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4 18:38:56
己亥杂诗（龚自珍）
【原文】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理解】
中华的生机倚仗变革的风雷，
这般死气沉沉确实令人悲哀。
我劝玉皇大帝重新振作精神，
背景：一八三九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后又北上接眷属，在南北往返途中，写下了短诗315首，本诗是第一首，写他被迫辞官，离开北京时所抒发的感想。
己亥，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龚自珍辞官南归 ，后又北上迎取眷属，于南北往返途中，写成了短诗三百一十五首，题为《己亥杂诗》。这首原列第一百二十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九洲”指全中国，传说古代中国分为九个洲，这句的意思是“要使得全中国能够出现生气勃勃的景象，就得倚恃一埸如急风惊雷般的大变革。”
“万马齐喑究可哀”，究，毕竟。“喑”，声音嘶哑。“万马齐喑”，是引用的苏轼《三马图赞引》中的语句，说的是宋朝一匹高大雄壮的西域贡马，“振鬣长鸣，万马齐喑。”这里是比喻清王朝统治下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龚自珍个人资料：
性别：男
国家/区域： 中国近代
生日：1792年8月22日
行业/职务： 思想家、文学家
简介：
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翻译：【注释】
1．这是《已亥杂诗》中的第二百二十首。九州：中国。
2．生气：生气勃勃的局面。
3．恃（shì）：依靠。
4．喑（yīn）：哑。万马齐喑：比喻社会政局毫无生气。究：终究、毕竟。
5．天公：造物主。重：重新。抖擞：振作精神。
6．降：降生。
【译文】
只有风雪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国大地发出勃勃生气，
然而朝野臣民噤口不语终究是一种悲哀。
我奉劝天帝能重新振作精神，
不要拘守一定规格降下更多的人才。
【写作背景】
道光十九年（1831年）岁次已亥，龚自珍辞官返乡，又去北上迎接妻儿，在南北往来途中，感于清朝朝庭压抑、束缚人才的情况，作诗315首表达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赏析】
“浩······荡离愁······愁······白日斜······”晚上九点半，我正在背着《初中生必背古诗文》中的己亥杂诗，这篇己亥杂诗虽然不长，可是就这篇诗，我足足背了四天都没背完，因为，我一天就只背一行。最近，由于假期快过完了，我必须要赶作业了，否则我一定会被老师给“杀”了。
其实，每个暑假，老师都是按照成绩布置作业，分数高的作业就少，我很荣幸，每次都刚刚好比预定的分高，所以我的作业都是最少的那种。但是，每次我的暑假作业都是0暑假快要结束了再赶作业。搞的每个假期一开始我都很快乐，结果最后几天我都必须忙着赶作业，就像快要死去的小虫在像死神求饶。
这个暑假，我最最讨厌的作业就是背书了，我在学校背书挺慢的，为了俺们尊敬的李老师实施的加分政策，我才开始发奋努力背书了。至今为止，我一共才背了十篇古诗文，要知道一共有五十篇古文啊！而数学英语作业倒挺容易的，我四天就全部搞掂了。还有一个我比较愿意写的作业，那就是晚报作文，就算老师不留这个作业，我也会写的。以前我写作文都要先看别人的，不然写不出来，看了别人的作文，然后再模仿别人的作文。现在，我有了五次上报的经历，作文已经写的还OK了,写作文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不再模仿别人了。
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而我这只小懒虫又要开始赶作业、背书了，免得被“死神”赐“死”。
小懒虫要为了“生活”去“求生”啦！拜拜！
总批判中国古代的闭关锁国，浪费了大好时机，破坏了发展前景。固然它确实阻碍了中国发展，但可若当时中国大门大敞，也许，地大物博的大中国，早已变得地小物稀了。
因此，闭门是种哲思，对于国家，对于人生都是如此。
闭门可以减少外界带来的压力和威胁。一战时期，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那时的中国的开放程度，顶多算得上是遮掩的开放，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次遮掩，才可使中国没被卷入毁灭性的大战。欧洲列强忙于一战，而我们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辛亥革命成功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取得了发展。若联想到那时中国大门大开，恐怕，革命不成功，战争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中国因未大开大敞国门而使得进一步发展，减少了外界带来的压力和威胁，对于当时的中国，闭门，是一种哲思。
闭门可以使我们独享心灵自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的名诗，陶渊明酷爱田园生活，隐居在山水之中，闭上了自家的门，写出符合自己真性情的诗，荡涤心灵，吟咏出“心远地自偏”的名句。陶渊明，厌恶了市井的喧嚣杂乱，原本喜大开大敞，走过天下的人，在市井上无自由可言，所以，他选择了离开闹市，闭门居家，也因为享受了心灵的自由，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形容。
因此，陶渊明，闭门在家中，避开了世俗尘埃，荡涤被污浊的心灵，才留下这一首首静心安神的佳句，对于人生，对于陶渊明，闭门是一种哲思。
闭门可以使我们清杂念，思己过，改变自己。古人训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一种静心的处事态度。古时有一位才子，他也总是常常闭门思过，终而赢得好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读书是发展的基础，学好知识是成才的源头。因此，我们需要这种闭而思，思后不断完善自我。而为什么要闭门思过？因为，人，只有在心静时，才能消除杂念，剖析自己。
因此，学生，要懂得闭门思过，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心中杂念沉降，抛开杂念，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我们，对于人生，闭门，是一种哲思。
闭门是一种哲思，使我们静心；闭门是一种哲思，使我们独享心灵自由。闭门是一种哲思，一种伟大的哲思！
学校：河北石家庄第一中学
开门与闭门的关系定位可以更严谨一些。开门、闭门各有所短，也各有智慧，关键在于把握开门接纳什么、闭门拒绝什么，以及开和闭的“度”。
此例运用不当：当时列强忙于“一战”，无暇干涉中国内政，任由辛亥革命发展，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闭门”的直接结果。若以辛亥革命为例来谈闭门、开门的辩证关系，要认识到辛亥革命是长期闭门以致落后的必然结果，也是被迫开门接受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之下的结果。
对陶渊明弃官归隐与闭门开门的关系，需要有更全面的认识。陶渊明归隐，是闭上世俗欲念之门，但也是开自在心灵之门。“悠然见南山”，既可以理解为以山为屏、闭守其中，也可以理解为开自在心门、得自然真意。
闭门思过，闭门也是为了开悟。闭门的智慧，并不在于“闭”本身，而在于开悟之“开”。
经过前文论证，此处的结论仍嫌偏颇，“一心只读圣贤书”，带来的结果必然也是重蹈覆辙。
总评：作者的本意，是为了强调“闭”可以让国“宁”，可以让人“静”。当今这个时代，的确充斥浮躁，缺少沉静；一味向外，而缺少内化。若能以这个背景为依托，闭门的主张便有了令人重新反思的价值。
做思辨性文章，一定要注意到对立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逻辑，尽量做到无懈可击。谈闭门，必须适度观照开门。辛亥革命和陶潜归隐，人尽皆知，用例不必一味求故事之新，但求见解之新、之深、之准。
这篇文章，也反映了当下中学生议论文写作中普遍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观点的提出，要注意相关背景的烘托，要避免为文章而文章，而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二是材料的使用，要注意恰到好处，并使“材”尽其用；三是求新求异的论题，要尽量做到逻辑严谨、思维全面、思辨深入，使文章真正做到内里强健，以防不攻自破。
关键词：辛亥革命；史学取径；文化范式；精英群体；辛亥国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16-06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电視剧《辛亥革命》重新为我们呈现了百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以史诗般的全景式展示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全过程，揭示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大势和客观规律。《辛亥革命》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生动而形象的历史教科书——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一面隽永而鲜明的精神旗帜——展现革命先行者们为反对封建专制，为追求国家自由与民主，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
小大由之 相济相成：《辛亥革命》之史学取径
以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制再生、独一无二的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对其总体脉络和逻辑承接的把握尺度，即如何在大历史框架下驾驭小历史个案——对贯穿其中的历史节点的串联，对纵横交错的历史时空的嫁接，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取舍，这既是考量制作者大局观、大智慧的重要课题，也是检验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回顾历史，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俯瞰，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由远及近，达至通史。另一种是从小处一斑窥豹着眼，以阐发特定历史时期之某一历史细节为目的，以小见大，精于专史。此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观历史，脉络明确，然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知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察历史，细腻明晰，然难免困于一隅，无法旁通，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归之于史学研究理论，前者则为“大历史观”，即如黄仁宇先生所称：“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真实面目，发现其中的规律，而获得真正的知识。”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空间架构之思，关注历史的方位性移转和长期发展趋势，另一种系以时间脉络之论，注重历史的周期性变动和因果演化机制。与大历史相对，后者自然就是“小历史”，即微观历史，历史的细节，诚如作家赵柏田所言：“我想这‘小历史’，是相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言，从日常生活的視野去观照过去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生动与细节。在方法论上，一是剥去标签，还原人性，二是重建内心世界。历史不该是公式化的，民间性、日常化的话语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辛亥革命》所表现出的史学取径则是这两种范式的完美结合。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的史诗剧，《辛亥革命》的焦点不仅仅简单地集中于武昌首义，而是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大历史視野中溯前观后，就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渊源、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宏观梳理与展示，围绕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派和以袁世凯为主的清政府，重点表现了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南北会谈及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的过程，可以说提纲挈领地再现了辛亥革命的脉络与进程。
《辛亥革命》在这样一种对历史时空精心剪裁形成的历史框架中，集中和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内生原因和发展走向。这种大历史所传达的观念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会受前段历史的影响，也会对将来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而辛亥革命则是这些层面关系相互激荡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辛亥革命不再属于兵变、暴乱或改朝换代的封建范畴，而是为确立主权在民的共和政体，为改变王权天授的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大历史的真正进化方向。
同时，《辛亥革命》还将镜头更多地注目于革命时代平凡而具体的日常场面，在全知視点的覆盖之下，不忘借助充沛的细节来还原历史情境，撷取革命浪潮中的朵朵浪花，通过看似平常的一些琐事与情节，承载
史变革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的细节处条分缕析地解读那个时代，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得一种真切的历史现场感扑面而来，重新建构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引领观众更平易地触摸到历史本质。正如罗澍伟评价的那样：“历史，有时就是一部被细节填满或雕刻的大剧。而一部文艺作品能够把历史真实细化到这样精准的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对大历史走向的“把脉”和对小历史史实的“透读”，全面立体地深入探求社会发展与历史事件及人物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烘托出大历史走向的客观性，又渲染出小历史发生的必然性。两者的到位结合揭示出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定位和历史发展规律，也创造出作品中的独到的大片气质和人文景观，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辛亥革命叙事模式，融思辨色彩、史料价值和观赏趣味于一体，体现了作者见微知著、融会贯通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虚实相生史艺并重：《辛亥革命》之文化范式
作为革命历史剧，《辛亥革命》有着自身所特有的内涵与属性。就定性的审美习惯而言，革命题材的影視剧作自诞生伊始便被归为主流话语和主旋律文化，因而它的身上带着众多抹不去的胎记：主旨的健康性、思想的深刻性、意义的重大性、内容的严肃性，主人公也无一例外地闪耀着神化般的光辉，如此等等。但人所共知，艺术中的历史并不完全就是历史的编年史，它包含着文学修葺与历史想象。在忠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剪裁、对接以凸显历史转折的亮点，使文学因素丰富，历史想象适度，进而达到用历史的事实教育人，用艺术的魅力感染人的目的，应为历史剧之本义。
对于这一点，郭沫若曾提出：“历史剧是以历史为题材，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在历史剧创作上，提倡‘失事求似’，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事实所束缚。”李希凡则进一步提出：“历史剧究竟怎样才算符合历史真实呢?主要的应该是特定历史事件、历史生活的本质真实，历史精神面貌的本质真实，至于某些非主要的历史事实或细节真实，那就必须服从戏的艺术内容的需求，任凭剧作者在不违反、不削弱历史本质真实的条件下取舍或加工。”
简言之，历史剧实质就是借艺术来演绎历史，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想象与虚构达到一种艺术真实。历史剧应该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真实要靠艺术真实来反映、来体现，艺术真实必须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要它能够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真实，或者是反映当代 意识形态，抑或是表现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主题，那么它就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剧。就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的那样：“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
而《辛亥革命》在以历史史实为依托的基础上，着重表现剧中人物的人情与人性，以丰满的艺术形象来寻找历史理性，传达主流情感，塑造文化品格。对一些次要人物、情节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和二度创作，不仅止于历史呈现，同时注重心灵表达和灵魂刻画，用充满艺术灵性的点睛之笔提炼出革命者舍生取义、执著于理想等丰富的精神内涵，无论是恢弘而惨烈的烽火战争，还是浪漫凄美的乱世情缘，都在强烈的历史质感中表露出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使得《辛亥革命》呈现出一种历史与情感交融、写实与写意并重的独特气质，实现了以史述事、以事抒情、以情衬景、以景蕴诗的史艺组合，渗透着对人类精神境界的哲学思考，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拷问，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其中，身临其境，心感其态，移行换位，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在史实与现实之间穿越，在理想与真实之间纠结，表现出历史正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契合所产生的巨大文化感染力与同化力。
可以说，《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以庄重客观为特质的历史史实与以渲染想象为手段的艺术虚构，融合了以权力话语为主导的主旋律文化和以亲情友情为基调的大众文化，展现了一场由两者联袂进行的别开生面的共谋演绎与双赢献礼，代表着革命历史剧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心存敬畏 多元考量：《辛亥革命》之精英定位
很难想象，一部优秀的电視剧不会留下几个性格鲜明生动，深刻隽永的人物形象。《辛亥革命》电視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近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有史可据的历史人物，
如何准确而形象地塑造好这些观点、立场、性格、习性大相径庭的人物，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其是非功过、历史地位，并在荧屏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该剧倾力打造的另—个重点。
历史人物评价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是由只能尽可能接近，而不可能完全“复制”的“客观历史”与后来研究者的主观认知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而且标准与原则常常随时代变化和研究者的主观认知、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有差异。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历史人物要做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惟其如此，非要提出一个人物评价的统一标准来，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
因此在评价史事和人物时，充分考虑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相，努力避免因原则、标准等形成的先人之见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在运用原则和标准具体评析近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时，则应进入宜细不宜粗的思考层次，不仅要有多维視野，具体分析，还要切实考察其所属的时空环境，共性与个性、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及相互变化等，这样的评析才是具体而非抽象的，符合历史真实而非脸谱化的。
《辛亥革命》的一大特色就是利用以上原则和标准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群体给予了准确的定位和评判。正如编剧王朝柱所言：“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革命，从发动到发展，它的核心成员、基本队伍都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因此，他们每一个人也必然在这场革命大潮中得到洗礼。……为此，我仍以敬畏之心去描写被时人、后人引为文化大师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人，公平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也批评他们给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这部电視连续剧绕不过去的难题。同时，也是这部电視连续剧的一大特色。”
不论历史和现在，精英分子永远都是社会先知先觉的一部分，也是具有妥协性和摇摆性的一分子，在他们身上既有时代所赋予的先行者的品质，也有主观所造就的两面性的性格。《辛亥革命》在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的基础上，公正地评价了精英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段位所定位的不同角色，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在肯定先进人物长处的同时，也不为贤者讳，敢于揭示其不足之处；在否定落后人物短处的同时，也不因人废事，勇于发掘其贡献所在。《辛亥革命》对精英群体性格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的成功表现，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人物鉴赏的价值标准，发挥了历史剧扬善击恶的道德舆论功能，也为学术提供了中国精英群体研究难得的标本，体现了史剧互动互补的双效功能。不仅如此，正是《辛亥革命》客观到位的评价，达到了知人论世的功效，通过人物活动轨迹，从一个点，一个线索了解和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面，阐释了社会的演变过程与历史规律，是客观表现和刻画人物与时代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这些精英中，孙中山无疑是《辛亥革命》全剧结构展开的依据和情节发展的主线，是全剧叙事的中心。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孙中山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高扬反封建旗帜，提出三民主义，倡行“振兴中华”，一生为革命奋斗凡四十年，正像他在遗嘱中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思想和人格魅力统率了整部电視剧。《辛亥革命》根据这个主旨进行审美化创作，真正做到了以孙中山为第一主人公的艺术呈现。通过对其政治思维的解读、精神世界的诠释、领袖风范的阐发、人格魅力的铺扬，丰富和深化了孙中山作为革命者、先行者的光辉形象，显示出他天下为公的非凡境界、百折不挠的高尚情操。从而成功地树立起孙中山——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
与此同时，围绕孙中山，《辛亥革命》塑造了一大批与之并肩战斗的战友和针锋相对的宿敌，生动准确并且公允地刻画了黄兴、宋教仁、秋瑾、袁世凯等诸多历史人物形象，从而摆脱了让革命领袖鹤立鸡群唱独角戏的俗套，也避免了堆砌事件的被动叙述，把历史英雄和普通人一样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一员，并在历史运动过程中展示人的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使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人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人。观众看到的孙中山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一个神化了的伟人，而是一个“人化”的伟人，一个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
伟人，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无可比拟的亲和力，无论是儿女私情、兄弟亲情还是同志友情，塑造精确到位，感情真挚朴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真人’而不是‘完人’的形象”。
壮怀激扬 大气磅礴：《辛亥革命》之国魂再造
学者们普遍认为，一部经典的史诗剧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还原和开掘历史，更应注重的是对应当下历史转折中的价值诉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史诗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赢得今天的观众和体现主流价值，从而承载起当下的历史文化使命。
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辛亥革命所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的血肉之搏，更是一种贯穿革命始终，荡漾于辛亥志士内心深处的魂灵的变迁，精神的折射和思想的力量。革命不仅需要刀剑，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正如时人所论：“一 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日国魂。”正是怀着再造国魂的信仰与追求，辛亥志士们甘愿抛妻弃子、放弃个人的前途乃至不惜生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演绎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壮举。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与妻书》所言：“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从弘扬辛亥精神、再铸中华国魂的理念出发，《辛亥革命》以主流艺术创作的使命，通过对辛亥革命精神的深入理解与艺术再现，旗帜鲜明地张扬革命话语，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歌颂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辛亥志士，歌颂那种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舍我其谁的坚定意志，以及不畏险阻，知难而进，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国魂”内质，以激发新时代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豪情。
《辛亥革命》中运用大量唯美的画面和诗歌般语言集中展示了一个个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的历史场景：陈天华为理想奋身蹈海，徐锡麟为正义悲壮牺牲，秋瑾为信念噱慨赴死，七十二烈士为使命英勇就义。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活悲壮，场景气壮山河，无不激荡着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至今，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正是《辛亥革命》所刻画的仁人志士的精神写照，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觉先行者，他们所代表的再造国魂、冒死犯难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也是今天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内核。
借助所蕴涵的如此深刻的思想主题，《辛亥革命》具备了对现实的潜在观照，打通了历史和今天，成为现实精神建设强有力的艺术力量，使主流艺术作品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始终占据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和掌控话语的主导权。
余论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辛》剧的价值不仅是一次全景式的历史呈现，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反思。”《辛亥革命》唤醒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让我们重温历史，去体味在民族困厄中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去感受在民族屈辱中劳苦大众的挣扎，去理解革命志士在艰难中的呐喊斗争，引发辛亥革命的反思，反思共和之路的艰辛与曲折。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也许不能完成所有的历史使命，或许会留下历史的遗憾，但其革命的进步意义不容抹杀。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是20世纪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基础。而正是基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借鉴，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乃至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
《辛亥革命》告诉我们：历史选择了孙中山，选择了辛亥革命，历史也选择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在辛亥革命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经过不懈努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繁荣强大。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们梦萦魂牵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和追求，真正完成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并把它发扬光大。
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一部《辛亥革命》足以告慰先烈，激勉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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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号为文，世称朱文公。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是极富才华的一位读书人。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2、龚自珍：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是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多为咏怀和讽喻之作。
3、高启：高启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字季迪，号槎轩。高启才华高逸，学问渊博，能文，尤精于诗。并且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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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革命文学社团——南社
南社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社团，也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革命文化团体，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去病和高旭，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
南社主要以文学为平台，效仿晚明复社，宣扬民族主义，取“南社”为名，意为与当时满清朝廷的“北庭”分庭抗礼。初次成立的开会地点选在了苏州虎丘张公祠，张公祠是为纪念南明起兵抗清殉节的张国维而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异民族入侵中原，践踏北方土地的同时，在中国南方往往相继成立代表汉民族正统的流亡政权，东晋、南宋和南明小朝廷就是这些代表。
早期的南社打出了“反清”旗号，反映了旧中国文人的这些“南渡”情怀。先后有一大批当时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知名人物、政客和反封建反专制的斗士都聚集在南社的旗下。
实际上，南社社员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多重身份：革命党人、国粹派与南社社员。仅仅将南社视为一个文学社团是不够全面与客观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岁月当中，南社人皆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为辛亥革命构筑了思想文化的阵地，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互成犄角。南社是近代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之一，与当时的中国同盟会可称为革命的“孪生兄弟”。
南社这个革命团体中，曾加盟了不少广西籍社员，这些广西籍的社员也曾是拨动中国历史时针的中流砥柱。
南社中的16位广西籍社员
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发起，经历了创建——分裂——重组——再分裂的历程，同时出现南社各个省的分社。在1923年“旧南社”解体之后，又出现了“新南社”和“南社湘集”的分裂，此二者持续时间也较短，到了1935年又有南社纪念会。抗战爆发后，所有与南社相关的组织已寥寥无几。
从柳亚子的《南社纪略》、郑逸梅的《南社丛谈》、杨天石、王学庄的《南社史长编》中初步统计，1909年成立的旧南社中，正式填写志愿书入社的社员有1110人。广西籍南社作家分布呈以下特点：桂林籍作家人数较多，达8位之多，容县籍作家人数其次，其他作家散布在桂中、桂南相关县城。
桂林作为当时广西的省府，其地理位置沟通桂东的梧州和相邻的湖南，文化氛围发达，因而桂林是当时广西的文化重镇，而容县地处桂东南，既与广东相邻，又与当时的水上门户梧州有着交通之便。再者，容县当地有着较好的教育办学传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全县有公私立小学堂60所，数量居全省首位……由于容县的启蒙、经书教育有较好的基础，容县士子在元、明清期间的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的有21人，中举人的有164人、其中武举13人。”所以广西籍南社社员多来自于上述两个地区。
在广西籍南社社员中入社最早的为北流陈柱，为第196个南社成员。其后入社的分别有桂林邓家彦、桂林马君武、容县陆峤南、灵川廖从本等人。与南社相关的基本史料反映，马君武、邓家彦和陆峤南这3位南社人是有记载出席南社雅集活动较多的广西籍社员。
南社广东分社成立于1917年，即后来的粤社。陆峤南为该社团中活动最多的广西籍社员，桂林的朱克昌和灵川的廖从本也是粤社社员。旧南社解体后，新南社有马君武和南社湘集有陆峤南和全县王启华两位社员，马君武、陈柱和容县女社员黄欧查，后一起加入了1935年成立的南社纪念会。其他一些南社社员，虽不是第一批入会成员，但其影响在南社草创期间已存在，如1905年8月创刊的《醒狮》杂志，马君武、陈去病和柳亚子都是其重要编辑人，1909年南社在虎丘召开成立大会时马君武尚在德国。1909年冬，马君武从柏林寄信回国参加南社，并作《寄南社同人》诗，表示祝贺。远在德国留学期间，马君武未能如期参加南社的聚会，因此在柳亚子所著的《南社纪略》中，南社成立初期的两次聚会名单中均未见马君武的名字。马君武虽远离故土，但并未断绝与南社的联系，与南社的发起者柳亚子和高旭频频通信。1910年1月，《南社》第一集出版，其中便有马君武的作品。
南社中的桂籍作家尽管只有仅仅16位，但他们依然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陈柱为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大师；邓家彦为意志坚定的革命斗士；马君武不仅参与民主革命，也是多才的学者，并曾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大学校长；陆更存（即陆峤南）不仅为同盟会会员，留日归来在北流、肇庆担任民国县长；庞栋岩和黄朝桐是广西近代著名教育家；还有后来为国民革命牺牲的梁六度。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生力军
南社成立之年正处在风云激荡的清末年间，清廷掀起“预备立宪”与官员出洋考察的浪潮以延缓其政治生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开明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接受新思想，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思想前提。在此前提下广西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出国留学。
南社中的广西籍社员也多有留洋背景，并且均有留日背景。马君武1901年赴日留学，1903年入日本西京大学学工艺化学，留日期间毅然剪掉了象征“清国奴”的辫子。而国学大师陈柱，“留学日本，毕业于成城学校，课余治诗文、工书法，初临《史晨碑》，后临《石门颂》”。邓家彦则“与马君武同受业于前台湾伯里玺天德（英语‘总统’音译）唐景崧薇卿先生之门，庚子赴澳门在储才学堂攻读……其后余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深感校长胡太史西岚先生及陆怿之、吴叔猷先生等之知遇，未几即东下赴日本留学”。容县南社社员陆更存则是在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赴日本留学。这和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使中国人对其刮目相看，清廷实行新政后，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日本、留学日本的风潮有关。
南社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社团，社员都充满着激昂的革命热情。在加入南社的同时，绝大多数广西籍社员也具备“中国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如邓家彦、马君武、曾镛、陆更存。而南社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其精神内涵便是仿明末士人气节，反对满清专制统治。就是南社宣传的这种国粹主义思想，与西方传来的民主共和思想一道，成为了辛亥革命中重要的革命思潮。辛亥革命前，马君武赋诗“主义即宗教，艰难证性情”。陆更存在留日时也有诗称：“门下牛马走，老死不易帜，卧薪具同性，敢忘尝胆味。”以表达坚定的革命信念。邓家彦“先后任四川隆昌及成都中学教员，一面暗中宣传革命，一面发展组织……其后镇南关举义，先生（邓家彦）曾衔命返桂联络蔡锷先生策应。”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记载：“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会，孙中山先生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额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时候，代表山西的有景秋陆，代表江苏的有陈陶遗，代表广西的有马君武，代表云南的有吕天民，都是南社的社友。这也是在南社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吧！”从柳亚子的回忆看出，他对南社社员参与创建民国政府抱着欣喜的心情，也从侧面反映了南社社员前赴后继参与辛亥革命的事实。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经历了短暂的创建之后，却很快面临了袁世凯当政的独裁时期，作为辛亥革命重要参与力量的南社人纷纷投入到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其中不乏广西籍社员的身影。如1912年7月20日，“《中华民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邓家彦，编辑中的南社成员有胡怀琛、胡朴按、刘民畏、、程善之、管义华等。在整个反袁时期，该报态度最烈。”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势力转入低潮，袁世凯为首的专制势力达到压倒性态势，他也开始向南社组织开刀，南社社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身为南社人的宋教仁、宁调元被当局杀害，1913年8月23日，“袁世凯政府控告邓家彦主持的《中华民报》‘鼓吹革命’。本日，上海公审公廨提讯邓家彦，判处监禁六个月。”为避免袁世凯当局的迫害，马君武不得不再往德国留学，1915年5月7日，马君武自德国致高旭《与高天梅书》谈到：“世界公理，图强之真原因为智识进步，科学发明；而新文明之输入，实吾国图存之最先着……祖国前途辽远，吾齐不可抱自杀政策也。”
1917年，南社经历了剧烈内讧而停顿，1920年到1922年南社社务完全停顿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历史与文学史迈入了一个新时代。1915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随后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革命风潮迅速向中国传播。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派窃取，国家政权被袁世凯把持，张勋复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这些大事后，中国社会正欲抒发积懑已久的怨气。《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于1919年创刊，其主要执笔人就是南社的邵力子，该刊到了第二年就逐步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南社的命运与中国当时动荡的局势息息相关，南社也经历了分裂——重组——再分裂的命运。而先前一同革命牺牲的南社人群体内部不仅出现了学术上的分裂，如1923年，柳亚子、邵力子等发起了改组旧南社，组建新南社的呼号，“南社在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蕲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的”。
与此同时，傅专等人以“保存南社旧观”为名，组织了南社湘集，但从当时时代背景分析看，南社人之所以出现学术政治分裂，在于了清廷统治后，南社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初步目标，但在将中国引向何种发展道路上，成为了横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前的难题。随后发生的袁世凯和“洪宪复辟”事件及袁世凯死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军阀混战的局面，付出巨大牺牲、艰难创立的民国面临着夭折的可能，这不能不使那些原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前途倍感彷徨、困惑。加之民国前10年末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的传入，更激化了他们阵营内部的分裂。尽管南社人群体内部出现分裂或分道扬镳，但南社人参与辛亥革命和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功绩是不应被否定的。
广西籍社员对
近代广西教育的贡献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了守旧的清廷，扫除了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障碍，自此尽管中国政局动荡，但中国近代化进程并未停滞。发展近代教育与产业就是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身为知识分子的广西南社人，也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推动广西社会近代化的浪潮中。
早在辛亥革命前的1907年，庞成宇（容县的南社社员）就创建了容县中学堂（今天的容县中学）。辛亥革命后，广西南社社员纷纷投入创办新式教育的事业上，在广西经济发达地区继续完善初、中级新式教育，甚至参与创建高等教育的活动，南社社员陈柱25岁时便担任广西省立梧州第二中学（今梧州一中）校长一职，他不仅在学校内倡导新式教育，改革学风，甚至“联合各热心教育之职员，组织学会，发行《强国杂志》，以提倡改良本省教育实业为宗旨”。
马君武在民国教育界与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他一生中最令广西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在梧州蝴蝶山创办广西大学。与马君武一样，陈柱对广西大学的筹备工作亦呕心沥血，但后人谈起西大即谈马君武，而鲜知陈柱。于此同时，南社人也将近代新式教育推广到广西内陆地区，1921年南社人黄朝桐协人创办了隆安县初级中学（现隆安中学）。
马君武与陈柱二人大力支持近代化教育的事迹，广为人知，而其他广西籍南社社员的教育支持行为却鲜为人知，如庞成宇和黄朝桐，他们仅仅被后人评价为开明绅士，这并不能恰当地概括他们对推广新式教育贡献的功绩。广西南社社员建设广西近代教育的功绩推动了中国非发达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也是对辛亥革命后流行兴办新式教育风气的发扬。
广西籍社员的
学术与文艺成就
广西籍南社人的学术与文艺成就，相对于其他文化大省（如浙江、湖南、广东）社员并不逊色，广西南社人流传的著作与诗词卷帙浩繁。
在史学上，陈柱身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为广西籍南社人中治学成就最为显著的社员。25岁时就被聘为国文教习，主讲庄子，《中国散文史》是陈柱在国学领域上的一部巨著。《中国散文史》罗列了中国散文发展史的脉络，由于《中国散文史》开启了中国散文学史研究，此书在1937年初版后，又于1983年在上海书店加版重印，说明该书对后世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除此之外，他的著作《守玄阁文字学》、《小学考据》、《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三书堂丛书》、《文心雕龙校注》、《墨子十论》、《诸子概论》也是较为精辟的著作。他注重对历代广西文人著作的抢救，认为广西本来就不是中原人士眼中不开化的“蛮荒之地”，痛心“然则吾桂以僻远之故，虽有聪明卓异之才，而不遇青云之士，卒埋没于众草之间者，固已不可胜数。”所以“故尝欲网罗先哲遗著，名曰《粤西丛书》以刊行于世……”后历经删改，此书终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粤西十四家诗钞》。
在书法领域，南社人当中，陈柱兼擅书法，熟谙中国书法史与历代体裁，早年留日时就善摹名帖，他曾与南社人黄宾虹讨论习书之道时，谈到：“柱于二十年前习汉隶，即颇尝此，而学之未专，五六年来始专为之。往年观承指示，于用笔之法，始渐有所悟。”
戏剧战线是南社社员的一块不可多得的阵地，历史上多位南社社员都同时为戏剧大家。作为南社社员的马君武，即使在新南社停止活动以后，在戏剧领域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其改革桂剧的成就尤为明显。1938年，马君武邀请同是南社人的欧阳予倩赴桂林编排、演出话剧《青纱帐里》、《曙光》，并将京剧《梁红玉》改编为桂剧。以往的戏剧演员的培养多为师徒口授相传，演员多为文盲，针对这一弊端，马君武在剧团中开设“成人教育班”，亲自教授演员学习文化。经过学习，演员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
在文学领域，广西南社人注重革新诗歌体裁题材。“在创作上，马君武是改良派‘诗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梁启超对他的诗甚为称许。他的诗主张‘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被当时人誉为‘能合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冶者’。”由此可见，马君武的诗以近代新诗为形式宣传民族主义；或以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新学思想。如1902年作的《杭州拜岳武穆王墓》：
西湖杨柳映朝霞，
自结花圈献岳爷。
国会冤刑苏拉底，
敌军震慑汉尼拔。
君臣昏聩河山耻，
父老遮留将士哗。
正气消沉君莫问，
黄龙今日属谁家？
诗中借拜祭岳飞墓抒怀，引用了西方历史中著名的暴君罗马执政官苏拉和迦太基著名将领、悲剧英雄汉尼拔来影射岳飞的悲剧。再笔锋一转，向世人提问：“正气消沉君莫问，黄龙今日属谁家？”不仅婉转的抨击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上的风气低迷，而且借凭吊民族英雄岳飞抒发了对作为异民族政权的满清政府的不满。
反封建反独裁的革命斗士邓家彦，后人评价他“先生于中国文学素养甚深，有《一枝庐诗钞》、《民族语源》、《学锲录》、《西诗学述要》等行世。”以往世人皆未注意邓诗，从同时代人的序言中，邓诗是值得肯定的：“先生之诗，独清婉得和声，又喜小学。鼎彝斑翠，时迸异彩……”
广西南社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与其他南社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南社的主要成员对广西籍的南社人都作出了较高的评价。1910年高旭发表了《后诗中八贤歌》如此评论马君武：“贵公顾盼谁与俦？发愤乃作欧西游。蒲芦塞为红颜羞，清新诗句题上头。”诗中高度评价了马君武的人品与作品。
在后人看来，马君武西学水平卓越在于他译著丰富，鲜有人熟知他的国学与西学水平那时已被南社人所称赞，并把他与苏曼殊并称。1912年2月20日，南社社员宁调元任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总编纂，柳亚子在《民声日报》开辟新刊介绍专栏，其中就介绍苏曼殊的《潮音》、《文学因缘》和马君武的《新文学》。柳亚子在报中盛赞马君武的西学与国学水平同等优秀：“含英咀华，合泰东西艺文之魂于一炉而共冶之，就不佞所知，一时瑜、亮，独有曼殊与桂林马君武耳。”1914年6月，《马君武诗稿》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陈布雷读后，致书柳亚子，感赞其作品：“译作更有灏瀚流转之妙，与曼殊以宛丽，真堪各树一帜。”在国学与西学的造诣上，南社社员眼中的马君武可与苏曼殊并称“瑜亮”。
在南社人郑逸梅的著作中，把陈柱的个人志趣归为两点：一为好书，二为嗜酒。好书者，郑谓“柱尊的一生，是读书、教书、著书的一生。”个人所得收入，除用于家庭支出与子女教育外，多用于买书。陈柱在上海就有一宅，名为“十万卷楼”，“所谓十万卷楼，的确册帙琳琅，不啻杜家之库、曹氏之仓，左图右史，晨夕披览，虽寒暑不辍。”
2、出自：晚清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
3、原文：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