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3 10:01:44
2004年的夏天，爱琴海的阳光格外明媚。在雅典奥运会网球场上，李婷/孙甜甜戴着橄榄枝编成的桂冠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笑容如阳光一样灿烂。那是中国网球尤其是女子网球发展的一个契机，此后在国内开始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并不普及的项目，国际赛场上“中国金花”的名字也逐渐为世人所知。
除了李婷、孙甜甜之外，郑洁、晏紫、李娜、彭帅也成长为中国女子网球的代表，以集团军形式出现的她们多次闯入WTA一级赛事和大满贯四强，还夺得了澳网和温网女双冠军。在今年的北京奥运会网球比赛中，尽管金花们没有如球迷所期望的那样夺得冠军，但郑洁/晏紫的一枚铜牌和李娜的第四名也足以证明中国女子网球在整个国际网坛上的地位――同四年前的黑马身份相比，四年后的奖牌则是实力的展现。
郑洁/晏紫稍有遗憾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帕斯奎尔绝对不希望自己连续两次奥运会比赛都折在中国选手身上。4年前的雅典她和马丁内斯一路杀进决赛，却最终输给了大“黑马”李婷/孙甜甜；4年后她换了搭档来到中国姑娘的主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要在半决赛中战胜另外一对金花郑洁/晏紫。
而对于郑洁/晏紫来说，当四年前李婷/孙甜甜在雅典夺得金牌之后，这两名四川姑娘的身上就背负了卫冕这块金牌的重任。“相对来说，比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身上的压力大了很多，因为毕竟在自己家门口也想要打得好一点，为祖国争光，”晏紫说，“四年前我们的任务是赢一轮就好了，可这一次不一样，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压力也挺大的。”
除了主场作战带来的压力和自己给的压力，对手和4年前相比实力也强了很多。“四强中三对选手是大满贯冠军，可以看出这次奥运会的整体实力非常强，”郑洁说。
在和西班牙组合碰面之前，郑洁/晏紫要先和和萨芬娜、库兹涅佐娃这对俄罗斯组合过招。在决胜盘2比5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姑娘上演了绝地反击，通过长盘决胜以10比8战胜对手。比赛一直打到接近凌晨4点，现场仍然有很多球迷在支持这川妹子。“有一个观众叫着‘不抛弃、不放弃’，好多人也跟着他叫，这让我们特别感动。我们知道不管打到多晚，落后多少，他们都不会离开，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的郑洁/晏紫迎来一场艰苦而荣耀的胜利，紧接着当天晚上的半决赛中她们的对手是“老冤家”帕斯奎尔/加里奎斯。但是过于密集的赛程让中国姑娘的体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网球的比赛和其他项目不同，经常都是一打就两三个小时，奥运会的比赛和大满贯比赛还有不同，如果单打双打都参加的话就要一天两赛了。体能是一个问题，再加上对手的实力比较强，每场比赛的消耗都很多，赛制还是对于我们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赢了和萨芬娜/库兹涅佐娃的比赛之后，郑洁兴奋地好长时间没有睡着，加上疲劳，结果在当天晚上她们以0比2不敌西班牙组合。
三四名决赛中，一枚铜牌成了川妹子留给自己和北京奥运会的纪念。“升国旗当然好，可惜没能奏响国歌。郑洁和晏紫在第二盘拿到过盘点，如果能够获胜才是完美，”蒋宏伟小有遗憾地说。并不是对姑娘们的表现不满意，而是这个即将卸任的中国女网主教练和我们一样对奥运会实在有太多期待。
李娜四强更有底气
“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在击败2008年温网冠军大威廉姆斯之后，李娜抑制不住兴奋。“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优秀的选手，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这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去迎接以后的比赛。比赛一开始她的大力发球让我很难回过去，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力而为。”
李娜的网球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2002年亚运会前她曾经宣布退役，两年之后她重新拾起球拍并回到了国家队；最近两年虽然在单打赛场上不断取得突破，但她却一直被伤病困扰：2006年的温网李娜一举杀入八强，在WTA积分榜上也跃升至前20，真正成为中国女网的“一姐”；一年后正当她回到伦敦准备冲击更好的成绩时，肋骨的伤势却让她不得不放弃温网，安心静养；2008年年初的澳网前热身赛上李娜宣布复出并获得黄金海岸赛冠军，正当她打算冲击WTA更好排名并为奥运调整好状态时，膝伤找上门来，她不得不前往德国进行手术。
“当时我很着急，毕竟离奥运会还有不到半年。”即便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说起在德国手术时，李娜还是忍不住回想起那段艰难的时光――只有她和老公姜山两个人。“那时在国外，就我和姜山，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现在打成这个样子，我很感谢他。我的脾气一向不好，而他一直在忍耐。在我手术的3个月里，我得到了很多，感谢在那段日子里帮助和关心我的人。奥运会取得这样的成绩，也算是我恢复以来的回报吧。”
在半决赛中李娜败给了势头正猛的萨芬娜，在三四名的比赛中则以0比2负于兹沃娜列娃，首盘更是输了一个0比6。赛后向来直性子的她解释了脆败的原因，“这样的比赛让我提不起精神，所以我知道这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看看俄罗斯红粉包揽金银铜，我能告诉自己的只有一句话，那便是我们还处在落后的地位上，我们还得努力。” 尽管没能拿到一枚奖牌，但在强手如林的奥运赛场上取得四强已经足够成为李娜开启新的网球生涯的基石。
彭帅/孙甜甜完成任务
李婷退役之后，孙甜甜落了单，雅典奥运会上为中国网球取得重大突破的女双组合不复存在。尽管最近几年郑洁/晏紫成绩突出，但一对双打选手并不能确保在北京奥运会上卫冕这枚金牌。所以，网球中心提出了“形成第二对稳定的女双组合去冲击奥运会”的目标，并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寻找着。在试过了不同的组合之后，孙甜甜和彭帅这一对被最终确定下来。
“孙甜甜的网前加上彭帅的底线”是网球中心所看重的，理论上说在网球场上这样的组合的确具有优势。但是在8月12日的夜晚，孙甜甜和彭帅经过了两小时14分钟苦战之后还是被白俄罗斯组合加沃尔索娃/库斯托娃淘汰。“心情非常糟糕，”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得主说，“无论是奥运会比赛还是大满贯赛事，第一轮都非常难打，现在的结果不能让人满意。”
尽管在首轮便输给排名比自己低的选手宣告出局，彭帅/孙甜甜没有能够和郑洁/晏紫一起对奥运会奖牌形成集体冲击之势，但作为配对时间只有一年多的她们来说，能够闯进奥运会决赛圈便已经是一种胜利了――由于孙甜甜单双打两线成绩不佳，她只有在彭帅的单打排名帮助下才能获得一张奥运会双打入场券；而后者是在温网进入第二轮后才惊险地确保了自己和搭档的奥运资格。事实上，尽管这对组合从技战术角度上被广泛看好，但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孙甜甜换了搭档来卫冕雅典的这枚金牌，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只要是比赛都想赢，何况是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不过说实话，虽然是上一届冠军，我并没有绝对实力。对我来说，今年的首要目标就是参加奥运会，能做到这一步就是成功。”
蒋宏伟奥运周期结束
雅典的那枚金牌把很多人的胃口都吊高了，大家都期待着在北京能够看到金花们把“金镶玉”挂在胸前，或者在单打方面有更好的突破。但是当郑洁/晏紫站在第三名的领奖台上时，中国女网主教练蒋宏伟却舒了一口气，“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枚奖牌就够了。”
如果我们不是单单盯着金牌看，就会发现尽管和金牌相比一枚铜牌的分量太轻，但和四年前相比实际上中国女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4年前取胜是偶然，如今胜利靠的是实力。原先我们看世界，如今世界关注我们。”蒋宏伟说，“这就是四年来的变化。4年前我们赢得女双金牌，偶然因素更多一些；这次我们赢得女双铜牌，完全靠的是实力。” 而且，除了这枚季军之外，在女单方面彭帅晋级次轮，郑洁进入第三轮，李娜更是击败多名排名世界前十的球员晋级四强。这些都是雅典时所不曾有过的经历，中国金花已经摆脱了“黑马”的头衔，更多的以集团军的形式出现，成为俄罗斯红粉军团之外女子网坛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些是网球中心“走出去、请进来”的功劳，是女网姑娘们奋力拼搏的功劳，也是蒋宏伟的功劳。在三年的任期当中，这个态度和蔼却总是直来直去的女网主教练做了很多尝试，队员们的成绩上去了，而他总是隐藏在光环之下。“我在这个周期做了很大改变，让李娜和郑洁的丈夫进队，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可这就是职业网球。”现在，当完成奥运任务的姑娘们奔赴美网的时候，蒋宏伟将留在国内，结束自己的奥运周期。“结束了，我这个周期已经完成，太累了，我需要好好休息。接下来不管谁接手，我觉得要做的还是继续解放思想，最大限度地在体制要求下去和职业化管理模式接轨。”
星期四我们举行了一场有趣的表演汇。
这场演出可是大家期待了很久，而且准备了很久了！这是我们五四班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表演。说一场，远远不止一场，中间夹杂着好多节目。
盼啊盼，总算盼到了这节课，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快开始，秀一秀自己的演技。可不是嘛！这都还没开始那，人人都已经喜笑颜开了。“叮铃铃”铃声一想，大家就端端正正地坐好。首先要选一个临时的主持人，这都没有彩排过，但郑清韵自告奋勇，显然信心十足。第一场是《晏子使楚》，这可是规模最宏大的一个表演团队了，有20个人。什么侍女啊，囚犯啊，大臣啊，这些没有台词的小角色就有许多人。晏子使又矮又小的罗昊，楚王就是高大的颜佐，伊宁这两个主角就很有看头了。《晏子使楚》是古代的，编剧的同学就想办法给晏子和楚王找来了服装。节目一开场，台下的小观众们就晓得不亦乐乎了。你瞧瞧，颜佐的古装服一看就是从照相馆里借来的，是给六七岁的小男孩才穿得下，可颜佐硬是穿下了，显得十分紧，袖子都当半袖了！咦？那罗臻楠拿这个簸箕在干吗那？哦，原来是在挖狗洞啊，这下有事一个笑点。
整场戏大家都笑得嘴没合上过，大家都很认真，可有时演员自己也笑场了，正是精彩啊！接下来张哲宇和胡萧的相声也挺有趣的！就是有几次看的我们摸不着头脑。陈嘉干呆着俩毛线编的辫子，真有趣！最后的节目《半截蜡烛》，三个军官中还有一个女军官。
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这真是一节让大家哈哈乐开怀的一课呀！
奥运席位
2008年6月，中国女网按照计划拿足了北京奥运的全部参赛席位。其中，李娜、彭帅、郑洁和晏紫获得4个单打席，郑洁/晏紫、彭帅/孙甜甜则将参加双打比赛，这是中国队首次拿足全部奥运席位。
WTA当日公布的新一期世界排名波澜不惊，性感野性的小麦色美女伊万诺维奇正式取代传统玉女莎拉波娃，首次登上榜首；“沙皇”之妹萨芬娜凭借打入大满贯赛事决赛的积分进入前10位。另一边，几位中国金花也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晏紫、李娜和彭帅跻身女单前56位，直接获得奥运会女单资格，同时还可兼项女双，因此晏紫、彭帅两人还直接拿到了女双资格，她们将分别携手搭档郑洁、孙甜甜参赛。
事实上，当时在女单排名仅133位的郑洁早在去年，便已提前预定好奥运席位。根据“积分保护”规则，郑洁可以在本赛季的8项赛事中使用自己在去年法网时第49位的世界排名。因此，就算因伤歇战，复出后的郑洁仍然能美滋滋地享受先前49位的排名，直接获得奥运会单打门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拿满奥运会席位在网管中心副主任高沈阳的奥运备战计划之内，这对于近年来不断崛起的女网金花们来说并不困难。按照国际网联规定：北京奥运会网球男女单比赛将设64席，其中56席由今年6月9日公布的世界排名前56位球员获得，获单打资格的球员直接获得双打资格，一个协会最多可有6人参赛。尘埃落定后，高沈阳又立即“泼了湓冷水”――虽然已拿满名额，但这并不意味着女网在奥运会上的形式比2004年乐观。
在历史性地满额参加奥运后，即可追忆往事中那些中国金花曾有过的刹那芳华――1992年，李芳在巴塞罗那奥运女单中首轮出局，女双止步第二轮；1996年和2000年，易景茜分别在亚特兰大和悉尼赢了一场女双……那时的我们，是否曾踮起脚尖想象，在这项历来被欧洲人雄霸的贵族运动中，这些黑发飞扬的中国女孩，终于站在了世界的最高点上？
女双之变
四年很短，双打依然是中国女网在奥运会上不变的夺金点；四年又很长，长到当年的金牌搭档李婷已远去，昔日颇“冷”的双打，已上位成为“香饽饽”，立誓守住江山的姑娘们已面对着空前严峻的客观环境。从高沈阳掌握的一手资料看，本届奥运会上，临时配对参加女双比赛的国外选手大幅减少，更多的是系统训练过的高手们，比如美国人威廉姆斯姐妹。
翻看这些对奥运女双金牌虎视眈眈的对手们――她们中有三对搭档固定、配合默契的组合：中国台北选手詹咏然/庄佳容、老对头西班牙组合加里奎斯/帕斯奎尔、今年的澳网冠军乌克兰的邦达连科姐妹。有引人注目的俄罗斯“粉红军团”，库兹涅佐娃/萨芬娜、维斯尼娜/兹沃娜列娃，有美国队大牌威廉姆斯姐妹，为奥运而复出的达文波特则与双打世界排名第一位胡贝尔组成搭档。还一些不得不防的对手：两对捷克组合贝内索娃/瓦伊迪索娃和科维托娃/萨法洛娃，波兰组合拉德万斯卡/杜马乔夫斯卡，西班牙组合维维斯/马丁内斯，以及意大利组合佩内塔/斯齐亚沃尼，以及双打世界排名第3位的日本老将杉山爱，她将搭档18岁小将森田步美。
高沈阳解释了引起“群雄纷争”的原委――以往的赛事中，双打奖金与单打相比有明显差距，一些高水平选手都不愿意打双打，但现在的大满贯赛事，双打待遇明显提高，固定的高水平组合也越来越多。此外，由于双打比较容易出成绩，不少年轻选手也更喜欢练习双打，比如乌克兰的邦达连科姐妹。
备战之路
7月温网落幕，奥运会已摆在眼前，中国女网总教头蒋宏伟脑中弦绷得更紧了，他指挥着中国队最后的备战，在这期间，彭帅和李娜将前往美国打一到两站的比赛，其余人马则在北京调整一周，此后前往天津进行封闭集训。“尽最大努力利用这有限的一个来月时间，争取在技术、体能、心理各方面都能再有所提高。”
中国女网的奥运备战之路从去年秋中网结束后正式打响。按照计划，第一阶段为在广州江门进行的冬训。蒋宏伟说，江门冬训将防伤防病放在重要位置，追求康复与体能训练并重的训练理念，虽然女网只有“五朵金花”达到了奥运会比赛的报名资格，但在江门却有超过40人的科研队伍在为她们服务。年初冬训出关后，女网投入2008年赛季的比赛，按照网球中心的指示主攻高级别赛事。在这份参赛计划中，除了澳网、法网和温网公开赛三大满贯赛事外，所有4项已确认参加的比赛，全部是一级和二级赛事。此外，高沈阳特备强调，奥运会为硬地战，姑娘们一定要格外重视和擅长硬地比赛。
然而在两个阶段的奥运备战结束后，夺金点郑洁、晏紫组合的状态和成绩并不理想：澳网4强、法网16强、刚刚结束的温网中，两人以5比7和4比6不敌一对名不见经传的跨国组合――俄罗斯姑娘马卡洛娃和突尼斯选手斯法尔。第二双打彭帅/孙甜甜也不尽如人意，他们在温网首轮就遭淘汰。“在奥运会上，我们的重点肯定依然是双打，单打难度太大，大满贯要7轮，奥运会要6轮才能打进最终冠亚军决赛。”说这番话的时候，总教头还站在温网赛场上，举头听见的是为郑洁打入大满贯四强创造历史的一片叫好声，低下头却不得不为双打的颓势而忐忑。
名将之困
竞技体育中，奥运金牌历来牵扯着中国人最多的爱恨，2004年雅典，李婷、孙甜甜意外夺金点燃了民众对网球的激情与梦想。四年后，延续光荣的企盼已落在了郑洁、晏紫的肩膀之上，为她们保驾护航的，还有几经拆换的中国第二女双，孙甜甜、彭帅。
郑洁在温网单打上的异彩并不能掩盖她在主项双打上的失落，两位四川姑娘也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心里压力。事实上，由于伤病困扰与技术弱点，从2007年开始，郑洁、晏紫一定程度上的开始走上下坡路。昔日恩师蔡洪玲看得明白，她认为，下滑的原因若从外部找，是郑洁/晏紫在2006年两夺大满贯赛事冠军后，世界上主要对手对她们的研究加深，但从更重要的内因上看，是这对组合的技术已经相对落后。
蔡洪玲所谓的技术落后具体表现在发球与接发球能力弱，以及临场战术执行力上。前中国网球队教练王良佐曾指出，郑洁与晏紫两人的发球与接发球能力较差，尤其是在发球上，与欧美强手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从战术执行力上分析，“郑洁算是一名底线型选手，但如果她一直呆在底线，晏紫在网前的压力就很大，此外，郑洁/晏紫最近不断输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俩在进攻上都缺少一击致命的手段，多数情况是等待对手失误，所以关键时刻往往比较被动。” 中国队教练组对郑洁晏紫的问题大伤脑筋，去年冬训期间，他们曾希望通过让郑洁/晏紫同时上网的战术来缓解此矛盾，但在近期的比赛中，两人依然不能很好地执行这种战术。
在郑洁/晏紫之外，彭帅/孙甜甜将作为中国女网二号组合出现在北京奥运会上。高沈阳为她们找了一个定位，两人想要一鸣惊人的希望并不大，但任务也并不轻松且至关重要，高沈阳考虑的是，彭帅/孙甜甜能否提前为郑洁、晏紫扫清障碍，充当起郑洁/晏紫的“护卫军”，拒绝任何黑马“骚扰”到郑洁晏紫的晋级之路。
之所以害怕黑马骚扰，是因为按照经验，郑洁/晏紫并不害怕和一些知名选手相遇，反而是一些平时很少交手的对手，对她们的杀伤力更大。“对手们对郑洁/晏紫的技战术打法非常了解，而我们对对手却一无所知，”高沈阳说，要知道像奥运会这种比赛，输一场就没有挽回余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郑洁/晏紫在奥运会中打遭遇战。
不过，性格选手彭帅、与前奥运冠军孙甜甜这对组合也绝非甘心于“光环之下”，两人的实力和临场发挥也有惊喜之处――彭帅擅长底线，而孙甜甜对于网前球的处理颇有办法，从技术上讲，一前一后正好互补，这一点甚至超过了郑洁和晏紫。但“甜帅组合”的弱点在于并不稳定，原因之一是彭帅的情绪化，因此在彭帅能否克服弱点、充分发挥非常关键，一旦打顺了，她在底线的控制力会给对手造成较大威胁，但如果情绪不能控制好，必然影响孙甜甜，从而削弱整个组合的战斗力。
女单神话
当黑头发、丹凤眼、矮个子的郑洁在百年温网的草场上扬名，欧洲观众开始对这个女孩充满喜爱和好奇，在海宁执意离去后，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黑马与意外。郑洁像是横空出世的女超人，她推开一扇窗，有些受宠若惊，这里会不会是中国女网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另一块天？
新华社记者的总结稿这样写道：郑洁的表现让她成为目前中国女单一姐。尽管最终在半决赛中连丢两盘不敌小威无缘决赛，但她已创造了中国选手在大满贯单打赛场上的最佳成绩纪录、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了TOP10选手，同时追平了伊达公子保持的亚洲选手在大满贯单打赛场的最佳成绩纪录，世界排名已回到TOP40的行列。 郑洁之外，还有彭帅。她奋力杀进了第三轮，追平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中的最佳成绩，其中第二轮苦战三盘击败奥地利选手巴默尔，最后一场输给“莎娃杀手” 库德里亚夫特塞娃的比赛也打满了三盘。
相比之下，其他选手的表现就相对低迷，尽管李娜在首轮经历了神奇逆转，但她在第二轮便被世界排名远在自己之下的俄罗斯选手帕芙尤琴科娃击败，让温网之行充满遗憾，晏紫也止步于首轮，她的“大满贯一轮游”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当年晏、梁并称。后半生二人的遭际却殊堪玩味：1949年后，梁氏在一场举世皆知的风波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走出书斋，离乡村越来越远，最后以新儒学的一代重镇终老；晏氏则矢志不移，将自己开创的平民教育事业移居海外，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
比较梁、晏二氏在俗世的声名也很有意思。1949年后的中国人知道梁漱溟，起初是因为那场大风波，后来则缘于其“最后一个儒家”的头衔，几乎与他昔日为之呕心沥血的乡村建设事业无关；晏阳初则渐从国人记忆中淡出，直至打开国门以后，才意外地以“世界名人”的身份重新进入国人视野。
因“三农问题”在中国发展大局中的位置，复由于这一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和棘手的一面，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否定晏阳初当年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了。但曾几何时，“怎样看晏阳初”却远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因为这不仅牵涉到不同的观察者各自的利益，迥异的立场，更关系到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认知。
有人对他赞扬，有人对他叫骂
自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试验开事业之基以来，他所受到的赞誉当然是很多的：早在1938年6月，国共合作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就曾表示，对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把最高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对各自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赛珍珠女士对晏阳初访谈后，写成《告语人民》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
然而，晏阳初一生中，收获的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对他和他所代表的平民教育事业的质疑和责难，在上个世纪一直没有平息过。批评晏阳初的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1932年12月南京刊行的国际联盟发表的《中国教育之报告》对“定县试验”非常不满，一则曰“经费如此浩大”，二则曰“在举办此等地方教育之前，必先彻底改良中心组织，中心组织不加改良，地方工作即无从举办”。次年元老张继除了重复以上虚耗金钱的指责外。更认为“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东西”。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撰文对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前景表示悲观，说“乡村建设对于农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树，物质方面更少有改进”。知识界部分左翼人士对晏阳初的抨击有时甚至上升到了人格攻击的层面，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骂晏阳初和胡适一样，“是美国面包喂养大的中国种的花旗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翦伯赞传》)，这实质上也是后来晏氏被定格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先声。
在“怎样看晏阳初”的问题上，正反双方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除了由于一些历史因素容易导致偏见以外，观察者个人的理念差异尤为关键。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否能超越国家、阶级、种族、性别的界限，承认人类存在共同的敌人?第二，是否认为对中国上个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
为了更深刻、更感性地认识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这里举一个案：侯外庐对晏阳初的批评。侯外庐是著名历史学家，学识渊博，曾经是晏阳初的邻居。
1939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迁到重庆，成立乡村建设育才院筹备处，选定重庆近郊之北碚歇马场为院址，晏阳初全家也在歇马场一个叫白鹤林的地方暂居。而这时，作为左翼学者的侯外庐，也正好避居于白鹤林，主编一份由孙科提供支持的《中苏文化》杂志，和晏阳初比邻而居。1980年代初，侯外庐曾撰写回忆录《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10月版)，提及晏阳初时说：“想不到抗日战争把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活动推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得到一个机会，能将这位人物的形象和这位人物的主张结合起来，建立一点感性的认识。”
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呢?“他(晏阳初)在歇马场以官价向地主买田四百多亩，然后将田交给原来的佃户耕种。这位乡村改革家怎样处理佃租关系，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四川重庆一带的农村，地主把田租给佃户，租额是固定不变的，即根据某一丰收年的收成折算确定下来，不论遇到多严重的灾年，佃户都必须按此定额交租，即使竭尽所获还不足数，也必须设法补足缺额。据我了解，‘平教会’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至于交出全部收获的佃户将何以为生，则是无人过问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究竟有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有没有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便不言而喻了”。“晏阳初在白鹤林住了近一年，这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种更甚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说来近乎是滑稽，晏阳初和我仿佛有默契，彼此避免照面，以至于事实上我的确与他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
晏阳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今之读者从侯外庐先生对晏阳初的“感性认识”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晏阳初脱离百姓；第二，晏阳初的生活方式和格凋是和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第三，晏阳初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使农民受益。侯先生撰写回忆录时，关于晏阳初已经没有什么避讳的必要了，也就是说，这里的记载不会是侯先生为了某种需要不得不然，而是其内心的真实记录。
侯外庐对晏阳初的印象对当下已成定格的晏阳初形象堪称具有颠覆效果。世界上如果有一种平民教育运动，而其领导人居然脱离民间和百姓，那简直是一个笑谈。可我们还有另外的记载。晏氏曾在一战中的法国战场上为华工服务，平教运动即肇始于此。关于晏氏这段生活，相关史料上说他和“华工共同起居”，从当时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上看应该是准确的。再看晏阳初拟订的《乡村改造工作人员九项守则》，前三条分别是“深入民间”、“与平民打成二片”、“向平民学习”，这会不会是针对下面工作人员而设，晏氏自己完全不受此规则之约束?
关于晏阳初的生活方式，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们后来也有多种回忆，随便摘引几条：“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和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他要求孩子从小就养成不奢侈、不浪费、爱惜财物的好习惯、好思想”，“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做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他家作过工的高妈说，与
晏先生相处20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氏)常说：平教会的经费是‘沿门托钵’来的，其中包括不少孤儿寡妇的捐赠，如我们不踏踏实实为平民工作。随便浪费他们的捐款，是对不起他们，也是一种犯罪……”(《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这些师生们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晏氏骑驴下乡有流传至今的照片为证。平教会的经费很多来自美国财团的捐赠，如果晏阳初个人生活奢华，接受、使用捐款的手续不清，精明的美国人会如此慷慨地持续支持晏氏吗?
如何评价侯外庐们的“晏阳初印象”
如何评价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其实侯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虽然和晏阳初比邻而居，却“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说这种印象得自传闻应该不过分。但传闻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晏氏深受西方文化洗礼，且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平素行事和生活格调有那么一点“洋味”，并不奇怪。侯外庐之所以有这么一种“晏阳初印象”，还必须推原到两人思想、理念上的严重分歧。思想上的对立正是看人容易先入为主的要害。
晏阳初追求点滴改进的路径，未触及社会制度之根本，且容易被视为企图抹煞阶级对立。这种路径自然为追求根本解决的人所轻蔑。侯外庐先生说：“(晏阳初)的特点是，常常不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胚。我一向认为他搞的那一套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相矛盾，与统治利益更不相抵触……退一万步，如果说晏阳初心中真有一个乌托邦的话，我想，那也兴是布施者构想的幻境，而这位布施者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过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
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历史已给出答案，这里不论。平教会买了田租给农民，侯先生认定其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照侯先生的意思，平教会大概只有买了田一文不取地分给农民，才能算“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了，可是平教会本身不置产业，其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募捐，如果按这样做下去，能够坚持几天?
正因为很少对宏大问题发言，追求点滴进步的晏阳初极易被判定为一个阶级调和论者、统治阶级的帮忙和帮闲者。
回到上文所举的问题：人类有没有超越国家、种族、阶级界限的共同敌人?时展到今天，答案已经越来越清楚，像晏阳初所列的“贫、愚、弱、私”正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这样的敌人所要威胁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哪一个阶级，而是人类全体的共同利益。消灭这样的敌人，需要人们携起手来，泯灭一些狭隘的界限。
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一位普通讲师。今年3月12日，晏老师因肺癌逝世后，上海交大校园BBS上，学生们竟发表了千余篇悼念文章，而且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
晏才宏老师的电路课被学生们誉为“魔电”，几乎场场座无虚席；在网上评教活动中，他的课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有学生在BBS上说：“您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还有学生说：“不知道天堂里是不是也会有人学习电路呢？如果有，他们真的很幸运。”
然而，57岁的晏才宏老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讲师。大约七八年前，晏老师曾经申报过副教授职称，但因为论文的原因没有评上。报道说：“在上海交大，讲师评副教授的标准是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或主编一本教材，或发表三篇教学研究论文。”
晏老师临终时说：“作为讲师，我问心无愧。”但晏老师之死引发人们思考：一个教师，除了，永远不会有其它出路成为副教授、教授，即便是他有着大家有目共睹并交口称赞的执教能力吗?这样的制度公平吗？一个教师，其价值究竟是体现在职称、论文上，还是体现在学生的认可上？
一个学生在上海交大校园BBS留言：“希望像这样的好老师能多一点，相信所有晏才宏老师的学生都会做一个像他那样热爱事业、认真负责、不求名利的人。”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则对那些热衷于做论文而不安心教学的教授提出质疑：“不给学生上课，怎么能叫‘教授’呢？少出几项科研成果，受影响的是学校本身；而误人子弟，受害的却是全社会。”
“论文崇拜”不但制造了大批毫无价值的“泡沫学术”，而且还制造了一种不公平竞争机制，它使那些热衷于做论文并且把论文字数精确到了个位数的老师不断晋升，而那些埋头做学问、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的老师却教到死也只能是个讲师。
从清华大学愤然辞职的陈丹青教授有一句名言：“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那么，对任何一位想做好老师的老师，今日的考评制度又何尝不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呢？
奢侈品盛宴
“途经巴黎、尼斯、摩纳哥、戛纳等地，在巴黎最顶级的马克希姆餐厅用餐，入住法国最奢华的丽兹酒店，在尼斯乘豪华游艇出海，坐专用直升机抵达摩纳哥，在戛纳与超级明星共享电影盛宴……”
这是英国布莱汉姆国际展览集团首次招募中国富豪组团奔赴摩纳哥参观“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TopMarques)的宣传词。
“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是奢侈品的盛宴，将展出世界上最奢侈的跑车、房车、游艇、私人飞机、时装、珠宝、名酒。据悉，“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还将于2005年10月18日移师中国，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闪亮登场。
“辍学神童”丁俊晖
“妈，我赢了！”
2005年4月3日，北京海淀体育馆，刚刚过了18岁生日的丁俊晖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中，在1比4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不可思议地以9比5战胜了36次拿到世界冠军的“台球皇帝”亨德利，历史性地成为中国首个获得该项冠军的选手，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体坛的又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丁俊晖8岁的时候，每天一放学，把书包一撂，就和别人打起了台球。有一次父亲丁文钧问他：“你喜欢打台球吗？”丁俊晖说“喜欢！”于是，父亲干脆把家里的小卖部转让了，买了7张台球桌，开起了台球厅，并且把三好学生丁俊晖从教室拽了出来，“你别念书了，以后就专心打台球吧！”
丁俊晖还未读完初一时，他就彻底辍学了，因为“上课影响训练和比赛”。在新浪网做客时，有网友问他：“当初你坚定地选择了台球事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冒险？因为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讲，读书、考大学、找一份工作是一种更平稳的生活历程，虽然选择台球可能会成功，但是之前又没有先例。”丁俊晖回答说：“以前是没有先例，如果没有冒险精神你就不会成为名人，就会成为很平常的人，我们国内90%的家长都让小孩学文化知识，竞争太激烈。我们都没有文化，我认为我现在找一个饭吃还可以找得到，我并不认为人一定要有文化知识，文化知识只是一种知识。”
于是，现在流行这样一首歌：“小呀么小儿郎，扔掉那书包上球场，读书太枯燥，前途太渺茫，不如去打斯诺克呀，拿了奖金爹娘喜洋洋。”
张海的晚餐
2005年3月23日晚，“资本大鳄”张海被抓获前夕，他正在广州东山宾馆4楼的上海厅吃饭，他们一行三人点了三份红烧鲍鱼、三份鱼翅，还有牛排和猪脚以及一包价值200元的名烟。
广州东山宾馆的餐饮经理日前在接受《足球》采访时，透露了张海被抓前的“最后的晚餐”，他说：“我们这里的消费还是比较高档的，一份红烧鲍鱼500元，三份就是1500元；一份鱼翅也是500元，三份也是1500元，再加上酒水钱，那天他们的消费有4000元。”
那天晚上，当张海吃完饭，刚刚走出东山宾馆，就被守候在这里的公安人员带走了。
――不知道健力宝是不是张海搞垮的，但三水人现在已经把健力宝的问题称之为“海啸”、“海难”。
地铁风景线
广东学而优图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定方感慨国人现在不爱读书，她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段调侃――
在东京的地铁上，有1/5的人在看书，1/5的人看报，1/5的人看杂志，1/5的人看，1/5的人在睡觉；
在台北的地铁上，有3/5的人在读报、读书、读刊物，2/5的人在睡觉；
在香港的地铁上，有2/5的人在读八卦杂志，3/5的人在睡觉；
在北京的地铁上，有3/5的人在说话，有2/5的人在偷听别人说话……
――如果狗尾续貂，那么，在广州的地铁上，是不是应该有2/5的人在睡觉，有3/5的人在打瞌睡？
“蓝城”计划
单位不给分房子了，商品房又买不起，怎么办？
北京联想电脑公司一个名叫于凌罡的小伙子发起第三种选择：“蓝城”计划。
于凌罡的“蓝城”计划即合作盖楼，需要招募300个合作伙伴共同出资，合伙人需持15万元自有资金，并且承担22.5万元的银行贷款加入“蓝城”计划。参与合作的业主们共同出资购地，共同招聘成立运作机构(由项目管理组、工程监管组、项目财务组组成的独立公司)，通过招标完成设计、建筑、监理、审计等与盖楼相关的各项工作。据估计，合作盖楼的平均房价大约为2500元／平方米，比直接购买商品房节约40%的投资。
合作建房只是于凌罡的第一步，他表示：“我的真正想法是‘蓝城’，也就是建立一个由一条地铁连接若干个居住区与功能区组成的线形城市，英文名‘linecity’。目前的网状交通很不方便。未来的蓝城居住区内不允许开车，与外界的联系通过地铁、小区外的公路以及专门的功能区等。”
据悉，加盟“蓝城”计划的响应者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于凌罡说：“我们的团队目前有50%左右团队人员是来自建筑行业的，包括设计、施工、监理、规划、审批相关部门，他们有足够经验，同时还有来自银行和财务系统的人，他们为这个项目提供非常好的银行服务，还有财务审计和其他服务，这个项目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法律行业人士，保证法律上安全性和政策上可行性。”
数字
7%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先生为老百姓买房算了一笔账：“以现在的利率水平，房价每年不涨7%，买房人实际是吃亏的。因为房产的利息成本大致在4%左右，而持有一年的物业费、取暖费等成本在1.5%左右，此外交易税收在1.5%左右。如果再算上未来可能征收的税收等相关成本，可能7%还打不住。而实际上，房价每年涨7%是不可能的，老百姓一定要注意购房持有成本的风险。”
8.35元
2004年12月22日早晨，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八食堂张经理发现，一名女生正在食堂里捡吃别人吃剩的馒头。吃了一惊的张经理立即把这名女生请到了食堂办公室。张经理打开电脑，调出这名女生的餐卡消费明细。屏幕上显示的资料让大家惊呆了：每次消费金额都是0.15元，而且一般是隔一周甚至是十几天才消费一次；整个2004年，她才花了8.35元！
13名
晏平现在的日子有点难。
四年前，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玉柴集团）超额完成“十一五”300亿元的销售目标后，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晏平提出了“十二五”末实现“千亿玉柴”的规划蓝图。这一规划，让不少玉柴人热血沸腾。
然而，现实给“千亿玉柴”泼了一盆冷水：2011年至2013年，玉柴集团的销售收入始终在430亿元间徘徊。
如今，距2015年末还有区区500多天，已经“滞涨”三年多的玉柴，如何在“十二五”的后半程力挽狂澜，实现当初的千亿蓝图目标？
最好的成绩单
玉柴集团官网上把其发展历程分为四段。2005年5月从玉林市发改委主任一职“空降”而来的晏平，经历的就是四段的最后一段：“和谐共赢”――这四个字，取自晏平所提出的“绿色发展，和谐共赢”的十年战略指导思想。
说是“空降”，其实晏平原本就是“玉柴子弟”。中专、大学毕业后，晏平在大连、广州的铁路系统干了20年，一步步成长为企业管理者。而重返玉柴，缘于10年前广东和广西两省区进行的经济高层互访。
2004年前后，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带队的广西各级政府相关领导，在广东召开了一个有成就的广西籍人士座谈会。这次座谈令当时的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晏平萌生了回归玉林的想法。“如果给我换一个平台，我觉得我可以大有作为，所以家乡的父母官一召唤，我毅然决定回来。”
上任伊始，晏平着手玉柴集团的扩张之路。晏平通过实施资产资本运作，“先后投巨资兴建玉柴轻微型柴油机车间、玉柴重型机装试车间、玉柴安达变速器有限公司、玉柴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产业和产品结构得到了优化。”
偏居一隅的玉柴，优势在哪里？“我们在广西玉林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资源，没有物流的资源，没有人才聚集的资源，也没有人居环境的资源，在玉林周边给我配套的也不多，但玉柴聚集了行业里面最顶尖的研发团队，人才是我们玉柴的灵魂。”晏平说。
为了留住他所说的“灵魂”人物，晏平花了不少心思。在玉林最好的地段，晏平给大学生盖房。每个加盟玉柴的博士，晏平都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套装修好并带家具的150平方米的房子。此外，晏平还让公司每年选派100名技术人员到海外进行培训。
2005年，玉柴集团位列中国机械工业500强第37位。晏平上任第二年，这一排名即提升到了第25位。集团的销售收入也是大踏步向前――用两年时间迈上了200亿元，又用了两年时间迈上了300亿元的台阶。
2010年是玉柴“十一五”的收官之年。玉柴年初目标定在300亿元，但实际完成了369亿元的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比增长35%，相当于再造了两个五年前的玉柴集团。这是玉柴创立以来最好的成绩单。
千亿蓝图
2010年的玉柴集团创造了超越于以往的历史。这令晏平及整个玉柴人欢欣鼓舞。一时间，“玉柴现象”的类似字眼在媒体上频频呈现。
“玉柴现象”让晏平自己和一众高管及当地政府信心爆棚。玉柴集团趁势提出“千亿玉柴”规划，这一数字比晏平2005年赴任玉柴集团董事长一职时销售收入的八倍还多。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踌躇满志的晏平，在“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赞扬声中，并没有意识到行业随后的变局，以及这一规划背后的巨大挑战。
2010年开始，玉柴集团的销售收入没有再大踏步“爬高”了。用玉柴自己的官方说法是徘徊于430亿元区间。
但晏平依然信心满满。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晏平曾公开表示：慎防空言，慎守承诺，慎对新局，用心经营。“玉柴‘十二五’千亿目标是我们对社会、对公众、对股东、对员工的一项庄严承诺。我们既然立下了承诺，就不能落空，不能失去应有的诚信。”
承诺无法改变现实。玉柴集团的销售收入在2011年迈上400亿元台阶后就再也没有大起色。2012年，玉柴集团的销售收入为415.73亿元；2013年销售收入也仅为425亿元。而同期其竞争对手潍柴集团的销售收入却从2009年的523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003.6亿元，差距逐渐增大。
严峻的现实，令一直寄望于“强柴兴玉”的玉林市政府坐不住了。“强柴兴玉”是玉林市委、市政府在2008年一号文件上提出的振兴战略，也即利用和发挥玉柴品牌优势，壮大发展玉柴配套产业，促进玉林经济的跨越发展。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可是玉柴集团这个车头忽然跑不快了。这直接牵动了玉林市政府领导的心。
2013年2月25日，玉林市市长王凯率领一众官员到玉柴现场办公，协调解决玉柴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鼓励玉柴坚定不移地朝“千亿”目标奋进。“市政府从现在开始成立玉柴服务队，我任队长。今后只要我在玉林，将每20天到玉柴现场办公一次，跟踪督促问题的解决情况。”――玉林市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
一个月后，在玉柴集团第五次党代会上，晏平虽然仍将总体目标锁定为“千亿玉柴”，但措辞已经有所改变：“千亿的目标固然宏伟，但是极具挑战性。短短的五年时间，玉柴集团要从百亿级攀登到千亿级，一些子公司要从十几、二十几亿级攀登到几十亿级、百亿级，难度不小，任务艰巨。另外，股份公司在2011年所提出的总量确保60万台，其中重机确保20万台的目标以及通过三年时间实现质量提升100%的目标，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充满挑战。”
对于“千亿玉柴”能否实现这个事实，晏平只字未提。但是，“难度不小，任务艰巨”、“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充满挑战”这一连串的言辞，已经为这一规划的落空和变更提前打下了伏笔。
2013年下半年，玉柴集团对外宣布进入企业的“二次创业”阶段。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晏平再次谈到“千亿玉柴”，但姿态放得更低了：“去年，面对白热化的行业竞争，玉柴集团紧紧围绕‘强内控，精管理，提效能，稳增长’的经营方针，同心协力，顽强拼搏，全年集团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25亿元，同比上年增长2.15%。”5月15日，在玉柴集团2014年表彰大会上，晏平公布了公司最新的经营数据：1～4月，玉柴集团累计实现汇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38%。
无论哪个数值，都离“十二五”末要实现的“千亿玉柴”目标差距甚远。在“十二五”的后半程，玉柴将如何发力冲刺这一目标？
4月25日，《玉柴集团“二次创业”暨2014-2018战略规划纲要》定稿。玉柴集团“二次创业”纲要，不仅将原来“两条产品链、多个产业群”调整为“发动机产业链”“石油化工产业链”两条产业链和物流、金融服务平台，还调整了企业发展目标，将千亿目标往后再延3～5年。
当年的晏平，豪情满怀，言犹在耳。如今，承诺已然失色。玉柴只好以新的《“二次创业”纲要》来为其“十二五”千亿规划目标的落空做出新注解。
扩张瓶颈
玉柴集团千亿蓝图无法如期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玉柴没有注意到市场正在急剧发生的变化。“在中国早期的市场中，因为刚性需求十分明显，很多企业当时都是抓住了某一方面的刚性需求，企业得到了高速成长。”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海阔表示，最近几年，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这些高速成长的企业无一例外地面临着无数个发展瓶颈。
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如此急于扩张也绝非无根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企高管向《国企》记者表示，“对于企业领导，尤其是希望步入仕途的国企领导来说，唯一途径就是把企业做大，做出政绩。”
由于当前政府对官员的考核还主要以GDP增长指标作为重要依据，一些国企领导在“做大”企业规模方面的意愿十分强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不停地扩张，不约而同地走上盲目“做加法”之路。
玉柴集团向《国企》表示，“晏平赴任玉柴集团后，表现得非常慎重，曾多次提到企业要先做强，再做大”，并向《国企》记者强调，“在2009～2010年间，国内企业大举进行海外抄底的时候，玉柴并没有跟风投资，而是从拓宽自身的重型发动机、轻型发动机两头延伸，完善国内布局，加强与合作伙伴的业务拓展。”
解释并不能代表事实。据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玉柴集团在不断加大投融资力度。在发动机板块，2010年4月，与美国卡特彼勒合资建立了玉柴再制造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是年10月14日，与瑞士瓦锡兰公司联手打造了低速大功率船用柴油机建设项目等。在工程机械板块，2010年6月，玉柴集团投资了8亿美元在常州市武进区建设东部基地的玉柴重工东部基地建设项目。同年，玉柴重工又西扩四川泸州建立基地。
玉柴集团的这一系列扩张行动并没有受到观察人士的看好。中国机械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秦龙杰告诉《国企》记者，“玉柴集团的优势只是在中小柴领域，但是近几年由于其急于扩张，业务投资面太宽，致使主业发展方向不太明确。”
中国内燃机行业协会的一位人士告诉《国企》，“玉柴集团目前的状况，除了大环境的因素影响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其内在因素所致”。以柴油机和工程机械为主业的玉柴集团在晏平上任后的几年，赶上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末班车。而随着清洁能源的呼声高涨，工程机械进入饱和期，玉柴集团尚未开拓出有利于迅速替补的业务，销售规模的快速增长也就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近几年，玉柴集团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从产品角度来说，产品质量、品质如果达不到国际标准，是没有竞争力的，即使进入国际市场，最终也会被淘汰出来。“作为制造业企业，如果没有质量的意识，产品的品质得不到提升，要走国际化道路，那只是一句空话。”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
北宋仁宗、神宗朝是宋词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这与词史上的重大转折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词体长调的发展，二是内容上的“以诗为词”。前者说的是柳永，后者则是苏轼。下面我们就重点谈一下苏轼在他词的创作中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一、以柳永为革新目标的“词境的扩展”
柳永的词以开阖动荡的笔法而闻名，他的词往往都是大开大阖，伴以参差变化的结构和恢宏的格局，有柳词“天下咏之”的说法。苏轼生当柳词盛行的年代，当然对柳词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可以说他的开阔词境是以柳永为革新目标的。在《与鲜于子峻三首之二》中，他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可以看出，苏轼词的词境与柳永词的词境是完全不同的，同时也可以感觉到苏轼是很有与柳永相比较的意识的。苏轼是有心创造新的词境的，在与柳永词的比较中，非常注意能够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风格。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拓展了词的意境，使这一时期的词境得以升华，并且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当时的广大文人的认可与称赞。
二、“独具一格，自是一家”的“以诗为词”
从温、韦、晏、欧的创作倾向上看，也是在将词作不断诗化的努力，由此可见苏轼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以诗为词”并且努力付诸实践的人。在他之前，就有很多的词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道：为什么人们要将苏轼看做是“以诗为词”的代表呢？
所谓的“诗客曲子词”是相对于民间的曲子词而言的，而温、韦、晏、欧等人的“诗化”，所做的便是将当时流入民间的词化用于晚唐以来柔媚细腻的诗风之中，将这种诗风创作应用于他们词的创作当中。而这种诗风从本质上看，其情致的纤丽精致、缠绵靡弱与词体“要眇宜修”的特征是贯通的。所以，这种诗化的反面必将走向俗化，而柳永正是这样做的，柳永的市井之词走的正是这种诗风的反面化的道路，即词的通俗化。而苏轼的“以诗为词”，则是以诗的雄浑、飘逸的风格和盛唐以来将日常的生活、眼前的景物入诗的方法移入词中，这与晏、欧或柳永的词比起来，乃“自是一家”，形成了自己全新的风格。所以说，同样是词的诗化，苏轼所走的是与晏、欧、柳等截然相反的道路，可以说是开了词境创作的先河，拓展了词境创作。
苏轼的“以诗为词”是以柳永为改革目标的，苏轼不满于柳永词作中的一些市井的、卑俗的词句，所以他要将这些“俗化”的词重新“诗化”。反映在观念上，“东坡以词曲为诗之苗裔”（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反映在创作实践上，“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熙载《艺概・词概》）。苏轼不仅将过去很少在词中表现而较多在诗歌中出现的题材纳入词中，包括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一些旧的在诗的创作中才出现的题材。而且在语言上，他也将宋诗的语言带到词中。如《哨遍》“为米折腰”，《满庭芳》的“归去来兮”，《无愁可解》的“光景百年”等篇，这些多为散文化和议论化的句式；至于《如梦令》“水垢何曾相爱”，《南歌子》“师唱谁家曲”等阙，又杂以禅语。
三、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影响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对于词境的升华和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词史的发展也由于苏轼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而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进而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苏轼的“以诗为词”内涵非常丰富，这固然与苏轼的才学密不可分，但也和各种思想的交错不无关联。苏轼的思想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因此在他的诗文中自然会不经意的体现或流露出各种不同的思想。叶嘉莹先生在谈论苏轼的思想时讲到，苏轼有“用世之志意与旷世之襟怀”。“用世之志意”体现的是苏轼入世的儒家思想；而“旷世之襟怀”体现的则是苏轼豁达的道家心境。也正是这种复杂的思想意识的交融和影响才使苏轼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进行词的创作，摆脱旧的传统的束缚，融入新的思想元素，开“以诗为词”创作的先河，才能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轼并没有把词当作与诗毫无区别的文体，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把诗体的题材走向与风格倾向导入词体。苏轼的“以诗为词”并未泯灭词体与诗体的界限，却扩大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并增强了词体的抒情性质，从而对词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2] 苏轼.苏轼全集.中国书店，1986.
[3] 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无”或“自然”，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②]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要求人们摆脱由当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固作《汉书》，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③]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④]
在此，袁宏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等著名史家的历史撰述一一进行点评，肯定《左传》“广大悉备”，《史记》“扶明义教，网罗治体”，《汉书》为“通人之作”，《汉纪》“足为嘉史”。但是，如果从“笃名教”角度而言，袁宏对这些史著都不太满意，指责它们“然未尽之”、“韫而未叙”。而这，也正是袁宏为什么要撰写《后汉纪》的原因所在：“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⑤] 这就是说，《后汉纪》“通古今而笃名教”，根本上还是为了“弘敷王道”。
袁宏关于历史撰述旨趣的论述，与他对名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说：
治之兴所以道通，群心在乎万物之生也。古之圣人知其如此，故作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宁，万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万物之情大也。当其治隆，则资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则立身以重教。然则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则教亏，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则道存，灭生不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⑥]
袁宏将名教的作用看得很重，认为它是“存亡之所由”，古圣王就是利用它来“平章天下”的，因此，政治兴盛时要“资教”，政治衰败时更要“重教”。在评论历史上王权更替和治乱兴衰问题时，袁宏说：
夫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于仁义；至公无私，故变通极于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⑦]
这里袁宏明确表达了两个思想，其一是肯定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政权的废兴取与，都是“有时而然”和“各有其会”的，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变易的一种必然之理。因此，从历史上政权更替的两种形式而言，无论是禅让还是革代，也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之势。其二是强调“大建名教”与“观民”的重要性，名教是用来“统群生”的，是维系社会与政治的一种礼制，因而也是直接关系到历史治乱兴衰的，必须“大建”；而“观民”是观察民众对所建名教的反映，而名教的本质内涵是“德”，统治者推行德政，就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滥施刑法，政权就必然会被“革代”。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不但重视从“通古今”中论证名教的重要性，体现了史学家的本色，而且重视探寻名教的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从而使他的名教观具有了明显的玄化倾向。在揭示名教的本质时，袁宏作如是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he，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⑧]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名教之本是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强调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在此，袁宏以“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论说名教，强调名教的自然本性，这显然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的，明显打上了玄学家的痕迹。吴怀祺先生认为，“袁宏把儒家的礼制，纳入到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体系中去。它既不同于董仲舒的纲常说，也有别于原始的道家的自然无为说。”[⑨]因而是一种玄学名教观。
其次，从《后汉纪》的学术发展观来看。在袁宏以前，西汉初年的史家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指》，东汉初年的史家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都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进行过重要总结。从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涵盖先秦诸子学术；班固则在司马谈学术分类思想基础上，接受了刘歆《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其中“九流”是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外加纵横、杂、农三家而成，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从学术旨趣而言，司马谈崇尚道家，因而他的学术总结是从道家角度出发的；班固崇尚儒家，他的学术总结当然是从儒家角度出发的。对于司马谈、班固这种“支流区别”、学术归宗的做法，袁宏是给予肯定的，他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⑩]
上述数语，袁宏一方面对此前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学术归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分辨出了司马谈与班固学术旨趣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以道家为统”，后者则是“以儒家为高”的。
与司马谈、班固相比，袁宏关于学术分类的思想不同于班固，而与司马谈大体一致，也是以道、儒、阴阳、名、法、墨六家划分学术家派的。所不同的是，《论六家要指》旨在评述六家之短长，而袁宏的六家之论旨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他说：“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11]
更为重要的是，袁宏的学术思想旨趣与司马谈、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马谈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论学术宗旨则是从玄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12]
从上可知，袁宏与司马谈一样，都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然而他却更加强调“虚无”、“不为”、“居极玄默”的君王“自处之术”；他与班固崇尚儒家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效用，不过在对儒道关系进行表述时，他则明确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思想。“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八个字，堪称为袁宏玄学思想的经典表述，同时也是他从玄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说的，“他是以玄学家的眼光认识学术的变化，又反映儒道合流的趋势。”[13]
二、为政“贵在安静”
“有无（动静）”问题，是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重要品题。何晏、王弼是玄学中“贵无”论的创始者，据《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议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这段话概述了何晏、王弼创立的“贵无”哲学及其思想特征。从这种“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何晏、王弼探讨了“无”和“有”的关系。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14]因此，人们应该“崇本以举其末”。[15]王弼还明确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16]何晏、王弼“贵无”思想的提出，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宗旨。与何晏、王弼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鼓吹“崇无”论相反，西晋裴?著《崇有论》鼓吹“崇有”[17]，则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在裴?看来，玄学“贵无”而“贱有”，则必然会破坏礼教与政教。《崇有论》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裴?也具体探讨了“有无”问题，《崇有论》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看来，“无”不能生“有”，万物之生是自生，而以“有”为体，失去“有”也就丧失了“生”，因此“虚无”是不能产生“有”的。应该说，裴?的本体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到了向秀、郭象作《庄子注》，则提出了“独化论”，主张有无统一说。就“有无（动静）”之辩来说，《庄子注》的观点是与裴?一致的，认为“无”不能生“有”，所以《知北游篇》注云：“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但是，《庄子注》肯定“有”便是运动变化本身，“有”就是“独化”。在“有”的“独化”过程中，一切事物现象都会即生即灭，“皆在冥中去矣”，也就是《序》文所谓“独化于玄冥之境”。而“玄冥”即是虚无，于是乎，《庄子注》在承认“有”、“化”绝对性的同时，又逻辑地推导出了“有而无之”、“有无”统一的结论，其具有朴素唯物倾向的本体论也就滑向了相对主义。
魏晋玄学关于“有无（动静）”问题的论辩，对于史家袁宏的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袁宏的玄学观主要是受到了何晏、王弼“贵无”论的影响。反映在具体治政理念上，则是强调本着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以“贵在安静”为治政原则。袁宏说：“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18]这是袁宏玄化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在他看来，政治只求静，不务动；只求修己，不求于物；只求治内，不务治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清静无为。从这样一种玄学史观出发，袁宏对过往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评述。
首先，袁宏主张法先王无为之道。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是祖述尧舜，文武，主张法先王的，袁宏承继了先儒们崇尚古圣的思想，却赋予其中以玄学的内涵。与先儒一样，袁宏评述历史，也是截然将历史分成三代以前和五霸秦汉两段的，认为三代以前是天下大治，而五霸秦汉时天下却得不到善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对此，袁宏从玄学的角度作了评说：
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19]
在袁宏看来，三代已前与五霸、秦、汉时期统治者的根本区别，是三代已前的君臣“穆然”，而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则“瞿然”。换言之，前者推行的是一种无为之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为之道。因此，尽管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通过积极有为，也能成一时之功，却与高尚的无为之道相去甚远。很显然，袁宏与先儒不同，他是从玄学的立场去评判和肯定三代以前的政治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在制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推行分封制。法先王，就应该要依循先王所推行的分封制度。袁宏结合周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肯定了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分封天下的好处：其一是能“公天下”。袁宏说：“帝王之作，必建万国而树亲贤，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诸己，共乡天下，分其力任，以济民事。”其二是能安天下。袁宏认为，分封制之所以能长期推行，很重要一点是它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他说这种体制“虽元首不康，诸侯不为失政；一国之治，天下不为之乱。故时有革代之变，而无土崩之势。”与此相反，“郡县之立，祸乱实多。君无长君之民，尊卑迭而无别，去来似于过客。人务一时之功，家有苟且之计。……一人休明，则王政略班海内；元首昏暗，则匹夫拟议神器。” 在袁宏看来，郡县制既缺乏政治推行的连续性，使人贪一时之功；又把国家安危完全维系于君主一人之身，君明则天下治，君昏则天下乱。由此袁宏得出结论：“夫安危之势著于古今，历代之君莫能创改，而欲天下不乱，其可得乎？呜呼，帝王之道可不鉴欤！”上述“公天下”，是从道德层面而言的；而“安天下”，则是从政治效能而言的。除此之外，在袁宏看来，分封制还有一个重要好处，那就是为政“简易”，这显然是从玄学角度而言的。袁宏认为，在分封体制下，天子虽然富有天下，而政事却不出王畿；诸侯虽然为政一方，而政刑却不出封域。因此，这样的政治体制“众务简而才有余，所任轻而事不滞”，简易而有效率。[20] 袁宏还明确指出，为政简易与否，是区分三代圣王政治与五霸、秦、汉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三代圣王为政都是“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的，一切本着顺民、实用和简易的原则；相反，后世政治则是“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之俗长矣。”[21]因此，效法先王政治，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以简易为治政原则。由此可见，袁宏关于分封制的评述，是蕴含其玄学思想于其中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也表现在具体的安边政策上。袁宏通过对三代以上与秦汉以下所推行的安边政策进行对比，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圣王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是“羁縻而弗有”的政策，让他们“习其故俗”，其结果是圣王们“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而“天下?V安，享国长久”。与此相反，秦、汉时期的君王们忙于开疆拓土，尽管他们的疆域数倍于圣王时期，却仍然不满足，还要“西通诸国，东略海外”，其结果则是“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22]袁宏上述关于历代君王治边的议论，在颂扬三代以前古圣王的同时，对秦汉以来作了全盘否定，他不但反对秦汉的拓边政策，甚至反对“西通诸国”的做法，这就等于将这一时期正当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和正常的与域外的交往都一概否定了。如对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班超，袁宏就说：“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国，正足以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23]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也有不少无谓的战争，是统治者们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能后世留名而发动的，这种战争劳民伤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袁宏说：“当世之主，好为身后之名，有为之人，非能守其贫贱，故域外之事兴，侥幸之人至矣。”[24]袁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袁宏在安边政策上推崇三代、反对秦汉，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清静无为玄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其次，袁宏对历史上统治者因其“多欲”而导致“民疲”提出了批评。袁宏并不一味否定人欲，他说：“夫生而乐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势也；爱而效忠，情之用也。”[25]认为这些欲望都是不可废去的天理、天性。他还特别对下层百姓的生存欲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夫饥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资也。”[26]认为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正常而合理的欲望。但是，袁宏反对富有天下的统治者、多欲，他说：“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弥广，虽方丈黼黻，犹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则神劳于上，民疲于下矣。”[27]认为他们的多欲，其结果只能是既让自己劳神，又使百姓疲惫。袁宏还特别对秦汉以来末世君主生活奢侈、大兴土木提出批评，他说：“末世之主，行其淫志，耻基堂之不广，必壮大以开宫；恨衣裳之不丽，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厌其高，玄黄而未尽其饰。于是民力殚尽，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28]在袁宏看来，统治者要想取悦于民众，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尊崇先王旧制，除去多欲之私。由上可知，袁宏与宋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不同，他认为正当的人欲本身就是天理的体现，应该给予肯定；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者的多欲、、广欲，认为这样只能是导致民疲、短祚。很显然，袁宏的人欲论，其中也蕴含了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因而是玄学思想的体现。
三、智者顺势而为
关于人物才性的探讨，是魏晋玄学的又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家王弼从“贵无”本体论出发，来探讨人的才性问题，提出了人性出于自然、应该顺性“莫为”的观点。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29]这就是说，万物都遵循必然规律而各得其性，因此人类也应该要顺应万物之自然（即性），采取“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的态度。王弼还从“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和“用”的关系，提出了体用不二的观点。他说：“故虽德盛业大而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30]这就是说，圣人有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都是“以无为本”的结果，即是效法天地、自然的结果，因此不能“舍无以为体”。从这样一种体用不二的观点出发，王弼明确认为，圣人虽然也有常人之情，之所以成“圣”，在于其能自觉地“性其情”。何劭《王弼传》说：王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者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就是说，圣人虽然同一般人一样“有情”，由于他有高超的智慧，所以能在精神上得以超脱，表现在同样的“应物”上，便有与一般人的“累”与“不累”之分。冯契先生说：“王弼这一‘圣人有情’的学说，贯彻了体（“性”）用（“情”）不二的观点，体现了道家的自然原则与儒家的自觉原则的统一。”[31]与王弼一样，西晋玄学家向秀、郭象也认为物各有性，性本自然。《庄子·养生主》注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既然人性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因此，人们应该“安命”。《庄子·人间世》注说：“治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无乐，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庄子·秋水》注又说：“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这就是说，既然“性自得”，“命自致”，人们就应该要“冥然以所遇为命”，而这种“安命”，便是逍遥的具体体现。当然，向秀、郭象玄学家的“安命”说与老庄道家的“蔽于天而不知人”之论还是有所不同的。如《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对此，注文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在此，向秀、郭象明确认为所谓落马首、穿牛鼻之“人事”，其实就是“天然”，是合乎自然的必然之性，只是人们在使用牛马时要懂得节制罢了。由此可见，向秀、郭象其实是讲人事的。
综上可知，魏晋玄学家们关于才性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肯定性本自然，人们应该顺性而为，超然应物。玄学家的才性论，对于史学家袁宏也有重要影响。他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强调“顺性”、“顺势”，认为智者顺势而为。
首先，袁宏认为统治者要懂得顺人之性的道理。在谈到统治者用人问题时，袁宏说：
夫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员行方止，器之异也。故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员之用。物诚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隐显之道。[32]
在此，袁宏告诉人们，如同金水之性有刚柔之别、器具形状有园方不同一样，人的性情也存在着差异，所以才有山林之人和庙堂之材的不同。因此，统治者用人就应该要效法先王之道，“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同样的道理，统治者治民，也要懂得顺民之性情。袁宏说：
在溢则激，处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33]
在此，袁宏以水作比，肯定了使民缓静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顺民性、得民心之政。
其次，袁宏主张人生应该“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从玄学的立场出发，袁宏一方面反对过分有为，一方面也没有放弃传统儒家的入世哲学，“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则成为他的人生哲学的主旨所在。那么，人生在世为什么只能“顺势”而不能“过其才”呢？袁宏提出了几条理由：其一，“势极则受患”。袁宏认为，人与万事万物皆一样，“势极”则必然会遭受祸患而不能全身。他说：“长木之标，其势必颠，势极故也。势极则受患，故无全物焉。然则贵盛之极，倾覆之所有也，外戚则忧甚焉。”[34]在此，袁宏借外戚凭宠作威发议论，却道出了一个人生哲理，那就是势极必颠，万物已然。袁宏认为，君子懂得倾覆由于势极的道理，所以能够做到“无咎”。他说：“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择地而处，君子所以无咎也。”[35]其二，世道有“三患”。袁宏认为，人生在世，要想有番作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既要取决于自身的才气，更要取决于君主的知遇与重用与否。因此，“顺势”而不能“过其才”也是世道艰难所致。他说：“夫世之所患，患时之无才；虽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尽也。彼三患者，古今所同，而御世之所难也。”[36]从袁宏的“三患论”可知，既然人的命运是自己主观所无法掌握的，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明哲保身，顺势而为。其三，“过其才”者往往有毁败之祸。袁宏是史家，以史为鉴是其本色。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凡“过其才”者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如东汉名将马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汉纪》卷八对此作了论说。袁宏认为马援之所以能成为东汉开国著名功臣，既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才气志略，足为风云之器”；也有客观原因，当时恰逢乱世用人之际，马援的才气正“遇其时”。但是马援死后颇遭怨谤，袁宏认为与其继续有为而“过其才”，不懂得“顺势”有关，他说：当时“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不亦过乎！”袁宏认为，马援以安天下时的作为行于治天下，继续攻伐之事，因而是不智之举。所以他最后说：“善为功者则不然，不遇其主则弗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后处，力止于一战则事易而功全，劳足于一役则虑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毁败之祸哉！马援亲遇明主，动应衔辔，然身死之后，怨谤并兴，岂非过其才为之不已者乎！”在这里，袁宏从玄学家的立场出发，一方面批评了马援不善功、不懂“顺势”，认为他遭怨谤是自己“过其才”的不明智之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借马援之事，以对东汉统治者在立国之初便连年发动战争提出批评。有鉴于上述认识，所以袁宏得出结论：只有“顺势而为”，才是智者所为。
参考文献：
[①]《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2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③]《后汉纪·自序》
[④]《后汉纪·自序》。
[⑤]《后汉纪·自序》。
[⑥]《后汉纪》卷23，《灵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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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后汉纪》卷26，《献帝纪》。
[⑨]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⑩]《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1]《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2]《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3]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2页。
[14]《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40章。
[15]《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16]《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17] 存于《晋书·裴?传》。
[18]《后汉纪》卷14，《和帝纪》。
[19]《后汉纪》卷4，《光武帝纪》。
[20] 均见《后汉纪》卷7，《光武帝纪》。
[21]《后汉纪》卷6，《光武帝纪》。
[22]《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3]《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4]《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5]《后汉纪》卷17，《安帝纪》。
[26]《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7]《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8]《后汉纪》卷19，《明帝纪》。
[29]《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29章。
[30]《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31]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498—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
[33]《后汉纪》卷25，《灵帝纪》。
[34]《后汉纪》卷17，《安帝纪》。
[35]《后汉纪》卷17，《安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