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2 07:37:09
这位气度如神仙般的老先生，正是中方全权特使沈惟敬，他奉大明兵部尚书石星之命，前来与日方和谈。这年3月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集结15万大军攻打朝鲜，并梦想进而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攻中国，“奉天皇定都于北京”。
8月，明军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的援朝部队在平壤战败，但日本方面此时并不知道入朝明军数量，更不清楚后续部队有多少，兼之战事将由速决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日军渡海作战补给困难。因此，双方似乎都有了和谈的意愿。
担当这一重大任务的沈惟敬，此前官方职务是“神机三营游击将军”，但他显然不是武将，也没有仕途经历，直到两个月前还只是一名江湖术士。
老江湖的新任务
此时的沈惟敬已经60多岁，如果不是后来那段奇诡的中日和谈斡旋经历，他也许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沈惟敬的前半生同样是个谜，500多年后的我们，仅能从明代野史《万历野获编》中得知，他是浙江平湖人，少年从军。但此后的沈惟敬，在京城市井中靠炼丹及忽悠混口饭吃，被人称为“无赖”。
而他出现在东亚国际舞台上，则纯属偶然：他有一个相好的叫陈淡如，陈有一个温州仆人名叫沈嘉旺，曾被日本倭寇掳去过，后来偷偷溜回来。三人厮混时，沈嘉旺爱说些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沈惟敬则把听来的当作自己的，也四处炫耀自己是一个日本通。另一头，兵部尚书石星正在焦头烂额：一边是东部朝鲜战事，一边是西部的宁夏副总兵拜之乱，他不想同时打两场战争，为争取时间征调兵马，在万历帝的暗示下，石星便想出了和丰臣秀吉说和的主意。
只是，大明朝从未有与外敌和谈的经历，且此次和谈也只是个缓兵之计，因此决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节，一切都必须偷偷进行，万一有什么问题，也可推托得一干二净。
《万历野获编》称，沈惟敬在北京时，结交了一个同样嗜好方术的袁老头，而此人的女儿，便是石星的小妾。正是袁老头在其中牵线，使得沈惟敬搭上了石星。石星一见其貌如神仙，说起话来白须飘动，又神采飞扬、口若悬河，便毫不犹豫委任其为“神机三营游击将军”，连带沈嘉旺也获任“指挥”。
忽悠与被忽悠
会忽悠的沈惟敬，其实根本不明白朝鲜局势，更不明白庙堂里的水深水浅，他在意的是加官进爵。
万历二十年6月29日，沈惟敬带着十来个随从到了朝鲜义州（今新义州）。此时，连明军祖承训的先头部队都还没有入朝。沈的到来，让翘首期盼明军的朝鲜君臣很是不解：此人持兵部文书前来，却既非军人，也非使者，自称神机营游击，来侦察敌情？沈惟敬则称他将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训诫小西行长，告知大明将以举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朝方很不以为然：他们哭求许久才有祖承训的三千人即将入朝，如今一名不着调的神机营游击，张口就称“大明倾国之兵将至”。见对方不信，沈惟敬又说，他与平秀吉（丰臣秀吉）、平义智等是熟人亲戚，他说什么人家都会听。
不过，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显然不希望沈惟敬来横插一脚破坏既定计划。结果，沈惟敬只得一无所获匆匆回京。回北京以后没几天，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的援朝部队在平壤战败，仅以身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日程。在石星的催促下，沈惟敬在8月17日再度来到义州。小西行长提出的如割让朝鲜“四道”，准许日本“朝贡”等条件，沈惟敬都没法做主，可能本来石星给他的指示也就是尽量拖延而已。不过沈惟敬是个会忽悠的主，他像模像样的表示他会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
于是双方暂时休战，沈惟敬就这么毫发无损地回去了。到了11月，沈惟敬奉了兵部之命，返回平壤就上述事宜给小西行长回复，但明朝否决了日方要求，也没有明确表态，等于是打了个马虎眼，说了跟没说一样。
不知道沈惟敬究竟对小西行长灌了什么迷魂汤，又或者其实小西行长本身在之前的战役损失了主力，怕再战下去。于是一个急于停战，一个急于立功，两人一商议，小西行长又让沈惟敬带着新的条件回去斡旋，自己仍然在平壤按兵不动，等待答复。
但他等到的不是沈惟敬，而是杀气腾腾的明军名将李如松！12月，当平定了宁夏拜之乱后，李如松率领大军风尘仆仆地赶到中朝边境，攻下平壤城。石星的“缓兵之计”算是成功了，但之前成功以和谈拖延了日军脚步的沈惟敬，这时就成了罪人，差点被一刀砍了。只是好日子不太久，李如松因为贪功，在朝鲜王京外的碧蹄馆遭到日军重重包围，损失惨重，这时他突然想起沈惟敬，打起了曾极力反对的和谈主意。
皇帝被骗了
万历二十一年5月8日，明朝使团从釜山出海，7天就到达日本的名古屋。虽然中方的正式使臣是谢用梓和徐一贯，但因为语言不通，直接商谈相关事宜的还是沈惟敬和老相识小西行长。
丰臣秀吉狂妄地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的七条苛刻条件，特别是第四条，借着将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要求朝鲜另外四道割让给日本。这实际上是诱使明朝对日本侵占南方四道加以默许，一旦事成，日本将获得在亚洲大陆的立足之地，为以后征服明朝、称霸亚洲奠定坚实基础。
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无论明朝还是朝鲜都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可沈惟敬或许是担心不答应会被日本人干掉，答应又会被明朝政府干掉，居然在这个时候玩起了两头欺瞒的把戏：他把日本人提的七条一口答应下来，又把出使前万历皇帝所要求的――日本承认明朝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改成了丰臣秀吉也能接受的东西。他还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让人快马加鞭送到北京城。石星接“降表”后很高兴，他据此跟皇帝“如实”汇报。万历皇帝心想，这个可以有，就指使手下写了封诏书（原文现存日本大阪市博物馆），那口气绝对是大国对于小国的可怜和恩赐“……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
丰臣秀吉得到的关于谈判结果的汇报，是明朝主动乞求和平，自己管理包括当时的日本和朝鲜，跟万历平起平坐。所以，当明朝使者带着诏书和礼服来的时候，他还正儿八经地接待，可诏书还没读完，他就把衣服和信件给怒摔到地上了，我当日本的国王还需要你批准？（日本国吾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于是命令立即备战， 沈惟敬做这档事，无非是两边和个糨糊，保住自己的小命，顺便谋取点利益，这下子害怕了。他赶紧又伪造了个丰臣秀吉接受赐封的文件，打发人送到北京。
然而，日军于1598年2月再度进犯朝鲜，朝鲜使臣又来北京哭诉求援。这时纸再也包不住火，首辅赵志皋把议和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石星身上。万历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将石星下狱论死，妻孥发配广西。
沈惟敬的灭顶之灾也来了，万历帝命人找出沈惟敬此前带回的文书种种，鉴定后发现果然尽系伪造，于是再度龙颜震怒。
万历朝的朝鲜战争，一共打了6年。战争结束不久，在北京东市刑场上，一名70多岁的老者，以“通倭”之罪被问斩，正是沈惟敬。也是在这一年，石星死在了监狱里。
2011年11月28日夜22时许，灰蒙蒙的细雨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给本来就庭院幽静的杭州市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净慈寺增加几分森严。只见一群身着便装的赣浙两地民警悄然地进入，他们迅速将其中一间卧室团团围住。当管片民警将一名身穿佛袍的和尚从卧房叫出来时，潜伏在外的刑警一拥而上，大家定睛一看，这不是该寺庙的监院“释惟迪”高僧？可有谁能猜想到，此人正是警方苦苦追捕了17年的灭门惨案通缉逃犯徐心联。
面对警方的抓捕，练就一身强悍体魄的徐心联表情木讷，没有作出丝毫的抗拒，他懂得自己的报应来了。
那么，当年这起灭门血案是怎样发生的？徐心联在逃亡路期间如何“漂白”身份？警方又是如何寻踪觅迹锁定案犯的？
2012年1月21日，随着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将此案向检察机关移交，此案的一些内幕才得以揭开。
聚议“淘金”，
却生发恶念酿灭门惨案
主办此案的九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农村中队中队长陈和剑，从大队办公室橱窗里搬出了几大叠厚厚的案卷材料。经过17年，许多案卷材料纸面已经泛黄，但密密麻麻的文字详细记录了当年这起灭门血案详及细节。
徐心联，1973年6月27日出生于九江县沙河街镇杨花村一户农村家庭。他在家排行老二，有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家中仅靠耕耘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经济十分拮据。由于他从小逞凶斗狠，学业无所用心，只念至初中二年级，便不再愿意登学校的门了。不甘心让儿子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便托人帮助让徐心联学点求生的手艺。几经努力，父亲将徐心联送进到了九江市一家汽车维修铺学习车辆维修与保养。脱离了家庭的管教，徐心联并没有像父母企盼那样潜心学习手艺，而是结识了一些好逸恶劳的同龄人，吃喝玩乐，游手好闲……
从此，徐心联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小混混”。为此，其父亲曾多次用粗大的木棍惩治徐心联，但“打出了血，他也不出声，也不反抗。”父母对他性格的总结，只是“非常倔犟”。
说起17年前发生在九江市铁路南站宿舍区的那起血案，至今仍让许多当地居民心有余悸。
1994年7月27日，学徒三年仍无法出师的徐心联听说海南可以“淘金”，便邀集郭劲、刘选金、廖庆力来到王军民在九江县水泥厂的单身宿舍，与正在此处的王军民、张勇、郭亚兵一道商议去海南打工的事宜。他们表示有决心创一番大事业，谈着谈着大家兴奋起来了……这时，不知谁提议，为了保证7人在海南创业心齐不归，必须在离开之前惹点事出来，以断绝大家今后回乡的念想。
恰巧，王军民因近期腰酸背痛加重，前两天他在九江市人民医院诊治后，被诊断为患有腰椎体结核，便怀疑系中学时与同学徐敏打架所致，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如今，就要离开家乡去闯荡了，他心有不甘，决定在走之前搞掉徐敏。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徐心联等都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七名无良青年很快便制定了罪恶的计划。
徐心联和王军民当天就购置了七把菜刀、剥皮刀、三棱刮刀。下午，他俩去了徐敏的住处踩点后。王军民拿100元给徐心联，让他和刘选金到九江市区去租辆面包车来，供作案后潜逃。
而后，按照王军民的分工，由廖庆力看车，徐心联敲门，其余人持刀冲入屋内打杀。当晚22时许，他们乘车来到徐敏的住处九江铁路南站宿舍。
徐心联敲开门后，朝徐敏的头部砍一刀，郭劲冲进房内持刀将徐敏的妻子胡瑛按在沙发上，王军民持三棱刮刀，郭亚兵、刘选金、张勇分别持刀围杀徐敏。
情急之中，徐敏顺手拿起一台电扇抵挡着，并大声疾呼“救命呀”。害怕徐敏的呼救声遭遇邻居住户的围攻和报警，郭亚兵挥刀砍中徐敏手臂一刀后，便同郭劲、刘选金迅速逃离了现场。在临逃时，郭劲将胡瑛颈上的一条金项链劫走。在王军民、徐心联、张勇逼砍下，徐敏最终被杀死在阳台的一角。杀红了眼的恶徒们仍没有住手，他们转过身来又将胡瑛杀死在客厅沙发旁，在挥刀朝徐敏当时年仅两岁的儿子徐思远砍了十刀后，才逃离现场。
之后，七人乘车逃至九江市建材厂，将身上穿着的血衣烧毁，将杀人凶器丢入水塘……
当听见徐敏呼救声匆忙赶来的邻居们，目睹现场的残忍场面都一个个震惊了。
经法医鉴定，徐敏全身有56处刀创，系被他人砍击头部致使颅脑损伤伴失血性休克死亡；胡瑛全身有17处刀创，系他人用三棱刀刺中右肺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徐思远全身有10处刀创，伤情为重伤乙级。
此案很快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百姓谈起此案都是唏嘘不已。
当年参与此案侦办的刑警、现任九江县公安局沙河派出所所长陈新告诉记者，如此血腥的恶性案件立即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了侦破“7・27”特大杀人案专案组。经过缜密侦查，第一名犯罪嫌疑人郭亚兵在案发后的第二天被抓获归案。“郭亚兵很快就供认了整个作案经过，而他在交代完之后竟然问民警什么时候让自己回家了？”
随即，警方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刘选金、郭劲、廖庆力3人相继落网。王军民、徐心联、张勇却没有了踪迹。
1994年8月5日，警方得到线报，王军民将在九江市新桥头附近老汽车站与徐心联会面，打算乘车逃往外地。专案组当即组织实施抓捕。由于车站人多混杂，王军民极力反抗，疯狂地抓起路边摊点上的汽水瓶、水果砸向民警……最终还是被民警制服。而徐心联则趁乱又一次侥幸逃脱了。
藏身寺庙,
遁入空门直至成为监院
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显示，这七名犯罪嫌疑人均为二十岁左右，除王军民有工作外，其余人员均无业。其中郭亚兵和廖庆力曾因盗窃被劳教或判刑。
1995年9月8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法院认为，王军民、郭亚兵、刘选金、郭劲、廖庆力五名被告人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经过事先密谋策划后，结伙持刀杀死两人，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共同犯罪。郭劲在杀人过程中，还劫取了他人财物，又构成抢劫罪，且情节严重。法院依法判处王军民、郭亚兵、刘选金死刑；郭劲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廖庆力有期徒刑15年。
陈和剑介绍说，法院宣判后，五人均服从判决。王军民、郭亚兵、刘选金三人在判决生效后，经过省高等法院复核，依法执行了枪决。
但是此案的第二被告徐心联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在公安机关的视线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据徐心联的供述，他当年侥幸逃脱之后，很快跑到了与九江一江之隔的湖北省黄梅县。起初，他来到位于东山山麓下的五祖寺，试图请求方丈收留，但遭到拒绝。
随后，徐心联又逃往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脚下的三祖寺。这里环境幽静，是个僻静藏匿的首选地。他谎称自己姓杨，是江西省九江市人，家里开了间修理汽车的铺子，因谈恋爱被女方抛弃，看破了红尘，毅然决然出家。被寺院收留后，徐心联被安排负责打扫卫生、卖门票……处处谨小慎微，生怕言行不慎暴露恶迹。半年后，徐心联正式剃度出家，法号“释惟迪”。
中国佛教协会全国代表会议1993年10月21日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要求出家的人，系本人自愿，父母许可，家庭同意。寺院对要求出家的人，需查明身份来历、认定符合出家条件，方可以接收留寺。第十条规定：皈依的人需要填表登记个人姓名、简历及介绍人，交寺院保存。但三祖寺方面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寺院没有留存徐心联任何身份信息资料，警方也因此无法查实。
只读过二年初中的徐心联，很快在佛学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不到一年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整套法器的施法，佛经唱念极好……深得主持欣赏，被提拔为三祖寺负责接待宾客的僧职――知客。
渐渐地，徐心联在这里如鱼得水，但不久他身上的劣性也显露出来了。寺院为了适应公务的需要新购进一台轿车，因徐心联在家时学过汽车修理，以娴熟的专业技能成了寺院驾驶员。从此，徐心联便经常趁夜色悄悄驾车下山游乐，常常因乐不思蜀而耽误第二天的早课。而当寺院公务需要用车时，他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车。由于徐心联的玩心太重，众僧人对徐心联颇有微词。住持对他彻底失望了，并多次对他进行劝诫、教诲。最终，寺院将这台车作价卖掉落了。但是，徐心联并无悔改之意，仍然我行我素。
1995年10月的一天，徐心联负气地离开三祖寺，到了安徽省的九华山。随后，他到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南普陀的佛学院求学，潜心学习了三年佛理。毕业后在全国各地云游。先后参学过的寺庙包括：福州市的西禅寺、浙江的普陀山普济寺、河南省的嵩山少林寺等。
2000年初，徐心联从云南省昆明市一路步行乞食，来到有“东南佛国”之称的浙江杭州。在西湖边的名刹净慈寺，从挂单和尚做起，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一年的安定生活。
“我在寺庙几乎是一年升一级。”徐心联对记者称，他从挂单和尚升到知客和尚，直到成为监院。此间，仅读过二年初中的徐心联先后取得浙江大学成人本科学历、土木建筑工程师二级资格证，其书法作品还曾获过奖。2008年，徐心联被邀请担任执行人，参与恢复重建城北的香积寺，从设计到建造都是按照他的理念来实施的。2010年2月，寺庙重建完毕后，他被任命为监院。2011年，他兼任净慈寺监院一职，从此整天来回奔波于两寺之间。
作为佛教界代表，徐心联曾多次被邀请担任当地政协委员。根据警方的调查显示，徐心联平时都开着一辆奥迪A6出入，用的是名牌手机，在当地佛教界享有盛名，不抛头露面成为其一贯的行事风格。
“漂白”身份，
案犯恶业难消终落法网
徐心联在佛教界出名后，出国云游的机会越来越多。根据警方后期调查显示，徐心联有过多次出国记录。作为一名重大的杀人案在逃嫌犯，他在出入边境关口时是如何顺利通过严格检查的？这一切都和他冒用一个名叫“罗明生”人的身份相关。
徐心联逃脱后，九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和辖区沙河派出所始终没有松懈对他的追捕工作，并将徐心联列为网上追捕逃犯。江西省公安厅也将此案在逃的两名嫌疑犯徐心联、张勇挂牌督办。
2011年5月，公安部部署“清网行动”时，徐心联就被九江县公安局列为重点追逃对象。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九江县公安局局长李彤、九江县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王义明多次组织办案民警开展信息研断，深入逃犯家中做劝投工作。
因徐心联是九江县沙河街镇杨花村人，属沙河派出所管辖，派出所成为负责追逃徐心联的责任单位。该派出所所长陈新，在17年前作为刑警大队民警参与徐心联团伙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他说，起初觉得抓捕徐心联归案有很大的困难，“毕竟过去17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是不是畏罪自杀了！”
警方经过缜密的摸排工作，掌握了徐心联有可能在做和尚的模糊信息。通过进一步的侦查，11月20日，杭州一个户籍名字登记为“释惟迪”的法师进入办案民警的视野。
“‘释惟迪’的户籍资料显示其是广东省韶关市人，以前俗家名字叫罗明生。”陈新说，看到释惟迪的户籍登记是1979年生，但照片中的人看起来没有那么年轻。
徐心联过去的户籍资料上没有照片，也无法核对。几经周折，民警从当年办案材料中找到唯一一张徐心联案发潜逃前的照片。陈新说：“变化很大，我们找了很多熟悉徐心联的人帮忙辨认，都觉得神态很像是同一个人。”
“释惟迪”是不是徐心联？九江县公安局沙河派出所副所长王飞翔立即带队赶往“罗明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韶关市，对‘罗明生’的户籍身份进行核查，结果证实了警方的猜测。
据徐心联供认，从2005年初开始，投案自首的念头就在他心里萌生，但事关人命大案，始终没有说服自己。随着徐心联在寺院级别的升迁，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日趋紧迫，没有合法的身份证就寸步难行。2005年7月，徐心联来到广东省韶关市南华寺的师兄、该寺的副寺寮释迪印处，通过接触寺庙居士林惠芳，找到在这里以算命为生的江西省于都籍瞎子段某，在得知当地有一名叫罗华荣的居民，10年前他的儿子因不忍家庭暴力离开出走，渺无音讯后。徐心联以一万元及承诺为其夫妻养老送终作条件，在公安机关“第二代身份证”人像采集时，用自己的照片替换了“罗明生”，成功地实施了身份“漂白”。第二年，他又穿着佛袍、持相关证明到公安机关将“罗明生”更改为法号“释惟迪”。紧接着，将户籍迁至杭州。
被逮捕时，“长期健身并拥有一副硬身板的徐心联，只淡然地问了一句‘你们是干什么的’，没有反抗。”陈和剑说，实际上，徐心联对归案并不抗拒。但一位同寺院的僧人却回忆说：“‘释惟迪’发怒时就像阿修罗附身，也许是杀人的事情时时还在折磨着他吧！”10余年间，众僧逐渐见识了他的嗔怒心和戾气。一位在寺内广受好评的法师，因为疾病在身被释惟迪劝退，不得不离开。僧人们至今仍感到不平：“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怀，以寺为家，他竟然还说出‘回家’的话来，哪里还像个出家人？！
2012年2月14日，记者在九江县看守所与徐心联展开对话，来进一步了解他潜逃17年来的内心世界。
之前，记者曾来到徐心联家，见其家中经济十分拮据，父母身着的衣裳可见破洞、补丁。便询问徐心联，他出家之后收入尚可，为何没有给家中寄些钱？他答道：“我的钱都是信众供给佛祖的，非我所有。”
徐心联告诉记者，他遁入空门后，也在赎罪，还参与杭州市当地的各类慈善活动，带头参加无偿义务献血。他常年抄写《金刚经》，已习得一手娟秀小楷，他的信徒以3万元的价格拍走他的一幅书法作品，他将这笔钱捐献给了云南抗击大旱所需。“这些年，自己个人也先后向有需要帮助的人群捐款10余万元。”
徐心联还说：“目前他的家人正在与受害人家属沟通，自己会倾己所有给受害人作出补偿。尽管这是微不足道的。”
陈和剑介绍说，在看守所里，徐心联依旧每天坚持食素，日夜参禅，他还用佛理感化同监舍的嫌犯。徐心联曾表示，佛门已是其灵魂皈依之所，逃亡17年间，他每日均在为亡灵超度，并努力行善，以补救过错。
徐心联的母亲说，她至今仍不相信，儿子会在逃亡多年后，成为一名寺庙的监院。更不愿相信，原本沉默老实的儿子，会真的参与过杀人。“我们一直当他已死了。”
关键词：元代 畏兀儿 普达实立家族 宗教信仰
作者尚衍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有元一代，江南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随着民族迁徙浪潮的涌动，大量非汉族人口移居此地，形成多民族杂居之势。长久以来，中外学者致力于元代入居内地非汉族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嬗变的探讨，对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问题尤为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十分注重元代非汉族家族史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在江南非汉族家族中，迁居江南的高昌普达实立家族颇为著名，这一家族的宗教信仰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笔者拟利用元人文集及相关传世文献对此作些考述。
一、先世及其宗教信仰
关于普达实立（1304-1347）家族成员的记述，首推郑元祐（1292-1364）的《江西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达实立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据此知悉，普达实立字仲温，高昌人；曾祖父名和礼纳，娶越德哲氏为妻，封昌国太夫人；祖父名阿台脱因。需要指出的是，“脱因”二字源于汉语的“僧人”或“道人”，突厥语写成“toyin”。仅从其名讳我们就足以断定普达实立的祖父是佛教徒。实际上，以“脱因”命名的畏兀儿人不在少数，如出任休宁县达鲁花赤的也仙脱因等，类似的例证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据前引《墓志铭》，阿台脱因先后娶“阿台的斤”和“杜氏”为妻，皆封“秦国太夫人”。很显然，“杜氏”是汉姓，而“阿台的斤”的名字似与突厥语族有关。“的斤”，是突厥语tigin（复数tigit，王子）的汉语音译。韩儒林先生考证指出：突厥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沿用此称衔，《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有“狄银”，《辽史·百官志》有“惕隐”，元代则有无数“的斤”，皆“特勤”之异译，惟意义随时转变，非复可汗子弟所专有。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台脱因的两位妻子，一个是畏兀儿人（或突厥人），一个是汉人。一般而言，只有男性“可汗子弟”才有可能充任“特勤”，诸如《元史》本传中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以及在杭州府任职的畏兀儿官宦“朵儿的斤”等。女子使用此称谓者比较少见，除以上所及，沙剌班的生母、北庭文贞王阿邻帖木儿的夫人举月思的斤也有此称谓。所以，《摧志铭》揭示的这一文化现象非常值得探讨。
据明人张景春辑撰《吴中人物志》记载，普达实立的父亲买住，曾任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后“告老悬车吴下”。此外，他在担任信州路（江西上饶）总管期间，刊刻《谕俗文》，以此教谕州民，颇有成效。元人徐明善（1250-？）对此有所记录，现征引如下：
广信总管简斋公，慨然念彝伦之敦不可不叙，旧俗之污不可不新，取古灵陈公《谕俗文》畅阐而警教之，以人治人，其言反复谆悉，可谓得新民美俗之机要矣。绍熙庚戌，朱文公守漳州，尝刊此以谕其州民。简斋公系出高昌，地相远，世相后，行乎东南，若合符节。……今幸得贤师帅警教于其上，兴仁兴让，从今日月冀矣。
据以上史料，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出自高昌的“简斋公”，即指买住，“简斋”是其号；其二，买住曾任信州路的总管，有治理基层社会的经验。他效仿南宋光宗朝的朱文公将古灵陈公所撰《谕俗文》刊刻坊间，以教谕州民，“兴仁兴让”，彰显出较好的汉文化素养。
现有资料显示，阿台脱因、买住父子皆崇奉佛教，且与江南禅宗领袖多所来往。郑元裕的《立雪堂记》称：
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昌简斋公悬车吴下，休心空寂，一日语其门客郑某曰：“昔普应国师倡道天目时，予先君秦国公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学参扣于国师。国师之弟子东殚三韩，南极六诏，西穷身毒，北弥龙沙，则其近地概可知已。今中吴师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之门尤为得法上首，颖异秀出者也。余今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
门瞻礼请益。”
以上所言致仕家居江南的“高昌简斋公”即买住，是普达实立的父亲；而曾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秦国公”指阿台脱因，即普达实立的祖父。在天目山一带弘法倡道的“普应国师”，乃江南禅宗领袖中峰明本（1263-1323）。虞集记述说：“师讳明本，宋景定癸亥岁，生钱塘之新城，姓孙氏，年六十一，僧腊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于其山东冈之草庵。”中峰和尚是高峰妙禅师的得意门徒，仁宗、英宗对其敬重尤甚，分别“制金裥袈裟赐之”、“亦封香制衣”，然不为所动。“独以其道为东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当元统三年乙亥，天子赐号‘普应国师’，仍以师所书日《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赐之入藏，敕词臣序于书首。……逮文宗临御，师已人寂，赐谥‘智觉禅师’，塔曰‘法云之塔’”。郑元祐引述买住的话称，中峰和尚生前在天目山弘扬禅宗时，阿台脱因即以“素学参扣于国师”，说明他修持禅学并与中峰和尚早有联系，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且似与当时禅宗在江南广为流传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虞集对此有明确的表述，称：“国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禅宗惟东南为盛，然专席称师者，岂无其人哉？至于四十余年之间，浩然说法，其言语文字，汪洋广博，为远近信向，未有若师之盛者也。”可见其时追随明本问道者不在少数，上至驸马、太尉、沈王王璋（1275-1325），下到普通民众，无不敬重膜拜。
中峰明本沦谢后，其门生天如惟则主持平江（今江苏苏州）狮子林的日常事务，他后来实际上成为中峰的继承人。释惟则字天如，俗姓谭，吉之永新人。师事中峰明本得其真传，帝师念其功德高厚，授予“佛心菩济文惠大辨禅”的称号。有《楞严会解》若干卷，另有《语录》、《别录》、《剩语》若干卷行于世。《元诗选初集·壬集》有《师子林别录》，收录其诗作二十二首。关于平江狮子林之记述，又有释道恂辑名公士大夫数十人题狮子林之诗文，名《师子林纪胜集》，今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如上所述，普达实立家族成员与中峰、天如师徒有很深的渊源。买住说：“予胄出高昌，依佛为命，睹兹僧宝，敢同寒蝉。”可见，他与天如惟则的关系非同一般。其时，“中吴师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即指中峰明本）之门尤为得法上首，颖异秀出者也”。买住“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且为天如和尚“手书二匾，名说法之堂曰‘立雪’，禅燕之室曰‘卧云’，仍命工刻诸梓而揭之”。以此表达他对天如惟则的敬服之情。
阿台脱因究竟有几个子女，史无明文，难得其详。释惟则记载说：“公如天人，世家高昌，为秦国公之贤嗣。”又谓：“佛法倚之为金汤，谬余一衲，栖遁空荒。尝沾余泽。”毫无疑问，惟则禅师笔下的此“公”应是阿台脱因的另一个儿子，即买住的兄弟。他不仅笃信佛法，还与天如和尚相互唱酬。天如在《漕运万户某脱险于海固和韵唁之》诗中吟诵道：
语未开唇已改韵，向来海运历多难。
连樯影落蛟涎窟，孤枕魂飞鬼骨山。
出匣剑龙惊怒吼，传家珠虎幸生还。
黄金任积高于斗，不博休官一日闲。
此外，笔者认为天如笔下这位“秦国公之贤嗣”与郑元祐《懒斋记》中的“高昌章公”应是同一个人。理由如下：其一，两人的经历和官职相同。所谓“海道万户”应是“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的省称；他“乘朱轮，佩苍珩，出入乎凤阁鸾台，职任乎方伯连帅”，与天如“历监于大郡”的记载相吻合。在担任海道漕运一职期问，“佩公以珠金虎符，乘传南下”，天如亦有“传家珠虎幸生还”的诗句。凡此种种，皆可在郑元祐《懒斋记》得到印证。其二，两人的族属相同。“世家高昌……令闻曰章”，即指“高昌章公”，自号“懒斋”。令人不解的是，这位“高昌章公”何以“懒”字名斋，笔者研究认为应与其崇祀禅宗并追求一种清静高雅的“不修之修”境界不无关系。中峰明本在《懒禅室铭并序》中有“禅者之学乃懒之尤者也”的论述，似可对此疑惑阐释一二。其三，两人皆醉心于学问。天如笔下的海道万户“留精神于内典”，而高昌章公“尤勤于问学，凡圣贤之所垂训，百家之所论载，既委己以讲求之”。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论，天如禅师笔下的“海道万户某相公”与郑元祐记载的“高昌章公”不仅是同一个人，还是一位虔诚的禅宗信奉者。
二、普达实立及其长兄禀雅实立的宗教信仰
依据阿台脱因娶杜姓女子为妻
史实，买住和普达实立父子均应生于汉地。买住有两位妻子，一是野薛坚氏，一是朵儿哈真氏，前者是普达实立的生母。台湾学者萧启庆把蒙古、色目士人祖先居住之地界定为“原乡”；将其在汉地最初落脚之地称作“旧贯”；将现居地称为“本乡”或可视作中原中古士族所用的“郡望”。萧先生的这一论断极具学术价值。依此，我们可以将普达实立祖先的世居地高昌称作原乡，史籍有“世家高昌”、“胄出高昌”、“高昌章公”、“高昌普达实立公”、“高昌雅实理公”等表述形式。有意思的是，该家族成员名讳前皆有“高昌”二字，以示不忘祖先世居之地。同其他蒙古、色目人家族一样，他们把最初在中原居住过的燕山（指燕京，又称大都）视作旧贯。据《墓志铭》记载，普达实立昆弟四人，长兄禀雅实立为吴江州（今江苏吴江）达鲁花赤；次兄相哥实立广东佥宪，侨居吴；幼弟阿兰纳实立为岳州路平阳州（今浙江平阳）达鲁花赤，亦会于吴。可见他们大多在江南任职或定居，最终相聚“吴下”（今江苏苏州）。或许基于诸子多侨居江南的缘由，买住“告老于朝，悬车吴下”。还有一种可能，因“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他自愿侨寓江浙一带。尽管阿台脱因南下拜谒过中峰明本禅师，却始终定居于大都。当普达实立知闻“祖母杜夫人卒于京，乃由江西入吴，且将从平章（即指买住）北上，葬秦国”。由此可以看出，阿台脱因夫妇并未移居江南，他们主要生活在大都。这一基本史实表明，普达实立家族在买住这一代才迁至江南的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普达实立生长于元代中、后期。元文宗时，因“谨饬端重”被委以重任，除承事郎、尚承寺大使。至顺元年（1330）秋冬，出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至顺四年，转南台，元统三年春，奏授承务郎，擢拜内台；同年冬，超拜淮西廉访佥事。后至元四年，升奉直大夫，迁广东；六年，擢授西台，经历关陕。不久，擢浙东海右廉访副使。至正二年（1342）冬，授奉议大夫，迁湖北，其治如浙东。至正四年春，擢拜奉政大夫、江西省左右司郎中。至正七年冬十二月，卒于吴，年仅四十四岁。需要指出的是，普达实立病逝后，家人仍将其“归葬于秦国公（即阿台脱因）之兆”。他们这种对北方祖居故土的缅怀和依恋之情，恐是不少迁居江南的蒙古、色目士人所共有的。
普达实立的人生经历是短暂的，但他“峨荐三台，佐宪四道”，名德益传。从任职的区域看，除广东、关陕以外，他主要活动在江南一带。从任职的时间看，主要集中在元文宗和元顺帝执政年间。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时期，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都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皇室以外的其他蒙古、色目人，特别是两三代寓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并且达到相当高水平者更多。在这样一种崇尚汉文化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蒙古、色目士人研习儒学者颇多。时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的普达实立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遇少暇辄从宿儒学，人见其夜参半犹篝灯读书，人讶而问曰：‘岂欲穷经作博士耶？’仲温谓：‘益人神智无如读书，纵纷冗犹当学，况兹事简，不委己于学，异时悔何及乎！’由是材识与学俱进”。普达实立对儒家典籍和文化情有独钟，绝非偶然，因为从他祖父这一代人开始就已经入居内地为官，他本人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而任职的关陕、江西及浙东等地又是儒学发达的地区，自觉研习儒家经史不足称奇。
现有材料证实，普达实立本人亦是虔诚的禅僧。《师子林天如和尚语录》卷2称：
普达实立副使、脱铁睦尔副使、买奴海牙同知、忙哥剌宣差、冯总管等率众官士大夫来师子林设斋，请普说。
极可能普达实立曾任“浙东海右廉访副使”一职，故才有以上“普达实立副使”的称谓。“普说”就是解说佛法。天如禅师与普达实立有书信往来，信中写道：“当时小轩中炉香共坐，语及肺腑，即知是佛法中再来人也。”陈高华先生研究指出，上述与普达实立一起设斋的忙哥刺宣差也是畏兀儿人。此外，天如十分看中普达实立的人品，对其日后的禅学造诣充满期待：“惟公素禀清明，如止水如悬镜……尚望于应接纷扰之际，毋起厌烦之心……不舍政事文章，而能成就佛祖无上妙道者也。”当得知其因病家居，仍念念不忘研习佛典的讯息，天如禅师深情地说： 勋业方兴，乃缩缩退避以究吾宗剐传之学，每语人曰：“某之精神无日不在师子林下。今病既剧，复取余向来勉励激策切要之语，书而揭之
窗壁梁柱几榻屏帐之间，使其坐立卧起俯仰皆在眼中。”
由此可以看出，普达实立热衷于禅宗教义。为了消除病中之子对佛教要义的疑问，买住亲自前往天如住所“再三致恳”，诚邀其下山解惑。尽管天如以“余既久不出山，且知病中亦厌喧杂，纵草草一会奚益”为由未能下山答疑，遂托买住致意，并于次日就普达实立“所疑问者凡数条，因得彻见足下之底蕴而有以发余之所当告者焉”。说明普达实立与天如禅师的关系非同寻常。
行笔至此，我们似有必要就天如禅师和郑元韦占笔下的普达实立是否同一个人的问题再做些说明。
首先，普达实立的父、祖两代与中锋明本和天如惟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前文已述，兹不赘陈，说明天如禅师对买住子嗣的情况十分熟悉，天如的记载可以信从。
其次，天如有关普达实立的资讯与郑元祐的记载完全吻合。后至元六年以后，普达实立担任浙东海右廉访副使。《师子林天如和尚语录》卷8遂有“普达实立副使”、“仲温副使”的记述。又如，天如在回复普达实立的信中写道：“近会明德教授，审知惠政扬扬声撼荆楚，楚人何多幸哉！且仅屡书赐问，自惭无似之人，远劳垂念，何感如之。”“荆楚”指楚国，治所在今湖北襄阳一带。如此看来，普达实立在今湖北一带任过职。郑元祐的《墓志铭》对此言之凿凿：“至正二年冬，升授奉议大夫，迁湖北，其治如浙东。”上引材料不仅证实普达实立的确在湖北任过职，还说明天如对其仕履十分熟悉，资料相互印证，足以信从。
再次，天如禅师对普达实立患病情况的记述详于郑元祐。《墓志铭》谓：至正七年，“祖母杜夫人卒于京师，乃由江西人吴，且将从平章北上葬秦国。一再行，皆以病作，复归吴。盖仲温之孝悌由中以著乎外，有非勉强而然者。再北上，舟发问门而复病，止。更四阅月而卒”。以上文字仅言普达实立因病未能北上奔丧，不得已归吴，最终不治身亡，并未涉及其他内容。两相比较，天如禅师的记述则详尽许多：
北行别余之日，官从林立，晬然春姿，独足下颇有晦色，窃谓去家割爱无怪其然。诘朝得报登舟，忽疾作。遂舣留吴外，既而留三日病不退，遂不果行。窃疑行兴既阻，病势必增，复自解曰：“仲温，达士也”。坎止流行素善处置，况近年笃志闻道，今父子兄弟别而复聚，诸良医争愿纳诚以取效，非久必平复。岂料淹淹一至乎此，可怪也。足下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权者十余任矣。忠孝两全，朝野交颂。民无贵贱老少被其泽向其风者，成不愿其一日去官，及闻有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其得人之感戴慕望者若此。
披阅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下列问题：其一，普达实立北上奔丧之前，曾专门拜谒过天如禅师；其二，随行人员不在少数，很可能他与其他官员一起乘船北上；其三，因其途中患病只好将船停泊“吴外”，滞留三日仍不见好转，只得返回本乡；其四，他们父子兄弟相聚江南本贯，这一点郑元祐多所述及，足以信从；其五，普达实立任职期问，廉洁清明，深受民众拥戴，忠孝两全是其为人处事的最大特点。郑元j；占对普达实立的评价与天如禅师大致相同，诸如“见仲温复来，咸惊喜迎迓”；“仲温深念骨肉聚合之日无几，其志将辞职以为养。平章毅然不许，乃是怏怏之江西”；“使仲温稍待于大用，移其孝亲者必效忠于国，如之何止于斯也”。综合以上各方面的信息，可以断定他们两人笔下的普达实立是指同一个人。
如前所述，普达实立同样是一位虔诚的禅僧。那么，他另外三个兄弟的宗教信仰如何？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限于资料，我们目前不可能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逐一进行考察，现仅就其长兄禀雅实立的宗教活动作些探讨。
据《墓志铭》，至正四年前后，禀雅实立出任吴江州达鲁花赤。郑元祐另撰《吴江甘泉祠祷雨记》与其事功和信仰有关。为便于分析，现将原文节录如下：
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就槁，民心皇皇无赖，时高昌雅实理公为州达鲁花赤，忧心恻然，乃捐己俸，市香烛，宿斋戒，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士富恕，乞为将诚吁天。而公率僚幕胥吏之属悉徒跣谒龙于祠下，再拜稽首，为民请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龙，炼铁符投桥水，符才入而雷殷殷自水起，玄云四垂，雨即随至。公忽惊且喜，以手加额曰：“神明不远如此哉！”船迎龙漫至州署，有赤鲤跃入公舟中，公命僮捧纵之。波雨滂沱，告足即昭灵设醮谢。比竣事，复迎牲祠下，合乐大飨，以答龙神之灵贶，是州遂
成有年。
“吴江州”位于今江苏苏州市南部。笔者认为，至正三年担任该州达鲁花赤的高昌雅实理公正是普达实立的长兄。理由如下：据《墓志铭》记载，至正四年，普达实立擢拜奉政大夫、江西省郎中时，其兄禀雅实立任吴江州达鲁花赤。依照元制，三年一差官。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只能由一个人出任吴江州的达鲁花赤。前述“吴江甘泉祠祷雨”纪事正好发生在至正三年，而此时担任该州达鲁花赤的雅实理又是高昌人，二者不仅任职的时间、地点相同，族属也完全一样，只是《吴江甘泉祠祷雨记》将“禀雅实立”记成了“雅实理”，脱一“禀”字。尽管如此，基于“禀雅实立”和“雅实理”的任职时间、地点、称衔、族属皆相同的考量，我们将其断定为同一人的立论是可以成立的，此人正是普达实立的长兄。
另据《吴江甘泉祠祷雨记》提供的资讯，禀雅实立热衷道教事宜。至正三年，时逢吴江州大旱，他“忧心侧然，乃捐己俸，市香烛，宿斋戒，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士富恕，乞为将诚吁天”。所谓“斋戒”，指修身内省。“情词”，应是“青词”的异写，通常指道士斋醮新天时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的奏文，又称“绿章”。“昭灵观”的具体位置不详，有待考证，想必在吴江州境内。高昌人（禀）雅实理“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士富恕”，祈求天降甘霖，说明他本人崇信道教。此后，他又于“昭灵设醮谢。比竣事，复迎牲祠下，合乐大飨，以答龙神之灵贶”。如果他不是虔诚的道教徒，恐难有此举止。实际上，各朝各代在不同地区利用佛教功力祈晴、祈雨的事例并不少见，元代江南吴中地区借助某州、某庵沙门向上苍祈求佑护的佛教文件就有“满散祈晴疏”、“启建祈雨疏”、“满散祈雨疏”等。但结合以上援引史料所揭示的内容看，似与佛事活动无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禀雅实立在出任吴江州达鲁花赤之前，曾出任泗州（今安徽泗县、天长等地）长吏，时逢久雨不止，士庶蒙霖。高昌公“笺词请于上帝，词有曰：‘甘减一年之寿禄，愿起百姓于泥涂’，词焚而雨霁”。类似记载展示了神祗和灵异结合后产生的超强力量，固然不能全信。不过，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禀雅实理不仅是一位“爱民不惜身命”的好地方官，还是一个笃好道法的忠实信徒。“词焚而雨霁”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但道士将其视作“神人孚合”产生的结果。或许正基于此，泗洲民众为了铭记禀雅实理的功德，特敦请郑元祐书写《吴江甘泉祠祷雨记》，以永世传颂。 综上所述，普达实立家族成员或弘扬佛法，或尊奉道教，同时他们又以笃信礼教见称于世。“为臣当忠，为子当孝”的儒家伦常礼教在普达实立及其家族成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普达实立家族与畏兀儿人奉佛活动的关系
普达实立家族成员推崇佛、道之法绝非偶然，似与江南畏兀儿人修持宗教要义和体认“静默无为”的大环境有密切关联。江南很早就是佛教圣地，郑元祐谓：“吴人奉佛自萧梁有国时，塔寺像设遍江左，而吴尤夥焉。”其信徒“既研精于其教法，又复购吾儒书数万卷，自六艺、经传、子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于文学者日讲肄之，俾其徒知仁义道德元与其学不相悖戾，所以开明其心焉”。据此亦可见元代江南佛教与儒家文化的联系日臻密切。
那么，中峰明本和天如惟则师徒何以得普达实立家族成员之追随？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种种迹象表明，迁居江南的畏兀儿禅僧大多是中峰和惟则的弟子。陈高华、杨富学两先生对此有所关注，笔者拟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中峰明本《示萨的迷的理长老》一文称：“萨的迷的理长老，北庭人，字慈寂，号照堂。”这位萨的迷的理（？-1337）在其他史籍中被记作善达密的里，是中峰明本门下最著名的畏兀儿禅僧，著有《照堂长老义感集》，惜已不传，但其同门师兄弟、好友天如禅师为其文集撰写的序言留存至今，对其事迹亦多所介绍，现将原文节录如下：
照堂，高昌名族之裔也。其宗姻乡党之士，去故国而布列于大朝都邑者皆达官。其俗尚佛教好施与，又好引援进取以相荣。盖去国已远，见乡人虽疏亦亲。故彼氏之为沙门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而照堂一无取焉，惟道是嗜。凡显密二宗，大声实之士悉从事之，尽其学，未厌其志。延祐间南来天目扣直指之学于幻住先师，日有深造，遂眷眷不忍弃去。单衣蒲履冰柏相持者有年。速先师告寂，始北归。
以上援引资料显示，萨的迷的理是来自高昌的名僧。然据元统三年释明瑞募刻本
印的《天日中峰和尚广录》内署“参学门人北庭僧慈寂上进”字样判断，他的祖籍应是北庭，而非高昌。但因当时的“高昌隶属北庭，其地好佛”，内地学僧将两地混称，是可以理解的。据虞集《智觉禅师塔铭》记载，中峰明本卒于至治三年（1323），七年后，即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诏命翰林学士承旨阿磷帖木儿（畏兀儿人）敦请虞集为中峰禅师撰写塔铭，并俾其门人单檀密刻之山中。
笔者认为，虞集此处提到的“单檀密”当是“单达密的理”（又称“萨的迷的理”或“善达密的理”）的省称或异写。元统二年正月，大普庆寺名僧善达密的理（即照堂）通过“奎章阁承制学上沙刺班”，将《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转呈元顺帝，使此书得以编入《普庆藏》，且请元代名士揭侯斯为之作序。照堂向元顺帝进呈《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时，题署“大普庆寺僧臣善达密的理”。大普庆寺位于杭州路余杭县南山，据赵孟頫撰《大元大普庆寺碑铭》，“武宗既践祚，以上至德伟功，不逾月而立上为皇太子。上缅怀筹昔报本之意，乃命大创佛宇，因其地而扩之。凡为百亩者二”。元仁宗即位后，敕赵孟頫等人撰述碑铭，以垂示久远。种种迹象表明，大普庆寺的兴废与江南畏兀儿僧人的经营不无关系。
中峰作为江南的禅宗领袖，“从之者如云，北极龙漠，东涉三韩、西域、南诏之人，远出万里之外，莫不至焉”。其追随者中不乏畏兀儿人。三藏法师沙津爱护持必纳雅实理“常从师参诘，及事三朝，每为上道之”。“必纳雅实理”应是“必兰纳识里”的异写，《元史》有传。此人“初名只刺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仁宗时，授光禄大夫（从一品），“授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至治三年，改赐金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玉引”，是帝师才能享受的待遇，足见其名声和影响仅次于帝师。至顺三年，因卷入宗王谋反案被杀。大德六年（1302）到至顺三年间，必兰纳识里充当佛教领袖达三十年之久。即便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他仍“常从师（即中峰明本）参诘”，且“每为上道之”，说明中峰禅师的声名远在必兰纳识理之上。
明本在《示慈护长老》中有曰：“慈护长老乃高昌三藏喜巷妙公之母也。”笔者研究认为，这位“慈护长老”极可能是大都妙善寺著名高昌僧尼舍蓝蓝④的母亲。限于篇幅，考证从略。江南文人杨瑀记载说：“畏吾儿僧闾间，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即箜篌也。”很显然，间闾也是畏兀儿僧人。此外，著名的畏兀儿散曲家贯云石，出身名门，退职后居留浙西，与中峰禅师多所来往：“入天目山，见本中峰禅师，剧谈大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山，暑退始入城。”能与中峰论道，且“箭锋相当”者在当时恐怕并不多见，说明贯云石的功法不在中峰禅师之下。因此，“所至，缙绅之士、缝掖之子、方外奇人从之若云，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珙壁。”‘缝掖”，乃儒者的代称，而“方外”即指“世俗之外”。可见，贯云石应有不少儒者和其他教派的追随者。当然，与中峰禅师交往的畏兀儿人并不限于以上所及，诸如“一长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虽致身贵宦，未尝见其有暴怒之容”。至于这位出身显贵且极富涵养的高昌僧政的详细情况，因材料欠缺，就无从详考了。
综上所述，元代江南地区的畏兀儿禅僧大多追随中峰、天如师徒，他们崇信佛法，研习儒学，形成一种社会时尚。而这种文化生态对普达实立家族成员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当时这种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宽松政策，对民族融合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今，世界园艺博览会第三次来到中国，西安将再次聚焦世界的目光。这是继1999年昆明、2006年沈阳之后的又一次盛举，对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融合、传播也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大唐气象 盛世回归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不断，硝烟四起、金戈铁马之下的江山都城随换。从蓝田先祖半坡炊烟至幽王烽火戏诸侯；从啸啸长鞭秦扫六合至汉韵唐风辉煌：从美人儿江山燕瘦环肥至灞柳长歌恨海情天，其间共有十三王朝定都长安。细数昨日的辉煌与落寞，纷乱缱绻中让人最难忘记的并非秦国壮士，亦不是汉武帝征战匈奴废除和亲的魄力与功绩，而是将歌舞升平、锦绣诗词雕琢于干家万户的大唐。
一个历史上时间持续最久的朝代，定都长安的那刻起便是辉煌的开始。“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将唐朝的经济、文化、政治达到了一个巅峰。一如现在的西安，在保留、彰显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韵味的同时本着人类与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理念和新创意，探索人、城市、园林、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发展模式，利用尖端先进的生态环保科技构建出一座精彩纷呈的别样古都。
翻开一本本典藏至今的书籍，那些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年年月月尽显眼前，可细细回味，大唐给我们留下的却别有一番滋味。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落霞疏影般的惟美；有“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般的悠然惬意；有“总为浮云可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忧国忧民之情。
试问，这样的大唐怎能不让人缅怀至今?而现在即将开幕的西安世园会更是让人不禁感叹：此情此景当真是大唐气象的盛世回归!
古今文化 异曲同工
一段历史创造出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丰富的文化，正如唐文化的绚丽与华贵。
在唐朝文学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诗歌与绘画，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不论是写下“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仙太白，还是始终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远大抱负的诗圣子美，或是画蜀山蜀水，怪石崩滩，挥笔如暴风骤雨，纵横三百里，一日而成的画圣吴道子，他们的诸多作品流传至今，并为今日的人们研习，这些经典之作也在世园会中尽显。欣赏着那惟妙惟肖的雕廊画卷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他们挥毫泼墨、气势如虹的身姿，和一曲琵琶乐，笔锋回转时记录下的许是长安疏雨低空阶，韶华目成烟的繁花淡落，许是撩青丝回首昔日与君花前月下，而今离乡愁独上西楼，叹月冷依旧，妄自风流。
陈列在人文山水・诗意长安园里的诗词歌赋、鎏金篆刻加之诗经植物园、湿地植物园等一流的古风设计，彰显了中国传统诗画与古典园林结合的完美意境。除文人墨客光鲜亮丽的文字外，世园会中也展示了在中国以至世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唐陶瓷，相信时至今日人们的家中也还会摆放着古朴清雅的青白陶瓷器。
唐朝文化形成了最早的中华文学圈，那是不论世界上的任何一国都是望尘莫及的繁荣，而这次西安世园会则是将古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世界各国文化更好地融合与发展。
当你触摸到美艳的“唐三彩”时，当你穿上大气福韵的唐装时，当你踏上神秘的丝绸之路时，你不得不钦佩唐朝人们的智慧和胸襟，更不得不赞叹这次的西安世园会为文化的融合、传承与推新带来了多么大的机会!
中外建筑 美轮美奂
要保持地域建筑的特色，首先要保证的是这个地域的文化特色，要推出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就要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更多不同建筑艺术的精髓与创意。
长安塔位于2011西安世园会园区的制高点小终南山上，是2011年西安世园会的标志。它在设计上保持了隋唐时期方形古塔的神韵，同时增加了当代元素，既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涵，又彰显出时尚现代的都市风貌，是绿色建筑技术和古代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
另外，园中的欧陆风情不单只是汲取了欧洲传统皇家园林风格特点，还结合欧洲城宅及乡村城镇的规划典型特征并融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风雅与诗意：姹紫嫣红的花圃点缀、修剪绿篱和栩栩如生的石材雕塑的完美结合。到了傍晚，加之灯光和昏黄天色的映衬，着实是一幅令人惊艳的景象。
远观长安塔，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一如这座现代化的西安古城，恢弘之气不禁令人叹。登塔俯瞰，全园美景尽收眼底，楼宇峥嵘、画塘锦绣、水静莲香，不难想象千百年前秦时明月汉时关的狼烟腾起战马嘶鸣：不难想象赋尽高唐华灯盏盏的长安是怎样一幅繁华景象。
建筑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更是一种艺术。西安世园会则将中外建筑各自独有的美感与特点相结合，搭配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完美天地。在钢筋混凝土的时代，习惯了高楼危耸、大厦林立，闲暇之余不如来到西安世园会体验一种建筑的别样之美。
园林艺术 天人合一
园林是自然的一个空间境域，与其他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不同于任何一个门类。园林是一个真实的自然境域，园内独具匠心的设计将“季相”、“时相”、“气相”、“龄相”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短暂却又不朽。
西安世园会里别具一格的园林设计，特将诗经、唐诗以及王维《辋川集》穿插其中，将客观的自然境域与人的主观情意相统一，不论对视觉感官或是心理情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唤起观者们以往的经历，更加耐人寻味，更易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在树木葱茏、山花烂漫、鸟语花香的秦岭园里漫步畅游，一眼望去，桃花笑尽春风意，园中悠然自得的宁静与周边其他热闹的活动区大不一样。闭上眼睛，用心体会月落摇情满江树的那一丝浪漫气息，喧闹的心渐渐变得平逸。慢慢地会发现再也不想走出这座园子，只想枕琴听雨卧禅房，酌酒独饮剑舞风起。
李白闻讯，叹道：“永愿坐此石，长垂严陵钓。”
春江鲥鱼，至尊至鲜，古人认为，鲥鱼味美，赛过有菜中极品之称的莼菜、鲈鱼。东坡先生这样说：“芽姜紫醋炙鲥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
众所周知，鲥鱼为一种洄游鱼类，丰渔期短。富春江中下游段，江面宽阔，水草繁盛，特别是桐庐至梅城一线，江流平缓，水质清澈，大批鲥鱼逆流而上，群涌而至，成为鲥鱼的最佳繁衍场所。旧时，渔人泛舟江上，扬帆捕捞，蔚为一方奇观。旧有“四月鲥鱼起浪花，渔舟出没浪为家”之句，描写江上渔家捕鱼的盛况。
鲥鱼习性犹如候鸟，取之来去定时之意。一年四时，只在春夏之交的端午前后才从海洋洄游至富春江，上溯到桐庐七里泷子陵滩产卵，至此不再洄游，产后归海，形成短暂的渔汛。
浙西一带居民称鲥鱼为“子陵鱼”。子陵鱼有别于他处鲥鱼，以鱼唇有朱点者为上乘。据梅城人说，此朱点系子陵先生品尝后，深感其味异乎于众。于是，就用朱笔亲自眉点过，因而子陵鱼又被称为极品鲥鱼。
鲥鱼味道虽美，但鱼刺过多。张爱玲嗜食鲥鱼，大发感慨，说“人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也许在大作家看来，海棠花娇艳秀丽，美不胜收，却无迷人芬芳，此一恨也；鲥鱼纵然鲜嫩无比，无奈多刺，难于大快朵颐，二恨也；《红楼梦》文章虽好，却未有“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之大团圆结局，乃三恨也。
古代，皇帝是最伟大的美食家。《本草纲目》记载：“鲥出江东，今江中皆有，而江东独盛，故官府以充御贡”。此中不难看出，早在明代，鲥鱼就已列为贡品。然而，鲥鱼出水即死，上市之时，正值天气渐热之端午前后。如何能让皇上吃到新鲜味美的鲥鱼呢？
古人可谓动足脑筋，他们用地窖存置冬季冰块，再用船舶，经大运河运往北京。但是，舟行过慢，耽误时辰，古人又以快骑直送京都。于是乎，便有了“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之说。皇上为一品鲥鱼之鲜，不惜劳师动众，耗资伤民，引得民怨沸腾。古人有“江南四月桃花水，鲥鱼腥风满江起”之句，备述鲥鱼虽鲜，然贡鲥艰辛，患扰民之苦。
清按察使张能麟见状心有不平，挺身而出，写了奏折陈情，一时天下轰动。他说：“飞递鲥鱼，恭进上御。敢不殚心料理？挑选健马飞递。伏思皇上劳心焦思。一鲥之味，何关重轻。臣窃诏鲥非难供，而鲥之性难供。鲥字从时，惟四月则有，他时则无。诸鱼养可生，此鱼出网则息。他鱼生息可餐，此鱼味变极恶。若天厨珍膳，滋味万品，何取一鱼？窃计鲥产于江南，达于京师，二千五百余里。进贡之员每三十里立一塘，竖立旗杆，日则悬旌，夜则悬灯，通计备马三千余匹，夫数千人。山路崎岖，州县各官督率人夫，运木治桥，抬石治路，昼夜奔忙。且天气炎热，鲥性不能久延。臣下奉法惟谨，故一闻鲥贡，实有昼夜恐惧不宁者。”此疏字字恳切，句句真实。康熙阅后，至为心动，下令“永免进贡”，才了却官民贡鲥之累。
鲥鱼贵为贡品，价钱自然不菲，只有巨富权贵才能享用。清《冷庐杂识》这样说：“杭州鲥鱼初出时，豪贵争以饷遗，价值贵，寒不得食也。凡宾筵，鱼例处后，独鲥先登。”《仁恕堂笔记》也说：“鲥鱼初出时，率千钱一尾，非达官巨贾，不得沾箸。”
鲥鱼烹饪方法也与众不同，古人有多种记载。宋《中馈录》这样说：“去肠不去鳞，用布拭去血水，放荡锣内，以花椒、砂仁、酱、水酒、葱拌匀，其味和，蒸之。”明李时珍说：“不宜烹煮，惟以笋、苋、芹之属，连鳞蒸食乃佳。”清《随园食单》也有记载：“蜜酒蒸食，或竟用油煎，加清酱、酒酿亦佳。万不可切成碎块加鸡汤煮，或去其背，专取肚皮，则真味全失矣。”从中不难看出，鲥鱼美味，鲜在鳞上，鳞片含有较多脂肪，做鲥鱼不去鳞，以清蒸为宜，鳞片油脂渗入肉中，味道才会滋润鲜美，令人百食不厌。
鲥鱼形秀而呈扁平，性娇，惜鳞。现代厨师烹制鲥鱼方法较单一，与古人做法大同小异：将鲥鱼去鳃和内脏，不去鳞，剖成两半；抹上精盐、白糖、料酒，碗底放上葱段；鱼放在葱上，将猪油丁、姜末、嫩笋片、香菇、火腿片等放在鱼身上；文火蒸20分钟；起锅，淋香油，撒味精，即成。鲥鱼清蒸，取的是鱼鲜本味。
此菜上桌，老食客一望便知是否按古法烹饪。蒸的时间长短也有讲究，过长，鱼肉变老，鱼刺不易离肉，味道便会逊色。鱼鳞虽不能吃，但洁白油润如银，观之，极富食感，也是鲥鱼成菜的基本特色。
说到春江鲥鱼美，恐怕现在已成老话重提。上世纪70年代，吾辈尚在梅城乡下，当时富春江七里泷大坝完工未久，阻断了鲥鱼溯流产卵之路，大批鲥鱼逆水而上，成群跃起，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撞在坝上头破血流，场景之烈，惨不忍睹，至今记忆犹新。
《大清帝国全图》初识
《大清帝国全图》，虽经过了近百年的流传，泛黄的纸页上所印的图版色彩依旧是清晰可辨，很快就让笔者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据查实，《大清帝国全图》初版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整套为两册分装，一为《大清帝国全图》，一为《大清帝国分省图》，均为八开本。宁夏博物馆所藏的这套《大清帝国全图》，是该书的第三版，从搜集到的图片和相关资料可知，该书的初版和第三版在内容上并无差异，只是封面、封底所选用的图案略有不同。
商务印书馆所出各版《大清帝国全图》，现在存世已极少，而保存完整的全套本则更是罕见。让人庆幸的是，宁夏博物馆珍藏的这套，不仅保存十分完好，而且两册中各页均齐全完整。现将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其一，《大清帝国全图》由布裱封壳和大清帝国全图两部分组成。封壳的封面封底均为淡绿色，四周分别以墨绿色和红色勾勒出双边栏框装饰，框内两道墨绿色的横线将整个封面分为三部分内容。上部自右至左书墨绿色隶书“大清帝国全图”六字，每字约为3.5×2.5厘米；中部左右两边装饰双龙环抱地球的图案，地球四周飞绕的祥云托起横书的“总图贰幅”四个篆字；下部自右至左书墨绿色隶书“商务印书馆发行”七字，较上部的六字略小。封底图案较小，中间以赤红色长方形双边栏框装饰，框内所绘的红色凤凰，舞动着丰满的双翼，口衔一红色篆书“商务印书馆”的印章，形象惟妙惟肖。打开封壳，里面存放的便是一幅彩色印刷的纵约143厘米、横约174厘米布裱折叠的大清帝国全图。该图尺幅较大，被折成了28个长方形状块，因折叠方法巧妙，地图折好后，正好放入封壳内。展开彩图，图上部自右至左墨书“大清帝国全图”六个大字；图左下角是一个25×18.5厘米见方的图例，分别列出了国界、省界、京城、省城、府、直吏厅、散厅、直吏州、散州、县、藩部城、镇市、商埠、长城、铁路（已成者、未成者）、驿路、山脉、水道、湖泊等标识；右下角绘制一罗盘图案，指明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图的正下方书墨色隶书“上海商务印书馆藏版”。
其二，《大清帝国分省图》，封面、封底亦为淡绿色麻布装裱，封面四周饰以深咖啡色的双边栏框，四角还缀有四瓣花朵纹饰，正中自上而下书红色隶书“大清帝国全图”六字，右边配以绿色竖书“光绪戊申年 第三版”字样，左边配以绿色竖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字样，左右两行皆为楷体，比中部隶书字号较小；封底正中有一个6×6厘米大小的图样，暂辨识不清。从分省图的目录可知，该图册共列彩图25幅，第一图为大清帝国图，余下依次为直隶省、盛京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省、四川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内外蒙古省、青海省的分省地图。依次翻开大清帝国图和各分省图，图中的经纬线、山岳、江河、地形等等的标识十分清晰，与今相差无几。在大清帝国图的图例中，除了比例尺，还依次列出了国界、省部界、山脉、京都、省城、府城、直隶州、直隶厅、江河、铁路（已成者）、铁路（未成者）、长城、柳城（森林）、商埠、商埠兼租界、地界的标识。而分省图中对省城、府城、直隶州、厅、州、县、铁路、电线等也一一标出，甚为详尽。
《大清帝国全图》的价值
我国地图文化的发展，与其他文化史一样，有数千年历史，甚至比文字记载历史还要久远。但古代地图多为统治者掌握，民间很难见到，且历经战乱、火焚，丧失殆尽。流传下来或片张只字，或间接传介，难见地图真品。元明以来我国地图学的发展，在我国地图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清代中期以前，曾编制出了数百种地图集，可归为全国性地图集、省级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专题地图集等，但印制技术比较落后。至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有爱好者吸收国外经验，自编地图，著作多为学术研讨、交流，尚未完全形成商品进入市场，且数量不多，仅在知识层流传。对古旧地图，国内除少数几处大的藏书楼略有收藏，流散于民间的则是凤毛麟角了，而官方制图机构编制的地图，则多以机密归入档案。
关于商务印书馆的《大清帝国全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专家学者评价颇高，称其为是“清末民初巨著”。它与邹代钧的《中外舆地全图》，成为后来所出地图的主要参考范本和依据。在制图和印刷上，《大清帝国全图》是中国早期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及采用铜版彩色精印技术后的产物，也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彩印版本的地图。由于这套《大清帝国全图》距今已有百年之久，它的存世量已极少，因此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宁夏博物馆藏有一套，实属难得。到了民国1914年，《大清帝国全图》适应潮流地更名为《中华民国新区域图》再次出版，以应社会需要。自发现这套地图册以后，笔者先是查阅了宁夏的有关文献目录，后又到宁夏图书馆、宁夏档案馆、宁夏部分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了查询，结果并没有得到宁夏其他单位收藏此物的信息。据此推断，宁夏博物馆发现的这一套商务印书馆1908年第三版《大清帝国全图》，极有可能是宁夏地区惟一的“孤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大清帝国全图》见证中国历史
《大清帝国分省图》，全册共列图25幅。第一图为大清帝国图，其余24幅为各省的分省图，反映了当时我国的行政区划等内容。在第一图中，被割让的土地已不属大清帝国；分省图里，租界地、殖民色彩的地名显现其中。从《大清帝国全图》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香港、澳门等地被各国列强所侵占而沦为租界的历史痕迹。
自古就属中国的美丽宝岛台湾，在《大清帝国全图》上已属他人。原因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从此，祖国的宝岛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遭受殖民者长达半个世纪的黑暗统治。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收复了台湾。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之下。虽然台湾回归祖国，但《大清帝国全图》中的外蒙古此时却已不属中华民国。1946年1月5日，在苏联政府的软硬兼施之下，无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了外蒙独立，使外蒙古正式离开了“家”，此乃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页！
《大清帝国全图》中，今宁夏行政区域的范围均在甘肃分省图内。宁夏府和固原州所辖宁夏府城（银川市）、宁朔、中卫、平罗、灵州、花马池、盐池城、宁灵厅（吴忠金积）、豫旺堡、同心城、海城、三营城等府州城堡分列图中。1929年1月，原宁夏府所辖从甘肃省析出，宁夏正式建省。1954年9月，宁夏撤省，所辖划归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958年10月，党和政府为了落实少数民族政策，将甘肃省所辖银川专区、吴忠州、固原州析出，建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睹《大清帝国全图》，思中国百年种种变化，想我中华今日之崛起，不禁感慨万千！让我们记住历史，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此书最先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由国立编译馆（长沙，商务印书馆）刊行，线装本，凡二册，三卷、附录二卷、索引一卷。尔后，唐先生继续增补修订，1965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版，又于1979年重印并加附了《订补续记》（为方便起见，以下所引《全宋词》，据1986年第三次印本。）
旧版的编纂起始于1931年，至1937年初稿完成（据《全宋词·编订说明》）。仅一人之手完成如此巨著，定需极大的劳力，想来合作者提供的协助也定然不少。实际上，唐圭璋先生编纂旧版《全宋词》时，确曾在国外力寻合作者，广查文献。我们通过下面资料的介绍，可以了解唐先生这番努力的足迹。该资料便是唐圭璋先生1935年写给先师中田勇次郎先生(1905-1998)的两封信，现在连同中田先生生前的心爱藏书一并珍藏于日本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
第一封信是墨格稿纸一张，盖有“上海／（民国）廿四年（昭和十年，1935）七月二十一”的邮戳，收件人姓名是“中田勇次郎先生台收”。第二封信是红格八行信笺四张，上有“南京／廿四年八月廿二·廿一”的邮戳，信封上写着“八月廿二日”，收件人姓名附有日本式样，是“中田勇次郎样大启”。当时中田先生三十岁，同年三月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并留在文学部做副手，同时在编于研究生院。唐圭璋先生为三十四岁。
这两封信，不仅告诉我们《全宋词》编纂过程的一个侧面，而且是记载着近代日中学术交流的珍贵资料。下面我们揭示出全文图版和原文校点，并加注释供各位学者参考。
附图
唐圭璋氏［全宋词］编纂の一过程
中田勇次郎先生大鉴：
拜读大示，欣慰之至。所指陆敦信、莫少虚、陆永仲、李长庚四则，尤感高谊。陆敦信见《花庵词选》，莫少虚见《梅苑》，向皆不知其名（注：陆敦信词收录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八，莫少虚词收录于《梅苑》卷七及卷八。唐先生当然早已熟读了两书，当时似乎还不清楚陆敦信、莫少虚两人的原名。唐先生1943年发表的《两宋词人占籍考》初稿（原载《中国文学》第二期）里称陆蕴为“福建省侯官人”，而在唐先生《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中，有“莫将字少虚，宋宁州人”的记述，但是《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1935年1月刊）所收初稿中没有莫将的名字。）。今得先生发明，（注：现存中田先生的京都帝国大学毕业论文《两宋词人姓氏考》(1935)，里面有“陆敦信《宋史》本传三五四曰：陆蕴，字敦信，福州侯官人”，“莫少虚《江西通志》［卷］六十七3［叶］／人物曰：莫将，字少虚，分宁人（标点及括号内之文字为笔者所补。下同）”的记载。这篇论文从中文改为日文，登载在昭和十一年(1936)四月《支那学》第八卷第二号上（其后收入1998年创文社《读词丛考》第118页。））亦大快事也。惟据《洞霄图志》云：“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馀杭人。”（注：知不足斋丛书本《洞霄图志》卷一《陆石室先生》云：“陆维之，字永仲，一名凝，字子才，馀杭人”。）似可与《咸淳临安志》互订也。（注：《咸淳临安志》卷二四《山川三·馀杭县·石室洞》云：“隐士陆凝之，永仲，尝筑室于是，号石室先生云”，还有同书卷六九《人物十·方外方士·陆维之》条云：“字永仲，一名凝之，字子才，号石室，馀杭人”。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初稿只写“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馀杭人。高宗朝，以布衣召见，辞不赴。有词见《洞霄图志》”而已，当时唐先生似乎失检《咸淳临安志》之记事。另外中田先生的毕业论文《两宋词人姓氏考》中有“陆永仲，字维之，一名凝之，字子才，浙江馀杭人，隐大涤洞天之石室，以石室称之，见《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九8［叶］，号石室”的记述，所以唐先生说“互订也”。）又李长庚，字子西。但据陶梁《词综补遗》云：“李子酉，号冰壶。”（注：陶粱《词综补遗》卷一五云：“李子酉，号冰壶”。中田先生毕业论文《两宋词人姓氏考》云：“李长庚，字子西，宁远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号冰壶，见《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四”。）尚不知孰误。弟辑《全宋词草目》（注：这是唐圭璋先生为准备编纂《全宋词》而按词人编的目录。该书预告见《词学季刊》第二卷第四号（1935年7月16日刊）《词坛消息》栏。著录于《词学文库分类目录》七三页。图版3是中田先生批点本。），罅漏颇多。尚望先生不吝赐教。兹有询者数事：
①贵国贞亨初《双行注：当我国清／康熙初》所刻《事林广记》（双行注：宋陈元／靓编）（注：根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该书原刊本是元禄十二年(1699)京都山冈市兵卫版，后来有山冈和中野五郎左卫门、中野和今井七郎兵卫之各两家协同印本。此处所说“贞亨初所刻”，是据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蕙风词话续编》卷一的记载：“日本贞亨初（原注：当中国康熙初）所刻《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另收录于唐圭璋先生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此说是因冠于本书的宇都宫遁庵序文之纪年“贞亨元年”而致误。附带说明：中野、今井的后印本，汲古书院《和刻本类书集成》有影印本：山冈、中野的后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有影印本。关于该书，森田宪司先生《〈事林广记〉の诸版本について一国内所藏の诸本を中心に一》（载《宋代史研究地研究报告》第四集《宋代の知识人》，汲古书院1993年版）有详论。）内有宋人佚词。吾国无此书，便乞先生代查一过赐寄可乎？吾国《蕙风yí＠①随笔》中录得五首（注：今检况周颐《蕙风丛书·阮笔记五种》之《蕙风yí＠①随笔》、《蕙风yí＠①二笔》和其他三种，以及同丛书所收的《香东漫笔》、《香海棠馆词话》都未见。下揭第二封信说《餐樱庑词话》。这可能是唐先生的误记。《事林广记》的“宋人佚词”“五首”，指引用于《蕙风词话续编》卷一（人文版第六六条，丛编本“事林广记多雅故珍闻”条）的《满庭芳》三首，《鹧鸪天》、《水调歌头》各一首。况氏此条有云：“《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西颖陈元靓编，康熙三十九年版行于日本（彼国元禄十二年）。”没弄错和刻本《事林广记》刊刻年代。况氏似乎收藏有和刻本《事林广记》，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中1936年4月17日载：“叔雍（赵尊岳的字）寄来《事林广记》一册。此书全十册，沈寐叟，况蕙风各有一部。叔雍从蕙风只抄得一册，其卷二文艺类愿成双令，愿成双慢，狮子 序等，皆正宫曲，有谱而无词，工尺与姜白石旁谱同，惟无沓二字者。另抄得五词，可入《全宋词》”（《夏承焘集》第五册所收，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刊。），度其他必仍有也。
②吾国明人之《喻世明言》，惟贵国有之。（注：指内阁文库所藏衍庆堂刊本。最初将该书介绍到中国的，是马廉翻译的盐谷温论文《明之通俗短篇小说》（1926年10-11月《孔德月刊》第一至二期）。）其间或仍有宋人佚词，亦仰望先生见示。
③吾国曹元忠云：汲古阁所景《梅苑》，归诸贵国岩崎氏（注：曹元忠(1865-1923)《笺经室遗书》卷八《重校刊梅苑叙》云：“汲古阁所景，且归诸日本岩崎氏。无从问津，中流失船，一壶千金”。此汲古阁旧藏《梅苑》是《群贤梅苑》一卷，著录于《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第867页。）。不知视今李祖年刻本《梅苑》（注：李祖年(1869-1928)，江苏武进人。李祖年刻本《梅苑》是一卷。宣统元年(1909)武进李氏圣泽楼活版本。附有李祖年校勘记一卷。笔者未见。）为何如。先生亦得见此书否？
琐费清神，感荷无极。天涯比邻，幸希不弃。
此请
著安
弟唐圭璋上
七月十九
附图
中田勇次郎先生雅鉴：
读八月五日手示，快慰无似。多累代钞《事林广记》中之词，亦至感歉。陈元靓为宋末元初人，可信也。惟《十万卷楼丛书》所刊《岁时广记》为四十卷，作四卷，盖误也（注：或指《四库全书总目》于卷六七史部时令类著录《岁时广记》四卷的错误。《十万卷楼丛书》是清光绪中陆心源编刊。）。所钞九词（注：词学文库中有每页四百字稿纸（郭外有“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的印字）六页的研究资料，题为《和刻本词学资料抄》。此资料收录的是《事林广记》（底本是中野、今井两家协印本）癸集卷一二“玳筵行乐”，从开头“举令饮酒”到“谁家女令”的部分；卷一三《花判公案》。(1)《判僧》条的《望江南》词“江南竹，……”。(2)《建康留守判道士归俗》条的词“星冠懒带，……”。(3)《嘲戏绮语》目《嘲戏轻薄》条《踏沙行》词“葱草身才，……”。(4)《花判公案》目《子瞻判和尚游娼》条的《踏沙行》词“这个秀奴，……”。(5)同目《张魁从词判妓状》条的《花判踏行沙》词“凤髻推雅……”。在抄出的卷一二中，(1)《卜shuàn＠④子令》(2)《浪淘沙令》(3)《调笑令》(4)《花酒令》四首是词。可以断定这些抄录的资料是中田先生受唐圭璋先生之托留在手边的资料，汇集卷一二、一三的这九首词似乎给唐先生回了信。另外，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5月20日载：“按圭璋复，钞来《风雅遗音》叙跋及《事林广记》酒令词”，此称“事林广记酒令词”一定是当时中田先生指示的词。），《东坡判词》（注：《判词》是用词表示的审判判决书。《东坡判词》相当于前揭卷一三(4)。唐先生《全宋词》第一册苏轼（三三三页）据《事林广记癸集卷十三》录此词，案谓：“案《事林广记》所载，多出傅会或虚构，此首未必为苏轼作”。此条开头有云：“灵京寺有僧名了然，……”。），（于）《西湖志馀》（行间补记：灵京寺作灵隐寺，当从《志馀》为是（注：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五。开头有云：“灵隐寺僧名了然，……。”）曾见之。《张魁判词》（注：曹元忠(1865-1923)《笺经室遗书》卷八《重校刊梅苑叙》云：“汲古阁所景，且归诸日本岩崎氏。无从问津，中流失船，一壶千金”。此汲古阁旧藏《梅苑》是《群贤梅苑》一卷，著录于《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第867页。所举卷一三(5)。），《中吴纪闻》谓是仲殊词，究未知孰是也。（注：后来，唐先生以这首判词作为张魁《踏莎行》收录于《全宋词》第五册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三八五页），断云：“案此首原为僧仲殊词，见《中吴纪闻》卷四。《事林广记》改为张魁判词，实出依托”。）吾友赵万里辑仲殊《宝月词》引之（注：民国二十年，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赵万里编《校辑宋金元人词》所收《宝月集》之《踏莎行》词注云：“案《事林广记》十引上阕不注撰人，兹并校之”。）。惟谓《事林广记》不注撰人，则非是也。判僧《江南竹》一首（注：曹元忠(1865-1923)《笺经室遗书》卷八《重校刊梅苑叙》云：“汲古阁所景，且归诸日本岩崎氏。无从问津，中流失船，一壶千金”。此汲古阁旧藏《梅苑》是《群贤梅苑》一卷，著录于《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第867页。所举卷一三(1)。），《留青日札》（以上第一纸》载之（注：明田艺蘅撰，三九卷。有影印书、排印本。《江南竹》一首记载于卷二十一《柳含春》条。唐先生于《全宋词》用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刊本（据该书《引用书目》）。），惟作方国珍词。其僧名竺月华，亦非法聪也。（注：《全宋词》第五册无名氏（三七四七页）由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庚集卷二录此词，并谓“案此首别见。《留青日札》卷二十一，作元人方国珍词，盖傅会之说”。）先生所举九词见癸集卷十二、卷十三，但吾华况蕙风《餐樱庑词话》引其戊集亦有《满庭芳》、《鹧鸪天》等词（注：笔者未见况蕙风《餐樱庑词话》。《满庭芳》、《鹧鸪天》等词相当于上述第一封信中所说“吾国蕙风yí＠①随笔中录得五首”。），先生可勿须钞也。又谓卷八（双行注：未注明／干支）有《音乐举要》，论谱字颇详。又谓卷二《文艺类》有言宫拍，与白石词颇可印证（注：在《蕙风词话续编》卷一（人文版第一四条，丛编本“宋代曲谱”）有云：“卷八音乐举要，有管色指法谱字，与白石所记政同。卷九乐星图谱所列律吕隔八相生图及四宫清声律生八十四调，于诸谱字之阴阳配合，剖析尤详。卷二文艺类有黄钟宫散套曲，为愿成双令，愿成双慢，（已上系宫拍）……三句儿等名。首尾完具。节拍分明。读白石词者，得此可资印证”。），则此书信可宝矣。李祖年《梅苑》系自印分送者。现渠已死，无从问得。坊间如有发见，当购奉台端。《静（以上第二纸）嘉堂书影》（注：似指昭和八年(1993)刊，长泽规矩也编《静嘉堂宋本书影》。）已见过，惟无《梅苑》耳。赵万里以二百金，自贵国写真，可以假弟（注：此照片想必是《全宋词》之《引用书目》所举“梅苑十卷，宋黄大舆辑，汲古阁景宋抄本，赵万里先生照片”。）。则此本可以见到，至快意也。又《bì＠②宋楼藏书志》卷一百二十载宋陈经国《龟峰词》一卷（注：清陆心源撰《bì＠②宋楼藏书志》作为“旧抄本”著录。）（双行注：有注云：案陈经国，李伯大，小字定父。潮州海阳县人。宝yòu＠③四年进士。见《登／科录》。其书《四库》未收，各家书目罕见著录），又载陈人杰《龟峰词》一卷（注：《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八页，两种《龟峰词》，都署“陈经国撰”。）（双行注：有陈容跋语及陈合一绝。陆氏谓／陈人杰，仕履无考，与经国显系二人）后者，《四印斋所刻词》（注：由与况周颐同称为“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1849-1904)所编。所收宋金元词二四种，六二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临桂王氏家塾刊。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已印出。惟前者则无从得见也。令师有一知己在静佳堂，务恳托之钞得。钞值若干，当寄奉也。闻诸桥辙次为（以上第三纸）静嘉堂文库代表者，或径托渠可乎？贵国专究词学者（或文艺者），尚乞见示地址。此次分笔画《词目》（注：按作者姓氏笔画顺序排列的《全宋词草目》。此书中田先生批注本也收藏于词学文库中。参照图版3。）印成，将再乞贵国学人指教也。弟仅知盐谷温在帝大，他不知也。匆此敬上，并请著安。
弟唐圭璋上 八月廿日 （以上第四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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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2-10-2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笑去夭加移
＠②原字为百加百
＠③原字为礻加右
＠④原字为笑去夭加弄
关键词：宫苑文学：文字冤狱；异葩枯萎
“从人者也”的女子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始终是弱势群体，活动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也无法冲破这种地位的禁锢，宫苑女性的人生际遇并非与君主或帝王沾上关系变得富贵已极而没了坎坷挫折。女子进宫犹如鸟入樊笼，失去原本少得可怜的自由，寂居深苑，裹夹在矛盾旋涡中，身心蒙受巨大痛苦。置身此种境地的女性。将内心真实情感诉诸于笔端，流泄为文字，使得文学领域开出一株绚丽的奇葩。宫苑女性创作以特殊的视觉点，从地表深处传出错位时空中的不合谐之音——宫苑女性的悲苦与千古奇冤。
一
宫苑女性文学作品最早明确载记的是庄姜夫人，《毛诗序》言《绿衣》、《日月》、《终风》三首诗，“卫庄姜伤己也。”《燕燕》诗则是“卫庄姜送归妾也。”《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官得臣之妹，日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庄姜美到何种程度?其诗第二章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庄公偏宠嬖妾，有德多才的君夫人庄姜独寂寞，遂作四章《绿衣》诗：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就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古人以黄色为正色。可做外服上衣。绿色为衣里或为下裳，在官苑生活中却是“黄”、“绿”的里外颠倒着。“絺”为细葛布，“綌”为粗葛布，皆能遮暑，今以御寒，不胜其冷，这突出庄姜的凄苦与孤独。黄、绿的对比，本身又产生强烈的情感效果。清人王士稹《池北偶谈》说：“予六七岁时，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觉怅触欲涕，不自知所然。”童稚之龄读此诗，心里难受泪欲滴。可见最初官苑女性创作就带着伤感悲苦之情，就有着不同凡响的情绪感染与艺术影响。
君主专制。“男尊女卑”。宫苑女性的命运完全由帝王掌控。其生活正如被赐死的甄皇后在《塘上行》诗中所抒写的那样：“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甄氏有过被追受宠的经历，曹丕随父灭袁绍，纳甄氏为夫人，禅位立为后。好文学的魏文帝常以异性角色进入诗境。文学史上最早的完整七言诗《燕歌行》以思妇身份来写对久游不归丈夫的深长思念，还有《寡妇赋》、《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前者拟写阮瑀遗孀追怀亡夫的心情，后者拟写被丈夫休弃的王宋的伤感。能从女性遭遇来体味人生无所不在的哀伤，却把哀伤强压在女性的头上。面对骤变的宫廷生活，甄氏写下《塘上行》诗，以乐府旧题抒写胸中的苦、悲、愁，开篇用蒲作喻，发出“其叶何离离”的疑问。紧接着集中笔墨抒写“众口烁金”造成“我”与“君”生别离无奈，反映出君王无情而给宫苑女性造成的独愁苦悲。
宫苑女性最早写下赋体之作是班婕妤的《自悼赋》，其赋60句，以骚体的形式。起笔先祖遗德，隐含着自己高洁的行事准则。接着叙写宫中的生活。婉转地抒写自己由宠至衰的根源所在，抒发出自己双泪横流的苦闷幽怨。司马相如曾为陈皇后写了《长门赋》，“千金买得相如赋”，男性对宫中帝王家的体味，又如何能与班婕好亲自经历相并论呢?以赋体创作宫苑题材的前有班婕妤，后有梅妃。江采频自撰《楼东赋》，全赋44句。极写寂寞哀怨，充满着悲愁。其她宫苑女性，或赋或诗，左芬的《离思赋》，沈皇后的《答后主》诗，隋唐五代萧皇后的《述志赋》、徐贤妃的《长门怨》、梅妃的《谢赐珍珠》诗、花蕊夫人的《述亡国诗》等，既洋溢着宫苑文学的灵性与生机，也形象反映着宫苑女性的不幸与酸苦。辽金时代懿德皇后萧观音更以其独特的创作成就，催发着宫苑文学绽放出美丽的花蕾。“能诗善书”的萧皇后又以“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怀古》诗诗句中所谓“赵惟一”私通淫案获罪而被赐“自尽。”文学翘楚。文字奇冤，萧皇后人生际遇的悲剧不仅使成熟的辽国文学迅速衰落，契丹族的统治走到末路，而且使文学园地里的这株奇花异葩萎缩下去。
二
宫苑文学创作的高峰为辽朝道宗的宣懿皇后萧观音。“《焚椒录》载有《伏虎林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谏猎疏》文、《回心院》词、《怀古》诗、《绝命词》诗。以《谏猎疏》文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文思泉涌：后期自尽椒房。从才华横溢的文学翘楚到旷世千古的文字奇冤，其创作折射着萧观音的人生遭际，显现着宫苑文学的价值。《伏虎林应制》诗作于清宁二年(1056年)八月，道宗出猎秋山，群臣与嫔妃从行。行至伏虎林，道宗不知出于何意?命皇后赋诗。萧观音应声而出，赋诗曰：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
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
这首口占七绝诗。起句着重眼前景。由出猎阵营的勇猛壮哉写到辽国南征东扩的勃勃雄心，“压”字具有凌驾一切之上的威力，寄寓气魄压过宋王朝。“灵怪大千”囊括着野兽以及“南邦”、东邻。抒写着道宗的凛凛威风，“俱”字形象地描写出辽邦的强盛，显现着无坚不摧的国力，结句紧扣“射猎伏虎”的应制诗主题。歌颂辽国的强大及道宗的声威，又与地名“伏虎林”相吻合。全诗气派雄阔，风格豪迈道劲。辽道宗大喜，对众臣赞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
《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作于清宁三年(1057)，《辽史·道宗本纪》载：“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萧观音献诗曰：“虞廷开盛轨，王会合琦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同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这首应制五言律诗。首联、颔联凝聚“君臣同志”之意。颈联、尾联彰现“华夷同风”之意。以虞舜的贤明、西周的兴旺来喻意辽国，“到处”、“皆同”来盛誉时局，“文章”、“声教”呼应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前来、道宗设学之事。清宁元年十二月，宋遣欧阳修等来贺即位，诏设学士，颁《五经》传疏。二年二月，大宴群臣，命各赋诗。显然与宋使有关，更与辽国大治有关。“看交泰”、“无古今”显现辽邦文风卓然，国运享通。如果说道宗射虎显示的是武力，那么进献皇太后诗显示的就是文治。君臣“同志”。华夷“同风”，殿堂朝野，“华夷”同治。辽国称雄。应制诗抒写着道宗的进取意向。“虞廷”出自《尚书》，“王会”出自《逸周书》，蠡谷出自《史记，匈奴传》。“交泰”出自《周易》。颂扬之辞，用典恰切，显现意境阔大。有着阳刚之美。“顺善承上意，复诗歌诗，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由是爱幸遂倾后宫”的萧观音，有“专房之宠”。转贴于
《谏猎疏》文作于何时不能确知，《焚椒录》载： “常慕徐贤妃行事，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上所乘马号飞电，瞬息万里，常驰入深林邃谷，扈从求之不得。后患之。”马前是险地猛兽，马后是权势日炙的耶律乙辛，朝政又是灾害不断，忧虑重重的萧观音上《谏猎疏》文。辽国君臣尚猎，皇帝四时巡狩，大规模的狩猎与朝政何益?太宗曰：“朕之田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辽国用追逐野兽来演“武事”，可“田猎”“从乐”过甚，便出祸患。“荒耽于酒，田猎无厌”辽穆宗，三十九岁遇弑。知古今”的萧观音用“前圣”之言，列举中原帝王溺于出猎、荒政误国的历史教训，以《老子》“驰骋田猎，令人心狂”之语，婉言指出道宗行为不当。谏语简短，内容丰赡，用喻巧妙，情真意切。道宗即位元年下诏：“欲闻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数月，未见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内外百官，比秩满，各言一事。仍转谕所部，无贵贱老幼，皆得直言无讳。”皇后“无讳”之谏，道宗不能自食其言。虽是嘉奖采纳。仍有“牝鸡之晨”嫌疑，《焚椒录》载：“心颇厌远，故成雍之末。遂希幸御。”
才学出众而撑起道宗治国的萧皇后，由“专宠”变为稀见君面、幽居深宫而备受冷落，如历史上所有失宠的宫苑女性一样痛苦不堪，时刻梦想着道宗的回心转意，遂作《回心院》词，“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全词十首共280字，以扫殿、拂床、换枕、铺被、装帐、叠茵、展席、剔灯、爇炉、张筝十种“专房之宠”的生活细节为题起兴。结句彼此照应，待君宴、待君王、待君寝、待君睡、待君贶、待君临、待君息、待君行、待君娱、待君听，相同句式的排列，强烈地表达“待”字上。热切诚盼拾回往日之爱。其词情幽幽，思绵绵。披之管弦。更为动人。道宗是否如陈皇后“千金买赋”而偶有“回心”之意，各种文献均未提及，可见对萧观音“厌远”之深。
宫中能演奏《回心院》词的只有赵惟一，深怨妒恨萧观音的官婢单登摇唇鼓舌，诬萧皇后与赵惟一淫通。佞臣耶律乙辛乘此加害。命他人作《十香》淫词。嘱单登乞皇后手书。用为证据。萧观音听说《十香词》是宋国皇后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二绝”之劝，心动、手动。读了文辞艳丽的《十香词》，不仅握笔手书，而且题了一首《怀古》诗：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咏史怀古向来以其独特的审美形式和穿越时空的力度呈现出异彩，诗人以自己的体验品评历史，针贬现实。最早以《咏史》命名写诗的是班固，咏汉文帝时“缇萦救父”事，其诗“质而无文”。写出“风力”的则是左思的八首《咏史》诗，唐人的怀古咏史以李白、刘禹锡、杜牧为大家。女性咏史诗在萧观音之前尚无人涉足，其后有李清照咏嵇康，朱淑真写项羽。萧观音的《怀古》诗使她成为女性咏史诗的第一人，也是宫苑女性咏史诗的唯一的一位。“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既脱胎于李白的《苏台览古》“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官里人”的尾联。也得益于刘禹锡《石头城》中“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之妙谛，能在“消化”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值得首肯。“败雨残云误汉王”之句，更是议论果决，态度明断，有杜牧咏史诗之特长。这首七绝《怀古》诗直言赵飞燕姐妹以色惑君误国，寓意在于提醒道宗：留心朝政，选贤用能。却被耶律乙辛与张孝杰所污。太康元年(1075年)“十一月辛酉。皇后被诬，赐死；杀伶人赵惟一、高长命，并籍其家属。”萧皇后乞见道宗一面而死，不许，作《绝命词》诗。这首二十四句的骚体诗。前八句写身为皇后。严谨自律，无愧皇家。中间八句写正欲有为，却遭小人陷害，沉冤莫白。最后八句写临死前对亲人的眷恋，心情绝望。“呼天地”。“恨古今”。“惨悴”“必死”，层层递进，将蒙冤屈死、哀怨无助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绝命词》直抒胸臆。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与艺术魅力。36岁的懿德皇后萧观音屈死文字狱。真乃千古奇冤。
婚姻不幸。经历坎坷。诉说失恋痛苦，描写相思的愁，这是我国弱势女性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萧观音的宫苑文学创作脱离不了这个模式，早年宠冠后官到上谏而逐渐失宠，再到被诬陷致死，人生经历使其写出发自肺腑的显现个性的作品，况周颐《蕙风词话》曰：“‘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置身后宫，有感必发，读之泫然，萧观音把官苑文学创作推向了高峰。
萧观音人生际遇与宫苑文学创作有着深远渊源，因脱口吟出《伏虎林应制》诗而备受宠爱，因上《谏猎疏》文而受到冷落，更因所作《怀古》诗而蒙冤屈死。《焚椒录》载冤狱构成时，太子、公主叩首乞请，辽道宗曾有过犹豫，指着《怀古》诗曰：“此是皇后骂飞燕也。如何更做《十香》词：”佞臣耶律乙辛、张孝杰进日：“此正是皇后怀赵惟一耳。”道宗问：“何以见之?”张孝杰曰：“‘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二句中包含赵惟一三字也。”道宗遂下令“即日族诛赵惟一，敕后自尽。”文字奇冤造成萧观音的人生悲剧。
最早文字狱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最后一桩文字狱则是光绪二十年(1903年)的苏报案，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应两江总督魏光焘之请。逮捕章炳麟、邹容等。这是学界的通行的看法。千余年间虽然出现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的不可胜数的文字狱，但从涉及的所谓“狱犯”当事人的性别而言，皆是男性。如隋炀帝时著作郎王胄诗案、司隶大夫薛道衡诗案。再如大清乾隆朝的从其第十五年“孙嘉熹伪奏稿案”起，至其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读《后汉书，赵壶传》中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所写“古今同慨”而被判的“斩立决”案，前后有130余起文字狱，历史青睐女性么?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何谓文字狱?周谷城先生在《中国政治史》中说：“因著书立说而引起的惩罚，厥为文字狱。”其释义的重心是先有文字后有冤狱，文字狱就是因文字而构罪。从这种意义上说，崔杼弑其君在前。史官禀笔直录遭杀在后。议其文字狱，似是不妥。西汉杨恽写《报孙会宗书》，宣帝以其“语言不敬，大逆不道”的罪名，诏令腰斩。就文字狱发生时间而言也不确切。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宠姬戚夫人的一首《春谷歌》，使自己身陷囹圄，儿子赵王如意送了命。《西京杂记》曰：“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戎马打天下的汉高祖宠爱风流独绝的戚夫人，认为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柔弱不“类己”。刘邦为楚人，“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做皇帝第二年，在殿堂上提出废立事。吕稚以皇后之尊，胁迫张良从中出谋划策，才算有了转机。高祖十一年，又是张良之计，请出商山四皓。以为太子地位稳固的汉高祖只好对哭泣的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楚歌。”遂赋《鸿鹄歌》。刘邦驾崩，戚夫人被投到永巷，罚作苦力，持忤春谷，唱出浸含悲愁泪水的《春歌》：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汝)!
夫死已囚，唯一的亲骨肉远在千里外的邯郸做赵王。忧切的思念中带着一丝求生的企冀，身为王侯的儿子或许可以救母出囹圄。吕后勃然大怒，下旨把赵王召进京里。鸩酒毒死，又派人砍去戚夫人的手脚，挖去眼睛。薰聋耳朵，灌上哑药，扔到厕所里，称“人彘”。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叹道：“妇人无知!当尔时，子岂能自保，况能救母耶?然天性之亲，自是它无可诉。”目睹过文字狱血雨腥风冲击的清代学者，体味是冷静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