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4 13:09:05
借用一下书上的评语，跟着评价一下人士。
“他本是宦海浮沉多年的权相，他清楚权谋的游戏规则，可是他看重了一个人，也看轻了一个人，仓鼠哲学的命运注定悲惨。”
李斯，沙丘之谋的主谋，手里握有嬴政的招数，可是在赵高和胡亥的煽动下，他篡改了招数，又由于赵高的阴谋，李斯被灭三族。
“他本是平凡人之子，可是有一天，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最后的最后，他忘记了，他说：苟富贵勿相忘。”
陈胜，造反之王，是第一个纠集军队反秦之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苟富贵勿相忘，这三句话，为后世无数的陈胜吴广门韩想了口号。
“他聚集天时地利人和，家族的光环扶助了他缔造了三年叱咤成就的霸业传奇，他的一生恪守了传奇的铁律，一为传，一为奇，给我们留下了不肯过江东之谜。”
西楚霸王项羽，在项梁的基础上，顺利灭掉了强大的秦国，但是由于分赃不匀和连杀子婴、楚怀王，招来反击，刘季成功灭掉了项羽。
“他本是市井出身，干着流氓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有一天，他突发豪言：大丈夫当如是，大风起兮，逐鹿天下。最后，他说：“一介布衣，提三尺青锋荡平天下，夫复何求，余愿足矣。”
汉高祖刘邦，心狠手辣的人，韩信、英布、彭越、韩信（注意这位不是受胯下之辱的那位），为他打下江山，却因消除异姓王，强加造反被杀。
“他半生蹉跎，中年发迹。曾经收拾漂母，受胯下之辱。乱世成就了善战之名：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却逃脱不了命运：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句话就是韩信出名的原因：能打仗，而且能赢，可是最后，韩信没有逃脱命运，死在吕后手下。
“他本是韩国贵族，为复仇曾经散尽家财，求告刺客。国仇家恨，知遇之恩让他尽心辅佐与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就、皇图霸业。功成之日，他为己图谋，赤松子盾，全身而退。”
张良，原始韩国贵族，要刺杀嬴政，无奈一百八十斤铁锤砸中了嬴政的副车，后被通缉，嬴政死后造反得一百多人，路途碰见刘邦和五千军马，投之，成功之日，全身而退。
“他本是一介书生，叩关时，深谋远虑，收秦氏户籍典章；多年来，安于幕后，举荐良才，镇国复明。 临终时，举贤不避隙，遂成萧规曹随千古佳话。”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发迹靠他，死了也是他，韩信是管仓库人的时候，萧何举荐为大将军，后来韩信“造反”，他出主意抓住韩信。
入关时，他进入了无人问津的书室拿走了重要之物，项羽却没有拿到。
“他本是悠然老者，年七十，长居家，好奇计。风烟四乱时，入市弄潮。工业未成，见疑被弃。愤愤而终，方悟封侯拜相不过如此而已。”
范增，被项羽称为亚父的神机军师，号称天下无敌，无奈最终被陈平一计击败，被遗弃，愤愤而终。
“他本是酒徒狂胜，眼光独到，择主而侍。雄辩滔滔，以口舌之利说降敌国，虽千军万马不及。功业将成，争功末路，却死于非命。”
关键词：《二年律令》 制定年代
二年
《二年律令》共由27种律和1种令组成。从其法律内容和同时出土的《历谱》、《奏谳书》的内容来看，基本可以确定《二年律令》的绝大部分法律条文当为高祖时（包括为汉王时期）由萧何制定的法律和高祖的诏书以及由萧何与御史上奏被高祖批准的，还有少许法律条文为惠帝、吕后时追加的。
在对《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制定年代考证之前，还必须弄清“三章之法”⑴的时间问题。刘邦入关，对关中秦人“约法三章”，而“三章之法”的时限止于何时汉法又开始制定并取代了“三章之法”？.张建国先生认为“约法三章”的时间效力并非班固所说的一直持续到萧何作《九章律》才告结束，而应该早⑵，笔者认同；但他提出其时间最短不过两个月，长则不过两年，这一点笔者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其时间当为一月余，不足两个月，更谈不上两年。《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候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係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沛公）遂西入咸阳……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着重号为笔者加，以下同）耳。”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明刘邦的“约法三章”是在特殊情况下宣布的暂时性法律，他本人也并未打算长期执行这一十分简单的法律，并指出“三章之法”使用下限为“待诸侯至”而止，众诸侯至后再重新商定新的法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秦二世三年十一月，“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悦”，十二月项羽“至关中，诛秦王子婴，屠烧咸阳。分天下，立诸侯。”可见“三章之法”仅存月余，项羽入关便不再有效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明确记载：“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馀，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沛公居霸上仅“月余”，项羽等人至，项羽“主命分天下王诸侯”，“三章之法”自然荡然无存，就连宣布此法的刘邦也不得不暂时听命项羽分封，他的“三章之法”项羽又岂能继续推行于关中呢？
“三章之法”可以说是一个权宜之计的政令。我们知道，封建法律通常由律、令、科、比四部分组成，皇帝的诏令也是汉代的法律来源之一，诏令的产生主要源于皇帝的意图以及各级官员就某方面事件的请求，它包括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制诏、由丞相、御史大夫奏请而皇帝批准的诏令和高级官吏承皇帝旨意拟出对策再请皇帝批准的政令等，这些政令构成了封建法律的一部分，《二年律令·津关令》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三章之法”事实上就属于政令这一类，由于它的宣布有其特定背景、特定对象和特定范围，它是在刘邦侥幸先入关中、仅针对关中的秦人宣布的一个十分简单的法律约束。由于项羽背约后局势大变，刘邦进入汉中后所面临的形势与宣布“约法三章”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三章之法”自然也不会被刘邦搬到汉中推行。为适应新形势、新地区、新民众，到汉中后，刘邦有必要命萧何制定新的法律。《汉书·高帝纪》云：汉二年春正月，“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以此推断，汉元年入汉中后就已命萧何制定了一些法律，二年时已正式施行，故二年时考虑到“蜀汉民给军事劳苦，”所以让蜀汉民“复勿租税二岁”。同时我们还可以得知这时法律至少已有征收租税、征发徭役和兵役方面的条文；二年时又赐民爵，可见这些法律内容已远非“三章之法”的内容了。“赐民爵”已开始出现，当然在战争年代赐军功爵更会有。其实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已经利用赐军功爵的方法来鼓舞士气，如樊哙、曹参等斩秦人在《史记》上皆有受赐爵的记载。⑶ 所以，汉王二年一样还会继续用赐军功爵的方法以激励士气，并把将士因获爵而应得的权益加以落实，否则将士就不会再卖力，这就需要相应的法律加以保证和执行。汉王二年又把这些法律推广到新占据的关中，“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⑷汉二年又开始置乡、县三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⑸又六月壬午“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兴关中卒乘边塞。”《史记·高祖本纪》也提到“兴关内卒乘塞”。⑹所以，由前文分析我们可知汉二年有关徭律、户律、兴律、复律、爵律、赐律、置官等方面的相关法律已制定并在汉王所统治区全面推行了。另外，《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这里也证明了萧何在汉二年的确制定了一些法律。由前文可以考定，汉王元年因入汉中时间短，未制定多少法律，二年时开始较全面的制定了诸多法律。从内容上看，汉王二年萧何制已经制定了《二年律令》中许多主要的法律条文，已具有《二年律令》的雏形。那么，在入汉中这么短的时间里有无可能制定出这样一个较正规的法律呢？是可能的。因为萧何是一个经晓秦律的法吏，《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辩之。何乃以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故请，得毋行。”沛公初入咸阳时，众人皆争金帛财物，独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书也。”萧何有着清醒的头脑，又为秦法吏，依其所收秦律令制定此时汉王所需的法律是完全可能的。任何重大制度的健全、完善都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今日所见的《二年律令》的内容应该是基于汉王二年诸法律基础上逐步完备的律文，所以名为《二年律令》是很正常的。顺带讲一下，张建国先生以前一史料认为可判为萧何“次律令”的起始时间，应当是正确的。⑺《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於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这里所“次”的律令当指《九章律》。《九章律》当为汉高祖五年统一全国后命萧何制定的。虽然《九章律》与汉王二年制定的法律从内容上有所区别，但是，汉王二年的法律已含有了《九章律》的许多法律主题，故可以认为《九章律》已经开始制定了。
有不少学者提到《贼律》中简1，2，3的内容是反映了汉初（即统一全国后）中央政府与异姓诸侯王斗争激烈的法律，这一点可以成立。但笔者认为，项羽称霸分封众诸侯王后，各诸侯王之间因各种历史原因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作为汉王的刘邦与其他诸侯王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制定、颁布《贼律》简1，2，3的法律条文也是十分必要。当然，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中，由于政治的需要，刘邦又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全国统一后，这些异姓王势力很大，对中央政府构成了重大威胁，除了最弱的长沙王以外，其它各诸侯王先后都进行了反叛。所以，汉初异姓王存在的情况与刘邦为汉王时的形势有很大相似处，继续使用这些律文没有什么不妥，所以《贼律》简文中的相关法律也很可能在汉王二年时就制定了。
惠帝、吕后时基本遵循高祖时制定的法律，未有大的行为。史载，在惠帝责问曹参时，曹参回答说：“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⑻曹参去世后，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⑼可见惠帝时确未有大的法律制定行为。《二年律令》中就有许多法律条文也能证明这一点。其中《盗律》简78有“盈二十日”；《具律》简83有“若年不盈十七岁”，简86有“有罪年不盈十七岁”，简94有“不盈岁者，罚金四两”，简96，97有“赎劓黥、戍不盈四岁， （繫）不盈六岁”，“ （繫）不盈三岁，赎耐、 （遷）、及不盈一斤以下罪”，简115有“年未盈十岁为气（乞）鞫，勿听。狱已决盈一岁……”等；《亡律》简157，165都有“盈”字出现，惠帝名盈，而这些法律并不避惠帝名讳。但是，在《汉书·惠帝纪》中记载，在惠帝即位当年，即公元前195年5月，惠帝了一个大规模赐爵的诏令，文曰：“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二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舍人满五岁二级。……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此诏凡云“盈”皆已改为“满”，所以完全可以确定，这些法律当为高祖时制定而非惠帝时期制定的。
《汉书·刑法志》记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可见惠帝、吕后时期的确没有大规模制定法律的行为。但这并不否定惠帝、吕后时有个别法令条文的颁行。如前文吕后用惠帝名义的一个大规模赐爵的诏令。《二年律令》中也有个别法律条文非高祖时制定，如《津关令》廿一、一律文有人认为当制定在惠帝吕后时，⑽而其它令文则大多在高祖时制定。再如《二年律令·具律》中简85文有“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的条文，《津关令》廿二、有关于“鲁侯”的条文：“丞相上御史书言，鲁侯居长安，请得卖马关中”等语。我们知道，“吕宣王”是吕后元年追尊其父吕公的。在史学界，这里的“鲁侯”应是吕后的外孙张偃也基本一致认同。吕后时为维护吕氏家族的权力，制定个别法令追加到原汉律上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两条律文为吕后时所制定的是对的。但是她只能追加，不可能废掉高祖旧律另颁新律，这一点从史书记载吕后为封吕氏为王而怕刘氏反对，同时也封了更多的刘姓宗室为王为侯可证。《史记·吕后本纪》记载：“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由此可见，吕后虽称制，但并不敢随意违背刘邦制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欲王吕氏，则先王众刘氏并风喻大臣，由大臣请后才敢王吕台一人。作为国家大法，吕后又岂敢废而新颁呢？
从上文分析可知《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大部分是在高祖时（包括为汉王时）制定的。从同时出土的《历谱》和《奏谳书》也可证实这一点。《历谱》记录的是日期从汉高祖五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后九月。⑾《奏谳书》内容体例开首历朔大多属于汉高祖时。高敏先生以此认为《二年律令》的“全部内容都应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时施行的律令”，是不正确的。⑿上文已证明汉王元年起已开始制定了许多《二年律令》中的诸多律令，上限应至汉王元年，至少也要在汉王二年时，而非始于高祖五年，而下限为吕后二年则无疑。
因此，由以上考证，《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在高祖时制定的，并且是以汉王二年由萧何“为法令约束” ⒀ 的“法令”为基础逐渐添加、完备的。汉王二年的法律已具有《二年律令》的雏形，并且这些律令一直被沿用，在汉王三年至惠帝、吕后这一段时期又有一些律文因其它原因追加上去，因此，《二年律令》的“二年”应为“汉王二年”。当然有些学者提出是“高祖二年”也可以，从时间上来讲是一样的，但不如说汉王二年更准确。而有些学者仅仅依《具律》中简85有“吕宣王”一词和《津关令》中廿二、一律文有“鲁侯”来判断为“吕后二年”似乎不妥。
转贴于 ⑴⑷⑸⑹《汉书·高帝纪》。
⑵⑺《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张建国，《法
学研究》1996年1期。
⑶《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高敏，《文史哲》1978年1期。
⑻ ⑼《汉书·萧何传》。
⑽《〈津关令〉的颁行年代文书格式》彭浩，《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5月。
⑾ ⑿《漫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主要价值与作用》高敏，《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5月。
君山龙脉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定国号为汉。他打算在洛阳建都，谋士娄敬对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这句话打动了刘邦。在关中建都，他的王朝就可以凭借高屋建瓴的地势，控制函谷关以东的各个地域。是年6月，随着战争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刘邦下定了决心，定都长安。
建长安城时，丞相萧何在秦岭北麓发现了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高五六丈，似乎是从秦岭龙脉中跑出饮水的一条龙。萧何指挥工匠在龙首原上建造了未央宫，并按天上北斗星的形制布局建造了长安城。
早先，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封地在秦岭南麓的汉中，刘邦不愿去封地，萧何劝谏说：“天有银汉……天汉，美名也。”萧何把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汉水对应起来，认为汉中也是块福地，他在此兴修水利工程，为刘邦积蓄军粮，还游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一举奠定汉军的军事格局。随后，韩信在秦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越秦岭出奇兵入关中灭三秦。汉中真如萧何所说，成了汉王朝的发祥地。长安城的建立，让关中有了称雄世界的资本，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汉、唐两个王朝都在此建都，长安因此成为与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齐名的世界历史古都。
秦以前，中国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西部武力较强大，东部文化经济较发达。西汉继承秦王朝的基业建都关中，长安成为全国之中心，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并与西方的武力相凝合，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西汉军队驱逐匈奴，开通了西域的“丝绸之路”。西汉的立国姿态，是协调、机动、进取的。关（指函谷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将相相辅相成，造就了西汉之全盛。
古代堪舆家把终南山视为龙脉，认为终南山下是最适宜帝王居住的地方。“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站在的城阙上遥望秦岭，不知曾有多少帝王将相顿生豪气。虽然西汉衰亡，东汉迁都洛阳，但长安城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谱写华章。
隋唐时期，终南山与长安宫阙遥对，这种地理区域的一体性，加上历史观念的赋予，使秦岭具有了更多文化意义，也造就了与秦岭不可分割的关联。
隋代建筑大兴城（长安城）时，设计者便将秦岭考虑在内，城市与山脉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唐长安城以朱雀门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其东属万年县，街西归长安县，从城南正中的明德门向南直达南山石砭峪的大路，是万年、长安两县郊区的分界，也是唐人所称的“天门街”或称“天街”，这条路，北面对着皇宫的承天门，南面对着巍峨的秦岭。到宋代，这条大路还存在。
唐代，秦岭是士人心中的乐土、帝王眼中的仙乡。唐大明宫与秦岭的对望，仿佛是尘世与仙界、现实与理想的反差。万人之上的帝王也被秦岭的景致所吸引，唐太宗说：“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秦岭是当时国家祭祀礼拜的场所，皇室在秦岭北麓的楼观台大修道观，并追认道教始祖老子为远祖，修建宗圣宫。
远古田园
若是再往前追溯，则秦岭山脚下有人类文明的历史还可以更长。
秦岭北坡有150多个峪口，每个峪口都有溪水流出，这些溪流汇入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渭河从甘肃进入陕西后，冲积出关中八百里秦川。在关中平原，中国人的农业始祖后稷在这里教人稼穑，《诗经》中说，这里的农桑、衣食之业都很丰裕。秦岭犹如一幅高大宽阔的山水林泉屏风，每日每时呈现于生活在它脚下的居民眼前。从远古开始，人们就在秦岭脚下谱写着田园牧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远古田园遗迹，就是半坡氏族遗址。
在周代，人们称秦岭为终南山或者中南山，它巍峨险峻，为万众仰慕。大禹封九州时，关中封为雍州。《诗经·信南山》中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周人用感恩的语气，告诉我们终南山下这片肥沃的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的沃土。这里的原野平展整齐，阡陌纵横；人们辛勤地垦田种植庄稼，修屋筑室，建造城郭，发展农业，让周族强大起来。“夫雍州本帝王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关中记》说：“终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富饶的关中平原，首先孕育出周代的文明。
《诗经·天作》是周人献给开国君主周文王的颂歌：“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周文王姬昌艰苦奋斗五十年，让一个偏居西北的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能与殷商抗衡的新兴强国。他生前已完成灭商的战略准备，他去世三年后，武王一举殷商政权，建立了周王朝。西周的丰镐二都，都建立在秦岭山脚下。也许从那时开始，秦岭有了“中南山”的名号。“又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
秦人之脊
周人在关中创造的辉煌，后来却断送在周幽王的手中。犬戎入侵，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攻陷镐京，消灭了西周王朝。周幽王之子宜臼在秦襄公率领的军队护送下，来到洛邑登上王位，开始历史上的东周时期。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回到关中，他带兵驱逐犬戎，拥有了周王朝的岐、丰八百里土地，为秦国日后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周时期的秦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大部及甘肃东部。
[关键词]汉代；财政；监督
财政监督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迄至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定制，主要体现在地方官吏在每年岁末，必须把其所辖区域的人口、垦田、赋税收入等上报中央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执而戮之，逸，奔郈。郈鲂假使为贾正焉。计于季氏，……执诸季氏中门之外。”《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第2415页)虽说上计制度在当时是作为官吏考核制度而存在，但由于它包含有对财政监督的内容，因而它实际上又是与当时的财政监督制度相关联的。从云梦秦简《仓律》、《金布律》、《效律》等律文中看，我们可以知道秦律在财物检查时间、官吏责任、奖励惩罚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这是秦财政监督制度的重要体现。汉代的财政监督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汉代财政监督体制是随着国家官僚制度的确立而完善的，它所司职责当然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从文献来看，秦汉负责执行财政监督职能的系统也逐渐形成。学界已有专文分析汉代财政收支项目问题，如马大英先生的《汉代财政史》、陈明光先生的《汉唐财政史论》、黄今言先生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加藤繁先生的《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等③。而专门探讨两汉财政监督制度的文章很少，目前只有陈世材先生的《两汉监察制度研究》略有涉及。根据陈世材先生的研究，汉代监察机构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部刺史等④。他仅仅从行政监察的角度考察监督机构问题，而对汉代财政收支监督以及财政监督立法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笔者拟利用最近刊布的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作一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财政收入的监督
对财政收支的监督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稳定，因而成为财政监督的重要内容。两汉财政税收管理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对财政收入的监督，往往成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⑤。秦汉财政收入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与税收密切相关的垦田数量和户口情况审核上。
(一)监察人员在审查财政收入时注意对垦田数量的审核。汉代田租的征收是根据规定的税率进行的。黄今言先生在《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中认为，秦汉实行依照田亩与产量相结合的方式计征田租的⑥。因此核实田亩数量的多少对于政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防止地方官隐瞒垦田数量这类事情的发生，国家要求在上计时地方政府要如实呈报垦田数量。
从秦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隐匿田税、虚报田租数额、漏交田税以及所交租税不合规定者要给予处罚，《龙岗秦简》记载：
不到所租直(值)，虚租而失之如。(简143)
坐其所匿税臧(赋)，与灋(法)没入其匿田之稼。⑦(简147)
第一条材料规定了对隐瞒田租者按其所隐瞒田租获赃数额定罪，并依法没收其隐瞒田地上的庄稼；第二条材料说明了交纳田租如果不到所租田地应该缴纳之值，虚报田租数额而设法逃漏者，要受到法律处罚。
西汉田亩稽查制度更加严格，如尹湾简记载：“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人。如前。”⑧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东海郡垦田顷亩数的总计”⑨，在史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垦田顷亩确切数量的记录，也说明了当时国家为了掌握田亩数目，以增加国家税收的目的。东汉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时期对田亩数量记载相当精确，如《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应劭曰：
……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东汉政府还为此实行了严格的“度田”制度，如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⑩，明帝时“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⑾。正由于财政检查的得力，因此有很多官吏、豪强获罪，如“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⑿。又，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⒀，加强田亩数量的审核，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上报不实的情况，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强化户口的审查，确保赋钱收入⒁。因为丁口之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甚大，并且这种税收分别是以人口、户口的数量为依据征收的。
先看看秦的户口核查情况。秦始皇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书年”⒂，又，睡虎地秦简记载：“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⒃其中“匿敖童”就是对户口登记情况的法律规定，再如秦简《效律》规定：
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责其出殴(也)。人户、牛马一以上为大吴。罪一等。⒄
这里虽然讲的是关于会计记录问题，意思是说，如果会计记录不足或多于实际数目超过法律规定范围、数目较小者，可以免罪，但错算人口一户或马一头以上为“大吴”，因此人口核查要求精确，不得有误。
西汉也实行严格的人口普查制度。如居延汉简⒅明确记载户籍的简文有：
永始五年三月戊辰朔己巳，博与长俱送都尉谨案户籍。119.49
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丙辰，都乡啬夫长敢言之：同均户籍臧乡名籍，如牒，毋官狱征事当得。81.10
充光谨案户籍在官者弟，年五十九，毋官狱征事愿以令取传乘所占用马，八月癸酉，居延丞奉光移过所河津金关，毋苛留止，如律令／掾承。218.2
以上简文皆反映西汉成帝刘骜永始五年、汉哀帝刘欣建平三年等的户口文书管理之事。西汉后期地方户籍文书还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如尹湾汉简记载：“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世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⒆此处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内所有人口、户口数目，这是有关郡内人口、户口数，年度增长数和获流户数的全部记录。由于汉代的丁口之赋征收依据是户口、年龄、人口数等，因此集簿对这些人户记录十分清楚。
那么东汉户籍的监督管理又如何呢?《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关于“户口簿籍文书”⒇记载详细：
(一)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某户籍：1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某卅九笃子公乘石……。2卅七算。七九
(二)区益子朱户籍：区益子公乘朱年廿口算卒九十复。八
(三)残户籍一：年卅卒。八一
(四)残户籍二：1凡五事。2中三事訾五十。3甲卒一人。八二
东牌楼出土户口簿籍不多，只有几件，但它们对于研究汉代户籍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低估。这里所说的“户口簿籍文书”，是一个未经细分的笼统称谓[21]。
另外，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首匿之法”，如《汉书》卷四四《淮南厉王刘长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注引师古曰：“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第2139页和第2140页)说明藏匿人口违法的。再如《奏谳书》云：
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忠刻(劾)狱史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月，平曰：诚智(知)种(名)数，舍匿之，罪，它如刻(劾)。种言如平。问：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它如辞。鞫：平智(知)种无名数，舍匿之，审。当：平当耐为隶臣，锢，毋得以爵、当赏免。?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三十)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妄，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以此当平。南郡守强、守丞吉、卒史建舍治，八年四月甲辰朔乙巳，南郡守强敢言之，上奏七牒谒以闻，种县论，敢言之。[22]
可见汉代对藏匿户口、人口处罚很严格，汉代法律表明，汉代户口统计中存在很多监督不严和制度上的漏洞[23]。
田亩和户口数目的核查在财政收入监督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实际的财税征管过程中，有些地方官吏自己订立税目，横征暴敛，如《汉书》卷七二《贡禹传》载，宣帝时农民“……又出稟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和帝时“大将军窦宪西屯武威，棱多奉军费，侵赋百姓，宪诛，坐抵罪”[24]；灵帝时“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25]。这严重破坏了国家赋税政策，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中也不乏被查处之官吏，如：
《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五凤元年四月乙未封，十三年，初元五年，坐擅兴繇赋，削爵一级，为关内侯，九百一十户。(第496页)
《东观汉记》卷二《列传》：强赋一亿五千万，槛车征下狱。
因此，两汉政府对财政收入的监督是相当重视的，要求上计时汇报当年郡内财政收入的准确数字，在《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当年东海郡钱谷收人总量的明确记载：“一岁诸钱入三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又，“一岁诸谷人五十五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口升，出丗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26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同书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这些材料说明，中央对财政收入的监督有严格要求：上报时数据必须准确，其中包括财政收入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岁人、垦田和户口等准确数据。
二、财政支出的监督
汉代财政支出的监督也很严格。两汉财政支出结构也比较合理，其中包括军事支出、官吏俸禄支出、基础建设支出、祭祀支出、皇室开支以及教育费用支出等[27]。政府加强财政支出的监督可以防止某些支出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官吏贪污腐化等，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支出的顺利进行。根据加藤繁氏《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的研究，汉代军费支出在财政支出费用中所占比例很大，如：“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28]可见财政开支达“二百四十余亿”。一旦制度出现漏洞，那些胆大妄为之人就会侵吞国家资财。因此，政府在军费支出、俸禄支出和赈灾物资的发放等发面加强了监督、审查工作。
在军费支出过程中，有些官吏虚报战功，趁机获利，西汉宣帝刘询时期，侯顺嗣“坐为虎牙将军击匈奴诈增虏获，自杀”[29]。又，在东汉顺帝时期文献记载：“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人，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30]在“羌叛”之际，政府开支“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人”。可见加强对财政支出环节的监督，对巩固国防和保障财政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军队财政审核人员对两汉对边防军的军备物资的监督也非常严格。如“校候三月尽六月折伤兵簿，出六石弩弓廿四付库，库受啬夫久廿三，而空出一弓，解何?”(179．6，第286页)此简出自A33地湾，肩水候官所在，简中的候指肩水候，发文者当是肩水都尉府。都尉府在检校肩水候呈交的二月至六月折伤兵簿时，发现簿册上登记的付库六石弩数与库所受实际弩数不相符合，便下了这道文书责问。再如：
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道，传车被具多敝，坐为论，易到，遣吏迎受输敝被具，郡库相与校计，如律令。(A)掾望来、守属敞、给事令史广意、佐实昌。(B)I0309③：236
效谷移建昭二年十月传马薄(簿)，出县(悬)采马五匹，病死，卖骨肉，直钱二千七百卌，校钱薄(簿)不入，解……0116②：69
第一支简是西汉宣帝时期敦煌太守下发给“县、郡库”的监督车辆等情况的文书，对各种车辆要“与校计，如律令。”第二简是西汉元帝时期地方检查人员校对传马情况的文书，并对卖出死马“骨肉”所获得的钱财也有具体记载[31]。
官僚俸禄支出的监督在汉代也有法可依，其监督力度也很大。
秦汉官僚队伍人数众多，“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32]哀帝建平二年有官吏“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虽然在两汉四百余年中，官吏人数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但是人数之多，官俸开支之大可想而知，史称：“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33]那么，汉代财政部门是如何对官俸发放进行监督的呢?由于官吏俸禄发放依据吏员数和禄秩高低来衡量，因此对之国家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尹湾汉墓简牍》中就有东海郡官吏数量的统计数字以及禄秩高低的记载，说明当时检查人员在俸禄支出时已经注意到对相关记录的监督和考核[34]。
关于俸禄管理监督制度，早在秦代就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了，如秦简记载：“不当稟军中而稟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35]这是关于军队禄米发放的规定，如果不应从军中领取粮米却又领取了的，不仅盗领者本人要被罚款(赀)、撤职永不叙用(废)、流戍边地(戍)；甚至一起吃军粮的人(徒食)、军中长官(屯长、仆射)和负责发放军粮的县令、县尉、士吏都得受到相应惩罚。
在居延汉简中也可看出汉代对俸禄发放的严格审查。在领取俸禄之前，各候官都得先编制领取者名籍，甚至还要编制出吏员俸禄的报表。如简云：“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辛巳，甲渠鄣候汉强敢言之：谨移四月行塞临赋吏三月奉秩别用钱簿一编敢言之。书即日餔时起候官。”(E．P．T56：6A)这支简记载了西汉宣帝俸禄文书编制情况。在监督过程中，也常发现官俸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确是重发或多发俸禄，则应追回。如汉简：“……从库令史郑忠取二月奉。不重得正月奉，今库掾严复留凤九月奉钱，不当留库，证所言。”(178.30)又，“不侵候长柏诩所还重取奉钱千六百”。(507.11)可见，汉代俸禄支出的核查还是有章可循的[36]。
另外，加强对赈灾钱物的财政稽核工作。两汉用于直接赈灾的开支数目是非常惊人的[37]，但是地方官吏不择手段侵吞国家赈灾钱财时有发生，如：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王莽时)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稟，饥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第4177页)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献帝时)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第376页)
对政府发放给流民的赈灾粮食，“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禀”，致使灾民“死者十七八”。而献帝时三辅大旱，出现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的惨景，虽然政府出太仓粮食救济，但是仍然有可恶的该死的贪官贪污，皇帝乃“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这样的贪盗行为不仅会造成国库亏空，而且还将导致阶级矛盾加深，危及国家政权的根基，因此统治者甚至皇帝也亲自对之进行监察、核实。一般而言，两汉财政监督的办法是派遣使者、特别是司隶校尉、刺史和太守及其属吏等进行监督并给予违法者严厉打击，这在《后汉书》卷八一《陆续传》：《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和《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附弟丕传》都有详细的记载。可见，两汉政府对赈灾及其管理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其救济力度不可谓不强。
三、财政监督立法
财政监督立法是国家财政运作过程的中间环节，国内外尚无学者对之进行专门探讨，本文试补论于下：
首先，让我们看看秦代对国家财物管理的立法情况，秦简《仓律》规定：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餼)，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5—36页)
这里规定，谷物入仓必须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对国家财物管理的法律规定非常严格。又如《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38]法律还规定：“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令丞必须用其封印封缄核实，如果需要开支时，需要先把印封呈献令丞核验，方可支取。秦律中规定官有财物管理人员须“至计而上膺籍内史”[39]，即在每年上计时应将库藏物资的籍帐册上交受审。“啬夫免，效者发，见杂封者，以陧(题)效之，而复杂封之，勿度县，唯仓所自封印是度县。”[40]即规定财物管理官吏在离任时须接受专门核查，以保证国家财物不至于流失。秦简《效律》规定：“……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责其出殴(也)。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误自重殴(也)，减罪一等。”[41]在财物管理中，如果出现财物发放超过标准或不当的情况，则要受到严厉打击和处罚。
到了汉代，律令对财政经济管理有严格规定，国家钱财被偷盗的现象史籍中有大量记载，如汉简：
所盗取粟小石三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E．P．T59：662
赵临开傰臧内户，盗取卒阁钱二千四百，谨已劾傰职事无状。E．P．T50：154
盗取。E．P．T59：900
第一支简所记明确记录了盗取粮食“小石三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第二支简文乃偷盗“阁钱”，第三简文由于缺字严重，其意义不明。再如东汉明帝时县廷失窃，“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遂委责于人，以偿其秏。乡部吏司因此为奸，僚常疾之。”[42]正是由于这次事件，“坐死及罪徙者甚众”，法律规定可谓严厉也。在财政管理环节中出现的问题还包括官吏挪用公款或公款它用等，如：
《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附子敬声传》：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第2878页)
《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而望之迁御史大夫。侍谒者福为望之道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望之与丞相丙吉议，吉以为更大赦，不须考。(第3214页)
《后传书》卷五八《虞诩传》：……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第1872页)
从以上引文可见，“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结果获罪下狱，但“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也是不容许的。再从张家山汉墓竹简的记载中也可以得知，当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官有财物管理和审核的制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七年八月己未江陵丞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长从史石盗醴阳己乡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令舍人士五(伍)兴、义与石卖，得金六斤三两、钱万五千五十，罪，它如书。兴、义言皆如恢。问：恢盗臧(贓)过六百六十钱，石亡不讯，它如(辞)。鞫：恢，吏，盗过六百六十钱，审。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律：盗臧(贓)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以此当恢。恢居郦邑建成里，属南郡守。南郡守强、守丞吉、卒史建舍治。(《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19页)
从这个材料来看，恢系左庶长，指使从史石盗取本县己乡的公米，由他的舍人士伍兴、义和石一起出卖。王子今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解释[43]，他认为，恢与石的罪行都是盗“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似不存在“盗与分”事，一种可能是石在逃，盗赃即不分割，一种可能是确为恢所指使，也就是谋遣石盗，若教石可(何)盗所。《奏谳书》此例引用《律》：“盗臧(贓)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与《二年律令》“盗臧(贓)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相同，只是省略了“舂”字。又引录《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则是我们在《二年律令》中没有看到的。这条《令》，应是对律文实施方式的补充。从简文看，“石亡不讯”，而恢的处治，完全尊从《律》与《令》：“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我们认为，王先生的这种分析是合理的。由此可以看出汉律对官有财物的立法和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再如汉简：
寅士吏兼行候事敢言之：爰书戍卒颍川郡长社临利里乐德、同县安平里家横告曰：所为官牧橐他，戍夜僵草中，以行。谨案：德横到橐他，尉辟推谨毋刀刃木索，德、横皆证所言，它如爰书敢。E．P．T57：85(第343页)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县泉啬夫敢言之：爰书御千乘里畸利课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二为六尺一寸送匹五乘至安病死，即与御张乃始治定药期马死定毋病索病死、审澄之，它如爰书，敢言之。敦1301
这是一份为官府放牧橐他或传马在橐他、传马病死后向官府报告形成的爰书。这里要提的是，两条简文记载的都是官府将死牲畜作了检验之后，将结果上报的内容，官府作出这种检验的目的是想通过检验确认该牲畜是病死，还是其它原因所致，并由此来决定如何对之进行法律制裁。
从以上列举的大量史实说明，秦汉财政监督立法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囊括了财政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财物流失，保障了财政运行的顺利畅通。
四、对汉代财政监督的评价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汉代财政监督的实施及其效果呢?
第一，财政监督立法严格。《二年律令》在财政监督和惩治财经犯罪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律文规定：“擅赋敛者，罚金四两，责所赋敛偿主。”[44]官员擅自赋敛百姓，将被判处罚金四两的处罚，并让他把所赋敛之物退还原主。说明汉律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是严于普通人的。前引《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载：“鞫：恢，吏，盗过六百六十钱，审。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律：盗臧(贓)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以此当恢。”(第219页)看来，主管官吏犯盗窃罪与普通人犯盗窃罪所受到的处罚是一样的，而且不能因其爵位而获得减免或以钱赎罪。文中还引了当时《令》中的一条规定：“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令”也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
第二，加强财政监督的执行，主要体现在稽查财务腐败方面。官员“受赇”是吏治腐败的表现。《二年律令·盗律》的规定：“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贓)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整理者解释，“受赇”就是受贿，“行赇”就是行贿[45]。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均按其赃值与盗窃罪同样论处。如果其中某些罪行的量刑比盗窃罪还重，则以重者论处。行贿者也与受贿者一样同罪论处。值得注意的是，《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把贪污与盗窃同罪论处，说明了汉代统治者对官员贪污的惩治力度，《奏谳书》中的一个案例记载，两个行贿、受贿的官员受到了法律制裁，称其“受、行赇枉法也”。再如《具律》规定：
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第147页)
这是对监察执法官吏腐败的一种惩治规定，监察官吏如果徇私枉法、对案情不审查到底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具律》规定：
译讯人为(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劾人不审，为失；其轻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为不直。(第149页)
说明当时统治者对监察执法腐败问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可以从《杂律》中看到：
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第157页)
意思是，凡是食俸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和在朝廷中做官的官员，有敢放高利贷获利者一律被免除官职。这可以说是整顿财经系统官吏腐败的一项措施。该律另有规定：“擅赋敛者，罚金四两，责所赋敛偿主。”(第158页)是说官员擅自赋敛百姓，将被判处罚金四两的刑罚，并让他把所赋敛之物退还原主。
第三，秦汉时期政府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侯德天嗣，鸿嘉二年，坐恐猲国人，受财臧五百以上，免．(第498页)《汉书》卷五《郑当时传》：任人宾客僦，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当时以此陷罪，赎为庶人。”(第2325页)《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附子恺传》：“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第1308页)在考古资料和传世典籍中记载了大量被稽查出来的不法之吏，这些都是两汉财政监督体制比较完善的体现。
但是我们认识到，秦汉财政监督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于财政监督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还有哪些表现，有待于新出简牍材料进一步加以证实。
总之，两汉财政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部分官吏违法乱纪，抑制了某些官吏贪污盗窃活动，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管理机制的顺利运行，从财政上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580119。
本文系2006年7月于南昌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讨论稿，承蒙陈明光先生、杨际平先生和黄今言先生等的悉心指正，在此表示衷心的谢忱。
②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版，第217—218页。
③参见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加藤繁：《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载自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三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④陈世材：《两汉监察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1—23页。对“司隶校尉”、“刺史”和“督邮”的财政监督职能等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拙著《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⑤《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45页。
⑥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⑦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0—121页。
⑧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
⑨所谓“提封”，一说意即通“共”，谓举其总数言之。或说“提封”，指管辖的封疆。见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⑩《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6页。
⑾《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第1305页。
⑿《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6页。
⒀《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31页。
⒁由于秦汉户籍制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不拟赘述，这里仅仅根据前人很少使用或最近出土的户籍文书材料加以申论。相关研究请参见傅举有：《从奴婢不入户籍谈到汉代的人口数》，《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张金光：《秦户籍制度考》，《汉学研究》12—1，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84年版，第75—99页；杨作龙：《汉代奴婢户籍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l986年版，第378—396页；卢建一、王犹升：《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户籍制度—居延汉简学习札记》，《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孙筱：《秦汉户籍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求索》1987年第1期。
⒂《史记》卷六《始皇本纪》，第232页。
⒃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43页。
⒄前揭《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25—126页
⒅参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⒆前揭《尹湾汉墓简牍》，第77—78页。
⒇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80页。
[21]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2005年第12期。
[2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19页。
[23]《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记载，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注引师古说：“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第437—438页。
[24]《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62页。
[25]《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第2535页。
[26]前揭《尹湾汉墓简牍》，第78页。谢桂华先生认为：“这是有关东海郡该年度包括支付吏员俸钱在内的各类钱支出的总计，共为145834391钱和上一行各类钱收入总计266642506钱相抵，本年度结余钱120808115钱。”见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7]具体参见加藤繁：《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载自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三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年版。
[28]《后汉书》卷八七《东号子麻奴传》，第2891页。
[29]《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690页。
[3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7页
[31]如果违反了某一规定，也能被检查人员查出，如“十一月五日丁丑，城北卒訾谭受卅井塞尉檄：言适尊载甲渠候鄣转二两。”(254．13A)这里“尊”因为违反规定转运了两车货物，上级下达檄书加以责问。
[32]《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743页。
[33]桓谭《新论》。
[34]见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卜宪群：《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5]《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第133—134页。
[36]有关财政支出的情况，请参见拙文《汉代财政支出管理及其特点释证》，《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7]黄今言等：《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赈灾形迹年表》，《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38]《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5页。
[39]《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100页。
[40]《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第36页。
[4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25—126页。
[42]《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附子鯈传》，第1124页。
[43]参见王子今：《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
[44]《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58页。
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
（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
域外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周时代，就与邻近的方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些方国间的贸易还不具备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域外贸易，它仍然属“华夏”境内贸易的范畴。准确地说，域外贸易当始于秦，而兴于汉。
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地域上也已大致上形成了今天国家的轮廓，汉是秦的继续。秦汉时期，随着水陆商道的开辟，扩大了与域外市场的交往，国际间的商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
1、中国与东邻国家的贸易。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之民，常常有人迁往朝鲜半岛。到了汉代，武帝曾在燕人卫满所统治的朝鲜半岛西北部，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莬四郡。于是，那里与汉朝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如今，在朝鲜半岛出土了不少汉代文物就是例证之一。西汉时，乐浪是朝鲜的贸易中心，当时中原通往朝鲜的交通有水、陆两路：陆路以燕（蓟）为起点，史称：“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这是燕（蓟）与朝鲜、秽貉、真番之间的交通干线；水路乃从齐（今山东）的之罘出发，浮海直达朝鲜半岛。当时中原内郡商贾去的不少，朝鲜的特产和西汉的漆器、丝织品等，是相互交换的主要内容。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始于秦代，传说，秦始皇时曾派徐巿下海求灵药到了日本。西汉时中、日交往增多。据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来献见云。[2]
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3]
日本（倭人）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进行的，日本商人一般先浮海至乐浪，再舍舟经辽东而入。到了东汉，中、日联系日趋频繁。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4]。光武帝绶予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已在日本出土，这标志着中、日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式建立。两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献见”、“朝贺”带有官方易货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取得了中国的铁器、铜器和珍贵的丝织品等，使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2、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贸易主要动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汉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出使大宛、大月支、大夏、安息、奄蔡、條枝、黎轩等国，中西贸易日趋频繁。如据《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的记载：
（西汉王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條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西汉同这些国家加强交往，主要是为了断匈奴右臂，“分匈奴西方之援国”，遏制匈奴势力；但同时也有与各国开展经济交流，寻找新的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西汉时，随着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许多手工业品，特别是丝绸等，需要在域外市场上打开销路，换取“殊方异物”。而中亚、西亚诸国与汉通使，也多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在那些地区或国家本来就不乏擅长经商、逐利者。如大夏“善贾市……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5]。安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6]。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史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7]。各国来汉的使节，很多是“贵汉财物”的变相商人。利之所在，中外商人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西汉方面，一年出使十余批的人中，去中亚、西亚各国的“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外出经商的时间很长。
东汉时期，为进一步打通对西方市场的商贸联系，曾经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故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旅途之艰险，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的严重障碍，未能到达大秦。《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具体地点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指古代罗马帝国，或指古代东罗马帝国，包括今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也有以为专指叙利亚者。当时罗马帝国国力强大，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显为活跃。到东汉桓帝时，中国乃开始与罗马帝国正式接触。据《后汉书·西域传》载：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罗马皇帝安敦究竟是何人？待考。但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后，中国与罗马帝国有了正式交往当属实事。
两汉时期，从东西方交换的商品来看，当时中国对中亚、西亚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漆器、玉器、铁器、纺织品等，其中尤以丝和丝织品占突出地位。而中亚、西亚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主要是毛皮织物和奢侈品等。
3、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西南的“滇缅道”、“蜀布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是通往今缅甸（掸国）、印度（身毒或天竺）、越南（林邑）等地的商贸要道。缅甸是中国近邻，两国人民早有往来，东汉明帝时派人去印度取经途经缅甸。同时它又是东汉与大秦之间的桥梁。《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和帝至安帝时，“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说明大秦也通过缅甸与中国发生过联系。在缅甸之南的印度，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后汉书·西域传》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自西汉武帝经营西南夷道后，中、印联系增多。蜀布、邛杖等蜀郡土产，可“市之身毒”[8]。蜀地商人不顾当时政府禁令，“或窃出商贾”，以走私方式前往该地区从事贸易[9]。东汉和帝时，印度对中国“数遣使贡献”[10]。至于山水相连的越南，自秦以后，因受经济文化的影响，货物交流不断。
自从南越设郡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也随之得到发展。当时海上交通初具规模，在沿海已出现了可供船舶停靠和出船的港口。番禺（今广州）是南海最大的港口，已成为国际性商贸海港。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其中有不少绮丽器物，估计来自东南亚地区，表明番禺至迟在南越王时期已与海外有贸易交往。此外，徐闻、合浦也是当时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材料在航海史上极为重要。其中所记录的地名，中外学者多有考证和研究。大都认为：黄支国应在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邦的康普腊姆；皮宗国即今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岛；已程不国即狮子国也就是今之斯里兰卡。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的具体位置，学者虽然意见不一，但就大的范围而言，都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乃可肯定。为何西汉商使的海船只到达东南亚的黄支国而不继续向西至印度洋？有人认为其原因有多种。“或者因为到了黄支国已满足了要求，不必继续向西远航；或者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利用信风，横渡印度洋；或者因为怕被马六甲海峡西岸、安达曼群岛和尼科马群岛的海盗或野人所剽掠杀”[11]。
至东汉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中国与印度（天竺）、罗马（大秦）已有频繁的海上往来。他们的船舶利用信风，横渡孟加拉湾或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越南沿海而达番禺（广州）。通过这条交通线，更有利于与东南亚及西方各国人民互通有无和商贸的发展。
两汉时期，中国在对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中，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杂缯”或“缯帛”，还有漆器、铜器、陶器等。“杂缯”或“缯帛”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绢、练、纱、绮、锦多种。中国的这些特产，产量多，质量好，深受东南亚人民的喜爱，所以销路极广。进口商品主要是琉璃、果布、犀牛、琥珀、玛瑙。还有象牙、翡翠、玳瑁、水晶、珊瑚等。大多数是供统治阶级用的奢侈品。
[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2]《后汉书》卷85《东夷传》。
[3]《文献通考·四裔考一》。
[4]《后汉书》卷85《东夷传》。
[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7]《汉书》卷96《西域传》。
[8]《汉书》卷61《张骞传》。
[9]《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0]《后汉书》卷88《西域传》。
[11] 周连宪、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
（二）对外贸易中出使兼通商合一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当时的官营贸易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有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出使兼通商，外交与外贸的合一。
随着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发展，在外贸政策上，通常也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延伸。当时的外交联系与商务活动往往结合在一起。外贸并非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多以某种政治目的为先导，政治指导外交，外贸要服从外交。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就是为了“截断匈奴右臂”，使汉之“威德遍於四海”[1]。同时，也有与中亚各国开展经济交流、进行贸易往来的用意在内。当“丝绸之路”打通后，汉廷去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者，同样肩负着外交和外贸的双重任务。如《汉书·张骞传》记载：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师古注：以天子意指晓告之），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支、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又《汉书·西域传》载：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大）宛善马，……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
张骞出使中亚各国，率领随员三百人，携带黄金、丝帛数千钜万，牛羊以万数抵达乌孙，还派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康居、月支、大夏等国。通过使团的活动，不仅在外交上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也有商贸往来，将带去的大批金帛，买回了汉廷需要的物资。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扩大与南方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开展对外贸易，汉廷时常派出庞大的使团到各国活动。这些使团由官府出面组织，其成员中，有的是皇帝的亲信、黄门属吏；有的是为谋取厚利的商人。他们不单是为了耀威海外；也有进行贸易的目的，将带去的大量黄金、缯帛与沿途各国交换珍宝异物。而海外来中国的使者，其人员构成往往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另一种是官方使团以“献见”或“贡献”的名义而来。史称：“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2]。这都说明，当时的对外贸易和外交是结合在一起的。汉廷对外国的“奉献”，要报以“回赏”，这实际上是一种贡纳贸易，是以“贡献”与“回赏”形式的商品交换。
东汉时期，随着中国与周边各国联系的加强，贡纳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据《后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于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條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天竺国)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永宁元年，撣国王雍由调復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以上列举的只是安息、天竺、掸国的“献见”。此类事例还有许多。大凡外国使团或使者的朝贺、贡献，中国皇帝一般都会对其回赠、“厚遗”，并给予盛情款待。史称：西汉武帝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会外国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3]。东汉时期，对外国使团来献，同样是岁餐四夷之客，热情接待，并赏赐“金银、綵缯”。外交与外贸的合一，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个问题，对后世历朝有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虽然多为政府行为，大部分是政府组织的贡纳贸易，而民间私营的域外贸易往往受到限制。但它仍有历史进步性和重要意义。
首先，它增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例如：西汉时，罽宾国“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通过交往接触，乃经常“遣使奉献”。康居国开初也因“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由于汉使的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终于使中、康关系得到改善[4]。东汉时甘英出使大秦，已抵條支，临大海，到了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正式与中国交通，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为款待外国使者和商人，汉廷设立邸舍供应沿途食宿，甚至还派人对他们护送回国。总的来说，自武帝后，中亚、西亚各国与汉廷的关系未断，或遣使奉献，或遣子入侍，或接受册封，通过不同的形式保持联系，同时，在此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渐提高。
再者，通过派出使团和开展对外贸易，大大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汉自张骞“凿空”，开辟丝绸之路后，外国商旅交往频繁。《汉书·西域传》说：当时“驰命走驿，不绝于时，商胡贾贩，日款塞下”。又云：“武帝之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又《后汉书·李恂传》说：“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遣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除此之外，当时进口中国的商品、物资还有其它一些特产。如大宛、康居、大月氏、 罽宾等国的葡萄、胡瓜，大宛的胡麻、苜蓿、酒杯藤，安息的石榴、胡桃、橄榄，印度的胡椒等。另外，西方各国的文化，也随着使节往来和贸易发展，而对中国发生影响。如大秦艺人的魔术、杂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如丝绸、漆器等，也使外国感到神奇，并陆续传入西方。《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丝绸、漆器极受西方各国珍视。丝织品在大秦的价格很高，一匹缣可卖二十五两黄金，非常珍贵。汉代中国是比较开放的时期，中国的先进的产品，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汉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汉书》卷61《张骞传》。
[2]《汉书》卷96《西域传》。
[3]《汉书》卷91《张骞传》。
关键词：刘邦,项羽,汉文帝,身世,楚汉战争
以前读过一本书，说汉文帝可能不是刘邦的亲生儿子，还说《史记》是一部毁书，心中颇有疑虑。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据《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汉文帝母“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
可见，魏王豹起初是想帮助刘邦战胜项羽，后来听说薄姬将会生一个天子，不由得心中大喜，于是转变了立场，背叛了刘邦，先是中立，继而与楚联合。
当时楚汉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汉军屡战屡败，而项羽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在诸侯中的威望都远胜于刘邦，权衡利弊，魏王豹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背汉连楚。
那么魏王豹是如何背汉连楚的呢？《资治通鉴》记载汉王三年五月，即公元前204年五月，“ 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也就是说他是假装回家看望家里的病人，回到国中就截断了魏国和关中的联系，背叛了汉王。为什么他要背叛汉王，《史记》《资治通鉴》均有记载，魏王豹认为“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可见在魏豹的眼中，汉王刘邦是一个傲慢无礼而又喜欢骂人的人，他感觉跟着刘邦不会有多大的前途，于是在楚汉两雄之中，他选择了项羽。
魏王豹又是如何投靠项羽的呢？史书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想见，魏王豹是在听说薄姬会生一个天子之后才背叛刘邦的，毫无疑问他认为刘邦不是真命天子，在他心目中，项羽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只有项羽和薄姬才会生出一个天子来。可见魏豹投靠项羽是用薄姬做跳板的。正是利用他和薄姬的特殊关系，才使自己化险为夷。
那么魏豹究竟有没有把薄姬献给项羽呢？史书不会记载，不过我们知道，秦末战争中魏豹下故魏二十余城，又率精兵随项羽入关，在灭秦战争中立了功，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大封诸侯，魏豹被立为西魏王，后来楚汉战争爆发，刘邦还定三秦，渡临晋，魏豹背叛了项羽，臣服了刘邦，追随刘邦攻打项羽，现在他又背叛刘邦投靠项羽，项羽会原谅他吗？
大家知道，项羽对待背叛自己的人是相当残酷的，九江王英布因为背叛了项羽，项羽命令项伯把他的妻子儿女全杀了。魏豹也背叛了项羽，为何得以保全？毫无疑问，是因为魏豹做了令项羽大为高兴的事，而以项羽的性格，即便是如刘邦这样的心腹大患，只要令他暂时的高兴，都可以免除死罪，何况是魏豹这种对他没有现实威胁的人。
史书记载，项羽身长八尺有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自古英雄爱美人，项羽也不例外，他有虞美人陪伴，并不寂寞，可惜虞美人没有生育，这让项羽不无遗憾。特别是灭秦之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位于天下诸王之首，如果没有子嗣，百年之后，谁来继承他的江山？这是现实问题，而项羽当时已经二十九岁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左右，这不能不让项羽忧虑不已。科技论文。
魏王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向项羽献出了薄姬，并声称薄姬可以生天子，这自然让项羽喜出望外，欣然笑纳。可是薄姬在项羽处并没有给项羽生出天子来，这是因为当时楚汉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项羽忙于战事，所以薄姬与项羽见面的的机会较少，可她还是怀了身孕。
公元前203年12月，项羽在乌江自刎，魏王豹早在公元前204年5月就已经被杀，这时薄姬的亲人全死光了，被逼无奈，薄姬只好在织室里做工，被刘邦看重其美色，纳入后宫。这时的刘邦可能是效法秦始皇，因为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把六国国君的嫔妃拉来充实后宫，确实风光无限。而刘邦向来最佩服的人就是秦始皇，所以他也把项羽的美貌妃子拿来做自己的女人，后来薄姬于202年产下一子，这就是后来的代王刘恒即汉文帝 。
刘邦应该意识到刘恒可能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史书记载，刘邦和薄姬只发生过一次关系，但是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保持皇权血统纯洁的重要性。这时刘邦可以杀掉薄姬和刘恒，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刘邦也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一统天下，荣登大宝，一切皆为天意。而薄姬曾经告诉过刘邦，自己“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正是这句话，救了刘恒和薄姬的性命，刘邦意识到薄姬之子乃为贵人，所以薄姬生下刘恒之后，并没有被杀或者被放逐，她和儿子的命运像项羽的叔侄子弟一样，被保留了下来。
可是刘邦再也不会宠爱薄姬了，此后薄姬很少能够见到刘邦，作为一个为刘邦生了皇子的贵妇人，而且是美貌的年轻女人，也真难为她了。
直到刘邦去世前一年，即公元前196年刘邦攻破陈豨，平代地之后，才封刘恒为代王，这个时间正是他大肆翦灭异性王，分封同姓王的时候，所以为了刘氏天下，他才封刘恒为王，而不是像他宠爱的赵王如意那样，很早就封了王。而这个地方正是塞北苦寒之地，终年面临着匈奴的威胁和骚扰，在这个地方做王，连人身安全都没有，而这时刘恒年仅7 岁。
刘恒之所以被拥立为帝，完全超出刘邦的想象。如果不是吕后专权，刘恒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做皇帝。当时，刘邦之子汉惠帝娶了自己姐姐的女儿为王后，结果不能生育，汉惠帝的儿子都是宫人所生，没有名分，吕后把这些宫人杀掉，把他们的儿子养起来，为汉惠帝立后，结果前少帝扬言长大之后，要为他的母亲报仇，被吕后所杀，后少帝尚未长大，吕后已死，诸吕作乱，绛侯周勃和丞相陈平诛诸吕。大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废掉汉少帝，因为他长大之后，肯定会秋后算账的，不杀他，无疑养虎为患。
后来在拥立谁为皇帝时犯了难，有人提出拥立刘邦长孙齐王为帝，但遭到了全体大臣的集体反对，因为他们都不想拥立齐王，原因很简单，齐王的舅舅太厉害了，他们不想复蹈吕氏覆辙，于是才拥立了没有外戚势力的代王刘恒。于是，简简单单的刘恒作了大汉的皇帝，其实，他并不简单。
到了这里，大家可能对汉文帝刘恒的身世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不错，汉文帝正是项羽的儿子，薄姬是在项羽处怀了刘恒，到刘邦处生了刘恒。科技论文。后世史家为了替刘邦和刘恒掩饰，就说薄姬是到了刘邦后宫一年多之后，才怀了刘恒，实属谎言。可是这可能会招致刘姓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会说，你有证据吗？
《史记》记载，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带领诸侯入关，驻扎在鸿门，军队有40万，刘邦驻扎在灞上，只有10万人，这时项羽听从谋士范增的计策，要进攻刘邦的部队，刘邦危在旦夕。这时是项伯救了刘邦，项伯先是深夜跑到刘邦的部队，私下会见张良，把项羽要进攻刘邦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张良，张良又告诉了刘邦，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秘密就这样被泄密了，项伯还给刘邦出主意，让他第二天早上早点来向项羽道歉。
在第二天的鸿门宴上，范增数次让项羽杀死刘邦，项羽都没反应，这时，范增就派项庄舞剑，想在宴会上刺杀刘邦。这次，又是项伯救了刘邦，他也拔剑起舞，经常用身体挡住刘邦，使项庄无从下手，才使刘邦躲过一劫，免遭杀身之祸。
楚汉战争结束之后，获胜的刘邦对待项羽的亲属，并没有全部杀掉，而是皆不诛，就是一个不杀，这全是为了感谢项伯的救命之恩，刘邦还封项伯为射阳侯，赐姓刘。后来项伯回到封地，汉朝灭亡之后他的后代变姓为金，也就是把刘字的一个部首作为姓氏，以与刘姓相区别，据专家考证，如今世代居住在南京、扬州一带的金姓人士，就是项伯的后代。
因此，要想知道汉文帝是否是项羽后代，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那就是让刘氏子孙尤其是自认为是大汉皇子皇孙的刘姓人士和祖籍南京、扬州一带的金姓人士做一个DNA鉴定，只要鉴定结果证明他们来自同一个祖先，就说明汉文帝就是项羽后代。
如果汉文帝真的是项羽的儿子，汉代四百年江山等于都是项氏天下，而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刘姓人士就可能不再姓刘，而应该姓项了。其实姓项也没什么不好，项羽与刘邦两人的差别仅仅在于项羽不是皇帝，而是霸王。
项羽和刘邦都是秦末英雄，巨鹿之战，项羽九战九捷，消灭了秦军主力，对秦王朝给予摧枯拉朽的打击，为秦王朝的最终灭亡奠定了基础。而刘邦避开秦军主力，绕道崤关，战蓝田，击败秦军，促使秦王子婴投降，同样功不可没。
这两位大英雄谁才是中国未来的主宰呢？历史选择了刘邦。可历史上为项羽鸣冤叫屈的除了司马迁之外大有其人，说明项羽自然有值得人称道的地方。科技论文。
项羽出身名门世家，祖上世代为楚将，祖父更是名将项燕，在秦末农民战争中项羽率领起义军摧毁秦军主力，武功盖世，能征善战，代表的是中国数百年长期征战所形成的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并没有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它被保存下来了，秦末农民战争涌现出那么多的英雄就是最好的证据。可惜这种武士道精神随着项羽的失败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政治和权术面前军事家无能为力，项羽只好仰天长叹：“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论个人能力和军事才华，项羽都远胜于刘邦，可为什么项羽战败、刘邦取胜？只能说明他政治上不够成熟。
只可惜随着项羽、韩信、英布、彭越的相继灭亡，中国的武士道精神毁灭殆尽，因为大家都看到尚武之人都没什么好下场，相反，张良、陈平之辈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封侯拜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久而久之，哪里还有人再练武，更没人想凭借自己的武力出将入相。中国的朝政长期以来都被一群文弱书生把持着，武夫没有用武之地，即便是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如宋朝，像岳飞那样优秀的军事家不是被重用而是被杀头，相反，卑鄙奸诈而又文弱的秦桧却得到重用。即便到了以武力建国的清朝，遇到太平天国这样的对手也要派出像曾国藩这样的文人去剿灭，历朝历代对武将的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中国可以说是积贫积弱，军事人才极其匮乏，有的朝代甚至禁止百姓练武锻炼身体，这样的国家在外敌入侵面前怎能不束手无策，难怪中国的北部会崛起一个又一个的少数民族，中国一次又一次的被打败了。这一切都和以武力建国的秦王朝瞬间灭亡，以武力取胜的项羽最终失败不无关系，加上皇帝不信任武将，偏爱文臣，特别是那些会耍阴谋诡计的文人，而武将则无法脱颖而出，特别是有优秀军事才能的人往往被杀头，中国正是这样被削弱的。
而这一切，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楚汉战争中武夫项羽的失败，正像刘邦所说的：“我宁斗智，不斗力。”呜呼，可贵的军人精神被戏耍一番，而历代史家还认为这是刘邦的睿智，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吗？这正是中国人说谎，耍无赖，不讲诚信的原因，身为当代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不错，汉朝确实是刘邦建立的，中国人被称为汉人，中国话被称为汉语，字被称为汉字，刘邦功不可没，但他对中国人种种劣根性的形成，也有责任。而没有刘邦，难道中国就不会由项羽建立统一的大帝国了吗.?
所以说，中国刘姓更名为项姓，其实并不会对中国的两千年文明史造成任何影响，相反，认识到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胜的原因和手段，以及对中国两千年文明史所造成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 史记 》 汉 司马迁 [M] 延边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三版
《资治通鉴》 宋 司马光 [ M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年3月第一版
《汉书》 汉 班固 [ M] 商务出版社 2002 年 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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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里耶秦简；迁陵公船；司空
8-134简文如下：
廿六年八月庚戌丙子，司空守敢言：前日言陵汉阴狼假迁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以求故瓦。未归船。狼属司马昌官。谒告昌官，令狼归船。报曰：狼有逮在覆狱己卒史衰、义所。今写校券一牒上，谒言己卒史衰、义所，问狼船存所。其亡之，为责券移迁陵，弗属。谒报。敢言之。九月庚辰，迁陵守丞敦狐却之：司空自以二月（假）狼船，何故弗蚤辟，今而曰谒问覆狱卒史衰、义。衰、义事已，不智所居，其听书从事。庆手。
简文中提到竟陵汉阴人狼“假迁陵公船一”，学术界对“公”的说法不一。大多数学者认为狼向迁陵县借一艘公船。然邢义田先生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楚在迁陵本已置县，依楚制，县有公，所以简文中记载的“狼假迁陵公船”应理解为狼借的“迁陵公”的船（1）。笔者认为，刑先生的思路固然正确，可在该简中理解为狼借迁陵县公船更为妥当。理由如下：
（一）“司空守敢言”
该简文记载的是迁陵县司空守向迁陵守丞上报的情况。秦代司空除了掌管土建工程、役使罪犯劳作之外，还负责各种公物的保管与借贷事务。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载有对外出借、收还官府车辆、牲畜的规定，借用期间损害官府牛车要受惩处并进行赔偿，“其主车牛者及吏、官长皆有罪”。（2）
另外，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宗正“属官有都司空令丞”。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汉书补注》引何倬曰：“船既司空所主，兼有罚作船之徒役皆在此县也。”又《汉书・地理志上》云：京兆尹有“船司空”县，王莽时改称“船利”。里耶秦简中也能看出一二。如，司空曹记录：船计，器计，赎计，赀责计，徒计，凡五计。史尚主。（8-480）司空课志：……舂产子课，船课，……（8-486）上述两条简文都可以看出，无论是统计船的数目，或是考察船的情况，都属于司空的工作。另J8-1510载：“谒令司空遣吏、船徒取”（3）同样应证了这一点。从上述记载可以推断，各类“船事”应当归属于司空管辖范围内。所以狼借船未归，由司空守上报迁陵守丞，就可得知狼借的应该是公船，将此事上报迁陵守丞正是司空的职责。
（二）船“名曰（？）”
简文中提到狼借的船“名曰？”，对于该字的校释存在多家说法。生先生认为从图版上看，这个字象“棹”，可能用作动词，是划船的意思。细审图版，该字木旁清晰，右上为西，尚存轮廓，故应释为“”。该疑字应是船名，而非动词，这就涉及到秦代公物管理的问题。
秦政府十分重视公物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出土了一系列严密的法律规范公物的管理，如《仓律》、《厩苑律》、《效律》、《金布律》等。《睡虎地秦简・工律》规定：“公器官久，久之。不可久者，以漆久之。”公物必须做相关标记，以明公、私之别。另外，对公物的相关数目和情况也必须登记在簿。综上，笔者推断，简文中提到该船“袤三丈三尺，名曰”，对船的长度和名字有明确记载，即是官府对公物管理的体现。
（三）校券
校券一词，在出土秦简中出现数次，《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179号简载：“何谓‘亡券而害’？亡校券右为害。”《商君书・定分》：“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史记・平原君列传》：“操右券以责”等这类记载很多。古时契券从中间分为左右两半，右券起债权凭证及核验凭证的作用。8-134简“其亡之，为责（债）券移迁陵”中的责券应为右券。
结合睡虎地秦简中对于百姓向官府借用公物而产生债务关系的规定，可进一步分析8-134简。《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百姓假公器及有债未偿，其日足以收责之，而弗收责，其人死亡……令其官啬夫及吏主者代偿之。”《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有债于公及赀、赎者居它县，辄移居县责之”；“公有债百姓未偿，亦移其县，县偿”。《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中也有相关记载：“假器者，其事已及免，官收其假，弗亟收者有罪。假者死亡、有罪毋责也，吏代偿。毋擅假公器，者擅假公器者有罪”。8-134简记载，竟陵汉阴人狼借船未归，狼是司马昌官手下的人，所以知会昌官令其归船。昌官上报狼已被逮捕，其人在覆狱己卒史衰、义那里，将校券交至衰、义，问狼船在何处。如果船已丢失，将债券移交至迁陵县，可见简文描述的这一过程与秦律中法律规定的百姓假公器的程序基本一致，由此也可得知狼借的应是公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注释：
（1）邢义田：“手、半”、“曰曰”与“迁陵公”――里耶秦简初读之一，简帛网，2012年5月7日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