建议不会获得政治高层的认同；同理，再审制度也不会退出我国的诉讼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探讨最佳的改革方案。或许，当再审程序具有最佳的纠错功能的时候，在再审程序中全面推行陪审制度的建议也不过是一个愚蠢的方案，那个时候，再审程序仅仅成为保障正义与公平的一个必需的震慑。

注释：

[①]朱苏力：《上诉法院与级别管辖》，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第三款规定：“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④]“对于第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则不适合吸收陪审员参加”《民事诉讼法学》江伟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

[⑥]“我国所实行的陪审制，显然与大陆法系的陪审制比较接近，实际属于参审制，”王韶华《我国陪审制度废改之思考》，《中外民商法裁判网》

[⑦]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分析（下）》，转引自《老行者之家》网。

[⑧]何兵：《职业化与民主化：百年司法建设的路线问题》，载于《法源网》

[⑨]同上

[⑩]“法国的陪审制实质上是“非纯粹的参审制”，其适用范围比较狭小，只在劳动争议案件、商事争议案件、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以及农业借贷争议案件中适用。”常怡：《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二）》，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11]何兵：《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再审视》，载于《中文方案文档站》网

陪领导出差篇3

一、孩子需要“陪伴”

社会是以一个个家庭聚合而成的，每个家庭对教育的理解各不相同，而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他们虽然也无一例外地抱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信念。但力不从心的有之，不负责任的亦有之，能真正意义上重视孩子教育的也只是凤毛麟角了。特别是农村家庭，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更是苍白无力，让我们只能扼腕叹息。其实，我们都知道农村的孩子也一样聪明可爱，根据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和身边的事例，我认为这是家庭的问题，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交给了老师，似乎就完事大吉，高枕无忧了，认为教育学生就是老师的事，教书育人嘛，自己孩子的教育似乎跟他家长没有关系，把孩子的教育都推给了老师。在他们看来教育好学生就是老师的责任，孩子成长得不好就是老师没教育好。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家庭教育更是不能忽视的，谁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一点上看，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

中小学校的学生需要老师在校的“陪伴”，更需要在家里父母的“陪伴”，特别是小学生。因为他们年纪小，自律性差，很多良好的习惯都没有养成，生活起居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父母的照顾，家长的“陪伴”显得特别重要。在学校老师要全身心地“陪伴”，上课一起学习，下课一起玩耍，活动一起参加，时时刻刻关注孩子。在学习中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玩耍中培养孩子的情趣；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和组织策划等能力；在家里，家长更要用心“陪伴”孩子，家长的言行时刻影响着孩子，家长只有说对的、做对的，孩子才会跟着说、学着做，长此以往，孩子自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成长。与此同时，家长还要监督孩子认真完成家庭作业，让孩子知道学习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一样重要，需要认真对待，要严谨，一丝不苟，真正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习惯。

有的家长也想让孩子有好的学习环境，盲目地把孩子送到外地读书，孩子住校，这样家长就没有机会陪孩子，家长是轻松了，可孩子却为难了，尤其是有很多孩子从小学就被送走了，年龄那么小，就失去父母的亲情之爱和生活起居的照顾，一时间成了“没娘”的孩子，实在太可怜了，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孩子内心情感生活一下子空了，完全交给老师。孩子应该有的双重“陪伴”就只剩下一个“陪伴”了。我认为这些家长的做法不可取，家长没有“陪伴”孩子，因此孩子在某种程度失去父母的亲情和关爱，他们内心会很空荡，这种来自父母双亲的爱是无可替代的，这对孩子全面成长肯定有影响。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跟我儿子同学或上下届的孩子都被送走到县城学校读书，也有人劝我把孩子送走，我没有。同时我也劝他们不要送孩子去，家长又不去陪读在孩子身边。可是这些不幸的孩子还是被送走了。几年后，有的成为顽劣生；有的孩子因为想家，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年半载的又回来了，回来的孩子心理浮躁，不踏实；有的学习成绩很差，中途退学，断送孩子一生的学习……从这些事例来看家长的“陪伴”是多么重要。

二、怎样“陪伴”孩子

“陪伴”，应该怎样陪伴，在学校老师的“陪伴”，需要老师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老师既要教书还要育人，在“陪伴”中将自己的言传身教全部展示给学生，上课，老师传授知识，是一位引领者，像导游一样引领学生进入知识的大门；下课，老师是学生的好朋友，规范学生的行为，监督学生的成长；活动时，老师是一位好伙伴，和学生一起快乐地游戏。

在家里，有的家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陪孩子，这些家长虽然没有把孩子送走，可是孩子在家得不到正确行为习惯的引导，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打麻将，或者给点儿零花钱打发一边自己玩，试想想这能叫“陪伴”吗？在生活中，家长不能溺爱孩子，该让孩子自己做的事，必须让他们做，而且还要努力做好，慢慢地孩子就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千万不能把孩子养成了家庭里的小皇帝，这样会害了孩子，时间久了，孩子一定不会关心父母，孝顺父母。所以在家里，家长的会“陪伴”就更加重要了。

人的一生真的没有彩排，不可以重来，尤其是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不要让你们一时的不良爱好和疏忽毁了孩子一生的成长。每个学生都需要在一所很好的学校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那里有“关爱”，他们的父母作为坚实的后盾，这样孩子的人生之路才会一路凯歌，终将会成为栋梁之才。

什么是基础教育？“陪伴”才是完整的基础教育。孩子成长才可能没有缺憾。教育孩子成功的因素很多，责任与爱的“陪伴”更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黄济，王策.现代教育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陪领导出差篇4

【关键词】笑气镇痛 陪伴分娩 羊水Ⅲ污染

中图分类号：R714.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068-02

笑气镇痛联合陪伴分娩在产科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且方法简单，镇痛效果显著，并发症少。我们自2009年10月-2010年10月，观察了笑气镇痛联合陪伴分娩在羊水Ⅲ污染产妇中的应用，结果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40例产妇均羊水Ⅲ污染，随机分为观察组120例和对照120例，观察组实施笑气镇痛和陪伴分娩措施。产妇年龄分别在25-31岁，平均28.5岁，孕37-42周，平均39.5周，新生儿体重平均3394.64克；对照组除未实施分娩镇痛外，其余条件及产科干预情况均与观察组相同。

1.2 方法 观察组 在检查产妇宫口开大3cm时，开始施用笑气吸入。首先指导产妇在宫缩前30-40秒时，于深呼气后立即将面罩正确地扣住口鼻，作深吸气后随即取下面罩，随呼吸吸入3-4次，等待下次宫缩开始前再次吸入。如此反复，直到宫口开全或分娩结束。在笑气镇痛的基础上，予全程陪伴分娩，由助产师持续给予心理和生理支持、医学上的指导和护理，并密切观察产程进展和胎心变化，产妇由丈夫陪伴，室内环境轻松愉快。对照组不采取笑气镇痛及陪伴分娩措施。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计量数据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组间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产程及产后2小时出血量的比较见表1，两组均无产后大出血病例的发生。

由表1可见，两组比较第一产程、第二产程、产后2小时出血量均有显著性差异。

2.2 两组分娩方式及对新生儿影响的比较见表2

由表2可见：两组剖宫产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3.1 笑气的理化性质与药理作用 在分娩过程中应用的笑气（即氧化亚氮）内含50%氧气、50%笑气。笑气为无色、味甘，对呼吸道无刺激性的气体，性能稳定，不燃不爆，对心血管及呼吸系统无明显抑制作用。笑气的最大优点是血气分配系数低，麻醉起效快，消除快，笑气的麻醉性能弱，吸入70%笑气尚无法达到一个MAC，只相当于0.6MAC，因而需与其他配合应用。笑气有强大的镇痛作用，吸入20%产生的镇痛作用与15mg吗啡相当[2]。分娩过程中应用的笑气含量为30―50%，仅用它的镇痛剂量，无需其它药物配合即可达镇痛效果。

3.2 陪伴分娩 即Poula(导乐)是希腊文，表示一个妇女照顾另一个妇女，现这一名词被引伸为一个有爱心、有生育经历的助产师，在整个分娩过程中给产妇以持续心理、生理及感情上的支持。分娩除了与产力、产道、胎儿有关外，还与精神因素有关，也可以说，这四个因素并列对分娩产生影响。已知紧张和焦虑能增加体内儿茶酚胺的分泌，使宫缩乏力、产程延长[3]，百分之百的产妇愿意有家属陪伴。

3.3 笑气吸合陪伴分娩在羊水Ⅲ污染产程中的应用 笑气镇痛与陪伴分娩联合用在产程中，使产妇在分娩中无痛疼之苦，可下床自由活动，并保持整个分娩过程中头脑清醒，并积极配合；丈夫陪伴在身边，使产妇在陌生的环境中得到安慰，减少了紧张及恐惧;助产师特殊的心理护理，有经验的医术指导，细心的产程观察，使产妇身心得到放松,从而使产妇减少了体内儿茶酚胺的分泌，调节体内酸碱平衡，使子宫保持正常极性及节律性；缩短了第一、二产程，减少了产后2小时出血量，降低了阴道助产、剖宫产、新生儿窒息率。特别是在羊水Ⅲ污染的产妇中，在腰麻、硬麻等其他麻醉方法不适宜的情况下，应用笑气镇痛联合陪伴分娩，经严密的产程观察，缩短了产程，降低了剖宫产率及新生儿窒息率，在剖宫产率日益增高的今天是安全有效的分娩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3.4 对笑气不良反应的预防及应用时的禁忌症在120例产妇应用笑气吸入过程中，仅有2例出现轻微头晕，停止吸入2―3次宫缩后症状消失，可继续吸入笑气，1例出现恶心、呕吐感，停止吸入后症状消失，以上两种情况在吸入过程中均应减少吸入次数和深度，即可预防。其他产妇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同时要掌握笑气吸入的禁忌症：a.肠梗阻、空气栓塞、气胸的病人；b.哮喘、气道阻塞的病人；c.癫痫和精神病人。在应用笑气过程中，由于个体差异，医务人员必须随时根据产妇的反应给以相应的调整。掌握以上注意事项合理应用，以达安全有效目的。

参考文献

[1]杜燕南,等.主编.当代麻醉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 2000:226.227

陪领导出差篇5

一、

接待范围

国家局、省局、市局领导，兄弟局领导，本县四大班子及相关委局领导，各类业务检查人员。

二、

接待程序

1、 对外接待工作坚持“统一受理安排，分口落实接待”的原则，由综合办公室负责，相关部室具体落实。

2、 上级领导来局由办公室负责接待，局领导坐陪。

3、 各股室单位接到来客通知后，须将载明来客人数、性别、民族、职务、工作内容、到局日期、拟停留天数等详细情况的书面请示（有股室负责人签字）呈局长批准后，交综合办公室安排。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更多资料

4、 综合办公室接到通知后，按照接待标准安排食宿，相关股室应有专人接待。客人离局，按规定结算费用，并通知综合办公室。

5、

严格控制陪餐人数，各股室可视情况通知有关领导坐陪。

三、 接待标准

1、 来客一律在局指定饭店用餐，用餐标准分工作餐（每人每天60元、接待餐（300元/席）、特殊接待餐三种。

各支局所来局开会，需就餐的，根据会议安排，由办公室安排工作餐。

科级以下领导或一般检查人员按工作餐标准安排，每人每天标准60元，可安排一次接待餐，标准300元（含烟酒）。

科级领导或重要检查组按接待餐标准安排，每桌400元（不含烟酒），并且原则上只安排一次接待餐（局领导陪餐），其余为工作餐。

处级以上领导或局长临时交办的接待任务按特殊接待餐标准安排，标准由局领导视情况而定。

2、

来客一律在局指定的宾馆住宿，住宿标准按职务区别安排。科级以上领导住宿费按出差报销标准向宾馆支付，科级以下领导住宿费用自理。

3、 在对外接待中，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使用洛烟、物流酒。

4、 客人在本地的参观旅游活动，由接待单位书面请示主管领导批准后，由综合办公室统一安排，凭办公室签发的《接待登记表》，统一安排。

四、

礼品购买、管理及请领

1、

礼品统一由综合办公室根据领导要求负责购买。

陪领导出差篇6

在父亲的财富光环下、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包陪庆常常强调这一点：“父亲是个极其自律的人，因此对周围的人也有这样的要求。从小我的家教就很严。”显然，身为包玉刚的大女儿，也是包氏船运王国的主要继承人之一，包陪庆身上肩负着太多家族乃至社会的嘱托和期待。在一代世界船王包玉刚辞世后，包陪庆和丈夫苏海文博士不但成功接手了环球航运集团，并且，他们还把这份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

“今天的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谈起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领导者时，包陪庆显得很谦逊。她说，自己并不是管理学科出身，所有的感触都是从父亲的“创业史”和自己的“奋斗史”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

已年过花甲、平易近人的船王长女包陪庆有很多头衔：现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董事、香港环球水火保险公司主席、香港升华服务有限公司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港事顾问、香港演艺学院友谊社副主席、汉基国际学校董事、人协会行政委员会委员……不过，当被问起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有什么不一样时，包陪庆却只是宛然一笑。

“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有很多不可或缺的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领袖魅力，而这种魅力又是通过内部修炼而来的，需要借鉴前人经验，更需要自己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包陪庆坦言，领袖魅力非一日之寒。

自律是企业家的第一要义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坚持游泳、跳绳100次；无论参加何等宴请，到了晚上十点便起身告辞……在包陪庆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生活作息规律，对自己有着严格要求的人。“别人还在聊天、吃甜点，他就要起身告辞，问他，你是要赶下一场吗？他说，不是的。十点了，父亲就要回家休息了，因为他觉得，只有休息好，才能保证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包陪庆回忆说。

或许正因为父亲从小的言传身教，在包陪庆眼中，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懂得“自修”，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我修炼与自律的品质。

“保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使其呈现规律性，只是一部分”，包陪庆认为，“自修”概念的主旨与时间管理有关，而这其中又涉及一些沟通技巧、策略、谈判，以及身心管理和家庭关系的维持。

对此，包陪庆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会牢牢把握通过开会进行各种交流的机会，及时地发现问题并有效地解决问题。”

而在开会中发现问题之后，便会涉及策略与谈判的技巧。“东南亚人和中国人最擅长（谈判）了，而中国人中，又以上海人尤擅此道。”温文尔雅的包陪庆说起谈判显得兴致勃勃。回想起多年前和丈夫在奥地利买房子的经历，包陪庆坦言，当时去跟供应商谈，语言不通，自己只会讲几句德语，但关键就是要求对方给她折扣，其他的，无论供应商讲什么，包陪庆都一概听不懂，也并不作答，最后只听懂一句对方问的“OK”，便顺利拿下了这个折扣。

“从中我就学到了一点，听不懂也是很好用的谈判技巧嘛！”包陪庆一边总结，一边自己也笑了起来。

至于优秀领导者应具备的其他素质，包陪庆认为，懂得保持身心健康和维护家庭幸福也是很重要的品质。比如，她的父亲包玉刚不仅坚持自己锻炼，对别人对下属也是好言相劝、严格要求。“父亲送给公司美国主管的礼物是跳绳的绳子，再后来送给美国总统，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礼物也是这样一根普通的绳子。”包陪庆说。

企业运营的“长期商务模式”

谈及企业运营中的关键问题，包陪庆开门见山地说到了“资金”问题。

在包陪庆看来，如今，企业发展除了要积极开展业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控制成本。财务管理是企业运营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发展“长期商务模式”（日本提出的Shikumisan理论，旨在谋求长期稳定盈利）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包陪庆说，企业领导者必须比别人看得长远。改革开放初期，船舶租赁业方兴未艾，租金昂贵，且不断上涨，今年若是达到一万美元，第二年就是一万二千美元。“其他老板都把租金放高，年租一万以上，进行短期租赁。但是，我爸爸包玉刚跟别人签的却是长期租赁合同，租期都在十年以上，而且租金只有九千美元一年。”包陪庆说，当时大家都不理解包玉刚的这种做法，直到五六年之后，船舶租赁市场饱和，租价一路狂跌到三四千美元一年，许多企业接连破产，人们才明白了包玉刚的高明之处。“我们的企业还是持续盈利，且至今昂然屹立在行业前列。”

“一个成功的企业应有的企业道德是尊重消费者，尊重竞争对手。追求的不是蝇头小利，而是共同的盈利。”包陪庆说。

谈及近年内地出现的“奶粉危机”，身居香港的包陪庆更是颇有感触，“内地很多家长为了图心安，专门跑到香港买奶粉给他们的孩子。这恰恰反应了内地某些奶粉企业的道德水平。”

包陪庆认为，做企业不可以过于私利，而应该“自己好了，帮助大家一起好。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打压竞争对手，损害客户的利益，是最做不得的事情。”

人才管理“六点”关键

聊起优秀管理者的必备条件，如何管理人才是不可缺少的话题。对于开办实验学校、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包陪庆来说，人才管理的关键就是“六点”：强化纪律，选好人，用好人，激励人，倾听的艺术和团队的意识。

“这些关键点说起来都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就并不那么简单。”包陪庆提醒，比如首要的“强化纪律性”这一条，规章制度很容易罗列出来，但是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究竟被执行了几条，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当时我们企业禁止吸烟，禁止员工在工作场所吸烟。有一次，一个员工忍不住吸烟，正巧碰到我爸爸巡视企业，他就把烟头扔进抽屉，但结果还是被我爸爸发现了，结果被严厉处罚。”包陪庆举例说，好的公司一定是纪律严明的，好的领导者就是纪律的实践和推行者。

其次，在包氏的管理理念中，“人才”的定义也与众不同。什么是企业认为的“好人”呢？包陪庆说，中文里有一个字叫“乖”，古往今来，中国的企业文化很容易把乖的学生，乖的员工认为是“好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一个领导能力再强，再面面俱到，也难免思虑不周。这时候，就需要员工下属献计献策，而不是唯唯诺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围绕在他身边的应该是思维活跃，能为公司增加价值的人，所以，人才的遴选，要看他是不是能为公司增值，而不是看他是不是听话。”包陪庆说，在选对了这样的人才之后，进行“量体裁衣”，针对每个人的能力和特点，以恰当的方式对待，将不同的人才安插到适合的岗位上去，物尽其用，这才是真正的“人才管理”。

企业做慈善是双赢

何为优秀的企业家？在一切该有的品质和素养之后，包陪庆不忘说的还有一份“社会责任”。

虽然身居且发展于香港，但包氏的籍贯在浙江省宁波镇海县。包陪庆的父亲包玉刚在创业、发家的不同阶段，曾先后捐赠了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宁波大学。在包陪庆看来，教育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动力，这也是其在上海捐建包玉刚实验学校的真正原因。“希望为国家建设储备人才，回馈国家民族。”

如果非要评论香港与内地两地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包陪庆坦言，可能在企业的社会责任部分，两者依然有一些差距。

“大家都知道世界捐赠指数，香港的排名是第十三位，而内地呢？排在第一百四十三位。从这一点看来，内地企业的慈善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包陪庆认为。

“但其实，所有的事业最终都是慈善事业。”包陪庆认为，企业盈利了，就应该回馈社会。

包陪庆介绍称，企业慈善有很多种形式，其中，基金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它可以具体分为资金管理委员会和基金会两种。“企业设立慈善基金对企业自身和受捐助者都是有利的。以疾病的基金为例，企业为病人捐了钱，病人可以以专业的知识和经历作为交换，双方是双赢的，”包陪庆建议，“大家有了自己的事业以后，也要多多参与慈善工程。”

陪领导出差篇7

论文关键词 陪审制 参审制 人民陪审员 司法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新闻舆论的作用以及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引起民众的关注。因认定犯罪事实及量刑是否合法合理而掀起舆论热潮的案件频发，裁判结果广受民众质疑。使得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不断降低，司法公信力逐渐下降。

除一些确实审判失当的案件之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公众对立法本意及审理程序的不了解，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而做出偏颇的报道，还有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追求的法律内在价值与民众的朴素价值观的冲突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民众与专业化的司法审判之间的缺乏有效的沟通，民众对具体的司法行为产生误解，对法院做出的判决做出误读。从而使群众产生“信访不信法”的观念。

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民众参与进审判活动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在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中审查案件基本事实，适用法律，进行量刑。人民陪审员是从普通公民中挑选，使普通群众能够分享审判权力、监督司法，能达到疏通民意，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良好效果。

但是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尤其是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制度并未取得其应有的效果，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司法资源的不充分，司法机关对陪审重视的不重视等等原因，人民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本文从国外主流的两大陪审制度的比较切入，分析我国目前的人民陪审制度实施现状及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提出建议。以期达到吸纳民意、民主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的。

一、陪审制与参审制

将非专业化的群众纳入专业司法审判中产生于古希腊雅典时期，而近现代法律实务中非专业人员参与审判的依照非专业人员和职业法官之间的职责和互动关系可分为两种，即狭义的陪审制和参审制。陪审制主要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指在刑事审判中，陪审员决定事实问题，即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然后由职业法官决定法律适用及量刑问题等其他法律问题。参审制的主要适用于大陆法系，指在刑事审判中，由参审人员与职业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一）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共性

确保审判活动的公平、公正及由普通人对普通人进行审判并达成一致是两种制度的共同追求。公正是司法的终极目标，法律的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指程序的公开、透明、合法，程序公正的标准已经学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但对个案实现绝对的实体公平、公正需要所有人参与到审判中去，但在审判实践中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个案实现全民参与。由于职业法官和普通民众之间接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价值观差异，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很难达成一致。仅仅由职业法官进行审判，将审判精英化，且由于职业法官长期从事司法审判活动，其内心已经丧失“普通人”的“内心确信”，使得普通民众对职业法官的裁判不信任。而由全民民主选举出代表参加具体的审判活动则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选择。陪审/参审制都是从普通民众按照标准随机选择出陪审/参审员组成陪审团或者与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陪审制度与职业法官并不冲突，不仅不完全取代职业法官，而且能起到有效补充的效果，既能体现审判民主，又能调和精英化与大众化之冲突，从而实现审判的民主。且陪审/参审制中陪审/参审员作出裁决均是经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符合相对公平。

（二）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差异

对于比较法而言，制度间的差异往往比共性更重要，是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学者也依照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两种制度的区别进行过阐述，笔者认为该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陪审/参审员在案件审理中的地位或职责

如前所述，在陪审制国家中，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相对独立，陪审员负责解决事实问题，即享有事实认定权利。而职业法官则负责解决法律问题，享有法律使用权。陪审员与职业法官互不干涉，相对独立。而在参审制国家中，参审员和职业法官并未有职责分工，两者共同解决事实和法律问题，同时具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权利，相互之间体现为合作和制约关系。在陪审制中，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相对对立，而在参审制，参审员与职业法官分享了部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参审制中的法官基于专业和经验的优势，容易在裁判人员中采用说服、暗示等方式将自己的意志扩张到参审人员。因此，参审制中职业法官对参审人员的影响很大，参审人员并未起到民主审判的作用。陪审制采用并行的二元式的裁判结构和分享性的权力结构，因此，职业法官难以对陪审员形成直接的影响。

2.陪审/参审制追求法律效果的差异

在陪审制中，并行的二元式裁判结构和分享性权利结构决定了陪审员的主导地位，因此，陪审员可不受职业法官的影响自由表达社会意志。相反，在参审制中，参审人员与职业法官共同共同行使权利往往使职业法官处于主导地位，相比而言，法庭当然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而民众民主意志。其次由于陪审制更能承载民主意志，因此，“保障人权、慎刑宽罚”自然成为陪审团审判的主轴。相反，参审制则更多地反映国家意志，因此，参审制审判将更侧重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秩序”的价值目标设定。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因此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规制。实际上，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从以上两点出发，实际上称为参审制度更为合适。

二、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一）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历史沿革

清末时期沈家本在自己的著书中提到了许多有关陪审制度的思想，并且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但是，在当时我国的各项社会制度还不健全，社会法治理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陪审制度只能被“埋葬”。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少数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人，陪审制度如果被广泛应用很可能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所以，社会条件不成熟陪审制度是不可能很好地开展。建国后，我国陪审制度最先是借鉴前苏联的陪审模式，1951年我国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其中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内容，但在之后的“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各项司法制度都遭到了损害，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收到了侵害。1978年，“四人帮”被消灭后，我国开始重新修建各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开始重建。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实践效果并不理想，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随着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推进，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要求必须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因为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制度保持了司法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好的诠释了司法“解民忧、排民难、维民权、保民安”的特征。之后，我国开始酝酿人民陪审员制度，而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标志着即将进入立法程序。后通过审议、酝酿，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5年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至此，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开始真正进入运行状态。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是由法定程序产生，代表人民群众在人民法院参加合议庭审判活动的人员。人民陪审员是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行使审判权，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的重要体现。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人民陪审员是“不穿制服的法官”，与人民法官享有相同的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4条规定了人民陪员的选任条件，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龄在23周岁以上，品行良好，身体健康，学历一般要求在专科以上。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了我国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它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组成合议庭进行案件审判的制度，主要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与案件审理，提出自己的朴素观点和认识，从而更加促进司法机关公正办案、廉洁办案、民主办案的一项制度。

（二）我国陪审制度的现状

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正式施行，经过选任的人民陪审员陆续走上了履职岗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监督司法活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制度的完善及社会的发展，陪审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陪审的案件范围也越来越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适用的范围。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以及特定当事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案件都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审判实践中，该规定从形式上基本得以实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法院“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等现象依然存在。

1.遴选制度不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龄在23周岁以上，品行良好，身体健康，学历一般要求在专科以上。笔者认为上述规定背离了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的真正目的，根据陪审制度的核心价值，人民陪审员应当从拥有政治权利即选举权的民众中随机选择。实践中基层法院一般会挑选人大代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领导、离退休干部等。无法把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性即“普通人”的特质反应出来，这种陪审员无法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容易成为陪衬。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定》，其中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即由基层组织推荐或本人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查后由基层法院院长提出人选并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在这种情况下选任出的陪审员固定化，职业化。无法真正的使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陪审员的意见根本不能代表民意。

2.陪审员缺乏话语权

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地位和职责，导致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之间分工不明确。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仅对案件事实部分具有发言权，具体法律适用仍由职业法官来依照法律规定实施。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分享权利，即对案件事实部分和法律部分都具有发言权。从现行的制度来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赋予了陪审员较大的权利，陪审员既能够对案件事实提出异议，也能够就法律适用表达意见，接近大陆法系。但是实施中发现问题如下：首先，法律业务知识的匮乏导致陪审员话语权“份量不足”。法庭审判借助的工具主要是法律知识，法律知识比较系统和专业，若不经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很难对法律做到熟知和运用，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民陪审员在各自领域可以说比较精通，但在法律知识方面还有所欠缺。这样的后果就是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上只能“陪而不审”，即便对法庭中专业性问题发言，也很难得到专业法官的肯定和认可。一些基层法院甚至由职业法官拟定问题由陪审员进行发问。其次，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不足。在经济发达地区，陪审员的补贴及误工费由法院实际发放，也由法院组织法律业务知识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下，经济上的劣势导致人民陪审员变成了形式上的陪审，无法产生实体上的公正。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构

（一）遴选

陪审员的遴选程序同样与陪审制的有效运作息息相关。为保证陪审员的遴选民主与公平，笔者建议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并且分三个层次第一，确立陪审员大名单。人民陪审员应当大众化、普通化，本人具有普通人应然具有的理解能力即可。同时应当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事物拥有成熟的判断。笔者建议年满二十二周岁，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并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均可担任人民陪审员。为保障陪审员可独立、有效行使职权，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司法部门的常设工作人员不应成为人民陪审员。每年度由各省将上述具备资格的人员名单录入数据库，各地级市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根据自己行政辖区内的陪审员的子数据库确定大名单之后，由法院每月随机选取数名候选人，并提前告知，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充分的时间以配合法庭审判活动。第二，个案陪审团的确定。为了兼顾司法公平及节约司法资源，陪审团的规模也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三级。在刑事案件中，法官经过预审认为可能判处主刑中的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单独处以附加刑的，可不适用陪审制度，法官直接裁决即可。如果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应召集陪审团。陪审团可以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应为12人至15人，适用于可能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小陪审团5至7人，适用于其余案件。陪审团从每月候选名单中随机抽取，于开庭之前告知。

（二）法律责任

陪审是公民行使司法审判权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如果行使权利不当，应当承担一定的后果。陪审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审判活动，影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被选任陪审员的公民故意向相关人员作出虚假陈述以逃避履行该义务的；陪审员明知其不符合条件或没有资格而参加陪审团审判的应公示并处以罚金丧失陪审员资格。陪审员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徇私舞弊，造成错误裁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陪审义务应对以下有特殊情况的公民豁免。七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在最近两年内担任过陪审员（参审员）的公民；存在其它重要事由（如家庭负担过重、生病、因公出国等）经基层法院认定为有效的公民。

（三）配套制度

1.法院的指引制度

陪审员不是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在参与专业审判活动过程中需要给予一定的指导。在确立月度陪审员之后，在提前告知其陪审义务的同时，应辅助对相关的审判活动知识培训。培训应包括法庭秩序和纪律，基本法律理念，庭审程序及各程序的作用、举证责任及基本法理知识。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要向陪审员解释整个庭审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义、法律价值、立法原意等。当然，整个审判活动即是司法价值取向与普通民众朴素价值取向的博弈及说服，最后使得司法机制取向获得大众的认可，可以预见到，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个案的不符，但是这种不符会随着参与陪审制度的范围逐步扩大而逐渐消失。如果司法价值在长期的陪审中无法得到认可，说明其并不想制定法律之初所设想的一样，并不是一个当下正确的价值取向。当然法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针对法律问题及价值导向对陪审员进行引导，向其解释立法原意，当然这对法官的要求是极高的。但这的确是司法长期发展的必经之路。

2.建立现代庭审原则及制度

在庭审中要保障陪审员的中立、强化对抗式诉讼，陪审员应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庭审过程中亲自并直接体验整个审判活动，摒弃现行的“印证证明”的模式，使陪审员采用证据排除原则，从而达到充分的“内心确信”。而且要采用集中审判的原则，在庭审程序完毕之后，陪审员应当立即合议并在短期内作出一致或多数一致的裁决。

四、结论

陪领导出差篇8

[关键词] 法律决策，后见偏差，陪审员

后见偏差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陪审员能否做到不考虑结果的信息?或者对于结果的了解是否会使他们的决策产生偏见呢?一部分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始证明对于结果的了解确实会使陪审员做出带有偏见的法律决策。

Fischhoff认为当人们了解事件的结果后，对于结果出现之前的可预见性做出判断时，往往会成为后见偏差的牺牲品。相对于结果发生之前做出的可预见性，他们存在夸大已知结果的趋向。拥有已知结果的优势，人们不仅认为特定的结果是更加可预知的，而且更有可能回忆起与所知结果相一致的事件信息，同时认定这些信息对于事件结果的发生是更有影响力的。人们简化，不考虑，或者甚至会遗忘与所知结果不一致的事件信息。因为当前法律审判的实质是，在一个事件结果已经发生后去评定罪行或者责任，所以后见偏差能够从许多途径对法律决策者们实施它的影响。

1、后见偏差对于法律责任判决的影响

当决定被告有责任或者有过错的时候，陪审员一般是被要求，只以结果发生以前对于被告来说可获得的情况为基础，来判决被告的行为是否有罪，判决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具体来说，陪审员必须评估由被告所导致的损失或者伤害是否是可以预见的。以及评估被告是否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存在。我们推论，如果陪审员认定被告是有更多的责任或者更多的过错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认为由被告所导致的损失或者伤害的结果是更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陪审员是不太可能做到忽略结果的信息，而仅以结果发生以前对于被告来说可获得的情况为基础，去判决被告的行为是否有责任或者有过错，以及被告当时是否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即陪审员往往受到了已知结果的影响，而判决被告的行为责任。

结果的信息能够影响陪审员对于受伤害的原告所判给的赔偿金的数量。在民事法律诉讼中，金钱的赔偿能够以补偿性赔偿金的形式或者处罚性赔偿金的形式给予。补偿性赔偿金旨在包含原告作为被告行为的一个结果所遭受到的损失，而处罚性赔偿金更进一步，定位于惩罚被告以及阻止公众犯下类似的过错。补偿性赔偿金的判给应当仅仅依据原告受损害的严重程度，并且不应当受到被告行为的影响。不同于责任以及过失的判决，陪审员判给补偿性赔偿金时不需要忽略结果的信息，反而只能以它作为考虑因素。相反，处罚性赔偿金应当以被告的过错为基础。在寻求处罚性赔偿金时，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是以一种不计后果的方式实施行为的，例如，清楚地知道与他(她)行为相关联的风险存在，仍然冷漠地选择去实施该种行为。对于处罚性赔偿金而言，对结果的了解影响了陪审员对于结果感知的可能性，陪审员对于结果感知的可能性又影响到他们对于责任以及过错的决策，而对于责任和过错的决策反过来又影响到了处罚性赔偿金数量的判给。Hastie,Schkade和Payne在1999年通过模拟审判，调查研究了当陪审员被要求做出处罚性赔偿金的决策时，是否会受到结果信息的影响。模拟的陪审员回顾了一段有关火车轨道危险路段的信息，并且做出决策这段铁路是否应当被允许运行(先见组)，或者铁路的运行是否存在着疏忽(后见组)。实验结果阐明，对结果的了解不仅能够影响到陪审员对于一个不利结果出现之前可预知性的感知，也能够影响他们对于结果出现之前被告的意图以及心理状态的看法。

结果的信息也被证明影响到了陪审员对于搜查合法性的决策。当判决一个搜查的合法性时，结果应当是不相关的，无论在搜查的过程中，是否有任何的有利证据被发现。搜查的合法性应当仅仅基于警方在实施搜查之前所具有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是否已经达到法律上合法搜查的标准。Casper，Benediet以及Kelly在1988年要求实验参加者对一个非法的警方搜查行为的牺牲者判给处罚性赔偿金。参加者被指示只能够以搜查的合法性来确定赔偿金的数量。尽管结果与搜查的合法性不相关联，但是参与者在判给赔偿金时受到了结果极大的影响。搜查到有罪证据的结果组比没有搜查到证据的结果组对于警方的非法搜查行为判处了少得多的处罚性赔偿金。

2、消极的结果加大偏见

在法律案件中，所出现的结果一般而言都是具有典型性的消极的结果。消极结果的严重程度对于后见偏差的大小有着深刻的影响力，更大程度的偏见往往来自于更严重的消极结果。在法律领域中，这个现象在医疗诉讼案件的审判研究中是最为明显的。在的法律诉讼案件中，确定一个医师是否有过失，应当是基于被控告的医师是否严格遵守了对病患进行治疗的规范，而并不是基于病患所发生的结果，即使该病人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或者死亡。然而，大量的研究文献以及案例都表明陪审员在审判中受到了消极医疗结果的严重程度的极大影响。例如，在医疗审判中经常会出现，病人死亡的，医师承担重大责任；病人受到轻微伤害的，医师则承担很少的责任甚至不承担责任，即使该医师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医疗规范。

Blandon等在2002年通过实验调查研究了事件结果的严重程度与医师以及公众对于医疗过失的态度之问的关联。参与者回顾了一个假想的医疗诉讼案件。在该案件中，一个对抗生素过敏的老年人在进行完外科手术后被给予了抗生素的治疗。了解到伤害结果的参与者更可能去主张该护理医师应当被控告医疗罪(在受伤害组中有55％的医师同意该项控告，而在无伤害组中只有4％的医师同意)，并且他们更可能认为该护理医师的医生执照应当被吊销(在受伤害组中有50％的公众同意吊销该医师执照，而在无伤害组中只有23％的公众同意)。

3、视觉中的后见偏差

在法庭审判中，结果的信息通常不会以口头的形式呈现。陪审员、证人、以及专家时常都会被询问一些东西是应当已经或者能够已经被看到，还是无法看到。例如，一名医学专家可能被询问，一位放射线医生是否应当已经在一个医学的放射线图象上观察到了一个肿瘤的存在。一名证人可能被询问他(她)能够有多清楚地看到了一宗犯罪的罪犯。陪审员可能观看一场由电脑技术所拍摄的重放的汽车事故现场，同时被要求去评估这个事故的可预测性。诸如这类的情形，需要法律决策的参与者去判断他们视觉上的能力。最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调查在视觉中的后见偏差。这个发现对于医疗诉讼的审判将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

医疗诉讼案件中，陪审员或者医学专家经常以他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情形，来推断在过去被告也应当或者能够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情形，以此判决被告存在过失责任。这就是在法律决策中视觉中的后见偏差对陪审员以及医学专家的影响。

Berhin在2000年报告了一个放射线医生被指控没有察觉到一个肿瘤存在的案例。一个在当时没有健康疾病的患者在时间Ⅰ进行了常规的胸部X光照片，并且这个X光片被放射线医生Ⅰ认为是正常的。一些年后，当这个患者感到胸部疼痛时，他第二次进行了胸部的X光照片，此时放射线医生Ⅱ在X光片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肿瘤。不幸的是，尽管进行了大量的治疗，这个患者还是死亡了。在他死亡之后，这个患者的家属对放射线医生I提出了医疗的法律诉讼，声称在时间Ⅰ时肿瘤就应当已经被发现出来了。在审判中，放射线医生Ⅱ认为在时间Ⅰ的X光片中就已经具备了在时间Ⅱ的X光片中所显示出的肿瘤存在的信息内容。他证实肿瘤在时间Ⅰ的X光片中是可见的，因此这个肿瘤应当已经被被告在时间Ⅰ的X光片中所察觉出来。

在这里所描述的案例并不是罕见的，在放射医学中的大多数医疗诉讼都涉及到诊断的，感知的，或者是决策的错误。在这些案件中，不知道诊断结果信息而解释医学图象的放射线医生(被告)，往往由在评定被漏诊的异常性之前就已经完全获知了正确诊断的专家们做出判断。基于我们对于视觉的后见偏差的了解，处在这种情形中的专家证人们不太可能不去考虑诊断结果的信息，而对被告应当已经看见了什么做出恰如其分的预测。正如在文章下一部分将要讨论到的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些专家证人们没有使他们对后见偏差产生免疫。

4、在专家中的后见偏差

如上所述，陪审员并不是唯一的容易受到后见偏差影响的法律决策参与者，即使是专家也可能成为后见偏差的牺牲品。在医疗诉讼案中，专家证人经常被要求去评价其它专家所做出的成绩。例如，医生A证实医生B是否运用了恰当的治疗标准，或者，一个医学专家评估一个之前被另一个医生所漏诊的肿瘤的明显度。法官以及在医疗案件中的专家都可能表现出后见偏差。甚至是非常熟练的，经常作出谨慎、专业决策的专家们，在他们专业的领域内做出判断的时候，都容易受到后见偏差的影响。

在对专家的后见偏差的一个早期研究中，Arkes等在1981年调查了医师们在做出医学诊断时的偏见。他们给医师们呈现了―个简要的病患病史，病史中列出了与4个单独诊断有关联的症状。参与者被分成了四个后见组与一个先见组。后见组的参与者了解到可能的4个诊断中有一个是正确的诊断。医师们的任务是对每种诊断的可能性分配他们所估计的概率(最高达到100％)。后见组的参与者被清楚地要求忽略诊断结果的信息，并指出在他们没有获知这个正确的诊断结果时他们所认定的概率。结果显示。后见组的参与者相对于先见组的参与者过高地估计了已获知的正确诊断的可能性。

5、减少或者消除偏见

由于后见偏差对于法律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律师以及法官来说，熟悉这种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探讨减少或者消除后见偏差的有效方式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5.l、考虑选择性的结果

因为后见偏差被认为至少是部分地源自于已获知结果相对于未被获知的结果在有效性上的不平衡，所以可以推测将陪审员的注意力集中到可供选择的结果上有可能会减少偏见。

近期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调查这种减少偏见的技术是否能够被应用到法庭审判中。在关于审计员决策的诉讼案件中，法官以及陪审员必须确定审计员是否运用了应当的专业的注意标准，并且他们只能以审计员在审计时可获得的信息为基础做出他们的判决，而不能基于诸如破产之类的结果信息。Lowe和Reekers 1994年发现，当要求陪审员评定可供选择的结果的可能性，并且产生出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可供选择的结果时，在他们对审计员决策的判决中，后见偏见减少了。Anderson等1997年力求在对真实的国家法官的研究中得出相似的结果。他们发现要求法官考虑并且产生可供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去偏见的方法。然而，当法官们被要求去考虑并且描述由审计员所做出的可供选择的决策是如何有可能消极地影响到其它利益持有者(如股东和雇工)时，后见偏差被消除了。

在庭审中的研究表明，当法官被要求去考虑并且描述由被告所做出的选择性的决策可能会怎样消极地影响到原告时，后见偏差被消除了。具体来说，了解到了原告的消极结果，同时也评价了选择性决策对于原告的影响的法官，将与不了解结果信息的法官一样，对被告的决策做出恰如其分的判决。

5.2、审判的分离

分离――将一个审判分为两个部分的法律实践――可以被用来隔离过错的审判决策与损害赔偿金的审判决策。在一个单一的审判中，陪审员会在同一时刻了解到所有的证据，然后商讨这个案件的所有问题。相反，在一个分离的审判中，陪审员只会了解到关于被告行为的证据，以此做出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一个判决。只有在被告被陪审员裁定为有过错之后，陪审员(相同的或者不同的)才能够了解到原告受伤害的程度，并以此决定赔偿金的数额。也就是说，在一个分离的审判中，陪审员在做出是否存在过错的判决时并不会知道案件的结果，因此，后见偏差可以被消除。由此可知，在我们当前的单一审判中，陪审员很可能是依据原告受伤害的结果，而不是依据被告的行为来判决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尽管这些陪审员是被要求不要这样做，但是后见偏差仍然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