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6 09:00:41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是它比任何的战争都要可怕。讨厌的非典，犹如一场瘟疫，正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那个时候，全国有几千人感染上了非典，又有好几百人在这场战争中永远的倒下了！
为了打好这一场战争，党和政府也为此出了好几个亿来控制非典的蔓延和对非典的治疗。尽管党和政府以对这一场战争中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非典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人们只能把危险降到最低。
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斗在第一线的是白衣天使，我为他们而骄傲。正是他们不怕传染，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抢救病人，不惜一切的代价。这一种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都有的那一种舍己救人，忘我的精神吗？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会不为他们而自豪，不为他们而骄傲呢？
在那一段时间里，也许有的人们还在游山玩水呢！可是白衣天使呢，她们牺牲了自己的消息时间，因为她们比谁都清楚，她们肩上背负着的，是一种压力，一种不寻常的压力。她们仍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每时每刻她们总是那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着，为病人服务着。“医生”，“护士”，这是多么平凡的一份工作啊。天空有过突然暗淡的日子，脚下有过骤然泥泞的时刻，在非典的战斗中，一批医护人员倒了，后一批医护人员马上毫不犹豫地接上去，前仆后继。他们是多么的伟大啊！他们为祖国的光辉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新的，可歌可泣的，壮丽的篇章！
[关键词]《我的团长我的团》；战争题材；英雄形象；宏大叙事；消解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正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影响和践行于文学、绘画、建筑等各个领域。它所主张的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提倡非理性主义，强调反思和批判，突出多元性思维和世界的多样性。致力于解构一切传统恒定意义等等，同样吸引了大批电影工作者前赴后继的探索和实践。新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我的团》)，以传统英雄人物的非典型化、宏大叙事模式的摒弃、军旅作品主题思想的颠覆，对战争题材典型化的消解，完成了对经典传统革命英雄主义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彻底解构。
一、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解构
传统革命英雄主义战争题材影视作品，通过政治理性的主导，建立了典型环境的描写和典型化的人物塑造等影视规范，形成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风格。传统战争题材影片英雄形象：一是背负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理想，勇于抵御外敌入侵，敢于英勇献身，为国家、民族和崇高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二是睿智善战，熟谙战争规律法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能在困境、危局中挽狂澜于即倒，敢于决策、勇于指挥，是战争进程及胜败的决策者、指挥者；三是具有军人典型的人格力量和审美价值，有坚忍的意志与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即使面临现代社会家庭、社会、生活、心理等多重压力和金钱物质的极端利诱，仍然是忠诚、责任、奉献、阳刚的化身。这些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不论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还是近年来在人物的选择和性格塑造上有很大突破的李云龙(《亮剑》)、常发(《狼毒花》)等另类英雄或许三多(《士兵突击》)等经军营磨砺具有军人性格与意志的普通士兵，审示他们的审美特征，依然是伴随着激动人心、高昂雄壮、激昂慷慨、苍凉悲壮的审美享受，仍属于“英雄”的范畴(具有军人品格的优秀人物)。
《我的团》是对上述英雄形象的彻底颠覆。它着力刻画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溃兵，最低标准的生命延续是他们每天的目标，动物的本能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为了一餐猪肉炖粉条，极尽坑、蒙、偷、骗之能事，甚至连的口中食都要欺骗。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的理论，这是一群还没能解决温饱基本生存需要的最底层群落。破旧的军装，无序的军容，行动的散漫，自称是人渣、炮灰，这种生命外在形式的卑微，来自于整个社会群体的公共评价，更来自他们的内心深处。就军人而言，这是一群无崇高理想、无坚定信念的活着的躯体，没有追求的勇气，没有生活的自信，当然也就缺少生命的雄健与热情。生命形式的卑微伴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淡漠，在直面国土沦丧、祖国被蹂躏、同胞被屠杀的境况下，给他们留下的是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和活着的无奈与冷漠。
《我的团》没有传统英雄的神圣光环，找不到“典型化”的英雄形象，虞啸卿、“小书虫”、龙文章等似乎具备某些“英雄形象”的外在气质，但已非传统精神楷模的“英雄”人物。虞啸卿：具有军人的外在气质，果敢、有气魄、有胆识，以“国家有难，岂能坐视之”为警句，为抗击日军不惜杀了擅自逃跑的胞弟，他在怒江边建立了与日军对峙的防线，但他在关键时刻放弃了对他委以生命信任的战友(虽有不得已的情况)，之前所有军人的外在表象，顷刻轰然倒塌，在自己前程及虞氏家族的荣耀面前，他是军人，却更像政客，这是对军人人格的彻底背叛，虽未投敌，心灵实已变节；“小书虫子”，伴随着“天之涯、地之角”的校园抒情歌曲走进我们的视野，吟唱着“我们要在黑夜里树立火炬”，为了理想和信念，激情似火；为了国家民族敢于奉献，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但面对生命绞肉机的战争，他们生命的消亡，犹如绚丽的彩虹那样短暂，那样易于毁灭，虽美丽，但对于长期处于灾难中的国家民族，似乎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龙文章(又称死啦死啦)，于溃败中收编了近一团散兵，自封团长，组织了惨烈的南天门阻击战和最后的攻坚战，表现了独到的军事素质，但他在上司虞啸卿面前怯懦卑微，在南天门上为一个基数的炮火支持，长跪作揖，虽打退日军18次冲锋，却在最后率众逃跑，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军事上的种种表现或是为了自己34岁当上连长却未实现的军事梦想，从现实视角和语境出发，或可列为英雄，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典型英雄。
《我的团》颠覆传统英雄形象，转而展现最底层小人物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深切关怀并同情小人物的命运，揭示人性的复杂，从而突破“典型化”以及塑造和讴歌的传统英雄形象的创作模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不再把普通人当做英雄人物的配角，而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影视作品关注的中心，还原小人物的本来面目，把他们作为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是传统英雄形象走下神坛向常规人性的价值回归，小人物“英雄形象”的树立完成了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解构。
二、对宏大叙事模式的解构
传统革命英雄主义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以宏大的叙事模式突出对战争进程和战争事件的展现，全境式展示决定战争胜负的敌对双方指挥员心智、谋略、力量、武器装备、人心向背等决定因素和各种偶然因素，战争场面激烈、气势恢宏，即使有普通人物生活细节、场景的勾勒，也是为整个战争事件而服务，单个生命个体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微小构成单元，普通士兵乃至高级将领只能服从并服务于战争需要，宏大叙事时常伴随英勇的故事、鲜明的旗帜、伟大明晰的经典化战争理论。宏大的叙事，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和“草根”叙事等等相对。《我的团》从叙事视角、叙事构成、叙事节奏等方面完成了对传统革命英雄主义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宏大叙事的解构。
在叙事视角上，《我的团》是一个战争中伤残下级军人孟烦了的个人叙事，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作为叙述者，聚焦了他的所见、所为、所说及大量意识、潜意识心理活动，从他的视野中展现《我的团》。而孟烦了本人是一位心灵和身躯严重受到战争创伤，介于传统与现代、理性与叛逆、麻木却不失热情、碌碌却不乏思考、尖酸却也高尚的小人物，在他双重而矛盾的性格中，从他的视角叙述战争，感知身边的人和事。在孟烦了的视野中，亲历战争被杀戮的噩梦永远挥之不去，伴随的是对国家、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麻木与冷漠，在战争中他时时切身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失，以及这种消失给叙事者心灵带来的震撼与伤痛；感受到面对死亡一个个普通生命的存在方式，并着力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动，触及他们的灵魂深处，展示战争中小人物、边缘化人物的生命存在形式；感 受到普通民众的生存态度，如小醉、迷龙媳妇、禅达民众，他们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但美好的人性、善良的情怀、质朴的情感并未在他们身上消失。这种叙事视角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必然导致被讲述的故事并非完全围绕宏大的战争展开，也使战争中英雄的主题得以冲淡。
在叙事构成上，《我的团》以滇缅抗战为背景，在这场惨烈的民族反侵略战争中，史料显示，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参战部队即达到10万之众，1944年开始的反攻作战，又投入军队20多万人，仅松山战役(《我的团》中南天门战役的原型)，就历时120天，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两个军5个步兵师总计6万多人，动员后勤民3210余万人次，在最后攻克松山主峰的反复争夺战中，中国军队采取坑道作业，填埋数吨炸药，彻底将山头连同日军暗堡一同毁灭，战斗之惨烈已达极致，是役中国官兵阵8000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1200余人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战死，整个滇西抗战，彪炳史册的还有滇缅公路、驼峰航线、飞虎队等等。就叙事构成而言，叙事内容资源丰富，但《我的团》放弃这一宏大主题选材，就伟大的滇西卫国战争而言，我们既没有看到战争的全貌，也不能体味战争史诗般的进程，更未看到经典战争理论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尽管该剧战争场面占到40％，运用了大量战斗场面特技，但就全剧而言，我们看到大量琐碎、纷杂的生活细节铺陈，以及讲述者心灵深处的个人感受，多个情节的反复重现。这种叙事内容选择上的琐碎，情节设置上的平淡，人物塑造上的平民化，关注战争中普通士兵的生命价值、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从而以更宽、更广的视角审视了战争。
在叙事节奏上，传统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围绕战争铺陈，多层次、多角度展现敌对双方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的系统筹谋，制造大战一触即发的态势，矛盾冲突尖锐惊险，情节节奏紧张扣人，各方命运扑朔迷离。而《我的团》没有围绕战争胜负展开，而是以叙事者不紧不慢的生存感受展开了一条直线式“匀速”叙事，与战争无关的事件被有意在时序上拉长、变慢，甚至于精雕细刻，用较长的时间来叙述较短时间内发生的故事，把事件的过程细节放大。不惜用两集的时间长度表现要麻、康火镰等人的死，用冗长的影视文本讲述迷龙如何骗床、如何占屋、如何安家，叙述川军团在与日军隔江对峙时的无聊、无奈、无序……即使直面战争，也不再刻意解释、标榜，没有战争的精心谋划与准备，似乎在不经意间完成了战斗过程的叙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南天门阻击战，也是在后有追兵，前有怒江天堑绝境中不得不做的惟一选择；具有对反攻有重大意义的渡江侦察，初衷也是为了救出孟烦了的父母。作为战争题材影视作品，放弃最吸引人的战争叙事，使叙事节奏在有意无意偏离这一中心。《我的团》宏大叙事模式的摒弃，不刻意展示战争重大历史题材，以普通人的视角，略显冗长的生活琐碎叙事，平面展示战争进程，展现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不再把战争胜负成败作为惟一的关注点，有意跳出战争，远距离进行眺望与审视，还原战争的本真状态，走出为战争而战争的认识误区，从而为全面展现战争、认识战争、反思战争提供了更深、更广的角度。
轻轻地，您走了，留下的，是沉甸甸的悲痛；缓缓地，您倒下了，树起的，是人们对您的敬重。为人，为友，为母，责任虽重，可白衣战士的职责，却胜过自己的生命，四十七年瞬间即逝，叶欣阿姨，您一路走好！
用“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来形容您，一点儿都不为过。不是吗？面对您的是生与死的较量，是死与生的考验。在许许多多平凡的日子里，您忙碌着，您奉献着，您无畏地面对着。看，您眼中的疲惫，昨天，又熬了一个通宵吧！听，您沙哑的声音，今日，又得挺身而战吧！
面对肆虐的病毒，您毫无惧色，从容应对，您天使般的笑靥写满了人世间的勇毅和真情。在电视上，看着您面对家人告别时轻松的微笑，我流泪了；看着您面对患者鼓励时亲切的笑颜，我流泪了；看着您面对非典病毒作抗争时刚毅的笑容，我流泪了；看着您躺在病床上，以一个医务工作者专业的眼光审视并汇报着自己的病况时从容的笑脸，我流泪了......您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深深地撼动了我。您把所有的情感倾注到“非典”病人身上，把所有的勇气聚焦于抗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病友们一个一个康复了，而您，却因“零距离的接触”，不幸感染，因连日的操劳，倒在了病床上，任我们千呼万唤，永远离开了我们。
敬爱的叶欣阿姨，您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您是多么可歌可泣啊！人们不会忘记您，正以您为楷模，成为着抗非典的生力军。您看，一个又一个的“叶欣”迅速聚拢来，抗非典的队伍已是浩浩荡荡。七十多岁的老军医姜素椿来了，在战场上不慎负伤的老人，用康复者的血清为自己治疗，疗效显着，为非典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来了，他以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智慧和刚毅，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取得了非典治疗的突破性进展；工人、农民、学生来了，众志成城，携手筑起抗非典的万里长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大家接过您手中的枪，依靠科学力战非典，一次次地书写着医学史上的奇迹。我，作为一名少先队员，也一定要以您为榜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与“非典”斗争到底，绝不退缩。长大了，我也会像您一样，用自己的本领，为人类谋幸福。
敬爱的叶欣阿姨，您虽然走了，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我们身边。您知道吗？最近，您荣获了国际护士最高奖章——南丁格尔奖章，您的汉白玉雕像也已在您生前工作的医院揭幕。在这阳光明媚、百花争艳的五月，人们用各种方式把象征着崇敬、怀念心情的鲜花送到您的身边。您用行动书写了人生最壮丽的青春，在我的心中，您是最美的，您的微笑是灿烂的。
亲爱的阿姨，人间的天使，我们炽烈地爱着您，您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
此致
敬礼！
实验小学（西校区）五（9）班
张欣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分子。团结、互助、友爱是人生必不可少的道德品质，只有拥有这种优秀的品质，我们才能有机结合起来，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2003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天。凶猛的“非典”病毒如同一个恶魔，肆虐着大江南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牺牲了许多医护人员和“红十字会”成员。“红十字”成员和医生护士一样，奋不顾身地投入“非典战争”中给病人治疗。虽然，“非典”病人没有全部治好，但是医护人员和“红十字会”成员已经尽力了，已经把爱心传递出去了。有些“红十字”人员也被传染，丧失了性命。在抢救非典人员的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事例：某市护士长也投入抗争非典的过程中。她刚做好第一位非典病人的手术，又有一位非典病人要做手术。就这样反复几次地做手术，护士长倒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天津的一对夫妇赵世勇、孟淑琴双双倒在抗争“非典”的战场上……他们都是“红十字”精神的践行者。
在5月12日地震过后，爱心每天在红十字会涌动，感人故事每天发生。学校组织了“红十字协会，帮助灾区学生捐款”的主题活动。让我们多一份爱心，伸出援助的手，让那灾区的所有孩子和我们一样，在快乐中读书，也接受同样的教育。听到这消息后，同学们想了想：我们在这么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真是幸福，可想想在那些地震中被夺取生命，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别说读书，有的连能不能生活下去，都成个问题。这对他们多么不公平！所以都踊跃地捐出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最少的也捐了5元，大部分都捐了20多元，有的同学甚至捐了700元！这些钱是同学们自己从日常生活中积攒起来的。虽然区区几百元并不能帮助什么，但是滴水成河，当所有人都伸出援助之手，当13亿中国人，人人都献出自己的爱心，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在那儿带着快乐的心情，坦然的面对残酷的现实，坚强地生活下去。我们都非常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帮助他们！
在今年的四、五月份，我国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非典型”肺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表现最为勇敢的是那些奋斗在抗非第一线的白衣天使们，他们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为全国人民解除疾病困扰作出了不懈努力。在人类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不畏死亡，他们是这场战斗中最可爱的人，我真心的对你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白衣天使们忘我工作的时候一定深深的明白，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感染，随时都可能会倒下。但你们依然挺身而出，坚守岗位，视救人为天职。还记得那位英雄人物钟南山么？他已经很大年纪了，仍和年轻人一样，夜以继日地抗击在非典的第一线，为白衣天使树立了榜样。难以想象，在非典期间有多少医护人员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天隔一方，只能通过电话寄托思念，常常电话两头都在流泪，要知道他们这样做，可是为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幸福快乐啊！
“凶残的非典”选择了人类，而白衣天使没有选择退缩，没有选择放弃，他们选择了奉献，甚至牺牲，他们的选择是伟大的，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最终战胜了“非典”，赢得了胜利，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人民的称赞和爱戴。
白衣天使——我爱你们。
朱学勤先生的文章道德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无远弗届。无缘亲聆先生的教诲，实以为平生之恨事。虽然先生寥寥数语便道破了历史的本质，不过以晚生之浅陋，不能完全接受先生的观点。不仅是因为语焉不详，而且晚生认为先生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先生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过分地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似乎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一．斯巴达体制不能归结为专制制度
根据古代与现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看法，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应归结为某种制度。斯巴达体制的基调是贵族共和制，在这种制度下，民主虽然是不充分与不完善的，但是还是有最高的权威的。斯巴达体制内部分为几大权力要素，以两个国王，五个监察官（由长老议事会选举），长老议事会（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家族中挑选），公民大会（全体成年全权公民的直接民主）互相制衡。最后形成了寡头统治体制，由五个监察官控制一切。但是监察官还是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政治生活中还是以全体公民的大多数的意见具有最高的权威，至少宣战与媾和这种军国大事需要全体公民大会的多数同意。这种民主决策的程序与现代间接议会民主制也相差无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将斯巴达体制斥为专制制度是不恰当的。（2）
根据历史记载，斯巴达在它的存在的全部过程中坚持了立宪主义的传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摧毁了它的兵力所及范围内所有城邦的僭主制度与民主制度，而扶植寡头制度。因为在斯巴达的统治者看来，前者是一个人的专制，后者是大多数人的专制，都不符合的原则。这种见解也是相当符合现代自由主义原理的。因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多数人的暴政与一个人的暴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说不定更加为所欲为，无法制约。（3）
朱学勤先生对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制度推崇倍至，但是对于古老的斯巴达制度却极度鄙弃，恐怕在学术立场上不够公正吧？当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朱学勤先生和我们自己的爱憎与偏见：斯巴达是政治家与战士们的大学校和大兵营，要求全体公民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绝对服从以五个监察官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这种军事与半军事化管理风格的社会非一切自由散漫、目无领导的“臭老九”所能容身。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职业脱产的知识分子不会对斯巴达体制有任何好感，除了某些具有“哲人王”或“立法者”念头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外（4）。
二．名不副实的雅典民主
躬逢其盛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评论伯里克利当政时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度时，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5）看来只要是实行直接民主制，不管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还是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都通通免不了这种下场。伯里克利本人长得极象著名的雅典僭主庇拉斯特图，为此早年他曾经遭到民众的猜忌。而且伯里克利本身也具有僭主的一切才能和技巧。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评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他拥有独裁者的一切的特质、精力与技巧，而他站在我们一边。”这句话也可以丝毫不差地用在伯里克利身上。（6）
如果根据以色列著名的思想家塔尔蒙的观点来分析，那么雅典民主实质上就是极权主义民主的最早源头和典型。（7）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庞则一语道破——“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8）
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对雅典民主的不宽容性颇有微词，其中最能刺激知识分子的敏感脆弱的神经的就是苏格拉底因为特立独行的言论与作风而被民众判处死刑的故事。勒庞指出：“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9）
所谓的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之类的宣传完全是荒唐无稽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民主领袖们看来，这种团结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天条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与嘲笑的。雅典的所有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其实都知道雅典娜在关键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但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还是装模装样地去神庙祈祷，而置政治对手于死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他们渎神了。（10）所谓圣人神道以设教，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对此觉得厌烦和不可理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小心谨慎，只敢腹诽，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甚至还要完成一些官方指派的写颂诗的任务。所谓的犬儒主义，其实就是雅典知识分子们的典型生存状态，并不需要等到罗马帝国的大一统高压统治下才会出现。（11）
在伯里克利这位伟大的民主领袖当政的雅典民主全盛的时代，雅典人还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查祖宗十八代阶级成分的政治运动，将很多混进自由公民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变卖为奴。将近两万人的公民中，竟然查处了五千人，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见这些人的狭隘、偏执与残酷了！（12）其实所谓的直接民主制就是理论上人人平等，实际上互相瞧不起，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就是互相排挤与陷害的最佳时机。后来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墓上的演说，那样美化雅典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精神，是不是把这一段残酷丑恶的历史全部给忘记了？
三．雅典经济政治制度的双重属性
雅典政制的精髓并不能以自由来形容，而应该以全体特权公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来衡量。这种直接民主制必然带有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综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承认人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无论是作为这种平等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者理所当然的结论，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就是呼之欲出了。而这就是民主制尤其是直接民主制的实质与必然结果，它是与平等以及坚决地扶弱制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体制内部绝对有必要铲除那些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威胁的杰出与特立独行的人物，陶片放逐法的广泛实行就是最为典型的事例。
雅典在第二次反波斯战争中获得全胜之后，建立了提洛同盟，之后将这个表面上平等的同盟变成了控制盟国的工具。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时代正是靠了勒索与剥削本国的奴隶和盟国——实际上就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才能够维持直接民主制的巨额的消耗。因为要维持甚至不断地提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要脱离体力劳动获得闲暇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这在经济上是极为浪费的。雅典把一些最需要时间与体力的工作但是又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如采矿业与金属冶炼与武器制造业，都将给了奴隶主们去承包。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制的工作时间，再加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因此实行彻底的奴隶制是势在必行。同时为了消除国内的阶级矛盾，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提倡殖民政策。这跟近现代历史上资本主义起飞阶段压制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阶级，对外移民扩张，以调和内部矛盾的行为模式是高度一致的。（13）
在希腊诸邦中，雅典属于较早铸造金属货币的一批。（14）铸造金属货币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变革，因为货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杠杆作用是极为巨大的。因此雅典的金融工具优势由于其政治军事霸权的巩固而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为雅典以不平等的交换榨取其它城邦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经济体制在城邦内部则导致了某些“资本家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奴隶劳动。这种奴隶劳动在采矿业与铸币业方面极为普遍，而这两种行业就是雅典经济财政力量的源泉。因此对外的经济金融霸权与国内的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体制是雅典统治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要价以维护的。
在上层建筑中，尽管雅典政制把民利扩大到了全体公民，尽管穷人担任某些低级官职已经有津贴，但是富人们依旧有效地控制了政权，民主领袖伯里克利本人就是雅典的最大富豪之一。雅典的将军们几乎个个是殖民者与大商人，修昔底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5）顾准先生指出“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商团是主力军。”（16）看来这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以舍死忘生的勇气去抢劫，再用抢劫来的东西体面地做生意，这就是那些古往今来的海盗殖民民族的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以雅典为最著名代表的古希腊殖民者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希腊人没有贩过毒）。
十九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雅典，商业消除了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若干区别。雅典商人的精神与现代商人的精神颇为近似。色诺芬告诉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商人把他们的资本从阿提卡大陆运走，投放在列岛中。商业使他们建立了货币流通。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迹象表明汇票的使用。”（17）这些交易手段与交易工具的使用与完备就必然意味着投机走私、偷税漏税与贪污贿赂等活动的盛行，最终又将导致贫富极度分化，破坏直接民主制的经济基础。
四．雅典与斯巴达为何而战
在雅典公民大会就是否继续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作战进行讨论时，伯里克利表现了某种厚颜的本质。他对雅典公民们说，雅典帝国实际上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只能靠暴力维持下去，放弃使用暴力就意味着帝国的覆灭。（18）知今可以鉴古，伯里克利家族不就是一个商业殖民战争利益集团吗？伯里克利家族富可敌国，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19）不就是进行对外自由贸易以及到处建立殖民地利用野蛮民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与采矿吗？而且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本人就是大殖民者，在色雷斯拥有一座巨大的金矿。（20）
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还应该看出，雅典的巨额财富是靠以暴力为后盾的国际商业体系获得的。没有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交换体制，雅典的经济马上就会走向衰落。雅典压制了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帝国的附属城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自治的权利，实际上是在贸易上对它们进行打击和压榨。（21）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矛盾在经济方面的原因是雅典在经济势力扩张方面跟斯巴达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以及财政支持者科林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就是因为这两个城邦的经济模式是高度一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战争的间歇期，雅典开辟西方第二战场，去征服西西里岛最富庶和最强大的城邦叙拉古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长期国家战略的需要。（22）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希腊城邦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就象英国与其自治领地的关系，虽然在内政上完全独立，但是保持了宗教文化传统上的密切联系，在外交斗争中，一般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因此这些城邦在叙拉古的带动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基本上都倾向于科林斯所在的斯巴达同盟体系，订立了同盟条约，但没有积极参加战争。（23）
叙拉古当时也是实行与雅典类似的民主制度，由此也可以看出，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战，更不能归结为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二元对立的模式。雅典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同样是为了夺取其他城邦以及其他民族的财富，开拓新市场，获得经济利益。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新老殖民帝国也是如此行事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之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了西方古典文明的黄昏，近代欧洲人之间的内战——第一次欧洲大战也导致西方近代文明的黄昏。（24）
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是为了捍卫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以城邦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均势。斯巴达的比较单纯的政治军事霸权可以容忍这种城邦本位主义的存在，但是雅典帝国的经济扩张与经济剥削本质必将进一步窒息这种城邦自治的原则。将雅典帝国控制下的一切城邦降为丧失希腊人最珍视的传统独立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也是雅典帝国遭到其他城邦广泛痛恨的原因。
尽管在军事上战胜了雅典帝国，但是斯巴达也不能统一希腊，不仅因为希腊诸邦的强烈的城邦本位主义精神照样会对斯巴达帝国起限制作用，而且与雅典相比，它还缺乏经济与财政手段。其他希腊诸邦也没有人愿意过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和艰难奋斗的生活，就象后来比较富裕的东欧国家不愿意跟苏联人均贫富一样。而且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对于其他地区的希腊人来说是太矫情，太严酷了。有违温和中庸，有节制与平衡感的希腊传统精神。（25）
我一贯景仰的著名学者何怀宏先生在《雅典的兴衰》一文中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大会对处置战败城邦密提林的戏剧性讨论和行动与斯巴达对普拉底亚人的战争审判作了对比。不过，何怀宏先生对雅典民主制度多方维护，对雅典隐恶扬善，对斯巴达则相反，这在学术上不够公正与诚实。这种表现跟修昔底德和基托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修昔底德是不动声色，仅仅将两个事件先后叙述；基托是长篇大论，对雅典和斯巴达爱憎分明；何怀宏先生则是画龙点睛——“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26）
在处理密提林事件时，戴奥多都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固然表现了他的悲天悯人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质，但是绝对不能说明雅典民众的素质与觉悟。人道主义的原则竟然不能够直接表现，而要用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迂回手段，难道说明了雅典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只能够说明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真理和美德放在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享受和利润！所谓的雅典人民的大民主就是人民永不犯错误，法不责众，墙倒众人推。东方知识分子在羡慕与惭愧交加的情绪下，在想象中任意美化雅典人的品行是极不明智与诚实的，有违“不疑处有疑”的先哲之训。
纵观雅典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战，（27）杀起人来一贯是良莠不分。雅典人后来在弥罗斯的大屠杀所使用的措辞与希特勒有什么不同？不就是裸的恃强凌弱与崇尚暴力吗？倒是斯巴达询问普拉底亚人的话——“你为斯巴达做过什么？”（28）给人留下了坦白从宽和惩前毖后的空间。
五．雅典为什么会失败
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个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29）虽然雅典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一般的原因决定了雅典最终不敌斯巴达，而且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全盛时代的光荣了呢？
首先，是因为斯巴达公民跟历史上的游牧军事民族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本身的享受欲望，具有强烈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30）再加上社会结构简单，具有平等人公社的氛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缓和，助长了集体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而任性轻佻的雅典花花公子们岂能与质朴刚健的斯巴达勇士相提并论，虽然在短期作战时，他们也能获得一些胜利。但是，一旦战争转入僵持阶段而且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便暴露出了软弱与自私的本质。在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与逐利经济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短期行为的政治家，也根本不是经过严格挑选与培养的深谋远虑的斯巴达战略家的对手。
与雅典人以暴力为后盾，尽一切可能扩张贸易与经济实力的政策相反，斯巴达统治集团为了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与职业政治家与战士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下令在交易中使用笨重的铁钱，因此商人们都不光顾斯巴达了。一切干扰权力意志的奇技淫巧与声色之欲都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被拒之门外。（31）这才是雅典与斯巴达统治模式更为深层的差异。斯巴达对盟国除了要求服从政治军事上领导以外以外没有经济上的剥削，而雅典的外向型自由贸易体制因为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最后欲罢不能，象吃了兴奋剂一样，最终煽动了国内的民意，导致投机与逐利的欲望水涨船高。同时雅典统治集团对盟国的诛求无已导致了盟国的背叛。
斯巴达的胜利，本质上是存在着一个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符合国家安全与对外军事外交斗争的要求。雅典的民主制没有政治重心，因此民意随波逐流，朝令夕改，完全靠偶然选举的最高领袖的天才。斯巴达对公民的设计的确是极为严酷的，其人生设计的目标完全是争夺政治军事的统治权。相反，雅典更加全面与均衡一些，但是，那些文化方面的修养与才能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军事打击力，只是令后人为雅典文化的辉煌与雅典民主事业的颓败一掬同情之泪罢了。
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斯巴达团”。（32）这是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自由、欲望与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截然对立的，放望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非立即能够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只有在干坏事或者不名誉的事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想象力。放望也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只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软弱与糊涂。而且最终将颠覆一切高尚的理想与纯洁的社会。与伟大导师马克思对雅典民主体制的无限崇拜相比，他们这些晚辈们，在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的斗争中，对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醒现实了。
至于现代斯巴达体制的苏联失败于现代雅典体制的美国，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在现代人的眼里，人性至尊，欲望至上，决不肯为了道德上的完善而自我克制和自我损抑。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以释放人的欲望为取向的，但在现实斗争中又要求绝情寡欲，这本身就是矛盾。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知，对无限满足人类的欲望，具有过分乐观的天真，做出了过高的承诺。因此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两者争相比较看谁更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结果，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失望与厌恶。
六．罗马与迦太基之战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了另一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隔不远而且极为类似的战争，即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的三次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罗马就类似于斯巴达，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后两者在文化发达与经济繁荣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两者。迦太基是罗马帝国以前的古代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远远超过了现代人极力美化的雅典），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全部的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得心应手。而且它从来就没有值得一提的叛乱，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僭主制，它极类似于现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33）
迦太基人也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及黑奴劳动与种族隔离制度极盛时代的美国极为类似。迦太基的历史上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盟友，这大概是因为迦太基垄断了贸易中心的地位，获得了惊人的暴利，不希望任何外人来分享财富。相反，罗马人尽管是贫穷的，却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他们的统治权。其对外政策的种族色彩并不十分明显，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经济剥削，这在布匿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终使得骄横不可一世的航海、金融、贸易与殖民帝国迦太基彻底地毁灭了。
罗马实行了复杂有效的同盟政策，全世界受压迫与剥削的民族联合起来，将迦太基商人剥削来的民脂民膏全部分光，让财富回到创造它们的人们的手中。相反，迦太基人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气量狭小，这样既不能获得稳定与忠实的同盟者，又遭人憎恨与嫉视。迦太基的盟邦由于被课收沉重的赋税，一有机会就要脱离迦太基的控制。因此迦太基最后是落得孤军作战的下场。当然，他们为保卫祖国的战斗极为激烈，但在当时其它的民族看来，恐怕还是为财富与财产权而战吧。在这个以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与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的制度而自豪的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人为它感到悲伤，就因为这个国家自私自利，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它的财富与荣耀。
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遭到了天才军事家汉尼拔的屡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都挺过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为胜利付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穷二白，即便本国遭到毁灭，那也不是什么天大的损失。而相比之下，迦太基就缺乏这种勇气与意志，在他们投降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处境也并没有坏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挑拨罗马和它的同盟者之间关系的手段在那些比较富庶的南意大利地区奏效了，但是在那些比较贫穷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却没有什么效果。看来，越是富裕的民族就越是缺乏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就越不可能选择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战略行动。
后来在欧洲列强的反法战争以及法国输出革命与在全欧洲移植新制度的战争中，法国皇帝拿破仑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类似之处。在进攻英国的前夕，自命为罗马执政官老加图，叫嚣要毁灭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就象罗马毁灭迦太基一样。当然，拿破仑的事业功败垂成，因为英国人也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心一意扩大市场做生意，利用做生意挣来的利润专门收买大陆上的国家来为英国作战。这样一举而数得，最终拖垮了拿破仑帝国。
针对拿破仑战争的结局，贡斯当指出：“商业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过去的商业民族总是败在其好战的敌人手下，今天则能够成功地抵抗敌人，他们甚至可以在敌人中找到支持者。商业所产生的无数复杂的分支，已经使社会的利益超越了领土的界限；时代的精神战胜了人们企图冠以爱国主义称号的狭隘的敌对精神。
“古代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对抗，注定要以败亡告终：因为事物的力量在与她作对。但是如果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今天，迦太基有望让全世界都站在她一边；今天的习俗和时代的精神将是她的同盟军。”
这段评论极为精彩、睿智与客观，不仅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拿破仑帝国的失败，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俄国大革命（二十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苏联为什么不能战胜美国。（34）
七．马其顿与波斯之战
不应该忽略的战争还有亚历山大的对东方的征服。马其顿的真正敌人并非是雅典等古希腊城邦，而是极度繁荣富裕的波斯帝国。马其顿人是希望获得财富与权势，对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倒没什么兴趣。他们对希腊人是既钦佩又轻视的，一方面是因为其文采风流，见解超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夸夸其谈，一盘散沙，自己都不能够统治自己，就更加不能统治其他的人了。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有限，除了利于航海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因此马其顿历代君主对希腊的控制是松散流于形式的。希腊诸邦，在经过长期的内战与混乱之后，在一个半文明化的蛮族的领导下，重新获得了当年自身处于蛮族时代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希腊文化在恢复了野蛮本性的同时，也恢复了青春活力和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迈气概。
当年波斯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在居鲁士的领导下崛起，战胜了米底帝国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时，不也是抱有这样的青春活力和豪迈气概吗？当年雅典和斯巴达领导希腊诸邦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波斯帝国，不就是因为他们当年与骄傲自大和骄奢淫逸的波斯民族相比正是处于质朴刚健的阶段吗？当古典文明历史戏剧的最后一幕——古代希腊人的世界霸权被罗马人取代——上演的时候，不也正是因为罗马人正处在那种朝气蓬勃与坚定自信的上升阶段吗？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繁荣富裕的先进者必然会腐化堕落而无力自拔，最后被那些质朴刚健的后来者所消灭。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例外。
八．历史何其相似命运永远轮回
斯巴达战胜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马其顿战胜波斯，这三大历史事件都是比较贫穷的势力战胜了比较富庶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富庶的一方在战争中有更大的优势与选择余地，但是孟德斯鸠敏锐地指出：“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5）归根结底就是那些胜利者具有更为强烈与坚定的权力意志。
对外国的历史加深了了解，再来回顾本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秦国东向灭六国，跟罗马统一地中海文明世界一样，都是后来的野蛮民族居上，战胜了那些文弱精明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民族。秦国的胜利得益于猛烈的改革，摧毁了贵族的传统势力，人人在军功面前平等。这使得内部矛盾减少，上下同欲，可以一致对外作战。秦国是一个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平民主义政治的国家。至于六国，则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封建贵族政治的遗风，因此它们在这种全民奋起的总体战的风暴中被彻底摧毁了。那些比较富裕的东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是极为严重的，旧的贵族势力没有被摧毁，新的商人阶级又爬了上来，受着这双重压迫，恐怕那些贫民百姓内心中盼望着来自西方的解放者吧？虽说那些人野蛮残暴，但是至少可以少受一重压迫了。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比较先进富裕的民族每次都被那些贫穷落后的民族所击败，其实是因为大量的财富带来了贫富分化与腐败，整个社会丧失了凝聚力与战斗力。这样它们才会被那些有原始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其社会内部大致平等的形形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摧毁。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落后民族战胜了先进的庞然大物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好的组织，更严格的纪律，自我牺牲与平等友爱的精神。他们表现得更为机智勇敢与无私无畏，因此胜利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灵活的外交手段，明智的军事政策，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些因素在古代世界是比单纯的财富与文化更容易转化为征服的力量的。因此历史上总是记录着野蛮贫穷的军事游牧民族战胜了文明富裕的农业民族的故事，尤其是当后者处于贫富极度分化的没落腐化的阶段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曾经有过的困惑与焦虑交织的情绪都已经消失了，对于我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兵入关等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怨天尤人的愤怒逐渐转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的祖先是不够勇敢，不够正直，不够团结，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实在是不可避免。那些野蛮民族表现出了更好的素质，取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自身具有弱点就会被敌人利用与攻破，谁教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竞争呢？只有完善与提高自己的一切，才不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无可奈何，怨而不怒，哀矜勿喜吧。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也。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无比的热情与自信，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正是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而绝不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熟自制的古典主义的表现。古代希腊人身死国灭，背祖离宗，还能谈什么高贵成熟的古典主义精神？只有在历经了无数的苦难与幻灭后，还能够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来面对一切嘲笑与责难，平静温和地对待一切人，顽强坚韧地生活下去，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古典主义的精神。在历经了无数次希望破灭的噩梦后，人们也许会愿意象古希腊哲人所宣称的那样，去过一种节制、平衡与清明的生活，在为集体和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生活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亚理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36）其实这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崇尚的集体性的原则的最初来源。
朱学勤先生说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是侥幸，而且只是暂告一段落。对此我认为朱学勤先生的态度是公允和冷静的。美国的胜利，并不是自由与正义本身的胜利，而是欲望的胜利。而放望最后的结局就是把智慧与同情心都从人们的心中赶走了，剩下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仇恨与不可消除的嫉妒。朱学勤先生还认为“自由并不是必然胜利的，从几率上说，它的失败可能比对方更大。我的历史观总有挥之不去的悲观成分，与这一点密切相关。人这样的生物，能不能始终守得住自由？太难了，近乎对神的要求，我不敢乐观。”（37）
既然自由是这么珍贵稀有，难道就只是说明了它只配给少数统治者以及少数统治民族所享有吗？自由又到底是什么呢？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又怎么可能指代或者囊括一切自由呢？为什么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就不能够算是自由呢？实质上，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就等于所有的人都不享有自由。只有使用各种手段使一部分人失去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才能凸显出重大的意义。因此等级制的自由也就是等级专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归宿。
“失去了自由主义大一统的终极理想，留给自由主义者的是冷冰冰的权力关系与残酷斗争的事实。最后发现，所谓的自由状态，无非就是指的这种永恒的斗争本身。没有斗争，意味着权力已经窒息了一切；没有斗争，秩序就会封闭、僵化与凝固；没有斗争，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变化与进步；没有斗争，那将是彻底的毁灭，就像热寂的宇宙，一切都停止了。”（38）
既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自由主义终极真理，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地奋斗。人类的奋斗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总是在变成什么。这意味着，自由就是斗争，自由就是责任。只有在奋斗与创造中，人类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永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投入到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的伟大斗争中去，这既是维护自由的手段，也就是自由本身了。”（39）
为满足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欲望，人们处在永恒的竞争中。而激烈的竞争使人们失去了朋友与兄弟，过度的贪婪将使人们丧失现有的一切，人类的狂妄与无情将毁灭这个世界。仁人志士们的一切捍卫自由与正义的努力都白费了。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最终就是正不压邪。因为人性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宇宙演进的脚步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人类文明的航船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就将倾覆。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在控制着这个世界上一切。一切都在轮回，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注释：
（1）《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第5页，“思想者文库”，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2）、（3）参见《顾准文集》，138页，1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4）柏拉图就是古往今来无数对斯巴达体制持热烈赞美态度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体制与来库古立法为蓝本的。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0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
（6）转引自《大外交》，111页，（美）亨利．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可参见《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毛寿龙，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121页，三联书店，1995年11月。
如果说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因深受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影响而对雅典民主赞美有加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的破产后，思想界对雅典民主的看法就有很大的转变。自由主义者终于发现，自由与民主并非是天然绝对一致的，民主的形式也可以被极权主义接受。民主与自由以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张力是西方国家体系矛盾的最主要内容。
（8）、（9）《乌合之众》，86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10）出征西西里的雅典将军亚西比得就因为在出征前夕，发生了雅典城内的赫尔密神像全部被毁的事件。此事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先兆，牵涉到了亚西比得。亚西比得在出征的途中被政敌召回受审。他知道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投奔雅典的死敌斯巴达去了。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二章“关于西西里的辩论”、第四章“亚西比得被召回国”
（11）雅典发生过数次流放或监禁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的事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雅典民主全盛时代里，由于伯里克利的搭救，他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好不容易才免遭监禁。伯里克利的另一位哲学家朋友普罗塔戈拉斯则被流放。伯里克利的儿子还因为伯里克利的吝啬作风引起的个人恩怨而向公众揭发了他与哲学家们的谈话（内容极有可能是以被当局禁止的无神论思想为主），为的是破坏伯里克利的名声。可见想见当时雅典舆论和思想管制的严厉。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之“伯里克利传”第32节、36节，“尼基亚斯传”第23节，（古希腊）普鲁塔克，商务印书馆，1990年。
（12）、（13）、（14）、（15）参见《顾准文集》216页，213页，152页，315页。
（12）详见“伯利克里传”第37节。
（13）关于这点里史学家论述甚多。较早的资料可参见《希腊罗马名人转》，“伯里克利传”第11节。
（15）雅典的以将军和九位执政官为首的大小官员们都是无俸禄的，这就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担任这些职务。见《雅典政制》第30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1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邦雅曼．贡斯当，“公共译丛”，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
（1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伯里克利政策的理由”。
（19）见“伯里克利传”，第14节。伯里克利声称自己愿意负担建造和装饰某座神像的全部经费，其条件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奉献。雅典人不愿意让他独占这种荣誉，同意公共负担经费，因此伯里克利最终没有为此破费，不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极为富有。随后普鲁塔克又指出伯里克利在公务上非常廉洁，在家庭中非常吝啬，这使我想起了清教徒的勤俭合法致富以及节约忍欲的精神，又想到了当年美国头号富翁洛克菲勒对子女也是非常小气。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人性总是人性”，过去所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
（2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页。
（21）麦加拉城邦的代表在斯巴达同盟体系的代表大会上对雅典进行了控诉，说他们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港口以及雅典市场本身之外，这是违反公法和希腊各族间的契约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六章“在斯巴达的辩论和战争的宣布”以及“伯里克利传”第29节。
顾准先生指出，“雅典公民，不仅有机会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见《顾准文集》212页。
（22）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雅典就派遣了一支舰队到西西里去。名义上是去支援与叙拉古发生战争的雅典盟邦林地尼，实际上，雅典的真正战略目的是阻止谷物从西方运到伯罗奔尼撒去，以及初步试探能不能占领西西里。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六章“雅典人在西西里和弥罗斯”。
（23）也正因为如此，科林斯对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对它不够尊重，绝情寡义感到万分恼怒。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的矛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直接的导火索之一。
（24）这是历史学大师汤因比的观点。
（25）犬儒派的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theCynic）在奥林匹亚看见几个罗得斯（Rhodes）的青年身着华服，他口吐出几个字：“装模作样！”当他见到几个斯巴达人衣衫褴褛，又说道：“更加装模作样！”见《希腊人》，113页，（英）基托，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26）可分别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希腊人.》第八章“战火中的希腊人”，以及何怀宏先生的《雅典的兴衰——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笔记》（载《书屋》2002年第三期）。
事实上，普拉底亚人的自我辩解固然是振振有词，但是底比斯人对普拉底亚人的攻击也是句句在理。普拉底亚人自觉自愿地绑在雅典的战车上，从雅典的霸权中分享了残羹剩饭。当自身处于失败的境地时，便要求“首犯必办，胁从不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不保持城邦的自由、中立与独立？
斯巴达最后仅仅杀了二百个普拉底亚人，而且还经过了公开和正式的审讯，没有使用刑讯逼供，符合“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程序性正义”的原则。而雅典在密提林事件中就杀了一千人，还是在经过辩论放弃斩尽杀绝的政策之后。众多的学者对此视而不见，继续褒雅典而贬斯巴达。看来，观念先行，主义至上，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恐怕永远也不可纠正。
（27）就因为雅典人贪图金银财宝，因此被叙拉古人的敌人厄基斯泰人装富骗了一回。厄基斯泰人与叙拉古人的盟友栖来那斯人因为婚姻权利和一块土地的争执发生战争，于是便启动与雅典的同盟条款，要求雅典派遣一支舰队来援助他们。厄基斯泰人把全城以及从其他城邦借来的金银器具都集中起来，每家每户轮流使用，给来实地调查研究他们财富的的雅典官方代表团以极度富有的印象。在这种假象的诱惑下，雅典公民大会误以为发动远征西西里战争可以迅速致富，结果却导致了雅典的最终覆灭。详情可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四章“雅典人在西西里”。
（2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和第五卷第七章“战争的第十六年。弥罗斯人的辩论”。
（29）《罗马盛衰原因论》，102页，（法）孟德斯鸠，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
（30）《希腊罗马名人转》，“吕库古传”第9节。
（31）缔造了欧亚大陆军事霸权的蒙古人也对知识分子极度鄙夷。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之低下打破了古往今来的一切纪录。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群只会读书当官，什么事也不会干的人，这些人完全是废物。因此就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流传了下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这种说法又添加了新的含义。
（32）参见《顾准文集》，258页。值得说明的是：写下了这一段文字后，为了核实顾准先生的说法，消除自己由来已久的疑问，我查阅了另外的参考资料。发现李卜内克西和罗森堡在德国社会内所建立的革命小组叫做“斯巴达克同盟”或者“斯巴达克派”。马克思曾经热情赞颂过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是“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现代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组织是再合适不过了。顾准先生在这里显然弄错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非常微妙与精彩错误，倒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研究一番。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斯巴达克当年的起义如果成功，彻底罗马奴隶主的统治。翻身以后的奴隶们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呢？如果不愿意再走经济殖民扩张和工业奴隶制度的老路，恐怕还是要建立象斯巴达一样的军事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看来顾准先生还是有一以贯之的超前眼光的。“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这是个困扰古往今来的一切革命者良知的永恒的问题。
不知道顾准先生是有意弄错，借古讽今，还是处于疏忽大意，遗漏了“斯巴达克”的最后一个“克”字。不过，不管怎样，偏见、疏忽和遗漏，未必都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往往都是有益的。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照样可以攀上真理的顶峰。当年初读顾准先生的时候，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虽然在记忆中模模糊糊是觉得顾准先生先生不够准确，但是当时宁愿相信是自己弄错了。因为顾准先生的看法极为精辟，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自己也因为接受顾准先生的观点而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独到观点。归根结底，事物的本质不会因为形式上的差错和细节上的不准确而改变。另一方面，人文学者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的处境、立场和利益来进行客观研究的。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的一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33）《政治学》第二卷第十一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67—70页。
（34）见《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35）《罗马盛衰原因论》，17页。
（36）参见《顾准文集》，397页。完整的表达见《政治学》第一卷第一节，《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第3页。
（37）《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5页。
关键词：政治党争 政制 想象研究 现实研究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3-0071-79
引言
在古典政治传统视野之下，政治党争一般被看作是政治体内部不同阶层与派别围绕最高统治权而展开的激烈争夺，甚至是武力争夺，并且往往最终导致政制（Regime）的重大变更。作为古典政治学重大研究主题之一，政治党争问题却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学、尤其现代政治科学中日渐式微，日益流行的是所谓的政党政治研究，即主要讨论常态的选举政治之下高度组织化的现代政党如何参与政治过程。但是，这种平静的、常态的政党政治研究氛围最近几年被一连串激烈的、乃至炮火轰鸣的政治党争事件打破，诸如埃及之乱、利比亚内战、叙里亚内战等等。这些政治动乱远远突破一般所谓国内政治的范围，因为所处国际政治地位特殊，对区域乃至全球国际政治進程具有重大影响力，就更加需要突破讨论一国之内常态政治的政党政治研究。作为借鉴，古典政治学则提供了大量范例。
在古典范例中，笔者认为最具典范意义的首当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但两人的研究方式非常不同，前者是進行体系性的抽象理论探讨，后者则是完整呈现具体党争运动。作为本文的任务，我们将努力对比考察两人在政治党争问题研究上的不同，以期为当代政治党争问题研究提供更明确的方法自觉与借鉴。首先，从思想史人手引出对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研究方式的划分；其次，讨论两人在总体研究方式上的重要不同；再次，充分结合典型党争案例具体分析他们方法上的差异；最后是简明结论。
一、思想史上的判定：所谓“现实研究”与“想象研究”
在思想史划分上，亚里士多德通常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同归为一类，被看作是所谓“理想派”，因为他们一再讨论着城邦正义、德性、最佳政制等等理想性的主题。修昔底德则被另归为一类，被看作是所谓“现实派”的最大代表，因为他是以最冷峻的笔调刻写希腊史上最残酷的战争，正义让位于霸权，希望最后走向毁灭。这样的划分到了马基雅维利这里呈现为一个简明判定：“可是，我的目的是写一些对于通晓它的人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是直接论述事物现实有用的真理，而不是对事物的想象。许多人曾经想象那些从未见过，或从不知道是否现实存在过的共和国与君主国；可是人们现实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现实中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依此之见，显然“论述事物现实有用的真理”亦即“现实研究”是可取的，而“对事物的想象”亦即“想象研究”则为谬误。但马基雅维利不也在“想象”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意大利共和国或君主国吗？他在《君主论》的结尾以最热情的笔调高呼伟大政治人物的出场，以驱逐外族统一意大利全境！
看来，所谓“现实研究”与“想象研究”并非能如此轻易区分开来。“现实研究”首先包括修昔底德，这没有问题；至于“想象研究”一类，马基雅维利所指想象的共和国，首先就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城邦。如果对于柏拉图之属于“想象”我们并无异议，那么对于亚里士多德则问题有点复杂。亚里士多德素被称为城邦的现实研究者，比如在政制问题上他就宣称“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制，也须研究可能的政制，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制。”（《政治学》，1288b37-39）可是，如果说现实研究常常讨论强大与安全，那么亚里士多德固然也谈论城邦政治动乱与长期稳定，但他同样多次讨论城邦正义、公民德性、最佳政制、理想教育等等“理想主义者”的话题。难道同一个人可能同时兼任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看来是我们这个“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标签出了问题，或者说马基雅维利的判定不能如此简单地从字面获得理解，他所称为的“想象研究”与“现实研究”是一种修辞上的强烈对比，其真实意义当另有所指。
为了更好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对比考察修昔底德与亚里士多德这两类“现实研究”，最好实例就是两人对城邦政治党争的讨论。
二、理论家的沉思与行动者的思索
既然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关于政治党争问题的研究同属“现实研究”，那么如何区别？首先笔者以为关于“现实研究”，需要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以为有所谓不顾现实的理想的或想象的研究，与只关注现实的所谓现实研究。任何不能把握现实的研究都不是好研究，甚至不能叫研究，因为研究一个本不存在的东西那叫什么研究？既是好研究，就是能把握现实的研究。但面对同一个现实，却有不同的把握方式，不同方式之下产生了不同的现实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承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真正的好研究，真正能深刻把握现实的研究，那么也就是好的现实研究，绝不能简单斥之为想象的乃至虚假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在政治党争问题研究上的差异，就属于把握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于是，之前的问题就变为：面对同样的城邦党争现实，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在把握方式上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最大、最直观的差异。毫无疑问，城邦同为两人最大主题，但呈现方式却彼此迥异。盛传亚里士多德考察过希腊158个城邦，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政治学》第四、五、六卷讨论城邦政制与党争过程中，他遍举各大城邦实例。虽然我们总看到亚里士多德把所有城邦都“拆解”成一个个实例片断以用于理论论证，通观他的讨论，这些片断似乎又被重新“组装”起来，每一处讨论似乎都指向这个重组的唯一城邦。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这个城邦没有具体名字，并且，既是唯一，也就没有外部战争，仿佛绝世独立，静止于山巅。真正讲来，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是作为城邦的城邦，是城邦本身，是由抽取具体城邦当中那些构成城邦的本质要素而组合起来的抽象城邦。在这样的城邦本身当中，思考城邦应该有什么样的正义城邦生活，什么是真正的公民，什么是真正的政制，最佳政制又是什么。同时对照现实分析，如果这个城邦在实现过程中客观条件不佳，比如平民力量过大而使党争过于激烈，那么他建议应该如何基于现实建立次好而稳固的政制。总之，一切以这一抽象理论中的城邦为讨论对象。
但修昔底德却与此正相反，他的研究对象是希腊内外许许多多的具体城邦。所有这些城邦政治“层次”都很低，离最佳政制非常遥远，并且非常躁动不安，似乎时刻都忙于战争或忙于对战争的准备，没有一个城邦能有闲暇从容讨论城邦正义与最佳政制，没有一个城邦能孤立静止于山巅，而是深浅不一地交织于彼此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之中。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处理的是“一”，是“静”，修昔底德处理的则是“多”，是“动”。
具体到城邦政治党争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几乎不讨论具体城邦比如底比斯（Thebes）或麦加拉（Megara）应当如何维护自身政制的稳定，更不讨论某一城邦中的某一党派比如雅典亚西比德（Alicbiades）一派或科西拉（Corcyra）寡头派如何夺取权力，他是从这些不同党争现实例子当中抽象出本质的方面，汇总到他那唯一的城邦之中，全面讨论几乎所有党争问题所涉及到的派别，比如寡头派与平民派，考察几乎所有政治党争的主要起因，比如公民阶层力量不均，并探讨维护各类政制长治久安的办法，比如奉守中道。亚里士多德是在他的抽象城邦中，系统地探讨城邦所有政制下的所有党争的原因、类型，与各种情况下建立稳固政制的办法，正如他所言：“一切技艺和学术（实用之学）要是不仅以片断的陈述为满足，而有志于研究整个问题，则每一种专门的技艺和学术就应该把擅长的那一门内所有各方面的事情全部加以考虑。”（《政治学》，1288b10-12）
面对遍布希腊城邦的政治党争现实，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主题紧紧集中于政制问题：党争即政治派别围绕城邦最高统治权而展开的争夺。城邦最高统治权在不同政治派别中的共享方式即是政制，并由此扩展到其它问题，比如什么是公民、何为最佳政制、政制如何分类、何种政制在现实政治中最为可行等等。对于政治党争中的政制问题，亚里士多德有一整套严格完整的体系性分析规划，查阅《政治学》，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规划：1.政治党争与的原因。其中：（1）一般所说的党争的原因；（2）分类来讲，党争发生的形式因（党争中所持的理由与信念）、目的因（党争所为目的）与动力因（各类党争的具体起因）分别是什么。2.不同政制发生党争与的类型与原因。其中：（1）民主制的演变；（2）寡头制的演变；（3）贵族制的演变；（4）君主制与僭主制的演变。3.维持政制稳定的方法。其中：（1）一般政制的保全方法；（2）不同政制各自的保全方法。（参见《政治学》，1301a19-1316b27）
为了集中而全面研究政制问题，亚里士多德舍弃了政治党争现实中其它方面。也正由于舍弃其它方面而集中于政制，他才能把许多的政治党争实例在政制这一考察维度上概括起来。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政制，是从大量政治党争现实中抽象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现实政治关系，现在只讨论政制本身的问题，探讨它在理论上的可能类型与演变方式，不涉及具体党争中的权力关系与实际冲突过程。
相比之下，对于具体的政治党争问题，修昔底德从未由许多具体的现实实例抽象上升到一般城邦，从未想要概括所有政治党争的一般原因与救治办法。他仅仅停留在直接呈现于眼前的一个个城邦政治党争事件；但与亚里士多德尽力全面搜集党争实例不同，他并不想全面考察所有党争。这些党争实例对于亚里士多德也许是等值的，都能代表某一类型的党争，但对于修昔底德却远非等值，他仅仅关注那些在现实政治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党争，尤其是严重影响战争时局的重大党争。不具有重要意义的党争，哪怕再特别，再具有类型上的独特意义，他也舍之不惜。被他所留在书中的，都是政治与战争时局上事关重大的党争。虽然他留下探究的党争实例在数量上并不齐全，但在事件的重大意义上则穷尽所能，要尽力完整呈现重大政治事件的前后政治利害关系与现实运动经过，以及这一现实中所涉政治人物与群体的生死兴衰。换句话说，他力图呈现完整的政治现实。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则从政治现实上升到抽象理论高度。
相比于亚里士多德由政治党争现实抽象集中于政制问题，修昔底德则深入思索深处战争漩涡之中的城邦如何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任何抽象理论问题，更谈不上以严格体系性的方式研究抽象理论问题，他只看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军事过程中，一个个有着具体大小、历史、地缘、政治结构的城邦，如何全面参与这场浩大的城邦运动。在这场城邦运动中，希腊城邦往往因为内部平民党与寡头党的争斗而使城邦政治结构出现裂缝。外部大国势力乘机打入，插手内政而掌控这一城邦，使之成为大国国际竞争中的一枚棋子。它们或者扶植其中更亲近的一派而为之所用，或者捣毁其内部政治，削减对手联盟力量。党争问题不再表现为静态理论上的政制问题，而是一场事关生死的国际政治运动。
不像亚里士多德集中于政制而舍弃政治党争其它现实方面，修昔底德是在完整呈现现实本身。政制只是党争现实过程中的问题之一，他更要呈现政制变动背后的实际政治权力关系，与政治冲突乃至武力斗争的始末，他所努力让我们知道的正是实际行动者所知道的那种政治冷暖与权力关系。
总体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方式。他首先抽取城邦要素构造一个静态模型城邦，之后针对这个模型城邦提出抽象静止的、相伴城邦始终的“永恒”理论问题，并对这样的问题作穷尽考察。作一个熟知的比方，这就正如几何学中对三角形的研究。首先由本质要素定义一个抽象三角形，再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探讨所有相伴于三角形的“永恒”基本性质与定律。这是“科学”的方式，追求的是一种恒定不变的理论知识。修昔底德采取的是实践行动的方式，他的思考是城邦现实行动者的思考，在他那里看不到任何一个抽象理论问题，看到的是一个个行动着的政治家、将军、城邦，以及这些政治行动者在其时其地的现实思考。这种“实践”的方式，关注的是那些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与意义。如果说亚里士多德進行的是理论家的沉思，那么修昔底德進行的则是行动者的思索，前者是抽身于现实之外的静态、永恒的理论思考，后者则是沉浸现实之中运动的、当前的实际思考。
亚里士多德诚然是个旁观的理论家，几乎终生都投入学术生活，相比之下，修昔底德是个政治行动者，他是雅典的将军，一生都投身或关注雅典与希腊的政治军事运动。理论家進行一种“旁观者的研究”，自己既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也不把自己拟想为现实政治中的某一角色以在思考中参与政治，他只是静静地观看事态，沉思事态所折射出的本质永恒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行动者则進行一种“行动者的研究”，自己首先参与现实政治，既使缺乏实际从政条件，他也会拟想现实政治中的某一派或某一角色，把自己放到现实复杂的竞争过程当中思索现实政治，最终提供现实事务上的深刻洞察与判断。
三、具体党争案例中的“动”与“静”考察
那么以上二者研究方式上的总体差异具体如何表现？以下将举出实例展开分析：
1 科西拉（Corcyra）党争
科西拉党争是希腊政治史上经典案例之一，它最初起于约公元前433年，于公元前427年达到高潮，最终结束于公元前425年，对此修昔底德提供有最详尽的史实。（修昔底德：Ⅰ.55；Ⅲ.69-85；Ⅳ.46-48）如果对照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分类与研究，可作如此分析：1、党争起因是平民派与寡头派围绕一桩普通诉讼案，无节制地打击对方，引发激烈的党争；（《政治学》，1306a33-1306b3；1307b30-40；1310a19-33）2、使这一场党争步步升级，并最终毁灭城邦的原因是因为平民派与寡头派都严厉打击对手，一意建立己方的绝对统治。如果平民派不是如此得寸進尺赶尽杀绝，而是奉守温和的中庸之道，从而有效混合两派，实施重心偏于平民派的共和制，则不致于城邦毁灭。（《政治学》，1309a14-33；1310a19-33）3、科西拉城邦党争的原因还有斯巴达与雅典的插手，斯巴达一方支持寡头派，雅典则力挺平民派。（《政治学》，1296a32-37；1307b20-24）
再看修昔底德的分析。首先，科西拉党争并非仅仅事关政制问题，它是当前战局下斯巴达及其盟友针对雅典的一场较量。因为科西拉拥有当时希腊三大海军之一，必定成为事关斯巴达与雅典争夺霸权的战略枢纽，也就注定此地不会太平，无论它实行何种稳固政制。（修昔底德：Ⅰ.36；44）所以在科西拉决定与雅典结盟之后，斯巴达联盟一方就蓄意破坏此地，其中科林斯（Corinth）最为积极，其以800塔连他（Talents）赎金为掩护，遣返公元前433年海战俘虏中的250名权贵，指使暗中发起党争，使科西拉脱离雅典联盟。（修昔底德：Ⅰ.55；Ⅲ.70）相比之下，这样特定的原因解释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中无法产生，是要被抽象掉的部分。
如果一定要向亚里士多德寻找相近解释，那就是：斯巴达一方支持寡头派，雅典则力挺平民派。但即使如此，也只泛泛解释说斯巴达到处扶持寡头派，雅典则到处扶持平民派，这样还是非常抽象，只被看作外部势力影响城邦内党争这一原因类型；况且雅典接受科西拉的联盟，并非因其平民制，斯巴达一方蓄意挑起其党争，也并非为推行寡头制，真正原因是雅典不能让科西拉海军落人斯巴达一方，故接受联盟，斯巴达一方必须拆解这一联盟，故要搅乱科西拉。在此具体现实政治过程分析里，我们需要遵循修昔底德的方式：
受赎回归的寡头派们伺机发起党争，几番或明或暗的较量，终于酿成议事会场的刺杀案，党争直接走向武斗。之后，平民派因有大部分奴隶加入，人数占优而取胜。如果不是处在雅典与斯巴达的斗争漩涡之中，科西拉党争也许就此以平民制的恢复为结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雅典听说科西拉危急，紧急出动12条战舰与500名重装步兵，受到强力支持的平民派开始张狂，迫使寡头派400多人被拘禁于海岛；紧接有斯巴达一方53条战舰赶来，双方遂拉开海战，斯巴达一方取胜；雅典再增派60条战舰，于是斯巴达一方逃逸，平民派则又变本加厉，在雅典舰队停留的7天里，一直屠杀公民中被认为是敌人的人；雅典人离开后，逃亡者再次反扑，并引来雇佣军，毁灭了城邦中的人；时隔两年，前往西西里的雅典舰队路过此地，平民派乘机再次進攻，几乎全歼对手。至此，这场惨烈党争基本结束，科西拉就此衰亡。
分析来看，事态一再升级，并非因为斯巴达一方要寻求科西拉的寡头制，而是要拆解与雅典的联盟，故必须除掉平民派，或者得不到科西拉就毁掉它；雅典一方也并非旨在建立平民制，而是要获得科西拉的海军，或者不能使之落入斯巴达一方，哪怕毁掉科西拉海军，从而保持雅典海军对斯巴达一方的优势。如此敌对政策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毁掉科西拉。所以事态一再演变、升级，最终达到政策交集，即毁掉科西拉，这场战略性的较量才告停息。这样的党争结局显然无法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性系统分析中得到解释，因为它抽象掉了所有具体的政治行动，只保留对政制的讨论。在这样的政治过程里，政制不被看作一个关键要素。
2 密提林（Mytilene）党争
密提林党争约起于公元前428年，与它叛离雅典同盟相始终，结束于公元前427年的最后毁灭，修昔底德对此提供了详尽史实。亚里士多德曾以此为案例，说党争原因是当政者未能重视细节，终于“因轻微的风波而酿成严重的结果”，（《政治学》，1303b20）所为细节是“为了争娶一个富室的嗣女，引起了邦内不绝的骚乱，直到雅典入侵，巴契斯（Paches）攻占了这个城市方才罢休。”（《政治学》，1304a5）当然还可以对照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分类与研究，作更多的原因分析，比如：1、平民派因出身平等，故要求一切方面平等，包括财物方面的平等，竟至要求权贵们拿出粮食分给所有人；（《政治学》，1301a24-31；修昔底德：Ⅲ.27）2、斯巴达与雅典的插手，分别支持寡头派与平民派。（《政治学》，1296a32-37；1307b20-24；修昔底德：Ⅲ.2；27；28；47）
修昔底德的处理则迥然不同。首先这次党争不是一次孤立的政制争夺事件，它依附于另一主旋律，即密提林要使列斯堡岛（Lesbos）叛离雅典同盟，同时这一叛离行动又依附于斯巴达与雅典的全面战争。如果单讲政制变更的直接起因，也许可说为了“争娶一个富室的嗣女”，或说平民要求平等分享财物，但这样处理，密提林党争就只是证明某一党争原因类型的案例之一，不具备它在具体现实政治中的特定地位与重大意义；即使讲外部原因之一是斯巴达与雅典的插手，那亦是泛泛而言，尚未深入事件本身揭示具体的现实政治权力关系。密提林党争对于亚里士多德只是普通案例之一，但对于修昔底德却是重大事件，拥有特殊意义。
我们来看修昔底德的观察分析：密提林不是雅典一个普通盟邦，它与开俄斯（Chios）一起作为雅典同盟体系内仅存的不受奴役的自由盟邦，不交纳贡款，只派出战舰跟随出战，它的特殊地位缘于它强大海军实力；（修昔底德：Ⅲ.3.1；10.5；11.6）密提林虽然今天享有自由，但时刻处于忧惧之中，眼看其它城邦接连被奴役，唯恐自己最后孤立无援落到同样下场；战争之前就想叛离雅典，但苦于没有外援，现在大战爆发，发起叛变就是打击雅典，斯巴达一方必定派出援军接应；雅典帝国的强大依赖舰队，舰队依赖盟邦贡款，如果盟邦叛乱，雅典同盟瓦解，则雅典帝国不复存在，因此援助密提林等雅典盟邦叛乱，就是打击雅典的最有效手段；当此之时雅典城内瘟疫横行，且与斯巴达一方鏖战正酣，正是发起叛乱的好时机；但当密提林阴谋发起叛乱之时，城邦内敌对的平民派与列斯堡岛内反对密提林的人却向雅典人告发了，于是雅典大军压境；在双方激战最后关头，密提林粮食将尽，斯巴达援军却迟迟不到，无奈之下权贵们第一次向平民发放武器，以图联合袭击雅典人，但平民们却阵前倒戈，要求分享粮食，否则向雅典人献出城邦，万般无奈之下，密提林只好主动投降雅典；最终主要叛乱权贵们被处死，土地被分给雅典人，幸存的人则为雅典人耕种这些土地。
分析看来，密提林党争与叛乱事件关系到战争大局，盟邦就是雅典帝国的命脉，强大重要如密提林这类的盟邦，如果成功叛乱加入斯巴达一方，则击败雅典指日可待。在这一叛乱事变中，平民派发起的党争呈现出特殊重大作用，起先告发叛乱阴谋，使雅典惊恐之余能及时出兵镇压，之后双方战斗至最后，平民阵前倒戈，使权贵们被迫投降，最后平民派也因亲雅典之举而免受杀戮。如果返回亚里士多德对党争与政制问题的系统分析，则这样的现实政治过程以及事关战争大局的重要意义无法呈现，它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党争案例来处理。
3 雅典党争
最后我们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党争，它既是修昔底德着墨最多，也是亚里士多德突出关注并在《雅典政制》中有专门论述的一次党争。它开始于雅典远征西西里大失败后的城邦政局动荡（大约公元前412年冬），暂告结束于雅典失去优卑亚岛（Euboea）后在最后危机中恢复民主制（大约公元前411年夏）。我们把这一党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党争开始到“四百人”寡头统治建立；第二阶段则紧接其后到建立五千人统治的民主制。
我们先看第一阶段。亚里士多德讲党争起因：“因此，当战争时期，只要局势还很均衡，他们就继续保持民主政治。但是，西西里灾难发生之后，当拉栖第蒙人（指斯巴达）方面因为和波斯国王订立同盟而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迫废弃民主政治而建立起四百人政府了……公民大众之所以被说服，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将建立起由更少人统治的政制，波斯国王就会更多地帮助他们……”。（《雅典政制》，XXIX）据此，民主政治的更迭，第一是迫于战争局势急转直下，第二是由于平民派轻信寡头制下更能得到波斯王的帮助。
在此，亚里士多德的第一重原因讲述政治现实过程，与修昔底德重合，但他的重点在研究政制，故现实原因讲得简略，因简略而显得不够准确，至少可以提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迫于战争局势就要更迭民主政治而建立寡头统治呢？又为何不是僭主统治与极端民主制呢？寡头统治将使城邦更强大吗？确实，如果不深人具体现实政治过程，这样形式上的提问还可以有很多，虽然实际政治中的可能往往是一，或者零。而我们对比阅读修昔底德的叙述可以看出，首先，公元前413年冬，西西里灾难消息传来，城邦震动，但政制并未就此更迭，相反雅典民主政制很冷静地作出有效战时安排：积极准备海军、加强盟友关系、削减城邦一切开支、选任年长者组成政策建议委员会。对此修昔底德评论说：“眼下所有人极度恐慌，这也是民众常常出现的状况，他们已作好准备要守好秩序。”（修昔底德：Ⅷ.1.4）在此局面下，雅典还保持了相当旺盛的战斗力，能在科林斯地界的斯比瑞安（Spiraeum）与希腊本土左侧的海上要道琉卡斯岛（Leucas），成功阻击斯巴达一方准备前往援助爱奥尼亚（Ionia）诸城邦对雅典的叛乱的两支舰队；当斯巴达一方与波斯结为盟友，战争形势对雅典更加不利，但在公元前411年夏与斯巴达一方全面交锋于赫勒斯滂（Hellespont）时仍以76条战舰对阵86条战舰，并最终获胜。此战结果扭转了自西西里失败以来的颓势，修昔底德评论说，“现在他们又认为，如果他们重振信心积极努力，还是能够赢得战争的”。（修昔底德：Ⅷ.106.5）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很难遽下结论说，雅典遭受西西里失败，并当斯巴达一方与波斯结盟而更为强大时，就被迫废弃了民主政治。考察具体现实政治过程却发现，雅典此时依然与斯巴达一方相持不下，并可能扭转不利局面。可见，集中政制问题而简单处理现实政治过程，则易错失实际的政治权力关系及其演变。
亚里士多德的第二重原因说，雅典民众轻信寡头制下更能得到波斯帮助，于是同意弃民主而立寡头制。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则不是简化现实政治过程，而是撇开了政治过程，只讲了这一党争事件的最直接、最表层的起因。与此相印证的还有《政治学》中一段文字：“有时，事变才开端，就進行诈欺……雅典的‘四百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先迷惑群众，保证（波斯）王会供给军费，使同拉栖第蒙作战，群众既已受骗，他们就力图永久维持所树立的体系。”（《政治学》，1304b9-15）但这样撇开具体现实政治过程，雅典民众的轻信行为很不好理解，为什么建立寡头统治，就可能得到波斯王帮助呢？事情还得回到政治过程本身来获得解答。
修昔底德则这样分析：亚西比德（Alcibiades）叛逃雅典后一度帮助斯巴达献策出兵据守战略要地狄西里亚（Decelea），援助雅典最为强大富庶的盟邦开俄斯（Chios）成功叛变，并与波斯结盟，斯巴达一方由此获得空前有利局面；但斯巴达后起猜疑，恐惧中亚西比德逃往波斯，设计减缓支持斯巴达，使与雅典相互消耗，如此波斯最能获利；深受波斯人倚重后，亚西比德开始铺设返回之路，派人传信，如若雅典放弃曾驱逐他的民主制而改行寡头制，他将返回雅典并介绍波斯人成为盟友提供钱财；战争至此，雅典财源极度匮乏，除非获得波斯钱财援助，否则无法最终战胜斯巴达一方，但如此就得接受亚西比德回归，進而就得改行寡头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远在萨摩斯（Samos）与斯巴达一方对峙的雅典舰队中，寡头派们与城邦内的同伙呼应行动起来，推动公民大会同意改行寡头制。于是最终一场血雨腥风过后，大约公元前411年夏建立起“四百人”寡头统治。对照修昔底德的具体现实政治过程，我们可以认为雅典民众的“轻信”是这次党争事件的一个直接起因，但这种“轻信”并非一时之误，而是源于现实局势的无奈与被迫，如果简单以寡头派的欺诈与民众的轻信作为原因，那么就大大简化、甚至错解了这背后的现实政治过程。
以上虽然亚里士多德对具体政治过程处理极其简略，但对政制上任何变动则详加说明。比如简述“四百人”寡头统治建立后，就开始详录政制上几乎所有新的安排，相关篇幅是讲述原因部分的10倍以上。（《雅典政制》，XXX，XXXI，XXXII）修昔底德则似乎忘了政制的具体变动，只提其大要。但对于亚里士多德则意义非凡，这可是雅典政制史上第八次党争与政制变更。这次党争第二阶段即“四百人”统治不久，雅典再次陷入党争，恢复了民主制。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四百人的政制沿续四个月之久……全部优卑亚都起而反抗的时候，他们就比以前任何一次的灾难都要更感不幸了（因为他们实际上从优卑亚所得到的供应，比之从阿提卡所得到的更多），因此他们解散了四百人议会，把政务交给具有军籍的五千人去处理……可是，在这危急期间，雅典似乎统治得很好，虽则战争还在继续，而政府仅掌握在这些具有军籍的人手里”。（《雅典政制》，XXXIII）在此，亚里士多德仅提及现实政治过程中，优卑亚全部叛离后雅典陷入最大恐慌而发动。因政制安排变动不多，故亚里士多德了了数语即告结束。
但对于修昔底德则是：“四百人”统治建立后，寡头们派出使节前往萨摩斯（Samos）安抚雅典舰队，但此时军中已建立起民主统治，并选亚西比德为将军；由于军队的变化，雅典城内寡头派开始分化，并激烈争夺；此时斯巴达派来42条战舰，使优卑亚（Euboea）全岛除俄瑞乌斯（Oreus）外全部叛离雅典；因为失去“最重要的、令雅典受益远过于阿提卡（Attica）的优卑亚（Euboea）”。（修昔底德：Ⅷ.96.2）雅典陷于崩溃边缘之际，召开公民大会，彻底废除“四百人”统治，授政于所有能自备武装的公民组成的五千人大会，“在开始的这段时间里，雅典人在城邦统治上的表现是我的时代里最好的，因为它非常合乎中道地混合了少数人与多数人，第一次把城邦从泥潭中挽救出来”。（修昔底德：Ⅷ.97.2）
总体来看，正如其它政治党争一样，亚里士多德对于雅典党争同样集中关注政制问题，但他这种研究超越于雅典之上，乃至超越于所有具体城邦之上。对于修昔底德，雅典党争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是因为它事关雅典政局，因而事关雅典帝国力量兴衰与对外政策走向，并最终关系到这场伟大战争的最后结局，所以最需要深入详尽考察雅典党争的实际政治权力关系与斗争过程，以及这种斗争结果对雅典实力与政策的影响。
结语
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在政治党争研究方式上的差异，是一种“理论家的沉思”与“行动者的思索”之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作为最本源意义上的理论家，对政治党争现实展开旁观式的抽象思考，专注于“永恒”性的政制问题，实际权力关系与斗争过程被完全隐去，抽象“提炼”出典型党争案例，并作体系性分析，最终完整研究几乎所有党争的类型与原因，与相应政制稳定的各种对应办法。这一方式获得政治党争问题的完整理论知识。修昔底德则是一个现实政治的行动者，深入思索政治现实中具体相关的重要权力关系与政治过程，几乎不作与具体现实保持距离的具有“永恒”意味的理论抽象，不需要丰富案例去总结概括抽象理论知识，他只专注于重要城邦在重要时刻发生的政治党争，深入探讨这一事件对城邦内外具体政治权力关系的影响，对城邦力量以及兴衰存亡的影响。这一方式收获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知识，而是关于重大具体政治现实的分析与论断。
“艺术创作不外是抒情、状物、叙事和说理四大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主要涉及叙事。”①从追求叙事到追求影像，典型是叙事艺术中的一个审美范畴，而意境则更是造型艺术所追求的艺术范畴。所以，影视艺术是门综合艺术，叙事只是其中之一，若把音乐、表演统统冠以典型的帽子，必然使典型理论泛化。泛化的结果是大量的人物脸谱化，人们不禁要问：每个英雄都是这样吗？传统意义上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今天的人们却对这种信念开始动摇。
典型理论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
典型，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形象，是指艺术作品中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它通常体现在以再现性为主的各门艺术如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中。②
近一个世纪里，典型一直是中国文艺领域里重要的理论与批评依据。后现代语境中，文学边缘化造成了典型形象的缺乏。
战争类影视作品作为主旋律艺术中的代表，是发端于建国后十七年电影的高度政治化下的产物。在当时的特定的条件下，意识形态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文艺作品的艺术性部分让位于了政治导向。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误读使电影整体体现着一种口号式的风格，电影成为三突出的代名词。当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中华儿女》、《南征北战》那些激昂的电影作品，是一个个脸谱式的人物。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十七年电影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仍有一部分第四代导演在战争类影视作品中沿用非正即邪的二元对立式的人格。当然这当中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已经开始了实验电影的尝试，但是它们大多都是用革命战争的背景诉说小人物的情结。90年代后革命战争类作品题材转向对大事件的权威历史话语进行修订和补充。《大决战》、《大转折》这类大事记的史诗带给我们是群像式的英雄大会。除了表演更加细腻、影像风格更加纪实之外，在人物塑造上似乎又在重复当年十七年电影中的部分情结。进入21世纪以后，革命历史题材在电影作品中有所减少，在电视剧题材中却反复再拍。《长征》、《八路军》做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亮相荧屏。在我们追溯过去、缅怀先辈的同时，作品更多是文献资料的再次解读，虚构与创作的空间相对较小。近年来，战争类影视作品又一次发生了质的变化，电视剧《亮剑》、电影《集结号》让我们看到了战争故事新的讲述方式，人物在叙事中重新占据了重要一席。
典型人物的消解
在影视作品中，典型人物不仅是叙事中的人物，也是画面中的形象。在革命战争作品的不断变化中，各种表象中的典型人物也经历着一次次的更迭，进而使意象中的典型人物发生了新的聚合。
1．影像符号被重新解码
符号包括表演的符号、画面的符号。作为视听艺术的影视剧，在叙事之前首先是状物的。表演作为戏剧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舞台上搬到镜头前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有一个在假定性框架内的再生过程。在许多评论中，我们都听到了对早期革命电影表演虚假的批评。在当时突出“主要的、正面的、英雄的”形象指引下，人物被高度概念化、抽象化。时至今日，这种脸谱化的说教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致。比如，“倘一味咬住典型化不放，纪实性电视剧在环境与人物这两方面，只能按照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最高的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去创作。”③而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表演上的误区是电影表演上的一个阶段式进程，代表了当时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对影视表演艺术的这种兼有假定性与逼真性的特点认识不足，浓眉大眼的正面人物和獐头鼠目的反面人物只是红脸的关公和白脸的曹操的革命战争影视版。
然而，当代影视作品中，所谓典型人物不再由类型演员所代替，许多过去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也常来担纲英雄的角色。如《亮剑》中的李幼斌，之前扮演的都是一些反派，但将其眉宇之间的匪气稍加修改，便成了对日寇的一种英气。类型演员在《亮剑》中的成功转型，使李云龙这种浴血杀敌的性格成为了我党典型将领的代表。
2．叙事中对“这一个”的再创造
“这一个”是马克思文艺观所再三强调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的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一个’。”④谈到英雄，必定是奋勇杀敌，不顾个人安危。在典型观中，“这一个英雄”要有自己的个性，那么，就要在共性与个性之中寻找“这一个人”的存在。主旋律影片中人物若都从一般出发，自然这一个人会千人一面。美学是感性学，只要能使我们产生身心的感悟、感受，那它就有美的存在，十七年电影带给我们的审美享受不是优美或悲剧，不是幽默或伤感。是激昂和振奋，是仪式感和幻想性，这是在当时情况之下的美的追求。到了新世纪，影像的说教意味越来越淡，银幕和荧屏背后个人追求却更加浓烈。
决定人物行动的因素包括性格、情境、动机等多种因素，以天下为己任是文人的处世标准，但对于一介武夫来说有些高不可攀。非正即邪的“扁平型人物”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只有敢于暴露人性缺点的“圆形的人物”才能说服观众。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英雄不一定是适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他一定是符合道德标准的。像三国中一心完成统一大业的曹操被描写成野心家，而恢复祖先基业的刘备却因重兄弟之情而备受推崇。革命是为了自己的亲人被害，战斗也是为了自己的兄弟被杀。战争中的人肯定会有一定江湖义气与鲁莽行事。然而同态复仇是中国人传统中的价值观，这是封建残余，但要正视它而不是回避，儿女之情、兄弟之谊不能全部让位于宏观叙事中的家国大爱。此仇不报非君子等传统道德观可以在戏剧冲突中被压抑，但不应在创作初衷中被遮蔽。恩格斯说过倾向最好是由情境和情节暗示出来，“作者愈让自己的观点隐蔽起来，对艺术作品也就愈好。”在《集结号》和《亮剑》中都有英雄人物为报战友之仇而枪杀战犯的的描写，枪杀场面还一度被描写得相当血腥，但随后他们在党的教育之下认识到了这种狭隘的价值观念只会带来更多的牺牲，他们学会忍让和顾全大局。如果缺少了前半段的叙事，英雄的成长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这种个性的尺度仍要有所把握，当下的许多影视作品中也有一种将英雄庸俗化的倾向，革命人士被描写成为满口粗话、暴戾恣睢的流氓无产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英雄在重构中陷入了另一个误区。个性并不意味着对共性的全面反叛，如果英气的形象被匪气所笼罩，英雄将不再为人们所追捧。
人物在新典型环境中的重构
典型环境在当代有了新的解读，它更加真实，更具象征性。被消解了的典型人物在新典型环境中再次重构。
1．更加真实的典型环境
我们首先感受到了影像上的纪实化演变，对于场面描述的更加细腻，更加震撼。从《南征北战》中视觉单一的烟火效果，到《集结号》中身临其境的子弹穿梭。战争的惨烈是人们重新看待生命意义、审视价值观念的首要条件。只有将人物放在生死考验面前，英雄二字才不再空洞。当然，有一个前提是大量西方战争片的引入，使我们对细节真实要求越来越高。场景要更有冲击力，画面要更富有美感，我们对画面美感的挑剔甚至催生了《恰同学少年》这样伟人偶像剧的产生。技术审美在影像艺术中表现尤为突出，技术的进步不能只体现在其他种类的作品中，主旋律影片当然也要求高清、逼真的视听追求。
作为主旋律文艺作品，意识形态的作用肯定要占有决定性因素。所以，对某个时代、某个人物的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典型环境的改变。典型人物不仅是英雄人物，也可以是那些类型化了的反革命分子与敌人。这当中要提及一部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它的特点在于首次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反面人物“钻山豹”，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到了《亮剑》中，军人楚云飞一样顶天立地，磊落光明。随着我们对历史更加客观的定位与全面审视，对战场的评价不断改变，对对手的塑造也发生着变化。但道德底线、情感底线却是不能轻易更改的对象，《鬼子来了》这部电影虽描写了日寇的凶残，但过多描述了国人的怯懦，作品也一度受到争议。
2．更具象征性的典型环境
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典型理论要与新美学主张相融合。当代叙事艺术有三大成份：人物、情节、背景。人物便是性格，情节是叙事中的张弛度，背景便是典型环境。在当代文艺作品中因为有了更多的象征性，典型环境似乎不能一言以蔽之。比如电影《集结号》是围绕着一场我军失败的战役展开叙事的。若完全按照恩格斯在给拉萨尔回信中所说的那样，这肯定不是一次典型的战争。战争必定有胜有负，《集结号》敢于描写一场失败的战役，各方面颇有微词，看似背景不是典型环境。但作品中所渗透的并不是解放战争的综述，在这部剧中，真正的典型环境不是某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人民坚定的作战信念。这种抽象的作品中心思想通过一个看似并不典型的战役进行了展现。在这里典型环境被消解了，但典型人物被成功塑造了。战斗的团结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在一场特殊战役下，这种典型人物性格被凸显了出来。
与十七年电影相比，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更加多元的视听空间，从微观叙事到美学风格都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中的一条指导原则，它必然会随着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发生变化，模糊的背景与破碎的叙事似乎让典型变得缺少时代感与说服力。但后现代美学不能代表后现代社会的一切，典型的叙事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仍是主流，大众的口味决定着市场的取舍。不是典型理论过时了，而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使用。典型理论不是枯燥乏味的代名词，正如典型观本身不带有意识形态的特色一样。艺术的四大功能――审美、娱乐、教育、认知完全可以同时实现。
参考文献：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第458页
②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③吴三军：《纪实性电视剧的美学思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