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范文
时间：2023-10-24 15:34:51
论十大关系篇1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背景；哲学意蕴
一、《论十大关系》的提出背景
1956年上半年，随着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但是，由于我国缺乏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经验，许多方面依旧是照搬苏联模式，因而建设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同时，在国际上由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围绕着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以及对苏共二十大纲领的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导致部分共产党发生分裂。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动荡，借机掀起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浪潮。苏联内部矛盾的公开化也暴露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苏联模式的弊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出现各种矛盾，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了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1956年2月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最终由集中概括出来的。同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讲话，史称《论十大关系》(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十种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其着重讲述了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它运用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它既是、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伟大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它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政策，也提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这十种关系，如何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如何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为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合理的论据。
二、《论十大关系》中蕴含的哲学原理
（1）《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观点
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对“实事求是”作出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使其内涵升华，并用之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论十大关系》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对我国社会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系列方案，从而达到“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问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的目的。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首先分析了我国民族的实际状况：“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2]基于这样的认识，强调：“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2]“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2]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认为：“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 “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予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2】同时，指出：“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2]同时，他提出了对待反革命的方针和政策，“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态度上，认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2]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基于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2]认为“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2]是提的对的。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
（2）《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
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也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解决矛盾的方式和社会阶级不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社会基本矛盾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下得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的矛盾，《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对矛盾观点的深刻认识与把握。 （下转第29页）（上接第25页）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认为：“如果是真想要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一些”。[2]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重要加重一点。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认为：“如果是真想发展内地工业，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2]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认为如果对原子弹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如果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要发展国防建设，“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2]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认为要正确解决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提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同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2]“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2]他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的。”[2]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样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同时也要注意，“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2]
（3）《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当生产力继续发展、私有制消灭以后，阶级就会像合乎规律地在历史上产生一样，也要合乎规律地消灭，国家也将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逐步消亡。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也不可避免的要消亡。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私有制，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向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3]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2]共产党和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他说：“共产党、无产阶级，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2】同时，他又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2]
三、结语
《论十大关系》是同志在建国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的结晶。20年后，我党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如重点发展农业、注意调整经济结构、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法制建设、建立互相监督、荣辱与共的党派合作制等。这一系列理论都是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与发展。学习《论十大关系》所包含的哲学思想，既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关系，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论十大关系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社会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08－04
自从20世纪80年代正式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伴随着学科结构调整以及宏观教育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回视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进程，可以看到，下述各种复杂而重要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只有正确把握和处理这些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才能保持确当的功能定位、积极的发展方向，也才能得到持续发展，达到较高的学科水平。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它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直接关涉各学科的边界与功能定位问题。
所谓学科边界，即依据何种标准划分其边界，具体的边界划分方案如何。这既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也取决于其他学科为之预留的空间。从目前情况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阶段基本处于未定向状态，其主要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当传导的各个相关领域的理论、政策和观念，也即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论深化、拓展为主，因其本科专业的特殊定位，似无法划出更专业、更窄的学科边界；但就硕士、博士的二级学科来说，边界却是必须划清而且亟待重厘的。
在学科边界问题上，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和方法”即被列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范围，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围中则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由此可见，两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存在明显的重叠现象。而在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中，不少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二级学科多设有相关理论教育的方向，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中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设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①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设立“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研究”方向，等等。这样，既不利于其他各学科对其自身理论研究的深化，也会抢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空间。只有恰当处理学科边界问题，才能保证各学科充分、有效地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价值实现。
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范围广泛的社会活动，不应拘泥于高校抑或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思想政治工作。但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成果看，论域主要集中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事务管理等方面，成果的运用情况也大体如此。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服务性理解有关。一般地说，所有学科都应当具有服务社会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服务功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什么服务？服务于社会的哪个领域服务？精神文化领域中哪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能做到的？服务于经济建设，还是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社会职能定位是“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党政、群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因此，很多人会误解为该学科只是为了培养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甚至在就业方面，也被窄化为中小学思想政治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然而，在广阔的社会领域，机关、社区、企业、军队、农村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都需要人们对这些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入研究，遗憾的是，目前这些都未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注的重要方面。
在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同行交流时，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在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与地方宣传部门、社区思想工作部门之间，在高校师范类与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之间，无论是论域、论题还是话语体系、话语的传播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更强调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后者更强调社会思想政治工作；前者主要以传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系统知识、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能力为己任，不少学校已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教师专业化培养作为努力的方向，后者虽曾定位于培养共青团工作、企业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能力，但在形势发生变化后尚未确立恰当的新定位，且因就业压力之故，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其他相关方向之间游移难定；在教育内容上，前者基本沿袭原政教专业的课程设置，未考虑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这些都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过于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在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必须及时、有效地纠正这一现象。
三、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缘起、现实制度与实践看，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无疑是必要的，而且，这也是与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学领域的德育学两个学科之间差异性的显著表征。然而，出于教育内容、过程的可接受性等方面的考虑，加之国外德育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日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者日益关注德育的“泛政治化”问题，并开始试图抛弃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这一特殊属性，淡化政治教育，这种倾向也影响了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必须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德性培养、思想引导和政治教化作为一种专门化的教育活动，是近代分科教育发展的结果。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三个方面也的确同等重要。而在笔者看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增进研究者、实践者的政治品质培育能力和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培育能力，的确都是重要的。但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所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尤其关注如何通过研究和实践，培育人们良好的政治心理，确立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训练积极的政治参与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与此相适应，关于政治心理、政治过程的研究也必须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视野。
四、教育内容的深度把握与教育理论、实践能力的优化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重在通过研究、教学，把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因此，研究、传授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促进研究者、实践者在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实践能力的形成和优化，是该学科的重要任务。目前，无论是在学科评估还是学科理论研究取向上，都存在重视对教育内容研究而忽视教育规律研究的倾向，研究者往往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形态以及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具体问题，而不去对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等问题给予足够的关心，大有以教育内容的深入研究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研究的趋势。在本科阶段，同样存在重教育内容的教学、轻教育过程规律的教学的现象，甚至对教育部曾经通过系列教材的编写所提供的指导性课程结构也缺乏认同和实践。②
强化教育内容研究、传授、忽视教育本身研究的趋势，在学科资源的援用上也能够明显地看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当然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基础性地位，但它毕竟更需要研究和传授关于如何开展教育的规律性认识。因此，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分支学科，包括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舆论宣传学、管理学，等等，都应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资源。然而，这些学科并没有得到关注和重视，这也直接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
当然，在学科资源问题上，还必须注意处理好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从相关学科的范围看，可以而且应当尽可能广泛，包括文化学、美学、传播学、社会工作学、心理咨询学、职业社会学等也都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理论支援，但其中心只有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所有的学科资源的利用，都应当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改进，都应当是为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效益。
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高等教育理念下，高等学校不仅要承担着培养人才（育人）、发展科学（学术）的重要功能，还应当通过社会服务体现和实现其自身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亦当如此。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教学、研究之外的一个重要社会职能就是提供社会服务，然而，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并不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③而是通过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的影响来间接作用于经济、社会过程。从目前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仍然在高校，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首先体现在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品质上，学校内的教育活动实际上就是本学科之社会服务功能的具体实现途径。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却不应局限于学校内部。如前所述，社会各领域都需要专门人才去实施该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家对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给予指导。比如，社区的社会工作者虽然已经经过社会工作专业的专门训练，但并无足够的理论和技能去解决社区居民的思想问题，化解其心底的困惑和人际纠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却可以为之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和人力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完全可以既渗入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内部，也可以为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提供该方面的咨询指导。同样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还可以为其他相关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人力资源，包括企业文化建设、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党政部门的宣传工作、社会特殊人群或特殊事件中的心理疏导和思想引导等领域。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在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发掘本学科的潜力，发挥本学科的作用，发展本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评估中，也应当将其是否提供校外的社会服务、实际的服务水平如何等指标列入考评范围。
六、体系与问题之间的关系
体系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与微观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原则与策略之间的关系的集中反映。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研究者们更习惯于构建各种体系，包括概念或范畴体系、理论体系、课程体系、原则与方法体系、制度体系、工作网络体系、指标体系，等等，而这些体系的构建往往是基于理论原则推导出来，而不是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现问题并针对问题而提出，因此，理论探讨几乎成了概念的演绎，对于实践缺乏足够的问题意识和应对能力，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解题能力，或者因其过于笼统而无法直接应用于实践，或者因其主观性突出而在实践中会呈现出各种缺陷、局限以至错误。由此，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呈现出“既富饶又贫困”的特殊景象。
在处理体系与问题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和有效性的研究现状足以反映出当前的学科缺陷。④很多研究者不是从微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问题（包括局限、困难、不足等）出发去进行思考和批评，而是在对实效不佳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后，越过问题的微观方面，在未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体系化、公式化的对策思考，动辄学校-家庭-社会、体制-机制，对策不具有针对性，策略不具有情境性、灵活性，而且基本不能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必须强化问题意识，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进行分领域的、细致入微的问题梳理、难题清理，才能构建起真正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七、建构与反思之间的关系
自人类有思想并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始，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形态便产生了，尽管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不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特质，但这种活动的过程特质却与如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意味着，当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时，它也就成了研究者反思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上应该成为一门反思性学科。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教育学或相似的体系框架下的理论建构，虽然很多研究者也十分重视问题意识和实践中的问题，但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制度或活动没有真正深入内部发现存在的局限、缺陷和问题，没有进行有效的反思。于是，理论建构往往以概念、理论的演绎代替活生生的教育现实，虽然建构了一个个体系甚至分支学科，却无法真正达到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针对性、有效性。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若欲增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引领力，提升其现实价值，必须从对传统和经验的深层反思入手，在火热的社会生活、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才能获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认识、新思路和新方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
八、理论元典与实践元典之间的关系
所谓“元典”，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冯天瑜首先使用的。1992年，冯天瑜在《东南文化》第2期发表《论“文化元典”》一文，用“文化元典”这一概念“称呼各文明民族的首创性文本”，并特别阐明“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与汉字系统中已有的“经”、“藏”的含义相近。它具有突出的原始性（原初性、原创性）、典籍性，是指对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精神内涵及其发展流变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献典籍，“集中反映了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往往具有首创性，博大精深，因而成为一个民族垂范永远的精神象征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在笔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元典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的重要源头应当分为两大类，即理论元典、实践元典。其中理论元典的理解不应当狭隘地理解为仅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也应当包括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典籍。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论滋养。另一方面，实践元典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真实纪录，在那里，既有来自实践本身的经验描述，也包括实际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上的杰出代表的传记、经验文章等，都应当成为学科的元典。实践是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只有将实践元典置于重要地位，才能使理论拥有不绝的源头活水。
九、学科的中国特色与国际共通性之间的关系
如果仅就学科名称的用语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确是中国学科体系中所特有的学科，自然带有突出的中国特色；然而，就其所指称的实践活动领域而言，却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世界各国社会共有的现象，从学科视角看，也应具有国际共通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仅需要探索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气派，还应当具有世界视野和胸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仅需要探讨其一般规律，也应当对其他国家的此类活动的特殊规律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求借鉴。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还应当探讨与其他国家就这一领域进行理论对接、经验交流与教育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具体路径，做好制度、活动方式等方面的替代性话语的梳理。
然而，在借鉴他国经验时，很多研究者会陷入方法论上的一个误区：用中国的标准去评价他国，或者最终得出他国同样“以人为本”、“以德育课程为主渠道”之类的观点，或者认为与此不同的观点或做法是别国的不足之处，而不是去努力寻求他国特有规律的启示。因此，必须校正这种方法论缺陷，真正进入别国经验教训之中去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既将他国先进、适用、有效的经验引入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也通过理论译介以及制度、活动的国际传播等方式，改变其他国家公民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印象，消除其误解，逐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十、党和政府推动与学科自主发展之间的关系
学科发展的动力来源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重要方面。毋庸置疑，一个学科一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便会取得其发展动力上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无论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都证明，党和政府的推动只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外部条件，学科建设和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这一外部推动力，而必须经由自主发展的动力，实现内源性发展。
然而，从目前情况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似乎尚未摆脱以外源性动力作为主要发展动力、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这一方面源于学科本身的政治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和政府的制度、资源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学科共同体的自主意识缺乏。最突出的表现是，当教育主管部门未将学科建设评估列入计划或日程时，很多高校的学科建设基本处于自发、松散状态，而当学科评估在即时，则依赖于通过所谓“整合”――将相关材料“整”在一起――的方式完成纸面上、形式上的学科建设。在这里，学科建设的自主性缺乏实际上已经显示出，对外源性力量的依赖性已经发展对学科管理、行政资源的依赖性，并蜕变为一种惯性、惰性。不过，这种情势的形成还可以从学科管理的体制和方式那里寻找原因。因为要想增强学科建设的自主意识，一方面，需要学科建设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谋求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变行政干预为宏观指导的方式，降低对行政路径的依赖性，让学科建设的自主意识真正能够得以发育和发挥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动力问题上，专业学术团体（研究会或学会）作为两种动力源的沟通、协调主体，对学科建设与发展往往能够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甚至会成为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党和政府应当对学术团体加强指导，但不应过度参与，以保证学术团体的独立性，尤其不应让学术团体成为党政领导的“俱乐部”，而是应当将学术团体与工作指导机构脱钩，另设思想政治工作者协会作为工作指导机构，让真正从事研究的学者进入学术团体，让党政领导作为监督、推动力量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在通过大众化使人民群众认同、接受、内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方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动力和实践智慧，它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大众接受、认同、践行的过程，因此，大众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态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教育和运用问题。因此，它应该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学命题，而不是中国化视域中的命题。
②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两度组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专业本科教材，可视为教育部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指导性意见，但各院校大多并未在本科阶段开设“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等课程，至于第一套教材方案中的“青年学”、“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甚至在研究生教学中都未涉及。
③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提法，笔者认为，该学科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服务的，而惟独不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
④笔者认为，实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效率或效益，或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达到程度、价值的实现水平，有效性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属性，指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要素之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可能性。很多研究者多用“实效性”一语，似有不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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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篇3
Abstract: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 explores the wa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uitable for China. The thoughts it puts forward are of far reaching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关键词: 十大关系 和谐社会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Ten Major Relations harmonious society
作者简介:彭坚(1971-)男,江西安福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与研究
同志《论十大关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下同)一文,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规律及其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建国初期,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同时,国际上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尝试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论十大关系》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可以看出,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但《论十大关系》提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实质上是开创了解放思想的先河。“以苏为鉴”和“独立思考”,其实就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这次思想解放的关键词。它确立的走自己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开启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闸门,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成为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
二、统筹兼顾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统筹兼顾,即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否则会出大问题。
在经济方面,坚持在对立中求平衡,试图通过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处理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文中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求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坚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既提倡艰苦奋斗,又关心群众生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政治、文化方面和社会关系平衡等方面,强调以团结、统筹兼顾的方针,妥善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国内和国外的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的政治局面。在具体策略方面,他提出了着重反对,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产党和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并且学习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建设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论十大关系》中的“统筹兼顾”思想既包括经济结构的合理协调,又包含政治上层建筑的稳定;既兼顾了人,也兼顾了事;既顾及到了中央,也顾及到了地方;既考虑到社会的协调发展,也考虑到社会的全面进步;既体现了以人为本,又体现出经济、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目的就是要促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思想。就其旨在追求社会的经济结构合理协调、区域发展平衡、城乡差距缩小、最终构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的目的而言,科学发展观与其是一致的。
三、初步提出了改革是实现社会和谐必由之路的思想
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始思考建国初期我国沿用苏联的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有了体制改革的思想萌芽。
在经济改革方面,首先,对于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强调在优先发展工业、重工业的同时,也要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地位。其次,在经济管理模式问题上,他试图突破苏联旧式的经济管理模式,逐步建立中国新式的管理体制。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第三,他提出企业应当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这样企业才能搞活。如果“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在政治改革方面,首先,提出要在继续坚持和加强人民民主的同时,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要有特色,和改造人教育人要相结合。对于反革命,要坚决镇压,但要给他们出路,争取不杀,尽量做好转化工作。对于党内同志的错误,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其次,对于如何理顺国家领导体制和国家结构的问题,他指出,应该在坚持中央的权威性的前提下,要适当照顾地方的利益,地方上下级之间也如此。“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第三,对于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问题,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最后,对于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多党合作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提出要“有意识地留下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应该说明的是,的改革探索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但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正如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四、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依靠力量和价值目标方面,继续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初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和动力。坚持以人为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进行了深刻阐述。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文章中,同志还就如何进一步调动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共产党和派的积极性、反革命和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性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最后,还对于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满足等民生问题作了一定的论述,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同志对阶级阶层的分析方法、提出的依靠力量、基本原则和方针,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完整的以人为本思想的雏形,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创造一个更为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各阶层成员的利益既有相容互补的一面,同时也有矛盾性的一面。这些矛盾如果不及时协调和化解,任其尖锐和激化,阶层利益摩擦就有可能演化为阶层利益对抗,最后导致阶层冲突的严重后果。为此,对于执政党,既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又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利益主体,满足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合理地调节利益差别,有效地化解矛盾和冲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论十大关系篇4
[关键词]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易明，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098－04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指的是人类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压力。由于文化的多元、各种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人们的社会意识呈现出多样性、选择性，这对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理位置特殊、民族成分复杂的我国西部地区更是如此。因此，迫切需要我们重视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理好与之相关的十大关系。解决好西部地区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必将对促进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国家的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一、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和有力的思想武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并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因此，我们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定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要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应该享有符合民族实际的发展权利。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理应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重。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价值理念作为切入点，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共鸣，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二者不存在谁同化谁、谁吃掉谁，而是共同服务于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共同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与现实目标的关系
我们倡导在处于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工程，其最根本、最长远的目标是要通过为西部地区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让西部地区的人们与中、东部的人们一样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最自由最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建设者和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奋斗的崇高目标。
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最直接的任务就是要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工程，就是要服务于这个基本的、直接的目的。只要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上去了，切实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极大的说服力，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并得到人们的配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根本的目标。
三、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面对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为了力争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必须既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原则性，又要注意结合具体情况，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不动摇。一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实理论基础，学习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大法宝，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复杂的新形势、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各级党组织都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转变思路，改进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
灵活性是指由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地理位置特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等现实因素的存在，要求我们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除了坚持上述原则外，还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西部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灵活应用，力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用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四、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活动发展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难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人数较少，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经费不足，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不够，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二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据1999年对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六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六省区成年人文盲人数为2468万，占六省区成年人总数9408万的26.1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人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为10.8年，而西部地区只有3.6年。对受教育水平如此之低甚至是文盲的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思想政治教育在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所面对的环境是较差的，改善这种较差的内部环境，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对思想政治工作引起高度重视，保证经费和人员的充足。西部地区的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外部环境的国家和中、东部地区，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相关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兄弟省市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在人力、财力、智力等方面对西部地区进行多方支援。只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得到提高和改善，达到高度的统一，西部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抓出成效。
五、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关系
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重要的一对关系，也是处理起来难度较大的一对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其对象就是西部地区的全体人民。其中不乏积极主动参加的参与者，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有抵触情绪的参与者。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很多人限于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还有很多误区，比如认为搞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处的，花费时间精力还不如从事一些产生效益的活动。这难免会有功利主义的嫌疑，但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应更多地从转型时期的西部农村的实际来考虑问题，由于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们迫切改变现状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面临的这种情况比较棘手，给西部地区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提出了挑战。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因此应该更加重视思想政教育工作，给予思想政治工作足够的重视和对思想政治工作者足够的支持。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则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到农村地区和农民中去，把道理说透、讲通，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尊重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合理的建议，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反对把思想政治工作搞成照本宣科似的敷衍和言之无物的空洞说教。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西部地区人们的积极参与，这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六、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循序渐进和系统推进的关系
循序渐进作为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不仅应该体现在智力教育上，同样应该体现在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中。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强调要结合教育活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适时、适度地实施教育。目的是使教育达到最佳的可接受性。西部地区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必须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避免一味地追求过高、过快的结果，要切实考虑到西部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初阶段，只要方法得当，稳步推进，必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收到良好效果。当西部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推进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当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人们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时，则要全面推进西部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做好识别工作，注意到人们道德水平的变化和教育阶段的转变，及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具针对性。这种全面推进包括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深入，具体指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内容、形式等的深人和扩大。在深入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教育的实施密切结合现实，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理想的效果。
七、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与一般对象的关系
所谓对象，是指人们的行为、思维活动等所指向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有人，主要的是把人们的思想道德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是增强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
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重点是青少年和各级领导干部，这是由二者的作用和地位决定的。首先，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育“四有”新人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求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的理想和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作为党和国家骨干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甚至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在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更重的发展经济和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任务，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
从广义上讲，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对象是西部地区的所有人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树立与社会发展一致的观念、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以便更好地利用世界、改造世界。将西部地区的所有人作为教育对象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国家的发展战略、西部地区人们发展经济的意愿完全一致的，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和一般对象的关系。要在普遍教育中突出重点，又要在重点教育中不忽视普遍，真正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八、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的又一次伟大理论创新。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能否解决好各种问题、协调好各种矛盾、理顺好各种关系，将影响到区域和谐，进而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乃至成败。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和培养，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构建诚信友爱、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弘扬公平与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加大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提高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的力度，目的是创造民主法制、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提高大家建设西部地区的积极性，激发西部地区人民的创造性；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服务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宣传和教育。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决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针，切实把经济增长依靠资源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坚定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一政策方针。必定会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的西部地区。
九、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特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指经过系统的学习和专门训
练，能够有效地对教育客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教育客体即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二者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最核心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讲对立，是说教育主体与客体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所承担的任务和行为方式也是不同的。讲统一，是讲二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对关系，并不是敌对的，不是根本利益相对的两个群体。两者在教育过程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
针对转型时期的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必须结合历史的原因与现实的状况，正视认识西部地区人们的知识水平与思想道德素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坚决杜绝嫌弃、轻视受教育者的情况发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用责任心、爱心、热心去感动和帮助受教育者，用实际行动让西部地区的人们从心底接受并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第二，目前，西部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人数较少，远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笔者认为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是鼓励并发动西部地区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等参与到这项系统工程中来。由各级党委、政府牵头，学校具体组织实施，这样一方面可以大幅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人数，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大学生和研究生得到锻炼，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十、西部地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作用与首要特殊作用的关系
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作用可以概括为“导向作用、保证作用、育人作用、协调作用和激励作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作用。也是概括比较完整的作用。这些作用共同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强大生命力。
论十大关系篇5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学；学理研究；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140－05
一、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的社会历背景
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必然结果，尤其在灾害日渐严重的今天，做好红十字运动救灾学研究实属必要，而且红十字会也逐步将备灾、救灾等救灾学的重要问题上升至首要的职责和任务。同时，做好红十字的理论研究更是红十字事业深入发展的要求。
(一)中国红十字救灾学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红十字运动的必然结果
中国红十字会从事灾害救助的力度和广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其自身整合社会资源的能量；二是其与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分野和博弈状况。红十字组织和政府对各自的认识以及互相关系的定位至关重要。在民国时期，由于内乱频仍，政局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人民颠沛流离，弄得民穷财尽。面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赈济灾荒等，民国政府显得力不从心，被迫实行社会责任的“让渡”。在此种情况下，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及其众多社会成员自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种“让渡”过来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全能政府时代，红十字组织逐渐被挤到社会的边缘地带，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自然无从施展经世济难的天然职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政府职能和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国家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同程度地退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开始进行，中国社会力量日渐崛起，这为红十字会等社会救助团体开展救助活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二)日益加重的灾害成为红十字会救灾学研究的宏观背景
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生齿浩繁，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自然变异十分强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据统计，1949年至1998年间，我国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大约占平均GDP的3～6％，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50多万人因灾死亡，是世界上因灾死亡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年均受灾人口达3.7亿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4亿亩，因灾倒塌房屋418.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灾害损失比上世纪80年代高出40％。在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中，洪涝、旱灾和地震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所造成的损失占到损失总量的80％～90％。中国有2／3的国土面积不同程度地受到洪水威胁，近半数的城市分布在地震带上，灾害风险很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中国进入新的灾害多发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和造成的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
灾害救助是政府部门的一项社会责任，但由于我国灾害频发、灾害严重，救灾工作十分艰巨，往往超出政府的实际救助能力，使其难以应付。中国红十字会的定位是“政府人道主义工作领域的助手”。这个定位很明确。只要是有大的灾害，中国红十字会都参与了救助；即便平时，也积极致力于备灾的各项预防工作。在《中国红十字会法》和各个时期颁布或修订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都将灾害救助列为其重要职责和任务之一。
二、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学的研究目标与任务
(一)研究目标
中国红十字救灾学是以备灾、灾害救助、灾后重建研究为主轴，探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中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的损失、恢复灾区原状、追求灾害损失最小化以至有效地防止灾害的发生等。对中国红十字救灾学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科学地确定其研究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展学理研究。因此，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应当是以红十字会这一民间社团为基础，以救灾学为切入点，在国家与社会二元(或多元)分化与合作的宏观背景下，寻求社会力量在备灾、救灾、防灾上所追诉的灾害损失最小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运行机制。
第一，承认灾害特别是自然灾害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肯定“灾害损失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一种异常的经济代价”，是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这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第二，灾害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灾害本身的破坏力度；人与社会对灾害的认识和预防及抗御情况；防控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与否；灾后的补偿机制是否完善、力度如何。以上四个方面，除第一点以外，其他都与人和社会的因素关系密切，具体来说，涉及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其中，红十字会作为第三部门中的公益慈善团体，它在消减灾害损失上主要体现于第四方面，这也与它“政府的助手”的角色定位是相称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实现灾害损失最小化的目标追求，而且随着政府社会职能的“退让”，红十字会社会空间的拓展，其在上述第二、三方面的减灾业务能力将会得到加强。
第三，社会效益的终极关怀。红十字会的慈善公益性质，决定了它的宗旨和使命。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以其独立性与民间性的性格、卓著公信力的信誉支撑和人道主义的旨趣，广泛集束社会资源，通过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实现其救灾济困扶弱的价值追求。笔者认为，红十字运动的价值追求分为若干层次：资源吸纳是红十字会得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和人力支撑，这是第一层次；物质资源的保值与增殖、人力资源的保持与厚培，这足第二层次；制度建设和法律设置的完善、科学，建树持久、卓越的公信力，此为第三层次；捐献社会财富，提供社会服务，传播人道精神，关爱弱势人群，创建和谐社会，这是最高的层次，也是其宗旨依归之所在。
第四，红十字社团与救灾学学理的契合。红十字会是一个有形的组织，救灾学是一个无形的学理，二者之间似无多大瓜葛；但寻找他们之间内在的关联，确是红十字会救灾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其一，两者的宗旨基本一致。红十字会是以奉行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慈善组织和社会福利团体，其活动讲求利他性和公益性，为人们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救灾学的研究在于探索灾害发生、特征、演化规律等，目的是为了预防灾害、降低或消除灾害的损失，同样为了人类 的进步。其二，两者的互相渗透和利用。救灾学的理论研究必须落实到实处，在实践中运用，才能发挥其应有价值；红十字会的灾害救助必须要懂得救灾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在不同灾种、灾害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应急和救援措施，使备灾、救灾更有理可据。其三，有了救灾学的帮助，红十字会的灾害救助才可能由实践的层面上升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高度，从而更好地指导红十字救灾事业的发展。
(二)研究任务
历史的长河流淌不息，灾害的演变表现出持续加重的趋势，而且无论是灾害起因和后果，还是抗御灾害的活动，都呈现出内容复杂化、多样化的历史走向。就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学而言，它研究的问题已经十分明确和急迫。
首先，建构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揭示其基本的内涵。灾害的历史漫长悠久，在与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救灾主体也应运而生。进入近代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慈善社团作为新型的救灾主体，在治理社会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组织优势，红十字救灾学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主要研究红十字会救灾学诞生的历史与现实基础、灾害救治理念、灾害应急机制、灾害救治制度与法律设置、资源动员与开发机制、资源运作机制、救灾管理机制、备灾工作、备灾与救灾监督机制、灾害与救灾理论研究、救灾绩效评估体系等，以上这些部分既自成整体又互相关联，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其次，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需要重点研讨红十字会与害学的基本关系。灾害科学是一门涉猎广博的边缘学科，主要涵盖灾害认识、灾害防治、灾害管理即灾害理学和灾害工学及灾害法学，纵贯过去、现在、未来的灾害历史纬线，总结人类对灾害的认识历程与发展趋向，论述灾害科学的理论要点，作为学科成立的先导性意见。对中国近现代灾害的基本特征、属性、分类、等级、整体系统、发展趋势的认识，是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灾害防治是红十字救灾学的核心内容。现代减灾系统包括灾害监测、灾害预报、灾害评估、防灾、抗灾、救灾、安置与恢复、保险与援助、宣教与立法，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范畴涉及灾害学的除灾害监测、预报、保险以外的全部内容，两者的研究范畴的对应度十分吻合。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与灾害学探求灾害损失最小化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此点在研究目标部分做了交代。
再次，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学研究应当提供有关具体的红十字会救灾的技术方法。物质财富、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灾害损失的计量，各种救灾资源投入、产出的构成与效益评价，备灾、减灾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评估方法等技术层面的方法，红十字救灾学研究对上述问题显然不能回避，须借鉴灾害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指导备灾、救灾等工作的技术指标和体系。
最后，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学还需研究一系列基本关系。例如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灾害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慈善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民间社团之间的关系、广大公众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涉及社会对灾害的认知、在灾害面前社会的反应与对策；灾害对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国家的对策；国家与社会在灾害与救灾等问题上的合作与分工及博弈；民间社团尤其是慈善组织在灾害救治等方面如何建立协调的工作机制；公众对民间慈善社团的认知与行动能力；等等。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必须面对、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有利于它的正常发展。
三、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学问或学科，自然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拥有和借鉴多种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备灾与救灾理念。中国红十字会首先要向社会明确自己人道主义的宗旨和社会福利团体的定位，而备灾与救灾理念即是这种宗旨和定位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备灾与救灾理念是红十字会基本理念之一，它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传统慈善意识、组织责任意识、社会和谐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精神要素。
制度与法律设置。制度和法律设置是红十字会体制建设的“金属外壳”，是红十字会备灾、救灾的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它主要由组织制度建设、立法体系的建构等组成之，随着灾害的演化和救灾实践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革与完善之中，其建设主体有主管政府部门、各级人大、红十字会自身，并参酌社会各界的意见。
灾害信息机制。红十字会这台机器离开信息将无法运转。灾害信息机制一般是指灾害、备灾、救灾信息的接收、汇集、分析、综合、输出、反馈等一套信息流动程序，还包括救助能力的评估、基本信息和现有资源情况的收集，包括预警系统与公共信息。
灾害应急机制。应急机制是在灾害突发时，红十字会与政府及社会相关部门合作、应付危机的系列程序，每一程序中又包括若干程序或步骤，力求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递灾情、及时作出部署、动员与输送救灾资源、缓解和消除灾害。其中，主要包括：应急指挥体系与职责任务、预防和预警机制(如预防预警信息、预防预警行动、预防支持系统等)、应急响应(如灾害分级及响应、灾情上报及信息处理、通讯、指挥协调、紧急处置、救护和医疗、人员安全防护、社会力量动员和参与等)、后期处置(如善后处理、社会捐赠监督、灾害考察报告与处理工作总结等)和应急保障(如通信与信息、应急支援、信息技术支持等)等。
资源动员与开发机制。资源动员与开发的内容可理解为三个层次：一是筹集资金，包括物资和货币。二是筹集资源，包括可利用的自然物质资源、社会成果资源和人力资源。三是筹集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所有形式的资产。完整地理解资源动员的内容对于红十字会的备灾和救灾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无形资产和债权等纳入资源动员的范畴，无疑将扩展筹资的思路和方法，提高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资源动员的方式有媒体宣传鼓动、日常社会捐赠、资产和资金增值、打造慈善品牌、创新公益项目、培养志愿者等。
灾害管理。灾害管理是通过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经济制约的或其他有关的手段，控制、约求与引导人们对于灾省的反应和与有关减灾的行为；协调有关减灾的各个区域、部门与环节；影响与改善人们的减灾观念；规划与调整减灾事业的发展目标与相应的背景条件；设计、组织、决策与指挥有天减灾的重要活动等，以达到行利于提高减灾效益的目的。中国红十字的灾害管理，主要指减灾的物质管理、物流运行状态管理、备灾与救灾决策及其执行过程管理、减灾项目与绩效管理、减灾机构与部门管理、减灾的行为管理、灾害信息与资料管理。
备灾工作，红十字会要根据自身的能力，决定备灾工作的范围和资源的使用，奇灾工作包括：确定社区平时易发的各种危害；确定一般性的危害并预测其变化趋势：评估危害发生的地理分布情况；评估最易受到伤害人群；规定防止危害发生的准备工 作的类型与水准，并优先考虑危害的高发地区和人群；明确社区应付危机与灾害的能力；明确其他团体、部门的作用与能力。
监督机制。监督是为确保公平、公正与效率而建立的一种社会设置，是一套由观念、组织、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系统。红十字会的监督机制包括自律(内部规范、制度等)与他律(政府部门、大众媒体、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等)两个部分，监督的形式有自我约束、接受审计检查、公示、社会监督员督察、捐赠者闩查等。
灾害理论研究。灾害理沦研究往往为红十字会工作所忽视，在处理灾害和突发事件跃升中国红十字会的首要职责之下，备灾和救灾等理论研究须与其实践紧密跟进，其中包括灾害学理论、备灾理论、灾害救助理论、救灾评估理论、未来灾害学理论等。每一个理论白成体系，其中又包含一系列因子理论。以上主、子理沦互相联系共同组成红十字理论的庞大系统。
灾害与救灾绩效评估。灾害评估是抗灾、救灾的重要依据。所谓灾害评估，是指对灾害规模及损害程度的估测与评定，包括灾前预评估、灾时跟踪评估和灾后终评什。救灾绩效评估是指对灾害救治的结果与经济社会效益的估算与测评，采用总体评价和典型评价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估方法。
(二)研究方法
红卜字救灾学研究本身就是一门边缘的学问或学科。本论题旨在综合运用历史学、灾害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现代化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分析方法，以中国红十字会为载体，对中国近现代社团的灾害救治与备灾等一系列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考察。本文拟通过下面几个方法进行研究：
其一，历史学的方法。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是以中国近现代灾害发展、演进和备灾、救灾的历史进程为历史纬线，总结灾害变化的趋势和红十字会备灾、抗灾、救灾的思想、体制、措施的历程和走向。分析、比较历史上红十字宗旨、职责与权利、组织、资源构成、资源集束、绩效评估等的变迁与特点，为现今红十字提供历史经验与智力支持。
其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由于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涉及方方面面的学科知识，如社会学、灾害学、政治学、文化学、法学，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组织社会学、行政管理学、文化社会学、公共政策分析和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所以，一方面，在运用历史学方法对红十字会的纵向历史行程宏观描述和微观观察外，重要的是通过多学科交叉方法对红十字救灾学所涉及的所有领域和层面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在研究中注意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时间域与空间域的相结合、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等。
四、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中国红十字救灾学研究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确实值得商榷，但作为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一门学问，还是没有问题的。它拥有属于自己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这些要素构成了红十字救灾学的理论框架与体系。探讨这一框架和体系的内容，并做出一些概括，将会有助于红十字学说的建立和红十字实践的发展。
(一)中国红十字灾害历史理论
从历史视野探讨红十字救灾学是这门科学的重要基础。灾害问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互相关系，把灾害放在人与自然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方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人与灾害的关系体现了很强的历史性，人就是在灾害的冲击、对灾害的认知和治理灾害的历史进程中步步走过来的。这一进程造就了人与灾害关系的多重主体与客体。
在自然界中，人首先是个受动的存在物，是自然界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运动的产物。由于人作为有别于其他的特殊存在物，具有能动地适应环境的特质和潜能，也就是说，人一方面顺应着自然，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对立物又改造并逐渐支配着自然，其主体性逐渐增强。在与灾害作斗争的长期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结成日趋多种和多重的关系主体，依靠集体的智慧与能量认识、制约和战胜灾害。这种主体即组织，有临时的公众集合体、固定的社会集合体即社团、置于公众和社团之上的最权威集合体即国家或政府等。尤其是近代以降，伴随国家与社会分野的渐趋明朗，社团组织聚集更多来自多方的物质、智力与制度资源，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效益与时俱强。中国红十字会便是这样的重要社团组织之一。
具体来说，红十字社团的救灾历史理论主要表现为：
首先，红十字社团在百余年的慈善公益实践中积累愈益厚重的救灾学认知理论：灾害的类型、特性、分布等自然属性及变化趋势；灾害的衍化、后果等社会属性及历史效应；灾害与社会发展域际和层际的微观联系；灾害与社会宏观治理的目标位置的关系；等等。
其次，红十字社团积累了丰富的应付与治理灾害的历史方法。历代救灾思想、政策与措施及其得失是红十字承继历史的一笔难得的宝贵精神遗产。其内容极其丰厚博大，为红十字救灾救助等慈善活动提供直接的方法论借鉴。如公益慈善思想的继承，灾情的接收与传送，测灾、报灾、勘灾、定灾、赈灾的灾害赈济程序，资源动员和监督机制的社会化，除害的治本性对策等。
(二)红十字灾害社会理论
红十字救灾学研究涉及多门学科知识，尤其是社会学、灾害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红十字灾害社会理论直接吸收现当代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为红十字事业服务，其重要特点是面对现实，为解释和解决当前社会具体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如灾害统计理论与方法、灾害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组织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灾害管理理论与方法、资源动员理论与方法、绩效评估理论与方法等，都是需要专门研究的处于应用层面的红十字救灾学方法理论。
论十大关系篇6
［关键词］ 中国；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
abstract:：it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relations history and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that japanese government proposed［wtbx]21 articles[wtbz] to china as well as china and japan negotiation concerned.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 related to［wtbx]21 articles[wtbz] in the yuan shikai time formed a series of the most humiliated unequal treaties—[wtbx]treaties of1915[wtbz],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concerning with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 related to［wtbx]21 articles[wtbz] in the yuan shikai time,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given much attention. the thesis attempts to go a further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wtbx]21 articles[wtbz] even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material and research fruits published before 2007.
key words: china; japan;［wtbx]21 articles[wtbz]; yuan shi-kai
1915年元月十八日，日本对华提出旨在的“二十一条”要求，在当时被称为“二十一条”要求事件?①。日本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分成五部分、二十一项要求，其中以第五号7条最为苛酷［1］。有关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本论文主要对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研究状况，作一个历史考察。
笔者认为一个课题的建立及成熟研究的标志，就是要有可以代表这个学科研究水平的高质量研究著作、史料的出版及相关论文的发表。涉及“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研究著作（中国这方面无完整的专著，只是相关民国史研究著作涉及）、史料、论文的出版发表实际上已成为这个课题建立的标志，也是迄今为止涉及“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包括研究著作、史料、人物传、大事记、微观研究论文在内的系统的著作及论文。
下面就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就笔者所见到的日中双方相关研究状况作一历史考察。
一、 日方研究状况
有关“二十一条”要求事件，日本的研究非常丰富。松本忠雄的《近世日本外交史研究》使用大量日本方面的原始资料，对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美、英等国的对策进行了明确的论述［2］。最为详实的是崛川武夫的《远东国际政治史序说——“二十一条”要求研究》，对交涉的经过和结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3］。以上两本都是全面性的研究、分析成果。
而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具体细节上，日本学者也有相关详实的研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冲击中国，乃是1913年当时还是驻英大使的加藤高明离任之际，与英国外相交谈的过程中，有关满洲问题，取得了对华交涉的相关口头谅解。当时日本的山本权兵卫内阁的牧野伸显外相，主张对华强硬，在辞任时向加藤高明递交了继续对华实行强硬外交的文书。另一契机是由于中国当时内乱，南北政权对峙，孙中山等亡命日本的革命派由于革命力量和组织的虚弱，不得而已把目光转向日本，对日本有所求。而当时北京政府强烈要求日本取缔革命派在日本从事颠覆政府的行为活动，对日本同样有所求。因此北京政府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采取宽容的绥靖政策，希望换得日本对亡命日本的革命党进行镇压。强调此契机的是长冈新治郎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条款的决定及其背景》［4］。
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事件正式提出后及交涉的经纬过程，崛川武夫在他的《远东国际政治史序说——“二十一条”要求研究》中都有详细叙述。而冈新治郎在《加藤高明论》一文中就“二十一条”要求，日本方面的中心人物外交家加藤高明外相的功过进行了评论［5］。岛田洋一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加藤外相的外交领导》，重点对加藤外相交涉“二十一条”中第五条的大失败作了严厉批判［6］。
关于满蒙、东蒙条约与第五号重要环节出台与交涉的过程，臼井胜美的《欧洲大战与日本的对满政策》一文根据外务省的资料，对“二十一条”要求事件中满蒙、东蒙条约的交涉过程及其实施，进行了分析和探讨［7］。野村乙二郎的《对华二十一条问题》详细叙述了从“二十一条”要求的制定到交涉过程，关于第五号，与传统观点不同，认定不是希望条款，而是怕第五号引起列强反感的伪装名目，以便作为暴露时辩解的口实［8］。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日本学界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近藤操在《加藤高明》一书中，阐述了加藤高明的前期外交铺垫及认为中日交涉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心理时机”来同中国进行交涉［9］。石田容荣雄的《二十一条问题与列国的抵制——与美国的关系》概述了围绕“二十一条”要求事件交涉过程中的日美关系［10］。细谷千博的《二十一条要求与美国的反应》与北冈伸一的《二十一条再考——日美外交的相互作用》，也从日美关系的侧面探讨了“二十一条”要求问题。细谷千博主要依靠美国外交文书，详细探讨了美国对“二十一条”要求交涉过程中态度的变化［11］。北冈伸一文首先否定了对华“第五号”的合理性，然后结合中美关系，强调中国态度的变化，实随美国政策变化而变化，结论是对华“二十一条”交涉日本外交失败，乃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误解造成的［12］。peter lowe的《great and japan 》，探讨了围绕“二十一条”要求的日英关系，可以窥见从日本史料方面不能了解的英国动向［13］。田村幸策的《最近中国外交史（上）》分别分析了在有关“二十一条”要求事件过程中，中国、日本、英国、美国的态度［14］。
有关“二十一条”要求事件，在日本民间也产生了重要反响，日本民间舆论界的动向和评价也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山根幸夫的《袁世凯与日本人——以坂西利八郎为中心》，以中国方面“二十一条”交涉中的的最高负责人及其顾问坂西利八郎为中心，分析了当时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态度［15］。吉野造作的《日中交涉论》认为“二十一条”要求是最小限度的要求，对提出的时机和切合适宜的解决方式、结果表示赞赏，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的理想是使中国强大，在于帮助中国谋求独立自主，但由于欧美列强在中国的肆意横行，日本不能袖手旁观，承认日本的所谓正当侵略主义政策［16］。而反对者也有，植田捷雄的《大政四年日华二十一条条约与满洲事变》论述了“二十一条”交涉的效果以及认为其结果是不当而非法的，乃满洲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17］。
[ll]日本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疏漏太多，感觉日本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日本为中心，有专著出版，史料运用也非常的广泛，但部分研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因此有些成果严重偏离了历史研究的真相。
二、 中方研究状况
下面就中方（包括台湾在内）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关于中国对“二十一条”要求方面的研究，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至今仍然有很强的史料价值［18］。李毓树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是正规的研究著作史料［19］。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分为3编12卷，其中第二编两卷就涉及“二十一条”要求事件?①。黄纪莲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一书虽有很多有关“二十一条”要求的资料未编入，但能利用已刊的档案、文件及报刊资料，尤为难得的是作者从俄文档案中选择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这是以往的各类资料所未见的，是迄今为止大陆关于此问题研究最全、最新的一份出版资料［20］。另外天津历史博物馆藏的《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二》［21］、李希泌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22］、黄季陆的《革命文献》［23］、沈云龙主编的《甲午以来中日军事外交大事纪要（一八九四—一九三七）》［24］、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26）：中日交涉纪事本末》［25］、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08）：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中日关系史料：路铁交涉》［27］、黄毅的《袁氏盗卖国记》［28］、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29］、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30］、保罗•s•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国内出版）［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的《顾维钧回忆录》［32］及以《国民政府公报》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出版物，以《申报》、《时报》、《中华新报》为代表的民国报纸，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杂志，以及收罗民国时期著作的《民国丛书》，被大规模影印出版，为笔者研究本课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史料虽然很丰富，但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今还很薄弱，至今可查的专著没有，论文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米庆余较早就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历史背景作了初步探讨。关于日本为何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冲击中国，中国史学界观点莫衷一是，聚讼纷纭，不一而足。一般正史认为是袁世凯想复辟帝制，因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是为了与袁世凯做政治交换的筹码?②。当然也有学者研究近年来开放的资料及进行资料比较的过程中，认为两者没有关系?③。也有人认为，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从袁驻朝鲜起始终处于对抗状态，袁世凯对日本的敌视态度表现在“二十一条”交涉各个方面，不是袁对日妥协的产物,而是日本袁世凯的重要步骤，袁对“二十一条”要求进行了相当的抵抗，日本排挤、打击袁世凯，则是袁仇日政策之必然结果。在交涉的过程中，关于“二十一条”要求到底是谁泄露的，普遍认为授意泄露的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33］。而袁世凯最终为何妥协退让，马良玉认为“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而是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争取日本支持的结果，袁世凯在中日交涉过程中，采用多元手段与日周旋，尽力减少损失，挽回利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并没有通过“二十一条”达到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应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外交妥协［34］。吕慎华重点分析了袁世凯外交策略之功效［35］。石源华从历史承续性角度考察了袁世凯的外交理念及其对民国外交史的影响［35］。金光耀考察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外交家顾维钧的历史作用［36］。至于中日交涉过程中列强之态度，黄纪莲考察了沙俄之态度［37］，黄文治结合最新出版的史料，就袁世凯时期美国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的态度作了一个全面性的历史考察。另外还有学者就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的关系进行了爬梳?①。关于外交家、政治家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的努力也做了客观的描述［39］。赵纯清论述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留日学生活动状况。当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冲击中国时，大多数留日学生激愤不已，归国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当时根据留日学生总会安排，刘文岛、万钧等人被任为北京代表，桂念祖、周螯山等人被任为上海代表，他们根据自己的职责，回国进行请愿、文告、召开国民会、演讲、募集款项、参加抵制日货运动等活动，他们的行动掀起了国内爱国运动高潮［40］。陈廷湘也探讨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提出前后，中国民众情绪变化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的关系［41］。等等相当数量大学学报及相关省级、部级社科类刊物都刊印过与本课题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讨论日本提出对华要求与袁世凯称帝之间的关联、袁世凯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的外交努力以及外交官外交努力等方面，因种种原因，质量参差不齐。
三、小结
综上所述，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不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考察，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但也存在不足。如中国史学界至今未有一本完整的学术专著，所刊载的论文，有些因史料缺乏造成观点上的出入；研究中有低水平重复现象；研究粗疏人云亦云不成系统；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等问题也有，因此前人研究的不成熟，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很多研究空间。上述所列不过是笔者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一个简要扫描，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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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篇7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县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强学习、扎实工作，不断提高思想理论和为民服务水平，为创建“亲情民政”服务品牌，建设幸福城乡提供民政保障。
二、学习重点
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两会”精神，学习省、市和县委、县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科学方法，不断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国家出台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同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经济知识、科技知识、社会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并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专题讨论。
三、学习内容及计划
中心组学习要紧紧围绕学习重点，认真进行集中学习和自学，全年计划安排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共4次，每季度1次，每次集中学习研讨时间为1天。具体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另行通知。
第一季度学习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文化强县建设
学习要点：充分认识我们党重视和开展文化工作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就、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文化改革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把握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民政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必读文献：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3、：《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七部分。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7、《中共市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意见》以及省、市、县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第二季度学习专题：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巩固全县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
学习要点：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把全县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
必读文献：1、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2、：《宣传思想战线是我们党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3、:《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概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4、中央、省、市和县委有关文件精神。5、《党员干部学理论2012》。
第三季度学习专题：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县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把握主题主线，明确目标任务，全力打造“亲情民政”服务品牌，开创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新局面。
学习要点：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县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全局上下打造实力、建设幸福城乡的积极性创造性。
必读文献：1、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2、《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3、王可杰同志在县第十二次党代会、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4、贾刚同志在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5、省、市和县委有关文件。6、《大众日报》、《日报》、《大众》党代会评论员文章。
第四季度学习专题：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学习要点：深刻理解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其目标任务和现实要求，切实增强工作自觉性、主动性和使命感、责任感。以“三争创”活动、“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创建“民生政策宣讲站”等为载体，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完善学习制度，强化学习措施，增强学习效果，切实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必读文献：1、：《改造我们的学习》。2、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3、：《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4、：《加强领导干部学习提高执政兴国本领》。5、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央有关精神。6、中央、省、市和县委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文件。7、《问计2012——党员干部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
三、学习要求
（一）以党组中心组为载体，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在努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坚持业余时间认真读书学习，不断丰富知识，提高理论水平。通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
（二）坚持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心组学习计划、学习交流、学习检查等制度，并及时收集、整理机关学习资料，切实加强党组中心组学习档案管理，推进中心组学习制度化建设。
（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中心组学习要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成员要紧密联系我局工作实际，紧密联系分管工作，紧密联系思想实际，认真搞好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努力用学习的成果指导和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论十大关系篇8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caskandha and 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
And its Philosophical Meanings
Key words: Buddhism, philosophy, Pa?caskandha, 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 Relation
Abstract: There is some corresponding link of logical structure, but not the relation of correspondence one by one at the same level, between Pa?caskandha and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both of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s the source, Pa?caskandha is a theory more primeval than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as the cource. Each branch of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takes Pa?caskandha as its fundamation. The development from Pa?caskandha to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was not a straight line. The essential turn of visual angle from naive ontology to profound theory on life had took place.
如果不理解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佛教，就既不可能全面理解世界文化，也不可能透彻理解中国文化。这里首先要求的是理解佛教的“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因为它们构成了全部佛学的基础理论。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五蕴和十二因缘各自的宗教哲学意义、尤其是这两套理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还不是十分清楚。这里所说的“关系”既指它们之间的共时的逻辑关系，亦即两者是否在同一层次上一一对应的问题；也指两者之间的历时的启承关系，亦即孰先孰后的问题。
这里的分析将从“佛教哲学-宗教哲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因为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都属于“佛教哲学”这个理论层面。佛学较之其它宗教理论的特点之一，在于哲学理性思维的特别发达，因为它之追求解脱的道路，乃在于“佛”（Buddha）即“觉”或者“觉悟”。如果说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佛教就是“因觉称义”的：真正的佛教并不是“信仰了才能理解”，而恰恰是“理解了才能信仰”。[1]而需要理解或“觉悟”的，正是佛教“哲学”告诉人们的东西。
我们的研究结果（参见下表）[2]表明，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之间具有逻辑结构的关联，但是并非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一对应。实际上，五蕴是十二因缘中各支的共同基础。它们之间具有源流的关系，即五蕴是比十二因缘更原始的理论。从五蕴到十二因缘的传承不是一种直线的发展，而是发生了视角的某种根本转换。
五蕴（Pa?caskandha）又译“五阴”、“五众”，是指的一切现象作为“积聚”结果的五种类别，这种积聚构成了万事万物、尤其是“我”或“人”。五蕴把一切现象归结为“名色”的积聚集合的结果，以说明事物现象作为“名色”本身是没有自性的。这种观念类似于马赫（Ernst Mach）“物是感觉的复合体”的说法；但是五蕴把复合体或集合体分为五类，即色（略相当于物质现象）、受、想、行、识（略相当于精神现象），这与马赫不同。十二因缘（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则进一步把一切现象归结为“痴”或“无明”，即未能觉悟，这又跟马赫的把一切都归结为“感觉”不同。十二因缘意在说明世俗 事物的缘生轮回，划分为“三世二重因果”，共含“十二支”，如下：
过去二因：无明行
现在五果： 识名色六入触受
现在三因： 爱取有
未来二果： 生老死
三世之间乃是二重因果关系，三世内部则是线性因果关系；总起来看，则是一个因果链条。此所谓“因果”并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亦即所谓“缘生”或者“缘起”（Pratityasamutpāda）：一切现象的产生、变化，都不是自有自足的，而是一定原因、条件的结果。这就是《杂阿含经》卷十二所讲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与中国哲学的“自然”（自己如此）观念大异其趣。
即便仅仅从名目看，五蕴和十二因缘之间也是具有明显的对应性的：如“色蕴”与“名色支”、“受蕴”与“受支”、“行蕴”与“行支”、“识蕴”与“识支”；研究表明，“想蕴”与“痴支”或“无明支”也是对应的。这种对应性表明了两者之间是具有某种传承关系的。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从三世轮回的角度来看，这两套理论之间又显然具有某种非对应性，因而具有不同的哲学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1．“色蕴”与“名色支”
所谓“名色”（Nāmarūpa）是“名”（Nāman）和“色”（Rūpa）的连称，一般认为指一切精神现象（名）和物质现象（色），而在人则指心（名）与身（色）。十二因缘中的名色支与五蕴中的色蕴是明显地具有对应关系的：“名色”包含着“名”与“色”两方面，其中“色”对应于“色蕴”，“名”对应于“无色四蕴”（受想行识）。《俱舍论》卷五说：“‘名’谓作想，如说色、声、香、味等想”，都是主观的；卷十又说：“无色四蕴何故称‘名’？”因它们都是内心主观的东西而“相隐难知”，“随所立名，根境势力于义转变，故说为‘名’。”可见无论是色蕴还是名色支，“色”都是指的人或我的根和境本身，“名”都是指的“根境势力于义转变”“随所立名”的主观“作想”。
但是五蕴中的色蕴与十二因缘中的名色支显然并不是完全对应的。（1）名色支不仅涉及“色”，还涉及“名”，亦即包含了五蕴的“无色四蕴”（受、想、行、识）。如《大乘义章》卷四说：“以‘名’宣说无色四阴，故说为‘名’。”这里，十二因缘的“名色”似乎已经包括了全部的五蕴；但实际上十二因缘既有“名色支”，也有“受支”、“行支”和“识支”，可见五蕴之“名”（受想行识）并不等于名色支中“名色”之“名”。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并非处在同一层次的概念：下文的分析将进一步说明，不仅是名色支，十二因缘的几乎每一支都蕴涵着五蕴；换句话说，五蕴乃是十二因缘中十二支的共同基础（参见下图）。
无明 行 识 名色 六入 触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 |
. ∧ ∧ ∧ ∧ .
色 | 受 | 想 | 行 | 识
我们仅仅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断定，十二因缘理论是由五蕴理论发展而来的。（2）色蕴作为五蕴之首，遥遥地排在识蕴之前；而十二因缘的名色支，直接地排在识支之后。这是因为识支乃是今世八支的总因，而识蕴则只是并列的五蕴之一。十二因缘的排列是有因果意义的，而五蕴的排列顺序则并无因果意义：五蕴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五蕴与现象之间才是因果关系。（3）十二因缘之名色支是指人生的第一阶段，亦即“结生”于母胎的一刹那而“有身”，此时身（色）、心（名）得到初步发育；此后身心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有人生的其他各个阶段。由此可见，十二因缘说是典型的人生哲学。而五蕴说则不然，它更具有一般存在论的意义。但这种“存在论”（Ontology）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理论，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初期的那种自然哲学，即基本上是一种“宇宙论”（Cosmology）性质的东西，意在说明一切存在现象的本原乃是“名色”的“积聚”；它对“色”的理解还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即理解为“地水火风”；它虽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说明人生，但其人生观乃是建立在朴素的自然哲学宇宙论的基础上的。而十二因缘说则是直接说明人生的，而无意于说明自然现象的本原。
2．“受蕴”与“受支”
五蕴的受蕴和十二因缘的受支也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受”（Vanā）本义是“领纳”，即对现象的主观感受。受蕴和受支都是对这样一类现象的解释：它们只不过是痛痒、苦乐、忧喜、好恶之类情绪感受的积聚。感受的对象即“境”分为顺境、违境（逆境）、俱非境（非顺非逆），《大乘百法明门论忠疏》说：“受谓领纳顺、违、俱非境相为性，起爱为业，能起离、合、二非欲故。”亦即“受”所生起的一类现象爱欲分为三类：离欲（远离逆境）、合欲（追求顺境）及“二非”欲。另一种说法，“受”也分三类，即苦、乐和不苦不乐。《俱舍论》卷一说：“受蕴谓三领纳随触，即乐及苦、不苦不乐。此复分别成六受身，谓眼触所生受、乃至意触所生受。”这类“境”所生现象之“性”非实，不过是“受”即“领纳”的结果。这是因为“境”本身就是非实的，所以对“境”之“受”即主观感受也是非实的。境分六境，即指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感知对象；又称“六尘”，即如尘埃一样的染污；又称“六妄”，即是虚妄的。尤其是六境中的“法”，泛指一切认识对象，也都是虚幻不实的，如《俱舍论》卷二所说：“十八界中，色等五界如其次第，眼等五识各一所识，又总皆是意识所识。”“受”作为对“境?钡闹鞴鄹惺苁欠鞘档模庠谖逶毯褪蛟凳且恢碌模簟靶乃狈冻搿?/P>
3．“想蕴”与“痴支”
五蕴的想蕴在十二因缘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对应分支，但实际上可以讨论如下：
想蕴略相当于心理范畴的“认知”，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概念、语言等等。想（Samj?ā）谓“于境取像”，如《百法明门论忠疏》所说：“‘想’谓于境取像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谓要安立境分各相，方能随起种种名言。”这是纯粹认识论（狭义）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涉及价值论，例如《俱舍论》卷一说：“想蕴谓能取像为体，即能执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其中“青黄、长短、男女”属于认知范畴，然而“怨亲、苦乐”属于意向范畴。那么，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呢？我们不妨回顾上文：那里的受蕴也谈及“苦乐”，这里的想蕴也谈及“苦乐”，这两种“苦乐”的意义肯定是不同的。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前者是说的“苦乐”感受本身，是属于意向心理范畴的；这里所说的“苦乐”则是指被“执取”为“相”的，亦即是对苦乐的认识，而非苦乐本身，所以是属于认知心理范畴的。
现在把五蕴的想蕴跟十二因缘中的各支相比较，有没有对应者？显然，我们可以采取两条标准加以衡量：一是采取上面论证了的“纯粹认知”这个尺度；二是它不能与五蕴中既有的任何一个“蕴”重复，亦即不可能是行支、名色支、受支或识支。除此以外，我们就可以用逐一排除的办法解决问题。第一支“痴”意为“无明”，显而易见与“想”是有关系的，《大乘起信论》说：“以一切法本来唯心，实无于念；而有妄心，不觉起念，见诸境界，故说‘无明’”；“当知世界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这就是说，“诸境界”“一切法”都是“妄心”“起念”的结果，亦即错误认识的结果，也就是“想”的“于境取像为性”的结果。《成唯识论》卷六也说：“云何为‘痴’？于诸理事迷闇为性。”
至于其余各支，第五支“六入”或“六处”，《俱舍论》卷九说：“如是名色渐至成熟时，具眼等根，说为六处。”意即胎儿将生之时、眼等感觉器官分化成熟。这显然还谈不上什么“认知”，因而与“想”无关。第六支“触”，《俱舍论》卷十说：“谓根、境、识三和合故，有别，触生。”这似乎是属于认知问题的了；但是《百法明门论忠疏》说：“‘触’谓三和、分别、变异，令心、心所触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既然这里明确把“触”列为“想”之“业”，它当然就不是“想”本身了。第八支“爱”、第九支“取”，显而易见地与作为认知范畴的“想”无关，因为爱欲和贪欲、追求和执取都是意向心理范畴（情感、意志）。第十支“有”其实是对作为“现在因”的“爱”和“取”的总括，其着眼点在于说明它是招致后世果报的原因，《俱舍论》卷九说：“由取为缘，积集种种招后有业，说名为‘有’。”至于第十一支“生”和第十二支“老死”，更显然与认知之“想”无关了，因为生死问题本身根本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生命存在本身的问题。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五蕴的想蕴是与十二因缘的痴支对应的。想是痴想，而痴是想之痴，亦即“无明”。
4．“行蕴”与“行支”
五蕴的行蕴也可以跟十二因缘的行支对应。“行”与作为纯粹认知活动的“想”相比较，属于纯粹的意向活动。“想-行”的关系，类似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仅此而言，五蕴的“想蕴—行蕴”这种排列似乎也是多少具有一些实质意义的（但是其它各蕴之间的排列仍无实质意义）[5] 。“行”（Samskārā）的基本意思是“造作”、“迁流”，《俱舍论颂疏》卷一称“造作、迁流二义名‘行’”，即指一切现象的生起、变化，而尤指人的一切“造业”的身、心活动。但“行”尤指造作，亦即意志行为，所以《杂集论》卷一说：“造作相是行相，由此行故，令心造作。”“心”之“造作”即是动机、筹划、目的、意愿等等，都是属于意向心理活动的。行支与行蕴还有一点相通之处，即都有“业”（Karma）的意思。业正是行的造作的结果。如《俱舍论》卷九说：“于宿位中福等业位至今果熟，总得名‘行’。”造作之“业”分为“三业”（身业、口业、意业），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意业”，“三业皆是意等起故”[6] ，有了意志的造作，才会有身、口的造作。这也表明“行”是属于意向活动范畴的。“意”又称“思”，所以《俱舍论》卷九说：“思即是行。”但此“思”不同于作为认知的思维之思，?撬寄敝迹鹤魑现摹八肌奔词恰八枷搿保hought），作为意向的“思”则是“意欲”（will, want to do）。把现象归结为意志行为的造作的积聚，这也是五蕴与十二因缘的一致之处。
5．“识蕴”与“识支”
五蕴的识蕴与十二因缘的识支显然也具有对应关系。“识”（Vij?ānā）一般解释为与物质现象相对的“精神现象”，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上文说过，不仅受、想、行都是精神现象，而且色在本质上也是精神现象。在早期佛教哲学中，“识”也是对一类现象的原因的揭示。《俱舍论》卷四说，这类现象“心、意、识体一”，“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别故名‘识’”，它们“义虽有别，而体是一”，总之是“随义建立种种名相”。识分“六识”（Sadvij?ānā），是依据“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境”（色声香味触法）所生的六种作用：见、闻、嗅、味（尝）、触、思虑。这是六种心理功能。有“行”而后与“识”，这似乎带有一点“实践论”的味道。但是一种观点认为，种种名相不过是“识”的产物，这一点后来被发展为“万法唯识”说，这就跟“实践论”无关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境、识三者，“根”是其根本，“由眼等根有转变故，诸识转异，以识随根不随境故”[7] ，这就是把物质性的感知器官视为根据了，与后来大乘瑜伽行派的“唯识”说法不同，更具早期哲学的朴素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