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6 08:30:36
我区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二批本科录取工作即将结束。现将未完成招生计划面向广大考生征集志愿，院校名称及计划予以公布（详见附件）。请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准确填报。
一、征集志愿截止时间
8月11日下午3点至8月11日晚上10点
二、征集志愿填报网址
西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信息服务系统（220.182.46.131:8001）
三、注意事项
1、考生应对准备填报的学校及专业进行全面了解，认真阅读该校的招生章程，了解学校要求，避免误填;尽量选择专业服从调剂。
2、考生若未填报本次征集志愿，则视为自动放弃第二批本科批次的录取，将转入第二批本科预科和高职（专科）批次录取。
3、附件所列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均为教育部统招备案的学校，考生考入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与考入公办学校享有相同的政策和待遇，请广大考生踊跃填报。
论文摘要：由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建国以来，党中央一直十分注重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后，西藏经济发展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发展迅速。中央在制定西藏政策的时候，既注意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注重和西藏的特殊情况相结合。自1980年开始，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对西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3月5日下午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重视城乡之问、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藏将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由于西藏问题对我们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西藏的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经济迅速发展。预计到2005年，大多数西藏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演变(1)，对做好新形势下的西藏工作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加强改革，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建国以来，中央既考虑了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考虑了西藏情况的特殊性，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西藏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同样秉承这一规律，来制定与西藏有关的政策。一般来说，中央就全国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前，召开西藏工作会议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部署西藏的具体工作在后。 （一）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展拨乱反正工作，确立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深受其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工作。1980年4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全会以邓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了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以藏族于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会上还纠正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左倾错误观念，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在总结过去经验的荃础上提出对藏工作的八项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中央各有关部门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执行与西藏有关的方针、任务和政策，积极支援西藏发展；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援藏工作；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纠正经济政策方面一系列“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座谈会召开推动了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同年5月22日，胡耀邦等同志率中央工作组到西藏考察工作，宣布给予西藏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有：全部免去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乱加限制；自留地和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要允许自由交换，生产可以联系生产力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 （二）第二次藏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解放思想，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后，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为解决这些问题，1984年2、3月间，中央一专门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主要原因是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对西藏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搞活经济的措施不够切实有力，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左倾思想。针对这些情况，会议决定对西藏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西藏的各项工作推向一前进，“中心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富裕起 来”。会议要求西藏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和集中到三个方面，其中首要任务就是“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条件，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经过第三次西藏会议，西藏彻底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工作的重点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还就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决定，即：A、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B、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林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C、努力办好教育事业，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D、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等。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同年8月，中央工作组再次进藏实地调研，在分析问题，统一认识以及继续坚持两个“长期不变”（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两个为主”（按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地推动下，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 在中央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为了改变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同时也是为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礼，中央决定，由京、津、沪、苏、浙、闽、鲁、川、粤等省市，按照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帮助西藏建设43项工程，同时决定在内地各省市开办西藏中学。内地援建的43项工程，涉及电力能源、文化旅游等数十个基础行业，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总投资4.8亿元。为了完成中央的嘱托，上述9省市先后动员了1.9万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这43项一工程的建设，体现了汉藏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情意。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下，在各援建省市的高度重视和具体努力下，截止1985年，43项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恢复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检验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思潮的破坏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邓小平针对过去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要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区域自制”。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原则，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1984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情况”“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实践证明，该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它在西藏实行有利于西藏人民根据本地方的条件，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提出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为检验西藏工作好与坏、优与劣提供了一把标尺、一个准绳。促进西藏的发展，造福西藏人民是我们对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八十年代末到中共十五大，西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央首先稳定了西藏的局势，然后制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措施，给西藏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一）稳定西藏局势，奠定新一轮发展的基础 在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于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策划、煽动、组织了多起骚乱事件，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阻挠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稳定。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党中央紧紧抓住稳定和发展这两件大事，制定西藏政策。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西藏工作。1989年10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的汇报，讨论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纪要》，提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1990年7月，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更好地做出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决策，江泽民同志专程到西藏考察，做出了“一定要把西藏的事办好”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改善能源和交通这两大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瓶颈。不久，一批由国家投资的重大项目确定。主要包括：“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 程；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墨脱公路的整治和改造；扩建拉萨贡嘎机场；改建邦达机场等。1990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把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与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具体利益相结合，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优势相结合。”“三结合”政策的提出，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视野。 （二）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加快改革开放，确立西藏发展新目标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和飞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有利于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 1994年7月，在江泽民同志的主持下，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在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困难和有利条件，着手解决了促进西藏发展的一系列问题：（1）确定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包括以下三点：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第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逐步建立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三，发挥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两个积极性，下决心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带动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2）制定了可行的发展目标：西藏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00年，力争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为下世纪初的更快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3）决定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融资、价格补贴、外贸、社会保障、企业改革、农牧业等8个方面给予西藏优惠政策。（4）会议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依靠西藏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加快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5）进一步加大援藏工作力度，确定了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全国15个援藏省市“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方针。为了改变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作用，中央有关部委和全国其他所有省、区、市分工承担了62项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相继建成和使用，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藏经济发展添加新机遇 中央历来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把少数民族的发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速中西部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的决定。 1999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6月，江泽民总书记号召，要把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0年1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序幕。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全国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贯彻“两个大局”思想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西部地区特别 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总体上的协调发展，为最终实现中华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000年3月10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热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0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年，对西藏的发展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封闭保守，扩大对外开放，从西藏实际出发，找准位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新世纪西藏经济发展新战略 自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7年间，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西藏长期封闭半封闭状态开始打破，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人员交往日益密切，对外开放逐渐扩大。到2000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西藏发展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开端之年和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1、中央对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着眼于西藏的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2、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总结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分析新世纪初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3、江泽民在会上总结西藏工作的五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指导方针；第二条是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全党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全国大力支持西藏工作，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4、指出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西藏发展稳定的好形势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利条件；西藏各族人民尽快摆脱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是中央的关心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大力支援。5、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规划、项目、对口支援和优惠政策。6、朱镕基在会上就如何加快发展西藏经济发表了讲话：必须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形成既有优势又有市场的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巩固和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以调整农牧区和经济结构重点，搞好农牧业综合开发，千方百计提高农牧民收入；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快发展旅游业，一定要把旅游业作为西藏的支柱产业；认真实施“科教兴藏”战略，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使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建设资金投入和实行优惠政策的力度。目前确定了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117个，总投资约312亿元。已经确定各省市对口支援建设项目70个，总投资约10.6亿元。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世纪西藏发展与稳定的“两个促进”的任务和目标。在发展方面，提出要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在稳定方面，提出要促进西藏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为新世纪新阶段西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实施好西部大开发战略 1988年至1992年，胡锦涛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多年来，胡锦涛同志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发展。自1998年“两会”开始，胡锦涛连续七年七次参加西藏代表团的讨论，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02年两会期间，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于3月5日在西藏代表团讨论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把开发优势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 活结合起来”的发展思路，并且讲了四个“结合”的发展要求，即把依靠国家支持和坚持自力更生结合起来，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正确发挥政府职能结合起来，把开发优势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今年3月5日下午作为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重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我们相信，在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西藏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三中全会以来[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479页. 三中全会以来[M].（上）.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中共中央文敞研究室.第480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第444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第448页.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57页.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第1207.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C].江泽民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部。繁衍生息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互相交流、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从那时起，藏族先民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统一起来，进一步发展同中原汉族王朝之间的联系。到唐朝，藏汉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之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继汉、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统治者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推行各种制度，开启了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新时代。元朝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施括户、置驿、征兵、征税等政策，充分行使了有效管理。
1368年，明王朝取代元朝掌握中央政权，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的权力。在今西藏中部、东部和西部阿里地区设置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明成祖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1587年明朝中央封赐三世达赖喇嘛以“朵儿只唱”(意为“金刚持”)名号。
清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准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共29条。到清王朝结束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虽然当时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40年，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成和拥护。同年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十七条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1959年西藏发生了封建农奴主的武装叛乱，最后被平息，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从元朝到现在的700多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记载着700多年来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资料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拉萨的档案馆中。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雪域高原的变迁翻天覆地
400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12间房子，几十头牛羊，仓库里堆满粮食……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江热乡班久伦布村米玛顿珠老人家，这个旧西藏帕拉庄园的“朗生”(世代家奴)如今过上了他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幸福生活。米玛顿珠老人亲身经历了旧西藏的贫穷落后、野蛮黑暗和新西藏 的幸福美好、发展进步。
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享有一切特权，广大农奴和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更谈不上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直至20世纪中叶，西藏仍然处于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农奴被农奴主作为财富占有，负担着沉重的差役租税，忍受强制性经济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农奴及其子女注定终身为农奴，农奴主之间可以随意将农奴及其子女互相转让、抵押、赠送或买卖。旧西藏实行等级森严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按血统贵贱、职位高低，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形式确认和维护农奴主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旧西藏对有反抗行为的农奴实行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广大农奴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正如一些严肃的现代西方藏学家所指出的，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
20世纪中叶，三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西藏的前途命运。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创了西藏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实现当家作主的新时代;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此，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前，西藏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
经济快速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xx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xx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人均达到120xx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88元。除少数牧区外，西藏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的住房，农牧民安居工程已让11.4万户、57万多农牧民迁入新居。
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西藏全区已建成117项重点建设项目。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将西藏和祖国各地、和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新藏公路改扩建、巴河雪卡和老虎嘴水电站、林芝电网、“三大灌区”等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区有612个乡通公路，所有乡镇通电话，70%以上的乡镇通邮。
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教育设施。目前西藏全区小学入学率达到98.2%，初中入学率达到90.2%。对农牧区小学、初中生实施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藏族人口由和平解放时的不到100万增加到现在的250多万。西藏所有农牧民都已参加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合作医疗。
文化建设成就显著。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7.8%和88.9%。国家大力保护和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在过去20年里，已累计投入7亿多元用于西藏的文物保护工程，维修开放了14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组织藏文《大藏经》对勘出版，抢救整理并出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人民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成为西藏自治区干部的主体。西藏人民始终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西藏的沧桑巨变，揭示了一个伟大而又平实的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只有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能发展进步，才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今后稳定西藏、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繁荣西藏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坚决维护西藏繁荣稳定
20xx年3月14日上午，“阳光城”拉萨，一场劫难突然降临。11时许，一些不法分子呼喊着“西藏独立”之类的口号，丧心病狂地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并烧抢银行、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学校和政府机关。此后四川、甘肃、青海藏区的个别地方也出现聚集闹事和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拉萨“3·14”事件中，极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烧死、砍死无辜群众18人，致伤群众382人，纵火焚烧学校、医院、银行、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筑物30多座和民宅100多户，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抢烧，严重侵犯人权，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危害。对于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迁就容忍，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坐视不管。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法制和西藏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紧密团结各族群众，迅速依法采取措施，果断平息了暴力事件。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执法人员保持了极大克制，得到了包括西藏各族群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
事实证明，拉萨“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一手制造，其目的是通过挑起事端，向中国政府施压，干扰北京奥运会，破坏中国的安定和谐。拉萨“3·14”事件并不像达赖集团宣扬的是什么为争取“自由”和“人权”进行的“和平示威”、“非暴力”行动，而是赤裸裸的犯罪暴行，其实质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
达赖喇嘛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因反对民主改革和解放农奴，达赖集团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往国外。他们不甘心失去在旧西藏的封建特权，始终没有放弃“藏独”主张，通过成立“流亡政府”，重新组织叛乱武装，挑拨民族关系，制造骚乱事件等一系列分裂破坏活动，谋求“西藏独立”。达赖集团打着宗教的幌子，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大力从事违背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妄图分裂国家，复辟旧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专制制度。达赖集团20xx年曾多次声称：“20xx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挑唆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拉萨“3·14”事件后，达赖集团通过各种渠道与境内联系，频繁向境内指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行动起来”。这再一次证实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非暴力”，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难以掩盖其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险恶居心。
达赖集团能够以从事分裂活动为生存方式，在于他们与国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达赖集团在台前，充当“马前卒”，国外敌对势力在幕后，给予支持资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与国外敌对势力相互配合，掀起了一轮反华舆论狂潮。一些西方媒体歪曲事实，他们指鹿为马，把救护车的照片标注为中国军车;张冠李戴，把尼泊尔警察驱散游行者的照片说成是中国警察在镇压抗议者;移花接木，把6年前武警战士参加电影拍摄时的照片说成是“中国军人在假扮僧侣”;掐头去尾，把犯罪分子向警车投掷石块的照片裁剪后说成是中国军车正在冲向西藏平民。他们肆无忌惮地诬蔑中伤、煽动蛊惑，公开支持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叛国行径，个别媒体肆意侮辱和诋毁中国人民，充分暴露出他们“客观中立”新闻观的两面性与虚伪性。
无论是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阴险图谋，还是国外敌对势力与一些西方媒体在拉萨“3·14”事件中的造谣诬蔑、沆瀣一气，不仅没有迷惑和蒙蔽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全球华人的强烈义愤，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力地激发了爱国热情，极大地凝聚了民族精神。
人人皆有自己的祖国，祖国永远是每个人的心灵归依。共有的历史、相同的信念，让藏族同胞与祖国各族人民荣辱与共、彼此相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崇高职责和使命。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分裂祖国的图谋不会得逞，也没有出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西藏探析
【 作 者】郭永虎
【作者简介】郭永虎，现任职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美国真正开始从战略意义制定西藏政策发端于冷战时期。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由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美国欲将其纳入反苏反共、遏制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联合国作为反法西斯的产物，战后成了美苏进行冷战的工具。其中，利用联合国插手“西藏问题”是美国的重要措施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美国驻印度使馆官员为此展开了讨论，“如果共产党占领中国而国民党政权得以维继，我们的（西藏）政策将取决于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问题在于，我们是正式承认西藏独立；还是支持西藏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避免提及独立而只是在不改变现有政策下继续与其保持直接关系。这将取决于下列因素：公开承认西藏独立并让其加入联合国，可能会激怒苏联而占领西藏；我们是否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西藏与西方合作；中国的解体是否成为对我们的一个稳定的基地”；（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缩写为"FRUS"（已解密）下同，IX,1949,pp1070、1071。）国民党与共产党军事较量的不确定性，等等。出于上述考虑，美国等待时机制定将来的西藏政策。
新中国的成立动摇了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统治基础，他们欲想在中共解放西藏之前宣布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败亡使美国“失去了中国”，美国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充满敌意，欲除之而后快。西藏分裂分子与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找到了勾结的支点。1949年3月，“西藏内阁”大臣嘎厦(Kashag)致信美国国务卿请求美国助其加入联合国：
众所周知，由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对立，西藏与中共无法共存，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和保护我们的独立和自由，我们认为，西藏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承认。因此我们遣特使去美国联络，如果您帮助我们将申请提交联合国使我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我们将对您及您的政府不胜感激。（注：FRUS,1949,IX,p1088。）
美国对此十分矛盾，由于苏联、英国、印度在西藏地位上持反对态度，美国认为此举操之过急。美国作出答复：西藏在此时申请获得联合国成员国资格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会遭到苏联和中国代表的反对，因为两者在安理会中都有投票表决权，西藏此时遣团谋求成员国资格会使中共采取行动控制西藏。（注：FRUS1949,IX,p1096。）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定与朝鲜战争（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武装入侵朝鲜半岛）的爆发，使西藏分裂势力重新看到了希望。1950年11月7日，达赖分裂集团向联合国秘书长送交了呼吁书。（注：英国外交档案，371/84454，联合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他们把呼吁书的副本非正式地散发给“安理会”的各位代表，联合国秘书长认为，除非有一名“安理会”的成员提出请求或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要求将呼吁书提交“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否则就不会把西藏的这封电函作为“安理会”文件予以签发。（注：英国外交档案，371/84454，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致英外交部的电报，1950年11月13日。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740页。）在美国的唆使下，拉美小国——萨尔瓦多向秘书长以《联合国宪章》第一节第一款所规定的联合国的首要职责和义务——“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宁”为依据，将“西藏遭受外国武装力量入侵”加进现阶段的议事日程。但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先将此议题提交一般委员会讨论，然后再考虑是否应当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注：《联合国文件》A/1534，转引自达赖喇嘛办事处文件《西藏与联合国（1950～1961年）》，新德里版（未署出版年代），第741～759页，1950年11月16日。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740页。）在联合国讨论西藏提交的呼吁书的时候，美国更是积极呼吁将西藏的请求诉诸大会表决。杜勒斯主张，鉴于西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如果联合国在（西藏问题）上无所作为就会让全世界失望；假如联合国以考虑到西藏问题将会使目前的局势进一步复杂为托辞而漠视这种国际侵略行动，同样会令人失望。于是，1950年12月14日，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印度大使发去电报：
国务院希望您调查针对阻挠或制止中共进攻西藏的问题上，英国、联合国、印度三方能否采取共同的立场，现在中共的这种行动似乎有所减缓或推迟……在国务院向英国当局交涉之前，要求您围绕如下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1、争取印度在联合国中给予西藏问题积极支持的可能性；2、印度政府对美国暗中支持旨在加强西藏抵抗力的措施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注：美国国家档案缩写为"NARA"，下同，793B.00/12-1450，美国国务卿致美国驻印度大使电报1950年12月14日，780。）
美国认为，提出任何可靠的建议都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上，印度不采取主动，“印度不希望在当前世界纷争中采取任何可能会冒犯已占上风的共产党的行动”。他们认为，在对西藏代表的来信作出正式答复之前，应当重新讨论西藏问题。（注：NAPA,793B.00/12-3050，美国国务卿致美国驻印度大使电报，1950年12月30日。）四天之后，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可以向西藏人签发进入美国的临时签证。同时，美国关于西藏向联合国提交的呼吁书尚未形成，国务院希望西藏代表到了美国之后，能够出席关心西藏问题国家所举行的前一阶段的辩论会。（注：NARA,793B.00/12-2650,1951年1月3日，781。）
在美国国务院制定西藏政策讨论会上，占上风的观点主张，美国在联合国举行西藏呼吁书的听证会可以得到益处：这包括进行反共宣传和表明倾向一切像西藏这样呼吁政策的连续性。中国事务部罗伯特·斯特朗(Robert Strong)向联合国政治与安全事务部梅耶尔斯(Mayers)先生表述道，虽然看上去我们似乎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占领西藏，但是如果能为鼓动西藏奠定基础，并且还能为将来向共产党保持对西藏控制力的挑战的其他因素打好基础，那还是有希望。目前这种形势也许正是通过联合国采取全面行动以获得国际社会澄清西藏地位的时机，这样才能为我们将来提出与西藏的政治地位有关的任何决议扫清障碍，这是长期打算，需三思而后行。（注：NARA,793B.00/1-351，斯特朗向柯乐博提交的备忘录，1951年1月3日。）
此时，达赖也加紧了与美国的联系，并于11月15日致信美国国务卿：
……中共在德里谈判正在进行之时突然侵入西藏。西藏是一个宗教国家，政治和军事活动的能力自然很弱，因此我们恳求阁下向贵国政府交涉，在联合国中向西藏提供有效的支持，以使热爱和平的国家西藏免受战争毁灭，对您的仁慈和善意我们将感激不尽。（注：NARA,793B.00/1-1550，转引自美国驻印度大使致国务卿电报，1950年11月15日。）
1951年1月6日，美国国务卿通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国务院认为，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应当允许“缺席讨论”（西藏问题）。（注：NARA,793B.001/1-651，斯特朗向柯乐博提交的备忘录，1951年1月6。）1951年1月3日，国务院对西藏代表团作出如下答复：
国务院已经注意到你们于1950年12月21日提交的那份呼吁书，而且，国务院对西藏自治的连续性表示关注，并对西藏向联合国提交的呼吁书表示同情。（注：NARA，西藏第320号，美国驻印度大使索康·杰达巴和在葛伦堡的群培土登的信，1951年1月11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指示其驻伦敦大使询问英国外交部是否考虑采取任何一切可行的行动，以使印度现在在联合国中或在联合国外不情愿地支持西藏。（注：NARA,793B.001/1-651，斯特朗向柯乐博提交的备忘录，1951年1月6日。）英国对此持消极态度，“伦敦当局主张不采取任何行动”。（注：英国外交档案，371/84455，英国外交部致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的电报，1950年11月7日。）英国政府最后向其驻印度的高级专员下达如下指示：
由于考虑到联合国目前正在讨论西藏问题，因此我们不可能向西藏人提供这种担保，即英国不能帮助西藏把呼吁书列入联合国议事日程。我们认为提出西藏问题呼吁书的时机尚未成熟，（注：英国外交档案，371/93002，英联邦关系部致印度的高级专员，1951年1月2日。）并建议联合国总委员会，应当暂缓对萨尔瓦多的代表所提出的请求作出裁决。（注：转引自达赖喇嘛办事处文件《西藏与联合国（1950、1961年）》，第11页761。）
印度对美国人的要求提出了同样的理由，“假如印度政府现在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共产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印度政府，使其丧失在朝鲜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对北京施加影响的机会，因此印度政府看来，西藏问题还是暂时搁置起来为好。（注：NARA,793B.00/12-2550，会谈报告，见美国驻印度大使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0年12月27日。）
由于英国、印度已主张延期讨论，美国也无可奈何。美国代表克劳斯发言指出，由于毗邻西藏的印度政府提出体面而和平地解决西藏问题的设想，格鲁斯已投票赞成延期考虑萨尔瓦多的请求。按其传统惯例，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会投票赞成把该项议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美国即使在遭到谴责的情况下依然采取该原则，不把这种无理而带有欺骗性的谴责当一回事。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17条协议），美国认为这是中共在西藏取得的一个胜利，促使美国坚定了支持西藏分裂集团加入联合国的决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韩德森：
美国认为，（西藏代表）向联合国递交新呼吁书是西藏的当务之急，其他主要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法国、苏联在联合国会予以支持，这可能比首先到联合国更快且更有成效。美国将向西藏前往联合国的代表颁发签证。西藏代表是否到联合国，何时前往将由他们自己决定（注：FRUS,1951,VII,China,pp1693-1694。） 。
可见，尽管美国人仍然没有向西藏人关上大门，但是西藏第一次向联合国呼吁求援的活动以失败告终。
二
1959年，美国支持达赖叛乱失败后，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进行了一系列干涉西藏的活动。当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49年创立，又叫自由法学家同盟，其主要目的在于收集共产党国家的“不公正现象”；向世界提供铁幕后面阴暗角色的有关证据。由中央情报局对该组织提供大量款项，并视之为反共良友。见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译本），第214、215页。） 对中国在西藏侵犯的所谓“事实”进行调查，认为中国在西藏推行种族灭绝的政策。该委员会将其所谓的调查报告提交联合国审议。（注：FRUS,1958～1960.XIX767,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Geneva:l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59。） 这不仅鼓舞达赖和西藏流亡集团向联合国寻求支持的努力，而且在联合国系统产生了轩然大波。
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Robertson)与国务卿在讨论关于承认西藏政府的地位和联合国考虑讨论西藏问题时，决定采取联合国行动。为此，美国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如果西藏人公开向联合国呼吁：
1)我们将与亚洲其他自由国家紧急磋商，告知他们我们支持呼吁并急切支援；
2)我们应决定采用最有希望的联合国行动和最合适恰当的提议，尽可能寻求更广泛的倡议与支持；
3)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向达赖发出出席安理会或联大的邀请；
4)万一印度或其他未承诺的亚洲国家反对未来的联合国行动，我们应考虑他们的反对意见，但他们的态度不起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西藏人不能亲自向联合国递交呼吁书：
1)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主动采取行动将此事呈交联合国，并对西藏问题保持经常性讨论；
2)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达赖下定决心采取联合国行动；
3)我们应当与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充分协商，以确定他们对采取联合国行动的态度；
4)根据情况的发展，如果另外一个自由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表现出对联合国行动感兴趣，我们将谨慎地鼓励他去实践；
5)如果有迹象表明达赖乐于将西藏问题诉诸联合国并有足够的支持，我们将鼓励另一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注：FRUS,1958～1960.XIX767。）
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代表美国国务院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愿意为其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尽一切努力。大使馆还指示达赖，为激活西藏问题，以西藏人权遭到否定和破坏为由要比指控中共侵略更容易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这样可以避免那些有潜力的支持者因西藏法律地位不明确为由而放弃；或因不愿直接与中共对抗而放弃。如果达赖在联大上发起呼吁，华盛顿承诺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邀请达赖访问，并使该议案公开化。至于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目前应推迟考虑，但大使馆表示，该问题将在随后的联合国行动中得到充分的审议，最好由亚洲国家牵头，基于亚洲国家的必要性，尤其是佛教国家，墨菲强调，美国不希望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不负责任或冷淡的态度，如果达赖为访问而寻求支持，即达赖来纽约，我们有义务给予支持。（注：NARA,RG59,Folder 395；另见〔美〕J·卡诺斯：《冷战的孤儿》，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195页。（著者为美国中央情报局1958至1965年间负责西藏秘密工作的官员。）
为了促使亚洲支持西藏提案，美国国务院给所有其驻亚洲佛教国家（卡拉奇、马尼拉、雅加达、安卡拉、吉隆坡等）发去电报，以此寻求支持将西藏呼吁书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国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将与亚洲友好国家协商，以发起将西藏问题诉诸联大日程的行动，并欢迎达赖在新德里与亚洲代表因讨论他们的呼吁；达赖应写信给秘书长表明呼吁书内容，并将其散发给各成员国；再次建议达赖，呼吁书建立在人权受压迫基础上比控诉侵略将会获得更多的选票（注：〔美〕J·卡诺斯：《冷战的孤儿》，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196页。） 向联合国递交议案的过程是汇集全部文件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联合国将按照这些文件、达赖的态度以及联合国成员国的态度作出最终决定。（注：FRUS,1958～1960,XIX 772-773）
美国还向达赖承诺，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并且坚信任何使北京参会的努力必将遭到失败。美国政府认为，联合国不应把西藏人作为军事压迫的牺牲品而无视他们的呼吁请求；美国认为，达赖本人出席联合国大会将是有意义的；美国认为应该给予西藏人一个向联合国反应其不平的机会；联合国不应只重视欧洲的人权而忽视亚洲。（注：〔美〕J·卡诺斯：《冷战的孤儿》，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198页。）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做了大量外交工作，1959年9月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布朗(Brown)会见印度外交部长达特(Dutt)，要求印度在联大提出西藏议案。印度政府依然不情愿，印度认为：共产党中国不是联合国成员国，因此该提案不适合西藏问题；印度不愿意西藏与中共交恶；苏联密切关注西藏，印度不想卷入冷战的纷争。鉴于此，美国只好提出缓兵之计：即使印度不愿首倡提案，但至少不应反对提案，并应采取一些建设性的措施予以支持。（注：FRUS,1958～1960,XIX 780-781。）
在达赖6月28日提交呼吁书的同时，美国向英国表明支持西藏事业的决心，并征求英国的建议。（注：FRUS,1958～1960,XIX 775。）
1959年9月，助理国务卿帕森斯赫脱建议美国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提议的失败，会使美国对自由世界人民领导权利之能力令人怀疑，并将使亚洲自由国家意识到我们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正在减弱。（注：NARA RG59,Folder 3951,Parsons to Secretary Memorandum,September 16,1959。）因此，在戴维营会谈期间，国务院应积极致力于西藏议题。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国际组织事务局、法律顾问委员会等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美国决定帮助达赖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以“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使达赖流亡势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注：FRUS,1958～1960,XIX,Tibet,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Secretary of State,p.765。）11月3日，墨菲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帕森斯(Parsons)接见达赖的长兄土登诺布，向他转告美国的新决定：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支持达赖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西藏人民自决权，进而脱离中国。（注：FRUS,1958～1960,XIX,Tibet,pp.800-801）在美国的鼓动下，爱尔兰和马尼拉已同意带头提案。（注：爱尔兰的提案为“尊重民族文化和民族独立权利，给予公民待遇，反对践踏人权，并谴责中共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破坏了他们公民宗教自由权”。）英国在9月17日勉强接受提案。（注：NARA,Mo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17,1959,FO371/21845。）
1959年10月召开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马来亚联邦和爱尔兰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Hammarskjold)，要求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大日程。10月21日，联大对这两个提案国草案进行表决，结果大会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所谓“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1353号。这个决议从《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出发，以达赖及流亡集团向联合国提供的所谓正式声明以及其他新闻报道为依据，污蔑“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已被强行剥夺；认为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注：FRUS,1958～1960,XIX 796。）
三
进入60年代，西藏分裂势力继续谋求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1960年9月13日，达赖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赫脱，请求美国支持西藏反对中共的斗争，并帮助西藏人使联合国重新考虑西藏问题。美国立即作出回复：美国会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继续全力地对世界舆论施压，以反对中共在西藏的行动。实践证明，共产党政府不可能完全不顾世界舆论，我希望联大进一步采取行动和手段帮助西藏人民减轻苦难。美国将准备请求马来亚和泰国实现这种帮助，共同发起西藏问题的提议以实现上述目的。达赖还在9月16日信中要求美国：1、促使联合国大会承认西藏的民族自决权。2、授权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督该权利的实行。3、并建立一个西藏问题的常设性机构。美国认为民族自决权应适用于西藏人民，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并决定将在联合国大会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重申这一立场。（注：FRUS,1958～1960,XIX 811。）
1960年10月27日，美国政府对土登诺布表示，由于美国、马来亚和泰国已经建议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大议事日程，美国表示欲与两个发起国马来亚和泰国密切协商，尽一切努力支持西藏问题。还指出，美国坚决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并愿将该原则加入联合国西藏决议。西藏问题不会像一个片段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遗忘。美国将尽最大努力保证联合国知悉这一情况。（注：Merchant and Thondup,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7,1960,NARA,RG59,box
2162。）
1961年3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鲍尔斯(Bowles)写信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r Stevenson)，他允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向总统提交一个西藏行动计划，它将不受我们在联合国一贯立场的束缚，西藏不应作为我们轻易、忽视的对象，美国将竭尽全力寻求途径履行对西藏人的承诺。（注：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ugust,5,1961,FRUS 1961～1963,XXII p.113。）5月30日，鲁斯克(Rusk)致信达赖，“美国将继续让世界舆论关注西藏的悲惨苦境，以及西藏人民为争取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美国人民期待西藏人民早日获得自由与和平。”（注：Rusk to Dalai,Lama,May 30,1961,NARA,RG59,box 2161。）
12月20日，联大对由爱尔兰、马来亚、泰国、萨尔瓦多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0票赞成，11票反对，29票弃权，再次通过《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孙中山/西藏/五族共和/三民主义/铁路
【正 文】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阴谋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侮、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针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一。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在跋文中，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对缓和西藏紧张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强的步步侵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些主张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建设西藏。这些政策主张，以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一、民国肇建，倡导五族共和，为稳定西藏筹谋
西藏在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英国的势力在西藏进一步扩大，值此之时，清朝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风雨飘摇中，西藏地方更大的危机随之到来。英、俄、日等国也深知清朝危在旦夕，遂加紧了对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侵略。1907年8月，英、俄签订《西藏协定》，沙俄承认英国在我国西藏地方的特殊利益，英国则默认沙俄在我国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以之作为交换，这就使得西藏、蒙古地方处境更为艰险，为中华民国时期西藏、蒙古地方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祸根。英国则趁机加快了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并在拉萨培植了亲英势力集团，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清廷面对西藏的情势，于1909年6月，令川军3000人调发西藏，进驻拉萨。达赖则在英印当局的“保护”下到达印度，清廷再度革去达赖的名号，致使双方矛盾激化，为英国进一步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借口。值此危难时刻，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很快蔓延到西藏，驻藏川军先后“变乱”，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一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局面，摆在了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是纷乱杂呈，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借机“驱汉命令”，使得拉萨地方“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46页）从中也可以看出，藏人对汉人的不信任和猜惧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的暗中挑拨和唆使，直接影响了藏族对民主革命的看法，加之，驻藏川军趁乱为祸，使得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造成藏人恐慌，英人则趁机怂恿煽动西藏军民围攻驻藏川军，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80页。）“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39页。）西藏叛军欲借汉藏冲突来达到分裂的目的。
与此同时，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并直接影响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蒙古、西藏地方形势岌岌可危。而蒙古、西藏地方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历史因素的关联，在政治上又互相影响，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安定。因此，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要稳定西藏局势，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团结，妥善解决西藏、蒙古问题，争取西藏、蒙古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这对遏制西藏地方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为此在民国元年做了大量工作。
继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正式宣布“五族共和”后，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的电文中，又一次强调：“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页。）宣传了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邀请蒙古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国家，宣示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公告，号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页。）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孙中山也施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以及中华民族五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族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221页。）授予藏族与汉族相同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共同管理国家，参与政治事务，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就清帝辞退事宜，同意了清室代表袁世凯提出的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待遇满、蒙、回、藏七条”等条例，包括有“与汉人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主张。表明了孙中山对待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融洽了民族关系。而清帝退位诏告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示，承认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增进了西藏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此时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西藏地方分裂活动猖獗。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形势日益险恶。蒙、藏两地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谣言纷传，使得西藏局势进一步趋向严峻。因此，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及与此相关的蒙古问题已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值此边疆危难之时，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宣言，提倡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派四川都督尹昌衡兵进西藏，成立蒙藏事务局等等。但是，西藏及外蒙形势未见缓解。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事，其中也包括讨论蒙藏问题。孙中山北上，于8月24日抵京后与袁世凯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8月27日，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第三次谈话，讨论关于蒙、藏宣告“独立”、国势危急问题时，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在与袁世凯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认为“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此书认为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八次谈话。）在与袁世凯第七次谈话中，袁氏问：“西藏独立，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说：“余极力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7-428页。）9月5日，在与袁世凯第十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及：“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2页。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在外蒙危机日甚之时，1913年1月30日，孙中山在外地致电北京政府，谈及筹藏办法时，电文所称与此内容相同，可参阅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第514页。）
孙中山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政策，基本上为袁世凯所认同，对民国元年北京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孙中山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优礼、团结西藏上层人物，主动派人去西藏宣传政府共和主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事实上，1912年9月以后，北京政府也加强了宣传五族共和的力度，制定实施一些政策，多方设法表达对达赖的慰问，争取政治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本人也不希望看到西藏从祖国彻底分裂出去，在闻知北京政府颁布《待遇蒙古条例》，又于1912年9月正式颁令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后，达赖有所触动，立即致信贡桑诺尔布，表达内向的意愿，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契机。不久，北京政府又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并派专员商办西藏事宜。这些措施使得西藏地方开始转变立场，并与中央直接接触，寻求问题的解决，西藏局势开始趋向缓和。
2、孙中山强调西藏问题主要为外国所策动，注重外交交涉解决问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举国呼吁下，于1912年5月派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令其率兵赴藏，滇军蔡锷部出兵配合；同时，也认识到西藏问题主要为英国一手挑起的，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英国的“配合”，袁世凯又令外交部接见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西藏事务，希望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同年9月，川滇军作好入藏部属后，袁世凯仍希望与英国“外交”交涉。但是，在英国压迫下，袁世凯出于个人目的，放弃西征，专志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失去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为以后英人设定的阴谋所左右。
3、孙中山认识到藏、蒙问题相互关联，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另一方问题的解决。在民国元年，西藏、外蒙的局势险恶异常，沙俄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妄图把外蒙彻底分割出去。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对沙俄的侵略行为抗争到底，否则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所以，立即分别致电袁世凯、参议院，云：俄蒙之约万不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有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481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又发表全国通电呼吁政府及国民反抗俄国侵略。举国上下一时征俄征蒙言论沸腾，北京政府也宣布不承认《俄蒙协约》。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观形势，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也大体上赞同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争取政治解决西藏争端。至于没有取得积极良好的收效，除了英国的阴谋阻挠外，则很大部分是因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目的，以致于对内对外都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上述的政策贯彻到底。
此外，为了利于西藏问题的处理，孙中山又主张北京政府宜对有关蒙、藏新闻进行管制，因为蒙藏情形传闻甚多，“若以误传刊登报章，引为事实，使人心恐慌，外人将必乘此时机直来谋我”，“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日报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其目的是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避免民众情绪过激而影响问题的解决。
除了陈策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之外，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抓住每一个机会，四处宣传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针对民国肇始，“惟蒙、藏尚不尽知共和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对民国政府颇有疑惧的心理，孙中山认为解决之策在于宣扬民族平等团结，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所以，孙中山利用北上的机会，于1912年9月，广泛与各界群众见面会谈，发表演讲，反复强调五族共和，呼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建国家。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之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着重强调了五族共和，“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页。）孙中山抓住出席各种欢迎会的机会，积极宣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五族共和说，其中也包含了对藏族同胞的殷切希望，希望藏族群众了解共和之真理，欢迎藏族领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消除疑惧心理，增进西藏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
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己为政界、知识界普遍接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大力宣传五族共和。从对藏实际效果来看，五族共和说首先为留京的西藏人士普遍欢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后，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己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五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注：藏文白话报1913年诸号。）这有利于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认知五族共和之真意，为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好了舆论准备。事实上，五族共和说在民国时期也为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1920年，达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到：“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注：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1925年铅印本，第58页。）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信中指出：“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注：二史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Z]。）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期间，也曾经常宣传五族共和，希望国内政局稳定，国家和平统一。这些都说明五族共和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藏人宣讲治藏政策时，也常常提及五族共和说，例如，1929年9月蒋介石派员赴藏宣慰，致函中提及“兹特派棍却仲尼赴藏慰问兴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注：《蒋介石为派贡觉仲尼赴藏宣慰事致噶伦擦绒函》，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84页。）可见，五族共和说在当时的作用和蕴涵的价值，孙中山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团结，倡导五族共和，这是我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时，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了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对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族共和的提法有不足之处，但是依当时的边疆形势，除了五族共和，尚无其他更好的主张来团结藏族同胞。事实上，除了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以当时外侮内乱的现实，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根本解决西藏问题。民国时期，西藏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倡导新三民主义，为国民政府治藏奠定理论基础 民国元年，袁世凯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西藏问题己由北京政府全权处理。孙中山曾满怀希望，认为以后应努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国家。怎奈袁世凯心怀野心，图谋帝制，一方面对英妥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换取英国的支持；一方面打击国民党人，破坏共和。孙中山被迫二次革命，又一次奔走于海内外，投身到民主革命中，不得不暂时放下对边疆问题的思考。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派军阀混战，政治腐败黑暗，五族共和并未实现，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也未真正获得解决。面对现实，孙中山失望、愤慨，继续寻找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段祺瑞上台执政后，为一己之私，抛弃国会和《临时约法》，图谋个人独裁。1917年，孙中山面对段祺瑞假共和的行为，举起“护法”旗帜，召集原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进行护法运动。原西藏代表积极响应，南下参加会议，计有：参议院议员（后藏地区）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众议院议员（前藏地区）乌勒吉、王庆云，（后藏地区）江聪，石凤岐。（注：可参阅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Z]，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12页。）在护法运动中，西藏代表坚定支持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为护法运动做出了应有贡献。
由于各种原因，护法运动终归失败，孙中山又一次陷入失望、痛苦之中，目睹时局，孙中山继续寻找救国的方法。1917年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俄的十月革命，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的传入，瓜分中国的巴黎和会等事件的发生，促使孙中山深刻反思和总结他的革命主张，最终形成以反帝反军阀为革命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国政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理论纲领。
晚年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最大敌人。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因此，孙中山强调在国内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应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与孙中山以前积极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发生了内在的矛盾。五族共和说的不足，一是否认了其他民族的存在；二是没有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19年，孙中山认识到五族共和说的不足，转而批判之：“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否定了五族共和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团结。其真实意图在于为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为融国内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主张的提出做准备。
所以，孙中山又说：“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主义。”（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就藏族而言，孙中山认为“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同蒙人、满人一样，无自卫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就是在民族主义上下功夫，“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3-474页。）晚年的孙中山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张，说明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自在的中华民族意识转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统一。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谈话时又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8页。）完全表达出了渴望中华民族独立统一的强烈愿望，其中也包含了彻底解决西藏等边疆问题的愿望。这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趋向成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有原国会议员、西藏籍党员代表乌勒吉参加，孙中山于1924年2月21日又任命乌勒吉为大本营咨议兼蒙文翻译官，（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3页。）体现了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与关心。这次大会了极其重要的宣言，其中核心内容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19页。）由于它不同于孙中山以前的三民主义理论，包含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今天我们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所蕴涵的理论价值，对实现中华各民族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认同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事实证明，孙中山提出的建立融合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毋庸置疑，新三民主义的提出也表明孙中山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欲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在国内提倡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这是实现西藏地区持久稳定的根本之策。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有关西藏政策的指导原则基本上遵循孙中山生前倡导的新三民主义。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会上通过“蒙藏与新疆”的决议案，郑重宣布“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之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注：《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国民政府对于蒙藏之法令》[C]，《关于蒙藏之决议案》，第61-62页。）全面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并在以后的涉藏政策中均秉承本次会议精神。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第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提出要加紧对于西藏宣传，主要要点是：“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部，并释明三民主义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之恶毒，及第三国际曲解民族自决之煽动宣传。”中央政府协助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交通、经济、教育建设，“惟军事、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以整个的国家力量，谋蒙藏民族之解放。”“督促蒙藏民族人民积极培养自治之能力，完成自治之组织。”（注：《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国民政府对于蒙藏之法令》[C]，《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案》，第64-65页。）国民党的上述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对藏主张，并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固定下来。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动行动，派人赴藏宣慰，恢复发展与西藏地方的友好关系，所秉持的对藏宣传的指导方针即是三民主义原则。1929年9月23日，蒋介石派人赴藏，在致达赖喇嘛函中讲道：“自先总理领导革命，创立民国，一以力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为职志。政府秉承遗训，奠定寰区，对于藏卫人民，无时不思以至诚博爱之心为谋安定。”（注：《蒋介石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83页。）1930年9月18日，蒋介石在复达赖喇嘛函中又谈到：“中央政府誓遵总理扶植国内民族之遗教，以力谋藏民今后之福利。”（注：《蒋介石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99页。）这表明，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基本上是本着上述精神来指导对藏政策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了民族自决自治的内容，主要意思是：一是中华民族对外自决，实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一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页。）对内提出中央政府应帮助国内各少数民族，用自治的办法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允许国内各民族有自治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赞成藏族等少数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各民族自治是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实行的民族地方自治。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西藏自治，也是秉承孙中山之精神。至于民国时期少数西藏上层人士所主张的西藏自治，是妄图从中国分裂出去，与孙中山的民族自决自治的主张、国民政府允许西藏适度“自治”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民国时期，涉及到治藏的方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后有两个基本理论，即五族共和及新三民主义，五族共和在民国初期，对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新三民主义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主要指导纲领，也十分有利于团结广大的藏族同胞，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还应当指出，由于抗日战争及连年内战的原因，国民政府在具体实施治藏政策时，实效并不大。
三、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
孙中山在关注西藏政治问题的同时，还高度重视西藏地方的建设，设计了发展西藏的蓝图，也就是实现他一直主张的民生主义。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即提出在西藏修筑铁路，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发表《支那现势地图》，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国中部地区，以上海为起点，修建至江宁，到汉口，至成都的铁路线，“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初步勾勒出在西藏修筑铁路的蓝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铁路，巩固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但是，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加剧了边疆危机，促使孙中山立志革命，以救中国。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内外，致力于反清斗争，无暇详细筹划边疆问题。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详细设计了在西藏地方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的规划。
（一）修筑铁路，保卫西藏 近代以来，西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以，孙中山认为发展西藏就必须首先修建铁路。铁路修通后，既可以巩固国防，又可以发展经济，开发资源。因此，孙中山一直重视对西藏的铁路建设。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强调军事实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保障。“现在以国防不固，……英国在西藏进行。我国兵力若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指出了我国军队无力保疆卫土的事实。他认为，我国并非缺乏兵力，保卫西藏，实因交通不便，以致不能及时运兵到西藏地区。“倘有铁道，则交通便利，可将内地之军队输于边疆，以保吾圉。如蒙古，如西藏，皆由兵力薄弱，以致外侮侵凌，是皆交通不便之故。”（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6页。）故孙中山主张政府应尽早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希望通过修筑铁路，达到巩固西藏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在1912年间在众多场合反复陈述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并表示要专办全国铁路，争取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线。1912年6月，他曾建议修筑三条全国铁路线，其中的南路铁道线“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4页。）这条路线起于沿海城市，达于西藏地区，这对于巩固西藏等地的边防，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西藏与蒙古问题密切相关，民国元年蒙藏形势一度呈现危势。孙中山认为“蒙藏风云日亟一日，若不赶筑铁路，后患不堪设想。”遂建议政府专门修建一条贯通蒙藏地区的拉萨至车臣汗的铁路。由拉萨起，经过新疆，直达蒙古车臣汗。再由拉萨筑一支线，“至四川成都，而与滇、蜀铁路相接，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4页。）如果不急将铁道修成，“则俄人必欲夺我之蒙古铁道路线……英人必欲夺我之西藏铁道路线。……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5页。）列强如在蒙、藏边疆修筑铁路，则路权必为之所夺，路权丧失则沿线国土必沦为敌手。孙中山呼吁在蒙藏地区修筑铁路，反映了他对蒙藏形势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不过，从西藏修建通往蒙古、四川地区的铁路，虽可运兵御敌，巩固边疆，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家实力以及技术条件看，是不可能在上述地区大规模修筑铁路的。
（二）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民国时期，孙中山非常重视民生建设，意图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国家富强。发展西藏地方的经济，自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拟有在西藏地区修筑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移民垦荒的规划，期望能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这一定程度上会密切藏族与内地人民的各方面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繁荣。
孙中山认为发展经济，当以交通为最重要。计划交通，又以铁路为先。对于西藏地方而言，也是如此。铁路在利于国防的同时，也是发展西藏经济的首要条件。所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拟在全国修建中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高原等铁路系统。修建通达西藏地区的铁路线主要是在高原铁路系统中，包括：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拉萨—提郎宗线，拉萨—亚东线，拉萨—来吉雅令及其支线，拉萨—诺和线，拉萨—于阗线。（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0页。）所拟定的通往西藏地区的铁路线具体详细，与内地的铁路线连接，通往各沿海地市，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
铁路修好后，就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资源。边疆铁路线所经之地，皆是资源丰富之地。“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处，皆物产殷富之区，徒以交通未便，运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57页。）高原铁路系统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矿产，因西藏地区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中国人则目西藏为西方宝藏，盖因除金产丰富外，尚有他种金属，黄铜尤其特产”，故可以重点开发黄金、铜等矿产，“当世界贵金属行将用尽时，吾等可于此广大之矿域中求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0页。）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但孙中山也认识到西藏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铁路修建起来工程繁难，耗资巨大，只有待其他铁路线完成后，才能修筑，所以，西藏地区的矿产可以留待最后开发。
在西藏修筑铁路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便于移民垦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拟有“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规划，（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页。）为了便于移民事业的进行，孙中山建议用科学系统的方法指导移民，“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国”。所提设想是土地由国家收买，设为农庄，长期贷给移民。移民之初，所需的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待一个地区的移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授以自治权，并对移民进行民主政治精神的训练，使其能经营个人事业。
孙中山的上述设想为部分西藏上层人士所了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929年1月，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办事处正式成立，发表宣言：“且藏、康、青海，地广人稀，芸畴万里，蕴藏丰富，若依中山先生之实业计划，则大有裨于国计民生。”赞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在宣言中呼吁国人不仅要注重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的开发，也要重视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开发。（注：《班禅驻京办公处成立宣言》，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7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3089页。）这说明，孙中山开发西藏、建设西藏的主张有重大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士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历届中央会议上，凡涉及治藏政策时，国民党皆强调指出要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搞好西藏建设。由于抗日战争、内战等原因，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藏建设，有关发展西藏经济的政策多停留在“文件”上，基本上没有具体的行动，这也是国家内乱外侮现实的客观体现。
【关键词】封建中央政府 西藏地区 管辖 三个阶段
自元朝开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内。元、明、清朝三个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经历了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命萨迦一派在西藏设立地方政府,实行间接管辖;明朝实施“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依据宗教势力,册封“三法王”进行间接管辖;清朝最终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强化驻藏大臣的权利,确定直接管辖三个阶段,最终实现了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集中管辖的绝对隶属关系。
一、初步建立阶段(1271-1368):萨迦一派下间接管辖
从公元12世纪末叶开始,蒙古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兴起,用武力征服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成吉思汗去世后,其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继续分派诸王子向各方开拓疆土之时,安多和康区等地一些寺院和高僧派人前去,向自己附近的蒙古军奉献礼品,表示愿遵从蒙古汗王指令,以求和平。后吐蕃地方逐渐由凉州王子阔端掌管(详见《绛曲坚赞自传》),公元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之邀前往凉州。1246年,六十五岁高龄的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不久,萨迦班智达向西藏各地方写了一封公开长信,对当时政治形势做了深刻分析,为求西藏地区的统一,指出了道路选择的取舍。公元1260年,忽必烈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在国师八思巴的建议下,根据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施政措施,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间接管辖:一是根据《元史》记载,当年元朝新设立了一个称为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的机构,其职责是管理全国的佛教僧人和整个吐蕃地区。这个总制院是当时元朝政府设立的掌管整个藏族地区事务的中央王朝的机构,八思巴以皇帝上师的身份管理这一机构,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八思巴举荐的僧人担任;二是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元史》中记载,元朝皇帝封八思巴为全国佛教领袖,并授予他管理藏族地区三个区喀事务的权利。同时,在藏族地区划出土地和民户献给萨迦巴作为领地和属民,其中最重要的是乌斯藏13万户。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三是设立萨迦地方政府。1265年,上师八思巴按照皇帝的旨意,返回西藏。他结合对西藏情况的详细考察,以极大的心力重新设置萨迦各种职官。八思巴本人为西藏地方的政教各方的首领,而各种具体事务则是由萨迦的本钦按照上师的心愿区执行。在八思巴设置的各种地方政府职官中,却没有法官、军官一类的官员,这清楚地表明当时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萨迦巴只是在元朝皇帝的统一管护下的西藏地方首领。
元朝在西藏地区的这种一派之下的间接管辖,引来了各种弊端和问题。因为当时,西藏其他各教派的还有深厚的基础,出现了“止贡寺庙之乱”等历史事件,为此元朝不得不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三次,设立十三万户行政机构,分均各教派利益。萨迦派在西藏统治一百多年,最后分崩离析,但元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这种“萨迦式”的一派之下的管辖策略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到帕木竹巴统治西藏时期也是如此。
二、和平过渡阶段(1368-1644):册封“三法王”下的间接管辖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赴藏联络,对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加以安抚,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明朝初期,明朝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办法与元朝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明朝还对当时西藏地方最主要的掌握政权者—历任帕木竹巴的第悉赐给诏书、官爵和名号,予以重视,授权他管理西藏地方的行政事务。到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时,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和为一体,大小派各踞一方,有利于治理,先后册封三大法王和五个王。三大法王即封噶玛噶举派首领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和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其中大宝法王地位最高。三大法王和五大王封授明朝基本上承袭了元朝在藏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但不采用元朝单一扶持某个教派(萨迦派)的做法,而是,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均加封号。
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均封委当地的僧俗首领出任。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
以上所述,明朝中央废除了独尊萨迦派的帝师制度,直接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在沿袭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管辖方式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一管理,但依然处在间接管辖中。
三、完善成熟阶段(1644-1840):驻藏大臣下的直接管辖的确立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进而统一中国。清朝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只要前朝所封官员进送旧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变。165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次年受到清朝正式册封;公元1686年,五世班禅又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由此被正式确立,此后历世达赖、班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对达赖、班禅的册封是沿用了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三大法王”册封的办法,平衡西藏各地区的实力,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固了清朝中央政府“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并以此来确定对蒙、藏两大地区实施治理的基本方针和策略。
公元1727年,清政府粉粹了准葛尔部在西藏策动的叛乱,设立驻藏大臣2名,分兵进驻前后藏,代表中央政府协助达赖、班禅管理西藏,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乾隆十五年,藏王朱尔墨妄图割据西藏,煽动大农奴主叛乱,清政府迅速平定叛乱,随即废除清楚沿用的汗王制度,由达赖总理政务,设置4个噶伦协助达赖掌管政权,达赖成为宗教和政治的首脑。乾隆五十六年,西藏大奴隶主马尔巴在英国殖民者支持下,勾引果尔喀军队侵入西藏,清政府立即发兵入藏,击退果尔喀军队。随后,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明确规定了“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的规定,其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自噶伦以下的官级,均由驻藏大臣管辖;建立西藏地方军、军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选定;创立金瓶制,解决了以往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通转世,由大农奴主操纵的问题。
综上所述,清初,对西藏的施政管理,是在总结元明两朝治藏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和硕特汗王制、黄教首领制、藏王制管理西藏地区,但屡次出现的叛乱,随着间接治理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地、集中地暴露出来,致使清中央政府不得不改变施政策略,对此,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变化作了重大而全面的调整。例如:设置驻藏大臣总揽全藏;调整西藏地方的政教管理体制;赐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确立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边境国防的决定权归中央等原则;勘定今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间的界线;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辖区及权限,划分了驻藏大臣直辖区等。通过以上措施,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直接影响在一点一点地加强,清朝越来越倾向于加强对西藏的直接治理,而藏区内政治力量的分和消长也为实施这种日益直接的治理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历史契机。至乾隆十六年,清朝对西藏的直接管辖和治理最终确立起来。清朝末期,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就相对松散了下来。
总之,从元朝统一中国,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内,经过元、明、清三朝,对西藏地区的管辖逐步完善起来,从先前的独尊帝师间接管辖的初阶段、“多封众建”间接管辖的承前启后阶段,到最终在涉藏大臣总览全藏的直接管辖,实现了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直接治理,使西藏地方同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更加全面和具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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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也是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
然而，在1951年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西藏人民得到了重生。
在这湛蓝的天空中，鸟儿在自由地飞翔。绿草，小花都走在了生命的旅程上。西藏的人民们快乐地生活着，歌唱着生命的意义。
今年是西藏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是一个值得庆祝一年。西藏改革开放了，意味着人民的解放，意味着美好的生活。我们更应该祝福西藏，祝福西藏人民。50年，半个世纪沧桑，西藏经历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 通过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消灭了在西藏延续数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为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立了崭新的起点。
【摘要】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社会独特的传播现象。本文主要研究汉藏双语传播产生的原因、担当的历史使命，分析汉藏双语传播与藏民族群众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汉藏双语传播适应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扩大了西藏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受众人群。双语传播也是丰富媒体新闻内容、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建构国家认同观念的主要方式。在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中，政府、媒体和群众实现了共赢。
关键词 西藏主流媒体 汉藏双语 传播 语境价值
长期以来，在西藏自治区进行新闻传播活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中央和自治区的媒体主要以汉语传播为主，藏语媒体的数量和内容相对较少。汉语报纸、电视节目对受众的文化水平、汉语知识要求较高。城市受众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接触比较多，而乡村受众由于语言的限制，不能很好地接触和理解媒体报道的内容。所以，加大藏语媒体的传播能力，实现汉藏双语传播就成为当前进行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的一个重要方式。本文分析了汉藏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对双语传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也试图回答汉藏双语传播对藏民族群众国家认同观念建构的重要作用。
一、汉藏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1、汉藏双语传播是民族语言环境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和外界的交流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基本上保留并且使用传统的民族语言。藏文出现以后，在社会上逐渐起到了教育民众和传承文化的作用。藏文书籍和佛教典籍等得到了大量的复制和传播、藏族人也越来越多地学会了藏语的读写能力。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西藏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在旧西藏落后的体制下，西藏文化和语言文字得到了有限而缓慢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单一语言传播的局面依然长期未能改变。无论是人们的日常交流还是教育、信息传播基本都是在藏语环境中进行。家庭、学校、寺庙甚至政府的基层组织中，藏语都是主要的交流工具。藏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地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发展教育、传播信息，藏语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发展当代新闻传播事业，发挥新闻传播在西藏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适应藏族群众的语言接收习惯，就必须要依靠藏语进行传播。
2、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使命要求
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三大领主对西藏的广大农奴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和平解放后，《西藏日报》藏、汉文版创办，拉萨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开始播音，早期的西藏新闻传播积极吸收藏族优秀人员进行新闻的采编和广播节目的播音工作。藏语新闻传播充分考虑到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在短期内实现汉语传播是不切实际的，既达不到预定的传播效果，也会在西藏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不实行藏语传播还会使西藏上层势力和国外势力加紧联合，为西藏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当时，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了和平解放，签订《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社会暂时不改革，仍然保持原来的制度、文化。①藏语交流和传播信息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党中央的政策信息，为实现民主改革创造条件。和平解放后，西藏广大农奴依然处在贫穷、饥饿、没有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保障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自身的生活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社会地位没有提高。广大农奴迫切希望实行民主改革。那么，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和反对帝国主义分裂行为的教育就成为报纸、广播的重要任务。《西藏日报》和拉萨人民广播电台（1959年前）不断吸收先进分子，加大新闻传播的力度，为西藏社会的民主改革做好出了积极的努力。西藏新闻介绍了祖国其他各地社会主义的发展场面，传播宣传了党对西藏的政策，为西藏民主改革创造了积极的舆论环境，有效地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实施。
民主改革后，西藏社会经过恢复、整顿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继续传达党中央的政策，积极报道西藏经济建设的新情况，向群众传播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刊登和广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藏民族文化是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与此同时，媒体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逐渐成为沟通党和人民的桥梁。媒体在人民心中的影响力得到夯实，媒体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信息只有通过藏语和汉语共同传播才能真正到达群众中去。藏语成为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传播方式，汉藏双语传播成为西藏社会信息传播的一大亮点。
3、藏语言的学习、使用和发展的要求
西藏自治区实行的汉藏双语传播，自和平解放后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藏族群众中有很多人，文化水平比较低，他们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所以，只有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才能促进整个西藏社会的全面发展。国家在西藏自治区积极推进双语教学，从小学开始，在校园实行汉语和藏语两种教学模式。一方面，教孩子学会汉字的读写，讲好普通话，了解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一方面，通过藏语课本和语言交流的学习，学生掌握了藏语的读写知识，学会用藏语阅读藏族的历史和文化书籍，学会用藏语进行写作。汉藏双语教学不仅使学生学习普通话和汉字，为学生进入全国其他地区的中学、大学学习打下基础，也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了知识储备，对进一步培养专业的藏族人才等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藏语学习，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民主改革前，西藏群众中文盲占大多数，而如今大部分的西藏群众通过学校教育掌握了藏文的读写能力。近年来，还出现了著名的藏族诗人、小说家、藏族编辑记者等高级人才。与此同时，国家相关政策积极促进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于1987 年制订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1988 年西藏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兼任领导。各地市均成立了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 年获国际标准组织的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②
双语教学和双语传播在西藏自治区的大力推广，促成了西藏社会汉藏两种语言的并行传播。这样的社会环境就要求西藏媒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既要加强汉语新闻的传播，又要做好藏语新闻的传播。通过藏语新闻报道国内外的大事、自治区的重要新闻，宣传党中央和政府对西藏的相关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藏语新闻传播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重要使命。
4、保护民族文化并促进其传播的要求
新时期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力度。国家出资对重要的文物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对民间传统艺术进行了抢救。西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新闻传媒对国家相关优惠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通过艺术作品展、寻找传统艺人、艺术品商品化等报道，展现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其中，藏语新闻传播主要针对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群众，通过精心编排的文化保护节目，向当地人传达西藏文化保护近年来的新进展，传递了文化保护需要调动民间的一切优势，民间文化保护需要全体藏族群众的参与的观念。西藏民族文化不仅是西藏自治区的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还向西藏群众传递了西藏文化在祖国各地的展演情况，表达了全国群众对西藏文化的热爱，对西藏文化保护工作的支持和支援。与此同时，西藏文化还在世界其他国家举办文化展，参加世博会、中国文化年等活动。藏语传播对相关话题的大量报道，增强了西藏群众对西藏文化的信心，也使西藏群众理解党和国家对西藏文化的重视。
二、汉藏双语传播的地位与作用
1、宣传国家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汉藏双语传播是充分考虑到西藏群众语言、文化的特殊性，适应藏族群众的媒介接收习惯而选择的传播方式。双语传播有利于信息的有效到达，有利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发挥。汉藏传播相互弥补，相互配合，有效的宣传国家政策。多年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发展西藏社会主义经济，保护和创新西藏传统文化，发展西藏文化产业等政策及取得成效，在西藏群众中得到了有效的宣传。这些政策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民众积极参与到相应的活动中。
2、提高西藏群众接近媒体、使用媒体的能力
发展汉藏双语传播，加大对藏语传播的资金、技术支持是西藏新闻传播“三贴近”的有力表现。媒体的新闻传播和受众之间达成有效的互动，才能发挥媒体的社会作用。西藏媒体的新闻记者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关注群众在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困难，用文字记录群众生活的转变。媒体成为反映群众生活，表达群众意见的中介，成为联系群众与社会的纽带。群众通过媒体还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获得外部信息，“游览”祖国的各地风光。汉藏双语传播满足了受众信息需求的愿望，提高了西藏群众利用媒介的能力和水平。汉藏双语传播不仅使西藏群众生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还使西藏群众走进了一个媒介化的社会。人们从媒体中获得大量的社会信息和知识，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受到媒体的潜在影响。媒体中传播的新名词、新事物成为群众讨论的对象，媒体广告中出现的商品和服务成为西藏群众购物的首选产品。双语传播是一种针对性强、群众性强、效果显著的西藏新闻传播方式，是西藏新闻传媒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的宝贵经验。
3、建构现代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
双语传播使西藏群众走出封闭的信息传播环境，进入民族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跨国信息传播的时代。尽管信息爆炸带来了信息选择的困难，但对于西藏群众来讲，信息的丰富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进入21 世纪，西藏广播电视网的建设力度加大，互联网也进入西藏城市百姓生活中。西藏群众能够多渠道，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接收终端获得多元化的信息。信息的多元化和信息的快速更新，为西藏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外来的元素，一股现代化的思潮和观念在西藏群众中逐渐建立。西藏群众不再是一种落后的、封闭的、传统的形象，西藏群众追求现代化的生活、也喜欢穿现代的服饰。汽车、电子产品、商品房等消费品在西藏群众的生活中快速增加。传统的劳动生产观念也有所转变，一些农牧民办起了自己的藏家乐，开办了手工工厂，做起了生意。有的农牧民从郊区搬到拉萨工作、居住。城市青年通过学习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在城市里开酒吧、开餐馆或者办起了自己的公司。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现代化使西藏群众逐渐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人的生活拉近了距离，他们和别的地方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现代化加速了西藏群众形象的转变，西藏群众也希望其它地方的人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西藏群众在信息社会带来的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这有利于形成各族人民不分你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盛景。现代性超出了传统的力量、超出了特定群体的思维定势，必然提升民族认同感。各族人民在《春晚》的集体记忆中，共享“56 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幸福之情，在奥运会的现场直播中崇拜共同的英雄。在抗击大雪、地震带来的灾难的直播中共同为民族的灾难默哀，并将沉痛的心情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力量。电视的汉藏双语传播，尤其是电视直播节目，使藏族人亲临事件的发生现场，亲身感悟事件带来的心理震撼。在这个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西藏群众只将自己看作中国人，群众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4、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双语传播加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入，也加强了中华文化和藏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提升。西藏的藏语传播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以藏文和符合藏族人接收习惯的方式，传递到藏族群众，对藏族人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汉语传播不仅使西藏群众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又为西藏群众进一步掌握文化知识提供了学习的平台。通过学习，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文化素养不断增强。汉语传播还使西藏文化实现了跨文化传播，按照各族不同群众，有所针对，实现了西藏文化在自治区不同人群以及全国各地关心西藏的人群中的传播。国家对西藏的文化保护政策，也是在双语传播的环境中进行了有效传达，西藏群众通过传媒更进一步了解了国家的文化政策，了解了西藏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在全世界的吸引力。
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特殊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必然要求。媒介和文化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文化环境决定了媒介的形态和发展，文化也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要素。针对藏族受众进行的藏语传播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媒介和文化协商的结果。
西藏双语传播也是传播学受众理论在一个地区的应用和验证。受众理论认为，受众是新闻传播的中心，新闻传播要充分地尊重传播对象，结合受众的特点进行传播。周德仓教授认为：双语传播的关键是要充分尊重西藏藏族群众占民族主体地位的事实。西藏的民族成分并不复杂，藏族占总人口的92%，是西藏自治区的民族主体，并使用自己的母语——藏语。传播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明确的传播对象是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首要因素。在汉语是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前提下，在西藏建立足够数量、覆盖面较广、种类全面的藏语传播媒介，既能充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适应广大藏族受众的信息需求，更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化保障。③所以，对于西藏传媒工作者来讲，正视文化差异，学习藏族文化，寻找文化之间的关联点，制作符合藏族群众语言接收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模式的新闻传播内容是一直的追求。
结语
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社会独特的传播现象、文化交流现象。双语传播增加了西藏群众接受新闻的频率，使更多的人能够看懂新闻、理解新闻。双语传播也成为媒体报道新闻信息、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建构国家认同观念的主要方式。汉藏双语传播适应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在双语传播的现实语境中，政府、媒体和群众实现了共赢。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项目编号：10YJAZH1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史》[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49-153
②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藏语言文字》，xz.people.com.cn/BIG5/138902/139219/8404482.html
③周德仓，《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
（作者：赵婷婷，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李娜，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