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0 22:17:22
然后我想在某些时候我的表达能力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想说什么话说的也不一定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坚持的这些东西在哪里。也许你们真的毒到了那些核心的东西就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
一直以来我都看着他们在那里潇潇洒洒的走过去，可是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东西也都变成了很轻而易举的。
这是在那样的生活当中，你从来没有参与进来过。
所以这些东西对现在的你看起来都是有些陌生的，不管以后你的经历如何，不管你走了多少的路，心有多大多宽广，都应该想了清楚自己一开始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也许你应该走更远的路，心中才能装得下整个天下，而不是这眼前的鸡毛蒜皮的小屁事。
人生中的小事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也数不清。令我终生难忘的还是三年级的这件小事。
那天下午，爸爸带我到盛大开业的超市去购物。到了食品区，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在一个果冻杯里有一把很精致、很小巧的塑料小勺。再一看价钱，三元钱呢!真贵呀!要是不花钱就能拥有这把小勺该多好啊。忽然，我打起了馊主意：趁旁边无人，我悄悄地把它拿走算了。说干就干，趁着四下无人，我迅速地打开杯盖，取出了那把小勺。晚上，当我玩弄着那把塑料小勺的时候，妈妈走过来笑呵呵地问我：“这把小勺真漂亮，哪来的呀?”
我有些不自然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妈妈说了一遍。妈妈听着听着，脸色变得阴沉了：“乐乐，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我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望着妈妈。“这是偷窃。你要知道，小时偷针，大了就可能偷金啊!随着长大，你会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但不管什么东西，不管你有多喜欢，我们都应该用正常手段去获取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妈妈就急匆匆地拉我来到超市，找到那杯被我破坏了的果冻去收银台交了款。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一直记忆犹新。因为我因此懂得了不劳而获的可耻，更懂得了妈妈对我的关爱。这件事将使我终生受益无穷。
[关键词]：著作权法,版权穷竭制度,利益,平衡精神
引 言
各国著作权法在规定其保护宗旨时无不明确指出：著作权法一方面要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著作权，鼓励有益于社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另一方面要保护公众对作品的使用，促进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1].换而言之，现代著作权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平衡二者的利益关系则是著作权立法的基本宗旨和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著作权法以权利专有的形式确认了著作权人对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为了使公众能接触和利用作品而以著作权限制制度对这种专有权予以合理约束，从而实现了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大致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从一开始便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由于著作权权能的先天不足-占有权能阙如，使用权能发达，加上使用方式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而日新月异，导致作者在控制作品的使用权，实现作者权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越来越大。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冲击破坏了旧有的利益平衡机制，出现了作者利益缩小、公众利益扩张的不平衡局面，因此各国对著作权法纷纷进行修改，对旧有的著作权限制制度予以反限制，以重塑作品创作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2]这就是著作权的限制与反限制制度。一部著作权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著作权限制与反限制制度的演变史。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版权穷竭制度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在著作权领域，无传播即无权利。而发行又是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大多数作品而言，控制了发行权，也就控制了作品的传播权，从而也就控制着整个著作财产权。作品是作者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相结合的产物，作品利益应为作者和社会公众共享。合理地分配和协调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是著作权法的永恒使命。版权穷竭制度的设立为著作权法完成这一使命提供了有效途径。制度虽小，却凝聚着人类智慧与理性的精华，闪烁着公平正义的光辉。[3]对于这一制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然而，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对版权穷竭制度进行全面揭示。这也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相对于具体制度而言，法的价值、理念对我更具吸引力。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以版权穷竭制度为个案，探寻著作权法中所蕴藏的平衡精神。
一、版权穷竭的涵义辨析[4]
关于版权穷竭的涵义界定，目前有广义、狭义、最狭义三种不同的观点最狭义的版权穷竭论者将版权穷竭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发行权中的销售权，而将出租、出口、出借等发行方式排除在版权穷竭的范围之外，一般称之为“首次销售原则”（The First-Sale Doctrine）。[5]狭义的版权穷竭论者在销售权与出口权是否穷竭的问题上与最狭义的版权穷竭论者的观点相同。但对于出租权和出借权则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对于一般作品（主要是书籍），其原件或复制件只要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售出或经其许可售出之后，便失去了对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支配权，因而出租权和出借权同销售权一样，均告穷竭；但如果作品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则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的出租权和出借权始终归著作权人所专有。换言之，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并不适用于版权穷竭制度，或者说是版权穷竭制度的例外。[6]广义的版权穷竭论者认为，版权穷竭的适用范围除发行权穷竭外，还包括“精神权利部分穷竭。”[7]上述三种观点均对销售权穷竭持肯定态度，分歧在于两个方面：（1）出租权、出借权、出口权等除销售权之外的其他发行权是否随着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的移转而穷竭；（2）作品中所包含的精神权利是否存在权利穷竭问题。对此，笔者的看法是：首先，所谓精神权利，实际上就是著作权人格权。著作权人格权与普通人格权一样具有三性：即不可转让性、不可继承性和不可放弃性。[8]著作人格权和权利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作品完成之后，无论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辗转至何人之手，作品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仍归原权利人所有。发表权实为“隐私权的延伸”，署名权属于“姓名权的延伸”，[9]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则属于名誉权的延伸。主张精神权利穷竭的观点否认了人格权的专属性，违背了民法和著作权法的根本精神，并与现代弘扬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宪政理念格格不入，因而是不能成立的。至于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发表权穷竭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所谓发表权一次用尽是一个客观事实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法律的强行规定所致。因为发表权即是“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作品一旦发表，作品中作包含的信息便已公之于众，“隐私”便成为“公开”，权利人的“隐私”已无从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 “（再次）公之于众（即发表）”的问题了。而权利穷竭则是立法者为了消除作为商品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自由流通的障碍，衡平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创设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法律的强行规定。如果法律仅赋予著作权人以专有权而不创设权利穷竭制度，权利人完全可以凭借其依法所享有的这种“垄断权”控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在市场上的流通，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获得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成本将大大增加。[10]总之，精神权利穷竭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有害，必须坚决加以摒弃。其次，最狭义的版权穷竭论者所主张的，除销售权穷竭外，出租权、出口权、出借权等权利均不随着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转让而穷竭的观点也显得过于绝对，仍有商榷的余地。我们认为，版权穷竭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适用只能及于该法的生效范围之内，超出这一范围，该法律制度的效力便荡然无存。[11]因此，出口权不应受版权穷竭的限制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出租权和出借权（包括公共借阅权）则不同。首先，在著作权法诞生之初，出租权和出借权与版权穷竭并不冲突，即出租权和出借权均受版权穷竭的限制。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新型作品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广泛产生，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著作权立法。众所周知，这些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易于拷贝（复制），从而这些作品的出借和出租大有取代出售的趋势，以致危及著作权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版权穷竭制度仍然适用于这些作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显然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因此，如果说在科技文化不甚发达、作品类型单一的著作权法创立之初，出租权和出借权穷竭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作品，并与当时的现实生活相符的话，那么，在高科技复制手段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作品类型多样化的今天，如果仍然固守这一原则，则显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了。但即便如此，出租权和出借权作为版权穷竭制度的例外，也仅仅适用于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等特定作品。对于大多数作品而言，出租权和出借权仍然适用于版权穷竭制度。总之，我们在理解或剖析某一法律概念时，一方面要遵循起码的逻辑规则，在追求法律的体系化效果的前提下，准确把握该法律概念的真正内涵，否则极易得出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和根本宗旨的错误论断。另一方面，法律概念并非希腊神话中的君主待客之床：高个子客人要被锯掉双足，矮个子客人要被拉长。相反，如果现实生活已经提出了法律概念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有必要修正原有的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12]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狭义的版权穷竭概念，包括三方面涵义：首先，版权穷竭是指发行权中的销售权穷竭，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首次销售权归著作权人专有，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擅自行使作品的首次销售权；其二，销售权只能行使一次，“一旦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经权利人同意而进入市场后，则该作品作为商品的进一步销售，著作权人均无权控制。”其次，出租权和出借权的穷竭问题应分两种情况：如果是一般作品，出租权和出借权适用版权穷竭原则，如果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则出租权和出借权应归著作权人的所专有，不适用版权和穷竭原则。第三，无论何种作品，出口权均不适用版权穷竭原则。
二、版权穷竭制度的演进史
仅就近代以来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包括国际著作权公约）而言，版权穷竭制度的历史呈现出适用范围由宽而窄（越来越不穷竭）的发展轨迹。在处于“印刷版权”时期的十八世纪初叶到十九世纪末，发行权中的所有权能均应受版权穷竭的限制。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载体（原件或复制件）均为有形载体，且仅限于印刷制品，因而复制作品原件的成本就较高，侵害作者的权利的潜在可能性就较小，销售权、出租权、出借权均受版权穷竭的限制并不会损害作者的利益。但到“电子版权”时期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晚期，新的作品形式（尤其是电子作品）不断涌现，作品的载体也不再仅限于印刷制品。尤其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大量产生，大大地冲击了原有的版权穷竭制度。前已述及，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易于复制，而“复制或录制行为通常都是在著作权人察觉不到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对此既无法监视，又无法禁止。随着音像录制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租赁录音、录像磁带的服务，也作为一种‘第三产业’日见兴旺，以至近年来以‘租’代‘买’的现象十分盛行，这种租赁作品复制件的业务已严重影响某些电子作品的发行与销售。一方面，作品的出租业繁荣促进了作品的广泛传播，为电子作品的出租人带来丰厚的收入；另一方面，文化消费以租赁形式出现，又引起作品发行业的萧条，从而使依靠版税谋生的作者深受其害。[13]面对这一状况，立法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的版权穷竭制度。为了达到既不影响作品的广泛传播，又不损害作者利益的目的，法律采取了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的办法，即将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以专有权利的形式赋予作者，作为版权穷竭制度适用的例外。而对一般作品，则仍然适用版权穷竭制度。版权穷竭制度的适用范围缩小了。到了处于”网络时代“的今天，版权穷竭制度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缩小。在”电子版权“时代，只有特殊作品（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不适用于版权穷竭制度，但销售权仍然是可以穷竭的。但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载体均为”无形“载体，作品的”发行“也变成了作品在进行数字化技术处理之后的”网络传输“。在这种情况下，版权穷竭制度难有适用之余地，因为网络传输不同于作为商品的作品的有形载体的流通：其一，接收传输的人不必付出多少劳动和资金，就能轻而易举地对作品加以复制和再传播；其二，作品的网络传输同时涉及复制权、发行权、传播权等版权人的多种权利，一旦”穷竭“，就意味着多种权利一同穷竭；其三，因特网上的传输具有世界性，不能象对有形复制件的发行那样受地域的限制，权利一旦”穷竭“，就等于在全世界”穷竭“。因此，在网络传输中适用版权穷竭原则将会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害。从网络传输的无形性看，它类似于无线电广播、卫星广播或有线广播，而版权穷竭原则是不适用于这些”传播权“的。[14]从版权穷竭制度的立法本旨来看，法律确立版权穷竭制度，目的是避免因版权人独占发行权而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并进而阻碍文化的传播，但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传输几乎是畅通无阻的，立法者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如何合理地消除作品在流通过程中的障碍，以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问题，而是作品在过于自由地流通的条件下，版权人的利益该如何得以保护的问题了。因而，版权穷竭问题根本无从提起。若从版权穷竭制度的法理观之，版权穷竭制度在网络传输中的不适用，也可以看作是法律对版权穷竭制度这一著作权限制制度的一种反限制。总而言之，在处于”网络时代“的今天，谈论版权穷竭制度，必须加上许多严格的限制条件，泛泛地谈论这一概念不仅没有意义，还可能犯违背常识和逻辑的错误。然而，我们能否由此而得出版权穷竭制度已失去往日的价值，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结论呢？笔者的回答是：不能。尽管我们已处于所谓的”数字化“时代，作品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传输日益普遍，但传统的作品复制、发行方式-将作品印制成书籍、图画后出售、出租、出借、出口-仍然是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要的复制与发行方式。因此，版权穷竭制度仍然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不仅可行，而且必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地界定版权穷竭制度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使版权穷竭制度能始终从容地应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三、利益平衡的调节机理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任何部门法皆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调整为使命。[15]而所有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17]法律的使命就在于准确认识和如实反映现实存在的各种利益并加以协调，以达到建立立法者所期望的理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目的。 法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权利义务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18]权利是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义务则是一种法定负担或不利益。权利和义务在数量上是等值的。一个社会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在一个社会，无论权利和义务怎样分配，不管每个社会成员具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怎样不等，也不管规定权利与规定义务的法条是否相等，在数量关系上，权利与义务总是等值或等额的。[19]“如果既不享有权利也不履行义务可以表示为以零为起点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延伸的数轴，权利是正数，义务是负数，正数每展长一个刻度，负数也一定展长一个刻度，而正数与负数的绝对值总是相等的。”[20]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又互相包含。权利的范围就是义务的界限。因而权利主体超越义务范围，要求义务主体从事“超法义务”或“法外义务”是非份主张，义务主体有理由拒绝接受。另一方面，权利主体有资格要求义务主体不折不扣地履行义务，以保障其权利和意志的实现。[21]因此，某一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越多，其所获得的利益就越多，相对人的义务范围也越大，其所承受的负担或不利益也越大；相反，如果某一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越少，则其所获得的利益也越少，而相对人的义务范围也越小，其所承受的负担也越少，间接地，他所获得的利益也越多。正是权利义务之间的这种反向关系，使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然而，“调节器”仅仅是一个工具，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工具的操作者的意志和操作技巧。一个偏私而又笨拙的操作者，完全有可能将“调节器”中的权利“刻度”向一方尽可能地展长，而“调节”的结果便是，另一方的义务也随之扩大，双方的利益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相反，一个公正而又灵巧的操作者，则会把“调节器”中的权利“刻度”调配在恰当的位置，使双方所享有的利益和承受的负担基本处于“平衡”状态。这样，法律就不仅仅是一个“调节器”，而且是一个“平衡器”了。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最高理念，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利益的平衡。人类之所以创造法律，正是源于对这一理念的不懈追求。因此，如何谙熟法律这一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的操作技巧，使“调节器”能真正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器”，是立法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要想使公平正义这一法律价值目标由理念转变成现实，条件之一便是通过法律调整使个人利益之间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大体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的利益关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权利义务的一致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因此，立法者的任务便是，对利益的载体-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配置。享有权利较多的人，承担的义务也多；反之，承担义务多的人，享有的权利也多。当社会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原有的权利义务结构难以维持利益关系的平衡时，立法者必须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权利义务的分配格局，使利益关系重新回到平衡状态。这种通过分配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利益平衡目标的机理，就是利益平衡的调节机理，而平衡精神则是这一机理的精髓。
三、著作权法中的利益分析
利益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表现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不同需要的满足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措施，反映着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发展有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积极关系，它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了目的性，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22]利益是一个客观范畴。利益的认识和实现要通过人，并不意味着利益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利益可以形成意识、意志，但它是意识、意志以外的客观存在。意识、意志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利益，也可以错误地认识或理解客观利益，而形成“主观利益”和对利益的错觉。[23]正如当代美国法学家、斯担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斯。M.弗里德曼所说：“利益不总是明显的。人们可能对自己的私利茫无所知，人们常常如此。人们对自己的利益进行猜测，他们常常猜错了。”[24]因此，应该把客观存在的利益同人们的主观利益区别开来。在著作权法领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的创作者的利益、作品的传播者的利益和作品的使用者的利益，后两者的利益又可归结为社会利益。因此，我们不妨将著作权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利益分为作者利益与社会利益（即公共利益）两大类。作者利益和社会利益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依存。
首先，作者利益的实现以社会利益的满足为前提。我们知道，作者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蕴涵在其所创作的作品之中，所以，只有在作品完成之后，作者的利益才得以产生。而任何作品的产生，除了个人劳动成果以外，还吸收了前人的劳动成果，是在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吸收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他人作品中的有益部分，溶进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而形成的。“一部作品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九十是利用前人的劳动成果，自己的独创性成分可能只占一小部分”。[25]离开前人的创作成果而完全独立地创作一部作品是绝对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作品都具有社会性。一部新作品产生的前提就是前人创作成果的累积和自由使用。而要使前人创作成果的积累和自由使用成为可能，就必须要求任何一位前任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从“私人领域”进入“公有领域”，并且使这一“进入”遵循不可逆转原则。这一“进入”可以称之为私人作品的社会化或作者利益的社会化。这就要求，每一位作者在完成作品之后，将自己就作品所享有的利益的一部分无偿让渡给社会，使社会公众自由接触和利用作品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这样，后任作者创作新作品的前提条件-继承和吸收前人的创作成果-才得以具备，新作品的产生方为可能，作者的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其次，社会利益的满足以作者利益的实现为基础。在著作权法领域，所谓社会利益是指社会公众自由接触和使用作品，获得作品信息，以满足其审美和获取新知，并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的一种公共需求。而这种需要的满足必须以作品的大量产生为前提和基础。作者是作品的创作之源，作品的产生需要作者付出艰辛的劳动，花去大量的时间。一个社会如果希望有源源不断的作品创作出来，就必须创设某种机制，使作者能从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中获得非创作者所无法获得的利益，以补偿其在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消耗的大量时间，并以此为动力，去创作更多甚至更好的新作品。反之，如果作者不能从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中获得利益，或者作品完成之后即进入“公有领域”，作为公共财富为大家共同享用，作者只能作为社会普通成员使用自己创作的作品，而不能享有有别于其他成员的特殊利益，那么，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才有可能去苦心积虑地创作作品，普通的社会成员将失去创作动力，社会文化资源终将枯竭，人类社会将变成文化沙漠。社会公众接触和使用作品的要求，将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所谓社会利益的满足，又从何谈起？由此可见，作者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相互依存的，双方互为前提和基础。作者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划分只是相对。事实上，所谓作者与公众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模糊的。在作品完成之前，任何“作者”都首先是作为社会公众中的普通一员而存在的。只是在作品完成之后，他的身份才从社会公众中“特殊”出来，成为有别于其他普通社会成员的“作者”。所以，作者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统一的。既然如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时，就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法律的“天平”过分地向其中的任何一方倾斜，而应使二者的关系始终处于大体“平衡”的状态。过分地保护作者利益，短时的、直接的受害者是社会公众，但最终的受害者却是作者本身。[26]反之，过分地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直接的受害者是作者，而最终的受害者是社会公众。因此，平衡应该成为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立法者的任务就在于寻求作者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并以此为原点，通过权利义务的界定来合理地将作品中所包含的利益分别分配给作者和社会公众，以实现作者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双向互动，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五、版权穷竭制度中的平衡精神
现代著作权法的理念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平衡二者的利益关系是著作权立法的基本宗旨和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著作权法以权利专有的形式确认了作者对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为了使公众能接触和利用作品而以著作权限制制度对这种专有权予以合理约束，从而实现了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大致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从一开始便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由于著作权权能的先天不足-占有权能阙如，使用权能发达，加上使用方式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而日新月异，导致作者在控制作品的使用权，实现作者权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越来越大。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冲击破坏了旧有的利益平衡机制，出现了作者利益缩小、公众利益扩张的不平衡局面，因此各国对著作权法纷纷进行修改，对旧有的著作权限制制度予以反限制，以重塑作品创作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1]这就是著作权的限制与反限制制度。一部著作权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著作权限制与反限制制度的演变史。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版权穷竭制度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在著作权领域，无传播即无权利。而发行又是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大多数作品而言，控制了发行权，也就控制了作品的传播权，从而也就控制着整个著作财产权。作品是作者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相结合的产物，作品利益应为作者和社会公众共享。合理地分配和协调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是著作权法的永恒使命。版权穷竭制度的设立为著作权法完成这一使命提供了有效途径。制度虽小，却凝聚着人类智慧与理性的精华，闪烁着公平正义的光辉。对于这一制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缺乏足够重视。大部分论著对这一问题仅仅是有所涉及，而未能系统、全面、深入地展开讨论。许多著作对这一制度甚至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著作权法学界的一大遗憾。本文作者试图在这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以推动我国版权穷竭制度的建设和对版权穷竭制度的理论研究。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揭示这一制度。第一部分主要阐明版权穷竭制度的基本理论（包括涵义、效力及其与相关概念的比较等）；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版权穷竭制度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别从权利哲学和价值哲学两个角度探索版权穷竭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法哲学基础；第四部分在比较各国关于版权穷竭制度的立法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版权穷竭制度的基本构想。
一、版权穷竭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版权穷竭问题的提起
著作权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对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总称。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十七项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和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何者属于人身权，何者属于财产权，但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人身权（精神权利），其他权利属于财产权（经济权利）。但无论是著作人身权还是著作财产权，都必须依托作品的广泛传播，才能充分实现。
1.传播与权利
著作权从作品完成之时起便自动产生。然而，“无传播即无权利”[2]，如果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只将作品死死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将其向其他人或社会公众传播，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的权利将难以充分实现。因为即使是“耻于言利，重在立言”的古代士人，其著书立说的目的-“托书立言，发表真知灼见”-也必须通过将其作品“公诸于世”的办法，方能实现。旨在实现“精神”与“物质”双丰收的近现代创作者们，更无法脱离传播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创作目的，尽管为写作而写作，把写作仅仅当成一种乐趣或习惯的作者也不乏其人[3].但绝大多数作者之所以愿意付出艰辛的劳动，花大量的时间来完成一部作品，目的都是为了公之于众，并且广为传播，以实现其人格和财产的双重提升。可见，传播在实现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的权益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权也因此成为著作财产权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项权利。
2.发行与传播
著作财产权包含三类基本权利：（1）复制权，即以一定方式将作品再现成一份或多份的权利。（2）演绎权，即以原有作品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的权利，包括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权利。（3）传播权，即将作品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行、播放、表演或展览的权利，包括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在这三类权利中，复制权与演绎权都以传播权为依托，离开传播权，复制和演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显得毫无意义，而且还浪费在复制和演绎过程中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在传播权的四项权利中，发行权又处于首当其冲的重要位置。因为播放、表演和展览一般仅限于特定作品的传播，而发行则几乎是一切作品的重要传播手段。一件作品，无论被制作成多少件复制品，或演绎成多少种派生作品，最终都必须通过发行-出售、出租、出借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散发，作品中所蕴涵的经济价值才能最终实现。
3.发行权的限制-版权穷竭问题的提起
发行权是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通过出售、出租、出借、出口等方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包括决定作品是否发行，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以及多大范围内发行的权利。[4]发行权实质上是对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的控制权。作品的原件和复制件是作品和作品的有形载体的统一体，著作权人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均蕴涵其中。因此，对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的控制就成为著作权人行使其著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的关键。各国著作权法为了充分保护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鼓励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一般都以专有权利的形式将发行权赋予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未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许可，任何人非依法律规定不得擅自将作品的原件及复制件向公众散发，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任何作品都是以前人已有的创作成果为基础创作出来的。一件作品的完成，既是创作者辛勤劳动的个人成果，同时也是包括前人在内的所有社会公众共同的智慧结晶。作品利益应为作者和社会公众共享。著作权法在强调对作者利益充分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充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并力求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发行权是专有权，即垄断权，其所垄断的是作为商品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在市场上流通的权利。如果法律将这种垄断权毫无限制地赋予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在市场上流通的成本将大大增加，社会公众要想通过作品原件和复制件获取作品信息将困难重重。因此，法律必须对发行权加以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学者们称之为版权穷竭或发行权穷竭。[5]
（二）版权穷竭制度的涵义辨析
关于版权穷竭的涵义界定，目前有广义、狭义、最狭义三种不同的观点：
最狭义的版权穷竭论者将版权穷竭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发行权中的销售权，而将出租、出口、出借等发行方式排除在版权穷竭的范围之外，一般称之为“首次销售原则”（The First-Sale Doctrine）。美国和我国的一些学者持这种观点。美国学者Patterson 认为，著作权是控制著作权作品首次销售的权利，而未包括作品的二次销售的权利，换言之，法律允许著作权人控制对著作权的使用，但这种控制并未延及对作品本身的使用。[6]我国著名的版权法学者郑成思教授认为：“与专利法中‘权利穷竭’的原则相似，所谓版权人发行权一次用尽（即发行权穷竭-笔者注），仅仅指的是经其同意被售出的那一部分特定的原件或复制品。……另外，‘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也有地域性。版权人许可将该1/3书籍在中国销售，并不导致他丧失禁止将该书向乙国出口的权利。就是说：其权利在甲国虽已穷竭，但在乙国仍处于未行使的状态，尚未穷竭”。[7]质言之，出口权不在版权穷竭之列。吴汉东教授也持相似的观点，并把出租权排除在版权穷竭之外。[8]韦之先生则把权利穷竭称为“权利耗尽”，并认为，“出租权并不受权利耗尽原则制约”。换而言之，作品经著作权人同意出售之后，著作权人仍对这些复制件享有出租权。购买者若将这些复制件用于出租，则会构成侵权。同样，追续权、公共借阅权也不受权利耗尽原则的限制。“[9]
狭义的版权穷竭论者在销售权与出口权是否穷竭的问题上与最狭义的版权穷竭论者的观点相同。但对于出租权和出借权则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对于一般作品（主要是书籍），其原件或复制件只要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售出或经其许可售出之后便失去了对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支配权，因而出租权和出借权同销售权一样，均告穷竭；但如果作品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则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的出租权和出借权始终归著作权人专有。换言之，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并不适用于版权穷竭制度，或者说是版权穷竭制度的例外。其理由是：“这些作品（指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复制件可以被轻而易举地以低于原件的成本制作，却几乎没有质量上的降低”。[10]当使用人有以低成本得到作品的机会时，他通常不愿付出较高的成本。因此，出租或出借的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存在着潜在的被擅自复制的可能。如果这些作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适用版权穷竭制度，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将受到极大减损。而在法律上将这些作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归著作权人专有，通过许可费的收取，提高了侵权成本，就可以达到维护版权人利益的目的。[11]阿瑟。R. 米勒和迈克尔。H.戴维斯认为，“首次销售原则保证版权所有者在其放弃所有权之前，有权禁止任何人发行其作品。另一方面，一旦开始销售，首次销售原则即允许新的所有者将其占为己有。因此，虽然一位版权所有者在把所有权转让给买主时可附加某些条件，但该买主将作品销售给其他人时并不构成侵权，即使版权所有者要求买者承诺不进行再次销售。版权法和发行权只能保证版权所有者有权控制所有权的第一次转移。首次销售原则的一项法定例外是针对录音业的规定，即禁止录音制品的商业出租、出借或者‘属于出租、出借性质’的其他任何行为”[12].
广义的版权穷竭论者认为，版权穷竭的适用范围除发行权穷竭外，还包括“精神权利部分穷竭”。[13]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精神权利部分穷竭”是指版权人在转让经济权利的同时有条件地许可权利受让人行使其部分精神权利。这一原则包括三层含义：①精神权利可以有条件转让，版权人在合同范围内行使一次即告穷竭；②这种转让不是绝卖，而是有条件地放弃或暂时放弃其中的一部分；③精神权利的转让仅仅是伴随相应的财产权的转让而发生的。这里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①版权人的同意转让的意思表示；②经济权利转让的种类；③经济权利转让的期限；④ 经济权利转让的地域范围。[14]还有的学者虽不主张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可以穷竭或部分穷竭，但认为作品一经发表，发表权就使用完毕，即发表权是可以“穷竭”的。[15]
上述三种观点均对销售权穷竭持肯定态度，分歧在于两个方面：①出租权、出借权、出口权等除销售权之外的其他发行权是否随着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的移转而穷竭；②作品中所包含的精神权利是否存在权利穷竭问题。对此，笔者的看法是：
首先，所谓精神权利，实际上就是著作权人格权。著作权人格权与普通人格权一样具有三性，即不可转让性、不可继承性和不可放弃性。[16]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表现，是作者人格的体现，是个性的反映。[17]因此，著作人格权和权利主体密不可分，作品完成之后，无论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辗转至何人之手，作品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仍归原权利人所有。[18]发表权实为“隐私权的延伸”，署名权属于“姓名权的延伸”，[19]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则属于名誉权的延伸。主张精神权利穷竭的观点否认了人格权的专属性，违背了民法和著作权法的根本精神，并与现代弘扬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宪政理念格格不入，因而是不能成立的。至于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发表权穷竭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所谓发表权一次用尽是一个客观事实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法律的强行规定所致。因为发表权即是“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作品一旦发表，作品中作包含的信息便已公之于众，“隐私”便成为“公开”，权利人的“隐私”已无从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 “（再次）公之于众（即发表）”的问题了。而权利穷竭则是立法者为了消除作为商品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自由流通的障碍，衡平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创设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法律的强行规定。如果法律仅赋予著作权人以专有权而不创设权利穷竭制度，权利人完全可以凭借其依法所享有的这种“垄断权”控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在市场上的流通，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获得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成本将大大增加。总之，精神权利穷竭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有害，必须坚决加以摒弃。
其次，最狭义的版权穷竭即主张除销售权穷竭外，出租权、出口权、出借权等权利均不随着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转让而穷竭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权利穷竭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适用只能及于该法的生效范围之内，超出这一范围，该法律制度的效力便荡然无存。正如我国著名版权法学者郑成思教授所言：“知识产权权利穷竭与知识产权权利本身一样，都是具有‘地域性’的。就专利权与版权来说，权利（例如销售权）在一国穷竭，并不导致它在国际市场上穷竭。”[20]因此，出口权不应受版权穷竭的限制。其次，在著作权法诞生之初，出租权和出借权（包括公共借阅权）与版权穷竭并不冲突，即出租权和出借权均受版权穷竭的限制。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新型作品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广泛产生，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著作权立法。众所周知，这些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易于拷贝（复制），从而这些作品的出借和出租大有取代出售的趋势，以致危及著作权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版权穷竭制度仍然适用于这些作品的出租权和出借权，显然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因此，如果说在科技文化不甚发达、作品类型单一的著作权法创立之初，出租权和出借权穷竭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作品，并与当时的现实生活相符的话，那么，在高科技复制手段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作品类型多样化的今天，如果仍然固守这一原则，则显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了。
总之，我们在理解或剖析某一法律概念时，一方面要遵循起码的逻辑规则，在追求法律的体系化效果的前提下，准确把握该法律概念的真正内涵，否则极易得出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和根本宗旨的错误论断。另一方面，法律概念并非希腊神话中的君主待客之床：高个子客人要被锯掉双足，矮个子客人要被拉长。相反，如果现实生活已经提出了法律概念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有必要修正原有的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21]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狭义的版权穷竭概念，包括三方面涵义：首先，版权穷竭是指发行权中的销售权穷竭，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首次销售权归著作权人专有，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擅自行使作品的首次销售权；其二，销售权只能行使一次，一旦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经权利人同意而进入市场后，则该作品作为商品的进一步销售，著作权人均无权控制。其次，出租权和出借权的穷竭问题应分两种情况：如果是一般作品，出租权和出借权适用版权穷竭制度，如果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则出租权和出借权应归著作权人的所专有，不适用版权穷竭制度。第三，无论何种作品，出口权均不适用版权穷竭制度。
（三）版权穷竭制度的效力
法的效力，即法对其所指向的人们的强制力或约束力，是法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一个法律规则是有效力的或被判断为有效力的，它所设定的义务就有资格得到它所指向的人们去服从和遵守，它所授予的权利或权力就必须和应当受到尊重，并在遭受侵害时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和恢复。[22]版权穷竭制度的效力是指版权穷竭制度对其所指向的人们的强制力或约束力。这里的“人们”包括三种：著作权人、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受让人、第三人（即社会公众）。版权穷竭对这些人的约束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发行权为著作权人所专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任何人均不得擅自行使该权利。
（2） 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经著作权人同意付诸流通后，著作权人便失去了对销售权的进一步控制权，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进一步转销、分销等活动，著作权人无权干涉。换言之，“获得了发行权许可的被许可人，无论自己如何转销，或者通过‘分许可证’再许可第三人分销，均无需再度取得版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版权人的‘发行权’使用一次后，就‘用尽’了。”[23]
（3）版权穷竭的范围仅限于内国发行权，即版权穷竭具有地域性。比如在德国的发行权穷竭了，并不等于说同一作品在奥地利的发行权穷竭，除非也满足版权穷竭的要件。[24]反之，经权利人同意在外国已经付诸流通的作品，再进口到内国，也并不导致内国的发行权穷竭。
（4）如果是一般作品，版权穷竭不仅导致权利人的销售权的“一次用尽”，出租权和出借权也随着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转让而穷竭。如果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则出租权和出借权归著作权人专有，并不随着这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转让而穷竭。因此，如果受让人将其所受让的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用以出租、出借或出口，将构成侵权。
（5）版权穷竭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以约定免除。“虽然一位版权所有者在把所有权转让给买主时可附加某些条件，但该买主将作品销售给其他人时并不构成侵权，即使所有者要求买主承诺不进行再次销售。”[25]即版权穷竭可以成为作品受让人的法定抗辩事由。
（四）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权利穷竭-版权穷竭与专利权穷竭、商标权穷竭之比较
“权利穷竭”是知识产权法限制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专利法中有专利权穷竭，在商标法中有商标权穷竭，在著作权法中则有版权穷竭。但在三种权利穷竭制度中，版权穷竭是最为复杂的一种。因为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垄断表现为信息的专利技术（专利技术的公开是发明人和设计人获得专利权的法定前提，换言之，在获得专利权之前，专利的技术内容着已为公众所知，无法为任何人所专有）和商标标识本身（其构成要素早已在商标申请和使用中公开，同样无法为任何人所专有），更重要的是垄断（利用专利技术生产的和附有商标标识的）产品。因此销售权是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核心，对销售权的控制成为专利法和商标法关注的焦点。为了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专利法和商标法分别（也只需）设立了销售权穷竭制度。而著作权法所关注的焦点是作品信息的传播问题。作品信息的传播有多种途径，包括出售、出租、出借、展览、表演、广播、播放、网络传输等。为了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著作权法对上述传播方式的控制权都必须作出合理的分配。因此，版权穷竭就不可能只是销售权穷竭，还要考虑出租、出借、展览、表演、广播、播放、网络传输等权利是否需要“穷竭”的问题。这正是下文所要探讨的。
二、版权穷竭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作品载体的演变与版权穷竭制度
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作品是信息集合。信息是无形的。要使这种无形的信息集合成为能在法律上加以控制的对象，就必须首先将其固定在某种有形的载体上，实现从“无形”到“有形”的转换，使其成为人类可感知和控制的对象。作品的创作过程，实质上就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转换过程，也就是将作品信息固定在有形载体上的过程。作品的传播过程，也就是作品载体的流转过程。尽管我们在研究著作权时应十分清晰地将作品与作品载体区分开来，但在事实上（而非法律上）、在生活经验上（而非法律的逻辑上），当我们谈起作品时，当我们试图将一作品与他作品区分开来时，所谓“作品”这一概念，都只能是指无形的信息集合的作品本身与有形的作品载体的统一体。离开有形的载体，他人无法感知作品信息；离开有形载体，作品的创作者无法实际控制作品信息；离开有形载体，作品的“创作者”因无法实际从事创作而至多只能称为“思考者”。因此，尽管著作权法不保护作品载体，但离开作品的载体，作为无形的信息集合的作品，也同样无法受著作权法的保护。[26]事实上，由于作品载体是连接作品信息与著作权的媒介（一方面，载体辗转至何处，作品的信息也如影随形地流转至何处；另一方面，著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均蕴涵在作品载体之中），从而使对作品载体的控制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各国著作权法关注的重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著作权法发展的历史，就是作品载体的演变史。著作权法的萌芽、产生和发展，都是由作品载体引发的。
关键词：赠与人；赠与合同；穷困抗辩权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了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这项权利在学术界有诸多称谓，如“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紧急需要抗辩权”。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是对合同法“有约必守”的一个突破和例外。一般情况下，已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可能构成违约。按约履行合同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看似违背了有约必守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它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基础
（一）合同法的公平原则
《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对整部合同法具有指导性意义。
与典型的双务、有偿性的买卖合同不同，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无偿性。即使有某些赠与合同中在订立时约定好给受赠人设定了一些义务，即《合同法》190条的附义务的赠与，这些义务也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义务，它们并不具有对等性。一般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单方履行义务，将自己的财物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单纯获益，双方的权利义务极度不对等。但由于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当事人不损害第三方、集体、国家利益，可以自由约定权利义务。另一方面，赠与合同的前因一般是感情因素，赠与人不会无缘无故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漠不关心的人。赠与人在选择受赠人时，或选择需要帮助的亲人朋友，或是给予特定困难对象，如捐助灾区。总之，赠与的前提一般是包含着赠与人的感情因素。
在合同自由原则外还有公平原则。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没有考虑公平因素时，合同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双方的公平。因为从整个社会利益看，合同法要促进长远的公平正义，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如果任由一方长久居于纯粹获利的地位，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公正现象，长此以往必然出现冲突矛盾，各方利益平衡局面将不复存在，社会现存平稳秩序将会被打破。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法律的天平也对赠与人做了倾斜性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合同法》规定了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让赠与人在“穷困”的特殊情形下，不因自己之前的赠与行为而雪上加霜。
赠与行为促进社会的和谐，是一种道德高尚的做法。正是由于赠与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诸多正面效应，《合同法》第十一章也是浓墨重彩地规定了赠与人的一系列保障性权利，包括法定撤销权、任意撤销权和穷困抗辩权，以更好地维护道德高尚者的权利，实现法的公平价值。
（二）情势变更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订立后现实情势发生了改变，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改变合同已经确定的条款或撤销合同，重新分配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利益和风险，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平和公正。
赠与人穷困抗辩权的规定正是蕴含了这一理论基础，赠与人本是出于善心做出善举，给予受赠人帮助，但在合同成立后若情势变更，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有充分理由根据情势变更这一法律规范免除继续赠与的义务，以维护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生活，这时也不能苛责赠与人必须继续履行赠与合同。
二、穷困抗辩权的性质
从穷困抗辩权面世之日起，有关它的性质一直是民法学家们热衷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目前学界关于其定性主要是围绕它属于撤销权还是抗辩权展开讨论。之所以要厘清穷困抗辩权的性质，是因为不同的定性，将会带来不一样的法律后果，切实影响赠与人和受赠人的利益。
众所周知，民法中权利主要分为四大类：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它们区分的标准是作用不同。有的学者主张穷困抗辩权是撤销权，主张按撤销权的法律后果来运用195条。撤销权是形成权的一种，形成权是指依照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导致某一既存的法律关系变动（发生、变更、消灭）的权利。《合同法》中规定了若干撤销权，如：效力待定合同中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此外在赠与合同中还专门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的情形。笔者认为，按照体系解释的解释规则，在法条具体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后，再将穷困抗辩权界定为撤销权是不正确的。
显然，第195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法定撤销权的情形，也比任意撤销权的要求严格，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具有独立的价值。赠与人要适用穷困抗辩权，需要具备不同于撤销权的独特条件：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此外，法条中“不再”意指不继续，应解释为以前履行的赠与部分不溯及，依然有效。但是我们都知道撤销权的法律后果是要溯及既往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穷困抗辩权不是一种撤销权。
在撤销权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应定性为一种抗辩权。抗辩权是指根据请求权人的请求，得拒绝给付的权利。而根据行使了抗辩权是抵挡一时还是永久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又可将抗辩权分为一时抗辩权和永久抗辩权。合同法中著名的同时履行抗辩权、顺序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是典型的一时抗辩权；而诉讼时效抗辩权是永久抗辩权的代表。《合同法》第195条明确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赠与人可以不再继续履行赠与合同，符合抗辩权的特征。并且，法条中“不再”一词，应解释为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即告终了，即使赠与人又恢复了可赠与的经济条件，赠与合同也不应继续履行，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是一种永久性的抗辩权。
三、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
由于穷困抗辩权是突破合同有约必守原则，依据公平原则保障赠与人特殊境遇下权利的一项规定，所以适用穷困抗辩权必须满足法定条件：
（一）合同成立后尚未履行完毕前，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
赠与人主张穷困抗辩权有时间限制，必须在合同成立后尚未履行完毕前，如果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再允许赠与人使用穷困抗辩权有损受赠人的感情和利益。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既包括积极财产的明显减少，如收入降低；还应包括消极财产明显增加的状况，如债务增多。
（二）赠与人的经济状况的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
单凭赠与人经济状况恶化并不一定免除其义务，如果这种恶化没有对赠与人产生严重影响，其还有能力继续履行赠与义务，赠与合同要继续履行，只有在恶化到“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时才能适用穷困抗辩权。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应对法条精神做以下解释：对于家庭生活来讲，经济状况的恶化包括严重影响其生计，妨碍赠与人履行法定扶养义务。如果赠与人家庭生计都保障不了，法定扶养义务都履行不了，还严苛他履行赠与义务，有违社会基本道德要求。对于“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在实践中尤其指的是法人赠与的情况。当赠与人是法人时，如果其生产经营遭遇重大变故无法继续履行赠与，便可以援用穷困抗辩权。
对于赠与人援引穷困抗辩权的法律后果，在给穷困抗辩权定性时已经分析论证。依据法条，“不再”即“不继续”“终了”的意思。一方面，由于穷困抗辩权的抗辩权特征，赠与合同已经履行部分，赠与人无权要求受赠人返还；另一方面，双方权利义务归于消灭，即使尔后赠与人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有能力赠与，赠与合同也不再重新继续履行。（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每年假期是美国慈善募捐活动高峰期，富有爱心的人们纷纷出手，大部分捐款涌到了各类宗教和教育机构那里，奉献给特定的事业，比如保护濒危物种、消灭疟疾等。人们很少会考虑直接把钱送到穷人手里，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直接把钱送到穷人手里以及政府援助，才是最有效的。
独特的捐助体系
2008年，四位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保罗·聂豪斯、麦克尔·费、罗希·万楚和杰里米·夏皮罗—初次接触到这种经济学理论：无条件现金转移是对抗贫穷的最有效武器。在此之前，他们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及反贫困援助，发现现实令人沮丧。
在印度，政府向穷人发放食品和失业补助，但每一美元中约有50%到60%因为腐败而“流失”；私营慈善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捐款在流向穷人手中的过程中经常被“揩油”。·尤努斯成立的格莱珉银行致力以小额贷款形式帮助穷人脱困，广受媒体热捧，名流们也趋之若鹜，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小额贷款没有帮到最贫困人群，很多借贷人最后拖欠贷款，导致债台高筑。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试行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政府根据贫穷家庭的表现给予适当的福利补助，比如帮孩子交学费，让他们接受教育，或者送病患去医院，以达到缓解贫困的目的。但这种模式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很难模仿，比如非洲的贫困国家，无法有效实施。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校或者医生来替新增的客户服务，要求穷人接受这样的援助就没有多少意义。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援助界许多主流模式都不理想。这四位一直热心于与全球贫困作斗争的专业人士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根据“无条件现金转移”理论，构建自己独特的捐赠体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试行方案：从亲友中间筹集一笔款项，以10个月为期，在肯尼亚农村地区选择一些贫困家庭，直接向每家发放1000美元，让他们自行选择，用这笔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他们希望受益者能把这笔钱花在营养、健康和教育上，但是，理论上说，对方也可以拿它去买酒或者。一切都由受赠者自己决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宏大的发展议程，没有中间人，没有外国人坐着车跑过来指手画脚。换句话说，跟肯尼亚大多数非政府援助组织都不同。
直接给钱，行之有效
实验证明这种模式行之有效。
三年之后，他们将这种私人行动进一步扩大化，成立了慈善组织GiveDirectly（意为“直接给钱”），除了直接捐助，也接受公众在线捐赠。人们捐给GiveDirectly的每一美元中有92美分通过M-PESA转移到肯尼亚贫困家庭手中。
M-PESA是一个手机银行服务，在肯尼亚有11000名商，很多贫穷的肯尼亚家庭都拥有一部可以使用M-PESA的手机。对于没有手机的家庭，GiveDirectly会提供一张SIM卡，将捐款打到这张卡上。每个月受捐者带着手机或SIM卡去到一位M-PESA商那里，商根据约定，以每次200美元的方式将钱发放。受益者一般只需在路上花费42分钟，交通费只需要64美分。
GiveDirectly选择受助者的时候主要是看房子，首选那些住土房或者草房的人，而不是使用水泥和铁皮等更耐用建材的。在肯尼亚乡村，这是相当肯定的贫困标准。被选中接受GiveDirectly援助的家庭通常每人每天只靠65美分过活，40%的家庭在一个月至少有一个孩子一整天都没饭吃。
从现场反馈回来的信息很令人振奋。据聂豪斯透露，GiveDirectly计划的受益者多将这笔钱用于购买食品和可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的家庭改善活动，比如装上防雨的铁皮屋顶，部分家庭投资于可以产生利润的行业，比如养鸡、农业生产，或者卖衣服、鞋帽、木炭。
据统计，自2011年以来，GiveDirectly已经选出1669个肯尼亚家庭，完成1503次现金转移，捐助金额最少一笔为200美元。援助产生的效果相当可观：报告孩子一天没饭吃的家庭减少了33%，投资于土地、农业物资、家畜和住房（包括铁皮屋顶）的家庭则增长了一倍多。
他们会把钱浪费在烟酒上吗？
虽然发展得红红火火，但在慈善领域，GiveDirectly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它可能是业内唯一通过网上募捐，并把私人捐款直接无条件发放给资助对象的组织—不要求对方开展生产经营，不要求给孩子打疫苗，也不是派发蚊帐、太阳能灯之类的东西。
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做法可能比较合理高效，但在非营利世界中，政治学更加复杂。现在圣迭戈大学担任教授的聂豪斯说，曾经尝试过“无条件现金援助”的专家都非常支持这一模式，问题在于要说服非政府组织投资于这样的项目。“我们跟非营利界的人谈过，他们说在行业内部很多人反对无条件给钱。”聂豪斯说。“他们说：如果这样干行得通，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都要失业了吗？现实中存在这个行业，就是要替穷人拍板，替穷人决定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2007年，内罗毕大学发展研究院估计，肯尼亚的援助组织已从1997年的836家扩张到了2005年的4099家。而据经合组织统计，光是2011年，就有大约510亿美元发展援助资金送到非洲。随着这些资金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但是效率却没有同步跟上。“这个系统奖励那些会讲故事的、大品牌的，而不是最有效的组织。”《为了所有人的慈善：为什么慈善机构节节败退，如何更好地给予》一书作者肯·斯特恩（Ken Stern）说：“人们在研究慈善效率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少了。”
“捐赠者习惯于把钱捐给大型国际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把一部分钱用于管理和筹款，然后与海外类似组织合作，实施一些项目。”聂豪斯说，“那些合作伙伴组织也有自己的成本体系。因此，每个代表穷人要钱的组织都应该作出论证，让人们相信由他们做决定比穷人自己做决定更好。”
对GiveDirectly理念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效率不是一切。在印度，有人鼓吹应用直接现金转移代替政府补贴，但遭遇公众反对，他们既担忧发生“大规模社会排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又担心现金补助不像食物，容易被穷人滥用。聂豪斯和费都表示，潜在捐赠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他们会把钱浪费在烟酒上吗？”
这种怀疑不少源自陈旧的偏见。聂豪斯说，在美国，贫穷和无家可归常常是和精神不正常、成瘾有关，但在肯尼亚农村地区，情况不是这样。在那里，大部分人之所以贫穷，只是因为“不幸生在非洲”。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现金转移受益者较少把钱花在香烟、啤酒等“诱惑物”上。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伊瑟·达夫洛（Esther Duflo）已经证明，在南非，贫穷人口会把社会福利金的一半甚至更多用于储蓄或者投资。与此同时，普通美国人只会把收入的不到百分之五存起来。随着规模增长，GiveDirectly将继续搜集数据，消除这些偏见。
在筹款活动中，GiveDirectly强调的是数据。虽然在慈善世界，数据未必能战胜一张痛苦的儿童照片或者一个战胜贫穷的鸡汤故事。“捐款人容易被感人的故事打动。”费说，“我们试着后退一步，专注于产品和影响。数据不像故事那么诱人，但它基本准确。”
这种模式可能具有的弱点，比如住草房、土房的人未必一定比住铁皮房的人穷，也可能是因为前者理财能力较差，选择特定目标捐赠也可能造成人际矛盾等，GiveDirectly正逐步调整和应对。
一开始GiveDirectly是跟各个村庄的长老合作，寻找住房条件较差的受益人。但是有一次，一位长老将住房条件尚可的亲友安排到其他家有草房或土房的人家里，以便把捐款安排给自己钟意的人选，此后GiveDirectly便停止依靠村庄里的长老，而是自行遴选。目前，GiveDirectly正在进行随机抽样评估，以确定到底是在村里找最穷的几户资助，还是把钱给整个村庄（包括那些可能不那么穷的）更好。
达夫洛和其他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表明，与父亲和祖父们相比，母亲和祖母们更倾向于把钱花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等福利上，因此这个评估也会考虑GiveDirectly的男性和女性受益者如何花费他们收到的钱。至于GiveDirectly的捐助对村庄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比如会否催生矛盾和嫉妒，尚不可知。
对于那些导致贫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政府腐败、性别歧视、缺乏高质量就业机会、缺乏学校和卫生设施，针对个人的无条件现金转移作用不大。解决那些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慈善，还有政治和宏观经济手段，以及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紧密配合。但作为一位个人捐赠者，如果你关心的是让穷人的生活更容易一点，能发挥更大个人潜力，那么GiveDirectly模式值得考虑。
现在GiveDirectly已经收到热情洋溢的好评。去年11月，只有三个慈善组织获得行内垂涎的GiveWell网站推荐（一个进行详尽的慈善评估的网站），GiveDirectly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成就，加上详尽的数据展示，帮助GiveDirectly筹得500多万美元， 其中240万美元来自Google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奖，该奖专门资助“用技术手段和创新方法解决人类最棘手挑战的组织”；13万美元来自Facebook共同创始人、媒体神童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去年8月，他还加入了GiveDirectly的董事会。
《大西洋月刊》记者达娜·戈德斯坦为GiveDirectly捐了200美元，在报道美国贫穷现象七年之后，她意识到，许多援助行动只是给穷人的生活增加了无用的负担和限制，而对方真正需要的只是手头有点余钱，应付家庭具体难题，比如补好漏雨的屋顶，修理坏了的车子。
关键词：高校；高学费、高补助政策；贫困学子；证伪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238-02
中国在1997年开始建立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自1999年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政府财政补贴相对不足，学费出现快速上涨的势头，截至2006年，中国公办本科院校的收费标准均值已达到4 343.2元/年。而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农民人均工资收入仅为1 175元。可见，中国当前高校学费水平已处于高位，家庭承担难度在不断加大，高学费把很多本应接受高等教育的贫困学子拒之门外。但目前国内有少数学者认为“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提倡继续增加高校学费，按一定比例将学费用于助学金，这样就能解决穷人上不起学的问题。这种思想与西方的“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如出一辙， 但在西方广泛运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政策能否适用于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形势？事实上，在现今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不断凸出，“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有益于贫困学子的论断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现实实践中都是不能成立的，能使所有穷人上得起学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的结果只能剥夺穷人受教育的权利致使其最终丧失脱贫致富的动力，中国的社会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社会发展将会更加不公平。
一、“高学费、高补助”政策不益于贫困学子的理论分析
1.无法达到“怕累托改进”的效果
提高学费是高校改革的一个方面，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而不是怕累托最优，我们不可能不触动所有人的利益而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都变好，我们要做的只能是使少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使大多数人的境况得到改善。但现在来看，提高学费触动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Carolyn
P. Griwold &Ginger Minton Marine[1999]认为，“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有益于低收入学生是以牺牲中等收入学生为代价的。而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无疑是高校学生的主要群体，况且“高补助”能否覆盖所有贫困学生仍是不定之论，可见，提高学费除了不会影响高收入家庭学生之外，会触动大多数学生的利益，甚至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糟。
2.“马太效应”抵消了“滴流效应”的作用
“提高学费，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样就能解决穷人上不起学的问题”这无疑体现了“劫富济贫”的思想，把富人的钱拿出来救助穷人，把这个思想扩大一下就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滴流效应”，是指经济发展的初期不可避免的存在贫富分化和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增长。因为只要经济增长中直接受益的富有阶层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就会扩大就业，增加贫困者对生产要素所需的提供，这样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会滴落到穷人身上。但“马太效应”即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同样作用于分配领域，并且在现阶段中它的作用明显大于“滴流效应”。如果提高学费后，能使富人的钱全部用于资助所有的贫困学生，而且使他们的状况比不增加学费时还要好，那“滴流效应”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还有更大的可能出现，那就是因为高昂学费把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拒之门外，他们没有机会享受“高补助”的待遇，不能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摆脱贫穷的命运，而有能力支付高昂学费的富人享受到了高质量的教育，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的收入。这时“马太效应”就抵消了“滴流效应”。
3.“价格歧视”下增加的福利流入高校而非受助学生
“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中可视为一种“价格歧视”，富有的学生对享受高等教育的支付意愿高于贫困学生。通过收取高学费并有选择的提供助学金，高校实际上是根据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对享受教育的评价来向他们收取费用，这种行为与价格歧视的垄断者的行为如出一辙。而且目前，高等教育产业是一个垄断产业，并非所有学校都可介入，其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消费者不具备对教育消费讨价还价的能力。垄断者通过实行价格歧视，可剥夺所有消费者剩余，虽然价格歧视可以增加经济福利，但表现的是生产者剩余更高而非消费额者剩余更高。可见，“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真正受益方并非贫困学子而是高校本身，此政策只是高校成本补偿的有利方式，不能有效解决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
4.从“斯勒茨基方程”看“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效果――使所有学生的境况都变坏
“斯勒茨基方程”表明需求的总变动等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和。高等教育可视为一种正常商品，即收入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那么，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方向就会相同，价格上升意味着需求会因替代效应而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收入相对减少，需求也会下降，这两种效应相互加强，共同作用于总需求的下降。高校提高学费，学生会选择其他教育方式，这种替代效应使高等教育需求减少，同时学费的提高也意味着家庭收入的相对减少，产生的收入效应同样影响需求。那么，如果高校实行高补助政策，能否挽回需求减少的状况并改善受助学生的境况呢？以下将以“斯勒茨基方程”为基础，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分析消费者的偏好变化情况。为简化起见，假设所有增收的学费都用于资助所有的学生，假设高等教育收费价格从p上升至p′（p′= p+ t），受教育者由x减为x′，高校提高学费得到的收益是R = t x′= （p′- p）x′，y表示受教育者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并规定价格为1，那么最初预算约束为px+y=m，而提高学费并接收到补助后的预算约束将为（p+t）x′+ y′= m+t x′，消去方程两边的t x′，得到 p x′+y′=m，可见，（x′，y′）在最初的预算约束下是可以支付的起的，但消费者却最终选择了（x，y），所以事实一定是对（x，y）的偏好超过对（x′，y′）的偏好，即“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实施后，受教育者的境况变坏了。
二、“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有益于贫困学子证伪的现实分析
1.“三座大山”抑制总需求和经济增长，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是促使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增加，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现在正在积极寻求稳定房价，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措施，这时再增加学费无疑是有悖于国家政策的初衷。三座大山的日益沉重加大了居民的支出预期，致使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呈明显下降趋势，社会需求将明显不足，而中国现阶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出口优势会逐渐弱化，唯有打开内需才是应对人民币升值下经济增长的关键。
2.教育是个特殊的产业，不能市场化
在中国渐进改革的今天，如果教育等同于其他产业，改革也围绕市场化进行，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离公平民主越来越远。增加学费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影响了他们的消费水平，日益高昂的学费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丧失了摆脱贫困命运的机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加深认识。市场经济的建立不是把所有的领域都交给市场，这是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定位问题是一个关键，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才应该积极发挥作用，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并消除因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分配不公，而不是使这种分配不公愈演愈烈。教育改革的最终就是使教育成为准公共产品，使大多数学生有能力支付学费，承担部分高校成本补偿，而不是市场经济下追求利润最大化。
3.“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实施难度很大
如果增加学费，增加多少？拿出多少用于助学金？能保证所有的贫困学生都能收到资助吗？如何监督这部分资金是否落实到位？怎样确定学生家庭是否贫困？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将会使这项政策实施难度加大，可见它不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即使这一切都落实到位，那么实施成本会是多少？据了解，吉利控股集团向社会捐助5 000万用于贫困学生上学，为了监督这笔资金落实到位，后期监督成本就高达200万。高校能够在较低的监督成本下加强政策的实施到位，还是最终利益都流向了别处，一切皆是不确定性。
4.只能加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平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丰富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谋生的能力。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2.1倍，是初中毕业劳动者的1.4倍，是高中毕业劳动者的1.2倍。所受教育程度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如下表所示：
知识水平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联合国一项调查，转引自 郝铁川《人才强国：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载《人民日报》2003年12月30日。
使所有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重要标准。提高学费，使众多贫困学子无法通过享受教育摆脱贫困，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却可以尽享教育带来的高素质、高收入。这样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局面只能深化社会矛盾，加大贫富差距。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年6月30日报道，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最近也表示，解决美国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不是没收富豪的游艇，而是提高教育水平。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也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穷人致富”。而穷人致富的根本途径是享受高等教育，让更多的穷人接受教育，不会因为贫困交不起学费而丧失受教育和摆脱贫困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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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谢强.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及应对之策[J].探索，2006，（2）:101-104.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政府职能和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财政模式从国家财政转向公共财政。因此,认知公共财政的内涵和特性,对搞好政府采购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政府采购改革的认知更新。
一、公共财政的经济本意
契约论认为,国家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或受托人,必须服从人民意志,是为人民服务和谋利益的“公仆”,就必须实行公共财政。“财”指财富和货币,“政”为国家理财政策和活动。斯蒂格利茨说:“‘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分配及经济活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公共财政”已成为我国财政改革的必然趋势。
(一)市场经济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却存在缺陷。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是用效率和公平两个基本原则衡量。帕累托认为,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拥有福利偏好,形成自我福利感觉、选择和评价。由此,市场竞争均衡达到资源分配效率最优:一是无法再使各方境况更好;二是不再使某一方境况更好,而不使另一方境况变坏;三是交易收益已尽,没必要再交易。由于无数消费者有无数偏好,意味着帕累托效率有无数解分别与无穷多收入方式相对应。市场的价值规律必然产生普遍贫富差距扩大,表明帕累托效率缺少分配公平内涵,不考虑分配公平问题。但现实中,任何个人福利收益,都首先要求财富公平分配,没有公平,无法实现效率最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却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飞跃向前发展,致使国民财富的增长与人民贫困的加重本来就是一回事”(《资本论》第一卷,第84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资本主义的历史证实,两极分化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危机,如果政府片面追求市场效率,忽视公平,会使市场经济从适应生产关系变为生产力的桎梏,最终丧失效率。因此,国家必须矫正市场经济缺陷,即运用国家干预“看得见之手”弥补市场机制“看不见之手”造成的分配不公。
(二)市场无法满足公共产品需求。人们消费有两类: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公共产品指使公众共同消费受益的产品和服务,与私人消费品相比,它具有消费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消费公共性等特点,会产生普遍“搭便车”的“吃白食”或“蹭吃蹭喝”现象,即市场失效。社会发展对公共产品需求增大,分配不公则导致富人与穷人对公共消费差距拉大及更多失业和贫困群体。因此,弥补市场缺陷,是公共财政重要任务。
(三)公共财政的“公共”含义。公共财政以公益为核心,不断加大公共消费的权重。
1、“公共”的本质内涵。只有国家(政府)代表和主导社会“公共利益”时,财政才有“公共”意义。中国曾是小农经济社会。马克思说:“小农经济中,劳动者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封建国家财政,是君主统治的“家国财政”,虽有“国家”之名,但为君主一家私利,没有“公共”之实。公共意识产生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秩序和财产私有制”的思想,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公平交易。生活中,资本与权力天然“联姻”,使富人要比穷人更具有实力维护自身利益;相反,穷人总是弱势群体,其微小利益最易受侵害。18世纪英国有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却不能进。”其意表明,在法制的社会,即使再穷的人,其寒舍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抵御强权的能力。而在《红楼梦》中,贾府的豪宅,风不能进,雨不能进,但皇家锦衣卫却可“奉旨”抄家。因此,“哪里没有社会公平,哪里就没有市场的平等。”(哈耶克)只有建立起维系公平正义的政法制度,才能使国家财政成为“公共财政”。
2、公平是公共财政根本标志。马克思认为,公爵与鞋匠的先天差别,要比家犬与猎犬的差别小得多。政府是掌管财政的主体,但无论“精英、清官”多么英明正确,也无论他们如何诚挚表白自己是真正代表民众利益,但一条客观“铁律”是:权力总是在“非神化”常人手中。作为人,绝不会因权位高贵而必然更加高尚或格外超凡;属于人性弱点亦然有之,他们成功仅在于后天自我塑造和仕途机会。权力能够带来更多私利,因此,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当“公仆”异化为“主人”时,必然导致,使财政丧失公共性。哈耶克说:“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个人手里,才没有人拥有控制民众的权力,我们才能够以个人权利来自主行事。”孟德斯鸠说:“只有国家权力不被滥用时,人民才有自由和平等。”由此:评判政府执政好坏,并不是它代表多少民众利益或职权大小,而是它能否向社会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3、全体公民利益的集合。公共财政不仅仅体现某些局部个人利益或某些人代表的“公共”利益,而是体现全体社会成员个人利益集合的社会共同利益,它保护和促进私人利益,而不是与私人利益对立,更不危害个人利益。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更不是某些“精英”的臆想或“政绩”。
(1)人的本质是社会人,具有共性和共同利益,恩格斯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构成公共利益的基础。
(2)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的社会化”,体现公共财政“以民利为本”。哈贝马斯说:“就其私人来讲,资产阶级的个人既是财产和人格的私有者,又是社会总资本和民众集体中的一员;既是资产者,又是个人。因此,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领域永远是建立在组合为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个体性和社会性、私人和公共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穆勒认为:个人才是最真实的存在,个人是社会共同体,如民族、国家、社团或家族的组成基因。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凡一切聪明或有用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然是出自具体个人。韦伯认为,在当代,谋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资本经营变得越来越依靠可依赖和可预测的国家机构,而国家的生命活力从来就是来源于企业和民众的税收。两者为了彼此生存,在繁衍和发展道路上日趋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可见,公共财政就是建立在公众的私人,或私人的公众双重利益基础之上。其中,私利是公共利益基因和公共财政的源泉,公共利益是为了满足民众个人的社会需求。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否定,而是相得益彰。因此,公共财政是“民利为源,民生为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共财政的关键在于公共权力执掌者是否出于公心、公理和公益,是否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p#分页标题#e#
(3)公共性与国家性。马克思认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社会主义,将把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博物馆,与纺车和青铜器陈列在一起。显然,公共需要是永恒的,而国家却是历史的。现实中,国家是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机构,但不等于财政的公共性让位于国家性,相反,是国家性服从公共性。因为:满足公共需要是国家职责,也是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世界上没有任何纳税人愿意花钱雇用一帮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这表明:1)市场经济中,公共财政根本问题是“利民还是利政府”。政府既是公共权力机构,也是特殊“产业部门”而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除此之外,政府没有任何其他利益。凡不属于公共需要的事项,都不得纳入财政预算。2)公共财政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以财政资金规范业务原则、投资方向和规模。评价其结果最重要尺度是社会公平和正义。马基雅弗利认为:如果没有正义,国家(国王)与一伙江洋大盗没有区别。3)公共产品的成本与财政支出直接关联,其业绩是符合公共需要,而不是为政府“脸面”增光或改善自身利益,严防和杜绝政府采购中的寻租和。
二、政府采购是实现公共财政特性的重要体现
政府采购是实现公共财政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公共财政的特性:
(一)本职义务。政府弥补市场失效的成本是由税收承担的,因此,“市场能干的,财政就不必管;市场不能干而需要弥补的,财政就应做好。”由此区分了政府采购与企业商业采购的内涵和范围,使其具有“公共性”。公共财政中,没有“臣民”,只有“公民”。前者强调政府权力而要求公民义务;后者强调政府义务而主张公民权利。因此,公共财政的政府采购是政府应尽义务,而非特权。
(二)公平正义。政府采购提供公共产品,体现了公共财政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矫正社会分配不公,避免贫富差距扩大化和社会经济失衡。公正表示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和“不偏不倚”;否则,意味着政府偏护或支持某些人(往往为富人),歧视或排挤另一些人(总是穷人)而使公共权力丧失公正,既破坏市场规则,又使政府失信和失职。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和公信,首要是政府必须尊重保障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哪怕是最卑微公民的权利。例如一个乞丐的生活,很可能让“官员”感觉厌烦,但也应得到公共财政的关怀。因为,公共财政公正原则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相同一致的,其意义是:在法律面前,每个人与政府都是平等的。政府必须除去一切偏见秉公办事,其公共服务让所有公民共享,而不论贫富贵贱。
(三)非盈利性。市场经济中“搭便车”现象抬高成本,造成资源浪费。只有公共财政满足公共需求,才能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政府采购是非盈利性活动,不仅是商务交易,还是政府调节收入、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手段。
(四)法治化财政。为保障政府采购的公共性,必须将其置于法律约束。法律规定公民有知情权,包括审察和监督政府采购的一切决策和资金使用。于此,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示财政状况和公开账簿,使纳税人知道自己缴纳的钱怎么花?花在哪?花了多少?花得合理与否?效果如何?因此,公共财政最重要是建立公众对财政收支的了解、参议、审核和评价的民主制度和法律程序,实现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民意化,形成公民对财政预算和收支进行控制约束和规范监督的公共理财制度。美国财政学家J.乔伊斯说:如果没有对财政收支用途约束,它就很容易变成政府决策者的私人钱包。
三、公共财政的公平与效率
公共财政主要目标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2006年世界银行对社会公平提出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成就应主要取决于本人主观才能和努力的可控因素,而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等不可控因素所限制;二是人人有“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等基本人权的权利。“机会公平”并不是“把所有人放在同一起跑线上”,那样,恰恰是“机会不公平”。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公平”就是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通过出身获得更多资源优势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出身资源较少的参赛人竞争时,必然破坏社会公平的内涵。只有国家用政策使“公平权利分配优先于市场公平竞争”,才能真正实现机会公平。根据米勒“应得原理”,市场“机会公平”的实质是“谁付出主观的可控性努力越多,谁分得报酬就应越多”。公平尺度必须是“删除”了人的不可控因素后付出的主观努力,或者说,没有这种“删除”则市场经济无法实现公平竞争、公平交易和公平分配。然而,唯国家才有资格、能力和责任进行这种“删除”。因此,实现“机会公平”,关键在于:一是国家是否进行这种“删除”,二是“删除”是否公正合理。为此,需要政府合理适当的“限有余而补不足”,即用公共财政调节和缩小人们之间“机会不公平”:“限有余”是以所得税及遗产税等对富人适度节制;“补不足”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对穷人支援补助。人人有“避免剥夺享受成果权利”在于:社会任何时候都不应有绝对贫困化,每个公民应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政府向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生活和教育保障,为一切尚未基本温饱、健康和受教育的弱势贫困群体给予托底救助。
(一)公平与效率的意义。
1、对公平的理解。税收是财政源泉,税制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有两种理解:一是利益原则,即根据公民从财政支出所能享受利益大小确定税负;二是能力原则,即按其纳税能力规定税负。利益原则不能精确计算,故只在汽油税、公路税、保险税等少数税种应用。而所得税是从能力原则体现公平,其标准:一是客观标准,以公民实际所得量纳税;一是主观标准,按公民因纳税感受的财富“牺牲”程度为标准。具体有:(1)水平公平,“同等的人应同等纳税”。但很难确定“同等”,故税收中只是原则要求。(2)纳税额绝对均等。所有纳税人,无论贫富,实行同等税负。(3)比例均等,用固定税率使各纳税人感受财富牺牲程度与其收入呈正比。(4)边际均等。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一人收入越多,边际效用越小,反之亦然。人的纳税能力与收入呈正比,与收入边际效用呈反比。因此,采用累进税率,使全体纳税人税后所得趋于相同;各纳税人因不同收入感受的边际牺牲程度趋于均等;全社会纳税“牺牲”程度最小。公共财政公平标准:A要素禀赋标准:在人人法律平等基础上,实现大多数劳动者有收入;收入量由市场竞争及劳动者能力和努力决定。财产继承、教育机会、出身地位等不平等因素不作为收入分配根据。B社会效益公平:社会总福利和平均福利最大化。基于人道主义,不以天赋能力不平等作为经济福利差异根据。国家保障所有人免遭贫困;保证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和受灾遭难的人都能够得到社会救济。1974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说:“多生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报酬;同时,消除任何个人或家庭被迫处于某种最低生活标准之下,而不论国家生产力如何。”C平等准则:社会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简单总和或平均水平相加,因而,社会公平最困难是如何使全体成员共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分配实质是协调利益平等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国家必须保证最低收入者福利。#p#分页标题#e#
2、效率意义。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不同:微观效率是企业经营效率;宏观效率指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主要有:(1)衡量效率的标准。实现商品和劳务总体有效生产,使每一项资源应用水平达到:总净社会效益非负和总社会效益与总社会成本的差异最大化。即:总社会效益-总社会成本=总社会净效益>0总社会效益-总社会成本=总社会净效益→max第一标准说明资源配置有效性,第二标准说明效率“水平”最大化。(2)效率社会因素。市场经济高效率需要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垄断、负效应外溢、信息不对称、政府寻租等不良行为,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公平和对公共利益损害,造成资源浪费。企业常有负效应外溢,而公共财政效率则必须计算社会成本而有更多社会内涵。
(3)公共效率评价。公共产品非盈利性则很难做纯经济效益估值,因此,公共效率只能通过受益程度“模糊”计量:A对公共效率直接受益者测度,如电力、自来水、燃气等。B间接受益者。许多公共产品受益者是动态、间接和多元的,其效率不能单用经济指标、必须采用专门技术和社会评价指标计算。如教育、公共卫生等。C全民受益。全民受益的公共产品都是间接的,即使用社会综合指标也很难测度。但提供这部分公共产品是政府天职,也是衡量政府执政优劣的指标。内容有国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
(4)社会成本。公共产品成本主要通过政府采购计算,但作为评价财政支出的社会成本,有非常严格的界定,即政府采购形成的社会成本,购买商品(劳务)必须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价格,没有任何腐败、浪费或决策失误的内容;另外,公共事业造成环境污染必须补偿,否则,政府采购是低效或无效。因此,政府作为信用、节约和环保的科学发展倡导者,不仅在政策和口号上,更重要是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使政府采购诚信、节约和环保。
3、公平与效率关系。教皇约翰说:“在公共利益与公共机关结构和职能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道德法则要求公共机构致力于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也要求在达到这一目标时具有效率。”,公共财政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确保公平,兼顾效率”。其原因是:
(1)公平是公共财政的本意。现代法理认为,公平正义始终高于政治,先有公平,后有合法性。美国学者德沃金认为,财富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美德和社会质量。任何政府要求全体公民忠诚以获得统治权,它就必须对全体公民命运表现出平等关切,否则其合法性就受到质疑。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的产物,分配不公平必使政治缺乏合法性。基本逻辑是:一个企求公平分配的政府,形成良性法制,进而具备合法性。公平是检验政府财政是否合法与良质的试金石。
(2)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自然法则和人的天性偏好及美德,是人性存在的基础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格老秀斯认为,世界存在两种基本法则:自然法和意志法。前者是人天赋自由平等的本性,是普遍、永恒和神圣,适用一切时代和民族国家;后者是可变的,必须符合自然法。对此,美国经济界有个称为“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参与者A和B。给A100美元,由A提出能被B接受的分配方案,如A方案被B认为不公平而拒绝,100美元收回,A和B收益为0。A和B彼此不了解对方,游戏后永远不再打交道。如按经济学一般逻辑推理,A提出方案应尽可能少给B,如1美元,以使自己得最大利益;相应B也会接受,因为接受1美元总比得0好。该实验在各类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阶层人物中进行几百次,金额从100美元到几万美元多种情况。结果A提出的分配方案大多数趋向公平,最多的分配比例是50%。实验结果突出体现了人类追求公平的天性倾向。斯密说:“无论人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但在其本性中仍存有某些自然天性,使他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并以他人之幸福为自己生活所必需,虽除了看到他人幸福时感到快乐外,他别无所获。这就是怜悯和同情。我们常常悲人所悲,忧人所忧,这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实,根本无需证明;与人性的所有原始感情一样,这种情感决不只为道德高尚之士所独有,尽管他们这种情感特别丰富。”市场主体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相互的利益竞争,也无法彻底磨灭人的与生具有的正义和公平之心。
(3)公平可提高人的幸福感。公正意味着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是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朱熹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马克思说:商品经济天生就是公平和平等互利的。人类文明表明,当人们满足基本需求后,必然产生更高境界的精神需要,如果社会缺少公平精神,即使是“先富裕起来”的人也不感幸福。2006年12月,《南方周末》对中国富人进行“幸福”调查,84%的富人因缺少安全感而觉得不幸福,。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贫富矛盾加剧,形成贫富“低烈度战争”,于是,无论穷人和富人,都难有幸福。
(4)维护公平是政府首要任务。实践中,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机制激励所有人争先恐后追求效率,却轻视公平,因此,社会最需要政府维护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位,使市场“看不见之手”与政府干预“看得见之手”联合起来追求效率,加大贫富差距。这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短期行为,是以牺牲社会正义而追求个人“政绩”的变相“寻租”。没有效率的公平是社会的负担;而没有公平的“效率”是威胁社会的病患。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只要不真实,就必须拒绝或修正;同样,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如何有效率,只要不正义,就必须改造或废除。”[1]
(二)公平是促进效率最有效机制。效率与公平并不矛盾,效率目的是将经济“蛋糕”不断做大,而公平目的是更公正划分“蛋糕”。发达国家历史证明,一国仅靠效率,很难将经济“蛋糕”做大,即单纯追求效率而没有公平分配机制,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和经济结构失衡,甚至产生社会动乱;效率仅是短暂、泡沫和表面的,无法达到科学、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斯密说:“要建立自由市场,必须以公义、公正和公平的原则为基础。与其说慈善是社会基础,还不如说正义和公平才是社会必需的基础。因此,公平、公正和公义是自由市场绝对不可缺失的基石。”斯密作为自由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其经济学并不只讲效率不要公平,而是坚持公平追求效率,更是公平正义的“守护神”。系统论认为,在社会系统中,存在许多子系统,彼此之间须保持平衡协调,大系统才有效率和生机;若有的子系统供给不足丧失动力,或相互失衡而发生内部冲突,会破坏整个大系统功效,甚至瘫痪。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讲演中说:“世界大多数人是贫穷的,穷人的经济也是经济。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经济学,才能懂得更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一个社会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因此,公平是维持社会系统平衡、高效运行的基本机理,是促进和谐与科学发展的保障。#p#分页标题#e#
(三)公平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在市场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人们在市场交换中形成合理预期,实现外部效应更大程度‘内部化’,使交易费趋向于零,达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产权一般分解为人们对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处置权,及各项连带的收益权,体现市场交易对权、责、利的公平关系。它与资源稀缺紧密相关:没有产权制度,市场预期模糊使交易成本加大,造成资源浪费;更为严重是:资源稀缺会加剧市场竞争,冲突激化时,市场秩序丧失殆尽。因此,产权制度就是通过对资产权利的公平界定,而避免非理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
(四)公平需要政府“出血”。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因物质分配不公造成的穷困只能依靠物质的扶助解决。关键在于政府财政是偏向穷人还是富人。对政府而言,穷人是低效率或财政负担,使政府容易根据各民众对财政收入的“效率”决定其态度。事实上,权力和资本的联盟形成利益的非公平博弈,即几乎所有掌权者与富人都有关联(少有穷人朋友),实现财富的垄断,加剧了分配失衡和不公。社会贫富失衡的最大危险是:政府对贫富差距不及时矫正,使其按血亲家族传承延续,将严重破坏“天赋人权”的社会基础。穷人总是聚集贫民区和低收入职业,多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子女多却疏于教育,生活多有贫困、肮脏、粗暴,甚至犯罪。愈是贫困地区,愈容易人口多生,生活愈加贫穷;同时,穷人受教育愈少,对高收入就业愈难,愈没有消费市场,经济愈难发展。恶性循环使更多穷人长期深陷贫穷而难以自拔。改变穷人及其后代的贫苦命运,政府用牧师般劝说———应转变观念,要发奋自强———是没有实效的。幸而今天,我国政府着手建立广泛社会福利制度,增加转移支付,改善穷人生活,这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切实需要。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本质要求
实现社会最大化公平任何政府都必须缩小贫富差距,以防止社会分裂或动乱。这对社会主义中国尤其重要。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人民幸福,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得以发展的生产力。”(马克思)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终极目标都是实现共同富裕。
(一)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身是资本主义不公平的产物。恩格斯说:社会的公平与不公平,只能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来断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生产资料,所以,无产者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虽然两者在市场上是平等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不仅需要比资本主义有更发达生产力和更高效率,而且还必须建立更公正的分配机制。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必要建设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发展和分配。
(二)改革和发展必须兼顾各方面利益。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嬗变时期”,国际上称为“风险社会”,表现为突发性事件的高发期。原因有:
1、根据国际经验,一国进入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发展期,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凸显,形成“多事之秋”。如,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公布为0.4,社科院为0.47,南开大学为0.5,世界银行为0.57。数据不同,事实公认:在工薪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民众直接利益的改革中,严重轻视了工人、农民等下层群体的利益;盲目追求“政绩”,忽略了环保和生产安全;人口增长加大了就业压力。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说:“一个社会稳定与否是不能由财富分配产生的满足或挫折程度判断的。”中国利益矛盾最大风险,表现为一种“双金字塔重叠”状态: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呈“”(正金字塔)的社会组织形态;上层建筑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利益严重失衡形成20%富人占有80%财富、80%穷人只有20%财富的“2:8定理”,使社会财富分布结构呈“2”(倒金字塔)状态;这样,愈是上层少数权贵,掌握愈多财富;相应的,愈是社会底层多数民众,财富愈少。“2”结构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危情,即庞大复杂的“”政治体制构建在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2”经济基础之上,形成整个社会形态的高难“杂技”。可“保险绳”在哪儿呢?美国学者斯托夫指出:分配不公是情绪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如果多数人认为财富分配不公正,社会紧张就会自我加剧,危险在于局势失控,直到发生社会动乱。因此,中国未来发展中,如何化解分配不公的风险将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的关键。这既是全体人民利益所需,也是国家政治意志、经济品质、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的综合体现。
2、改革亦是协调。改革实质是利益重组与分配,其最高原则和标准应是“三个有利于”。社会各主体利益不同,为保持社会稳定,改革应支付一定成本,即对因改革减少利益的主体给予补偿。补偿价值量不应由损害者确定,而应由被损害者提出,双方协议而定。因此,政府职责应是“维持旧利益,促进新利益”。绝不能只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将“实现共同富裕”架空于未来(更不该将自身列入先富裕之中)。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与“实现共同富裕”一起抓。而政府工作重点应是对贫困弱势群体进行“扶贫助弱”。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是对少数富人的锦上添花,而是对大多数人穷人的雪中送炭。因此,改革中,国家应特别关注弱势群体、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利益。运用特殊政策给予穷困者更多照顾和优惠。
3、公平才能更好提供公共产品。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一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促进作用,使经济发展较快;再就是阻碍或扭曲。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美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位公开坚定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动用政府权力干预经济发展,即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1872—1933)。柯立芝非常崇尚资本家,他认为,富人因勤劳致富,穷人因懒惰贫困,财富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勤劳的标志。1923年他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美国政府主要任务是帮助企业家致富,企业利益就是美国政府利益,竭力推行有利于资本赢利的政策。“谁有钱谁就是‘国王’。全部的社会道德评判标准就是股票市场的道德标准。柯立芝让全体美国人民都跪倒在资本的神龛前,顶礼莫拜。”(康恩尔)由此,美国政府整个“身体”坐到财富一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得到了极为宽松的投资环境和诸多政策的扶持呵护,使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史称“柯立芝繁荣”。然而,政府偏向财富不讲公平,虽取得一时“繁荣”,却是以经济失衡、矛盾激化和丧失正义为代价的,仅是短暂和虚假,最终带来是整个社会全面危机。1929年10月24日,“柯立芝繁荣”终于显现出真实恶果———纽约股市崩盘,并引发美国历史最严重经济大危机和恶化:股市缩水85%,5700家银行倒闭,12万家企业破产,1800多万人失业,对外贸易减少50%,全国生产力缩减82%,国民收入下降55%,成为美国最黑暗年代。是的,连资本主义经济都不能容忍政府公开“嫌贫爱富”,更何况社会主义经济?#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