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31 22:11:57
关键词：“闯关东”；山东移民；武术；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7—0036-05
文化传播学理论认为：移民是人类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之一，正是人类的迁移行为促进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闯关东”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有效地促进了先进的齐鲁文化在关东大地的传播。山东武术通过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发展到近代已具备了独特的风格体系并形成为齐鲁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近代以来，2000多万山东移民持续不断“闯关东”的迁移活动，必定会促进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因此，对近代山东移民与武术的传播进行研究，可以理清东北地区武术的历史流源问题。澄清山东移民“闯关东”对武术文化传播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文化传播学理论学说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1 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期间武术的传播方式
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累积经验，总结经验，创造文化并使之传承。文化传播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以及社区之间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存在于一切人类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过程当中。文化通过迁移扩散的形式，促进了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为文化的广泛接触开辟了渠道。正是经过这种接触，人们对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界定，在与本地区文化的经验世界、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整合的基础上，促使文化实现突变以及生成新的文化因素，这种使外来文化产生增殖现象，成为促进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文化共享性、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是保证文化传播顺利进行的四个基本条件。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只有文化的价值得到具有不同经验和价值观的人们的接受，才能达到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实现文化共享，成为可传播的文化。传播关系是人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社会联系，人们之间只有发生了社会联系，文化传播才有可能进行。传播媒介是联系文化传播关系的手段和工具，而人作为传播关系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文化传播的方式有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是两人或多人之间面对面或凭借简单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是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是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基础。”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传播媒介单一，人际传播是人类文化传承的基本方式。
武术是人们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医学的基础原理，在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提炼而逐步发展、丰富和完善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传播与发展亦符合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由于中华武术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传播者只有通过面对面的言传身教，才有可能使接受者真正理解武术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内容体系。中华武术在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人际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武术传播中所采用的基本方式。人既是文化的承载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不仅自身承载着山东武术，同时也是将山东武术传播到的东北地区主体，他们在与东北地区原住民的接触中，运用个人传播和群体传播这些具体的人际传播方式，将他们自身拥有的武术文化特质输出，经过接受者的选择吸收后，实现了对山东武术的传播。
1.1 个人传播七星螳螂拳创始人山东福山王云生的弟子、大连寺儿沟油坊掌柜孙某在大连传授螳螂拳。之后，“福山肖树斌、烟台王传义、莱阳胡永福等来大连传授七星螳螂拳；烟台纪春庭、福山刘随山等来大连传授梅花螳螂拳……以后发展到沈阳、丹东、营口以至全省。”王传义（曾用名王川一），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芝罘社烟台村人，七星螳螂拳创始人王云生（王永春）之孙。19岁时与师兄杨维新来到大连寺儿沟王云生徒弟某油坊孙掌柜处，将七星螳螂拳传给油坊伙计。后到丹东一个大粮户的亲戚家将该拳术传给了店里的伙计。“之后来到哈尔滨乾丰利火磨房，在那里教了一年多的七星螳螂拳。最后来到海参崴，又教了一年左右的拳才回到烟台。”王传义在东北地区传授七星螳螂拳达3年之久，是东北地区传播七星螳螂拳的重要人物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栖霞人李树峰、孙日胜等相继来大连传授弥祖拳、秘宗拳。胶东周某到安东（丹东）传授秘宗拳。“山东烟台外号‘马啡张’亦来大连传授斩魔紫金拳、斩魔紫金刀、斩魔紫金枪等斩魔紫金的套路，他的弟子有王汉山。”鸳鸯拳清末年间传人沈阳，“由李子明（任城燕尾子李三）和姜麟鲜（字朗山）两师兄共同传授给李锡（喜）奎和焦凤岐。山东人李喜奎传洪占春，洪占春传张万成。”张万成是东北地区鸳鸯拳的主要传播者，其传人有刘福生、裴根、董希昌、刘宝贵、宋宗财等人。该拳种主要流传于辽宁省的沈阳市、本溪市和辽阳市。1939年，徐德亮（山东省富山县徐家村人）来到丹东市传授三皇炮捶，使这一拳种在沈阳市和丹东市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王连城、吴凤鸣（山东掖县人）是“双钩祁”祁树兴的弟子。王连城擅长双刀，继承了祁树兴的馆业（设于哈尔滨市道外北七道街），收徒授拳。吴凤鸣“早年在大连‘老华美鞋店’当工人时，曾拜通背拳名师修剑痴学习通背拳，1940年来到哈尔滨，拜祁树兴门下学习少林唐拳。”祁树兴故去后，在武馆原址从事业余教拳活动。
1.2 群体传播
1.2.1 武馆（所、场）传播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入侵，攫取了在中国设立通商口岸的权利，保证了资本主义廉价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倾销，造成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一大批无产者涌入城市谋求生路。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扩张，洋务运动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出现了大批雇佣工人聚集城市的现象，为武馆的建立奠定了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一批“闯关东”的拳师开始在东北地区设馆授艺。
在黑龙江省，曹德坤（山东烟台人）、郝恒禄于1915年在哈尔滨设立“德坤武术馆”，传授太极梅花螳螂拳，主要传人有刘长功、张炳旭。刘恒臣（山东）1921年在哈尔滨设场，传授二郎拳，主要传人有张晋卿。刘岷山（山东文登县人）初到东北时在海参崴设馆教拳，1929年在哈尔滨道外六道街设立“岷山国术馆”，传授太祖拳，主要传人有于寿学、张植彬、刘国富、刘洪仁等。其弟子于寿学艺成后在南岗开设武术馆，在哈尔滨广传太祖拳。刘子源（山东）30年代初来到哈尔滨，1936年迁居佳木斯设馆，传授秘宗拳，其主要传人有姚子良、潘玉湖、孙永章、孙云龙、刁日恒、丁凤林等人。曲寿增（山东省黄县人）10多岁来到营口，拜鸳鸯门名师焦凤岐的弟子丁宝松为师，学习鸳鸯拳。40年代初，从营口来到哈尔滨市，在道外天一街设立了武术馆，开始正式在哈尔滨传授鸳鸯拳。流传在哈尔滨市阿城县的太祖拳是由山东人周长海所传授。1930年，周长海闯关东来到阿城县，为一徐姓富商押运货物。1942年，在阿城县设立武术馆授徒传拳，使这一拳种流传至今。
在辽宁省，20世纪初教授武术（国术）的拳房在辽宁的各地开始兴办。当时安东市（丹东）就有20余家拳房，各家拳房争相聘请高水平的武师任教，促进了武术的传播。1937年，石凤坡（山东人）曾在大连寺儿沟设场授徒50余人，传授子午梅花螳螂拳。“王之华（山东省文登县人）于1927年到海参崴开武馆，1930年回大连开武馆，传授秘宗拳。”
在吉林省，1920年，在吉林市后渔行附近成立吉林省武术馆，促进了武术在吉林省的传播。原庆春（山东掖县人），少年时代习秘宗拳，时期到吉林市创立“育英武术馆”。后拜师入霍庆云先生门下，学习八极拳。弟子成名的有：高正宜、安天荣、韩俊臣等。山东拳师李广升、螳螂拳师傅英奎在吉林市和延边一代设场教拳。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在自强保种，抵御外辱等民族忧患意识不断觉醒的情况下，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它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武术的传承也因而突破了传统的门户观念的种种限制，在全社会得以广泛的传播，而武馆成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最经济、最有效的形式。
1.2.2 镖局传播镖局是由民间的一些习武之人自由组合而成立的保卫机构。在冷兵器时代，镖局的镖师以超强的武艺为商品、物质的运输保驾护航。镖局的创始人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术行家，为了壮大镖局的规模，树立镖局的名声，他们将自己的武技传给了子孙、徒弟。而这些人当中的学有所成者，有许多人开门立户，广收门徒，传授武功，使中国武术得以发扬光大。
“闯关东”的一部分拳师在东北地区也开设了许多镖局。吉林省有八极拳师邓怀山、张金江开办的兴泰镖局，长拳拳师杨大胡子及徒弟李根明开办的义胜镖局。在辽宁地区有沈阳的“刘记振远堂镖局”，锦州的“三盛镖局”，营口的“永发”、“得胜”镖局等三十多个镖局。辽宁省的查拳开拓者、回族人刘宝瑞先生在沈阳老北市场开办了沈阳第一家镖局——“刘记振远堂镖局”。“刘宝瑞先生武功造诣深厚，不但精通弹腿查拳，而且精练杨式太极拳、八卦、戳脚翻子、太祖拳、八极拳、形意、燕青、少林等拳种。”在担任镖局的镖师期间，曾在沈阳地区广泛的传授了查拳。他对所有弟子都一视同仁，培养的汉族成名弟子有申金儒、孙玉奎、邢景芳等人，都成为东北地区查拳的传播者。
1.2.3 义和团运动传播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是以习练拳术为主的一种民间结社团体，包括义和拳、神拳、大刀会三种组织。“而以‘习拳练艺’为中心内容的义和团武术活动，对后来我国的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逐渐高涨后，义和团的法师和一般成员“闯关东”，来到东北传播义和团运动，同时也使山东地区的武术在东北得到了传播。1900年2月，义和团经海路和陆路迅速传到了营口和锦州。“营口附近居民群起练拳，其中青少年占多数。有人问他们‘练此何意’，他们回答说：‘预备逐杀洋人’。”1900年3月，锦州一带传闻有“神师降世，收童子、少年当徒弟，教以咒语，练拳习刀，日盛一日，濒至青年壮丁，亦相率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信。”不久，奉天境内的“锦州、宁远（今兴城县）、新民、广宁沿边一带，时有拳民出没，联络土著良民之曾受教民欺凌者，一唱百执妇孺皆起。”1900年6月，沈阳的义和团运动盛行起来。“为首的是山东拳师刘喜禄，以北关天后官、三皇庙、龙王庙等为据点设立神坛，号召群众学法术、练拳刀，保国灭洋。”当时，有名张老道者，遍行辽东乡邑，教人练拳。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开始在吉林、黑龙江流传起来。“在吉林省长春府的拳民最多。”有义和团法师“流入长春，教人书符篆，练拳仇洋。”在黑龙江，1900年6月，在义和团首领张拳师的宣传和组织下，开始设坛练拳。虽然东北的义和团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涉及到东北地区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劳苦大众阶层的积极参与，为武术传播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义和团运动使山东境内传练的武术在东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梅花、拳、大红拳、小红拳、神拳、硬气功、大枪、长矛、大刀等拳种和器械。
另外，帅府卫队对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国初年，在张锡銮统治时，帅府卫队聘请鸳鸯拳拳师洪占春等做武术教官。统治时期，又从山东请来了八卦拳名师宫宝田等拳师在军中任教。一些拳师在军中教拳之余也在社会上收徒传拳，对山东武术在辽宁地区的传播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2 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对山东武术传播的影响
移民的迁移行为流动性较强，提高了文化扩散的速度，促进了文化的流动。大规模的移民在与原住民的接触与交往的过程中，使移民文化在迁入地不断的得到累积，为移民文化的发展储存能量。移民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与土著文化的整合，经过价值判断，使移民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殖，为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山东移民“闯关东”为山东武术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山东武术文化在东北地区扩散也并非完全是在空间上整体的移位，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要经过价值选择，使武术文化在东北地区不断累积并发生增殖现象，从而促进了山东武术在东北的发展与创新。
2.1 推动了武术的传播与发展
近代山东人民所形成的“闯关东”的巨大移民潮，不仅将先进的齐鲁农耕文化带到了东北这片荒芜之地，而且也将山东优秀的武术文化传播到了白山黑水。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产生文化积累，一定文化积累的速度与文化发展的速度成正比，虽然这并不是文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它却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传统武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多种传播方式，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是民间武术传播的重要方式。“而师徒传承作为一种‘类血缘’的传承方式，又可以认为是一种扩大化的家族传承，由于武术作为非物质的、无形的文化，其传承方式必须是口传身授，而且这种传承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保障技艺的整体传承。”“师徒传承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它使武术技击技术变纯、变精，保持了武术内容的全面与丰富；而且更加注重传播效果，对被传播者的武技和武德非常重视。”然而，这种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依存的模式和一条链式的前后运动的传播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它不利于各种武术流派之间的相互交流，使武术的传播局限在较小的范围。而身处东北的传播者们远离是非，摒弃了门户和宗派的成见，思想没有任何负担，专心于各拳种的传播。一批“闯关东”的武术名家在东北地区纷纷开设拳场，建立武术传习所和武馆，推动了武术的广泛传播和蓬勃发展。
文化的迁移扩散是文化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的，特别是当迁移的路线比较长或越过诸如沙漠或海洋等空间时，就更加突出。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都是通过移民的迁移活动而不断向外扩散的。“一种新事物或一种新思想的传播有时间上的渐增特征，即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接受它的人数增长得比较慢。随后，就会有一个相对速度较快的阶段，即接受它的人数迅速增加。”“闯关东”的山东移民将武术传播到东北后，经过一定时间的文化积累，使武术文化在关东地区不断得到孕育，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武术，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习武练艺的活动当中，促使武术在东北地区蓬勃的发展起来。
2.2 加快了武术的创新“文化传播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延伸，他赋予文化价值创造普遍的人类化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传播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接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依据其经验、理解能力和价值观念可以重构出所接触文化的许多新的意义，从而产生文化增值现象。文化增值是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实现文化发展和创新的不竭动力。“传播既给文化带来相同或相似性，也给文化带来碰撞的机会，从而为创造新的文化，为文化的新的发展提供动力和生机。”武术传播到东北地区后，因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变迁，所以它的一些文化组成要素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呈现出文化调试的现象。“武术的文化调适，我们可以理解为武术根据自己在不同时代所处环境进行调整的过程，包括获得某些属性、功能、特征等，以使武术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能够适应时展的要求，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以满足社会需要。”武术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墨守成规，在秉承了传种和流派的基础上与东北的地域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武术拳种。
流传于山东德州、青州一带的秘宗拳于1905年后由山东栖霞人李树峰、孙日胜等人传到大连和安东。30年代初，刘子园在哈尔滨市设馆传授秘宗拳，其徒弟孙永章、姚子良、潘玉湖等人后来继续在佳木斯市设场教拳。“贺春林对秘宗拳的功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整理，突出其东北拳风并有别于陆续问世的其它秘宗拳流派。”被移民传播到东北地区的秘宗拳，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创新，形成了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拳法风格和技击体系，被称为“东北秘宗拳”。在我国回族当中广泛流传的萌发于山东的查拳，由曾经师从山东人王镖师等名师的刘宝瑞先生传到沈阳。刘宝瑞刻苦好学，遍访天下名师，精通多种拳术。他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在领悟查拳要诀的基础上，将各种拳术的精要融汇贯通于查拳之中，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沈阳查拳”，对丰富东北地区武术拳种的种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3 结束语
移民是人类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对扩大文化传播的空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著名地理学家哈盖斯特朗认为迁移扩散扩大了文化横向传播的范围，有利于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以个人传播和群体传播的人际传播方式将山东武术传播到了东北地区，这是东北地区武术的主要来源之一。山东武术由“闯关东”的山东移民传到东北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东北的地域文化逐步融合，形成了一些独具东北特色的新拳种。“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通过迁移扩散的形式和人际传播的方式使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得以传播、发展和创新，拓展了山东武术文化发展的空间，为文化传播学理论之一即移民是文化传播中重要载体和传播者提供了一个例证。
本文依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指出了“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是武术由山东传到东北的重要途径之一；阐述了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对山东武术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闯关东 身份 变迁 折射
近来热播的历史大戏《闯关东》，以朱开山一家“闯关东”的种种经历和遭遇，真实的再现了清末民初山东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大批移民东北的历史事件。下面就朱开山及其一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身份简要归纳论述，以期通过人物身份变迁探究其背后社会体制、思想文化震荡与转型的深响。
一、难民，拓荒者
剧本开头，写传文成亲受挫，全家远走关东，而一家之主朱开山更是早因朝廷追杀而闯关东淘金立业去了，这样一来，朱家老小包括尚未过门的鲜儿，都成了背井离乡远赴他乡求生的难民。无论是因日俄开战无法登岸造成船上饿殍相累，还是鲜儿和传文一路讨饭过活、九死一生，这一系列的悲惨遭遇都反映了当时天灾苛政、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由此不难理解当时为何把移民东北称作“闯关东”。之所以称其为“闯”，第一是因为在清初这是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康熙七年至咸丰九年(1668―1860)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阻止山东等内地汉人出口闯关，保护“龙兴之地”及资源；第二是因为去关东的人要面临远离家乡、艰难谋生的诸多挑战。东北地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交通、医疗、司法体系都很落后，外人在此立足十分不易。并且，随着移民潮的大量涌入，造成原有生存资源的进一步匮乏。“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1836.4万人。在这一时期，38年之中曾形成两次高潮。第一次，1912―1929年间，因天灾人祸、人口压力、近代交通兴起、政策导向(东北当局招垦、独统东北相对安定)等原故，山东移民数量激增，1927―1929年三年中，每年在百万人以上；第二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者为在东北建立重化工业和军需工业基地，从关内华北地区大量招募、诱骗、强掳强征劳工入境，1940年到1943年四年中每年均在90万人以上，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工程修筑、采矿、冶炼、搬运等苦力工作。而当时闯关东的广大农民确是因生计所迫才打破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习俗，离开家乡，走向东北的，因此具有浓厚的逃荒求生色彩，显现出盲目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如此大批移民的涌入，为原本就处于政府统治薄弱地带的东北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剧中嗜血的金沟，的勾结，兵痞的抢掠，列强的纷争，东北俨然成了投机者与抢匪的乐土。同时，大量移民的出现也反映了清庭统治下的山东等地民不聊生，时世凋敝的现状。在剧中，先是天灾连年，匪患满地，传文娶亲遭劫，朱家人胶州湾登船时的拥挤踩踏，船到旅顺遭遇炮击，终至庄河上岸又遇旅顺惨遭屠城，母子四人与夏掌柜俱去元宝镇投亲，这一程下来，朱家人由安生的农民被卷入闯关东的大潮，成了流离的难民，而朱开山更是早已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这一系列的人物身份变迁，折射出清末政治腐朽，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造成这一窘况的“最初诱因可以来自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人口生态环境等因素的某一方面，但发展到后来总体上讲就将诸多因素缠绕在一起相互为因，如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吸附力、土地兼并狂潮、农民的无地化趋势、苛捐杂税的重压、频繁的兵灾匪祸、自然灾害频仍导致的饥馑、人多地少产生宗族制度的分裂和生活压力、生存环境与文化选择、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实施、对未来的憧憬，等等。”这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大批山东百姓由农民变为难民，由定居者变成了异地的拓荒者。
二、建设者，保卫者
如果说朱家人由山东到东北是由农民变为难民，由定居者变为拓荒者，那么他们到了东北定居以后则成了这片土地的建设者与保卫者。
朱家在向关东迁徙过程中身份的变化是旧有体制崩塌及民族文化反转进入地方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行政区划及户籍建制因资财来源枯竭、传统乡土观念自身的弱化而难以维系，“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 (卷3，民社志13)，乡土观念非常强烈的山东人已将同姓、同宗完全抛在了脑后。通常，社会崩塌至此必生大变，非是内乱便是外侵，而山东人则找到了最经济的手段：借地利之便移民东北，既减轻了本土人口压力，又为东北带去了劳力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华疆域的护卫和巩固、对迁入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对人口的合理分布、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对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都是山东移民建设东北不可磨灭的功绩。《闯关东》剧中，秀儿向朱大娘学习手工技艺，朱开山向当地村民赠送“山东犁”及播种机等片段皆可为证。在这一系列的技术、文化传播中，作为中原汉民族主流文化代表的朱家也在不断的融入当地社会，通过务农和经商成为东北社会切实的建设者。朱开山在放牛沟开荒立业，以朱家大院老东家的身份闻名乡里，又与当地首富韩老海联姻，俨然已为土著交际圈所认可接受。后来到哈尔滨经商，在与潘五爷数轮争斗后终归和好，山东商人与热河商人永结银牌之盟。他们不断融入东北本土社会的过程正是其不断开创事业、建设家园，为当地社会繁荣做出贡献的过程。可以说，参与建设并不断取得成就正是朱家在关东得以安身立命的法宝。
剧中，在煤矿开采问题上，朱开山最初极力反对，但后来得知是与日本人争夺中国资源，便不惜血本借巨款、拉股东、亲自督导生产，甚至闹到与关东军兵戈相抵、与森田对驳公堂。正是这一次次的较量才使得忠奸自现，朱家上下的众志成城与传文的趋势赴利两相对照，在各自角色的转变中折射出民族性格的复杂性与多维发展可能。
在《闯关东》剧中，朱开山一家人的身份几经变迁，每一次的变迁都折射出中国社会某一部分原有体制或思想的更迭激荡。从旧有体制的穷途末路到新世界建设的如火如荼，从陷入困境的主流文化对地方文化的进入到土著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接纳交融，从拓荒时代由无秩序到有秩序的演进到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激化，从城市商业建设初期的势力纷争到共赴国难的众志成城，在这不断的变迁中，构成社会基础的个人、家庭、民族三个利益单位彼此都扮演着对方利益实现的关键角色，而个人身份的变迁折射出了在社会不断变迁的现实境况中三者利益实现方式、程度及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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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广东省提出的产业和劳动力转移是指将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目标是力争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在办好产业的基础上，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推动产业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一、广东省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迫切性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
广东省可分为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四个区域。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依靠珠三角gdp连续18年领先全国，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也一直饱受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发展缓慢问题的困扰。珠三角土地面积仅占全省的10.7％，却集聚了全省常住人口的1/3以上，产出占全省gdp的2/3以上，其余地区拥有近90％的土地，2/3的人口，仅创造不到1/3的gdp。珠三角通过产业和劳动力转移，不仅可为高附加值、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企业腾出发展空间，从根本上改变珠三角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之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而且也可帮助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二)珠三角地区土地稀缺，环境污染严重
珠三角土地面积仅有4.17万平方公里，可供开发的土地相当有限，大部分城市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珠三角也是广东省环境污染负荷最重的区域。2005年，珠江三角洲水量仅占珠江流域的6.67％，但珠三角废水排放量达34.1亿吨，占全省的69.7％；城市生活废水排放量2，4.1亿吨，占全省的70％。由于集中了全省70％的火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致酸雨物质排放量巨大，珠三角已形成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酸雨高发地带，酸雨频率平均达53％，并成为全球三大酸雨区域之一。珠三角土地和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
二、广东省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可行性
(一)政策支持力度大
为推进产业和劳动力转移，2008年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简称《决定》)及7个配套文件。根据《决定》，从2008年至2012年，广东将出资500亿元扶持欠发达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重点产业和实施免费技能培训等。其中，省财政每年安排产业转移奖励5亿元，鼓励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加快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
(二)产业转移工业园初见成效
广东早在2002年就开始探索产业转移的有效途径，并出台了《广东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见》，推动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进行转移。2005年，广东又出台了《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并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山区市县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截至2008年6月底，广东已建立26个经省政府认定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效。已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5个珠三角市与韶关、梅州、河源、惠州、肇庆、湛江、茂名、阳江、云浮等12个山区和东西两翼地级市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签订入园投资意向项目(企业)287个，投入开发建设资金近46亿元。2007年，园区已建成的132个项目实现产值约65亿元、利税5亿多元。
(三)措施有力
2008年以前，广东推进产业转移的政策只是一个政府部门的文件，实际执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关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7个配套文件是直接以省委省政府发文，从广东经济发展战略和务实的角度出发，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该《决定》提出“三力”：对珠三角增加压力，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来；对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增加优惠条件，增加吸引力；在整体上，政府加大投入，增加扶持力。该《决定》不仅提出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目标和手段，而且实行双向目标责任考核，既对珠三角地区考核，又对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考核。7个系列配套文件形成的完整政策体系使得产业和劳动力转移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三、广东省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难点
(一)出现产业空心化，缺乏产业转移的足够动力
珠三角当地政府普遍担心传统产业大量转移后，希望进来的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并没有如期而至。如果新兴产业部门无法迅速成长，必然造成新旧产业衔接不平稳的局面，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真空”。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外资企业由于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叠加的作用，已开始撤离珠三角，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珠三角经济发展速度已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产业空心化的苗头开始浮现。
(二)产业和劳动力转移受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珠三角地区乡村的收入主要来自用集体的土地建造厂房出租给企业，当地居民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建造民宅出租给外来工。企业搬走、工人离开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来源没有保障。不仅如此，珠三角地区大量的酒店、饮食店、商店、交通运输、邮电、银行等服务业都直接依赖于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外来工。企业和外来工的转移不仅会减少珠三角当地居民的收入，而且会导致他们的失业率上升。
(三)珠三角企业陷入是产业转移还是产业就地升级的两难困境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珠三角企业有两种选择：一是把企业转移到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二是加快企业产品的就地升级。但即使转移到周边地区，也存在不少的实际问题。如，难以招到熟练的劳动力，配套设施不完善，政府服务意识薄弱，物流成本上升等。不仅如此，根据加工制造业转移20年一个周期的规律，转移也并非长久之计。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到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20年之后同样会面临珠三角现在的问题。对珠三角大多数企业来说，是主动就地升级还是迁移到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将面临痛苦的抉择。
(四)产业和劳动力转移使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生态环境面临遭到破坏的危险
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不仅是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而且也是广东省的水源地，担负着保障全省生产、生活饮用水源安全的重任。如果产业转移工作不注意搞好环境保护，一旦山区及东西两翼的环境遭到破坏，全省的饮用水安全将受到威胁，不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而且会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社会稳定。从珠三角地区转出去的企业多是高污染、高耗能，而且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在治污能力上无论是财力还是技术都比珠三角弱，工业污染有可能通过产业转移迅速扩散开来，引发新一轮的环境污染。
(五)资金缺口巨大和招商步履艰难，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进展缓慢
产业转移工业园所在地的县级财政实力普遍较弱，基本上是拿不出多少钱投入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石龙(始兴)产业转移工业园是东莞市石龙镇与始兴县双方政府共同投资兴建的首批省级产业园。园区基础建设包括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等所需资金超过3亿元。自2005年以来，石龙镇投入了3000多万元，用于园区内土地平整、道路等基础建设，但始兴县每年可支配财政只有6000多万元，无法拿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园区建设，规划的水、电、路、环保项目迟迟无法开工。石龙(始兴)产业转移园只是广东产业转移工业园的一个缩影，众多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在不同程度都面临“无米下炊”的尴尬局面。资金的巨大缺口不仅直接制约了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开展，而且也影响了珠三角政府的再投资和计划入园企业的投资信心。
四、广东省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一)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防止产业空心
产业和劳动力转移既是“关键一跃”，同时也是“惊险一跃”。在此过程中，珠三角经济有可能会出现断档，经济发展速度有可能会放缓。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负面影响。一方面，要利用珠三角在产业配套、市场信息、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优势，促使企业总部、研发中心、采购及财务中心留在珠三角，发展总部经济；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珠三角外源型经济比重大、企业资源多的优势，抓住国际产业服务外包需求增加、国内一些大企业寻求扩张发展的机遇，千方百计引进优质项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之后，珠三角只有能及时补充更高级的产业形态，才能在产业和劳动力转移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二)转变当地居民的观念
要引导基层组织和户籍人口既要跳出思维定式的约束，又要跳出既有利益格局的约束；既要看到在产业和劳动力转移中可能会出现集体经济滑坡和群众收入下降的问题，更要看到推动产业和劳动力转移会带来区域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既要看到眼前利益，又要看到长远利益。要认真研究发展集体经济的新路子，引导有条件的村组创办经营实体，通过控股、参股、联营、购买等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推动集体经济由收租收费型向税收型转变。
(三)遵循市场规律，有序引导产业和劳动力转移
产业和劳动力转移有其自身的经济规律，产业转移工业园的产业链形成有一定过程。产业和劳动力转移必须坚持政府引导与遵循市场规律相结合的原则，采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结合的办法，形成“省里支持、地方自愿、上下联动、优势互补、市场运作、互利互惠”的新模式。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产业转移的关键。产业和劳动力转移应在遵循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权，尽量做到水到渠成。
(四)要注重保护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的生态环境，走发展绿色经济的道路
【关 键 词】人口/华北农村
【 正 文】
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鞫幕∩希突谱谥窍壬睦砺厶岢鲎炯煌字Γ衅碇刚?BR>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古代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纪元初年全国13州及司隶部人口总数为5760余万，而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兖、豫、青、冀、徐、司隶、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6%，班固所谓"地小人众"正是对此时这一地区人口状况的高度概括。自纪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研究表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增加到6000万；自东汉至五代末，几经增减，总数未突破8000万；12世纪初突破1亿；13世纪初达到1.2亿；17世纪初达到约1.5亿（注：见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6页。）。伴随着王朝的兴衰，周期性的波动是人口数量变化的明显特征。华北地区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乱最为频仍和集中的地区，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都给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现。正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华北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大体而言，唐"安史之乱"后，华北已失去作为全国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焕庸等认为，唐末黄河流域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4-17页。）。具体而言，西汉元始二年（2年），华北人口总数为38041307人，唐天宝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万历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以下简称《统计》）甲表2、甲表25、甲表72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个封建时代，华北地区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总量当不会超过4000万人。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清初，历经近20年的兵荒马乱，全国人口亡失严重，直至17世纪末全国人丁户口才大致恢复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趋于稳定，人口总数恢复并平稳在1亿左右。乾隆一朝，全国人口总数突破3亿，此后嘉庆、道光朝仍继续增长。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12814828人。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到4.3亿多，达到清代人口总数的最高点。同全国各地人口增长大势一样，华北地区的人口总数也有了明显增长。统计资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人口共计80677833人，嘉庆时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达94234910人，咸丰元年达到96341715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2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华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增长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数为基数100，至咸丰元年直隶为101.02、山西118.09、山东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国已上升到145.42。此时，全国各省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当属四川、奉天、巴里坤、乌鲁木齐、吉林、云南等边缘地区（注：见梁方仲《统计》甲表84。）。此种人口发展态势说明，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华北地区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势，未开发和待开发的边疆地区则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清代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侵略军长期厮杀的主要战场，战后，江南地区人口锐减。以苏、浙、皖三省而论，江苏战后"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注：左宗棠：《书牍·家书》卷上。）。安徽"人民死伤无数"（注：民国《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户口》。）。据清官方统计，三省在此期间净减人口5400多万（注：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可参见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业健《太平天国对于苏南人口的影响》，载《中国论丛》（英文版）19卷；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华北地区，虽然也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等战事，但除直隶而外，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继续增长，而直隶人口数字锐减实为统计缺失（注：据清官方统计，直隶人口1851年为23455000人，1858年减至974000人。按1858年数字仅为承德一府人口数字。）。到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四省人口总数增长到1亿，按清朝户部清册，是年山东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隶若以1857年数字23032000人计之，则四省人口总数为99066000人，比咸丰元年净增约270万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隶人口仅承德一府造报。），这一数字达到清代华北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正因为制度上的不合理和天灾人祸同是对人口增长不利的，所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先决条件是能正确的分期。"（注：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254页。）何炳棣先生这一论断，对于研究近代华北人口变化是极富意义的。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是咸丰初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而华北人口的转折点则是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
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直隶灾情极广，仅河间一府就有灾民200余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为死里求生，武强、霸州、通州等地灾民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粮斗争（注：参见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6-97页。）。
"丁戊奇荒"致使华北地区人口大量耗减，晋豫两省尤甚。据清户部清册，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仅存10744000人，净减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急剧下降到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万（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在某些重灾州县，"有全家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人十毙六七"、户口减2/3的类似记载，可谓俯拾皆是。大体而言，经"丁戊奇荒"，华北四省人口减少约700万，是为灾前山西全省人口的1/2。
光绪初年的特大灾害后至1949年前，整个华北地区的人口又处在缓慢增长的过程中。清末户口统计时，直隶全省人口为26721358人，山东为29556688人，山西为10099135人，河南为26109931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四省合计92487112人，仍未超出光绪元年的人口数字。民国以后，无论是清末警察系统的人口登记，还是30年代保甲机构的人口统计，都存在着严重不实的现象，何炳棣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统计史上的"真空时期"。珀金斯明确指出，"凡是考察过1851年和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两套各自为政独立完成的资料之间有广泛的一致性。这种看法不仅适用于人口总数，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各省的数字。"（注：〔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77页。）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河北人口总数为35984644人，山东48876548人，河南44214594人，山西14314485人，四省合计为143390271人。若与咸丰元年或"丁戊奇荒"前比较，除山西一省外，其余三省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反观咸丰以后江南各省区的人口发展，江苏、浙江、安徽以及江西、湖北、福建均未超出咸丰初年的水平。由此可以断言，咸丰朝以后，直至1949年前后的一个世纪中，江南地区人口在下降，而华北平原人口则在迅速地增加。
二
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数量消长的基础上展开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相对集中，因而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就征发数十万人越南岭、征越族，在岭南地区建立郡县，这可以视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先声。至西汉后期，华北平原地区人口集中，而长江流域人口却相对稀少，江南虽开发困难却易于维持生计，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汉至元末，华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晋永嘉年间、唐安史之乱后和南宋靖康年间。这三次南迁高潮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均在百万以上。葛剑雄先生明确指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页。）时至明代，南方地区不仅再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华北移民，而且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是本区域内的自迁，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混乱的局面，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继则朱元璋出兵江淮，举师北伐，收复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来，中原地区灾荒频仍，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则风调雨顺，天灾人祸很少波及，是一个相对人丁兴盛，安定繁荣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余，河北人口189万余，而山西则有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人口之总和（注：《明太祖实录》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则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注：《明太祖实录》卷193。）当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且地处交通要道，以此作为迁民的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据载，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胜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广胜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成为移民外迁的集中地，于是便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谱、传说等极为丰富。详见张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从明代山西移民的迁出地来看，除洪洞而外，平阳、太原、泽州、潞州、辽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迁出。而移民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鲁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东之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也吸收了不同数量的移民。
清代以来，全国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内地大有人满之势。与历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流向不同，这时大量内地人口开始向东北、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区迁移，形成了内地向边疆扩散的移民浪潮（注：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03页。）。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计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其势日益浩大，成为中国移民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华北地区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俗称"走关东"。关东为满族发源地，清军入关后，以其为"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自由迁入，但关内民人，尤其是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人口向此地的流动一直连绵不断，民国以后形成高潮。史载，康乾之际，清政府多次颁布法令，厉行封禁，禁止流民移入关东，而事实上内地人民自发地流迁一直在进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地方所有商贾、工匠、佣工等三四万不等，多系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之人"（注：《盛京通志》卷129。）。时至近代，沙俄大有吞并东北之势，因此朝野上下移民实边"以固边圉"的呼声日渐高涨。自咸丰年间开始，清政府部分开放东北，光绪初年全面开禁，并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措施，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到关外开垦荒地，"直隶、山东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众多"（注：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贡赋》。）。清末中东铁路通车后，关内人民向东北流迁的浪潮更加扩大，到宣统年间，东三省人口总数已达到18415714人，其中奉天省人口从咸丰元年的2581951人增加到11018517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人口增加4.27倍。民国建立后，"走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清代奉天、吉林二省吸收移民较多，民国时期，黑龙江省则成为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据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中的统计，仅1927年到1929年，三年中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即有112万人（注：引自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页。）。就迁出地而言，山东人最多，其次为直隶，再次为河南、山西两省。有人估计，到1911年华北地区移入东北的人口达1000万人，而山东即占70%至80%（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20页。）。
与"走关东"相呼应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除了从东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关外，大多经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几乎成为华北民人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清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对塞外地区实行封禁。康熙以后，随着"招垦令"在全国逐步推广，清政府对口外蒙古的封禁稍为松弛，汉人已大量迁入察哈尔地区。雍正时设置多伦、张家口、独石口三厅，至乾隆年间，仅张家口同知属下即有村落286个，约计6000户，3万人，估计三厅村落总人口在5万左右，且全属移民（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455页。）。乾隆十四年（1749年），华北各省百姓往"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994。）。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紧邻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土多沙漠，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春出秋归，岁以为常"（注：《皇清奏议》卷55。）。承德地区在乾隆以前"本无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达16339户，110171人（注：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内蒙古西北部地区，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陕西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垦种，由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嘉道年间，在天灾饥荒的逼迫之下，华北四省及陕西、甘肃等地饥民，更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蜂拥塞外，觅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对内地人民移向塞外，实际上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光绪后期，完全废除禁令，并设招垦局鼓励移民，河套、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科尔沁等地，均成为华北民人的乐迁之地。归化、包头、海拉尔、满洲里已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边塞城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人口总数即达3525937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6计算。）。民国建立后，在清代原有的基础上曾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华北地区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英文《中国经济月刊》曾介绍说："中国人向察哈尔的移植，不过在二十年以来才开始，而现在这个特别区，几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耕地连接着耕地，好几百个村落和许多小的自治城镇，已经成长起来。"至建省前，察哈尔、绥远两特区，"统计开放土地，无虑十余万顷。"（注：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三联书店，1957年，662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东人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及"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50。）。其后，直隶、山西及陕北民人亦逐渐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数最多者当为山西人，次则河北、山东、河南人。据载，"光绪末年，蒙地放垦，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至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其临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数亦不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鲁、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社会概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663页。）。自光绪"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华北四省中山东、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惟山西一直没有达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数字，或许大量人口流向内蒙古地区当是其中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内学者重点研究生产关系，其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即如毛泽东概括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89页。）国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力，尤其重视明清以来社会人口压力问题。美国学者德怀特·希·珀金斯在其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中，就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成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变化的经济学》一书的模式，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自明初至1949年前，人口数量增加了7-9倍，而农业产量的增加也略相同，但农业技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基本没有变化，因此，"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注：参见〔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在珀金斯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马克·艾尔温(Elvin，Mark)又提出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概念。他认为，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在提高，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却逐步下降，亦即吉尔兹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注：Elvin，Mark，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285-316.）。80年代以来，黄宗智在其有关两部著作及前揭长篇论文中，将此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模式。黄氏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学术界都承认的"规范认识"，而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餬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虽有增长而无发展等现象，又是对规范认识的"悖论"。中国明清以来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质变的"过密型商品化"。可以看出，黄氏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黄宗智先生是以劳动生产率的增减为标准的，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作为惟一标准。我认为，"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相对狭小的范畴，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它收入日渐增多。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7-160页。），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
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这里仅就此三个问题简略述之。
第一，技术农作物的发展。《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谈到清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时指出："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而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页。）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中叶以来，华北人均耕地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大体而言，19世纪一直没有超出5亩，20世纪以后在4亩以下，三四十年代仅3亩略多（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在人口与土地比例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清末以来，各类技术农作物，包括棉花、蚕桑、花生、芝麻、油菜子及罂粟在华北农村确是较为普遍地种植起来，而且形成了大小不同的专门生产区域，其中棉花的种植更为突出。清末，直隶产棉区域，"以栾城、藁城为最，丰年可收三千余万斤，歉年可收一千六七百万斤左右。赵州、成安、束鹿次之，清苑、定县、博野、满城、蠡县、祁州、磁州、滦州、武清、平谷、南宫、卢龙、正定、赞皇、无极、邯郸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山东"从前每年要从上海输入三万担至五万担棉花，而一九一年由山东输出的棉花在一万五千担以上，一九一一年在四万担以上。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山东棉花生产的前途。"（注：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辑，三联书店，1957年，424页。）山西省，"在民元以前，河东道属，虽有少数栽培，惟彼时民智闭塞，交通不便，收获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此时适当欧战，棉花需要特巨，市价极昂，农民植棉颇可获利，故民九，棉田面积复增至五十余万亩。"（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1937年）41编，7章。）"汴省产棉区域，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收数多至七百余万斤，少亦二三百万斤。商丘、虞城、项城、临漳、武安、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尉氏、洧川、兰封、鄢陵、西华、汜水、荥泽、睢州、内黄、获嘉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1916年，华北四省棉花产量即达4655市担（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203-204页表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棉花种植和收入如此，其它技术农作物的种植也在逐渐扩大（注：此类资料可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和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除受到人口与耕地比例日趋紧张的驱使外，技术农作物的发展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黄宗智在其著作中即谈到："中国农业在十九、二十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124页。）
第二，亦农亦商的趋向。亦农亦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向，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工商业利益的驱使外，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来以山西最为典型。明清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注：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沁源，"近年来增加人口，生计较难，而业商者较前为多矣。"（注：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力农之外多陶冶铁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注：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卷5，《食货》、《风土》。）
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注：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芮城，"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注：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略》。）
山西如此，直隶、山东、河南也情况略同。河北昌黎县志即有"惟因人稠地狭，习商者三分之一"的记载（注：光绪《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值得重视的是，亦农亦商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增加了农业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农素质的进步现象，实为明清时期华北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即有肯定的论述："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注：《列宁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页。）
第三，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在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缩小的情况下，以各种副业的收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的普遍现象。在种类各异的副业生产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家庭纺织业。无可讳言，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下，随着大量洋纱洋布的输入，华北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也处在不断的瓦解过程中，但自然经济顽强的抵御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家庭纺织业的解体在华北地区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家庭纺织业的收入仍是华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注：有关资料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除家庭纺织业外，养蚕、制铁、织席、制酒、造纸、榨油等家庭副业也程度不同地在华北各地农村存在，制草帽缏便是华北各地较普遍的一种，农民的收入也颇为可观。英文《中华年鉴》载："烟台于一八六二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当时，就发现了以麦草编成作草帽用的草缏，为山东北部中国人的一项非常特出的副业，因为这里栽种小麦，麦草产量丰富……这个副业在国外市场刺激下，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而且是山东省北部和中部大部分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副业还推广到邻省直隶和山西，事实上凡是种小麦的地方都编织草缏。"（注：英文《中华年鉴》，China Year Book 1926年，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246页。）一则反映山西潞城县情况的材料更为具体："制造草帽缏，敝处本系妇女之业，男子为之者盖寡，不过东北乡百余村。而约计此百余村之妇女，亦只两万余人。巧者岁取十余两，拙者岁取数两，总计不下三十余万两。夫职此业之妇女，岂尝舍缝纫井臼而不操乎？第以缝纫井臼之余工，即能岁入如许之银，不为不多矣。"（注：《山西农务公牍》卷3，光绪二十九年。）可以断言，各类家庭副业生产收入是华北农民全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经济重心 人口重心 工业中心 空间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空间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市场力量与政策调控下，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势性。这种趋势即体现在经济重心、工业重心相对于地理重心的变化上，也体现在经济重心、工业重心相对于人口重心的变化中。
河北省区域重心空间位置的变动
重心是物理学力的平衡中的概念，它的含义是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以重心支撑物体，则物体的各个部分处于平衡状态。借用重心的概念，以经度和纬度表示重心所在位置，根据各年度河北经济年鉴，依据地理中心、人口重心、工业重心及经济重心的计算公式（孙久文、叶裕民，2010），计算出河北省区域重心,发现河北省人口与空间经济结构发生了规律性的变迁。河北省区域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工业重心变化如图1、图2、图3所示。
（一）河北省人口重心的变化
图1显示，河北省人口重心从1978年至2005年一直向西南方向移动，在地图上是从任丘向肃宁方向移动；2005年后，人口重心向东移动，在地图上是向河间方向移动。
河北省东北部是面积较大，交通条件较差，经济比较落后，包括以山区为主的张家口与承德地区；南部是面积较小，人口密度较大，交通条件较好，包括以平原为主的石家庄、衡水、邢台与邯郸地区。衡水、邢台经济发展情况略好于承德、张家口，石家庄、邯郸经济发展情况明显好于承德、张家口。石家庄、衡水、邢台与邯郸较承德、张家口最大的优势是交通发达，生存条件较好。人口重心南下，是居民从生存条件较差地区向生存条件较好地区移动的结果。2005年以后，人口又向东（沿海方向）转移，是因为沿海的秦皇岛、唐山与沧州增加了对居民移动选择的吸引力。
（二）河北省经济重心的变化
图2显示，1978-1984年河北省经济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1984-1993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993-2000年又向西南方向移动，自2000年开始，基本上一直向东北方向移动。在地图上是先从高阳与任丘之间向肃宁方向移动，然后从肃宁方向向任丘方向移动。1978-1984年，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北省，南部地区的衡水、邢台、邯郸第一产业发展较快，导致经济重心南移。1984年以后，第二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工业基础比较好的唐山、保定发展更快，同时廊坊第三产业发展很快，使得河北省经济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经济重心移动的轨迹反映出，河北省区域经济北快南慢的特点。
（三）河北省工业重心的变化
图3显示，1978年到1981年河北省工业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 1981-1987年向西移动， 1987-1993年向东北方向移动， 1993-1997年向南移动，基本回到改革开放起点1978年的位置。自1998年开始一直向东北方向移动。在地图上是先从高阳与任丘之间向献县方向移动，再向石家庄方向移动，接着取道保定向唐山方向移动，再向献县方向移动，基本回到起点后，一直向唐山方向移动。从河北省工业重心移动情况发现，改革开放到2000年，河北省工业经济基本上均衡发展，较快发展地区依次为沧州、石家庄、保定、唐山。2000以后，随着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建设的开展，工业重心明显向唐山方向移动。工业重心移动的轨迹还反映出，河北省工业发展受政策引导的迹象明显，2000年以前河北省发展工业的思想主旨是均衡发展，2000以后是重点突出的发展。
比较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工业重心移动情况发现，人口重心与工业重心、经济重心移动情况差别较大，经济重心与工业重心移动的情况差别不大。经济重心1978-1984年移动方向与人口重心移动方向一致，1984年到2005年与人口重心移动方向相反，2005年以后表现出了一定的相关性。工业重心与人口重心相关性很差，但与经济重心的相关性很强。1978-1981年、1987-2008年工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移动情况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个别年份，显示出河北省农业大省、工业主体的特点。
河北省区域重心偏离的距离
（一）工业重心、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对地理重心的偏离距离
据孙久文、叶裕民（2010）的研究公式，计算河北省人口重心、工业重心和经济重心对地理重心偏离距离，发现河北省人口重心、工业重心和经济重心对地理重心的偏离距离都比较大。河北省地理重心约在廊坊市固安县，而2009年的人口重心约在沧州市肃宁县，工业重心、经济重心在沧州的任丘市，它们与地理重心之间的直线距离分别为96.3公里、78.3公里和76.1公里。这说明河北省的人口、工业及经济发展水平在地理分布上是不平衡的，明显向南倾斜。这种变化可以用图4来说明。
图4显示，河北省经济重心与工业重心对地理偏离的距离表现出了相同的变化。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重心、工业重心偏离地理重心的距离越来越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偏离的距离逐渐减小，到20世纪90年代初减小到很小，然后又开始增大；20世纪90年代末又开始减小，至2009年一直处于减小的状况。就整体趋势判断，经济重心、工业重心偏离地理重心的距离是逐渐减小的。河北省地形地貌是固定的，地表资源分布是不变的，经济重心、工业重心与地理重心的不断趋近，表明河北省经济与工业发展在省域范围内日益趋于均衡发展。
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一家李姓的人家上上个世纪把儿子过继给了张家。这个叫张天达的男子生了一个儿子张允贵，是张家的第十代。清道光年间张允贵随着闯关东的人流到了山海关外的奉天省海城(今辽宁海城)。
张家的第十三代就出生在海城，叫。第十四代的第6个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叫张学良。
张学良先祖闯关东
清道光年间，张学良的高祖张允贵既无恒产又连遭天灾，谋生艰难，不得不加入了闯关东的大潮。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考证，他闯关东的时间大约在于1820年至1850年之间。对于这一流民潮，杨树标还查到清朝的有关卷宗中“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的记录。张允贵携家带口一路上受的辛苦绝不亚于时下热播电视剧《闯关东》中朱开山一家受的磨难，这一路的颠簸最终“止于海城”。把所有家当挑在担子里的张家在奉天省海城县西小洼村落户，用从河北带来的在当地看来先进的农具，在这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上操起了旧业――种田为生。
他们寄身的海城县顺治十年(1653年)建制，是清王朝开国后在东北设立的第一批行政机构之一。张允贵一家依靠劳动过上了安定却不富足的生活。他的儿子张发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有财。杨树标告诉《新世纪周刊》：“从张有财开始，张家人就不再以务农为生了，他开始在‘保险队’里当‘保险’，而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再像当年闯到关东时从事农耕的祖辈那样朴素，手里有几个小钱以后不仅喜欢吃喝还嗜赌，到了他的儿子这一代，还是继续做‘保险’，只能靠‘赌命’生存了。”
在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90多岁时的张学良回忆自己的父亲称：年轻时靠给村子当“保险”为生。这种保一村平安的工种自然不同于当代商业行为下的保安公司。那是三五个人拉起竿子就能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仗着自己“身怀绝技”或者仅仅是一些花拳绣腿，就敢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收取保险费用，条件是保障这个村子不受外来势力的抢劫。
不过的功夫看来是过硬的，年轻时跟另一个势力下的“保险”枪对枪地决斗过，眼疾手快但还是受了重伤，不过他一枪打死了来抢地盘的对手，于是对方带来的十来个人七八杆枪就随他姓了张，但是这种势力的扩张伴随着生命危险。张学良在回忆自己祖辈闯到关东以后的生计时，对唐德刚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家上辈子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在床上死的，我父亲一提这个就掉眼泪”。
人为因素下的移民大潮
张学良作为这个移民家庭的第五代，在20世纪20年代，与他那位已成为“东北王”的老帅父亲一道，在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在1925年至1929年山东人成批地移民东北时期，“协助”张氏父子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是母子两代人都闯关东的山东掖县人氏张宗昌，他的亲娘早年闯过关东时人称“女光棍”，而他本人则是“狗肉将军”。
张宗昌粗俗蛮横，这与他的成长有关。他的母亲年轻时曾只身闯关东，她并没有在关东定居，属于跑关东中的“候鸟”，飞遍三关六码头，称得上是个人物。回到山东老家后就变成“黄二仙姑”，下起了大神。这位胆大妄为的女人同样鼓励儿子张宗昌闯关东，张宗昌在19世纪末年闯关东时已不再务农，而是为帝俄修中东铁路。
所有对于这位曾闯过关东的张宗昌的记录都远离文化，他最为狂热的爱好是麻将牌，另一样就是嫖了。但是这位粗俗嗜赌的莽汉却喜欢炫耀几句，他留下过描写济南大明湖的诗作，据传是这样的：“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当年的山东人民就生活在这样一位赋税嫖赌皆强悍而又附庸风雅的混世魔王的统治之下。
因此，较之19世纪天灾造成的闯关东，、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移民，更多是人为因素形成的。一是张氏父子对于人力的急需要，二是张宗昌督鲁时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二者对于移民大潮的形成，正好形成了一拉一推的作用。
张氏父子移民的政治远见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可告诉《新世纪周刊》：“交通改善，华北、东北地区铁路接通，沿海地区航运开通。加之主政下的东北地方政府移民实边、发展实业的政策，以及之前移居关外的山东移民对家乡人的影响，使得山东人在20世纪20年代把逃荒的目的地定在了东三省。”
想往关东移民，以促进他地盘上的经济繁荣，对移民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杨树标说，在一系列成文的优惠政策中，有一条就是贫困农民、妇女、儿童坐火车闯关东可以免票。可见当时张氏对于人力的要求有多么迫切。
、张学良父子力主移民，是出于壮大自身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从1923年到1925年每年100万人口的移民，以及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的这股大潮已在事实上起到戍边的作用。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摘要］旅游业作为信息依托型产业，已经融入到电子商务的潮流中。然而，在电子商务逐渐大众化的今天，大别山旅游景区信息化建设水平仍然不高，因此，利用电子商务对大别山旅游进行深度开发势在必行。本文首先介绍了旅游电子商务及移动商务的基本情况，接着阐述了大别山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大别山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策略，寻找到一条适合新形势下的大别山旅游发展之路。
［
关键词 ］大别山；旅游；电子商务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200
1旅游电子商务概述
1.1旅游电子商务概述
旅游电子商务是指通过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旅游商务活动各环节的电子化，包括通过网络、交流旅游基本信息和旅游商务信息，以电子手段进行旅游宣传促销、开展旅游售前售后服务；通过网络查询、预订旅行的车票、机票，旅游地的宾馆、酒店及旅游产品并进行支付；也包括大别山旅游网内部流程的电子化及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等。
1.2移动商务增长势头更为强劲
与传统电子商务相比，移动商务增长速度更为迅速。根据2014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网民达6.32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6.9%。其中，中国手机网民已达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相比2013年年底上升2.4个百分点，首次超越80.9%的传统PC上网比例，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更加巩固。且移动互联网带动整体互联网各类应用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移动商务具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三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是保持低速增长，而手机网民确是高速增长，2011年年底手机网民为3.56亿，2012年年底为4.2亿，到2013年12月已达到5亿人，且近三年来每年的增长率都逼近20%，这说明了移动商务在我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增加手机客户端的各种服务项目也成了商家业务推广的主要方式。同时，淘宝、美团、返利网等移动手机客户端的开发为移动商务的推广提供了保障而支付宝钱包手机客户端的推广则有效解决了电商的支付瓶颈。
2大别山旅游信息化发展概况
2.1大别山旅游网建设状况
目前多数大别山主要景区和大别山旅游公司已经完成了大别山旅游网站的建设，典型代表有：大别山旅游（罗田）景区的官方网站，网址为http：//51dbs.com/。大别山红色旅游网网站，网址为http：//dbsly.com.cn/，大别山主峰门户网站，网址为http：//sinodbs.net。旅游网站的功能包括景区景点介绍、政策法规、宾馆饭店等，在线咨询功能，可以享受工作人员一景区对一的咨询服务。虽然这些网站总体而言具备了部分旅游者对旅游业务的基本需求，但许多游客真正想要进行的实时交互功能却没有真正实现。特别是当游客身处旅游景区时可能更希望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旅游交易服务却无法实现，如电子门票采购与认证、景区景点实时导航与播报等。
2.2大别山旅游信息化建设的SWOT分析
大别山旅游信息化建设的SWOT分析见表2。
3大别山旅游移动电子商务深度开发策略
目前，虽然大别山的旅游业信息化水平还较为落后，劣势大于优势，挑战大于机遇。但面对移动商务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旅游业的激烈竞争，大别山景区必须通过移动商务信息平台的建设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这样才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大别山旅游产业跨越式前进。
3.1开发和完善大别山旅游移动电子商务运营平台
通过政府、景区与企业多方合作，联合开发大别山旅游移动电子商务运营平台和大别山微信公共平台。让旅游的多方参与者能通过此平台实现管理、运营、旅游服务。同时，移动电子商务运营平台建立旅游者信息库及时进行营销、并可以让旅游者通过该平台对旅游中商品或服务提出意见或建议等。通过大别山旅游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开设论坛、建立移动网络虚拟社区、在线交流系统等，实现企业与游客之间的有效双向沟通，并通过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及时了解游客的需求信息和价格水平，及时调整旅游产品的价格，并不断推出多层次游客的旅游线路。避免游客由于通过网络难以用传统的议价技巧与企业沟通造成的客户流失。
3.2利用大别山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加大大别山旅游的宣传力度
尽快推出大别山旅游资源主体形象景区并通过移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推广与营销。大别山的旅游资源不论是人文旅游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具有很大的优势，旅游业之所以滞后，究其原因基本是属于旅游资源产品的开发和宣传工作没有做好。相对于传统的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务更易于推广与普及。因此可以通过大别山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克服大别山旅游宣传促销手段不足，对旅游产业的制约和影响。
3.3营造良好的大别山旅游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大别山地区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府从宏观政策方面进行主导，通过制定支持开发基于移动电子商务旅游的法规政策、为大别山景区移动电子商务的开发与运营提供软、硬件条件的支持，从而为大别山旅游业发展旅游电子商务提供良好的环境。例如，可以通过采取税收等优惠政策、或提供创新技术开发免息贷款或给予经营旅游业的网络技术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奖励、同时及时制定和出台《大别山旅游移动商务开发条例》对大别山移动电子商务旅游平台进行指导和监管等。
3.4加大旅游电子商务人力资源建设
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与建设需要既熟悉移动电子商务技术、网络营销技术、客户关系管理技巧，又精通旅游运作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发展大别山移动电子商务旅游模式同样要注重以人为本，加大人才的引进，加强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为大别山旅游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与运营提供技术和人才保障。
4结语
旅游业和移动电子商务技术都在蓬勃的发展中，由于它们具有天然的融合性，旅游业移动电子商务将会以飞跃的速度向前发展。开发移动电子商务旅游平台已经成为中国旅游行业提高其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希望本文对大别山旅游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策略能对大别山旅游的深度开发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促进大别山地区旅游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希望大别山地区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对其他地区旅游的开发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四青.旅游移动电子商务发展对策研究［J］.企业经济，2005（7）.
［2］乔玮.手机旅游信息初探［J］.旅游科学，2006（3）.
［3］杜小慧，周玲强，断健平.移动电子商务在旅游中的应用模式与营销创新［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7）.
［4］杨丽娟，赖斌.论我国当代自助游的兴起与旅游者需求的变迁［J］.商场现代化，2005（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基于移动商务技术的大别山自助旅游开发研究，湖北省教育厅人中青年计划项目——基于移动商务技术的大别山自助游平台开发研究，201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基于模糊数学和Dijkstra算法的大别山旅游线路设计与优化以及湖北省大别山旅游与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其中的“河内”“河东”课文下边的注释是这样的：
[河内]今河南境内黄河以北的地方。
[河东]黄河以东的地方，在今山西西南部。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称山西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为河东。
与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上对这段是这样翻译的：
“河内遇到了饥荒，就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转移到河内；河东遇到饥荒也是这样。”
我手头的一本文言文翻译书中对这段的翻译是这样的：
“黄河以北遇到饥荒，我就把那的老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去，又把黄河以东的粮食转动到黄河以北来；黄河以东遇到饥荒也是这样（做）。”
给的注释是这样的：
[河内]黄河以北的地方。
[河东]黄河以东的地方，在现在山西省西南部。
近两年高考题在文言文的考查中都考到文化常识，于是文化常识也必然成为我们高考复习的要点之一。
我们做文言文《宋史・杨偕传》的练习，其中的句子：
“及元昊入寇，密招偕选强壮万人，策应麟、府。偕奏：“出师临阵，无纪律则士不用命。今发农卒赴边，虑在路逃逸及临阵退缩。不禀号令，请以军法从事。”诏如所请。并人大惊畏。有中官预军事素横，前帅优遏之。偕至，一绳以法，命率所部兵从副总管赴河外，戒日：“遇贼将战，一禀副总管节度。”中人不服，捧檄诉。偕叱日：“汝知违主帅命即斩首乎？”监军怖汗，不觉堕笏，翌日告疾。于是军政肃然。
试题第5题的B选项是这样的：
文中河外，指黄河以北地区。与此相对应的是“河内”，《寡人之于国也》中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取！
本选项是错误选项，所给的答案是这样解释的：文中“河外”是指黄河以西地区。
把这个答案给学生的时候，一些学生提出疑问：如果说这里的“河外”是与“河内”是“相对应”的话，这里的“河外”是不是应该解释为“黄河以南地区”呢？
根据课本及相关资料，河内：“今河南境内黄河以北的地方”。或“黄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根据“相对应”的意思“河外”解释为“黄河以南地方”也是合理的。学生的提问不无道理，但答案所说的黄河以西地方又怎么解释呢？为了解决这个疑惑，我上网查了相关资料：
一、1.河外：古地域名。春秋至战国，以秦、晋、赵、魏等国家角度不同，故所言河外意义也不同，有时指黄河之南，有时指黄河之西，有时指黄河之东，与河内相对。
2.指河西：《史记・晋世家》：“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晋在河西拥五城。《左传・僖公十五年》：“赂秦伯（穆公）以河外城五。”说的是晋惠公以河西五城贿秦穆公。三秦出版社出的《史记全本新注》说：“河西，是黄河西岸之地，当今陕西韩城、大荔等地。”
3.指河南：《战国策》：“苏秦日：魏地南有鸿沟，东有淮、颍，西有长城，北有河外，地方千里。”河外，司马贞曰：河之南邑，对河内而言也。《史记・魏世家》：“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史记正义：河外谓华州以东至虢、陕，河内谓蒲州以东至怀、卫也。《史记・张仪列传》：“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史记正义》：河外谓郑、滑州，北临河。
4.指旨河东：《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年》：“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王入朝，割河间以事秦。”胡三省：河外，秦盖以河东为河外，梁则以河西为河外，张仪以秦言之也。
二、河内（郡）：河内郡是汉代设立的郡置，在今河南省焦作市。自战国魏始有河内河东之名，而秦汉因以置郡，周礼所谓河内，不止河内郡地也，汉时郡冶废县，在河南武陟县西南，晋徙治野王，即今河南沁阳县治，后魏于郡置怀州，隋废州，寻仍为河内郡，后又为怀州，宋日怀州河内郡，后又为怀州，宋日怀州河内郡，金又日怀州。
战国时河内为魏国领地，秦末司马卯被项羽封为殷王，都城在河内。汉高祖即位时设置殷国，次年改名为河内郡，位于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领县十六：汲县、共县、林虑县、获嘉县、修武县、野王县、州县、怀县（郡治）、平皋县、河阳县、沁水县、轵县、山阳县、温县、朝歌县、武德县。汉武帝时，河内郡守王温舒“令郡具私马五十疋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可知河内当时有大量养殖牲畜。献帝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为河内郡的上计掾。河内郡有平姓望族，世称河内望。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楚汉之际置河内郡，辖今豫北的西部，冶怀县（今河南武陟）。西晋移冶野王（今河南沁阳）。隋于野王为河内县。隋唐河内郡即怀州。元怀庆路。明清怀庆府。河内县之名不变，常为治所。民国政府时，改河内县为沁阳县。
三、河东（代指山西西南部）：河东在古代指山西西南部，位于秦晋大峡谷中黄河段乾坤湾，壶口瀑布及禹门口（古龙门）至鹳雀楼以东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由北向南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因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秦汉时指河东郡地，在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上古时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柳氏一门的祖先“和圣”柳下惠坐怀不乱等均发生于此。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河东”“河内”“河外”三个词不能仅仅凭字面或者课文下边的注释来理解。至少可以说那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对于我们要给学生传授准确的知识来说，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河东～河内”的准确解释应该是这样：河东指黄河以东，河北指黄河以北（书上或资料中的注释），从历史上来看，更重要的是指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名。“河东郡”“河内郡”。就孟子《寡人之于国也》所写的历史情况来看，应该指的就是当时魏国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名），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有“河东郡”“河内郡”名称，但我们可以确定，这里的“河东”“河内”已经是具体的地名，而不是泛指的黄河以东，黄河以北。从魏国当时的版图来看，河东和河内是当时魏国两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因为得黄河之利，这两个地方物产丰富，且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是因为黄河，这两个地方又容易发生灾害，所以梁惠王才会那样说。
至于“河外”，有三种解释，那么我们所做的练习中到底怎么解释呢？这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宋史・杨偕传》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当时样偕命令宦官率领所统领的士兵跟随副总开赴黄河以外（河外）。
这里的“河外”到底是黄河以西，还是黄河以南，我们再回到《杨偕传》中来看：
“及元昊人寇，密招偕选强壮万人，策应麟、府。”从这句可以看出，杨偕出兵是要去和元昊打仗，元昊是当时宋的对头西夏的首领，西夏版图在现在的宁夏一带，是宋西北部的威胁，那么杨偕的军队肯定是要到黄河以西来和元昊的军队打仗。那么可以肯定，这里的“河外”就是黄河以西。
我的反思：我们的教材是给学生传授知识的，那么教材上的知识就不能有错误或者过于笼统。做为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不能过分地依赖教材，也要把知识准确、明确地传授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