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婚礼范文

唐朝婚礼篇1

关键词：礼记；传统婚礼；服装礼服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3-0066-01

一、中国传统婚礼概述

据唐李亢《独异志》载：传说在宇宙初开的时候，天下只有女娲兄妹二人。为了人类的繁衍，兄妹需配为夫妻。女娲为遮羞，结草为扇，以障其面，这便是“红盖头”的由来。而红盖头也是中国传统婚礼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国古代有“礼仪之邦”之称，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后，周武王继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西周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著有《周礼》一书。本文所讨论中式婚礼便源于《周礼》这部儒家经典之中。

（一）“五礼”基本概念

据《周礼》记载，周人把“礼”分为五大类，即“五礼”：吉、凶、军、宾、嘉。吉礼，即有关祭祀的典礼，包括祭宗庙、祭社稷、祭天地等；凶礼，即有关丧葬哀悼的典礼，主要分为复、殓、殡、葬、服丧五个阶段；军礼，即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包括校阅、用兵、田猎等活动时的礼仪；宾礼，即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节，包括朝、聘、盟、会、遇、问、视、誓、同等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嘉礼，内容涉及到日常生活、王位承袭、宴请宾朋等内容，以婚礼、冠礼、射礼、飨礼、宴礼、贺庆礼最为重要。

（二）“婚礼”基本概念

相传我国的“婚姻关系”与“婚礼仪式”始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周代时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婚礼在《礼记》中被这样描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仪礼》中有详细规制，“六礼”与“三书”合称为“三书六礼”，即聘书、礼书、迎亲书，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即求婚，问名即请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纳吉，即占卜生辰八字。纳征，即交纳彩礼。请期，即确定迎亲日期。冠服制度在周朝时也基本完善，不同礼仪、场合，需穿着不同的冠服，比如祭礼服、从戎服等。虽然婚礼的具体环节（包含礼仪用品形制）在每个朝代都产生了变革，但提及中国古代传统婚礼，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红盖头、红肚兜、红绣球、红褂袍、红绸缎花、红铺盖、红轿子等。

二、中国传统婚礼服装及服饰品分析

（一）周朝基本婚礼服形制

我国周朝时期，首先规范了婚礼服的形制，在色彩方面遵循“玄”，异于其他朝代崇尚红的特征。周制婚礼服饰的总体颜色和款式特征可归纳为“爵弁玄端，纯衣”。爵弁玄端服（大夫级玄端），用于正婚礼。爵弁，玄端服袖展三尺三，收口一尺八，缁裳，白绢单衣，色，革带（用以佩），大带，赤色舄（或履），水苍玉纯组绶，佩刀，充耳等。士玄端服（士级别）――用于婚前礼和婚后礼。玄冠，袖展二尺二，收口一尺二，黄裳，白绢单衣，爵色，大带。发饰有、笄、次等。新娘头戴“次”，以“”束发，有一尺二长的笄。

（二）唐朝基本婚礼服形制

继周朝之后，婚礼服的颜色和款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唐朝时期，婚礼服饰的总体颜色和款式特征可归纳为“梁冠钗钿，绯红青绿，红男绿女”。这种礼服形式融合了先前的庄重神圣和后世的热烈喜庆。晚唐时期宫廷命妇的礼服，头簪有金翠花钿，身着花钗大袖襦裙或连裳的基础上发展出钗钿礼服，层数繁多，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

（三）明朝婚礼服饰

宋代对色彩的艺术偏好异于唐朝热情的朱红，很多门第高的族们倾心于青色、深色。男士穿着深色的衣服，庄重深沉；女士依然穿着红衫，真红褙子、红罗裙。明代时正式确立红色为正。明代时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婚礼装束构成有形制的差异。明朝官员婚礼新郎装束为乌纱帽、簪花，大红圆领、缀本等补子，披红、本等革带、靴。新娘装束为翟冠、大红通袖麒麟袍、本等革带、官绿裙、盖头。士庶婚礼的新郎装束为方巾、簪花，道袍，披红，靴。士庶婚礼的新娘装束为销金盖头、大红通袖袍、团花霞帔。

（四）清朝之后婚礼服饰

清军入关，要求汉人改穿满族服装，剃发易服。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正式执行，禁止汉民族特色的冠冕衣裳。明代时男子通常蓄发挽髻，到了清朝，变为剃发留辫，穿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到了晚清，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倡导下全国开始剪辫易服。辛亥革命以后，新娘常梳妆成东洋发髻，穿白色婚纱礼服。

三、结语

唐朝婚礼篇2

[关键词]唐代 钗钿礼衣 婚服 视觉形象

[中图分类号]TS94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68-01

钗钿礼衣是唐代服饰中重要的一种礼服，体现唐代的服饰文化、审美特点，它也被用做为唐代婚服，体现唐代婚俗文化，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

一、钗钿礼衣的文化背景

我国历史上的婚礼服多样丰富，主要的婚服制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爵弁玄端――纯衣”，“梁冠礼服――钗钿礼衣”和人们比较熟知的“九品官服――凤冠霞帔”。从古到今婚礼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钗钿礼衣作为唐代的归嫁礼衣，这无疑反映了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较高的地位，也是唐代婚礼中的亮点，所以通俗意义上的解释，钗钿礼衣也是一种唐代婚服。钗钿礼衣常与梁冠礼服相对，主要指新娘所穿，包含了身上所着的衣服、头饰、首饰等，成为新娘在婚礼上装扮形象与表达寓意的主要手段。唐制士婚服也造就了“红男绿女”这个成语，古书记载：“钿钗礼衣者，内命妇常参、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之服也。制同翟衣，加双佩、一品九钿，二品八钿，三品七钿，四品六钿，五品五钿。”钗钿礼服也是晚唐时期宫廷命妇的礼服，同深衣礼服一样端庄的同时还具备了更加绚丽的风姿。

二、钗钿礼衣形象风格

唐代钗钿礼衣，是在花钗大袖襦裙或连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样式丰富，有着独特的形象风格。

（一）层次繁多，色彩缤纷

钗钿礼衣是在花钗大袖襦裙或连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钗钿礼衣基本为多层，通过不同色彩、不同面料的层次叠加起来，它可以形象地表现钗钿礼衣的搭配，是唐代服饰的重要元素与组成部分。其特征为雍荣华贵，大气典雅。钗钿礼衣注重色彩，颜色以绯、黄、紫、青为最流行，色彩鲜艳、华丽、张扬大气，搭配中喜好颜色的对比，明快而活泼，配饰多样繁复，夺目耀人。唐朝钗钿礼服中红与绿大胆的色配冲撞，就是绚丽的大唐气象。唐代妇女崇尚红色，她们喜欢红配绿。红绿两色，在色轮中完全处于对立地位，尤其是大红大绿，堪称色谱之最。如此丰富有刺激效果的色彩搭配在一起，不仅视觉冲击力强，还显得别致而充满个性。

（二）广衣大袖，奢华长裙

唐代钗钿礼衣，与唐代普通服饰有相关性，钗钿礼衣是从普通服饰的基础上更精致、更考究的延伸。唐朝的服装，肩与袖是不分割的，前后衣片是连体的，女式为广袖对襟翟衣头戴珠凤冠。为了求得变化，钗钿礼衣在宽松程度和长短上也根据配搭方式有所不同。初唐与中唐时期钗钿礼衣以长裙、腰系长带、半臂披长巾或宽袖袍为特色。裥裙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色彩的裙料互相拼接而成，大多是以上身穿襦、袄、衫，下身束裙子。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装样式，据腰很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裙腰在腋下并系丝带，给人一种俏丽修长之感。半臂是唐代女服的特点，钗钿礼服中也有半臂配搭襦裙，半臂的造型较为宽松，图案与色彩多样，融入了胡服的元素，展示唐代文化的开放性，激发唐服的创新意识，尽显唐服的包容性与博大精深。

（三）多样袒领，大胆露装

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袒胸露臂，不再一味遮掩女性身体。钗钿礼服受当时服饰影响，在结构上采取平面的直线裁剪法，但是胸部款式多以袒露款式为主。衣身上常是低领款式，以圆领、鸡心领、直领以及袒露胸部的袒领，在领周配有花纹，与露颈露胸、起伏相互辉映。礼服上加配彩色带饰、玉佩、翠钗等多种装饰品，艳丽大胆，凸显肌肤之美。

三、钗钿礼衣对服饰设计的影响

唐朝服饰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性，唐代钗钿礼衣以传统与民间并用的手法，值得现代中国时装设计师借鉴。近几年来，随着唐装等传统元素的盛行，钗钿礼衣也被广泛运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中，成为时髦的点缀，唐代盛行的红色，在今天也是国际上中国的代表色，特别是红和绿配色成为中国传统服饰的一大特色。钗钿礼衣给人以富丽堂皇与圣神高贵的韵味，配色对比强烈，这种理念常被融入到当今服装设计中。还有唐代的半臂款式，在现代的服饰中半臂外套小衫也是一种潮流，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唐代的前卫个性。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工艺手法，将钗钿礼衣中的各个元素经过改良运用于表现中国特色的服装设计中。

【参考文献】

[1]韦荣慧.中华民族服饰文化[M].北京：纺织出版社，1992.

[2]龙田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台北：龙田出版社，1981.

[3]戴争.中国古代服饰简史[M].台北：南天书局，1992：5.

唐朝婚礼篇3

唐朝时期史籍所称“山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山东”指崤山以东的黄淮海平原，而狭义的“山东”则专指齐鲁大地。本文中的“山东”范围指广义上的山东。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解释“士族”一词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也就是说，“士族”不仅仅是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为其特征。如山东士族中，“清河和博陵崔氏家族有崔?、崔?，范阳卢氏家族有卢植，都是著名的学者或经学大师。”

众所周知，士族产生于东汉末的世家大族，兴盛于魏晋，形成所谓门阀士族。到唐代时，士族虽然已经开始衰落，但其根基仍未彻底动摇。唐人柳冲在《氏族论》中将唐代士族进行了分类比较，“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杨、薛、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文中可知，山东士族中的高门主要由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组成，即所谓的“五姓七望”。

二、唐高祖及太宗时期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众所周知，唐王朝发迹于关陇贵族集团，王朝初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基本上依靠的是关陇集团。这种统治思想就决定了唐朝统治者对其他士族集团有着天生的不信任感及不安全感，“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3]君明如太宗者都会流露出“意有异同”的情绪，何况他人。然而，即使唐代统治者“意有同异”，但他们不能否认，山东士族始终是一支影响唐政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必须予以重视。

唐高祖、唐太宗都非常清楚，如果能够利用山东士族在山东地区的影响，因势利导，那么控制山东地区就容易的多了。武德元年（618）十月，李密投降后，“庚辰，诏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而担任此次招抚任务的副使便是山东士族、时任黄门侍郎的崔民干；武德四年五月，平定窦建德后，“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慰抚大使”。同年七月王世充平定后，“又以郑善果等为慰抚大使，就?州选补山东州县官”。虽然郑善果的父祖历仕西魏、北周朝，但可以肯定，他能屡次担任慰抚重任，一定同其山东士族的身份有关，而且郑善果母亦出自山东士族清河崔氏。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后，太宗立即命通事舍人崔敦礼“往幽州召庐江王瑗”。而崔民干与崔敦礼乃叔侄关系，“世为山东著姓”。唐政府之所以选派崔民干、郑善果、崔敦礼安抚山东，显然是看重他们在山东地区的声望和影响。高祖、太宗深知，让山东士族安抚山东地区，能取到比派遣朝廷高官显贵更好的效果。

由上可知，山东士族作为有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以及深厚的宗族乡里基础的士族集团，为唐初统治者稳定山东地区立下了不世之功。这也是唐政府不敢轻视山东士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政权稳定之后，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不满就充分显露出来了。为了打压山东士族长久以来的优越感，唐太宗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修订《氏族志》和颁布“诫励氏族婚姻诏”。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命高士廉、岑文本、令狐德?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贞观八年（634）《氏族志》修成后，立山东士族崔氏崔民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很不满意，对房玄龄说道：“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

于是，下令重新刊订姓氏，并明确修纂宗旨，即“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等级”。这次修纂历时四年，到贞观十二年（638），《氏族志》最终完成。按照官品，李唐皇族理所当然成为一流士族，其次是外戚，而原先在第一等的山东士族崔民干也就顺理成章地降为第三等士族。

太宗寄望于通过修《氏族志》，重新排定氏族等第，提高李唐皇族与当世勋贵名臣的政治声望，挫败山东士族的优越感，其实质是维护政权的需要。不过他的士族政策却收效甚微。《氏族志》完成修撰后，山东士族依然坚持其一贯作风，拒绝承认新的门第标准。而且，朝中大臣也不改其尊崇山东士族的传统，不惜“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谋求与山东士族联姻。《新唐书?高俭传》中点名提到就有房玄龄、魏征，这二人均为朝廷宰辅，而房玄龄、魏征亦与李唐皇室联姻。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贞观十六年（642）的“诫励氏族婚姻诏”。

诏曰：“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乃有新宦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乎婚媾，多纳财货，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夸旧望，行无礼于舅姑……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由上可见，唐高祖及唐太宗初期，统治者们利用山东士族在山东地区强大的影响力，来巩固唐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但在政权稳定后，又不满于山东士族崇高的社会地位及强大的影响力，所以采用修订《氏族志》等措施来打压其优越感，降低其士族门第。这种先利用后打压的做法，就决定了山东士族在此时期对唐政治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和影响。

三、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高宗一朝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立武则天为皇后。武氏本出身山东寒族，这在“士庶天隔”的中古时代，自然不能与出身关陇士族集团的李唐皇室相匹配。于是便有了“长孙无忌等之力争实以关系重大之故，非止皇室之家事已也”的反对之声。

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武后开始重用文士，而出自山东的文士由于地缘之故，开始得到武后青睐。武后掌权后，出自山东士族的文士逐渐走进权力中枢，我们从《新唐书?宰相年表》发现，自唐建立以来，武后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山东士族为相的统治者。高宗、武后朝共约70多位宰相，竟有19位出自山东士族，分别是清河崔氏的，崔神基、崔?、崔知温、崔圆综，博陵崔氏的，崔仁师、崔玄?、崔安上、崔琪，范阳卢氏的，卢承庆，赵郡李氏的，李敬玄、李元素、李游道、李峤、李怀远、李安期、李迥秀、李义琰、李昭德、李道广。由此可见，经历了初唐时期的沉寂，山东士族在武后时期开始崛起，并大量出仕中央。

这场“武周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李唐关陇本位主义，武则天执政后，将统治重心转移至洛阳。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

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武?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

总之，高宗武后朝，山东士族以地缘之故走上了政治舞台，影响力日增。但武后本出自山东寒门，且因高宗所废王皇后出自山东士族太原王氏，所以其对山东士族还是心存疑虑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打击。这种打击同唐太宗打压山东士族门第和优越感的政策相类似，在实质上相同，都是为了抬高当权者的门第，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高宗显庆四年（659），武则天通过唐高宗下诏，令许敬宗、李义府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裁广类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缙绅耻焉，目为‘勋格’。”与以军功得五品官者并为士族，这应该是对以家学礼法著称的山东士族最大的侮辱。

在官修谱牒的同时，唐高宗还颁发了著名的“禁婚令”，以打击山东士族。诏曰：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元代胡三省解释说：“陪门财，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祸，令其纳财以陪门望。”

表面看来，禁婚诏对山东大族“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进一步加强。然而其结果却事与愿违，“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山东士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因为一次两次政治上的压制就动摇的。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称，这无疑更加加重了它们的份量。

四、唐中后期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经历了初唐时期的沉寂，山东士族望族在武后时期开始崛起，经玄宗、肃宗几朝的发展，逐渐重新恢复大族实力，对政治的影响日趋增大。我们且以唐玄宗为界比较一下山东“五姓七望”在初盛唐与中晚唐的入相情况。玄宗之前五姓宰相情况为：清河、博陵两崔10人，范阳卢氏2人，赵郡、陇西两李13人，荥阳郑氏1人，太原王氏2人，共计28人。玄宗之后，清河、博陵两崔17人，范阳卢氏6人，赵郡、陇西两李16人，荥阳郑氏10人，太原王氏6人，共计55人。前后比例1：2。且“中唐以后出自山东士族的宰相，不仅人数多而且位高权重，这与盛唐时期山东士族出身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唐德宗时的宰相崔佑甫、卢杞、李晟，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李绛皆为皇帝心腹、朝廷股肱之臣。唐文宗即位后，除了重用荥阳郑覃、赵郡李德裕为相外，还启用了一批元和重臣，其中包括出自山东士族的崔群、李绛、王涯等。唐武宗会昌年间则独任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相。”由此可见，山东士族在唐代中期实现了复兴，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山东士族对唐中后期政治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出任宰相的人数上，更体现在“牛李党争”中。

在分析牛李党争中，陈寅恪首次将起因归结于文化阶级之争。“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山东士族门风优美，憎恶浮冶的进士科新兴文化阶级，这种文化见解上的差距延伸到了政见之中，双方互不相让，于是党争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唐中后期的政坛。

宪宗朝“元和三年策试案”揭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其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当政，排挤李党，后是李党当政，排挤牛党。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在宣宗的偏爱支持下，牛党完全清除了李党。李德裕几经贬谪，大中二年（848）时被贬为崖州司户，次年病死贬所。至此，牛李党争宣告结束，前后历时几近40年之久。

党争的结果显然是新力量将山东旧豪李党集团打压于下风，但却反映出唐中后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山东士族势力强大，可以与唐统治者扶植的政治新贵反复抗衡斗争。这同其在唐初的微弱情形已截然不同。

唐朝婚礼篇4

（1）具有鲜明的伦理性。封建社会下的唐代婚姻关系受到封建礼教的制约，伦理性鲜明。婚姻关系的形成必须符合伦理纲常。婚姻对象的选择不能够由自己来决定，而必须遵循封建伦理的标准去遴选，凡是同宗同姓的两人不可以结为夫妻，凡是没有按照这些封建伦理而完成的婚姻一律不合法，也不会被社会接受，强制解除的同时还要被施以刑罚。缔结婚姻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要求，如若与伦理纲常规定的时间冲撞就会背上“不孝”“不义”之名。（2）等级特权性。《唐律》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等级原则，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婚姻制度也毫不例外地打上了这一烙印。这种等级特权虽然严重不公平，但却被世人公开认同，并作为法律条文加以行之。男尊女卑，夫尊妻卑，长尊幼卑，被封建社会作为伦理纲常来信奉。森严的等级制度决定了触犯同样的法律，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对待，卑贱者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受到更重的处罚。在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中，对良贱等级也区分出来，规定不同阶层的人不能缔结婚姻，婚姻只被允许在同一阶层中进行[2]。（3）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性。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唐代婚法制度中对礼的要求极为突出，因此产生了唐律制度的一大特点———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在婚姻关系乃至家庭关系上的不平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古代的妇女长期处于婚姻地位中的卑微者，家庭关系的弱者，而男人则长久地占据着婚姻和家庭的主导者和统治者。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地位关系在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尤为突出。（4）规范之间的矛盾性。首先，法律对主婚权确认的规定存在矛盾性。第一，唐律一方面执行“子为父纲”，及父母决定子女的婚姻；另一方面却还对外出的子女的婚姻事实认可。第二，唐律一方面根据传统道德的礼法，保护丧夫妇女的坚贞行为；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增加人口的需要，规定长辈可以强制寡妇改嫁。其次，丈夫单方离婚与夫妻双方协议离婚之间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唐律一方面坚决维护夫权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夫妻协议离婚也可以获准。

二、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立法先进性和立法缺陷

1.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立法先进性。封建社会的婚姻立法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其先进性不仅表现在立法思想上，还表现在立法技术上，唐代在中国婚姻法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婚姻关系的调整也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1）立法思想的先进性。唐代以“援礼入法”为主，兼及“缘情立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体现了其当时婚姻法的先进性。①援礼入法。礼制与法制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认识被唐代立法机构所发现，因此在唐代的成文法和婚姻法中都有所体现。受封建礼教影响深远，在立法时直接照搬照抄礼制的有关内容，仅仅是把礼制合法化、制度化，这在离婚和结婚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把礼制合法化是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首先，筛选符合国家利益的立法标准。其次，内化过程。不是简单的把礼法合法化，也对去加以补充完善。“援礼入法”，即为将礼制合法化。②缘情立法。唐代开创了“缘情立法”在婚姻法方面的先河，是对“援礼入法”的有效补充，摒弃礼制中不通人情、苛刻的部分，取其精华，让无情的法律平添了几分人情。《唐律》“缘情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确立了主婚人制，对主婚人的地位和权力加以规范，有效制止了除祖父母和父母之外的亲戚长辈的干涉，减少干涉的人数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个人婚姻一定的自，至少让其少受些约束。二是《唐律》在离婚方面规定，官方不得主动干涉当事人的离婚行为，只有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才能受理。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给当事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援礼入法”与“缘情立法”在唐代婚姻立法中对立统一，互为依存。（2）立法技术的先进性。从立法技术上看，唐朝人学会了使用概括和列举互相结合的方式去立法，让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加强。①主婚人制的形成体现先进性。唐代立法遵循封建礼制当中“父母之命”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纳入法律，因此产生主婚人制度，这体现了唐代借鉴了前人制定婚姻法的经验教训，使自己的立法技术逐步走向成熟。主婚人制度明确之后，主婚人在行驶主婚权利的同时，也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之一，在法律调整的范畴中。立法对主婚权主体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保证权利运行，对滥用权利者施以重罚。②从“七出”顺序的变动看立法技术的先进性。“七出”在唐代有了新的变化，顺序调整为无子、嫉妒和恶疾。在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包含的“十恶”里关乎尊卑和家庭伦理的就有五项之多，强调家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仍以男性作为一家之长。同时把立法体系和目的统一起来填补法律漏洞，《唐律》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就是在古代婚姻法发展史上唐代取得的突出成就。自此在立法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2.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立法缺陷。唐婚姻法律制度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明显缺陷。（1）立法体例的模糊性。唐朝婚姻法一直沿用刑民不分、诸法合一的立法体制。体现出了以下三种特点：第一，混乱性。没有把针对不同法律关系的规范条例进行分门别类，全部收纳到《唐律》中，把民事法和刑事法混为一谈，缺乏部门法。第二，仅刑法功能发挥作用。与以往法律制度不同，唐代将其列入刑事立法体当中。当触犯婚姻法时，主要以刑事责任为主，附以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从不单独执行，都是依附于刑事责任，其主要作用的还是刑事责任。第三，调整范围局限。《唐律》虽是一部空前的法律制度，但就对婚姻法律关系的调整方面出现很多漏洞，不够完善。它用依赖礼制的方式，忽略婚姻中产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不是用法律去规范，而是用礼制去约束，高估的礼制的作用。（2）立法内容的片面性。从立法内容来看，还存在很多空白。第一，在婚姻登记是缺乏专业的管理。唐代当事人双方婚姻关系的确定，不需经过专业部门的审核，只要双方达成协议或女方接彩礼，就等于成为夫妻，因此无法从根源断绝违法行为。仅仅是采用让其强制离婚并给予处罚这种事后处理方式实在不是上佳办法。第二，程序法不完善。立法虽然对违法婚姻制定了惩罚原则，却没有规定以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实施惩处，执行法律的途径不通畅，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实施效果受到影响。第三，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子女抚养及财富分配问题没有明文规定。

三、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历史借鉴意义

第一，在现代的婚姻法律中“欲治国必先齐家”的立法思想仍有重要现实意义[3]。正是因为唐代对婚法制度的重视，才确立了这样的立法指导思想，并在那一时期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婚姻法制度体系，当然，这也是为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和维护封建帝王的权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是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小的组成细胞则是家庭，家庭的安定团结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秩序。而家庭关系中重要的关系之一就是婚姻关系。在社会主义转型期，婚姻关系相比传统社会会出现新问题，甚至出现消极、负面的现象，很容易是婚姻关系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把家庭稳定作为立法的目标，形成“家齐而后国治”的指导思想，在制定婚姻法时就着重惩处破坏婚姻稳定的行为，让当事人破坏行为的行为成本不堪承受，以此来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发展。第二，在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时，唐朝的婚姻法律制度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学习的地方。对于封建礼制下对“礼”的推崇，对所谓“三纲五常”这种泯灭人性的伦理要坚决摒弃，其中也有很多促进家庭和睦，与人为善，尊老爱幼的方面需要我们去学习。比如，《唐律》用“三不去”制度来限制“七出”制度，在婚姻法方面对妇女予以保护。男子单方提出离婚的专有权得到限制，这是对妇女的尊重，尤其是“娶时贱后贵不去”的提出，更是把妇女的合法权益还给了妇女。因此我国目前的婚姻法应该对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取其糟粕，留其精华，把这一对妇女保护的条款予以保留，并在立法中体现出对为家庭牺牲事业，无声奉献的伟大的妇女同志加以保护。第三，《唐律》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把婚姻法调整的范围扩大了，对婚姻法责任方的规定更加详细，为后人所沿用。唐代从两方面完善了婚姻法的责任制度：一是本来算作道德范围的行为如今列入法律的范畴，这样就扩大了婚姻法的管辖范围。二是把原本属于私法的范畴变为公法。把婚姻关系中私法调整的部分用公法来解决。但是，唐代为了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把婚姻这种民事行为用刑事法律来加以规范，对行为不当者用刑事来处罚是有悖法理的。然而，这种强制性的用法律的手段来保证婚姻关系的作法也不无道理，对后人在研究婚姻关系稳定及婚姻法制定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当前，我国离婚率持续上升问题凸显出来，今年来离婚人数不断增加，这一问题的产生固然有我国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原因，但主要问题还是离婚轻率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唐代立法制度，对离婚当事人的责任追究加重，让每一个人认识到婚姻要慎重选择，不是儿戏，这样就能有效避免“闪婚”“、闪离”情况的屡屡发生，从而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

唐朝婚礼篇5

关键词：女性传统婚服；演变；文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TS941.1 文献标志码：A

A Study on the Trends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ese Female Traditional Wedding Dress

Abstract： Although Chinese female traditional wedding dress has experienced long-tim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re cultural meaning and ethnic features have retained. In an era of pursuing individualism， though people can freely choose their wedding dress， wedding customs are still tinge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necessary guidance，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female traditional wedding dress will continue to play important role in meet personalized needs of contemporary people.

Key words： female traditional wedding dress； evolution； culture， trend

在我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既有对传统服饰起源、历史、服制的研究，也有基于文化、审美、功能、婚俗及礼制的研究，且以婚俗文化、礼制、配饰、婚服设计研究居多。但特别关注女性传统婚服的不多，即使在专著类研究中，亦缺少专门针对女性传统婚服的独立篇章。虽然近年来该领域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宽，但有关女性传统婚服文化及趋势的研究并未明显增强。将女性传统婚服单独提列出来，沿着历史的文脉，或可对其发展趋势研判有所助推。

1 女性传统婚服发展演变与文脉

虽然在现代婚礼中新娘倾向于选择婚纱、褂裙或旗袍，但依然有一部分女性会选择周制或明制婚礼服饰。秦汉之前的女性婚服可追溯至商周，而周代被认为是我国冠服制度趋于完善的朝代。据史料记载，周代对婚礼的重视以及对婚服的选择都有极重要体现，我国女性传统婚服以周代影响较为深远。据《礼仪注疏》和《仪礼？士昏礼》记载：周代女性婚服大气端庄，为黑色纯衣，四周镶以绛边，拜公婆时以单黑罩于婚服外以遮风尘。周代婚服色彩遵循“玄制度”，为玄黑色和红色，这种主流婚服色系延续到隋唐以前。周代女性传统婚服虽非大红，婚礼也缺少奢华与喧嚣，但却能以其特有方式抓住婚姻的本质，并直指人之内心，这一点在女性婚服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史料记载中的汉代礼服有上衣下裳制、深衣制和襦裙，其上衣下裳冕服为帝王和百官婚服，袍服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女子喜爱。汉时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其婚服形式为深衣制。据《后汉书》记载：汉代公主、贵人出嫁可穿十二色、多重衣，饰以缘边锦绮袍，依身份不同而减颜色，贾人可用浅黄和青白服。《太平经》、《霞衣蝉带》记载汉代普通百姓其婚服有多重穿法。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以袍为贵，婚服以袍服为主形制，女子婚嫁时穿，东汉时期袍服是新娘必备礼服，至汉末女子出嫁以纱罗遮面。汉代女性婚服外形多层叠加并饰各色边缘，大气、厚重、洒脱，自然风韵突出。

更多的观点认为唐代女性婚服有华贵、艳丽、精致及多彩等特点，一改秦汉时的庄重与沉闷。据《新唐书》等记载：唐代女性婚服种类多，因地位不同而差异较大，比如一至五品内命妇礼服为花钗翟衣、钿钗礼衣，六至九品内命妇礼服为礼衣、公服，一至五品外命妇礼服为花钗翟衣、钿钗礼衣，一至五品官员女儿和六至九品官员妻女礼服为花钗翟衣与礼衣，普通女子婚服为花钗礼衣。虽有观点认为唐女通用归嫁礼服为青色系钿钗礼衣，但该礼服仅现于史书和礼书中，是否为常用婚服尚不确定。结合史料及后世学者研究，唐代普通女子婚服为花钗礼衣，公主婚服为花钗翟衣，皇后太子妃婚服为翟。据《通典》、《旧唐书？舆服制》记载：虽初唐女子婚服为花钗礼衣，但后因花钗礼衣走弱，大袖襦裙为女子所接纳。

宋代女性婚服去繁为简，有了清雅、秀气的转变，并注入更多理性。据《梦梁录》记载：宋代女性婚服已非隆重的钗钿礼衣，基本样式为花钗大袖婚服。据《宋史》记载：宋代富贵及仕宦之家女子婚服为销金裙或长裙，或大袖，在典礼时带凤冠披霞帔。宋初女性婚服继承唐制，后多配凤冠、霞帔，并和大袖搭配，普通命妇与皇后、皇妃无太大区别。据《事物纪原》记载：宋代将霞帔定为命妇冠服，且有非恩赐不得服之说，只有直帔通用于民间，而凤冠本是后妃、命妇朝服，但宋代已广用于婚服。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红色和凤冠霞帔是宋女的婚服元素，而正式将凤冠收入冠服制是从宋代开始。

明代女性婚服对传统继承较多，是后世中式婚服代表之一，对现代女性颇有吸引力。史料记载明代女性婚服为红袖衫、长裙、背子，配霞帔及戴凤冠，婚服图案因等级、身份不同而异。明代官员家女儿出嫁可穿符合母亲身份的命妇装，百姓可穿绛红公服。据《大明会典》、《明史》记载：明代中后期无论庶人还是贵族，新娘皆可着凤冠霞帔，平民女子婚时可假借命妇的凤冠霞帔。明代凤冠霞帔在民间不时有着内在的创新和风格改进，对后世影响深远。学界多认为是明代奠定此后我国女性大红吉服、上衣下裳、凤冠霞帔这一传统婚服形制。

如从服饰史角度看，以清代对传统服饰带来的变革最大。据《中国风俗通史？清代卷》记载：清代汉女婚服沿袭明代凤冠霞帔制，可概括为凤冠霞帔、云肩、褂裙及红盖头，其中褂裙是满汉融合产物，而凤冠、云肩、大红盖头对比明代改变不大。综合看，如以清代新娘为例，其婚时妆素应为头戴凤冠，遮盖头，上穿绢衫，外套花袍，披霞帔，下着裙裤，至少在《清稗类钞》中的记载多倾向于此。

民国时期女性婚服经历了由传统至西化再到中西都有的转变。相较于过去复杂的绣饰、贵重配饰及长制作时间和高制作成本，民国女性婚服倾向简约、实用和丰富。具体说，20世纪初女子婚服多沿袭明时汉女婚服，即锦绣、凤冠霞帔、袄裙、盖头及花鞋。20年代中后期婚礼旗袍始现，传统袄裙式旧式婚服虽也被接受，但与旗袍相比因缺少流行元素而转弱。时至30年代，旗袍款式因吸取西式服饰特点而进入鼎盛期。总体看，民国女性婚服变化体现为传统婚服搭配西式头纱，有穿上袄下裙传统婚服者，有穿融合西式裁剪改良旗袍者，也有穿中西合璧式婚服者。

2 女性传统婚服的后发之力

我国是衣冠王国，作为服饰重要组成的女性传统婚服历史悠久。女性传统婚服可追溯至商阴，形制于周，发展于秦汉，至唐宋已至其高点，明时虽有回落，但其内涵的文化精髓和民族特征依然保存，只是在民国之后始现巨变，但其内涵的优秀文化精髓和民族特质使其超越于常服，其传统文脉之影响使其成为中式服装体系中的重要一脉。历朝历代的女性婚服既是重要的礼制服装，亦伴随着民族化特征而发展，不仅做工精良，文化内涵亦极丰富，不同时期少数民族女性婚服乃至为新人的纯手工制作。虽然现代女性对婚俗关注已不再严格遵从古礼，但仍难以与之完全分隔。如果说不同时期的女性婚服代表了当时社会服饰的一个极高水准，亦是当时颇为时尚的中式传统服饰亦不算为过。

近年来现代女性审美观趋向多元，新人对婚服选择约束转弱，选择范围放大，这使得女性传统婚服发展受到挑战。有个性特征的现代婚服虽不乏绚丽之处，但却缺少传统婚服固有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内涵，还无法传递传统婚服独有的韵味和内涵。如以发展的眼光看，有着浓厚民族特点的女性传统婚服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一部丰富的历史书，其多年发展和演变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特有魅力，即使对现代社会也有其积极意义，其也必然有着在现代社会满足现代女性的文化元素。在未来，女性传统婚服或将朝着个性化和美的方向发展，这应是一个长期趋势。

3 结语

唐朝婚礼篇6

    一 引论

    按照现代家庭法的观念，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都有另行结婚的权利。古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男性拥有再婚权，当属无疑，而女性行使再婚权，往往受到很大限制，甚至根本不可能。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兴起，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骤然下降。文明社会以后的各种人类文化无一例外地都将男尊女卑作为当然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妇女的各种权益，包括再婚权，也必然受到限制，中国古代妇女的情况也不例外。不过，始终处于独立发展状态下的中国文明，在社会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观念上，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应地，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的演变历史也就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 《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在父亲鼓励下绝食而死和《祝福》中祥林嫂再嫁后的悲惨命运，作为艺术中的形象早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省份的农村至今还保留的贞节牌坊，更使人们为旧时代妇女的命运唏嘘不已。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妇女是被严格要求从一而终、决不可以再嫁的。艺术作品、野史记载甚至某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都只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要精确地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应该从正式的法律文献和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去考证。 

    一、先秦时代 —— 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脱离初民社会不久的先秦时代尚处于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形成于原始社会的一些习惯制度还留有遗存，诸如女子地位较高、自由婚姻尚普遍这些事实，都是这一点的体现。同时，奴隶主阶级的宗法制度也在不断强化，从原始社会仪式演变来的礼制经过改造，在西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益增大，并为春秋时期兴起的儒家思想所尊崇和提倡。 表现在婚姻制度上，一方面，宗法制下的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在西周以后已经成为社会观念普遍尊崇的婚姻原则。另一方面，某些问题上，仍留有一定的早期社会男女平等的痕迹。 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元配妻子亡故，理论上男子不能再娶妻，再婚的配偶只能称作继室，而必须保留亡故妻子的元配正妻地位。《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地主统治的大王朝——明朝，就有这样的惯例：每一个帝陵中的附葬皇后不止一位，有生前取得皇后地位的，还有凭“母以子贵”死后追封的。但只有元配皇后可以享受先于皇帝葬入地宫的优待，继任的皇后或者本无皇后名分而追封的只能死后先葬别处，待皇帝入殡后，再行迁葬。同样道理，虽然早在西周，礼制上就已经出现了反对妇女再嫁的言论，如《礼记·郊特性》篇：“一与夫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再嫁”，但是，在中国的民间，这一观念还未广泛地流行。这是因为：一方面，原始社会中女性的高地位还有一定的遗存；另一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使得繁衍人口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严格地限制妇女改嫁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崩坏净尽，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则出现了各派学说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主张限制丧偶妇女再嫁的只是一般的学说，没有什么普遍性的约束力。同时，这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当然，丧偶妇女的再婚是有一定限制的，即必须为丈夫服满丧期，必须遵守社会习惯中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等等。 

    二、秦汉时代 – 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秦始皇“会稽刻石”的一句“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千百年来被看作是限制有子孀妇再嫁的规范，经现代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并非限制丧偶妇女，而是对未婚先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 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 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当时遇有凶荒战乱之年，“六礼”可以不备，只要见过舅姑，拜堂成亲，就算履行了仪式。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后来失宠，据说是与曹植有染，后人还从中附会出了著名的洛神传说。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东晋十六国以及随后的南北朝对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动乱时代。多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尤其是北方，不但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内，文化亦停滞不前。反映在婚姻法律制度上，各统治王朝由于时间短暂，忙于应付内乱和战争，无暇创制，因此对汉晋制度改变不大。 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 但是，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梁书·顾宪之传》：“有贞妇......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这样的例子在梁、陈两代渐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 同样，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唐朝婚礼篇7

用数据发现市场

餐饮市场遇到困难的这几年，唐人汇徐醉兵先是观望了一段时间，主要关注哪些企业生存了下来。两年过后，他总结出来，能活下来的高端餐饮企业必定是具有一定地方情结产品的企业。而除此之外，则是拥有大型宴会厅的餐饮企业。这种聚众型消费，给了徐醉兵启发，他开始研究婚庆。

在大数据时代，要想企业长盛不衰，就要学会经常做数据收集和分析，真正通过把实际状况转变为数据去研究。数据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市场状况，而找数据的目的就是为企业设计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徐醉兵早先拥有着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习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年下来，他积攒了很多宝贵的数据，包括企业周边所有的婚礼次数、服务品质、现场设备等。很多数据看下来，徐醉兵发现婚宴市场非常之大，就北京而言，每年有20多万对新人结婚，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提前一年找婚场，而且每一场都会预先缴纳30%的定金。这个定金对于餐厅来说就意味着在没有发生劳务之前就获得了可运作的资金，属于餐饮中可以预收的一类。另外全国有几百亿的婚庆花销，北京占全国的10%，数量之大，人数之多。因此，改做婚宴特色酒店，不仅可以让高端餐饮迅速调整角色，更是将唐朝烧尾宴的美华延伸至唐人汇伊缘圆婚礼主题酒店的婚宴餐单中，精选的龙虾、鲍鱼等新鲜食材，配上厨艺大师的精湛技艺，定能让婚宴客人收获一场难忘的婚礼盛宴。同时通过婚宴会场的铺垫，还可为好厨到家的上线提供充足条件。

场地、人员、设备的全方位配备

2014年12月唐人汇伊缘圆主题婚礼酒店举行了盛大年终婚礼秀，分别在位于大郊亭和毗邻昆玉河的航天桥分店进行，其所打造的用于婚礼堂的建筑面积为6000平方米，设有26间各具特色的豪华包房，设计上采用唐代皇家古典建筑基调，混搭后现代装饰主义元素，造型复古沉稳，用色明丽大胆，气质古朴不凡，将古典与现代巧妙融合一体，释放出射人心魄的华丽质感。

在此基础上配套国际顶尖设计团队，美国环球JP设计院及中国著名婚礼策划人梧桐先生合力创作，同时为了把婚礼的效果做到最好，吸纳了部分电视台的舞美灯光的专业人才。引入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婚礼现场影音设备，包括可伸缩的现场T台、全息灯，染色灯、追光灯，面光灯、电脑成像灯，就连全息影像也分为打在沙上的、薄膜上的、空气成像的三种，可以实现全景、全息等媲美演唱会的舞美效果，真正呈现一场所有新人梦寐以求的梦幻婚礼。徐醉兵说：“因为婚礼是聚众型的，所以每一次婚礼就是一次免费的广告，我们都要精心做到最好。”

老百姓也能享受的奢华婚礼

区别以前的所谓百万婚礼，徐醉兵给出了一个让人动心的数字，如今的专业婚礼配备，在不包括菜品的前提下最低只需花费3万元，即使加上就餐费用，20桌也可以做到10万元左右。可以使用固定模板，也可以订制婚礼整个内容，通过之前一直在做的百万婚礼积攒下的经验，唐人汇要打造的，是老百姓都能承担起的奢华婚礼，做好广告、口碑、性价比。因为不用配备太多人员盯着，所以几乎没有人工成本。另外将婚礼堂开发出更多功能，例如会议室和年会场所，以此来压低价格空间。

对话唐人汇

什么样的地方适合做婚礼堂？

唐人汇所选择的地址一般房租价格每平方米不会超过4元，通常需要例如礼堂、旧篮球馆等空旷的地方，高空要7米，房间内没有柱子，作为商业用途有难度，但是做婚礼堂却很合适。其他则是更加专业、细致的尺寸要求，包括库房多大面积等。

婚礼堂和典礼堂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堂是按婚礼场合装修的，而婚礼场地通常都是提前一天搭建出来的，桁架露在外面出来效果并不好，而真正的堂则是全部东西都装修藏在里面。婚礼堂有典礼堂和用餐两个地方。例如日本，结婚通常都在郊区，他们典礼和用餐两项是分开在两个地方进行的。上海很多企业这样去学，物理空间极为浪费，利润很低。而唐人会所做的婚礼堂是结合了中国人的特性，将典礼堂和就餐的地方合在一起，舞美灯光、设计设备等按真正的典礼堂布置。既专业化又迎合了市场需求。

案例手记

唐朝婚礼篇8

关键词：古代中国文化 礼俗文化 朝鲜半岛 影响

东北亚地区受到古代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其中受影响最深、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应属朝鲜半岛。任何一个民族，其生活的基本形态都是依据其生活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所以，像衣食住行、民族风俗等生活文化的形成都与其自然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看来，文化的发展受气候、河川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文化的源头一定是从物产丰富、环境适合的地方开始的Ⅲ。因为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精髓在其南部地区，所以朝鲜半岛文化也一定应该由南部地区起源向北方发展。但是事实上，朝鲜半岛的文化是由北方起源逐渐向南部地区发展的。这一非正常现象恰恰反映了朝鲜半岛固有文化的薄弱性。换言之，这正是朝鲜半岛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非常大的表现。当时，其外来文化的唯一来源便是古代的中国。

自古以来，中国就和朝鲜半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从中古时代就由中原经东北传到朝鲜半岛，开启了朝鲜半岛社会文化的黎明。以后，更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逐渐由北而南展开，奠定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基础。中国的礼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对朝鲜半岛的民俗文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下面就有从衣食住文化及生活礼仪文化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一下古代中国的礼俗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一、衣食住文化

1　服饰文化方面

朝鲜半岛从新罗时期就开始采用中国的服饰风俗。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新罗的武烈王金春秋在公元648年作为使臣出访中国的唐朝时，唐太宗就赐予他以图文为等级象征的中国官服，并要求其“以从中华制”。自此之后。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曾经赠给朝鲜半岛国王或是使节中国的官服。高丽时期的统治阶级越来越喜欢采用中国元朝的服饰，从发型、服饰到衣服的装饰品，着实盛行了一阵“蒙古风”。但此时的庶民阶层仍然同新罗时期一样采用朝鲜半岛的固有服饰。总体上说，高丽时期的官服制度，初期模仿中国的唐朝、宋朝，中期模仿元朝，末期模仿明朝。在官服的颜色上，同中国类似，国王采用黄色。官员们则根据等级的不同分别采用紫色、红色、绿色和黑色。不仅如此，衣服的样式及配饰也同中国很相似。而且在高丽时代，随着官服制度的普及，百姓的服饰颜色开始仅仅局限于黑白两色，这一点同中国宋朝百姓的服饰特征很是类似。到了儒教盛行的朝鲜王朝，由于棉花的大面积种植，棉布衣服盛行，服饰文化变得更加多样化，但仍能从中看到中国明、清两个朝代服饰文化的影子。

2　饮食文化方面

朝鲜半岛的传统饮食文化是同其农耕生活文化一起、形成的，以米、谷物及蔬菜为主食的传统饮食文化正是在农耕生活形成的这一时期随之形成的。从流传下来的古代祭天仪式资料上来看，远在部落氏族社会时期，朝鲜半岛就有了以酒酿为代表的发酵食品，因为当时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共同体生活，所以其饮食结构也成共同体样式。到了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开始慢慢以农业生产为主，实行土地制度，农业变成主要的产业，大米的产量增加。人们又利用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渔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形成了以谷物为主食的主、副食分离的一般性饮食结构。而且，此时的饮食文化也开始呈现出阶级性。贵族阶层除了陶瓷、青铜器皿之外开始使用铁制的，以及镀银、镀金的器皿，宴会开始盛行，在王宫里开始有了专门的宴会音乐及歌舞。高丽时期是推崇佛教、改革土地制度、确立王权的时期，粮食的产量开始增加，用大米做的食物越来越丰富，糕点的做法开始变得多种多样起来。此时，朝鲜半岛开始从中国的元朝引进了白酒的酿造方法，酿酒业得到了发展。朝鲜时期在政治上强调儒教的民本思想，此时期的医药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像中国一样强调中医理论上的“食疗法”。

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以上朝鲜半岛饮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上可见一斑。据有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朝鲜半岛以大米为主食、泡菜为副食的饮食结构跟中国南方居民的饮食结构很是相似，甚至可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古代礼法对朝鲜半岛人民的饮食礼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宫廷宴会的仪式礼节上，还体现在家庭饮食文化中严格的身份差异上。

3　居住文化方面

朝鲜半岛的居住文化上体现着朝鲜民族的风水思想。风水思想作为确立朝鲜半岛民族基本思想体系的诸多思想中的一个带给新罗后期的朝鲜半岛民族以很深的影响。大地里面最充满生气的地方称之为“真穴”，选择这样的真穴就是风水学的目的，风水思想的主旨在于根据所感应到的地气来选择恰当的真穴以趋福避凶。也就是说，根据天地万物的形成原理，关系人类生死祸福的“气”通过地脉来主宰人类的吉凶祸福。

古代中国奉行图谶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并给韩国人的风水思想以很深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体现在住宅的选择、房子的结构设计等诸多方面。选择住宅地的时候，要选择所谓的“明堂之地”，并且要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来判断风水的好坏，从而设计安排卧室、厨房及卫生间的位置。住所的平面图一般会选择具有吉祥特征的汉字字形(例如：口、日、月等)，忌讳不祥和的汉字字形(例如：尸)。另外，中国宋朝开始出现的住宅礼节也给朝鲜王朝的住宅制度以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的明朝，百官的住所的规格和装饰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制。受此影响，李朝时期对于住宅也有着很严格的身份限制。1395年初，李朝对于从开城迁往汉城的官僚及百姓的住宅面积根据其身份地位进行了很严格的规定：一品官员35负(1负=128.7平方米)，二品30负，三品25负，四品20负，五品15负，六品10负，七品8负，八品6负，九品4负，十品2负。由此，中国的住宅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生活礼仪文化

最先传人朝鲜半岛的是古代中国的丧葬礼制度。新罗在公元6世纪初颁布了葬礼法，到了高丽时代就开始系统地采用中国的“五服制度”，将丧服分为五种：苕到(斩衰)、对型(齐衰)、吾(大功)、尘罟(小功)、^I口}(姆麻)，[6]根据与死者关系的远近程度，所穿的丧服，以及穿丧服的时间也有所不同。“五服”中最重的就是苕刻(斩衰)，君型(斩衰)一般是子女为亡父母或者是妻妾为亡夫所穿的丧服，要穿三年，也就是要守孝三年的意思。“五服”中最轻的是媳麻)，一般穿三个月丧服就可以了，一般是指男子为曾祖父母、祖父母、族里 的兄弟等所穿的丧服。而且，在持服守丧期间是不允许结婚的。

除了丧葬礼制度外，丕(李太祖)在1395年命令大臣趔己(权近)根据中国的礼法制度制定朝鲜的冠礼和婚礼制度。朝鲜时期的冠礼就是根据中国的《礼记》和《朱文公家礼》制定的。冠礼相当于一种成年礼，一般在15岁到20岁之间举行，男子束发加冠，女子绾发加簪，行过冠礼之后就象征着已经成人，可以婚嫁，并作为一个成年人参加各种活动。但是到了朝鲜王朝末期，举行冠礼的人就逐渐减少了。现在朝鲜半岛指定每年5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成人节，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庆祝。

另外，朝鲜时期的婚礼习俗也是根据中国的《朱文公家礼》制定的。在当时，婚礼作为成年男女正式结为夫妻的一种象征仪式有着特别繁琐和严格的规定，必须具备6礼)才能缔结婚姻。所谓的六礼是从古代士大夫贵族婚礼中演变而来的，分为昔刘(纳彩)、是(问名)、甘型(纳吉)、甘召(纳徵)、型]『(请期)和型目(亲迎)。但是因为过程太过繁琐，后来逐渐减少为双方商议婚姻的到霍(议婚)，决定婚礼日期的旨刘(纳彩)，往新娘家送彩礼的甘I(纳弊)及举行婚礼的型(亲迎)这四礼。所谓的亲迎，也就是婚礼，根据各个地方的风俗不同。举行婚礼的场所和婚礼宴席也有所不同。在现代朝鲜半岛，又开始掀起传统婚礼热，有民族象征意义的传统婚礼越来越受到青年男女的青睐。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朝鲜半岛民俗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古代中国礼仪风俗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代文明所具备的世界性正是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发展的结果，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和消化。中国的古代礼俗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传人朝鲜半岛后，经过了吸收、发展和融合的过程，在朝鲜半岛固有历史文化土壤的栽培下，最终成为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这正是中国的礼俗文化对朝鲜半岛民俗文化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刘程远.中国文化与世界[M].台北：复文书局.1995.

[2]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陈尚胜.中韩交流五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冯天喻.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高丽、百济、新罗列传.新唐书(卷2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6]高丽列传.宋史(卷487)冲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