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5 23:53:52
一、城乡结合部的含义
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地域概念，它是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一个活标本。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地域结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转换的过渡地带，是一个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互为渗透、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而又十分活跃的地区，通常位于连片建成区和郊区以及几乎完全没有非农业住宅、非农业占地和非农业土地利用的纯农业用地腹地之间，又称“城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乡村边缘带”、“乡村—城市边缘带”等。
二、成都市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范围
城乡结合部在某一时段内是一个动态渐变的区域，但在某一时点是相对静态的。根据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戴宾教授在《成都：现实与未来》一书中对成都城市边缘区（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即该书在界定成都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范围时主要借助于行政区划，以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建制乡镇和城区的街道办事处为基本单位，采用图像识别法、指标体系法分别对成都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范围进行分析测算，并结合实地调研确定了其范围，主要涵盖了以下17个乡镇：苏坡、文家、金泉、沙河源、机投、金花、簇桥、圣灯、保和、青龙、十陵、中和、白家、犀浦、红光、石羊、琉璃。
三、成都市城乡结合部市容环境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
城乡结合部由于处在城市与乡村接壤的特殊地带，是城市与乡村互为渗透、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土地利用快速转变的区域，因此市容环境与城市建成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通过对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沙河源街道办事处辖区的调查，发现城乡结合部地区市容环境最主要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脏、乱、差”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脏”：马路上尘土较多、建筑墙体陈旧污损，生活垃圾及废弃物较多，有些地段污水横流，生活污水随意排入河道，污染环境不断产生新的卫生“死角”和“龙须沟”，有些地段杂草丛生，严重影响城市美观；
二是“乱”：存在“十乱”现象，即：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贴乱画、乱摆乱卖、乱倾乱倒；
三是“差”：市政及生活设施差，路面破损状况严重，大多道路既破旧又狭窄，通行较不方便。
经研究发现，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一）制度因素
管理体制不顺是造成城乡结合部市容环境较差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城乡结合部往往同时具有城乡社区不同的组织与行政管理结构。这里城乡地域交叉、街乡行政管理交叉，其各项制度并没有完全转变为城市管理制度，仍具有城市——乡村的二元制度特征。城乡结合部既非城市，又非乡村，但既有城市的要素，又有乡村的要素，两种管理体制在这里交织，体制不顺，职责不清，往往成为管理上的“空挡”；同时辖区内众多的单位“各自为政”，管理标准不一，相互交错的地段，也为管理带来了更大的问题，管理的薄弱和松散导致城乡结合部市容环境建设落后，市容呈现较差的局面。
（二）规划建设因素
近年来，随着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规划建设加快进行，旧城改造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成都提出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以来，以及实现成都的“新三最”目标，成都市区向周边农村扩展更为迅速。而同时，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对城乡结合部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城乡结合部的规划建设较城区落后，没有详细规划，住宅区、商贸区没有统一规划和设置，功能区不明显，住宅区、商贸区交错现象比较普遍。或虽有规划但是实施控制力度不够，违法建设、乱搭乱建现象比较严重。由于规划建设滞后，市政设施、集贸市场建设滞后，马路破损，沿街店面破旧。以集贸市场为例，由于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过少，或大都是过渡市场，难以容纳现有的商户，特别是蔬菜、水果的批发与零售难以满足商户的需求，于是一些商户就沿街为市，或是占道为市，普遍存在店外占道经营、乱搭乱建和车辆乱停放现象，影响市容市貌和市民交通安全。
（三）居民文明意识程度较低
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较为松散，生活费用远低于市区，进入门槛较低，因而是外来人口流入成都的主要聚居地。人口普查显示，成都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混居的情形十分突出。如金牛区沙河源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高达70%以上；金牛区的金泉、青羊区的东坡、武侯区的石羊场、成华区的保和外来人口比重也在40%以上。并且这些外来人口和当地的工人、农民、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等杂居在一起，相比建成区，市民素质较低。特别是他们经常处在流动之中，心理上只是把居住地当成自己的一个临时容身之所，缺乏基本的归属感，对周边环境卫生也缺乏最基本的关心和维护。另一方面，居住于这一地区的居民由于正处在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中，面临着失地、失业、生活环境突然改变等各种问题，不仅容忍了外来人口对环境卫生的破坏行为，而且习惯于随意乱扔果皮纸屑、乱倒垃圾，逐渐也成为了环境的破坏者。
（四）道路环卫清扫管理不到位
城乡结合部地区道路实行多层保洁，保洁标准不一，清扫工作量不等。实施专业作业的道路保洁较好，如沙河源街道办就把主要地段承包给深圳升阳升等专业保洁公司，承包的道路由于实行了考核机制，清扫保洁状况较好；但有些社区、村自建道路保洁相对较差，有的道路甚至无人清扫保洁。由于农居混杂，外来人口聚集，各行政村村域范围内未实行旧村改造的农民、居民和外来人口产生的垃圾主要由村负责，村里不情愿加大投入。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村里有限财力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导致环境脏乱的恶性循环，这与城区内的道路环卫管理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城市管理是一项综合复杂的工作，涉及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只有多部门携手合作，才能维护好城市的环境。但现实情况是各部门常常是各自为政，对自己部门有利的才去管理，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市容环境管理工作的难度。
四、解决成都市城乡结合部市容环境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近年来，随着成都市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建设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成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特别是在7年城乡一体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都提出的“新三最”目标，以及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低碳城市的发展规划，成都的城市面貌又上一个新台阶。建设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城乡结合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城乡结合部是外地通往城市的重要入口地区，城乡结合部的市容环境问题，影响着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城市发展的全局，影响到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是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发地段，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城市整体和谐发展。
（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由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的转变
首先要对城乡结合部进行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因为政治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城乡结合部顽症难医的根源。这需要通过街乡行政管理组织的制度变革，实现政治层面的“二元管理”向“一元管理”的转化，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管理转向城市管理创造条件，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和属地管理原则，改变管辖范围交叉，标准不一的现状，最终完成城乡结合部地区由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的社会变迁。
（二）加强规划和建设，加大市政环卫设施投入
加强城乡结合部的总体规划，制定控制性详规，立足现有基础，本着节约原则，统一规划，高起点建设城市园林绿化景观；通过栽绿、补绿和建设小绿园、广场等形式，解决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长期脏乱的问题，彻底改变其容貌；同时加大市政、环卫等设施投入。加快集贸市场建设，建议分居民区兴建市场，做到布局合理、分类建设，做到既能容纳商户，又能方便居民。完善城乡结合部的垃圾管理规划，从垃圾的收集、清运到消纳，实行密闭化管理，统一实施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
（三）健全和完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
市容环境卫生建设和管理是一项全民参与的庞大工程，动态性强，管理难度大，必须创新工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推进和提升环境卫生的管理水平。一是转变观念，创新思维，建立环卫清扫保洁的制度，可以采取承包的方式把主要地段承包给专业保洁公司；二是在对城乡结合部整治的同时，抓好相关人员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三是建立市容环境卫生快速反应机制，对市容环卫脏、乱、差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四是建立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群众投诉的市容环境问题；五是建立暗访督查与考核通报制度，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对城乡结合部进行常态性暗访、通报及督查工作，并将结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作为年度工作科学评价依据，逐步改善城乡结合部的市容环境管理水平。
（四）提高市容管理的群众参与性
市容环境与每个人切身相关，市容环境的好坏也与每个人的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因此，搞好城乡结合部的市容环境卫生，城乡结合部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社区、村、组等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广大群众热爱美好家园，改变陈规陋习，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切实使广大城乡结合部居民增强文明意识和环境秩序意识，提高遵守城市管理法规的自觉性，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要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制定具体宣传方案，加大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对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问题的宣传力度。要教育和引导外来人口关心环境卫生，通过合适手段，鼓励外来人口参与环境卫生维护和管理，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
（五）充分利用数字化城市管理技术手段
城市管理的数字化是城市文明发展的结果。作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趋势、新模式，数字化城市管理代表了现代城市管理的新方向。目前，成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正在向三个圈层逐步推广，要充分利用成都市数字化管理的高技术手段，提高数字化城市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上报的市容环境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搭建政府与市民良性互动的平台，形成“城市管理人人有责，人民城市人民管”的良好局面，为成都创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吕君，刘丽梅.城乡结合部市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未来与发展，2009（6）.
[2]王倩，黄惠权.城乡结合部市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OL].http：///focus/200706140006.shtml.
[3]戴宾.成都：现实与未来[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5）.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湖北黄陂区木兰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对村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以及“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认为目前乡村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财政与村财务处于困境、地税征收压力与泡沫成分上升、村自治功能发挥不良、农村经济粗放发展、乡与村利益矛盾突出等。文章还剖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乡村关系的形成及原因、“乡政”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乡村建制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村关系乡行政主控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广和深化,1983年农村实行了政社分开,恢复了乡镇建制,1987年开始试行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政村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在此模式中,乡镇政府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脉络终端,村则成了村民的自治单位,“乡政”指导“村治”,“村治”是“乡政”的基石。此后,不少学者探讨了乡政与村治的模式。我们认为,无论是乡政还是村治模式的构建,都不可能是乡和村当中的某一个层面上、单一视角下的构建,而应该是根据整个农村社会环境,尤其是在乡村互动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现实设计。因为,乡与村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关系却异常密切,具有高度相关的互动性。解剖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对“村治”和“乡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解读乡村社会和研究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 一、木兰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概况 1.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 木兰乡地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原名塔耳岗乡,原有35个村,面积10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8350.3亩,其中水田21796.3亩,旱地6754亩,人口38000余人,计8158户,其中劳动力17205人①。水稻和小麦为主要农作物。2001年黄陂区将邻乡的7个村划归了塔耳岗乡,并将8个小村合为4个大村,于6月更名为木兰乡。现该乡有38个村、247平方公里土地、54700余人。木兰乡交通较为方便,但该乡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企业纳税户在1996年为8户,到现在只有1户。其经济定位于三大支柱:一为基础性农业,二是开垦山丘种植板栗,三是开发旅游产业。 2.乡和村的组织结构 (1)乡级组织结构状况。木兰乡的主要组织有党委、政府、木兰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简称木兰湖管委会)和其它一些组织,其中木兰湖管委会与乡政府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该乡党委、政府与木兰湖管委会编制总数为56人,再加上“七站、八所”的人员共计197人,其中编制内人员为123人,编外人员74人,占总数的37.6%。 具体地说,该乡组织结构为:①党委序列:包括党委办公室(实际上与乡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并挂“党政办公室”的牌子)、组织人事科、宣传统战科。原乡政府下设的5个管理区现被改名为“工作组”,但每个“工作组”仍保留了一个党总支,其书记在该乡的会议记录中被称作为“5个农村党总支书记”(各总支的书记皆由乡干部兼任)。②政府序列:除党政办公室外,还设有经贸科,负责财贸、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工作,由一名副乡长兼任科长;农业科负责农业生产、科技、信息、种子等工作;社会事务科负责民政和社会治安等工作;建设科负责村镇建设和土地管理等工作;计生办负责全乡的计生工作;旅游综合科负责旅游开发区的工作。③按照、宪法和有关章程设置的乡人大(闭会期间设有乡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1人)、人武部、纪委(检查室)、工、青、妇、政协联络委等机构;④事业单位:包括农技站、经管站、林业站、水利站、农机站、种子站、文化体育站、民政事务所、劳动就业所、财政所、村镇建设管理所等。这些单位均已下放归乡管,但业务上接受上级机构的指导。此外,还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和工商管理所等区直管部门以及国税所和地税所等市管部门。 (2)村级组织设置情况。村级组织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小组等。但对村务进行管理的实际上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其成员都被村民统称为“村干部”或“大队干部”,其中村支部3人、村委会7—9人)。在村委会下,通常设立了负责村庄内纠纷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及引导红白喜事新办等事宜的委员会。 (3)正在进行的乡机构改革。根据上级有关精减机构、缩减编制的精神②,木兰乡在并乡扩村的基础上正开始进行机构改革。改革以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减轻财政负担和农民负担为指针,重点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在现有基础上精减25%左右的人员。改革后各机构的职数为:乡党委委员为11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4人(含乡长兼副书记),乡长1人、副乡长5人;按照有关规定和章程设置的乡人大、纪检、监察、人武部、总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与政协机构维持现状,其中人大2人,政协联络委2人,纪检2人,人武部2人,工、青、妇各2人;乡政府除了正副乡长6人外另设5个办公室,共计约29—34人。总计整个乡的党政人员约40—45人。其中,乡政府5个办公室的主要职权分别为:①党委办(挂政府办公室牌子)负责机关日常事务处理;②经济发展办负责经济发展总体规划;③农业办负责农业发展规划;④社会事务办负责民政与社会治安;⑤计生办负责计生工作。木兰湖管委会与乡政府仍是同班子挂不同的牌子。 另外,事业单位调整方法为:审计站并入经管站;农技、农机、种子、水利、畜牧等机构并为农业服务中心;文体与广播电视站并为文体广播服务中心;劳动服务、民政所并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防保所、血防站并入卫生院;土管、村建所并为国土建设所,挂房地产管理所的牌子;保留财政所、教办、计生服务站和林业工作站。其中卫生院、教办以区管为主,经管站、农业服务中心、社会事务中心、国土所、计生站、林业站、水产站以乡管为主。事业单位登记工作由乡负责,编制按20%的比例精简(财政所编制由市另行文件确定),其领导职数依编制定,编制在4名内的配领导职数1职,5—8名的配2职,9名以上的配3职,最多不超过4职。另外,适当合并中小学校,辞退代课教师和临时人员,定编到校。 二、乡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对村的指导 1.乡农业的发展规划与村的关系 在传统种植业的规划上,乡仍是侧重于水稻和小麦,品种单一且缺少优良品种。务农效益的低下致使青壮劳动力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村民最大限度地外流,不少村民非但不愿务农,甚至已完全不想再居住、生活在农村。这使得村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变得极为脆弱,村庄治理的难度增加,村民自治发展受限。该乡的水稻与小麦种植大部分都靠木兰湖的水灌溉。乡政府对木兰湖及其配套的水渠等水利设施的管理对保证湖周围各村庄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管理过程中乡既要尽力争取做到全乡总体上受旱灾破坏程度最低,又要调节好各村因争取有限的水资源而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一点又体现了乡对村的服务关系。 近年来乡政府还作出了开垦山丘推广板栗等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的规划。该乡有9万亩山场,现有茶场2000多亩,已种板栗3万亩,还在以每年8000亩的速度推进。乡提供树苗和后期服务,如保鲜、加工等技术和代售等服务,另外还为村民把山地修整成梯田状提供了部分机械。该乡还在逐步实施500—600亩的银杏种植计划。规划对村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村民实实在在地看到受益的前景,使乡在村民中更具有凝聚力。 2.乡旅游业的发展规划与村的关系 木兰乡利用该乡的山、川、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木兰湖旅游区现已建成度假村一个,中天山庄、七星岛、八仙岛、月亮湾等景观也在建设中。旅游业的发展对各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为了发展经济和方便村民,乡政府规划修建的通向各村的碎石路,十几年来都一直是村民联系外界和运输物资的最主要的交通要道,雨雪天气也基本上不受影响。为开发旅游资源,乡还在对一些路段进行碎石路向柏油马路的改造。这给村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通资源系统。一些村民经营的餐饮业等服务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木兰湖开发区2000年还上交了210万元税款(乡可分得60余万元)、财政收入400万元,这大大缓解了乡财政的压力,减少了乡对村民各种费用的摊派和收取,甚至乡还拿出了部分钱用于补助贫困户和负担较重的村民。例如,该乡2001年人均负担并不重(90余元)。另外,全乡减免村民负担10万元,减免特困户负担3.3万元,这一成绩已让村民获得实际好处,并为全乡村民所肯定。 3.乡对村党支部、村委会选举和工作的指导与监督 2000年,木兰乡各村党支部都进行了换届,采取的办法是“两推一选”③。将军庙村在村党支部进行改选时,乡工作组先是找党员和村民小组组长了解情况,由党员和村民小组组长以投票的形式提名候选人,然后工作组根据选票汇总情况确定4名正式候选人,最后召开全体党员和群众代表会议(群众代表一般为各村民小组组长,他们列席会议,可以发言,但不参加投票),从4名正式候选人当中选出3名支部委员。该村原村支书获得连任(但全乡有多名原村支书落选,而这是乡党委和这些村支书本人所未曾料及的)。将军庙村村委会的选举也由乡工作组主持,过程如下:①登记选民并公布;②每10户选一名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由选委会选举产生候选人;③全村分3片对候选人差额选举,每片设1个流动票箱,2名选委会成员与1名乡工作组成员负责1个流动票箱(1人负责发、收选票,2人负责监督);④唱票、计票,选出7人组成村委会。其中,全村选民870余人,参加了投票的有720余人,村委会主任得680票,副主任兼会计得630余票。 在日常的工作中,乡对村的工作也给予了一些指导和监督。其中,工作组和驻村的乡干部甚至也帮村处理一些工作,如处理村内的一些民间纠纷、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该乡财政所曾在1998年初的审计中发现雨霖村支书和主任吃、喝占用了2-3万元。之后,乡对二人给予了每人8000元的罚款并“撤了二人的职”。不过,与对村两委的选举相比,乡对村委会民主管理日常村务指导的重视是不够的。比如,该乡有的村基本上没有民主管理村务的规章制度;该乡对村财务的检查虽然“心中有数”,但实际上各村的财务公开栏却是完全空白的居多,少数几个公布的也是一年或一年多前的陈旧数字。乡干部知道按《村组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应当每6个月公布一次,但并未指导和督促各村委会去实施这一重要的民主管理措施。乡对村委会日常村务民主管理的指导不力可见一斑。
三、村对乡政府运作的维系与影响 1.协助完成乡下达的政务和对乡财政的维系村委会每年都要协助乡工作组、驻村乡干部做好收粮、派款这两件大事。代收公粮、水费和五项统筹(简称五统),实际上成了村委会的最主要工作内容。将军庙村、梳店村的干部反映,收粮、派款花了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乡给每个村都下达了公粮、水费、五统和“两工”(指村民的义务工和积累工,该乡各村的“两工”全部是以资代劳)等任务。乡里给的“任务”(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不能不完成。虽然各村都有很多困难,但基本上还是保证将钱粮(公粮也是折价交现金)交到了乡政府手中。 另外,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村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这是村工作中除收粮、派款外的另一件大事。与收粮、派款不同的是,计划生育是一项必须一年四季持续坚持抓的工作。村委会对村内计划内生育的管理程序为:村民提出申请计划生育指标报告,村对申请人夫妻双方的情况作登记、组织群众评议,村委会研究后张榜公布。然后再报有关政府机关审批。而且村最后还要负责将审批情况通知申请人,并监督其执行④。 表1 2000年木兰乡党政办公室公布的各村任务中部分村的任务情况 单位:万元 村名 农业税 水费 五统 “两工” 将军庙 20650 5109 22085 5430 白石庙 26903 3930 11521 3640 雨霖 7003 1477 5050 2090 塔耳 19230 3247 13690 4880 郑武冲 8416 550 2084 710 注:此表根据木兰乡2000年各村公、水、提任务分解表绘制。 2.村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村民既是旅游开发的受益者也是旅游开发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开发过程中不少村都集资参与了旅游设施的建设。同时村民也参与了这些开发区和旅游设施的管理,使之做到“安全、文明,像个旅游区”。这对乡政府集中财力投资大规模的规划建设创造了机会,村民在管理上的广泛参与也为旅游区的管理节约了成本。 村民的另一类参与是根据乡政府的规划自发但大致有序地发展个体服务门点。在通往木兰湖的大道两旁个体户服务带形成了一条街道,这既便民也对乡政府的整体规划有补充作用。而且村民还要一次给乡政府一笔房屋基地费,交费标准按每间门面(一般约为40平方米)2万元计算。这构成了乡财政预算外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村在旅游开发前对村的水、厕所等方面也进行了统一治理。以双泉村为例,该村建于明朝洪武二年至清代末期,还保存有一些明、清风格的建筑群,由于“”时期破坏很严重,“”后村民的厕所、猪栏、牛圈建设也杂乱无章,村前河边的大池塘水黑发臭。现村民在村委会的组织下改水、改厕,重新调整了猪栏、牛圈等布局,清理池塘淤泥,修葺古建筑,辨认老地基。这些大量的前期开发和对村庄的治理工作,对乡政府的旅游开发规划既是一种响应也是一种促进,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的。 3.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 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例如,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公粮和水费的收缴。乡政府通常都把目标定在6月份完成全部征收任务的50%,有困难的村最低也要达到30%。但事实上因村的经济尤其是农业不尽人意,已严重制约了这一工作的开展。表2中各工作组的农业税结算情况,可让我们对此问题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 其次是村务管理的规范程度直接影响着乡政务的推行和完成。如有的村委会管理混乱、功能虚化,严重地制约着村治的发展和乡政务的推行与完成。以梳店工作组所分管的四个村为例,因刚刚并入木兰乡,村委会以及村党支部内部关系未理顺,起码的工作章程都没有,干部缺乏积极性,从而直接影响了今年的农业税的收缴。这一点可从上表中梳店工作组与其它工作组的农业税任务完成进度对比中很容易得到证实。 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还表现在村务公开对乡政务公开的影响上。村的财务公开也推动了乡财政公开,村民反映,这几年乡还是公布了一些财政收支状况。此外,村务公开也促使了乡的部分政务公开。可见乡依靠乡村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从上而下地推行政务的状况有了一些变动的趋势。以乡财政所为例,虽然有的会计表示,“如果要管还是能够管,而且也管得到”。但是乡财政所还是逐步取消了原有的“村财乡管”的模式(“村财乡管”是有违《村组法》有关村民自治的精神的)。另外,在村的一再要求下,该所自前几年以来一直坚持向村民公布“各村农民负担情况分解图”(见表3)。 四、目前乡村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乡财政、村财务难以走出困境 从村的层面来看,村的经济普遍不景气,村财务亏空严重。全乡除个别村之外,90%以上的村都亏空,60%左右的村用收到的那部分三提(指三项提留)补了五统的缺口,基本上能够保证完成乡里的任务,40%的村则负债运转。将军庙和梳店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⑤。 将军庙村全村1400多人,特困户10多户,五保户10人,每年的三提、五统和公粮、水费应交13万,其中三提是村的,但很多都收不上来,而上缴的(指交给乡政府的)却必须完成,村成了“空壳村”。梳店村全村3000来人,在家的只有2200来人,其它人基本上外出打工。外出户的钱粮难以收上来。每年全村的公粮、水费、三提、五统应交21-22万,但三提、五统收不上来,收起来的只能应付上面的(乡政府),如果不足就借钱上缴。现在村欠外债5万元,内欠村干部历年补贴款4万多元。 从乡的层面上来看,企业发展不景气,旅游业刚刚起步,乡财政主要依靠农业。该乡2000年的一般预算内收入中,农业收入为565804元,企业所得税只有12985元。⑥乡财政只是“工资财政”(目前该乡干部的工资已有2个月未完全到位),规划发展方面的投入主要靠市和区的拨款。另外,乡机构和人员过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该乡财政所2000年的资金结算情况表明,乡财政供养人数为564人,除去教师367人外,尚有197人依靠乡财政供养,而财政计划内拨款开支的人数却只有123人。⑦当然,在本次调查中也有乡干部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如有一位乡副书记就认为,乡担负的任务太多、太杂,所以乡一级现有的编制不能减,真正的人员和机构膨胀是县和地区两级,应精减。但大多数村民和村干部都认为,乡干部太多,吃国家粮的太多。例如建设办公室在编人员就有22人,还有几个不在编的。 另外,木兰乡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费多于税且管理较乱。该乡2000年财政收入中一般预算收入为714.2万元,预算外收入(主要由收费和罚款组成)为389万元,如再加上乡教育办公室未交到乡财政所的那部分──约300万元⑧。也就是说,预算外收入几乎就等于一般预算收入。 乡财政、村财务都处在困境中,这使得乡难以为村提供优质的服务,村也难以圆满地完成乡推行的政务,乡村关系难以实现良性互动。 2.地税征收的压力与泡沫成分上升 地税所本不是乡政府的机构,但地税的征收却对乡、村影响重大。其原因一是地税与乡财政关系密切;二是地税在税源上很大一部分依靠村民;三是地税与收费的关系是互补的,而收费又是乡村关系中的敏感因素之一。故通过分析乡地税征收机制也可发现“费改税”的困难所在。 从表面上看,该所每年都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该所负责人表示:征收压力特别大,一是上级的压力,二是同级政府要我们多收。如果我们的计划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区财政就会停拨乡财政的款,扣干部的工资,甚至会让乡里的领导掉“帽子”……乡里没有什幺工业,所以负担就都转到了农民头上去了。经济落后的地方真没办法。我知道邻近有的乡镇的屠宰税是在农民开始养小猪时就收了,甚至有的按人头收屠宰税。 显然,地税的征收制度进入乡的视野之后就发生了扭曲,征收的依据不仅仅是实际的税源,也往往以乡财政的需要为依据,其中还存在摊派性质。乡地税征收的这种虚拟的泡沫成分每年都有增无减,而此间实际存在的差额基本上都要转嫁于农民身上。例如,在与农民上缴款结算关系十分密切的年人均纯收入的问题上,在将军庙村实际上人均只有1500元左右,但上报的却是2300元(报告主要依据乡作出的估计)。⑨ 3.村经济力量薄弱,村委会自治功能发挥不良 村的经济状况不景气严重限制了本应在乡村关系中发挥自治作用的村委会的自治能力。首先,村财务的亏空使得村干部的经济待遇无法落实。如在梳店村,村干部的补贴年年不能到位,严重影响了村干部的积极性,不少村干部已不能把精力放在村务管理上。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开小卖店等事情上。另外,虽然该乡把不少村列入了旅游开发的规划中,但村并不是十分的主动,等、靠、要的思想仍较严重,自己的打算并不多。目前村的很多工作也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靠乡工作组或驻村乡干部来做。即便如此,由于村自身的自治功能弱化,许多任务的完成和公益事宜的组织,如组织抗旱自救等都仍有很大的困难。该乡一位乡干部说,“村里经济已成空壳,组织软化,没有号召力。如果要村委会搞个什幺抗旱的,就很难搞起来,个别村甚至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而最近的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基本动机的乡、村规模调整,结果使乡和村的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也给乡村的管理带来了困难,这有使乡村关系走向疏离的趋势。 4.粗放型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木兰乡的农业耕作方式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的。村民一年要为每亩地的种子、农药、化肥等投入几百元,还要交农业税和水费上百元。但按水稻亩产1000斤算(两季多则为1800斤),总共也只有550元左右的毛收入。另外,分散的经营方式使得农民不愿或无力采用机械等新的生产工具。有的村面临干旱,村民说:“过去大队还有几台抽水机,再怎幺不行也可用水车(脚踏的),现在我们却只好用桶挑了。” 除此之外,农业种植主要为低产、低质的水稻和小麦,很少有经济作物,粮食出售困难。加上国家对农产品的保护不力,“谷贱伤农”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征收农业税将原粮折款时,按每斤0.55元结算(不分小麦和水稻),农民卖给粮站或市场的价格却是:小麦0.38/斤,水稻0.28元/斤。⑩而乡政府是国家在农村的代表,这也就加深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目前,该乡留在家里务农的多为“胡子军”(老人)、“童子军”(未成年人)和“娘子军”(妇女)。在梳店村土地抛荒300-400亩。这使农业乃至整个乡村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都面临着深层的危机。同时,这也是乡村关系难以实现良性互动的根本症结所在。 5.乡与村的利益矛盾乡 与村在利益上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表现为矛盾和冲突。如前文提到,在乡政府的压力下,村不得不每年都将一部分或全部“三提”,有时甚至借债来补“五统”的缺口。实际上村干部对此是有微词的。在“费改税”的问题上,乡与村的态度也不一样。村对“费改税”非常赞成并十分关心。而乡则感觉到有巨大的压力。因为,乡财政主要依靠农民收入支撑,费多于税是一个普遍事实。而“费改税”推行的直接目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直接后果就是收费减少。因此这就使乡财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对经济本不景气的乡而言是难以弥补的。如果依靠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话,最终也只能流于形式。乡地税所在上级部门和乡政府的压力下,会虚拟更多的税源来完成计划征收任务。
五、初步结论 对乡村关系,《村组法》规定乡对村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对乡工作进行“协助”。目前,尽管村民自治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乡政府在乡村社会中仍起着主控性的作用,即当前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仍是乡行政主控型的。而在乡政府的背后,乡党委的直接控制也是十分明显的。乡党政、村两委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书记、支书是“一把手”,决策最终由他们“说了算”。该乡设立的“党政办公室”说明党政不分已组织化。木兰湖管委会与乡政府实际上也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乡政府既是政权组织也是旅游开发中的经济组织。木兰乡这种党、政、企合一的做法,其结果正如木兰乡的不少乡干部所说,“现在是党管着政府的事,政府管着社会的事”。 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第一,国家政权对社会需要有适度的控制力,而乡村地理分散等特性使得乡必然采取一些非规范化的手段来控制社会(村),以确保有效地推行自己的政务;第二,从乡财政的角度来看,乡一级吃财政饭的人过多,不合理的开支过多。乡财政的汲取就必然会伴随着凭借行政权力采取带有行政色彩的控制行为的出现。第三,从村的角度来说,村经济力量的虚弱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对乡政府的依赖性。乡行政主控型的乡村关系也便有了最基本的、最坚实的基础。当然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对村民和村干部来说,总觉得“官管民”天经地义,甚至有的乡党政领导人就认为“指导其实也是一种领导形式”,从而混淆二者的界限。 调查表明,目前乡村关系中乡对村民自治指导的缺陷在于只重选举,而对经常性的工作则重视不够,一些乡村干部认为规章制度作用不大,不在村一级的民主管理上下工夫。从而导致了“干部是选了,管理却还是老办法”的局面。各个村不能解决的矛盾更多的集中到乡,从而使乡面临的直接矛盾增加。所以,乡政府必须从基本的指导思想上认识到,对村民自治,尤其是对日常村务民主管理的经常性指导,应同发展经济一样摆在乡政府和基层党委的日常工作议程之上。要注意的是,对村治指导决非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所能代替。 我们认为木兰乡的情况在我国农村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可以说,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的乡村关系是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它本身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在努力探寻限制乡对村民自治权力过多干预的同时,也要肯定并善于利用乡政府在引导乡村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把村治置于坚实的乡村经济基础之上,使乡与村维持良性的互动关系。 *本报告由张厚安教授指导、谭同学执笔撰成,黄凯斌同志参加了前期的部分调查工作。本次调查曾得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 ①此人口数为木兰乡分管民政的副乡长提供的大概数字,该乡2001年政务公开表中登记的人口是33480余人。我们认为前一组数字更接近实际人口数,因为它包含了计生部门统计的一些无户口的人口。户数和劳动力的数字基本接近实际数字,因为无户口的人口也必须属于一定家庭,而成年的劳动力一般也有户口。
②参见《关于街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黄陂区委(2001)17号文件。
③“两推一选”是指村党支部在换届选举中采取的一种做法,即党支部委员候选人先要经过全村18岁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和全体党员的分别推举。只有在“两推”中得到过半数的村民(或村民代表)和党员支持的党员,才能成为支委的正式候选人。然后再由全体党员从正式候选人中选举产生支部委员。
④参见《关于下达2001年第二期人口计划的通知》,塔耳岗乡政府(2001)12号文件。
⑤根据对木兰乡将军庙村主任和梳店村支书、会计的访谈笔记整理。
⑥参见《2000年塔耳岗乡财政预算收支决算表》,《2000年塔耳岗乡财政总决算》第2页。
⑦参见《2000年塔耳岗乡财政资金及基本情况表》,《2000年塔耳岗乡财政总决算》第8页。
⑧参见《2000年塔耳岗乡财政收支决算总表》,《2000年塔耳岗乡财政总决算》第1页;并根据对木兰乡财政所有关人员的访谈笔记整理。
⑨根据对将军庙村主任的访谈笔记整理
本文试图从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开始切入，就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作用，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乡镇财政的规范化
客观而言，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和管理。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收入基本上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附加。自筹资金部分，包括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但不得随意摊派”。其收入分别纳入各自的支出范围。
过去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主要发生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尤其是自筹资金一块更是难以控制。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对自筹资金和预算外收入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甚至其中有许多收入根本就没有进入乡镇财政收入的帐户。由于它的非规范性，一些研究者将乡镇财政的自筹资金收入称之为“非正规收入”、“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有的则将其与预算外收入一起称作“非预算收入”（off-budgetrevenue）。从少数个案分析来看，樊纲认为，1994年，“非规范收入”平均相当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30%（占全部地方公共收入的23.1%）。根据谭秋成的研究，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逐渐递增的，1986年还只有11.83%，1992年增至28.54%，1996年则上升到35.42%。
一般来说，纯农业地区的乡镇“非规范性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少（30%左右），其来源主要是乡镇统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等收入，基本上是从农民头上直接征收的；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及市郊乡镇的“非规范性收入”所占比重则畸高（一般都在60%以上，甚至达到90%以上），是这类乡镇财政收入的“大头”，其来源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剩余上交、土地征用收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农民负担问题突出表现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基本上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税收为主体的预算内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预算部分“动脑筋”，但是由于在非农领域缺乏征收空间，其非预算收入惟有从农民头上征收之一途了。随着人员和机构的增加、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的开展和政绩（面子）工程的建设，乡镇公共开支逐年上升，农民负担也便随之累年加重，乡村干群冲突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情势所迫，就不得不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国家政策内的收费并入农业税收之中合并征收，将乡镇的非预算收入、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简便征收，二是遏止农民的税外负担，三是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及其管理。例如：安徽省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增加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全部作为乡镇固定收入”，同时“将乡镇职能机构的支出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列入乡镇预算支出（国家明文规定上划的除外），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以及乡级道路建设支出等五项事业支出纳入乡镇预算支出范围”。这样一来，乡镇财政收入和支出就只有预算一块，不再存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其中，乡镇财政的收入范围调整为：乡镇范围内组织征收的增值税（1/4留存乡镇财政）、地方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农业四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范围包括：乡镇组织正常运转的支出和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公共设施维护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实际上是由这样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收入部分，这部分以农业四税为主体，除此以外还有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以下是笔者调查的三个乡镇的财政收入结构（表1），它基本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收入的大致状况：
表12001年安徽省三个乡镇财政收入结构情况（万元）
S镇G乡T镇
1、财政税收44.6103.933.6
其中：农业税及特产税39.8100.321.0
2、地税收入52.620.0144.9
3、国税收入37.0（其中3/4上交）20.0（其中3/4上交）36.6（其中3/4上交）
注：S镇是农业型山区镇，人均土地只有0.4亩；G乡是农业型畈区乡，人均土地约1亩；T镇地处旅游区，虽然人均土地不足0.4亩，但是其旅游服务业较为发达，镇财政收入的支柱是地方工商税收。
资料来源：2002年4月24日、5月16-18日田野调查
在乡镇财政收支规范化的同时，乡镇的收支结构也被模式化了。换言之，在堵住乡镇财政收支的疏漏的同时，也给乡镇财政套上“紧箍圈”，乡镇财政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是农业型乡镇，基本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径可言――有些乡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为了使财政收入不留太大缺口，又不能冒违背政策之险将农业税率调到上限7%以上，只得在农业税应税土地面积和常产上做文章（个别山区乡镇常产竟然调到700公斤以上），即便如此亦是非常有限的――仅农业税而言，一旦按照新的税率调整以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了。而地税和国税收入，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将面临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
二、乡镇财政缺口：个案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2000年），安徽省农业两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是37.61亿元，比改革前49.25亿元（包括改革前的农业税、特产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减少11.64亿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5.26，全省乡村两级政策内减少财力就达16.90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减收13.9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减少收入75.46万元（可参考表2）。
表2S镇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收入政策性增减因素对比情况（万元）
改革前（1997年）改革后（2000年）政策性增减收入
农业税25.8236.79+10.97
乡镇统筹（含教育集资）49.03―-49.03
屠宰税5.96―-5.96
合计80.8136.79-44.02
注：S镇地处皖西南，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负担就相对较轻，因此政策性增减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虽然目前的转移支付填补了乡镇85%的政策内减收，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除了政策内的收入以外，还有政策外的收入（即“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政策外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安徽省北部地区政策外收入较高，南部地区较低（从S镇财政政策内减收与全省乡镇平均减收差距可以反映出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财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乡镇实际减少收入远远大于75.46万元。
乡镇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难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非规范收入”（制度外收入）弥补。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例如，改革之后，皖北濉溪县祁集镇农业税正税收入343万元，地税和国税收入20万元，合计财政收入363万元，而支出人员工资409万元，民政优抚30万元，计划生育23万元，工作经费40万元，至少需要360万元，收支相差132万元。皖中定远县张桥镇改革前总收入307万元（其中政策性收入266万元），改革后只有162万元，减少收入145万元（其中政策内减收104万元），减幅达47.23%。2000年该镇财政收支缺口大约是30万元。又如皖南的G乡，改革前（1998年）农业税和特产税收入65.3万元，乡统筹67.1万元，国税收入22万元，地税收入（含工商营业税、企业资源税、屠宰税和外出务工经商所得税等）59万元，实际可用财力为196.9万元，改革后（2001年）农业税99万元，农业特产税1.3万元，土地有偿收入2.5万元，企业管理费1万元，其他收入0.2万元，国税收入20万元，地税收入20万元，实际可用收入128.9万元，减少收入68万元，加上转移支付和结算等收入，2001年该乡实际财政赤字30万元。;
另外，还有乡镇财政的负债问题。据安徽省财政部门的调查，全省乡镇一级财政负债平均达300多万元。乡镇举债的绝大部分是前几年农村基础教育达标和发展乡镇企业引起的。尽管这些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就没有消解的希望，原本失衡的乡镇财政，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重担，启能支撑多久？！
三、乡村公共品、农民负担与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这场改革的矛头似乎主要对准乡镇政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乡镇政府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国家的政策始终是好的，如果乡镇政府严格按国家的政策行事，就不存在所谓的农民负担问题。实际的情形好象也是如此，往往是乡镇政府在政策之外添列了不少农民负担的名目，并且是乡镇政府直接到农户家里强行征收，由此造成的干群冲突也集中在乡镇一级，乡镇政府往往是农民上访、控告的主要对象。日益恶化的农民负担问题和逐渐升级的乡村干群冲突，不但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危及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统治权威。
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就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毋宁说是国家在农村社会基层政权重建（statere-building）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后文将继续讨论）。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达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另一些收费项目并入农业税收中合并征收，从而将农民负担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农民由于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实惠）对“国家”增进了信任和拥护；二是取消乡镇财政的非预算收入，将乡镇财政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在随后的改革中，又将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归县财政统一发放，并对乡镇财政实行“零户统管”。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说白了就是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免他们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
总而言之，乡镇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农民对他愤懑，“国家”也不信任他。甚至，在个别地方（如陕西省）还撤销了乡镇财政，认为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腐败的温床；不少学者也主张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在他们认为，撤销乡镇财政、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他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短期的治标之举），而且还可以渐臻理想的乡村自治之境。
固然，乡镇政府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进一步从财税体制、县乡政权的结构关系等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乡镇政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从财政上而言，县乡之间始终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承包体制”。这种承包制由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下级政府始终处在被动、服从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它始终是有利于上级政府，以保证上级政府收支为基本前提。其结果是“乡镇财政高比例的收入上解和返还补贴”，缺乏财政自的乡镇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径”谋求资金收入。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地处城市郊区的乡镇，这些制度外收入可以从乡镇企业剩余或土地收益中获得；而在广大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乡镇的这些收入就只能在农民头上直接征收，这样就必然形成“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现象。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县乡之间财政承包体制的偏重倾向。鲍尔认为：“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把国家流转类税收和对利润所征税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分享，再辅之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条件的专项拨款的体制。最终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税收收入取决于中央确定的税基、税率、税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务和收入分享公式。”尽管这种税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做法却被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广泛效仿，其结果必然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却是，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税收和财政层面上，没有适时进行相应的政治分权改革（即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至最终形成财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下移的局面。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无巨细最终都会落在乡镇政府身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乡村干群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且，这种偏重的财税体制是与县乡之间既存的政治结构、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从而在体制上进一步削弱了乡镇对县的谈判能力，以至上级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随意平调乡镇的财政资源。结果往往是乡镇超收不能多得，减收却依然保持较高的上缴基数不变。由于体制内的乡镇财政自主性（或独立性）阙如，严重束缚了乡镇财政的正常建设和健康发展，迫使乡镇政府摆脱制度内财政的规范（和非规范）的束缚而另辟财源，从而激励并加剧了他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最终形成乡镇制度内财政与制度外财政畸轻畸重的异常结构关系。乡镇政府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必然转化为农民负担问题。
但是，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制度外财政在乡村公共品产出（publicoutput）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如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征（这一点不应忽视）。在乡村公共品的供给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地，乡村教育支出约占乡镇公共支出的50-70%。乡村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裨益。乡镇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quasi-publicgood）生产投资应该按其实际的受益情况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然而，在过去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或绝大部分由乡镇政府承担。除此以外，乡镇政府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承担的部分事务，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部分农业生产支出等。民兵训练和优抚是为了增强国防，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根本国策，并不反映农民的偏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往往却是“上级政府请客，乡镇政府出钱”。诚如樊纲所言，“所谓‘非规范收入’，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在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从整体上而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还与我国的“二元财政结构”不无关系。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是，对农村的公共品生产却较少投资，即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也由农民负担（除了直接的税费负担外，还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的间接负担），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在这种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途径。
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事实上，也难以预料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将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将是进一步加重乡镇政府对县级政权乃至国家（state）的依附性。
事实上，乡镇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级完备（或完全）的政权组织：一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能。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乡镇政府名为一级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县级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瓜分和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乡镇必要的自，使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政权化为乌有”。二是自主性阙如的乡镇财政制约了乡镇政府的实际“作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镇财政实际上依附于县财政，它并非责权统一的一级实体财政。而且，乡镇财政一般都是实行双重领导制，乡镇财政组织名义上属于乡镇政府，但其人事权和主要业务则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握。三是乡镇政府缺乏应有的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乡镇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绩评定、职务升迁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而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如公安、司法、计划生育执法权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间接掌控在上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手中。通过这些体制性设计，使乡镇政府沦为县政府的附庸或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则会进一步剥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就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将完全丧失。
制度外收入可以从乡镇企业剩余或土地收益中获得；而在广大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乡镇的这些收入就只能在农民头上直接征收，这样就必然形成“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现象。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县乡之间财政承包体制的偏重倾向。鲍尔认为：“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把国家流转类税收和对利润所征税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分享，再辅之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条件的专项拨款的体制。最终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税收收入取决于中央确定的税基、税率、税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务和收入分享公式。”尽管这种税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做法却被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广泛效仿，其结果必然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却是，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税收和财政层面上，没有适时进行相应的政治分权改革（即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至最终形成财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下移的局面。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无巨细最终都会落在乡镇政府身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乡村干群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且，这种偏重的财税体制是与县乡之间既存的政治结构、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从而在体制上进一步削弱了乡镇对县的谈判能力，以至上级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随意平调乡镇的财政资源。结果往往是乡镇超收不能多得，减收却依然保持较高的上缴基数不变。由于体制内的乡镇财政自主性（或独立性）阙如，严重束缚了乡镇财政的正常建设和健康发展，迫使乡镇政府摆脱制度内财政的规范（和非规范）的束缚而另辟财源，从而激励并加剧了他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最终形成乡镇制度内财政与制度外财政畸轻畸重的异常结构关系。乡镇政府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必然转化为农民负担问题。
但是，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制度外财政在乡村公共品产出（publicoutput）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如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征（这一点不应忽视）。在乡村公共品的供给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地，乡村教育支出约占乡镇公共支出的50-70%。乡村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裨益。乡镇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quasi-publicgood）生产投资应该按其实际的受益情况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然而，在过去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或绝大部分由乡镇政府承担。除此以外，乡镇政府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承担的部分事务，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部分农业生产支出等。民兵训练和优抚是为了增强国防，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根本国策，并不反映农民的偏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往往却是“上级政府请客，乡镇政府出钱”。诚如樊纲所言，“所谓‘非规范收入’，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在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从整体上而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还与我国的“二元财政结构”不无关系。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是，对农村的公共品生产却较少投资，即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也由农民负担（除了直接的税费负担外，还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的间接负担），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在这种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途径。
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事实上，也难以预料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将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将是进一步加重乡镇政府对县级政权乃至国家（state）的依附性。
事实上，乡镇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级完备（或完全）的政权组织：一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能。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乡镇政府名为一级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县级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瓜分和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乡镇必要的自，使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政权化为乌有”。二是自主性阙如的乡镇财政制约了乡镇政府的实际“作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镇财政实际上依附于县财政，它并非责权统一的一级实体财政。而且，乡镇财政一般都是实行双重领导制，乡镇财政组织名义上属于乡镇政府，但其人事权和主要业务则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握。三是乡镇政府缺乏应有的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乡镇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绩评定、职务升迁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而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如公安、司法、计划生育执法权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间接掌控在上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手中。通过这些体制性设计，使乡镇政府沦为县政府的附庸或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则会进一步剥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就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将完全丧失。
正如本文首先所阐述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乡镇财政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则是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从而加重了他对上级政府乃至国家的依赖性。乡镇政府对国家依附性的累积，将对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乡镇政府将会进一步“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官僚化”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statemaking）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各种国家政权都试图在县以下设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权组织，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乡镇政权也未完全实现“官僚化”，以至国家不得不通过诸如“三反”、“四清”等经常性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分子，确保国家意志在农村基层的顺畅贯彻。这种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的基层政治制度最后终于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将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势必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
或许有人会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首先，乡镇政府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村，他们的父辈、亲人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都与农民结成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上的各级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们往往会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变通、或阻挠执行国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上的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同，他直接面对乡村人民而治。这种面对面（facetoface）的治理形式，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摆脱衙门式的官僚作风（以及正式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持较高的亲民性。换言之，像乡镇政府这样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之上。诚如杜赞奇所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正是基于这些原?颍缯蛘詈檬枪乙庵竞兔褚獾慕岷衔铩K仁枪疑柙谙绱迳缁嶙罨愕恼ㄗ橹梗庇质窍绱迳缜卫淼闹魈宓ノ唬硐绱迦嗣窠凶晕抑卫怼U饩鸵笏匦刖哂幸欢ǖ淖灾餍浴?nbsp;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政府自主性的不断丧失，对上级政府（和国家）的依附性积累，乡镇政府将极有可能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将不难想象：一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挤压，必然阻遏乡村社会自治式民主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二是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将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冲突。然而，此前的乡镇政府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有时候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品”――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撒在乡镇政府的头上，而国家则可以置身事外，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国家的统治成本。农村税费改革切除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国家就必须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成本。然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不了乡镇财政的缺口和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债务，乡镇财政就不得不再次在体制外寻求收入来源，如此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功亏一篑，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之覆辙。或者，国家以正式的税收形式进一步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此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对乡村社会发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另外，还必须保证乡镇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来看，农业四税很难满足乡镇财政的基本公共开支需要。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国家可以因时开征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性税收，将乡镇范围内的这些税收全部作为乡镇的财政收入。或者，增加国税收入的乡镇分成比重。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进行公共建设。
（二）要想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建立乡镇自主性公共财政，就必须同步进行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乡镇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销乡镇政权，实行完全的“乡镇自治”。而是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乡镇财政就容易偏离乡村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而成为少数人腐败的温床。“要使乡镇财政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就必须在农村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使乡镇政府受社区农民约束，执行农民的意愿”，诚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乡镇财政之所以偏离公共财政职能，其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愿为主，社区农民缺乏显示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而乡镇政府之所以会“听命”（服从、依附）于上级政府，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级而非乡村人民，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变他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乡镇政府应该由乡镇人民直接授权建立。
（三）然而，要想使乡镇自治式改革真正得以进行，就必须适时进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即按照的理念，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范围（及其限度），在上下级政府间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合作式新型关系。;正如本文首先所阐述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乡镇财政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则是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从而加重了他对上级政府乃至国家的依赖性。乡镇政府对国家依附性的累积，将对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乡镇政府将会进一步“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官僚化”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statemaking）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各种国家政权都试图在县以下设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权组织，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乡镇政权也未完全实现“官僚化”，以至国家不得不通过诸如“三反”、“四清”等经常性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分子，确保国家意志在农村基层的顺畅贯彻。这种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的基层政治制度最后终于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将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势必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
或许有人会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首先，乡镇政府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村，他们的父辈、亲人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都与农民结成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上的各级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们往往会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变通、或阻挠执行国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上的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同，他直接面对乡村人民而治。这种面对面（facetoface）的治理形式，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摆脱衙门式的官僚作风（以及正式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持较高的亲民性。换言之，像乡镇政府这样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之上。诚如杜赞奇所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正是基于这些原?颍缯蛘詈檬枪乙庵竞兔褚獾慕岷衔铩K仁枪疑柙谙绱迳缁嶙罨愕恼ㄗ橹梗庇质窍绱迳缜卫淼闹魈宓ノ唬硐绱迦嗣窠凶晕抑卫怼U饩鸵笏匦刖哂幸欢ǖ淖灾餍浴?nbsp;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政府自主性的不断丧失，对上级政府（和国家）的依附性积累，乡镇政府将极有可能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将不难想象：一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挤压，必然阻遏乡村社会自治式民主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二是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将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冲突。然而，此前的乡镇政府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有时候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品”――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撒在乡镇政府的头上，而国家则可以置身事外，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国家的统治成本。农村税费改革切除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国家就必须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成本。然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不了乡镇财政的缺口和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债务，乡镇财政就不得不再次在体制外寻求收入来源，如此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功亏一篑，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之覆辙。或者，国家以正式的税收形式进一步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此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对乡村社会发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另外，还必须保证乡镇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来看，农业四税很难满足乡镇财政的基本公共开支需要。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国家可以因时开征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性税收，将乡镇范围内的这些税收全部作为乡镇的财政收入。或者，增加国税收入的乡镇分成比重。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进行公共建设。
（二）要想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建立乡镇自主性公共财政，就必须同步进行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乡镇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销乡镇政权，实行完全的“乡镇自治”。而是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乡镇财政就容易偏离乡村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而成为少数人腐败的温床。“要使乡镇财政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就必须在农村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使乡镇政府受社区农民约束，执行农民的意愿”，诚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乡镇财政之所以偏离公共财政职能，其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愿为主，社区农民缺乏显示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而乡镇政府之所以会“听命”（服从、依附）于上级政府，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级而非乡村人民，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变他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乡镇政府应该由乡镇人民直接授权建立。
一、乡贤培育情况
1、乡贤组织顺利运行。**乡党委与各支部首先调查摸底建立乡贤信息库，把政治立场坚定、热心公益事业、公道正派、讲奉献、有威信、热情高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致富能人等组织起来，成立乡贤参事会，目前全乡**个村均已成立乡贤参事会，共有参事会成员**名。各村都已建立参事会理事会，成立了领导机构，选出了参事会会长，各村都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参事会章程，组织成员名单以架构图的形式对外公布，各村都已在村部设立乡贤参事会办公室，配备桌椅、文件柜等必要设施。
2、乡贤活动有效开展。各村都能结合自身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动员在外的参事会成员为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等重点中心工作出谋划策、出钱出力、理解支持，凝聚各方力量关心支持家乡建设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乡桥头村参事会进行爱心捐助，用乡亲的温情和人间的关爱温暖了王**全家内心的冰凉和无助，同时，通过这种微信群筹集善款奉献爱心的创举，也增强了全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团结村参事会帮助村干部进行矛盾纠纷调解，建设和谐稳定新农村。
3、乡镇多措并举推动乡贤进一步发挥作用。一是善引导使党建活力更强。乡贤参事会成员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有为家乡办实事、办好事强烈愿望。我们基层党组织主动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村庄规划整治、村庄美化亮化、公益事业建设、矛盾纠纷化解、乡风文明引领等工作,为家乡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贡献，拓宽了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使基层党建活力变得更强；二是抓融合为党旗增辉添彩。为了把“乡贤”能人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的内在优势，充分发挥乡贤参事会在倡树文明新风，纠正不良风气、沟通群众感情等方面的作用。**乡注重把乡贤文化培育与脱贫攻坚、平安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移风易俗等农村工作进行有机结合,把乡贤参事会建设融合到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之中，通过工作成效挖掘“乡贤”服务于群众的能人，并发展培养成为共产党员甚至是党支部负责人，为党旗增辉添彩。
二、乡贤意见建议
【关键词】：乡村养老；城乡一体化；
1、城乡一体化的提出，对发挥乡村养老功能，开辟新的养老空间，打造适合养老的新型乡村社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乡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调朔⑾郑“空巢”是最大的问题，子女外出，只有年老的父母独自生活。乡村中医疗设施卫生仅仅能满足卖药看普通病症，如何赡养老人，不只是在物质上满足他们，或许一堆的钱财也解决不了晚年内心的孤独。1898 年，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出版，在书中他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 ]。”这个理论把城市的高效率、高度活跃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环境清新、美丽如画的田园风光结合起来，摆脱当时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老年宜居城市，在本质上应是现代田园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首次前瞻性地将健康、生态这些词与城市建设相互联系，它实质上是当下建设老年宜居城市的理论雏形。田园城市，其特征有3个，即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
2、乡村没有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却满足了老年人对养老自然环境的需求，农家院落、乡村公共空间、一样的熟人社会，满足了老年人聚会交往和情感需要；乡村中的老年人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拥有很深的情感，所以提倡乡村养老院的建设，即满足了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需要，同时兼顾了他们的情感所需，是保持一个理想健康的重要条件。村落养老模式对城市和乡村均有影响。首先，乡村环境自然怡人，可以吸引城里老年人进乡村养老缓解了城市的压力。随着部分老年人的进村养老，可不同程度缓解城市住房、交通和医疗等方面R力；其次，乡村养老建设，可以组团式建设医疗站，以临近的乡村成团，引入城市中高水平的医疗人员与设施，他们凭借着自己较高的文化素质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文化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可带动乡村医疗发展，成为支持和帮助乡村养老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城乡一体化乡村养老院的建设，解决了乡村空壳化和宅基地的闲置问题，不仅减缓或在一定程度阻止了乡村的衰败，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乡村养老的实现可架起城市和乡村沟通的桥梁，促进城乡文明结合。但是应该看到，城乡结合部诸如村落基础设施、卫生环境、医疗条件、宅基地制度等乡村环境，还存在很多不能适应老人养老需求的方面，规划发展乡村养老院，在乡村环境的奠定下，如何让乡村养老院环境更加贴近自然，让城市老人以及乡村老人都有家的感觉。
3、乡村养老院景观的建设要从各方面考虑老年人的生活习性，所以设计研究景观规划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3.1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自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逐渐下降，在较为复杂的室外空间中可能会感到不适，所以静思与参与空间较多。有时为了方便管理，室外空间过于开敞，但整体养老院对外又过于封闭，而乡村养老院景观应当打破这一封闭体系，乡村中车流较少，所以养老院景观环境应与外部有所呼应，又要在各方面的保障中做到最佳，无障碍系统是室外景观重要保证之一。无障碍的设计就是针对老年人机体能力下降，保证他们可以正常的活动。
3.2 空间处理上应当以开敞和半开敞空间为主，针对老年人视力下降，养老院中标识设计以简单的形体和鲜艳的颜色为主，夜间照明灯具多用亮度较高的。针对老人的活动能力下降，应在养老院建筑外，开敞空间中做活动设施，尽量丰富老年人活动空间，乡村养老院的建设，可以设立一些生态菜园，让老人参与其中，略显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心镜。针对老年人安全设计，尽量以坡道和平路为主，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较差，所以在设计道路及铺装时，以凿毛石材为主，避免下雨滑倒。
3.3乡村养老院的建设，重点是在医疗设施及室外环境上，而老年人住宅则不必过多，选址本身在村落聚集地，考虑到老人对自己屋舍的留恋，从精神层次上，可以让临近独住老人回到自己的屋舍，而有年事以高，身缠疾病的孤寡老人，行动能力弱可以住在养老院内，方便医护人员的照看。
3.4养老院属于集体居住形式，户外景观环境的目标就是要为老人创造有家庭感的居住的室外延续空间，让老人们觉得在室外活动像是在自家的花园庭院里一样安全舒心。乡村养老院中的老人大都来自于临近的乡村，熟人空间会让老人更容易接受，但除了开敞与半开敞空g的建设，还要设一些小的私密空间，主要是为了针对性格较为孤僻的老人，给她们可以静思独处的空间，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如果有一个可以自己控制的户外空间换来宜人的阳光、空气、花草，改变一下生活气氛是很理想的。因此在养老院的户外空间设计中提供一些个人的具有私密性的空间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私密空间的建设不能太过于偏僻，以动带不动，以乐带悲。而且一改原来乡村附近的养老收容所模式，不是给老年人一个大操场，而是让他们晚年有自己家的同时可以过更高品质的生活。
养老院绿化的配置，在乡村本身倚靠天然的环境优势，养老院中的植物选择，多以功能性植物为主，例如晚香玉、除虫菊、薄荷、龙柏等可以驱蚊虫，除功能性植物外，另设观赏性植物，鸟语花林。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进行户外观赏，则要考虑建筑周边的室外绿化空间，可以很巧妙的在室内也能感受四季之变。
4、结论
心目中向往的地方去不成,只能种一些家乡里的花草,摆成家乡的造型。其实这是一些平平淡淡的东西,但对于思念故乡的人来说,即使是一块小石子,也把它看得比珍珠玛瑙还贵重,也许,在现居的房间里,墙壁上还挂着一幅故乡的景色画,种种的小细节都可以流露出游子思念故乡的浓厚情怀。
故乡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它对于我们来说,是有深厚感情的,我们从小就生长在她宽大的怀抱中,她像一个CD盘,记录着我们从小到大的喜怒哀乐。她也像一个画家,给我们呈现出了许许多多美丽的风景画。她又像一个游乐场,给天真无邪的我们一些玩耍的空间,她更像一位母亲,给我们需要的,还给我们一些保护与温暖。
当我们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每一样东西还是依旧,给人一种熟悉的感受,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着自己曾经玩耍的影子,是否一幕幕的童年生活都会浮现在眼前呢?每当回想起这些,你的眼睛里是否闪动着泪花呢?是的,也许不是伤心的泪花,为自己只能待在故乡一小点儿时间而落泪;但一定有喜悦的泪花,心里激动说不出来话,只想静静地看着,看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河,一砖一瓦都散发出熟悉的味道,亲近它们,就像亲近亲人一样,让海外游子的心里十分愉快。故乡有着吸引人的魔力,虽然不能回到故乡,但是他们的心一直在故乡里徘徊,也算得上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吧。他们每次在看故乡的照片时,也常常会叹息,如果能回去多好啊。
故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的,许许多多的诗人因为自己思念故乡而作的诗。余光中的《乡愁》表现了他希望能够早日地回到祖国的心情,李白的《静夜思》也能充分地表达他思念家乡的心情……我们和故乡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只有在和故乡分离的时候,才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这份感情,所以故乡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十分珍贵的东西。
悠悠故乡情,故乡情悠悠。
深深思乡情,思乡情深深。
那一年，我十五岁，背上背包，去了百里外的县高中求学。那一年我第一次离开家，父亲特地骑车送我，那天父亲特地换下了身上破了很多口子的衣服，穿上了很少穿的衬衫，擦亮了好些年年前穿过的皮鞋。那时离家只想到能见识下家乡外面的世界，心里很兴奋，没有些许失落。那时我又怎会看见父亲眼里的落寞与担忧，军训完后放了几天假，我回家。不知为何，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那熟悉的房屋和大山，心里莫名地高兴，父母刚从田野里忙完，见我回来很是开心，不断地说我瘦了黑了，妈妈开始忙碌午饭并且问我在那是否过得习惯，我说习惯让他们不要担心。
假期结束我要返校，这次出门与上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次不断地看家乡路边绿叶如伞的杨树和青翠的万岁藤，父亲送我上车时对我说：“好好读书，钱该用就用。”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想分担。
后来，我兄弟俩读书要很多钱，种田劳累却没有多大的经济收入。在田间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汗水打湿衣服，挥动着铮亮的锄头，早上天还没亮就要去田里，太阳下山后好久才回家。即使一年到头来累个半死，收成也不是和付出成正比，看天！碰上大旱或者洪涝，多日的劳作就可能打了水漂。无可奈何，父母最终走上了离乡的路。
离乡是一条艰辛的路。高考结束，我离开家，进入社会，接受百态的洗礼。那时我才知道在学校的时候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了，那次工作让我懂得了不少，也成熟了不少。不外出总在一方狭小的世界里，你不会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残酷，你也不会明白你到底能承担多少，永远较之外界的人显得幼稚。一天十二小时站着工作，对于刚进社会的菜鸟来说无疑是困难的，有同进厂的人离开了，我心里有这种想法，但还没等它发芽就灭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孬种，不能丢家乡的脸，身为游子，心里挂念家乡就不能让家乡为你太过牵挂。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你不行？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困难大不大？你不尝试，如何兴起家乡？我抗下来了，为父母减了些负担，没丢家乡的脸。
一年一度回乡时，快过年的时候，外出的游子都带着大包小包，脸带喜悦地回到家里。老人看到自个的儿女平安回来了，心里踏实人也精神得多。小孩子一直围在年轻父母身边跳个不停，告诉他们自己在学校的表现和一些有趣的事。原本冷清的乡村开始热闹起来，彰显着过年的喜庆。奶奶见父亲回来一直笑，拿出自己不舍得吃的苹果和橘子给父亲，留守老人物质不缺，缺的是心里的空虚。
大年三十那晚，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菜的香味飘在朦胧的细雨中。在喜庆的鞭炮声中，一家人开始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喝着小酒，谈着新年的计划。老少都是带着喜悦的笑容，如果一直这样该有多好！
度过短暂其乐融融的春节，游子又要准备出去赚钱。一年好不容易有十几天聚在一起，却马上要离家。不少老人和儿童又要成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了，你可见小孩看见父母要离家时的哭泣，那哭得伤心，旁人听了都难过不舍，他们父母也只能狠下心含着泪带上行李离开，只为能多赚点让孩子过得更好。老人目送子女远去后，身影一下子佝偻了许多，人也没有那么精神了，空荡的村落只有鸟儿的鸣叫回荡着。
父亲已经开始上班了，母亲也要离家去外。时间充足，我送母亲出门，在路上母亲跟我说她真的很不想离开家但是在家赚不到钱。是啊！谁愿意离开家呢，家乡谁愿意离它过远呢？看着母亲头上那么多白发，母亲老了，不复当年了。在我年幼时，你含辛茹苦地拉扯我长大，那时你还年轻，有自己的理想抱负；现在，我长大了，可你却老去，不再拥有那最好的年华。汽车鸣响喇叭，看着瘦小的母亲上了大巴，车子不断远去只留下残烟。我终于知道当初父亲看我远去时的心情了，失落担忧不舍。
我回家时走得很慢很慢，到家时奶奶一个人坐在祠堂门旁，眼睛呆呆地看着远处。我问她在看什么，她只是说没事在这里坐会。我知道她看的方向是父亲离家去外的方向，奶奶年老很多事都不是记得很清楚了，她是希望早点看到父亲带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却心里的孤独。
过几天我也要离开家乡，现在偌大的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空荡荡的。离家，我不舍也得舍。走之前，我会牢牢记住这一草一木，慢慢走出生我养我的家乡。
离别最是难忘，乡愁是游子心中难割舍的爱与牵挂。对于离乡的游子，家乡一切都是美好的，正如富翁对警察说的：“那不是我家，那只是我的房子。”家乡是根，如烈日下的遮阴树，在外，家乡会让你有拼搏的动力，让你放开手脚干大事；让你在狂风暴雨里，心中一直有个圣地。
离别，不是因为无情，是太过重情；乡愁，不是自己要享受，而是担子太重，为了心中牵挂的人。
尊敬的各位企业家，同志们、朋友们：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能与大家欢聚一堂，心情非常激动。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在座的各位，并通过你们，向大家的家人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今天这次团拜会，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带给人最多的是感动、是自豪、是振奋。为什么这么说，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在座的同志，有些是我们的在外老乡，大家常年在外打拼，这次收到家乡的邀请，不远千里万里，不顾长途跋涉，从全国各地齐聚，回到家乡，共叙友情、共话思念、共议发展、共谋良策，饱含的是款款深情，体现的是深深眷恋，寄托的是浓浓乡情。这种情是最真挚的、是最淳朴的、是最发自内心的，也是最值得珍视的。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今天与会的各位同志，都是杰出的企业家。在外创业的同志，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带着家人的期盼、乡亲的祝福，惜别故土、远赴他乡，以家乡人特有的干劲、闯劲、韧劲，打出了一片天下，闯出了一番事业，成了行业的翘楚，树立了家乡的良好形象，家乡人民因你们而骄傲。在县内发展的同志，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奋发图强，企业从小做大，由大做强，创造了税收、提供了就业、服务了发展，成了家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的骄傲。之所以振奋，是因为，刚才听了几位企业家代表的发言，大家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畅谈了创新创业的经验做
法，并从支持创新创业、优化发展环境、大力引进人才等多个方面，为家乡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大家情系家乡、心系故土的高尚情怀，让我们深受鼓舞、深受触动、深受启发。对大家提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认真梳理，逐项落实，绝不会掉地落空。
相信大家通过刚才xx县长的简要介绍和这次回家听到、看到、了解到的，对我县目前的发展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说，这些年来，我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直观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综合实力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各项经济指标较过去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几个“国字头”大项目的落地，“工业递增计划”的实施、全域土地整理，我们的财政收入、可用财力将成倍数增长，这会让我们腾出更多的资金去扶持企业、优化环境、改善民生。二是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市场环境还是政务环境，都发生了积极转变。去年，我们被正式推荐命名为国家文明城市，这是我们优化生态、人文环境最有力的证明。我们还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放管服”改革，出台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这是我们优化市场和政务环境最有力的证明。三是基础设施发生了变化。随着xx铁路、xx高速、xx高速的建成通车，临港经济区、京杭运河复航、xx公路“二升一”、xx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快速推进，我县将迎来新一轮奠定产业基础、重塑对外形象和提升区域地位的重大契机。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我们这个以前毫不起眼的小县，已经或正在摆脱种种束缚，成为一颗正在
冉冉升起、异军突起的现代化城市，这里的发展机遇一点不比外边少，发展环境一点不比外面差，发展空间也一点不比外面小，基于这些变化和对未来发展的考量，我想对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和在外老乡朋友提几点期盼。
一是期盼大家能够关注家乡发展。在座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能力突出，见多识广，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能够更加关注家乡发展，帮助我们多出主意、多谋良策。举办这次座谈会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把过去没有联系或者联系不多的在外老乡联系起来，更好地为家乡发展聚心聚力聚智。
二是期盼大家能够参与家乡建设。在座的同志，应该说是事业突出、大有可为。而家乡的发展，也给大家创造了实现更大价值的平台。衷心希望你们能够把个人的智慧、成果、资源和影响与家乡的发展结合起来，不管是投资兴业，还是兴办社会事业，希望大家能够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做牵线搭桥的工作，吸引更多的在外客商来家乡投资兴业，也希望通过各位，把更多的省内外老乡凝聚在一起，形成支持家乡发展的更大合力。
三是期盼大家能够讲好家乡故事。家乡的发展既要融入全国，也要让全国读懂家乡，每一个在外的家乡人都是家乡的形象大使。特别是很多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家乡人，具有广阔的发展天地，在讲述家乡故事、传播家乡声音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大家积极地宣传家乡，主动地推介家乡，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关注家乡、走进家乡。也真诚恭候大家常回家走走看看，感受家乡的变化，品味淳朴的乡情，分享成功的喜悦。
各位老乡、各位企业家，老话说得好，人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无论走多远，无论在何方，你们身上都有家乡烙印，最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故乡，家乡人民期盼你们、欢迎你们！无论是亲临座谈会现场的各位老乡，还是在全国各地默默关心支持家乡发展的各位朋友，一个更加美好的新家乡永远是激励我们携手前进的共同梦想！
希望全县广大企业家，能够牢记时代使命，投身转型发展，燃烧激情岁月，谱写人生华章，以时不我待的热情，昂扬向上的斗志，只争朝夕的干劲，奋力书写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