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1 00:22:59
想想以前的我和现在的自己，我还是觉得差别其实蛮大的吧。突然又有点庆幸，我至少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我至少不是没有一点提高，不是吗？
想想以前的我吧，要是被人误解了，可能提着他的衣服，拉着他，和他解释三天三夜，一定要等到别人彻底相信了自己的话，才算好。想想以前的我那狰狞的样子，多少觉得有些讽刺吧，还好现在的我再也不是当初执拗的性子了。别人的误解不误解在现在的我看来早已经没有那么不重要了，他冤枉我了，误解我了，我也不会少块肉。如果不是自己很在乎很重视的人， 爱怎么说爱怎么说，反正我也不会少块肉，我只要好好做自己，我把自己做得好好的，其实我觉得那就足够了。可是有些时候，如果被自己在乎的，重视的人冤枉了误解了，的确会是件特别难受特别心塞的事情吧。可是如果你喜欢的，你真心相待的人对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的话，我想这段感情可能也就是只有你一个人付出了。你的真心也就当是喂了狗了吧。
以前我可能被人误解，真的会特别的生气，恨不得和别人解释八遍，我才算结束。可现在我已近清楚地知道了信任我的人他会一直信任我的，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会信任我。如果本身就对我不信任， 没有交出真心的人，他还是那样对我。现在我也看开了，我不是当初那个什么水都喝的了，我现在觉得完全可以看开一点吧。真心错付也没有什么，至少那么早的就看出来了， 比一直被瞒在鼓里，自己傻傻的真心付出要好得多。就这样吧，无论被冤枉被误解，都要淡淡然的，也就要笑着啊，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想，我还是觉得很庆幸的，至少比起以前，我进步的真的不止一点点了。
主题：判决书对监视居住类型认定错误能否用裁定书补正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被告人胡某某在替被害人马某某缴纳税款过程中，以伪造的完税凭证冒充真实的完税凭证，骗取被害人马某某现金6600元。2013年12月，公安机关以被告人胡某某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决定对被告人胡某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指定居所为其家中（固定住所）。2014年2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后，检察机关以被告人胡某某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根据《刑诉法》第74条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日折抵有期徒刑1日，共折抵有期徒刑37日。判决宣告后，被告人胡某某因量刑过重提出上诉。在上诉期内，一审法院发现胡某某虽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其指定居所地为其固定居所，不应认定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故又制作补正裁定书，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改为普通监视居住，并在判决书中删除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日折抵1日等相关内容。补正裁定书补正后，经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判决书对监视居住类型认定错误能否用补正裁定书补正？
【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对监视居住类型认定错误，在上诉期内使用补正裁定书的方式对该错误进行补正是不妥当的。理由如下：
（一）刑事补正裁定的适用范围为“笔误”
对补正裁定的对象和范围，特别是刑事补正裁定的对象和范围，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并不全面，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例也较少。《民诉法》第154条第1款第（7）项规定：民事补正裁定适用于“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而《刑诉法》对此未作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中对补正裁定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且仅有民事补正裁定书和刑事补正裁定书两种。其中，对民事补正裁定的范围规定“本裁定书样式供各级法院对本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或民事调解书的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笔和其他笔误予以补正时使用”。对刑事补正裁定的范围规定“补正裁定供各级法院对在本院发出的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或者刑事调解书中，发现有个别文字上的错误或者遗漏，予以改正、补充时使用，而裁定书改正、补充的内容，仅限于裁判文书中的文字技术上的失误，不涉及对实体（包括金额或者数额）和程序问题的处理”。从上述规定可知，无论是刑事补正裁定书还是民事补正裁定书，补正裁定的使用对象主要为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使用范围主要强调“笔误”，对“笔误”的定义，上述规定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由于民事和刑事法律的侧重点不同，民事补充裁定书对使用范围规定较刑事补正裁定书较为宽泛，而刑事补充裁定书对使用范围的规定更清楚、明确。据此，在刑事补正裁定中，补正裁定书补正的范围只能是个别文字上的错误或者遗漏，不能改变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对案件基本事实、情节、定罪及量刑的确认。如果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情节、定罪及量刑进行“补正”，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作出了一个新的裁判，改变了原判的结果，有悖于法理。
（二）对监视居住类型认定错误，属于量刑事实认定错误，而非“笔误”
《刑诉法》第73条第1款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基于此，监视居住原则上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固定住处时才可指定居所。换言之，监视居住按类型分为普通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有固定居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使用普通监视居住，而无固定居所，则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案中，被告人胡某某在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却使用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且指定居所地为其固定居住地，很明显，该监视居住名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为普通监视居住，这是公安机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错误。根据《刑诉法》第74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2日折抵刑期1日”。综上，一审判决对监视居住类型的认定错误，直接影响到刑期的折抵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刑期折抵在刑法中的地位和缓刑、减刑、假释、时效、赦免等一样，是一项刑罚适用制度，所以对刑期折抵原因，也就是作出刑期折抵事实的认定，即本案中监视居住类型的认定，则划归量刑事实范畴，其道理与对适用缓刑的认定一样，虽然缓刑是刑罚的适用方式，但对适用缓刑条件的认定，即满足什么条件可以使用缓刑，则属于量刑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在没有核实清楚监视居住的类型的情况下，将普通监视居住错误的认定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折抵有期徒刑37日，属于量刑事实的认定错误，并直接导致被告人实际执行的有期徒刑减少37天，量刑明显不当。而根据前文所述，刑事补正裁定中所谓的“笔误”是指个别文字上的错误或者遗漏，显然，对监视居住类型的认定错误不属于“笔误”。
（三）一审判决中对监视居住类型的认定错误，应启动再审程序纠正而非使用补正裁定书补正
关键词： 错误分析 错误严重性 评价标准
1.引言
对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所犯错误的认识是随着我们对语言学习本质认识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发生改变的。最早的行为主义语言学习观，认为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刺激来强化正确的语言形式的过程。因而，错误被认为是妨碍语言学习的，必需得到及时的纠正。随着认知语言学及交际教学法的兴起，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语言学习者正是通过不断地犯错误来进行学习的。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也随之兴起。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French（1949）和Lee（1957）等就对学习者的错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写和归类。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错误分析研究的涌现，使其成为了应用语言学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错误分析在日常教学中大致可分为三大块：错误的识别、错误的纠正和对错误的评价。在国外，对这三大块都有不少的研究，尤其是第三块，对错误的评价。其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同类主体对不同类错误的评价，另一类侧重不同的主体对同类错误的不同评价。前一类早的有Burt（1975）对非从事语言工作的目标语母语者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些受试者更易接受“局部性的错误”（Local Errors）而非“全句性的错误”（Global Errors）。后来Tomiyana（1980）则对学术写作中英语母语者会对不同类型的错误有何不同评价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连词类错误被认为比冠词类错误更严重。Chastain（1981）调查了西班牙本族语者对学西班牙语的美国学生作文中的词组层面上的错误类型的严重性的评价，并进行了排列。结果是：名词词组中的选词错误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其次是动词词组中的形式错误；再次是动词词组的选词错误，而名词词组中的形式错误被认为是最不严重的。Khalil（1985）则对写作中语义错误与语法错误及上下文对理解的影响程度进行了研究，发现语义错误比语法错误更会影响本族语者对作文的理解，而有无上下文则对词影响不大。最近的一次调查，则是Santos于1987年对“有标记到无标记错误”（marked-to-unmarked errors）与“无标记到有标记错误”（unmarked-to-marked errors）进行比较，发现目标语本族人对这两类错误的严重性的比较无明显差异。同时也发现句法上的错误被认为比构词上的错误更严重。
而后一类则如Hughes&Lascaratou（1982）针对希腊英语教师与英语母语对错误严重性的不同评价进行的比较。发现总体上英语母语者对错误更具有包容性。然而在拼写错误上，希腊英语教师却更为宽容。Davis（1983）针对摩洛哥英语教师与英语母语者进行了调查，同样发现英语母语者对错误更具有包容性。摩洛哥英语教师尤其对构词类错误及时态错误态度严厉，而对“全句性错误”（Global Error）及带有母语迁移性质的错误较为宽容。Sheory（1986）针对印度英语教师与英语母语者对类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不同评价的比较。同样结果中也提到了印度英语教师比英语母语者对错误更不能容忍。还有就是发现英语母语者认为词汇方面的错误更为严重，而印度英语教师则认为时态、一致性错误、介词错误、问句错误及拼写错误更为严重。
而在我国错误研究主要集中在错误分析的前两大块（即错误的识别和错误的纠正，因其与语言教学息息相关的关系），而第三大块（对错误的评价）通常被认为是主观的，无系统可言的，因而在研究上备受疏忽。针对这种现象本文进行了这次问卷调查。
2.问卷调查
2.1问卷的形式、内容及问题的来源。
笔者先从某省重点中学高二学生的一次期末试卷作文中选出发现的所有语法错误，将其列出。为了问卷需要，如果一个句子中出现了两种以上的语法错误，就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使每个句子只包含一种错误。然后参照James（1998）在“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ing”一书中对错误的归类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分类。大的先分为三大类：机械性错误、语法错误和选词错误。再在这三类下面细分如下：
问卷根据这些错误出现的频率共选出了46个句子。将其打乱列出，并将出现错误处涂黑，便于受试者进行评价。某些错误由于出现频率高，就不止一句；而另一些则由于受到写作题材及备选样本数量的限制，则只有一句来代表。另外，在问卷中也提供了本次看图作文的题目及图片，并明确要求受试者应根据书面语的标准（writing criteria）对这些错误进行评价。
2.2受试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英语母语者及中国英语教师。英语母语者为参加某高校组织的英语夏令营的来自美国Carnell和Leech两所大学的32位在校生，其中有来自各个院系的，也包括个别研究生。但在参加夏令营之前，都没有从事过任何语言教学活动。中国英语教师则为参加某地本科函授的44位中学英语教师，其从事英语教学都在三年以上。
2.3答卷要求。
受试者被要求对问卷中的每个句子错误的严重性进行评价，对其进行打分，从0到5：0表示此句无错误，1表示此句错误可以忽略，然后随着数字的递增，表示错误的严重性加剧，5表示最为严重。
2.4问卷的统计方法及结果。
问卷采用了SPSS系统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先对所有的错误的总体评价进行对比，然后对各个层次的类别的具体种类进行比较，并对平均数进行t检验，看其是否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其结果如下：
1）其总体比较的数据如下：
从上表可知，虽然总分值中英语母语者为118.25，低于中国英语教师的123.31，共5.06，然而用统计学中的t经验的结果t=0.85，p＞0.05，结论是两者在统计学上并不具有显著差异性。同时，我们也可注意到，英语母语者的问卷总分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极差为151，远远高于中国英语教师之间的极差73。可见，英语母语者对错误的评价更具有个体差异，而中国英语教师则较为均衡。这有可能是由于前者都是非从事语言职业者，未接受过非常具体、深入的语言学知识的学习，因而，对语言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导致其极差比后者要大。
2）对机械类错误、语法类错误及选词类错误的比较如下：
从上表很容易找出两者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把机械性错误认为是最不严重的。但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对这一类错误竟是英语母语者认为更为严重。而在选词类错误上，本次调查发现就整体而言中国英语教师与被调查的美国学生并无明显区别。
3）不同语法类错误的比较：
p为显著性差异：*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从上表可知对于中国英语教师而言，“全句性错误”（Global Error）比“局部性错误”（Local Error）显得更为严重一些；而对美国学生来说似乎并不存在这么一种明显的趋向。在构词类错误上，两者的差别虽未达到统计学上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水平的要求，然而与t=1.99的临界值已十分接近。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别表现在句子类错误上，我们中国英语教师比美国学生苛刻得多，其差异显著性达到了p＜0.001。
4）存在显著差异的更为具体的错误类别为：
p为显著性差异：*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上表显示：在机械类错误中对拼写错误及大小写错误都无显著差异，只有对大小写错误的评价差异性显著p＜0.05。英语母语者与中国英语教师对构词类错误中的名词类错误、形容词类错误及副词类错误两者都具有显著差异，分别为p＜0.05、p＜0.001和p＜0.05。而就全句类错误整体而言，我国英语教师要远比英语母语者认为严重，显著性差异为p＜0.001，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下面两种错误的评价上，即连词错误与一致性错误。对这两者我国英语教师要远比英语母语者认为严重，其显著性差异分别已达p＜0.01和p＜0.001。选词错误则体现在两者在形容词选词错误上，其显著性水平为p＜0.001。在这么多的动词类错误中我们发现两者对Vt./Vi.这一类错误的评价还是存在显著差异p＜0.01。而其他未列入表中的各类错误未呈现出显著差异。
3.调查结果说明的问题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英语母语者和中国英语教师在错误评价上存在诸多差异，那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者的差异？
James（1998）把对错误严重性评价的标准总结成了五条：①语言规则标准（linguistic criteria）即错误所违反的规则的语言学性质，如其基础程度等；②频率标准（frequency criteria）即一种错误是否常见；③可理解性标准（comprehensibility）即一种错误是否会过多地影响理解；④注意力标准（noticeability）即一种错误是否容易为人所注意到；⑤刺激性标准（the irritation factor）即一种错误是否会让接受者产生情绪上的反感。
从调查的数据分析可知，我国英语教师与美国学生对以下这几类错误的评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构词类错误、形容词构词错误、间接引语错误、连词错误、句子中不一致性错误，以及Vt./Vi.错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错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大会影响到交际中意思的传递。而对这些错误我国英语教师认为更严重一些。这说明英语母语者要比我国英语教师更多地受可理解性标准的影响。而我国英语教师由于受到职业的影响必然还会深受语言规则标准的影响，尤其是错误所违反的语言规则的基本程度：如果一语言规则是学生刚开始学这门语言时就被强调的，而学生仍出了错，通常这错误就会被认为较为严重；而如果一语言规则被认为是较难掌握的，因而学得也较迟，如果学生犯错，通常能得到更多的谅解。比如对形容词类副词类错误我国英语教师都要严格得多，就是因为问卷中所选的错误都是中国学生经常犯的，而且教师平时上课也是经常强调的，（如：The rain was more heavy than before./The old man walked hardly in the rain./It was dangerous for him to go home lonely.） 所以觉得这类错误最不容易原谅。
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问卷中的连词错误的评价，在问卷中有这样一个句子：Although he missed his mother， but he was still happy.这一句在46个句子中，英语母语者的平均分为2.78，在46个句子中按严重性大小被列为第二十二句，而中国英语教师的平均分则为3.51，在严重性上被列为第三句。如此大的差距，解释就是虽然“although”与“but”不可连用，但连用后并不妨碍意思的理解，因而，英语母语者根据其可理解性标准，认为其并不特别严重，只列其为二十二。而中国英语教师因为在学生一开始学这一非常基本的句型时，就已向学生再三强调，再看到这样的错误，就会觉得特别不可原谅，所以把它列在了第三。
另外，错误形成原因也会影响他们对错误的评价。在问卷中有这样一句：A few minutes later，they reached.加粗部分为错误部分，在归类中属于Vt./Vi.错误。调查结果显示英语母语者要比中国教师认为更严重，前者平均分为3.97，后者平均分为2.67，差异显著性为p＜0.001。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教师更熟悉中国学生的作文中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即由于对英文中及物动词的用法没掌握。知道了原因，就能很容易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对错误更宽容一些。相反，英语母语者由于对错误的形成没法理解，就不容易猜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或者对此错误觉得没法理解，因而认为更严重。
而对同为拼写错误的两句：
He desided to help the old man.
Than the bus arrived.
两者对前一句中拼写错误的评价基本一致：我国英语教师的平均分为1.45，美国学生的平均分为1.50，两者非常接近。而对于后一句则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我国英语教师的平均分为1.84，美国学生的平均分为2.47，两者差异显著性p＜0.0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为拼写错误，但如果由于拼写错误而让人对意思理解产生了困难，则也会被认为是较为严重的，而我国英语教师对这两个拼写错误的严重性并未呈现很大差异。
4.结语
本次调查仅提供了看图作文的题目及图画和含有错误的句子，并未能提供出具体的上下文，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对错误的评价。这次调查也只对学生作文中的句子层面以下的语法错误的评价进行了英语教师与英语母语者的比较，而在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外语教育界人士已经开始意识到超越句子层面的语篇结构、修辞及语用方面的问题的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想对错误严重性的评价标准下一个孰优孰劣的结论，而是希望通过本文能让广大英语教师在看待错误的时候多个视角，以便摆脱过多地受自己的职业及过于主观、单一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评价错误的严重性。
参考文献：
［1］Burt，M.Error analysis in theEFL classroom［J］.TESOL9：53-63，1975.
［2］Chastain，K.Native-speaker evaluation of student composition errors［J］.Modern Language Journal 65：288-294，1981.
［3］Davis，E.Error evaluation：the importance of viewpoint［J］.ELT Journal Vol.37No.4，1983.
［4］French，F Common Errors in English［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
［5］Hughes，A.and C.Lascaratou Competing criteria for error gravity［J］.ELT Journal Vol.36，No.3，1982.
［6］James，C Judgements of error gravity ［J］ELT Journal，Vol.31，No.2，1977.
［7］James，C 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M］.New 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1998.
［8］Khalil Communicative error evaluations：native speakers’evalu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written error of Arab EFL learners［J］.TESOL Quarterly 19：225-351，1985.
［9］Lee，W The linguistic context of language learning［J］.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Vol.11，1957.
［10］Santos，T Markedness theory and error evaluation：an experimental study［J］.Applied Linguistics8：207-218，1987.
［11］Sheorey，R Error perception of native-speaking and non-native speaking teachers of ESL［J］.ELT Journal Vol.40，No.4，1986
装备越先进误伤概率就越大
高度自动化的杀人机器本身一旦犯错误，结果往往是致命的。例如，2001年美军B－52轰炸机误炸美军事件的起因，就是一名美军士兵在更换所属部队激光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电池时忘记重新设置坐标，这就意味着(从美军飞机上发射的)炸弹直接投向他方而不是敌人所在的位置。美军战机先进技术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飞行员有时根本无法完全驾御，这包括机舱内的驾驶和对外部环境的把握等。敌我识别系统不可靠、不过关，还会给作战部队造成巨大的恐慌，使人心神不定，造成秩序紊乱，甚至人人自危。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从天上掉下来，纵使在己方的所谓严密保护之下。另一方面，战场误击的确让人看到了信息化战争中，可以采取信息干扰手段，在敌方信息识别系统中打上楔子，以干扰敌人的敌我识别系统，甚至“诱导”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如，运用信息或者其他手段，使敌我识别系统的某个节点出现偏差，该回答时不应答、缓应答，甚至认敌为友，给出相反的识别信号，进而为己方提供更多的生存和作战机会，从而创造有利战机。
识别系统再创造
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F－15战斗机击落伊军飞机的数量最多，被认为表现最好，其重要原因就是装备了现代化的敌我识别器。目前识别系统的种类有：
一是红外夜视技术敌我识别系统。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车辆外部贴上一种能反射红外光的特种胶带。胶带可以组成字符和图形，利用红外夜视设备很容易识别。“红外灯”则是另一种防误伤装备。它只有打火机般大，可以发射红外光，在夜视镜里看来是一个明亮的闪烁点。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防部又针对误伤提出了热成像、红外成像、激光、射频、目视等五大技术领域的41种解决方案。一种被称为“达帕之光”的防误伤识别仪很快问世，并被送往沙特。它是一种以蓄电池为动力的信标，能发射红外信号，在正常的夜晚，用标准夜视镜从大约8公里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较好地防止了陆军误伤。
二是单兵敌我识别系统。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试图将识别系统装备在坦克、装甲车、飞机甚至单兵身上。经过10多年的努力，用于陆军的单兵敌我识别系统已经基本成型了。目前，美军正在研制两种单兵敌我识别系统，一种是提供给普通徒步单兵使用的。它包括武器系统和头盔系统。头盔系统含有4个激光探测器、1个射频发射机和4副平面阵列天线。武器系统含有一个激光询问器和一个射频接收机。该系统装在枪管上，与武器的瞄准线同轴，启动开关装在左边，不会影响士兵射击。战斗中，激光询问器发出激光询问信号，被询问方头盔接收到询问信号后发出应答信号。如果双方信号一致，询问开关便自动停止发信，同时询问开关振动，将询问结果传达给士兵。第二种系统则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光电成像技术，敌我识别力更强。
三是空中敌我识别长剑系统。英军长剑敌我识别系统询问器，是能实现敌我识别功能的主要武器系统，未来5年里将在超过1000个水面、空中和导弹平台上得到应用。这种新系统可以提供先进、可靠的敌我识别以最大限度降低误伤的危险。在伊拉克发生的一次友军间误伤事故中，一枚美国爱国者导弹将一架英国空军的狂风战斗机误认为是伊拉克的反辐射导弹并予以击落，造成两名飞行员丧生。美国中央司令部一份针对该事故的报告显示，飞机敌我识别系统是导致惨剧发生的一个因素。长剑系统是少数能够询问其他英国和北约敌我识别系统的敌我识别系统之一。
四是舰载敌我识别系统询问器。最近，美国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导航系统部门与美国海军签定了一份价值1400万美元的新合同，由诺-格公司为美国海军生产10套AN／UPX-24(v)舰载敌我识别系统的询问器。该系统能够通过一个数字界面为军舰上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即C4I系统)提供相关目标的最新数据资料，并对目标识别方面的询问作出应答。自70年代中期以来，UPX-24先后在“宙斯盾”巡洋舰、“宙斯盾”驱逐舰和LHD－1瓦斯普级两栖攻击舰三艘美海军舰艇上投入实际应用。
（一）问题的提出：澳门刑法下法官如何思维？
犯罪评价体系，亦称为犯罪构成理论或犯罪论体系，其功能在于“把可受刑事惩罚的举止行为的条件，在一个逻辑顺序中，作出适用于所有犯罪的说明。”①犯罪评价体系不是纯理论的构造物，而是法官的思维工具，其“主要功效是整理法官的思考方法，其作为统治法官判断的手段而存在”，②因此，“一般犯罪论必须从法律中推导或至少与法律相一致。”③一部刑法典对犯罪论体系规定越“粗”，则留下的理论空间越大，犯罪评价体系的争议也越多，例如，刑法理论最发达的德、日皆是如此；反之，如刑法规定越“细”，则犯罪评价体系可供选择的余地越少。那么，澳门刑法下法官如何思维呢？现行澳门刑法典制订于1996年，是较年轻的一部刑法典，是葡萄牙古老科英布拉学派的杰作，④几乎“照搬”同样年轻的1982年葡萄牙刑法典，由于“后发优势”，详细规定了行为、故意、过失、不法、罪责等犯罪论体系的要素，这使得其犯罪论体系的轮廓趋于明晰，理论弹性不大，为使司法判案的思维逻辑符合立法规定，从刑法典推导出其犯罪评价体系，更有必要。
（二）解题的思路：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
从刑法典出发探讨犯罪论体系，是刑法解释问题。其中，主观解释论强调探询立法者的主观意思，即“立法原意”；而客观解释论则重视法律文本的客观意思。一般认为，应尽量主观解释以探求立法原意。⑤澳门刑法典完全属葡萄牙法律专家一人起草，译为中文后交中葡双方磋商，最后才形成目前的文本。⑥由于起草者多使用法律学说中的专业术语，翻译时为求“原汁原味”，使得译成的中文文本晦涩难明，①这时不可避免地从葡文文本中参考起草者的原意，甚至参考其“母版”1982年葡萄牙刑法典，此即主观解释，旨在明确中文文本的涵义。有时中文文本涵义明确，但与葡文文本矛盾，这主要出现在“错译”场合，译为中文的法律术语原本就有着不同的特定意涵。对此，若客观解释违背理论逻辑，则应主观解释；若不违背理论逻辑，则应依中文用语习惯理解，因为中文文本才是最终有法律效力的，尊重中文法律术语的原有意义，以保持整体法秩序的一致性。当然，这也可以视为中文立法者（翻译、磋商的中方人员）的立法原意。以下，本文以传统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各个阶层为研究框架，顺次对澳门刑法典进行考察，挖掘其特殊规定，并最终推导出其犯罪评价体系。
二、行为阶层
（一）从行为开始，还是从构成要件开始？
行为是犯罪概念的核心，但“行为”是否一个独立的阶层，素有行为说与构成要件说的争议。行为说主张，“行为”乃先于构成要件之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论体系应当由“构成要件合致性”开始，“行为”并不是一个独立阶层，而是构成要件内部的要素。但二者所理解的“行为”不同：行为说所指的是超越个别犯罪行为的一般犯罪行为，不是从刑法的规范性角度来把握的，而是前刑法的事实，不是“杀人行为”，而是“行为”；构成要件说所指的“行为”是符合具体构成要件的、加入了刑法判断的个别犯罪行为，如杀人行为、窃盗行为等。即前者是事实（“裸的行为”），后者是法律。构成要件说并非否认行为的重要性，而是认为，作为构成要件性判断对象的事实行为应作为“犯罪概念的基底”，而非“犯罪成立的要素”。②实际上，二者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犯罪的，在行为论中，“犯罪”被视为一种事实，即“犯罪行为”，是“刑罚”的前提，其犯罪论体系以“行为”为起点，以“犯罪”为终点：评价对象“行为”经过构成要件合致性等层层评价才能转化为“犯罪”，才能承受“刑罚”。而在构成要件论中，“犯罪”被视为一种评价，即“犯罪成立”，犯罪论体系是一个评价体系，根据价值不能从存在中产生的新康德哲学，评价体系只能由不同评价即“犯罪成立的要素”③组成，而不包括作为评价对象的事实“行为”，该当构成要件是评价的起点，纳入评价体系后，满足层层评价后到达终点“犯罪成立”。在哲学上，构成要件论源于新康德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思维，其创始人Mayer是将新康德哲学运用于刑法的第一人；④而行为论则受现象学存在论影响较深。当然，究竟采取何种学说还受到刑法典的影响。例如，德国刑法典总则第二章“行为”规定了犯罪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一节为“可罚性之基础”；第二、三节分别为“未遂”、“正犯与共犯”；第四、五节分别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议会言论及报道不受处罚”），相应的，第三章为“行为的法律后果”，这种立法模式下，“犯罪”处于“刑罚”的对立面，强调的是作为刑罚对象的存在物“犯罪行为”，因此，行为说是占据优势的学说，无论主张存在论的Welzel，还是支持规范论的Roxin，都同意行为说的见解。相反，日本刑法典先规定“刑罚”（第二章至第六章），后规定“犯罪不成立”（第七章），不把犯罪作为“处罚的前提”或“事实”来规定，重视的是“犯罪成立”与“犯罪不成立”的规范评价，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日本刑法学者多数支持构成要件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澳门刑法典的立场：行为说
从澳门刑法典的规定看，应采行为说的立场。1．从澳门刑法典的体系结构看。第二篇为“事实”，第三篇为“事实之法律后果”；第二编“事实”详细规定了犯罪论体系的内容：第一章“处罚之前提”、第二章“犯罪的形式”、第三章“阻却不法性及罪过之事由”。显然，这里的“事实”是与“处罚”、“法律后果”相对应的，是存在论的“犯罪”（事实），而不是规范论的“犯罪成立”（评价）。不难发现，上述篇章结构甚至其内部条文的顺序、内容，与德国刑法典如出一辙，这是德国作为最大刑法理论输出国将其影响经由葡萄牙辐射至澳门刑法，而行为说在德国占压倒性优势。2．从澳门刑法典的具体规定看。（1）从犯罪论体系的第一个条文（第9条）看，该条标题为“作为犯与不作为犯”，而不是“作为与不作为”，前者是行为主体，是构成要件的内容，后者是行为，是行为论的议题。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澳门刑法典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为犯罪论体系的第一阶层。从客观解释看，第9条规定的并不是行为主体，而是行为本身，不是“作为犯与不作为犯”，而是“作为与不作为”。从主观解释看，如前所述，澳门刑法典基本上是1982年葡萄牙刑法的翻版，该第9条源自葡萄牙刑法典第10条“作为与不作为”，从内容看，二者完全一致；从标题看，“作为犯与不作为犯”显然系“作为与不作为”的误译，在理解时不应受此误译影响。因此，澳门犯罪论体系是由“行为”开始。（2）从其他条文的规定看亦是如此，例如，从第13条“故意”、第14条“过失”的规定看，作为“明知”或“预见”内容“事实”并非一定该当某一构成要件（“符合一罪状”），换言之，作为逻辑起点的行为，就不能只是构成要件该当之行为，而只能是事实行为。
三、构成要件合致性阶层
（一）澳门刑法的构成要件要素
对于构成要件之要素，澳门刑法典主要规定了：行为之主体，包括自然人（第10条）、机关之据位人或他人之人（第11条）；故意及过失（第12、13、14条）。因之，其构成要件可依通说之理论分为：（1）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因果关系、结果、特别行为情状；（2）客观构成要件：故意、过失、构成不法类型之意图，等等。在构成要件论中，学说上素有争议的是故意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目的行为论取代因果行为论，原本被定义为罪责要素的故意被移到构成要件阶层，成为主观构成要件。相应的，故意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罪责故意包括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和对法规范的认识（违法性意识），当罪责故意转化为构成要件故意后，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也随之转移到构成要件阶层，而违法性意识被留在了罪责阶层，成为独立的罪责要素。由于故意的认识内容被一分为二、隶属两个阶层，有学说因而认为故意有双重地位。②日本刑法界至今仍保留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两种称谓。③由于责任故意与违法性意识具有大致相同的涵义，而违法性意识能直接表明非难性，因此，学界更多地直接将它作为罪责要素，而不再以责任故意称之，故意则仅指构成要件故意。澳门刑法典显然采纳了这一立场：（1）从故意的认识因素看，“事实符合一罪状”、“行为之后果符合一罪状”（第13条）仅指对事实的认识，不含违法性意识。（2）从错误论看，错误可分为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前者大致相当于构成要件性错误（Tatbestandsirrtum），后者大致相当于违法性错误，或称禁止的错误（Verbotsirrtum）。构成要件错误可以阻却故意，而禁止错误阻却责任。澳门刑法典规定对事实之错误阻却故意（第15条）、对不法性之错误阻却罪责（第16条）。应注意的是，从澳门刑法典第15条“对事实情节之错误”的具体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犯罪论体系的更多线索。其第一款规定：“一、对一罪状之事实要素或法律要素之错误，阻却故意；如行为人必须对禁止有所认识方能合理意识到事实之不法性，则对该禁止之错误，亦阻却故意。”第二款规定：“二、上款之规定包括对事物状况之错误，如该事物状况系阻却事实之不法性或行为人之罪过者。”由此，故意的认识内容包括以下四类：（1）“罪状之事实要素”；（2）“罪状之法律要素”；（3）禁止事实（“禁止”）；（4）正当化事由（“事物状况”）。其中，前两项分别是对记述性和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事实的认识，理论上无争议地认为属于构成要件故意的认识内容，④此不赘述。但对于后两项，如何界定其内涵与属性，一直是理论上的热点与难题，各种纷争与犯罪论体系（尤其是故意与责任、违法与不法的界分）直接相关。
（二）禁止事实错误与禁止错误之界限———与故意的体系地位相关
第15条“如行为人必须对禁止有所认识方能合理意识到事实之不法性，则对该禁止之错误，亦阻却故意”，该“禁止之错误”，极易与阻却责任之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相混淆，但由于该错误亦属“对事实情节之错误”，其效果是“阻却故意”，而阻却责任之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被规定在第16条“对不法性之错误”中，并非故意的认识内容。对于“禁止事实的认识错误”，有学者指出，“是指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中的被禁止的事实产生了错误认识。比如，法律规定‘七月’为禁猎期，这样，‘七月’作为一种时间事实，就成了‘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事实。甲知道这一在特定时间内禁止的狩猎的规定，但把被禁止的时间‘七月’记成了‘八月’，故在‘七月’上山打猎。在这种情况下，甲因对构成要件中被禁止事实即时间事实发生了错误认识，所以阻却非法狩猎罪的故意。”①如将此类错误混淆为违法性错误，就会混淆故意的体系地位，将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理解为责任要素，这是尤应注意的。
（三）正当化事由的错误是事实错误还是禁止错误———与故意的内涵相关
“对事物状况之错误，如该事物状况系阻却事实之不法性或行为人之罪过者。”这一错误，理论上称为正当化事由的认识错误，或违法性的事实的错误（Etlaubnistatbestandsirrtum），例如，假想防卫、假想避险等，虽然不存在作为违法性阻却事实的前提的事实，但行为人却误信其存在而实施行为。关于这一类认识错误的性质，严格责任说认为是禁止错误，该错误与故意的成立与否无关，只是责任问题（Welzel）；限制责任说则认为是构成要件错误，该错误产生时阻却故意（Roxin），这是德国判例的立场。而日本刑法基于故意说的立场，认为此类错误属构成要件错误与违法性错误以外的“第三类错误”，阻却责任故意。②由于澳门刑法典规定此类错误阻却构成要件故意，显然采取了限制责任说的立场。这一立场，不仅关系到故意与责任的内涵，还影响到后文所说的违法性与不法的界分。
四、违法性阶层
（一）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是违法性，还是不法？
关于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有两种不同见解：（1）分离说，即区别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当行为该当构成要件时，原则上具有违法性，如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则例外阻却违法性。（2）一体说，即将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视为一体，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性之存在根据，二者是一体的，两个阶层被合并到“不法Unrecht”概念中。③澳门刑法典第15、16、19、27条等与犯罪论体系相关的内容均采用了“不法性”的措词，第三章标题亦为“阻却不法性及罪过之事由”，但是，这里的“不法性”究竟是“不法”，还是“违法性”呢？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结论截然不同。1．违法性———主观解释的结论澳门刑法典的“不法性”译自葡语ilicitude，与1982年葡萄牙刑法典相同，而葡萄牙刑法此处在中文多被译为“违法性”。④葡文ilicitude相当于英文wrongfulness或wrongdoing，与德语“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的英译一致，而“不法Unrecht”英译则为unlawfulness，二者截然不同。⑤因此，对澳门刑法典的“不法性”理解为违法性。这样，澳门刑法典将采取“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体系。2．不法———客观解释的结论违法与不法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区别不大，但在刑法学中却泾渭分明，例如，Roxin指出，不法是刑法特有的范畴，只有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才是不法；而违法性是整个法律制度的范畴，可以是民事上的或者公法上的违法性，非专属刑法。①而澳门刑法典中的“违法”与“不法”的界分也正好与此相符：除了在犯罪论体系的规定中用“不法性”外，其他部分则有“违法行为”（译自另一葡文词汇infraces），而且，其“违法”的涵义显然不限于刑法范畴，例如，第126条“违法行为之竞合”中规定“如一事实同时构成犯罪及轻微违反……”，同样的，第234条“刑事上之违法行为”、第333条“以违法方式”均是如此。既然澳门刑法典同时有“不法”与“违法”，而且“违法”的涵义与刑法理论通说一致，在与犯罪论体系相关的论述中均用“不法”，对于“不法”，也应按理论的通说理解，视为与“违法性”不同的一个检验阶层。就此可认为，澳门刑法典是采用了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合一的“不法”体系，即 “行为———不法———有责性”。
（二）澳门刑法典的立场：不法
本文认为，客观解释的立场是妥当的。理由如下：1．即使将“不法性”理解为“违法性”，也不妨碍采用“不法”概念，只不过，“违法性”不再是一个独立阶层，而是“不法”阶层中的内容，即“不法（构成要件－违法性）”。但是，直接采用客观解释的结论，就可省却“不法”与“违法性”何者更具理论优势的繁杂争论。而且，由于中文文本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依中文文本进行客观解释亦符合理论逻辑。2．“不法”观念适合澳门刑法的立法现状。构成要件的功能在于指示（或推定）违法性，从而作为国民的行为规范，将其与违法性分开的实益在于：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即其违法性被阻却，仍侵害了他人的利益，虽“利大于害”，仍应特别谨慎。但澳门刑法典之外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很多，有将近一半的罪名不是规定在《刑法典》中，而是规定在特别刑法之中，而且罪名存在重复交叉现象，“可以说，不了解澳门的特别刑法，就不能说了解澳门刑法。”②要求人们了解澳门刑法（包括特别刑法）的各种构成要件是不切实际的，人们行为时，只能基于其所具有的社会一般人的平均价值观念，来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为法所不容许；在做出防卫等行为时，也是基于价值上的利害衡量来做出反应。因而，“不法”的概念更适合澳门特区的立法和社会现状。3．如前所述，澳门刑法典明文将故意视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将正当化事由作为故意的认识内容，这样，正当化事由就必须是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制机能），③从而，违法性与构成要件就统一为不法构成要件。而德日刑法典对正当化事由的错误并未定性，使得其理论选择多样化，但主张“不法”者仍占多数。其优势：在正当化事由错误时，因阻却故意，在“不法”阶层即可出罪；若不阻却故意，构成要件该当，亦不能阻却违法（因为客观上并非正当事由），只有到罪责阶层才能出罪。④
五、有责性阶层
（一）“罪过”与“罪责”
澳门刑法典没有使用“罪责”，而是在与“不法性”对称的场合使用了“罪过（culpa）”一词，如第二编“事实”下第三章“阻却不过性及罪过之事由”，另外，第27条“共同犯罪中之不法性”、第28条“共同犯罪中之罪过”。这是让人困惑的。因为，在中国内地刑法学中，罪过指主观的故意、过失，是两种责任形式。而澳门刑法典故意、过失去不能称为罪过，因其只是构成要件要素，是主观心理事实，与责任非难无关。澳门刑法典将阻却故意（第15条）与阻却罪过（第16条）分开，也表明其罪过不含故意。作为与“不法”相对称的“罪过”概念，显然相当于“罪责”。从主观解释看，作为“母版”的1982年葡萄牙刑法典的相应内容就被译为“责任”，如“第三章 阻却违法与责任的事由”。澳门刑法典不用“责任”一语，概因“责任”在中文多指法律后果，是“罪责”评价后才考虑的。如，澳门刑法典第10条“责任之个人性”中的“责任responsabilidade”，就是指“刑事责任”，与作为犯罪评价阶层之一的“罪责”不同。从客观解释看，就澳门刑法典第65条中规定：“刑罚份量之确定须按照行为人之罪过及预防犯罪之要求”，第40条中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刑罚均不得超逾罪过之程度。”这些规定足以表明，“罪过”并非仅是主观要素，而是相当于罪责。因此，它就包括了“罪责”的全部内容：（1）责任能力；（2）期待可能性，如第三十四条“按照案件之情节，期待作出其他行为属不合理者，其行为无罪过”；（3）违法性意识可能性，如第16条“行为时并未意识到事实之不法性，而就该错误系不可谴责行为人者，其行为无罪过”。（2）（3）是责任要素均无异议，而（1）虽属责任范畴，但其体系地位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责任能力的体系地位：责任前提还是责任要素？
对于责任能力，澳门刑法典用“可归责性”来指代，第18条规定了“因年龄之不可归责性”、第19条规定了“因精神失常之不可归责性”。关于责任能力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存在两种对立观点：（1）责任前提说，即责任能力是行为人之属性，与各个具体行为无关，是本身能够独立地判断的人格能力，即“能负担责任之行为人的一般能力”。（2）责任要素说，即责任能力乃行为之属性，应依各个行为而被个别判断的，是“作为各该当犯罪行为非难基础的能力”，行为人可能对某种刺激反应异常而无责任能力，但对其他犯罪却可能有责任能力，此即部分责任能力。而责任前提说认为责任能力与具体行为无关，故不承认部分责任能力。①从澳门刑法典看，宜认为其采取了责任前提说的立场。理由如下：（1）澳门刑法典并未规定部分责任能力制度。（2）澳门刑法典将“阻却罪过”与“阻却可归责性”分列于不同章中，表明二者具有不同性质。然而，如前所述，澳门刑法典与德国刑法典相似，但在责任能力地位的问题上，德国刑法是两种立场兼而有之，而且，自从新古典暨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产生后，责任能力更多地被视为责任要素，而非责任前提，这是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在澳门刑法典中，“阻却不法性及罪过之事由”为独立一章，应当把所有阻却罪过之事由规定在这一章中，而阻却可归责性的事由却被规定在另一章中，从体系解释来看，可归责性（责任能力）就不应是罪过（罪责）的要素。而德国刑法典的对应章节标题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议会言论及报道不受处罚”，未统称为“阻却罪责事由”，因之，可解释为：这只是对个别的、特殊的阻却事由的列举，而不包括所有阻却事由。阻却可归责性既可视为阻却罪责事由，也可在阻却罪责事由之外讨论，从而为责任能力是责任要素还是责任前提留下理论空间。但应注意，综合考虑澳门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与违法现况等因素，澳门特区政府于2009年向立法会提交了《修改刑事归责制度》法案，提出了规定部分责任能力的建议，虽最终因不同意见较多、社会反响太大而撤回了该法案。②然而，该法案的观点是合理的，也是值得重视的。但从立法技术上看，设立部分责任能力制度将使得责任能力由责任前提变为责任要素，如何与现行立法协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六、结 论
关键词：时间低估，计划谬误理论，记忆偏差理论，解释水平理论。
分类号：B842
1 引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低估完成一件事情的时间。如学生经常低估完成学习任务的时间，商人低估生产某种产品的时间，艺术家低估完成某件艺术品的时间等等。很多研究也证明了时间低估倾向的存在。Buehler等证明时间低估倾向的确存在，并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任务的最终期限、完成任务的动机等。Borts、Taylor、Koole等的研究也表明对完成任务的时间低估是普遍存在的，但如果操纵一些因素会降低或增大这种倾向。Buehler和Griffin发现个体差异对时间低估倾向影响很小，如特质乐观和拖延水平。Buehler等后来的研究还表明群体水平上也存在时间低估倾向，即群体成员协商估计完成某任务的时间时，也会出现乐观的估计偏差。总之，对完成任务的时间低估现象普遍存在，针对该现象的产生机制，目前有两大主流理论：计划谬误理论和记忆偏差理论。
2 计划谬误理论
2．1 计划谬误的理论含义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工程、项目延期或经费超过预算的现象，Kahneman和Tversky最早把这一现象称为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并提出对其解释的计划谬误理论。所谓的计划谬误理论，是指在估计过程中过于乐观不考虑过去经验，从而导致低估。该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低估行为，但主要解释的现象是时间低估。Kahneman和Tversky认为，被试能用两类信息进行时间预测：个别信息和分布信息。个别信息只考虑手头上的任务和怎样完成任务，分布信息会考虑过去完成类似任务的经验。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估计完成一项任务的耗时时，总是过于关注完成当前任务的计划和任务发生的情景而忽视过去经验，但被试所形成的任务计划往往过于简略和理想化，很多细节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都未考虑到，从而产生乐观倾向，导致乐观的时间估计偏差，甚至在意识到过去类似经历时仍会发生低估行为。
Buehler等首次对该理论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明，人们在估计完成任务的时间时，主要依赖未来事件发生的情景而不是过去经验。Newby-Clark等的研究发现，被试在进行时间估计时只关注乐观情景却忽视悲观情景，并且认为乐观情景更可信、更接近真实情景。
计划谬误理论认为，计划谬误行为要具备两个特征，对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来说，人们要具有有关该任务的分布信息和个别信息。对一些新异任务的时间估计并不属于计划谬误的范畴。Kahneman和Tversky经典的计划谬误理论认为，产生计划谬误的任务必须足够长，足够复杂，从而能允许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可以发生一些干扰事件，这就意味着计划谬误理论只适合解释复杂的长时任务。Thomas等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倾向低估完成长时任务的时间，尤其是当在估计完成一项长时任务的时间之前先完成了一项短时任务的情况下，低估倾向更明显，而短时任务很少被低估。经典的计划谬误理论还认为，如果人们只考虑任务的成功计划的个别信息时就会忽视一些低概率事件，进而低估时间。但如果考虑到分布信息，就会做出更准确的时间估计。因此，经典的计划谬误理论并不认为基于分布信息的时间估计是无偏差的，只是认为该种估计会更准确。所以，根据计划谬误理论，人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提高时间估计的精确性。
2．2 提高时间估计精确性的策略
2．2．1 任务分解
根据计划谬误理论，被试形成一个完成某一任务的情景时，可能只考虑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步骤，忽略了一些细节。例如，在预测油漆一个房间需要多长时间时，被试可能不考虑搬家具和清理衣柜的时间。Kruger和Evans的研究表明，让被试在估计完成一个任务需要多长时间之前先对该任务进行分解，这一实验操作能减小时间估计的乐观偏差，尤其是针对一些复杂的长时任务，效果更明显。但Braym的研究结果显示，任务分解并没有提高时间估计的精确性，被试依然有低估倾向。两项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实验任务不同所致，Kruger和Evans的实验任务都是日常生活事件，如约会准备、做菜等，这些任务都是被试熟悉的日常活动。而Braym的实验采用的是被试陌生的实验室任务，对于该种任务，被试是按照所给的指导程序完成，是否有任务分解的操作不会影响时间估计和实际完成时间。因此，并不能笼统地否定该策略的有效性。
2．2．2 观察者估计和参与者估计
根据计划谬误理论，观察者的时间估计成绩应好于参与者的时间估计成绩。与实验参与者相比，观察者不太可能形成一个某人完成某一任务的具体情景，更可能依赖一般人要花多长时间完成任务的信息来预测时间。因此，观察者的时间估计可能会更准确。关于二者的时间估计是否存在差异还有争议。Buehler和Newby-clark的实验结果表明存在差异，与参与者相比，观察者很少低估时。而Byram和Hinds的实验却发现二者之间没有差异，都倾向低估时间。这些实验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的不同所致，前两人的实验中观察者是通过阅读参与者在完成前一个实验所记录的实验日记来估计时间，而后两人的实验要求观察者预测一般其他人完成某一任务需要多长时间，当做这样的估计时，观察者会参照自己的情况来预测别人需要的时间，因此会出现和参与者一样的估计误差。而在前两人的实验中，观察者做判断的基础是参与者所记录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并不反映参与者的真实想法，但却是观察者的决策依据，因此二者的时间估计有差异。
2．2．3 回忆过去的经验
计划谬误理论认为，引起人们低估完成事件时间的原因是忽视过去经验，那么让被试回忆过去经验是否就能提高时间估计的精确性?Buehler等要求被试在估计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时与过去的时间记忆联系起来，被试分成3组：(1)只估计完成任务的时间，(2)要求被试在估计时间时回忆过去完成类似任务花费的时间，(3)要求被试回忆过去完成类似任务花费的时间并把它作为参照来估计完成当前任务需要的时间。结果表明前两组的平均时间估计值之间没有差异，都出现低估，而第三组被试的低估倾向显著降低，在预期时间完成任务的比例也显著提高。这说明只有把过去的记忆与当前的任务联系起来，这种策略才能提高时间估计
的精确性。
2．2．4 形成执行意图
根据计划谬误理论，让被试想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完成任务，以此形成执行意图，可能会提高时间估计的精确性。Taylor和Koole等采用此方法做的实验表明，形成执行意图的被试依然存在低估倾向。甚至在Koole等的实验中，较之控制组被试，他们估计完成任务的时间更少，但时间估计的乐观偏差(估计时间与实际完成时间之差)有所降低。Buehler等的研究也表明，被试形成的未来计划越详细，时间低估量越大。但执行意图又为何会降低时间估计的乐观偏差?Gollwitzer等认为，执行意图能让被试更按时的开始任务并且能提高被试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Tayrlor的实验也表明，形成执行意图组被试比控制组被试能更按时地开始和结束任务。可见执行意图似乎没有直接提高时间估计的精确性，只是影响了实际完成任务的时间。
2．2．5 想像多个完成任务情景
根据计划谬误理论，由于只形成一个任务情景时，乐观主义可能占优势，让被试在进行时间估计之前想像多个完成任务的可能情景应该会影响乐观主义倾向。Bryam的研究发现，想像多个情景的被试和控制组的时间估计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论和Newby-clark等的实验结果基本一致，但Newby-clark等的实验也表明被试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想像的悲观任务情景，这可能是此策略不能提高时间估计精确性的原因。
3 记忆偏差理论
计划谬误理论虽然能解释很多实验结果，但是基于该理论的很多提高时间估计精确性的方法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针对这种不足，Roy等提出记忆偏差理论(memory biases theory)，认为人们在估计完成某个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时借助过去的时间记忆，但由于记忆本身有误差，导致不正确的时间估计，因此估计误差不是来自对过去正确记忆的忽视而是来自过去有偏差的记忆。一般来说，过去时间的记忆也只是对过去时间的估计。人们很少核对一个事件开始和结束的具体时间，只是大概估计完成一个任务花了多长时间，如果该估计比实际时间少，那么基于这个记忆的时间估计就会出现低估。Roy等随后对该理论验证性的研究表明，任务完成时间的事后估计与事前估计存有相似的偏差。
很多研究都证明时间低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有实验表明也存在高估时间的倾向，尤其对一些较短的或新奇任务的估。Burt和Kemp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在完成任务之前的预期式时间估计还是之后的回溯式估计，被试都倾向高估完成短时任务的时间，他们认为这两种估计过程借助了任务种类知识，如某种活动通常需多长时间。Thomas等的研究表明，被试倾向高估完成30秒到4分钟任务的时间，这种高估倾向不受任务复杂性的影响但受任务经验的影响，估计一个短时任务的时间之前先完成一个长时任务，时间高估量会增大，如果在估计这个短时任务之前完成一个更短的任务，被试又倾向低估完成该任务的时间，这说明被试估计时间时参考过去经验，运用锚定调整启发策略，即参考前一个任务的时间并做相应的调整来估计完成第二个任务的时间。由此可见，记忆偏差理论不仅能解释低估倾向也能解释高估倾向。
记忆偏差理论也提供了一个提高时间估计精确性的方法，即纠正时间记忆。Buehler等的实验表明，纠正时间记忆可以提高时间估计的精确性。被试在实验的练习阶段中3次完成任务后都给予时间反馈，让被试估计第四次完成任务的时间，结果被试的估计时间和完成时间没有显著差异，二者的相关系数是0.88，表明被试利用时间反馈估计时间。这说明给被试正确的时间信息能减少低估倾向，和记忆偏差理论的预期一致。
4 两个理论之间的争论
虽然两个理论从各自的假设出发都能解释时间低估现象，但因立论角度不同，解释范围也有差异，不可避免导致二者之间的争论，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4．1 时间估计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时间记忆
记忆偏差理论认为人们估计时间时参照时间记忆，而计划谬误理论认为人们可能有正确的时间记忆却没有利用该记忆。采用出声思考方法的实验结果表明，当要求被试报告时间估计时的思考内容时，大多数被试都只提到将来的计划，很少提到时间记忆，这表明他们只用个别信息而不是分布信息。
然而，支持记忆偏差的心理学家对采用出声思考方法所得到的实验结果提出质。首先，验证态度稳定性的实验表明，人们往往对自己为什么做某个决定并没有明确认识，也不能正确描述其决策过程。其次，人们可能认为过去的时间记忆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没有必要提及。例如，被试很少提到任务的最终期限，尽管最后的估计时间和最终期限高度相关。同样，Buehler等的研究发现，当被试在时间估计之前做有反馈的练习时，也只有一半的被试提到练习的时间记忆，但其估计时间和练习时间高度相关。支持时间估计是基于时间记忆的另一证据是，尽管被试会低估完成任务的时间，但他们并不是盲目的乐观。Buehler和Burt等的研究发现，被试的估计时间和实际时间高度相关，尽管有一些系统的低估，但还是能相当准确地估计完成给定任务的时间。对此，计划谬误理论认为，尽管被试忽视分布信息，但他们制定任务计划时难免不受其性格特点、动机水平、社会和物理环境的影响，因此，计划和记忆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联系。这一解释不能让记忆偏差理论的支持者信服，他们认为不借助时间记忆，只凭借个别信息的时间估计应该没有实际的预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
4．2 新异或短时任务的时间是否更可能被高估
很多采用新异或短时任务的实验表明，在估计完成这些任务的时间时更容易出现高估现象。尽管计划谬误能成功解释人们高估完成熟练任务时间的现象，即个体对自己越熟练的任务越有自信，从而更容易产生乐观倾向。但对新异或短时任务被高估的现象却无能为力，而记忆偏差理论却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可见较之计划谬误理论，记忆偏差理论的解释范围更大。
4．3 时间记忆是否正确
记忆偏差理论认为时间记忆存在偏差，因为它是人们基于过去经历的一种估计。对此，计划谬误理论没有明确说明时间记忆的正确与否，只是认为人们忽视了分布信息，如果考虑到此，时间估计就会更准确。这是两个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记忆偏差理论认为，只有纠正时间记忆才能提高时间估计，而计划谬误理论认为，让被试考虑分布信息就能改善其时间估计成绩。一些研究表明只增加记忆的显著性对时间估计的影响并不大，但让被试参照过去记忆或对其进行纠正确实对时间估计有影响，两者都有一些实验结果的支持，这又加剧二者之间的争论。
4．4 影响时间记忆的变量是否影响时间估计
根据记忆偏差理论，时间记忆和时间估计是相
联系的，那么影响时间记忆的变量也会同样影响时间估计。相反，如果认为人们忽视时间记忆，就没有理由推测时间记忆和时间估计受到相同变量的影响。虽然记忆偏差理论证明一些影响时间记忆的变量也同样会影响时间估计。但支持计划谬误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有偏差的时间记忆是时间低估的原因，如果要做因果性的推断，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验证。
5 两个理论的共存性
“科学之所以进步是因为所有观点还不和谐。”理论争论不可避免，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心理现象复杂多变，需要多种理论从多角度解释，因此不能因为有局限就彻底排斥某一理论。计划谬误理论虽不能有效解释高估倾向，但它能合理地解释快速完成任务的动机会增加低估倾向，即动机使被试更注重未来任务的成功计划，从而增加乐观倾向：而记忆偏差理论认为完成当前任务的动机影响了过去时间记忆的解释有些牵强。再者，计划谬误理论对过去时间记忆的正确性没有做出绝对判断，只是认为利用分布信息的时间估计会更准确。因此，两个理论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角度思考，可以看到其相通之处。
Trop和Liberman提出解释时间透视现象的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该理论认为较之距现在较近的事件，人们用更抽象的心理模型或更高水平的表征来表征距现在较远的事件。高水平的表征是相对简单的、去情景化的表征，它抽取可利用信息的关键部分，是事件的一般的、高级的、本质属性的表征。低水平的表征是具体的、次级的、情景化的、非主要属性的表征。具体说来，对同一件事情，如果假定它很久以后才会发生，人们对其表征就会越抽象，只包含该事件的一些重要信息，如果假设该事件很快就会发生，对其表征就会越具体，包括很多细节信息。
从解释水平理论出发，似乎能看到计划谬误和记忆偏差两个理论的相通之处。计划谬误理论认为人们往往忽视时间记忆，过于乐观从而导致时间低估，但并没有指出乐观的根本原因。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角度，可以认为乐观的根本原因是对未来事件的表征属高水平表征，不包括细节部分和干扰因素，进而导致形成的任务计划和任务情景过于理想化。Liberman等的研究表明，对同一件事情，预期它在遥远的未来发生要比预期它在近期发生的决策更简单。计划谬误理论的核心是人们存在乐观主义倾向，Eyal和Herzod等的研究都发现，对于预期发生在较远未来的事件的表征信息中包含更多积极的、支持性的信息，对于预期发生在较近未来的事件的表征中则包含更多消极的、阻碍性的信息。Nussbaum等也发现，人们对较远未来的事件的预测要比对较近未来的事件的预测更自信，而且随着事件发生时间的临近，事件的表征越来越具体，这种自信下降。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推测，计划谬误理论所假设的乐观倾向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由人们对事件的表征特征决定。
记忆偏差理论认为人们估计时间时所利用的时间记忆不准确，从而导致偏差的时间估计。该理论对时间记忆存在偏差未做出具体解释，只是认为过去的时间记忆也是基于过去事件记忆的一种时间估计。对该估计产生误差的原因，解释水平理论也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水平理论不仅能解释将来事件，也能解释过去事件。人们对距现在越远的过去事件的表征也越抽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回忆有关该事件的一些重要信息，一些细节逐渐淡化。Pedri等的研究发现，相对其他记忆，时间线索记忆消退得更快。Gilovich和Medvec的研究表明，遥远过去的记忆比新近的记忆更抽象，包含更少细节信息。Pedersen等的研究发现，对事件的语言描述可以影响对事件的时间记忆。Sanna等的研究表明，回溯式的事件时间估计也存在计划谬误现象。因此，可以推测对过去事件的表征可能是过去时间记忆产生误差的原因。由此可见，计划谬误理论和记忆偏差理论所指出的低估原因从根本意义上说可能是相同的，即都由事件的表征水平所致。
6 小结
关键词： 对外汉语 生词英译 语议偏误问题
1.英译词的意义大于或者小于汉语词汇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因另一种语言而存在，因此除了一些特定的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以外，任何两种语言的词汇在含义上都不可能一一对应，所以用一种语言来翻译注释另一种语言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两种概念意义方面的差异。对于初级学习者来说，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起着很大的影响。教材中用有多个含义的英语词汇翻译某一个汉语词汇，就必然会引发语言的负迁移。下面就以实例说明：比如“春天”注：“spring”，“spring”除了有春天的义项外，还有泉水、弹簧、跳跃等含义；“量”注“to take” ，而“to take”的含义有很多：（1）拿取：take a book；（2）带：take an umbrella；（3）就座： take a seat.一旦义项误用，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表达：量本书；我要量这顶帽子；“借”被译为“lend、borrow”，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这两个英语词汇虽然都有汉语“借”的意思，但“lend”表达的是借出，借给别人的意思，而“borrow”表达的是借进，问别人借的含义，意义上是相反的有差别的，所以这样的英译词的意义大于汉语词汇，不利于学生的掌握与应用；再比如，“教授”被译为“professor”，《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教授”一词是这样注释的：“高等学校中级别最高的教师”，而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教师的职称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个级别，显然，级别最高的才被称之为“教授”，而在美国，只要是大学教师，就都一律称之为“professor”。
2.英译词不能准确传达汉语词汇的感彩与文化内涵
语言是人们互相交流的工具，也承载着说话人的思想与情感，而词汇又是语言的基础，所以词汇的含义决定着说话人的语气与感情，也就是词汇的感彩，即为褒义和贬义。褒义传达的是高兴、赞成、喜欢等有积极含义的感情，贬义则反之，传达的是苦恼、反对、厌恶等有消极含义的感情。词汇的感彩也跟一个国家的文化息息相关，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褒贬义不具有国际性，因此相同的词汇或者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含义或者文化内涵式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英语和汉语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同样的词汇表达完全相反的感情：对中国人来说，“狗”只是一种动物，在中国的乡村很多人家里都会养狗作为一种家畜，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西方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把狗当宠物养，在中国，吃狗肉就像吃猪肉一样平常，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英美国家，“狗”几乎被看做是一个家庭的一分子，他们代表着忠诚、善良，而在部分中国人看来代表着低下、卑微的含义，有厌恶之感，所以汉语里有“走狗”、“哈巴狗”、“狗腿子”等词汇；而英语中有“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as faith as a dog”等词汇。因为英汉语言存在感彩的不同，所以使用场合也是很讲究的。比如说汉语的“宣传”一词被译为“propaganda”，这就会在感彩的理解上误导学生。因为汉语中“宣传”没有贬义，而“propaganda”却有贬义，有“虚假广告”的含义。
文化影响并塑造语言，以语言为载体；预言是文化最主要的表征途径。承载着一定文化内涵的词语常见于习语，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习语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比如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因此汉语的“唱白脸”和“唱红脸”就是源于京剧，在翻译的时候如果只对颜色词“red”和“white”做译注，那么学生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再比如，如果只把“九五之尊”，两个数字“nine”、“five”译出来，那么我想学生是怎么也不可能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的，他们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九五之尊”而不是“八六之尊”呢？这样的译注不会给词汇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一点好处，反而画蛇添足了。
3.忽略了生词与英译词概念义与非概念义的区别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里奇将词的意义划分为6种：“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也称作指称意义（denotative meaning）、含蓄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文本与感情意义（stylistic and affective meaning）、反射和搭配意义（reflective and collocative meaning）、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因为有概念意义的存在，我们才能区分开不同的事物；而非概念意义又让我们认识到相似事物的不同点。因此如果在对外汉语教材生词翻译中，忽略了词汇的概念义与非概念义，就不能传达给学生准确的信息，这也是造成学生近义词误用的最主要原因。比如：“笔”被译为“pen”，而英语中“pen”只代表钢笔，这样的翻译导致学生理解错误，而出了这样的笑话：学生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当老师问“你有笔吗？”时，学生却回答说“没有”。又比如下面的例子：“嫁、娶、结婚、成亲”译为“marry”；“媳妇、夫人、妻子、老婆、太太”译为“wife”。这些例子也忽略了词汇的非概念意义。
4.忽略生词的附属义和用法
忽略生词的附属义和用法会造成语序不当、搭配不当、词义缺失等错误。例如：（1）“去世”被译为“die”，中国人忌讳说“死”，所以关于“死亡”有很多种委婉的表达，其中“去世”用来表达“（成年人、长辈等）死亡”，“夭折”则用来表达“小孩子死亡”，而“die”的用法很广，泛指所有的“死亡”，包括动植物。所以这个例子中，英译词就忽略了生词的文化附属义，就会导致学生造出这样的错误句子：“我家的金鱼去世了。”（2）“们”被译为“used after pronouns or nouns denoting persons to make a plural form”，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所以用一整句话翻译出一个词的含义，在必要的时候也是可取的，但是在这里，对于“们”的英语注释还并不完整，没有说明它的用法，即“们”前面不必有数量词的修饰，因为缺少对用法的说明，所以学生也容易犯错：“我们班有20个学生们”。（3）“稍微”被译为“slightly”，通过英译词学生会很容易理解“稍微”表示数量不多，程度较小的含义，但是由于没有强调它的用法，因此学生会说出这样的错误句子：“请您稍微讲详细。”当然有人会认为这是教师在上课时需要做的额外讲解，不属于教材生词英译的错误，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教材编写者在生词英译方面应尽量做到全面、完善。
5.英译词脱离课文语境
一个词语会有很多种义项，但学习者学习词汇是在特定的语境当中理解习得的，如果说单词表中把一个词语的义项全部翻译出来的话，除了加大学习者的难度之外，那么很难想到还有什么好处，给出与课文语境不相关的义项的也是如此，甚至会误导学生。比如，（1）原文句子是“他来中国已经3个月了。”其中“来”译为“come”，看似是完全对等的，但是按照原文的句子，翻译应该是“He has been in China for 3 months.”英语中“come”是一个不持续动词，而“来”在汉语中可以用作持续性动词；（2）原文内容为：男：我喜欢吃中餐，特别是川菜。女：西餐呢？男：马马虎虎。而文中的“马马虎虎”被译为“careless”，虽然单独来看，这样的翻译是没有错的，但是与课文语境相去甚远，课文想要表达的含义应该是“so-so”，所以同样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偏差。
参考文献：
[1]何慕.速成汉语[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2]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关键词： 韩国学生 “被”字句 偏误分析
本文所考察的“被”字句，指的是狭义的“被”字句，即句中包含“被”字的表被动意义的句子。本文的研究中不包括的“叫、让、给”句及表遭受意义的被动句。本文所选取的语料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主持建设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1.1版。本文选取语料的方法是:依次按错字、错词、错句对学生国籍为“韩国”的“被”字偏误语料进行检索，以“被”字出现的频次记录语料条目，出现一个“被”字即按一条语料计算。在此基础上对韩国学生有偏误的“被”字句进行分析。
一、遗漏
遗漏偏误是指由于在词语或句子中遗漏了某个/几个成分导致的偏误①。在所考察的语料出现比例最高，较为普遍。
1.主语遗漏
如：“在班里经常被选为班长，可以说是个有领导同学能力的好学生。”句中遗漏了主语“他”。“被”字句中，受事主语作为句子中有定的已知信息、表示动作的承受者必须出现，即使在语群中，如若必要，也应出现。
2.状语遗漏
状语是被字结构和被字句式的修饰语，是双音节光杆动词进
入被字句的补足条件，在结构上也起到了完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遗漏“会、能”等，如：“这样下去这世界的物品都被污染。”
3.“被”字遗漏
这种遗漏主要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韩语直接在动词词根加上表示被动的词缀来构成被动表述，而汉语却是在动词前加标记词“被”，韩汉被动表述的这种差异，使学生较易出现了偏误。如：“那小孩子送到了医院。”
4.动词遗漏
柳英绿在对比韩汉被动句中的VP时指出，韩国被动句可以只出现属于被动主语NP1的VP，不出现属于施动者NP2的VP，但汉语被动句不能不出现属于NP2的VP，否则便是不合法的句子。受母语句法结构的影响，韩国学生在学习汉语被字句式时，仍会出现此类偏误：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她被老师难堪了。
＊得不治之症的人和还活着的人谁也不能被死。
5.动词后附加成分遗漏
主要包括“了（着、过）”和补语成分的遗漏。“了、着、过”和补语都能“帮助表示谓语动词的结果”，而且“从结构上，具有完型和成句的作用”。因此不可遗漏。下例中分别遗漏了“着”和补语“黑”。
＊地球的土质一直被那些不健康化学物质破坏（着）。
＊特别是暑假时，我们每天在河里玩，被太阳晒了。
6.宾语遗漏
“被”字句中的宾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被”后宾语，一是动词后宾语。前者表动作的施事，后者则与受事主语NP1存在广义的领属关系、同一关系，或者表示NP1的起点或终点、承受/接收方等②。如：“我得了病的时候，很想回家被照顾。”这里就遗漏了被后宾语“人”。
二、误代
误代偏误是在不必或者不该使用“被”字句的情况下泛化地使
用“被”字句。③韩国学生“被”字句误代偏误主要表现为句式内各成分误代及和主动句之间误代两大类。
1.状语误代
主要表现为词语意义理解错误造成的误用。如：“但也有因为受父母的影响还被社会轻视的。”“还”误代“才”，主要混淆了两个副词的用法。
2.“被”字误代
包括两种，一种是不该使用“被”字而使用，一种是该使用“被”字而未使用。前者属“被”的泛化使用，本部分仅讨论第二种情况。
＊如他们愿为晚辈尊重、了解，他们先要做的事情是尊敬长辈。
＊比如说，我们的时代令人叫为“n时代”。
学生出现此类偏误一方面是因为易将“被”和“把”、“为”等介词混用，另一方面由于汉语中被动意义的表述并不仅限于“被”字句，“受（到）”、“挨”、“遭”等同样可表被动意义，因此误用的几率较大。
3.动词误代
这是韩国学生误代偏误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王还先生所说：“决定‘被’字句能否运用最关键的是动词。能用于‘被’字句的动词都是有处置性的，就是说动词必须是代表发自某人、物的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作．对另一人物有所影响的。”而在韩国学生的偏误中，很多动词不具有处置性。
＊我每天迟到，被老师批评挨打。
＊所以生活中“互相帮助”和“为别人让步”等的道德观己被造成了传统。
上例中“挨打”是一价不及物动词，且“挨”字不可与“被”字共现；“造成”本身即是一个致使义动词，均不符合“被”字句中的【被动】、【遭受】、【处置】等含义，因此不能进入被字句中作谓语。
4.其他成分误代
主要指补语和宾语误代，韩语中没有补语的概念，而且汉语中补语的范畴也不是独立封闭的，比较灵活，易出现偏误。“我们从小到现在被你们的恩惠养大了。”这里的施事者应是“你们”，“恩惠”只是一种“手段”，不能做宾语。
5.“被”字句误用为主动句
表现为该用被动句而使用了主动句，这是学生未完全掌握被动句和主动句结构的差异而造成使用的混乱。如：“在现代社会中，逐渐破坏农作物。”“在韩国有过这种情况，很多人感染农药。”
三、错序
在被字句中，错序偏误是指由于句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造成的偏误④。
1.主语错序
指放在句首的受事主语位置发生了错误，“虽然吸烟对个人健康不太好，但是不能完全被否定其作用。”“其作用”，应放在“被”字句句首。
2.状语错序
汉语的状语在“被”字句中位置比较自由，具有灵活性和层次性（李珊，1994）。除表时间、处所、范围等状语可以出现在主语前，其余一般都放在主语后。但否定词和能愿动词放在“被”前是被动表述的重要特点。下例就是不了解这一点造成的偏误。
＊使用化肥和农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杀除害虫，从而保护农作物安全地成长，而这“田间养鸭”的方案可以使农作物被化学药品不污染。
3.宾语错序
从“被”字句“NP1+被+NP2+VP+C”的一般格式中，我们可以知道NP2为动词的施事成分，一般出现在“被”字后，动词前，而不能放在动词后。因此下例中使用错误：“大学毕业后我被雇用了他的研究所。”
4.补语错序
“被”字句中，动词后补语可分为结果补语、情态补语、可能补语、数量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等。
＊我好久被他打了。
＊去学校就跟朋友们打架，好几次妈妈被老师批评了。
在上例中，“好久”、“好几次”表示动作“打”持续的时间和动作“批评”发生的次数，分别表示时量和动量，属于数量补语的范畴，应放在动词后。
四、误加
指在一些语法形式中，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或必须使用某个成分，当这些形式发生某种变化时，又一定不能使用这个成分，而初学者却不了解这种变化仍然使用这个成分，因而出现了偏误⑤。韩国学生的误加偏误集中反映在谓语部分各成分的误加。
1.状语误加
下例中误加了“对”和“当”，均造成被后宾语缺失。
＊这说明被对农药污染的环境，对人也不好。
＊这是因为他们对歌曲的感觉已经被当他们年轻时的歌曲固定了。
2.动词误加
“被”字句中的动词误加在偏误语料中表现为误加动词“受”。而“受”字本身包含有“遭受义”，只能构成主动形态的被动表述，不能与“被”字重现。
＊什么叫流行歌曲？那就是被很多人受欢迎的歌曲。
＊我想到爸爸，妈妈我就很快乐，很安心又不会让我做被人受批评的事。
3.动词后附加成分误加
在“被”字句中，如果“被”字前紧跟表示频率的副词，那么句尾不需要再使用“了、着、过”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或状态。下例一中“被”前有频率副词“一直”表示“污染”动作的持续性，而“了”的动作完结义与此冲突。例二则误加“起来”。
＊以前给我们提供粮食的土地一直被污染了。
＊上面所说的3个理由不能正确认识流行歌曲、说明流行歌曲，但是现代的小孩儿渐渐被污染起来了，
4.宾语误加
＊他说，他在童年的时候被人们称为一个秀才。
＊有的人认为吸烟是我的权利，没什么理由涉我的一种生活享受。
“秀才”在句中是“他”的转成宾语，“被称为”后的宾语应是一个集合名词，不应用数量词限定。宾语“我”与受事主语“权利”之间没有形成从属关系，“我”多余。
“被”字句内部各成分限制条件较多且变化灵活，且与韩语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因此学生在认知上存在很多困难。本文在语料检索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偏误的归类和分析，以期对对韩汉语教学有所帮助。
注释：
①③④⑤鲁健骥.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1）.
②彭淑丽.汉语动词宾语“被”字句的习得研究［J］.汉语学习，2008，（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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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英绿.韩汉语被动句对比――韩国留学生“被”动句偏误分析［J］.汉语学习，2000，（6）.
［6］莫红霞.“被”字句中“被”字宾语有无的制约条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2）.
［7］王还.英语和汉语的被动句［J］.中国语文，19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