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14:09:24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现象，羁押，看守所，监室
一、 斯德哥尔摩现象的由来
斯德哥尔摩现象（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好感、依赖心，导致被害人反过来协助加害人、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斯德哥尔摩现象源于1973年在瑞士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四名人质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获救后不仅拒绝指控绑匪，而且一致对歹徒没有伤害他们、对他们加以照顾表示感激，甚至还为绑匪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人质中一名女职员还爱上了劫匪。这一件事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思考，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来的心理学研究将这起绑架案中的人质心理变化称为“斯德哥尔摩现象”。
在历史上或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存在斯德哥尔摩现象，清朝满人的辫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清朝男人的发型是由满族人留辫子的习惯而来的，清朝建立初期，为了表示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为了表现汉族人民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臣服，清朝政府强迫全体中国人按照满族人的习惯留辫子。因此全国人民奋起反抗科技小论文科技小论文，抗拒清朝政府的暴行，清朝政府为野蛮推广留辫子，不惜大肆屠杀不肯屈服的中国人。经过清朝的统治，留辫子竟然被当时的一部分中国人当成了传统，以至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后，很多人对辫子产生怀念，甚至有人为了保住头上的辫子而不惜放弃生命。一部分中国人从当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对留辫子的奋起反抗，到逐渐接受，最后到为了保住头上的辫子而死，也是由于清政府的从野蛮屠杀到体恤百姓的统治方式，诱发了一部分人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斯德哥尔摩现象，简而言之，可以叙述为，A刚开始对B态度恶劣，行为野蛮，B会憎恨A。然后A对B略施小惠，B会对A态度转变。最后A对B回复正常的待人方式，B会认为A对B很好而对A感激不尽。而其实最后A只不过是对B采取了正常的待人方式，而B会对A感激，其原因就在于在A的这一态度的转变下，已经诱发了B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二、 斯德哥尔摩现象的科学解释及形成条件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现象： 出于对罪犯的畏惧，被害人为了转移心理压力，分裂出另外一种思想，把受到伤害（攻击、压迫、禁闭等）当成理所当然的，把受到的施舍（食物、外界消息、甚至生存权利）当成恩惠。人质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如此经过长时间的或短时间，高浓度的对峙，就会把开始对犯人的恨，转变为畏，再转变为爱，以此来减少心理压力。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因此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人质就会把解救者当成敌人。
心理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形成科技小论文科技小论文，有几个形成的因素：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三、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运用斯德哥尔摩现象之方法
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具有物证书证少且取证难的特点，因此侦查更加倚重于审讯，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面对审讯未达到目标，无法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侦查僵局，可以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来影响犯罪嫌疑人，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心理产生变化，以期提高审讯成功率。将上述形成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因素加以扩展，可以得出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条件：
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入看守所，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让其处于信息封闭、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境地，从而形成了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前提条件。侦查人员在此基础上，可以有策略的诱发其他条件，使得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几率提高。
第一步，将犯罪嫌疑人羁押至条件比较差的多人监室，配合强度较大的审讯力度。看守所的集体监室在押人员罪名不同，涉嫌各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混合羁押，且以暴力犯罪居多。此类羁押条件的特点是羁押人群素质普遍不高，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素质普遍较高形成较大反差，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前的生活环境更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犯罪嫌疑人羁押在此类环境下，心理落差极大，仿佛置身于异常恶劣的环境。此时配合高强度的审讯力度，更能加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负担，尽量使其置身于“绑架受害者”类似的境地，此时侦查人员亦要表现出“绑匪”似的穷凶极恶形象，不给予犯罪嫌疑人任何好处，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不予接受，务必造成犯罪嫌疑人绝望的思想状态。
第二步，将犯罪嫌疑人移至条件比较好的多人监室，降低审讯强度，侦查人员适当施以小恩小惠。此类监室适宜以羁押诈骗、侵占等非暴力犯罪罪名的犯罪嫌疑人为主，此类被羁押人群相对其他被羁押人员素质较高，能够给被羁押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相对轻松的羁押环境。同时侦查人员在提审中要让犯罪嫌疑人明白，更换监室的行为是侦查人员体恤犯罪嫌疑人而向看守所提出，经过多方努力才促成的事宜。再适当施以小恩小惠，例如递香烟、送水果等手段，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产生好感。
第三步科技小论文科技小论文，将犯罪嫌疑人移至条件好的单人监室，放宽审讯强度，辅以亲情攻势或政策教育等手段，有条件的可以安排个别家属或单位领导短时间见面。侦查人员如能在这个过程中，使得犯罪嫌疑人相信是侦查人员尽最大努力将其羁押环境得以改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从最初对侦查人员的厌恶、怨恨，逐步转化为感激、理解的心理状态。安排家属或领导见面，有可能会加深这样的情感，此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有望彻底瓦解，突破口供的难度有望大大降低。
四、诱发斯德哥尔摩效应所需的外部环境配套
诱发斯德哥尔摩效应需要促使形成以下外部环境配套：
第一，促使看守所改进羁押方式，使将类犯罪嫌疑人按照罪名分类羁押。分类羁押，有利于看守所集中管理犯罪嫌疑人，不同种类的犯罪应用不同的羁押管理方式，也可以为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二，将看守所按照羁押条件及环境划分等级。此举一方面可以改善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看守所人权状况的提高。看守所设立若干个条件好的单独羁押监室，以备需要时可以使用。
第三，提高侦查人员的审讯技巧。审讯技巧高超的侦查员，是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重要内因。在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过程中，侦查人员的角色是多变的，从一开始态度类似“穷凶极恶的绑匪”，到后来类似“略施小惠的绑匪”，最后类似“人情关怀的绑匪”，需要侦查人员的神色，语气，和审讯谈话的技巧加以配合，还要从审讯的过程中，通过侦查人员丰富的经验，对犯罪嫌疑人察言观色，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兴趣、爱好，和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时，面临什么困境，生活有什么困难，在适当的时候投其所好，略施小惠，以上技巧只有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才能做好做到位。提高了侦查人员的审讯技巧，时提高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成功率的重要因素。
五、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突破口供是否违反法律之反思
首先，利用该方法不属于刑讯逼供。利用该方法并没有使得犯罪嫌疑人受到身体的伤害科技小论文科技小论文，将其关押在不同监室的做法，是想利用周边的环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心理压力，不属于刑讯逼供的行为。
其次，利用该方法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压力在法律允许的侦查手段范围内。反贪污贿赂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教育、法律教育、事实教育、亲情教育等一系列侦查方法，使得犯罪嫌疑人迫于国家法律的威严和无法抹去的事实，自愿交代其犯罪事实，该方法自始自终都在利用政策教育等方法使得犯罪嫌疑人主动、自愿交代犯罪事实，所以利用该方法是法律允许的。
最后，利用该方法不会使得犯罪嫌疑人产生后遗症等一切负作用。斯德哥尔摩现象只是犯罪嫌疑人置身于强大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心理压力解除后，该现象会随着压力的消失而消失，对犯罪嫌疑人不存在任何负作用。
综上，由于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方式中，最关键、最有力的获取证据方式是审讯，所以面对口供始终无法打开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利用心理学的方法突破其心理防线，提高审讯的成功率。通过对羁押环境进行分级调整，配合以侦查讯问密集度和态度的同步调整，有目标的运用策略来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是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可供选择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野性 文明 碰撞
梅里美是19世纪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艺术品格的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法国中短篇小说的第一位大师”。他的小说以强烈的叛逆精神、瑰丽的异域风光、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新颖的艺术构思著称。在代表作《卡尔曼》和《高龙芭》中，他独具慧眼地描绘了原始蛮荒的异域世界中具有野性特质、强悍不羁、率性自由的异质女性，表达了对文明、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一、自由女神《卡尔曼》
《卡尔曼》（又译作《卡门》）是梅里美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主人公卡尔曼的艺术形象一直驰骋于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是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
它讲述的是西班牙青年唐何塞在骑兵团任职时，一天，他负责押送一个妖艳泼辣的名叫卡尔曼的年轻吉卜赛女郎到监狱。在路上，卡尔曼引诱唐何塞帮助他逃跑。作为报答，她成为唐何塞的情妇，后来又让他也加入走私帮，但卡尔曼放荡轻浮的品性让他们两人相处时有矛盾冲突。不久，卡尔曼又爱上了一个斗牛士，唐何塞哀求卡尔曼继续爱他，并劝说卡尔曼和他一起到美洲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卡尔曼断然拒绝。唐何塞绝望之下把卡尔曼杀死，随即去自首，最终被判处绞刑。
吉卜赛民族四海为家，世代流浪，固执地沿袭着他们的民族传统，排斥定居文明的同化和世俗的羁绊。他们自然质朴，自由不羁，热情奔放，他们没有祖国，没有法律，无视文明社会的道德。作为流浪民族的一员，卡尔曼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作敢为，她蔑视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以触犯它为乐事：因工厂女工的一句“魔鬼的门徒”产生口角，她便持刀行凶;她不惜以肉体为筹码，走私行骗;以美惑，骗取商人的钱财;顺手牵羊地偷走旅行者的金表;最终还为了爱情和自由丢掉了性命。
她反抗这个排斥吉普赛人的文明社会，称之为“卖烂橘子的国家”，[1]434她认为“天堂不是为我们准备的”，[1]423她嘲笑那些不敢越出道德樊篱的庸人，揶揄遵循文明社会规则的唐何塞为“金丝鸟”。[1]440在她看来，“我要的是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453“自由就是一切，为了少坐一天的牢，他们会把整个城市烧掉”。[1]436她的爱情直率而质朴，无拘无束，当她爱唐何塞时，她率性表白、悉心照料受伤的唐何塞;当她不爱他时，她绝不曲意逢迎，委曲求全，而是宁死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作为罗姆，你有权杀死你的罗米;但卡尔曼永远是自由的，她生是加莱，死也是加莱。”[1] 458她直瞪双眼，一声不响地死在唐何塞的刀下，让人们看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壮。
卡尔曼和唐何塞之间的博弈冲突是野性与文明的冲突。这个野性难驯的吉卜赛女子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与唐何塞这个“文明人”之间充满着矛盾，她曾对他说：“狼和豹在一起是过不了几天的。”[1]441她虽言行粗俗野蛮，但对照文明社会中刻板麻木、懦弱畏缩的伪君子，她充满原始气息的“野性”形象更能体现人格的尊严和追求自由之勇气，更能表现人天性的本真和率性。“她那饱蕴蛮荒气息的生命存在状态，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人性的威严，一种生命的庄严和无拘无束。”[2]81-85在这个烈性女子的映照下，唐何塞这个来自文明社会的男子显得苍白无力，他代表了文明社会道德对人的天性的戕杀和自由的剥夺。
在《卡尔曼》中，梅里美明确提出了文明与野性之间对立的命题，“他把卡尔曼这个自由的、粗犷的吉普赛人的典型，和虚伪、苍白的文明社会人物相对照，把她的非法活动、骇世惊俗的生活态度，与社会法律、传统观念相对立，让她以勇敢的忠于自己的死超越于文明社会之上，让这个“恶的精灵”在那个社会的凡夫俗子面前闪闪发光”。[3]461
二、复仇女神《高龙芭》
《高龙芭》的复仇故事发生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科西嘉岛上。滑铁卢战役后，年轻军官奥索中尉退役返回家乡科西嘉岛。两年前，他的父亲被有权有势的村长巴里契尼父子谋害致死。奥索有一个美丽聪慧、爱憎分明的妹妹，叫高龙芭，她一心想让哥哥为父报仇，然而，奥索长年在外受到军队的教育和熏陶，他认为“血亲复仇”是一种野蛮风俗的残存，且父亲之死谋杀证据不确凿，他不愿鲁莽复仇。高龙芭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安排，最终激起了哥哥的复仇之心，导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戏剧，报了杀父之仇。
19世纪时，科西嘉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荒蛮之地，资产阶级文明还未征服这个荒蛮的海岛。科西嘉人有自己的风俗、语言、文化与法律，古朴的中世纪野蛮民风在当地依然存在。血亲复仇是科西嘉人世代相传的古老遗风，通常由儿子承担家族复仇重任。高龙芭忠于家乡古老的风俗传统，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她一心想为父报仇。她总是依着科西嘉人自然的本性行事，不在乎所谓“体统”，她只讲科西嘉人的良心和道德，而罔顾文明大陆的法律，也罔顾当权者的法纪和权威。奥索十分了解他的妹妹，他深知：“如果不是野蛮的教育使她养成一种偏见，认为报仇是我这个做家长的事，与我的名誉相关的话，巴里契尼父子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1] 296科西嘉的人们都认为：“科西嘉没有法律。”“不相信王家法院的推事而只相信一支好枪。”“如果一个人有仇家，就必须在三个s之中做出选择，也就是在步枪（sehiopetto）、匕首（stiletto）和逃走（Strata）中做出选择。”[1] 276因此她千方百计激发哥哥的仇恨，要哥哥杀死巴里契尼父子以报仇雪恨。但奥索总是寄希望于法律，希望通过文明的法律为家族主持正义公道，而高龙芭屡次揭穿仇家的阴谋，让奥索对所谓公平正义的法律失望。直至高龙芭利用割伤马耳朵来诬陷是巴里契尼家挑衅时，奥索还是坚持等待警察和狱卒来处置。可是，巴里契尼父子竟然对这位文明的军人进行伏击，奥索终于在受伤后自卫反击，击毙对方而复仇。当所谓文明的法律不能给科西嘉人公正时，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法律来维护正义。
高龙芭是个“地道的科西嘉人”，[1]295而奥索“这个野人已经太文明了”。[1]295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奥索游移反复，辗转不已，而“狡猾”的高龙芭则循循善诱，把他往复仇的道路上引，直到把他逼到墙角，没有退路，正如他所说：“一旦带我引到悬崖边上，我感到头晕目眩之时，便将我推进深渊。”[1]296在奥索这个被大陆文明熏陶过的军人身上，科西嘉人的野性已经几乎完全退化，他总想着通过文明的决斗或者由当权政府和司法部门查清事实真相，从而将仇家绳之以法 。
梅里美在有意把具有几分原始野性的科西嘉岛民和受大陆文明熏陶的人物加以对照，他刻画前者的强悍个性，反衬后者的优柔寡断;前者疾恶如仇，生机勃勃;后者因循苟且，苍白无力;前者是人类的天性、本性，而后者则是天性的“蜕化”，个性的泯灭。
卡尔曼和高龙芭与文明社会的典雅女子迥然不同，她们美丽难驯，聪慧果敢，有勇有谋，爱憎分明，亦正亦邪，具有鲜明的异域色彩。卡尔曼是地道的吉卜赛女郎，散发着原始的野性美，她机智狡猾，打架斗殴，走私行骗，她追求自由，爱时全身投入，不爱时宁死不屈。高龙芭来自科西嘉，有着科西嘉人的自然粗犷气息，她固执坚守着要让兄长为父复仇的信念，对待敌人冷酷残忍，对待莽林中的强盗们关爱备至。
梅里美之所以塑造出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两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是因为他历来钟爱那种“最不重视人类生活，有最强烈的热情，有最狂放和最坚决的性格，而且有最粗莽的原始偏见”的人物。[4]304她们是文明社会之外的“化外之民”，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她们的天性和行为未因理性文化障碍异化，而是遵循生命本体的自由冲动，显示出奔涌不羁的野性生命力”。[5]119
“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然而，从人性和自然法则出发，否定工业文明，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是从梅里美开始。18世纪法国作家卢梭最早提出了‘回到自然’的口号，接下来的浪漫主义作家们纷纷接过这一口号，并用创作来体现这种精神。但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大多集中在诗歌方面，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厌恶也主要是通过对大自然的美的吟咏来表达的，荒原、大海、崇山、峻岭寄托着作家愤世嫉俗的感情和对自由的向往。在这些创作中，少有人物的塑造，也少有引人的情节和不同观念的激烈碰撞。”[6]40梅里美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以小说的形式为欧洲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他笔下原始荒蛮的化外之地，个性强烈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完美地融合成一幅瑰丽的异域画卷，展现了野性与文明的激烈碰撞和冲突。
梅里美的《卡尔曼》和《高龙芭》通过塑造两位个性鲜明又极具异域色彩的美丽女子，展现了自然与文明、野性与温驯之间的冲突，演绎出人类从野性蒙昧走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两种生存状态的碰撞和由此而带来的人的迷茫和觉醒。梅里美大力赞扬野性美和原始生命力，以生机勃勃的原始生命力来对抗刻板而平庸的现代文明，他力图在自然野性和现代文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唤醒人们思考如何在维护道德、法律等文明社会秩序的同时张扬人类自然本真的天性，从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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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代漠北； 铁勒诸部；羁縻府州
abstract: the tiele was one of the major ethnics in ancienttimes of our country .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habitation of different tiele tribes far in northernchina was the key area where the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prefecture of jimi, whi ch formed part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20th year o f the imperial title of zhenguan, the 12 tribes of 9 tiele families surrenderedto the dynasty. i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sheiks of those tribes went p ersonally to chang’an to have an audience with emperor of taizong and requestedagain to “send imperial governors” over there. in january of the 21st year, t he court of tang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prefecture of jimi, which divided in to 6 governorates and 7 states, totaling 13 executive offices. by june in the 3r d year of the imperial title of yonghui(652 ad), two more governorates and fivemore states were added, totaling 8 governorates and 12 states together with theformer ones. however, between the 4th year of yonghui and the 14th year of tianb ao, most executive offices of the prefecture of jimi migrated along with their r espective tiele tribes to the north of the circuits of longyou, guannei and hedo ng.
key words: mobei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tiele tribes; theprefecture of jimi
铁勒是我国古代北方重要民族之一，曾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唐代，漠北 铁勒诸部分布地是唐王朝建置羁縻府州的主要地区，成为唐朝北部疆域的组成部分。随着时 间与政局的变化，一些铁勒部落从漠北迁居漠南（后也有回迁漠北者），若干著名人物登上 唐帝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唐代铁勒族羁縻府州究竟何时创建？分布在什么地方？何时何因 发生过移徙和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
一、 铁勒族群的渊源与分布
1. 铁勒族群的渊源
关于隋唐时期铁勒族群的渊源，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近现代学者研究，其祖先乃秦汉时期的 “丁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族，亦称“高车”，至隋时始称“铁勒”。隋代， 铁勒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族群，共有40余个不同名称的游牧部落。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为 铁勒”。［1］ 卷84《北狄列传•铁勒》正如北方民族史前辈学者林?教授指出： “当隋朝统一中国时，我国北方的铁勒各部日益强大起来，成为隋唐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历史 文化的主要民族。”［2］ 27
2. 漠北铁勒诸部的分布
南北朝时期，铁勒诸部原分布在南临大漠、北至贝加尔湖周围、东达黑龙江上游、西达阿尔 泰山的地域，受柔然汗国的役属。自突厥于公元552年崛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吞灭柔 然汗国后，漠北铁勒诸部又被突厥汗国役使，铁勒诸部遂为后者的属部。史载：“初，突厥 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 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 陀 於诸部为最强。”［3］ 卷192《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至隋代，随着突厥 的向西扩 张，一些铁勒部落迁徙至阿尔泰山右侧的西域地区。公元583年，突厥汗国因内部矛盾而分 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铁勒诸部也就分属不同的突厥政权。漠北铁勒诸部主要役属于东突厥 汗国。
漠北铁勒诸部的分布地约略如下：薛延陀部（姓一利?氏），在乌德犍山（今蒙古国杭爱山 脉）东段南侧；回纥部（先曰袁纥，亦曰乌护、乌纥，隋曰韦纥，后称回纥，姓药葛罗氏） ，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上；都播部（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今 蒙古国库苏古尔泊）；骨利干部，居瀚海（今俄国贝加尔湖）北；多滥葛部（亦曰多览哥、 多腊葛），在薛延陀东（北），濒同罗水（今土拉河）；同罗部，在薛延陀（东）北、多滥 葛之东（今土拉河以东、肯特山以西）；仆固部（亦曰仆骨），在多滥葛之东（今鄂嫩河流 域），地最北；拔野古部（亦作拔野固、拔曳固），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固、邻??， 即今鄂嫩河与克鲁伦河间地；思结部，在薛延陀故牙（今杭爱山脉东南、鄂尔浑河上游）； 浑部，在诸部之最南（今蒙古乌兰巴托市南方）；斛薛部（斛萨部），居多滥葛北（今鄂尔 浑河下游）；奚结部，在同罗北（今肯特山以北、石勒喀河傍）；阿跌部（一曰诃跌，或作 ?跌），故地相当今鄂尔浑河之东；契?部（亦曰契?羽），在多滥葛之南，即今乌兰巴 托 东南；其后，一支徙焉耆西北鹰娑川（今中国新疆开都河河谷）；白?部，居鲜卑故地（今 中国呼伦贝尔市、蒙古国东部苏赫巴托省），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固接，避薛延 陀，保奥支水冷陉山。［3］ 卷192《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 俱罗勃部（或作掘罗 勿），故地相当今石勒喀河之北。
二、 漠北铁勒诸部羁縻
都督府、州的建置
东突厥汗国于贞观四年（630）灭亡后，唐朝扶持薛延陀部建立对漠北的统治。薛延 陀汗国成为唐朝管理北疆漠北地域的藩属实体。贞观二十年（646），薛延陀汗国解体，漠 北铁勒诸部向唐廷提出“乞置官司”的请求，遂在漠北正式创建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
1. 唐武德元年至贞观二十年初漠北铁勒诸部
入唐以后，漠北铁勒诸部依旧被东突厥汗国役使。东突厥的始毕、处罗、颉利可汗频繁征调 漠北铁勒诸部兵马，南扰中原地区。贞观二年（628），颉利可汗的无厌征赋引起铁勒诸部 的不满而武力反抗，接连击败前来镇压的突厥军队，致使突利可汗、欲谷设、拓设连吃败仗 。即所谓“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率叛之”。［3］ 卷192《唐纪八• 太宗贞观元年》贞观四年（630）初，唐朝军队平定东突厥汗国。从此，漠北铁勒 诸部摆脱 了东突厥的统治。
还在贞观二年，漠北铁勒诸部奋起反抗东突厥统治之际，唐朝在漠北册封一个薛延陀汗国， 管理漠北铁勒诸部牧民。即“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 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 鼓?。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东至??，西至西突厥，南 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皆属焉。”［3］ 卷 192《唐纪八•太宗贞观二年》 东突厥汗国于贞观四年解体后，薛延陀汗国就成为唐朝管 理北疆漠北地域的惟一藩属国2。铁勒诸部牧民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但是，也有少数铁勒部落度漠内迁。贞观四年（630）三月，思结部四万余人在其酋长率领 下度漠归降。［3］ 卷192《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六年(632)十一 月，“契 ?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家诣沙州降，诏处之于甘、凉之间，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而以 契?何力之弟沙门为贺兰州都督府都督，率部落游牧於甘州、凉州。［3］ 卷194《唐 纪十•太宗贞观六年》、卷196《唐纪十二》、卷197《唐纪十三》贞观十年（636）春正 月 ，原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率众万余家归降，唐太宗委任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敕处 其部落於灵州之北，留社尔於长安，尚皇妹南阳长公主，典屯兵於苑内。”因阿史那社尔曾 经“建牙於碛北，与欲谷设分统敕勒诸部，居官十年，未尝有所赋敛”。［3］ 卷194 《唐纪十•太宗贞观十年》 依此判断：迁居灵州北境的拓设部众应包括一定数量 的铁勒人口。
贞观十五年后，薛延陀贵族频繁攻击漠南地域的突厥诸部，引起北疆的激烈武装冲突和局 势动荡。［3］ 卷196《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唐朝在漠南地区击败薛延陀 武装，并组织指向漠北的 进攻。［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 贞观二十年春正月，夏州都督府 都 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大破薛延陀骑兵。后者“部内骚然矣”，部族间矛盾日 益激化。［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所谓“薛延陀多弥可汗 ，性褊急 ，猜忌无恩，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多弥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同年 六月，唐朝政府军在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何力等将军指挥下自南向北分道 并进，回纥、仆固、同罗诸部自北而南共攻之，击杀多弥可汗。此役也，政府军追击薛延陀 余寇，“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诸将“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 顿首请入朝。……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跌结（按当作 ‘奚结’）、浑、斛薛等十一部各遣使入贡，称‘……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 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 年》 唐太宗于是年八、九月亲赴灵州城（今宁夏吴忠市西侧），接见铁勒诸部代表。?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 由此，掀开了漠北铁勒诸部历史的新纪元 。
2.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铁勒诸部羁縻府州的创建及增置
唐朝中央政府满足漠北铁勒诸部的强烈请求，于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正式创建漠北地 域的都督府和州两级行政单位。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漠北铁勒十二部酋长亲赴京师长安城， 朝觐皇帝。唐太宗“赐宴於芳兰殿”，盛情款待各部首领。并命令职能机构对他们在京期间 的生活给予周全的安排，即“命有司厚加给待”《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史 载来到京 师长安城朝觐皇帝的铁勒十二部首领是：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 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以及浑、斛薛、奚结、 阿跌、契?、白?诸酋长。。
经过近1月的酝酿、斟酌、查考、定名和协调，唐廷于次年正月作出决定，创建漠北铁勒诸 部所在地域的行政管理实体。即6个都督府级政区、7个州级政区，共计13个行政单位。 依据太宗皇帝的诏令，以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仆骨部置金微都督府、多滥葛部地置燕然都 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同罗部置龟林都督府、思结部置卢山都督府；以浑部置皋兰 州、斛薛部置高阙州（永徽元年更置稽落州，三年废之) 、奚结部置鸡鹿州、阿跌部置鸡田州、契?部置榆溪州、思结别部（阿布思部）置?林州、 白?部置?颜州。诏书同时宣布，“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漠 北行政区划方案公布伊始，铁勒诸部首领非常高兴，欢呼鹊跃，歌舞於长安街衢。正如史载 “敕勒大喜，捧戴（冠袍）欢呼拜舞，宛转尘中。”为庆贺北疆漠北地域府州两级行政建制 的成立，唐太宗特在天成殿大摆宴席，招待铁勒诸部首领，设十部乐而同庆。并批准诸部酋 长提出的三项建议，其一是“请予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 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其二是“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其三是“仍请能属文（之 ）人，使为表疏”。随后，逐一得到落实。［4］ 卷199下《北狄列传•铁勒》、 ??卷195《回纥列传》从此，“於是北荒悉平”， “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漠北铁勒诸部生活地带成为唐朝直辖领土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此后几年间，漠北地域的羁縻府州续有增设。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骨利干部遣使归 降。唐朝“以骨利干［部］为玄阙州，拜其俟斤为刺史”。骨利干部游牧于瀚海（今贝加 尔湖 ）之北，史称：“骨利干於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热， 日已复出矣。”［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十月，奴剌 部啜匐俟 友帅其所部万余人内附。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唐廷在结骨部地区建置坚昆都督府，委任结骨 部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以坚昆府隶于燕然都护府。史称：“结骨 自古未通中国，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 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失钵屈阿栈请除一官，‘执笏而归，诚百世之幸’。”［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与此同时，唐廷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置 祁连州，隶于营州都督府。［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是年三月 ，唐廷又析“分瀚海都督（管内）俱罗勃部（亦作掘罗勿部），置烛龙州”。［3］卷 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唐廷“以白?［别］部 为居延州”。［3］ 卷199《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贞观二十三年正月，以 拔悉密部落置新黎州，任其吐屯肥罗察为刺史。［3］ 卷199《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 十三年》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九月，安置车鼻可汗余众（葛罗禄）於郁督军山，置 狼山都督府，以统之。［3］ 卷199《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元年》先前逃逸的薛延陀 首领率 残部归降 ，唐廷置溪弹州，以安恤之。经过5年多的流窜之后，另一薛延陀残部於永徽三年（652） 六月归降，唐廷“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4］ 卷199下《北狄列传 •铁勒》。
迄永徽三年（652）六月，除薛延陀部的祁连州南迁渡河，隶于灵州都督府；阿史德时健部 的祁连州隶于营州都督府之外；薛延陀部的溪弹州、骨利干部的玄阙州（龙朔中更名余吾州 ）、结骨部的坚昆都督府、俱罗勃部的烛龙州、白?别部的居延州、拔悉密部的新黎州、车 鼻可汗余众（实为葛逻禄部）的狼山都督府，共有2都督府、5州，均分布在漠北地域。通 前总计，在漠北建置8个都督府、12个州。
此外，贞观六年（632）十一月建置在河西凉州的契?部落的贺兰都督府，尚未计入在内 。
3. 燕然都护府的成立及职能
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唐廷在漠南的“古单于台”（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南部狼山山 区）建立燕然都护府，诏命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担任燕然都护府都护。燕然都护府的职 掌是“统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州”。史载：李素立出任燕然府都护，对铁勒诸部“抚 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因此深受敬重。??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随着漠北地域羁縻府州的增置，其统管的府州数量也在增加。迄永徽三年（652）六月， 燕 然都护府下统府州之数增加2都督府、5州，加上其他13个府州，共计8都督府、12州 。
三、 唐前期漠北铁勒诸部
及其府州的移徙
永徽四年以后，铁勒族若干部落随形势的变化而分别度漠南迁，其羁縻行政机构也随 之移徙，甚至自行废止。迄天宝十四年，南迁的铁勒部落主要分布在河东、关内和陇右三道 之境，羁縻府州也主要移入上述三区。
1. 永徽四年至垂拱元年（653—685）的铁勒诸部羁縻府州
永徽四年后的30余年间，碛北地域虽曾出现过短时的动乱，但政治形势基本稳定。［ 3］ 卷200《唐纪十六•龙朔元年》 开耀元年（681）七月，……薛延陀各部牧 人相继来 降。唐廷整合薛延陀诸部，建置达浑都督府及管内五州（姑衍州、步讫诺州、溪弹州、鹘州 、低粟州，祁连州可能在是时撤销），安置在“河曲”夏州都督府夏州宁朔县地界。［ 5］ 卷43下《地理志七下》
在此还需指出，《旧唐书•地理志》称：贞观“二十年，铁勒归附，於（灵）州界置皋兰州 、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永徽元年，废皋兰等三州。”无论3州的建置之地、 时间和废年，都非史实，不可采信。在薛延陀一支残部建置祁连州，如前所述是在永徽三年 。皋兰州是贞观二十一年建立于漠北浑部居地。至于“高丽州”，未见其他史籍记载，应属 何部不明？当属误载。［4］ 卷38《地理志一•灵州大都督府》
及至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六月，受突厥叛乱势力的迫胁与煽诱，同罗（龟林都督府）、 仆固（金微都督府）等部落亦叛。唐廷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征发河西骑士，“特敕左补阙 乔知之摄侍御史，护其军事”，出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以讨之。击溃同罗、仆固 等部叛众后，因碛北形势不稳，遂“敕侨置安北都护府於同城，以纳降者。”［6］ 卷 21 4《陈子昂：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 此后，漠北铁勒诸部牧民追随安北都护府，接踵南迁 ， 进 入居延海绿洲及河西走廊甘、凉二州之境。史载：“以同城权置安北府。此地逼碛南口，是 制匈奴要冲，国家守边，实得上策。臣在府日，窃见碛北归降铁勒（原文误作突厥）已有五 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6 ］卷211《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 是年，铁勒九姓的一些部落取道居延海附近南 迁河 西，于此可见一斑矣。其时，究竟有哪些部落追随安北府南迁了呢？据《旧唐书•地理志》 《新唐书•地理志》载：浑部（皋兰都督府，初作皋兰州）、思结部（卢山都督府）、契? 部（贺兰州都督府）、回纥部（瀚海都督府）、思结别部（亦称阿布思部，?林州）以及 部落名称失传的金水州，追随安北府度碛南移至河西地区。［4］ 卷199《铁勒传》， 卷195《回纥传》 正如《资治通鉴》称：“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 纥、契?、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3］ 卷213《唐纪二十 九•玄宗开元十五年》
2. 垂拱二年至开元四年间（686—716）部分铁勒羁縻府州的南迁
开元元年（713），控制漠北地域的突厥叛乱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此时，铁勒若干部落南迁 至灵州之境。包括多滥葛部的燕然州（即燕然都督府的降级与更名）、奚结部的鸡鹿州、阿 跌部的鸡田州、俱罗勃部的烛龙州，侨居灵州的回乐、温池二县地界。以及一些浑部牧民组 成的东皋兰州（侨治鸣沙县）、佚名部落的燕山州（侨治温池县）。《旧唐书•地理志》称 ：“开元初年（原文误作‘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 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5］ 卷43下《地理志七下》 开元三年（715）正 月，西突厥 十姓降者前后达万余帐。同时，突厥首领默啜之子婿——原高丽莫离支高文简为首的高丽余 众、铁勒?跌部（即阿跌部）都督?跌思泰亦率部众自突厥来降（案：贞观二十一年在阿跌 部置鸡田州，已移至灵州地界。此当是另一支阿跌部落，何时置为都督府，史书失载），“ 制皆以河南地处之”。河南地，即“河曲”之地，相当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和后套平原。 ［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三年》 同年秋天，思结部（此乃思结 别部，即 阿布思部）也在首领——囗囗都督府都督磨散带领下，南迁降附（按：思结别部于贞观二十 一年置?林州，是时早已移至甘凉之地，此当是另一支思结部落），唐廷“悉除官遣还” ［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三年》，游牧在中受降城之傍。
开元四年（716）六月，铁勒九姓的拔野固部袭斩突厥可汗默啜，来献。是“时，默啜北击 拔野固，大破之於独乐水，恃胜轻归，不复设备，遇拔野固迸卒颉质略，自柳林突出，斩之 。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在突厥，颉质略以其首归之，与偕诣阙，悬其首于广街。”此后 ，“拔野固（幽陵都督府）、回纥、同罗（龟林都督府）、?（?颜州）、仆固（金微都督 府）五部皆来降，置於大武军北”。除回纥只是其部分人口之外，其他四个部落随即居於今 山西北部，即“散居太原以北”［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五年》。 然而同年九月，先年安置在“河曲”的?跌思泰、阿悉烂等部降户复叛，欲 归突厥叛 首——毗伽可汗，先后摆脱并州都督府长史王?、郭知运等将的拦截，叛归漠北。［3 ］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
3. 开元五年至天宝四载（717—745）间部分铁勒羁縻府州的移徙
开元六年（718）二月，唐廷“移蔚州横野军於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野固都 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 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使，皆受天兵军（大使）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务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六年》不难看出，五 个铁勒部落首领均被委任为都督府都督。其后，仆固部在都督勺磨率领下西迁“河曲”北部 ，其他铁勒部落也有进入河曲者，“及?跌部落散居中受降城侧”，从事畜牧业。其后迁居 夏州朔方县界，出现了仆固州都督府（仆固部）、宁朔州都督府（部落不详）、安化州都督 府（部落不详）。［5］ 卷43下《地理志七下》 而拔野固、同罗、?、回纥诸部仍 留居“在 大同（军）、横野军之侧”［4］ 卷93《列传第四十三•王?》。 阿布思部（思结 别部）也于开元三年秋天度漠南迁，游牧在中受降城侧近。［7］
开元十五年（727）九月，河西凉州都督府的铁勒四部出现动乱。移居甘、凉诸州的 铁勒部落——回纥、契?、思结、浑四部，早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就因突厥默啜“迫 夺铁勒之地”，离开漠北而南迁河西走廊。至此时，河西节度使王君?诬陷“四部难制， 潜有叛意”，于是，瀚海府大都督回纥承宗流放?氵襄州、 皋兰州刺史浑大德流放吉州、贺兰府都 督契?承明流放藤州、卢山府都督思结归国流放琼州。唐廷任命回纥部另一酋长——回纥伏 帝难为瀚海府大都督。［3］ 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五年》 回纥 承宗被流 放后，其族子——瀚海府司马回纥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在甘州城南的?笔驿埋伏， 袭杀河西节度使王君?。［3］ 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五年》
此后，回纥部徙返漠北地域游牧，与唐朝中央政府依旧保持政治隶属关系。开元 二十九年七月，突厥叛乱首领——登利可汗去世后，其内部争权斗讧。唐玄宗“上以突厥内乱， 癸酉，命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3］ 卷214《唐纪 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八月，回纥等三部联兵，“共攻（突厥） 骨咄叶护，杀之。共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罗禄自为左、右叶护。突厥余 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盛兵碛 口以威之，乌苏惧，请降，而迁延不至。忠嗣知其诈，乃遣使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使攻 之，乌苏遁去。忠嗣因出兵击之，取其右厢以归。”此时，铁勒九姓的同罗部在首领阿布思 率领下，度碛南迁归唐。（笔者按：这支同罗部落与开元四年迁至大武军侧近的同罗有别） 对于阿布思的归降，“上厚礼之，赐姓名‘李献忠’，累迁至朔方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 ’”。［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一载》 同年，相次降唐的还 有突厥西 杀葛腊哆等突厥贵族，及其部众千余帐。回纥叶护骨力裴罗遣使入贡，唐廷赠爵奉义王。? ?［3］ 卷215《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元载》
天宝三年（744）秋八月，拔悉密攻斩突厥之乌苏可汗，传首京师。“於是突厥大乱， 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萨内河山，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右厢未下。” 值此突厥势力衰微之际，铁勒回纥部在唐廷支持下始在漠北地域确立其统治地位。史称：“ 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 遣使言状；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於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於乌德犍山，旧统药 逻葛氏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密、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 ”于是，在唐朝的支持下，藩属——回纥汗国成为统治漠北地域的政治实体。［3］ 卷 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三载》 直到公元9世纪中叶，回纥汗国解体。
天宝四年（745）正月，回纥怀仁可汗最终歼灭突厥残余势力，“击突厥白眉可汗，杀之， 传首 京师。突厥毗伽可敦帅众来降。於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回纥斥地愈广，东际 室 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怀仁卒，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3 ］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四载》
4. 天宝五年迄安史之乱间（746—756）铁勒羁縻府州的流徙与废罢
天宝五年之后，迁居漠南的铁勒诸部仍保持羁縻府州建制。此期，铁勒的同罗部分为 两支，即阿布思系同罗、河东北部同罗。八载（749）五月，同罗部由酋长阿布思（李献忠 ）统领参加攻取吐蕃石堡城的战役。［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八载》阿 布思（李献忠）于天宝元年归降后，官至朔方节度副使， 史称“献忠有才略，不为安禄山 下，禄山恨之。”天宝十一年（752）三月，安禄山“至是，奏请（李）献忠帅同罗数万骑 ，与（之）俱击契丹。献忠恐为禄山所害，白留后张?，请奏留不行，?不许。献忠乃帅 所 部（同罗）大掠仓库，叛归漠北。禄山遂顿兵不进。”［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 宗天宝十一载》阿布思系同罗从此复迁回漠北。至十二载（753）夏五月，阿布思被回纥 攻 破，失众，“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阿布思本人则于同年九 月被北庭节度使程千里擒获。十三载（754）三月，阿布思被押送至京师，“献於阙下”， 斩之。［7］ 而河东北境的同罗部（亦包括该地铁勒九姓的其他部落），自天宝十载 （751） 二月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后，被其控制。史称：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 ，谓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及家僮百余人，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 因此，这两支同罗人后参加 安史之乱，成为叛军的重要力量。
其他的铁勒部落则忠于唐室，为唐朝政治和军事的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 ：迁居河西的浑部始终效忠唐廷。天宝十三载（754）三月，皋兰都督府都督（开元十五年 前为皋兰州）浑惟明，因军功加授云麾将军（武散官，从二品上）。［3］ 卷217《唐 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三载》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浑释之 时任朔方 军右武锋使，追随节度使郭子仪东征，攻拔静边军城、马邑城，开东陉关。而仆固部出身的 仆固怀恩时任左武锋使，也参与东征。史称：仆固“怀恩，哥滥拔延之曾孙也，世为金微都 督。释之，浑部酋长，世为皋兰都督。”浑释之之子——中郎将浑?在“九门城之战”中射 杀叛将李立节。［3］ 卷216《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载》仆固怀恩是唐 肃宗、代宗时期的著名军事将领。
5. 安北都护府的移徙及管理职能的变化
作为唐朝北疆漠北地域的高级军政管理机关，安北都护府在其存在期间曾经三更其名、八 迁其治。安北都护府起初称“燕然都护府”，创建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以统管碛 北地区的六府七州。其治所在“故单于台”（今乌拉特中旗驻地西南、狼山北麓），即《元 和郡县图志》所载：张仁愿于景龙二年所筑西受降城东北40里处。［4］ 卷195《回纥 传》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二月，燕然都护府自碛南“故单于台”迁往碛北的回纥部居 地，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鄂尔浑河西侧。因在回纥部建立的政权机关称作“ 瀚海都督府”，燕然都护府作为上级政府既已迁来此地，依照以驻地的名称作为自身专名的 原则遂改称：“瀚海都护府”。此乃北疆漠北最高军政机关的第一次更名。［8］卷73 《安北都护府》瀚海都护府仍旧管辖碛北的铁勒九姓及其他部族之地。［4］卷194《 突厥传上》 总章二年（669）八月，瀚海都护府再度更名为：“安北都护府”。此乃第二次更改其名称 ，安北之名遂于此年起用。安北府仍旧以回纥部的瀚海都督府为治所。［4］卷5《 高宗本纪》，卷194《突厥传上》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安北都护府自碛北回纥部向南迁至同城镇。同城故址，位 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驻地西南500余里、额济纳河古河道傍。当时，铁勒九姓的回纥 、思结、契?、浑诸部追随安北府南迁，进入碛南的甘、凉二州地界。安北府其时主要管理 迁入河西一带的铁勒诸部，并与留在碛北的其他蕃部保持联系。武则天长寿二年（693）， 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镇，再度向南迁至“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里西安城”。［9］卷4《 天德军》西安城，故址在今山丹县西南。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安北府由西安城向东北迁入新竣工的西受降城（今内蒙古 乌拉特中旗南境的奋斗古城）。［9］ 卷4《天德军》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安 北都护府 再度由西受降城移至中受降城（今包头市南、黄河北岸的敖陶窑古城）。［9］ 卷4《 天德军》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十四年（755），安北都护府先后移驻横塞军城、天 德军城。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天宝八载，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在木剌山可敦城创立横塞军（故城在 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温根镇南），遂迁安北都护府治此。横塞军使郭子仪兼任安北府副都护 ，处理府中常务；都护一职仍由朔方节度使担任。时过五年（天宝十四载），安北府随着横 塞军移至大同川西岸新建的军城——天德军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部乌梁素海东缘土城 子古城）。［5］ 卷37《地理志一》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安北府改称：“镇北 都护府”。此乃其第三次改名。［5］ 卷37《地理志一》，卷40《地理志四》
唐乾元中（758—760），镇北都护府又随天德军使迁回西受降城，其所属军马则“权 置永清栅（今乌梁素海东南岸）”。是时，镇北府已有名无实，“都护”仅具虚衔而已。? ?［9］ 卷4《天德军》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司体制已推广至全国各地，原有的都督、都 护府建制则失去其主导地位。镇北都护府也不例外。迄唐德宗兴元元年（784），镇北都护 府就最终被撤销。
综上可知，永徽四年迄天宝十四年间，漠北铁勒诸部羁縻府州随部落各自南迁，分布 在陇右、关内和河东三道北部。回纥（瀚海都督府）、契?（贺兰都督府）、思结（卢山都 督府）、浑部（皋兰都督府，初为皋兰州）四部徙居陇右道的甘、凉之间；薛延陀（达浑都 督府）、?跌（阿跌部，?跌都督府，初为鸡田州）、思结别部（阿布思部，囗囗都督府， 初为?林州）、仆固（金微都督府）、同罗（阿布思系）五部亦曾移至关内道北部；拔野固 部（幽陵都督府）、回纥别部（回纥都督府）、同罗部（龟林都督府）、?部（?都督府） 、仆固部（金微都督府，后移往关内道）四部则迁入河东道北境（仆固部除外）。安 北都护府曾三更其名，梗概如下：燕然都护府（647—662）——瀚海都护府（663—669）— —安北都护府（669—757）——镇北都护府（758—784）。以“安北都护府”之名沿用达88 年，故常以“安北府”称道。其治所8次迁徙，次序如下：故单于台、回纥部（瀚海都督府 驻地）、同城镇、西安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横塞军城、天德军城、西受降城。［ 10］ 安北都护府的职权在第四次迁治前处于全盛期，安史之乱后则为衰亡期，至兴元元 年终止。四、 结语
漠北铁勒诸部所在地是唐朝建置羁縻府州的主要地区，成为唐朝北部疆域的组成部分。贞观 二十年六月，铁勒九姓十二部归降唐朝。同年十二月，诸部酋长亲赴唐都长安城朝谒太宗皇 帝，再次“乞置官司”。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唐廷正式创建漠北地域的都督府和州两级行政 单位，凡6个都督府级政区、7个州级政区，共计13个行政单位。迄永徽三年（652）六 月，次第增置2个都督府、5个州。通前共有8都督府、12州，均分布在漠北地域。永徽 四年后，漠北铁勒诸部羁縻府州随部落各自南迁，曾经分布在陇右、关内和河东三道之域。 安北都护府作为唐朝管理北疆铁勒诸部与其他部族地方的军政机关，在其存在期间曾经三更 其名、八迁其治。安北府的职权在第四次迁徙前处在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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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刑事 侦查 人权保障 犯罪嫌疑人
1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权利的立法规定
1.1与案件无关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本条规定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完整意义上的沉默权，只是针对侦查讯问中与案件无关问题，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而对于与案件利益相关的问题并不可以拒绝回答。
1.2获得律师帮助权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正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的地位。即自从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或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后，犯罪嫌疑人就可以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1.3申诉控告权
当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遭到迫害时，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申诉权和控告权。依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提供法律帮助。
1.4知情权
知情权是每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它也是刑事诉讼法上权利告知制度在实体上的来源，它也可以称为知悉权，了解权。其含义就是公民有权获取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国家也应当在一定的限度内保护公民的获取和知悉信息的权利，特别是对于和政府有关的信息更要毫无保留的公开。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批评建议权，是知情权的应有之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利，政府也就有了相应的告知义务。
2我国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制度缺陷
2.1现有监督体系缺乏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机制是指未经法院的司法审查，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与法律O督常常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2.2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还未建立
所谓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只是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对于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拒绝回答”的这一规定似乎是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但是具体什么问题与案件无关，由谁确定该问题是否与案件无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还是由讯问人决定。
3当前刑事侦查中侵犯人权的主要表现
刑事侦查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致使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遭到破坏，犯罪嫌疑人人权被侵犯现象层出不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
刑讯逼供，是指以肉刑或变相肉刑强迫犯罪嫌疑人承认有罪的原始的、野蛮的取证方法。现代法治国家都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严禁刑讯逼供也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己明文禁止刑讯逼供。然而在我国刑讯逼供这一顽疾仍然难以根除，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口供是证据之王”，过分强调实体公正，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缺乏程序的规制，导致了自以为是，自行其是的结果，加之侦查人员人权意识、程序意识的缺乏，对犯罪嫌疑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认识往往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很容易产生刑讯逼供的念头和冲动。
3.2超期羁押问题严重
超期羁押问题是当前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公安部都曾严令禁止，但我国超期羁押现象仍非常严重。我国立法上规定了大量可以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而且延长的幅度非常大。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可以延长5个月，即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羁押长达7个月。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最长也可以延长到37天。实践中还存在期限不计算在侦查羁押期限内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情况。这些法定可以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过于笼统，而且大多数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如果内部审查不严，实践中就会出现大量不该被延期羁押而延期的情况，导致超期羁押。
4总结
面对我国发案率持续增高的严峻形势、面对不时冒出的陈年冤假错案、面对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事实，我们必须对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高度重视并进行深思。完善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一方面需要通过强化犯罪嫌疑人的防御诉讼权利进而保障其人权，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加强对侦查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从而有效改善侦查权过大甚至滥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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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伦理；西部开发；自由；和谐相处
《小马王》是美国梦工厂2002年完成的一部经典作品，曾获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影片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匹狂野不羁、刚烈聪慧的小马斯比瑞特（Spirit）摆脱人类控制、回归族群的历险过程。与传统动画片不同，该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色是里面的动物不再具有人类的语言，主角斯比瑞特不再开口说话。但影片通过恰当的旁白、细致的动物表情以及激情完美的音乐，使小马王追求自由、永不屈服的形象跃然而出。正如它的名字Spirit，小马王代表的是充满力量的自由精神和灵魂。
影片采用马的眼光展开整个故事情节，既能吸引、控制观众的注意力，又能充分展现小马王的内心世界，表现冲突和对抗。更重要的是，用动物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和周围的世界，体现了本片对美国西部大开发历史的另一维度审视，也引导人们从生态伦理角度反思人类过往文明，思考人与自然万物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一、生态伦理思想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的人口剧增，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存续和未来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相处问题。传统生态学也因此从研究动植物与其生活环境，逐渐扩展到人类生活和社会活动，扩展到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由此诞生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挪威哲学家阿恩・内斯（Arne Naess）在1972年的一场环境运动中首次使用了深层生态学这一概念，成为该理论的奠基人。深层生态学吸收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整个生态系统包括物种、人类、大地，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平等、具有各自内在价值的有机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它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认为人不是上帝选择的惟一独特的东西，人只是生命织锦中的一条线；同时，它强调不应仅仅从人类基点出发，而应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维度，来看待、处理和解决生态问题。深层生态学将生态学发展到了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提出了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生态学者也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人类应将其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到自然环境。人类应放弃对自然的掠夺、奴役和破坏，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和谐发展的价值观。
我国生态批评研究者王诺教授认为，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思想是“生态整体主义”，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因此，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强调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不把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的局部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生态运动的发展使生态思想和理念逐渐渗入到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各个研究领域，生态思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电影等概念也陆续产生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目前，从生态伦理维度反思人类历史文明、审视当今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二、《小马王》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小马王》以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为历史背景。西进运动是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拓殖运动，是美国群众性的拓荒开发过程。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美国西部大开发是用现代文明改造原始蛮荒落后，为美国带来无尽的物质财富，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西进拓荒也塑造了美国人不安现状、开拓进取、务实竞争的精神和性格。但从另一方面看，西部的扩张开发造成大批土著印第安人被无情驱赶和血腥杀戮，土著文化几近丧失；同时，对西部土地和森林的掠夺式开发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衰退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大量捕杀造成西部野牛、北美信鸽等野生动物的灭绝。电影《小马王》采取一匹小野马的视角展开整个故事情节，突出了小马、印第安人、骑兵团上校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也是对美国西进运动的生态维度审视。
片中小野马斯比瑞特代表的是美国西部的野性大自然，也是自然界自由不屈灵魂的象征。影片画面开始就是一只自由飞翔的秃鹰，随着它舒展的翅膀，美国西部辽阔壮丽的自然风光逐渐展现在观众眼前。辽阔蓝天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和成片的原始森林，山峰峡谷向天边绵延伸展，无数奔马越过原野，踏过山峦和河流。舒缓的音乐下，微风摇荡着丛丛簇簇的绿草，主角小马斯比瑞特降生了。充满无限生机和力量的西部大自然是万物生息的家园，这样的土地属于斯比瑞特这样的生灵，小马王是自由西部的一部分。正如片中开头小马斯比瑞特的旁白所言：“我就生长在那里。我记得艳阳和蓝天，以及呼唤着我名字的微风。那个时候野马能够自由地奔驰……于是我从小马长成大马，我像奔雷一般在大地上飞驰，跟雄鹰赛跑，追逐着疾风。我在飞翔吗？有时候我真的相信我会飞。”
然而在遇到来西部拓荒的人类之后，斯比瑞特在广阔草原上自由奔跑的生活结束了，同时也开启了它摆脱人类控制、争取自由回归家园的艰辛历程。第一次被抓入骑兵团军营后，冷酷傲慢的骑兵团上校并没有把斯比瑞特这匹桀骜不羁的野马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西部的一切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征服的：野马可以被驯服，反抗的土著人可以被降服，太平洋铁路也可以延伸到荒芜的西部。征服一切所需要的只是“纪律、时间和耐心”。上校所代表的正是西部拓荒者，代表的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控制自然的思想。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人是自然万物的中心和统治者，自然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人类应该改造、征服和利用自然。然而自由不羁是小马王的灵魂，没有什么可以束缚它的自由，没有什么可以将它战胜和征服。即使在被断食断水三天三夜后，小马王仍不屈地将骑在自己背上的上校甩落在地继而成功逃脱。第二次落入军营后，斯比瑞特与其他被驯服的马一样被拉去修筑铁路，被人类驯服的命运似乎在劫难逃。但当看到铁轨将一直朝西部深处铺展并将延伸至自己的家园时，小马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族落将面临灾难，于是它再起斗志，奋起反抗了。斯比瑞特近乎疯狂地毁坏了火车头，解救了修铁路的马，摧毁了修建营地，最后通过惊人的悬崖飞跃成功脱险。自由不羁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从小马王的行动中迸发出来，也激荡着观众的心。小马王没有被征服，它的智慧和勇气最终使冷漠傲慢的上校由衷折服。
与小马和军团上校的激烈对抗相对照，小马王斯比瑞特与印第安人克里克的关系明显不同。逃出军营来到印第安人的营地后，小马王看到并体验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类生活。影片中，印第安人的营地如同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在醒来的第一个早晨，小马王便看到树下为它准备的一堆红艳艳的苹果，阳光穿过树梢，一切显得恬静清新。印第安人居于自然山水之中，天宽地阔，帐篷虽原始简陋，但气氛宁静、祥和，老人、孩子、动物和自然融为一体。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他们是适应自然而存在的。片中印第安人克里克起初也想骑到小马背上，几次尝试失败后他并没有恼怒，反而流露出对小马的由衷喜爱。克里克试骑小马的过程充满喜剧、幽默色彩，与军团上校驯服小马的征服对抗过程形成了鲜明对照。克里克与自己的爱马小雨间的嬉戏和默契，也体现了人与动物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最后克里克决定让自己心爱的母马小雨跟随小马王返回它的族落，共同的反抗、脱险经历已使印第安人克里克和小马王融为一个整体，小马王对自由和美好家园的向往何尝不是克里克的梦想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影片中的小马王与克里克是一个形象的统一体。小马王与印第安人的一体关系，也代表了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理想境界。
生态问题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民族间的文化关系中。对骑兵上校来说，印第安人克里克和小马斯比瑞特的地位相同，都属于西拓者征服、统治和掠夺的对象。克里克曾作为敌视分子被抓入军营，同小马王一样他被绑在栏圈的柱子上，上校以一个白人征服者的姿态对克里克的身高和外形表示了蔑视和嘲讽，并发出了与对待小马相同的命令：断食断水。白人把对自然的冷漠和残酷延伸到了自己同类身上。影片中，骑兵团到达印第安人的部落村庄后，掀翻他们的帐篷，毁坏他们的家园，对印第安人疯狂驱赶和追杀，毁灭了印第安人宁静平和的生活。西部扩张中，白人拓荒者将尚处在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视为暴力野蛮者，视为自己寻求财富和梦想途中的障碍，也视为应该教化的对象，不服从就屠杀消灭，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是征服不了、战胜不了的。没有了人类种族间的平等友好，很难谈及人类与自然间的平等和谐，也难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同生共荣。
三、结 语
从生态伦理视角看，《小马王》讲述的是野性未驯的自然与雄心勃勃、妄自尊大的人类间的抗争。小马王凭借智慧、勇气和无畏逃脱了残酷的人类之手，取得了与束缚自身力量对抗中的胜利。影片开头的一段旁白提到：“人们说，野马代表了西部精神。野马所代表的西部最终是否被征服了呢？这要你们自己去判断。”小马斯比瑞特是大自然的象征，它的顽强不屈代表着自然的不可征服，它的回归家园也代表着大自然的最终胜利。影片从侧面警示人类不应再把自己当作自然万物的中心，只有限制自身的欲望，尊重并平等对待自然和其他生命，才能求得人类与自然的同生共存与和谐发展。当今，日趋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更促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反思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文明历史，同时更为审慎地思考人与自然万物如何平等相处、和谐共存这一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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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庾信由南入北的经历,一方面使其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另一方面,故国之思、亡国之哀、羁旅之愁以及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使其创作中大量使用“秋”、“枯树”、“鸟”等“悲苦”类的意象。此类意象一方面反映了庾信后期悲苦而矛盾的羁旅心态,同时也反映了创伤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庾信 悲苦 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庾信作品中的意象是其理性观念的最完美的感性形象表达,是庾信对外部世界独特观察力、感悟力、审美表现力的综合体现。尤其是其后期作品中大量运用的“悲苦”类意象,不仅表现了其卓越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也反映了故国之思、亡国之哀、羁旅之愁以及时时不能释怀的道德上的自责。本文拟从其“悲苦”意象大量运用的原因,以及具体意象的分析来探究庾信后期作品意象的选用与其“悲苦”心态的关系。
一 家国之变与“悲苦”类意象的心理成因
论者大都根据庾信的个人处境,将其生平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庾信前期的生活可以用林怡的概况来形容,即“风流世家子”,“春风得意欢”。庾信出生在一个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文化素养的世族家庭。齐梁之际新野庾氏是一个极有影响的世家望族,其祖辈就人才辈出,庾信本人的仕宦生涯也可谓一帆风顺。《周书・庾信传》记载:
“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
另外,《北史・庾信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从文献记载可见,庾信是一个既才华横溢又饱受恩宠的文人。仕梁期间成为宫廷文人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后却接连遭逢了两次重大的人生灾难。第一次是侯景之乱,这次叛乱使繁华的建康城沦为一片废墟,第二次是江陵之祸。庾信公元554年4月奉命出使西魏,而同年11月江陵为西魏攻破,梁元帝身死,江陵士民百官尽被西魏掠入长安,庾信也因此羁旅北国。这使庾信遭受了第二次沉重而严酷的打击。对他而言,金陵之乱既使他因临阵脱逃而蒙羞含诟终身,又给他带来家难:“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殁。”国难家恨使庾信从此结束了前期的春风得意、裘马轻狂的生活。而江陵之祸,则不但使他蒙使命不达之辱,而且使他历亡国之痛。羁旅异域,终至客死北国。并且其中又接连遭受父死母丧,女儿外孙相继亡殁的悲哀。这一重大的家国之变,使庾信由前期的风流世家子,春风得意臣,沦为羁旅他乡客,悲愁不尽身。虽然庾信因由南入北而使他获得了接受北方文化的机会,使其创作融合南北文学,达到极高造诣,正如杜甫所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但也使其终老也难以摆脱种种复杂矛盾情感交织的“悲苦”之情。正如黄承吉所言“羁臣到死愁难尽”、“肠断江南日几回”。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注释庾集题辞》)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庾信的性格心态随着社会时局和个人处境的变迁而发生了极大的裂变,在其后期诗文中流露了强烈的故国之思、亡国之哀、羁留之恨。同时也因处境心态的巨大变化导致后期作品大量使用“秋”、“树”、“鸟”、“鹤”、“泪”、“月”等大量“悲苦”类意象。
二 “秋”之意象与秋景心态
庾信作品中运用频率较高的首先是“秋”意象。据吉定在《庾信研究》中考证:庾信秋景作品几占其创作的二分之一的分量。其题材包括羁旅、乡关、哀离、赠别、边塞、隐逸、田园等。写秋成了庾信创作的一大特色,在庾信的全部作品中,以“秋”字为标题或在作品中出现的就有153次。秋意象的展现可算是庾信诗赋的艺术特色之一。而这一意象的选用其实也与其特殊的心境有关。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秋是悲剧的原型。”一说到秋天,总与凄凉、忧愁、郁闷等连在一起,“秋”好象与“悲”“愁”总有不解之缘。宋玉的《九辨》开篇即:“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可谓首开“悲秋”的传统。后世很多文人皆有写秋之作,如曹植“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燕歌行》);杜甫“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苏轼有《秋声赋》,马致远有《秋思》。由此可见,“秋”意象在诗文中反映的文化心理大都与几种悲凉情感相对应:游子羁旅之愁、贫士失职之苦、情人离散、骨肉分离、破国亡家之悲。
庾信作品中描写的秋日、秋鸟、秋风、秋花、秋草、秋日小园也无不与以上情感相对应。如:怀秋独悲此,平生何谓平(《拟咏怀》其九);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拟咏怀》其十七);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拟咏怀》其十八);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其三)。这些诗歌集中表达了庾信经由变乱破国亡家的悲哀。又如: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拟咏怀》其二十六);苍茫望秋景,羁旅对穷秋(《秋日》);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表现了诗人羁旅异域的悲伤情怀。哀叹自己流落异国,人生地疏,如苏武、李陵之身处匈奴,甚至联想自己不如大雁,能秋返故乡。另如《伤心赋》首段从秋风骤起,草木凋零入题:“悲哉秋风,摇落变衰。魂兮远矣,何去何依,望思无望,归来不归。未达东门之意,空惧西河之讥……”(《伤心赋》),借秋景抒发丧亲之悲。从作品分析看,庾信大多通过“秋”意象来表现自己的心态和对外在社会动荡不安环境的体悟。虽然庾信后期逐渐受到北国统治者的赏识和提举,但羁旅他乡,老死难归的悲凉以及世人对其弃城变节的鄙薄,加之后期相继遭受丧亲之痛,个人生活的凄凉。这种巨大的人生变故,无尽的心灵矛盾的折磨,都使庾信的审美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先秦时期就确立的含蕴悲凉、萧索情感的“秋”之意象恰好切合了庾信秋景般的心境。使其作品大量言说秋树、秋雁、秋日,同时也有大量作品直接将“秋”字用于标题之中。
总之,庾信作品中的“秋”意象既是对 “悲秋”传统的继承,又是对自我悲哀愁苦如萧飒、凄凉、肃杀的秋景般心态的反映。
三 “鸟”之意象与失群处惊之悲
在庾信后期创作中“鹤”、“雁”、“鸿鹄”、“鸳鸯”等鸟类意象也大量出现。“鹤”意象自《诗经》以来,在古典诗文中逐渐被丰富成为成仙得道,超尘脱俗、永恒不朽的象征,同时也因“鹤”孤高的形象,凄厉的叫声,而蕴含着人世错迁变故的哀婉悲凉之情。其后“鹤”也与故土之思的伤痛紧密相连。据林怡在《庾信研究》中统计,“鹤”在庾信诗文中出现近五十处。并且作者多用鹤的悲鸣永诀,凄惨死去的情形,表现诗人的消极心境,如其因周明帝悲叹双鹤而主动请缨而写的《鹤赞》:
“九皋遥集,三山回归。华亭别泪,洛浦仙飞。不妨离缴,先遭见羁。笼摧月羽,弋碎霜衣。塞传余号,关承旧名。南游湘水,东入辽城,云飞欲舞,露落先鸣。六翮摧折,九门严闭。相顾哀鸣,肝心断绝。松上长悲,琴中永别。”
作者借助哀叹双鹤因遭擒获而悲凉死去的故事,来描写人间的生离死别。令人肝胆摧裂。另外,其文中的“鹤”的意象多具有孤傲清高,思乡重情的人性特点。如:“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哀江南赋》);“生民忽已鱼,君子徒为鹤”(《和张侍中述怀》)。这种描写中无不隐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空幻感和悲凉感。
另外,据吉定在其《庾信研究》中统计,庾信描写秋雁的作品也达18篇,而且其笔下的雁多具失群、单栖、无归的遭遇。庾信将自己在北地独特的心灵体会,运用于对雁的描写,使其作品中的雁已不再具有雁的自然特征,而是多在非常态下生存。如写秋归之雁“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晚秋》),“犹忆方塘水,今秋已复归”(《赋得集池雁》)。这其中充满了哀怨和凄清。除此之外又如:“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秋夜望单飞雁》);“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这正是庾信如离群孤雁般心境的写照。另外,其作品中除了多次描写鸟之失群单飞之外,还多次表现惊鸟的形象。如“骇猿时落木,惊鸿屡断行”(《从驾观讲武》);“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村”(《拟咏怀》);“闻弦鸟自落,望火兽空惊”(《伏闻游猎诗》)。这其中与其说写的是鸟之惊,不如说写的是庾信经由两次变乱,又在北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惊恐心境的写照。此外,如“青田松上一黄鹤,相思树下两鸳鸯。无事交渠更相失,不及从来莫作双。”(《代人伤往》)其中的描写反映的作者的心境无不带着深深的痛苦与悲哀无奈。
以上作品中描写的这种失群处惊之鸟的意象,正与庾信经历丧乱,东奔西走,后又沦为亡国之臣的处境相通,也隐喻了其始终难以释怀的沉痛的故国之思,是其对痛苦人生真实体验的反映。
四 “树”意象与半枯之心
在庾信的后期作品中描写了千姿百态种类各异的树,有南国之槟榔、八桂、橘树,北地之石榴、枫子、交让、龙门之树、梧桐。但无论何树多比喻自己失节的厚颜和思归不得的心情。皮厚而无心无节的树,记录了庾信在动乱之中仓皇弃城出逃的悔恨心境。而无复生意的半枯之树更是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半枯之心。吉定在《庾信研究》中提到:庾信写树有的以树自况:“譬之交让,实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虽残生而犹死。”(《拟连珠》二十七)有的明写枯树,暗托心情:“盖闻卷不死,谁必有心;甘蕉自长,故知无节。”(《拟连珠》三十八)“交让未全死,梧桐唯半生”(《慨然成咏》)倪
注曰:“言心非死非生,若枯树也。”他反复咏叹无复生意的枯树:“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拟咏怀》二十一);“古槐时变火,枯枫乍落胶”(《园庭》)。特别是《枯树赋》,寓言式地说明他自己由南入北,了无生气,虽生犹死的心理。开篇即:“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结尾:“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与人合为一体。另也有对漂泊流徙的枯树的哀叹:“漂流从木梗,风卷随秋箨。”(《和李司禄喜雨》)
枯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联故土信息的语码符号。叶落归根是中国人故土难迁的传统观念,而庾信拔本伤根、迁徙异地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与树相关的系列物象的思考,大量运用“树”意象,其实一方面表现自己的乡国之思,失节之哀,丧子之痛,另一方面也表明“树”记录了他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历经丧乱,变节易主,遭遇子女陨于战乱,父母相继离世的庾信,如半死枯树般了无生趣。正如吉定所论:
“他强烈的故国之思,隐逸之念,失节之痛,生存之艰,年华老大的复杂心态,通过秋日枯树这一原型意象得到了生动的记录和再现”。
另外,庾信后期作品中也大量运用猿、云、蓬、泪、月等意象。这些“悲苦”类意象无不记录着其后期难以超脱的愁苦心境。
综上所述,在庾信的后期创作中所大量选用的“秋”、“树”、“鸟”等“悲苦”类意象,是其后期悲苦心境的折射,是破国亡家、羁留异域等创伤记忆在作品中的再现和宣泄。这类意象的运用不仅使其作品“暮年诗赋动江关”,同时也对古典诗词的此类意象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怡:《庾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2] 吉定:《庾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清)倪:《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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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经济补偿
超期羁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或者监狱执行人员超越法定的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或犯人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1】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5条规定，对造成人身损害的，国家刑事赔偿的范围为：“(1)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2)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4)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5)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可见，我国的刑事赔偿基本上是以“无罪”赔偿和“违法”责任赔偿为原则。当前，我国超期羁押问题严重，而对超期羁押的刑事赔偿问题又没有完全落实，被超期羁押者往往只有在最终被宣告“无罪”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国家赔偿，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应当说，刑事赔偿作为现代国家侵权“事后救济”的基本方式之一种，若能在赔偿范围上不加苛刻的限制，并在现实中切实地付诸实施，这对于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泛滥猖獗，制约刑事执法、司法人员的有恃无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对被超期羁押者进行刑事赔偿，应以全面赔偿为原则，并在赔偿程序、赔偿范围等方面予以完善。
一、超期羁押全面国家赔偿的必要性
对于超期羁押，不管被超期羁押者最终是判“无罪”还是“有罪”，都应进行国家赔偿，对此并没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例如有的学者就认为：“有罪公民被羁押，无论是轻罪重判或者超期羁押，或者是不追究刑事责任，国家都不予赔偿。”[1](P 180)。从而否定了有罪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对于被超期羁押者进行全面的国家赔偿，体现了“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是对被刑事追究者人权的莫大保障，具有充分的伦理正当性。
首先，超期羁押的严重危害和无穷流弊，强烈要求对被超期羁押者全部予以刑事赔偿。
在现实中，超期羁押的现象较为普遍，贻害甚重，比如公安机关故意曲解法律，把仅适用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37天拘留期限普遍化，适用于所有案件中；【2】混淆拘留期限和逮捕后“侦查羁押”期限的界限，故意延长拘留的最长期限；对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既不释放嫌疑人，也不变更强制措施，而是继续羁押；在嫌疑人的“身份问题”上大搞文章，“侦查”持续不能终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或者“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规定，延长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尽管又判无罪，执行机关仍不予释放；各机关不严格执行“换押”制度，无休止地延长办案期限等等。总之，超期羁押现象在现实中具有普遍性，超期羁押的期限也过长，【3】使嫌疑人、被告人倍受牢狱之苦，有些人甚至因过长的超期羁押而绝食、自杀、自伤自残或者闹事、申诉、上告等。
超期羁押的弊端可见一斑，久押不决不仅妨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侵犯了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权，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法剥夺。同时，笔者认为，超期羁押不管是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造成损害或者导致死亡，它本身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4】因为一个人被长期地关押在看守所中，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自由受到剥夺，心灵的孤独和恐惧自不待言，也就是说，超期羁押本身即是一种“恶”，超期羁押事实的存在本身也就表明了被羁押者遭到了损害。所以，只要有超期羁押，也就意味着损害的产生。
然则，“有损害应当有救济”，有损害也就应有赔偿。既然刑事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超期羁押行为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理应进行相应的补救。而对被超期羁押者全面进行国家赔偿，即是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次，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要求责任者承担相应的经济补偿责任。
程序相对于实体而言，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行为作为一种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程序性措施，更多地受制于刑事程序法的引导，而非刑事实体法的调控。在大力张扬“程序正义”的今天，违反程序的救济机制或者说程序性裁判系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按照陈瑞华教授的观点，程序被违反后，可能会产生刑事、行政惩戒、民事侵权之诉和程序性制裁等几种法律后果，其中民事侵权之诉就暗含了国家赔偿的思想。
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对于违反法律程序的后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遑论违反法律程序后的国家赔偿问题了。而超期羁押的发生就是这样，“超期”即是违反法定的期限，超期羁押更多的是违反程序法律的后果。【5】笔者认为，违反实体法律可能承担经济上的责任，违反程序法也不宜逃脱经济上的制裁。超期羁押多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实施的，也理应由国家承担经济上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程序性违法可以通过证据排除、程序无效和终止诉讼等程序性方式加以制约，但如果这种程序性违法本身造成了相关主体损害的话，也就应产生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于超期羁押不正当地、无根据地超越了法定期限，即使没有由于超期羁押造成被羁押者人身伤害的事实，但超期羁押本身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过多的和不应有的剥夺，被羁押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理应有权获得赔偿。所以，有违法即有责任，违法责任的种类应与违法的性质相一致；“尽管赔偿仅仅是国家侵权责任的一种形式，但它毕竟是对受害人的损失予以补救的主要途径”[2]——我们不仅应当保障被羁押者获得有效的诉诸司法救济的机会，而且首先应当保证他们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超期羁押作为一种国家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自然应当产生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6】
复次，从超期羁押的性质来看，超期羁押是一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侵权性事实行为，属于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广义看来，刑事诉讼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刑事诉讼法律行为，即以一定的意思表示为要素所实施的以发生一定刑事诉讼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它更多地表现为刑事司法决定；第二类是刑事诉讼事实行为，即不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其本身就在法律上被赋予一定效果的行为[3]。刑事诉讼事实行为有合法、不合法之分，不合法的事实行为一般是侵权的事实行为，国家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构成侵权的事实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超期羁押作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作法，侵犯了被羁押者的合法权益，属于不合法的事实行为；该行为的产生虽有一定人的意志的因素，但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设立、变更或终止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意图。超期羁押一旦产生，将会对外界造成不良的影响，事实上，刑事诉讼事实行为不仅包括超期羁押，而且包括诸如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殴打等暴力行为、非法使用武器和警械与执行错误等，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一定从结果来考察，行为实施的本身已表明相当的非正当性。其中，对于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实施的刑讯逼供、非法使用武器和警械、殴打等暴力行为，我国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15条已有明确的规定，全部纳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同时，《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1款也规定：“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据此，刑讯逼供、暴力行为、非法使用武器和警械等侵权性事实行为，都属于赔偿之列。所以，从性质上看，既然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侵权事实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属于同种类型，并都造成了损害的发生，也就没有道理把超期羁押专门划出而不予赔偿。
最后，从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两个纬度看，对被超期羁押者予以全面赔偿，更好地体现了保障私权利和制约公权力的合理均衡。
在现代社会，“宪法承认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差异，将权力作两维划分，既维护作为整体利益的国家权力，也保护作为集合体的个体利益，使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4]，但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或者当国家权力践踏公民权利的时候，作出怎样的选择，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按照传统的国家“豁免”理论，认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是国家制定的，国家不可能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即使国家侵犯了个体利益，也不负侵权赔偿责任。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国家赔偿的立场，国家应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而刑事羁押作为一种完全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最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所以应予严格控制。超期羁押作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羁押权的突出表现，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并极容易引发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损伤，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它一方面造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度伤害，另一方面使强制措施具有了惩罚的功能，破坏了公民应有的社会安全感，损害了国家的法治秩序，对社会整体产生不良的影响。既然《国家赔偿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制定国家赔偿法的目的就是“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那么为什么对超期羁押这种明目张胆地践踏国家法治的行为而不予制裁和赔偿呢?同时，我国《宪法》第41条也明确指出：“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些都为超期羁押刑事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应当说，国家对被超期羁押者予以全面刑事赔偿，有助于防止、杜绝或者减少超期羁押，最大限度地降低久押不决的恶劣影响，约束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司法行为，促使其严格办案，在国家权力与个体公民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有序的公法秩序，增强对国家权力的法律控制，使未决羁押制度拥有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超期羁押的严重危害和无穷流弊，强烈要求对被超期羁押者全面予以刑事赔偿；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也要求责任者承担相应的经济补偿责任；同时，从超期羁押的性质看，以及从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两维划分来看，对被超期羁押者全部予以刑事赔偿，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二、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现实反思
通过上文的论述，笔者认为，对被超期羁押者都应进行刑事赔偿，只要羁押“超期”，那么被羁押者就有权获得赔偿，这种赔偿不依被超期羁押者受到人身伤害或者死亡为前提，也不依被羁押者是否最终被判无罪为条件，超期羁押的刑事赔偿具有独立性。
由此将会产生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一个人受到超期羁押，但案件最终被撤销、不、终止诉讼或者法院判决无罪，在这些案件中，按照“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实上受到了无罪方式的处理，这也就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光“超期”羁押不合理，而且“羁押”本身也是错误的，因为对一个无辜的人采取刑事羁押措施，无论如何都不具有伦理正当性[5]；第二种情况，一个人被超期羁押，但最终又被法院判决有罪，当然这也包括两种情形：(1)存在超期羁押，但对被羁押者最终判处的刑罚的刑期超过了审前羁押的期限，这时超期羁押的日期一般按照《刑法》的规定被“折抵”刑罚；(2)有超期羁押的发生，但对被超期羁押者最终判处的刑罚较短或者判处缓刑、单处罚金刑等，超期羁押的期限超过了刑罚的刑期、不能够折抵刑期或者折抵刑期而有余——这些都属于一个人有罪又被超期羁押的情况。
在上面两种超期羁押的情形中，对于第一类无罪超期羁押的情况，进行国家赔偿在观念和法律上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我们一贯实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一个“无辜”的人被抓起来乃至被超期羁押，这是人们的一般朴素观念所不能容忍的，极容易唤起人们普遍的“同情心”，所以，在《国家赔偿法》上，我们坚决地坚持“无罪羁押赔偿原则”，对于错误逮捕、错误拘留刑事赔偿的主要对象都是“没有犯罪事实”的人。【7】因此，一个人被超期羁押并被最终作无罪处理后，获得国家赔偿是可以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中找到依据的。
关键是第二种情况，即一个人被羁押后最终又被判处有罪，这时再进行国家赔偿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就存在严重的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首先，在思想观念上，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若被国家刑事机关抓起来并予以关押，他/她肯定不是一个“好人”，因为好人怎么会被抓起来呢?法院的有罪判决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这个人犯罪的有罪意识，这时对一个“有罪”的人因为审前羁押时间长了些就应予以国家赔偿，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和一般的社会公众可能很难接受。同时，从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来看，也基本排斥了对“有罪”的人超期羁押的刑事赔偿。因为《国家赔偿法》第15条列举的刑事赔偿的情形，只限于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的“错拘”、“错捕”、“错判”，以及刑讯逼供、暴力行为和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等几种情形，而按照我们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不赔偿”原则，既然超期羁押行为并没有被列为刑事赔偿的法定情形之一，那么这是否也否定了对被超期羁押的有罪者进行刑事赔偿的必要性呢?
对此，笔者认为，一个人被超期羁押后即使又被判处有罪，也应坚持国家赔偿原则，【8】除了本文第一部分论述的理由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一，一个人即使最终被判处有罪，成了真正的罪犯，但他/她仍是一个人，仍是诉讼主体之一，除被法定剥夺的权利和自由外，他/她还享有一系列最基本的权利，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罪而否定他的主体地位；第二，基于“程序违法”也是违法的观念，程序违法后也应当进行相应的经济性救济，不要以为超期羁押就仅仅是“超期”而已，要认识到这一行为性质和结果的严重性；第三，我国《宪法》第41条特别强调了“国家赔偿”的重要性，这说明一个人因国家遭受损失后，取得“赔偿”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对这项基本“宪法权利”的范围应作广义的解释；第四，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在整体上并未排斥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可能性，因为《国家赔偿法》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表明我们在国家赔偿上实行的是“违法加损失责任”原则，而超期羁押从总体上看应属于违法行为，并且造成了损害，这完全符合我国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要求；第五，《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和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进行刑事赔偿的内容，部分包含了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情形，因为《国家赔偿法》中规定“错捕”、“错拘”以及由此而伴随的当然的“羁押”，一定程度上也是“超期羁押”发生的原因或者本身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最后，对有罪的人超期羁押而不予赔偿，可能意味着无限期的羁押，比如一个人可能最终被判处15年徒刑，那么是否可以在不超出该总刑期的情况下于审前先把他羁押个10年，然后折抵刑期后再执行刑罚5年呢?——这显然是不可以的，审前羁押也应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否则只能是对审前羁押制度的破坏。
所以，从整体上看，一个人被超期羁押后，不管最终是被判处有罪还是按无罪处理，也不管判处有罪的刑罚种类和期限是多少，都应一律进行国家赔偿。其中，对于被判处无罪的人超期羁押进行刑事赔偿，这主要是从结果的危害性上来看超期羁押赔偿的必要性；而对于第二种情形，一个人被超期羁押同时又被判处有罪的，这时再进行国家赔偿，则主要是从程序的正当性上来看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必要性。
同时，从实施效果来看，对被超期羁押者全部予以刑事赔偿，还有助于防止：(1)一个人应当判处无罪，但由于有超期羁押的情形，这时为了避免《国家赔偿法》中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羁押而必须进行国家赔偿的规定，转而特意要判其有罪；(2)一个人应判处较短的刑期或较轻的刑种，但因为审前有超期羁押，这时为了“折抵”刑期而判处较重的刑种或较长期限的刑罚；【9】(3)即使一个人被判处的刑期可能足以折抵审前羁押的期限，但未决羁押的性质和风险与判处有罪后的刑罚不可同日而语，这时一律规定超期羁押应当予以刑事赔偿，有助于缩短未决羁押的期限，防止未决羁押显示出刑罚的“预支”功能和对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作用。
所以，一旦超期羁押发生，被超期羁押者都宜获得国家赔偿。
三、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改革思路
上文，笔者对超期羁押全面国家赔偿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和反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或许论文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因为超期羁押仅是问题的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整个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站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上，观察与未决羁押相关的制度、观念环境，思考未决羁押制度改革将遇到的各种困难。或许，这种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对制度改革保持谨慎和警惕的态度，并使改革者们认识到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以防止陷入一种‘问题越改越大’的怪圈”[6]。鉴此，超期羁押刑事赔偿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只是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和保障被羁押者权利的大系统中之一环，超期羁押刑事赔偿在中国的实现也可能步履维艰，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强调当前我国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立法完善的急迫性，这一方面固然与超期羁押痼疾的膨胀和恶劣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主要是考虑我们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极不完备性，比如：(1)1994年《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错误拘留”和“错误逮捕”刑事赔偿的标准已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产生严重的冲突和不协调，在现实中造成的问题已初露端倪[7]；(2)《国家赔偿法》中单一的“违法责任”归责原则不能解决刑事赔偿中的特殊问题，不能适应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多元化的趋势，对于公共设施致害、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合法行为的致害等都得不到国家赔偿的救济；(3)《国家赔偿法》中对于“免责事由”规定的范围过广，导致国家在大量的侵权案件中得以逃脱责任，从而造成对受害人的不公平；(4)国家赔偿的程序不甚科学，违背了基本的中立性原则。鉴此，包括确立超期羁押全面刑事赔偿制度在内的《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和完善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今后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完善，主要目标应是实现刑事赔偿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违法责任”原则的结合，也就是说，在错误拘留、错误逮捕的刑事赔偿方面，一方面奉行无过错原则，申请者不需证明刑事司法机关职权行为的违法性，也无需证明刑事司法机关是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只需证明无罪羁押事实的存在，即可构成刑事司法侵权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羁押的过程中程序违法，例如对不该拘留的人拘留了，对不该逮捕者予以了逮捕，该释放的没有释放等，那么不管被羁押者最终是判有罪还是无罪都应受到赔偿——这样也在为解决超期羁押的赔偿问题，提供了部分法律依据。
其次，应明确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超越法定期限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一律进行国家赔偿，并且规定在超期羁押的刑事赔偿上不存在国家“免责”问题，从而对超期羁押这种普遍的、恶劣的侵权性事实行为直接予以有效的规范。
再次，在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一系列具体程序问题上，可以明确：(1)有权申请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主体是被超期羁押者本人，本人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2)赔偿的义务机关是作出超期羁押决定的机关，也就是说，对于不严格执行拘留期限、逮捕期限或其他有关羁押期限规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3)共同侵权的赔偿问题：如果一项超期羁押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机关的共同行为导致的，那么这些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责任的划分以各自的过错为准；(4)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程序可以依附于刑事追诉活动，也可以单独进行，具体操作参见国家赔偿法刑事赔偿的步骤；【10】(5)赔偿的计算方法：超期羁押刑事赔偿仅对“超期”羁押的部分予以赔偿，对应予羁押的部分不予赔偿，比如拘留期限一般为14天，若没有根据地延长至37天，那么对于多羁押的23天被羁押者有权获得赔偿；【11】再如法院已判无罪，但执行机关仍不放人，这时多羁押的天数就是应予赔偿的期间；(6)赔偿标准：超期羁押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并且支付一定的精神损失费；【12】因超期羁押导致被羁押者伤亡的，按国家赔偿法的相应规定处理；(7)国家赔偿后的追偿权问题，可以明确以下几点：一、行使追偿权的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二、行使追偿权的前提条件是该机关已对赔偿请求人给予了赔偿，三、刑事赔偿请求权的对象是在超期羁押的过程中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13】等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国家赔偿法》作出根本变动之前，当前我国超期羁押的刑事赔偿问题并不是完全无法可依的，譬如对于“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拘”、“错捕”所导致的错误羁押，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仍不放人的行为，以及法院判决无罪后，执行机关的继续羁押行为等，都可以依照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律获得赔偿，【14】所以，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严格和切实地贯彻执行现行法律中有关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零星规定，在处理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具体案件时，应对相关法律法规作宽泛的、有利于被羁押者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应松年 国家赔偿法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2]张步洪 国家赔偿法判解与应用[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谈李荣 精义：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J] 云南法学，1997，(2)
[5]柯葛壮，房保国 论我国刑事赔偿的特有原则[J] 政法论坛，2001，(6)
[6]陈瑞华 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J] 法学研究，2002，(5)
[7]柯葛壮 刑事赔偿的理论与实务[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注释：
【1】长期以来，人们把“超期羁押”局限于法院审判前的未决羁押上，而忽略了刑罚执行阶段的“超期执行”问题，笔者认为，审判前的超期羁押，问题固然严重，但狱政人员对刑期已到的犯人不予释放(可能基于故意或过失的原因)，也值得关注——毕竟这和一般的“非法拘禁”不能同日而语。
【2】例如福建省某市公安局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中，刑事拘留后至逮捕期间以37日羁押期计算的大约有30%属超期羁押，同时，逮捕后至提请期间的超期羁押现象更加严重，大约有40%；另外，1999年6-7月，河南省西华县公安局超期羁押率也达35%。参见刘方权：《侦查羁押适用误区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4期；苗永红：《公安机关违法超期羁押问题的成因及对策》，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第1期房保国：超期羁押刑事赔偿的若干问题
【3】比如2000年上半年某公安分局超期羁押率为27%，共71人，其中超期1个月以内的有56人，超期1个月以上的是15人(参见唐亮：《中国审前羁押的实证分析》，载《法学》2001年第7期)；另外，超期羁押期限达2年或3年的，并不罕见，河南有一农民甚至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超期羁押达15年之久；还有一人在4个月的时间里竟被刑事拘留3次。具体参见王越：《适用刑事拘留中的偏差不容忽视》，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3期。
【4】这是需要强调的，因为还有些人认为，只有在超期羁押对被羁押者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时才算对嫌疑人、被告人造成了“损害”，纯粹的超期羁押本身并没有“损害后果”的产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羁押性质的严重性，掩盖了超期羁押本身的巨大危害。
【5】当然，有些阶段的羁押可能是“无期”的，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超期”，比如审判期间重复的发回重审，羁押期限依附于办案期限，羁押期限不明确等。另外，超期羁押的诸多情形，多是与不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相关的。
【6】当然，有些“超期羁押”不是以刑事执法、司法机关的名义实施而纯粹是其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所致的，这另当别论。
【7】当然，错误拘留的刑事赔偿还有一种“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情形。
【8】比如在英国，如果一个人在遭受第一次逮捕时，逮捕是错误的，那么即使他后来又被宣布有罪并且不能因获得出庭令状而被释放，他在第一次被错误逮捕时仍然可能有权获得名义上的损害赔偿金。参见张正钊主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9】难怪一些律师颇有感慨的说，如果发现一个案件最后判处的刑期和审前羁押的期限相同或者较为接近的话，那么这多半是个冤假错案——此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超期羁押对实体定罪产生的重大影响。
【10】当然，如果我国能建立起独立的、封闭的程序裁判系统的话，那么对于超期羁押的处理、赔偿问题也可以纳入该系统内。
【11】尽管这个人可能最终被判处有罪，也尽管可能先行羁押的部分被折抵刑期，此时仍应照赔不误——这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必要代价。
【12】对此，我国在民事审判领域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国家侵权造成的损害，也应确立此制度。
【13】也就是说，在国家行使赔偿追偿权问题上奉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比如1995年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第5条(4)就规定：“对服刑期满的服刑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释放的”，责任机关应予刑事赔偿。
看守所的诉讼职能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看守所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从属于侦查职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看守所既无独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无所谓独立的诉讼职能，从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来看，其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从属于侦查职能。《看守所条例》第3条规定：“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这里的“人犯”既包括未决犯，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包括在看守所执行刑罚的已决犯，“人犯”一词从1996年开始便已不再适用。给合实际情况，我国看守所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监管职能。看守所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武装警戒看守，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等，保障侦查、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二是部分刑罚执行职能。看守所对留所服刑的短刑犯，要执行刑罚，进行教育改造。三是侦查职能。1998年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规定〉的通知》规定，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又犯新罪的，由看守所立案侦查，重大、复杂的案件由刑事侦查部门立案侦查。所以公安机关是将看守所视为内设机构的，分配了部分侦查权。看守所在日常的监管工作中，还担负着深挖余罪、配合破案的职责，这是看守所的一项基础性业务工作，也获得许多理论上的支持。③各级看守所在业绩考核时，本所获取的侦查线索，以及借此侦破案件的数量都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看守所工作人员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获取破案线索并成功协助破案的数量，则成为个人业绩考评的重要指标，直接与自己是否能够立功、嘉奖、获得更多的奖金、获得职务升迁的机会等紧密相关。［7］看守所以打击犯罪、保障追诉为主要任务，强调对在押人员的看管、改造甚至是深挖犯罪、配合惩治犯罪，其人权保障的功能并未得到彰显。（二）未决羁押执行职能是一种预防性的、保护性的职能。看守所的未决羁押执行职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审判，即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串供；三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的诉讼权利，使其免受控方的侵害。上述职能是看守所存在的本意。其次，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将看守所代为执行的刑罚从余刑“一年以下”改为余刑“三个月以下”，所以留所服刑的人员将大大减少，这也表明看守所的工作重点不在于“已决犯的执行”。再次，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授予看守所侦查权，看守所也不是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公安部无权将侦查权分配给看守所。看守所事实上承担的侦查职能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犯罪信息库”，看守所获取犯罪线索、深挖余罪确实有其他机关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侦查职能的存在使得看守所具有“自利”和“图利”的必要与可能。其必要性在于完成考核要求、获得工作业绩、履行法律职责等，其可能性就是利用看守职责中的权力，通过监听、监视、审讯等手段来达到其侦查目的，对办案机关的不合法要求、行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等诉讼权利也无从落实。因此，侦查职能加剧了看守所对侦查机关的附属，使其无法保持中立。只有让看守所的职能单纯化，看守所仅仅关注对未决犯的监管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正确地对待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会见和通讯等。最后，笔者认为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一种司法职能，而非行政职能。我国刑事理论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专门机关的各项权力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如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是刑事司法权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看守所的未决羁押执行权也应当属于刑事司法权的范畴，也只有将其界定为刑事司法权，才能理顺各种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属于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以看守所不应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看守所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应当纳入刑事赔偿的范畴，通过刑事赔偿程序处理，《国家赔偿法》关于看守所为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看守所的体制隶属
上文论述了看守所独立的诉讼地位，看守所诉讼职能应当单纯化，着重于未决羁押执行，但是要实现看守所的中立和超然，使其真正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问题，即看守所的体制隶属问题。（一）现有体制隶属对看守所新的诉讼地位的制约由于看守所的神秘化和边缘化，看守所的监管体制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近几年频繁发生在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才使这个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根据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第5条的规定，看守所以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从法律规定看，看守所是被定位为县级以上政府的职能部门而非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只不过交由公安机关代为管理。虽然看守所已将公安局的牌子换作了人民政府的牌子，但实际上仍然一直处于同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之下，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由于人、财、物大权由公安机关掌握，公安机关的领导指挥、命令看守所的民警，要求其为侦查行为开绿灯，谁敢不从？如果不能真正脱离公安机关的管辖，看守所将在法律和现实的夹缝里求生存，即使法律赋予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也难以真正得到落实。（二）未来《看守所法》应当改革看守所体制隶属以契合其新的诉讼地位羁押场所与公安机关分离，学界基本已达成共识，但就羁押场所分离后由谁管辖的问题则莫衷一是。有人建议由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院管辖。［8］笔者认为不妥，检察院作为控方，如何能保障辩方的利益？只要是控方控制，不论检、警，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能只看到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一面。有学者建议将看守所纳入现在的监狱系统［9］。这样设置域外也有立法例，例如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9条的规定，对未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移送监狱进行关押，但是不允许将未决犯与已决犯关押在同一房间。［10］但是，笔者认为看守所与监狱功能不同，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场所，它须具备不同于监狱的特点，如要依法与控、辩双方互相配合、制约，要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要提供特殊设施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权利等。正是为了维护未决犯在法律上的地位与权利，18世纪中期，西方一些国家对监狱制度进行了改良，将监狱划分为已决监和未决监，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看守所，如果再回复历史作法，绝非良策。较多学者建议看守所应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行政机关管辖监狱，看守所和监狱同为羁押执行机构，可以互相比照、借鉴。自1983年开始的监狱制度改革是比较成功的，监狱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管理水平、软硬件设施、社会形象等都远远优于看守所，司法行政机关有管理监狱的机构、经验，有能力基于中立的地位对看守所进行良好的管理。总之，保证看守所中立是看守所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未来《看守所法》应当对看守所的体制隶属进行准确定位，以契合新《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独立的诉讼地位。
作者：钟明曦 单位：福建警察学院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