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22:25:26
诗歌在任何国家的语言里都被认为是思维表达的最高形式。它那谐美的音韵，严正的格律，千锤百炼、概括简洁的文字都是一般散文所望尘莫及的。“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给我们留下的诗歌中，最重要的、也最有价值的大概要首推《贝奥武甫》（Beowulf）。”这首长诗早在六世纪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民间，到十世纪才出现手抄本。凝炼简洁、节奏明快是该诗歌得以存在流传的基础。”英国文学史上不乏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托・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菲力普・拉金（Philip Larkin）、道格拉斯・邓恩（Douglas Eaglesham Dunn）等都是英国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杰出代表。莎士比亚既是著名的剧作家，又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到了十九世纪，出现了以华兹华斯为首的“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1810年以后，又出现了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约翰・济慈（John Keats）、阿尔弗莱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布朗宁夫妇等。到了二十世纪，出现了艾略特等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是现代主义文学巨匠之一。作为诗人、文艺评论家和剧作家，艾略特享有极高的声誉。”总之，在英国文学史上，诗人群星灿烂，人才辈出。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英语诗歌加以涉猎，对之有所了解，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字，认识英语语音、语调、轻重音的应用，还可以提高翻译能力，增强深入学习英语的兴趣。在探讨诗歌押韵、形式、排偶与叠句之前，以下四点必须了解：
1.一首诗（a poem）包括若干个诗节（stanze或strophe），每节又分为若干行（line 或verse），每个诗行由若干音步（foot）组成，音步则是由一定数目的重读音节（arsis或ictus）和非重读音节（thesis）按照一定规律排列而成。
2.依照每一音步中重读音节（扬）和非重读音节（抑）的排列方式，可以把音步分成不同种类，即格律。常见的英语诗歌格律有四种：抑扬格（Iambus;the Iambic Foot）；扬抑格（Trochee;the Trochaic Foot）；扬抑抑格（Dactyl）；抑抑扬格（Anapaest;the Anapaestic Foot）。
3.音步也有完整和不完整之分。
4.诗的各行音步数目不定，诗行按音步数量分为以下几种：单音步或一音步（monometer），如，|O!|（啊！）；双音步或二音步（dimeter）如，mountain（山）；三音步（trimeter）；四音步（tetrameter）；五音步（pentameter）；六音步（hexameter）；七音步（heptameter）；八音步（octameter）。超过八音步的诗行在英语诗歌中较为少见。
英语诗歌的节奏、押韵、形式、排偶与叠句论述如下：
1.节奏（Rhythm）。英语以音节（Syllable）为单位。所以在每行诗中，音节数目的多寡是决定这首诗属于什么样的格式标准之一。英诗的诗句按音节和重音来计算韵律。这种计算办法称作“节奏法”（Scansion）。英语诗歌中，常见的音律有四种：抑扬格、扬抑格、扬抑抑格、抑抑扬格。以抑扬格（第一个音节念得轻短，第二个音节念得长重）为例：|The sky|is high,| the clouds | are pale.| 天高云淡，We watch |the wide| geese fly-| ing south |till they |vanish.|望断南飞雁。
2.押韵（Rhyme）。如Edward Fitzgerald的From Omar Kheyyan一诗的开头一段，押的是aaba的韵脚：A Book of Verse underneath the Bough（a）；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 and thou（a）；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b）；O,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a）
汉诗都是押尾韵，而英诗是按音节为单位的。在押韵的位置上，英诗较汉诗变化多一些，共有三种押韵形式：
（1）押尾韵（end rime）。押尾韵是把同韵母或韵母相近的字，放在诗篇某些句子的末尾。英语的spent, bent, present, prevent是同韵；wide, hide, chide, denied也是同韵。
（2）押头韵（head rime）。每行的第一个音节押韵，这与押尾韵刚好相反。如盎格鲁-萨克逊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押头韵，即诗行中的第一个字母或音韵重复出现，构成押韵。例如：
St’eap St’anlitho-St’ige n’eave
（Steep Stone-slopes-paths narrow）
陡峭的石坡狭长的小道
押头韵的可以是辅音，也可以是元音。
（3）押中间韵（internal rime）。即在一行诗中间停顿休止（caesura）音节和本行最后音节押韵。这种中间押韵的形式极大程度的增强了音韵感，是轻松诗体中常见的韵律。英诗以音节押韵，而英文一字可能是多音节。大致有以下几种：
①押单韵（single rime）：这个押韵的元音必须相同，后面辅音也必须一样。如“fan”，“ran”；“distain”，“complain”。
②押双韵（double rime），或称长短二音韵：音多落在前一音节。如“motion, ocean”，“waken, forsaken”；“audition, rendition”。因为这种韵律轻快、优美，所以又成为女韵（feminine rime 或female rime）。
③三重韵（triple rime）：句末三个音节同时押韵，如“glorious, victorious”。这种韵律多用于幽默诗、讽刺诗，如拜伦（Byron）多用这种韵律写讽刺诗。
④首字韵（alliteration）：即重复两个或两个以上紧接相连的字，或重读音节的第一个字母或音素。例如：
When fortitude has lost its fire,
And freezes into fear.
3.形式（Forms）。英诗的形式大致有十一种：
（1）双行诗（couplet）：每诗节两行者叫双行诗，两行必须押韵。在这两行诗中，语法结构和诗思必须独立、完整，不得依赖前行或延伸到后行去。所以又称closed couplet。例如下面两行即如此：
One prospect lost another still we gain,
And not a vanity is giv’n in vain.
还有一种两行诗，叫做英雄双行诗（Heroic Couplet），每行五音步、十音节，抑扬格，两行同韵。
（2）三行体。每节含有三行。其押韵方式有两种：
①三行同韵（triplet）。例如，R.Herric的The Poetry of Dress诗：
Where is silk my Julia goesa
Then, then (methink) how sweetly flowsa
That liquefaction of her clothes.a
…
②意大利三韵句（tera rima）。由意大利传入英国。每节三行中，第一、三行同韵，第二行是新韵脚。即aba,bcb,cdc,ded…。通常这种诗是五音步、抑扬格，也可以是四音步、抑扬格。
（3）四行诗体（quatrain），又可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四行诗及民谣四行诗。
（4）五行诗体：这种诗每节五行，韵尾也有几种，如ababb；abccb；abcbb等。
（5）六行诗体：这种诗每节六行，韵尾有aabbcc；aaabba；ababcd等。
（6）七行诗体：每节七行，多为五音步、抑扬格，韵尾ababbcc；这种格律不随便更改，不如四行诗等自由。因苏格兰国王James I曾用这种格律写诗，故又称皇家韵（Rime Royal）。
（7）八行诗体：又分为两种形式：
①Ottava Rime：每节八行，五音步、抑扬格，abababcc韵脚。斯宾塞（Spencer）、弥尔顿（Milton）、济慈（Keats）、拜伦（Byron）等诗人多用之。
②法国体八行诗（Triolet）：第一、第二两句在第七、第八两句重复；第一句在第四句又重复一次。八局中只有两个韵脚，即ab韵。如以大写字母表示重复，则其韵脚为ABaAabAB。
（8）九行诗体：英国十六世纪诗人斯宾塞首创了每节九行，一至八行用五音步、抑扬格，第九行采用六音步Alexandrine的诗体。因为这种诗体是他首创，故称Spenserian stanza，其韵脚为ababbcbcc。
（9）十行诗体：每节十行，如济慈的《夜莺颂》（Ode to the Nightingale）就是用这种诗体写的。韵脚为ababcdecdc。其音步为5555555354，抑扬格。
（10）十一行诗：每节十一行。
（11）十四行诗（sonnet）：过去也曾音译为《商籁诗》。这种诗体有两种形式：
①十六世纪英国诗人Sir Thomas Wyatt模仿并翻译意大利的爱情十四行诗。这种诗格是全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八行（the octave），韵脚是abba,abba。这一部分的韵脚是不变的；而第二部分第六行（the sestet）的韵脚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形式：cde, cde或cdc, dcd等。
②另一种十四行体是以上意大利体又托马斯・威尔斯（Thomas Wyatt）的朋友亨利・霍华德改成三个隔行押韵的四行诗，殿以一个叠韵的双行。这就成了英国的十四行体，后来经莎士比亚成为一种常用的诗格。弥尔顿、华兹华斯、罗塞提（Rossetti）等诗人都喜欢用它写诗。其韵脚多为abab, cdcd, efef, gg。
4.排偶（Antithesis）与叠句（Refrain）。英诗排偶虽然不如汉诗多而严整，但也不乏其例，而且对仗也相当工整，例如布朗宁（Robert Brownin）的Life in a Love中四行：
While I am I, and you are you,
So long as the world contains us both,
Me the loving and you the loath
While the one eludes, must the other pursue.
叠句就是意义相同的句子前后呼应地重叠。它常常用于表现人物的一种回环往复的强烈感情，给人以“百转千回”、“绕梁三日”的感受。叠句运用得好，会使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十五世纪流传于英国民间的歌谣就不少采用叠句（refrain）。如，《英国古代佚诗》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Lully, lully, lully, lully,
The fawcon Rath born my make away,
The fawcon Rath born my make away,
He bare hym up, he bare hym down,
He bare hym into an orchard browne,
He bare hym into an orchard browne.
…
文 / 林海雪狐
我来了
瞧着小伙那张大的嘴巴
一点也不羞羞答答
矫揉造作
我要用我的真情
去把他的饥渴可劲儿冲刷
我来了
望着姑娘那火红的脸颊
一点也不瞻前顾后
环顾其他
我要用我的炽烈
去把她的期盼尽情儿融化
我来了
看着大地那皲裂的龟甲
一点也不悭吝惋惜
计较毫发
我要用我的豪爽
去把它的焦灼一股脑打发
[关键词] 古汉语诗词；格律；艺术性
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诗词一直在世界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国外学者曾将我国古汉语诗词赞誉为“世界上最灿烂、最富有内涵的文化精华”，就是因为其具有声调交替抑扬之美、词语形象精炼含蓄之美、音韵回环流转之美，简言之就是具有格律美。
所谓格律，主要是指诗词在字数、旬数、押韵、平仄，句式和结构上的格式与规律。毋庸讳言，古典诗词格律具有显而易见的艺术性，其主要是通过押韵、平仄和对仗三个要素体现出来的。本文尝试从这三个角度分析古汉语诗词中格律呈现出的艺术性，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押韵
一般说来，古诗格律包括形式整齐与声调和谐两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说包括字数、押韵、平仄、对仗、节奏等几个方面。发展到后来，从句数来看，主要有律诗和绝句两种类型：每首八句的叫律诗，每首四句的叫绝句。在律诗和绝句中，每两句称为一联，每联的第一句叫“出句”，第二句叫“对句”。五律和七律各四联，第一联叫“首联”或起联，第二联叫“颔联”，第三联叫“颈联”或“腹联”，第四联叫“尾联”。五绝和七绝各两联，分别叫“上联”和“下联”。古诗首联第一句的尾字与偶联尾字一般用韵母相同的字谐韵，富有音乐感，读起来音韵和谐，朗朗上口。这就是古诗讲究押韵所造成的艺术效果。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大多数，即每个字就是一个词。而每个字，都是由声母和韵母组成的。押韵同声母无关，只同韵母有关。韵母最完整的形式包括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三部分。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同韵字并非要求韵母完全一致，只要韵母的主要元音和收音相同，或者只要元音相同就可以了。至于韵头，可以不计。有时，主要元音近似，也算是同韵母。同时，由于古今读音的变化，有的字在古音中同韵，在今音中却不同韵。为了不损坏古诗的音韵美，我们可以读古音。另外，近体诗押韵严，韵脚在偶句尾不能换韵，只押平声韵，韵脚不重复；古体诗自由得多，可押平、上、去、入四声，也可换韵，可一一押韵，还可三句、四句一押韵。古代诗人为了增加诗的音乐美，读唱时产生一种高低起伏、抑扬顿的美感，熟练地使用了各种押韵，从而有效地引起共鸣，构成了声音回环的美。
二、平仄
与其他语言不同，汉字是单音字，每字一音，有些字就几种读法。与世界几种主要语言相比（如英、法、俄、德、拉丁等），唯汉语有声调之分，声调不同，意义有别。无论今天还是古代汉语都有四种声调，简称“四声”，它是由于字音的高低、升降、长短的不同而形成的。古代的四声与今天的四声不同。古代以“平、上、去、入”为四声，除平声外，其它三声统统称仄声；现代普通话则以“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为四声。古入声是一种“短而促”的声调，在普通话中，入声字已经分化到其他三个声调中去，极大多数转到上、去声中去了，只有极少量的入声字转到阴平、阳平中来，无关大局。所以现在的普通话，阴平、阳平都标平声，上声、去声都标仄声。在古代诗词中，诗人、词人对作品的诗句用字格调都做出了严格要求。
其实，古代汉语诗词中平仄交错的规律是可以把握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平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的；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为此，在朗读古代诗词时，要把握“音随义转”的原则，不要由于读音不对造成对诗句的误解，也不要因此就一定读古音，只要不以音害义就行了。
三、对仗
对仗，也叫对偶。在散文的写作中，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可在古代诗词发展中最后却逐渐成了格律。即要求把字数相等、句法相似、语气一致、内容紧密联系的一对句子或一对短语联成一对。律诗中，要求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对仗的使用主要是使诗歌音节和谐，符合美学上的均齐原则，因此能使诗歌产生整齐的美感，并能增强汉语语言的声音美。古代诗词中的对仗具有多种形式，各种形式具有不一样的用途，但都是为古诗词的音律美所服务。一般而言，对仗分为工对、宽对和邻对等几种形式。
只要是同类的词相对，就是工对。古人把名词分为天文、地理、服饰、饮食、器具武备、植物、动物、人伦等若干小类，同小类相对才算工。同时，反义词相对算是工对。
所谓宽对，指出句和对句只要求相对应的字词性相同，而不要求名词的小类相对。
流水对，即上下两句的意思连贯一气，包括递进、承接、转折、假设、因果等关系，单独一句不能把意思表示完整或表达清楚，就一句话分两句说。
总之，古汉语诗词的格律是为了使这些作品适合歌唱、吟诵和舞蹈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是我国诗人们长期积累的艺术经验的总结。我们掌握了古汉语诗词的格律，就能够更好地阅读和欣赏古代诗词，更好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掌握古代汉语诗词格律常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借鉴诗歌的传统表现形式，发展和繁荣新诗创作。
参考文献：
[1]滑艳.古诗词鉴赏方法刍议[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S2期.
[2]李长空.格律体新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2期.
[3]程宗慧.试论入声的运用及其在诗词格律中的定位问题[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关键词：宋词;《声声慢》; 押韵; 格律
0引言
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有其独有的美感和风格，在世界文学中也独树一帜。李清照的《声声慢》被誉为“千古绝唱”，是音韵美的绝佳典范。以许渊冲为代表的格律诗体派译者主张“以诗译诗”，即用传统英诗来翻译中国韵体诗歌。许渊冲（1979）指出：音美是指诗歌要有节奏、押韵、顺口、好听。传达的方法可以借助英美诗人喜用的格律，选择和原文相似的韵脚。该派的译作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追求诗行行末押韵，二是基本符合传统英诗格律。许渊冲的《宋词三百首》（2012）容纳了300首宋词，《声声慢》就是其中之一，译文采用的是传统格律体英诗形式。
1.格律体英诗无法传达宋词音美
把宋词翻译成格律体英诗，用英诗格律和押韵来传达宋词的音美真的可行吗？事实上，这种经过“加工”和“改造”的宋词，已经不再是宋词，而是一首包含部分宋词内容的格律体英诗。而它只能传达其自身的音美，无法体现原词的音美特色，因为汉英两种语言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两种文体的音美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不同的，是通过不同方面彰显的。用格律体英诗之瓶装宋词内容之酒，只能让读者误以为宋词原来和传统英诗并无差别。
1.1宋词平仄声律之美与传统英诗抑扬格律之美
汉语属声调语言，每个字对应一个字调。古汉语字调分平、上、去、入四声。《元和韵谱》如此描绘古汉语四声：“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不同声调的字词排列在一起，能使句子读来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古诗词中将四声二元化，分为平声和仄声。平指平直，即平声读来无声调起伏;仄指曲折，即上、去、入三声在诵读时声调有高低变化。宋词平仄声律用法讲究，由词调决定，不可随意变化。较多宋词句子采用“平仄平仄”“仄平平仄”的形式，也有大量“三连仄”、“四连仄”等纯仄句。《声声慢》多用仄音，平仄交替。多次出现“三连仄”，如“雁过也”，“这次第”，同时也有四仄连用，如“惨惨戚戚”和“点点滴滴”。这些仄声词与前后平声字相接，如此这般利用不同声调更相交替构成语句的音韵美。这种美源自汉语语言的内在特质，用音韵体系完全不同的英语注定难以实现。
格律诗体派主张用英诗的抑扬格律去传达宋词的平仄声律之美。传统韵体英诗诗行由一或多个音步构成。每个音步又包含一个重读音节和一、两个非重读音节。轻重音相互交替使整个诗句读来不再单调。一个音步中必须有一个重读音节，对应“扬”，非重读音节对应“抑”。按照每个音步的音节数量和轻重音搭配次序，格律体英诗的韵律可分为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格等，其中抑扬格最为普遍。许译《声声慢》（2012：394）用的就是抑扬格，如“By cup on cup”，“Of evening wind so swift”等句中的音节都遵循先轻音后重音的次序。
经对比可看出，宋词平仄强调词句中字的声调高低变化，而传统英诗的抑扬强调的是音节在发音时相对的轻读和重读，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宋词中的平仄变化即固定又多变。固定指由词牌决定，不可随意更改。多变则指词句中的平仄变换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同一模式，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平仄要求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而非“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这样的单一重复。传统英诗的格律变换则较为规律，比如一个抑扬格诗句，便是抑扬、抑扬的重复，有几个音步就重复几次。许译《声声慢》前三句“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属抑扬格三音步，对应读音上的轻读-重读/轻读-重读/轻读-重读。轻音重音交替出现，变化较宋词平仄来说较为单调。
1.2宋词押韵与传统英诗押韵
以格律诗体派最为关注的押韵来讲，宋词和传统英诗都属韵体诗，押韵是两种文类音韵美的重要体现。宋词对于押韵要求严格，词调决定具体的押韵形式。每个宋词词篇的韵脚是什么，什么时候押，皆由词牌决定，词牌不同，押韵形式就相异。传统英诗的押韵可以根据单词中重复音素部位的不同而分成头韵和尾韵等。格律诗体派所追求的主要指句尾押韵。格律体英诗诗行间的韵法，常见的有每两行转韵（aabb）、隔行交互押韵（abab）、隔行押韵（abcb）和交错押韵（abba）。许渊冲认为用韵，特别是韵脚是构成“诗所以为诗”的必要条件，韵属于“音美”最明显的标记。（马红军，2006：75）。他的英译本《宋词三百首》中多用两行转韵和交互押韵韵法。虽然原文与译文都采取了句尾押韵的语音经营手段，但说译文的押韵美可以传达原文的押韵美却是不合理的。
从蒋捷创《声声慢》以来，该词牌多以平声为韵脚，而李清照的版本别出心裁，押的是仄声韵，韵脚依次是“觅”、“戚”、“息”、“急”、“识”、“积”、“摘”、“黑”、“滴”和“得”，基本上一韵到底，上下片各五仄韵，上片二、四、六、八、九句和下片二、四、六、八句不押韵。所以《声声慢》原词的韵法是：a， b， a， c， a， d， a， e， f， a; a， g， a， h， a， i， a， g ， a。以短促的仄声入韵，让读者在诵读时体味到词人无法名状的悲伤情怀，同时，利用押韵将句子的结尾关联起来，产生一种独特的韵律美。许译《声声慢》除上阙第七句 “In this lingering cold！”和最后一句“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遥遥相对，一起构成韵脚。其它句子都采取英诗中最常用的押韵格式，即两行转韵（aabb）形式，例如 “miss”和“is”，“drear”和“cheer”等，每邻近两行采用相同的尾韵，读起来有一种回环的美。许译本的韵法是：a， a， b， b， c， c， d， e， e， f， f， g， g， h， h， d; i， i， g， g， k， k， l， l， m， m。可以看出，原文的押韵重复性很高，一韵到底，而译文押韵多变，每两句换一次韵。韵脚不同，押韵形式不同，押韵效果自然也不一样。
1.3音韵美的其它表现
宋词的音韵美还体现在参差错落的长短句所产生的节奏美上。宋词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短句节奏急促，简洁明快;长句节奏舒缓，悠远深沉。长短句相间，参差错落，读来别有一番韵味。《声声慢》中既有三字、四字这样短小精悍的句子，如“雁过也”，“憔悴损”和“寻寻觅觅”，还有长句，如“怎敌他晚来风急”，“到黄昏点点滴滴”。整首词长短句错落连用，读来抑扬顿挫，听来韵味无穷。相对于原文长短句的不规则排列，译文遵循英诗传统。大部分有着相同韵脚的连续诗行，如第五句“How hard is it”和第六句“To keep me fit”有着相同的音节数，句子长短也相近。
另外，原词的音美特色还体现在开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七对叠字的应用上，叠音错落，凝练真挚，让人拍案叫绝。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易安《声声慢》一阕，连下十四叠字，张正夫叹为公孙大娘舞剑手。许译文开头两句：“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则运用平行结构，重复主语“I”，同时用了短小的“what”从句，结构对仗工整，读来朗朗上口。紧接着两句“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三次连用“so+adj.”结构，读来节奏感自现，但是原文中十四叠字的绝妙在译文中却没有丝毫体现。李清照这十四叠字可谓千古绝唱，是汉语所具有的隐性表现力的体现，用在语法上表现为显性特色的英语来复制是不可能的。
原词中还多处运用双声和叠韵，双声如“黄花”、“黄昏”、“点点滴滴”;叠韵如“暖还寒”、“盏淡”、“得黑”。双声叠韵词错综排列，不仅能传神达意，而且使声音动听。内容美与声音美达到和谐统一。类似的，格律体英诗也常用头韵来增强音韵美，如译文中“flowers”，“faded”和“fallen”，为译文音美增色不少。但总体上，原词双声出现频次远远多于译文，而且不管是原文中的双声还是叠韵，都没有在译文中得到体现，这种特色美是无法用英语来传达的。
2.从形美和意美来看――弊大于利
2.1因韵困意
汉英语属不同语系，语音系统也完全相异。汉字读音基本全是单音节，有相同韵母的汉字非常多，甚至有大量的同音字。所以汉语是一种韵宽的语言，斟酌押韵时有很多选择，因此古汉语诗歌句尾押韵频率很高。传统英语诗歌虽然也押韵，但比起汉语，其韵脚可选择的余地就要小很多。另外，宋词同传统英诗韵脚的性质完全不同，要在英译时复制韵脚，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往往会影响“意美”的传达，常表现为遗失原词内容或添加本来没有的内容。林语堂（1981）曾说：“凡译诗，可用韵，而普遍说来，还是不用韵妥当。只要文字好，仍有抑扬顿挫，仍可保存风味。因为要叶韵，常常加一层周折，而致失真”。这里的“失真”即指意义传达上的打折或“添油加醋”。
在许译《声声慢》中，有几处因追求押韵而限制意义表达的例子，如“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就明显添加了原词没有的内容。“寻寻觅觅”，强调词人若有所失、来回寻觅，并没有提到词人思索寻找的是什么。译句虽韵律一致，形式对仗，但同原词在意义上有一定出入。为了和上句“I feel so sad， so drear”保持格律一致，并同“so drear”押韵，给译文添加“without cheer”，造成语义上的重复。而“冷冷清清”既指词人内心的凄苦，同时也是氛围的营造，单纯用“So lonely”没有传达出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同样是为了押韵，把“旧时相识”译成了“acquaintances of old”;为了和“swift”押韵，译文加上了“drift”（漂移;趋势;吹积），与后文“wind”形成一定的语义重复，而且多少显得有些机械。还有“Faded and fallen”两个表完成的过去分词同“in showers”的搭配，既然已经凋谢败落，怎么还会有“in showers”的状态呢？这显然是因追求押韵造成的。译文第21短句“Could I but quicken”和下一短句“The pace of darkness that won’t thicken”中，“quicken”与“pace”的搭配虽与原文“独自怎生得黑”有出入，但也算无可厚非，然而，“The pace of darkness ”和“thicken”的搭配却属于语法上的搭配不当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明显就是追求押韵。为了与“grief”押韵，译文最后一句“Beyond belief！”也是添加了原词没有的内容。在许渊冲（1979）的“三美论”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但他追求押韵的主张和实践，却影响了意义的传达，这与他的“三美论”正好背道而驰。忠实原词意义同追求押韵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译者要做到兼顾是很困难的。
2.2因韵害形
许渊冲认为在“三美”中，形美相较于意美和音美是最次要的，是第三位的。但就宋词而言，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是将宋词和唐诗及其它文体区分开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译者作为这种文学形式的传播者理应重视其形式特色。宋词词句灵活多变，句子长短不齐，有一种“形体”上的错落美。同平仄声律、押韵一样，宋词词篇包含多少个句子，每个词句有几个字都是由词牌预先规定好的，不可凭空加减词句和字数。
从纵向上看，《声声慢》全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十句，下阕九句。这是词牌的规定，多一句或是少一句都不可以。视觉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参差错落，有一种摇曳多姿的“体态美”。许译本纵向上也分为上下阙。上阙十六句，比原词足足多出了六句。下阕十句，比原文多一句。译文和原文在形式上出入较大。译文把原词六、七两句“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译成了“How hard is it―To keep me fit― In this lingering cold！ Hardly warmed up ―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 Oh， how could I ―Endure the drift ―Of wind so swift？” 原词两句变成了整整六句英文，显得过于冗长，没有忠实于原文形式。类似的，将原词一到三句译成四句，四、五两句译成三句。这种形式上的改写，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句末押韵而刻意为之。从横向上来说，为了切合英诗格律，译文许多相邻的句子都具有相同的音步数，如前四句都包含六个音节，三个音步，五、六句都是四个音节两个音步，看起来句子长短也较为接近，这与原词差距较大。英译本从整体上来看也是参差错落的，不同于律诗，但是这种错落不一和原词还是有相当大的出入。读者无法从译文中窥探到原词的独特形式。
3.格律体英诗渐受冷落
格律和韵脚对传统英诗来说必不可少，但在现代英语世界中，刻板追求押韵和格律而限制表达自由的做法已逐渐受到冷落。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诗歌规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体取代韵律体成为英诗主流。英译本宋词主要面向英语世界的读者，那么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就不得不考虑受众们的审美倾向和喜好变化。主流诗歌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者们对诗歌的看法也相应地与以往变得不同，于他们而言，耳濡目染的诗歌形式是自由的而非刻板追求格律和押韵的。所以，他们并不会以诗歌押不押韵做为评判译文好坏的标准，相较而言会更容易接受自由体译文，因为比较熟悉，有亲近感。
郦青（2005）对国内外李清照词的译者进行了总结分类。国内李清照词译者总共22人，其中采取韵体译法的八人，散文体译法的只翁显良一人，其他13人都采取自由体译法。英语世界李清照词的译者有13人。在所有这些译者中，唯有John Turner将李清照词翻译成韵体英诗。国内外译者，尤其是国外译者总体免韵的翻译倾向，也从侧面反映出英语世界诗歌总体免韵的大势。同时，译者多用自由体翻译诗词的背后是译文受众的喜好和审美倾向，因为西方译者对本土诗歌的现状、发展趋势和读者的接受情况有着较好的分析和把握，他们的译文往往是应需而生。
韵体译诗词法与自由体译诗词法都是翻译方法的一种，它们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引领了某段时间的潮流。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偏好的方法，但译作能否得到目标语读者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当前的诗学发展趋势和读者的审美需求。站在文化传播的高度，想让外国读者了解宋词，进而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就必须考虑译文的接受情况，否则翻译会变成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4.结语
宋词和格律体英诗都是音韵美的典范，但不可将这两种文类的音美混为一谈。宋词的平仄声律之美和传统英诗的抑扬格律之美大有不同，它们的押韵规则和具体押韵形式也不一样，格律体英诗无法传达宋词音美。过分追求格律和押韵还会束缚译者手脚，无法真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美，因韵困意。同时，译者为了仿照传统英诗的音韵美，经常会更改宋词的原有形式，因而无法再现宋词特殊的形式美，因韵害形。再者，格律体英诗在英语世界逐渐受到冷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提出警示。因此，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对宋词的传播不利，应该抛弃押韵、格律方面的枷锁，更自由地去翻译宋词这一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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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4年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支持（编号：14139）
钱钟书先生在其著作《谈艺录》中认为，诗分唐宋。[1]而词亦然有分期。词的分期跟诗比，是有所区别的。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词分南北，既以南宋北宋为分期，这种观念是有缺陷的。我觉得宋以后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中所说的“词”，多特指文人词，而不是早期的吟咏词和曲子词。因此，想对文人词发展脉络有一定的认识，应该先了解文人词的含义。
今人之观点，大多认为词这一文学体裁，在初唐盛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中国比较早被认为是词的作品，如敦煌书卷中的曲子词，，以及被认为是李白所做的《菩萨蛮》《忆秦娥》等，均早自中唐。抛开李白两首疑作不论，早期的词一般都是配乐演唱的。也就是所谓的“燕乐词”，而燕着宴也。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宴会上歌伶配乐演唱合影应时之作。也有一种观念，将早期的词认为是民间词，是一种民间文学，取其语言质朴平实，不事雕琢之意。多数人认为这个时候词的创作既无体裁之规则，也无题材之限制。而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时期的词，已经有了一些文人词的特点，就语言一点而言，词本身与诗不同，诗在大致上是没有文人诗和民间诗一别的，而所谓文人词和早期的词之间，差异也有略夸大之嫌。因文人词一直到北宋中后期，才基本完全与曲乐和民间吟唱独立开来，故在早期文人词和民间词，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似不能认为中唐以前，就没有文人词存在。而词的文人化起自中唐。中唐文人，尤其是诗人，在逐渐认识到词这种体裁对扩大文学创作空间，抒发个人情趣有益后，开始逐渐加入到词的创作中来。进而就形成了词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文人词也就从此开源。这一时期词作虽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民间词语言粗俗，质朴的特点，但总的来说，词人立意仍保持了直观，浅显，平铺的特点，语言仍以通俗，朴实为特色。虽然有以诗入词，自中唐始说，但是中唐时期的词作，尚少受格律规则的制约，多有信手拈来，欣然天成的美感。代表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等，不失民间文学之风度。
晚唐以降，以花间词派为代表的，鲜明独立的词家开始出现，故有学者认为温庭筠是文人词之鼻祖。花间词派是为中国第一个独立的词人集体，对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完全独立和风靡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词作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词格律规范开始有了一些要求，且产生了大量有格式限制的词牌名。如温庭筠现存有六七十首词作，所含曲调达十九种，其中如《诉衷情》、《荷叶杯》、《河传》等，句式变化大，节奏转换快，与诗的音律特点差别很大，必须熟悉音乐，严格地“倚声填词”，才能创作。这就将词与诗的区别划分的很清晰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词，并没有完全的文人化，仍然与声乐吟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有一些词律尚有浓重的民歌之气。例如温庭筠的《河传》：“湖上，闲望。雨萧萧，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娥愁不销，终朝，梦魂迷晚潮。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这是一首民歌气很足的叙事词，语言平实朴质，词意也十分直观。尽管这首词很有民歌气，但是通过长短句式的参差起伏，和韵脚的转换，呈现出一副明快而富于动感的语言美。我觉得将文人词产生归于某一个人的说法也许不确切，但是这一时期确实是词文人化的开始。
我以为中国文人词之发展，似可分为四个时期，元人词作，尚承南宋之风，而明清之气词作，则多拟古之作，可自成一派，然风格特点，也不脱于前三个时期。故只作浅析，而以有宋一朝做详述。宋朝文学，以词为滥觞，而对词创作风格和声律规范要求的文学观念，也盛于宋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苏轼“以诗入词”说和李清照“别是一家”论。同时，而评价词作，与评价诗文不同，所谓文人词观念的确立，是北宋中后期，故而词的评判不能以诗文为范。词长期以来，是一种与民间文学，与乐曲吟唱有关的文学体裁，所以词应该保持一些民间文学的特点。相对于诗文而言，词的风格应该更本色一些，更公众一些，更不落窠臼一些。词的语言应该以朴实，平直，通俗一些。诚然，国事，天下事，政事等题材，丰富了词创作的内容，以典入词，以志言词，亦对词作情志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但南宋以后文人词的发展，有逐渐走入严求格律和长于言志的误区，而词作为独立文体的一些个性和特质，则越来越为忽略了。对词社会性和声色美的要求，逐渐使得词本身的一些文学特性和清新质朴的语言要求边缘化了。最终导致词的创作鲜有文人从事，而风靡于民间的杂剧散曲，走上了中国文学的前沿。
二 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 文人词创作启蒙期
文人词自产生至北宋中期，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文人词，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仍主张以曲填词，强调词曲之间的联系。词的语言，尚有较重的市民气息，清新雅致，长于写实写情，直抒胸臆。就词的题材而言，多以言情为主，尚不脱曲子词之旧范畴，但在格律规则上，这一时期的文人词，已经开始形成了独立的格律要求。大量词牌名和词调的产生，亦是文人词逐渐摆脱曲调和民间词风格局限的体现。到了宋后，以李煜，柳永为代表的早期文人词家，他们的创作和主张，对文人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语言上，这一时期的文人词更加讲究语言风格的完整性，和整体情调的多样性。不精于一事一情，而开始重视景物等对总体情调的渲染和烘托。从词的整体性来看，亦规避了早期文人词多境象而少情怀的不足，讲求情境交融。从格律规则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文人词，亦不以严格的格律规范为重，行文亦洒脱本色，
温庭筠，韦庄，是花间词的代表词家，也是文人词早期的代表人物。因其词作多亦言情，叙情为主，风格取法艳丽，且多亦深闺，歌伶等入词，故有花间一论。温韦二人的词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构思精巧，且下笔简练，几句之间，而情境已出。语言清新朴实，而少有晦涩之语。当然，就二者比较，温词似晦涩一些，但是气韵悠长，尤能引发读者的想象和神思。温韦词，大量的采用了民间词作的创作技巧，交融了民间词作的语言风格。词作多讲究清新秀丽，不事雕琢，取其自然之美。如韦庄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诚然，温韦二人之词作，尚有个性之差异。温词长于应景，表意相对婉转隐晦，而韦词精于抒情，不求繁复之语而直抒己怀。然这一时代词家崇尚民间词作，好直截决绝之语言，以连续的片段去抒发鲜明的情感，风格气韵生动，婉转起伏的感觉，是一致的。
就格律规范而言，这一时期的词人已经开始逐渐重视格律对词创作的影响，已经不再简单的承袭民间词和曲子词，只限韵而不精于平仄的特点。早期文人词的格律，与近体诗相似。追求平仄交替，和谐平顺为主。这一时期的词律，多五七言句，平仄规律也取法律诗风格。如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除了第一句外，后三句都是五七言句，且平仄与近体诗同。如第二句为平仄仄平平，和律诗的要求相近。这一时期，词的格律规范尚没有独立的要求，且总体而言，一些词作，亦不受近体诗律的局限，在不脱离整体声韵抑扬之感的情况下，多有变通。如韦庄的《女冠子》，“四月十七日，正是去年今日”首句四字皆仄，且为三连入声，同当时以近体诗律入词的要求格格不入。说明这一时期的词作，尚不以声律坏其写实，坏其本色。不以词害意，这一点是受民间词作影响的。不过总的来说，词律规范受近体诗的影响很深，但尚未完全形成词律的特有规范。
三 以李煜 柳永为代表的文人词创作成熟期
五代末期至北宋中期，是文人词走向成熟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对词作为独立文体的风格和语言的，一些词人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煜，柳永和晏殊晏几道父子。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后主评价极高，认为后主之词，开拓了文人词的境界。我觉得就本色二字而言，李煜的词可谓翘楚。虽李煜词的风格，在其被俘前后有很大的差异，但都是其个性的体现。李煜词作不假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可谓个性鲜明，且本色十足。以赋如词，长于白描。就像王国维作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2]”李煜词作中。时常蕴含着一种力量，一种气魄，这是中国词作史上所罕见的。但就其语言风格而言，又不似温韦时代词人拘泥于画面自身，受缚于自身情节，其词浑然天成，直白而富于真情实感，因其写实，转为新鲜。因其不拘泥于法，亦不受缚于境，所以就体现出了神秀和气韵美来。后主词以其风格之本色，语言之清新雅致，开一代之词宗，对文人词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柳永则充分体现了词作公众化和朴实化的风格。柳永词作中时时洋溢的市井情调，在多以贵族情调和文人气度为上的北宋时期，别具一格。柳永之写情，不同于温庭筠。柳永大量的以第一人称口吻而成的作品，更显鲜明直观的表达词人的情感际遇。给人以真实，真挚之体会。柳词语言平实，浅近，好以大众口吻，以叙事入词，使得他的作品有更广泛的欣赏基础。柳永词作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词作的层次分明，构思紧密。词语言和情感的整体性，胜于前人。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自此成为一代风气。也正因为表现容量的扩大，使得柳词不再是花间词般几段影像的描写，而时常是一整段情节的描述了。于一段词之中写情节的起伏变化，写感情的细腻转和。这是柳永词作的一大艺术特色。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情境美。
这一时期，是文人词的成熟和发展时期，也是词作为独立文学体裁格律规范形成的时期。前面提到，柳永精通音律，扩展了词的表现容量，同时，词的格律规范也逐渐摆脱了近体诗的捆缚，这一时期大量的词作，不在是刻意的去追求五言和七言句式，尤其是慢词产生以后，一改小令对近体诗格律规范的依赖，大量四言。六言句主导的杂言句，成为词的主要句式构成。同时对词的逗顿、节奏和停延层次等方面作了新的调整和划分，从而形成了句间音步上的新的节奏与韵律美。这一时期对词作格律规范的要求，基本也以追求词的自然音韵美为上，并不追求人为对语言清新，质朴的改造。李煜的词作，就格律规范和遣词炼句本身，是不如温韦词的，他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李煜词作有不合后期所谓词律之作，如《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起坐不能平”句以四仄声起，与当时崇尚的一句之中平仄相间的主张是不同的，而柳永尤倡导丰富多变的句法和节奏，几乎遍及于每一首慢词之中，任意拈出一首来都能见到这种错落有致的句法变化特征。但是这种变化，亦是基于语言本身的平实和清新的，这也就是柳永从民间词和曲调中汲取的营养，而这种韵律的要求，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回归。 四 苏轼“以诗入词”和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词论主张 北宋中期到南宋高宗孝宗相交，为文人词发展之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关于文人词风格，语言，声律规范的主张和认识，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期。文人词也逐渐的摆脱了民间词和曲调的影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而这一阶段对文人词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无疑是苏李之争，即苏轼的以诗为词论和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论。
苏轼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词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四库全书》评价苏词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3]旗帜鲜明的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开拓了文人词的境界。词至苏轼开始，由晚唐以降的歌者词，逐步完成了向文人词和士大夫词的转变。苏轼的词，多感事之作，突破了前人词多以情，以景入词的桎梏，将诗的题材引入了文人词的创作之中，咏怀，感史，讽谏，言志等，不一而足。以诗人的句法入词，以议论入词，并在词中大量用典故，有意识突破音乐对词的约束。这种以诗的意境、创作方法写词的作法，促成了词体的解放，使词逐渐变成更充分表现文人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独立的抒情体诗。而苏轼在真正沟通诗词的同时，又重视维护和保持词体声调协调、句式参差、用韵错落的特色，创造了词所独有的境界。
在对格律规范的认识上，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正其本源，以词还词，完其本色。将词的格律，与曲律加以区别，打破了音乐对词的束缚，苏轼认为，以杂言句式为主的词，其格律规范应该区别于齐言的近体诗。主张不能以词害意，以律限言。崇尚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自然本色的语言面貌。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语言风格质朴自然，虽以叙事为主，但寓志之情，以立于句间。苏轼之不拘泥于格律，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文人词就可以不重声韵形式之美。我觉得，苏轼并非如一些后人理解，只要词家，就可以打破格律。苏词对格律规范的认识，讲究的是一种“不拘泥于方寸之间”的境界，既所谓非道弘人，是人弘道。为诗者，非诗显人，是人显诗。苏轼词论，始终是将词的自然本色，词人的个人情怀，放在创作原则的首位的。但是就词律而言，也是要重视的，只不过，苏词反对词律对词人情感流露的束缚，就像屈原诗中所云：“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法则。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思想性始终是重于声韵形式的。
与苏轼不同，宋代文人词的另一位大家李清照，则主张词的乐本位，主张词不能脱离与音律乐律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声律规范，应以协音律为先。尽管这种思想，在苏门学者晁补之，陈师道和另一位词论大家李之仪就已经先后提出。然乐本位观念的完善和系统论述，则起与李易安之《词论》。“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未，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4]”主张先重声律，后有诗文。认为词就应该是一种体现音乐性和音乐美的文学，不协声律，就不能为词。而她的作品，也是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的。也是颇为后代词论家推崇的，如张端义评价《声声慢》谓：“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轨《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5]”李清照善以寻常语度人音律，平淡人调殊难，奇妙而谐律，更是出神人化。以是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6]”
李清照的作品，尽管多如其主张的那样，以音韵声律为成词根本，但她对语言和情感的把握能力，也是别具一家的。所谓“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词重于细腻情感的表达和强烈个人兴怀的流露。李词，虽精于婉约，但其偶有壮怀激烈之情感，却为后世诸豪放家所难及。而且李词的语句，很难感受到刻意雕琢的痕迹，以声律规范为重，却又不着声律规范的痕迹，足说明李清照对声律技法的掌控，已经达到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果说，李煜柳永的词，是因其写实，转为新鲜的话，那么李清照的词，则是另一种情怀，虽重其法，亦得真情。这就是易安词的超越之处。彭孙通在《金粟词话》中，认为李清照词“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7]”，能在强调声韵形式的要求的前提下，尤写出词自然清新，朴实易通的感觉，这是李清照词的重要特点。例如她的《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 惜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栏干， 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 连天衰草， 望断归来路。”初句，直切主题，情感基调直观鲜明，整部作品画面简介，但并不单一。一种幽怨的情怀，一气呵成。出于自然，而读之辗转起伏，体现了声韵之美。
后人多认为苏李之争，是对词的功能性的认识不同。事实上，无论是苏轼的诗本位，还是李清照的乐本位，都是建立在强调文人词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价值基础上的。其出发点，都是基于强调词的独立的价值意义的。从这一点上，他们是无争的。而有争的地方，只是法古还是取新而已。苏词主张扩大词的境界和题材，而李词侧重还原词的原始风貌和词曲相容的艺术表现性的。在对词重在追求表达纯真挚情，追求风格的完整性和反对以复杂的片段缠揉词的情感上，二者的主张也是一致的。苏李词论，对花间词那种多境像而少真情的创作观点是摒弃的，主张叙事要一事到底，叙情则一情始终。在表达方式上，也推崇直观鲜明的表达个人情愫，反对晦涩曲折的表述方式。这自然真诚的审美取向上，苏李词论是对文人词发展的继承，也是对文人词创作精神的总结。
我以为，苏李词论之所以有了所谓争，某种程度上是后人误解的结果。以为苏词讲求气势和情感抒发，则不重格律规范，李词讲求声韵形式美，而缺乏真情实感。特别是，以婉约，豪放风格论词，这一点可能是对这一时期词论和文人词创作最大的误解。虽然以豪放，婉约风格来区分词，最早始自明代，张?在其《诗余图谱》中说：“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在宋时，虽无以豪放婉约论词者，但是在南宋时期，一些词人刻意的或不经意的以风格来约束自己的创作。后世评他人之词时，亦好以婉约，豪放定词人之主要风格，而不重视或者无意忽视一些词人词作的价值。大多数人以为豪放词源于苏轼，苏轼主张以诗为词，但是基本没有所谓以豪放，婉约论诗者，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来看，唐人论诗，基本不以风格为限，而仅将风格作为一种审美倾向，唐诗多以题材分，所谓咏史，边塞，田园，山水等，而不以婉约，豪放，柔和，为准，说明以风格划分文学作品仅是一种文学考量的思路，而不应该过于局限于此。后世论词著词，过于强调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词论的误解。尽管如上所述，苏李词论在终极追求上，是一致的，但若以豪放，婉约加以区分的话，就会有一些偏颇的理解。特别是如果只拘于一派的话，就有可能走向严求格律和长于言志的误区，将两种本不矛盾，本可融会贯通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趣刻意区分开来，进而造成了词境界和语言风格上的单调。这也是南宋中后期到清代词家以复古为道，却达不到先人词境，以苏李词论为法，却让文人词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五 南宋以后文人词创作— 文人词创作衰落期
自南宋中期至元代，是文人词发展的第四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词创作，开始不自觉的产生了豪放，婉约之分。且唱和之风兴起。和苏韵，和易安韵者众多。虽然偶有如辛弃疾，陆游者，有自己独特个性和创作风尚的词人，但是复古，法苏，法李之势已成。且南渡以后，以家国大业，兴亡感怀为题材的词作风靡百余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一时期文人词的题材，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的革新。而文人词发展初期质朴，自然的情趣，大众，本色的特质，以及通俗，平实的语言色彩，在这一时期，也逐渐的被忽略和边缘化了。
南宋词家首屈一指者，莫过于辛弃疾。辛弃疾之词作，也是南宋难得的可与五代，北宋词人有共鸣者。辛词继承和发展了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善于通过描写气势恢弘的场景，和英雄色彩鲜明的人物，去壮大词的气势和感染力。辛词重张力，无论是气韵张力，还是思想张力，都是一流的。所谓英雄语，豪杰气，壮士风是也。辛词的语言，也更加的自由化和富于多样性，变化万千，而不拘泥于格律技法。既有严格严整的对句和规范化的正韵词，如《破阵子》“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也不乏充斥着民间俗语的兴趣词，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等等。辛词中大量运用了散文，诗赋中的表现手法，长于用典，善于比兴。[8]也可以说，辛弃疾是文人词发展史到达顶峰的标志性人物，文人词到了辛弃疾时代，无论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还是气韵生动，情感表达上，都走向了成熟。当然，辛词中所体现的过于逞才使气，炫耀学问；过于追求以议论入词，至使议论变得直露或陈腐；过于追求以文入词，至使词失去了应有的韵味，失去了通俗，自然的审美性情，也是南宋以后，文人词发展的一个特点。而政治兴亡的影响，也在辛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辛词中对词言志和词兴怀的追求，也体现了江西诗派诗论拟古述时，诗以致用的思想。然而当词逐渐变成了言志之载体时，文人词大众化，本色化，民间化的独立特色，也就逐渐丧失了。
刘克庄和萨都剌，分别是南宋末期和元朝词人的代表，他们的词，可以说是唱和词和拟古的代表了。刘克庄词以用典为长，很多词甚至可以算是典故的堆砌了。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的色彩的作品，基本忽视了文人词早期的娱乐性和民间性的意义。虽然刘克庄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是这种情怀的流露，也是相对生硬的，极缺少本色的一些东西。而萨都剌则长于和韵。他大量依苏轼韵的作品，诚然气势豪迈，情韵悠远，但仔细足读，就会觉得缺少了个人的特质。萨都剌的创作，固然题材丰富，不拘于一种风格，但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
这一时期词普遍在格律规范上，过于苛求和律叶律，且多事雕琢之感。使得词的风格看起来十分生硬而缺少那种自然清丽，生动洒脱的审美情趣。这种对技法机械的苛求，对古人词风机械的复古，对词自身独特风格和审美要求的忽视，使得文人词在此之后，再无法达到以前的高度了。乃至在明以后，词的文学地位也逐渐下降，甚至成为一种唱和即兴之戏，而绝少有人专事词的创作。就像红楼梦里，仅仅是填词，都让林黛玉觉得新鲜，有趣，便足见词的创作，在当时文化阶层中的认同度了。
六 简短的总结
就文人词格律与近体诗的比较来看，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 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 然而，词律的某些自身特点，又在无形中，将词的创作推向一种精致化，而精致化到一定程度，就演变成了晦涩。如词虽然同样以律句为基础，但近体诗的律诗、绝句，只论平仄；而词的某些词调的某些句子，还要求从仄声中分出上、去、入；另外，近体诗讲究粘对，而词句却常常是不粘不对。因此，在《词律》一类书中，对某些句子的平仄，不是只标出平仄，而是注出某字必平，某字必上、必去、必入。这种要求无形中对文人词语言的贵真清新的风格，是有影响的。
文人词的创作走向低潮期，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词的格律规范过严，事实上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词的平仄律比近体诗更严更细，只能说在某些地方要求得比近体诗要严要细。如近体诗只论平仄，而词的某些词调，还要从仄声中分出上、去、入，不能遇仄而以三声概填，这是比诗律严而细的地方；但在诗律中，上、入绝不能用来代平，而词律中却可以，何况词韵更比诗韵宽。这些，都是在平仄律上词比诗宽的地方。词的创作走向低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以诗入词的观念和对词律的理解的误区导致。一切的文学，都是以求真，求新，求本色，求独特为贵的，文人词毅然，如果因为一味法古，因为难拟佳句而落入形式和理论的窠臼中去，那这种文学走向衰落也就是必然的。
文人词从最初的质朴，清新，不脱民间气，形成独立的文学体式，到南宋以后的精致，晦涩，鲜有人专门从事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对以诗入词和词律要求的理解，压缩了文人词发展的空间，也限制了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如果说讲究填词与曲律音韵和谐，在周邦彦秦观的时代，仅是不同流派格局所长特点的表现，那么在张焱的时代，就变成了一种严格的规范了，同样的，如果说以豪放婉约风格论词，在两宋之交，还只是一种审美情境和文学主张的证明的话，那么在南宋中期以后，也变成了一种界限分明的桎梏了。南宋以后，词人多以复古为风尚，却不懂古人精妙所在，故后世词作，空有古人之骨，而少有古人之神气。南宋以后，曲律多散佚，而词人仍苛求以曲律词律规范词的创作，久而久之，词的创作，就实变为了填词，而非写词，创作词。文人词有婉约豪放风格限制于前，词律格律限制于后，创新性就少了很多，更不论语言多样，声色性情，境界深远了，这也就是读北宋以前的词作，千人千面，而南宋中后期以后的词作，逐渐有千人一面之感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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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曾进行一场旨在发展新诗的艺术形式大讨论。然而在大量创 作活动中，人们却把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指导思想，衍变为仅在当时 的民歌和学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郭小川新格律体 诗的出现，无疑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它不仅证明了新格律诗体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 时，也雄辩地证明：较之自由体，新格律体非但毫不逊色，而且亦不像某些批评者所云 ：“束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提倡和实践新格律体诗的写作，非但不是什么形式主义或 唯美主义，而它却恰恰标志着新诗在努力向诗的内核做一种逼近，一种烛幽探微，一种 对诗创作内在艺术规律的发掘和探求。
尚须说明的是，当时人们似乎已公认只有民歌体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郭小川 体通过期刊和电台等传媒刊布后，它便风起云涌激荡在各种群众的朗诵会上，深得广大 读者和听众的喜爱。这昭示人们：新格律体不仅同样能产生优秀诗作，乃至杰作，只要 能纯熟地加以运用，格律不但不是什么“束缚力”，反而能推动诗思的运行，并帮助诗 人迅速完成自己作品的艺术构思。同时，它还昭示出：杰出的诗人，其作品必然具有多 样题材、体裁、手法及风格。而能够称之为诗歌繁荣发展的时期，则必须是不同流派与 不同风格的优秀诗人辈出而且能够并存的；他们的作品异彩纷呈，而气象万千。郭小川 体的出现，不仅使新格律体重新焕发青春，而且它鲜明地昭示出：只有在学习民歌和古 典诗歌，学习外国诗歌和新诗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来发展新诗，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从宏观上说，这些方面，哪一个方面不能有所偏废。因此，郭小川体的产生和成熟， 在当时的诗坛，无疑是异军突起，因而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郭小川的诗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乃至逐步扩大到国外去。这一方面是 因为诗歌发展的自身艺术规律所致；另一方面则表明，郭小川绝非“孤芳自赏”，他拥 有众多的读者。每当我们去研读郭小川的新格律体诗时，除深感它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 积淀外，还会深切体验到，每次我们都在同诗人进行心灵的对话，灵魂的碰撞和袒露胸 怀的交谈。郭小川这类诗歌，虽然写得格律谨严，却又具有自由灵活、临风摇曳，犹如 行云流水之态。它同样兼有自由体诗之所长。而这恰恰是在诗美创造方面，极难达到的 一种自然、质朴而又炉火纯青的极致，一种造诣颇深而又卓绝的艺术境界。郭小川凭着 自身坚实的文学素养、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执著甚至痴迷的艺术追求，却举重若轻、驾轻 就熟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在郭小川手中，那些颇具苏、辛格调的词曲体，和那些浑厚凝重的新辞赋体相继涌现 ，它们犹如绚丽的彩霞，装点了中华诗园的天宇，使诗坛出现了恢宏雄丽的景观。新格 律体诗，在郭小川笔下得以成熟，并展现出它的辉煌，可以说大大缩短了探索者们所需 要的漫长时间，从而为探索者赢得了更丰厚的时间财富。
从一般的规律上说，一种新诗体的形成，往往都是先有诗人们(当然包括民间的)的创 作出现，再经诗歌理论家们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完善，以至达到为更多的人所公认并加 以运用。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它往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中国诗歌中的五 言、七言、近体律绝及词、曲等艺术形式的形成，就经历过这种漫长的时间历程。以闻 一多、徐志摩、朱湘为代表的新月派诸君，以及以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格律诗派，他们 都注重句型，即“诗行的构建”；虽然也强调过“节的匀称”和诗节的行数应有规律性 ，但出发点则都是依据诗应有“比较整齐比较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因此，其建行、建 节的美学原则，都可以说是“均衡”的美。郭小川则不仅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注重句型 即诗行建设，与众人迥然有异的是，他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诗节的构建，乃至整个篇 章结构。他神工鬼斧般地创造了以“句组”、“句群”为“节奏单位”的新格律要素和 格律化运行机制，而且运用得那样得心应手，卓有成效!除了在建行、建节上讲究“均 衡美”的美学原则外，他还引入融进了“参差美”的美学特征。从总体上看，郭小川诗 呈现出一种参差与均衡交并的美。它拓宽了新格律诗的领域，开阔了新格律体诗人的视 野与胸襟。
就形象思维结构和感情结构形态在诗中的外化与物化而言，格律体诗侧重于语言文字 的外部结构，自由体诗则侧重于内在(或隐形)结构。同时，它们表现在节奏感和旋律感 的形成与运行方面，一个注重“节奏单位”有规律的组合与变幻；一个则注意节奏的自 由舒展，“临风作态，随物赋形”，“如同行云流水”。就是说，格律体诗和自由体诗 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仅是形象思维结构和诗人感情结构的“侧重点”和“落脚点”的不 同。“郭小川体”在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新格律体诗的“定型化” 的艺术体式。这不能不引起诗歌理论研究者和诗作者，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思索和重新 审视自己的某些理论及人们共同关心的某些问题。诸如，诗歌的艺术本质究竟是什么? 究竟什么是新格律体诗?构成新格律的要素究竟是什么?“郭小川体”极为鲜明地告诉我 们：真正优秀的诗作，无不是诗人生命深层底蕴及内涵的外射。千变万化的诗歌体式和 无穷无尽的诗歌结构形态，原本就是诗人生命底蕴，通过形象思维和感情结构的形态， 经由语言文字的定型，而外射、而物化的结果。
“郭小川体”的诞生和成熟，给当今诗歌创作者以有益的启示：一是不能再局限于诗 行字数的一致，或音顿的均齐。二是不单单需要押韵，并讲究韵的设置；某些特殊的“ 韵式”，本身就能构成某种特殊的“律体”。三是新格律体自身，能够形成诸多定型化 、规范化的艺术体式，但其结构形态又是无限丰富的。切忌仅仅局限于建立“一套”或 “几套”新格律体的思维模式!四是新格律的最主要的内核，就是“节奏单元”的设置 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它包括在诗行、诗节、诗章乃至整首诗中的设置与组合)。五是格 律体和自由体之间，绝不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关系，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融 ；既相生相伴，又相辅相成。二者原本就是诗人形象思维运行不可或缺的两翼；就是诗 人感情回旋流泻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渠道或河床。
关键词：杜甫 失对 律诗
一、引言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以祖父杜审言为荣，致力于格律诗创作。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将诗歌创作当作家族事业，并告诫其子继承父志。杜甫擅作律诗，其律诗严谨而技艺高超，创作时“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而“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自我评价更是让我们看到杜甫律诗创作的不断完善。然而，在杜甫的一千多首律诗中却有不少失对的诗句。明代高檬《唐诗品汇》卷三有云：“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律》也指出：“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杜甫律诗“独异诸家”的表现之一，就是律诗“拗体”的形成。失对作为律诗“拗体”的一种，今人研究甚少，且研究至今仍争议颇多，疑点重重。本文研究的是钱谦益《钱注杜诗》中所入的杜甫诗歌 。
二、杜甫诗歌失对类型分析
（一）绝句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绝句诗的篇幅相对律诗而言要小，诗句能够灵活改动的空间不大。从形式与结构上来说，绝句诗出现失对现象的概率比较小。
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中总共收入542首绝句，出现失对现象的诗歌占7首，且皆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所作的七言绝句诗。其中，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时，有4首出现失对现象的绝句诗：《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三绝句》《戏为六绝句》;行过戎州、渝州，和居住在云安、夔州时有1首：《夔州歌十绝句》;居住在夔州时出现1首：《解闷十二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到湖南时出现1首：《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由此可见，自送严武还朝后，杜甫迁家到锦州、梓州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较多失对的绝句诗，而此前并不存在，此后也只是偶尔出现。
（二）律诗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的五律韵律严谨精细，但其中出现失对的诗歌也不少，而且几乎全部表现为上句第二字、第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因为“七言难工”，加上杜甫对规则的摒弃，使得七言律诗多出现失对现象。
收入《钱注杜诗》中的杜甫的律诗篇数有九百一十六首，而存在失对现象的就有50首之多，其中五律占27首，七律23首。其中，天宝未乱及陷贼中所作的诗歌中有失对现象的五律2首，七律2首;陷贼与为官时期的有五律3首，七律2首;漂泊西南时期的有五律22首，七律19首。在成都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所作的有五律10首，七律4首;行过戎，渝州，居云安、夔州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居夔州所作的有五律4首，七律5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无失对七律;自公安发，次岳州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七律2首。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杜甫律诗中的失对现象多存在于其早期的诗歌中，数量变化上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呈抛物线状。就其晚年而言，这结果无疑与杜甫对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评价相差无几。因此，不妨对杜甫诗歌中存在的失对现象进行一番仔细地探讨。
三、杜甫诗歌失对的原因分析
（一）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
1.古今古音的发展变化
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的发展演变最快，从唐朝至今，有许多语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研究杜甫诗歌失对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时念平声的字如今却念成仄声，比如：“看、过、浪、论、俱、场”等。不妨就以这六个字为例加以分析。
在北宋陈彭年于唐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广韵》一书中，“看”是“苦寒切，上平25寒”，而宋末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记载“上平十四寒，去声十五翰”。这说明，“看”字在唐代是平声，到了宋朝后期，出现了仄声的念法。即使在现代汉语中，“看”字仍然是多音字，有平有仄，但是字义不同。因此，“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李监宅》）“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题张氏隐居》）“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赠陈二补阙》）等诸如此类的诗句，在今天看来是失对的，在唐朝却是符合律诗平仄规律的。
经过前人的考证，“过”字在诗句中不论是作名词还是作动词，都存在平仄两用的情况，即“过”的古音为平仄两用，且两韵部字义不变。在《钱注杜诗》中，有不少将其用作平声的诗歌，例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送元二适江左》）“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在中古音韵里，“浪”字鲁当切，“论”字卢昆切，“场”字直良切，“俱”字举朱切，此皆为平声韵部。虽然语音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字变平为仄，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如今的读法而将上述文字认定为仄声。因此，上述例子就唐代的音韵系统而言，是算不上失对的。
2.双声叠韵
杜甫虽然严守律诗粘对规律，但更为注重细密的双声叠韵之美。清人周春在其著作《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中指出：“双声叠韵，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沿及两汉魏晋，莫不皆然。但尔时音韵之学未兴，并无所谓双声叠韵名目，故散见而不必属对也。自沈约创四声切韵，有‘前浮声，后切响’之说，于是始尚对者。或各相对，或互相对，调高律谐，最称精细。唐初律体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尤熟于此，神明变化，遂为用双声叠韵之极则。”（《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一）。就以下诗句为例：
（1）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 ）
（2）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3）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雾昏。（《西阁夜》）
（4）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其中，（1）（2）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叠韵词，（3）（4）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双声词。双声叠韵相互交错，或彼此对应，使得律诗的声调更为和谐，虽然出现了失对现象，但仍可视为杜甫对律诗平仄格律的加强。换言之，平仄规则的应用与双声叠韵词的使用，都是为了让律诗的声调更加和谐，当二者不可兼得时，杜甫选择了更合适的后者。当双声叠韵词更胜一筹时，杜甫会挣脱律诗框架的束缚，舍平仄对仗而求音律和谐。由此可见，杜甫对于律诗创作并非只是遵循格律，还有所创造，可以说得上是“戴着镣铐跳舞”。
（二）社会原因
1.文化原因
唐朝的科举考试以诗歌为主，因此唐诗盛行一时，文人墨客多擅长诗歌创作，律诗在唐朝也初现模型。唐人殷[《河岳英灵集》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可见在杜甫生活的年代，律诗已有一定的规模，但还不成熟，其规则也不完备，期间有些诗歌仍然是古律混杂的“齐梁体”。因此，杜甫早期的律诗创作虽格律严谨，且数量不多，但其所作的律诗不成熟，仍出现失对现象，这跟律诗规则不完备有很大关系。
自古时势造英雄。杜甫一生坎坷，战乱漂泊的几年，饱受战乱之苦，见到了太多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世间景象，使得他更接近下层百姓。期间，他的思想逐渐转变，其诗歌宣泄内心情感和反映现实社会的意味越发浓厚，抒发心中爱国爱民之情的想法远远大于吟风弄月之心，对诗歌的追求亦不仅限于对形式和格律的严谨塑造，而是人格形象的“诗意化”。相对于格律诗而言，古体诗的题材更广，更有利于抒情。受到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精神的影响，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感，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当情感的抒发和韵律规则相冲突时，杜甫毅然决然地选择反映现实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追求“意趣为上，诗律别之”的诗意化创作。
杜甫诗歌的转变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随着杜甫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人生感慨越来越深沉，他的七律中注入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使格律诗跳出上层文化圈，走向大众文化。刘辰翁评曰：“小纵绳墨，最是倾倒，律诗不甚缚律者。”（《唐诗品汇》卷八四引）。他此时的创作自由洒脱，不受束缚，绝非为了入仕将自己限定在一个狭隘的领域。相比年轻时多受文人骚客、世族贵胄追捧，此时他的读者多了许多下层平民百姓。为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读懂，他使诗句平民化、明白晓畅，这就难免出现失对现象。例如：“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绝句漫兴九首》其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这些诗歌通俗易懂，诗中意象也极具乡村色彩。
刘熙载说：“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人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艺概》卷二）即杜甫在成熟的律诗形式中有意识地渗入古体诗加以创新，探索便于抒情的新格律形式。正如杜甫自己所说的“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在格律诗走向成熟之后，他对格律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认为“运古人律”更能纵意所如。期间，“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悲秋》）“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又雪》）“小雨夜复密，回风吹早秋。”（《夜雨》）等诗句的出现，体现了古体诗“三平调”“三仄调”形式的引入。
在成都和梓州的这段时间，虽靠好友救济生活，但相对而言比较安定，杜甫有更多时间创作甚至创新格律诗。律诗创作尚未成熟、追求“意趣为上”的诗意化创作、平民化语言的使用和“运古人律”，都是杜甫格律诗创新过程中失对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2.政治原因
唐朝以诗歌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统治阶层在诗歌的题材范围上有所倾向，对律诗的格律创作也存在着有形甚至无形的约束。为了出仕为官，迎合大众趋势，文人多将题材和形式限定在官方严谨的格律之中。在杜甫之前，这基本上已成为一种趋势。杜甫早期的诗歌作品也显示出他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即多为格律严谨的应试之作。因此，困守长安十年之前的杜甫诗歌很少出现失对现象，偶尔出现的，也是因为当时律诗尚未成熟。
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希望挽救日渐式微的国势，新乐府运动应时而生。这期间的大量诗歌为新乐府诗，文人士大夫利用诗歌讽刺褒贬时政的意识逐渐强烈。而此时，近体诗也已完全定型，形成其稳定的句法格局。正所谓“穷极思变”，在文化改革潮流的冲击之下，杜甫开始有意识地改革格律诗，其已成熟的格律诗创作逐渐形成一种求变的趋势，以顺应新乐府运动。这种趋势使得杜诗的诗句更灵活多变，平仄对仗更不拘一格。正是因为杜甫深得声律之精髓，敢于大胆创新，才能写出异于律诗正体的变体律诗，从而为失对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纵观唐代历史，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的出现，是初唐“齐梁体”对尚未成熟的格律诗的辐射影响;是律诗发展成熟后“穷极思变”的必然结果;是双声叠韵词较平仄格律更能使声律和谐的选择;是杜甫重新认识格律，“运古入律” 的创新;是顺应新乐府运动号召的时代产物。
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研究作为一项新起的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杜甫诗歌中失对现象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杜甫这位格律严谨的律诗大家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彻，也有利于我们梳理出完善的诗学体系。分析杜甫所处的年代与其诗歌失对现象之间的关系，必将对诗歌格律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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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籁体诗 律诗 格律 兴衰
Abstract: Poetry is a shining pearl in the world literary treasure-house. Both Chinese poetic composition and English sonnet have created a complete set of strict rules and form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both have a deep and far influence while many famous poets and brilliant works have come into being.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style and forms from the point of cross-culture, which aims at the fact that the arts and attractions could be appreciated.
Key Words: sonnet; Chinese poetic composition; up and down
有人类就有歌谣:歌谣先文字而存在,歌谣由语言、音乐、动作三者构成。诗歌是用文字写成的歌谣,为了使诗歌能吟诵、演唱,要求内容美、形式美、声乐美,因此,古代诗人都自觉讲究诗歌的格律。格律是指写作韵文所依据的格式和规则,其内容包括诗行的句数、字数、韵脚、平仄、对仗诸方面。诗的格律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大体经历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前者指我国由古体(古风)(ancient style)到唐的近体诗(modern style),格律愈益严谨,后者指由唐的近体诗到民国“五四”运动的新诗,无格律限制。
商籁体是意文sonneto和英文、法文sonnet的英译,它源于意大利,至文艺复兴时期已有一套严整格律,其后英人将之引进,并根据英语特点做了改进和推广,逐步成为英国诗人和读者喜爱的诗体。许多着名诗人有十四行诗作问世,其中有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riar)、密尔顿和雪莱等人,其作品无论从格律、内容、寓意,还是遣词造句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赢得了英国文学中的重要一席。商籁体在女皇伊丽莎白时期达到顶峰,跨越众多国度、众多语种,成为世界性的诗体。商籁体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一度在我国兴起,也出现了一些名家名篇。
商籁体按其各行韵脚组合的不同,分为三种体式。其一为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为代表的彼特拉克体。它由两节四行诗和二节三行诗组成,结构整齐。其二是英国本土诗人斯宾塞所创,它由三节四行诗和一节二行诗组成,诗体情节叠起,诗行词语、轻重节奏错落有序,极富音乐性效果。其三是莎士比亚体,因其首创于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时代,又称伊丽莎白体,它由三节四行诗和两行对句诗组成,诗体以感情丰富、词藻绚丽着称。在西方人们把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编写成诗歌,这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最有名的有荷马叙事文学诗史《理想国》,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西欧各国都有诗歌流行,其篇幅有长有短,且已形成一定格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