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9 17:00:01
关键词：苏轼 婉约词作 艺术成就
苏轼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全能型的作家。苏轼在词、诗、赋、书画、音乐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现存的《东坡全集》115卷中，有300多首词，相比于诗文，苏轼词的数量不多，但是获得了极大地成就，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文学史家对苏轼的作品作出了较多的评论，认为苏轼的词有着广泛的题材，比较豪放，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苏轼婉约词内容分析
1.将婉约词的抒情继承下来
苏轼生活的时期是婉约词十分流行的时期，尽管苏轼是豪放派的先河，但是他也创作出了大量的婉约词。其中涉及很多传统的婉约词题材，描写了美好的爱情，将离别的情愁发挥紧致。苏轼词中比较典型的描写爱情的婉约词是《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其中通过“燕双飞”、“好梦”、“绣帘”、“画屏”等将男子偶遇暗恋对象的激动、爱慕和紧张表现出来，[1]使爱情的美好展现的淋漓尽致。尽管整首词依旧是传统的婉约词题材，但是整首词直白、清新、柔情似水，并没有艳情之词。
以往传统的婉约词通常是无病，大多是都是应景创作的，涉及离情别绪、佳人宴乐等。苏轼的婉约词中将情感表达的极为真挚，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比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苏轼悼念亡妻的作品，整首词结合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经历与无限感慨，将苏轼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亡妻的悼念之情表现出来，词风缠绵、哀婉，这在婉约词中是很难得的作品。
2.借词咏物
苏轼婉约词大多数内容是革新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继承传统题材，苏轼的词是借词咏物。苏轼之前，也有很多文人利用词咏物，比如欧阳修、晏殊等，但是真正能够做到整首词都咏物，并且蕴含这着深刻的含义，还要看苏轼的词。在苏轼的婉约词中，石榴、柳等都有体现，苏轼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通过独特的手法，[2]将柳叶、柳花的状态表现的淋漓尽致，通过拟人化的写法描写杨柳，将相思之情展现出来。整首词中虽然感春伤悲，但是图景的描写极为精致，情感深厚，是十分成功的咏物作品。
苏轼的婉约词不同于其他前人的词，苏轼的婉约词是整篇都咏物的，有着独特的角度，寄托情感。~中情感极为真挚，有着悠远的意境，这是一般婉约词无法达到的高度。
3.对田园生活进行描写
对于苏轼而言，他在官场上的起落是其人生中重要的经历，这些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苏轼之前还有柳词，但是柳永的词大多描写离愁情绪，词中很少有涉及社会生活的。苏轼的词中，词的内容不断扩大，从佳人宴饮到田园生活，有悼亡、拟物，也有田园生活的描写，其中《浣溪沙・其三》是比较著名的，“麻叶层层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3]整首词中描写了“茧”、“豆叶”、“络丝娘”、“麻叶”等，将田园生活的风光描写了十分形象，其乐融融，将农民大旱得雨的喜悦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也表面出了诗人宽广的胸怀。整首词中包含这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尽管苏轼的词继承了婉约词中传统的风花雪月、佳人红妆等，但是词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有着高雅的格调，关注社会生活，描写田园风光、抒发离情别绪等。此外苏轼的婉约词中尽管也有儿女情长、离愁别绪，但是在语言、意境以及情调上却有很大的发展，词不俗、不艳、不伤。
4.赠友词
诗歌中有很多酬谢、互通友情的内容，但是在苏轼之前，词坛上却是空白的，苏轼的婉约词中将陈词扫清，语意浓厚创新。比如“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4]（《南乡子》）这首词中表现出真情实感，表达了对友人的依恋，对往事的回忆，通过诸多意象，如残灯斜照、晚风凄清、枕上初寒等，能够将作者在归途过程中的凄凉等意境表现出来。利用拟人的手法，将对友人的挂念生动的表达出来。苏轼创作的《行香子》表达的是对友人的怀念，《水调歌头》等表现出作者豁达的情怀。
二.苏轼婉约词作的艺术成就
苏轼的词中有很多婉约词，其中的内容涉及到田园、咏物、悼亡以及送别等，词在很大范围中应用，更好的将社会生活反应出来。不可忽视的是苏轼的婉约词在词学艺术上有着重要的成就。
1.格调得以提升，作品更加高雅
苏轼使婉约词的格调得以提升，整个作品更加高雅。在苏轼之前的婉约词主要是描写莺歌燕舞，词间展现出来的都是风花雪月，这些词比较俗气，格调不高。苏轼的词更加清婉、情致悠远，与苏轼自身的人生态度密切联系。最为典型的就是《洞仙歌》，词中将花蕊夫人刻画的入木三分，词中找不到庸俗之词，在苏轼的笔下，原本绮艳的事情变得高雅，清新，是花间派词人不能比拟的。
2.进一步拓宽词的意境与题材
从花间派开始，到柳永、晏殊等，词是一种比较通俗的文学形式，其内容大多风花雪月，酒色宴饮，虽然也有一些词表达离别的情愁，但是整体的题材范围不够广，情感并不真挚，没有社会意义。到了李煜，词有意境有着一定的发展，欧阳修擅长描写“富贵词”，柳永爱好写“俗词”，但是这些都是在既定范围内进行的。而苏轼的词不仅能够应景，也能够表达情愁离别、咏物等。词在多个领域和场合中应用，将社会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反应出来。
3.表现手法呈现多样性
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关心民生疾苦探索人生奥秘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北宋苏轼是继柳永之后的着名词人，然而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青年时期参加进士考试，获第二名，雄心勃勃，要求变法;中年时期出任杭州、密州等地方官，主张温和改革，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担任有名无实的团练副使;中老年时期返京任翰林学士等职，因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再次出任杭州、扬州等地方官;晚年时期被贬惠州、儋州等地，生活十分艰苦。苏轼这起伏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深入到各阶层，创作了许多文学着作，在当时享有盛名。我就苏轼的人生轨迹对其现实主义词风作一点初步探讨。
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熙宁八年(1075)七月，辽主胁迫宋王朝，这年冬天，苏轼写了着名的《江城子?岳州出猎》，其下片:“酒酣胸胆尚开张，鬃微霜，又何妨:情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中借出猎习射，来抒发他渴望驰骋沙场;为国靖边立功，驱走入侵之敌的豪情。又如《阳关曲?赠张继愿》:
受降城下紫群郎，戎马台南旧战场。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这也是一首抒发爱国主义激情的壮歌。作者通过对汉唐盛世不受外族欺侮的羡慕，表现了对宋朝衰败国事的深深失望。这里说“恨君”，实际上是表达作者报国无门的忧愤;苏轼的爱国主义激情如此强烈，除受当时历史条件影响之外，还与他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有关，其父苏洵《六国论》一类文章，旨在对付西北二边的侵犯，不为空言，切中时弊，关系到宋朝立国之根本，给当时的执政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苏轼在其父的影响下，对边防大计也有过不少积极的建议，可惜只起到了科举考试中敲门砖的作用，对消洱边防大患竟丝毫无补。
苏轼被贬时，仍常关心边事。苏轼看到统治者只知道宴安享乐，而忘记了大片边地，他遥望边关，不胜感叹;“歌翻杨柳金尊佛，饮散凭栏无限意，云深不见玉送遥，草细山重残照星”。元丰四年十月，苏轼贬官黄州，当他得知种鄂率军大败西夏时，异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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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到一个月，战局剧转，宋军惨败，折损将土与民夫三十万，宋朝军事上的腐朽完全暴露了。自此，西夏更加猖撅。国势的虚弱衰危，个人遭遇的坎坷，使苏轼内心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苏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泛舟赤鼻矾，写下了一首热情向往英雄事业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以祖国雄伟壮丽的江山和悠久的历史作背景，借对历史舞台上曾导演过的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的周瑜的怀念，塑造了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而抒发了作者强烈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的抱负。词中也流露出事业无成、早生华发的感叹，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里虽有政治上无可奈何的一丝哀怨，但向往英雄业绩的豪迈气魄，仍是苏轼全词的主旋律。在“乌台诗案”中，被“锻炼几致于死”⑦之后，苏轼处于逆境，而抱负依然藏于胸中，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执着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二关心民生疾苦，对穷奢极欲的统治者的不满
苏轼在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孔孟之道。认为，朝迁应体察民情，《望江南?超然台作》就反映了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首词作于熙宁九年春。词中“却咨磋”为全词脉络，“试上超然台上看”关心春，关心民，“半壕春水一城花”，风景不殊，可惜“烟雨暗千家”。细雨霏霏，贫困居民烟火不举，更加凄暗。苏轼被排挤出朝，身为地方官，“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但仍不能使百姓摆脱贫困的境地，不禁感慨万端，借酒销愁，酒后仍是咨磋，不能忘情于国计民生，不是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事业，实现“上益圣德，下济苍生”的伟大抱负，而是用诗酒消磨，更觉不堪了。
元丰元年春大旱。时苏轼任徐州，城东有一石潭，苏轼曾来这里祷雨，后来旱象缓和。初夏，他又到石潭去谢雨，沿途所见已是一派丰收景象，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唱道:“惭愧今年二麦丰，干歧细浪舞晴空，化工余力染天红”。他更在《皖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一组词中描绘了旱灾解除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气象，表现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感情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如其五: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
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府光似泼。
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即使在这丰收在望的时节，苏轼也忘不了青黄不接时处于饥寒中的人民。还不禁使人想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天下寒士俱欢颜”⑩的高尚精神境界，而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⑾的情怀亦于此可见。
苏轼还把针尖刺向最高统治者，如《华清引?感旧》上片写杨氏盛时华清宫的繁盛热闹，暗斥唐明皇宠爱贵纪，天宝年间生活的荒淫奢侈。“五家车马如水，珠玑满路旁。”下片写安史之乱后华清官的凄凉寂寞。“翠华一去掩方床，独留烟树苍苍”。苏轼曾指责宋仁宗“后宫之费不减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词中所写并非单纯的吟古，而是针对现实，揭露当时统治者的荒淫奢侈，也含有以往呈为鉴的意思。苏轼这类关心民生疾苦以及对统治者不满的词作，深深地体现了作者社会实践的体验和创作激情。词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也正是苏轼词的现实反映。
三抒发个人感慨，探索人生奥秘
苏轼出身中小地主家庭，他凭自己的才能，二十二岁就名震京师，得到欧阳修等老臣的赏识，不到二十三岁即已登馆阁清要之阶，得直史馆。可是熙宁二年，他遇到了一场来势迅猛的暴风雨袭击——王安石变法，因与王安石“议论素异”而屡遭排挤、打击。从此，他带着伤痛顽强搏击，但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得不到实现的苦闷，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着。身长健，但忧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是下片，回忆他们初到汗京时的情况，少年锐气，自负才学，真有不可一世之慨。而回忆之中隐含着仕途坎坷的愤懑。似乎在倾吐满腹的块垄不平。苏轼还常借吊古、赏月、咏物来抒发胸中的愤慨，如《满江红，寄鄂州宋使君奉品》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州对鹦朗，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滴仙诗，追黄鹤!”这首词者凭吊古人联想现实的深沉感慨，表现了对三国时弥衡空持才气的可惜，傲物狂放的不可取;更否定了曹操、黄祖这样迫害人才不能容人的偏狭当权者。这里不能说作者没有交织进个人身世之感，但是苏轼认为才士的狂放和当权者的偏狭，只应让它成为历史。从现实出发，自己有过弃冠冕而归隐的念头，可又怎能忘情于朝政?结句是说尽管李白这个切盼朝政清明自已得以进用的希望成为泡影，但总要胜于崔颢只知思念故乡的个人愁苦。苏轼把自己在被贬滴中的思想感情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地，从而解脱矛盾与苦闷。
正因为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不断从他的词里流露出来。《行香子?清夜无尘》中，作者“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怀才不遇，继而又自我解脱:“且陶陶乐尽天真”。“天真”是指不受礼教影响的性格，此词流露出人生苦短、知音难觅的感慨，表达了作者摆脱世俗困扰的意愿，基调是开朗的。但毕竟理想越来越飘渺，对这个封建文人来说，恐怕只好“何辞更一醉”⒃了。
苏轼在理想抱负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借佛老思想来排解心中的苦闷，这虽有消极的一面，但能使苏轼遇事达观，超脱，心胸旷放开阔。他不管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被压得抬不起头，《定风波》词形象地体现了这种旷达胸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突然而来的风雨袭击下，苏轼追遥自得，安之若泰，果然微寒驱散了醉意，前时迎来了日光。他在旅途上如此，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不也是这样坦然自处的吗?这种旷达胸怀，简直可以傲视一切磨难艰危，而达到谈笑生死、履险如夷的境地。苏轼善于把儒家“仁者不忧”的精神同禅宗“看穿忧患”的思想结合起来，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这正是他所以能处处坦然，无往而不乐的重要原因。正因为苏轼具有这么一股不畏“风雨”的精神，所以他不甘受困厄摆布。他见到黄州的兰溪竟是从东向西的，便高兴地唱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体将白发唱黄鸡”。它否定了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戏》诗中所表现的黄鸡催晓，白日催年，徒自伤老的悲叹，抒发了他对所谓命运发出的抗争，表现出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
四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苏轼一方面关心着国计民生，抒发自己的身世感慨;另一方面，又善于发现生活中光明的、美好的、善良的事物。他以诗人的敏感和热情去诗人接物，使人感到他的词作有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更深更广地领略生活的意味。如他在《阮郎归初夏》中写道:“绿槐高柳烟新蝉，董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沈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人圆。”作者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初夏家庭生活图景:院子里绿槐高柳上小蝉不唱了，有人奏起了歌咏承平的南风曲子。碧纱窗下沉香烟袅条飘散。净净棋声把人从午睡中惊醒。一陈小雨过后，轻风翻转着新出的碧荷，榴花开得红艳艳。娇妻在瓷盆里洗着菱藕之类的消暑生食，激起白玉般的水珠子，一会儿碎了，一会儿又聚拢。’又如《瑞鹧鸪?观潮》描写了中秋节水乡弄潮的欢腾场面:“碧山影里小红旗，依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
苏轼自幼受故乡山水的陶冶，峨眉天下秀，培养了他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歌颂祖国山河是苏词一个重要主题。如《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播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扬花似雪花。
关键词：苏轼；豪放词风；形成原因；特征
他是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三起三落而笑对人生， “文章，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诗，如天地奇观，于境无所不收，于情无所不畅；词，如天风海雨逼人，指出向上一路。”[1]冲破了“诗庄词媚”，更被称为豪放词风的开山鼻祖。
一、从前代词人词风探究成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评论家多把苏轼开创豪放词风的成因归结为其诗词中“豪迈洒脱之气”的篇数较多，但是忽略了对其前人词风的研究，以下就从北宋以前的词人词风探究为何苏轼被称为豪放词的开山鼻祖。
其一：先于苏轼的词人词风多号称是婉约派，这其中有自我定义，也有后来文人研究加以冠名的。北宋前期有柳永、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宋祁、张先等。柳永之词亦俗亦雅，李清照称其“露花倒影柳三变”，由于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中寻找寄托，词风不免沾染了胭脂气；范仲淹文章古朴，诗风旷达，在诗文的造诣方面更高，词仅有《渔家傲》等寥寥几首意境高远豪壮；晏殊颇受南宋冯延巳影响，官位高，因而多是诗酒生活和休闲情致，是《花间词》的儿女情长；欧阳修“法严词约”，在文章方面严谨朴实，词作多是游戏小词；张先，世称“张三影”，从此别名便可看出其婉约词风，清末词学理论家陈廷焯评张子野词云“才不大而情有余”。总结前期词人诗歌的题材，多是小器物、并没有真正将词的风格发扬光大。小情、小思、小景致、小器物、小场面、小女子。如有四、五首豪放词风的词，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成大流。
二、美学角度探究主客观成因
从词的诞生，由唐至宋的两百多年，悠悠岁月，历历文人，苏子词中的豪放之气大概近乎可以成为“前无古人”了，东坡能冲破旧的音律束缚，别树一帜，唱出雄放之歌，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探究其主客观因素有三。
首先是客观方面的原因，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社会的要求促使苏轼去创作实践。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词本身具有长短句的形式，比较活泼自由，突破了五言、七言诗的束缚，有利于表现和反映北宋当时日趋复杂化了的社会生活。因此，苏轼“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的豪放词也就顺应而生了。苏轼像先前诗人一样以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作为题材，自由抒发自己的襟怀，做到了“天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2]。
其次是“涓涓细流汇成大江东去”[3]，套用一句革命的红色话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轼能够开一代词风，前代和同时代作家格力刚健之作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唐，李白、杜甫大量诗作中广阔的题材、壮阔的境界，被苏轼带进了他的词作当中。再有北宋一些著名文人掀起了文学革新运动，余波所及，在词坛上也起了影响。
主体因素。苏子的文学天赋，豪放词风的开启和发展离不了苏公超然物外的性情，既――儒释道、乐观。苏轼学养甚深，可一生屡遭谗害。以贬谪黄州为界，将他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到了后期，已渗入了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显著特点是“杂”。“他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他援佛道入儒，又始终保持做人的气节，佛老的静达旷放用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来支撑，成就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4]词人本身的豁达性格渲染了其词风。
三、从艺术手法探究苏子豪放词的特征
其一、词中所用意向和描绘的场面雄浑壮阔，抒发的感情豪迈豁达。苏轼豪放词形成阔、大、豪、苍郁、辽旷等开拓的词境。他有“休将白发唱黄鸡”般的执着与进取精神、“也无风雨也无晴”般的自信与豪迈胸襟、“天涯踏尽红尘，无波真古井”的豁达与洒脱情趣、“拣尽寒枝不肯栖”般的清寂与飘逸情境。大量描写抱负与理想的词作，抒豪情，言壮志。既使是现实生活，个人悲愁，也能从个人的情感上升到理性的旷达，而非花间婉约的缠绵。
其二、“以诗为词”，对词内容题材的扩大。词之有苏轼，犹诗之有李白，苏子运用天才的创造力，采集新的题材，开辟新的词境。“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受格律的约束严重，倚声填词，以歌妓口吻作词以便女声演唱，多数是作为歌儿伴唱之用，成为音乐的附属品，为的是娱宾遣兴。[5]”苏轼词内容题材五彩缤纷，有作者个人的情趣生活：与友人共饮、与家人同乐，游览风景、唱和诗歌。有作者的正论发表和评点社会，有描述社会残酷现实，有重现普通百姓和宋朝市井生活。
其三、词的作用和目的的拓展在苏轼之前，词作没有明显的目的，多是娱乐。而在苏轼，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亲友的聚散，自然景物的欣赏等，壮志的扬发和对自我的鼓励都可入词，这是词的一大解放。
综上，苏轼的豪放词风研究无疑是“大江东去”水滔滔，冲刷得北宋词坛星光熠熠；无疑是文化革命的东风，吹得词“夜放花千树”。他身具浪漫主义的骑士精神，飘逸而勇猛！
注释：
[1]选自《古代文学史（二）》
[2]《艺概》刘熙载
[3]题目选自《苏轼豪放词风溯源》吴邦江
[4]选自《中国古代文学史》
[5]选自《试论苏轼的豪放词风》肖晓安
参考文献：
[1]《梦溪笔谈・卷5》沈括
[2]《全宋词》
[3]《坡传》林语堂
[4]《东坡乐府笺》龙榆生
关键词：苏轼 词 以俗为美
随着文人词的发展，词体也在不断地雅化，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1]第189册：359同时，苏轼词和其诗一样，同时也在追求着以俗为美，如宴飨之外，复食野蔬，使人口齿为之一新。我们可以从其词的题材内容与语言等方面加以解读，探讨其内在成因及其词学影响。
一、苏词以俗为美的艺术表现
在北宋文人不断追求词体雅丽精工的同时，苏轼却能不弃凡俗，从日常生活情事入手，选取不同的角度，展现人情物态之美，诠释人生哲理，从而开拓了词的新天地。
（一）题材内容上的以俗为美
1.日常琐事中的妙理谐趣
苏轼用词来叙写日常生活琐事，沐浴、纳凉、闲行、失眠、衰病等无所不包，他通过大俗之事传写生活妙理。《如梦令》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2]79这首词写自己在澡堂洗澡搓背的场景。“无垢”本是佛家语，喻一切本来清净。词人天机自悟，自己虽处凡尘，但自性清净，不为“六尘”浸染。词人寓庄于谐，言妙理于俗事，如水中着盐，天然浑成。写浴后纳凉的颇多，如《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2]13本词模写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夏夜纳凉的场景，寄寓了流年暗度的感慨，词境清美，词情隽雅，令人玩味无穷。《贺新郎》云：“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渐困倚，孤眠清熟。”[2]15写新浴纳凉的美女，亦花亦人，词旨深婉。或写闲行，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人已谪黄州两年，却能以淡定的心态，坦对人生的阴晴风雨，吟啸自若，何其超脱。此外，或写消暑，如《苏幕遮・暑笼晴》等；或写寒秋惊梦，如《木兰花令》等；或写秋夜无眠，如《谒金门》（秋帷裹）等；或写衰病，如《行香子》（昨夜霜风）等。这些词生动再现了词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细微的心理感受。
2.乡村视域中的田园风味
田园词在之前颇为少见，文人多关注风月佳人，苏轼的地方生活，使他更多接触到下层民众的生活情状，与村妇樵夫结为朋友。《东坡事类》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3] 2这也使他的词别开天地。《浣溪纱》五首乃元丰元年春夏作于徐州知州任上。其一云：“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需呼。归家说与采桑姑。”[2]48词中溪水、游鱼、绿柳、栖乌、童叟、麋鹿、猿猴、桑女、姑娘等，皆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三、其四写村中煮茧香、缫丝姑娘、捋麦的老汉、纷落的枣花、卖瓜的菜农、讨水的使君，这些凡俗生活，在苏轼笔下，呈现出清新、宁静、明净、淳美的风味，真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3.季节物候中的赏阅之乐
节序风光，在花间词中多是写绣幌佳人伤春悲秋，如魏承班《渔歌子》写女子春日念远的离愁别恨，辞藻华美，感情泛化，细腻纤巧，缺少活力。苏词也写四季更替，风景不殊，却能以热爱之情拥抱自然和生活，不矫揉造作。或城外寻春，如《浪淘沙》（昨日出东城）等；或初夏听蝉，如《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等，乡村小路、午后棋声和慵懒的村姑等，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此恬静美好。又或写村野闲行，如《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词中皆是凡俗事物，断山、乱蝉、衰草、池塘、白鸟、红蕖、村舍、古城、杖藜、斜阳、夜雨、清凉。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真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江城子》云：“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又白鹭，如有意，慕娉婷。”[2]63苏词中，大俗即是大雅，大雅即是大俗。他真正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兴味盎然的生活画卷，化凡俗为清美。
4. 家庭生活中的无限深情
传统词人写男欢女爱，多是玩弄风月，逢场作戏，词成了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体。苏轼却用它来叙写普通的家庭生活，或写夫妻间的爱情，或写兄弟间的手足情等，这种世间最普遍、最自然的感情，都被写的凄婉动人。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悼念亡妻王弗，可谓是人鬼情未了。同样是中秋怀人，寄子由，人们多偏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清旷超脱。《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这首词则使我们看到苏轼作为凡夫俗子内心真实、细腻、敏感、脆弱、无助的一面。他并不是坡仙，而是我辈中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凄美感人。又《画堂春・寄子由》云：“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2]86词人身在密州，思念济南的兄弟而不得见，情思缱绻，又不似上文哀婉凄恻，真是情随意转，笔传百态。
5. 游戏笔墨中的僧俗趣事
秦观曾有诗赞其师“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别子瞻》）苏轼生性幽默，常常以调侃嘲讽的口吻，叙写人生百态，晓谕人伦之理。《冷斋夜话》载：“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过大通禅师。大通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南歌子》云：“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s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2] 59所谓席中虽然有妓，心中可以无妓。禅师时时拂拭，莫惹尘埃。东坡游心于物外，戏之以弥勒初生，直截其本来，戏说色空不二，令人忍俊不禁。又有灵隐寺和尚了然，与妓秀奴相恋，后财尽被弃，反目成仇，醉杀之。入狱，视其臂刺有“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语。东坡感而赋《踏莎行》曰：“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4]第1册：333了然虽在佛门，却为尘世色相所迷，不悟色相本空，终致恶果报应。词人以慈悲之心，启谕众生色空之理，不能妄生执念，作茧自缚。
（二）遣词造语上的以俗为美
1.以口语、对话入词
口语、对话一般多用于民间语言，与雅文体渐行渐远，苏词却能化凡为圣，点铁成金。如《阮郎归》云：“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行香子》云：“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临江仙・送钱穆父》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皆简洁如话，随心而出，如对至亲老朋，情态毕现，意韵绵长。《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四十余字中连用七个“春”字，以俗字俗句写春机勃勃，简洁明了，生动如画。又《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云：“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定风波》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语言通俗浅白，对话生动传神，又不乏人生哲理，俗中见雅，启人深思。
2.以方言、俚语入词
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5]354同样，在其词中也得到鲜明体现，如《瑞鹧鸪・观潮》云：“侬欲送潮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侬”是古吴越地一带人的自称，“歌底曲”也带有南方方言色彩，意思是“唱什么歌”，“底”就是“什么”的意思。这些词语使词景生动活泼，如闻其声，如睹其形。又《满庭芳》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需放我、些子疏狂。……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2]3“著甚干忙”意思是“瞎忙什么”，“干忙”意思就是白忙。“些子”意思是“一点儿”，皆为当时口语。“思量”，就是“想来、想一想”的意思，“抵死”就是“拼命、竭力”的意思。苏轼用这些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用语，批判了蝇营狗苟的世俗人生，彰显了自我洒脱旷放的个性，笔墨酣畅淋漓。当北宋文人词在求雅用典上用功而造成语言意象老化之时，苏词却大量引俗语入词，无疑是对词体语言的新变，更贴近生活。
3.以成词、熟语入词
苏轼以俗为美还表现在以地名、人名、前人诗句等入词，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纭酚谩捌缴教谩⒔南、醉翁、兰台、庄生”等词，《水调歌头・寄鄂州朱使君寿昌》用“江汉、岷峨、锦江、南山、剑外、曹公、黄祖、谪仙”等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用“渊明、东坡、雪堂、北山、曾城、斜川”等词，皆能有机融合在全篇中，使词气流转自如。有时他还直接大量引用或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如“暗香浮动月黄昏”（《阮郎归》）、 “觉凉生两腋清风”（《行香子》）、“蝴蝶梦中家万里”（《南香子》）、“似花还似非花”（《水龙吟》）等，分别化用了林逋、卢仝、崔涂、白居易等人的诗句。他还把一些相对陈俗、熟悉的诗篇翻唱为词，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哨遍・为米折腰》乃从《归去来兮辞》化出，《水调歌头》乃改韩愈《听颖师弹琴》而成，皆能别出风味。或用回文诗体来写回文词，如回文词《菩萨蛮》有七首。甚至把自己的旧诗改成新词，如《定风波・咏红梅》乃从《红梅三首》（其一）化出，原诗精练老成，新词摇曳生姿。又或改前人成词为新词，如《浣溪纱》（西塞山边白鹭飞）、《南歌子》（日出西边雨）、《调笑令》（渔父）分别改张志和、刘禹锡、韦应物词而成，皆能变熟俗为新美。
二、苏词以俗为美的成因
雅俗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苏词以俗为美有着时代的经济文化大背景、词体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作者自身的创新个性等多种原因，其合力推动了词体的发展和新的审美思想的形成。
（一）宋代市民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如开封、洛阳、杭州、扬州等，勾栏瓦肆的兴起，促进了娱乐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审美需求的扩大，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文人的雅文化观念，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市井新声。如柳永《望海潮》词写杭州繁华的都市风情，也是化俗为雅，雅俗相生。这自然深刻影响到苏词的创作，宋人以平常心应接万物，他们既有内在人格的高洁和雅逸，又能在世俗生活中任运随缘，进退裕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凡物皆有可观，雅俗皆为我用，从而形成宋人大雅大俗的审美观。
（二）词体发展的内在需求
从词体产生和发展而言，有个自下而上，从民间词到文人词，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过程。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莫攀我），《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这些民间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质朴浅白，真切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情感诉求等。早期的文人词，如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等，显然具有民歌的通俗色彩。随着文人词的壮大，词体不断雅化，形成了词为艳科，要眇宜修的婉约特质。至柳永是一个突破，他用生动的市井白话，描写凡俗的市民生活，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促进了词的通俗化。苏轼在继承柳词凡俗色彩的同时又剔除其艳情卑俗的成分，推动着它继续向前发展并深刻影响到南宋词的进程。
（三）苏轼人生阅历和思想性格的影响
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以欢喜心、平常心、慈悲心去关注乡村凡俗生活，吃喝穿戴、婚丧嫁娶、农耕桑麻等，无不入其词中，洋溢着热烈的人生之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导师，逆境也成就了苏轼的文人气质和品格。儒家的淑世精神，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自然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逍遥，又使他淡泊名利，出处裕如；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启示着他真俗不二的思想，达到了即心即佛、圆融无碍的境界。在苏轼看来，“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6]卷60：1832没有雅、俗的绝对分别与对立，美其实无所不在，关键是审美主体如何合体认与表现凡俗生活中的大美。所以苏词能不避凡俗又超越前人，达到“以俗为美”的新境界。
三、苏词以俗为美的价值和影响
“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从最早的民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诗经・国风》写各地风俗民情。陶渊明在田园中发现诗意，杜甫用新题乐府写民生疾苦，白居易诗使老妪能解等，都启示着苏轼词“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宋代话本小说等俗文学的兴盛，也促进了文学通俗化、平民化的进程，文人的生活态度与审美态度也都趋于世俗化。陈师道《后山诗话》记梅尧臣语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5]314苏轼《题柳子厚诗》曰：“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7]卷67：2109不仅宋诗在追求日常生活化、琐细化，通过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与唐人竞高下。在词体中亦染此风气，苏轼把日常生活当作创作源泉，真正实现了“以俗为美”，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苏轼的身体力行，也给宋人以深刻的影响。胡适《词选序》说：“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词的限制很多；到苏轼出来，不受词的严格限制，……凡是感情，凡是思想，都可以作诗，就都可以作词。……这是词的一大解放。”[7]如李清照《词论》虽然对苏轼词有所批评，但她以寻常语入音律，善于提炼口语入词，如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见有人来，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减字木兰花》），皆生动形象，明白如话，流利婉转，充满生活气息。其化俗为雅，颇得东坡词三昧。又如南宋辛弃疾闲放带湖、瓢泉时期大量创作农村词，写山村风景，如《清平乐》（茅檐低小），《清平乐》（西风梨枣山@）等，皆能涉笔成趣。动人的春意、顽童与闲叟、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丰收在望的喜悦等，一切都是如此的朴素清新，、恬静安闲。比之苏轼笔下的农村词，可谓各臻其妙。
参考文献
[1] 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 苏轼.东坡乐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 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M].重庆：巴蜀书社，1993.
[4] 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天马
一
900多年前，在人间天堂杭州，一个人正站在破败萧索的西湖边上，踟躇着、怅望着、思索着、等待着……
他是一个职位与才华反差极大的人，所做的武官职位很低，却是文华藏腹，鉴赏高明，有很高文学修养的大收藏家、鉴赏家；他就像自己收藏的古字画一样，把无边光景惊世意象卷在画轴中，留给人的是画轴背面的清白寒素淡淡墨香。他就是杭州左藏库副使、两浙兵马都监刘景文。
苏轼天上人。
他的精神永远奔突在无垠世界。
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不愿忍受朝野中人的打压，主动提出申请外放，被朝廷获准，第二次任杭州知州。江南七月，青山如黛，绿水似镜，朝野之外的风是这样的悠然怡悦，轻松恬静，悠然怡悦的风吹着悠然怡悦的船，悠然怡悦的船满载着豪放的词飞扬的诗骇人的意象，仿佛腾着云驾着雾的仙人，泊在“天堂”的岸边。苏轼的滔滔文思锦绣文章正好和杭州天堂般的美景相契合，他的政治理想远大抱负正好和杭州的水陆通衢活力开放相对应。他的灵感在飞翔，诗要开花，词要结果，文章要快马而奔。他要歌唱，他要吟诵，要把万丈豪情唱给能够陶醉其中的人，要把千缕积郁诵给可以理解他的人。
刘景文和苏轼相遇了。此时，刘已57岁，苏轼54岁。两个人的花白胡子被杭州的酥风吹舞着，他们脸上的皱纹里打着政治坎坷人生偃蹇的烙印，骨子里都埋藏着中国的文士精神，血液里都涌动着一股浩然正气。刘景文很快成了苏轼拨动高山流水琴弦的知音，苏轼很快成了刘景文这块璞玉的发现者欣赏者，两个人的精神之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成了声气相投的好朋友，整日诗酒唱和，饮宴江湖。
时间转眼就到了下一年，杭州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苏轼用大文豪的如椽巨笔擘画着他在杭州的施政计划。疏浚西湖，筑起堤坝，沿河植柳，湖心建塔，保护生态。而刘景文这个有安邦之才却无施展之地的人，把帮助苏轼实现政治理想当做自己的政治理想，推波助澜，添薪吹火，成为苏轼施政计划的积极响应者和协助者。从公元1090年4月28日苏堤开工，刘景文几乎天天陪着苏轼安步代车、酷暑挥汗，督工监造。西湖杨柳夹岸，艳桃灼灼；绿水荡漾，山影映照的优美图景，是苏轼政治理想和文学情怀相结合的经典之作，也成了收藏在刘景文箧中的一幅绝佳山水画。苏轼以一颗诗心治政，留下的政绩成为永世景仰的一首诗，诗里诗外都有刘景文的影子。
刘景文是仕进失意，苏轼是政治失意。但失意归失意，他们没有把失意变成杯中的消极颓废，没有因此销蚀对平淡生活的非常热情，他们的胸怀都能装得下浩渺海洋，他们的性格都像大山一样峻拔超迈，他们的诗心都浸泡在诗经汉赋唐诗宋词中。每日评书题画、听琴对弈、焚香煮茗、玩碑赏帖、拈笔弄砚、吟诗作赋、谈禅论道，把诗意的酒沉醉在生活中，把失意的生活酿出诗意的芬芳。
这一年晚秋的一天，西北风凌厉的刮着，树叶早已凋零，湖里立着的是几枝残荷，花池中倾倒的是几朵败菊。苏轼站在这寒冷的风里，风吹衣袂飘飘举，举目望去，心中不免凄寒。在荷与菊的影子里他看到了憔悴但依然坚韧的刘景文，这两年来与他情同手足的刘景文。英雄惜英雄，才士重才士，灵心闪现，忽然有了给刘景文写一首诗的想法。苏轼拿起翠管，文思如大海风涛，意象更潇洒不群，诗成具高超辽远，把对刘景文愁苦潦倒的悯惜，和振作坚强的希望写进了他的诗里，赠与这个潦倒一生的老人。
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字面上的意思是，水面上的荷花已经凋谢，连那像伞一样可以撑雨的荷叶也已经枯萎；篱笆边的菊花，尽管秋风摧残，却还挺立着那可以傲抵寒霜的枝条。朋友，一年中最好的景致啊，你一定要记得，就是秋天橙黃橘绿的时节。
看似写愁秋却不是写愁秋。苏轼要告诉自己朋友的肺腑之语是，我们不能抗拒岁月磨蚀，年龄已老的像那残荷，但我们的精神却永不倒下，傲然挺立，愈历风霜，愈加坚劲。一年中到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生年过半百正是富有经验、事业有成、学业长进的时候，我们要倍加珍惜这最美好的人生季节啊。
苏轼一生贬谪流放遍尝苦难，是山水自然滋养着他伟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血脉中到处流淌着山岚清泉奇石劲松，胸中氤氲着大自然的美妙瑰丽，所以，描绘人、事便融入了对天籁的彻悟和体察。
一首千古名诗诞生了，放在苏轼的诗集中，为苏轼的万丈光焰又增加了一道璀璨光芒。而刘景文藏在诗里，把这美的意境抚摸了一遍又一遍，领受了苏轼的深情厚谊、美好期望，内心充满了感动和满足。然后，回过头来，面对着他的古玩，去另一个世界里乐然畅游……
二
刘景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值得苏轼这样推崇嘉许吗？我们来打开放映机，回放他的事迹纪录片。
刘景文（1033－1092），名季孙，景文为其表字。原籍开封，是北宋名将刘平的小儿子，将门之后，袭父亲的军功，做了一名小小的武官。他收藏甚丰，是北宋著名收藏鉴赏家。
在那个到处盛开着诗的花朵和流溢着词的芬芳的时代，刘景文底蕴深厚，气度不凡，发笔精金，以自己的博学善诗，与文学界顶级人物过从甚密。他曾用自己的诗征服了文坛巨匠王安石。刘景文在饶州管理酒务时，有一次王安石巡视江东各地官员工作，到饶州考察酒务之事，来到他的厅堂，看到屏风上有他写的一首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此诗含而不露，气韵深藏，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借景表情，以境传郁，正是时人最为推崇的风度。王安石也曾写过一首诗：“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清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仔细品味，刘诗和王诗中的意境大有相通之处，所以，那种无奈、无聊、郁闷，旁人不解，王安石解，正应了他写的那句诗“人生乐在相知心”，两颗心在瞬间同频共振。王安石捻须读罢，赞叹良久，心为之倾倒，不顾领导身份，和这个下级僚属话诗论文，气氛融洽，相谈甚欢。完了，不问工作，华丽转身，登车而去。不久直接把刘景文从一个武官提拔为饶州学官，使刘景文的才华尽被世人知晓。
在文人的聚会中，刘景文才思敏捷，即兴属联，语惊四座，技压群芳。王安石出了一联考刘景文：“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刘景文应声和道：“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王安石听后大笑，甚服其捷才。苏轼也曾给刘景文出过一联：“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千不如人，万不如人。”刘景文和道：“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轼拍手赞叹。刘景文《送孔宗翰知扬州》诗有云：“诗书鲁国真男子，歌吹扬州作贵人”，被时人称为精当。他给苏轼寄诗：“四海共知霜满鬓，重阳曾插菊花无？”苏轼大喜。
同时代的文学家对刘景文给予很高的评价。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寄》之五：“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嫁作荡子妇，寒机泣到明。绿琴珠网遍，弦绝不成声。想见鸱夷子，江湖万里情”。把刘景文的诗比作未嫁的美人，倾国又倾城，意喻他的诗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佳作。又有《和刘景文》诗写道：“刘侯本将家，今为读书客，诗名二十年，风雅自推激”。晁补之《送刘景文两浙两路都监》写道：“诗篇惊人众侧耳，蚤有高誉无卑栖”。苏轼《次韵刘景文见寄诗》写道：“烈士家风安用此，书生习气未能无”。在《书刘景文诗后》苏轼说：“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万卷书凝成一股书卷气，赋之人儒雅风流，赋之笔高轶超迈，可见刘景文是怎样的识鉴宏远、风采晔然。《答刘景文》谓：“公每发言，如风樯阵马，迅霆激电，不意于中复有祥光异彩，纤余致腻，盎盎如阳春淑艳；时花美女，诚不足比其容色态度。”说话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才思如“八骏日行三万里”，表情如“美人立于花丛间”，风度如“五彩云霞放祥光”。在这些大诗人大文豪的笔下，刘景文不是一个落拓潦倒的小吏，而是一个能言善辩，才思敏捷，感情丰富，雍容雅和的人。他的思想风樯航行于辽远浩瀚的大海，他的精神阵马驰骋在广阔无边的草原，襟抱是如此高远，气象是如此阔大。这才是刘景文，一个不被执政者发现，而被苏轼所挖掘出的刘景文。因此，苏轼封予刘景文“慷慨奇士”的荣誉称号，将他比作三国时体气高妙的孔融。曾经毫不避讳的跟别人说：“老来可与晤语者，凋落殆尽，惟景文可慰目前耳。”苏轼“衰暮思故友”，说的认真恳切，丝毫不避讳别人的嫉妒。
刘景文和苏轼、黄庭坚、王安石、张耒、晁补之等同时代的名人关系都非常好，均有诗歌酬唱。
他为官清廉，为人正直。
他是一个面目清癯，两鬓多髯的老者。
他是一个大收藏家、鉴赏家，收藏有书法作品三万余轴，画数百幅。
他是一个文武全才，官场上却很郁郁不得志的人。
中国的文士，有一个传统，他们不仅在文学上意气相投，切磋唱和，相互砥砺，而且在政治上举荐才俊，提携同道，推重贤能。“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其实刘景文是不甘寂寞的，苏轼深知道刘景文是一朵藏之名山的红花，他想让一片绿叶绽放为一朵红花。写罢《赠刘景文》，苏轼似乎觉得为这个感情甚笃的朋友还做的不够，因为一首诗仅仅是一首诗，只定格了一种意象，只表达了一种寄托，毕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而他要做的正是通过自己的名望，为刘景文呼吁，让刘景文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政治才能，改变现在怀才不遇的境况。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笔就是他的重型武器，是他舞起雄风的大纛，是他吹出响亮的号角。大文豪轻拈玉管，胸中欲言，一泻而出，落笔千斤，字字如石，句句含铁，直接把推荐信写给皇帝。
乞擢用刘季孙状（或题作举刘景文状）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右臣自少闻赵元昊寇，延州危急，环庆将官刘平以孤军来援，奸臣不救，平遂战没，竟骂贼不食而死。平有数子，皆才用绝人，不幸早世。今臣所与同僚西京路分都监左藏库副使刘季孙，则平之少子，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亦未易得。而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今平诸子独有季孙在，而年已五十有八，虽备位将领，未尽其用。伏望朝廷特赐采察，权置边庭要害之地，观其设施，别加升进。不独为忠义之劝，亦以广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及不如所举，臣甘伏朝典。
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苏轼给朝廷写了这封推荐信。信中不仅说明了刘景文的身世，而且高度评价刘“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最后怕朝廷不信自己所言，说假如朝廷提拔了刘景文，他作奸犯科，或才能平庸，我心甘情愿接受朝廷处罚。这好比在皇帝面前拍着胸脯保证，如我对刘景文的推荐不实，可拿脑袋试问！
人物有大小，气味相投却没有高低。历史上有许多大人物和小人物因为气味相投互相吸引，结下深深的友谊。把文人的举荐信，写成武人的军令状，其举贤不避亲之宽广胸怀，其有责任敢于担当之钢铁肩膀，真乃世所难寻。千古重才谁能敌，百代重义罕与匹，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子期友谊长。由此可见一斑。
三
公元1091年（北宋元祐六年）的某一天，大书法家米芾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中，香炉中奇香袅袅，屋外阳光明媚，他的心情很好，手握竹管，轻点烟墨，信笔写来，正给刘景文修书一封。
是很简单的信札。
“芾箧中怀素帖如何？乃长安李氏之物。王起部、薛道祖一见便惊云：自李归黄氏者也。芾购于任道家，一年扬州送酒百余尊，其他不论。帖公亦尝见也。如许，即并驰上。研山明日归也。更乞一言。芾顿首再拜。景文隰公阁下。”
事情的缘由是，米芾欲以欧阳询二帖、王维雪图六幅、犀带一条、砚山一枚、及玉座珊瑚一枝，交换刘景文所藏王献之〈送梨帖〉。刘景文知道苏轼喜爱米芾的砚山，便投桃报李，想趁此机会把它送给这位亲密的朋友，便答应米芾。但米芾后来因为砚山被王诜借去，久不归还，只好又写了这封信札给刘景文，想改以怀素的书帖作为交换之物。
这一年，米芾正当41岁，精力充沛，学养厚实，书艺已达颠峰。因为环境优美，内心平和；因为是一般性的书札，因为是写给朋友的，心无顾忌。随意之作，天真烂漫，肘下风生，纸上墨酣，寓老练娴熟于自然之中，无些许造作，书家生命意识，笔下涓涓流泄。真是行笔如战鼓摧征，鼓点繁骤，愈来愈急；如钱潮翻涌，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如追风逐电，势极迅疾。气势如崩云裂石，排山倒海，激越磅礴，淋漓酣畅。整体一气呵成，痛哉快哉！
这时侯，苏轼的鼎力举荐起了作用，刘景文鸿运当头，接到了擢升为隰州知州的任命文书，真是青云直上到碧霄，“漫卷‘任’书喜欲狂”。把兴奋的心情拾掇进行囊，挑一个黄道吉日启程赴任。米芾的信札是收到了，细心放入包裹中，暂且把这件不要紧的事放下来。走出山明水秀的南国水乡，走上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来到万山丛中僻居山陬的隰州。然而到了隰州（今山西隰县）任上之后，雄才命薄，不到两年就身染沉疴去世。这笔文人雅士的“交易”也就永远搁浅在宋人的笔记中。
信札当年叫尺牍，对于一般人来说，写信只不过是写信，传达传达消息、表达表达心意和问候问候安康而已，对于书法家来说，他们的信，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张纸片，他写的既是传情达意的文字，又是烟云舒卷的书法，在用文字与对方说话的同时，不经意间把他的全部书法艺术功力挥洒在了上面，意象天然，鬼斧神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刘景文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封充满书法艺术魅力的“‘书’信”。这封信札就好像一阵风，吹来了暗香无数；就好像一阵雨，洒出了虹霓彩练。米芾没有专意为之，刘景文没有刻意收藏，但是一幅极品书法掩饰不住自己耀眼的光华，走上了泱泱华夏书法艺术宝库最显眼的位置。九泉之下的刘景文不知道，这尺幅很小仅有85个字的书法作品，却蕴奇藏精，成为他一生中收藏的最有价值的一幅书法珍品。他不仅只是保存了一件极品书法，而且把米芾写给自己的“景文隰公”四个大字留存在中国历史中、留存在中国书法史中，把他这个小小的隰州知州映照的华彩焕然，把地处山陬的隰州映照的璀璨夺目。
米芾的这个尺牍被后人命名为《箧中帖》，随着年代之久远身价倍增，珍宝异常。几经辗转落入皇家之手，藏于清宫，解放前漂洋过海，现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
四
苏轼在刘景文的心中占据了很大的位置，内中有崇敬、有仰慕、有钦佩，也有离别牵挂、殷殷问讯。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刘景文擢升为隰州知州，急急忙忙要远走北方赴任，他在启程时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会朋友苏轼。他想感谢朋友、知己、恩人，与朋友分享这个人生的幸福时刻；他想与朋友对面而座，抚几茗茶，畅叙阔别之情。他绕道去颍州（今安徽阜阳）拜访苏轼（元祐六年八月1091）。绕道颍州要路过滁州，这个滁州就是几十年前欧阳修在这里寄情山水当醉翁，尽收风光命名醉翁亭，醉眼明心写醉翁亭记的滁州。如今欧阳修（1045年任滁州）远去滁州已46年，作古也已近20年。但是他的醉翁亭记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声名黯然，相反随着他离去日久，愈来愈被世人珍重。珍重的表现是竞相拓印醉翁亭记碑刻，以致年深日久，磨损严重。现任滁州知州王诏，欲让文名声望很高的文坛魁首苏轼重书一通，以传承文化延续文脉，却苦于无引荐之人。恰在此时，刘景文路过滁州，正好是去看苏轼，正好是和苏轼关系特殊。王诏额手称庆，真是天助我也！赶紧抓住这个难遇之机，修书一封，托刘景文传递相求。同时，赋诗一首以述志趣。
刘景文风尘仆仆而来，苏轼不胜欢喜。一则喜刘景文擢升，二则喜知己相见，可以畅叙胸怀。握管摇笔立就《喜刘景文至》诗：“天明小儿更传呼，髯刘已到城南隅。江淮旱久尘土恶，朝来清雨濯鬓须。相看握手了无事，千里一笑无乃迂。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过江西来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吴姝。新堤旧井各无恙，参寥六一岂念吾。别后新诗巧摹写，袖中知有钱塘湖。”从此诗中我们看到两人的感情是愈老愈深，“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会心会意，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及至接到王诏转来的书信，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感念之情油然而生，不胜唏嘘之余，欣然应诺此事。这是这一年的十一月，寒风萧萧，大地寂寂，但是苏轼的心却始终在沸腾中，刘景文在苏轼处住了大约十日，他款待刘景文的最美佳肴就是他手书的《醉翁亭记》。在这十天里，苏轼书写了两种字体的《醉翁亭记》：一种是应刘景文所请，以真（又名正体，包括楷书和魏碑）、行、草兼用字体写长卷，世称草书《醉翁亭记》，笔法豪迈奔放，“如绵裹针，外柔内刚”。端庄淳厚，神韵飘逸，凝重厚实，豪气奔放。珠联璧合，世间双美。一是滁州太守王诏求书，用大字楷书写成。
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滁，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
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千古好事，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做出的一件合适的事。
这是刘景文一个顺便的请求：给王诏写，也给我写一幅吧。于是为苏轼展纸，苏轼的儿子磨墨，苏轼就奇逸开张、烟云卷舒的写开来。我们知道了，刘景文离开颍州的背囊里，携到隰州的书画中不仅有米芾的尺牍，还有苏轼的草体《醉翁亭记》。他背的是山水，他在山水中行走着；他背的是诗画，他在诗画中行走着。很难想象，绝世墨宝背在刘景文伛偻的背上，走了千里以上的路程，水火不侵，盗强不劫，怀抱不遗。可见刘景文不管是水旱两路，骑马坐车，昼行夜宿，一样对他的收藏如性命般看护的很紧。在他的任所就更不用说了，想来，他一直密不示人，将所藏高高挂在房梁上。日日为其熏上两炷檀香，让自己的心灵浸淫于艺术的天地之间。
但是，他还是不能违背宿命，丢下他的宝贝，在隰州任所永远的诀别尘世。苏轼的草体《醉翁亭记》遂自刘家散出，为世人辗转收藏。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见此卷大为惊喜，在卷上题了长长的一段话，“此宋学士东坡苏公之笔，赵子固家藏旧物也，今为伯田冯先生所得。余在京时尝见此卷于高仁卿家，前后有子固印识，今悉亡之，想为俗工裁去。讵谓神物，而灾亦见侵如是！然而字画未损，犹幸甚耳。或者议坡公书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绵裹铁。’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裹铁’也。夫有志于法书者，心力已竭，而不能进，见古名书则长一倍。余见此，岂止一倍而已！不识伯田之所自得又几何？元贞二年四月一日持来求跋，聊为草草。”赵孟頫极为激动地说，他见了该长卷，书法进步了好多倍。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醉翁亭记》长卷对中国书法的影响之大。
建国后其碑刻移置河南博物馆。
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全文401字，每字约10厘米见方，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以楷书为主，中间则以连绵的草书为主，而且楷书的转折处也多断笔。这样相互映衬，就显得断处愈断而连处愈连。气脉“连”与“断”组合得很巧妙。奇趣不断，令人叫绝。拔萃出类，笔力遒劲，神采飞扬，堪为一绝。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放纵不羁，恣肆横逸，落笔如风雨，真神仙中人。欧阳修的文是千古绝唱，苏轼的书法，如江河奔腾势不可挡，如山泉挂瀑韵味无穷。好文加上好字，好人加上好官。美景、美文、美书三者兼备，终使苏书《醉翁亭记》以“欧文苏字”而名满天下，成就中国文坛一桩盛事和美谈。
五
刘景文在隰州，没有记载他政绩的文字。洪迈《夷坚志》中记载，刘景文的外甥说，刘景文在隰州，隔几天就去晋文公祠去瞻拜一次，瞻拜时，仿佛和晋文公低语，口中念念有词。有时，他在办公的厅堂里坐着，忽然就闭了门，说是晋文公来了，又仿佛听见房中有低语声。有一天，他对一个部下说，天帝叫你来了，你先去，我过几天就去。大家听了都很吃惊。不几天，果然这个人就无疾而终。又过了几天，他也死了。过了一夜，又活转来，命人拿笔，写下三首绝笔诗。然后告诉人们，我到天上掌管雷部的事情，这次是真要和大家告别了，闭住眼睛停止了呼吸。他去世是在隰州任上两年多的事。
刘景文带着一段传奇得道升天去了。
隰州，春秋时为蒲，是后来成就霸业的晋文公的封地。隰州虽处内地，但不仅在宋朝，历来就是偏僻蛮荒之地，经济文化十分贫瘠。在这样的一个山沟沟里，不打战无由建战功，没有浩荡之水修不出西湖美景，大约民众质朴争讼也很少，州牧的事情自然就少之又少了。这恐怕与刘景文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尤其是无事可干难耐的寂寞，寂寞不是来自自然环境的，而是来自精神的饥渴。谁与刘景文吟诗弄文、鉴赏金石、臧否人物、纵论天下？环顾此郡，寂焉无人。一个高蹈之人，最可怕的是无对手，敌人可以刺激他的斗志，朋友可以激励他的上进，知己可以抚慰他的心灵。苏轼远在几千里之外，山遥水远，难通音问。寻觅这里的高人，也只有晋文公了，只有晋文公的韬光养晦，图谋大业，心雄万夫，胸怀天下，才能与刘景文互相倾慕，对面而坐，相谈甚欢。刘景文就与死去千余年的晋文公私语，倾诉衷肠，传递款曲。
刘氏酷爱收藏，视书画金石为生命，过世时，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刘景文的收藏，以王羲之〈送梨帖〉价值最高，此帖仅有两行，十二个字，苏轼认为其价值胜过唐代邺侯李泌收藏的三万轴法书。按说，刘景文的身家何止百万千万，办豪华奢侈的葬礼绰绰有余，办体面的葬礼不在话下。事实是，刘景文做官所得俸禄全部用于淘买书画金石，整日与书画为伴，沉醉在金石之中，家中却不名一文，粮无一石，茅棚破屋，妻儿寒号。死后，灵柩从隰州运到晋州（现临汾），再无力往老家移厝。一个人孤零零在陌生的异乡等待着魂归故里，安葬祖坟。刘景文两个女婿都先他去世，儿子是个最低级别的“三班借职”武官，无权无势，囊中羞涩，大约也不想落骂名马上将父亲一生珍藏变卖，只好到京城求告父亲的故友。
当听到刘景文病殁任所的噩耗时，当看到刘景文的儿子丧魂失魄哀哀凄凄的样子时，苏轼五内俱焚，肝肠寸断。想不到两年前和刘景文在颍州的欢谈，竟然成了永诀；几年前和刘景文在杭州西湖上的笑语，竟然消逝在杳渺中；两人远山阔水般的心心相印，成为一段历史。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中他没有流过眼泪，在悲欢离合的人生遭际中他没有流过眼泪。而今，挚友的离去，让他老泪纵横，涕泗涟涟。蘸着泪水，苏轼颤抖着手提起了笔，笔飞快的在他的思念中游走着，越游越快，笔下，字字是血，点点是泪……
乞赙赠刘季孙状
元佑七年十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状奏。右臣等窃闻仁宗朝赵元昊寇，延州危急，环庆将官刘平以孤军来援，众寡不敌，奸臣不救，平遂战殁，竟骂贼不食而死。诏赠侍中，赐大第，官其诸子庆孙、贻孙、宜孙、昌孙、孝孙、保孙、季孙等七人。诸子颇有异材，而皆不寿，卒无显者。家事狼狈，赐第易主。独季孙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笃志好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练达军政，至于忠义勇烈，识者以为有平之风。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于官所。家无甔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臣等实与季孙相知，既哀其才气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义死事，声迹相接，四十年间，而子孙沦替，不蒙收录，岂朝廷之意哉？今执政侍从多知季孙者，如加访问，必得其实。欲望朝廷特诏有司，优与赙赠，以振其妻子朝夕饥寒之忧，亦使人知忠义死事之子孙，虽跨历岁月，朝廷犹赐存恤，于奖劝之道，不为不补。季孙之子三班借职璨，见在京师，乞早赐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季孙身亡，合得送还人为般擎。女婿两房，并已死尽。其丧柩见在晋州，无由般归京师。欲乞指挥晋州，候本家欲扶护归葬日，即与差得力厢军三十人，节级一人，般至京师。
苏轼义不容辞，又一次给皇上写奏折，从刘景文的父亲写起，父亲英烈宁死不屈，景文有异材工诗能文，家庭如何困难，不抚恤不能振奖劝之道，最后俱写刘景文死后惨状，建议皇上赐予钱物，拨出兵丁，让刘景文的灵柩能够回到京师进行安葬。因为这篇奏折，有了一个“家无担石”的成语。形容家里没有存粮，比喻家境困难（古时十斗为一石，两石为一担）。
刘景文死后，留给苏轼的是无尽的思念，在他的诗文中多有感怀记录。“忆昔刘景文，其父死西战。出身与我同，诗文亦璀璨。结交苏与黄，秦张同一贯。文武初不分，西班不须换。”以寄托深深地怀念之情。《苏轼集补遗·书刘静文诗后》：“景文有英伟气，如三国时士陈元龙之流。读此诗，可以想见其人。以中寿没于隰州。哀哉！哀哉！昙秀，学道离爱人也，然常出其诗，与余相对泣下。”《黄山谷诗话·记刘景文诗》：“刘季孙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学能诗。仆荐之，得隰州以殁，哀哉！尝有诗寄仆曰：‘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身后图书漂散，余亦须发尽白；今对此诗，令人气塞。”
有道是：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在刘景文不得志的时候，苏轼和他是知己朋友，在刘景文成为一州首长的时候，苏轼和他是知己朋友，在刘景文化鹤西游后，苏轼仍然和他是精神上的朋友。他们自相见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一生不变的精神友谊。苏轼的巨人之手对于刘景文来说是平常的朋友之手，苏轼举世罕有的集文学之大成的那颗头颅，对于刘景文来说是生命高蹈的协奏。
六
花艳艳的开着，叶油油的绿着，自从有了植物的生命，花和叶的友谊就一直延续着。
他与大诗人苏轼相知，帮助苏轼疏浚西湖，把自己忙碌的身影印在了西湖水镜中。
他诗才很高，却不出名，藉苏轼的一首《赠刘景文》，才让人们知晓了他的才名节操。
他是书画金石鉴赏家，因为收藏，和米芾交往，因为和他的交往，米芾才写出了《箧中贴》，《箧中贴》让米芾的书名光焰更长，而他却寂寞的站在这方尺牍的方寸之角下。
他替别人向苏轼求字，顺便让苏轼给自己写了一幅，没有给自己留下，却给这个世界做了一件千古好事。
他是一片多么美丽的绿叶啊，托出了无数朵红花，让红花妆点天地盛景，自己却悠然离去。
《赠刘景文》、《箧中贴》、《醉翁亭记》；刘景文与苏轼、刘景文与米芾，谁是谁的绿叶，谁是谁的红花？历史就这样把友谊真诚、奇遇巧合融汇在一起，融成一段千年的过往，知音的绝唱，友谊的传奇。
关键词：词；自是一家；别是一家；思考；人生
词，犹如一杯刚沏好的茶，芳香四溢，愈品愈浓；词，仿佛雨后天边的一道彩虹，色彩斑斓，变换多姿；词，好比乡间的一首古老民谣，经久不衰，悠扬动听。词是诗的延续和发展，是文人骚客畅意抒怀的载体，是中华文学宝库中的闪耀新星。既唐诗的璀璨之后，词接棒而来，为中国古代文学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宋朝达到顶峰。在宋词接棒唐诗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各家文人发表自己的词学观点以促进词的发展。而北宋词人苏轼的“自是一家”和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观点独领，颇具影响。
词，又称曲子词，原为配乐演唱的歌词，多具娱乐功能。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看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与具有“言志”、“载道”功能的诗是不可比拟的。宋代柳永等词人都曾为确立词的正统地位奋斗，但都以无果告终。而苏轼的“自是一家”和李清照的“别是一家”则改变了词的地位，从根本上推动了宋词的繁荣。
苏轼的“自是一家”之说，是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而提出的创作主张。苏轼认为，诗与词存在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是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却是一致的，他从诗词同源的角度提高词的地位，对词进行大胆的革新，使词向诗的方向靠拢。
苏轼的词学观认为诗词本是一家，强调诗词同源。苏轼更从另一层面提出“以诗为词”，主张以诗的笔法入词，用作诗的方法技巧作词，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诗词同源。苏轼的“自是一家”词学观从根本上提高了词的文坛地位，不仅如此，其词学理论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用，丰富了词的创作风格，对词的音律也作了重大突破。苏轼之前，词多为用来歌咏女性的柔美之词，柳永等著名词人的词也多限制在闺怨词等描写女性的著作。而苏轼一改前风，改抒发女性的柔美之词为描写男性的刚健之词，大大扩展了词的表现功能，至此，词可以像诗一般用来表达人生际遇和感慨，抒发词人自身的喜悲和哀乐。在扩大词的表现功能的同时，词的风格在苏轼的笔下以及引领下也渐趋丰富。苏轼之前的北宋词坛，婉约词风占据着主导地位。苏轼之后，一改单一的婉约词风，主张多种词风并发，文坛词风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豪放词，婉约词，清新词，旷达词，丰富多彩的词风让词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苏轼本人的创作也是各种词风齐用，不愧为北宋词坛的领袖，代表着北宋词坛的最高成就。苏轼对词的音律也作了重大突破，词对音律的要求高，但过于遵循音律又极易受音律束缚而无法充分表达词人的感情，苏轼创新提出，词应该为情感服务，应该服从于情感，情感第一位，音律第二位，从情感入手，避免了词因过于恪守音律而造成的呆板和瘦硬，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是一家”词学观打破了诗尊词卑的局面，提高了词在全社会的地位，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影响深远。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苏轼“自是一家”词学观的基础上在她的著作《词论》中提出了与之不同的词学观----“别是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从诗词同源的角度论词，那么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色出发，提出“别是一家”的词学主张，认为诗词有着明显的界限，词应该有着自身的独特地位。
南宋词人李清照认为苏轼的词学主张导致词“不协音律”，失去了词的本色。她主张诗词各有其路，不应混淆。并提出词应严格遵循音律，提出此应该分五音，分五声，分六律，分清浊轻重，她将协律作为诗词的主要区别，将协律视为词的最基本特色之一，而且对词的协律的要求，有着一整套严格具体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极重词形式上的规整。这与苏轼对词音律的突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词的内容上，李清照主张抒发词人的情致，强调描写男女之情以及柔美之词，这与李清照本身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内容上的重情致和风格上的重柔美形成了李清照别具一格的婉约词风，成为了婉约词派的代表。其崇尚文雅的词风追求与苏轼开辟的百花齐放的词风局面又形成了明显的不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别是一家”的词学观，促进了词的进步和发展。
李清照从词的本色以及音律出发，提出了“别是一家”的词学观。其理论对维护词的本色，确立词的独特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其维护词学传统，严格诗词界限，有利于发扬词的本体精神和美学风格；严守音律，维护了词的音乐特质，但要求过于严苛，连她本人的著作也难以做到严守音律，不利于词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总体上，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词学理论巩固了词的本色和地位，推动了词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在宋词的发展历史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无论是苏轼的“自是一家”词学观，还是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词学理论，无疑都促进了宋词的发展和繁荣。苏轼的“自是一家”观从诗词同源的角度提高了词的文学史地位，为词的壮大辉煌奠定了基础；李清照的“别是一家”从词的本色出发，维护了词的本体和音乐属性，为词的发展提供了音律标准，树立了模范。同时，二者的词学观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思路，词的发展历程也为我们人生的发展作了向导。
词如此，人亦然。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要善于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寻找突破口，要善于从问题的本质入手，分析其现象中蕴含的真理，要善于在对比中发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你“众里寻他千百度”，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兴许你“山重水复疑无路”，但你不知再往前一步，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苏轼和李清照的词学观的提出，必定离不开词人认真细致地思考和分析，也必定离不开困难和阻挡，他们的词学主张能流传到今天，与其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密不可分。人生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一路上总是惊喜和遗憾参半，失望与希望并存，阳光和黑暗比肩。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前行，勇于战胜艰难险阻，必定可以和苏轼李清照这样的伟人一样，探索到学识的真理，成就精彩的人生！
在宋代风云变幻的社会中，词是石，敲出星星之火；词是火，点燃熄灭之灯；词是灯，照亮夜行之路；词是路，带领文人骚客走向心灵的黎明。词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是各路文人抒情言志的窗口，是时代政治文化的写照，而苏轼的“自是一家”观点和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理论则是词得义发展繁荣和发挥作用的垫脚石和催化剂，是打_宋词华丽之门的钥匙，是宋词前行壮大的旗帜！
浅析“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走进东坡和易安居士，体验宋词，感悟人生！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高新伟.《李清照的功过得失》.
[关键词] 苏轼；宋诗；艺术风格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期，无论是传统的诗、文，还是新起的词、小说、戏曲等，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这其中，宋诗在经历了唐诗繁荣的难以逾越的巅峰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学习唐诗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开辟了诗歌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点。在对宋诗进行开拓、创新的过程中，宋代诗坛上的许多大家都在做着努力。而在两宋诗坛上，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当属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其中，苏轼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加之以文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歌特点，开创了一派诗风。他的诗歌创作既体现了宋诗的特点，又少有宋诗所存在的缺陷和流弊，使得作为不同于唐音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宋调得以正式确立，建立了不同于唐诗的诗学规范，变唐立宋，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辉煌。可以说，苏轼是宋调形成的集大成者，苏轼诗称得上是宋诗的典范，他的诗歌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寓物托讽，借古讽今
苏轼比较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诗歌能够“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乞郡札子》）[1]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轼也写了一些政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富有现实性，鲜明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一个文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注和痛苦的同情，以及对黑暗政治的揭露与批判。
如《荔枝叹》这首诗，苏轼借杨贵妃爱吃荔枝所引发的劳民伤财的史实来讽刺当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该诗前八句以唐贵妃杨玉环因爱吃荔枝而劳师动众，导致“惊尘贱血流千载”，借此来揭露上层统治者的骄奢享受是建立在对百姓的压迫和奴役之上的。“至今欲食林甫肉”道出了百姓对上层统治者的极其愤怒之情；“无人举觞酹伯游”暗指现实社会敢于讲真话的人太少，因此苏轼高呼祈求天宫能够怜惜百姓，上层统治者莫再骄奢淫逸，希望老百姓能够风调雨顺、不受疾苦，表现了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美好社会的愿景。最后八句由荔枝写到茶，再写到花，直截了当的指出了统治阶级权臣、官僚为讨皇帝欢心而“争新买宠各出意”的丑恶鬼脸。在这首诗中，苏轼寓物托讽，借古讽今，辛辣地讽刺了当朝统治阶层的残暴，纪昀评价这首诗说：“百端交集，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不可已而言，斯为至言，波澜壮阔不嫌其露骨。”[2]
其他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写出了天灾人祸下农民的悲惨生活；《李氏园》揭露了那些奢侈享乐、荒淫骄横，不顾人民死活的封建官僚；《赠王庆源》歌颂了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廉官员等等，这些政治诗都通过寓物托讽，借古讽今的手法，以不同的角度针砭着时弊，关注着民生，表现了苏轼的高尚人格。
二、行云流水，触处生春
苏轼创作了很多的咏物写景诗，这些诗歌意境优美、诗意盎然，极富有情致。正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中评价苏轼那样：“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意。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3]他的一些诗作，描写景物如同行云流水般信手拈来，不事雕琢。
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中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首诗对宋代一位僧人所画的一幅鸭戏图，但苏轼在写此诗时，却做到了“得意而忘形”，既没有离开原画面的景象，又创造了新的意向和意境。此诗主要描写了水乡的春色，首句先从竹外开放的桃花来点染初春之景，之后将视角转入水中嬉戏的鸭子，鸭子在水中自由欢乐地游动，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生机勃勃和大地回春的温暖，使读者产生一种共鸣，仿佛能够感受到春水的暖意和春天带给人的振奋与欣喜。后两句写到万物复苏，竞相生长的春景。蒌蒿满地生发，芦笋也才刚刚冒出尖芽，而这个时节却又正好是河豚开始沿着江水上游之时，这正好与前面的“春江水暖”相呼应，从另一个视角向读者传达了诗人对盎然春意的一种富于审美情趣的新鲜感受。虽写了竹子、桃花、春水、鸭子、蒌蒿、河豚这一系列的事物，但却极为巧妙地将这些不同的意象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构造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水乡春色图。正如王伯敏评价此诗：“他把景致写活了，使读者觉得这首诗中有画，意味无穷。”[2]
苏轼此类诗歌的创作，语词优美，意境深远，让人真正感受到了苏轼诗的“行云流水”、“触处生春”。
三、以哲入诗，理趣横生
苏轼在写诗时，善于将一些哲理性的感受融入诗中，从景物中可看出诗人自身的处世哲学，或是对待事物的不同看法等，苏轼在写这类诗时，将说理与景趣结合在了一起，显得妙趣横生，这也正是苏轼诗歌的创新之处。苏轼写了很多的哲理诗，迄今为止都还影响着世人，对世人起到了一种启发和教育的作用。
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其他如《题西林壁》、《赠刘景文》等，苏轼的此类诗歌，总能以平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引发读者哲理性的思考，蔡中民评价苏轼：“东坡的议论诗、哲理诗，善于通过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冷静的关照，敏锐的审思，独到的审美角度，以自然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表现手法，巧发议论，妙谈哲理。”[2]
四、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苏轼诗虽也表现了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然而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苏轼却克服了宋诗那种强求用典、完全说理而忽视诗情的弊病。
苏轼写诗讲究以文字为诗，追求诗歌的散文化，然而却克服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诗歌的浅率无味，大胆地将散文化的句子写入诗歌，打破了诗歌的传统模式，富有创新性，例如《月兔茶》：
环非环，非，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这首诗完全打破了前人诗歌的固有形式，以致很多人诟病苏轼的这种类型的作品根本称不上是诗，然而这的确又是苏轼在诗歌创作上的一次大胆尝试。这首诗句式各不相同，然而语言通俗明白，形式不拘一格，读起来朗朗上口，让人感到非常亲切、自然。
苏轼诗歌也有很多是议论的，然而又并非是完全的议论或是空发议论，而总是借助于写景或咏物，亦或是对现实的关注，加之以自身情韵而抒发感慨，从而不至于使诗歌变得枯燥无趣，例如《海市》这首诗先讲云海中实际是空的，并没有真正的楼台，所谓海市只是心中的幻影而已，然而为聊慰心神，却又想真正看到，没想到竟能真实见到“重楼翠阜出霜晓”这种异事，于是接下来便自然而然的对这种“异事”发出议论：在人间很多东西很容易得到，然而在世间之外，谁又能称雄呢？而我只是偶然向神灵祈求，便实现了心中愿望，这说明只是我在人世间遭受到了厄运，而并非是上天不帮我。从这里看出，苏轼发议论并非是简单的说理，而必是将情、理、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看起来毫无违和之感。
总之，苏轼的诗歌创作并不以一家为宗，而是兼取李、杜、韩、白之长，最终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在宋代诗坛上，苏轼作为一个集大成者的身份，承载着宋诗的典范，成为宋代诗坛，乃至我国古代整个诗坛上永远不朽的恒星。
参考文献：
[1]周先慎.中国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傅庚生，傅光.百家唐宋诗新话[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3]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陈秀明.东坡诗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关键词： 豪放词 苏轼 定义 影响
一、豪放词的定义
论及豪放词，多认为苏轼有大辂椎轮之功，但在苏轼的豪放词出现之前，豪放风格的词并不少见，如范仲淹《渔家傲》、柳永《八声甘州》等词风格均沉雄近乎豪放。若再溯源，则有五代人牛峤的《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毛文锡《甘州遍》等词，皆写边塞之苦，苍凉悲壮。
反观苏轼的豪放词创作，历来人们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豪放词的代表之作，然而顾随认为：“谓之豪放即得，遂一之与稼轩并论，却未见其可。辛词所长：曰健，曰实。坡公此词，只‘乱石’三句，其健、其实，可齐稼轩。即以其全集而论，亦只有此三句之健、之实，可齐稼轩。”①顾随认为在苏轼词作之中，只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可与辛弃疾相颉颃，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念奴娇》并非全词豪气横溢，仅是有豪放句而非豪放词。从词的下阕的“早生华发”到末句的“一尊还酹江月”更可验证这点，词人伤感叹惋年华流逝，气势一泻千里，落入俗套。更有甚者，吴世昌认为《念奴娇》只能说是旷达，连慷慨都谈不上，何况“豪放”。②另外，其中被认定为豪放词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超脱物外，更倾向一种面对宇宙万物无悲无喜的情感，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可以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相印证，也是道家齐物忘我观点的体现，风格或者思想均表露为旷达而非豪放。
因此需要对“豪放”进行重新定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反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③由此可见，豪放是一种出于郁勃的创作动力表现莽苍强劲的笔力气魄。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也有论及“豪放”：“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④与司空图相比，苏轼更偏向于把“豪放”看做一种创新，并不拘守古人成法；既极豪放，又符合规律——不违反生活事物的“自然之数”和“妙理”。⑤这种提倡艺术风格自由的说法见于苏轼的《自评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⑥由此可见，苏轼认为豪放是出于一种创作时郁勃的精神状态，而并非等同于词的风格特征，豪放是创作时任思绪迁移和变化的状态，表现在词人的部分词作上，则呈现出旷达洒脱的风格。
二、苏轼的哲学观、人生观对豪放词的影响
对于苏轼的豪放词创作，除却“自是一家”的创作观影响及对前人的继承以外，他的哲学观人生观也起着正向导向性的作用。
1.蜀学对苏轼豪放词的影响
苏轼出生在蜀地，蜀派是介于南方派与北方派的派系，因为地域的原因，蜀派既有南方派的特点又有北方派的特点。巴蜀学术历经流传演变，到北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一个学统四起，三教融合，不局限于一家的局面。⑦
作为蜀学的领袖人物，苏轼具有的三教圆融的观念必定会对其经世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集中体现苏轼哲学思想的《东坡易传》中提到：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⑧为了把握住“一”，就不能执著于表象而被蒙蔽。荣与辱在本质上都是体会“一”的途径，所以得失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种达观的想法也在于苏轼的知足知命：精义者，穷理也；入神者，尽性以至于命也。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岂徒然哉，将以致用者。苏轼认为穷理尽性是为了达于知命，并且知命是为了人生实践。这种知命观并不是消极地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坦然对待人生的挫折。以入世为依托，穷理寻“一”才是人生真正的目标，而仕途上的成败仅仅是一种为了到达彼岸的工具。
2.“乌台诗案”对苏轼豪放词的影响
尽管有地域思想的影响，但在苏轼早年的生涯中，仍是积极的入世观念占据主导，性格偏于纯粹。直到发生“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已过强仕之年的苏轼面对官宦生涯的失意，开始对人生的意义进行反思，采用佛老思想调和自己内心的矛盾，对生命本体的意义进行探索。在具体的文本之中，则表现为思想的内转和对现实的超越，如《后赤壁赋》中道化的“孤鹤”形象，其实是苏轼内心情感的外化，以与“道士”自问自答式的对话为结尾，更是对人生幻梦的喟叹。
又如《前赤壁赋》中：苏子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⑩通过以理遣情，消解了人生短暂与宇宙无穷的矛盾，从而寻求到了精神上的畅悦之感，这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而是以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超脱乐观的精神状态来理性地观照现实。
总之，蜀学在苏轼的心灵埋下了出世和入世的种子，而“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性格二重组合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性格运动，还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统一，都是苏轼生命辩证法的运动过程的一部分。这些与苏轼的创作观相印证，从而出现了“别是一家”的旷达词风。
注释：
①顾随.顾随全集二卷·著述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8.
②吴世昌.宋词中的豪放派和婉约派[J].文史知识，1983.9.
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载《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1.
④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10.
⑤朱靖华.苏轼的豪放词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1：51.
⑥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9.
⑦蔡方鹿.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J].江南大学学报，2011，11（4）：12.
⑧苏轼.东坡易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291.
⑨苏轼.东坡易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318.
⑩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7.
参考文献：
[1]朱靖华.苏轼的豪放词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1：51.
[2]蔡方鹿.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J].江南大学学报，2011，11（4）：12.
[3]吴世昌.宋词中的豪放派和婉约派[J].文史知识，1983.9.
[4]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6]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顾随.顾随全集二卷·著述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8.
[8]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载《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1.
[9]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10，20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