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8 16:55:07
受业于著名书画家沙曼翁、宋文治先生，精多种书体，工篆刻、善绘画。作品参加过全国第二至第十届书法篆刻展、数届全国中青年书法作品展、国际书法展和当代名家书画篆刻作品展，先后在500多次部级、国际性和各类全国性展览中入选并数次荣获大奖。作品还多次赴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加拿大、美国、法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与地区交流，并于2010年11月在联合国总部“首届中文日”举办特展。2008年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创作的《我的中国心》长卷、2010年上海第41届世界博览会时创作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长卷，2011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APEC文化论坛展出的《世纪脊梁——言恭达书推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人物诗抄》和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体育颂》书法长卷赢得海内外一致赞誉。作品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和篆刻卷）、《中国当代书法大家》等500多种全国性专集。1987年全国“当代中青年《书苑撷英》评比”中，作品以最高评票被评为全国37位优秀作者之一。作品还被选刻于全国各地100多处碑林，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国内外10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布置与收藏。书学论文多篇参选“全国书学研讨会”，选入《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等。出版《抱云堂》等书画专集与《抱云堂艺评》等专著，《当代书法名家》（字帖）及教材，参与合编《六体书字典》、《中国书法名作鉴赏辞典》等。
他热衷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多年来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江苏红十字孤儿学校、全国艾滋病防治、江苏省体育发展基金等无偿捐资数百万元，并出资建立南京“言恭达百万慈善基金”、东南大学“言恭达百万教育基金”等。2008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博爱勋章”，2010年被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机构授予“爱心形象大使”称号、全国政协“善行天下政协委员慈善公益代表人物”，2011年荣获国家“第六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行为楷模”称号等，2012年建立“言恭达文化基金会”。
《世纪人物》：在您的提案中看到，城乡精神文化活动的一体化对“城镇化”的重要性，那么您认为，目前在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来改善？
言恭达主席：以苏南某市为例，目前在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存在四方面问题：其一，文化设施尚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其二，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够。其三，居民的文化活动圈子小、狭窄，不少人每天为维持生计疲于奔波，对社区文化活动不闻不问，导致同一个安置社区内的居民无法做到互相帮助和关心，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其四，文化冲突明显。安置社区的农民在自愿或非自愿情况下迁入城市，大多数人面临着市民身份转换障碍，部分人由于非农生产方式转换的艰难，导致生活陷入贫困，种种因素累加，使得居民对市民身份认同模糊，导致农村、农民安置小区里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时常发生冲突。
要改善这种状况，第一应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第二应进一步完善并健全农村文化组织机构，第三应继续挖掘乡土文化资源；第四应努力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第五应增强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第六应将“农民市民化”作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组织各方力量，包括公益性社会组织，面向进城农民群体，开展有关城市文明教育活动，从最基本的生活守则如：如何走路、如何过马路、如何倒垃圾、如何处理邻里关系等讲起，使他们能尽快融入城市文明。
《世纪人物》：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规划、镇村建设规划和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的工作重点，您认为目前“三规”的制定与融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能更好地推进“三规”融合？
言恭达主席：“三规”实施的着力点在乡镇，因此，“三规”融合的结合点也在乡镇，但“三规”的制定和融合的情况却不理想。一是“三规”制定不到位，一方面是规划内容不到位，大多数乡镇只有一些产业发展的计划，而没有产业发展的规划。另一方面是规划覆盖不到位，由于“三规”没有对所有镇村全覆盖，因此，在乡镇一级实际上无“三规”可融合。二是规划执行不到位。乡镇干部缺乏规划意识，对上一级相关规划认识不深，难以有效地组织实施规划。制定的规划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作业”，而不是为了研究发展思路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执行规划难到位。规划管理力量薄弱，管理机构人员配备不齐，专业力量不强，对发生违反规划的建设行为有时监督处理不到位。三是规划融合不到位。“三规”制定工作体制各行其是，难以配合；“三规”工作涉及多个部门，既没有协调机制，也没有融合意愿和意识。四是规划支持不到位。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的支持不到位，乡镇建设缺乏土地指标。建设用地指标多数被上一级占用；产业发展缺乏规划指导，在乡镇工业集中区的建设中，适合与不适合的乡镇都发展，村级创业点建设较为盲目。
要促使“三规”更好地有机融合，其一，需要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前瞻性，工作中对规划的重要意义要有更深刻的认识，确立共同的理念和创新的思路，强化“三农”工作意识理念、保障农村居民利益理念、维护农村发展权的理念和循序渐进、持续发展理念。其二，应建立规划制定的融合机制，明确部门规划融合的责任机制，建立乡镇制定规划的责任机制。其三，应实现“三规”的多维融合，包括纵向与横向融合，正向与逆向融合以及时间融合。其四，应建立土地“两权”出让的准市场机制，国有土地市场为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同样集体土地市场也可以为乡镇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
《世纪人物》：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版权制度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您觉得哪些因素制约着版权制度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些制约因素？
言恭达主席：因为我国实施现在的版权制度的时间不长，各方面基础比较薄弱，导致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从目前来看，集中起来包括六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国家层面缺乏版权工作总体规划和配套政策，现有部分政策需要及时调整。二是管理体制不顺，版权管理机构寄于新闻出版广电系统之内，计划经济时代色彩浓厚，与版权工作对象的广泛性不相称，与世界各国版权治理体系迥异。三是社会意识偏低。社会各界对版权的经济贡献度不了解，没有形成尊重版权的良好氛围。四是资源投入不足，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版权管理的人力和经费均投入不足，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五是保护力度不够，表现为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能力不强，力度不够，企业自我维权能力弱。六是作品原创力不足，作品开发力不足，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作名企。
要解决上述问题，一要确立明确的版权工作中长期目标，版权治理体系要明显优化，版权保护能力要满足需求，版权公共服务要体系完备，版权文化氛围要显著改善，优势版权企业要形成高地，版权走出去要形成规模。二要切实采取措施强化版权管理，包括强化组织领导，增强版权工作的组织协调能力；改革管理体制，突出版权在经济转型和文化发展中的独立性和渗透力；加强战略谋划，增强版权工作规划性，提高工作效用；加大资源投入，为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保障；加强政策引导，使各种资源向创新、运用、管理和保护上聚集；完善法律体系，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环境；营造文化氛围，运用多种形式在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版权意识；强化人才培养，为产业发展提供所需的各类版权专业化人才。三要建立统计与考核制度。参照发达国家做法，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统计体系和制度，凸显版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引起各方对版权的重视。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对各级地方政府版权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在作品登记数量、版权合同登记数量、版权运用状况、版权经济贡献率、版权社会贡献度、版权保护能力、公众版权意识、版权科学管理和版权人才培养以及版权公共服务等十个方面设立具体的考核指标，促进各级地方政府着力做好版权工作，以充分发挥版权制度鼓励创新、繁荣文化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
《世纪人物》：国民阅读力和阅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党的十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入报告，多次对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提出要求，国务院把公共阅读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您认为我国目前全民阅读的现状如何？如何将全民阅读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
言恭达主席：中华民族素有崇尚读书、书香传家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5000年连绵不断、一脉相承，读书学习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全民阅读工程建设中还存在着制度缺位、经费不足、人力有限、活动吸引力不强、地区差别等问题。因此，要把全民阅读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建设书香中国，为提高国民综合阅读率提供有力保障。
其一，应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其二，应加强顶层设计并组织实施，拟定全民阅读中长期规划。其三，应加强全民阅读立法。其四，应建立国家全民阅读专项基金。其五，应加强基层阅读阵地建设，是整合设施资源，统筹队伍建设，科学设置城乡阅报栏（屏）、报刊亭。其六，应加快数字内容建设，注意阅读方式的多样性（多媒体）、阅读对象的层次性（不同读者群）、阅读内容的艺术性（吸引读者眼球），进一步加大数字内容建设力度，提高数字内容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并促进公共数字阅读服务品牌化、专业化，提升惠民服务水平，从而激发读者阅读的愿望与激情。
王西京，1946年8月生于陕西西安，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中国画院院长、西安美术家协会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西北大学、云南大学、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级美术师，被国务院授予“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获“中国时代先锋人物”、“第四届中国改革十大最具影响力新锐人物”、“陕西省红旗人物”、“陕西省行业领军人物”、“陕西省优秀共产党专家”、“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四十多年来，他曾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五千余幅，先后出版作品集、论文集等60余种。
曾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英国、法国、泰国、韩国及香港、台湾、澳门、深圳、大连、北京、广州、郑州、合肥等国家和地区及城市成功地举办画展三十多次，被新加坡南洋美术学院、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泰国东方书院聘为客座教授。
谢谢主席，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对方辩友，还有在场的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很荣幸能站在这里向大家阐述我方的观点，我方的观点是“善意的谎言有碍诚信”！ 何谓诚信，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诚信的解释为：诚实，守信。诚信就是求真，就是追求正义。古人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何谓谎言，就是不真实的，骗人的话语，而何谓“碍”，就是妨碍，阻碍。 可以看出谎言明显的背离了求真的原则，是与诚信相悖的行为。是有碍诚信的。 谎言分为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 从定义入手进行阐述，善意的谎言就是好意的但不真实的话语，从词组结构入手进行分析，善意的谎言属偏正短语，”善意的”只是对”谎言”的一个修饰，其中心词是谎言，因而善意的谎言本质上就是谎言。 现代心理学研究指出，善意的谎言分为两种种类：一是客体善意谎言，一是主体善意谎言。所谓客体善意谎言，是出发点完全为了对方利益的善意谎言，它较多的陈述善意撒谎的客体的情况，例如称赞一个智力低下的小孩说他很聪明，让他得到自信心。这客体善意谎言破坏诚信比较隐蔽，是一种慢性毒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慢慢的腐蚀人们的诚信系统，不诚信的理念就会藏于他们的潜意识，而“为人家好”这句话就会成为他日后破坏诚信的内心借口。 而所谓主体善意谎言，是出发点包含维护或牟取自己利益的成分的善意谎言，它较多的陈诉善意谎言的主体的情况。例如有个小孩子上课没认真听讲，回家后他妈妈问他有没有认真听讲，但他不希望妈妈责备他，也不希望妈妈伤心，因此撒谎说认真听讲了，这主体善意谎言破坏诚信比较明显，是一种急性中毒。 但无论是哪种善意的谎言，它本身都是谎言，这是无庸质疑的，尽管其褪去了丐服穿上了旗袍，可是依然摆脱不了谎言的本质，而谎言就意味着欺骗，因而就有碍诚信。 善意的谎言其动机虽然为善意的，但是如同人类疾病中的良性恶性肿瘤一样，不管疾病所导致的结果上如何的不同，它都是疾病，有害于人类的身体健康，善意的谎言也是一样，虽然在感性上可以被人们接受，甚至善意的谎言有着美好的初衷，然而它仍然属于有违诚信的实质行为，就是说谎，所以不管善意谎言的目的和结果如何，违背了诚信的原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因为其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当谎言被戳穿，受骗者知道真相时，伤害会比一开始就告之真相伤害要深的多！并且说善意谎言的人，认为谎言是善意的，就心安理得，因此，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这毕竟是谎言，人一旦习惯下去，谁能知道，下次的谎言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呢？ 谎言就是谎言，即使加之以善意，一样是自欺欺人，因此，我方坚信无论谎言是否处于好的目的，作为谎言必然有碍于诚信，即”善意的谎言有碍诚信”，谢谢大家！
善意的谎言本身即是谎言，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谎言，说谎是欺骗，欺骗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事不得人心，这些都是打小师长们就谆谆教诲过。但我们扪心自问，又有谁没有说过谎言呢?无论是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还是不相识的人，目的也有很多种，但当我们给谎言加上一个善意时，仿佛大家都可能接受了，这正是人性的弱点的集中表现。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你拿不定主意时，就说实话。它将令你的对手感到窘困，令你的朋友感到释然。因此，心理学专家们的观点是：不要轻易扯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就是不事实求是，说假话、虚话，夸大、掩盖、歪曲事实真相。从善意的谎言词组结构入手进行分析，其属偏正短语，中心词是谎言，因而善意的谎言本质上就是谎言。善意的谎言其动机虽然为善意，但因为善意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而屡屡被一些职业骗子所利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谎言的本身是阴暗的，事物的好恶不由事
物的目的去衡量，善意的谎言本身即是假话。尽管其褪去了丐服穿上了旗袍，可是依然摆脱不了其谎言的本质，而谎言就意味着欺骗，因而就有碍诚信。善意的谎言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往往这种谎言一旦戳穿，对对方的伤害会更深，作为谎言本身，已是与诚信相悖的行为。
善意的谎言更多的是借口!
任何使用借口的人都想用它来保护自己或别人。帮助我们挽回面子，以便能忍受挫折。
盖斯梅尔说过：认为自己比真正的自己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人想出来的借口有时出乎意料。为什么人要自欺欺人?美国幽默作家赖得乐指出：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现实当中，而是生活在幻想里，尤其是对自己的幻想。话又说回来，了解自己与朋友的真象有时非常残酷，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然而大多数借口都有破坏性。不自觉地使用借口，即使不会愚弄别人，也会愚弄自己。所以我请对方认识到，多点诚信，少点借口!同时我想问对方，如果大家都有这种观点，如何打造诚信社会，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在诚信上有更大发展?
【讲诚信与善意的谎言辩论会反方资料】
谎言之所以称为谎言，是因为它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骗人的话语。一个人如果经常有谎言流与口中，从而去哄骗他人，久而久之，他便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就如同《撒谎的孩子》文中的那个孩子一样，每天都喊狼来了以寻求刺激、开心，而当狼真的来时，他只有一个人独立去面对，自己去承受，再怎么喊叫也无济于事，也不会有人再来帮助他。因为，可能来帮助他的人已经习惯了他的喊叫，以为又是他在逗你玩呢，可见，谎言有碍于诚信。但是今天，我们谈到的谎言，还有个定语善意的，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后，谎言的本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善意的谎言是人们对事物寄托的美好愿望，是人们善良心灵的对白，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安慰的一丝暖意，是人们心底里流露出来的一种柔情谁也不会去追究它的可信程度，即使听到善意谎言的人明知道是谎话，也一样会去努力相信，不会觉得说谎者的虚伪，有时还要从心里感激呢。
说到谎言，我敢说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人没说过谎的。是的，人人都说过谎,只是有的谎言是善意的，而有的谎言是恶意的!善意的谎言，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在撒谎的同时达到善意欺骗时，而不得不编造出来的谎言。
善意谎言立场出发点：
第一：善意的谎言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以维护他人利益为目的和出发点。
众所周知，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特殊性包含与特殊性之中而区别于普遍性。就其善意的谎言本身的性质决定它并非恶益，而是建立在内心之诚，之善的基础上，而恶意的谎言是为说谎者谋取利益，以强烈的利欲，薄弱的理性，把他人仅作为手段，不惜伤害他人的行为。本身善良的人在某种状态下被逼说出的谎言是善意的，这种谎言对主体来说是一种友善，一种关心。而心术不正的人，不管如何伪装，如何花言巧语，如何绞尽脑汁为自己恶意的谎言冠上善意的高帽，其所说的谎言都带有恶意目的性。显然，善意的谎言无碍诚信。
第二：善意的谎言是一种处世的方式，是一种替人着想的品质的体现。
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的亲友总是用善意的谎言将他的病情说的很轻，鼓励他配合医生治疗，相信在座各位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们不诚信吧?! 相反是恶意的真实，一个俘虏在敌人的利诱下说出了己方的，有人认为他诚信吗?对敌人的诚欣就是对国家的背叛啊! 广州脑科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说：说谎是人的一种本能，至于是否诚信，关键在与哪种谎言。
一句在不直接伤害追求者基础上表达拒绝爱意的谎言;一个在盛情难却下而又不愿意使邀请者失望的表达力不从心的谎言，在人际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们更游刃有余的处世不惊，而不象一颗多棱的坚石，划的别人头破血流，自己也遍体鳞伤。 可见，人与人之间需要一层保护色和挤。
第三：善意的谎言虽然是谎言的一种，但是不能说谎言就一定有碍诚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诚信之所以得到大家的推崇，是因为它是善意的不欺骗，善意的谎言在表面看来，似乎有碍诚信原则，但从本质上看，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说出真话有碍善良的原则。
善意的谎言与诚信，实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那种所谓的违背恰恰为诚信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并不是有碍，打个比方：规定马路上同一方向的行人只能占有半条马路，并不有碍大家的通行啊!
第四：没有谎言的世界如同没有灰尘的地球。
我方同意善意的谎言无碍诚信并不等于我们提倡它，其关键在于度。 陈词：
说谎是什么?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就定义为：不实事求是，说假话，夸大，掩盖，歪曲事实真相。那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谎言，从煽动性极强的广告到情人间的甜言蜜语，无一不充斥着夸张的言辞，就连文学作品本身也成了谎言。人人心中都有谎言的标准，怎样把握这个度，是我们首先思考的。与动机不良的谎言相比，善意的谎言会使人们的感情变的更融洽，和谐，生活变的更有滋有味，它可以巧妙的避免冲突，实现情感沟通和顺利交往，又怎样妨碍诚信了呢?
因此，我们更要学会辨别恶意的谎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同时，提高自身修养，思考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于那些温馨的，让生活充满情趣的;至于那些充满仁慈，恻隐之心的谎言，就让它们绽放吧!
相信在善意的天空下，我们的世界会更美好!! 我们教育孩子不可以撒谎 但很多人忘记告诉他们 世界上还有一种善意的谎言 善良的人们想一想 我们长这么大 撒了多少次善意的谎言 为了不让人家尴尬 为了不让人家难受 或者为了不让自己无地自容 我们伪过啊 我们虚过啊 但我们是善良的人!
世界没那么纯真。 纯真很稀缺， 一切都要求纯真的人是幼稚之人，拿追求纯真来说事的多半是骗人的， 太多裸地说出所谓真话的， 恰恰是之徒。
这些话从小长辈就谆谆教诲过。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你拿不定主意时，就说实话。它将令你的对手感到窘困，令你的朋友感到释然。因此，心理学专家们的观点是：不要轻易扯谎。
即使是善意的谎言，但作为谎言本身，已是与诚信相对的行为，所以，无论谎言是否处于好的目的，作为谎言本身必然会有碍于诚信。所以，在此我要大声疾呼，让我们拒绝善意的谎言，共同打造诚信社会。
我们认为区分事物首先应先从定义入手进行阐述，谎言综合词典的释义，就是事实求是，不说假话、虚话，夸大、掩盖、歪曲事实真相的意思。从善意的谎言词组结构入手进行分析，因而善意的谎言本质上就是谎言。善意的谎言其动机虽然为善意，但因为善意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而屡屡被一些职业骗子所利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谎言的本身是阴暗的，事物的好恶不由事物的目的去衡量，善意的谎言本身即是假话。就像乞丐脱下了丐服穿上了旗袍，可是依然摆脱不了其谎言的本质，而谎言就意味着欺骗，因而就有碍诚信。
善意的谎言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往往这种谎言一旦戳穿，对对方的伤害会更深。而且生活中善意的谎言越来越多，人们对谎言的分辨也会越来越差，一旦生活中充满了谎言，再也没办法分辨哪些是善意的哪些是恶意的了。
比如说你的朋友画了一幅很难看的画，你说他画得很好看的话，那么他出门的时候遭到的会是别人的嘲笑，那你如果直接对他讲，你画得不好，并教他在哪些地方进行改正的话，那么他就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尴尬了。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善意的谎言作为谎言必然会有碍于诚信。既是谎言?何来善意?!即是善意!何必撒谎?!所以，无论谎言是否处于好的目的，作为谎言必然会有碍于诚信。某人身患绝症，为了让他平静地度过余生，亲朋好友一致把他瞒过，这其中绝无恶意，也绝无私利，但往往未能尽如人意，欺骗无法持久，反而使病者再也不接受配合治疗。任何人如果想对朋友、亲人、同事说些 善意的谎话之前，最好能好好考虑一个涉及心理反应的问题，即对方如果知道了真相后会感谢你的好意，还是会觉得对你的长期信任被你伤害了。
这种善意的谎言对诚信的破坏往往是比较隐蔽，是一种慢性中毒.无视这种毒害，无疑是掩耳盗铃.我想请问对方辩手，您们口口声声说善意的谎言与诚信是两个范畴，请您们就善意的谎言准确下一个定义?
我方认为所谓善良的谎言是有碍诚信的,这里以南加州的一个名叫汤姆的公司经理为例。汤姆每年与太太以及儿子到岳母家度感恩节。他其实很不喜欢吃岳母做的一种南瓜馅饼，但却对岳母说她的馅饼做得多么可口，以避免伤害她的情感。汤姆心里十分矛盾，假设有一天，他在岳母亲面前吐露了实情，岳母发现了汤姆的真实感受，她会感到情感上受到伤害，说：这些年你怎么能这样一直误导我?你还向我隐瞒了什么?而且，汤姆的岳母又会对他产生何种疑问?由此可见，不管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都不能说。
第一：善意的谎言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以维护他人利益为目的和出发点。
众所周知，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特殊性包含与特殊性之中而区别于普遍性。就其善意的谎言本身的性质决定它并非恶益，而是建立在内心之诚，之善的基础上，而恶意的谎言是为说谎者谋取利益，以强烈的利欲，薄弱的理性，把他人仅作为手段，不惜伤害他人的行为。本身善良的人在某种状态下被逼说出的谎言是善意的，这种谎言对主体来说是一种友善，一种关心。而心术不正的人，不管如何伪装，如何花言巧语，如何绞尽脑汁为自己恶意的谎言冠上善意的高帽，其所说的谎言都带有恶意目的性。显然，善意的谎言无碍诚信。
第二：善意的谎言是一种处世的方式，是一种替人着想的品质的体现。
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的亲友总是用善意的谎言将他的病情说的很轻，鼓励他配合医生治疗，相信在座各位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们不诚信吧?! 相反是恶意的真实，一个俘虏在敌人的利诱下说出了己方的兵力部署，有人认为他诚信吗?对敌人的诚欣就是对国家的背叛啊!
广州脑科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说：说谎是人的一种本能，至于是否诚信，关键在与哪种谎言。
一句在不直接伤害追求者基础上表达拒绝爱意的谎言;一个在盛情男却下而又不愿意使邀请者失望的表达力不从心的谎言在人际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们更游刃有余的处世不惊，而不象一颗多棱的坚石，划的别人头破血流，自己也遍体鳞伤。
可见，人与人之间需要一层保护色和润滑挤。自打从伊甸园被逐出之时，人们就不在赤裸相间而是围上树皮草叶了不是吗???
第三：善意的谎言虽然是谎言的一种，但是不能说谎言就一定有碍诚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诚信之所以得到大家的推崇，是因为它是善意的不欺骗，善意的谎言在表面看来，似乎有碍诚信原则，但从本质上看，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说出真话有碍善良的原则。
善意的谎言与诚信，实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那种所谓的违背恰恰为诚信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并不是有碍，打个比方：规定马路上同一方向的行人只能占有半条马路，并不有碍大家的通行啊!
第四：没有谎言的世界如同没有灰尘的地球。
我方同意善意的谎言无碍诚信并不等于我们提倡它，其关键在于度。
关键词：心；性；情；才
王夫之（1619－1692）如朱熹（1130－1200）一样，十分重视《四书》的创造性解读，亦通过训释《四书》发挥自己关于“心性情才”的看法。本文试图对二者的性情论略作比较，重点围绕着“四端”是否为“情”而展开。
一、朱子的“四端皆情”论
朱子认为，“四端”是情，“七情”也是情，均是性之所发。他认为性是根，情是芽，性是未发， 情是已发。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此情而见得此性。朱熹《孟子集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卷三） 陈淳（1159-1223）《北溪字义》：“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乐四个，孟子又指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动出为恻隐；性中有义，动出为羞恶；性中有礼智，动出为辞逊、是非。端是端绪，里面有这物，其端绪便发出从外来。若内无仁义礼智，则其发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个物，贮此性，发出底便是情。”（卷上）朱子主张，仁、义、礼、智等蕴藏在心里的德性，发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情绪、情感。
陈淳的《字义》是相当忠实于朱子思想，特别是《集注》之精神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朱子至少把“情”分为两部分，一是“七情”，一是“四端”。陈来说，朱子之“情”可以三分，“一是指作为性理直接发见的四端，二是泛指七情，三是更包括某些具体思维在其内。”[1]（p149）陈说是有根据的。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前两种“情”，尤其是四端之情。朱子说：“四端皆是自人心发出。恻隐本是说爱，爱则是说仁。如见孺子将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爱这孺子。恻隐元在这心里面，被外面事触起。羞恶、辞逊、是非亦然。格物便是从此四者推将去，要见里面是甚底物事。”（《朱子语类》卷五三）
从以上引文不难发现，第一，朱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天所赋予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性、本质或道理，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恰好是上述性、理必然要展示和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是人之性、理的外在化、客观化或实现过程，及其过程之中情感、情绪的伴随。第二，仁、义、礼、智属今人所谓道德理性，四端属今人所谓道德情感，二者相辅相成，相伴而行，皆统属之于“一心”。
所谓“心统性情”是什么意思呢？按朱熹对张载（1020－1077）“心统性情”的理解和发挥，就是指“心”主宰、统摄、包含、具有性情。一方面，朱子对心、性、情三者作了区分，尤其指出心与性情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三者的统合、一致。“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则混然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笼统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朱子语类》卷五）三者既浑沦一体，又有区别。朱子强调，心涵盖了性情，心之未动为性，已动则为情。性即是理，情是发用处，心就是管摄性情的。心主乎性而行乎情。心该备通贯，主宰运用。“心统性情”的“心”是“心之体”，是道德本心，不是指人的思虑营为的自然之心，但又离不开自然之心。这种道德本心未发动、未表现出来时，不过是人心所先验地具有的一应当如此做的道德律则、命令，这就是“性”或“理”。这种道德本心“随人心思虑营为、喜怒哀乐之活动而起用时（已发），它使思虑营为、喜怒哀乐在在皆合乎天理，在在皆是爱人利物而不是害人残物。这时，它表现自己为恻隐、是非、辞让、羞恶等道德之情”。[2]（p87）本心中的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是不离不杂的。道德理性是道德行为的根据，没有道德理性（性、理），道德情感（情）就无从发生。反之，没有道德情感，道德理性就没有挂搭处；没有道德情感的能动性冲力，道德理性也无从抒发、实践出来，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道德行为。
因此，从程颐（1033-1107）的“仁性爱情”出发，朱子认为“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后，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未发而言仁，可以包义礼智；既发而言恻隐，可以包恭敬、辞逊、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恻隐方是从仁里面发出来底端。”（《朱子语类》卷二十）“旧看五峰说，只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朱子语类》卷五）“李翱复性则是云灭情以复性，则非。情如何可灭？此乃释氏之说，陷于其中不自知。”（《朱子语类》卷五九）
朱子批评李翱（772-841）的“灭情以复性”论，批评胡宏（1105-1155，一作1102-1161）“只将心对性说”，凸显情，处理心、性、情的关系，说到底，是要在不把性、理混同于、降低为情、气的前提下，解决性、理的实践性问题，尤其是解决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因此，他必须借助于情、气来激活性、理，使性、理变死为活。
朱子认为性是体，是形而上者，情是用，是形而下者，又将孟子四端之说分析为三层：恻隐是情，仁是性，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不即是仁。正如刘述先先生所说，“朱子则将超越的性理与实然的情气分解为二。”[3]（p220）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朱子仍不忘记超越、应然的性、理，与内在、实然的情、气的贯通。因此，他才强调“情不是反于性，乃性之发处。”（《朱子语类》卷五九）仁是性，恻隐是情，恻隐是仁发出的端芽，程子将其譬如为谷种，谷之生生发展的道理是性，发为萌芽是情。朱子说：“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处最当体认。”“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因今日有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朱子语类》卷五）
足见朱子虽然有分析、分解的知识理性，将心、性、情三分，或者把性与情按理与气、形上与形下、体与用、未发与已发的层次架构加以二分，但实际上在分析之后仍然统合而言之。既然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动，心是性情之主，那么，我以为，朱子之“心”就不仅仅是一“经验实然之心”[3]（p197）。如果说孟子不讲心性之分界，从超越的层面（或立场）讲心性情的直接统一的话，那么，朱子并不仅仅是从经验实然的层面（或立场）讲心性情的分别与统一的。朱子的“心”是一身之主宰，兼摄体用，兼摄超越形上之性、理与实然形下之情气。此所谓“一心”，具众理者乃其体，应万事者乃其用，寂然不动者乃其体，感而遂通者乃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朱子之“一心”实际上涵盖形上、形下两层，即此“心”既是超越层面的本然之心，又是经验层面的实然之心，是二者之统合。“心”本身一体两面，既存有又活动。实然形下的“心”具有活动作用的能力，由此体现超越形上之“心”，但又不是禅宗的“作用见性”。在朱子的“心”论中，特重“志”的导向。“志”为“心之所之”，使“心”全幅地趋向一个目的，决然必欲得之。故而人必须立志。
二、王夫之的“四端非情”论
现在我们再来看王船山的批评意见。总的说来，船山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四端“可以心言而不可谓之情”；以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恻隐是情”“四端皆情”的主张，反对将恻隐之心属之于爱，认为恻隐即是仁，非谓恻隐之可以为仁。
王夫之认为，孟子不曾将情、才与性等量齐观，“言性以行于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即性也”。“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说性，不是说情。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虽其发也近于情以见端，然性是彻始彻终与生俱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没有性！性感于物而动，则缘于情而为四端；虽缘于情，其实止是性。”“恻隐即仁，岂恻隐之可以为仁乎？（自注：有扩充，无造作。）若云恻隐可以为仁，则是恻隐内而仁外矣……故以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则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已。”（《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严格区分“四端”“七情”，严格区别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与喜、怒、哀、乐的界限，指出：“学者切忌将恻隐之心属之于爱，则与告子将爱弟子之心与食色同为性一例，在儿女情上言仁……恻隐是仁，爱只是爱，情自情，性自性也。”“情元是变合之几，性只是一阴一阳之实。情之始有者，则甘食悦色；到后来蕃变流转，则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种种者。性自行于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动则化而为情也。”“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见，人之不以人心为吾俱生之本者鲜矣。故普天下人只识得个情，不识得性，却于情上用工夫，则愈为之而愈妄。性有自质，情无自质……无自质则无恒体……无质无恒，则亦可云无性矣。甚矣，其逐妄而益狂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足见王夫之对“情”防范甚严，害怕情的泛滥。他把性与情的区别，视为道心与人心的区别。在关于“情”的界定上，他与朱子有较大的分歧。
在《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朱注：“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孟子集注》卷十一）王夫之直接批评朱子：“《集注》谓‘情不可以为恶’，只缘误以恻隐等心为情，故一直说煞了。若知恻隐等心乃性之见端于情者而非情，则夫喜怒哀乐者，其可以‘不可为恶’之名许之哉！”“朱子未析得‘情’字分明，故添上‘不可以为恶’五字，而与孟子之旨差异。”（《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按，朱子认为，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发，则有善有不善。性即理，自无不善，一旦要作为，则关涉到气与情，则有善与不善。朱子认为，天所命于人的理，人生来具有的理，人所受以为性，其主要方面是仁、义、礼、智四者，本只善而无恶。在先验、应然的层面，人性为善。但人有气禀不同，在经验、实然的层面有善有恶。至若四端之情，本于仁义礼智发出来，性善则情亦善，性善则才亦善。
在这里，朱子一方面按孟子的思路，讲本然之性善，由此发出的情亦善，才亦无不善。这是从天命之性讲的。另一方面，朱子又从气质之性上讲，情既发出，则有善有不善；才本是善，但为气所染，故有善有不善。朱子认为，孟子说情、才，是从本然之性上讲的，不如张载、二程讲得完备。张、程从气禀上解释人在经验事实层面上的善恶，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从气质的层面来说，情、才有善、不善之分。孟子是从大本处理会，二程则兼性与气说，方尽此论。
王夫之批评程子的气禀说，认为“情”既由“性”生，则与“性”有离有合，差别甚大。“情之于性”，犹子之于父、竹之于笋。“喜、怒、哀、乐之与性，一合一离者是也。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但可以心言而不可谓之情，以其未发时之所存者，只是一个物事也。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道心也；喜、怒、哀、乐，人心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未发时的怵惕恻隐与爱亲敬长之心，固然是性；乍见孺子时怵惕恻隐之动于心，也即是性。“发而始有、未发则无者谓之情，乃心之动几与物相往来者，虽统于心而与性无与。即其统于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终如笋之于竹，父之于子，判然为两个物事矣。”“大抵不善之所自来，于情始有而性则无。孟子言‘情可以为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过、不及者亦未尝不可善，以性固行于情之中也。情以性为干，则亦无不善；离性而自为情，则可以为不善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固未尝不入于喜、怒、哀、乐之中而相为用，而要非一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按，朱子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情，而王夫之则认为，已发的道德情感也是性，不能把性与情相混淆。四端之心与喜怒哀乐相互作用，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船山警惕着离性之情，坚持四端为性而非情。
三、朱王性情论之分歧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船山与程朱在性情论上的分歧。对于人在事实经验层面的不善，程朱是从气禀上解释的，而船山仍然是从情对于性的偏离来立论的。情不偏于性，以性为中心，性行于情之中，则无不善；离开性而自为情，则可以为不善。王船山认为，朱子所谓“情之中节”为善，“不中节”便有不善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中”、“节”是“性”的功能，非“情”自身有此种功能。“今以怵惕恻隐为情，则又误以性为情，知发皆中节之‘和’而不知未发之‘中’也。（自注：言‘中节’则有节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节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万殊之理也，顺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则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将以知性之不善与？此孟子所以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见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乐之中节者徵性也。有中节者，则有不中节者。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无有不善矣。”“盖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无不可合而知也。若以情知性，则性纯乎天也，情纯乎人也，时位异而撰不合矣，又恶可合而知之哉？故以怵惕恻隐之心为情者，自《集注》未审之说。观《朱子语录》所以答或问者，则固知其不然矣。”（《读四书大全说》卷八）今查《朱子语类》，朱子仍主张“四端”为情，与《集注》一致。
船山认为，朱子犯了“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错误，而性、情分属天、人，这种混淆很可能导致“情”的僭越，“情”对“性”的侵蚀。他认为，如尽其情，则喜怒哀乐爱恶欲炽然充塞，其害甚巨。与王船山对“情”之防范相反，朱子之“性情论”，给“情”以相当之地位。因为朱子认识到，“情既灭了，性便是个死底性，于我更何用？”（《北溪字义》卷上）朱子借助于“四端”等道德情感作为道德实践的动力。
王夫之非常清楚情、才的能动作用，也清楚朱子在对“情”的控御上有独到的工夫论。王夫之与朱子一样，也十分重视“志”和“立志”。但他坚持认为，“情”是无质、无恒、无节的，由情无法知性知天，所以根本上应强调“尽性”。他说：“告子之流既不足以见吾心固有之性，而但见夫情之乘权以役用夫才，亿为此身之主，遂以性之名加之于情。释《孟子》者又不察于性之与情有质无质、有恒无恒、有节无节之异，乃以言性善者言情善。夫情苟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从而生？乃以归之于物欲，则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之绪谈。抑以归之于气，则诬一阴一阳之道以为不善之具，是将贱二殊，厌五实，其不流于释氏‘海沤’、‘阳焰’之说者几何哉？”“愚于此尽破先儒之说，不贱气以孤性，而使性托于虚；不宠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节。窃自意可不倍于圣贤，虽或加以好异之罪，不敢辞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主张德性与德气的互动，由于气的参与，道德理性不至于流于虚空，但他不同意情与性的配制，深恐情的波澜导致道德理性的旁落。
船山认为，人之不善，不能归之于物欲，不能归之于阴阳二气五行，不善仍是人的“情”之罪。当然，船山对“情”也有两分法：“不善虽情之罪，而为善则非情不为功。盖道心惟微，须藉此以流行充畅也。（自注：如行仁时，必以喜心助之。）情虽不生于性，而亦两间自有之几，发于不容已者。唯其然，则亦但将可以为善奖之，而不须以可为不善责之。故曰‘乃所谓善也’，言其可以谓情善者此也。（自注：《集注》释此句未明，盖谓情也。）”“功罪一归之情，则见性后亦须在情上用功。《大学》‘诚意’章言好恶，正是此理。既存养以尽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为功而免于罪。《集注》云‘性虽本善，而不可无省察矫揉之功’，此一语恰合。省察者，省察其情也，岂省察性而省察才也哉！”“若不会此，则情既可以为不善，何不去情以塞其不善之原，而异端之说由此生矣。乃不知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便只管堆塌去，如何尽得才，更如何尽得性！”（《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船山并非排情，他批评释老“去情”的主张，充分肯定“情”在为善、尽才、尽性中的功劳。“道心”、道德理性，要靠“情”流行充畅，“情”是道德理性的动力。他同意宋儒倡导的修养工夫，即以省察治清，防止“情”的泛滥，避免流于不善。在这两方面，船山与朱子其实都是一致的。船山之所以批评朱子，乃是认为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船山有时断为“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是专就“尽性”而言的，朱注“四端即情”的主张，混淆了性与情的界限，走的是一条“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否定了“性”是彻始彻终地伴随、调节、指导“情”的。因为“性”有自质、恒体、节度，“性”自然行于“情”中，不是“性”生出“情”，“性”感物而化为“情”。然而“情”则无质无恒无节，蕃变流转，逐妄而益狂。这样，把“恻隐”等“四端”释为“情”，就十分危险。船山说，孟子性善情善论，是专就尽性而言，他自己所谓“不善者情之罪”，只是专就不善者而言的。孟子“道其常”，而他本人则“尽其变”。他认为“情之本体”，如杞柳、湍水，居于为功为罪之间，无固善固恶，靠人的修养而引导、决定。根本上，他是以“尽性”为本，主张“奉性穷理”“奉性尽心” 的路线，“尽性”的工夫就是“存养”“省察”。船山并不把情绪、情感划分为道德情感与非道德情感，情就是情，性就是性。
程颢（1032-1085）、程颐都以恻隐、四端为“情”。朱子认为，“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问：“看得来如喜怒爱恶欲，却似近仁义。”曰：“固有相似处。”（《朱子语类》卷五十三）由此看来，程朱都认为，四端与七情均是情，但是两种有区分的情。一为理之发，一为气之发。朝鲜李朝的性理学者有所谓“四七之辨”，李退溪（1502-1571）以四端为纯善，而七情则善恶未定，把情分为本然之情与气质之情。李栗谷（1536-1584）则认为，四端之情与七情之情并无不同，均是气发，气发则理乘之。[4] 看来船山与他们都有不同，他否定四端为“情”，把道德理性的未发、已发都执定为“性”，由性情之分别来区分四端与七情。他认为，性行于情之中，恻隐、羞恶之心（性）常常入于喜怒哀乐（情）之中，并以后者为用。不离性之情为善，离性之情则为不善。
四、朱王“情才论”的比较
在朱子看来，情、才与人性的本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性与情、才亦是不离不杂的。朱子、船山在讨论《孟子·告子上篇》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这句话及相关段落时，均有不少发挥。朱子认为，才与情一样，也是性中所出，因而无不善，但为气所染，故有善不善。
“问：‘情与才何别？’曰：‘情只是所发之路陌，才是会恁地去做底。且如恻隐，有恳切者，有不恳切者，是则才之有不同。’又问：‘如此，则才与心之用相类？’曰 ：‘才是心之力，是有气力去做底。心是管摄主宰者，此心之所以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才者，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伊川谓‘性禀于天，才禀于气’，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与心与才，便合着气了。心本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了。”“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但情是遇物而发，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会如此底。要之，千头万绪，皆是从心上来。”（《朱子语类》卷五）
朱子批评了“才出于气，德出于性”的说法，重申才也是性中出的，德也是有是气而后有是德。有才能的人出来做事业，也是它性中有了，便出来做得。但温厚笃实便是德，刚明果敢便是才。他认为，人的才能与才气之所禀的多寡有关。他又认为，能为善而本善者是才。他不同意“能为善便是才”的说法，因为按这种说法，则“能为恶亦是才”。 （《朱子语类》卷五）在这里，朱子不承认偏离道德理性的能力是所谓“才”。那么，是不是“才”就没有善恶呢？朱子对这个问题有两层的分析，其大意是，就天命之性而言，“才”无不善，就气质之性而言，“才”有善有恶。
“问：‘孟子言情才皆美，如何？’曰：‘情本自善，其发也未有染污，何尝不善。才只是资质，亦无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时只是白也。’”“孟子言才，不以为不善。盖其意谓善，性也，只发出来者是才。若夫就气质上言，才如何无善恶？”“问：‘孟子论才专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为气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尽其才。人皆有许多才，圣人却做许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谓：‘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朱子认为，孟子言才，正如言性，是本然的，不如程子分理气来说才。孟子专指出于“性”之“才”，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才之初无不善，但人之气禀有善恶，故其才也有善恶。“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为出于性；程子自其异者言之，故以为禀于气。大抵孟子多是专以性言，故以为性善，才亦无不善。到周子、程子、张子，方始说到气上。要之，须兼是二者言之方备。”（《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倘若人心向善，其言行必处处令人发觉其内心的善念，每一个动作，甚至发出的极其微弱的声音，都会令人铭记于心，感激于怀。行善的人所关注的并非是他的善举会给本人带来多大益处，而是能否解决对方的燃眉之急。他不会只局限于小我，而是心怀大众，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心系社会。阿根廷著名高尔夫球手罗伯特·德阳·温森多在赢得了一场锦标赛准备带着支票回俱乐部时，一名年轻女子冲上来，并谎称其子因无钱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可能不久于人世。温森多把奖金塞给那名女子并祝她好运。可当他知道自己受骗时，他并没有抱怨后悔，而是面带微笑地说：“根本没有一个小孩子病得快要死了？这是我一星期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温森多心存善念，他的善举值得我们深思。
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所在。君子心胸坦荡，明知善恶，会尽自己一切努力成全每一桩美事；而小人只会任凭邪念滋生，任其肆意损人利己。人之美恶是相对而言的，对一方面是美，而对另一方面就可能是恶。双方角度不同，利益不同，对美和恶的标准也就不同。只有站在公正、仁德的角度上，才能确定“美”与“恶”的标准，才能真正做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当然，这句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还必须有君子之德、人心之善。
孔子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政如此，待人处世亦是如此。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自己不想做的不强加于他人身上，此乃善之最高境界。因此我们要做到处处为他人着想，理清对错，明白是非。体谅他人是一种坦荡，可以无私无畏，无拘无束，无尘无染；体谅他人是一种豁达，是宽广和宽容的叠加、延续和升华。宽以待人，是善的最高法则。
孔子的思想流传至今，仍对当展起着重要作用。善亦为仁、德，行善亦可使之升华，令其延续，何乐而不为？
曹保顺
在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涯中，在座的每个同学不仅会感受到在象牙塔中艰苦攀登科学高峰的酸甜苦辣，而且还会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对这样的时代挑战，大学作为智慧的殿堂、文明的灯塔，对于净化社会的灵魂、坚守道德的底线，引领健康向善的社会文化思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样的使命，必须落实到对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教育中。大学生所在班级、宿舍和整个校园文化环境的培育，应是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的细胞和课堂；从大学新生入学开始，就注重培养一种健康向善的同学情，则应该成为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石。那么，什么是善良美好的同学情呢？
同学情的基石是求真向善的共同追求。大学时代的友谊，真诚而质朴，高雅而纯洁。这份弥足珍贵的同学情，孕育在崇高的理想之中，历经沧桑，经久不衰。正是由于南大同学间的共同追求、携手奋斗，才形成了百年南大的精神传统。可以说，共同的理想追求铸造了南大人独特而又骄傲的文脉渊源，构成了南大人同学情的情感之基。
同学情的纽带是超越眼前功利的人间真情。大学四年，是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大学同学之间没有社会上避不开的利益之争，人与人的关系相对简单而纯朴，这里可以结交一生的知己，收获永恒的友谊。在南大，运动场、图书馆、大剧场、自习室……四年中有太多的青春记忆等着你们去体验。同学情弥足珍贵，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始终爱护。
同学情的精髓是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文情怀，是大学永远追求的基本价值，也是大学生活的魅力所在。四年的同窗情，体现的是同学之间的友爱互助，彰显的是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更是将“真善美”的追求，融入每个学子的心灵与血液之中。可以说，以求真向善为核心的同学情，同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看似普通平常的同学情，却在弘扬大学之道的历程中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然而，同学情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是相处在一起就能有同学情，它需要艰辛的努力和精心的呵护，具体地说就是同学们要育善心、出善言、行善道，择善而从。
第一，育善心。善由心生，人间至善都源自于纯洁而美好的内心。秉承善心善意，应是人际交往的根本法则。
首先要有助人之心。助人为乐、成人之美是一种精神修养。作为师长，我十分期待同学们学习好，但同时我更愿意看到你们用真心构建同学情，看到你们虽存在竞争却相互帮助，虽习惯不同却相互尊重。拥有一颗助人之心，不仅会给你带来相伴一生的好朋友、好伙伴，也会让你的学习更加顺利，生活更加幸福，未来更加美好。
其次，要有感恩之心。在积极帮助他人的同时，对别人给予的帮助更要心怀感恩。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无私而无悔，坦荡而达观，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不知感恩的人，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缺乏感恩的班级，是没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集体。因此，同学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样就会多一些融洽，少一些隔阂；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埋怨。
此外，还要有敬畏之心。自然和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家康德强调，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是最值得高度敬畏的。因此，同学们要善待自然、善待生命、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尊崇自然的神圣和生命的无价。
第二，出善言。善言是获取真挚的同学情的重要条件，正所谓“与人善言，暖于布帛”。
出善言就是与人交流以诚为本，既注重语言的“内容美”，也注重语言的“形式美”，让人在成功时得到肯定和赞美，在遇挫时得到希望和激励，在无助时得到安慰和关心。对身边的善举、善事，我们要不吝惜赞美之辞，多说对同学、老师、员工和学校的善言，形成正能量；“诚信、宽容、反思”应成为我们每个人常怀的意识。当然，出善言不是一味地说好话，针对同学的不足，我们也要实事求是、诤言相告，而不能简单地迁就忍让、任其发展。
第三，行善道。无论是育善心，还是出善言，归根结底要落实到行善道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首先，行善道就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对南大学生而言，行善道还意味着要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南大梦而奋斗。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和南大梦的磅礴力量。
其次，行善道，就是要谋个人的学习之道，也就是要刻苦读书，练就过硬本领。同学们要在今后的四年里读好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抓住各种机会培养自己放眼全球的眼光和兼济天下的情怀，积极主动地观察世界、融入社会，努力成为专业人才、栋梁之才、领军人才。
同时，行善道，还要求同学们大力提倡公益精神和公共意识，积极关注公共事务，主动投身社会公益，从基本文明规范做起，从宿舍、食堂和图书馆做起，积小善成大善，多做一些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具有引领价值的善事。
同学们，美好的大学画卷已经展开，崭新的人生历程在向你们招手。希望你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呵护同学情做起，将“育善心、出善言、行善道”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追求，择善而从，扬帆起航，在未来的大学航程中谱写精彩的人生篇章！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