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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化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59-02
1859年，英国的达尔文创立了影响后世的著名学说进化主义。它与“神创论”针锋相对，其深刻的内涵远超纯粹自然科学的范畴，逐步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的领域，对近代唯物主义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本文中，主要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个特定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例，分析他们面对进化主义的态度转变，以至为后来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做好铺垫。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进化主义的时代背景
（一）外国传入的桥梁作用
在我们谈论进化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让我们先简单接触一下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形象仍然还受着扭曲。也许让中国人过于感到难堪，西方事物和思想进入中国恰恰又是这些并不总是受到欢迎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礼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了解和接受进化主义方面，传教士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1873年，莱伊尔的《地学浅释》在传播进化主义上起了先锋作用，它意义非凡，在当时广受传播，许多学校把它作为教科书，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这些“先进的中国人”都受到过它的影响，鲁迅在南京读书时还手抄过此书。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学说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传入最重要的或者对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就是进化主义及其相关学说。但除了严复这种显而易见的传入方式外，日本也与当时中国进化主义思潮的掀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与其关系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进化主义在早期就已经较多地输入日本地区，通过日本学者的学习研究，将进化主义的自然科学知识拓展为更加广泛和相对成熟的进化主义思想体系，并融合到日本本土的思想观念中去；二是因为目前定义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学者中，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因素影响之下，纷纷留学日本，例如陈独秀、等等，“他们不但在日本受进化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还亲眼见证过日本明治维新后不断强大的现实，对进化主义有着更深的感触，相信进化主义能够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希望能以日本为媒介来更好地学习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使其在当时的中国起到救亡图存的作用。虽说当时的中国进化主义思潮的发展与日本有着重要联系，但不代表就等同于日本的进化主义，更不是对日本进化主义的照搬照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和引入进化主义思想时，同样进行了自主性的选择，这是对进化主义能动地“接受”。
（二）中国民族危机的社会背景
进化主义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引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最根本还是由于当时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社会危机形势所逼。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环境之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救国救民，急于寻找一条解救中国的强心剂，而进化主义就好似这猛药，给当时的中国重燃生机。曾一度直接感受过英国繁盛景象而一直身临“危亡变局”国度中的严复，是在o限焦虑、不安和紧迫之中与进化主义相遇的。进化主义其在中国流行之迅速、范围之普及，作为引入的外来思想影响已经是非常之大。进化主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力量，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下，进化主义是显得如此坚定不移。最能打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念头的还是当时落后的中国与强大的西方国家之间产生的力量悬殊的对比。而根据进化主义的法则，唯有进化才能缩小中西之间巨大的差距。想要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现状，只有汲取西方国家发展中的长处不断地进化，从而进化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广泛流传，尤其是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坚信进化主义可以救中国于水火。
二、从进化主义到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未在近代中国掀起广泛热潮之前，进化主义思想一直是最受欢迎的。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仅使得进化主义在国内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做足了铺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内思想碰撞的火花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例如陈独秀、等人都是深受进化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段思想历史渐进变化的见证者，从他们的认知变化之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思想从进化主义逐渐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递进。
陈独秀早年一直推崇进化主义的相关思想，他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唯物论的进化论。他认为，进化主义是一种永恒的、普遍的客观存在。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以及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而且还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之中。在陈独秀的认知中，囊括天地的宇宙本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物质在运动过程中是存在一定固有遵循的自然法则。从进化主义的思想中，陈独秀将进化视为普遍性的客观法则，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与精神都必须遵循进化这一客观法则。他从当时先进的西方哲学思想文化和先进的自然科学的成果中吸取精粹，从而坚定地认为宇宙中除了客观的物质存在及其运动之外，超越自然存在的神绝不存在。
同样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共产党人，针对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有着他唯物主义式的回答。他说“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发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这其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宇宙是一种遵循自然运动变化规律的客观存在。“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从这可以得知，经历过进化主义思想熏陶下的，他所认知中的宇宙，是一种没有源头也没有终点的，渐进中产生变化的，自然科学的客观存在。同样，不仅自然科学是唯物的，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文化也必然是如此。
在马克思主义未深刻广泛地在国内引起巨大影响之前，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异，在当时还是在接受进化主义思想的熏陶，必然会用进化的态度来观看和分析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批判专制复辟思想。既然宇宙是一个无时不刻不在进化之中的客观自然存在，那么身在其中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也是不断进化的客观存在。其中，促使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根本动力，也与生物自然界相同，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同理，在陈独秀的眼中，适用于自然界的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追溯以及未来发展。他利用进化主义中世界是不断进化的观点，套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上，强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复辟潮流。人类社会永远处于不断进化之中，月异而岁不同。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后，陈独秀这具有明显进化主义特色的历史观，为他的思想披上了强有力的反封建武装。
三、从进化主义到辩证法思想
进化主义认为“竞争”是促使世间万物不断进化的根本动力，则将这种“优胜劣败”的法则加以更加深刻意义上的理解。他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有从焕发活力的诞生到逐渐衰败走向灭亡的循环过程，从不断的生死过程之中，他看出了所有变化都是建立在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演化而来。“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通过进化的观点看到，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进化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从历史到如今变化的过程便是新陈代谢最好的见证，每一轮社会历史的更替都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这里所产生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即“矛盾”，事物生与死之间的矛盾，新旧不同竞争势力的矛盾，同时在不断竞争、进化、相互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新事物的诞生来代替旧事物的灭亡，这同时也展现出了“新陈代谢”的观点。
陈独秀认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社会历史的发展亦是相同，都需要在不断竞争、不断淘汰的环境下才能不断地进化。只有在遵循进化主义的自然法则之下，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才能有所突破，中国才能有所变革，有所进步。陈独秀认为宇宙之根本就在于“新陈代谢”，他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从进化主义出发，将新陈代谢的思想从自然界层面延伸到了社会文化层面，将优胜劣汰的发展观作为思想武器，最终目的在于评判专制复辟的旧时代思想，希望能够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掀起改革变革的时代巨浪。任何一个国家若想长久地立于世界之林，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行改革，中更是如此。陈独秀这种弃旧图新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是一种带有进化主义色彩的发展观。
随着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进化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步淡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理念也越来越逐步由进化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进化主义思想的理解还是比较系统的，他们汲取了西方先进文化中较为积极的方面，与国内环境以及自身理念相融合，发展了进化主义的思想，赋予了它时代内涵的价值，以及独特的社会理念。进化主义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全新的视角来分析当时中国所存在的众多社会问题，同时还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前的奠基石，为他们提供了思想的武器，为急需变革的中国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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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调：“变形主义”；清代；遗民；阶段性；发展
一般而言，与既有的制度、思想、习俗相抵触的抵牾的，这些“别样”的常被视为“异端”，又称“怪异”，正如《论语》所述：“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而“怪异”正是明清“变形主义”画风的最显著的特征。
明中叶以来，早期启蒙思想出现萌芽，“心学”盛行，在其影响下尚“奇”之心成为社会必然的风尚，在这股风尚的影响和作用之下，美学启蒙中显现出一个重要特征――“怪异”，其本质是对封建礼教，理学的反判，宣扬人性。“变形主义”画风产生于晚明时期，在师法高古的同时，追求人物造型的奇古怪伟，在清代的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代表画家为明末清初的陈洪绶，清中期的扬州八怪中的金农、罗聘，及清后期“海上画派”中的“海上三任”。本文尝试以时间为主线，主要探讨“变形主义”在清代初期、中期、晚期的代表画家，发展演变及其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1 清初期――高古奇伟
陈洪绶字章候，号老莲，善画人物，取法李公麟，晚年作品造型高古奇异，引陈传席观点：陈洪绶一生狂放，但以明清易代为界，前期的狂放与晚年狂放在表现形式与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明亡之前是一种不满于现实的狂放，这也是其追求仕进未果有一定的关系；明亡之后则是一种亡国遗黎即悲恨且自惭的狂放，显然这两种狂放的痛苦程度是不同的。[1]这种不同在其前后的作品中有着直观的体现，老莲中年时期的人物造型方劲雄健，用笔转折度强，到了晚年，造型比例较前期更为夸张，以圆胖、头大身短为主，用笔由方转圆，线条多为高古游丝描。
根据绘画题材的不同，笔者将陈老莲1644年之后的人物画作品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种是借古喻今的高士图，代表作品是《笼鹅图》《李白宴桃李园图》《归去来图》；第二类是文人聚会雅集图，如《问道图》《三处士图》；第三类是纵酒解愁、赏梅品研读书的避世人物形象，如《蕉林酌酒图》《授徒图》《醉吟图》《吟梅图》《高贤读书图》，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蕉林酌酒图》中人物造型头大身小，在芭蕉林下的石桌面前把盏自饮，神情苦闷；第四类是行乐图意味的肖像画，代表作品有《南生鲁四乐图》《何天章行乐图》等。
陈洪绶晚年作品中很难见到早年的刚性和强硬，作为清初遗民，其晚年惨淡的境遇不同于早年怀才不遇的心境，相比于早年的不满，更多是对于现实的心灰意冷。人物造型更加高古清奇，由早期的略为清癯转变为头大身短、圆胖为主。线条也由方折强劲变为圆细的高古游丝描，这样的对比可在相同题材的作品《蕉林酌酒图》和《阮修沽酒图》的对比中看到。
2 清中期――鬼怪文化
清代的变形人物画与明代一脉相承，从清中期的“扬州八怪”的人物画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变形特点。“扬州八怪”大多经历坎坷，寄情书画，鬻艺为生。
华怯肼奁甘茄镏莼家里受陈洪绶影响最大的两位画家，他们在汲取陈老莲的变形造型元素的基础上，所创作的人物画都鲜明地呈现出各自特色，他们的人物画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为肖像画，如华堑摹蹲曰像》（1727）轴，背景为粗简山水，肖像以白描淡彩绘制，人物主体突出，借荒僻山谷、流泉的静谧环境反映主人公的出世心绪和气质，诸如此类的肖像画多表现历史上的先贤名仕，雅集群像，在题材上深受陈洪绶的影响。《西园雅集图》是陈洪绶与华呛献骰嬷频摹B奁傅男は窕中的人物形象也以“变形”为主，如《冬心先生像》轴（无年款），画家将自己塑造成“疏须高额”的怪异外貌特征，结合古拙质朴的线条，传达出画家“癖古嗜奇”的气质。罗聘中年后大量学习陈洪绶作品，人物造型奇古，笔法工细。
华呛吐奁噶秸叩淖髌酚懈龉餐之处值得注意，即神怪题材作品的大量出现。清代初中期文坛涌现了大批的描述鬼怪的文学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在清代文网密织，士人思想受限于科举之途，研究限于朴学考据，义理无法阐发，玄托与鬼怪，谈鬼乱之风气大盛，在扬州画家所居的江南之地尤其如此；生活在民间的画家们与文学家们对这样的疾苦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而凶恶怪异的鬼神形象所影射的就是畸形扭曲的社会现实，变形主义的作画风格在时代背景不同的晚明时代与清代前期都找到了行世的时代土壤。”[2]如罗聘最重要的作品《鬼趣图》卷，据道光年间的学者吴修记载：先以纸素晕湿，后乃行墨设色，随笔所至，辄成幽怪之相，自饶别趣。《鬼趣图》卷的重要性不单纯因为技法的精湛，更多的是其具有的现实意义，画家笔下的鬼虽表面看来是“鬼”，但实则借鬼神形象来嘲讽世俗现实中的社会不平和官场黑暗。
3 清晚期影响――变形和写实主义并存
继扬州八怪中的华呛吐奁钢后，“变形主义”在清代的演变的重要代表人物要属“海上画派”的“三任”。
任熊作为“海上画派”的开派之组，以擅长人物画而得名，早年接触陈洪绶画作甚多，《海上墨林》谓其“画宗陈老莲，人物、花卉、山水结构奇古，画神仙、道佛，别具匠心”。任薰的人物画秉承父兄，同时也取法陈洪绶，造型略显夸张，作品既有陈洪绶高古奇异的风貌，又有“海上画派”雅俗共赏的特点，画作中人物神态肃穆，面部夸张，衣纹飘逸，用笔细圆。如《麻姑献寿图》轴，人物姿态古媚，面相上狭下丰，同陈洪绶一样，注重线造型的金石味，画面装饰性强，设色古艳。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作画题材范围大，任伯年重视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了西洋绘画技法，其夸张奇伟的人物画师法陈老莲，线条钉头鼠尾，方折顿挫，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窥见陈洪绶中期作品的影响。在其人物画作中可以看到“变形主义”和“写实主义”并存的这一特征。
“海上画派”的画家大多来自民间，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画作的交易买卖可以说相比于清初、中期更加频繁，近代上海成为继扬州之后更繁华的书画艺术市场，绘画在满足于画家的内心需求的同时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因而“海派画家”的画作多都具有“中西融合”和“雅俗共赏”的特征。
4 结语
明中叶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心学”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涌现，在审美和艺术上出现了“怪异”美学，并且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在美术上，陈洪绶作为“变形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高古奇伟”的人物画在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一个时代的映射，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清代的“变形主义”的发展。由陈洪绶至“扬州画派”再到“海上三任”，从初期的“尚古求奇”到中期的“怪诞鬼怪”再到后期的“中西融合”“雅俗共赏”，可以看见“变形主义”在清代的演变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与时代背景的变化不无关系，“变形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画风的影响是久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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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共早期组织;共产国际二大;建党思想;党的名称;宣传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7-0010-03
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时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开始创建并进行初步实践活动的时期,其通过的各项决议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重要指导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列宁主义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宣告破产。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举行了有多国工人政党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宣告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次会议主要是树立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号召各国的革命力量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对组织、纲领等重大问题尚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和审定,这些都有待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完成了。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威望的增长,各国的左派力量和社民党中派纷纷从社民党内部分离出来,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组织派别。同时,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左派施加影响,促使社会分化、瓦解,最后共产党化。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前,一些国家重要的中派力量,如德国独立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等,纷纷从第二国际的阵营中脱离出来,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如何对待这些中派的社会成为共产国际二大必须妥善解决的首要问题。共产国际担心吸收这些中派分子,将会影响各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使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受到损害,因此在组织上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俄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其规定和确立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而被载入史册。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一系列文件,确立了共产国际组织的基本理论和策略,获得了明确、详尽的组织行动纲领,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组织机构和领导方式。这是列宁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制定出来的,充分贯彻和体现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思路。把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在各国党内实行铁的纪律作为加入共产国际基本条件,要求各成员党必须无条件地、断然地在最短的时间里同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彻底决裂并将他们清除出党,以保证新的政党的纯洁性。同时各国党必须将自己的名称一律改成为共产党,以区别于旧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等文件所规定的原则对共产国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共产国际二大之前,已经开始独立探索和思考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2月,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途中二人就商讨了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达上海的陈独秀,开始积极吸收同志、准备创建共产党的各项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里开会,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发函至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中共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共产国际二大及其文件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活动有关。1920年4月,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率领的俄共(布)党员小组一行前来中国。维经斯基与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各项工作都与共产国际的要求保持根本上的一致。维经斯基一行先到达北京,会见了等人,后又经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积极帮助其开展建党的筹备活动。维经斯基随行带来了许多与共产国际相关的报刊书籍,引起了中国进步分子的广泛兴趣。他还向国外邮购了许多材料,供中国同志学习。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上海还建立了中俄通讯社。通过这些渠道,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了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的动态和纲领文件等也逐步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知。
有材料证明,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前后,共产国际的一些重要的宣言、决议、文件等已经陆续传入中国。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参加人李达就曾回忆:“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1]在1920年春筹备共产国际二大之时,列宁事先为即将召开的二大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五份文件,这些文件在二大召开前于1920年7月已经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刊载了。大会文件通过之后,也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国家的重要报刊上登载。如当时法国的《人道报》还专门辟出一版刊登列宁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指示精神。[2]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早期成员袁振英在主编《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时就曾大量查阅和翻译了如纽约《SovietRussia周报》、巴黎的《人道报》和《共产报》、英国的《自由》月刊、莫斯科的《真理报》等外文报刊上的文章[3],这些报刊曾介绍过共产国际的活动情况和纲领文件。综合分析、研究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材料,我们可以肯定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不久,它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文件已经传入了中国,并且为维经斯基和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所知。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和组织、宣传等活动,很大程度上遵循和体现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三
维经斯基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具体建党活动和思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极为吻合。维经斯基刚到中国之时,“同中国革命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4]。维经斯基最初的设想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一个纯正的共产党组织,而是首先建立一个包括多种革命力量的中心组织,然后逐步过渡到纯粹的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这种建党思路一方面是其个人自身工作经历的总结,另一方面,则直接来自共产国际的要求。当时共产国际二大尚未召开,维经斯基的建党方式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当时制定的团结国际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策略。1919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关于议会与苏维埃的通告中写道:“在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由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所有革命分子都正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进行活动,从而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或合作。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和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团体都正在加入这一总潮流,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5]从实际工作来看,当时中国的革命者包括陈独秀,对这种建党方式也是支持的。因为,维经斯基所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战线模式,其最终要建立的政党仍然是纯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虽然提出过建党要以单个个人为对象,强调信仰的聚合,但面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他还是比较支持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
然而随着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及其纲领和文件的传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共产国际章程》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但是提出要清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维经斯基的建党思路在其影响下很快发生了转变,强调参加党的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那些思想已成熟定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肯定不会接受。实际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集中反击和批判正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不久的1920年9月展开的,这绝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于1920年9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系统批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大论战的序幕。这是反映在思想上的冲突。而组织上的决裂则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表现最为明显。1921年初,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6]陈独秀、谭平山等另行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其他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和青年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陆续悄然引退。
共产国际二大还对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明确规定:“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7]1920年6月陈独秀等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时,党的名称初步是定为“社会共产党”,说明他们当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对党的名称问题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楚。8月,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并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他和的意见。张申府后来曾在两次回忆中提到此事,一次说:“陈独秀于一九二年八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威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8]另一次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9]这两次说法,尽管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共产党的定名明显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且从时间来看,正是受共产国际二大的直接影响。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组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
在中共早期组织的宣传工作上共产国际二大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就特别强调:“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10]在这一决议的要求和影响下,中共早期组织做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就创办了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同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还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和革新,自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刊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章。但《新青年》作为一本公开性的刊物,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言论和出版都会受到一定的钳制,难以完全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同时《新青年》原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学术性较强,不可能完全刊登通俗性的宣传文章,因此需要创办一个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进行弥补。
1920年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发起组成员李达主编,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介绍列宁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大量刊登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的情况,《共产党》第三号上还全文刊载了《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向广大读者宣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纲领和主张。译者还在附识中说,这些条件“正是救济中国人沉疴的无上妙药……他的主要精神:一是大胆的宣传实行共产的革命,二是断然与黄色的改良派和平主义断绝关系”。明确阐述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核心精神。
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活动时期,就已经受到了共产国际二大及其纲领性文件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源头上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建党思路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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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宣言》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过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然而，就在他们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这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该刊很早就登载过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消息。随后，它又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并把它们通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
189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该文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而文中关于“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内容意译。（今译“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介绍，告知清政府有关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闭关锁国是不行的，同时还规劝清廷当权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无意之中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
此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了简要介绍。然而，这些介绍都是在所谓“更研哲理牖新知”旗号下，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绍的，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清廷实行君主立体。
在中国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还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用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宋庆龄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有一些朦胧的认识，因而自信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并怀着虔诚和热情四处寻找社会革命党。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当时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交谈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还是大量摘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对此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第一国际）奉以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又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为此还专门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四段内容，介绍其要点。如第一章开头译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今译“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束语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5号上，宋教仁也以“犟斋”的笔名译著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其曰：“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他所译的比朱执信译的更贴切于原文。叶夏声也以“梦蝶生”为笔名，在《民报》的第7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1908年1月，在同盟会员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的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天义报》第15号上，刊登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所作《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编者按语说：“案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随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16至19期合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
上述《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摘译主要来自日文，而日文《共产党宣言》全文本，则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上，出现了不少曲解和误解，但毕竟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
“五四”运动与《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运用其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并广泛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了署名为“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介绍《宣言》第三章“无产者与共产党”的基本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还着重翻译了《宣言》的十大政纲，较之《民报》的译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该文对《宣言》的介绍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了《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该文的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即将来临的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他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共产党宣言》产生谈起，并对《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期间，一些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当时由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约稿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回到故乡义乌，受《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后，他便四处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便向他举荐杭州的陈望道，认为陈可胜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文本译，同时参考日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在4月间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陈望道正准备把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交《星期评论》连载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面世。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马格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也是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第一个全译本。该书刚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
《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投书《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怎样才能购买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为题，复信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功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而从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发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一次次查禁封锁，终于使之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了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课本。
【关键词】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转变；分析
一、转变特征
（一）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从《新青年》杂志创刊到前，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权平等、自由自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1919年到1920年前后，受十月革命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影响，经过的洗礼，陈独秀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积极宣传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发展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公开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提条件。在中，陈独秀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伟大作用，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救中国，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旧方案，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爆发后，陈独秀积极声援学生的革命斗争。
五四当天，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巴黎和会的本质，“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些语句都表示他开始认识到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且成为他思想的主流。
（二）思想转变具有时代特征。五四时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交替时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混杂着各种思潮。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是在经历了对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尝试多次失败之后，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宣传过程中逐渐转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推动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对当时的社会来说，进行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是救亡的迫切需要，符合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紧张的国家和社会局势。
二、原因分析
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实现了由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一）客观因素。在国际方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战争空前残酷，战后极度混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凸显出来。许多西方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独秀开始对他们过去积极学习西方的态度进行了反思。与此同时，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苏维埃俄国以国家法的形式宣布了苏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严厉地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阐明了苏俄反对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实行侵略的根本立场，公开宣布废除资产阶级的秘密外交。
而几乎是在同时。国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对封建主义旧制度、旧观念、旧思想的一次猛烈的冲击，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此之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出版的第2卷第1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学术氛围自由而浓烈，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一场在思想文化领域上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反封建运动。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批判封建主义的盲从、独断和迷信，给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以及迷信愚昧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把人们的思想从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1919年中国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袁世凯政府准备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共同联合发动了具有转折性质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以后，启蒙思想家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大量先进的学说在中国传播，经过三次论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深入人心，因此大大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二）主观因素。陈独秀本身独特的个性和过人的才华。陈独秀自信自负、率性好胜、刚烈倔强、敢说敢为、标新立异、义无反顾，正是由于这种个性，他才能产生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勇气和胆量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旧势力猛烈进攻。
陈独秀才华出众，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渊博的西学知识。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不断的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他积极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与思想，希望可以寻求到救亡图存的道路。他曾经到日本留学，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充分了解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内涵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让陈独秀充分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深刻的认识到中国革命新的出路在于发起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改造国民愚昧落后的观念，激发国民爱国、救国的思想觉悟。他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促进了国民民主思想的觉醒。
然而，陈独秀不到五年时间便逐步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自己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这与陈独秀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独秀是一个生性耿直、倔强固执、从不盲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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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逢巨变，
老两口辛苦育孙15年
乐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是省林业、蚕桑出产重点县。
时年64岁的陈汉华是乐安县罗陂乡杏园村村民，与妻子王早莲育有两子两女。陈汉华勤劳能干，有一手做红薯粉丝的祖传手艺，除了务农，他还将做好的粉丝到县城出售，老伴则在家养母猪，卖猪仔。在夫妇二人的辛勤劳作下，全家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早在1991年，陈家就在村里率先盖起两层楼房，让当地村民羡慕不已。
转眼之间，儿女已长大成人，两个女儿嫁到外村，儿子也都成家立室，陈汉华和老伴本该安享晚年，可现实却截然相反。这还得从他们的两个儿子说起。
长子陈步晓生于1971年，次子陈步林比哥哥小两岁。小时候，两个儿子都很听话，兄弟俩的感情也很好。但是，长大之后，两人之间竟渐生罅隙，矛盾也随之出现。
早年，陈汉华夫妇曾收养过一个女孩，取名红梅，和四个亲生子女一起抚养。红梅长大后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陈汉华夫妇决定将她许配给其中一个儿子。
哥哥陈步晓头脑灵活，做事有主见，但脾气有些粗暴。弟弟陈步林则性情温顺，为人忠厚，显得有些木讷。二人都对红梅心生爱慕。相比之下，红梅更喜欢陈步晓的男子汉气概，两人经常找机会单独见面。对于陈步林，红梅一直视他为兄长。
陈汉华夫妇哪里知道孩子的心思？见红梅与陈步林相处得很好，两老便暗自做主把两人的婚事给定了。出于对养父母的报恩之情，红梅只好答应这门亲事。
陈汉华夫妇原本以为成就了一段好姻缘。陈步晓却认为父母偏爱弟弟。平时看着红梅和陈步林出双入对，他对弟弟愈加痛恨。
1994年，陈步晓一气之下与本地女子彭香月成婚，随后生下儿子欣欣。尽管娶妻生子，他从未减轻对父母和弟弟的怨恨。1995年年初，陈步林与红梅完婚。成婚后，兄弟俩都和父母住在一起，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难免有些磕磕绊绊。
一天，彭香月吃完午饭，碗筷一扔便抱着孩子去邻居家串门。婆婆王早莲看她不做家务，不禁唠叨起来：“现在世道反了，当婆婆的反而要像仆人一样侍候媳妇。”
彭香月不服气，心想：红梅平时也不爱干家务，婆婆怎么没说她却要说我呢？同是儿媳，婆婆这么做明摆着就是偏袒弟弟一家。她跑去向丈夫告状。陈步晓本来就认为父母偏心，当即冲出房门，把厅堂的桌椅板凳砸得一片狼藉。
陈汉华自然不会坐视儿子的无礼，抡起木棍把陈步晓教训一顿。弟弟陈步林闻声出来，也觉得哥哥的行为过分，便说了几句公道话。这让陈步晓愈加觉得父母和弟弟站在同一战线，心里的怨恨更深了。
第二天一早，陈汉华夫妇被孙子的哭声惊醒，出来一看，不满周岁的欣欣竟独自坐在厅堂哭泣，大儿子和大儿媳不见踪影。陈汉华赶紧叫小儿子四处寻找，结果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村里有人看到陈步晓和妻子背着行李出门，说是要去打工。
无奈之下，老两口只好带着孙子过活。白天，陈汉华和老伴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干活，晚上，还得轮流给欣欣喂奶、换尿片。由于劳累过度，几个月下来，陈汉华和老伴都瘦了一圈。
尽管两位老人很辛苦，陈步晓从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打过一个电话。半年后，陈汉华收到一封从福建晋江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是大儿子写的。在信中，陈步晓没有对父母表示感激之情，反而说要和他们断绝亲子关系。结尾署名写着：仇家陈步晓。陈汉华夫妇万分恼火，直骂儿子不孝。
陈步晓和妻子一走便是四年，这期间从未回过家，对父母和儿子不闻不问。
四年来，除了辛苦，家里发生的变故也让陈汉华夫妇感到难过。大儿子不孝，二儿子的婚姻又出现问题。陈步林和红梅婚后便到福建打工。没过多久，两人因性格不合闹矛盾，于1995年年底离婚。随后，红梅改嫁他人。这时，陈汉华夫妇才意识到当初决策失误，但局面已无法挽回。
1999年，彭香月生下女儿芳芳。在女儿满周岁的时候，夫妻俩终于带着孩子回家。陈步晓和父母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可是，得知弟弟早已与红梅离婚，陈步晓又心生不满，认为父母和弟弟毁了红梅的青春。
没过多久，陈步晓以出门打工没法带孩子为由，把刚满周岁的芳芳也丢给父母照顾。陈汉华提出让儿子儿媳按月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谁知，第二天，陈步晓带着妻子再次不辞而别，还把他们的房间锁上。
2000年，陈步林再婚，婚后生育一儿一女。为了生计，夫妇俩外出打工，留下两个孩子给陈汉华夫妇照管。两位老人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为了抚养孩子，陈汉华每天拼命干活，即便到了冬天，外面大雪纷飞，他仍然顶着严寒，到县城走街串巷卖粉丝。
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10月，二儿子陈步林被查出患上晚期恶性淋巴瘤，一个多月后撒手人寰。陈汉华夫妇悲痛欲绝，唯有好好抚养陈步林的子女，以告慰儿子的在天之灵。
眼看生活日渐艰难，两位老人曾向大儿子讨要抚养费，陈步晓仍然拒绝支付。他和妻子认为，父母帮弟弟带孩子就心甘情愿，给他们带就要钱，根本没把他们当成家人。
就这样，陈汉华夫妇带着四个孙子艰难度日。直到2010年2月，陈步晓与妻子回到家乡，在村里盖起别墅，还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才把一对子女接回身边抚养。
知恩不报，
不孝子惹怒老父亲
从1995年到2010年，陈汉华夫妇帮大儿子抚养子女整整15年。陈步晓不仅未给过父母一分钱，甚至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如果儿子没有经济能力，陈汉华夫妇也不会强求，但儿子儿媳能挣钱盖楼办厂，却不愿支付抚养费，着实令老两口心里不好想。
陈汉华夫妇三番五次找到村委会干部和派出所，希望他们出面让儿子支付“带孙费”或赡养费。陈步晓始终不予理睬。
无奈之下，陈汉华夫妇一纸诉状，将陈步晓夫妇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支付15年的“带孙费”，合计80640.32元，并腾出一直占用的婚房给父母居住。陈汉华在诉状中写道：“被告成家后，原告不仅将自建的新房腾出让其居住，还帮忙抚养被告所生的一双儿女十余年，直至被告搬进自建的新房为止。而被告自建三层半的小洋楼后，置两原告的生活于不顾，不仅不支付十几年来两位老人抚养孙子孙女的费用，甚至不给赡养费，还继续霸占原来的婚房，宁可锁上空置也不让原告居住。”
法官将传票送达陈步晓夫妇手上后，二人十分气愤，还上门和父母争吵。邻居纷纷指责陈步晓夫妇对父母不孝。
2010年12月30日，迫于舆论的压力，陈步晓勉强腾出婚房，却不顾村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的劝说，拟定一份“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协议约定：“陈汉华的所有财产包含宅基地，都与陈步晓没有任何关系，陈汉华自愿放弃被陈步晓赡养的权利，其生养、死葬均与陈步晓无关；如果今后陈汉华要求陈步晓赡养，陈步晓有权继承其财产，赡养费从2010年开始按人民币每年1400元的标准计算，以后按当年实际生活水平相应增减。”
陈汉华在愤怒之下签了字，表示从此与儿子断绝来往。协议签订后，陈汉华撤诉。从此，陈汉华夫妇与儿子、儿媳一家形同陌路，王早莲为此常常闷闷不乐。
2011年下半年，王早莲咳嗽不止，陈汉华陪老伴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十几天后，老两口回到家里，发现陈步晓竟然将婚房内的洗澡间锁上。
陈汉华气愤不已，上门找儿子讨说法。父子俩没说几句就吵了起来。脾气暴躁的陈步晓从屋里甩出一盏矿灯，差点砸中父亲的脑袋。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邻居赶紧上前劝阻，这才避免一场灾难。
见父子不和，本来就有心脏病的王早莲急火攻心，病情加重。两个女儿连忙带她到南昌大学附属医院检查，结果老人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
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将陈汉华推向痛苦的深渊。他既担心老伴的身体，又为老伴的医疗费发愁。这么多年来，为了照顾4个孙子，老两口几乎没有多余的钱。王早莲这次住院不到半个月，便花光家里三万余元的积蓄。
王早莲住院期间，都是女儿女婿和陈汉华在医院照顾，众亲友还帮忙筹集医疗费。大儿子陈步晓既不出钱也不出力，甚至没有到医院看过母亲一眼。见哥嫂如此不尽孝道，三妹陈淑花多次上门，要他们出钱给母亲治病，却遭到哥嫂的冷漠拒绝。
几个月后，王早莲出院回家，儿子和儿媳仍不见踪影。陈淑花看不下去，直接打电话到电视台报料，江西电视台《都市情缘》栏目组记者闻讯赶来，对陈步晓的不孝之举进行曝光。
这让陈步晓夫妇大为光火，一致将矛头指向三妹，认为当初父母将他们告上法院也是妹妹指使的。当着记者的面，夫妻俩一个抡起板凳，一个举着扫把，追打陈淑花。陈汉华气得狠狠打了儿子一巴掌。一怒之下，陈步晓当场表示拒绝看望母亲，更别说出钱给母亲治病。
不久，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以《恩怨父子》为题报道陈家的事。全村老少看罢节目，气愤地谴责陈步晓和彭香月不孝。两人只要一出门，人们就戳着他俩的脊梁骨唾骂，就连一双儿女也对父母非常不满。陈步晓夫妇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干脆关了服装加工厂，悄无声息地跑到浙江打工。
讨要“带孙费”，
花甲老汉再次状告亲儿
2011年10月，王早莲的病情再次恶化。为了筹钱给老伴治病，陈汉华再次将儿子陈步晓及儿媳彭香月告上法庭，要求被告支付15年来原告抚养孙儿孙女的费用，共计人民币八万余元。10月20日，此案开庭。经法院传票传唤，被告陈步晓夫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
25日，王早莲病危，陈步晓这才赶到医院探望母亲。看着生命垂危的母亲还在生自己的气，陈步晓跪地乞求母亲原谅。可是，王早莲吃力地说：“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然后，抓住老伴的手说，“我走后，你无论如何都要将小儿子的孩子带养成人。”说完，含恨离开人世。
出于愧疚，陈步晓拿出4000元钱，料理母亲的后事。一个月后，他没跟老父亲辞行，又悄悄离家去浙江打工。
老伴的离世对陈汉华打击很大，他无心干活，每天看着老伴的遗像落泪。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孙子欣欣和孙女芳芳经常打电话回来安慰他。
2011年11月11日，乐安县人民法院对陈汉华夫妇陈步晓夫妇索要带孙费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抚养教育子女是其法定义务。作为祖父母，没有抚养孙辈的义务，其帮助儿子儿媳抚养子女，形成无因管理之责。因此，陈步晓、彭香月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对陈汉华抚养教育孙子女而支出的费用予以补偿。根据近几年江西省统计部门公布的农村居民年度消费支出等有关数据，法院判决陈步晓夫妇按月支付陈汉华抚养孙子孙女的费用合计人民币34590元。
拿到判决书时，陈汉华情不自禁地想起离世的老伴，顿时，泪如雨下。回到家，他把判决书摆在老伴的遗像前，哽咽道：“官司打赢了，你就瞑目吧！”
2012年1月，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陈步晓夫妇尚在外地打工没有回来，三万余元的补偿费还没有兑现。陈汉华说，目前，他不急于跟儿子儿媳要这笔钱，毕竟打这场官司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讨个公道，让儿子儿媳明白道理，珍惜亲情。对次子陈步林留下的一对子女，老人表示将继续帮助二儿媳抚养。
【前卫拍案】
有偿带孙可遏制“啃老”
有关调查显示，目前75%以上家庭都由双方父母帮忙照看孩子。通常，老人不仅无偿看护，而且会主动贴补一些家用，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
需要明确的是，老人帮忙带孩子，是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并不是应尽的义务。老人带小孩很辛苦，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如果年轻人对此视而不见，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有偿带孙，既是对儿女们善意的提醒，更是对老人们自身权益的保障，可在一定程度地遏制“啃老”。
在传统观念里，祖辈带孙辈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从法律角度讲，老人对孙辈没有直接抚养义务。作为子女，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父母照看而不支付任何报酬，是一种变相“啃老”，更是对老人的“剥削”与压榨。此案中的陈汉华状告儿子儿媳追索“带孙费”，挑战了传统观念，是社会的进步，是老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子女啃老行为的纠偏，应得到全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老人从“免费保姆”的身份中解脱出来，是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回归，也是提醒年轻人，不要把老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
[关键词] 陈独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初始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致力于因时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一、陈独秀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是最早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和陈独秀因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而被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作了有益的探索，而陈独秀由于他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式的构筑和在党内特殊的地位，使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有着更为特殊的历史地位。
（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却被葬送，封建复古思潮卷土重来。陈独秀认为这是中国在思想上的落后造成的，必须在思想领域广泛发动和开展一场深刻的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坚定了他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的惟一思想武器的信念。适应历史的要求，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亲自撰文或组织稿件，倡导新文化，抨击传统的封建道德和旧的社会习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1919年在北京爆发，进而形成全国国运动的，使陈独秀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更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陈独秀的主导下，《新青年》对进行了大量热情洋溢的评论和由衷的颂扬，开始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开始着手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中国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借助《新青年》这块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不久陈独秀又创办了《共产党》，和创办了《每周评论》，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内容更加系统化。《新青年》的影响日益扩大，它周围也因此聚集了几乎中国所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像、蔡和森、高君宇、、李达等。后来认为“《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说陈独秀对他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极力构筑宣传阵地，借助媒体强大的穿透辐射力来卓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较早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论问题。陈独秀从研究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看待的，他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陈独秀认为作为共产党员，当然“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但他更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实际行动”和“实际研究”两大精神，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学理”，并且“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国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还要看发展”。注重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中的应用，表明陈独秀从建党开始就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使中国革命成功，就必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这种意识还是朦胧初步的，但仍是以说明陈独秀已经在方法论上认真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找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切入点。
二、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正确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革谁命，靠谁革命，怎么革命等，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革命的基本问题是茫然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带头人，陈独秀比谁都上心思考这些问题。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的新情况、新特点出发，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初步正确地回答了上述一系列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一）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对此，党的一大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照搬了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资产阶级的革命使命，泛泛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在实际斗争中，“中国的劳工运动几乎无一次不是反对军阀阶级或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现象，引起了陈独秀的思索。1922年6月，他在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启发下，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虽然辛亥革命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但是最后因为与北洋军阀的妥协而失败，使中国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这虽然开始触及中国的社会性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由陈独秀起草的大会宣言，明确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的确定是开展中国革命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陈独秀；国家观；转变；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断传入，个人对国家的认识也变得复杂多样，因此，通过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的认识与发展以进一步加深对国家的了解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独秀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关注和明确提出国家本质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的代表人物”，[1]其对国家观的贡献尤为重大。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
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的国家的转变。
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不仅对陈独秀本人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1 转变的表现
陈独秀在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又逐步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是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自由主义国家观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对于国家的阶级性则毫无涉及。
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的转变。陈独秀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极力号召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当陈独秀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时，逐步向劳农阶级转变。
三是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转变。陈独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改良，然而，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重要性，实现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1 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转变
在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抽象的国家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借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极度热衷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民众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才能由愚昧走向科学，由保守走向进步。陈独秀主张国家的全民性，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是为全民服务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性，使得民众只是抽象地爱国，空喊爱国口号，不知道国为何物，没有理解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实际的爱国行为。
在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本质。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一改以前的提法，“意识到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不久，陈独秀又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阶级性的提出是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重大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因此，陈独秀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国家观逐渐失去信心，为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2 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的国家转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处境。此时，陈独秀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他表示“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3]陈独秀认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民众可以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窘境，获得自由与独立，实现自身的解放。陈独秀之所以倾向于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因为他将其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作了清晰的对比。
一战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弊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模板，实行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此，陈独秀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制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积极主张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工人与农民的力量，依靠工农联盟夺取政权，而不是依靠西方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他在《谈政治》中也表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我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实行劳农有利于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其革命力量，掌握革命主导权。
总之，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的国家的转变是陈独秀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迈进的一大表现。
1.3 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
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实行对中国民众的教育，使其通过个人素质的提升，树立爱国情感，获得伦理的复归，实现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高度融合。然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因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改良忽视了社会客观环境的作用，对社会制度进行轻微的改良不但解决不了国民爱国心不强的问题，而且容易陷入抽象自由的环节中，使国民盲目地追求绝对的自由与民主。陈独秀号召“平民征服政府，此时还停留在幼稚的阶段，认为只靠和平的改革就能使平民的力量得到彰显。
五四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使受剥削受奴役的劳农阶级获得解放。在五四期间，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使得陈独秀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前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认识到在内外交困的中国实行暴力夺权的重要性。
总之，陈独秀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是其摒弃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2 转变的原因分析
2.1 客观原因
第一，一战的浩劫和巴黎和会的失败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丧失信心。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陈独秀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应得的权益。因此，陈独秀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由追捧逐渐转向愤恨。面对中国备受压榨的情况，陈独秀重新思考学习西方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逐渐了解西方的抽象自由与民主的实质。西方列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对中国进行不断地欺压与封锁。陈独秀企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获取其对中国的帮助与扶持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幼稚与幻想。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产生了怀疑。
第二，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的开展使得陈独秀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当陈独秀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与失望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给处于迷茫的陈独秀带来了新的救国救民的思想。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取武装反抗、阶级斗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地反抗，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开展了，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事实上，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劳农阶级的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西方的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基础上，陈独秀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2.2 主观原因
第一，陈独秀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虽然陈独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国家观，但是他始终秉持着爱国精神，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呼号。当自由主义国家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使中国人民普遍觉醒时，陈独秀必然要重新思考国家未来的方向。正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陈独秀在慢慢长夜中走出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第二，陈独秀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思想的复杂性、多变性尤为明显。就其国家观而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陈独秀复杂多样的国家观。针对不同的情况，陈独秀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灵活的策略。陈独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其国家观的转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陈独秀不拘泥于现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寻找新的出路，他才能不断地破旧立新，为实现新的转变提供良好的契机。
第三，陈独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了解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抽象性后，开始向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其实现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陈独秀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谈政治》等，而且，在《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中，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极大的宣传。
3 陈独秀国家观第二次转变的方法论意义
陈独秀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构建和谐社会、个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使国家理论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实现由自由主义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转变时，对普通大众的国家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中国人民逐渐改变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维护群众自身的利益，打破向西方学习抽象的自由、民主的幻想。陈独秀主张国家的阶级性本质，主张武装夺权与阶级斗争，实行劳农阶级，在此影响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逐步确立。
第二，有利于认清自由主义的本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思想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陈独秀毅然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面对西方侵略压榨我国的事实，陈独秀认识到靠学习其制度与思想使得中国人获得伦理上的觉悟只能治标不治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领导群众运动取得革命性胜利。
3.2 现实意义
第一，就国家而言，我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增多。通过回顾陈独秀第二次国家观的转变，有利于人民认清自由主义的弊端，吸取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目前，我国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处理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改进。
第二，就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不仅具有政治统治的职能，还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消除。其自由主义国家观仍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强调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为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机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
第三，就个人而言，有利于人们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政治改革缓慢进行，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缺失已成为影响人们国家观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对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探析，有利于人们明确方向，形成对国家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于化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之国家观探析[J].东岳论丛，2011（6）.
[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