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范文

西藏文化论文篇1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断升温，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出现了喜人的成就。随着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和陈楠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几本专著的问世，将明代藏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成果颇丰，在政治、经济、宗教研究领域中均有所突破。笔者拟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进行基本概述。

一、政治研究

一）对乌斯藏的研究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明初，针对“备虏”大计，明廷部署大量军队防止北元南下。因此在无力驻兵藏区的情况下，明代治藏政策只能是“非强制性的、多封众建的、经济手段为主的” [1]。合理的政策使得明廷“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对此，泽勇在《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相比较元代的军事震慑，明代经济怀柔更有利于巩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中亦持同样观点。明代的多封众建正好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的均势思想，贾丽芳的《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一文从均势角度出发，论证了明代治藏政策的优越性。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羁縻贡市的经济角度解释了明代治藏政策的合理性。

明初册封八大教王，推行贡市羁縻的政策，以此来实现对西藏的控制。牛绿花的《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明立法管理宗教事物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断完善宗教立法是其成功施政的关键。刘永文、韩殿栋、李军在《明代进藏人员论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派出不同身份的人员进藏，实际是中央对藏拥有主权的体现。进藏人员对藏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也是明廷治藏政策的体现。桑扎、琼措的《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总第210期）一文以释迦也失入京及其在内地的活动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入京体现了明代的分封政策，而且还促进了内地对藏传佛教的了解。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中提出，对留京藏人予以优待，是明代既定的治藏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护西藏的稳定与和平。另外，关于留京藏僧的问题，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 [2]，值得借鉴。

明承元祚，从中央对藏区施政的延续性角度，李清凌在其所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从元、明、清三代中央治理甘、青地区政策为线索，分析了其治藏政策的统一性与演变。张云在《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以历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区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央施政的合理性，并再次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王朝实力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藏施政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邓前程、邹建达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从民族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基于实力的考量，造成明朝采取相比元、清更为谨慎的施政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马啸在《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中做了政策的对比研究，认为明朝对藏区的政治安抚模式作用要好于蒙古地区武力冲突模式。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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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世，明王朝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调节治藏策略。在《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喜富裕从贡道角度分析明王朝在解决危机时灵活而富有成效的治藏政策。对于从明王朝实力出发去研究治藏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屹的《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统治者之所以主观上追求温和的策略，与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藏区教派林立的现实有关，并非明朝国力强弱所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进行了研究。星全成的《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代分而治之政策实际是人为制造地方冲突，并对明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忽视藏区区域安全、藏区官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了其治藏政策的失误所在。邓前程、邹建达在《“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认为，过分扩大藏传佛教的作用，虽然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对于西藏地方的组织制度的研究，罗广武、何宗英的《西藏地方史通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西藏历史，成果颇具意义。《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黑龙江史志》2011年总第246期）一文的作者秦红利从政教合一的定义出发，认为政教联合的说法更符合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区的现实状况。

二）对安多、康区的研究

在对安多、康区的研究方面，近五年来仍然集中于土司和都司卫所的研究。在2009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总结了任先生在西康地区深入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明代多康地区藏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地资料。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甘肃藏区做了基本概述。书中对甘肃藏区的情况如明廷政策、藏传佛教发展、蒙古入甘肃藏区等史实做了具体的叙述。贾霄锋在所著《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从土司的渊源出发，详细叙述了土司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指出，藏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传统治边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 根呷翁姆在《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孜地方体制进行了探索，认为甘孜藏区所采取的“政教联盟”土司制度与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王晓霞在《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中提到，明代通过对湟水地区土司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抵御蒙古、管理西部藏区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陈亮的《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文章也认为，李、鲁为代表的西北土司在抵御蒙古管理西藏，稳定边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在藏区设立行都武卫，实现了藏区稳固。王建敏在《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行都武卫的设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政策为明代之后分封众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在行都卫所的治理上，沙勇的《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文章提出，明朝对洮州卫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交流。针对明代在安多、康区所制定的土流参治政策，贾霄锋在《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的西南藏区，大多难以真正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僧官制度对藏区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转贴于

二、经济研究

一）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问题一直是明代藏族经济研究的热点。肖文清、武沐的《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4期）一文，从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茶马贸易的意义。王晓燕的《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文章则从农耕经济文化和农牧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茶马贸易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明廷一度颁布榷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以此实现对藏区的经济控制。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邓前程在《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茶法是以经济手段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弥补了政治、军事手段的不足。魏志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中论述了茶法对保障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巨大作用。明中后期，官营茶马互市开始衰退，王平平在《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茶马互市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在于是明政府利益协调和分配上存在问题。伴随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衰退，民间茶马互市随之兴起。王连连、王平平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民间经济做了研究，提出民间茶马经济虽对官方茶马互市存在一定的冲击，但还是对藏区经济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茶马贸易不仅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管理，而且藏区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李新贵、王亚勇的《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地区市场形成出发，研究茶马互市经济模式与湟水地区市场形成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分布。为研究藏区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宋家乐的《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川邛崃的研究，分析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就茶马古道领域，王丽萍、秦树才在《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中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在茶马古道经济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上做了具体的阐述。

二）贡赐贸易

明期西藏地区的朝贡贸易，政治意义往往起主导作用，因此，朝贡贸易被评价为“相对分裂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需要中原王朝的册封来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3]。邓前程的《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主权问题辨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从朝贡性质出发，驳斥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学者的错误论点。论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次，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张向耀在《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朝贡经济促进了藏区经济繁荣，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领域出发，以贡赐贸易时内地输入藏区的大量丝绸对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做了一定的探索。针对明朝中后期日益普遍的“诡名冒贡”问题，喜富裕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西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诡名冒贡”这种现象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涉及僧俗首领和卫所官员复杂利益的社会问题。此外，在川、青、甘地区的贡赐活动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格桑卓玛、陈改玲在《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甘南地区频繁的贡赐贸易加强了明廷对该地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胡巧竞在《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中提到了中央贡市政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明代的贡市政策对甘孜地区寺院经济、商品经济、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相比较茶马互市与贡赐贸易的官方垄断经济模式，长期以来研究相对薄弱的藏区民间贸易问题转贴于

也有进展。.陈崇凯的《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明代藏族社会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了西藏经济与中原经济、北方游牧经济的区别。在滇藏民间贸易上，周智生在《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滇藏民间贸易在明代活跃发展的表现，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为滇藏民间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宗教研究

宗教领域主要集中于研究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相比较其他教派注重修道和心理感受，15世纪初兴起的格鲁派的首要特点是“擅长理论争辩和哲学” [4]。因此，在格鲁派宗喀巴中观论研究方面，程瑜的《宗喀巴中观思想探析》（《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朱连增的《自性与无自性之间——宗喀巴宗教哲学思想透视》（《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周天策、龙计兵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初探》（《学术探讨》2010年第4期）以及徐东明的《论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及其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观论的内涵及其对格鲁派教法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学竹在其文章《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观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中，对日本佛学家四津谷孝道出版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大藏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进行了相关介绍。从而管中窥豹，了解了近年来海外藏学界对明代藏族史的研究近况。陈楠在《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从吐蕃时期到清末的藏族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述，特别是在明代藏族史的藏传佛教领域有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江晓乐在《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宗喀巴改革后中央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的联系。

在安多、康区藏传佛教的研究上，李文君在《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中，研究了游走于蒙古和青海湖地区蒙古游牧部落迎佛、护佛的过程。蒲文成在《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青海藏区格鲁派历辈东科尔活佛传教蒙古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与东科尔历辈活佛的传教活动密不可分。王开队的博士论文《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及其《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中国藏学》2010年第4期）两篇文章，在对明代康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又以寺院为据点对格鲁派在康区发展进行了研究。

明朝皇帝往往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推崇藏传佛教。才让的《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和《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明宣宗和武宗推崇藏传佛教的史实，作者认为，明宣宗继承洪武、永乐的一贯国策，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不过由于武宗宠信藏传佛教，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抵触，致使藏传佛教卷入明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嘉靖登基后受到打压。赵改萍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四川大学2007年）中也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南京、五台山等内地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转贴于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的问题研究上，在2010年出版的《柳阩祺藏学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总结了柳阩祺先生生前的大部分发表以及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明代藏族史，特别是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上大有裨益。刘锦涛、张箭的《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一文针对17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探究，对其在西藏的传教行为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传教士来华“虽然有其不可超越的时代背景，但是侵略并不是传教本身不是侵略，而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四、文化研究与考释

一）文化研究

以《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米拉日巴传》等脍炙人口的藏族文史作品出现为标志，藏族文化在元、明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亦有藏族学者认为“与西藏佛教后弘的初期相比，帕竹政权统治的时期可算是文化发展的最好的时期” [5]。杨茂森的《论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元明时期是藏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原因并进行了探讨。朱普选在《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文中，从明朝对青海藏区的分封、设立僧纲司以及藏传佛教寺院兴起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明朝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代在青海藏区设立行都卫所，伴随着大量的驻军，许多内地移民也迁徙而至。先巴的《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文章，就明代内地汉族迁徙至青海所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为当地汉族文化标志的的屯寨文化，在青海藏区与藏传佛教文化共同发展，促进了青海藏区民族文化的交流。杜常顺、郭凤霞的《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也就移民对当地社会变化的问题做了探讨。在艺术方面，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西藏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西藏的八吉祥图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从明早期的“典雅自然”到中期“轻盈柔美”再到后期“规整雅丽”，体现了藏族文化多样化的特点。

在康藏文化研究领域，郎维伟的《藏传佛教与康藏文化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文章认为，康藏文化虽然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但仍然不可以混为一谈。以此阐述了康藏文化的特点。贾霄锋、王希隆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以土司制度对藏区影响为线索，探究了嘉绒藏区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同样对嘉绒藏区进行研究的邹立波，在《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中。对嘉绒土司封号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嘉绒藏区土司封号的宗教性日益淡泊，与明清两朝施藏政策的演变有关。

二）考释

长期以来，由于明代藏族史研究部分囿于史料有限，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因此对原始资料的整理与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明代藏族史考证成果丰富，这些成果对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洲塔、何威在《河州土司何锁南考辨》（《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河州土司何索南及其家族做了详实的考证。马顺平的《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一文对陕西行都司所下辖卫所的设置背景及过程进行了考证。郭红、靳润成所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明代藏区都司卫所研究上有较细致的考证。陈楠的《明代西藏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以《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为线索，根据藏文史籍对明代政教官名及司职作了详尽了考述。与此同时，在《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一文中，陈楠还考述了藏传佛教传播的相关史实。武沐在《明代吐蕃十八族考》（《西藏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在明代时期活跃于甘青川地区的吐蕃大族进行了考证。张羽新、张双志的《明朝封赠大崇转贴于

教寺下寺和西纳寺大喇嘛袭职圣旨释读》（《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文章对藏传佛教寺院喇嘛袭职的圣旨进行了考释，因为文中所提的三道圣旨未载于《明史》、《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中，所以是研究藏传佛教和明治藏政策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民族、人物、军事研究

一）民族研究

米海萍的《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明代有效的统治政策是青海形成多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明代青海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局部地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诠释。”曾现江在《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中提出，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进入康区不仅对当地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之后蒙古和硕特部征服康区奠定了基础。陈立明的《门巴族、路巴族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一文提到明代噶举派在珞渝传教的相关史实，认为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郝相松的《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一文总结了河、湟、岷、洮藏族特点，同时对该地藏族族群分布做了详细考述。杨作山在《明代回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述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随着明后期蒙古族、回族陆续进入青、川、滇藏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周智生的《明代纳西族移民与滇藏川毗连区的经济开发——兼析纳藏民族间的包容共生发展机理》（《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一文，从明代纳西族迁徙至川、滇藏区出发，论证了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实现了藏族与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川、滇藏区的发展。鄂崇荣在《明代以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中认为，明代以来的草场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对当今社会民族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

二）人物研究

曾国庆在《论固始汗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作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中概述了固始汗之生平，认为他在统一青藏高原、规范地方吏治、兴办寺院、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黄全毅的《固始汗对西藏稳定的贡献》（《重庆与世界》2011年第4期）一文，从对藏稳定角度阐述了固始汗的贡献。张发贤在《论固始汗进军西藏之谋略》（《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从军事角度出发，对固始汗在祖国统一方面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分析，认为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了政治家和军事家。

陈改玲的《侯显使藏简论》（《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 2007年第6期）一文就明廷代表太监侯显出使西藏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侯显对祖国统一、藏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均有很大的贡献。杨士钰在《试述明代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信使侯显的历史功绩》（《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也提到侯显为汉藏民族友好做出的贡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文君的《明代活动在西海的蒙古俺答汗后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俺答汗四子丙兔在青海一带的活动，认为其活动促使了藏传佛教对蒙古的传播。转贴于

三）军事研究

陈庆英在《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剖析了17世纪初西藏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格鲁派经历数次残酷战争最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的过程，并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述和解释。高小强的《明朝洮州卫的军事戍防体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文章对明代洮州卫防御战略进行研究，认为“土流参议制”有效的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对洮州地区的防卫起到了积极作用。郭凤霞在《明前期对入藏交通的经营与防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认为，明前期努力兴建驿站、征剿路匪，有效确保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安全，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民族交流。

六、小结

总体而言，近五年内，明代藏族史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近五年来，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方向共100余篇，著作出版10余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均较之前有所突破。

第二，研究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如治藏政策层面，从以往注重对中央政策研究到注重中央施政和藏族地区的互动。茶马贸易层面，从研究官方贸易到私茶交易，都体现了明代藏族史研究的进步。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如在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研究上，抑或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研究上，更多的学者能够辩证的看待历史现象和人物，为藏族史的客观全面研究提供了思路，也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研究史料相对局限。汉文史料方面大多局限于《明史》《明实录》，大量地方州志、县志、族谱、文集、笔记、寺院文献等资料在运用、整理和研究上均略显匮乏。

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著作多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加之史料局限，因此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对此，可适当引入计量史学等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或采取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以期提高研究的广度与精度。

在研究方向上，治藏政策、茶马贸易、藏传佛教等领域重复研究相对过多，而藏族民间经济、交通、民族交流的研究上目前虽有发展，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西藏文化论文篇2

8月7日晚9点，300多名来自海内外收藏组织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在西安古城南门出席了盛大的入城仪式，仪式再现盛唐时期迎接尊贵宾客的独特礼遇，参会代表亲身领略到了大唐文化的风采。

8月8日，2007中国西安・亚洲收藏文化研讨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御宴宫开幕。会议由西安市收藏协会会长、华西大学校长王明亮主持；国务院参事王秉臣，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闰振堂、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杜耀西，原副司令陈秀中将、原后勤部长樊根生将军，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张汉兴，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秘书长张克晋等领导和嘉宾在主席台就座；全国部分省、市、区及省(区)会城市的收藏协会会长、秘书长，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亚洲地区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收藏组织的代表和收藏家，及国内收藏界、文博界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围绕亚洲地区收藏组织的联络、合作与交流；大中华收藏文化理念与亚洲各地艺术品市场的互动及和谐发展；学术研究应怎样指导民间收藏文化活动的开展；收藏艺术品鉴定机构的资格认证和鉴定人员的培训；收藏文化类媒体如何实行行业自律，以及正确引导群众开展健康和谐的收藏活动等论题展开探讨。

闰振堂在发言中就如何加强学术研究，提高收藏文化的理论水平；如何正确把握收藏文化的对象与内容、形式与手段、范围与效果；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民间收藏品的鉴定机制和鉴定队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建议在古玩艺术品市场赝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资格认定办法，逐步建立一套科学的完整的可信度较强的收藏品鉴定体系。

苏州收藏家协会会长张正望认为，当前鉴定人员的队伍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他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出台相关法规约束这样的行为，进一步规范国内鉴定市场。北京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钧认为，收藏组织应加强学术理论研究，让学术理论指导收藏文化活动的开展。宁夏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乔杰介绍了在网上进行藏品交易的几大优势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指出网上藏品交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杨才玉、内蒙古收藏家协会会长郭永华、深圳市收藏协会秘书长韩昌晟、山东省收藏家协会会长王济红、黑龙江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于明双、甘肃省收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焕、云南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李德昆、上海市收藏协会副会长蔡宝武、西安市收藏协会秘书长钟金良、香港收藏家刘志中等就当前国内收藏的诸多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本次会议形成了《致亚洲地区收藏组织暨收藏家倡议书》。9日和10日，会议代表还参观了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华西大学、西安博物院、书院门古玩艺术城及西安市收藏协会藏品展。

西藏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燕山地区；青铜文化；花边鬲；文化交流

前言

河西走廊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临近青藏高原，并与蒙古相互接壤，是连接东西部的重要枢纽。在河西走廊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遗存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引入中原时，河西走廊中就遗存了很多关于藏传佛教的美术遗存，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对于现在研究佛教文化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发展特点

随着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以后，藏传佛教文化在当地就快速传播开来。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也逐渐的形成了很多重要的具有特殊的佛教美术作品，例如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等保存的塑像、壁画等，从这些美术作品上看，部分遗存不论是在人物的刻画、人物的舞蹈动作、人物的服饰上都体现着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美术遗产不仅仅单纯代表着佛教文化的文化精髓，也代表着当时社会人们通过双手创造生活的重要精神文化特征。在藏传佛教发展中，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藏传佛教整体的发展趋向是逐渐向外发展。这主要受到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等影响，这就使得在河西走廊成为了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正是这样的缘故使得佛教在进行传播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佛教弟子的重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特点就是，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地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与融合，藏传佛教对河西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政治、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在河西走廊佛教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促使着很多思想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相互的融合，例如乔典堂，乔典堂最初是属于唐代吐蕃建筑的寺院，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引入并逐渐的发展，后形被命名为乔典堂也就是佛家弟子所说的噶举派寺院。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研究

河西走廊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的起源来自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虽然曾经存在过很多的民族和政权，但其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估量的，藏传佛教文化就是民族文化长久发展中的沉淀。佛教艺术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当时的藏传佛教文化通过吸收各种外来文化来进行创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宗教艺术体系。后期随着吐蕃的东征和敦煌艺术的实现，使藏传佛教伴随时代的发展在十二世纪后开始逐渐成形并成熟。西夏时期，藏传佛教遗迹开始遍布河西走廊的各地，比如莫高窟、亥母洞石窟等等诸多寺庙群当中的一些雕塑和绘画作品在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下得以流行，很多上乘之作逐渐被更多的人所关注，也正是在此时期，艺术彻底东传，西夏政权在西北部的崛起奠定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根基。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流行和明永乐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兴起，涌现了大量的美术艺术作品，很多寺庙中的美术都已经应用于佛殿内外的装饰构建上面，还有很多的美术形式都开始使用木雕和砖雕和唐卡等，使汉族和藏族文化充分融合，不同的艺术风格构成了多元化的艺术体系，成为了藏传佛教美术艺术的典范。除此之外，仍有大量遗迹遗存于寺庙或者民间，基本都是考古所发现，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2]。正是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使人们能够容易发现佛教艺术的发展和传播脉络，书写着文化历史的特殊符号。

三、藏传佛教美术在河西走廊的发展

对上述研究进行总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正是这样的背景赋予了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美术以丰富的内涵，因此能够总结出，促进文化艺术不断发展的有效推动力量就是多元文化和民族文化艺术之间的差异性互补。其次，藏传佛教的美术文化之所以有着当前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藏传佛教的创造性，这种创造建立在了充分吸取其他艺术元素的基础之上，由此引申生成的多元化表现风格和艺术手法，促使藏传佛教美术的各种题材得以最大范围的拓展，彰显了藏传佛教美术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充分发扬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后，河西走廊的藏传佛教美术遗迹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反映，更是作为一种文化来为人们呈现出了藏传佛教图像学的发展历程，在当前时代来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河西走廊藏传佛教在美术艺术史上具有着其他文化艺术所不可比拟的文化作用。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受到其自身文化海纳百川的特点，因此集百家之长，吸收借鉴其他美术艺术的发挥特点，将自身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并在逐渐创新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使得藏传佛教文化逐渐向大众生活所靠拢，为藏传佛教拓宽发展路线，也正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具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使得藏传佛教的美术遗存也独具特色，在藏传佛教的美术遗存中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是美术艺术形式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的不断演变的一种历程。

结论

综上所述，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是整个艺术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美术史的瑰宝，更是民族文化进一步交流的桥梁，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范召全.藏传佛教在康区传播与发展历史三段论[J].研究，2013，01：33-47.

西藏文化论文篇4

藏族学生思想状况调查设计与样本结构――我国藏区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研究报告之一

马戎在《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2014年，北京大学课题组对大学、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在校藏族学生基本情况及一些议题方面的思想状况开展了问卷调查。回收问卷的总规模为1300人，其中包括了111名藏族教师。问卷中15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主要涉及被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学习经历、语言能力、校园生活和社会交往，以及对“内地班”、大学环境、家乡发展和汉族民众的印象等等。被访者对于这些问题提供的基础性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校藏族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和基本思想状况。

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的内容及其史学价值

张屹和周润年在《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贤者喜宴》分为五个主要章节，即世界形成之章，天竺之章，吐蕃史之章，于阗、汉地、西夏、蒙古、汉地晚近之章，大小五明之章，而其中占据了全书比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吐蕃史之章，记述的不仅是吐蕃王朝的史事，而且包括到作者当时的整个藏族历史。《噶玛岗仓史》为《贤者喜宴》之一部，是《吐蕃史》的姊妹篇。书中记述，涉及元、明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史，多为噶玛巴与中央的互动交往过程，以及藏、蒙古、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史，噶举教法史，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过程等内容，在研究历史、藏族宗教史、藏族文化发展、古代经济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

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

萨其仁贵在《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云使》是古代印度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所著长篇抒情诗，也是印度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抒情诗，于18世纪前半叶通过藏文转译成蒙古文。藏文译本作为梵文原本的目的语文本和蒙古文译本的源语文本，其得与失直接影响了蒙古文译本。从蒙古文译本的语序和用词特征不难看出其对藏文译本的依附性。作者通过对《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种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比较，解析蒙古文译本所受藏文译本的具体影响，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对照中找出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

纳藏文化交流研究综述

西藏文化论文篇5

“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教育概论”（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四观”）作为西藏高校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特色课程，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梳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主义 “四观”课程于2005年9 月开始陆续走进西藏各高校课堂，其教学目的是“帮助西藏大学生在熟悉和掌握西藏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基础上，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与西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做坚决的斗争”[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建设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四观”课程来说，大胆创新其教学体系建设，大力推动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教学效果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四观”教师的主要任务。质疑是大学生对所学教学内容感兴趣的起点。采取“问题式教学法”能够使大学生主动带着问题去探究马克思主义“四观”教材内容，运用所学知识去解答社会现实问题，以达到树疑、答疑、解疑的目标，增强马克思主义“四观”教学的实效性和感染力。

一、“问题式教学法”的理论特征

问题式教学法是以问题为主线， 以思维训练为目标， 通过在师生间形成和谐互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法。它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学、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提出来的，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让学习者解决真实性问题，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并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问题式教学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四观”实施环节：由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置问题、提出问题――学生思考分析问题、发表自己观点――解决问题――教师归纳总结、评价。问题式教学法主要有探究性、自主性和研究性等特点。

二、实施“问题式教学法”的重要意义

“问题式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四观”课堂教学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体“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通过在教学中基于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性，将每章的内容设计成若干多层次的问题，形成以重点、难点、社会热（焦）点等问题的问题体系，大学生围绕 “问题”主动思考、通过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探索未知，授课教师侧重解答问题。

1.有助于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转化

马克思主义“四观”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等相关理论知识，涉及西藏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众多内容。教材设置了六章，为突出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斗争的教育作用，可将六章教材内容归纳为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四个大专题，教材体系自身的专题化倾向为“问题式教学法”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在问题体式教学法应用中，紧扣“四观”教材内容，抓住重点问题、难点问题、热点问题设置问题，让学生在教学中能够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教学内容，从而使教材体系转化为生动的教学内容。

2.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质疑是启发学生思维的动力，会提问题并进行思考的学生，才会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和学习的动力，并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回答问题。马克思主义“四观”归纳出四个专题进行教学，每个专题紧扣教材内容按照“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设计若干问题，使学生自觉树立问题意识，提高其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

3.有利于增强教学的感染力

“问题式教学法”的核心是构建多层次的问题体系，以系列多层次问题为主线覆盖马克思主义“四观”的教材内容，对于教师来说，根据所设置问题体系内在的逻辑顺序，去梳理教学内容，通过多方位多视角多种教学方法讲清楚问题，增强教学的感染力，提高教学效果。马克思主义“四观”运用问题教学法，通过问题意识设置与启发，揭示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及其在西藏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学生真正树立“四观”，增强“五个认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4.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

“问题式教学法”以西藏大学生的所知、所想、所感为出发点，通过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引导他们客观分析社会热（焦）点问题和感到困惑的问题。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是针对西藏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一般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独特的西藏问题，以问题意识引发学生主动思考反思，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同时为学生授业解惑，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路径分析：“问题式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四观”的实施过程

1.建立以核心-重点-具体的多层次问题体系，进行问题解析式教学

围绕马克思主义“四观”教材本身，精心设计多层次的问题体系：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四观”教学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的设置必须从教学目标出发，围绕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设置问题。马克思主义“四观”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中国化相关理论，并掌握其理论在西藏的实践，帮助大学生树立“四观”，增强“五个认同”。根据教材设计为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四个专题版块，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以及反分裂斗争教育的核心内容，因此问题的设计必须紧扣每个专题的核心内容，祖国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单一制的共和国？如何理解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民族？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问题？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取得哪些成就？宗教观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的宗教尤其是西藏的宗教？怎样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文化观的核心问题：怎样看待西藏的传统文化？党和国家对西藏传统文化采取哪些措施进行保护和发展？新西藏文化建设取得哪些成就？二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四观”教学的重点问题。结合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和大学生困惑的敏感问题，设计四个专题的重点问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我国和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没有实行苏联联邦制模式？为什么“达赖集团”能够长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背后有哪些势力支持？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的？为什么我们要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我国其他省市有何区别？如何看待宗教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宗教将长期存在？如何管理西藏的寺庙？为什么共产党员和大学生不能信仰宗教？西藏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色？如何看待西藏传统文化以及怎样保护？如何看待所谓“西藏文化衰落”“西藏文化永绝”论？三是梳理马克思主义“四观”教学的具体问题。具体问题设置要具有针对性，符合当代西藏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能够激发他们积极地思考问题。以“加强西藏寺庙管理”这一问题为例，可以设计多个问题;佛教如何在西藏落地生根？在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中寺庙出现了哪些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寺庙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不需要政府来管理？如果政府加强寺庙管理有没有违背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现阶段采取哪些措施加强西藏寺庙管理，使其适应西藏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提出的问题环环相扣、层层深化，启发学生结合所学的知识以及自身的所知所感，深刻地思考西藏寺庙问题，让学生体会到西藏寺庙及其他宗教问题复杂且多变，现阶段我国政府加强寺庙管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课堂教学层层推进以及设置的问题逐步展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被调动起来，围绕着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回答，增强了师生互动的效果。

2.问题体系与教学内容相互对接，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

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将教材内容以问题形式串联起来，认真剖析问题，不断引导、解决问题，可将生硬的教材内容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教学内容，自觉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哪些”转向“西藏作为特殊的民族地区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如何发展”。通过对问题体系的深刻解析，帮助学生深刻认识西方反华势力与十四世达赖企图将西藏分裂的险恶用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认清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对于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启发学生主动质疑，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西藏文化论文篇6

对于西藏早期历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委实云集了古人类学、社会学和现代生物学等现代学科的多部专著和诸多论文。但谁都回避不了一个的严峻事实就是，西藏史前社会的史料不足和考古时段有限。截止到现在，由于缺乏有效的文字记载，西藏史前社会研究最早只能追溯到旧石器晚期的定日苏热遗址文化，而更大多数则是新石器时期及其以后遗址文化。虽然距今10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的西藏自然条件很是适合古人类生产生活，但较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西藏古猿和猿人遗址。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藏南的苏热阶地与藏北申扎等地的石片石器考古、藏北羌塘及藏南普兰等地的细石器考古、康区卡若遗址与雅砻曲贡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都说明了吐蕃王朝建立前西藏的史前文明早已在高原各地存在了上万年。西藏的史前文明，从石器发展进程上看，可以分为旧石器时期、中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金石并用时期和铁器时期；从社会组织上看，又可以分为氏族社会和部落联盟两大主要阶段；从地方文明上看，可以分为象雄文明、苏毗文明和吐蕃文明。综合长期以来西藏考古、藏汉史料和西藏本土流传的神话传说，梳理史前文明，可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高原先民的原始群时期

由于缺乏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和考古发现，很难充分论证西藏史前社会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原始群时期。如表（1）所示，相比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始群时期研究，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西藏原始社会的这一时期知道的就太少了。但是基于近些年的地理学发展、人类考古学理论研究以及西藏本土卵生创世说，还是能够对其剥茧出一二。

首先，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地貌变化上看，史前西藏曾经存在过古猿和猿人。围绕着藏民族从何而来，先后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外来说。暂且不论这些外来说背后的些许政治原因，原初人们对于西藏地理地貌演变研究的有限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于高原先民起源的认识。近几千年来高原的高寒环境，常常使人将其看成是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只有简单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自然不会在此生存和进化。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西藏应该有古猿和猿人演变存在。“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中至始新世与欧亚大陆相撞连接起来。致使古特提斯海分东西两路退出现青藏高原地区，使原为海底的这一地区成为大陆”[1]（P.34）。在整个上新世时期（距今1200万年至300万年前），那玛古猿逐渐分化为南猿和正在形成中的人――古猿。距今600万年前，人猿揖别。在此阶段西藏正处于山地亚热带，海拔平均1000-2500米，年均气温也在10-15℃，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很是适合各种动植物繁衍生息。生活在西藏临近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北边西瓦利克山地的腊玛古猿及其后代，也应有栖息于西藏西南部高原的部分群体。即使高原不断隆起至全新世时期，高原还都生活了大量的史前人类。与同期在云南临近西藏发现的禄丰古猿和较前存在的腊玛古猿相比，“同属于亚洲南部地区，说无古猿存在，似乎不合逻辑”[1]（P.266）。

其次，基于“多地区进化说”，西藏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单一地理区起源假说”认为，13世纪从非洲外迁的“夏娃”后代逐渐代替其他大洲的原始人类，发展演变为当今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现代人。如其所说，这支外来智人距今4到6万年前到达中国代替本土古人类，发展成当今现代中国人。根据推算，来自非洲的智人到达西藏的时间应该距今3万年左右，这显然与古人类学已经考证了的西藏定日县的苏热细石器的时间不一致。另外，西藏东南雅鲁藏布江谷地的林芝人鲜明地方特征也使人怀疑“单祖论”。再加上近几年来象雄文明及其信仰研究的不断拓展，人们对于截然迥于吐蕃农耕文明的羌塘游牧文明，充满了期待。如果象雄文明的考古越来越充分的话，对于藏民族起源以及西藏古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最后，藏族文献和西藏长期流传的神话传说也辅证了藏民族来源的本土说和西藏人类进化的演进。在藏族苯教的文献中记载的卵生说，认为世界源于铁、木、水、火、土五大原初物质。从五大本原物质中产生出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发亮的卵中生出了人类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他与从海面气泡破裂产生出的女人曲坚木杰莫结合，生下九兄弟和九个姐妹。九兄弟又与自身生出的九位女伴结合，九姐妹也与自身生出的九位男子结合，从而繁衍出苯教众神和人类。从黑色的卵生出的门巴塞顿那波，与从他的影子衍生出的顿辛那莫结合，生出八兄弟和八姐妹。这八个兄弟和八个姐妹又与其各自的妻子或丈夫结合，生出苯教的恶魔世界。苯教文献的这一人种起源说，所述的兄弟姐妹与从自身分身产生的妻子和丈夫结合繁衍，其实折现的就是原始人类的群婚现象。这一点与猕猴变人说中猕猴不断繁衍壮大一样，都是对猿人进化中群婚现象的映射。藏区长期流传着的不同形式的猕猴变人说，虽不能与今天的古猿变人相提并论，但其闪现出的藏民族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是难能可贵的[2]。

二、西藏的氏族社会时期

氏族社会是西藏史前社会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时期。如《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所载，猕猴变人之后，由于谷物分配不和，“原始群”遂分为“四氏族”、“六氏族”和“四种人”，随后便是“玛桑九兄弟”时期。

在人类发展史上，母系氏族社会主要存在于距今5万年到5千年前，也就是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在全新世早期（距今1万年到7500年），全球气候开始变暖。到了全新世中期（距今7500年到3000年），尤其是距今6000年到5000年前，西藏的气候变得十分温暖。聂拉木东北亚里的波曲第一阶地的忍冬属和杜鹃属等动物遗迹的考古发现[1]（P.44），足以说明当时高原处于“气候适宜期”，很有利于人类在西藏全境的生存。藏南定日县苏热阶地发现的旧石器中晚期的石片石器、藏北申扎双湖等地发现的中石器时期的细石器弓箭等工具的发现和考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旧石器、中石器时期藏北藏南生活了智人。由于上述考古发现仅限于地表发现，缺乏地层、伴生动物群遗骸的依据，使西藏旧石器和中石器考古饱受质疑。所幸的是西藏周边藏区青海柴达木盆地有地层关系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弥补了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的严重不足。诸多考古发现证明，西藏至少在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已经有了原始人类活动。有学者指出，“四氏族”“六氏族”和“四种人”，可能是指西藏母系氏族部落血缘团体[3]。细究相关史料解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柱间史》的“原始四氏族说”、神猴与罗刹女结合的猴雏分成了色、穆、董、东四部，各据一方。至于四氏族社会组织形式为何，还是缺乏详实资料支持。至于《如意宝树史》的“远古六大族姓说”以及《汉藏史集》的相关记载，远古六氏族应为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如其所言，吐蕃人赤多钦布有六子：扎、智、董、噶、韦、达，这也就是远古六族姓。既是昆仲六子，显然是父系氏族社会标尺。西藏母系氏族社会的考证虽显迷离，但其作为高原人一个久长的社会历史时期，它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至今残留在藏区的戴天头风俗，到了15岁的姑娘一经换了头面，便可交男朋友，性生活较为自由。在同居期间所生孩子归母亲抚养、姓母姓和属于母系家庭成员，男子则不负责任何养育义务。另外，现在有些藏区依然称道的赘婿风俗，也带有鲜明的母系氏族外婚制色彩。

西藏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包括“玛桑九兄弟”和整个小邦时代。康区昌都的卡诺、拉萨附近的曲贡、藏东南的林芝、墨脱和雅砻江下游的乃东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充分展示了西藏父系氏族社会状况。先是玛桑九兄弟统治时期，随后西藏进入“小邦时期”，并先后经历了“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和“四十小邦”，这些小邦作为互不隶属的氏族部落遍布高原大部分地区。从社会组织和生产工具来讲，小邦时期还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持续了较长时间，大约四、五百年。在这一时期，高原先民主要生产工具为新石器和金石工具。

在氏族社会阶段，藏族先民因为气候适宜，居民分布已经遍布藏东、藏南和拉萨谷地等农区、半农区和藏北草原。拉萨曲贡等地的新石器时期的工具和农业水平是比较高的，大体相当于同期的黄河与长江文明，与其几乎同步[4]。

三、西藏社会的部落联盟时期

在部落联盟时期，西藏社会进入金属工具阶段，社会组织实行军事民主同盟。为了保护自己，不同部落先后结成象雄、苏毗和吐蕃等三大部落联盟，为后来西藏强大的地方政权――吐蕃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经过500年左右的氏族部落（诸小邦）之间征战，公元前五六世纪，随着铁器的出现，西藏古代社会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当时主要的部落联盟有三：象雄、苏毗和吐蕃。在三大部落联盟中，象雄产生最早，文明程度最高。从小邦时代的象雄小邦发展而来的象雄部落联盟，在金属工具出现后的西藏军事民主时代，其势力范围遍及高原大部。“象雄可以说是自小邦时代之后西藏高原产生的最早的文明中心。毫无疑问，象雄产生的高度文明，尤其是他的宗教和文化对后来的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3]。敦巴?辛饶米沃在西藏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信仰，建立雍仲苯教。直到公元六世纪，西藏的文明中心才从象雄和苏毗转移到雅砻吐蕃部落联盟。

西藏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康藏纠纷研究；文章；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57-04

关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康藏纠纷，前人有很多研究，有档案材料整理，有文章，有著作，兹将前人研究的相关文章简要综述如下。

一、从中央政府角度和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

喜饶尼玛：《民国初年拉萨动乱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06页。此文参考《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英藏交涉始末记》、《辛亥革命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蒙藏院档案》、《艽野尘梦》、《的过去与现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藏文白话报》、《交涉纪要》、刘赞廷的《三十年游藏记》，梳理讨论了清末川军入藏，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内地革命后，拉萨川军欲回乡而兵变，伤害藏汉无辜人员，后内地政府更替，达赖组织当地武装迫使藏军离开拉萨回内地，民国政府在英国的阻挠扰乱下努力平稳局势，到西姆拉会议之前的经过。刘德川：《1912-1940年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载《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28卷第5期，第112页。全文主要叙述了民国初年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恶化，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僵持和缓慢发展，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曲折发展与恢复定制。刘国武：《1927-1937年国民政府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60页。此文认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藏努力维持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沿用传统治边经验，力图使和内地在各方面进一步融为一体，政府的努力，维持了在国家框架内的运转。王海燕：《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中央民族大学2004届毕业生硕士论文。文章从国民政府建立的内外环境及局势的发展出发，探讨了国民政府相对平稳积极的治藏政策，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情况下，良好地维护了在统一国家下运行。陈谦平：《“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政策》，载《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第90页。该文叙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支持热振活佛恢复摄政职务的政策，并采取一些措施来壮大的亲汉力量，而热振在摄政达札拒绝交权的情况下，也试图寻求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与政治支持，向达札施加压力，夺回政教大权，实现其在的政治抱负。但达札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打压热振及其亲汉势力，使热振处境艰难。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使其对热振支持不力，结果导致热振被害。热振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国共内战，国民政府无法采取果断措施来支援的亲汉力量，而最终采取暂维现状的软弱政策。周毓华：《20世纪前期中国政府反对英印非法侵占藏东南地区》，载《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27卷第6期，第26页。叙述了20世纪前期，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东南部分大片领土，中国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都坚决反对英国的种种侵略活动。郭卫平：《民国藏事辑要》（三），载《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总第二十九期），此文辑录了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的藏事。王海燕、喜饶尼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热振摄政的关系》，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第24卷第6期，热振摄政倾心内向，中央政府支持热振摄政，这对中央地方关系良好发展提供了保障。刘茗：《蒙藏委员会在蒙藏施政的积极作用》，载《大学学报》，2008年2月，第23卷第1期，蒙藏委员会成立后，调查边情、服务决策，宣慰致祭、沟通中央地方，处理蒙藏重要事务，团结地方政教人士，促进蒙藏发展，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石硕：《民国时期论质疑》，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1期，第1页。以详实的史料辩驳了在民国期间是独立状态的谬论。孙宏年：《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以治藏议案为中心》，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9月，第12卷第3期，第41页。1938-1948年间的国民参政会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重要民意机构，此文对理解国民参政会的各项治藏议案作了整理分析，认为其中合理成分对今天有参考价值，议案对政府的治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提交者不光藏族参政员，还有其他民族地区同胞，说明全国人民对的关心。龙珠多杰：《评析民国时期中央三次组团入藏的意义》，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2月，第19卷第1期，第7页。此文述评了民国时期中央组织的甘肃代表团、黄慕松代表团、吴忠信代表团三次入藏及其意义。王燕：《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载《民国档案》2003年2月，第105页。此文简单叙述分析了第三次康藏纠纷。姜东进：《浅析南京国民政府对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政策》，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29卷第6期，第32页。此文浅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政策。徐铭：《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初探》，利用各种材料叙述了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赵云田：《清末川边改革新探》，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总第59期），第38页。叙述了清末在川边进行的政治改革的内容及影响。王秀玉著，刘源、尼玛扎西译：《清末川康战事：川区改土归流的前奏》，载《民族学刊》，2011年2月，总第4期，第6页。此文叙述分析了清末川康地区的改土归流背景。李茂郁：《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叙述了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内容和历史意义。徐百永：《试论热振事件及对国民政府治藏事务的影响》，《西北民族论丛》，第七辑，第153页。此文叙述了热振事件及政府处理不当对治藏的不利影响。

二、从地方角度

周伟洲：《1930-1933年与康、青战争之研究》，载《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第28卷第1期，第1页。此文对1930-1933年与西康、青海的战争起因经过和结果做了叙述，并叙述英国在此次战争中扮演的反动角色，最后分析了此次战争的历史根源、性质及影响。王海兵：《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第79页。此文认为，在1930年代的康、青、藏边界战争中，相关各方均在不同程度上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操弄着战争，结果是康青军阀更进一步扩充和巩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地方失去了1918年所占据的康区大片土地，国民政府的一些边疆议题由于康青藏地方势力未完全由中央彻底控制，而未能取得完全效果。何洁：《1932年康区格桑泽仁事件浅析》，载《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3期，第21页。该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区与藏区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康区的实际统治者刘文辉之间的矛盾、格桑泽仁与刘文辉的宿怨等层面考察格桑泽仁事件的政治背景、失败的原因以及事件产生的影响。周伟洲：《1932年至1933年的政局》，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3期，第33卷，第48页。该文论述了1932年至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两年政局对康、青战争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公开信、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论争及国民政府的调解、九世班禅喇嘛返藏问题等，从这些事件中讨论了局势。朱文惠：《1912-1940年康藏纠纷的多方对话――以康巴观点为例》，载《中国藏学》2011年第S1期（总第95期），第24页。此文主要借用相关史志、民族志、州县方志、官方档案、官员日记、军委会边政资料、调查报告及相关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从相关各方的利益、动机、策略、手段、目的等多个角度，对1940年以前康藏之间发生的3次纠纷的成因及背景条件作了探讨和剖析。尤其注意分析底层百姓的态度对康藏纠纷的影响。段金生：《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9月，第20卷第3期，第138页。对30年来国民政府对边疆地区，包括地区治理的相关研究论了综述。黄天华：《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载《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总第575期，第43页。此文探讨了第三次康藏纠纷与当时西康地区发生的格桑泽仁事件、诺那事件、甘孜事件及班禅返藏和西康建省等大事的密切联系。吴彦勤：《对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三份文电年份的订正》，载《民国档案》2004年1期，第134页。根据文电中内容订正了其标注时间。程贤敏：《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第27页。本文叙述分析了清末康区改土归流的历史必然性、主要过程和积极效果。黄天华：《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8-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3期，第150页。该文以1917年康藏纠纷为中心，探讨北京政府，四川、川边、等地方当局及英印之间的互动博弈，进而总结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东西方列强的干涉。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81页。分析了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政策。张永攀：《黄慕松致祭达赖与喜马拉雅之旅》，载《世界知识》，2010年4月，第66页。叙述了黄慕松致祭达赖的历史事件。陈立华：《简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作用》，载于《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总第86期），第15页。此文通过对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和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立过程、各个阶段的工作进行分析，简要叙述了这一机构作为民国时期中央在行使的一个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评价国民政府工作的成绩和不足。王川：《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第29卷第2期。此文分析大白事件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各政治势力、与西康、青海等地方的参与对此事件的影响。王川：《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西康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载《大学学报》，2008年2月，第23卷第1期，第36页。此文勾勒了近代以来西康省的建立过程，指出西康建省是国民政府为加强康藏关系治理康区、反对自治、巩固西南边疆与西南国防，建设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举措，对以后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天华：《刘文辉与甘孜事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3月，总第211期，第33页。该文叙述了1939年12月甘孜事件及刘文辉在其中的角色。马宣伟：《刘文辉与西康建省》，载《文史杂志》2002年第5期，第64页。叙述了刘文辉与西康建省的经过。土呷：《论昌都地区在推进归入中国版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载《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第30页。此文研究了昌都地区的历史演进过程和丰富文化内涵，探讨了昌都在推进归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作用。任新建：《论康藏的历史关系》，《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总第68期），第85页。康与藏虽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二者因历史、地理的差异而有明显的区别，两区在地缘上唇齿相依互相影响，在政治经济上又各自分立，在文化与宗教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少差异，那种将康区作为的一部分之说，显然与事实相违背。黄天华：《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7月，第28卷第4期，第95页。此文梳理了从1906年清末筹划川滇边区、1925年民国北京政府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到1939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批准西康省政府成立的过程，分析其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藏、彝各民族的团结，对巩固西南国防和抗战大后方基地的积极作用。桑丁才仁：《民国初期川陇两省就隆庆（囊谦）归属问题所引发的纠纷》，载《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总第77期），第51页。此文分析了川陇两省在民国初期就隆庆（囊谦）等地方的归属问题发生的纠纷，并分析了其影响和马麟在此纠纷中的出现。刘国武：《西康建省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4月，第31卷第2期，第103页。此文叙述了西康建省的经过，分析了西康建省的积极影响。黄天华：《西康建省述论》，四川师范大学2002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叙述评论了西康建省的经过。王海兵：《西康省制化过程中的权力博弈（1927-1939）》，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9月，第18卷第3期，第19页。此文将南京国民政府期间西康建省运动置于各种势力的角逐中加以考察。

三、从宗教角度分析的文章

汤池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遗嘱”辨析》，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第94页。叙述评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前的一封公开信。喜饶尼玛：《论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理嬗变》，载《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第24页。此文叙述了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迫于形势与英国周旋，到后期表明内向的转变。辛补堂等：《反帝爱国维护民族团结的九世班禅》，载《山西文史》，第26页，讲述了九世班禅的反帝爱国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事迹。韦刚：《评达赖十三世――土登嘉措》，载《研究》1987年第二期，第15页。此文述评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尤其是其两次离藏避难。赵海军：《清末民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态度转变及原因》，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8月，第26卷第8期，第81页。此文分析了清末民初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亲向清中央至独揽政教权力的转变及原因。赵云田：《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研究述评》，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第76页。此文概述了关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央对蒙藏施政的研究。罗布：《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失败原因探》，载《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二十一卷第3期，第52页。此文叙述了达赖喇嘛在实行新政改革运动，及因为社会的惰性和各种局限性，此运动取得了较为有限的成果。周伟洲：《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上层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载《西北民族论丛》（第七辑），第130页。此文叙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上层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张发贤：《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后的历史问题》，载《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30卷第4期，第28页。此文叙述了国民政府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经过。马守平、喜饶尼玛：《国民政府“班禅问题”得失谈》，载《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第28卷第2期。1923年冬，九世班禅离开，东来15年，九世班禅积极与国民政府联系，为问题的解决做了诸多贡献，国民政府因此加快解决问题的步伐，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努力和成绩，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一定失误。马守平、喜饶尼玛：《试析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的历史内涵》，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页。1923年之后，班禅大师在内地积极活动，国民政府支持其活动，是在遵循历史旧例基础上，平衡两大活佛系统，也是维护班禅大师固有政治和宗教地位的合理举措。

四、从帝国主义侵略角度分析的文章

西藏文化论文篇8

一、生态文明建设及西藏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涵

1.生态文明的内涵以及西藏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是一种符合现代和谐发展理念的自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以来之后的新的文明形式。生态文明是基础理念是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在其基础上利用自然为人民谋福利造福人类同时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自然-人-社会复合体的和谐协调。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生态文明无处不在，如：生态旅游建设、生态环境与保护、污染控制、生态农业建设以及低碳生活等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且符合整个人类社会以及自然规律的社会状态。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西藏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不仅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还是我国的重要的安全屏障。西藏地区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东南亚地区乃至北半球的气候变化，因此在西藏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分重要。

2.西藏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在不损耗或破坏资源的情况下，既能满足当代人对于旅游资源又能在现在发展的基础上不危害后代人的发展，满足后代人对于旅游资源的需求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于我区协调好景区游客承载力、旅游资源、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起着核心的指导作用，是西藏地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本质上，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涵就是在保障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相关配套设施的承载力范围内开展旅游活动，以能满足当代人对旅游资源的需求度，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后代人旅游资源开发以及发展，满足后代人对旅游业的开发。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大多是在牺牲现有的旅游资源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不仅破坏现有的环境而且会影响后代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然而，在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旅游业的发展与传统的旅游业的发展不同的是它不仅满足了现在人对旅游的需要也不会破坏后代人对于旅游业的开发。所以说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根蒂就是生态文明建设。

而西藏地区由于其自身环境已经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并且受到破坏后的自我更新的周期较长，西藏地区承载能力受到较大的限制。因而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为指导，实现西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双重意义，对于西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西藏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对于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西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实现其可持续性有着指导作用。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在资源方面的节约、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生态文明的保护等方面追求亿的发展模式。传统的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是依靠其资源发展的，通过开发利用其现有的资源来消费资源吸引来自国内国外的游客。因此，其发展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对于环境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要实现西藏地区可持续性的生态发展必须要树立文明生态发展的理念。特别市政府当局要做好长远的规划，不仅要在当地宣传生态文明的理念更要在游客方面去加强管理，从而实现西藏地区旅游业的良性发展、长久发展。

在我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行中，对坏境的保护亦是西藏旅游业的重要责任。因为西藏旅游业直接面对的就是该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天然独特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人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神圣美丽土地上所创造的文化，以及承载这份美丽景观和伟大文化的环境系统。因此，保护好西藏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这片净土的美丽必须保护好其文化环境系统，这样，西藏地区的文化传承才不会中断，环境美景才能被后代人所看到。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毋庸置疑在发展西藏地区经济方面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对于西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发展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模式以及整体的规划在其中承担着巨大的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内涵具有一致性，对西藏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因此，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又会发过来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只有这两者和谐互相促进，才能实现西藏地区经济长久持续的良性发展又能实现环境友好青山绿水的发展，达到西藏地区旅游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会取得双赢的效果。

传统的西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弊端，只是追求经济上的效益导致环境被破坏、资源被浪费以及开放的盲目等情况，对西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和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缩短了西藏地区旅游周期而且对于旅游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生态文明建设指导下的生态旅游就是要摒弃传统旅游的弊端在保障经济的增长的情况下也对环境的保护做到最好。西藏第六次工作座谈会也明确指出要将西藏建设为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国家相关部门也制订了长远的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发展计划，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点建设之一。这与藏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也是不谋而和的，给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了更足的动力，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推进西藏旅游业向更高水平发展，为西藏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以生态文明建设指导西藏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具体做法

在生态文明建设指导下，生态旅游这种新型的旅游模式正在迅速发展。生态旅游的不仅从游客所能体验到的品质来说，比传统的旅游模式质量更高；而且生态旅游能够使西藏地区的自然条件的优美更加凸显出来。生态旅游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长远持久。所以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和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政府的作用则是在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促进市场更为有效的运作，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当中的作用。通过政府建立起能够协调旅游产业的机构，来管理和规划西藏地区的旅游产业，使西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能够协调发展，有一个轻松的氛围。

我们也要把西藏建设世界级旅游地区作为目标，将旅游业作为促进西藏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的地位，在观念上要树立“大旅游、大环境、大市场、大发展”思想。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四者的关系并要求人民群众都具备较高的环保意识。所以需要加大对从事旅游业的相关人员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以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建造一支具有强大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同时，也要加强对游客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引导游客文明旅游、低碳旅游、爱护环境，建立生态文明的旅游环境。

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几十年，现今已成为我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旅游形象。所以在西藏旅游业在未来发展中，把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为出发点，先充分的挖掘和培育国内的旅游市场，加大宣传并且树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再讲国内市场扩展到国外市场。然后从宏观上调整我区旅游业的整体结构，对旅游企业兼并联合，以推动大型旅游集团的形成。然后增强旅游企业的自主经营的能力和管理的权利，再经由改组和重组西藏地区的旅游企业，不断推动自治区旅游企业的市场化、品牌化和集团化发展。然后统一规范和管理旅游相关行业，如：旅游饭店、旅游运输、旅游服务等，为我区旅游业以营造出统一有序的市场环境，最终才能提高我区旅游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加之在充分发挥自治区自身所具备的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把西藏地区特色旅游业做大做强，以坚持发展“中国特色，西藏特点”旅游业为原则，充分合理的挖掘西藏特有的人文景观，进一步凸显西藏藏传文化主题。我们还要在整合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引进新工艺、新技术以提升旅游商品的附加值，建立自身特色品牌，从而提高西藏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竞争力，推动我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