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范文

引咎辞职篇1

《公务员法》第82条有关“引咎辞职”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这部法律的一大亮点。该条第三款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第四款则进一步规定：“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是国外常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常规做法。一般而言，“引咎辞职”有两个基本判断标准：一是非直接责任；二是基于道德自律与舆论压力的自愿。这种官员退出机制不同于强制性组织纪律和法律处分，是公务员在其行为尚不够纪律法律处分、又必须退出公务员队伍的状态下，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

“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同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观念一脉相承。

“”结束后，中央拨乱反正，很多受“”冲击的老干部官复原职，但也出现了部门副职较多的现象。比如当时的冶金工业部，有一个正部长，26个副部长。淘汰机制缺乏，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的状态普遍存在。除了个别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官员退出官场几乎鲜见。退出机制不畅，导致行政队伍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

199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其中第四十条规定“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个人申请辞职和责令辞职”，从而开辟了官员退出的新机制。

此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机构改革，仅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

“引咎辞职”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事管理制度中，源于200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出台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其第七条指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

2002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第59条明确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3年SARS爆发期间的高官问责，使得“引咎辞职”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此后一年间，重庆开县井喷、北京密云县元宵节踩踏事件以及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一系列事件都带来官员的“引咎辞职”。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并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

就在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前夕，2005年12月2日，新华社正式消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提出辞职，国务院免去其局长职务。这一事件，从某种意义上为《公务员法》的实施，尤其是引咎辞职条款做了一个特别的注脚。

引咎辞职篇2

【引咎辞职信的范文一】尊敬的董事会：

您好!

最近公司出了不少问题，做为CEO的我首当其冲成为抨击的对象。想了一星期，我再为我的错误向员工道歉，也多谢董事会再一次肯包容我的过失，但是我没有办法不得不辞职。但工作由个人的事，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性质已起了改变。雨过天青不难，但可以保证暴风雨不再来吗?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很久，意识到我这次的错误并非如一些记者说是技术上不小心，而是能力上出现了明显的缺失。我会正视问题，完善自我，不排除寻求专业辅助。

在有信心改善之前，我明白到我在大家的心目中，不再是个称职的ceo，更不配做员工的领路人。为了令公众安心，为了显示我的后悔和承担，我决定引咎辞职，和公司结束合作关系，做回普通的消费者。这无疑是极大的损失，但我相信传媒界，和公司的客户，都会欢迎我这个痛苦的决定。我不是个称职的ceo，但做个称职的顾客，我很有信心。

我在xx公司工作近二十年，一向互相支持和了解。今日因我的不称职分手，也不会影响我们继续来往，处理合作的日常事务。我做错事，认了错，向董事会交待了，也得到董事会的原谅。基于问责分手，已是极刑。以前种种，我和董事会不会再作响应。以后种种，请大家尊重我和董事会只是朋友的关系，不要再订出管理者的标准。假如我们的关系再有变化，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传媒，令大家可以再行监督。

我已搬离xx，再一次多谢董事会多年来的包容，和传媒多年来的鞭挞。人头落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希望我的辞职申请能够得到批准。

此致

敬礼!

【引咎辞职信的范文二】尊敬的刘总：

首先致以我深深地歉意，怀着及其复杂而愧疚的心情我艰难写下这份辞职信，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突然向公司提出辞职，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不能再和公司的一起发展!

其实我已经很幸福，很幸运能在广缆工作了近二十年多的时间，在这近二十年中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成长，一起为广缆的发展添砖加瓦。

特别在这六年中，领导给予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做部长，并在过往我工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认同深感幸福。

在这年六年中，一起进步，一起成长，一起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汗水终得到回报，我们的广缆越来越壮大，和市场客户的实际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我很高兴六年来时间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历史印证。

在这年六年中虽然有这样问题、那样的困难，但和谐愉快的工作是这一生一段很难忘的幸福的经历，我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开放的思想和心态的工作环境和人际环境感到无比的荣兴和骄傲，我想这一定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段很美好很美好的经历和回忆。

感谢领导在这六年中对我的培养和宠爱，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对我工作中的支持和帮助，无言以表，再次感谢!

因个人的原因和身体健康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请批复!

此致

敬礼!

辞职人：xx

XX年XX月XX日

【引咎辞职信的范文三】尊敬的领导：

您好!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写这封辞职信。由于您对我的能力的信任，使我得以加入公司，并且在短短的两年间获得了许多的机遇和挑战。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得不向公司提出申请，并希望能与今年x月xx日正式离职。

相信每一个来到xx公司的实习生都怀揣着相同的梦想：奉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的价值，或许是因为自己目光短浅，工作时间有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存在于xx的价值，亦相信每一个离开xx的年轻人，都会铭记在xx生活的日子，那些难忘的岁月。

离开这个曾经是我这一生最爱的工作岗位，离开这些曾经同甘共苦的同事，确实很舍不得，舍不得同事之间的那片真诚和友善。但是出于个人的原因我还是要作出这个最痛苦的决定，我恳请领导原谅我，批准我的辞职。

此致

敬礼!

辞职人：xx

引咎辞职篇3

由此，昭示着引咎辞职这一新事物经千呼万唤，终于来到了国人面前。这一机制的推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的做官理念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太平官、昏官、庸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引咎辞职”——西方并不陌生的字眼

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引咎辞职一词的印象来自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如果你随意搜索引咎辞职这个词，就会有成百上千条信息扑面而来，国外引咎辞职的实例数不胜数：

2001年3月4日，葡萄牙北部杜罗河上一座已有115年历史的铁桥突然坍塌，造成70多人死亡。该国公共工程和交通部部长科埃略第二天就表态说，他应为此事负责，并递交了辞呈。他说：“我应该为这起悲剧承担政治责任，我相信，我继续任职已经不可能了。”

2001年12月21日，《中国日报》网站消息称：12月20日，由于无法控制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骚乱，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引咎辞职。国会将在48小时内选出过渡总统，以防止出现政治真空。

2001年12月25日，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武部勤宣布：农林水产部副农林水产大臣熊泽秀明和农林水产部家畜业处长官武见长村这两位高级官员由于在处理日本疯牛病问题上措施不当，并遭到公众的反对，将于2002年1月初辞职。

2002年5月28日新华网消息：因接连发生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在反对党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运输大臣斯蒂芬·拜而斯28日宣布辞职，他表示如果继续留任将影响到政府形象。

……

大量的国外实例表明，引咎辞职有两个基本概念是大众对其判断的标准：一是非直接责任；二是基于道德自律与舆论压力的自愿。这种官员退出机制不同于因自己直接的违法违纪行为导致的带有强制性的组织纪律和法律处分。而是在公务员的行为尚不够纪律法律处分的状态下，又必须退出公务员队伍的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

引咎辞职作为国外常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常规做法，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并不悠久，可谓是“舶来品”。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该《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个人申请辞职和责令辞职。”第四十二条规定：“个人申请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时隔五年多，2000年8月20日中央出台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纲要》第七条指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

从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面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引咎辞职制度的巨大魅力，重庆、江苏、四川等不少地方纷纷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从去年以来，也时有引咎辞职的实例见诸报端。

而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明确向世人昭示了引咎辞职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人们面前。

“引咎辞职”——昏官、庸官体面引退的通道

时下，在我国的官员队伍中，除了个别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昏官和能力平平、无所作为的庸官。尽管我国公务员在选拔、任用等方面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机制，但对于淘汰这一环节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坚决的态度。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状态普遍存在，做太平官的思想还相当有市场，即使是能力一般、业绩平平或者有轻微的失职、渎职及属下有明显过失、重大错误的昏官、庸官，均在不时地升迁。这些根深蒂固的现象，成了谁也不敢轻易碰的“烫山芋”。

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有退休、调离与辞职；人事处理方面的有辞退，如果受到行政处分与刑事处分的，比较严厉的是开除。这些措施的适用，均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而引咎辞职制作为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因犯有重大过失、重大失误甚至严重渎职、越权、不作为的官员应启动纪律责任追究机制外，对于那些因属下工作犯错，或者自己分管的领域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及在工作岗位上成绩平平，即使没有过错，但也不适宜继续留任的昏官、庸官来说，引咎辞职制度正好弥补了这一方面退出机制不畅的问题。通过引咎辞职，把那些不适宜的昏、庸官员淘汰掉，对治理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昏官、庸官，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措施。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样一个观点：长期以来干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端，严重制约着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政体活力，影响干部的合理流动，不利于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格局的形成。这种传统惯性如果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得到根本改变，最终会成为牵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基于这种认识，各地结合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纷纷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的引咎辞职措施，打通公务员的退出渠道：

深圳龙岗区委2000年9月下发的《关于处级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引咎辞职是指处、科级领导干部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因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而向任免机关请求辞去所担任职务的一种自责行为。它分为个人自辞和组织劝辞两种。”

2001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2001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首次提出法院发生严重枉法裁判案件等情况，院长和副院长应当引咎辞职。

江苏省涟水县在颁布的《乡局级干部引咎辞职暂行规定》中指出：政绩平平、社会公论差、干部考察民主测评“基本称职”和“不称职”达50%，且“不称职”票达30%以上的；因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应负主要责任的；由于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的；因个人品德行为不端造成严重后果，在群众中失去威信的，应引咎辞职或组织劝辞。

江苏省泗洪县实施的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第二条规定：凡政绩平平、社会公论差、干部考察民主测评超过称职率低（正科级低于80%，副科级低于70%）的干部应当引咎辞职。

与此同时，各地把引咎辞职不仅仅挂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上，而是掷地有声，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上：截至目前，江苏省泗洪县包括县总工会副主席在内的17名干部引咎辞职；2001年12月上旬，江苏省东台市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调整过程中，对12名因工作不称职或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副科级领导干部实行引咎辞职；2002年1月17日下午，海南省琼山市公安局摧毁了在府城镇东门里一处私家住宅里开设的，当场抓获42名参赌人员。负责该辖区治安工作的文庄派出所所长因管理不力，于17日下午引咎辞职；吉林省蛟河市推出乡局级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以来，已有16名乡科级干部先后递交辞呈，主动下岗回家。今年3月25日，湖南省安乡县国土局四名执法人员将城关镇副镇长打死，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局长周玉彩为此而引咎辞职，其他相关人员受到党政纪处分。

……

种种迹象表明，太平官、昏官、庸官的日子不好过了。

“引咎辞职”——剧本好看戏难开

与引咎辞职被炒得纷纷扬扬不相协调的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健全的机制，从而使这一制度在现实中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有咎不辞、有咎难辞的现象屡见不鲜。

退一步讲，正是由于引咎辞职缺乏相应的健全机制，即使是当事者“主动”提出引咎辞职请求，也费尽了周折。重庆合川发生的沉船事故，造成了46人死亡的严重后果。2001年3月25日，在事故所在地小河乡人大会上，镇长秦光华和分管安全的副镇长杨镇东向大会主动提出引咎辞职。但乡里的人大代表对秦的印象还相当不错，并不投票赞成他辞职。

对于因发生重大事故而言的引咎辞职都这样难，对那些工作业绩平平，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而言，要使他们引咎辞职就更难了。尽管有些地方大张旗鼓地推行引咎辞职，但其在施行上也存在“怀柔政策”。江苏省泗洪县推行引咎辞职制后，有的领导干部反复找上级解释，或请各方人士说情。为了照顾这些辞职人员的“情绪”，经审查无违法违纪行为的，仍保留原有职务待遇，另行安排工作。

对社会公众而言，不管有咎不辞、有咎难辞的原因多么复杂，但这种现象的存在，确实会让他们对“引咎辞职”产生怀疑，失去信心。我们可以想像出，在现有的干部管理制度下，如果官员出了问题不主动辞职，不一定会遭到免职；而一旦自己主动提出辞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丢官罢职。

针对有咎不辞、有咎难辞的现象，不少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找到了破解有咎不辞的良方：江苏省句容市出台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规定了七种应当辞职的情形，并规定拒不辞职的要解除或罢免其领导职务；河南省公安厅规定，连续两个年度执法质量考评不合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公安局局长、处长要引咎辞职。如坚持不辞职，将提请有关部门将其免职；重庆市出台规定，对发生安全事故的本地或本单位有关领导实行引咎辞职制……由此，引咎辞职制的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原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现在成了强制性措施；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与安全事故、社会稳定甚至与干部考核工作等结合起来，赋予这项制度以实实在在的内容。一位干部就此评价：“引咎辞职听起来不是个处分，实际上是免职，现在当干部的，神经都相当紧张了，绷得紧紧的，生怕弄出点什么事来。”

北京大学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教授认为，成熟的引咎辞职制度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可以启动国家程序追究官员的失察责任和不作为责任，比如当官员出现过失却不引咎辞职而同时又还没有达到启动罢免程序的程度时，立法机关可以提出不信任案进行责任追究；而是能够表达国民意向，即当国民对某一官员有强烈的否定意愿时，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官员引咎辞职。

这里的关键是，引咎辞职似乎成了一种组织纪律或法律处分，给人有种强制性的不辞职也得辞职的感觉，使引咎辞职这一“自觉”行为变了味，以致有人质疑这种做法背离了引咎辞职制的初衷。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这样的机制健全，对有责任的官员来说，在“大势已去”之时，他会选择“体面”的方式下台。

“引咎辞职”——“是非功过”任人说

在一片喝彩声中，有人也对完善我国干部队伍的退出机制产生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有人认为引咎辞职制的兴起，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我国至今仍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退出机制。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和淘汰，就像一条铁链紧密相扣的几个环节，而我国恰恰缺少了比较完善的最后一环。从理论上讲，个人能力平庸、工作业绩平平的公务员就应该予以淘汰，没有必要以所谓引咎辞职的名义进行岗位调换。还有人认为公务员退出机制中缺少自动辞职的环节，补充上去就行了，何必还要起个“引咎”这样一个“动听”的名字？更有人认为引咎辞职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国引进的时间不长，效果并非如想像的那么大，也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全面推行尚需时日，但似乎炒得有些过热了。

实际上，引咎辞职制存在着性质界定、标准、操作程序、与法律的衔接等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对领导干部的任免，我国宪法和各项组织法都有规定，除了正常的免职规定外，也规定了罢免的法律程序，但却没有引咎辞职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引咎辞职不是法律机制的产物，还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一种事物。官员所负的责任是政治责任，辞职应该是官员自己主动提出的，也即官员根据道德观进行的个人自觉行为。有专家学者指出，既然是官员自己提出的行为，是否应该明确规定一些辞职的标准呢？这是推行引咎辞职制度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推行引咎辞职制的地方，都规定了不厌其详的条款，明确应当引咎辞职的条条框框，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甚至包含了对领导干部日常考核和监督的内容。这些标准背后其实意味着对官员状况的判定。有专家学者称：引咎辞职制既然是一种官员自觉行为，就不应该制定一些标准，给人一种不辞职也得辞的感觉，让引咎辞职制变了味。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引咎辞职的条件和标准，似乎给人一种有益的启示。同时，引咎辞职制既然不同于法律纪律处分，在操作规程上如何完善，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规定必要的操作程序，以解决实践中混乱乃至无序的状况。

还应当明确的是，引咎辞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能被用来规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事任免权、被选举权。人事任免权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就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来处理，不能仅仅依靠一项政治制度来解决需要法律解决的事情。有人也对引咎辞职的性质如何界定存有疑惑，如果官员违法乱纪，现在已有比较完善的处理办法，引咎辞职制度应该放在什么体系内呢？是法律体系，还是党纪政纪体系？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引咎辞职应该与人事任免权、被选举权相协调。也就是说，官员要依法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制度应该与罢免制度、撤销制度相衔接，不能让引咎辞职成为官员的“避风港”。如果他在任职期间的一些行为够得上法律规定的罢免条件，如果不主动辞职，就启动罢免、撤职程序；如果他提出辞职了，他的辞职也是无效的，还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来进行罢免、撤换。也就是说，辞职绝对不能代替罢免等制度。对不够罢免、撤职条件的，则应在修改修订法律时，补充必要的包括引咎辞职在内的法律条款，从而使辞职制度能在法律法规中找到依据，不再因其是无法可依的“非法”事物而争论不休。

任何一项科学制度，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解决性质界定、标准、操作程序、与法律的衔接等制约引咎辞职制推行的“瓶颈”问题。由此看来，引咎辞职制的全面推行虽呼之欲出，但仍得假以时日。

引咎辞职篇4

关键词：引咎辞职；责任机制；执行机制；监督体系

中图分类号：P03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68－03

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建立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其中，引咎辞职是近年来开始运用的新制度，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实践中，这项新的机制的建立还不够科学和规范，还没有纳入法律制度的轨道。没有程序化、法制化的引咎辞职机制，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一、引咎辞职及其运用

从字面意义来看，“引”是“牵引”之意，后引申为“承认、引到自己头上”。因此，总的看来，引咎辞职就是把过错、过失归于自己并因此辞去职务的行为。

“引咎辞职”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惯用语。不过，它的雏形――“引咎”在我国却具有深远的历史。孟子曾经这么提倡：“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北史・周武帝纪》曰：“公卿各引咎自责”。《三国志・吴志》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权引咎责躬”。这说明，早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前期，行政官员“引咎”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首先使“引咎辞职”形成一种机制的，是在西方，而且不时地可以看到它的“闪亮登场”。在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就曾因水门事件被迫引咎辞职；在日本，从首相到大臣，先后有多名官员引咎辞职；2001年10月，由于导弹误击俄罗斯客机，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接受了国防部长库兹穆克的辞呈；2002年，埃及的一列火车因大火使373人丧生，导致了交通部长引咎辞职……所有这一切，都在解说着一个事实，就是引咎辞职在西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频繁了。

自2004年开始，引咎辞职这一特有的问责制度开始为中国民众所熟悉。2004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因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而政府官员因矿难而引咎辞职的亦不乏先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列举了九种需要引咎辞职的情形，“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赫然在列。广东梅州市由于一个月内连发“7・14”和“8・7”两起煤矿特大透水事故，受难矿工人数超过百人，有关官员引咎辞职实属理所应当。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请辞，2008年9月8日8时，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突然溃坝，造成254人死亡34人受伤。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大量的事实说明，引咎辞职机制正在被社会所接受，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建立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其中，引咎辞职是近年来开始运用的新机制，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笔者注意到，实践中，这项新的法律制度并未与责令辞职、罢免、撤职、降职等传统制度相区别，而是基本混为一谈。如最近就有相关文件出台，把引咎辞职与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等同视为“组织处理方式”。笔者认为，对此，要明确以下四个关系。

1.以人为本与“以官为乐”的关系

总书记历来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想事业，干正事，即使是工作中出现了意外，引咎辞职了，也会感到无愧于人民，人们也不会忘记的；相反，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弄到了官，并以官为官，或“以官为乐”，工作中一定会出现重大过错，这样的人虽也引咎辞职，但不可和前一种同日而语。

2.引咎辞职与责令辞职的关系

对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处理和限制，在制度上也应该有所区别。应当对自觉承担领导责任的行为给予必要的激励，而不能等同于责令后才辞职者。在刚性的组织处理行为之外，再建立引咎辞职、公开道歉等自律的、柔性的责任追究机制，无论是对于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心，还是维护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十分有益的。关键是，好的经还要念好，好的理念还要靠具体的制度设计才能“落地”。因此，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都是辞职，但关系确实经纬分明。

3.民意与政府的关系

引咎辞职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官员的引咎辞职是对公众意愿诉求的应答。名副其实的引咎辞职必定建立在通畅的“民意与政府”机制基础之上，是民意与政府良好互动下的产物。通畅的“民意与政府”机制意味着政府、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充分沟通，一旦有责任事故发生，公众能及时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判明承担辞职之责的官员，并通过公共舆论形成压力，迫使有关政府官员引咎辞职；而政府有关部门亦可依据公众舆论督促有责官员尽早引咎辞职，以回应民意、疏导民情、平复民愤。然而，通畅的“民意与政府”机制尚在襁褓之中，信息的相对稀缺让公众难以判明真正的责任人，沟通的匮乏又使公众的意愿和政府的决定往往难以合拍。由此可见，民意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殊途同归。

4.引咎辞职与教育管理的关系

引咎辞职是为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而建立的一种淘汰机制。因此，对引咎辞职的干部既不能另眼看待，也不能放任自流。对引咎辞职的干部，如果具备条件，可以根据影响的大小、承担责任的轻重、个人综合素质和工作实绩优劣等情形，采取转岗、降职任用、待岗或提前退休等多种方式进行安置。对那些认真吸取教训，在新的岗位上进步明显、得到群众公认的，应当及时表扬鼓励。对符合提拔条件的还可以重新予以起用，努力形成一种既“能上能下”，又“能下能上”的新局面。同时，干部引咎辞职后，对经调查、审计等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当坚决查办，以防止某些干部把引咎辞职当做保护伞，逃避党纪国法的处理。可以说，引咎辞职机制的建立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引咎辞职机制的实质及其要件

很容易分析得到，引咎辞职制度的实质是一种激励机制，其内核便是责任机制。换言之，引咎辞职是一种以责任的主动承担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引咎辞职制度的健全，内在地要求责任机制的切实健全、与之密切相关的执行机制的严格确立以及相应配套的监督体系的系统形成。

（一）责任机制

这里所谓责任是指具有一定严重性的道德责任，指有别于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并与两者有着清晰界限的领导者“失职”的责任。笔者在这里为失职加上双引号，是因为它并不属于现有法律框架内规定的因行政失职引起的、所应负的法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这才是“咎”之本质规定、是其应有之义。如果“咎”这种“失职”、这种过失已经到达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刑事法律义务的地步，那么，就应当承担行政法律后果甚至刑事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引咎辞职”的问题了。因此，理论上而言，引咎辞职制度的出现能够填补、完整责任追究机制。但是，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在这里，一定严重性的道德责任到底如何界定？在什么情况下领导者的行为算是到了负一定严重性的道德责任的“点”而应主动辞职？此外，如何“责任到人”？万一应当引咎辞职的没引咎辞职，而连道德责任都不应承担的人却“下岗”了，换言之，万一只是“替罪羊”“下岗”，那该怎么办？

笔者认为，要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就必须对“一定严重性的道德责任”进行全方位的界定。

1.对责任的阈值进行规范的规定。如果我们按承担责任的轻重程度把责任分为这么几个临界点：O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A点――必须承担道德责任；B点――必须承担行政责任；C点――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其中O

2.职责明确、责任到人。必须明确管辖范围、明确责任范围。首先，必须进行横向的界定。对于某一特定领域或范围的管辖，同一层级的行政机关，甚至同一部门中，很多领导都负有行政职责，必须将责任具体到人。对某一宏观的管辖内容，可以集体负责，但微观、具体的管辖内容，则必须具体到每个负有具体行政职责的人，一旦出现“一定严重性”的问题时，就必须负“一定严重性的道德责任”，其结果，应该引咎辞职。这样，可以防止推卸责任、原先谁都负责结果谁都不负责现象的出现。其次，必须进行纵向的界定。对于某一特定领域或范围的管辖，很多层级的行政领导都负有行政职责。必须对此严格规定。比如，对某一村的治安情况的管辖，村治安主任、村委主任、该村所在乡镇的公安局长或派出所长、乡镇长、该乡镇所在的县市公安局长、县市长甚至地区级的市相关领导、省相关领导在法理上都承担了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其职权所同时必然带来的，又称为行政职责。当该村确实出现了治安问题而管辖不力甚至时，如果村治安主任、村委主任负法律责任，那么，乡镇派出所长、乡镇长就很可能至少应负行政责任，而县市公安局长、县市长则很可能至少应负“一定严重性的道德责任”，其结果，应该引咎辞职。

这样，只有我们分别从责任的内涵、责任的外延（包括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同时进行构架，才可能建构起较为系统的责任机制。

（二）执行机制

责任明确了，下一步必然是执行，换言之，就是引咎辞职。其核心是主动辞职。引咎辞职在理论上的实行，在外因上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机制，内因上则需要相应的行政领导具有一定高度的道德自觉性，如果这些领导真能主动“引”“咎”到自己头上，主动递交辞呈，那么，是不需要外在的一系列强制性的配套机制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往往是某些特定利益的既得者，即使在责任已明确的前提下，还是会千方百计地通过调用各种行政、政治资源为自己开脱，因此，为预防万一，还是要对执行机制进行设计――“因咎辞职”这一配套机制便是执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咎辞职特指在责任人不引咎辞职的情况下强制其辞职的行为。

3.监督体系。监督体系贯穿于前二者之中。无论在责任的明确阶段，还是在引咎辞职阶段，监督体系都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是这个新兴的公共部门激励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根本保障。责任明确阶段：由于“咎”的最小值的确定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为客观、公正、公开起见，更需要公众的介入，理所当然，公众应成为主要的监督主体。执行阶段：由于社会舆论可以给不执行者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也非常需要公众的介入。为此，必须规定公众参与此类监督的具体内容，规定其他参与主体监督的具体内容，并开辟专门的监督渠道，以保证公众能够监督、有效监督。当然，其他传统的监督体系也要切实发挥作用，具体包括纪检机关、监察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新闻媒体。这样，把整个引咎辞职的过程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中了，才可能使之真正地成熟、完善起来。

三、引咎辞职制度不完备的原因及其对策

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度还没完整地建立起来，其原因有三：一是引咎辞职本身，还没形成专门且规范的法律文件。二是上述的其他配套机制还没切实建立起来。换言之，尚未建立起可操作的、现实的制度平台。三是现有的各地推行的引咎辞职政策，存在一些漏洞。例如，责任的确定基本上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完成，很容易使某些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些没有政治背景或者背景不够强大的行政官员，会被那些背景比他们强的人，利用这种机会，联合起来，把他们“清除”出门，这样更有利于他们的“事业”顺利进行。又如，责任没有明确到其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责任根本没有明确到人，结果到最后谁都不负责，不了了之。我国现在出现非常多这样的事情。以市政工程为例，盖了很多摩天大楼、生活小区，铺了好多绿地、草坪，结果后任来了，全否决了，全都不用追究责任。二是责任明确到人，但是量错了“刑”、量轻了“刑”。纵观现在的一些引咎辞职政策，那些“咎”本足以承担刑事责任了，结果却只是辞职了事。这样，引咎辞职本质上成了推卸责任的一个幌子。三是责任明确到人，但该引咎辞职的人却没有引咎辞职，甚至什么事都没有。仅以近两年发生的大量豆腐渣工程和煤矿坍塌事故为例，除了直接责任人被判以相应刑事责任以外，高级一点的领导顶多抱抱歉，慰问慰问，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反观西方，引咎辞职的却基本上是高级行政官员，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埃及交通部长甚至美国总统尼克松。再者，即使明确到人，结果却是“因咎辞职”，主动辞职的情况非常少。这说明该制度还没真正形成，还需要大大发展、完善。

因此，作为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还是要根据前述理论上的分析来设计。

1.建立健全责任机制。要切实组织群众、专家学者和相应的行政机关对具体领域的责任进行清晰、科学、全面的界定。责任要明确到具体人。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量刑：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该承担行政责任的就要承担行政责任，决不可仅以引咎辞职了事。同样，某一领域出现重大问题，非直接责任人――主要是相应的高级官员也要引咎辞职。

2.建立严格的执行机制。应该尽量减少“因咎辞职”现象的出现，尽管它还是比较合理的。为此，必须切实加强执行力度。一是配合当前的“德治工程”，从道德建设入手，提高行政官员的道德自觉性。二是做好“善后”工作：客观地对行政官员的引咎辞职作出评价，如条件允许，合理地安排去向，使其心理平衡。三是对于“因咎辞职”，适当加大处罚力度，比如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3.系统地加强监督力度。自始至终地对任何具体的引咎辞职案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但必须切实保障群众的有效参与。同时，新闻媒体的介入也要加以保证。

鉴于以上分析，引咎辞职在我国刚刚起步，必须在这个“可雕塑”的时期对它加以正确的引导、全面的建设、严格的约束、科学的规范，使构建这套新制度的其他机制平台得以支撑引咎辞职的全过程。惟其如此，才可能建设成为真正弥补现有责任追究机制的有效制度，才可能成为真正起作用的公共部门激励机制，才可能大力推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2001.

[2] 关于人事部门反腐败抓源头工作实施办法（试行），2000.

[3] 全国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1999.

[4] 司祖轩.引咎辞职：干部能“下”新途径[N].人民日报2000-12-12.

[5] 曾鹏宇.解读：要“咎”到什么程度才构成辞职？――人大教授解读“引咎辞职”.新华社，2001-03-30.

[6] 邓科.专家质疑引咎辞职什么程度的“咎”应辞职[N].南方周末，2001-04-14.

引咎辞职篇5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60人受伤，并引发贻害巨大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污染水甚至波及黑龙江下游的俄罗斯部分地区……12月2日，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

错过了解除污染隐患的最好时机

2005年11月13日，吉化公司双苯厂上空腾起蘑菇云的那一刻，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并未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涯会因此突变。事发当天，这位56岁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像平常一样，在北京西直门南小街115号从容地批阅着文件；而在11月14日，爆炸后第二天，环保总局官方网站披露了他出任该局“依法行政领导小组”组长的新闻。

但污染不会因人的轻视停止脚步。双苯厂距离松花江只有500米，还有排污管道与之联通。爆炸产生的苯、苯胺、硝基苯等污染物，将混在废水中侵入大江，总量约100吨。“化工厂距离水源太近是污染的最直接原因。”环保界人士评论说。但10月29日，解振华授予21家单位“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称号，肇事者中石油吉化分公司名列其中。

长约80公里的污染带顺水而下，速度是每小时3公里。它流过了舒兰、松原、双城等10余个市县，直逼拥有900万人口的哈尔滨。苯及其衍生物是生命的杀手，致癌、致畸形、致基因突变，并会伤及人的中枢神经、组织器官及造血系统。

吉林省环保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1月13日下午―――爆炸5小时后，省环保局以“重要信息快报”的形式，将事故情况上呈总局值班室。由于当时检测数据尚未最终确定，也就没有数据报告。

另据吉林省环保局称：11月14日晚7时左右，省环保局又以“专报信息”的形式将污染情况通报总局。在总局一位副局长的坚持下，此事在当晚又上报国务院。15日晨，一位副总理对此作出重要批示。但此时的解振华似乎还没有觉察到事态的严峻，只派了一名专家赶往现场。直到17日，国家环保总局的应对措施仍未出台。

“这个通报过程是有据可查的，我们尽到了责任。”吉林省环保局一位人士说，并展示了相关文件。但在12月1日召开的环保总局电视电话会议上，相关领导将过错归结于地方环保部门的瞒报。

由于环保总局的高级官员均不愿接受采访，针锋相对的两个观点无法得到最终验证。但总局一位人士曾称：“老解确实有点麻痹大意了。他太相信地方上的人了，以为事情并不大。”

权威失语，引咎辞职

2005年11月21日，哈尔滨宣布即将停水4天时，解振华又一次错过了机会。吉林石化一度称“爆炸没有造成污染”，但公众对此深表怀疑，他们寄希望于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威说法，因为它可以超越地方利益。但直到23日，冰城民众为水打破脑袋时，环保总局才召开新闻会，直面污染事件。此时距爆炸已经10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12月2日的通报中称：松花江重大水污染发生后，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为此，解振华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请辞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职务，这一请求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解振华去职的消息公布后，有人提出疑问：同样是中石油造成的事故，为什么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后，辞职的是中石油老总马富才，而这次却轮到了环保总局局长？一位政治学者解释说：“井喷中死亡243人，2400多人受伤，是安全生产事故，主要责任在企业内部；而双苯厂爆炸，造成8人死亡，造成的危害集中在环境上。”

污染带在不断前行。专家估计：在12月10日前后，它将进入黑龙江，那是一条国际河流，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对岸的人称之为“阿穆尔河”。而在12月15日之前，污染带可能抵达俄罗斯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俄罗斯官员对中方处理结果表示关注，有关组织希望中国重视生态保护。“解振华的辞职也是迫于国际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说。

身边人对他的评价

从出任局长到去职，一共12年；为环境奋斗则有23载。因此，解振华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资深的环保局长”。“他把环保的‘冷板凳’坐热了。”《中国青年报》评论说。在其任内，国家环保局于1997年升格为“总局”，位列正部级单位；2005年的首场新闻会上，总局向媒体通报将叫停30个违反环评法的建设项目，总投资为1179.4亿元。此后，解振华和他的同仁又曝光了46家没有配套脱硫装置的电厂，这些雷霆手段一时被称为“环保风暴”。“环保部门要有为才有位。”解振华常用这句话激励属下。

而在同事的印象中，解振华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武汉大学环境法教授肖隆安证实了这个说法，他是解振华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着国家环保总局的法律顾问。解振华1977年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1993年拿到了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环境法研究所的硕士学位―――当时，他已经升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他是个认真的学生，尽管很忙，但基本不缺课。”肖隆安回忆。

解振华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环境立法研究》，通过了肖隆安和中国法学泰斗韩德培等专家的答辩。活学活用的风格即刻体现出来，毕业后他召开会议，强调环境立法的重要性。

肖隆安对学生的引咎辞职既遗憾又赞许：“这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反思者则认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59条虽已明确了引咎辞职的定义及适用范围，但实际上践行这一条例的官员还不多见，像解振华这样的领导更是凤毛麟角。

2006年11月22日，解振华辞职约一年后，国务院公布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段文德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吉化分公司董事长于力、吉化分公司双苯厂厂长申东明等9名企业责任人员遭行政撤职、行政降级、行政记大过、撤销党内职务、党内严重警告等党纪政纪处分。

地方环保局的负责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吉林省环保局局长王立英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吉林市环保局局长吴扬则被予以行政警告处分。

气候部长的喜与怒

解振华辞职后的一年间甚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一直深居简出，即使偶尔公开现身，也是参与一些与环保有关的非官方活动。

2007年1月，解振华被任命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此后，解振华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上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被称为“气候部长”。

一位和他交手多年的谈判代表说，解振华是一个“强硬”的对手，有非常强的气场。在解振华看来，和外国人谈判，就得要硬气，“你不硬气，不但争不来利益，还得不到尊重。”很多谈判对手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在同事的眼中，解振华是个“工作狂”，不停给自己加任务。为了不让德班大会无果而终，解振华的日程表上，除了大会，小会也不断。与基础四国、77国集团、美国、欧盟等的反复多边或双边磋商，让他的两位翻译常常吃不上饭。

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再次拖入“加时赛”后，解振华奔走在会场和不同的会议室之间。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在最后关头，还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解振华直言道，“这就是搅局”。他质问说：“这时候还在提新要求，到底是想办成事呢，还是想办砸事？”2011年12月11日清晨，冗长的德班气候大会终于宣告闭幕，大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安排，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

2015年2月，解振华担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4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巴黎协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署，共有170多个国家当天签署这一应对气候变化里程碑式协定。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体现了大国担当。中美发表声明说，两国在4月22日签署《巴黎协定》后，将采取各自国内步骤以便2016年尽早参加《巴黎协定》。而《巴黎协定》的签署，中国方面，解振华可谓功不可没。

引咎辞职篇6

第一个问题显然具有更高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同样也隐含了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为什么宪法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为什么-即使以改革的名义-不能轻易，更不能通过最高法院的一个规定，改变宪法的权力配置和制度结构？目前的法院系统以及相应的制度权力配置的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和细致讨论。但是，相对而言，这些问题至少在法律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甚至可以说是常识（尽管论证得也不够），因此，我只是在本文的附录中做一个法条主义的分析和归纳，以其提醒法律界、司法界和法学界。

本文集中关注的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同前一个问题相比起来，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对司法制度的制度分析，对中国法律界、司法界和法学界，乃至对目前以及此后的司法改革都可能具有更为一般的并且是迫切的理论意义。我将论证，这一规定的出台反映了决策者对法院系统和行政系统不同的制度逻辑缺少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导致司法改革（准确地说，实际是法院系统改革）缺乏前后一致的制度逻辑，造成了一些改革措施自相矛盾和改革效果自相抵销；媒体对这一规定的积极反应，法律界、法学界对这一规定的无所谓，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政府机构的制度性违宪问题不敏感，也反映了学界、媒体乃至一般公众长期以来对司法的制度逻辑缺乏理解和关注；因此，必须注意研究和发现司法的制度逻辑，并按照其内在制度逻辑逐步推进中国法院系统的改革。

本文本来可以从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个体独立这一司法原理单刀直入，把这一原理当作不必质疑的前提和出发点。但是，鉴于第一，中国宪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都是司法机关的独立，第二，即使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应当努文秘站:力追求法官独立，但现实地看，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一步到位不仅可能行不通，甚至不无可能出现更多滥用司法权甚至的“独立的”法官，因此，一如既往，我坚持主要把法官独立问题纳入中国社会变革和司法改革的语境中来分析考察，拒绝把法官独立作为天经地义的论证起点。我将首先试图辨析中国过去10多年来司法改革的基本趋势，点明其中隐含的法官独立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会分析为什么《引咎辞职规定》的颁布和落实会与这一改革趋势和逻辑相悖。最后，我会从一些方面，但主要从思想方法和制度传统方面，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国努力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容易并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实际可能颠覆司法改革的改革。

一。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可以说是自80年代末期启动的。（3） 改革初始时的动力和动机都相对简单，甚至未必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目标，（4） 但是如今，法院改革的基本格局已经呈现，并且在相关的法律界、法学界和司法界中也基本达成了共识（尽管对改革幅度大小、步骤快慢乃至表述方式，相互之间常有或明或暗的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5））。如果大致概括起来，这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廉洁、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法院体系，通过其独立的司法活动为社会服务。

这一表述并不指望能获得学者的一致同意。我想廉洁之必要是不用讨论的了。但有的学者可能会更多强调司法独立。但在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个定语中，至少部分隐含了甚至必然要求司法的独立。如果不是抽象讨论司法公正，那么，作为制度的、而不仅仅是个案的司法公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其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一个制度框架下排除一切不适当的人为影响。法官应首先并主要依据法律，参考国内外的经验以及其他研究资料和信息，作出诚实的、自信合乎情理的判决。如果其他人员或机构可以指手划脚、越俎代庖，即使判决结果公正，也令人怀疑单独的法院系统和法官存在之必要。而专业化和职业化本身更是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知识条件。我们今天之所以不会多此一举地强调数学研究或生物基因研究要保持独立，要点之一就在于这些学科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专业话语和程序，有它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竞争淘汰体系，有它们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司法裁判当然与自然科学不同，甚至与法学研究也不相同；但是，不能不看到，司法不独立或欠缺的一个（尽管不是惟一）重要因素就是专业化程度不够。（6） 如果司法判断是一个无需专业知识（在此，职业化又是专业化的条件之一）人人都能干的活，那么，支持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的惟一理由也许就只剩下“我是法官，而你不是”-一个完全靠政治权威支撑的命题。与此相关的一个曾引起了重大社会争议的现象就是“复转军人进法院”。（7） 这里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没有基本司法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仅有“法官”称号的人，即使正派、人品好，也不可能有效抵抗不恰当的和非程序化的影响，相反可能被各种社会思潮席卷。

有的学者则可能会更强调效率。尽管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很复杂，但至少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部分地隐含了效率。（8） 虽然还不能笼统地说，有效率的司法就一定公正，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公正的司法就总体说来不 可能是有效率的。例如，不公正的判决更可能带来上诉、申诉、上访，势必增加法院乃至其他机关的工作量；为防止不公正的司法因此要求更多的监督，更多的司法解释，其案例也缺乏参考意义。这一切无疑会降低司法的效率。（9） 非专业化的司法也不可能有效率，尤其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社会中，从经济学原理上看，效率几乎与专业分工是同义词；而职业化又是促进专业化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这一目标在法院改革之初，由于种种智识上的以及政治上因素，还不是那么明确的话，但在我看来，过去10多年来法院系统的改革似乎已不约而同地朝着这一目标发展。无论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还是90年代末到今天法官与书记员的分离、减少案件审批、有关审判委员会功能的讨论、有关审判庭功能的界定、主审法官的选任、对判决书说理以及判决书署名方式的讨论和改革，无论是正式全面推行的改革还是一些地方法院的改革实验，尽管不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改革措施，（10）从中都可以看出这条隐隐约约的主线，朝着一个更强调专业分工、更讲效率、也许更公正但显然是更为独立的法院制度发展。甚至，诸如法官制服的改变这样一个看似与公正效率完全无关的改革措施，其中也隐含了公正与效率的因素，隐含了法官群体与其他执法人员乃至社会其他成员在社会空间上的隔离和在社会视觉上的区分，因此隐含了司法从社会中剥离（separation）和独立。（11）甚至诸如计算机和网络在法院系统的普遍使用这样一些几乎纯技术的推广使用，也同时具有公正（即更为及时地运送正义）与效率的因素。

这一发展不是偶然的。不仅国外发达国家的法院的历史经验是如此；而且如同我在其他地方论证过的，司法独立的重要一面就是专业化，就是强调专业的分工。（12）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社会的基本趋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分析展示的，市场的逻辑要求并也会产生独立自由的交换个体和实体。市场经济的这种力量不可能不对提供解决纠纷和确立规则这种公共善品的“厂家”-法院系统-产生同类的并且是普遍的影响。正因为此，尽管许多人都把过去10年来法院体系的改革视为最高法院的推动以及学者的努力，但是根据我的调查以及从我所运用的理论框架来看，最基本的动力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劳动分工中隐含和要求的自由、平等、公正以及必然带来的效率。

如果落实到法院的具体制度上来，这种公正、专业和高效的司法活动大致体现为：法院系统对于政府其他机构和社会其他行业的相对独立；具体法院对于地方党政机关以及一些权力相当大的部门包括舆论媒体的相对独立；在法院系统，各级法院之间的相对独立；以及在法院内部是法官相互间的相对独立。比如，过去一年来，至少在部分法院都已大大减少了专业庭庭长以及主管副院长对案件的审批，主审法官制正在贯彻。必须强调，这些独立都不是、不可能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应当是绝对的。而且我要强调，甚至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一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在某些地方，甚至不无可能一度就全国而言，司法的状况更糟了；甚至某个具体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削弱了法院或法官的独立性。例如，据我的调查，由于社会提交法院的纠纷的激增，因此，在法院内部，实际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就比例而言自1980年代以来的趋势一直是下降，在许多法院甚至审委会已基本不讨论民事案件了，但是90年代后期由于错案追究制，实际导致主办案件的法官主动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一度增多，导致主审案件的法官或法院为避免“错案”更多请示审理上诉案件的上级法院和法官，以及一些上级法院法官利用这种权力。（13）不管这种状况与理想的或中国司法制度应当达到的司法独立状况还有多少差距，也不管这种状况在许多比我更为急迫一些的司法改革家看来还是多么不令人满意，甚至让他们感到失望、“悲怆”，在我看来，过去10多年走过的路表明，应当说，中国的司法独立是发展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一个应当坚持的方向。进一步的司法改革措施不应当背离这条路。当然，由于社会诸多条件的变化、某些不测事件或紧急状况的发生，适当的修正、调整是可以的，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局部的妥协、甚至后撤也不构成无法救赎的罪孽。但是在上述因素均不存在的前提下，不能进一步，退两步。

因此，重要的是要坚持确定的改革方向。尽管中国的法院改革同中国的改革在逻辑上实际上有很多一致之处，都是政府（上级法院）推进与群众（下级法院和法官）创新的合力，尽管改革的过程中常常不得不兼顾其他必须兼顾的利益，但是改革措施必须围绕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很可能导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造成制度改革措施的互相抵消和改革投入的浪费。这是国内外成功改革的历史经验。例如，中国自1978年以来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即使由于国际国内的各种特殊情况，改革也有过放慢、调整的时期，但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邓小平同志也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确立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14）外国的改革同样如此。例如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80年代以后美国的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改革，无不坚持了这一方针。除了发现改革的基本方向需要调整外，任何坚实并富有成效的改革必须保持其政策、措施的一贯性，至少是互补性。

那么，作为法院制度改革措施之一的《引咎辞职规定》与当前中国法院改革的趋势以及最高法院的其他一些改革措施是否一致呢？对这个问题，仅仅考察《引咎辞职规定》的动机、这一规定的言辞及其体现的改革姿态和形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察的是，如果这一措施得以落实，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期后果，包括该规定制定者所意图的和未意图的。

二。

这一节，我将仅仅侧重分析《引咎辞职规定》的一个条款，第四条第一款-如果落实下去-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一规定是：

“院长、副院长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辞职：

本院发生严重枉法裁判案件，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恶劣影响的；

…………。“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样一个规定有什么不好的呢？难道，我们希望院长们对法院直接管辖区内发生的严重枉法裁判问题不管不问吗？我们应当首先假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发这一规定的动机是好的；也许我们还应当假定，就某个或某些具体的法院来说，执行贯彻落实了这一规定会在一段时期内减少严重枉法裁判的案件。但是，法院改革并不是要一时减少枉法裁判，而是一项制度改革，制度是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内起作用的多种制约的组合，并且制度要配套和协调。因此，当主动进行制度改革或创新时，就要特别注意考察相对长期的制度利弊，并且要将预期的制度之利弊同现有制度之利弊进行比较。并且，由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好的制度，不存在只有利、没有弊的制度，因此对制度选择同对其他有形物品和无形物品的选择一样，都要权衡利弊。这也就意味着，在考察这一规定时不应当关注，至少也不应当仅仅关注，其中体现出来的立法者的主观意图，甚至根本没 有必要关注其意图（记得”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吗？）。因为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制度运作的实际后果，而不是设计制度者的意图（记得”思想不能定罪“的道理吗？）。有谁在市场上购买货物时关心过生产者是贪婪还是节制，他生产产品时心目中的上帝究竟是我们还是我们的钱包了？我们关心的只是我喜欢不喜坏这个商品、我有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这个商品以及我是否可以用这份钱购买一份我更喜欢的商品，仅此而已。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考察的是，这一规定，如果运作起来，效果会如何？

我相信，这一规定一定会对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构成一种威胁。（15）绝大多数院长-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对法院其他法官司法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加强纪检、审判委员会、庭长和院长案件审批和层层把关、法官之间的连带责任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即使必要，会带来某些好处（防止某些重大枉法裁判），但都必然削弱了审判法官独立的审判权和他们的法定地位，从而影响法官的真诚的独立判断。这显然会降低司法的效率，但未必比我将在后面讨论的其他制度更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或不出错。在这样的层层和种种监督之下，至少在某些法院，许多法官完全可能重新回到法院制度改革前的那种近乎司法办事员的位置；过去几年来试验并力图推广的强化主审法官责任和权力的努力都可能浪费，一些改革了的或新建立的、旨在强化法官个人责任的制度都会形同虚设，甚或实际废除了。

该规定的制定者可能会说，这些可能的后果，我们都看到了，但是目前法院的问题是有相当多“少数法院领导干部存在着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漂浮、讲形式、走过场，只图虚名、不求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严重问题，引发了群众不满。”（16）如果不采用这些措施，不让那些监管不力的院长引咎辞职，就会给司法带来更严重的损害。同时，如果不让法院院长来监督，谁又能监督呢？目前的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

要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就必须回答《引咎辞职规定》是否不得已的措施，以及是否有其他可能更为有效的措施？首先，刘家琛院长在新闻会上指出的这些问题无疑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这些问题与法院内是否出现重大枉法裁判并无直接关系。枉法裁判，尤其是重大的，都是法官有意为之；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真要想干点什么事，很难不让他干。只要是还有想枉法裁判的法官存在（现在确实有，可能数量还不少），并且也有枉法的机会和利益驱动（同样有，同样也不少），就可能发生枉法裁判。哪怕是一位工作责任心很强的院长，除非他事无巨细，一概自己管起来，也不大可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或制止。而就目前各法院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没有哪一位院长能把所有的案件都监管起来。其次，发现了重大枉法裁判完全有其他更有效的制裁措施。这只要追究枉法裁判的法官就行了。这种事后的追究，也许没有能够实现避免，但是只要严加处理，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法院的公正，而且作为先例和规则，同样对其它法官有训诫的效果。第三，而《引咎辞职规定》实际搞的是一种具有“连坐”性质的制度。如果法官重大枉法，院长无辜，那么这个规定就会使无辜者受连累。当然，如果情况是院长掩藏包庇，不予处理，那是院长违法甚至枉法，罢免、撤职甚至引咎辞职都可以。但要注意，这是因为院长自己枉法，而不是因为法院内有其他法官枉法。因此，不论怎么说，只要对枉法裁判的法官严加处理，无论这位枉法的法官是否院长，都足以解决这一问题了？完全不必有因其他法官重大枉法而院长引咎辞职的规定。

这还是最简单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常常更为复杂。让我们假定，一位院长刚刚任职不久，有前任院长提名当地人大任命的一名法官重大枉法裁判或发现他先前有重大枉法，按照现在的规定，这位新任院长就应当引咎辞职。而以前“提拔”这位法官的老院长由于已经退休或调任其他职务，却安然无事，或-只要他个人没有枉法行为-最多也只会受到一般说来会轻得多的处分和制裁。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

也许《引咎辞职规定》的制定者会反驳说，这一规定正是要促使新任院长尽快熟悉工作，调整法官，保证法官队伍的廉洁。我暂且不讨论这实际是否可行（熟悉人总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程序）。我只想讨论院长拥有了这样的权力结果会如何（这个规定实际上隐含地授予了院长这一权力）。一旦允许并强化了院长的这种权利，那只会进一步损害现有法院体制下本来已经很不完备的法官独立。因为，按照现有法律，副院长等法官都由院长提名，由人大任命，（17）这已经使院长这位法官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他法官行为的权力。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一位院长是多么公道、全面、甚至主观上出以公心，在提名“下属官员”时，都不可避免地任命在他看来是有水平、有能力、公道并且是他熟悉的法官。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我也不想提一些根本不可能的建议。在现有的制度下，要这样做，绝大多数院长起码还会有所顾忌，还得考虑一下现状和惯例，不能随意撤换其他法官；因此，这类的顾忌和惯例实际上对新院长的权力构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制约。《引咎辞职规定》至少可能强化院长调整法官的动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赋予了他行使这种权力的某种法律的根据和合法性，因此实际上强化了院长支配其他法官的权力，因此会进一步威胁法官独立。在这种改变了的权力关系下，结果必然是法官更注意在法院里找靠山，注意迎合院长们特别院长的偏好，这也就使法官更不像独立的法官，而更像院长的跟班，更容易惟命是从，更不敢提出与院长不同的意见，包括在司法上的、在审判委员会上的不同意见。同时，这种现象还势必造成法院内部事实上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使法官之间矛盾增大，把注意力都放在内耗上，而不是放在业务上。

事实上，这种状况在目前地方法院已经比较存在，如果还不是普遍存在的话。借着司法改革、年轻化、专业化等各种名目，大量的比较年长的（许多其实也仅仅是40岁出头）不大听话的、经验比较丰富的法官就被免去了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总是那些比较听话的、可能年轻一些、有可能但并不必然更专业化的、有更高学历的法官被任命为新庭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老法官积累的大量司法经验就在这样的改革调整过程中浪费。如果说目前的司法改革、年轻化、专业化带来的这种浪费，相比其收益，在原则上还多少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话（但究竟如何，也需要更细致的实证研究），那么《引咎辞职规定》可能带来的这种调整就我几乎想不出有没有什么收益，令人无法理解。

我上面还假定了院长是公道的，假定他都是从工作出发。但这种假定并不一定现实，并且可能常常是不现实的。在目前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至少有相当数量的院长或多或少喜欢“听〖他〗话的干部”。虽然他们也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不考虑工作的因素（因为如果工作出了问题，他同样有责任，有可能影响他的“前程”），但至少由相当一些领导干部是任人唯亲的。而《引咎辞职规定》在现有的比较普遍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尽管不仅是正式的制度，但是更有实际影响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下，就等于为这种做法提供了合法的根据。极少数思想、作风不纯的院长完全会凭着这一尚方宝剑，大力拉帮结派。

再后退一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一旦法院领导层发生某些哪怕是正常的争议，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会有些人用上面的分析逻辑攻击院长或副院长，排挤那些力图推进整顿改革的院长。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应当给法律执行者减轻负担，而不是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而这也是法治的要义之一。

这当然都是推测，并不必然是现实。人们会指出，你太当真了，国家和最高法院曾经颁布过那么多规定，也搞过错案追究制，搞过法院整顿等等，最后不都就那么回事吗？对法院究竟有多大的实际影响呢？确实，这个问题也必须考虑。如果《引咎辞职规定》也如同其他规定一样，对法院的实际运作不大可能产生实际影响，我的这些分析就多此一举，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因此，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一规定有没有可能落实，以及谁有动力落实。

坦白地说，我并不如媒体那么乐观，认为《引咎辞职规定》会减少很多司法枉法裁判的情况。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法律或一项制度就改变一种制度局面的（中国农村改革可能是一个特例）。但也恰恰因为可能带来的规定制定者意图的收益不大，因此我门就更应当注意该规定制定者未意图的后果。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一个制度的总体预期收益不大并不意味着与这一制度直接相关的某些人（比方说，院长）的利害关系不大。本规定针对的是院长们，与他们本人的厉害关系很 大，因此，可以预期，他们有动力贯彻落实这一规则。且不说防止枉法裁判的公益和由此而来的其他个人利益了，就是为了这个“官”当的更像官，为了下面更听话，办事更顺当，院长也会采取强有力措施管一管“下面的”法官。因此，我预测，与以往最高法院颁发的其他规定、试图建立的其他制度（例如，错案追究制）相比，本规定可能得到更为积极的贯彻。如果说，当年的错案追究制追究的还是具体办案的法官，而院长一般很少直接参与办案，因此其他法官办了错案与他个人的利害关系并不直接，也不强大，对他不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他贯彻落实的动力会小一些；而今天的《引咎辞职规定》，直接把其他法官的重大枉法裁判同院长的官职联系起来了，同他的个人的直接利益挂了钩，因此，他无论于公（防止枉法裁判）于私（个人升迁和下面听话），都会有更大动力贯彻落实。而这种动力越大，对法官独立的威胁就可能越大。

因此，总体而言，我的分析结论是，这个规定会得到比较强有力地落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院长的责任心，从而也会减少某些枉法裁判以及其他本规定试图减少的现象；但这种收益是以牺牲法官在司法改革中逐渐获得或增强的独立裁判为代价的，是以破坏和削弱许多法官的人格独立和智识独立为代价的，是以损害法院内部的“用人”制度和风气为代价的。我们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吗？

再退后一步，即使后果不是那么严重、那么确定，我们也不应掉以轻心。因为在进行制度改革的设计时，我们必须作最差的打算。制度，除了要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某一类普遍的问题外，其能否成立的另一个关键并不是它能否实现理想的最好后果，而是能否避免可以想见的最坏后果。这就是民主制和法治为人们接受的最基本要点之一，请记住，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这样一种说法。

分析到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的逻辑前提有问题，我上面的疑问和分析也许根本就不成立。我分析论证的前提假定是最高法院在追求公正、专业、高效且独立法官群体以及以此为导向的司法制度改革。但是，也许最高法院的改革目标也许不在于此，也许它追求司法独立，但只是法院系统对于其他机关的独立，而不是法官个体的相互独立；也许规定制订者的意图就是希望通过引入引咎辞职制度来进一步强化院长对法官的监督管理，而不是希望加强法官的独立审判；甚至，从理论上看，我们未必不能作更极端一点的假定。假如《引咎辞职规定》的制订者的意图在此，那么我上面的分析批评都没有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的措施来看，最高法院似乎是在追求法官在审判上更为独立。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我认为，这一措施就是与最高法院的基本追求和改革的基本趋势是矛盾的。

三。

就《引咎辞职规定》本身的分析而言，本文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这样就事论事并不是本文的要害，并且也不具有更为一般的意义。也许我应当更深入的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引咎辞职规定》制定者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强司法的专业化和法官的独立，并且这一规定的可能后果又真的如同我上面的分析一样明显不可欲，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规定能够出台，并且还能在媒体上得到比较高的评价？为什么同样是以改革为导向的措施会相互冲突和矛盾？是那些因素造成了制定者以及这种普遍的不自觉？

我们可以假定，但不能仅仅假定，这个规定仅仅是制定者以及传媒犯了一个小小的并且常常是难免的错误。是的，人们都难免犯错误，尤其是在制度设计上，后果往往超出人的理性思考能力（请想一想计划经济这项大规模制度设计的后果，相反想一想普通法制度等长期有效的制度）。但是，我们还要问一问，是不是有其他基本的因素？以及如果有，又是哪些因素，使我们犯下了或容易犯这种错误？

我认为有。并且鉴于其中的某些因素对于司法改革具有普遍的意义（即在以往一再反映出来，并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我将在下面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并且主要集中在对思想方法的分析。

首先是简单的普遍主义的思维，即认为一种制度在此处有效，也就必定在彼处有效；其中包括了外国有效，在中国也一定有效，在其他部门有效，在法院系统也一定有效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我并不是反对这种追求，如果制度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又为什么不应当这样追求呢？我的反对是基于可行性提出来的：制度以及制度的有效性总是同条件或语境相联系的，因此在一个地方有效的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并不必定有效（当然也不必定无效），反之亦然。因此，重要的不是要不要追求事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在于首先要发现事物本身是否具备普遍性。这种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把世界上的事物都按照预先就准备好的概念标签，然后再按照按图索骥，试图追求事物的统一。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挖苦的那样：如果在思维上把鞋刷子统一到哺乳动物中，鞋刷子也不会长出乳腺来。把存在的事物理解为统一普遍的根据，正是需要加以发现和证明的。（18）

在这种思路影响下，近年来就曾经出现了某些与司法改革趋势不大协调的改革措施。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既然依据宪法人大可以就个案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并对司法有一般的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19）那么，人大自然而然地也就可以就个案监督法院。（20）也就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外国（其实更多是西方发达国家）都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那么就可以不管中国目前的熟人社会以及熟人社会中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证人的风险和成本，许多法律改革者还是一味强调证人出庭作证；哪怕是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改革在目前经济社会条件下很难全面推开，（21）却还是不少学者坚持要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批评中国老百姓法治意识不强，需要大力普法，甚至主张要把“拒证行为的犯罪化”。（22）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既然美国法官的某些司法意见论述的很详细、很雄辩，那么中国法官在所有判决书上也应照此办理。（23）因此，也就毫不奇怪，既然引咎辞职制度在强化行政管理上、强化行政首长的责任心是有效的，因此必定对法院系统和法院院长也可以照搬。这种简单的制度照搬反映了一种思维和行动上偷懒，急功近利，试图走捷径，不愿意深入调查研究；既表现了一种过强的精英意识（对于普通国人），同时也表现了自信心不足（对于中外其他成功的精英）。

与此相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我们的许多司法的管理者、决策者、司法改革的倡导者以及大众传媒都根本没有意识到司法的制度逻辑与行政的制度逻辑以及立法的制度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引咎辞职规定》中有很多反映。（24）

一般说来，在行政制度中，强调引咎辞职制是合适的，也是有效率的；这与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以及行政中采取的严格科层制的制度逻辑是一致的。引咎辞职制度一方面可以迫使行政首长加强责任心，强调对下属的严格管理，要求下属严格服从命令，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另一方面，引咎辞职制度也与行政部门是执行部门相联系的。一旦行政机关采取了某项错误的实际措施，常常会带来无法挽回或难以挽回的伤害，因此也需要更强有力的首长责任制来预防不利后果的发生。

法院系统则相当不同。法院尽管内部有也需要行政管理，（25）但法院的基本职能是裁判，对法官的基本要求是独立作出判断，法官在行使其司法职能时是互不隶属的。即使，从现实来看，我们国家的法院还具有比较强的行政机关色彩，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我们的《法院组织法》以及有关的各个程序法，也从来没有强调或暗示法官相互之间有任何隶属关系。（26）一些西方国家的制度甚至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他们的相互独立；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首法官）仅仅是同等法官中的第一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院长（首席法官）都由在该法院任职最久的法官担任；这些首席法官只有少量的法院内部的行政权力以及影响其他法官的权力和能力。（27）并且，西方各国的法院体系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鼓励法官独立诚实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例如合议庭制，例如两审终审制，例如法官终身制等。在这种互 不隶属的制度下，合议庭的庭长甚至院长的意见并不必然更有分量；一个案件即使被上级法院了或改判了，也常常不认为主审法官办了错案；总是揣摸并力图符合上级法院判决或其他法官的观点之法官在各国法院系统都是受嘲弄和厌恶的。（28）法院拒绝首长负责制和引咎辞职制的另一个制度逻辑是，法院的审判职能主要是依法对个案进行判断，执行则由执法部门完成。因此，即使法院判决错了，这个判断本身一般不会立即且直接造成伤害，并且也只是错在个案上；因此也没有必要通过首长负责制来防止下属的错误。

上面的分析显然是过于简略了，我自己也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此肯定会有分析的盲点和错误。但是，重要的也许是这个视角；而这个视角也是长期被忽视的。因为中国近代的法院制度组织结构是从西方引入的，法院本身是从传统的衙门中分化出来的；这种与传统衙门的血缘关系很容易令中国的政治家、法律家和法学家不注意、看不到或看不清西方司法制度发生、发展的制度逻辑，人们很容易并且也习惯于把法院仅仅看作是另一个政府机构，只不过是一个解决纠纷的机构，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不过是另一种行政监督关系，院长与法官的关系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29）加之中国近现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法律一直受到政治的很多制约，中国现代的司法可以说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出现，这种没有传统的传统更难让人们，包括法律界、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注意到并深入理解司法的制度逻辑与行政部门的制度逻辑的差别。而我们各级法院的院长的大多数，包括如今大力推行改革的最高法院院长，哪怕是当初是学法律出身的，也大都“出生”于政府的行政部门，长期行政部门的生活和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已经把行政部门的制度逻辑深深铭刻在他们对法院的管理上了，（30）不知不觉中，行政部门的制度逻辑已经成为一种统一的、标准的制度逻辑。而且，必须指出，现有的法院系统设置和运作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烈的行政逻辑，从而为这种行政逻辑向法院延伸以及在法院内部扩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在这样一种普遍制度条件下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法院制度逻辑的遗忘或忽略几乎是必然的。很容易，行政机关的改革措施被视为是同样适用于法院系统的改革措施。结果却是，法院的制度逻辑进一步受到破环；司法的改革呈现出制度逻辑的强烈不统一。

第三，对司法的制度逻辑关注和理解不够，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唯“心”（动机）论太多，因此缺少对改革可能的后果细致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现有的法学研究和司法政策研究也缺乏这样的实证研究传统和工具。

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对《引咎辞职规定》的分析是说了真话，或是敢说真话。这种判断其实并不正确。如上所说，我的分析并不深刻，也不激烈，甚至可能有错误。事实上，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是稍微对任何社会有些许了解，对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有所了解，也都会比我这个书斋中的教授对这一规定可能带来的后果看得更清楚，分析得更明晰。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切肤之感的东西，无法表达出来？为什么，一到“学术”分析就同生活感受距离那么遥远？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吗？难道仅仅是一个敢不敢解放思想的问题吗？数年前，我就说过，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敢不敢解放思想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术理论资源因此能不能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的热情的司法改革者、决策者往往过于强调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而比较缺少对后果的关注和把握，缺乏对社会科学的了解和把握；他们容易把司法改革之理想的实现仅仅看成是一个呼喊的结果，把从图纸到现实的过程看得的太简单了、太直接了，甚至连图纸也没有，只有一颗赤诚的心。我并不是嘲弄这种赤诚的心；但是，即使是扫地，我们也要有一柄扫帚呀！

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政策研究确实相当落后，落后不在于心不诚，志不明，而在于我们非常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传统，缺乏这种实证研究传统支撑的把我们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的学术话语机制和学术氛围。事实上，法学界很少有人对司法与行政的制度逻辑进行细致的说理分析。大多数讨论、研究或介绍司法独立的文章，哪怕是所谓的理论的文章，也更多是引用孟德斯鸠以及其他诸多名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话，或者是引证西方各国的特别是美国的例子和经验。但这只是在诉诸权威（中国习惯的说法，不大好听的说法，是“拉大旗当虎皮”，尽管有时这也是必要的）或是例证，而不是论证。因此，关于司法独立的讨论缺乏理论的说服力。这种法学理论缺乏普遍影响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包括传媒。在这种规范性的话语机制下，我们无法用恰当的理论框架和细致的学术分析来强有力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往往注意了动机、意图，改革措施是否能为公众接受等等，我们往往注意的是规范的分析。

其实，评价任何改革都不能仅仅考虑改革者的动机和意图，甚至没有必要评价。改革的目的都是要有所改善，要有效果；因此，推出任何改革措施就必须预先、哪怕是粗率地考虑一下后果会如何，司法改革也同样如此。并且，由于任何改革的都会带来一些有可欲和不可欲的后果，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长期的和短期的后果，诸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会产生相互抵消的后果；也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依据现有的知识尽可能对未来的后果作出相对细致、精确的预测。必须充分考虑一项改革可能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利益者对于哪怕是用意良好的改革措施的利用或挪用；必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作一个利害关系的权衡。对于法律这个世俗的职业，这个强调保险系数的职业，尤其必须有这样一种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分析。这就需要不仅对法院制度、法官有法条主义的和规范性理解，而且需要尽可能分析理解与制度、社会和人的行为相关的一系列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法院改革需要的不仅是法学的知识，而且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不仅需要规范的理论，而且需要实证的研究。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目前法学研究的知识准备和传统都是很不够的，甚至根本没有。

最后，也许话不好听，但还必须说：即使是满腔热情的司法改革者、决策者在制定诸如《引咎辞职规定》这样的制度规定时，也仍然可能有诸多下意识的并力图自我否认的私人利益；私利尽管可能带来改革的动力，但也可能构建起智识的盲点。例如，最高法院在制定《引咎辞职规定》时未必就没有努力展示自己的改革者形象、改善法院公共形象、突出法院系统（相对于检察院以及其他系统）改革政绩的动机，以及这些背后隐含着的部门的政治利害以及改革者的个体收益。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就是改革者和决策者的私人利益，尽管不是通常意义的个人私利。指出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反对行动者有这种利益，如前所说，改革历来都是由各种利益和利益集团推动的。问题只是，在承认这些利益合法时，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个体（包括部门）的利益与其他个体的利益能否兼容，是否与社会的总体利益相兼容，是否会不恰当地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是否违背了制度本身的逻辑，从而给社会，同时最终也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一些从长期来看非常不 利的、得不偿失的后果。也正由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分析的知识和工具。

《引咎辞职规定》已经颁布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篇文章是姗姗来迟，已经无法改变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既定法的地位。但是，如果此文能有助于我们看清或警惕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引起我们对司法以及其他部门的制度逻辑的关注、深入考察和研究，那么，对于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来说，它也许还不算太迟。此外，也许这还应当引起我们对中国当代各个行业和机构本身的制度逻辑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笼统地搬用、挪用和套用一些一般性的、哪怕在一时一地曾经有效的制度和原则。中国的法治需要大量细小、精微、实证的制度分析、考察、培养和创新。

附录：关于《引咎辞职规定》违宪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分析

如果从法条主义和法律推理的立场上看，《引咎辞职规定》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由于与正文的中心论题上不一致，故在此作一简单分析。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均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罢免，副院长以及其他法官均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31）据此看来，法院院长、副院长的任免权属于人大这个权力机关。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32）因此可以说，最高法院以及地方各级法院都对各级人大负责。因此，最高法院无权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职务问题作出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规定侵犯了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在法官任免权问题上的独占的权力。同时，这一规定也侵犯宪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官任免权，同样违宪。

2. 《宪法》以及相关宪法性法律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规定了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33）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对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34）在与检察院相关的《宪法》条款上却规定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35）由此可见，宪法规定了最高法院的职权范围仅仅是监督下级法院并且仅仅是审判工作。而《引咎辞职规定》一方面扩大了自己权力范围，从审判工作扩展到了非审判的工作上，这是违宪性的篡权；更重要的是，这一规定令人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中国的法院体制，使之更类似于检察院的体制；甚至，由于引咎辞职制是同首长负责制相联系的，因此这一规定把法院系统变得更为行政化了。这也是对国家宪法体制的变动。也属违宪。

3. 这一规定侵犯了《宪法》相关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利。宪法等相关法律没提到辞职；《法官法》第13条规定了一系列“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的情况，其中第7种提到了辞职；第37条则具体规定了“法官要求辞职，应当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职务。”依据司法独立的一般法学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应不利于诉诸法律者的原则，这里说的辞职显然应当理解为法官个人主动辞职，但是《引咎辞职规定》中规定的辞职实际是强制的。规定法官“应当主动辞职”，以及“应向……和上级人民法院提交辞职申请书”（36）这种规定实际明显侵犯宪法以及其他宪法性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

4. 这一规定还明确把各级党委对作为党员干部的法官目前实际享有的管理权限法律化了。例如，第5条规定“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应向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委和上级人民法院提交辞职申请书，经党委商（原文如此。-引者）上级人民法院同意后，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固然，这一规定展示了中国法官的任命的实际权力中心，在这一点上，它是公开化了，透明化了；这也许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司法改革，有利于人们真实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把党管干部和法官法律化了，不仅为今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设置了一个法律的障碍，而且也把各级人大的如今至少在名义上的任免法官的权力从法律上进一步架空和剥夺了。因此使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问题上的改革更难推进。

5. 《引咎辞职规定》的第10条规定“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这样一个法规的制定和解释均属于最高法院这同一机构，它同时扮演了立法者和释法者，这从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一旦发生了某法官拒绝引咎辞职而最高法院依据此规定行使职权的个案，那么，尽管这个个案从性质上看属于一个具体行政行为，（37）却无法依据任何行政法或其他法律对之进行有效的司法审查。违反了《行政诉讼法》，违反了基本法理。

6. 我相信最高法院有某些制定《引咎辞职规定》的理由。也许确实法院的管理体制应当改变，也不无可能引咎辞职制度可以试行，也许现在法院系统的枉法裁判等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采取紧急手段等等。但是，既然最高法院是中国最高的司法裁判机构，宪法是中国最高的法律，其他《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也是宪法性法律，最高法院都有义务首先尊重这些法律。宪法的作用就是一种预先的承诺，防止人们因为一时的便利或近期的目标而破坏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即使是为了一种形式的价值因素，也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宪法制度进行如此重大的改变。因此，这不是一般的违宪，而是重大的违宪。

7. 中国的改革包括法院制度改革在某些时候可能不得不突破宪法的某些规定（例如当年的农村改革）。因此，我并不把宪法至上意识形态化，并不预先就决定反对这些规定是应当拒绝的。我会准备倾听和适当考虑一些学者所说的“良性违宪”的论点。但我们也不应当预先假定，这些规定就是“良性违宪”。因为我们面前看到的只是“违宪”。它们究竟是否“良性”则需要证明，最高法院作为制定和提出这一规定的机构必须首先承担起改变这一结构的举证责任。

8. 最高法院没有为其一系列显然违宪的规定的必要性提出任何强有力的论证。我们只看到该规定第一条笼统地称，这一规定是根据《法官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制定的。（38）我们即使不考察这些法律或法律性文件是否为制定《引咎辞职规定》提供了某些法律的根据，我们也可判断，这些法律或法律性文件显然不具有超越宪法的法律效力？其次，最高法院在新闻会上指出的一些院长“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漂浮、讲形式、走过场，只图虚名、不求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严重问题，引发群众不满”等问题无疑存在，甚至可能比这些情况还严重，但是，这些问题是否就足够严重和紧急，乃至最高法院不得不违反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避开法定的立法程序，匆忙作出这样一个大大改变中国宪法体制的规定呢？第三，《引咎辞职规定》是否是改变最高法院所列举的现象的必要和有效措施？我在正文中已经论证，这个规定与改变各级法院的现状之间并没有那怕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可以预见的因果联系，而弊端很大；并且我也论证了，可以采取其他更为 有效的措施。综上所述，最高法院根本没有完成其起码的更不用说充分的举证责任。

2001-11-17于北大法学院

注释：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Email to： .本文写作中，北大法学院刘燕、张建武、沈岿老师和研究生滕彪、许志勇、王晴等同学，特别是凌斌同学提出了不少珍贵的意见，纠正了一些错误，在此致谢。

（1） 全文见《法制日报》，2001年11月7日，第2版。而8个月之前，肖扬院长在2001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就透露了这一消息。

（2） 见《北京晚报》，2001年11月7日，页1.

（3） 中国司法改革究竟始于何时？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如果从1989年第14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提出的庭审方式改革起算，12年了；如果从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起算，也已经10年了。但如果从专业化和职业化开始，从强调民主与法制开始，可以说更早，甚至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可参看，后注10的分析。

（4） 关于中国法院系统改革的初始动力和改革的制度逻辑的分析，参看，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169－172；关于中国法院系统的改革过程的简单描述以及对其中的逻辑分析，又请看，景汉朝，卢子娟：《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页3－4.

（5） 一个公开的、尽管被夸大了的争论关系到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相关文章，请看，《北大法律评论》，卷1，1999年。

（6） 参见，苏力：“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7） 参见，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37；苏力：“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2000年，页322－392.由于种种误解，一些读者往往以为我在该书中的观点同贺卫方教授的观点是相反的，其实，应当说，是互补的。贺卫方教授是就复转军人进法院这个最突出的表现来提出中国法院的非专业化问题（由此造成了一些军人对贺文的误解）；而我指出中国法院存在普遍的非专业化问题，而出路是专业化的分工，其中包括对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法官的专业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的论证是隐喻的，我的论证是说理的，两文都强调了司法专业化的重要性。

（8） 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多，可参看，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特别是第一编；以及，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John E. Roemer，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波斯纳在分析普通法为什么有效率时就指出，错误的司法判决将获得有效率的规则，从而减少诉讼，而不正确的司法判会更容易引讼，容易引起司法的重新考察、修改甚至废弃。当然，错误的司法判决与不公正的判决并不等同，但不公正的判决可以说都是错误的判决。请参看，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87ff；以及，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4th e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2， pp. 251ff.

（10）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错案追究制为代表的改革，尽管用心是好的，但是实际上造成了法官在一些不确定案件上推诿责任，既影响了公正，也没有效率。这场改革，尽管没有正式取消，但据我在一些法院的调查，基本上已名存实亡。关于错案追究制本身的分析，可参看，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 《法学》，1997年3期，pp.4-10；关于错案追究制的制度影响，可参看，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26注48及相关正文。

（11）穿上法官制度（包括当初的大盖帽以及今天的法官袍）就意味着法官同社会其他人士的社会视觉分离，这是社会角色的定位。从这一维度上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后期中国法官制服的两次改变意味了法官群体的两次社会定位，两次与社会以及与其他职业的分离，意味着一种递进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尽管第一次社会定位在今天看来是有偏差的。参看，贺卫方：“大盖帽的意义”， 《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41.

当然，人们可能质疑，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服装的改变是否会带来更为公正的司法。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可以说穿上法官袍的法官大可能像以前那么容易“送法下乡”或“送法上门”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至少会促使法官更为专业化，更着重司法职能的履行。当然，这种专业化在中国当代社会条件下，可能会牺牲某些地区的人们的一些公正（例如，偏远地区的农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渠道更远了，费用高了），但对中国社会整体而言，却仍然有可能提高了公正（其他人会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救济渠道和机会，并且可能是更专业化的司法救济）和效率。这种交换是否一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司法更加公正了，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利益再分配，很难让不同立场的人达成一致的看法，而且，对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比较坚实的实证研究，因此我只是说制服的改变“隐含了公正与效率的因素”。

（12）苏力：“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送法下乡》，同上。

（14）“在接见首都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卷3，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05－308.

（15）事实上，我调查了几位中级法院院长，都一致感到这种压力。一位院长对法官这么开玩笑的说，“今后，你们谁想让我下台，很容易，枉法裁判吧！”话是笑话，但道理是真的。

（16）“法官枉法裁判，院长引咎辞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相关规定”，《法制日报》，2001年11月7日，第一版。

（17）“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法 官法》第11条。

（1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81.

（19）对人大的司法监督权，谢鹏程曾做过一个细致、详尽并出色的宪法性的法条分析，请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法学》，1999年9期，页14－15.（20）例如，于晓青、李永红，“论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法学》，1999年12期，页25－28.但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在法学界有相当多的学者基本持相反的观点，例如，谢鹏程在对相关法律分析之后，建议的上策是“暂缓或放弃有关个案监督的立法工作”，同上；黎国智、冯小琴：“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反向思考”，《法学》，2000年5期，页9－13，但作者在结论部分认为也不能“一概否定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21）关于刑事案件，可参见，“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纪要”，《政法论坛》，1999年5期，其中的第14条；关于民事案件，可参看，毕于谦：“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2000年10月24日，页3，特别是其中第5点。

（22）可参看，“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纪要”，同上；樊崇义、吴宏耀：“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人民检察》，1999年7期，页11；于贺清、谢安平：“2000年刑事诉讼法研究述评”，《政法论坛》，2001年2期，页65；胡锡庆、张少林，“刑事庭审规则研究”，《法学研究》，2001年4期，页131.甚至有学者主张把拒绝出庭作证纳入刑法予以惩罚，见，牟军：“证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和对策探讨”，《现代法学》，2000年3期，页123－126；连峻峰：“论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的犯罪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期，页43－48.

（23）苏力：“判决书的背后”，《法学研究》，2001年3期，页3注2.

（24）这个规定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很像是一个行政部门的规章。该规定可以说到处都体现了下级法院是下属机构，下级法院的法官管理理所当然属于上级法院职权范围的原则和理念，完全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一宪法限制。

（25）有关的分析，可参看，苏力：“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中外法学》，1999年5期。

（26）同上。

（27）关于首法官通过分配法院意见撰写影响司法意见的经验研究，可参看，David J. Danelski，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ef Justice in the Decisional Process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Sheldon Goldman and Austin Sarat eds.， American Court System， Readings in Judicial Process and Behavior， 2nd ed.， Longman， 1989， pp. 486-499； 一般性概括介绍，可参看，Henry J. Abraham， The Judicial Process， 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18－215； 以及O‘Brien，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2nd ed.， W. W. Norton & Company， p. 159ff；对一些典型首法官的个案，可参看，Bernard Schwartz， Super Chief，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法官的传记研究。

（28）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80.另一个例子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汤姆斯，他由于总是同另一位大法官斯葛利亚保持一致而一直受到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嘲笑。

（29）参看，贺卫方：“司法改革中的上下级法院关系”，《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同前，页129以下。

（30）事实上，《引咎辞职规定》第1条就指出制定该规定的依据之一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及“党管干部的原则”。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35条。

（32）《法院组织法》，第17条。

（33）《宪法》第127条，《法院组织法》，第30条；第17条。

（34）《法院组织法》，第33条。

（35）《宪法》第132条。

（36）《引咎辞职规定》第4条，第5条。

（37）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法院不受理这一行为；因此这种情况在目前不具有现实性，但是将来则有可能，并且有可能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即对《引咎辞职规定》的司法审查。

引咎辞职篇7

去年底至今年初，先后发生了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等三起特大安全事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立即派出调查组，协助地方救援和处理善后工作，调查事故原因和有关人员责任。现已查明，这三起特大事故都是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管理不严格、安全措施不落实，有关领导干部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事故调查组建议对三起事故涉及的68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55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在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发生后，多次表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并提出引咎辞职。会议经过讨论，鉴于这三起特大事故人员伤亡和损失惨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为了严肃法纪、政纪，教育干部，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同意接受马富才辞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请求，决定给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分管质量安全工作的副总经理任传俊记大过处分。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政府办公厅15日发出通报指出，经调查认定，2004年2月5日北京市密云县在举办迎春灯展过程中，由于领导和管理责任不落实，导致云虹桥上人员拥挤、踩踏，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的重大责任事故。经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密云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作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同意张文引咎辞去县长职务，同时免去其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密云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同意张文辞去密云县县长职务。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7日发出通报指出，今年2月15日，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事故，54人在事故中丧生，70多人受伤。吉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刚占标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刚占标提出引咎辞去吉林市市长职务，同时辞去吉林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省委同意刚占标的辞职请求。吉林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已审议同意刚占标辞去吉林市市长职务。

开县井喷事故导致243条鲜活生命撒手人寰，万余群众中毒受害，6万百姓星夜逃难。井喷事故发生后，民间有关马富才辞职的传闻流传纷纷，要求对其免职的呼声日益高涨。

应该指出，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掌门人，马富才创造的经营业绩可谓傲视群雄。中石油一年销售收入3792亿元，上缴税费644亿元，实现利润536亿元，位居国内企业榜首。中央政府从遏制频发的重特大事故，应对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的大局出发，权衡利弊，“挥泪斩马谡”，表明了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体现了政府决策与民众呼声良性互动的进步趋势。而马富才主动回应社会责问，引咎辞职，体现了高级官员勇于承担应尽职责的勇气，值得肯定。

几天时间三位高官引咎辞职，震动中国政坛。引咎辞职制度，不仅有助于整肃吏治，树立官员“民本”思想，更是加强安全防范，确立高官问责机制的迫切需要。在国外，高级官员在重大事故发生之后，迫于舆论压力和自我道德规范的约束主动引咎辞职，已形成行政惯例，并不罕见。它显示了现代社会对相关官员在不构成法定罪责的情形下，承担更为苛刻的道义责任的严格要求，从而有效提升了官员的自律性和工作责任感。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国内重大事故频发，高层官员主动承担责任的却极为鲜见。他们推三诿四，忙着寻找替罪羊，把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赖在官位上不肯让贤。在他们身上，缺失的不正是为官者起码的职业操守吗?

另外，从目前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推行情况来看，许多地方都采取“仍保留原级别，由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的措施。对此，群众表示质疑：“保留原级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拿跟原来一样多的职务津贴，意味着享受跟原来一样的福利待遇，曾有过的问题，就这样一“辞”了事?引咎辞职不能说丢官，只能说丢现在的这个官，稍事休息一会儿，可能有更好的位置等着他――这与“一地失职，易地为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许多群众认为，对于引咎辞职制度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价。对引咎辞职者的待遇，要结合其“咎”的程度，区分不同类别、不同辞职原因而合理确定，应有一个明确的边界。首先要建立明晰的责任追惩制度，相应过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个责任不因辞职而减免；其次，责任追惩制度要一事一议，不要累计过失最后算总账，否则错误就会越犯越大。同时，不能因此而盖棺论定。惟如此，方能体现出干部制度中“能上能下”的原则。

在中国现实国情之下，一个官员主动选择引咎辞职，不但显示了他的责任意识和羞耻之心，也表明了他对公共职位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如果他从此之后终身失去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如此惨重的代价，只会使其他官员更加惮于引咎辞职，使引咎辞职变得更加困难。引咎辞职的官员固然是“咎有应得”，但一般应该不至于“一棍子打死”，否则自当受到法律制裁，而不可能用一个引咎辞职一笔勾销。因而，对于官员过失应理性看待。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曾经因为战争决策失误而被迫引咎辞职。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终结，后来又到西线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带领英国人民取得胜利。

引咎辞职篇8

四川官员的多事之春

“15小时公交闯三祸2死44伤”，4月25日晚至26日晨当地发生的一连串事故被媒体曝光，是朱纪常引咎辞职的动因。27日，朱纪常通过媒体“向成都市人民、政府致歉”，他的属下也有10余人受到从撤职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但并没有挽回两位头头黯然去职的结局。

根据成都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刘继平披露的数据，1月底以来，短短86天内，公共汽车事故相继造成8人死亡。

李、朱二人是《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出台后“引咎辞职”的第一批国企领导，这个于2003年11月20日公布的文件要求，“领导干部存在严重过失或不当行为，虽没有触犯刑律，也必须自行提出引咎辞职；对应当辞职却未提出的领导干部，将直接免职。”

办法规定了9种必须引咎辞职的情形，而李、朱之辞职，当是引用“由于工作严重失职，致使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的”规定。

2004年4月，是一个令全川官吏为之悚然的月份，“引咎辞职”，由此而始在四川政界“流行”。

4月30日，川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法人代表谢木喜“引咎辞职”，他被认为对沱江污染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4月22日，该省高县县委书记王邦兴和县长吴建华双双“引咎辞职”，他们对该县仁爱乡退耕还林中存在的问题“负有领导责任”。

除“引咎辞职”外，四川有近百名官员的仕途也在这个月受到波及。

4月27日，刚刚接替因重庆开县井喷事故辞职的马富才出任中石油总经理的陈耕飞到成都，宣布撤销陈应权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职务，另据称，副局长胥永杰以下30余人也受到处分；4月30日，自贡市市长罗林书、副市长陈吉明分别受到行政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一个月前，该市一辆公共汽车坠河，造成15人死亡，39人受伤；这个月的中旬，这个省还要求42名官员对3起特大交通事故负责，给予他们包括免职在内的不等处分。

此时，距《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的颁布，已近半年，但4月的“问责风暴”突如其来，显然应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解读。

官员变成一种高风险职业?

“引咎辞职”，作为新中国的―个正式政治术语，可能始自原重庆市彭水县副县长蒋成谷。

2002年12月31日，蒋成谷的15年仕途被按下了暂停键。

当天一早，蒋成谷没有像往常那样走进彭水县政府大院，而是走向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他手中攥着连夜写好的辞职申请。申请立即被批准，蒋由此成为全国因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第一人。

事情起因于两次车祸。2002年7月3日上午，彭水县―辆客车因机械故障坠下岩坡，造成12人死亡。8月20日早晨，又有一辆客车出事，死亡人数多达26人。这次的事故原因非同寻常―――驾驶员的左眼早已完全失明，却闯过了体检关。

“这就像上天给我安排的一个下马威。”蒋成谷说。那时蒋成谷作为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事发约两个月前才接替一位到上海学习的副县长暂时代管安全。发生两起特大交通事故后，县里主要领导开始并没有责怪他，表示理解他刚接手工作，对情况不熟悉。12月初，那名副县长学成复职，蒋成谷代管任务随之结束。他“战战兢兢地吁了一口气”。

但到12月中旬风云突变，重庆市委组织部、监察局派员到彭水县调查。12月30日，市委组织部官员找到他，委婉地说：按照有关规定，你的工作可能要暂时动一动。

组织部官员依据的规定，是名为《重庆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实施办法》的文件，其中说：“党政领导干部因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本地区、本单位发生严重恶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不宜继续任职的，要劝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重庆的《干部辞职实施办法》，据称是全国第―个关于引咎辞职的正式文件。

据了解，重庆市2001年出台的这项制度有特殊背景。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垮桥事故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震惊全国。接下来的两年间，奉节、潼南、合川等地又频繁发生重、特大事故。基于此，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包叙定提出了―个“矫枉必须过正，严处”的思路，引咎辞职制度便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当天晚上，蒋成谷怀着复杂的心情字斟句酌地写下平生第一份辞职申请。

由蒋成谷开始，“当官成了一种高风险的职业”，此语出自四川某县的一位县委常委、副县长。这位姓杨的官员告诉记者，据他统计，从中央到地市各级的规定中，共有180多条规定来约束官员的行为，触犯其中任何―条，都可能受到处分甚至丢官。

但在民怨沸腾之时，“总得有人要出来承担责任。”朱纪常如此评论民意和舆论的作用。实际上，很难分清李、朱二人是自感负疚而主动请辞，还是上级“做工作引咎辞职”―――朱解释说，上级与他们多次商量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共识。朱说，作为一把手，自己出来担责，可以保护属下更多的人免受处罚。何况，朱纪常和李祥生都只差一至三年就退休了。

问不清的“问责”

董事长李祥生是成都公交集团“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目前凡事强调“一把手负责”的现状下，责任和风险越来越多集中在“一把手”身上。四川某县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杨副县长说，现在每项工作为强调其重要性，都要求一把手或主要领导挂帅，一个县长往往担任十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样，一把手分身无术，反而无助于工作。而一旦出了事，“第一责任人”理所应当地被要求承担责任。

作为北京密云县的“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密云踩踏事故”引咎辞职。他被判定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同时下台的还有密云县委副书记陈晓红，他被认定需负“主要领导责任”。

实际上，那次不祥的元宵灯会主办方是密云县委、县政府，承办方是密云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委员会。县委副书记陈晓红是灯展领导小组组长，张文根本未在这个组织机构中明确任职。

迄今为止，张文、陈晓红，以及牵涉此事的其他官员，到底在其间如何失职，各自该负什么责任，并没有公开的说明。事实上，除张、陈二人外，密云还有一大批官员受到相应处罚，但其间详情记者遍访密云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以及北京市政府、国家安监局等部门，都没能找到答案。

在迄今公开“问责”的所有案例中，除几位主要领导外，其他人负何责，受何罚均未对公众有所说明。

事故处理过程和结论的模糊不清，使外界难以监督问责结果的公正。而现行制度中各级各类官员的权责不清，是引致问题发生后责任难定的主因。

四川那位杨副县长说，由于责任追究制度现有的规定大多是粗线条的，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甚至有朝不保夕之虑。他甚至担忧，过大的弹性空间，不仅可能导致处罚中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表面上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这样的“问责”，结果或许是可喜的，但效果却是可疑的。

辞职官员们的后路

在4月28日后，李祥生和朱纪常仍然在公交集团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变成了“集团老领导”。朱纪常告诉记者，辞职之后，两人主要任务是协助新领导班子工作，但级别和待遇没变，原来兼任的职务也保留。

官员去职后何去何从，这是公众关注的问题。

在现有体制下，绝大多数干部仍是一日入仕，终身为官。因此即使遭遇“不测”，仍然被留在体制内，甚至被保留待遇。因此，民间早有舆论指出：需警惕所谓“引咎辞职”只是为息民愤，暂避风头。

辞职之后，蒋成谷并没有离开县政府，只是头衔变成了“县政府调研员”，并被取消了下届副县长候选人的资格。

当地人士说，他有可能是全中国最年轻，也是同级别调研员中最有实权的。他不仅依然分管着全县的农业工作，甚至还配有专职秘书。除此之外没有改变的，还有他的正处级干部的政治和物质待遇。

在记者采访的4月22日上午，蒋成谷正在主持全县林业工作会议。会场上下，干部们对他的称呼无一例外仍是“蒋县长”。面对记者，蒋成谷自己都笑称，他是“假调研员之名，行副县长之实”。

不可能做一辈子调研员，对蒋成谷而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