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范文

科举制度废除篇1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次署两江总督。担任湖广总督18年，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编练新军。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授体仁阁大学士。从废除八股，20世纪初兴办学堂，到最后完全废除科举，张之洞功不可没。

“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制度创新”，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有深远影响，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也起过示范作用。科举取士使中国人产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但也形成了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过，科举使优秀人才都挤身唯一的仕途，失去了多元的选择。所以，当考试原则在西方推行并成为建立近代国家有效机制时，科举制度却日益成为国人走向近代社会的束缚，不能因应近代中国的大变局而出现严重危机。

时期，维新人士将改革科举视为救国强国的重大举措。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康有为抨击科举是“千年之弊俗”，梁启超痛斥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并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余人签名上书，请求光绪帝下诏停试八股。

张之洞积极主张改革科举，提倡新式教育。他对科举的弊端深有了解，曾对梁启超说，“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在《劝学篇》中又强调“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还专门写了《变科举》一章，指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并提出了改革科考内容、调整考试顺序的具体方案，即乡、会试依旧为三场，第一场试本国历史政治，第二场试五洲各国之政，第三场试四书五经。1898年7月4日，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这是一个变通方案，虽还有保守的色彩，但考虑到八股取士的长期影响，采取渐进的、非一步到位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7月19日，光绪诏准张之洞变通方案。两个月后，慈禧太后发动，百日维新夭折，清廷宣布恢复科举旧制。

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并行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逃亡西安的慈禧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01年1月下诏变法。此时张之洞也联络同僚，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大办新式教育。他主持起草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就涉及改革科举，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劝出国留学。申明改革“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建议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并行。武科立即废除，军事人才由军事学堂培养；文科则改变考试内容，分科递减，逐步废除(即科举名额逐科减少，学堂名额逐步增多，十年之后，生员、举人和进士便都出身于学堂)。之所以采取分科递减的办法，主要是考虑到给不能进入学堂的生员、举人以出路，减少改革的阻力。

1901年8月29日清廷诏令，自第二年起，乡试会试一律废八股，试策论；永远停止武科，并再次重申了张之洞所提出的科举改革方案。12月，又宣布各级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和进士的科名出身，但对分科递减之议不予表态。清廷担心废除科举将“失士人之心”，因而迟疑不决。

1902年底，张之洞与袁世凯在南京会晤，商议废科举之事。两人还讨论了如何为旧的生员、举人寻求出路的问题，相约联衔会奏。1903年3月13日，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参与，会同山东巡抚周馥、湖广总督端方等奏请分科递减科举名额，并提出了解决原有生员、举人出路的方案，军机大臣王文韶等人反对。两个月后，张之洞奉旨入京觐见，管学大臣张百熙和另一位管学大臣荣庆联衔奏请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制订学堂章程，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奉旨组织人员，参照日本学制，拟订学堂章程，经过三个月起草，七易其稿，完成《奏定学堂章程》，朝廷批准颁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新学制，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制度的蓝本。

在京期间，张之洞还为科举减额之事积极活动。政务处八位王大臣经张之洞疏通说服，七位表示支持，只有王文韶仍不同意。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建议从丙午(1906年)科起，乡、会试中额每科分减三分之一，三科减尽即停止乡、会试；岁考学额每次减四分之一，减尽即停止岁考；批驳所谓废科举、兴学堂就会使“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的责难。由于多数大臣支持，分科递减之法终于被采纳，并宣布自丙午科开始实行，但仍强调要等“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

“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新学制的颁布虽然促进了学堂的发展，但科举人仕仍然被视为“正途”，对士人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学堂的学生依然以应试科举为目标，不安心学堂课程的学习。张之洞感到科举一日不废，则学堂一日不能大兴，决意尽快废除科举以发展学堂。恰在此时，顽固反对废除科举的王文韶因年老体衰离开了军机处，张之洞即与袁世凯及湖南巡抚端方商议立停科举之事，由袁世凯拟奏，张之洞修改定稿。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端方及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在众多封疆大吏的请求下，9月2日清廷颁布谕旨：“着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科举制度至此最终废除。《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一文评价废除科举制度的意义：“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确立，杜绝了士人以人仕做官为取向的传统路径，导致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社会的解体，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最显著的变化，便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而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1903年，全国共有新式学堂769所，学生31428人；1905年，增加到3277所，258873人；1909年更增加到58117所，1639641人。新型知识分子或投身军事活动，或经营工商企业，或从事自由职业，由此带来了社会职业的多元选择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也促进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广泛传播。

张之洞坚持学堂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但他很快发现，废除科举后，学堂的推广和西学的盛行，不但没有为“中学为体”注入强心剂，反而引起了“中学”的衰微。张之洞观察到“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还出现“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故，专用新词”的风气。据说有一次某部员在呈文中使用了“公民”一词，张之洞见后竟然“裂稿抵地”，深恶痛绝。又一次，见某员拟稿中使用了日本名词，便顿足怒斥：“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员也回敬一句：“‘名词’亦日本名词。”晚年的张之洞“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但对新政新学“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他虽然提倡建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但最终还是无法扭转“中学”衰微的局面。

科举时代人们都主张“好男不当兵”，废除科举后却有不少知识青年参加新军，并在革命思潮影响下投身反清革命。就以张之洞长期经营的湖北地区来说，“秀才当兵”成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辛亥老人陈孝芬回忆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的读书分子只得另谋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大批进步知识青年加入新军，既提高了军队的文化素质，也促进了军队向革命转化。据当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统计，湖北新军共约15000人，革命党人就有近2000人，同情革命的约4000多人；而首先发难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共有400人，革命党人就有300人。正是这样一支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一结果当然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的张继煦称之为“种豆得瓜”。孙中山先生也曾说：“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科举制度废除篇2

无独有偶。距利玛窦来华两百年，英使马戛尔尼等也深切感受科举制的意义，以为这样制度既维持了社会公平，又保证政府有足够经过知识训练的官员。

然而，为什么一个如此美好的制度，竟然在二十世纪初年轰然坍塌了？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从《尚书》、《周礼》记录看，制度建构不少于三千年。在用人方面，科举制之前为察举制。察举制就其创制本意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制度：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在实行察举制的几百年，也确实察举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获得重用；公孙弘因察举，从一个牧马人出相封侯。

然而察举制走到后来逐渐变质，世家大族、达官贵人不仅垄断了自上而下的“察”，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左右了底层群众的“举”，从而使原本不错的察举制走向了反面，不是为统治集团提供鲜活的补充力量，而是渐渐形成了一个阶级的整体接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底层人无论怎样优秀，在和平年代再也没有机会冲到上层；上层无论怎样不行，也照样盘踞着位置。社会失去流动性，不只是死水一潭，缺乏活力，而且让社会充满仇恨、怨气。

察举制末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隋朝初年，政府毅然废除自察举演变而来的九品中正制，用人不再以民间舆论为依据，也不再听信豪门世族的考察，渐渐由政府相关部门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分别荐进。稍后，又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规范为孝悌、德行、节义、学业、文才等十科；再后，又并减为四科，尝试寻找衡量人才的客观化标准。

隋朝的历史太短暂了，当然没有办法重构人才选用新机制。但隋朝的努力启发了唐初精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举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十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科目就此规定下来，并明确每年十月为中央考试日子，为国家大考；地方州县的考试只是预试并明令士人自愿报名，不必经过任何官府、官员的推荐、审查。如此改革，使寒门出身的优秀人才有了投效的机会，打开了社会上下层流动的通道。

科举制经宋明不断完善，逐渐定型，日趋规范。通过这项制度，满足了王朝政治人才需求，极大激励了士大夫阶层的情绪、向心力。据不完全统计，在实行科举制一千三百多年中，进士总数约十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

事实证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考试，极大增加了社会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公正。

科举潜伏着的危机

作为“天朝上国”，中国文明对周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科举被日本、越南、朝鲜等移植。据研究，十九世纪中期从英国开始的文官制度，或汲取了科举制经验，或受科举制启发。

作为一项制度，科举在最充满活力时也潜伏着危机。一是内容。自隋唐至明清，科举考试内容有很大变化，但在细目、学术资源上，几乎一直囿于儒学的范围。特别是宋之后，程朱理学为科举指导思想，朱注成为标准答案。

在科举考试中，最受今人诟病的莫过于“八股文”。八股文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其主旨为考试标准化、规范化。所谓“八股”，通俗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明朝科考四书义不少于两百字，多则不限。到清乾隆年，每篇不得超过七百字。批评者以为八股文体制僵硬，代圣贤立言，大都是半通不通文字，毫无文采、气势。所谓束缚灵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些弊病当然不是创设者本意，制度设置主要出于规范、客观、公平、公正考量。只有在规定字数、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诸生差异。就像体育竞赛，所有竞赛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

科举的废除，切断了“士”的制度性来源通道

科举并非一个坏制度，大致满足农业文明、帝制时代基本需求。然而，当中国被迫进入近代，科举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因而结局悲惨且悲壮。

认为科举有问题，主要发生在1860年向西方学习之后。两次鸦片战争且失败，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惟一理由，但精英阶层从骨子里并不认同自家文明落后于西方，而是认为，中国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缺少西方的坚船利炮，因而中国向西方学习在他们看来就是补上器物这个缺憾，至于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中国并不缺。口号式的概括，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缺什么补什么。1862年，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聘请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管理馆务。同文馆存在四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的专业人才，但同文馆体制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从整体上建构一现代教育体系，因而导致科举制与近代科学不接榫：学科学的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获得功名；没有功名，就没有办法进入体制；继续埋首科举考试的人不懂科学，甚至不懂时务，所学非所用，尽管获得了功名，但对体制，对社会，简直就是废人。

1905年，科举被废除后，士人叩官无路，转而抛弃皇权，甚至投奔革命，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废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不过，要在科举废除和清朝崩溃之间找到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恐怕还需要做更多考察。因为革废科举只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环，而教育改革又只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其中一环。清政府在废科前后，确有一些针对传统士人的安置措施，比如拣选入官、入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充当教习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晚清官场本已严重人浮于事，要安置数量庞大的士人群体，绝非易事。

科举的废除，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人才选拔体制的改革，但背后其实是整套教育体制和知识结构的换血。此后，传统儒学再也无法回到绝对权威的中心地位，制度的儒家因此宣告终结。科举的废除，也切断了“士”的制度性来源通道，最终导致传统社会解体。

科举制度废除篇3

1.废科举

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对中国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其弊端也越来越大。1903年10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张之洞，奏陈递减科举中额办法，指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他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看作富国强兵的本源，针对守旧势力强烈的反对以及失败的教训，提出即使科举不能立即废除，也应加以变通，分科递减。袁世凯试图通过这一办法，“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2]直到最后完全废除的办法。清政府虽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但十年之后才得到完全废除。1905年夏，袁世凯与赵尔巽、张之洞等一起联名向清廷递呈《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反复强调废除科举的紧要性。在督抚大员们的强烈要求下，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为挽救清朝政府下旨“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袁世凯“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慰的事情。”[4]至此，科举制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寿终正寝。袁世凯此举功劳甚大，不可磨灭，其他人难以比肩。且不论他最终动机何在，但废除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2.兴学堂

袁世凯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及西方诸国实力之所以如此强大，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极其完备，尤其是一些教授科学知识的新式学校相当健全，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这是他们所向披靡的关键因素。因之，大力创办新式学堂乃当务之急。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向清延递呈《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在该折中系统性提出了10条新政建议：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其中6条建议专为变革教育而提。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就适时拟定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上奏光绪皇帝“必须兴学以培才。”[5]袁世凯看到，国家的强弱、人才的多寡和学校的兴办是紧密相连的。同时，袁世凯还认识到开办新式学堂不仅可以培养专门的新政人才，而且对近代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乃至最终实现国富民强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提请先在省城设办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获准后，在山东首先办起了一所官立山东大学堂。在离任前夕即1901年11月4日，他制定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该章程颇受清延重视，成为以后制定学堂章程的蓝本。尽管学堂仍摆脱不了封建残留保，如尊孔读经，打躬作揖等，但与早前学制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袁世凯对学堂教育的重视和倾力，对后续几任山东巡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周馥、杨士骧等都极力开办教育，山东教育的近代化历程藉此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同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积极创办新式学堂，在此类活动中身影繁忙。到任后，通过多种途径筹集办学经费，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袁世凯首先增加税收，其做法是垄断盐业经营，提高盐价；加征烟酒、印花税；征收户捐和地亩税等。其次发行公债、兴办实业，从中获取利息。再次，鼓励个人捐资助学。他亲自捐款两万两作为私人办学的资金。在他的带动下，官吏乡绅纷纷响应。对捐资兴学者，袁世凯均奏报请奖，给以鼓励。在此施政影响下，直隶省已然成为新政期间的“模范省”，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地方督抚中的“政治明星”。此后，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就整个直隶而言，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教育统计图表》统计，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豢养院2所，共计8723所，学生164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资产480万两，名冠全国。成绩之大可见一斑。在直隶教育的示范带领下，中国教育开启了快速发展模式，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在校生数量成倍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至1909年，直隶地区就有各类新式学堂及教育所11201所，拥有教职工242247[6]，据清政府学部统计，1912年，全国各类新式学堂有87272所，学生总数达到293万多人[7]。它们是洋务学堂的延续和发展，是为袁世凯新政服务的。客观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

二、结语

考察袁世凯的教育活动，我们发现他在教育方面的许多举措，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在教育领域的许多创见开中国风气之先，这对于一位行伍出身的封建官吏来说实属难能可贵；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他能应社会发展之大势，顺时而为，致力发展新式教育，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上位者少有的进步性。袁世凯的教育活动新式旧规杂揉、进步保守相侪，表现了其思想的矛盾性、依赖性和不成熟性，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和贡献。只有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真正把握住文明的脉络，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为当今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科举制度废除篇4

一、袁世凯力主废科举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西风”在中国渐进，一些人自然会发现中国科举制度的滞后。对于这一项制度，朝野上下早已议论纷纷。但是因为牵涉面太广，迟迟没有改动，他们所担心的是废除这一项制度后，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与动荡。毕竟这要触发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等，会彻底摧毁无数人毕生的努力和追求。因此，虽然废科举一直有动议，但没人肯当“出头之鸟”，恐树敌太多，也怕动摇制度的根本。此时，袁世凯挺身而出。当清末新政实行，废科举被视为“破冰之举”时，袁世凯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袁世凯先是借助1902年冬请假回籍安葬生母之时，乘火车到武汉，然后沿长江东下，再北上，沿途与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商量，达成分科递减的共识，同时约定第二年春天联合起来向朝廷建议。返回天津后，袁世凯又进京活动，就此事跟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鹿传霖等人交换意见。1903年新年刚过，袁世凯就致电张之洞，商议起草奏折稿。起草奏折时，张之洞顾忌责任过于重大，坚持不担任主稿，于是袁世凯只好亲自拟稿。十天后袁世凯给张之洞电传了折稿全文，张之洞表示同意，让袁世凯联络其他各省，领衔上奏。

1903年3月，袁世凯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正式出台，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联合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四川总督锡良等将奏折递交朝廷。但由于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文韶坚决反对这一改革，此计划被迫搁浅。虽遭遇到阻力，但袁世凯依然坚持不懈。1905年王文韶军机大臣一职被罢，袁世凯再次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上奏折“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这次朝廷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建议，宣布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同时停止。这样从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了，它的终结者是袁世凯。

二、废除科举后的缓冲过渡

一切不出袁世凯等人的预料，废除科举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对于全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对读书人来说是晴天霹雳。但是袁世凯等人为这些士子留了一些出路，如创设各种学堂，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对于已取得举、贡、生员资格的读书人，分别不同年龄段，做不同安排：三十岁以下者易于改业，均令入学堂学习深造；三十岁至五十岁，可入仕学堂和速成师范，以谋出路；五十岁至六十岁，以及其他年龄段不能入速成科者，为他们宽筹出路；六十岁以上者酌给职衔以示安慰等。对于新式学堂毕业人读书人则分等次，让他们同科举考试挂钩，以适应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设计共分五级：第一级，通儒院毕业，给予翰林身份，按三等分别授以较优越的京、外官职；第二级，大学堂及相应学校毕业，给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主事等官，升学科入通儒院；第三级，大学堂预科，各省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给举人出身，授官知州、知县、内阁中书等，或相同级别的官职，升学可入大学堂分科；第四级，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初级师范、初级简易师范毕业，给拔贡、优贡等贡生身份，除中学毕业者外，其他可授县学官等，升学可入第三级学堂；第五级，高等小学堂毕业，给S生等生员身份，升学可入第四级学堂。这种奖励新式学堂出身，将之作为做官条件的方式，后来一直为人诟病，认为这是科举制的变相遗留，是“换汤不换药”。但这种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和震荡是巨大的，必须有充分的缓冲过渡才行。所以废科举是一件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事件。

三、袁世凯重视人才，兴办教育

袁世凯对军校的建立十分重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武备学堂，该学堂培养初级军官，先后由冯国璋、段祺瑞兼任督办，这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军校。从该校毕业，后来成了重要将领的有孙传芳、孙岳等人。另外，保定军官学堂，1906年创立，教授高等军事科学理论，该校产生了许多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张治中等。当时军校云集在保定，保定是近代最大的军事教育基地，而且是中国陆军的摇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1年袁世凯在济南创办大学堂，拟定试办章程；1905年，在天津小站镇开办电讯学堂。

清末十年，直隶基本上由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所统辖。袁世凯顺应历史大势，大力倡导兴办师范教育，因此，清末直隶师范教育成效显著，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这是因为袁世凯看到内外舆论公认新办师范教育，所以他更重视直隶师范教育。正如日本学者日户胜郎所说：“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以造就各省小学校、国民教育之教员。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先最大之急务也。”直隶初步踏上了教育近代化的轨道，如创立的各级各类官立师范学堂，有1902年保定设立的直隶师范学堂，1902年在天津城北设立的北洋师范学堂，1904年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即天津女子公立学堂）等。另外，袁世凯还鼓励和支持私人开办师范教育，主要成果有1904年严修首创的师范讲习所；1906年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等。

科举制度废除篇5

从政 从政原本是旧文人的正道，但在近代，因为科举被废除，选官之路逐渐被新知识分子代替，旧文人要想进入政界，就必须参加保荐选拔考试，或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家财形成的能量和影响力来达到从政的目的。能够进入政界的旧文人多是上层精英，也就是官绅、省绅以及有身份、地位、财富的乡绅。1909年谘议局开始选举的时候，汇集了各地士绅名流，选入谘议局的士绅，要么是学界精英，要么是官绅代表。

从幕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底层文人被疏离在政权之外。民国时于右任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近代动乱的政治生态，让做幕僚的文人毫无尊严，这些文人不得不极为卑微的把自己异化成乞食的猪狗。比如袁世凯幕下有几千文人，他要求幕僚无条件地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对推荐而来的士人，他每月只给坐薪10个大洋（约今人民币1100元），让他们坐冷板凳，并称之为“豢豚”（养猪）。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喜欢用从人格上完全附庸自己，仰其鼻息的文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读书人是没有出路，甚至会被残杀。老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军纪败坏，其幕僚赖文盈评论他“羽翼丰满，可惜‘山气’未除。”沈鸿英当时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请亲兵用轿子把赖师爷抬回家去。亲兵们将赖师爷抬到野外，铺开一红地毯，让他跪下，把他枪杀了。

从军 科举废除后，清政府同时开始编练新军，那些年龄接近成年人的秀才、廪生等成为新式军队选拔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人才的重要人才库。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正好进入高潮，全国36镇（师）的庞大编练计划，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新军有如此多的饭碗，加上军官俸禄颇为可观，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出路的读书人有很强的诱惑力。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秀才从军的热潮，大批青年文人涌入新军。1905，湖北当局在黄陂县募兵，96人中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这只是一个地方的入伍情况，在全国而言，投笔从戎的文人更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弃儒从军的人更是难以胜数。

从教 在清末的最后10年间，至少有10万旧文人成为新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人成为清末“学绅”。之所以这么多旧文人从事教学，主要是因为新学堂学生猛增。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将近10万人，次年递增到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到55万人，1907年为102万人，到了1909年，高达164万人。

卖文 科举的废除，从体制上切断了旧文人对政权的依附，稿酬的出现也使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许多无以为业的旧文人将目光投到稿酬丰厚的小说上。吴研人曾经诙谐地说，他是佛山人，终日无所事事，以卖文为业，有人劝他注意休养，他指着桌上的饭碗说，他也想休养，无奈为了这个。吴研人所吃的饭靠自己的文字换来，他完全靠卖文为生，所谓“咬文嚼字”。陆士谔是科举废除后上海职业小说家代表。1905年，陆士谔到上海谋生，正当小说流行，他试着写了几篇，竟然一举成名，成为宣统年间上海滩最走红、最多产的小说家。清末11年间（1900-1911），中国通俗小说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03年（39部，是1900年的13倍），一次是1907-1909年间（1909年104部，为1900年的34倍）。当时创作的小说作品中，断案小说最畅销，约占四成，次之，约占三成，搞笑花边故事约占二成，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的为最下，约占一成。

经商 在以前，商业是末业，商人地位卑微，远不如士人。但在近代，列强的发展与扩张，文人逐渐开始走向从商的道路。近代新商业的出现，也为文人进入该领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印刷业、书馆、报业等一批文化产业。报刊杂志的出版在10世纪初期形成高峰，与以前相比，发行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新报刊大多成为传播新知、倡导变革的载体。与此同时，由留日学生们翻译、编译的各类教科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开始流向全国各地。1895年到1911年，仅翻译自日文的书籍就有985种。许多读书人从事制造业、贸易业。江苏南通的张謇便是经商的典型。如小说家陈蝶仙，童年入私塾求学，曾考取优贡生，后参加主编了《著作林》、《游戏杂志》、《女子世界》和《申报》副刊《自由谈》，除了写作、编辑之外，他还开办了许多公司，生产牙粉、酒、汽水及碳酸镁玻璃。

革命 部分旧文人接受了新思潮，开始倡导革命，现行体制。如蔡元培就是以翰林转向革命的著名革命家。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领袖集团中，黄兴、胡汉民、、陈炯明等人原来都有生员（秀才）身份。据台湾出版的《革命先进先烈传》一书记载，328民革命党人中，有43人有功名（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秀才33人），占13%。据《革命人物志》统计，在参加辛亥革命的1900人中，有功名者有219人（进士7人，举人29人，贡监生183人），占11.5%。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其中不少有秀才功名。

科举制度废除篇6

一、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一）形成阶段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形成于夏朝时期，夏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时期，王位按照血缘关系进行世袭，当时社会上的主要官职也都是由血缘进行世袭的，奴隶主贵族世世代代都享有官职世袭的特权，中国古代最初的选官制度――“世卿世禄”制开始形成。

（二）发展阶段

春秋以前，官吏还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延续。战国时，“世卿世禄”制就逐渐走向了没落，官吏的选拔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官吏的选拔不再只是出于祖宗血脉的延续，“军功爵制”得到大力发展。秦统一后的官吏选拔，也多出于军功。

秦朝以后，封建选官制度开始了大发展时期。汉朝建立后，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其中“察举征召”制成为最主要的选官制度。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延续了曹操时的用人政策，并且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并一直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自春秋战国以来，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真正的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其中的“军功爵制”“察举征召制”“九品中正制”为这一时期的典型制度。

（三）成熟完善

隋唐时期，随着士族阶层的腐化堕落；以及封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小地主势力迅速增长，对于进入统治阶层的严重渴望；同时隋唐以后实现的国家统一，为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并且在选官制度上进行改革提供了条件。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进入了成熟完善时期。

隋文帝废除维护门阀贵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因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为“科举”。隋王朝开始用公开考试的方法来甄别人才高下，从而量才录用――“科举制”形成。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为后来历朝历代所继承。

唐朝时期，“科举制”得到继承和发展。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宋代科举制比唐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四）衰落阶段

明清时期科举制产生了巨大变化，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八股取士”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这严重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清末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直到1905年，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最终被废除。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创立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进入了成熟和完善的阶段，明清以后的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使得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走向了没落，直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延续了3000多年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正式结束。

二、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启示

选官用人是国家的大事。认真研究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总结历史上选官用人的得与失，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官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方法、途径不同，但都是要找到有效的选官制度来巩固统治。各种选官制度初期都对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社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历代选官制度给我们的启示有：其一，欲治民先制官，要制官就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

科举制度废除篇7

[关键词]文学教育 近代大学 现代学术 古代文学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146-07

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教育制度，目的在传授文化知识。推行并贯彻主流意识，控制、统一思想，培养官方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及知识分子，并有私学和官学之分，两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消长的情况有所不同。隋唐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教育的性质和目的逐渐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教育已蜕变成为国家培养各类官员的主要手段，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至于文化传承、学术研究则变得较为次要，更多地属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即使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性质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经史方面，虽然也曾有不少人在文学上下功夫，但将其当作一门严肃的学问，还远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更不用说去研究那些被视为淫词邪说的通俗文学了。而在西方，文学研究早已和历史、哲学等门类的研究一样，成为一门专学，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也得到教育、学术制度的保证。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是在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这一学科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催生作用。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知识阶层的职业化

中国历史演进到清代中后期，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不少有志之士深切地认识到，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已失去其选拔人才的功能，沦落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无法适应时代变革的新需要。在此背景下，不断有人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要求改革。如冯桂芬就指出：“谬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康有为于1898年向光绪皇帝上《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指出科举制度种种弊端对国家发展的危害，“请罢废八股试贴楷法取士，复用策论，冀养人才，以为国用”。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联名上奏，提出“科举之为害，关系尤重，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 (《奏请递减科举折》)改良之外，有人干脆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学习西方的考试制度。如严复就提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日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严复《救亡决论》)当时各地已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极具功利色彩的科举制度不废除，新式教育就无法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无法真正发展起来。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大臣联名上奏，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奏请废科举折》)在此情况下，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上谕》)“至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总的来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波及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创建，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人生理想，使学而优则仕的单调人生变得多元而丰富。此前，对广大知识阶层来说，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成为官府一员，这是人生的最好出路。只有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迫于生存压力，才去从事其他行业，比如做幕府师爷、设帐授徒、外出经商等。如果说做官也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这条职业化之路实在是太窄了。对不少人来说，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公务之余的消遣，是不能利用它来谋生的。即使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时间、精力较多者，也无法将其作为一种职业。科举制度的废除促使知识阶层真正走向职业化之路，他们的人生从此也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除了做官从政之外，还可以办报刊，可以做大学教授，也可以当作家、当律师，等等。在大学教书并从事学术研究，既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不菲的收入，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专心进行学术研究，将此作为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延续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近现代的众多学人中，有不少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比如戏曲研究的两位开创者王国维和吴梅，他们年轻时皆参加过科举考试，但都没有成功。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当时得中，由此走向仕途的话，中国只不过多了两名官僚而已，却少了两位开时代学术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从培养政府官员到培养各类真正的专业人才，从科举的附庸到独立的教育机构，中国教育的性质和目的也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是基于这种转变，文学研究才有可能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人大学课堂，得到教育、学术体制的强力支持。科举制度废除后，各类新式学校才真正发展起来，成为培养各种人才的摇篮。对高等学校来说，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同时还承担着传承学术文化薪火，培养新一代学人的重任。在新式教育制度下，年轻学子受到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一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人才涌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一系列社会文化制度的变革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人们不再将其视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将其看作一项严肃、崇高的事业。一些学人愿意将其作为一种终生从事的职业和人生目标，借此可以谋生，可以寄托人生的抱负，这是现代学术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它解决了人才和观念等诸多重要问题。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近代大学的设立与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伴随着时代文化的变革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各种新式学校相继创办。这些新式学校与过去的官学、书院在创办目的、管理方式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比如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第一条就

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其第六条也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

学校性质、培养目标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变化，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改变，就是文学专业的设置和文学课程的开设，文学得以进人大学课堂，这就从制度层面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形成提供了保障。正如陈平原所言：“在20世纪中国学界， ‘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50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100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这段话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文学课程的开设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思想认识观念转变的过程。早期开办的新式学堂大多为洋务运动的产物，偏重语言和技术，并不重视人文学科，比如同文馆所开课程有语言、数学、化学、天文等，却没有文学(《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其他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是如此。维新变法之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对文学逐渐重视起来，这种重视可以从学校的教学中看出来。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按照这一章程，文学属于单独的一科，下设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目。次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调整，其中文学科下设中国文学门，所开课程有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等。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提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因为“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学务纲要》)1907年，张之洞上呈《创立存古学堂折》，要求在湖北省创立存古学堂。在他提出的方案中，有开办词章一门，并提出“无论认习何门，皆须兼习词章一门。而词章之中，但专习一种，即为合格，或散文，或骈文，或古诗古赋皆可，兼习者听”。 (《创立存古学堂折》)这些设想后来基本上都得到落实，具体做法是：前三年，“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点阅古人有名总集”，后三年，“讲读研究词章诸名家专集或散体古文或骈体文或古诗古赋”，第七年则“专考古今词章之有益世用”。(《湖北存古学堂各学科分年教法》)其后各地相继创办的存古学堂对词章门的课程安排也大体如此。尽管存古学堂的创立被不少人视为落后、保守之举，而且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对词章的重视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古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尽管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还没有被接纳进来，但文学由此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程，其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

进人民国后，按照民国政府教育部所制订的大学规程，文学和哲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一样，自成一门，属于文科。在文学门之下，又分八类，其中中国文学类开设课程有文学研究法、词章学、中国文学史等。除言语学类之外，其他各类均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 (《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后，一些大学改门为系，设立中国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人大学课程的。

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为例。总的来看，北京大学文学门课程的设置基本上是根据当时政府所颁布的课程规程而来的，但又有所调整。仅就与古代文学相关者而言，1917年的中国文学门课程除了中国文学史外，还开设有中国文学。(《1917年文、理、法(商)科课程》)到1918年，文学门通科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类)、《中国文学史》，特别讲演则可以以一时期、派别、一人之著作、一书为范围探讨中国古代文学。(《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课程的教授主要有，文：黄季刚、刘师培；诗词：伦明、刘农伯；曲：吴梅；小说：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文学史：朱希祖、刘师培、吴梅、刘叔雅。诗文进人大学课堂，相对来说阻力要小些，而将向来被视为小道、壮夫不为的小说和戏曲搬上大学课堂，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这也是古代文学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首先说小说的进入大学课堂。

小说进入北京大学课堂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从维新变法时期起，经过不少先驱者的提倡，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大大提高了，但这种转变还未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认可。在当时政府颁布的学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禁止学生购阅小说。比如《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中明文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有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人堂。”这个禁令还真得到过执行。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班长瞿士勋因“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结果被监学查出，按规定本“应照章斥退”，后来被宽大处理：“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自然难以进人大学课堂，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教习林传甲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排除在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

进入民国，特别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后，事情发生了转机。1917年夏，刘半农受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担任预科一年级(丙班)国文，兼理预科一年级(丁班)国文和三年级(乙班)小说课程。其后，周作人、胡适等人也相继参加进来。根据1917-1918年北京大学“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担任教员”，当时小说科的教员共有三人：周启明、胡适之、刘半农。他们采取的是专题讲座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按规定，每月上课两次，于第二、第四周的星期五举行会议，每次须有一人讲演。该研究会从1917年12月14日开始，又于12月28日、1918年1月18日、2月1日、3月29日、4月19日进行了多次。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刘半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第五次，刊载于1918年5月至6月《北京大学日刊》)、《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第三次，该文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太平洋》1卷1期)等都是根据此时的讲演稿而成的。研究会成员除胡适、周作人和刘半农三人外，研究人员只有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崔文龙和英文系三年级学生袁振英二人，后来又增加了傅斯年、俞平伯等人。

从上述情况来看，北京大学尽管将小说纳入课程，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教材，也缺少系统、正规的讲授。直到1920年8月，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除北京大学外，鲁迅还在北京的其他高校讲授小说史课程，《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他使用的讲义，这是中国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著作，态度严谨，质量精良，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是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这一研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获得了正当的学术地位，并得到现代学术制度的保证。这一举措使小说研究进入自觉状态，

培养了后备人才。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对后来的小说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此，开始有学者将包括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通俗文学研究作为终身从事的职业。小说研究成为中国各个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高等学府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阵地。

再说戏曲的进人大学课堂。

戏曲与小说一样，之所以能走进大学课堂，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观念和体制转变的结果。虽然早就有人提议让戏曲进入课堂，但其本意不在学术探讨本身，而是看重戏曲的教化功能，而且也仅仅建议而已。戏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进入大学课堂，有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

晚清时期在政府所制订、颁布的大学课程体系中，虽然已经有中国文学，但并不包括戏曲、小说，而且还明令禁止学生阅读小说。戏曲自然也在禁止之列。事情发生转机是在进入民国之后。1915年教育部成立通俗研究会，下设戏曲股，其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新旧戏曲之调查及排演之改良事项；(二)关于市售词曲唱本之调查及搜集事项；(三)关于戏曲及评书等之审核事项；(四)关于研究戏曲书籍之撰译事项；(五)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之调查事项。(教育部《通俗研究会章程》，1915年7月)这一研究会具有半官方性质，它体现了政府部门对戏曲这一文学样式的重视。此前的明清时期，朝廷虽然也设置有升平署等戏曲管理机构，但主要是为皇帝享受服务的。通俗研究会的性质则明显不同，它是人们戏曲观念转变的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戏曲进人大学课程才成为可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和北京大学课程制度的改革是戏曲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良好契机。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调整课程设置，其中文学门的特别讲演规定：“以一时期为范围者，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宋以后小说、意大利文艺复古时代文学、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德国风潮时期文学等是。”“元曲”成为讲演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变与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文科教务长的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有关，他们掌管着课程设置和选聘教师的权力。两人在当时都很重视和关注戏曲的发展。早在1905年，陈独秀就以“三爱”的名字发表《论戏曲》一文，提出要提高戏曲及演员的地位，并提出戏曲改良的具体意见。蔡元培则对西方美学作过专门的研究，一直将戏曲作为美育的一部分。1916年5月，他在法国华工学校师资班上课时，就将戏剧作为专节，认为戏剧“集各种美术之长，使观者心领神会，油然与之同化”。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9年6月，他在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所拟的章程中，也将戏曲作为该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蔡元培《为北大乐理研究会所拟章程》)

1917年秋，著名曲家吴梅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词曲。据1917-1918年各研究所科目及担任教员表，曲一科由吴瞿安担任。据一位听过此课的学生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其时白话之风潮未起，吾辈学生所欣赏者无非九经三史也，忽闻讲堂之上，公然唱曲，则相视而笑尔。……初不料数年之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且俱作国文课本，而当时懒听词曲之为不识时务者也。”但此事引起了上海一家报纸的批评，认为元曲系亡国之音。不宜在大学讲授。为此陈独秀反驳道：“不知欧美日本各大学，莫不有戏曲科目。若谓元曲为亡国之音，则周秦诸子、汉唐诗文，无一有研究价值矣。”㈣蔡元培也作了辩解：“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职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制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由此可见，当时将小说、戏曲引进大学课堂是需要学术勇气的，会招致非议，这也说明了蔡元培等人思想观念的开明和宽容，他们将小说、戏曲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偏废一方。

其后，吴梅相继在南京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戏曲课程20多年，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研究戏曲的年轻才俊，这些人如任半塘、钱南扬、卢前、王季思等日后成为戏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继续在各大学任教，培养了更多的戏曲研究人才，其中不少弟子成为今日戏曲研究队伍的主力。正如郑振铎所讲：“他教了二十五年的书，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教书上面。他所教的东西乃是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他专心一致地教词、教曲，而于曲尤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的门生弟子满天下。现在在各大学教词曲的人。有许多都是受过他的熏陶的。”

受北京大学的影响，戏曲研究作为一种常设科目进入大学课堂，不断积累而形成学术传统，并培养专门的戏曲研究人才，这是戏曲研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机制，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学学术机制的保障，戏曲研究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兴盛的局面。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对北京大学性质和宗旨的确认，经过他的锐意改革，苦心经营，北京大学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重镇，对其他学校形成示范效应。其后，不仅是大学，不少中学也开设了文学课程。

三、文学类课程的开设与文学史著作的撰写

在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同时。相关教材的编写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类课程教材的编写问题一直受到官方、学校及教师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编书处，专门负责各类教材的编写和刊布。稍后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课程教材的编写还做出了这样的具体规定：“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此前有关文学的著述虽然也不算少，但大多为个人的独立写作，并不适合初学的年轻学子。在此背景下，向较为领先的邻国日本借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大学开设文学类课程是中国文学史编撰的一个起点，这对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那就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并随古代文学教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编撰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状况直到目前仍在延续。

在早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以林传甲和黄人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比较大。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其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课程的讲义，全书分16篇，基本上按照当时官方所颁布的学堂章程而写，并参考了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内容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散文、骈文等。全书篇幅较小，只有七万多字。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其在东吴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课程的讲义。其篇幅比林传甲的同类著作要大许多，共有170多万字，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其讲义中摘录了大量的作品文字。

林、黄二人的文学史著作颇为不同，这主要表现在，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制艺等都纳入到文学史的叙述中。比林传甲的文学观念显然更为开明、宽容。这种差异曾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相关探讨文章也有一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固然与当时的教育制度有关，也与两位作者的人

生经历、思想观念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研究者注意到当时教育管理制度对小说的禁止，以此为林传甲作辩解，却忽视了黄人同样也是大学教习，他却没有遵守这一制度。

除林传甲、黄人两人的著述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如下一些：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906年刊行)、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钱基厚的《中国文学史纲》(1917年刊行)。这些著作几乎全都是讲义，是为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而撰写的。以《中国文学史要略》为例，该书是作者“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为学生之参考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文学类课程的开设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但促使不少研究者配合课堂教学进行文学史著作的撰写，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研究的思路及表述方式。

此前的文学研究著述尽管从学术层面来看，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内容的系统完整性和表述方式上，它们未必适合新的教学需要，担任教师的学者们必须顺应新的教育、学术制度来进行学术研究，撰写新的教材讲义和研究著作。对那些承担文学课程的教师们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们治学方式乃至人生态度的重要转变。可以这么说，新的大学教育制度在培养新人的同时，也在改造那些在1日的教育、学术机制下成长的旧人。

以吴梅为例。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戏曲，对吴梅本人来说，既是一个为戏曲正名的机会，同样也是一次人生的转机，他由此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的身份转变。在现代教育、学术制度的影响下，其治学方式发生了一系列较为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其著作如《奢摩他室曲话》、《奢摩他室曲旨》等，在内容和表述方式上，与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一样，属于古代的曲话体，即多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内容庞杂，写作较为自由、随意，缺少系统性。在北京大学五年任教期间，他编写了多部曲学著作，其中一类是个人的专著，如《词余讲义》(即《曲学通论》)；一类是对曲学文献的整理，如编选《曲选》、《古今名剧选》、校勘《曲品》等。这些著述与当时北京大学其他教授的学术著作一样，都是为配合教学而撰写的。曲学方面的著述之外，吴梅还编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该讲义以前人们知之甚少，2004年春陈平原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里见到，并撰文披露，后影印出版。如果不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话，吴梅是不会撰写这种形式的著作的，即使写了，其结构框架及表述方式也会与这本《中国文学史》讲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离开北京大学后，吴梅仍在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为了配合教学，吴梅又相继撰写了《元杂剧ABC》、《中国戏曲概论》等论著。以往论者多注意他身上旧的一面，而忽视其新的变化。其实这种情况不光是吴梅一人，当时有不少大学教授也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正式形成，得到教育及学术制度的有力保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各类文学史著作纷纷出版，数量众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书籍。

[参考文献]

[1]冯桂芬，改科举议[A]，校郡庐抗议(下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A]，(第2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朱有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5]朱有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6]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A]，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7]朱有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8]朱有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选编[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l_

[10]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士勋购阅稗官小说记大过示惩事告示[A]，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z]，北京：北京大学，1918，

[12]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3]孙世阳，霜压词录附跋[J]，制言，第48期(1939年)，

[14]陈独秀，随感录[J]，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15]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10日)[J]，北京大学月刊，1卷l号(1919年1月)，

[16]郑振铎，记吴瞿安先生[A]，郑振铎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7]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A]，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8]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叉”[A]，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9]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M]，合肥：黄山书社，1986，

[20]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A]，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Z]，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科举制度废除篇8

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贡献，即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创了文官制度的国家，但这个制度到了1905年，已经落后腐朽，在追随世界进步的大潮中终于被朝廷废除。与此同时，被废除的还有酷刑制度，这个制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起过任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这两个制度的被废除本是一件历史进步的好事，然而，它却在具体的两个小人物身上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厄运：秀才徐圣喻和刽子手马快刀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职业，并且逼迫他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处世准则和人生观念。这样一个结果，产生了很多令人发笑的人物行为，也产生了很多发人深省的哲学思考：为什么代表着历史进步的国家行为本来是解放民众的一个举措，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反而会使小人物们深受其害呢？不过，剧作家更关心的是这两个小人物在其中所发生的从绝望到近于死亡的喜剧命运，而我却要从黑色喜剧的命运中梳理出蕴含其中的思想内涵是怎样由喜剧核里释放出来的。如果说，马快刀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最小的零件，因而受到损害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徐圣喻分明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怎么也会受到足以影响他生存的损害呢？这是可以深究下去的哲学思考。

秀才徐圣喻在科举考场上奋斗了数十年，屡败屡考，颇有一种悲壮的情怀，以至他在连续的失败中将科举的目的――中状元，看得并不重要，而把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当作了人生的唯一乐趣。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行为和心理，构成了这个人物的喜剧核。但这只是徐圣喻的表象，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对科举制度的吸毒上瘾式的行为和心理。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荒谬性。本来，徐圣喻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这是我们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一个固定观念，按理说他最应该对废除科举制度举双手拥护。但他也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或者说故意回避的另一面：徐圣喻可以凭着秀才的身份得到朝廷的一份赖以维持生计的补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离开科举考试便无法生存的腐儒。于是，受害者是外人看到的事物实质，而受益者才是其本人体会到的实际好处。

刽子手马快刀也是人类文明制度下培育出来的畸形人物。这个人物凸现了人类文明制度的残酷一面。封建制度是人类的一种文明制度，它创造出的杀人酷刑却完全违背了人性，这正是文明的双刃：一方面创造了人，另一方面又毁灭了人。马快刀以此为职业，他剐人的刀法精湛，他腰斩的技艺绝伦，他已经不再仅仅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了，分明是在实施酷刑中得到了畸形的乐趣和。于是，当酷刑被废除之后，马快刀的刽子手职业没有受到威胁，但他却因为丧失了那种畸形的乐趣和而愤然辞职。由此，马快刀被一种文明制度培养出来的深层需求得不到满足，转而开肉铺在割猪肉的过程中寻求替代品。这个人物的形而上之意味恰恰在此体现出来。

于是，在天然的人性被塑造成文明的人性同时，人性也被文明强制性地戴上了一副难以脱下的面具，人性也因此而成了一个戴着面具的傀儡。本来，读书识字，这是个人趋向文明的一个标志，这正是刽子手马快刀崇拜徐圣喻的原因之一。但是，当这个读书识字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文明后，它的命运就发生了质的改变。徐圣喻不再满足于能够读书识字，他要追求的是科举考试所带来的一切利益。文明的人性因此便和这种文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这种文明腐朽死亡之时，人性便也显出了傀儡的两难：一方面，天然的人性要求人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徐圣喻失去了朝廷提供的补贴后必然要自己解决衣食问题；另一方面，文明的面具却一时难以脱下来，徐圣喻放不下身份也适应不了新的求生方法。他和戏里的那几个偶人，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性和互为喻体的关系，这使得戏中出现偶人以及真人戏与偶人共处一台有了合理性而和谐一致。徐圣喻和马快刀是戴上了看不见的文明面具，而偶人则是戴上了看得见的傀儡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