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范文

唐朝文学篇1

关健词：唐朝 宋朝 诗歌 宋词 对比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五千年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前前后后诞生了24个朝代。而说到文学特点方面，唐朝和宋朝是必须要提到的两个朝代。唐朝，是世界公认中国的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至今为止，西方华人所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唐人街”。宋朝，是技术发明最为突出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新技术都是层见叠出。唐朝和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朝代，更值得我们去对比与探究。

唐朝和宋朝文学文化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到底有哪些？不同文化的产生与当时朝代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先从唐朝的诗歌文化谈起，唐朝时中华民族最为繁华鼎盛的朝代，唐朝也是最为富裕的朝代。纵观唐朝诗歌，我们都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流派：边塞诗。《唐诗三百首》中有着特别多的边塞诗，基本上唐朝的诗人都有写过边塞诗歌，并且内容都很丰富而且深刻，题材和风格都很奇光异彩。唐朝的边塞诗歌中从美学角度讲，总体的边塞诗歌都有着非常的壮美的风格，让人能够感到有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从边塞诗上就能够体现当时唐朝有着气魄宏大的民族精神。如唐朝诗人杜甫杜少陵，也有“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的壮志诗篇。完全表现出了唐朝诗歌是以雄心壮志，大气磅礴为主。

然而宋朝诗歌则是以词的方式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刻下了重重的印记。众人皆知，宋朝时期的的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或许很很多多人认为的坡、辛稼轩、陆放翁他们写豪放派诗词的大气磅礴所吸引，但是在这里不得不说在早宋时期引领潮流是柳永李清照的委婉派诗词。以周邦彦、李后主、柳永等诗词家为“词之正宗”，恰恰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派的诗词特点的主要内容的侧重点是儿女风情。重视语言圆润、清新绮丽、音律婉转有种柔婉之美，内容却比较狭窄。由于很长时间词大多都婉转且柔美，促使人们形成了宋词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所以宋朝的文学特点便是柔美。

我们看完唐朝诗歌的大气磅礴和宋朝诗词的婉约柔美的特点，我们对唐代诗歌和宋代诗词的文化差异就有了一些结论。无论是唐朝时期的诗歌还是宋朝时期的诗词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文学上的价值都非常高。在诗词的创作中都需要有丰富的文学底蕴，不论是运用典故还是要运用一些修辞手法，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而且诗词也对平仄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是唐朝和宋朝文学继承的相同之处。诗歌和诗词的创作方式都有着不同的地方。

唐朝和宋朝的社会背景不同，唐朝是在马背上建立的建立以后唐朝依然与外敌争斗不断，也正是有统治者的强势才使得唐朝的士子有着积极进取的思想和开阔的胸怀，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下使得唐朝有了丰富的文学创造力，也给唐朝的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然而宋朝的统治者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上位。成为了皇帝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得以独占兵权，而后国家不重视战争，沉醉于酒水、歌舞、乐器。在这样环境的影响下促使婉约派诗词被大为追捧。

唐朝和宋朝的社会主流思想发生了改变。唐朝是个开放的时代，汉、回、鲜卑等民族的融合使得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唐朝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华。使得唐朝文化达到了古代巅峰，也促使了诗歌文学的发展。而宋代推行理学，禁锢了人们思想，人们思想不够活跃，所以使得比较严格的诗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宋朝当时皇帝喜欢文学，在社会风气影响下诗词的题材相对狭窄。

当然，文学的不同也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有着密切关系。唐朝虽然十分的繁荣昌盛，如果和宋朝比起来唐朝的社会生产力还是比较弱的。在唐朝社会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使得唐朝当时习惯通过战争和武力来取得进步和发展，从而唐朝士子英勇豪迈、雄心壮志、大气磅礴。由于宋朝的社会生产力相对于唐朝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宋朝社会表面上比较繁荣昌盛，对于普通的学子，通过创作词也能够吸引统治者来谋取仕途的发展。所以使得宋朝的文学比较的柔美。

经济基础、生产力关系、政治和宗教文化对文学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对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与创新需要我们贴切生活、回顾历史、面向未来。

唐朝文学篇2

一、唐朝宫廷音乐机构是否是作为音乐教育机构存在

唐朝作为我国国力最为强盛的一个朝代，唐朝的发展建设和唐朝重视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在唐朝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可以说是较为系统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唐朝音乐机构是否真的隶属于唐朝的教育机构，唐朝音乐机构是否作为唐朝的教育机构而存在。在唐代文教得到极大重视，并且举世闻名的科举制度也是在唐朝得以发展起来的，既说到唐朝的教育机构就不可避免地要说一说唐朝中央官学的设置。唐朝在中央官学的设置上分为正系和旁系两类。其中正系的学校主要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时称七学。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唐朝的律学并不研究音律而是主要研究当时的律法。旁系的学校主要有崇文馆、弘文馆、医学、崇玄学、小学。由此可以看出唐朝音乐机构并不是作为音乐教育机构存在的。除此之外，在唐朝，科举制得以大力发展起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唐朝的科举考试都有哪些考试内容。由于在唐朝文教得到极大重视，因此在唐朝时儒学得到了大力推崇，儒家经典也就成为了各大学校的必修课，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唐朝在设立教育机构时并没有将音乐机构考虑在内，音乐机构也就自然不会作为教育机构而存在了。唐朝的音乐机构既然没能作为音乐教育机构而存在，那它存在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虽然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中较为开明的一个，但等级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即便在较为开明的唐朝乐工也仍然不会有太高的地位，这也使得音乐机够不能够作为音乐教育机构而存在。唐朝音乐机构存在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各种礼乐场合以及唐朝统治者对音乐艺术的实际需要。

二、唐朝宫廷音乐机构中是否存在着教育行为

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发现，虽然在唐朝音乐机构没能作为教育机构存在，但在唐朝的音乐机构中却存在着一些音乐教育行为，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在唐朝的音乐机构中都存在着哪些教育行为。原来，在当时的音乐机构中总会开展一些音乐传习活动。要是说道广义的教育概念，这一传习活动便具有了教育的性质。在广义上，教育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使人们得到培养的一种社会活动，使得社会文化得以传承、使得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得以传递下去的基本途径，又或是通过培训使得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改变，使得人们掌握了一项技能又或是具备了某种能力的社会活动。唐朝的音乐机构虽然不能算作正规的学校，但在这一机构中所开展的音乐传习活动却能够达到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改变，具有了某项能力的目的。因此，要是从这点上来看唐朝的音乐传习活动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教育行为。在唐朝的音乐机构中所开展的音乐传习活动意在使受到培训的人们掌握相应的音乐技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改变，因此，在唐朝的音乐机构中所开展的音乐传习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教育的性质。

三、唐朝宫廷音乐教育机构是否具有教育的职能

在唐朝音乐机构主要有太常寺下属的太乐署和鼓吹署以及在太常寺之外新设置的教育机构教坊和梨园。笔者在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后发现：在太乐署中有着严格的教学进度和考核要求，甚至对教师都有考核，这说明在太乐署中有着明确的教学关系和教学制度。其次，太乐署所传授的音乐教育内容还具有着一定难度，具有着一定的含金量，对习乐者的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此外，太乐署中还建立了相应的奖惩制度，以此来激发习乐者对音乐技艺的学习。说完了太乐署中存在的一些音乐传习活动，接下来便要说说教坊和梨园了。教坊和梨园作为新设置的音乐机构其主要负责俗乐的掌管。但根据相关资料可发现在教坊中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音乐传承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教坊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音乐教育职能。梨园的诞生据说是因为玄宗对音乐的特别喜爱，每当梨园中有活动时，玄宗都会亲自进行指导，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进行纠正，由此可以看出玄宗对音乐演奏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于一些少年乐工，梨园中相关人员对其进行教习。因此，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梨园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音乐教育的职能。综上所述：虽然在唐朝宫廷音乐机构没能被正式列入官方教育系统之中，也不以音乐教育机构的姿态存在，主要负责掌管各种礼仪、音乐、满足各种礼仪场合以及统治者对音乐的需求，但在其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音乐教育行为，因此，从这点可以看出唐代宫廷音乐文化的发展、传播、传承是以宫廷音乐机构对音乐的教习为重要载体，在这方面，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具有着突出的贡献。

四、结语

虽然那个曾经繁盛的唐朝早已远去，但唐朝所创造的悠久的文化却仍然使后人惊叹不已。那些浩瀚的历史典籍便是对唐朝文化最好的见证。那些浩瀚的历史典籍仿佛使人看到了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音乐是代表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透过音乐的发展便可以看出唐朝人们生活的足迹。在对唐朝音乐机构是否具有了教育职能这一命题进行论证的过程中，笔者获益匪浅，不由感叹对唐朝音乐机构是否具有教育职能进行研究这是一次多么有益的尝试。

基金项目：

唐朝文学篇3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N《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唐朝文学篇4

【关键词】 唐代；边州；族际互动；关键

中国历史悠久，在广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民族，以居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族为核心不断地与周边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长期的交往和融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从地理上讲，是内地腹地与周边相对，从民族群体构建上讲，则是汉人居中，四夷环绕周边。中国早期王朝的华夷二元化特征及“中国居中、四夷宾服”的天下观，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战国秦汉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充分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特殊的“天下中国观”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天下中国观”有两层含义，其一秉持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二则隐含了汉族与外族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1]

中国古代在构建国家和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心和周边的领土划分和政治观念，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中心政策。上述观念亦影响到当今学界对中国中古周边族群与中原社会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外观察，例如华夷秩序、胡汉体系、农牧世界、边疆史地以及册封体制、天朝礼治甚至朝贡贸易圈之类。如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2]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3]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4]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5]等中外学者的著作从宗藩关系、朝贡制度等方面阐述了王朝国家和周边四夷的关系。

这些传统的研究之外，另有一批学者开始转变视角，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著名东方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6]一书中在边疆概念中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家“华夷之服”、“要服”、“荒服”的立场，将边疆地带看作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如书中指出长城地带对于汉族是边缘，但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提出了“北亚世界”的概念，近年森安孝夫、杉山正明等学者倡导“欧亚大陆世界”。[7]

部分历史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各族群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有共享、凝聚认同的进程更具有本质意义，更值得揭示彰扬。就唐史而言，这种族际互动关系在陈寅恪先生研究中首先体现出来。陈先生在如何研究唐史时教导学生“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的内政亦受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待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8]陈先生“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及“唐代的内政亦受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之观点，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有更明确的阐述：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逐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从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9]

陈先生上述族际互动理论在王贞平先生新作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10]中有更为深刻具体的体现。此书正是以现代国际视角、“多极化”角度考察唐王朝和其亚洲近邻（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突厥、回鹘、吐蕃以及南诏）之间的族际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在各方实力的消长对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上。此书中运用“soft power”和“hard power”概念论证文化影响、国家实力以及战争在唐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作用。此外王小甫先生近年就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有所阐发。他在《族际流动与社会变迁――唐五代华北北部的内外蕃问题》[11]一文中就曾指出内外蕃与生熟蕃的族际流动就是一种政治层面上的空间流动，并讨论了内外蕃与生熟蕃的转变过程，中原政治体制与蕃部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12]中王先生又把这种空间观念加以阐释，认为较之于只是把古代中国定义在时间层面――历代王朝的延续的传统研究，还可以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考察，根据最高首领及官僚体制、历史领土、空间边缘及法令效力等内容对作为各族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在空间层面作较为具体明确的界定。针对杨联先生所持“边界不必常是一条线”及“文化疆界和政治疆界无须一致”的观点，[13]王先生认为边界应该是历史官僚社会中不同区位群体（政治层级）的空间界分，例如唐代的边州都督府与羁縻都督府州之别。

以上学者研究关注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历史研究除了在时间层面上的研究更加要注重在空间层面上的界定。上诉论点皆跳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史观或者天下中国观，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或亚洲或世界的角度，对唐朝的内政和外交有了更深入和新颖的分析。从地理空间看，在民族凝聚交往中，连接中心和边缘，汉族与多民族地区的行政规划变得更加重要。马驰先生认为边州在中央与边疆诸少数民族之间，作为蕃州外三级管理体制的中间环节，起着呈上（中央）督下（蕃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4]唐朝以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作为直接管理边疆诸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县的机构，代表中央管理边疆。在空间观念的指导下，边州研究成为唐朝内外之际和民族凝聚的关键。

地方行政区划建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统一的国家为有效进行地方管理而必须进行的制度构建。其核心的内容是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关系。理想的地方行政单位建制是既能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特别是保持中央政令下达执行的畅通，又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社会的积极性，即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发展本地社会的便利和权力。隋朝统一之后对南北朝后期混乱的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州郡县三级体制改为州县二级体制。炀帝时虽改州为郡，但仅名称改变，二级体制仍存。唐朝继承隋制实行二级地方行政体制，改郡为州，即州县二级制。唐前期主要实行州县二级制，据《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户部郎中条“凡天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15]其中正州分为辅州、雄州、望州、边州等。边州作为正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机构设置等与其他正州有共同之处。又因边州地理位置特殊，多置于沿边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毗邻，联系紧密，是唐朝经营边疆的前哨，在唐朝地方行政结构中，边州在行政职能、民族构成、法律制度等方面较之其他正州又存在着诸多差别，有其特殊性。唐代边州研究既能体现唐朝中央与边州的关系，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又能揭示边州民族融合情况。研究唐代边州，对于探索唐朝边疆治理，民族融合，国家政治体制演进，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意义。

学者也已关注到唐代边州在处 理内政外交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断涉及边州研究。在边疆问题和治边思想及政策方面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涉及到边州综合性研究问题。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16]一书，对于唐代的治边政策以及设置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有详细的分析和评价。方铁《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的影响》[17]一文，分析了唐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形成和由此在西南地区施行的治策，进而指出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政策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康乐《唐代前期边防》[18]认为唐前期的边防呈现双层式的防御结构，外层防圈以置于外族境内的各个都护府为核心，且都护府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皆曾发挥作用，并不只是军事机构。内层防御圈以边境都督府为核心，而都督府又形成双层防御系统，以是否直接与外族接壤为别。孟宪实《唐代前期的边州与边政》一文进一步分析了唐代的边州及其范围，边州的行政特征及其军事职能，边州与都督府的关系等问题。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19]下篇《唐王朝边城研究》广泛利用了幽州城、北方边城和西北边城发掘的考古报告研究唐朝边城的建筑特点和唐朝的边防政策。

唐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对于数量众多的羁縻府州，唐朝通过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进行管理。边州都护府的职能之一即“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因此边州研究与羁縻府州研究密切相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渐成一个独立的课题，研究广度深度不断扩大，数量众多，成果突出。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一文对唐代羁縻府制度作了全面的论述，[20]细致分析了羁縻府州与边州的隶属关系，对研究唐代羁縻州制度具有指导意义。刘统在谭先生指导下所写博士论文《唐代羁縻府州研究》，[21]出版后成为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唐代羁縻府州制度的学术专著。

边州处于唐朝四境，是重要的对外交往孔道，负有重要的外交职责，在外交上具有重要作用。黎虎作为研究唐代外交关系的代表学者，其《汉唐外交制度史》第十章《唐代地方外交关涉机构》涉及到唐代边州行使外交职能。[22]边地作为唐代流人流放之集中地这一观点已被学界广为接受，其中关于流人流放地的相关研究与边州密切相关。[23]

唐朝边州与边境的关系亦成为前辈学者研究的重点。严耕望《唐代北疆直辖境界考》以正州为据划定了唐朝疆域正盛时期北达之境界线。[24]与之相对的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划定唐朝疆界则包含了羁縻州。[25]李鸿宾《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26]张碧波《汉唐时期的东北疆域》等文章在讨论边疆问题时，[27]也一定程度涉及到边州问题。荣新江《“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论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28]一文中讨论了唐朝边州与西域概念的关系，且文中指出唐朝西域所指范围的西移，标志着唐朝边界的西移。

关于边州的官署机构设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一书参据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物资料，[29]考证有唐一代各州刺史情况，为我们研究唐代边州的长官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严耕望《唐代府州僚佐考》、[30]《唐代府州上佐与录事参军》对府州职官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31]，堪称唐代府州僚佐研究的奠基之作。

以上关于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爬梳可以看出，前辈学者无论在研究深度上亦或是广度上都已做了诸多有价值的探索，对于后辈学人的研究启发颇多，同时也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边州因其在唐朝中央政权与外族羁縻州的连接地带，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各种政策方面有其特殊性。研究唐代边州对于探讨唐朝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唐朝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与边州在唐朝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相比，学前学界关于唐代边州系统性、全局性的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如翁俊雄所作《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一文依据《唐六典》辅、望、雄、边、要的划分，[32]详论了辅州为京兆府左右两翼之州，望州与雄州相似，或为东都之屏障，或在人口众多，地势冲要上居于上乘的州。但是唯独没有论及边州和要州，对于定义为总论唐代州县等级制度的书不免是一种遗憾。唐边州研究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进行，比如唐人对边州的定义以及边州的主要功能，笔者也会继续跟进相关研究。

【注 释】

[1]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5-266.

[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3] 堀敏一著，韩N等译：《隋唐帝国与东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6]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7] 杉山正明《游牧民から见た世界史――民族も国境もこえて》，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

[8] 石泉、李涵《听陈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4.

[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5.

[10] 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

[11] 《中心与边缘――民族史视野中的中国历史》，纪念北大历史学科建立105周年学术研讨分会论文集，北大中古史中心“3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院”课题组，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2004.

[12] 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0年；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收在氏著《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

[14] 马驰《试论唐代蕃州的管理体制》，载黄永年等编《中国古代史论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36.

[15] （唐）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005年重印）.

[16]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7]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4.

[18] 台北：出版社，1979.

[19]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0]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成都：巴蜀学社，1990；收入《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1]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22]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23] 可参考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一文，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4.

[24] 收入《唐代研究论集》第4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

[25]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2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2.

[27]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5.

[28]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29]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30] 载氏著《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

[31] 载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

唐朝文学篇5

当我们步入晚年，知识将是我们舒适而必要的隐退的去处;如果我们年轻时不去栽种知识之树，到老就没有乘凉的地方了。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历史七年级下册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历史七年级下册知识1第1课　隋朝的统一与灭亡

一、隋朝的建立

1、隋的建立：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2、隋的统一：

时间：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南北。

原因：①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人民渴望统一。②北方民族大融合，江南经济的发展。③隋朝励精图治，国力强盛;陈朝统治腐败，力量衰弱。

意义：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实现了统一，为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3、隋朝经济的繁荣──“开皇之治”

(1)表现：人口激增，垦田扩大、粮仓丰实。

(2)原因：①国家统一，社会安定;②隋文帝励精图治，发展生产;③统治者提倡节俭。

(3)隋文帝在位时期，国家统一、安定，人民负担较轻，经济繁荣发展，史称隋文帝的统治为“开皇之治”。

二、开通大运河

1、目的：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

2、开通原因：①隋文帝的统治为开通大运河奠定经济基础。

②隋朝国家统一。③有前代开凿的几段古运河为基础。

3、时间、人物：隋炀帝从605年起，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4、中心、起始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

5、长度及地位：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6、四个组成部分(自北向南)：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7、连接五条河流(自北向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8、开通的作用：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9、评价：⑴积极：①经济上：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②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加强了对南方的控制)⑵消极：但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徭役负担，加速了隋朝的灭亡。(隋亡的根本原因是隋朝的暴政，大运河的开凿并不能使隋朝因此而亡国)总的看来，大运河的开凿，是隋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

三、开创科举取士制度

1.过程：①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了前朝的选官制度，注重考查人才的学识，初步建立起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②隋炀帝时，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

2.意义：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力，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科举制成为历朝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一直维持了1300多年。

四、隋朝的灭亡

1.背景：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又纵情享乐，奢侈无度。

在位期间，营建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屡次发动战争，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

2.概况：山东地区首先爆发农民起义，随即蔓延至全国，隋朝统治面临瓦解。

3.灭亡：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与秦朝灭亡原因相同都是暴政亡国)

历史七年级下册知识2第2课 “贞观之治”

一、唐朝的建立与“贞观之治”

1.建立：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李渊就是唐高祖。随后消灭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平定了全国。

2.即位：626年，李世民(唐太宗)即位，年号“贞观”。

3.统治(1)纳谏：唐太宗吸取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勤于政事，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大臣魏征敢于直言，前后进谏200多次。

(2)用人：广纳贤才，知人善任。著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

(3)政治：①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及决策程序;②制定法律，减省刑罚;③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报考，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科目;④严格考查各级官吏的政绩。

(4)经济上，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5)军事上，先后击败东、西突厥，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

4.结果：唐太宗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力增强，文教昌盛，史称“贞观之治”

5、评价唐太宗：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

6、封建社会的主要盛世及其共同点：

(1)主要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

(2)共同原因：A、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是盛世局面出现的前提和基础。B、政治清明和政策稳定是盛世局面的保证。(如：制度的创新、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外交政策等。)C、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D、统治者的勤政爱民、励精图治。

(3)共同表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思想活跃，外交开放，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5、现实意义：(1)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保证社会经济发展。

(2)合理调整统治政策，促进经济快发展。(3)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4)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并重，确立民本思想，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创建和谐社会。

三、女皇武则天

1.称帝：与唐高宗共掌朝政，后相继废掉两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自己取而代之，改国号为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统治措施：打击敌对的官僚贵族;

大力发展科举制，创立殿试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继续推行贞观以来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重视发展生产。

3.影响：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增长，边疆得到巩固和开拓，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四、开元盛世

1.背景：唐玄宗多才多艺，治理国家也很有能力。

即位后，稳定政局，励精图治。

2.措施(1)重用贤能，出现贤相姚崇和宋璟。

(2)整顿吏治，裁减冗员。

(3)发展经济，改革税制。(4)注重文教，编修经籍。

3.表现：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民众生活安定，唐朝的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进入鼎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历史七年级下册知识3第3课　盛唐气象

一、经济的繁荣

1、农业方面：①兴修大型水利工程。

②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

采用育秧移植。③蔬菜有许多新品种。④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神”。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⑤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2、手工业方面：①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

②陶瓷业：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类雪”“类银”)、唐三彩(世界工艺的珍品)。

3、商业繁荣：⑴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

⑵长安城：①建筑宏伟;②市坊分立(坊是居民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③街道规划整齐;④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二、民族交往与交融

西南──吐蕃(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

1、吐蕃人是今天藏族的祖先。

2、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定都逻些。

3、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4、8世纪初，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

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和同为一家”了。

5、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得到周边各族的拥戴，当时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各族首领尊奉唐太宗为各族的“天可汗”。

思考：唐朝采取了哪些方式，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

①设置机构：唐太宗和武则天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西域(今新疆地区)

②和亲政策：文成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入藏 ③册封少数民族首领制度：唐玄宗册封回纥、靺鞨和南诏的首领 ④军事进攻：唐太宗打败东西突厥

三、开放的社会风气

唐朝时期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社会充满活力，人们多显示出一种昂扬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四、多彩的文学艺术

(一)科技方面

(二)文学方面(诗歌)

(三)书法、绘画和石窟艺术

思考：隋唐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辉煌的文化?

①经济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②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文化的发展创造条件

③各民族间和对外交流的频繁，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历史七年级下册知识4第4课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一、遣唐使

1.含义：唐朝时，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当时称为“遣唐使”。

2.概况：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有十几批，同行的还有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

3.贡献：把唐朝先进的制度、天文历法、文字、典籍、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等传回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鉴真东渡

1.原因：接受日本僧人的邀请。

2.过程：754年，鉴真第六次东渡抵达日本，他在日本传授佛经，还传播中国的医药、文学、书法、建筑、绘画等。

唐招提寺是友好见证

3.意义：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玄奘西行

1.时间：贞观初年。

唐太宗时期

2.过程：玄奘经过4年的长途跋涉到达天竺。

他遍访名寺，研习佛法，携带大量佛经回到长安。

3.贡献：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其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游历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风物及社会习俗，是研究中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思考：唐朝对外交往的特点?唐朝对外交往活跃的原因?带给我们的启示?

特点：①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②唐政府鼓励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居住。③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频繁的外贸活动。④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

原因：①国家安定统一;②经济文化繁荣;③对外开放政策;④对外交通发达。

启示：第一，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发展经济文化。第三，学习唐朝海纳百川的胸怀，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善于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历史七年级下册知识5第5课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

一、安史之乱

1.背景：开元末年以后，唐玄宗追求享乐，任人唯亲，朝政日趋腐败。

边将安禄山一身兼任范阳等三地的节度使，担负东北地区防御重任，逐渐扩张势力。

2.爆发：755年，安禄山借口朝廷出现奸臣，和部将史思明一起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3.影响：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到浩劫，唐朝的国势从此由盛转衰，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

唐朝的中央权力衰微，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二、黄巢起义与唐朝灭亡

4.原因：

(1)唐朝后期，统治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态势越来越严重，而且相互之间发生兼并战争，中央已无力控制藩镇。

(2)人民赋役繁重，生活困苦，又遇到连年的灾荒，无以为生。

5.黄巢起义：起义军在黄巢的率领下，并攻入长安，建立政权，给唐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6.唐朝灭亡：907年，朱温建立了后梁政权，唐朝至此灭亡。

三、五代十国的更迭与分立

7.含义：唐朝灭亡后，北方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五个政权，南方地区出现九个政权，再加上北方割据太原的北汉，史称“五代十国”。

唐朝文学篇6

唐代道教发展

道教，相对于佛教，是一种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中国古代的影响次于佛教，在李唐王朝，它的地位比佛教高。

三教之首

唐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令规定道教在儒教和佛教之上，为三教之首，确立了唐代的崇道政策。之后的皇帝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唐玄宗当政时的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春季正月，朝廷首次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包括老子《道德经》在内的道家学说。道教地位大幅度提高，人数也不断增长，宫观遍布全国。

唐代道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正式刊行。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于开元(713-741年)中，编辑成藏，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5700卷)。天宝七年(748年)皇帝诏令传写，广为流传，名叫《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另外，唐代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许多着名的道教学者被皇帝召请入宫，询问政事，讲道说法。

道士点破天机

李唐王朝把道教推崇为三教之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唐高祖李渊登基前，有数名道士道破天机，预言了李渊和其子李世民将要君临天下，登基后，又有一名道士转告李渊，老子李耳是他的祖先。唐高祖未称帝时，道士王远知(530-635年)曾经秘密地陈述李渊该当皇帝的祥瑞征兆。武德年中，秦王李世民与自己的幕僚房玄龄装扮成普通人来拜见王远知。王远知迎接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二人当中有一位圣人，大概是秦王吧?”他还对李世民说：“你要做太平天子，希望你自己爱护自己。”唐太宗登基以后，要封王远知大官，他坚决拒绝，请求回山。贞观九年，唐太宗让他在润州茅山建起一座太平观，同时有十四人出家成为他的弟子。《旧唐书》《薛颐传》中记载，唐高祖武德初(618年)，善于观天象的道士薛颐到秦王李世民的府邸，密语“德星守秦分”，此天象预示秦王当称帝于天下。李世民大喜，上表举荐其为太史丞，随即又升迁为太史令。

另外，据唐末五代的杜光庭(850-933年)写的《历代崇道记》记载，武德三年(620年)五月，有一个名叫吉善行的人在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朱鬣白马的白髯老叟。老叟告诉他，你去转告唐天子，我是他的祖先，今年平定贼乱后，子子孙孙可以千年为天子，吉善行便转告了李渊。这老臾便是太上老君-老子李耳了。李渊听后便在羊角山为太上老君立了庙，奉其为祖先。李渊和李世民因此在登基后大力提高道教的地位。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在全国各地广建老子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以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像陪侍老子，奉祀老子的庙宇被称为〞宫〞。

虽然武则天当政时为了表明自己和李唐王朝的不同，曾一度压制道教，将佛教列于道教之先，废除贡举人学习老子《道德经》的规定，而且其后的唐中宗的皇后韦后掌权时也曾扶持佛教，但是从整个唐代看来，道教在多数时间都受到皇室的尊奉，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因为李唐王朝对道教的大力推崇，当时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现存唐代道教建筑有山西省芮城县广仁王庙和山西省平顺县的天台庵，广仁王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道教建筑。

唐代佛教发展

虽然李唐王朝推崇道教始祖老子为祖先，并把道教列为三教之首，但几乎所有的唐朝皇帝都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宗教，佛教持宽容扶持的态度，显示了天朝盛世恢弘的气度。佛教于东汉传入汉地，在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朝的传播后，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其标志是大量佛经被翻译成中文，很多佛教宗派逐渐形成，石窟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历时长久的译经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历时最长的翻译佛经的活动就发生在唐朝，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才终止。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甚至有皇帝，太子为译文写序，以致从朝廷到百姓，信奉佛法蔚然成风。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也出在唐朝，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着之一的《西游记》就是以他去西域取经的故事为原型的。这位法师名叫玄奘(602年-664年)，俗姓陈，本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玄奘在汉地求学过程中，发现汉地经书中有些章节令他无法理解，原来竟是译文中出现了问题，因此决定到西域请回佛经原文。

贞观三年(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前往天竺(现印度)。唐太宗为他备好通关文牒，赐他紫金钵与白马，封为“御弟”并亲自送行。玄奘历尽千辛万苦，翻越崇山峻岭、孤身一人走过荒原沙漠，多次断粮断水、还不时遭到边境盘查，用了三年时间才抵达天竺，又花了五年时间精通了梵语，融汇贯通了大乘佛教全部法理。其领悟佛法之神速，学习意志之坚强，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因为玄奘来自东土大唐，精通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当地人称他为“唐三藏”。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并将约657部梵文佛经带回中土，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唐太宗亲自出城远迎。尔后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留在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唐太宗还为在贞观二十二年译出的《瑜伽师地论》作了经序。贞观二十二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奉唐王朝旨意入住任上座，并悉心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慈恩寺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用以保存自天竺携来的樊文佛经和佛像。玄奘把带回来的经典一一翻译成汉语，历时十九年，耗尽心机，纠正了当时许多细微的错处，才使后人得以学习正统的佛法，对当时的佛教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慈恩、律宗等宗派相继成立。公元664年，玄奘圆寂于长安，享年62岁。

唐朝文学篇7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个朝代，其幅员辽阔、国富民强、社会稳定、文化昌盛，是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也是最值得世人瞩目的朝代之一。众所周知，唐代诗歌成绩卓著，照耀古今，同样唐代的体育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为强大的，它以独特的风貌展示出唐代体育活动发展的盛况。唐代体育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传承历史、反映时代的双重功效，唐代体育文学几乎含盖了唐朝所有的体育项目，对蹴鞠、游泳、踏青、彩球戏等体育活动的精彩描写，从宫廷体育到民间体育都有涉及，内容丰富，情趣高雅，令人读之悠哉乐哉，收益颇多。可以说当时的体育文学发展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总体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文学内在特质的丰富。笔者认为，唐代体育文学所显示出的多元文化内涵与审美属性是其它类别诗文所不可替代的。研究唐代体育文学对传播唐代体育，研究唐代文化、唐代社会面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中国的体育文化历史悠久，成绩卓著，中华文明气象万千，光彩夺目。

一 唐代体育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审美品质，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开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智慧。当然，体育文学也不例外。于俊利老师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文学元典中收录作品数量来看，体育诗歌共有1500余首，体育散文1000余篇；从包含的体育项目来讲，除了传统的蹴鞠、角抵、秋千、竞渡、弈棋、导引术和各种兵器武艺之外，还记录了不少女子体育项目，如女子蹴鞠、女子击鞠等。这些文学作品，弥补了唐代体育原始资料的不足，并与历史资料相互引证，对唐代体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文学中，精彩的体育活动描写不但能使人们对唐代的体育情况、社会风貌有清晰的了解，而且，在人们的品读过程中也会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如《拔河赋》中有段这样的描述：“然而一鼓作气，再鼓作力……身挺拔而不动，衣帘袒以从风……可以挥落日而横天阙……”作者通过夸张、排比等手法把唐代的拔河比赛描写得精彩之极。另外，在体育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体育活动的描绘来表达自己或喜悦，或轻松，或自由，或激动，或闲适的感情，这也是体育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之一。例如，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在轻松愉悦的蹴鞠秋千活动中，作者的喜悦闲适之情自不待言。作者借助体育文学作品除了本文由收集整理表达自己的感情，还传达着自己的思想，作者希望通过作品把自己的思想意志传达给读者，更渴望通过作品能使自己的思想观点长流于世，借此对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体育文学作品的深层价值得以体现。

二 唐代体育文学的审美内容

在唐代体育文学作品中，有关于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体育活动的精彩描述，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唐朝体育的盛况、唐朝人对体育活动的极度喜爱、唐朝人参与体育活动的高昂热情，这是历史上其他朝代所无法比及的，即使是在世界体育赛事举办如此频繁的今天也是很难见到的。在唐代体育文学的精彩描述中，我们可以尽情展望唐人的风采，领略唐人的英姿，回味唐朝盛世，聆听唐朝文化的最强音。

1 文学关于球类活动的描述

唐人酷爱球类运动，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球类活动有马球、蹴鞠、击鞠、击壤等，在《全唐诗》中就有一百多首诗歌对球类活动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详细的研究，例如，有名的《打球篇》《幸梨园观打球应制》《观打球有作》《宫词一百首》等作品对唐代球类运动的发展情况、精湛技艺、观球宏伟场景、观球者的激动心情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绘，可读性极强。球类运动出现较早，但基本上都是在唐朝发展完善成熟的，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唐太宗观看了西域人打马球后，非常感兴趣，就下令在全国推广。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体育运动的支持和热爱。更有甚者，唐代的新及第进士都要参加马球比赛，在比赛中历练自己，培养斗智，增强勇气，在赛场有神策军既职业球手参与其中，比赛很是激烈，观看群众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场面极为宏大，这在唐代体育文学作品中有记载。上有统治者大力提倡，下有百姓的广泛参与，唐代球类运动的盛况可见一斑。

2 文学关于胡旋西域舞的描述

胡旋舞原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唐代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项目。根据史料记载，唐明皇的宠妃杨贵妃精通音律、舞蹈，尤其擅长胡旋舞，她可在一个直径约二尺的木球上，来回滚动旋转地表演胡旋舞，速度如风，跳跃腾挪，进退自如，令观者目瞪口呆，深受君王喜爱。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都对胡旋舞有过精彩的描绘，在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是这样写的：“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 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这首诗描写了胡旋女在弦鼓声中跳舞的情境，表现了她舞姿的卓绝以及技艺的高超。另据记载，在唐代，胡旋舞已成为教坊女子的训练项目之一，学习胡旋舞的女子队伍很庞大，这些女子身穿艳丽的宫廷服装，同时在圆球上翩翩起舞，往返腾蹋，正如元稹《胡旋女》所言：“骊珠进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作者把胡旋者跳舞是的动作比作飞星、流电，可见她们的速度极快，技艺极高，令人难以置信，给人无尽快感。在唐代古都洛阳，满城尽是跳胡旋舞的人，胡旋舞的盛行自不待言，可惜，后人难见真言，只能通过体育文学作品一饱眼福，体育文学传承文化，传承快乐，功不可没。

3 文学关于节令体育活动的描述

唐代体育文学中关于节令体育活动描写的篇章很多，如重阳登高赋、阳春踏青拔河诗文、端阳龙舟赋文、秋千诗歌等作品，有几百首之多，这是唐代风俗节令体育文学繁荣的标志。其中不乏在文学界负有盛名的杰作，如《观拔河俗戏》《丽人行》《寒食城东即事》《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中记载了拔河、龙舟、踏青、秋千、跳绳等体育活动的盛貌，既有对这些活动具体的气势描写，又有对这些活动带给人的心理变化的精彩叙述，内容丰富，意蕴高远，值得深品。唐代体育节令文学作品中，有关龙舟竞渡的描述很多，借此表达对战国先人屈原的怀念与祭奠，同时也是表达时人对龙舟竞渡的热爱之情，在恢宏壮观的竞渡场面描写中，我们与先人同乐，共同感受这种体育活动的魅力。从唐代体育时令体育文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人节令文化极为发达，唐人生活的闲适与快乐，对体育活动的热爱之情。

4 体育文学关于女子体育活动的描述

中国女子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处于被约束被压迫的境地，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更不要说从事体育运动了；但唐朝是个例外，唐朝统治者极为开明，他们允许女子追求生活的乐趣，允许女子从事体育活动，因此，在唐代女子体育最为盛行，关于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文学作品也随处可见，品读唐代女子体育文学，可以品读出别样的风情，尽情欣赏唐女子的英姿飒爽。在唐代女子体育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女子参与体育项目的描述，郊游、秋千、舞蹈、围棋等活动都是女子擅长的体育项目，这类作品有：《宫词》《哀江头》《春游吟》《丽人行》《美人宫棋》《秋千词》等，这些作品既有关于妃嫔宫女射猎活动的精湛技艺描述，又有普通女子结伴出游的快乐场景渲染，还有女子荡秋千是毫无畏惧、任意而为的可爱描写，内容精彩，读之忘忧，心境大开。这些女子体育文学是我国古代难得的文学珍品，它是唐代社会社会风尚的艺术写照。

三 唐代体育文学繁盛的原因

唐代体育文学内容丰富，格调高雅，影响深远，是古代文学中的典范，它的兴盛与繁荣离不开唐朝经济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更离不开唐朝统治者的开明，制定开明的科举制度，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持。可以说是各方面共同作用、共同促进了我国唐朝体育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1 经济政治繁荣稳定推动体育文学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政治的繁荣稳定，体育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唐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就以二世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戒制定了开明的政策，保证政治的稳定，并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耕，鼓励商贾，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唐朝几代统治者的共同努力，唐朝成为历史上政治最开明、最稳定，经济实力也是最强的朝代，经济政治的繁荣稳定，促进文化的繁荣，儒、释、道思想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人们的思想禁锢得以缓解，这时，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人才大量产生，体育文学在此基础上得以大力发展。

2 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频繁推动了体育文学的发展

唐王朝幅员辽阔，是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唐朝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也是很开明的，普遍采取对外文化的兼容政策，鼓励各民族，共同分享精神文化财富，这样，整个唐代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从生活情趣到文学艺术，其中对汉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鲜卑文化和突厥文化。他们主张男女平等，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参与体育文化活动，这对中原文化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原女性的解放，女性体育开始盛行，这种开放思想对体育文学拓宽题材范围，增强文学情趣，提高文学风格，促进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意义重大。

3 体育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唐朝的科举制度也很是开明，各种名目的科考有八九十种之多，除此之外，文人入仕还有多种途径，这些都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大量的进取机会。因此，唐代文人普遍存在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些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之后，开始把文学体裁从单一的宫廷范围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文学描写市井，描写关山大漠，当然也描写寻常百姓的体育生活。这样，文学家的心胸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气度自然也就不凡，抱负也就更大，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体育文学作品的质量上乘，内容更为丰富，意境悠远，格调高雅，体育文学得以长足发展。

四 结语

唐朝文学篇8

两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政权并立，丝绸之路时断时续，祖国内地同边疆各族的联系有所削弱。隋统一后，同边疆各族的联系有了加强。继起的唐朝是一个强大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疆域空前辽阔，经济文化发达，又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从而促进了边疆各族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唐朝边疆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回纥、靺鞨、吐蕃、南诏等。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祖国边疆的开发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了以“和”为主，以联姻、会盟的政策，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交往，长期保持友好的关系。这是唐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主流。当然，有时也发生过战争和冲突，双方关系出现一些曲折，这在阶级社会中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重点分析

回纥与唐朝的关系是本课的教学重点。政治上，回纥可汗接受唐朝册封，援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经济上，回纥与唐朝经济往来十分密切；文化上，相互交流，出现“回鹘衣装回鹘马”的景象。

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是个教学重点。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汉藏两族的友谊和吐蕃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金城公主嫁给尺带珠丹，使汉族文化进一步传播，唐蕃关系更加密切，“和同为一家”。

难点分析

正确认识唐朝与各族之间的关系是教学的难点。唐朝时中央与边疆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有了显著加强，友好互助是唐朝与边疆各族关系的主流，各族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本课头绪纷繁，人名、地名、族名陌生，不好记忆，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重点突破方案

对于回纥与唐朝的关系的处理，可在学生阅读教材的基础上，以问题的方式掌握知识。回纥的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还可以采取与突厥民族的比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关于吐蕃及其与唐朝的关系，可在学生阅读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归纳下列问题：（l）吐蕃的社会生活怎样？（2）松赞干布统一吐蕃的过程。（3）唐、蕃两次通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通过这样的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Article/Index.asp''''>总结概括能力，又抓住了知识要点。

难点突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