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15:00:39
听说撰写《白毛女》的作家来到剧院，各位创作员争先恐后地前去听课。20岁的柯岩是剧院创作组的青年编剧、课题代表，初次看见贺敬之她感觉到万分意外，以前她认为贺敬之是头发雪白的老人家，没想到居然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只比自己大5岁。更加令柯岩觉得意外的是，贺敬之丝毫没有著名作家的架子，既文雅风趣，又平易近人，给她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前来听课的时候，柯岩梳着两条大辫子，洁白的衬衫衬着当时流行的列宁装，显得清丽脱俗。在贺敬之看来，她可能是上海小姐。其实，柯岩是河南姑娘。
在讲课结束后，剧院领导把创作室年轻编剧创作的剧本拿来请贺敬指点。所有剧本上都没有署名，只能通过仔细阅读，才能知道作品的质量如何。在众多剧本中，当看到写抗美援朝的《争取早团圆》的剧本时，贺敬之觉得有诗意，写得相当详细，就像完整无缺的戏，不同其他的剧本仅仅是片段。当然，贺敬之也如实指出，《争取早团圆》有不足之处，就是把抗美援朝这样伟大的政治事件，只看成争取早团圆，思想境界不高。剧院领导马上补充，《争取早团圆》确实有争议，写这个剧本的人是柯岩，她聪明，有才气，只是有些才女的清高。
听完贺敬之对《争取早团圆》的分析，柯岩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于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而贺敬之从剧本中就看出，柯岩有良好的创作潜力。讲课结束后，他们开始频繁交往，惊奇地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看法和追求，很快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
到河北省大名县乡村体验生活期间，贺敬之感到身体不舒服，接连不断地吐血，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结核。由于病情耽误不得，贺敬之被组织上快速送回北京，到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复诊，他果然是患两侧浸润型开放性肺结核，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休养。尽管当r肺病并非不治之症，不过仍然有很大的危险性。听说贺敬之患肺结核，许多人避而远之，害怕被传染。知道贺敬之住院后，柯岩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有点奋不顾身。贺敬之担心柯岩被传染，只能在她即将回家时，郑重其事地要求她不要再来。让贺敬之意外的是，柯岩竟然微笑着说：“越觉得害怕，越会被传染，干脆不要怕。”柯岩的无畏与关怀，让贺敬之深受感动。第二天中午下班后，柯岩真的又到医院看望贺敬之，他们的感情也迅速发展。即使生病住院，贺敬之也喜欢看书，况且阅读量很大，柯岩不但借对他有帮助的书送到医院，而且会给他带来佳肴。
柯岩无微不至的照顾，或许比药物还有作用，给予贺敬之巨大的精神力量，促使他的病逐渐好起来。直到6个月后贺敬之出院，他的肺结核也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则让他受到影响，变得比以前更洒脱。谈恋爱将近4年的时候，柯岩准备赶赴朝鲜半岛采访，贺敬之到宿舍看她，朋友突然哄笑起来：“你们还等什么？赶快结婚。”贺敬之很腼腆，此前不好意思向柯岩求婚，在朋友哄笑的时候，他鼓起勇气，趁机提出：“我们去登记吧！”柯岩有些犹豫：“还没有跟组织报告呢。”朋友立刻承诺：“我们去给你们报告。”朋友说话算数，他们真的迅速出门找领导报告此事。柯岩与贺敬之还在坐着谈话，去报告的人便匆匆忙忙地回来：“组织上同意了，你们赶快结婚。”柯岩与贺敬之面面相觑，怎么结婚？什么也没有！在仓促与喜悦中，柯岩还是欣然同意做贺敬之的新娘。
等贺敬之、柯岩办理了结婚手续，朋友们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将柯岩的所有东西，快速搬到贺敬之的宿舍，他们就正式走进婚姻的殿堂。在结婚后的第7天，柯岩便去朝鲜前线采访，让贺敬之独自守候简陋的宿舍。
在结婚的第二年，杂志社邀请贺敬之写几首儿童诗，在爽快答应后的当天夜里，他伏案构思几个小时，仅仅写出几句。深夜，柯岩醒来，看见贺敬之还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便立马起来对他说：“你赶快去睡觉，让我来试试。”童年生活的记忆以及平时对儿童的感情，仿佛汹涌的潮水，在柯岩的脑海中不停地翻腾，无数美丽的画面，朝着她扑来，她坐在桌子前，满怀激情地连续写了9首儿童诗。第二天清早，贺敬之挑选几首柯岩写的诗寄出，很快就在杂志上刊登出来。从此，她飞快迈进诗歌领域，接二连三地写出大量儿童文学作品，连续出版了3部儿童诗集《小兵的故事》《最美的画册》《大红花》，成为闻名中外的儿童诗人。
“”爆发后，贺敬之被造反派关押起来，每天都挨批斗，不能工作，无法写作，深受折磨。尤其糟糕的是，柯岩也被关押起来，两口子都失去了自由。在开批斗会时，柯岩鼓足勇气，极力和造反派辩论。当时造反派声势浩大，有很多人为了保全自己，或者保全子女和家庭，干脆选择离婚。柯岩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婚。柯岩觉得，贺敬之不断遭受批斗，如果选择离婚，就对他不公正，会给他带来无比沉重的打击。
“”结束之后，贺敬之与柯岩再次拿起笔，保持旺盛的创作状态，从事他们喜欢的写作。哪怕遭受磨难，柯岩也不离不弃，在经历可怕的风雨后，她与贺敬之终于见到彩虹。安定的生活，让柯岩有了更好的写作环境，迅速写出多部著作。
贺敬之和柯岩从来没有共同撰写过作品，也没有给对方写只言片语的赞美之词。无论工作，还是事业，彼此各自为政，坚持互不干涉。他们在各自的书房里忙碌，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先后荣获全球华语诗歌界的最高奖中国当代诗魂金奖，成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成绩卓越的模范伉俪。
在庆祝贺敬之同志80寿诞和他从事文学创作65周年之际，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贺敬之文学馆开馆典礼。在此，我代表中共台儿庄区委、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向参加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贺敬之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引路人，被称为“人民的歌手”、“时代的歌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坚定的艺术主张、卓越的文化建树，而蜚声中外。他执笔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开创了中国新歌剧的新纪元，他创作的《南泥湾》、《翻身道情》等歌曲唱遍了中华大地、经久不衰；他创作《放声歌唱》、《回延安》、《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等政治抒情诗震撼人心、文明遐迩，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就任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期间，他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两为”、“双百”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是我国文化届卓越的领导人。
我曾多次拜访过贺敬之同志，深深的为他坚定地党性、高尚的品德和谦虚的精神以及他情系家乡人民、关心家乡建设的深情厚谊所感动。无数事实表明，他不愧是我们台儿庄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表达故乡人民对贺老的崇敬之情，回顾他的成长和创作道路，研究和发扬他的文艺思想和艺术主张，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教育人，我们在国家和省、市领导的关怀下，投资300多万元兴建了贺敬之文学馆。该馆全面介绍了贺敬之的人生经历和辉煌的艺术成就，生动表现了一位诗人、歌剧作家、高级领导干部的风范。现已成为培养青少年、宣传党的文艺思想、路线方针、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基地。我们将进一步充实馆藏，完善设施，筹建贺敬之文学研究会和贺敬之书画研究会，组建贺敬之艺术学校，使之尽快成为培养文艺新秀的摇篮和艺术家的活动基地，使贺敬之同志的文艺思想和文学艺术在新时代绽放新的魅力、作出新的贡献。同时，我们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弘扬先进文化，繁荣文艺创作，以更多的文艺精品，高扬主旋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凝聚全区上下的智慧和力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推动全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创造台儿庄更加美好的明天。
最后，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关键词] 写作内核；技术类型写作；作家的本体思维
这个现象很奇怪。《诗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本关于写作技巧艺术的书，却过度从西方美学角度被阐释成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诚然，结合历史语境，贺拉斯作为罗马帝国诗人他有个承前启下的作用。但不能因为局部特征而忽略整体上的风貌。这里，也有一个悖论，即使说还原历史，但我们身处启蒙文化之后的语境，又有多少还原的可能？只能依照文本解构书中的思想，分析调理的逻辑。而《诗艺》最大的启示就是：作家如何写作？
“如何写作”这个问题在当下已经被美国高校MFA（Master of Fine Arts ）和创意写作工坊制（美国战后文学系统Creative Industry）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答。写作可教？作家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写作训练？这些在《诗艺》中都有体现，而当代文论研究很少有这方面的成果，还是从传统古典主义美学肯定态度（批评态度显有）来强调《诗艺》的重要性。
笔者立足写作学原理，从作家本体论入手，尝试探索《诗艺》中作家该如何面对读者、文本、世界、思想等诸多写作技术元素。
写作内核：镜中厅堂
贺拉斯提出一个观点“你应当日日夜夜研究希腊的范例” 这个论点的提出更深一层是“模仿”。模仿自然（德谟克利特），模仿理念（柏拉图），模仿的四因基础（亚里士多德），到贺拉斯这里是模仿希腊。如果写作有公式，那么贺拉斯的"模仿希腊"是总的前提基调。王晓燕认为：“贺拉斯在鼓励年轻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鼓励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年轻人的激情与创造力去开拓新的文学写作的疆域。而是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貌似更稳妥、实际上却非常没有前途的创作之路。”王缺少客观论断，只是从单一文字来进行批评，贺拉斯的写作原理有其保守性，但不至于到“完全没有前途”的地步，若是没有前途，从一个原理学说自身的发展演变，他会被到来的时代所湮没，《诗艺》没有遭到遗忘，它还在成为学者们的研读对象，它未来的发展在笔者看来充满生机。贺拉斯在《上奥古斯都书》中书说：“我愤恨人们指摘一首诗不问精粗，不问风格之美丑， 而只说它不够古，对古人毕恭毕敬，不是取宽容态度。”选择希腊是贺拉斯的文化选择，罗马征服希腊，罗马没有自我的艺术观念。那个时期崇尚的是武力，那么在艺术创作上必须要有模仿对象。贺拉斯也自己说道，罗马文化过于理性，缺少希腊那种“天赋的智慧”和“表达能力”。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和作家，贺拉斯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把文化学习对象放在古希腊上。即使现在，这是最明智的选择。模仿，不是模仿希腊的全部，而是有计划的进行筛选，他批评古代英雄诗系诗人不善于把握题材，不分巨细。他还从作品入手，否定作家自我“尊敬的荷马打瞌睡的时候，我也不能忍受” 有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写作的主题大都不超过二十多种分类如欲望、爱、恨、情、失落、节奏等等，而写作的基础便是要模仿。
古希腊文化（哲学“模仿论”）
我们可以构建写作模型图。从模型图构造来看，贺拉斯的这套诗学写作理论内核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他自身已经把“写作的模仿”、“题材上的归类”、“叙述视角的把握”，甚至把写作性质主题已经陈列出来。如果单看上述“模型结构“这完全是“心灵写作”的内核。
作家的本体思维
贺拉斯《诗艺》很强调“作家意识”这个概念。在文学作品中把作家当做文学本位，甚至让作家当作“寓教于乐”的先导，引导人们思想的发展。他很注重对作家的训练，他要求作家要有自己的判断力，拒绝生活的平庸，对自己的作品要有全面的认知，甚至到了“要把稿子压上九个年头”的极端。贺拉斯把诗人（作家）的地位上身到神话谱系，作家的主体意识成为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贺拉斯对作品论方面是作家主体意识为主，但检验的标准来自观众。或许发现诗人地位提高，带来的是严格苛求，贺拉斯说，人类天生避免不了的就是犯错，对于一些错误需要原谅。
结语
当然出于时代局限（文体局限），他无法把写作技巧化为系统性理论研究，只能通过举例类比进行探讨，在叙述中中没有引入批评学。这是不足之处。
但更多的是积极因素：柏拉图赋予诗人只是一个交流的载体（神与人的沟通），亚里士多德解放诗人的创造力（模仿论），而贺拉斯的《诗艺》对诗人地位提高。他把作家创作思维，写作的叙事技巧融入《诗艺》当中。写作内核直露给创作者。这是首创。同时，对当下写作、创意写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诗学・诗艺》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郝久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2]《诗学・诗艺》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郝久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8页.
1944年，原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从晋察冀回到延安，编入鲁艺建制。鉴于党的七大在1945年4月召开，周扬和西战团团长周巍峙、鲁艺戏剧部主任张庚商量，决定把这个剧本写成向七大献礼的作品，由邵子南执笔，大家集体创作，具体工作由张庚领导。大家聚在东山一孔空的窑洞里讨论与写作，人多时在窑洞外面讨论，诗人侯唯动拾些干柴供大家烤火讨论。
不久，邵子南写成了白毛仙姑的诗剧。大家对此提出了批评与建议，认为它没有体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邵子南不予接受，说：“我退出，你们随便让谁写，完全与我无关。”于是，大家推荐当时仅19岁的诗人贺敬之执笔。贺敬之服从组织安排。这时距离开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贺敬之连夜开工，写完五幕剧后人就累病了。第六幕，即最后一幕改由丁毅执笔。由于时间紧迫，《白毛女》工作组就日夜修改和排演。贺敬之不仅写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还把这个主题升华到喜儿是反抗地主恶霸的英雄人物。在情节处理上，他写到解救喜儿的是她的意中人大春，他知道喜儿的倔犟性格，她不会轻易被人抓住的。大春进了喜儿住的山洞大喊：“喜儿，我是大春，我来解救你了，你快出来。”喜儿就很快出来与大春拥抱了。情节真实生动感人。贺敬之把这个剧本交给张鲁配曲的时候，告诉他说可以用民歌体写。这样，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就诞生了。
6月10日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白毛女》剧组为党的七大献演，、刘少奇、、、、、凯丰等代表547人和候补代表208人全部出席。当演到喜儿从黄世仁家逃出来，从舞台出口奔跑出来高唱：“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时，首先站起身来鼓掌。随后，许多观众也站起来鼓掌，整个大礼堂掌声雷动。
陈赓将军是戏迷，他的夫人傅涯在抗大文工团工作，也演戏。因而向七大献演时，陈赓最为活跃，忙着台上台下跑。在台后，他说：“这戏实在好，可以演二十年。”到台下，他说：“这是第一次公演，没有经验，布景和换装都慢，请大家不要着急！”当时陈赓说《白毛女》可以演20年，大家认为他说的够大胆了。可是，2011年中央歌舞团和东方歌剧团相继公演《白毛女》，半个月来场场爆满，买不到票。我请贺敬之帮助，他向剧团要了四张票，我才有机会开开眼界。可惜陈赓夫妇先后辞世，否则我还要继续请他看《白毛女》，因为在他生前我们经常去戏剧学院的剧场看戏。
首演次日早上，中央办公厅派人往鲁艺送来中央书记处的贺信，说了三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据我所知，党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人，看完戏这么快地表示意见，这是第一次，此后未曾有这样迅速、具体、清楚地用文字表示意见的情况。
送信人还对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做了点解释，如“适合时宜”之意是：抗战快要胜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迫切了，现在有些根据地正在进行试点，把恶霸地主和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贫下中农。这一解释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鲁艺还认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对地主要宽容与客气，了解这一矛盾的变化对后来修改第六幕（即公审黄世仁和穆仁智这幕戏）很有启发。因为仅注意听他的解释了，竟没有一个人知道送信的人是谁。
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天，特别高兴，晚间没有工作，和女儿李讷在杨家岭的住处演唱《白毛女》。李讷演喜儿，先演杨白劳，后演黄世仁，唱了大半夜，用他的湖南腔演唱。他的邻居们不仅听到，许多人还走到他窑外细听。
不仅在国内《白毛女》的几个剧种还在演出，由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改编的《白毛女》舞剧还在世界各国轮流公演。贺敬之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人与事，使得该剧情节动人、有力，十分精彩。例如，喜儿开始唱“雪花飘”，有“穷欢喜”的乐趣；黄世仁与穆仁智强迫杨白劳在欠款单上摁手指印，使人的心情一下跌到了深渊；喜儿外逃的细节等等也都是很感人的。
过去，像白毛女这种受压迫的事例为数不少。《白毛女》公演后，山西人说白毛仙姑是山西的，并说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新中国成立后，在日本发现一个白毛男孩，他是山东一位农民在抗战时期被日本兵抓去日本做劳工，因不堪忍辱逃到深山老林活命。那时我国还没与日本建交，辗转通过第三国才把白毛男孩接回来。
总之，在旧社会偏远的农村都可能有被压迫的人因生活不下去，逃到深山老林，由于长时间不吃盐长出白毛的。世界上只要有贫富、压迫与不平等，《白毛女》就会受欢迎。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再过几天，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我不由得想起了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的节日重阳节，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九九重阳，与“久久”同音，含有长久长寿之意，同时秋季也是收获的黄金季节，所以人们对这个节日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今天的重阳节，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1989年，我国把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人节。在这个属于老年人的节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祝愿所有的爷爷奶奶生活愉快、健康长寿!
尊老爱幼，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还有在重阳节祭祖的习俗。老一辈为了我们国家的强盛，为了下一代能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他们艰苦创业、辛勤劳动了几十年，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精心哺育和照料我们，使我们茁壮成长。如今他们老了，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照顾。所以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尊老敬老绝不是重阳节一天的事，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老人解决生活的困难，多给老人一些心理慰藉。因此，我提议，每一位共青团员和青少年学生都要用实际行动向老人们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为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邻居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帮他们洗衣、洗碗、扫地、叠被，多为他们着想，少让他们做那些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把好吃让给他们，把有趣的事告诉他们，对邻居长辈有礼貌，外出礼让老人。
愿所有老人都过上和我们一样幸福的生活!
温庭筠(约812-866)，本名歧，字飞卿，在兄弟中排行十六，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贞观年间宰相温彦博之裔孙。他才思敏捷，通晓音律，下笔万言，每入试，叉手八次即成八韵，时人号称“温八叉”或“温八吟”。他的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又与李商隐、段成式以骈文绮丽名世，因三人皆排行十六，故日“三十六体”。除诗与文之外，他是民间词向文人词过渡的关键人物，其词为晚唐至五代的“花间词派”的鼻祖。温庭筠虽才华横溢，但相貌奇丑，人称“温钟馗”。他性格耿直恃才傲物，又好针砭时弊讥讽权贵，加之生活放荡不羁，故为执政者所恶，屡举进士不第，身为高官后裔而沉沦下僚。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出任隋县(约相当于今湖北随县)尉，唐懿宗咸通七年(866)，任国子助教，故人亦称“温助教”，冬，贬方城尉。才人命薄，不久就去世了。
人在人情在，大约是先辈的福泽已经不能润及自身，加之性格倨傲、生活放浪，所以温庭筠命运多舛。他不仅留下了许多绝妙好词，也留下了不少名标诗史的好诗，这已经足以补偿他怀才不遇之不幸而有余了，那些排挤打击他的权柄在握的执政者，今日早已成了渺无痕迹的历史烟云。今天，我们且读温庭筠的名作之一：《商山早行》。
这首诗，大约写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温庭筠被贬为隋县尉，遂离开长安南下，至襄阳，留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幕府。此诗即做于途径商山8寸。这是一幅山野早行图，一阕旅人怀乡曲。“商山”，又称商坂、楚山、地肺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唐诗人戎昱《过商山》诗曾有“雨暗商山过客稀，路傍孤店闭柴扉”之句。诗的首联“晨起”点明题目中“早行”之“早”，“客行”则抒发漂泊在外怀念故乡之情。“铎”，系在马颈上的铜铃，黎明时准备远行的车马铃声响起，这是视觉意象兼听觉意象，一派忙碌的早行情景。颔联一写仰观之“月”，重点在诉之听觉的“鸡声”，一写俯视之“霜”，重点在诉之视觉的“人迹”，二者仍然扣紧“早行”之题目。颈联续写早行路上的情景，“懈叶”一本作“槲”叶，二者均为落叶乔木，山路上落满了槲树的枯叶，说明时令已是深秋，而且“山路”也表明诗人是行于丛山之中，从而照应题目。“驿”，为古代信使或官吏暂住和换马的处所。上句写叶，下旬写花。“枳”，一种落叶灌木，“明”为形容词作动词，枳花明亮鲜艳在驿墙之上，既是路边所见，也表行行复行行，天色已经由微明而大亮，此所谓一石二鸟之笔。“杜陵”，在长安城南，因系汉宣帝刘询陵墓所在而得名，诗人久住长安，他已经将长安当做他的第二故乡了。山行途中，他不禁回想起昨夜的梦境。“凫”，野鸭，“回塘”，弯曲的池塘，家乡的曲折池塘里野鸭戏水，那情景是多么亲切温馨而令漂泊的旅人怀想啊；结句照应开篇之“悲故乡”，首尾环合，全诗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温庭筠还有一首《碧涧驿晓思》，也是一首行旅诗，可以互参：“香灯伴残梦，楚国在天涯。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
《商山早行》一诗，最大的亮点就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如果全诗是一幅锦绣，这一联就是锦上所添之花。后人对此联均表示激赏，大文豪欧阳修甚至模仿这一联，在《过张至秘校庄》一诗中写下“鸟声梅店雨，野色柳桥春”之句。此联十个字分别写了六种景物：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个名词并列组合在一起，中间没有任何关联之词连接，意象鲜明，引人联想，这在古典诗艺中称为“列锦法”，在现代诗学中名之日“意象并列”。当然，这并非温庭筠的首创，杜甫早有“水落鱼龙夜，山空乌鼠秋”(《秦州杂诗》)、“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奉使崔都水翁下峡》)等诗句了，但似不及温诗人这一联有名。后来陆游《书愤》中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元代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的“凭谁寄，银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似乎都和温庭筠的上述名句有某种关联。
“初唐四杰”中，王勃做过几任小官，但都被革职，26岁溺水而亡；杨炯开始只做了一个校书郎，是一种主管典籍整理的工作，最后死于县令任上。
“初唐四杰”中，骆宾王名气最盛，7岁时就写出了《咏鹅》这样的名篇，但一生跌宕。唐高宗李治末年，他曾任长安主簿，却因故下狱。《在狱咏蝉》是他的代表作，他以蝉的高洁自比，对自己被诬陷表达愤懑之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唐中宗元年（648），骆宾王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写下闻名千古的檄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罗列了武则天一系列罪状。据《新唐书》载，当武则天读到“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叹为惊世奇才。后徐敬业兵败，骆宾王逃亡，下落不明（一说被杀）。
陈子昂24岁考取进士，在唐代文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反对唐初靡丽的诗风，主张作品注重内容，表现形式要刚健质朴，对后人的散文、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唐代文人中，他算是较为幸运的――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曾任右遗拾，主要职责是劝谏皇帝。但陈子昂有文人的清高，眼里不揉沙子，在政治观点上与武则天存在分歧，后被冷落，38岁辞职，41岁被县令段简害死在狱中。
陈子昂的代表作《感遇》共38首，对自己不受重用以及当时社会埋没人才表达了强烈不满，有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在《登幽州台歌》中，表达了封建知识分子的苦闷――空有抱负，却无法施展。
张九龄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官至宰相，是唐代诗人在官场较为成功的一个典例。因为人磊落，他得罪了不少权贵，最后遭奸臣李林甫陷害，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与骆宾王借蝉自喻相似，张九龄在《感遇》中以丹橘自喻，借物感怀，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也从侧面对唐玄宗不辨忠奸感到叹息：“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意思是说，皇帝不要随意听信一些大臣的话，我也可以对国家作出贡献。
山水诗人孟浩然，一生存留了200多首诗作，去世时年仅51岁。他大部分时间隐居，或在吴、越、湘、闽等地周游。在外人看来，孟浩然纵情山水，过得潇洒肆意，事实上，孟浩然一直没有泯灭了谋取功名之心，晚年与张九龄走得很近。《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就是他赠送给张九龄的，希望张九龄能向朝廷推荐自己：“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抒发了他求官不得，无人引荐的苦闷。
以草书和七绝见长的张旭，职位更低，任金吾长史，负责京城的巡逻，相当于今天的巡警。
王昌龄身处唐朝由盛转衰时，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不问国事，政治黑暗，战事不断，民不聊生。王昌龄42岁时被贬官岭南，后又贬为江宁县尉、龙标县尉。安史之乱时，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他的诗作对社会现实作了很全面的反映，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就是在感叹当时将领之无能。
李白、杜甫也不例外，他们两人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峰，但都郁郁不得志。“诗仙”李白一生颠簸流离，虽然曾经供奉翰林，但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只能给乐师填词，并受宦官排挤、小人陷害。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才华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他也因此被称为“千古一诗人”，但李白是性情中人，喜欢直来直往，不懂官场哲学，经常在诗中讽刺当权者，也就经常被小人告状，后被唐玄宗赐金辞退。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发动叛乱，李白受邀投靠永王李幕下，试图建功立业，李兵败，李白受牵连，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才得以放还。公元762年，61岁的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县。
“诗圣”杜甫的一生更让人叹息，他忧国忧民，现存诗作1400多首。他大半生靠朋友接济，幼子被活活饿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而他自己，也于59岁那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死在湘江耒阳段的一条船上。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为避兵乱，中途到了耒阳，期间被大水围困，整整饿了9天。耒阳县令得知杜甫在耒阳被困后，给他送去牛肉和白酒，或许是吃得过多，杜甫没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杜甫未受朝廷重视，让后人有颇多想法。与其他诗人对皇帝的牢骚不断相比，杜甫出身于一个下层的官僚地主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即使在挨饿的时候，他的“忠君”思想也未曾动摇过，还常常为皇帝辩护。
他写出了“三吏”、“三别”等悲天悯人的作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经典名句，就出自他口。
文人的悲苦从诗人李贺的诗中也可反映出来，他在《南园》（其一）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纵使李贺这样的才子，也觉得书生是很少成为万户侯的，李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也希望弃笔从戎，这也是当时社会所有文人的现实处境。
李贺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号称诗鬼，只活了26岁。他际遇坎坷，常受排斥，做过几年九品小官奉礼郎。李贺若不是执意追求文字，或许不至于那么短命。他经常骑在驴背上，背一个竹篓，一有奇思妙想，就记录下来，回家再将散句整理成篇，诗句“呕心沥血乃成”。
阅读唐诗之余，发现唐代诗人的名号极为丰富，可谓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除“名”“字”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称号，当然各有其来历及意义。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字，也叫“表字”，它是根据人名的词义另取的别号。可见古人的名与字在含义上是有一定关联的。除此之外，唐代诗人的称号大致有两大类。一大类是自己称的号，叫“自号”“别号”；另一大类是别人称的号，一种是“绰号”，另一种是死后别人赠的“谥号”。这里首先谈自己称的号，通俗的讲就是“自号”。一般说来，取自号的诗人，大都是用自号来寄情托意，或则见性知人。它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形。一、纯粹是自我性情、志趣的表露。元结，自号“浪郎”“浪士”，他从小喜欢浪游各地，取此自号意为不忘爱好之故。可朋，则自号“醉髡”，其好酒性情表露无遗。此外还有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秦系自号“东海钓客”，陆龟蒙自号“江湖散人”等。二、以山水、地名取号，意在寄托乡情乡思。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是因为他幼年随父迁居四川青莲乡，又常喜与采莲人一起交谈。罗隐，自号“江东生，”因他是余杭人，属江东之地，故取地名以寄托情思。另外还有袁皓自号“碧池处士”，李涉自号“清溪子”，卢仝自号“玉川子”，刘叉自号“彭城子”，朱湾自号“沧州子”等，都与此类同。三、地名与自我性情的合二为一者更多。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他晚年还乡为道士，又好饮酒，兼家住四明山，故取此号。杜甫《饮中八仙歌》列他为首：“知章骑马似乘船，酒酣落井水底眠。”李白也在《对酒忆贺监》中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贺知章爱饮酒喜放狂的性情跃然纸上。李瑞，他辞官隐居衡山，爱其地清幽，而与自己幽隐志趣相同，于是“衡岳幽人”的自号应运而生。除此还有刘长卿自号“随州钓徒”，顾况自号“华阳真逸”，杜荀鹤自号“九华山人”，卢照邻自号“幽忧子”，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等。四、表达诗人的志向及气节。黄巢，目睹唐的黑暗统治，自号“冲天大将军”，寄托了他对唐统治者的切肤之痛，也表达了他强烈的反唐情绪。后来他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齐国，使其志向得到了实现。其次谈一下别人称的号。别人取得“绰号”，一般具有谐谑的风趣，无论是表尊敬或表轻视，都不如自号庄重一些。在各类称号中，此类最为复杂。兹将之归纳如下。一、习惯称。诗人以自己作诗习惯闻名于世，而为人以此相称。骆宾王，因他写诗喜欢用数字成对，时人给他雅谑的称号“算博士”。温庭筠，因其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还有唐求，因其作诗“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纳入大瓢中”，为后人称为“诗瓢”。二、形体或性格称。诗人因自己的形体特征性格特点而得名。李绅，他长得短小而精悍，故人们谑称为“短李”。苏味道呢？他处世圆滑，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故人们以“苏模棱”嘲之。三、官地称。以诗人做官任职的地名相称，格式为“姓+官地”。柳宗元，曾在柳州做过刺史，人称“柳柳州”，岑参，曾在嘉州做过官，人称“岑嘉州”。另外还有，韦应物人称“韦苏州”，刘长卿人称“刘随州”，韩愈人称“韩潮州”等，均如此。四、官衔称。以诗人做过的官衔相称，格式为“姓+官衔”。此类称号较多。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此外还有李白称“李翰林”，张籍称“张水部”，郑谷称“郑都官”，白居易称“白太傅”，高适称“高常侍”，贺知章称“贺秘监”，张旭称“张长史”，刘禹锡称“刘宾客”，贾岛称“贾长江”等，这就多了。五、籍贯称。以诗人的祖居或出生地相称，格式为“姓+籍贯”。如柳宗元，是唐代山西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人称“孟襄阳”。六、特长称。以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特长而称呼。刘长卿，因长于五言，人称“五言长城”。王昌龄，擅长七绝，世称“七绝圣手”。七、有的是针对诗人诗歌明显的倾向和风格而言。“诗仙”李白，年青时就才华横溢，刚到长安就被老诗人贺知章赞为“谪仙”，称他是天庭降落到人间的仙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昔年有狂喜，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些都是说明李白的诗神奇、飘逸、豪放、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诗仙”则是李白性格和诗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写照。此外还有杜甫的“诗圣”，孟郊的“诗囚”等称号，都是针对他们诗歌的明显特征而言。八、更有趣的是有的诗人以诗或诗中佳句赢得声名。赵嘏的诗《长安秋望》名重一时，更因诗句中有“长笛一声人倚楼”的佳句，为他赢来了“赵倚楼”的称号，郑谷时称“郑鹧鸪”，是因为他以《鹧鸪》诗著名。另有崔钰人称：“崔鸳鸯”，许棠人称“许洞庭”，韦庄人称“秦妇吟秀才”，都是这方面的原因。九、也有两人或多人合称的。王维和孟浩然都以山水田园诗著名，合称“王孟”，高适和岑参，则以擅长写边塞诗出名，合称“高岑”，此外“郊寒岛瘦”是孟郊、贾岛的合称。“元白”是指元稹、白居易，“皮陆”是指皮日休、陆龟蒙，“韩柳”指韩愈、柳宗元，“初唐四杰”是指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文章四友”指杜审言、李峤、崔融和苏味道。此类例子在唐代还有许多。十、有的称号是用以区别他人的。杜牧，人称“小杜”，以区别于“大杜”杜甫。李商隐，人称“小李”，则是区别于“大李”李白。最后，谈一下“谥号”。封建帝王把爵位赐封大臣，依其生前事迹，死后赐“谥”，用来指陈死者的善恶，但大多是歌功颂德。韩愈，死后被谥为“文”，世称“韩文公”，充满了对他的尊重敬仰意思。贯休，则因他名望很高，为前蜀王刘建优礼相加，赐号“禅月大师”。值得指出的是，在唐代还有一种私人“谥号”。如孟郊死后，韩愈为赞扬他贫且艰的性格，私谥为“贞曜先生”。方干，则被门人私谥为“玄英先生”，称赞他是通玄入妙突出的人。值得补充的就是，有的诗人称号有许多，自号、绰号、谥号兼有二到三种，有的还和他人有合称，更增添了其称号的复杂性。例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绰号“李翰林”、“诗仙”，又是唐代“大小李”中的“大李”。韩愈，绰号“韩潮州”，谥号“韩文公”，又是“韩柳”合称中的“韩”。以上所举，仅是唐代诗人中少数的例子，但唐代诗人称号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