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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学生不到200人
苏黎世大学创建于1833年，但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新教改革家乌尔里希・茨温利的时代。《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它的建校时间定为1523年。
1833年，原有的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合并，与新成立的哲学院一起组成苏黎世大学。这是欧洲第一个由民主国家而不是由封建君王或教会创办的大学。第一年注册的学生是：神学16人，法学26人，医学98人，哲学21人。
教师是26位教授和29位讲师。当时的创建人雄心勃勃，梦想着有一天这所州级大学能成为瑞士联邦大学。但这一点也不能影响它成为一所综合大学的最终目标，大学的精神之父、后来的古典哲学教授约翰・卡斯帕・冯奥雷利毫不含糊，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必须建一所苏黎世大学，而且必须让它，只能让它成为瑞士大学。
第一位女博士是俄罗斯人
1849年，苏黎世大学允许女子听哲学课。但是，直到1864年俄罗斯的玛丽亚・科尼亚西尼娜申请医学时，苏黎世的教育局才被迫对招收女生做出表态。然而，玛丽亚・科尼亚西尼娜不久就离开了苏黎世大学。到1866年她的同胞代什达・苏斯洛娃，一位被释放的农奴的女儿，成为苏黎世大学的第一个女生。1867年，她获得苏大的博士学位，这也是德语国家第一次向女性颁发博士学位。
1855年，享誉世界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成立。此后它与苏黎世大学一直在一个校园。教员也是苏黎世大学提供。1859年，哲学院分为文科系（设哲学、语言、历史等科）和数学与自然科系。1883年建校50周年时，已经有学生463人，教师91人，其中教授37人。1901年，苏黎世大学成立兽医学院。1905年，学生首次突破1000人。1908年，苏黎世州与瑞士联邦政府签订协议，将苏黎世大学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合并。1914年苏黎世大学迁至今天的所在地。
1933年百年校庆，苏黎世大学学生达到2033名。1973年突破10000名，1983年达15000名，1989年突破20000名。2001～2002年，全校9所学院共有学生21316名。
享有国际声誉的教育和科研中心
苏黎世大学是瑞士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今天，苏大已经成为一座享有国际声誉的教育和科研中心。在分子生物学、大脑研究和人类学等领域，苏大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实力。其大学医院和兽医医院，也具有一流的设施和艺术。
苏黎世大学拥有2000名教师，其中350位教授，辛克纳吉教授于1996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而在苏黎世大学，塑像大都是为该校著名学者或教授所立，而没有一座是为某任校长所立。
苏黎世大学现有在校生近33000人，以商管类研究生课程闻名于世，与维也纳经济管理大学共称欧洲之首。苏黎世大学的大部分毕业生均就职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如壳牌、宝洁、法航、阿克苏、香港及联合国几大组织。
瑞士是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国家，但100年来竟有25人摘去诺贝尔奖桂冠，而苏黎世大学更是功不可没。它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苏黎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
1901年物理学奖获得者伦琴
1902年文学奖获得者蒙森
1913年化学奖获得者维尔纳
1914年物理学奖获得者劳厄
1921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爱因斯坦
1933年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
1936年化学奖获得者德拜
1939年化学奖齐卡
1937年化学奖获得者卡雷
1949年医学奖获得者赫斯
1987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米勒
1996年医学奖获得者克纳格尔
财务独立
苏黎世位于流入苏黎世湖的利马德河河口，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市区被利马德河分为东西两岸，也分成新城和旧城，它们之间有迷宫般的羊肠小道连接。旧城区在河北岸，分为上村和下村，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精品时装店，酒吧，咖啡屋，古玩厅等。苏黎世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拥有20多个博物馆，20多个图书馆，100多家画廊，音乐厅及歌剧院。
苏黎世是瑞士苏黎世州的首府，也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城市，每年举行的国际会议达100多次。市内有两座著名的大学。其中之一就是苏黎世大学。
长期以来，苏黎世大学一直依据1859年的教育法实行管理。但是，随着大学的发展，该法规定对苏黎世大学这样的大型机构的管理已不尽适用。因此。1994年，苏黎世大学决定进行改革，目标是使大学成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公共团体。1998年3月15日，苏黎世州的选举人批准了新的大学法，赋予大学自治法定实体的地位。
新的大学管理机构是由学术、文化、企业、政治各界的头面人物组成的大学委员会。这样一来，大学可以在高效的前提下最充分地利用好可获得的资金。从此，苏黎世大学可以在一揽子预算内独立管理自己的财务，并以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运作。
苏黎世大学与中国
苏黎世大学汉学系建于1950年，是瑞士大学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汉学教学与研究机构。2004年2月3日，中国教育部向瑞士苏黎世大学赠书仪式于苏黎世大学举行。中国驻瑞士使馆吴传福大使出席了赠书仪式并代表中国教育部向苏黎世大学赠书。他在致辞中感谢苏黎世大学为推动中瑞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人民间的友谊而培养汉语人才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希望这批图书能对苏黎世大学汉语教学与研究有所帮助。
我国著名的学者陈寅恪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曾经就读于苏黎世大学，后任教于我国的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对于前往苏黎世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要满足以下条件：如果你拥有中国大学学士学位毕业证书，可免试进入苏黎世大学就读。高中毕业加两年大学学历，必须通过瑞士大专院校录取考试，并且懂德文。可参加德国歌德学院高级德文水平考试或苏黎世大学德文考试。
留学小贴士
特色学科：免疫学，人脑研究和分子生物科学等
申请条件：学历证明、成绩单、德语成绩
费用情况：
申请费：300美金
电话：(+41)1-634-2217
电邮：kanzlei@zuv.unizh.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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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3年5月9日，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8周年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讲话强调要传承俄罗斯精神。这和普京不久前恢复劳动英雄称号以及再次要求对青少年进行国家历史教育一样，普京回望历史再次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出现了政治紧张、社会冲突、阶层分裂和派别对抗的趋势。俄罗斯社会长期潜伏的民族、宗教矛盾开始抬头，在西方政治势力的插手和怂恿下，甚至有引燃和爆发的态势。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交织迫使普京当局未雨绸缪：一方面严格执法，强化对反对派的政治打压；另一方面积极倡导爱国主义和青少年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普京认为，应对思想和政治挑战，强化俄罗斯青少年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认同十分关键。而优秀的、统一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又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
汲取教训，纠正历史领域的混乱局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新思维”政策的影响下，苏联境内外激进政治势力大肆抹黑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和“消除历史空白点”，酿成了苏共后期的“反思历史热”和“清算历史”运动。1987、1988年以后，一些苏联作家、记者和编辑热衷翻历史旧账、歪曲历史记忆，鼓吹“去苏联化、去红色化”，大搞历史翻案和社会复辟。他们借反思历史之名，趁机诋毁苏共，怀疑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照搬西方学术界“极权主义”等概念，污蔑苏联，怀疑和歪曲列宁，全面否定斯大林，妖魔化苏共。很快，苏共就像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轰然倒下。
在这股历史反思热潮中，当时的苏联各类学校的历史教学活动首当其冲，受到“肢解历史、改写历史浪潮”的冲击。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而后苏联高校一些党史、国际共运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等纷纷改名或关闭，相应课程被迫取消，有的教师改行，苏联教育部不得不在1988年6月宣布取消该学期的中学历史课程的考试。
叶利钦出任俄罗斯总统后，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宣布“由一种意识形态占垄断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教育领域推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实质上这是全盘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西化、自由化政策，而俄罗斯历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继续混乱不堪。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提出：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实现研究历史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内容。之后“去苏联化”、“去苏共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书籍泛滥，否定历史、自我抹黑的教材大行其道。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也趁机给原苏联各国出资，赞助撰写符合西方口味的教科书去占领学校讲堂。
应对外部思想侵袭，维系统一的文化空间
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之后，一些独联体国家为了巩固“独立”地位，纷纷寻找本民族的“文化根源”，独自编写自己的历史教材。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这些国家在历史领域开始了“去苏联化、去苏共化”的进程，凸显“政治独立”和“西化”立场。一些东欧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势力有意诋毁苏联和苏军在二战期间的历史作用，甚至把苏联红军与纳粹占领相提并论。波罗的海三国认定二战后是“被苏联占领”而非从纳粹铁蹄下“解放”。
2003年以来，在积极支持和策划俄罗斯邻国的“”的同时，西方舆论界掀起了一股批判俄罗斯的浪潮。2007年欧洲议会通过所谓“批判共产主义的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在华盛顿设立所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支持格鲁吉亚设立苏联恐怖博物馆。欧美大国力挺东欧和波罗的海一些国家在历史问题上对俄罗斯进行挑衅。2007年夏天，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是普京在宣传自己的历史观”。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指责普京“妄图改写历史”。
面对苏联周边国家在历史和文化领域的“反俄”、“去苏化”行为，俄罗斯社会各界痛心疾首。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如今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和文化困境，实际上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正是苏联社会对自己“挖根”、“掘墓”，割裂苏联历史，否定苏共领袖人物，才导致今天的“自欺欺人”和别人的“忘恩负义”。
普京推出强化历史教育的举措
如今一些俄罗斯有识之士终于切身感受到了20年来在历史领域的惨痛教训：一些人瞄准斯大林，打中的是苏联共产党；本意批判或打击苏共，倒下的却是连同苏共在内的整个国家――苏联。一些曾经将矛头指向本国历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今感叹悔之晚矣。正像普京当局认定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掌权的15年间是“失败的、混乱的”15年。在这期间，俄罗斯历史已经被肢解、碎片化，俄罗斯民族被丑化，苏联军人在二战的功绩被贬低，苏联历史形象被丑化和妖魔化，俄罗斯失去了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国家和民族团结隐藏着进一步分裂和对抗的危险。
世纪之交，普京掌管了俄罗斯。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极力“抹黑”和“割裂”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普京号召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的教育，学习和珍视自己的历史包括苏联时期的历史。
2000年3月，在《头号人物・访谈录》一书中，普京自豪地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普京刚刚就任总统，就几次表达对历史教材和历史教育的不满，号召“认真思考俄罗斯历史”。在2000年12月有关国家标志问题的一个讲话中，普京总统建议国家杜马用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的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旗。
10多年来，普京当局汲取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深刻教训，决定从历史教育和教材编写入手，整顿历史领域的乱象：
2001年底，普京在视察一所大学时表示，他对过去10年间（暗指叶利钦时期）的“破坏”深感痛心。2001年俄罗斯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重新评估历史教材。随后，俄罗斯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俄罗斯联邦2001―2005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俄罗斯联邦2006―2010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
2003年11月教育部取消了占据中学课堂10年之久的一部“抹黑”俄罗斯历史的中学历史教材的教科书资格，规定中学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的“评审和推荐”。从2004年开始，俄罗斯教育部开始启动重新审议所有历史教科书。随后，在时隔50年之后俄罗斯第302次再版并发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2007年6月，在全俄历史教师代表和历史教学会议前夕，两部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材由俄教育出版社出版：一部是《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另一部是《社会通识：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通过了《教育法》修正案，规定了历史教材的审核批准制度。
2009年，俄罗斯教育部门又相继出版了两部供高级中学11年级使用的新编历史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和《俄罗斯历史（1945-2008年）》。这一年，成立总统下属的“反击篡改历史行为的委员会”。提出，将对传播极端主义、煽动民族仇恨以及否定二战历史等言行以及为此提供平台的媒体追究法律责任。
俄罗斯决定打响“历史保卫战”
面对来自西方强大的思想压力和舆论攻势，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应对，另一方面加紧凝聚社会共识，与西方展开历史与文化上的思想较量。
俄罗斯当局认为，近一个时期俄罗斯境内外一些教科书任意歪曲历史，特别是二战史，美化法西斯，这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2009年5月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视频博客上说：“篡改历史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充满恶意和具有挑衅性”。他认为，上世纪40年生的一切并非仅仅是书本上那几页薄薄的纸，无论今天某些人多么处心积虑，历史也决不容许其重写或者篡改。因为这些历史对具有军国主义野心、种族矛盾和任何企图重构世界版图的行为起着威慑的作用。
2012年1月9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全境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总统令，决定2012年为“俄罗斯历史年”，并开展一系列的历史纪念活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科学院院士谢・卡尔波夫指出，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主要目的是“净化并确立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他认为，俄官方已准备好打响这次“争夺历史的战争”。
2012年10月20日，普京决定在总统办公厅成立社会项目管理局，主管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为此，普京提出“新爱国主义”的概念，更强调包括沙俄时期在内的俄罗斯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俄罗斯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普京讲道，评判爱国者的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常怀尊崇、挚爱之心”。我们有共同的延绵千年的历史，依托这个历史，我们才有内力，民族发展才有意义。俄罗斯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该保留自己民族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
2013年2月1日，俄罗斯隆重举行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70周年活动，普京在讲话中坚决反对歪曲二战历史事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允许抹杀那些使世界获得解放的人所建立的功勋。而在前一天，伏尔加格勒市决定每年6个二战纪念日期间将城市重新更名为“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2013年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民族关系委员会扩大会议，部署落实《2025年前国家民族政策构想》的具体措施。普京要求“新的历史教科书要用俄语编写，要语言精美，内容不能自相矛盾，力戒含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会上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长德・利瓦诺夫表示：“俄罗斯全国范围内有各类学科的教科书1000多种，其中历史教材不下几十种。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不同的教科书。”
谁有权解释历史，谁就有权阐述现在。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专家注意到，近年来以普京为首的俄政界高层参与和关心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材问题不是偶然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俄罗斯社会中的流毒影响甚深，至今一些西化、自由化政治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仍极力抵制俄官方修史的努力，反对普京在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没能成为俄罗斯民族前进的动力，反而变成了撕裂社会团结的漩涡，变成了沉重的包袱，阻碍着俄罗斯复兴的进步。
应当指出，由于20多年来的政治动荡和思想混乱，当今俄罗斯社会思想政治分歧严重。受近年来西化和商业化侵袭，俄罗斯学术界、教育界弥漫着浓烈的“失败的情绪”，精神涣散，缺乏自信。另一方面，10年来，严肃史学被边缘化，伪科学和碎片化的“庸俗史学”盛行，社会中不乏各式的“戏说历史”、“歪曲历史”现象。另外，俄罗斯内部也有一些人批评普京是在用苏联时期“行政命令式手段”，根本不能有效的教育或感化在信息时代网络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事关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高层还有不少摇摆不定、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
普京的寻根努力以及回归“沙俄历史”倾向也引起境内外的警惕，担心普京的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会不会演变成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可见，今后俄罗斯社会历史思想领域的探索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俄罗斯何时能够走出“历史的迷茫”和“思想的陷阱”，我们将继续观察。
男，1963年生，江苏靖江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师从王冬龄教授。原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任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民盟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现代书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全国青联委员、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民盟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民盟国风书画院院长、江苏省志愿者协会常务理事。作品入选“全国第五、六、七、八届书法篆刻展”，其中第五届获“全国奖”；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其中第四、六届获奖；作品参加“第一、二、三届流行书风展”。主办多次个人书法展及网络展，作品多次被中南海、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等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多次被专业报刊及新闻媒体专题介绍。出版有《刘灿铭书法集》、《刘灿铭书法艺术》、《书法鉴赏》、《中国现代书法史》等二十余部专著和专集。1996年获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文艺“特殊成果奖”；2002年获第八届“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2002年获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2005年获南京市文学艺术政府奖；2006年获江苏省委宣传部“五个一批”人才；2007年获得江苏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8年获《中国书法》杂志社中青年书法家学术提名；2009年获《中国书画》杂志“江苏省十大青年书法家”提名；2009年获《鉴宝》杂志提名为“中国当下最受市场关注的书法博士十家”；2010年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称号。2012年江苏省首届十大优秀中青年书法家。
沈磊鸿（以下简称沈）：刘院长您好！中国现代书法特指1985年10月“中国现代书法首展”所诞生的有别于传统书法的“现代书法”，这是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请说说您的看法？
刘灿铭（以下简称刘）：如果说现代书法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精髓的话，那么它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那个特殊时代特征则有着更为紧密与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也正是现代书法之所以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直接原因。二十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变，新的生活方式催生了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更为重要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进入了一个变革时期，结束后我国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大的变化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便是推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经济、政治、价值观的变革构成了现代书法发生的深刻时代背景。
沈：您所说的变革和调整，具体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刘：第一、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
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生活工具的大量出现
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接触和享用西方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中叶以后，一大批令人惊叹的高科技产品在短短几十年内制造出来并且走入西方平常人的生活，如冰箱、电视等家电产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技术形象、信息密度扩大，产生了注重功能与外型的密切结合的“高度技术风格”，充分使用新材料，有力推动了汽车、家电、照明设备、机械外型、日用器皿等设计向更成熟的方向发展。
2、生活时代性的凸显
科技带动了经济，经济的发展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新形式、新色彩、新结构、新功能、新思维、新产品不断地吸引人们，折射出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性。正如科学家所预言：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延伸，我们将走入一个“用技术来生活”的时代。
3、新审美观的形成
生活方式的变革促进了人们新的审美观的形成，新的审美观又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变。首先，新的审美观是多元的，人们摒弃了改革开放前那种强调秩序的、整齐划一的、单一的审美标准，代之以追求色彩、形态、美学是独特性、差异性的审美心态，审美观趋向多元；其次，新的审美观是自由的、自治的，改革开放使得长期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独立审美意识得以释放，经济领域改革所强调的自治化主体、自由交易、市场自我调节等市场化理念增强了人民的自由意识，继而形成更加独立、自由的个性化审美观；再次，新的审美观是积极的，新的审美观不排斥新事物，相反却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追求新生事物、新的美学表现形式，显然这种审美观有利于新的艺术形态的产生。
第二、政治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思想的大解放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制度层面，而更大的意义则在于使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思想得以解放，主要表现在：
1、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入人心
实际上，民主与自由正是蕴含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之中的核心价值。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向往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类本性，并为这种追求创造了充分的政治与人文环境。人们可以更自由的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各类主张。就艺术领域而言，民主自由思想的渗入使得艺术家终于能够毫不掩饰地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得艺术作品更加紧密地与艺术家的内心世界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现代书法发生的思想根源之一。
2、对外来事物的接纳与包容
对外来新事物的接纳与包容不仅需要敞开的国民，更需要有开放的心态，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认识到西方事物并非都是洪水猛兽，西方社会在某些领域是领先世界的，正引领着人类阔步前进，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只能固步自封，难以发展，在文化艺术领域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也很明显，80年代初有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被介绍到国内，各类艺术展览也空前增多，这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艺术视野，同时也使我们特有的传统艺术有力地借鉴学习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精华而溶入了现代性。
3、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
十年所形成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几乎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出现断层，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祖先所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重新受到重视，当然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渐趋理性，我们并未将视角仅仅寓于“传统”之中目不旁视，相反却能在“现代性”的范式下找到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继承方式。
4、思想意识的去政治化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期间，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人民的思想意识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这次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政治化的思想意识逐渐退化，代之以多元化的非政治化意识，人们有了更多的思想品味追求，因为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看到了包括文学、美术、书法、音乐在内的几乎所有艺术领域的复兴，人们可以为买一本刚出版的文学名著或求得一场画展门票而彻夜排队，这种对于艺术的狂热也促发了80年代中国艺术领域的繁荣，现代书法之发生便在其中。
第三、价值观的嬗变
上述经济政治领域的巨大变革带来了人们在思想意识、价值观领域的根本性变化，价值观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基本理论观点，属于价值理论研究的范畴，构成了价值评价的标准，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长期生活实践和文化积淀的产物，是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运动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反过来又形成了人们看待和评定价值的标准。在现代书法发生的80年代初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价值观的变革与冲突，这在根本上影响了我国书法艺术的艺术理念和表现形态，并最终促成了现代书法的形成。
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经济改革所引发的价值观变革，其显著的特征首先是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和在现代多元价值观选择上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摇摆性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导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矛盾对立，以及对前者的依恋和对后者的不适应。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传统价值观产生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而现代价值观则产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价值观必须通过批判传统的价值观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确定自己的主导地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传统的价值观也必然通过排斥现代价值观而确保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二者各有优势，又并不完美无缺。这种冲突不仅仅是两个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时代之间的冲突和竞争，是新旧时代的多种因素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碰撞。
与此同时，中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与碰撞也日益明显，西方价值观主要是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一定的价值观根植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基础，同时，又是一定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体现。西方价值观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着尖锐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整体本位与个人主义的冲突。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以天人合一观念为基础的，以整体主义为本质特征的，其价值标准是以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为参照系的。在个体利益和需要的实现上，则更多地强调国家整体利益，个体利益绝对服从于整体利益。西方价值观是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在近代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它的价值标准则更倾向于以个体为本位，更强调个体利益的实现和人的个性化发展。西方价值观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国家为对立关系，维系此关系，只靠外在的法律，而不是内在的道德自觉，这种价值观产生于市场经济，并且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次表现在价值实现途径的冲突，即内在完善与外在超越的冲突。中西方价值观关于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的认识、信念和理想，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着两种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人的价值归结于道德价值，以道德伦理标示个人，强调人对道德传统的遵守和认同，个体的人生价值集中地表现为道德和精神境界的不断提高与超越。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关于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外王是内圣的结果，二者是有机的统一。西方价值观则从人的个体本位出发，把人的价值归结为人的自我价值，它试图使人确信，人通过理性的奋斗，完全可以在认识和控制自然的基础上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
文/乐朋
名城姑苏，土特产众多，诸如碧螺春茶，东山枇杷，阳澄湖大闸蟹，盛泽丝绸，苏绣，檀香扇等。而在近代，科举文化塔尖的状元，早被人戏称为苏州土产了。
苏州状元之多，冠绝中土。那么，状元何以成为苏州土产的呢？按余之拙见，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时代，名门望族都把读书做官、代代科名，视作家族可持续发展的正途。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一语道出天机：“缙绅家非奕世科第，富贵难相长守。”处于相对安定的权力社会，官本位吃香；士、农、工、商四大阶层，欲出人头地、长保富贵，唯有参加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经济，才是最简捷、最有效的路子。世家大族子弟以科举跻身通显，很快进入国家权力圈子，从中获得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回报。读书、做官、发财三位一体，中心一环就在“奕世科第”。科举与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是刺激江南、苏州读书人发愤苦读、一举成名的最大驱动力。这里的科举拔萃、状元众多，也就势所必至。
状元之为苏州土产的另一因素，在于苏州的地缘文化优势。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明、清以后形成了发达的文化，不但素有尚文化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文学风气浓郁，而且教育较为普及，读书蔚成民风。清代官场有句俗话，“北人做官娶小，南人做官刻稿。”南北士风的差异，彰显了文化传统和背景的不同。苏州的文化世家遍于域中，而这些文化世家往往也是科举世家、官宦世家。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对清代状元及常熟科名作过统计，从顺治三年到同治十三年共有状元九十三人，其中以苏州为主的江南一省即占了四十五人，而常熟一县即有六名状元，翁同龢、翁曾源叔侄八年间两夺大魁。
唐朝“三宫六院”怎么分
历代王朝，后宫的建制各不相同。仅以封建社会的颠峰时刻——“盛唐”为例，当时的“三宫六院”颇具代表性。
《新唐书·列传·后妃》详细记录了李唐皇帝“账面上”大大小小的老婆们。这些妩媚多情的少女，一跃龙门，则身价百倍。不但能与九五之尊耳鬓厮磨、翻云覆雨，而且还有了行政级别——这就意味着，名正言顺地挂靠正部、副省，还专门配备车马、服饰、丫鬟、仆从……每月还领到一份数目丰厚的薪水。最重要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这个幸运的小丫头沾边的人，都能上下其手，张罗一些朝堂上无法运作的咸淡事儿。
根据唐制：皇后是皇帝的唯一合法的“正妻”。她母仪天下，是后宫“三千佳丽”的“第一名”。(李世民的头号老婆——长孙氏，就被封为文德皇后。)
皇后以下，才轮到形形的“小老婆”。按照品级，依次是：贵妃一名；淑妃一名；德妃一名；贤妃一名——这个档次归为“正一品”，称为“夫人”。(著名的杨玉环，民间称为“杨贵妃”——这并不是虚指，而是仅次于皇后的显位。)
夫人以下，依次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这个档次归为“正二品”，称为“九嫔”。(16岁的上官婉儿，最先倒在唐中宗李显怀里，她的名号便是“昭容”,属于地位略高的小老婆。)
九嫔以下，才轮到：婕妤九名——正三品；美人九名——正四品；才人九名——正五品。这27位，统称作“代世妇”。(鼎鼎大名的武则天，初入宫门，伺候李世民，她的名分是“才人”。显然，地位较为卑贱。后来搭上唐高宗这条大船，立刻荣升为“昭仪”。直到后宫争宠，武则天占了上风，永徽六年，被册立为皇后。)
接下来还有：宝林27名——正六品；御女27名——正七品；采女27名——正八品,总共81位。这个级别称为“代御妻”。(这是一个入门级别，大概偶被皇帝宠幸一次，有可能；至于专房擅宠，完全是白日做梦。皇帝跟前围着一大群花枝招展的美人，他早挑花眼了。甚至，把这些可怜的小女孩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以上都是记录在案、祖制认可的老婆。对于身体健壮、荷尔蒙旺盛的皇帝来说，如此庞大的美女队伍并不能满足他膨胀无度的，皇帝不喜欢谁，总有不计其数的办法，比如，废除封号、打入冷宫等等手段，足以重新洗牌，形成“美人流水”、无休无止的局面。即便没有任何名位，哪个被“临幸”的女子，还敢找皇帝索要“精神损失费”吗？如此说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只是老百姓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至高无上的皇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约束。“账面”是一回事儿，“结算”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横竖都是皇帝当家。在女人问题上，他想闹多大，就能闹多大。那些匍匐在地的王公大臣，谁敢放一声响屁！
原苏共权贵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受了苏共政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及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悄然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好处
20多年前，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剧变，结果导致苏共、苏联解体，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被抛弃，社会改变了方向，政权改变了颜色，其影响犹如改朝换代一般。20多年过去了，革命的硝烟渐渐散去，俄罗斯民主选举层出不穷，政权更迭不断，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场，然而官场生态难改，政权生态依旧。不仅西式民主法治没有实现，苏联时期政治的效率和秩序也已丧失殆尽，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非东方、非西方”、“非资、非社”的政治生态。
精英阶层，层层阶梯
“精英”一词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其被很多俄罗斯学者及一些西方学者用来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演变问题。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俄语中的“精英”一词带有褒义，而当今的俄罗斯上层并非真正的社会精英，因而不配使用，主张以“新阶级”、“新权贵”、“官僚阶层”等词语代替。无论演变至今“精英”概念的具体涵义如何，追根溯源，它都是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产物。在苏共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苏共最高领导层端坐于“金字塔”的顶端，构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核心。有关报道曾透露，在原苏联有一份列有各类最高级职务人员姓名的秘密名册，涉及到苏共、最高苏维埃，以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各部门，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军事和社会群众组织，总计11000个领导职位。而占据这些重要职位的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社会的“执政精英”或“权贵阶层”。另据一些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的专家测算，苏联时期联盟和地方两级的权贵阶层约75万人，若加上他们的亲属，则有大约30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1.5％。
苏联时期精英阶层不仅数量庞大，且等级分明，要想当官必须沿着由苏共设计的“独木桥”，爬过层层阶梯，方能步入“精英”的序列。而这一阶层内部通常又分为14级，各级的任命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内部更新换代要按照特定的程式和原则，且一般情况下排除家庭继承或子女世袭。在苏共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高级干部子女不就高位，尤其不允许继承父辈的职位，他们大多被安排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工作。
通常情况下，每个总书记的更替都伴随着高层干部的大换班，并在随后的两到三年内形成自己固定的亲信班子，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涅伯河帮”。受严格的程式与阶梯的约束，很多人往往等到踏着人梯，成为“人上人”之时，业已精疲力竭，步入古稀之年。明显的例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政坛上一批老朽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其造成的压抑和沉默的政治氛围，如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家所言，正是这些老态龙钟的苏共领导带领苏联提前完成了“5年中为3位总书记送终的国家计划”。
“改革”过后，“精英”更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政治改组和干部撤换。一方面他希望借此培植和安插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则幻想通过人员变动推动改革。因为在他看来，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阻碍机制”，而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就是“官僚机关”。于是，在其带领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官僚机关”、反“阻碍机制”的改革浪潮。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旗帜下，政治改组成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也为以后政治进程埋下了不少陷阱。
政治上的风云突变，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权贵体系，在“民主化、公开化、反特权、争独立”的呼声中，“反精英”势力也呼之欲出。结果原来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年轻政治精英走上前台，获得了执政大权，成为独立后俄罗斯政坛上的主宰。叶利钦便是他们中的“旗手”和领头人。而原加盟共和国则在苏联解体后借机独立、自成一统，其第一书记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总统”。
由此，原苏联政治精英集团四分五裂，纷纷自寻出路。有的改头换面或改弦易辙，成为民主浪潮的弄潮儿，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有的适应了新的权力体制，且占据了权力的巅峰，如原政治局委员，并先后担任过苏联联盟院主席、俄罗斯外交部长、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也有的从此步入商界，及时将权力和关系变为资本，成为商界名流，如前莫斯科市领导人塞金等。
在一般人的眼里，革命意味着“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有时甚至会造成血流成河。不过这种情形在原苏联各国并不多见。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较为“激进”的精英夺取了另一部分较为“保守”的精英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精英排挤了老精英。与权力更替相比，意识形态、政权形式显得并不重要，不过是手段而已。
“新精英”，旧生态
当今的俄罗斯政坛好像出现了一些“新面孔”，但细心的人们发现，同过去相比，俄罗斯精英阶层的核心以及权力的性质并未改变。权力斗争的冲击波过后，政治生态如旧，俄罗斯人对权贵的“政治感受”依然如前，而新老当权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在年龄、出身等方面。
一份被广泛引用的俄罗斯科学院的调查材料显示，新的精英中，“前朝遗老”的比例竟超过了70%。而在俄罗斯地方政权中，保留下来的旧时精英比例就更高，约占80%以上。1992年底的一项对地方领导人的调查也表明，民主浪潮对苏共地方党委书记们并没有多大的冲击。这正像一位作家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德意志皇帝没有了，而德国将军们却留了下来。
经过了几年的激烈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叶利钦周围75％的亲信来自原党政经权贵，在政府中比例也高达74％。实际就连叶利钦总统自己也有着长达30年的苏共党的工作经验。叶利钦于1976－1985年曾担任苏共州委第一书记，198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东欧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1989年以后精英变动情况作比较研究后也得出与前述相同的结论。1993－1994年间，一个由美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社会学家组成的课题小组对俄罗斯以及波兰、匈亚利等5个东欧国家的精英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对40000多人的采访和2000多名精英人员的访谈后得出结论，即与东欧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老权贵更成功地维续了他们原有的权力或影响。
精英蜕变，弊端丛生
近几年，俄罗斯每每出现30岁左右的“后生”担任部长、副总理甚至总理要职。虽然“少壮派”在政坛上有时只是昙花一现，但与苏共时期不同的是，此时政治上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仕途的终结。辞职后仍可东山再起，或干脆步入商界。与过去相比，当今俄罗斯政坛的开放性、流动性都有了增强。组织政党、参与竞选、经商、专家咨询等都可以登上政治“金字塔”顶端的大门。但是，精英阶层外表的光鲜依旧遮不住内部生态的恶化与蜕变。
首先，权力万能，腐败成风。在俄罗斯，为何有这么多的人热衷于当官，原因就在于权力万能。俄罗斯私有化的实施，让官员能够及时将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转化为所有权，并使之合法化。权力万能、权力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掌握权力成为社会成功的重要标志。叶利钦总统恢复沙皇时期的官衔制度，级别分明，并几次提高薪俸。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官员们不时伸出“第三只手”。在俄罗斯官场，贪污受贿盛行，为此俄罗斯连续两年被西方商界评为“世界官场最黑暗10国之首”。俄罗斯报刊透露，组织一次与副总理的“会见”，好处费可达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记者采访、拍照均“酌情收费”。描述私有化内容的手稿尚未面世，作为作者的一些政府高官却各自收取稿酬达45万美元。俄罗斯政治捐助盛行，商业利益、金钱与权力日益结合。上层政治斗争甚至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味道，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小集团或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或权力之争。叶利钦先后换了4任总检察长，而其中有的总检察长也是由于贪污或其他丑闻下台。
其次，机构臃肿，效能低下。俄罗斯新政权机构臃肿，越减越膨胀，官员队伍达700万。苏联时期平均每10万人工作可养活1000个管理者，而1994年的俄罗斯平均每10万人则要养活1500个管理者，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膨胀到了1700－1800个。1995年底俄罗斯中央执行机构的改组人员为33800人，计划利用半年的时间精简15％，结果却增加了1000多人，致使总数达4万人。新权力机构招牌常换，但内部工作人员几乎是原班人马。为官的风气和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俄罗斯政权机关继承了苏共时期的官僚遗风，效率低下、文牍盛行，普京总统将之比喻为“一台生锈的、呼哧作响的破旧机器”。
第三，任人唯亲，自私自利。大多数研究精英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阶层的评价都不高，他们认为其特点是：小集团利益盛行，忽视公众利益；专业水平低，缺少有才干的领袖人物；官僚文牍主义，脱离多数百姓；缺少为官之道，贪污普遍；实用而短视，缺乏战略和理论思考；缺乏团结和全民动员力量。除此之外，还应补充一条“任人唯亲、帮派盛行”。
第四，院外游说盛行，寡头政治出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经济控制能力削弱，资本高度集中，金融势力急剧膨胀。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压力集团”、“院外游说”大步走上政治前台。新生的金融资本“爆炸”式的裂变，积聚了强大的实力，捞取经济利益和待遇。1995－1997年间，为瓜分国有资产，争抢“最香的肥肉”，部分俄罗斯财团和寡头不惜血本，相互攻讦。以政治家为旗手，构成了由政治家－政党－政治派别－财团－院外游说团体－新闻媒体－保安机构等组成的多层次政治实体。影子政治现象十分明显，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增强。
最后，权力资本，交相融合。人们发现，俄罗斯“新贵”的发迹史与经济改革的轨迹几乎同步。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一些权贵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积累财富。而叶利钦时期经济改革和私有化将“权力变为资本”的过程合法化。在公司化、市场化的浪潮中，原经济部门的管理官员们已伺机行动。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深深地潜入新的经济体系。于是，管理者变成“占有者”，“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私有化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他们一方面是苏联中央机构的“掘墓人”，一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财产的“继承者”。而原苏共权贵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受了苏共政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及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悄然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好处。摆脱了党的纪律的监督，抛弃了意识形态约束，大批原苏共官员积极投身于自由市场的浪潮中，正是在这种“蜕变”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商界精英也诞生了。
可见，俄罗斯10年的市场化进程为权力演化成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市场化、民主化不仅并未给原苏共官员和管理层带来灭顶之灾，相反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得了新生。厂长经理们变成了“红色资本家”，“共青团干部”则早已成为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当今俄罗斯是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由掌权精英操纵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改革，最终使得占人口比例不到2％的精英阶层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他们代表的是俄罗斯社会极少数人的利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机器的轰鸣声中，工程师扯开嗓门，向厂长汇报：“做过好多次试验了，C919项目的锻件材料稳定性还是欠佳！”
思虑片刻，厂长一挥手：“看来得请教曾老总了！”
厂长所说的“曾老总”名叫曾苏民，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尊为“中国模锻之父”。
“胆大如斗”
提起曾苏民，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三个字：胆子大。
1960年8月28日，苏联援华专家撤走。
新中国材料工业旋即迎来“寒秋”。由于没有3万吨水压机，国家急用的8个机种、共22个品种的特大型铝合金锻件全部需要苏联加工。
没有苏联支持，怎么开展生产？
上级将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
接到任务后，时任模压车间副主任的曾苏民夜不能寐。
沉默了几天，曾苏民对同事说：“我准备用1万吨水压机来做。”
“你疯了！别锻件没做出来还把设备给毁了，那才是鸡飞蛋打。”同事连连摆手。
曾苏民却信心满满。
他随即找到厂党委书记：“我在苏联乌拉尔铝加工厂学习时接触过3万吨水压机，了解它的原理，有信心用1万吨水压机来开展生产……”
听罢，党委书记点了头。
曾苏民立即与7名大学生组成攻关小组，以三个月为期，开展产品试验。
实验一开始，曾苏民就到实验室住下了。
一住就是20多天，直到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因患急性肾炎住院。
住院第二天，曾苏民还打着点滴，又回到实验室。
三个月后，“分部、高温、多次、横锻”新工艺试验成功。
“你真是大胆。”试验成功后，有同事跟他开玩笑。
曾苏民憨厚地笑。
20世纪60年代，曾苏民被调到重庆筹建西南铝加工厂。
随后四五十年，他在工作上胆大如初。面对技术挑战，他始终不低头、不服输、敢琢磨、敢钻研，攻克了上百个技术难题。
“倔强文人”
2015年11月10日，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南铝集团职工家属区。
曾任曾苏民秘书的赵劲，正在家里看电视。
“嗖!”一架歼-10战机掠过荧屏。
望着战机直上云霄，赵劲的泪水涌出眼眶。
刚刚参加了曾苏民追悼会的他，恍惚间看到了曾苏民――那个须发花白的老人，正随雄鹰一起翱翔。
“曾总不仅胆子大，还有一股文人的犟劲，困难只会让他越战越勇！”擦干眼泪，赵劲说。
1979年，我国某新型飞机装备需要配套供应6种大型钛合金模锻件。当时国内尚不能生产，必须从国外进口。
1980年1月，时任冶金部副部长陆达来到西南铝视察。
其间，陆达问曾苏民：“你们的3万吨水压机能不能生产大型钛合金模锻件？”
“可以干！”曾苏民满口答应。
却不想，首次试验就彻底失败。
为此，曾苏民天天反思，却一直没找出问题症结。
一个月后的一天黄昏，曾苏民到长江边散心。
坐在江边，他时而静坐默想，时而投石江中。
百无聊赖之际，他看到江水聚在河湾时产生的漩涡，突然有了灵感。
“谢谢啦！”曾苏民向江水鞠了一躬，一路小跑回到实验室，对“灵感”展开论证――通过使用模锻新工艺，像漩涡一样循环锻模。
经8轮试制，曾苏民团队成功试制出合格产品，质量超过了当时苏联的生产水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破难先锋”
2007年12月，西南铝向美国波音公司顺利交付了波音787客机的新型铝合金锻件。
掌声雷动中，被后生簇拥的曾苏民，苍老的面容溢出笑容，双眼却又盈满泪光。
纵观曾苏民一生，经历艰难挑战无数，他从未退却。
而在这些挑战中，和波音的合作堪称“惊心动魄”。
1986年6月，美国波音公司派员到西南铝洽谈铝合金模锻件生产合作。
“如果能获得波音生产许可，西南铝就等于赢得了与世界任何国家合作的机会。”时任厂长贺广瑷说。
要获得波音生产许可，又谈何容易。
当时，西南铝一直沿用苏联上世纪50年代的标准，还属于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由我来牵头吧！”尽管荆棘满途，曾苏民还是主动揽下了任务。
“我们一定要攻克难关，让西南铝的模锻技术一步跨过30年！”在攻关组的会议上，曾苏民给技术员们打气。
1987年3月10日，在经历了133次失败后，攻关组首批铝合金模锻件及48道生产工序迎来了波音公司专家组的验收。
验收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插曲。
“锻件上有一个垫片流线不顺，出现涡流，我们拒绝接收。”美方专家傲慢地说。
“请给我们48小时，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答复。”曾苏民当场承诺。
曾苏民立即组成了3人攻关小组。
“利用模拟均匀变形的相似理论，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你们赶紧组织试验。”分析问题原因后，曾苏民有了信心。
29个小时后，利用曾苏民创造出的“同步成型”新工艺，波音锻件问题被顺利解决。
“Ok，Ok！”美方专家对曾苏民连连竖起大拇指。
从1986年至今，曾苏民牵头制造的十余种高质量模锻件，已经被5700多架波音飞机采用。
“大匠情怀”
1988年8月，曾苏民到抚顺铝厂开会。
路过北京时，他停留了三天。航天部211厂总工程师是曾苏民的老朋友，他邀请曾苏民到211厂参观。
“最近在新型‘长二捆’火箭转接框整体锻框材料上遇到了难题。”饭桌上，两个人谈起了工作。
“当前使用的钢制大锻环比铝制大锻环重600多千克，按发射100次计算，将多花费16亿元。”老朋友忧虑地说，“我问过西南铝，你们现在的设备只能生产ф2500毫米的铝合金锻环。你们厂能不能想办法生产出ф3500毫米的铝合金大锻环？”
“这个事就交给我们吧。”思虑良久，曾苏民回答。
随后，西南铝成立了以曾苏民为组长的3.5米级巨型铝合金环件研制小组。
“我们的水压机最大能生产φ2080mm/φ1400mm整体2014铝合金锻框，而现在的规格是φ3500mm。怎样突破这个？”讨论会上，组员钟诚道提出问题。
“常规热处理工艺不能保证获得稳定性能，性能指标也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组员郑廷顺也担忧地说。
“传统经验已经不够用了，得到知识海洋中去‘淘金’。”面对困难，曾苏民提出，依托现有技术理论基础，创造新工艺。
接下来一些日子，曾苏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中英俄文书写的各种书籍，草图、手稿很快就塞满了好几大筐。
“墩粗、拔长规则，霍尔―佩奇经验公式……”每当在实验室里沉思，曾苏民满脑子全是经典定理。
经过不停地试验、修正、再试验，3.5米级巨型铝合金环件终于研制成功，被外界评价为“亚洲第一环”。
更重要的是，曾苏民创新的“11号新工艺”和21条措施，为制造大推力运载火箭、神舟飞船、空间站、大飞机等大规格高性能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技术基础。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当搭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捆绑式火箭点火升空时，在电视机前观看发射直播的曾苏民热泪盈眶。
“‘亚洲第一环’再次经受住了检验，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了。”他说。
随后，在国产大飞机材料研制过程中，曾苏民利用自己提出的“优晶理论”和“性能同步提高理论”，对新一代铝合金锻件材料的研制提出了宝贵建议，而这些锻件都被成功运用到C9飞机项目上。
2015年11月2日，首架国产C9型客机下线。
曹秀先学识渊博，著述甚富。他的书法取法钟、王，自成一家。据史书记载：曹秀先“博极群书，工于诗文，尤善书法”。其书法高古，纯写中锋力透纸背，人得片楮以为宝。石刻碑版甚多。尝进所刻敬恩堂、移晴堂书课，赐御临黄庭坚尺牍著《赐书堂集》。乾隆皇帝曾封三位书法家为“天地人”，他们分别是张照（得天）、曹秀先（地山）、王杰（伟人）。乾隆皇帝特别赏识曹秀先的书法，曾御书“大手笔”三字赐之。
曹秀先的书法作品近年来逐渐传诸于世。2000年，一副由曹秀先手书的木底青花瓷嵌铭楹联，在江西吉安市郊的一村民家中发现。这副嵌铭楹联用行书写就：“一榻清风书叶舞，半窗明月墨花香。”嵌铭楹联采用樟木材质，面饰黑漆，其间以青花瓷烧制的联字一一镶嵌其中。上联、下联木质底板均高138厘米，宽26厘米。下联中还嵌有约5厘米见方的“曹秀先”三字落款，以及两方约3厘米见方的篆书印章。这副青花瓷嵌铭楹联笔法灵动，法度整然，疏朗匀称，处处显现出潇洒遒劲的艺术风骨，当为曹秀先书法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工艺发展的一件珍贵文物。
2004年，央视《鉴宝》栏目中亮相由一名张姓收藏家珍藏的一副曹秀先手书木刻楹联。楹联长130厘米、宽25厘米，为金丝楠木制作。上联是“书田菽粟皆真味”，下联是“心地芝兰有异香”，在下联的左下角有款识“曹秀先”及其印鉴。中国楹联协会副会长刘育新先生当时给这副楹联的估价是4万元人民币。刘先生当时在节目中评述如下理由：“第一，它的年份好，200多年了；第二，是名人所作；第三，它的上联是‘书田菽粟皆真味’，就是书籍和粮食都有美好的味道，下联是‘心地芝兰有异香’，美好的心地和美好的香草的气味都是同样值得人崇拜，值得人效仿的。其内容是向上的；第四，其书法非常美，非常好；第五，制作比较精美，而且还泥金了；第六，曹秀先作品传世比较少，很少见；第七，保存得好，就是品相好。综合起来这七个条件，所以它绝对值4万元钱。”
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珍藏有一件曹秀先行书东坡题跋轴，水墨纸本，纵120厘米，横55厘米。书法内容为苏轼《书临皋亭》摘句：“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bèn）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曹秀先书法的文字与苏轼《书临皋亭》原文略有出入：将苏轼原文中的“东坡居士”“白云左绕”“重门洞开”“若有思而无所思”分别书写为“东坡先生”“白云左右绕”“八闼洞开”“若有思而无思”。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到达黄州贬所，居住于黄州城南的定惠院；四月在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安排下，迁居“临皋亭”。临皋亭本是黄州城南门外长江边上的一个年深月久的驿站，是预备给江上过往的官员、差役住宿用的。苏轼当时的生活境况之差可想而知。然而苏轼乐观旷达、随遇而安，在临皋亭居住了4年。从《书临皋亭》这则题跋，我们可见苏轼恬淡闲适、怡然自得的心境，“若有思而无所思”的神情，全然忘却了他所处的恶劣环境。明代王纳谏（字圣俞）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编选的《苏长公小品》中评论《书临皋亭》：“味若有思而无所思一语，对境寂然。”
从眉山三苏祠的这件藏品可见曹秀先高雅古朴的书法风格。该件藏品的款识为“曹秀先”，共钤有6枚印鉴，其中3枚为作者印：白文“臣秀先印”、朱文印“冰持地山”、一枚葫芦形朱文闲章“一门耕读”，以及三枚鉴藏印：白文“沈曾植印”、白文“春波沈氏珍藏图籍书画之印”、朱文“禾兴沈G（jǐong）慈护氏平生真赏印”。由此可见，清代晚期的书法大家沈曾植（系浙江嘉兴人）曾经珍藏此件书法。由于沈曾植无后嗣，胞弟沈子林将儿子沈G（号慈护）过继给兄长。沈曾植的嗣子沈G后来观赏了沈曾植的这件藏品，故藏品上钤有“禾兴沈G慈护氏平生真赏印”。此件藏品后来被眉山三苏祠收藏。1982年，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书画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三级文物。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xx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领广大青年学生理解习总书记提出的“八字真经”要求，第二临床学院“学以致用、情系社会服务团”于7月29、30、31日，在医院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琳的带领下，每日派出5名专家、2名护士、2名辅导员及15名学生，分别前往大连保税区亮甲店街道石磊村卫生所、长兴岛李延锦内科诊所、瓦房店市西杨乡许家村和瓦房店市老虎屯镇北甸村诊所开展义诊、健康讲座、捐赠药品等活动。
7月29日上午的启动仪式上，大连医科大学团委书记王芳、副书记苍健到场指导，25名实践团队的老师学生参加了本次启动仪式。张琳副书记代表学院讲话，这是大连医科大学实施学生二级管理以来，首次组织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张书记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基层实践活动，学生能够深入到百姓中去，了解中国目前基层的卫生实情，在实践中学知识、长才干、做贡献。王芳书记强调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希望同学们在实践中真正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
此次送医送药活动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切实地帮助百姓解决了因为经济和交通原因，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期的问题。学生们帮助维持义诊秩序、测量血压血糖、聆听老师的诊疗过程，在与真正的病人接触中增长了经验，更对农村的医疗条件与城市的差距感到震惊。XX级七年制学生董雪鹏表示通过这次暑期实践，坚定了他的“想做一名好医生，帮助所有需要的人”的医学梦想
参加这次活动的神经内科辛世萌主任说：“此次暑期实践是一个双赢的活动。我院专家带领学生为村民送医送药，让村民不出远门便看到了专家。对于学院来说，这种言传身教的效果，能帮助学生们从学校向临床过渡，让他们尽早建立临床思维。”
除了派出优秀的医护人员外，第二临床学院还捐助了价值15000元的药品。三天内，总计义诊800余人次，专家认真负责的态度、高超的医术给当地村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展现了学院优质的医疗服务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队员们更在实践中学习临床知识，体验基层工作，将所学与实践相结合，坚定医学梦想，增强了使命感。
中国梦暑假社会实践总结【2】
为了响应团委的号召，大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高能小分队的同学在上海展开了为期4天的社会实践。追寻上海发展印记，队伍从苏州河入手，通过苏州河百年巨变勾画出上海的起步与腾飞。
第一天，队员们来到上海图书馆，查阅有关苏州河历史发展及演变的资料。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书籍中队员们感受到了苏州河的丰厚内涵。苏州河是长江支流太仓河的分流，处于长江下游直通东海。因其渔业资源丰富，河边泥土肥沃吸引了一批居民来此定居，这些原住民在此建立了一个渔村，这便是上海的雏形。
第二天，队员们来到上海城市规划馆，向城市规划者了解苏州河发展变迁的历史意义。据解说员介绍，苏州河原本是一条以渔业生活为主的河流，但随着上海的开埠，进出口商品的日益增多，其航运功能日趋显着。苏州河处于长三角地区是一条连接长江，黄浦江，太仓江的重要河流，西通江苏，南通浙江，东临上海，能够把整个长三角地区连城一批，为整个长三角地区赢得了第一桶金。
第三天，队员们来到苏州河边进行实地考察，并采访了当地居民。当地居民潘先生说，他从小出生于苏州河边，记得小时候苏州河是条臭水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上海责无旁贷，立即兴建了大量工厂。工厂运作需要水源，此时已不作为航运主干道的苏州河又一次响应了城市发展需求。十年间苏州好两岸兴建工厂大大小小150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工业心脏。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海把产业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度。工厂数量大大减少，苏州河的水质日益提升，河水清澈了，鱼儿嬉戏了，苏州河又属于居民了。
第四天，队员们带着前3天的收获再次来到苏州河，发现眼前的苏州河越发美好。今天的苏州河已卸下历史的重任，改建成景观河流了，看着苏州河越变越美，两岸文化活动越来越多，正如上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