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7 14:57:33
关键词：卡马西平；倍他环糊精；包合物；分散片；溶出度
卡马西平(carbamazepine，简称CBA)为抗惊厥、镇痛药物〔1〕，主要用于抗癫痫。卡马西平不溶于水，常用剂型为片剂，口服吸收缓慢而不完全〔2〕。中国药典2000年版二部规定60min溶出不得少于65%，普通片很难达到药典规定。作者采用倍他环糊精(β-CD)包合技术，制成卡马西平分散片，提高其溶出度。
1 仪器与药品
1.1 仪器 LK-1-32球磨机(山东工业陶瓷研究所)；WQ-500喷雾干燥机(无锡喷雾干燥机厂)；ZRS-4智能药物溶出度测定仪(天津大学仪器厂)；751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厂)。
1.2 药品 卡马西平(浙江九洲制药厂)；倍他环糊精(β-CD，广东郁南县环状糊精厂)；羧甲基淀粉钠(CMS-Na，湖州菱湖食用辅料厂)；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L-HPC，湖州菱湖食用辅料厂)；聚乙烯吡咯烷酮(PVP K-30，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进口分装)。
2 方法
2.1 包合物的制备 称取卡马西平20g，β-CD100g，置球磨机内，加适量水和乙醇研磨1h，取研磨液；喷雾干燥(进风温度180℃～200℃，出风温度70℃～80℃，进料速度5～10ml/min)，得包合物。
2.2 分散片的制备 取卡马西平包合物适量，加入适量CMS－Na混匀，以10% PVP乙醇溶液制粒，60℃～65℃烘干，加适量L-HPC等混匀(包合物与辅料用量比例为3∶2)，制成分散片。
另以淀粉为崩解剂、10%淀粉浆为粘合剂、硬脂酸镁为润滑剂，按常法制备卡马西平普通片。
2.3 片剂含量测定〔3〕 分别取卡马西平分散片及普通片各20片，研细；精密称取适量(相当于卡马西平50mg)，置50ml量瓶中，加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滤过；量取续滤液1ml，用0.1mol/L盐酸溶液稀释至100ml，在285nm处测定吸收度，按E1%1cm为518计算，结果分散片含量为97.41%，普通片含量为94.16%。
2.4 溶出度测定 分别取卡马西平分散片及普通片，以0.1mol/L盐酸溶液1000ml为分散介质，转速为150r/min，分别于3，6，10，20，30，45，60min时，取样液10ml滤过(同时加入等量0.1mol/L盐酸溶液)，取续滤液适量，用同一溶剂释释成6～15μg/ml溶液，在285nm处测定，计算溶出量，结果见表1。
表1 卡马西平分散片与普通片溶出度比较(%)
一、散曲 学
35岁的任中敏向学术界提供了一系列著作：《新曲苑》、《散曲丛刊》、《词曲通义》、《曲谐》、《词学研究法》。这批著作奠定了他的毕生学术的根基，同时也为中国音乐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天地。
从前一角度看，上述著作已表现了任中敏全部学术思想的萌芽。例如《新曲苑》这套资料集成性质的戏曲理论著作，便为任中敏的戏曲研究打下了功底。它使得中年任中敏得以将目光转向“唐艺”，为追究中国戏剧起源而写出了《唐戏弄》等著作。《词学研究法》则是一部有关词学研究方法论的专著。它把狭窄片面的单纯文学研究模式引向全面而立体的文化研究模式，从而对那种以文学为本位的词的发生史的认识，作了一个扭转乾坤的反拨。
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中，《散曲丛刊》是最为重要的一部。这不仅因为它的史料价值(它是当时最完备的一部散曲资料集成著作)，而且因为它的理论价值(它刊载了任中敏的第一部理论专著《散曲概论》)。基于深厚的积累，任中敏庄重宣告：此书是关于全部散曲的“概观”。它标志着近代散曲学的建立。“任氏散曲学”，则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了散曲研究者必读的经典。
任氏散曲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力，是由严谨的治学方式和贯通历史的整体观念决定的。从方法论角度看，这个构架代表了“朴学”考据方法与“宋学”致知精神的融会贯通。事实上，今天学界所称道的那些方法——“宏观”与“微观”的交叉互补、历史流程的纵向清理与文体间的横向比较，在这里已有生动表现。而从具体内容看，它则具有以下三方面核心意义：
(一)散曲形式论
作为近代散曲学的开山，任氏散曲学首先解决的是散曲的名实问题。当今天的研究者根据“剧曲”、“散曲”的不同本质，分别发掘中国戏曲作为表演艺术和作为韵文文学的丰富蕴涵的时候，事实上，他们的工作都是受惠于任中敏先生所建立的这一路标的。
任氏散曲学在外部形式这个层面上，实施了一项朴实而富有意义的工程：梳理、归纳散曲的“体段”和“用调”。其显著效果是：直到今天，所有的大学教科书，在介绍散曲体制的时候，都采用了“小令”、“带过曲”、“套数”的任氏分类法。另一个不那么显著的成效则是他发现，唐代曲子的“联章体”与后来散曲的“重头小令”有着历史的亲缘关系，“带过”一体在敦煌曲中已有成熟的范例，而唐大曲的结构则可能向后来的“套数”提供了启发。
至于“用调”方面，任氏散曲学则根据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全部作品资料，对小令、带过曲、套数各自的专用曲调及三者的兼用曲调，作了一番细致的整理。
(二)散曲文学的精神格调论
任氏散曲学以天才的艺术感受力，对散曲的基本精神格调作了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和阐述。
其阐释方式则采用了别开生面的词曲比较法，亦即通过对具体的作法与内容的分析，导向对散曲文学精神的理解。
从内容、语言方式、总体艺术构造等方面对散曲基本精神格调所作的总结，至今仍被学术界视为不刊之论。在学术上，它有两项特别重要的延伸价值：其一，它揭示了散曲“雅俗俱可，无所不容”的文化基质。其二，它揭示了散曲“庄谐杂出”、“恰与词处于相反地位”的文学特质。作为散曲学的开山，任中敏的学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散曲文学史论
任氏散曲学为散曲文学史勾划了一个简史式的轮廓。这轮廓高度简练地揭示了散曲文学史的若干真谛，因而成为以后几十年间几乎所有散曲史论著的蓝本，并成为当今散曲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任氏散曲学从文学风格角度，将散曲史上的流派划为豪放、清丽、端谨三大类别。散曲史以清、豪二派“最为要紧”，然最终则应以豪放为主，是“任氏散曲学”的散曲史主流观。它是任氏散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总体上，这一散曲史观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成为今日散曲研究必须参照的起点。
任氏散曲学的文学史观及其理论体系，产生在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发生变革的时代，产生在人们对民间文化或俗文化的价值刚刚认知的时代，填补了近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它所包含的那些学术精神——重视民间创造的学术立场、严谨而追求有所“创获”的治学风格、融通历史和不同文体的艺术感受方式——则对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唐代文艺学
《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敦煌歌辞总编》七部著作，三百多万字，大致可以分为敦煌文学研究、唐代戏剧研究、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等三个单元。就任中敏的学术史而言，它们是词曲研究向发生学的延伸：敦煌文学研究反映了他对于词之起源问题的思考，唐代戏剧研究代表了他关于古典戏曲早期史的认识，而唐代燕乐歌辞研究则把上述事物联系起来，完善了任中敏的“唐艺发微”体系。也就是说，任中敏以曲艺、戏剧、音乐之三足，支撑起了一个系统的唐代文艺学。
(一)敦煌文学研究
敦煌文学研究率先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打破了作家文学研究或书面文学研究的一统局面。任中敏的《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首次将分类、搜集、校订、研究合为一个系统，为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研究事业建树了一个里程碑。
《敦煌曲校录》区别于此前各种敦煌曲子辞辑本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作品资料更为丰富，所著录的体裁更为完备。《敦煌曲校录》的贡献，不仅在于“正确区分曲体、详确著录曲辞、明确胪举校语”，而且在于把一种新鲜的历史感与平民精神，引进了中国文学研究。
在编辑《敦煌曲校录》的同时，任中敏撰写了《敦煌曲初探》一书。从讨论曲调源流、曲体特征、曲辞校订、乐舞关系、时代与作者等几个关于敦煌曲辞的考据学问题入手，提出了建立“唐代音乐文艺之全面”一科的理想。这一理想贯穿于全书，使《敦煌曲初探》成为综合辞、歌、乐、舞、演五事而作系统研究的学术典范。
敦煌文学研究过去有五蔽：《初探》通过对五蔽的分析，有力地针砭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几项痼疾：强分雅俗等级的贵族性、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现性、把文学研究孤立起来的狭隘性、画地为牢不开动脑筋的保守性。其实际意义，是提出了为追寻事物本质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学术境界。
文体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决定其面貌的本质因素是伎艺。指出这一点，《初探》便为解释中国古代文体的嬗变提出了一条合理的路线。
《敦煌歌辞总编》是一部集敦煌音乐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从写作目的看，它追求作品资料和考据资料的齐全，既是敦煌歌辞的全集，又是关于敦煌歌辞研究的总结。从编撰体例看，它综合辑、校、考、论为一体，代表了一种理论著述的特殊文化。从篇章结构看，它概括了敦煌曲辞的体裁分类。《总编》有两个特点是延续《敦煌曲校录》的：其一，强调作品的民间渊源。展示了敦煌文学作品的广阔题材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二，强调宗教作品在敦煌歌辞研究中的地位。指明了唐代曲子同曲艺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明显区别于《敦煌曲校录》的特点则是：具有更鲜明的感情色彩，公开提倡学术争辩，不避锋芒地评论了敦煌文学研究中的各项陈说；同时在文辞校订、时代判断、曲调确定等方面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按断。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敦煌文学研究领域中较富理论色彩和史料价值的著作。
(二)唐代戏剧研究
《优语集》以对于历代俳优语录资料的考订，展示了作为戏剧表演者的优人的历史，亦即中国戏剧的滑稽传统的历史；《唐戏弄》则以对于数十种唐代戏剧的理论阐发，为中国戏剧的断代史研究铸造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二书的实质意义，是提出了一条认识中国戏剧历史的新思路。
《唐戏弄》的名称，即关联于任中敏对于中国戏剧形态演变的一个思想：不能认为戏曲就是中国戏剧的典型状态。相反，应当把以戏曲为中心的中国戏剧史研究，转变为对历代戏剧的特殊形态的分段研究。于是向《唐戏弄》赋予了两方面学术意义：一方面，以它代表了一种探讨事物源流的方法；另一方面，以它树立了一种形态学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典范。
《唐戏弄》用许多篇幅讨论了戏剧之本质的问题。它否定了一种狭窄的理解——中国戏剧须在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综合而成。这些意见，后来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戏剧的研究。
以上思想都是具有批判意义的，它们为《唐戏弄》的各项具体考订工作开辟了广阔的舞台。用翔实的资料，既证明了一批由表演者模仿时事人物的、具有丰富伎艺手段的戏剧品种的存在，又立体地再现了唐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两方面意义都曾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唐戏弄》的最大贡献是把作为文学的中国戏剧研究转变成了作为表演艺术的中国戏剧研究，把关于剧本和作家的研究转变成了关于戏剧文化的研究。《唐戏弄》问世后，一种较具科学精神和文化视野的戏剧史研究异军突起，在学术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由任中敏所代表的新戏剧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三)唐代燕乐歌辞研究
《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二书共有的一个方法论思想是：研究者应当善于在理论与资料之间寻找交叉点。对于唐代燕乐歌辞研究来说，这交叉点就是燕乐的曲调。因此，《教坊记笺订》和《唐声诗》的下编，以最大力量对所有见于教坊记录的以及见于唐代歌辞作品的曲调作了逐一考订。按照音乐学界的看法，任中敏的唐代曲调考订成果，是中国中古音乐研究最便利的工具。
选取《教坊记》和“声诗”作为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突破口，此外还有学术策略上的意义。抓住它们，便意味着分别从音乐角度和“格调”角度，抓住了从胡夷里巷之曲演变至后世文人词的中心环节。
因此，任中敏的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主要意义可以概括为如下一句话：借助词调形成这一学术争议问题，全面地展现了中古音乐与文学的复杂关系。
三、任中敏的学术风格
在近代中国，任中敏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他一贯以独立特行者的面貌出现在学术舞台之上，研究作风和任何人都不相同。他全力以赴从事资料工作，于是使这种零度风格的工作充满热情，成为富于理论意义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他是把学术当作一种生存方式来看待的。我们可以用“不平则鸣”、“激愤出诗人”的比喻，来解释他的学术活动的动力。
他在全部研究工作中刻下了作为批判者、作为旧传统的叛逆的印记。他所信奉的批判精神，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最宝贵的建树，天生地包含了某种科学倾向。所以任中敏总是能够敏锐地认识对象的本质，找到近代学术中最具前途的课题。他也向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极限提出过无数次挑战。他的学术具有坚实而强健的品格，就像一个义无反顾的行路人，他不断追求对于极限的超越，追求对于自己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超越。
任先生的研究方法，也明显表现了受制于个性与资料品质的特点。学术个性使他进入了一块块处女地，这样一来，他势必以最大的力量来进行资料建设，采用资料工作与理论工作并举的研究方法。课题和价值观的更新，使他采用了勇于按断的治学方式。为处理印刷术发达之前的文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衡量学术成果价值的重要标准，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什么，更在于它是否具有前指意味，是否具有后续开拓的启发性和引导性。单就以下三方面而言，任中敏先生的学术，便具有不朽的价值：
(一)打破文学研究中的等级观念，把以主观评论为中心的“研究”转变为以客观解释为中心的研究；
(二)在散曲学、中国戏剧史学、中国音乐文学等学术领域，留下了一批足以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学和分类学成果；
关键词：公司解散要件；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认定
[案情]
原告电子公司
被告服饰公司
服饰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44.05万美元，股东为电子公司和另一自然人，认缴额分别占注册资本的33%和67%。服饰公司章程中约定：合营期限为25年，如发生合营期限届满、合营公司连续三年发生严重亏损，资金又无来源无力继续经营、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合营公司遭受严重损失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之一时，合营公司即宣告解散等。
2006年至2010年间，徐某接受电子公司委派成为服饰公司的董事，并担任服饰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2010年4月起，由于股东、董事间发生矛盾，服饰公司免除徐某的董事长职务。2011年11月，服饰公司以徐某伙同他人侵占、挪用公司财产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2013年1月，公安机关决定对徐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2013年1月6日，电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服饰公司于2011年9月29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为免去徐某担任的董事和总经理职务等。因双方认可该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仅是草案，未形成最终决议，故法院判决驳回电子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3年7月，电子公司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解散服饰公司，服饰公司则认为公司经营管理正常，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诉讼中，电子公司称不知服饰公司的具体搬迁地点及经营现状，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至服饰公司现场查看，了解到2013年4月至6月间，服饰公司因拆迁原因搬迁至新地点经营，厂房施工在收尾阶段，几十名工人生产正常；财务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9月30日，服饰公司净利润17万余元，所有者权益600万余元。
[审判]
法院审查后认为，判断服饰公司是否达到公司解散条件，应从章程约定和法律规定两方面进行考察。根据公司章程约定，公司解散需符合三个条件，而现服饰公司合营期限尚未届满、未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且公司经营呈盈利状态，故服饰公司尚未达到公司章程中约定的公司解散条件。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公司解散需具备三个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首先，服饰公司仅有两名股东，因股东间经营决策权的变动、电子公司委派的董事徐某涉嫌职务侵占等原因导致股东、董事之间发生矛盾，之后，电子公司未委派他人作为董事参与服饰公司的经营管理。电子公司认为服饰公司连续两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但电子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方式，在股东会上就审议事项充分发表意见来反映其意志，并且，服饰公司的股权结构比例，可以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电子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服饰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其次，根据服饰公司的各类报表，服饰公司经过数年经营，公司呈盈利状态，所有者权益达600万余元，表明服饰公司至今仍在正常经营。电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服饰公司管理方面存在内部障碍，如果服饰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再次，“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电子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之间转让股权、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召开股东会讨论解决方案等方式解决矛盾。电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穷尽了内部救济手段。遂判决驳回电子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析]
公司是股东们经协商一致共同投资成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公司的成立、日常运营、管理或解散，除相关公司法律制度另有强制性规定外，均取决于公司股东们的共同意志，具体则体现为股东（大）会的决议。但当公司在存续运行中由于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且彼此不愿妥协而处于僵持情况，导致公司有关机构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时，意味着公司已经陷入事实上的僵局状态。若公司僵局迟迟不能打破，且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为保护股东的利益，有必要赋予股东诉请法院判决解散公司的权利，此即为公司法上的司法解散制度。该制度的设立，不仅为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必要途径，同时也完备了公司有序退出市场机制，避免陷入僵局的公司对社会资源的继续浪费。
我国2005年在修订公司法时增加了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依该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进一步列举了四种情况加以明确：（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形。
公司解散诉讼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利益判断，公司解散判决的作出应是在利益衡量基础上作出的综合判断。公司已达到僵局状态是《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标尺，那么，对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一条件，法院在审理时的审查标准是什么？如何在具体个案中确定已经符合了这一标准？对此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笔者认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前置性条件，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是能力事实的判断结果。法院对这一条件是否具备应当是一种能力事实的判断，并非要求穷尽所有救济手段。法院应当审查股东是否采取较为有力的措施，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如果认为根据公司经营、股东矛盾等情况，事实上股东已经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仍可判决解散公司。
二是内外部双重救济途径。公司解散决不是单纯的市场主体资格的消灭，其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法院不应轻易判决公司解散，应尽量采取替代性措施，因此，其他途径应包括内部和外部救济两个方面，内部救济针对股东之间，原告股东是否采取旨在解决公司僵局的行为、其他股东是否有回应，如召开临时股东会、要求股东间转让股权等；外部救济针对股东与公司之间，原告股东是否就其权利受到侵害提讼，如要求公司回购股权、举报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财产等。
[关键词] 散结祛瘀复方；颈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 R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3（c）-0150-04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anjie Quyu Compound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for the vulnerable plaques of carotid artery
BI Xiaoli HU Jianfang YANG Peiqun LIU Yua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Guangzhou Hospit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8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anjie Quyu Compound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for the vulnerable plaques of carotid artery atherosclerosi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lve patients with vulnerable plaques of carotid artery atherosclerosis diagnosed by carotid ultrasonography in Guangzhou Hospit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December 2013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simpl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torvastat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ed with Sanjie Quyu Compound， orally， the course was 3 months. The carotid ultrasonography results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plaque score， plaque area） and the levels of blood lipid （total cholesterol， triacylglycerol，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in，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followed-up for 1 year， the occurrence of cerebrovascular events was record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plaque score， plaque area and the levels of blood lipid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plaque score， plaque area and the levels of blood lipi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stroke ev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Both application of Atorvastatin alone and combined with Sanjie Quyu Compound have certain clinical effects for the vulnerable plaques of carotid artery. Compared with Atorvastatin alone， Sanjie Quyu Compound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has better effects in reducing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plaque score and plaque area， improving the levels of blood lipid and decreasing the incidence of stroke，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
[Key words] Sanjie Quyu Compound； Carotid artery atherosclerosis； Vulnerable plaque； Clinical efficacy
“易损斑块”这一概念最早由Muller等[1]提出，当时用于描述不稳定、容易破裂导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斑块。随后Naghavi等[2]在2003年进一步完善了易损斑块的定义：所有具有破裂倾向、容易形成血栓和进展迅速的危险斑块。国内外研究表明颈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和脑缺血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3-4]，易损斑块的破裂、脱落造成的栓塞也是造成缺血性卒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寻找有效方法对颈动脉易损斑块进行干预，对于减少缺血性卒中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散结祛瘀复方联合阿托伐他汀对患者颈动脉易损斑块进行干预，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颈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的超声诊断标准[5]；②符合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6]；③无中风病史或有中风病史但无后遗症或后遗症较少，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1分；④入组前2周内未使用过与试验药物相近的药物；⑤年龄18～80周岁，能坚持长期服药者；⑥同意参加临床研究，并知情同意者。
1.1.2 排除标准 ①急性脑血管病的患者（病程
1.2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来自于V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13年12月～2015年12月住院和门诊的经颈动脉彩超检查有明确的颈动粥样脉硬化易损斑块的患者，共112例，男58例，女54例。按简单随机数字表法进行随机分组，其中治疗组56例，对照组56例。两组性别、年龄、既往史（吸烟、脑卒中、高血压病、冠心病、血脂异常、糖尿病病史）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例）
1.3 方法
1.3.1 基础治疗 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包括调控血压、血糖以及营养神经等。在治疗的3个月内不得使用含有与散结祛瘀复方相类似的中药汤剂、中成药以及阿托伐他汀以外的调脂药。
1.3.2 对照组 对照组给予阿托伐他汀钙片（生产厂家：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批号：N38135）20 mg，每晚1次。
1.3.3 治疗组 治疗组在阿托伐他汀钙片的基础上加上散结祛瘀复方口服，每天2次。
1.4 观察指标
1.4.1 颈动脉超声 治疗前及连续服药3个月后观察两组以下超声指标。①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应用颈动脉超声分别检测两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颈外动脉及其分叉部、近心端1.0 cm处和远心端1.0 cm处的颈动脉IMT，取3处的平均值作为颈动脉IMT[7]；②斑块面积：分别测定每个斑块的3条直径，选数值最大的2条径线作为长宽相乘，两侧颈动脉斑块面积之和为该患者斑块总面积[8]；③斑块积分：采用Crouse积分，以每条血管各个斑块最大厚度之和作为该血管的斑块积分，以双侧颈动脉积分之和作为每个患者的斑块积分[9]。
1.4.2 血脂水平 治疗前及治疗后3个月时抽取肘静脉血6 mL，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抽血前3 d禁高脂饮食，禁食8 h，清晨空腹检测。
1.4.3 脑血管事件发生率 随访1年，记录并比较两组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使用SPSS 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连续型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性和方差齐性的使用t检验，同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颈动脉斑块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前颈动脉IMT、斑块面积、斑块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后颈动脉IMT、斑块面积、斑块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 < 0.05），且治疗组治疗后颈动脉IMT、斑块面积和斑块积分均小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颈动脉斑块变化情况比较（x±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 0.05；与对照组比较，#P < 0.05；IMT：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前血脂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后血脂水平各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 < 0.05），且治疗组治疗后血脂水平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情况比较（mmol/L，x±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 0.05；与对照组比较，#P < 0.05；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3 两组脑卒中发生率比较
随访至1年时，治疗组和对照组均有1例患者因电话无法打通而失访。治疗组出现l例脑卒中，脑卒中发生率为1.82%，对照组出现8例脑卒中，脑卒中发生率为14.5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 讨论
3.1 中医学对于颈动脉易损斑块的认识
中医学素无“颈动脉易损斑块”“颈动脉粥样硬化”等病名，但根据其临床表现，多将其归属于“眩晕”“中风”“偏枯”“痴呆”等病症范畴，临床多认为其病理因素是在体虚、正气不足的情况下，瘀血、痰浊互结所致；其病机为本虚标实，本虚为肝脾肾三脏失调，标实主在痰、瘀。《医学正传》言“津液稠黏，为痰为饮，积久渗入脉中，血为之浊”；《诸病源候论・诸痰候》曰“诸痰者，皆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血中之痰浊是痰与血的混合物，阐明了痰瘀互结的病理过程。这种病理状态持续发展，痰借血体，血借痰凝，痰瘀互结，著于血脉，相凝结块，故成“动脉斑块”。我国众多医家在治疗此病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多认为本病为素体有虚，加之外邪入侵，气血为邪所阻，壅滞经脉，留滞于内所致。此病初期气血虽顺而未畅，滞而不达，上下气化，神机不能流贯，久病则五脏气血衰少，气血周流不畅，湿停为痰，血凝为瘀，痰瘀交阻，凝涩不通，最终可发为“斑块”“缺血中风[10-14]。综上所述，诸多医家虽对于其病因病机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但痰瘀互结所致“斑块”的观点基本一致。
3.2 散结祛瘀复方联合阿托伐他汀对于颈动脉易损斑块的作用机制探讨
我们依据中医理论对颈动脉斑块的整体认识，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以化痰软坚散结、活血祛瘀为主要治法治则，创制“散结祛瘀复方”，该方主要由地龙、丹参、贝母等数味药组成，其中贝母化痰软坚散结，可化解颈动脉斑块之无形之痰；地龙、丹参活血化瘀，通络消斑，诸药合用可共奏化痰软坚散结、活血祛瘀之功，正好切合颈动脉斑块“痰瘀互结”的病因病机。
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丹参可以通过抑制内源性胆固醇的合成，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同时防止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从而可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防治[15]。地龙中富含蚓激酶、纤溶酶，具有较强的抗血栓、抗凝血作用，能显著降低血液的黏度，减少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原含量，改善血液循环[16-17]，贝母具有抗血小板聚集、降脂、抗炎等作用，二者均可用于防止颈动脉斑块导致的血栓形成[18]。上述中药复方与西药降脂药物阿托伐他汀联合使用治疗颈动脉斑块，可协同降低血脂水平，改善血液循环，稳定或缩小颈动脉斑块，最终达到减少中风发生的目的。
3.3 研究结果分析
目前研究认为，颈动脉斑块大小、IMT及其稳定性均与脑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19-20]，IMT每增加0.1 mm，缺血性X血管病的发生率会增加13%～18%[21]；本研究结果发现，散结祛瘀复方联合阿托伐他汀较阿托伐他汀单用可更有效地缩小颈动脉斑块面积，降低IMT，从而发挥稳定斑块的作用。同时，血脂代谢异常与颈动脉硬化程度呈正相关[22]，本研究结果也发现，散结祛瘀复方可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从而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此外，本研究结果提示，散结祛瘀复方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颈动脉超声及血脂等检查指标，还可以降低脑卒中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当然，本研究样本量偏小，且均来自于单中心，随访时间偏短，未使用盲法，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仍需要大规模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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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生好比一次旅行，沿途定会看见许多美景，只是其景色跟刚开始时有所不同，当我们去靠近它时，它又有变化，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就是真实的人生，今天将成为昨日，昨日已成为历史，每一刻都在变化，对我们的愿望而言，更是如此。
当我用粗陶的瓦罐泡上一壶上好的普洱的时候，红黑色透明且泛着光泽的茶汤自壶口倒入我的福字盏杯中。这汤汁传递着幽幽的茶香。丝丝缕缕的绵长里，羌寨的风，和着稻杆的黄泥土墙，精巧的羌绣，还有那写满故事的云云鞋，那泊在大山里的羌寨一下子就如同那含笑的羌族女孩，迤逦着迷人的芳姿，站在我的面前。
结束了九寨和黄龙最曼妙旅行的时候，夜宿茂县一个山脚下的小旅馆。夜色里，水果摊上一筐筐的琵琶有着熟透了的芒果黄。旅行的路上，总会有些原本稀奇的事情，在异地他乡变得极为平常。熏烤的火腿倒挂在屋檐上，想必在哪家柴火噼啪的灶上，一定是大快朵颐的肴馔了。洗洗睡下，大厅里传来一个男人拿着麦克风唱卡拉OK的歌声。混杂的音乐，艰难的演唱。好在旅途的疲惫，让我的眼睛闭上后就沉入安稳的长夜。次日清晨，我们踏上回成都的行程。途中，将在羌寨停留，这也是我选择这条线路的因由。
到达羌寨的时候，天空不是很晴朗，阴郁着，蒙着淡淡的浅灰色云层。一块大石头上写着：“水风羌寨”。招呼我们的羌族姑娘身段灵巧，包裹着七彩罗裙，乌黑的发辫缠绕在头顶，被一个若留海般的帽子缠绕着。她招呼大家沿着小路向寨子深处走去。我总喜欢沉在队伍的最后，遥遥的一望，不把自己丢了即为妥当。我不喜欢好不容易得来的旅行，变成脚步踢踏着脚步，赶集似的荒芜了。
羌寨，这个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因为他们大多将寨子建在半高山上，因而也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在川北大地上，他们繁衍生息。这里原始的碉楼，房舍在汶川地震之后尽毁。查阅资料，很多旧闻在诉说着心痛和忧伤。碉楼垮塌了，随之垮塌的羌族可贵的许多老物件，人们在担忧古老美好的羌族文化也会慢慢在岁月长河里无声的被淹没。而在08年的大地震中，羌族人口损失将近10%。这是一组让人心痛的数字。而我现在走进的羌寨，是地震后政府重新修建的。建筑风格沿袭了羌族民居的特色，又加入了钢筋水泥的结实。原来的羌族民族，一楼用来饲养牛羊，二楼堆放柴草，三楼居住。而碉楼的高度一般在10至30米之间，形状有四角、六角、八角几种形式，有的高达十三四层。可防范外敌的入侵。我当年来这里的时候，曾经隔着车窗眺望过那些屹立在山寨上的碉楼，一种神秘，一种美。而今新村寨里，家家都是二层或三层的小楼，整体颜色是土黄色或浅褐。建筑式样更适合居住，一楼大多为客厅，二楼为卧房，一个小小的三楼，似乎可以寻觅到古老碉楼的身影，然新老对比却是寸木岑楼了。
步入羌家庭院，一楼被村委会布置成小小的羌族博物馆。一些老旧的物件和泛黄的老照片讲述着这个民族的故事。纺车、长剑、磨盘、发饰、睡床、火塘。老照片上的人们表情大多木讷，甚至呆滞。但我知道照片下的他们，有着鲜活生动的过往，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与传说。走出来，新鲜的玉米被晾晒在一楼的木架子上，而院子里的干燥的青稞杆草垛已然是一大件摆设了。一位庞眉皓发的老先生穿着寻常汉家的衣服拿着水瓢在浇灌花朵。他脚上那双两头尖尖翘起的云云鞋却是不寻常的，鞋面上绣着艳丽的花卉。以五彩丝线为料绣出的羌绣是精巧的。羌家女子把爱绣在鞋上，也绣出了平安和美好。
我纯白的棉布长裙扫过一席幽静，我的双脚悄悄的踏上楼梯的台阶上。那时刻，我的心是忐忑的。我怕忽然从哪扇门中走出一个羌家人，对我一声断喝。楼道狭窄而昏暗，台阶上抹着黄泥。步入二楼的廊梯之上，远处的山被云层皴染如画。二层里寂寂无人。居室门口整齐的摆放着他们的鞋子，高跟鞋与绣花鞋错落摆放，如同他们民族而又现代的生活。而这里的女孩子平日里很少着民族服饰，只有在接待游人，或是在盛大的节日的时候，她们才盛装出行。这里的年轻人大多着装汉化。当我们问起一个十七岁左右年纪的，售卖饰品的女孩，为何不穿民族服装时，女孩羞涩的笑了。女儿披着略带自然卷曲的长发，穿着回格子的小西服，短裙。村寨里几步即可见村人在出售特产。羌族村民自有其狡猾。那些花花绿绿的背包虽被她们当成羌绣来卖，但其实这些背包在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里随处可见。有小伙在屋檐下叫卖菩提子，说，四十年才开花结果的菩提。我还是在一个年轻媳妇的摊位上买了条碧绿的项圈、下面垂着彩线缠绕的铃铛样式的项链。我喜爱在旅途中购些这样的小物件，平常日子里，每当日子寡淡的如同一杯白开水的时候，就戴上它，那日子就一下子鲜活了。
游人大多又都转进村里的银器店了，街巷复归宁静。我背着大包，在村寨里徜徉。路面时而有拱起的上坡路，寨子里的人也见惯了一拨拨的游人，也就视而不见一般，各自忙着各自的营生。一个小男孩被他的奶奶牵着手从我身边走过。目不斜视，他的书包背在他奶奶的肩上。这个孩子如同我们家里的孩子一样，是被娇惯着的。而我在想，他长大了，还会如他爷爷那般骁勇善战吗？还会像他爷爷那样，头戴兽皮大帽，腰挎长刀，在岷江畔，在黑水河岸，耕作狩猎吗？人类文明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也使一些瑰宝般珍贵的东西消失了，去芜存菁实为必要了。
这里的人家都有着整洁的院落。羌家的窗子是极为好看的。木色的窗框，雕刻着回字型的花纹，四角处是羚羊的头骨和羊角，玻璃窗擦拭的整洁明亮。而这样考究的窗子安置在黄泥和草杆抹就的土墙之上，真的就是斫雕为朴了。色彩就显得很舒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舒适。家家的大门上，斑驳了的年画和对联让我心生亲切。这远在大山之中的寨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家。而路上一个街巷的门牌上，赫然标注着“杨家岭”，虽然此“杨家岭”非彼“杨家屯”，可这样的巧遇还是极为快乐的事情，这样的欢颜必然是发自本心了。
朱散赶紧折身体，在村里转悠一圈，没见村长，便往村外走，心想也许村长正在集市呢。他爬上村北嘎啦山，往四下瞅瞅，也没见村长的影子，便撒着欢往山下集市的方向跑，正跑着，派出所的警车咆牛般“哞儿哞儿”来了。
可刚跑到山脚路上，还没跑几步，“吱嘎”警车停在身后，朱散还没缓过神，就被警察一人一个扭了胳膊往高一撅，塞进车里，朱散慌道：干嘛？
进了车，一见狼崽坐在前面，朱散扑扑的心安稳了。他跟狼崽熟。狼崽每到村长家喝酒，村长就会让朱散逮只鸡陪酒，狼崽酒后就夸鸡解酒，这时郁闷的朱散就很高兴。
朱散忙喊：侯所长，我是朱散。
狼崽没有回头。“咔嚓”一声，却被铐上了，朱散惊道，咋铐我？我没犯事。
没犯事！你跑啥？身后民警捣了朱散一拳。
正捣在腰眼上，朱散咧嘴疼道，侯所长，他拷我！狼崽没吭声，只是把头一甩，警车就“日儿―日儿―”开始走。
进所里，狼崽下车就走。朱散见狼崽还是不理他，赶忙喊：侯所长，我是朱散，朱散啊。
狼崽没回头。朱散急了，说侯所长，我可是良民啊。
话音没落，狼崽却已蹿到朱散跟前，指着头皮说，你是良民，那我们就是小日本了，我们捉赌就是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喽？！
朱散哪敢有这意思，他不是急吗。可冒犯狼崽，那还得了，刚想解释，可早被民警一个踉跄拖进屋里。好久，才听到狼崽狠狠地吼叫，要好好审！什么玩意？
不一会，审讯开始。狼崽说姓名？朱散心里说装啥，明知朱散是我，惦记俺家鸡时怎贼清？狼崽大声说姓名？朱散说朱散。狼崽说住哪？朱散心道一天不知跑多少趟，石蛋都磨成粉了，问爷？狼崽大声说住哪？朱散大声道嘎啦山。
狼崽说你了？朱散说没赌。狼崽一指墙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道不？朱散说我真没赌。狼崽说那你跑啥？朱散说我凭啥跑？狼崽说一蹿越园墙，敢说不跑？！朱散脑子一闪，笑道，我不是躲土吗？狼崽说哪来土？还没等朱散回答，狼崽拍着桌子说，跑就证明做贼心虚，没赌，谁能证明？朱散说，老婆，儿子。狼崽说，家人不管。
朱散心道那只有王瘸子，可说出不等告他设吗。狼崽翻下白眼，突然道看过。朱散说只一次，可没十分钟就被人轰出了。狼崽说还认识吗？朱散说大老板，俺哪认得。狼崽说，那撵你为啥？朱散说耍不起，他们玩的大。狼崽说，那小的你想耍了。朱散说，俺怕输。狼崽说还有要说的吗？朱散说没有。
狼崽说，那签字吧。朱散说签啥字？狼崽说录口供都得签。朱散说，口供？我又没犯事，为啥要口供？狼崽说不签是吧，行，啥签啥走人！朱散赶忙把字签上，摁了手印。
随后，狼崽拿起纸就走。朱散急喊，你不是说放俺吗？狼崽吼道，老实呆着，再迈一步以逃跑论。朱散隐约听着“哗啦哗啦”麻将音，不敢再动。
不一会，狼崽回来了，对朱散说交罚款吧。朱散像顺头泼下一桶冷水，冷颤道，你说啥？狼崽把嘴凑到他的耳朵上吼道，交罚款！朱散连连摆手说我没赌，凭啥罚款？狼崽道白纸黑字你敢翻供？朱散说翻啥供？狼崽把刚才朱散签完字的纸反扣桌上说，没赌，你签字！
朱散说，哪说我赌了？狼崽说听清楚，你说你耍不起，说明你不是不想赌，而是怕输，这是动机。你说看过一次，这叫参与，没接你举报，你不举报，庇护懂吧，这叫庇护罪。这次庇护罪不再追究，可500元的罚款不能少。
论文摘 要：本文试图由“学者散文”的两个要素，以及当今笼罩“学者散文”的特殊文化背景，来谈谈“学者散文”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当下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现状，做出一点不成熟的想象。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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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鸦片战争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胡适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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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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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建晖：《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⑤ 周修睦：《论学者散文》，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
关键词：损害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罪 单纯散布 间接故意
根据我国刑法第221条规定，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以下简称商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文拟对单纯散布型损害商誉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及间接故意可否构成本罪两个问题展开探析，希望对本罪的立法完善以及司法适用有所裨益。
单纯散布型损害商誉行为的刑法规制
张某明知他人微博上的一条诋毁某私营企业商誉的消息是虚假的，但他与该企业老板有夺妻之恨，于是在微博上大肆转发并在各大网站散布该虚假消息。本来他人微博上的这条虚假消息并没有被扩散，对该企业的商誉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经张某大肆散布后，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该企业的商誉，致使该企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对张某的行为如何认定，是否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不可否认的是，从客体上看，张某的行为侵犯了他人商誉权，同时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从客观方面上看，张某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损誉罪，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张某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符合主体要件；从主观方面上看，张某明知诋毁他人商誉的消息是虚假的，出于报复，积极追求损害他人商誉结果的发生。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似乎张某的行为已经齐备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全部要件，理应得出构成本罪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不难看出，从行为手段上看，刑法要求捏造与散布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单纯捏造或单纯散布都不能构成本罪。事实上，张某所散布的虚伪事实是他人捏造的，并非张某本人捏造，张某仅实施了单纯散布的行为，故不符合刑法“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规定，因此不能构成本罪。
但这一结论可能受到质疑：毕竟实行行为才是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非实行行为只是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事实上，单纯捏造事实的行为并不能造成损害他人商誉的危害后果，真正造成这一危害后果的行为是散布虚伪事实。捏造事实只是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不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进言之，捏造只是本罪的非实行行为，并非本罪的实行行为，散布才是本罪的实行行为。既然如此，只要事实是捏造的，不管是行为人本人还是他人捏造的，只要行为人对此明知并进而散布，严重损害他人商誉的，即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可见，“捏造”在客观构成要素上可有可无，是立法条文的一个多余规定，对认定犯罪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应成为犯罪认定的一个制约要素。故单纯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亦可构成本罪。
笔者认为，上述质疑从实然即司法裁判的角度审视是错误的，从应然即立法完善的角度考察是正确的。从实然的角度看，既然刑法已明确将本罪的行为限定为“捏造并散布”，不是“捏造散布”，也不是“捏造、散布”，更不是“捏造或散布”，故单纯捏造或单纯散布不能构成本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这是不能被撼动的。显然，从对商誉的损害以及市场经营秩序的侵犯上看，单纯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未必就比“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社会危害性小，在法益侵害的程度上两者一般并无二致，因此理应受到刑法的规制。可见，未能将单纯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纳入本罪，实属立法的一大缺憾。因此笔者建议，删除“捏造”，将“捏造并散布”修改为“散布”。这样实践中对明知虚伪事实而散布，严重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就完全可以本罪论处，从而有效避免了刑法规制上的漏洞，达到了法益保护与秩序维持的理想效果。
或许有人会对笔者的立法建议提出质疑：立法者之所以规定“捏造并散布”，要求既捏造又散布，旨在限制规制范围，缩小打击面，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设计。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般都是“捏造并散布”型的损害商誉案，单纯散布型的案件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即使发生该类案件，也未必造成刑法对商誉保护的缺失。单纯散布一般不是初次散布，而是对捏造者散布后的再次散布，一般可以追究捏造并散布者即初次散布者的刑事责任，故没有必要将单纯散布型损害商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另一方面，如果将单纯散布型损害商誉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畴，会导致处罚范围扩大，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
但笔者认为这种质疑值得商榷，理由如下：其一，虽然单纯散布一般是再次散布，但不能因此否认单纯散布为初次散布的可能性。例如，甲捏造事实后尚未散布或决意放弃散布，与甲无意思联络的乙对该虚伪事实进行散布，按照刑法的规定，对此不能处罚捏造者，也不能处罚散布者，故明显存在处罚上的漏洞。
其二，即使是非初次散布，虽然一般情况下可以追究捏造并散布者的刑事责任，但也存在无法进行刑事规制的可能。例如，捏造并散布者未满16周岁，未达到实施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故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其行为显然不能构成本罪。如果不在间接正犯的场合，对单纯散布者显然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再如，初次散布者没有损害他人商誉的故意，只是对事实存在重大误解，并非有意捏造事实，他人明知该事实虚伪仍旧大肆散布。初次散布者因缺乏故意不能构成犯罪，他人只是单纯散布虚伪事实，对其也不能以犯罪论处。
其三，即使将“捏造并散布”修改为“散布”也未必造成处罚范围的扩大。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并非一定构成犯罪，关键要看行为是否齐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从客观方面看，只有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才能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虽然散布了虚伪事实，但是没有给他人造成严重损失或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或严重后果是他人散布行为造成的，换言之，行为人的散布行为与重大损失发生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此显然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主观方面看，本罪是故意犯罪，故散布者只有具备损害他人商誉的故意才能构成本罪。行为人对事实存在重大误解，虽然客观上散布了虚伪事实，损害了他人的商誉，但主观上没有损害他人商誉的故意，而是出于公开披露、曝光、批评商家的违法或违背职业道德的经营行为的目的，对此显然不能以犯罪论处。
其四，刑法应该谦抑，但是限制处罚范围不能以损害刑法的机能为代价。立法者不能对法条的漏洞视而不见，否则会严重损失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秩序维持机能的发挥。现实生活中，一些媒体为吸引大众眼球，追求点击率、收视率，借此获取经营效益，明知事实是他人捏造的，仍旧大肆渲染散布，误导消费者，愚弄大众，导致商家的商誉受到严重的损害。显然，新闻媒体的这种行为危害十分严重，应当受到严厉惩罚，但媒体并没有捏造该事实，只是单纯散布了他人捏造的事实，因不符合刑法“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规定，故不能以本罪论处。显然，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因此，立法者应当适时对法条的漏洞进行填补，避免处罚上的漏洞，防止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突破刑法这一道社会最后防线。
间接故意可以构成本罪
肯定说认为，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故意，即明知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会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张明楷，2007）；否定说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有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均不构成本罪（马克昌，1998）。行为人实施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行为，是为了损害市场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谋取自己的竞争优势，这种主观目的的直接追求性是明显的，所以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张平，2008）。笔者同意肯定说，理由如下：
其一，从刑法的规定上看，刑法并没有将本罪规定为目的犯，即条文中没有“以……为目的”的规定，仅凭这一点就不能当然得出本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损害他人商誉的目的的结论。
其二，主张否定说的论者可能提出，并非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以……为目的”才是目的犯，有些条文虽然没有对此明确规定，但根据这些犯罪的特性，这些犯罪成立都需要以特定的目的为构成要件，如盗窃罪、诈骗罪，刑法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不能否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二罪的构成要件，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显然不能构成犯罪。基于同样的理由，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本罪的成立需要以损失他人商誉为目的，但是根据条文中“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规定，显然可以得出本罪是目的犯的结论，故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但笔者认为：一方面，并不能从“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这一规定当然得出行为人具有损害他人商誉目的的结论。否定论者的逻辑是，如果行为人不是出于损害他人商誉的目的，为何要捏造事实，又为何继而散布该虚伪事实？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本身已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积极追究损害他人商誉结果的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生活中出于其他目的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放任他人商誉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在侵犯商誉的场合，有些媒体或个人与经营者在经营项目上并不存在竞争关系，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旨在吸引社会的关注，甚至达到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排挤竞争对手，也不存在追求他人商誉受到损害的目的。可见，否定说在逻辑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难以让人信服。
其三，立法者设置本罪的目的是规制严重侵犯商誉权的行为，保护他人商誉权不受非法侵犯，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如果否定本罪的主观心态包括间接故意，实践中对出于放任心态严重损害他人商誉的案件就不能以本罪定罪处罚，这显然与立法者的本意相悖。
其四，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裁判中对此也基本持肯定态度。如曾轰动一时的 “雪碧投毒案”。2009年11月7日，马某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悦城“豆捞坊”餐厅内用餐时，饮用了由其女友刘某事先开启并投放了有毒物质的罐装“雪碧”饮料后，出现中毒反应。后马某在住院治疗期间，向其家属、公安机关捏造了“由自己亲手打开密封饮料”的虚假事实，并通过相关新闻单位，向社会公众散布该虚假事实，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导致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商誉受损。一审法院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对马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马某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中，马某表示，他没有损害他人商誉的故意，而是为了隐瞒自己与刘某之间的关系，才说雪碧是自己打开的。二审法院没有采纳马某的上诉理由，最终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武新，2011）。从法院判决中笔者很难看出马某有损害可口可乐公司商誉的目的，换言之，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马某主观上希望可口可乐公司的商誉受损结果的发生。理由如下：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马某根本不可能存在排挤竞争对手、泄愤报复、嫉妒的动机，不具备上述动机之一的很难得出行为人有损害他人商誉的目的；另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马某意图借此向可口可乐索赔，也是出于“以非法占有”目的，骗取或勒索可口可乐公司的财物，并不能因此得出马某是出于损害他人商誉的目的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积极追求他人商誉受损结果发生的结论。相反，得出马某为索赔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结论在逻辑上更为合理。综上，马某明知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会损害他人商誉，为达到其他目的（可能是索赔，也可能是包庇女友刘某）放任该结果发生，故其主观心态是间接故意，并非直接故意。
综上，笔者认为，本罪的主观心态包括间接故意。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2.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3.张平.反竞争犯罪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