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范文

时间:2023-11-20 19:01:46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1

关键词:沾益人 学习普通话 存在问题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①

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2003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②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沾益县地处珠江源头,位于云南省东部,曲靖市中部,距省会昆明151公里。有23个少数民族,总人口389735人。③沾益县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地区,在此地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沾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符合沾益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同时,在沾益推广和普及普通话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及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此,国家制定了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目标,要求在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本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④

由此可见,学普通话势在必得,每个公民都必须把学好普通话当作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沾益人也不例外。但是沾益人学普通话的现状并不令人可观,如果普通话很棒的人来听沾益人讲普通话,会发现沾益人讲普通话在语音上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声母方面的问题

声母是汉字字音结构的起始部分,一般是指音节开头的辅音,声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经收集整理,沾益人在声母发音上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1、把送气音“p”与不送气音“b”相混淆。

“p”与“b”同属于双唇音,塞音及清辅音,只是气流强弱不同。但大多数沾益人仍然在一些词语中把它们相混淆,如:

“遍地”的“遍(biàn)”误读成“骗(piàn)”

“乒乓(pīng pāng)”误读成“冰帮(bīng bāng)”

2、把舌面音“j”读成舌根音“g”

如把“应届”的“届(jiè)”读成“gài”,“”的“解”读成“gái”。

3、把鼻音“n”读成边音“l”

如把“奶奶(nǎi nai)”读成“lǎi lai”,“农民”的“农(nóng)”读成“lóng”。

4、把翘舌音“sh”读成平舌音“s”,或者二者相混淆

如把“十个”的“十(shí)”读成“sí”,把“三十”的“三(sān)”读成“shān”。

5、把舌面音“x”读成另一舌面音“q”

如把“吉祥”的“祥(xiáng)”读成“qiáng”。

6、把舌根音“g”读成另一舌根音“k”

如把“大概”的“概(gài)”读成“kài”。

二、韵母方面的问题

韵母是汉字字音结构声母后面的部分。可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三类。沾益人在韵母发音方面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把撮口的“ü”读成不撮口的“i”

如把“语文”的“语(yǔ)”读成“yǐ”,“驴子”的“驴(lǘ)”读成“lú”,“圆形“的“圆(yuán)”读成“yán”。

2、把圆唇元音“o”读成不圆唇元音“e”

如把“幽默”的“默(mò)”读成“mè”,把“墨汁”的“墨(mò)”读成“mè”。

3、把前响复韵母“ai”读成单韵母“e”

如把“白色”的“白(bái)”读成“bé”,“麦子”的“麦(mài)”读成“mè”。

4、把复韵母“ei”读成另一复韵母“ai”

如把“北京”的“北(béi)”读成“bái”。

5、把单韵母“i”读成复韵母“ei”

如把“地理”的“理(lǐ)”读成“lěi”,“礼貌”的“礼(lǐ)”读成“lěi”。

6、把前鼻韵母“an”读成后鼻韵母“ang”

如“高山”的“山(shān)”读成“shāng”,把“上船”的“船(chuán)”读成“chuáng”。

7、把中响复韵母“ui”读成前响复韵母“ei”

如把“部队”的“队(duì)”读成“dèi”,把“最高”的最(zuì)”读成“zèi”。

8、把单韵母“e”读成后响复韵母“uo”或者二者相混淆

如把“黄河”的“河(hé)”读成“huó”,把“过去”的“过(guò)”读成“gè”。

9、把单元音“e”和双元音“ei”相混淆

如把“给他”的“给(géi)”读成“gé”,把“黑色”的“黑(hēi)”读成“hé”,还会把“褐色”的“褐(hè)”读成“hē”。

10、把后鼻韵母“eng”读成另一后鼻韵母“ong”

如把“萌芽”的“萌(méng)”读成“móng”,把“老翁”的“翁(wéng)”读成“wōng”。

11、把后鼻韵母“iong”读成“ing”

如把“琼楼玉宇”的“琼(qióng)”读成(qíng)”。

三、声调方面的问题

声调就是音节发音时音高的升降变化。在汉语中,声调是音节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和声母、韵母一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⑤如“体裁(tǐ cái)”和“题材(tí cái)”这两个词表示的意义不同,就靠不同的声调来区别。有声调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普通话声调包括阴平、阳平、上升和去声四个调类。

沾益人学普通话在声调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点:

1、把阴平调和阳平调相混淆

如把“自杀”的“杀(shā)”:读成“shá”,把“曲靖”的“曲(qǔ)”读成“qú”。

2、把阳平调读成阴平调

如把关联词“结果”的“结(jié)”读成“jiē”。

3、把去声读成阳平调

如把“陆地”的“陆(lù)”读成lú”,把“录音机”的“录(lù)”读成“lú”。

4、把去声读成阴平调

如把“眼眶”的“眶(kuàng)”读成“kuāng”。

5、把上声读成去声

如把普通话声调中的“上声”的“上(shǎng)”误读成“shàng)”。

四、变调的问题

沾益人学普通话在变调问题上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1、按照变调规律,当上声与上声相连时,前一个上声的调值要变为阳平,如“手指”不读“shǒu zhǐ”,而要读“shóu zhǐ”,“广场”不读“guǎng chǎng”,而要读“guáng chǎng”,但沾益人大多不会变调,仍依然原字读音为“shǒu zhǐ”和“guǎng chǎng”。

2、上声在阴平、阳平、去声和大部分轻声前、读半上、即“上连非上变上”,半上的调值为211。如:

(1)、上声+阴平 警钟、火车、保温

(2)、上声+阳平 祖国、施行、考察

(3)、上声+去声 讨论、挑战、土地

(4)、上声+轻声 斧子、奶奶、尾巴

这些词的前面一个词都须变调,把调值由241变为211,但沾益人几乎都不会变调,而是读原调,如“火车”就读成“huǒ chē”,而不会变调为“半上+阴平”。

3、三个上声音节相连,可按语音停顿把它们划分成两个音节的小节,然后,再按“上连上”的情况变调。如“米老鼠”可以先划成“米”和“老鼠”两个小节,末尾的音节读原调,中间音节按“上连上”的规律变调,读成阳平,开头的音节变成半上(211)。

但沾益人很难弄懂这一规律,基本不会对这一种情况进行变调,而误把“米老鼠”读为“mǐ lǎo shǔ”。

4、“一”、“不”的变调

“一”和“不”在去声前变调为阳平,在非去声前读去声。对此,大部分沾益人未必分得清楚,如“一半(yí bàn)”可能会读成“yī bàn”,“一年(yì nián)”可能会读成“yī niān”。

五、轻声方面的问题

普通话除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外,还有一些音节的声调又轻又短,这种声调叫“轻声”。轻声并非普通话四声以外的又一种声调,而是由原来的声调的音节变化而来的,是一种特殊的变调现象。普通话的四种声调都可以变读为轻声,如“桌子(zhuō zi)”、“爷爷(yé ye)”、“好了(hǎo le)”、“睡了(shuì le)”。轻声是因为音节之间在连续的语流中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语音变化。轻声多出现在人们口头常用的词语中,而沾益人在运用轻声方面并不是那么自如,往往该用的时候没用,如“棉花(mián hua)”仍可能读成“miān huā”,还要不断加强训练。

不过,严格地说以上在声调和变调方面出现的问题有些应属于语流音变现象。语流音变是指说话时音位和音位之间互相影响而使前音或后音发生某种临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语流中,所以叫“语流音变”。⑥语流音变可以有同化、异化、弱化等几种现象,如“悔改(huǐ gǎi)”两个上声连在一起时,前面异化为阳平,属异化现象,“哥哥(gē gē)”要弱化为“gē ge”,第二个“哥”声调和韵母都弱化了。

六、儿化方面问题

儿化是在音节韵母的末尾加上卷舌动作,使音节韵母的发音发生变化,成为卷舌韵母,儿化音节在书面上用两个汉字表示,但在发音上是一个音节。

遗憾的是沾益人说普通话压根就很难听到儿化音,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儿化,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读,往往是照字读音,比如说“小脑瓜儿”的“瓜儿(guār)”仍读成“guā er”,这也是沾益人学普通话需要加强的一面。

七、受异读词影响造成的语音不规范问题

异读词是指同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的读音,词义没变。沾益人因受这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把某些词读错,如把“亚洲(yà zhōu)”误读为“yǎ zhou”,把“教室(jiào shì)”读成“jiào shí”,但如果按照1985年12月发表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去读这些词,就可以更正过来。

八、受普通话中多音多义字影响造成的问题

普通话里常用字中有三四百个多音多义字,这些多音多义字字形一样,但读音、意义和用法却不同,必须仔细辨认,认真把握。

沾益人由于受多音多义字的影响,常把甲音读成乙音,如很多人可能会把“创伤”的“创(chuāng)”误读成“chuàng”。

九、受形声字影响造成的问题

形声字的声旁有一定的表音功能,但如果完全按声旁来确定字音,对大多数形声字而言都是不行的,不能想当然地利用声旁来类推字音。如不能把“酵母”中的“酵(jiào)”误读为“孝(xiào)”,沾益人也会犯这样的错,须查证后再读。

十、受形近字影响造成的问题

形体相近的字叫形近字。因字形相近而把一个字的读音误读成与之相似的另外一个字的读音,这也是沾益人易犯的毛病。如所“草菅人命”的“菅(jiān)”读成与之形体相似的另一个字“管(guǎn)”的读音,把“棘手”的“棘(jí)”误读成“辣(là)”。

十一、受习惯影响造成的问题

有的字音已经长期这样读成了习惯,一时半会儿可能很难更正过来,需要慢慢校正。如沾益人已习惯把“号召(hào zhào)”读成“hào zhāo”,把“机械(jī xiè)”读成“jī jiè”,“疾病(jí bìng)”读成“jī bìng”,这些都是错误的读法,需要引起特别注意才能校正过来。

综上所述,沾益人学普通话在语音上存在很多问题,不论是声母、韵母、声调、变调还是轻声、儿化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发音问题,而且有的还受普通话异读词、多音多义字、形声字、形近字及习惯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会把某一个字的读音误读成另外的与这个字有某种联系的读音。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除,它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去发现问题出现的症洁,同时还需要扎实的语音基础知识去不断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常听、常讲、常读的方式去感悟、审视、品评普通话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同时,沾益人要学好普通话,需要从沾益的国情出发,遵循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依法强化政府行为。要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并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拓展,向更宽的领域延伸,逐步实现全社会普及普通话。让普通话逐步成为校园语言、公务用语、服务用语和工作用语。

随着沾益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相信沾益人一定会解决好学普通话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毅力去攻克语音难关,战胜语音困难,勤学多练、勤讲多听,不断积累普通话语音知识,最后达到以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来丰富沾益文化的内涵,以高素质的人格魅力和崭新的精神面貌来带动沾益经济腾飞之目的。

注释:

[1]王新敏《普通话培训测试指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第2版 1页

[2]崔春主编《语言与交际》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第1版24页

[3]张晓鑫 孙国才主编《(爱我沾益乡土教材)历史・地理》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3页

[4]邢捍国《普通话培训测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18页

[5]许建章等《标准化现代汉语教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47页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2

关键词:调素 自主音段音系学 声调承载段 语音合成 调素实验

1、调素研究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1T)的JohnGoldsmith提出了自主音段音系学(autosegmentalphonolo―gy),基本观点是:语音的各类音段(segment)有各自的独立性。声调不是音段的特征。而是属于另一个独立的音层。声调不仅是一个可以分离的部分,而且在整个从底层的音位表现到表层的浯音表达的过程中,声调始终处于独立平面的地位。也就是说,声调对于音段来说,自成一个平面,跟音段序列构成的平面一样具有“自主”性。这样,声调就被看成是与音段平行发展且地位相当的一个独立的系统。同时,声调并非不可分离,那么声调的微观构造研究就十分必要。这都大大推动了声调的研究。

陆致极先生(1985)最早把自主音段音系学的理论介绍到国内(他用的名称是“自主音段音位学”)。他用歌谱比喻音段平面和超音段平面的关系,又介绍如何运用自主音段音系学的理论解释线性音系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陆致极先生(1986)在探索声调理论的时候,又把自主音段音系学当作一种重要的声调理论介绍。由于他的介绍,国内学者的视野开阔了,也打破了传统声调研究上的描写方法,把声调从附属的地位提升到独立的地位,并推动了声调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国内,吴宗济先生(1986)介绍了自主音段音系学。徐云扬先生(1988)运用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研究了“上海话声调变读”。侍建国先生(1993)分声调层面和CV层面介绍了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并介绍了MoiraYip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北京话里由单音节重叠引起的变调。侍建国先生(1997)叉以汉语声调现象为例,对自主音段理论及其发展作出评价,介绍了浮游声调、曲线声调等概念,并解释了北京话的“声调平化”现象、广州话的变调以及苏州话、常州话的连读变调。王洪君先生(1999)出版了专著《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该书第10部分介绍了声调单位与音质音段的一些联接规则、自主的声调音列、声调的最小单位与结构单位,作者把这些称之为“自主音段声调学”。

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在把声调独立出来的同时,也把声调研究引向纵深方向,探讨声调的内部构成情况。林华先生(1998)提出了“调素”理论。之后,有的学者对调素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如刘俐李先生:有的学者把调素理论运用到语音合成的研究中,如郑新春先生(2000)。总之可以看出,声调的微观层面研究,特别是调素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自主音段音系学这一大的理论背景。

2、调素研究的前提

调素是声调的组成单位,调纱研究先要确定声调的承载单位。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语文》上有一批文章讨论声调地位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有三种意见:(1)声调属于音节,应作为独立的音位,与元音音位、辅音音位并列。(2)声调属于元音,不应独立成音位,仅是区分元音的成分。(3)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但不能独立成音位,也不是区分元音的成分,声调仅仅是识别音位变体的一种条件。胡伟民先生(1987)对50年代我国语音学界对普通话音位中的声调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上述三种不同的意见,最后他认为声调是附属于音节,是靠整个音节来承载。只是他把调位和音位区分开来,认为调位是音节层次的单位,音位是成分层次的单位,音位跟调位无直接关系,音位只有在组合成音节时才跟调位相结合。

有的学者把实验的方法引入到语音研究当中,试图通过实验证明声调的承载段到底是整个音节,还是只有音节中的一个部分。林茂灿先生(1965)首先利用音高显示器,研究了普通话声调的音高特性,指出:“弯头段”与“降尾段”的发生跟声调以及字音性质无关,它们不起区别声调的作用,而“调型段”音高变化在普通话四声中总是有特定的、互有区别的模式,“调型段”音高模式起着区别普通话四声的作用。林茂灿先生(1995)又利用感知实验方法研究了北京话声调分布区。他的结论就是:“北京话单说的声调信息主要由主要元音及其过渡携带。”这样就把浊辅音声母、介音、鼻音韵尾及元音韵尾排除出去,确定了北京话声调的承载单位是主要元音及其过渡段,这就为以后的调素研究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调素理论虽然是在自主音段音系学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把声调当作一个独立的层次看待,但是声调不能单独发出,必须依靠它的承载段表现出来。所以,调素研究不能舍弃声调承载段的研究,而应该把这个研究看成是调素研究的前提。

3、调素研究的内容

调素研究应该紧紧围绕“调素”这个概念展开。瞿霭堂先生(1985)把声调研究的视野延伸到微观层面,提出了“调素”的概念。陆致极先生(1986)在介绍自主音段音系学的时候,谈到了一个声调在形式上的表述问题,也使用了“调素”的概念。林华先生(1998)系统地提出了“调素”论的观点,这是借用自主音段音系学的基本原理所建构的普通话变调理论模型。调素理论包括三个基本原理:调素说、边缘调素脱落论和低调制约规则。

林先生指出:“调素”是最小声调单位,它必须有两个功能:一是表示音高,二是表示音长。声调是由调素组成的:一个声调可以由一个或几个调素组成。普通话中一个调素的相对音长为所在音节相对时长的三分之一,普通话的单字调就由三个调素构成,用H(高)、M(中)、L(低)三个符号表示三种调素。一个声调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调素为边缘调素。在同一音步中,一个边缘调素若不属于音步尾部,声调亦不在音步边缘,那么该调素在连读时即消失。这就是“边缘调素脱落论”。而普通话中的“低调制约规则”是指语流中不能连续出现两个以上低调素。林先生就用“边缘调素脱落论”和“低调制约规则”对普通话四声的连读变调情况做出了解释,不仅解释了上上变调和去去变调,还分析并解释了去声在其它三声前面也会发生变调以及阴平变调和三音节里居中的阳平变调的情况。这些都是传统的连读变调研究很少论及的地方。

许多学者接受了调素理论,并对其进行补充或修正。王洪君先生(1999:233)提出了“声调特征”的概念,指出:声调的最小单位是声调特征,声调特征指单音高值的平调。声调的最小结构单位是调型,调型指声调旋律是单音高值的组合体,平调组合成斜调。王先生提出的“声调特征”就相当于林华先生提出的“调素”。林华先生(1999)又利用调素理论,研究了轻声的本调及变调情况,提出了普通话轻声多调值综合分析模型。她指出:轻声的本调是一个短而低的声调,可以用调素L来表示;轻声变调是后调变化,由于重音在前,所以后调处于音韵 中较不稳定的位置上,容易变化。在普通话轻声多调值综合分析模型中,普通话轻声在深层结构中有本调值,而其表层调值实际是经过了三个有规则的阶段的产物,即:“调素”脱落阶段、轻声变调阶段和前调延伸阶段。这种分析不仅对普通话轻声各调值的来龙去脉有了交代。而且把普通话轻声和上声变调有机结合起来,指出轻声变调与上声变调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异化而产生的。张旭先生(2000)利用调素理论,解释了“一、七、八、不”这几个古人声字的变调,以及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变调现象,并使用了方言中的材料。刘俐李先生(2004:134)在“调索”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等值调素说”,认为“组成声调的调素不等值,有核心调素和非核心调素之分,二者调长不等,组调作用不同。非核心调素失落,不危及声调的存在,核心调素如果失落,则声调不复存在。声调变作轻声首先是失落核心调素,而连读变调和语流中失落的多是非核心调素。”还指出“核心调素与非核心调索的时长比需要大量细致的数据测量”,不等值调素说需要实验来证实或证伪。

调素理论不仅丰富了声调理论研究的内容,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也有价值,比如语音合成方面。语音合成技术的学名叫“文语转换系统”,简称为TTS(text幻speech),是指将文本信息转变为语音数据,以语音的方式播放出来的技术,其目的就是让计算机把文字说出来,追求的目标是计算机输出的“合成语音”可懂、清晰、自然,具有表现力。语音合成技术已基本解决合成语音的可懂度、清晰度问题。但在自然度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调素理论提出以后,郑新春、柴佩琪两位先生(2000)就把调素理论应用到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合成中,使句子合成的自然度大大提高。两位先生认为“边缘调素脱落论”提出了音步内各音节合成时边缘调素脱离的一般规律,可以较好地揭示两字调和三字词的轻重音分布原则和连读变调现象,但是不能反映语音合成时音步问的边缘调素变化情况,为此,他们提出了“音步间边缘调素脱落论”。他们还发现一个句子里含有大量的词组,在句子拼接时词组的味道特别浓,由词组拼接的句子的自然度还比不上全由单字拼接的句子的自然度。于是,他们就运用“音步间边缘调素脱落论”,对句子中两字词组、三字词组的前后调素进行适当的调素脱落,试验发现,合成结果的词组味明显减少,句子自然度有很大提高。通过郑新春、柴佩琪两位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调素理论不仅是对声调本体研究的微观探索,而且在言语工程方面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为解决汉语语音合成的自然度问题提供一种理论支持。

4、调素研究的不足

(1)林茂灿先生用感知实验研究了北京话的声调承载段,选取的语音样本只有四组,相对较少;他得到的结论是声调信息由主要元音及其过渡携带,并没有明确过渡的范围:过渡是一个固定的值,还是不同的元音有不同的过渡?而且我们发现,对声调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如果只把声调标注在主要元音及其过渡段上,得出的调值和人们的感知有很大的差别。作为调素研究的前提,我们有必要研究普通话中的声调承载段,选取多个语音样本,用数据表示出不同元音的声调承载范围。

(2)调索理论作为声调微观层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理论阐释上显得单薄,有些地方表述上还不是很清楚。“低调制约规则”适用的范围有限,不能解释汉语方言中的一些声调现象。

(3)调素理论缺乏实验论证。例如一个声调是否由三个调素构成、三个调素是否等长、连读变调中调索的脱落情况、轻声音节中调素的变化情况等问题,都还需要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

(4)把调素理论运用于语音合成时,忽视了一些问题,如音步和音步之间结合紧密度不相同,音步的确定受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素的影响。在基于调素理论的语音合成中这些问题都应该解决好,才能保证合成语音的自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

综上所述,汉语声调的微观研究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调素理论无论在声调理论方面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只是该理论还不够完善。还需要扩大它的解释力,应该把更多的汉语方言的材料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不断地去修正该理论,并且需要利用实验手段验证这个理论,进而把它应用到方言的调查、普通话的推广和言语工程等重要方面。这些应该是今后调素研究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萌伟民,调位三论,语文导报,1987,(12)

[2]林华,“调素”论及普通话连读变调冲国语文,1998,(1)

[3]林华,普通话轻声调值的综合分析,载第四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1999

[4]林茂灿,音高显示器与普通话声调音高特性,声学学报,1965,(1)

[5]林茂灿,北京话声调分布的知觉研究,声学学报,1995,(6)

[6]刘俐李,二十世纪汉语声调理论的研究综述,当代语言学,2004,(1)

[7]刘俐李,汉语声调论_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陆致极,关于“非线性”音位学(上)(下),国外语言学,1985,(3―4)

[9]陆致极,关于声调理论的探索,汉语学习,1986,(4)

[10]瞿霭堂,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民族语文,1985,(6)

[11]侍建国,《生成音系学和非线性音系学》评介,国外语言学,1993,(2)

[12]侍建国,汉语声调与当代音系理论,国外语言学,1997,(1)

[13]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吴宗济,自主音段音系学,国外语言学,1986,(1)

[15]徐云扬,自主音段音韵学理论与上海声调变读,中国语文,1988,(5)

[16]张旭,汉语语流变调的理论释说问题刍议,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1)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3

【摘 要 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 键 词】北京话/普通话/轻声/轻音/汉语拼音

【正 文】

拙作《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2000)指出:汉语的轻声可以从调值和调类两方面来认识,调值的轻声指连读时读得很短的字调,调类的轻声指失去原调类的字调;为便于称说,可以只把调类的轻声称作轻声(跟平上去入四声相对),而把调值的轻声称作轻音(跟重音相对)。本文从北京话的实际出发,讨论轻声和轻音的差别以及汉语拼音注音问题。个别从词典上得来的例子跟北京话口语有一定差距,但反映的仍然是北京话语音系统的实际。

本文共六节:一至三节说读音,强调轻声不同于轻音;四至六节说注音,强调轻音不能一概记作轻声。各节均从典型例子的比较切入讨论。

一“不价”(bù·jie)和“不是”(bù·shi):轻声和轻音

北京话“一、七、八、不”的变调许多书里都说,可往往忽略它们在轻声前的变调。以下两例分别采自《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和第五版。拼音后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加注音标。

【不价】bù·jie[pu[51]·ji]〈方〉①表示否定:~,那不是你的书。②表示不这样做:我才~呢|今天下馆子得你请客,~,我不去。也作不家(bù·jie)

【不是】bù·shi[pu[51-35]·错处;过失:好意劝他,反倒落个~|你先出口伤人,这就是你的~了。

同是“轻声”(加上引号,指传统意义的“轻声”),“·是”可以让前面的“不”变调如阳平,“·价”却不能。这好比原调上声的“轻声”字,有的能让前面的上声字变调如阳平(如“小·姐”),有的不能(如“小·子”)。平山久雄(1992)曾推测,原调非上声的“轻声”字也有两种,“只是无从分辨而已”。北京话里原调非上声的区分两类“轻声”的例子,我在《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写作时曾努力搜寻而不得,“不价”和“不是”正好作为补充。

“不价”(bù·jie)也作“不家”(bù·jie),不同声调的表音字表明其后字不属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中任何一个调类,是真正的轻声。而“不是”(bù·shi)的“是”尽管可以读得很轻,轻到声母脱弱变成[],但在说话人的潜意识里它还是去声,并在事实上起到去声的作用,对前字产生影响。这类“轻声”实际上只是轻音而已。

利用“一、七、八”的变调也能分辨轻声和轻音。东北话的变调和轻声许多地方跟北京话的情形相似。赵本山用东北方言表演的小品《卖车》里有一道所谓的“脑筋急转弯”题:

树上七(=骑)个猴,地上一个猴,几个猴?

这道题让人没法回答,正是利用了“七”在去声前和“骑”同音的特点。这证明“七个猴”的“个”尽管读得很“轻”,但仍是去声字,绝不是轻声字。

其实,轻声和轻音的差别早就被许多人发现和注意,但二者的不同往往被看作是“音量”上的差别。徐世荣在《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1982)一文中说,他曾从两万个常用的双音节词里拣选“重轻”式的轻声词,只有约一千五百个是必读“后轻”(最轻)的。另外,约四千五百个是可读“次轻”的。“次轻”就是略重于“轻”而略轻于“中”的音量,原声调调值约略可辨。如“妻子”,“子”非词尾,是由“妻”和“子”两个语素的联合结构转变为“偏义词”,单指“妻”,这个“子”决不像“旗子”的“子”那样轻;“快乐”也是联合式,“乐”只是次轻,决不同于“快了”的“了”。徐文特别强调区分“次轻”的必要性:

研究词的轻重音,“次轻”还必须讲求,并非要细琐地分类,因为还牵涉上声变调问题。有一部分“前重”的双音节词,前字是上声,有的并不按“上-轻”的变调规律,把前字变为半上(调值21),而变化如阳平(我个人经常称之为“直上”),就因为后字是上声而稍轻——即“次轻”,如“老虎、水手、想法、引起、老者、火把、管理、所以、走走、洗洗”等。

徐世荣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又长期致力于北京话的研究。他认为“老虎、水手、想法”等双音节词的后字“是上声而稍轻”,这种语感值得重视。“次轻”即本文所说的“轻音”。同样,“不是”(bù·shi)的“是”,其性质也可以表述为“是去声而稍轻”。

赵元任看到了这种“轻声”跟一般轻声的不同,但同时道出了把它处理成次轻声(中间程度的重音)的困难:“轻声就是轻声,它对前面的音节不应起第三声的作用,除非它带轻微的重音,这就得承认在一般重音和弱重音之间有一个中间程度的重音,这是我们一直避免建立的。”这段话见于《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本(1979[1968])39页,“中间程度的重音”在丁邦新全译本(1996)中作“音位性的中度重音”。避免建立中间程度的重音,正是因为无法在同一平面上描述重音、中度重音(次轻声)和弱重音(轻声)三者之间的音位对立。

轻声和轻音的差别绝不是“最轻”和“稍轻”的问题,全面的讨论留在下面第三节。这里先指明一个事实:通常认为只是“稍轻”的轻音同样可以读得很轻很轻,甚至轻到整个音节消失。北京话数词“一”后面经常脱落的量词“个”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

北京话口语中存在着一种数词跟名词直接组合的“一+名”格式,不管名词字调如何,“一”统读阳平调。例如:二妞儿拿着一球儿|胡同口有一矮树|一孙猴儿,一猪八戒,铁扇公主哪儿打得过呀!(杜永道,1993)其实,“一球儿”就是“一个球儿”,“一矮树”就是“一个矮树”,以此类推。“一个矮树”不奇怪,北京话的“个”有吞并其他量词之势,“‘猪、牛、羊、桌子、帽子、汽车’等,本来都有专有量词‘口、只、头、张、顶、辆’等,在北京话里可以都用‘个’”(陈建民,1982)。

由“一个”变成“一”[i[35]],奚博先(1996)管这叫“吃字”,所举的例子是:你一人就吃四月饼?(“”代表被“吃”掉的量词“个”)刘祥柏(2004)则认为,“一+名”结构里的“一”实际上是“一个”的合音形式,但从他描写的“合音”过程(i[55-35]kγ[51]i[35]i[35])看,实际上还是后字“个”[kγ[51]]因轻读而脱落(kγ[51]·)。

非轻声的轻音字脱落,“一个”的“个”并非孤例。北京话“可不”可以读作“kěbú”,其实是从“可不是”变来的,这个脱落的“是”字是去声,它能让前面的“不”字变调阳平。

“一个”的“个”和“可不是”的“是”都可以读得很轻很轻,轻到整个音节不复存在,但它们去声字的地位仍然无可怀疑。由此可见,轻声和轻音的差别不是轻重程度的差别。

二“地地道道”和“道道地地”:重音模式和声调模式

在北京话里,“地地道道”和“道道地地”意思差不多,都是形容词,都是aabb式。但据《现代汉语八百词》书后附表的注音,“地地道道”的“道道”可以读阴平调,“道道地地”的“地地”却只能读原调去声。观察和比较更多的例子可以发现,“地道”(dì·dao)是轻声词,重叠后轻声字读如阴平调;“道地”(dàodì)不是轻声词,重叠后后字仍读原调。双音节轻声词重叠为aabb式后,轻声可变读阴平调,这样的形容词如:

规矩 guī·ju

客气 kè·qi

迷糊 mí·hu

清楚 qīng·chu

结实 jiē·shi  亮堂 liàng·tang

漂亮 piào·liang

硬朗 yìng·lang

双音节非轻声词重叠为aabb式,bb仍读原调。这样的形容词如:

方正 fāngzhèng

完整 wánzhěng

平稳 píngwěn

恭敬 gōngjìng

高大 gāodà

随便 suíbiàn

破烂 pòlàn

平淡 píngdàn

上述发现,笔者曾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一届年会(2001,西安)上与同行交流。后来很高兴地得知,有人已经做过相关的研究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李明(1996)“从五千多形容词中搜集了能按aabb式重叠的形容词211个左右”进行考察,不合规律的仅发现一例:轻声词“红·火”重叠后按规律应该读“红红huōhuō”,却偏偏只能读“红红huǒhuǒ”。这个例子值得重视,它反过来证明了“红火”的“火”只是读轻音而并不是轻声字。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据《现代汉语八百词》书后附表,“苗条”(miáo·tiao)、“实在”(shí·zai)、“爽快”(shuǎng·kuai)、“斯文”(sī·wen)等重叠为aabb式后,bb都只能读原调。

《新华正音词典》(晁继周主编,2002)的“代前言”把aabb式中的bb保持本调和读如阴平的分歧归结为是“口语色彩”和“书面色彩”的差别:

口语色彩浓的aabb式bb常读阴平调,第二个a读轻声,如“干干净净”、“壮壮实实”、“和和气气”、“慢慢腾腾”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变调的。书面色彩较浓的,如“诚诚恳恳”、“迟迟疑疑”、“恩恩爱爱”等,都按本调读。

“恩恩爱爱”书面色彩较浓?大概不好这么说。但同样的例子倘若以ab是不是轻声词来检验,答案自然明晰:“慢腾”不成词,姑且不论;“干净”、“壮实”、“和气”都是轻声词,重叠后bb读如阴平;“诚恳”、“迟疑”、“恩爱”都不是轻声词,重叠后bb仍读本调。“慢慢腾腾”这个例子不好,“腾腾”本调不明,没有理由说它读如阴平一定就是“变调”。

双音节形容词重叠为aabb式后,原来的轻声为什么会变读如阴平呢?这是aabb式的重音模式决定的。王晶、王理嘉(1993)通过实验证明,(2+2)型结构的四音词,四个音节时长的相对关系是:第一音节>第四音节>第三音节>第二音节。根据语感,可以只把最短的第二音节看作轻音,那aabb的重音模式就是“重轻重重”。假如处于重音位置的bb正好是轻声字,原本轻短的调值就会被迫加重和拉长,变成像阴平一样的高平调。

赵元任(1968)早就看到了轻声重读和变调阴平的关系。《汉语口语语法》将aabb式称为xxyy式,吕译本109页详细描述了在xxyy式里轻声重读变为阴平声的全过程:

xxyy里边的重音,如上所说,是在最后一个音节,哪怕基本形式是第二字轻声,x·y。例如:

荒·张[,]荒·荒[,]张张·的/(较少见)荒·荒·张·张·的一个轻声音节恢复重音时,或者用阴平声(不管原来哪一声),或者恢复原来的字调(读书人倾向如此)。

清·楚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的

规·矩规·规·矩·矩·的/规·规·矩矩[-]·的

现在通常认为后两个字都重读,后两个字都用阴平声。

“重轻重重”只是aabb式的重音模式而不是声调模式,其声调模式并不因此改变,拿声调为“上+轻”的“马虎”来说,重叠为“马马虎虎”后声调模式仍然是“上上轻轻”。重音影响调值但并不改变调类。轻声重读后在调类上还是轻声,这好比上上连读时前一个上声字变读如阳平但仍是上声。反过来说,“重轻重重”的第二个音节只是轻读(读作轻音)而并非轻声。因此“马马虎虎”要读作[ma[214-35]·ma[214]xu[-55]xu[-55]],不读[ma[214-21]·ma[04]xu[-55]xu[-55]]。据《现代北京口语词典》(陈刚等,1997),北京话“马马虎虎”也说“麻麻胡胡”(那些事我还~地记得)。请注意:“麻麻胡胡”(máma hūhū)和“马马虎虎”(mǎma hūhū)第一音节实际都读[35]调,三、四音节实际都读[55]调,语音差别全在于第二个音节声调不同。如果第二个音节都读轻声,那“麻麻胡胡”还有什么必要另出条目呢?另据熊正辉先生告知,北京话里“马马虎虎”还可以读成[ma[-21]·ma[-01]xu[-55]xu[-55]],“马马”和“虎虎”的声调分别由“马虎”[ma[214-21·xu[04]]的前后字分解而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马”的单字调[214]扩展到两字组变成[21 04](马虎),再扩展到四字组变成[21 01 55 55](马马虎虎)。

轻声重读的现象不仅仅见于aabb式,重读之后也不限于读如阴平。刘泽先(1957)曾举例说:“西直门(hi[-]zh°men)”的“直”[钢强按:三字组的中字由轻音变为轻声]或“豆腐脑儿 (doufu°naur)”的“腐”,北京人一向念轻声,但是这些轻声字偶然要加重念出来的时候,重重地念成去声那是地道的北京念法。上声后面的轻声还比较接近阴平一些,例如“五十五 (wu[]shi°wu[])”的“十”。许多人在对小孩子说话的时候,“手”说成“手手(shou[]shou[-])”,“嘴”说成“嘴嘴(zui[]zui[-])”。在叫人的时候,有几个称呼末尾的音节要改变一下声调:改成阴平、去声,或是接近于阴平、去声。例如:

“奶奶”:nai[]nai°nai[]nai[-],nai[]nai[]

“姐姐”:gie[]gie°gie[]gie[-],gie[]gie[]

“妹妹”:mei[]mei°mei[]mei[-],mei[]mei[]

以上例子中,“西直门”没太留心,但确实听人把“东直门”说成“冬至门”。厉为民(1981)也举过呼语“奶奶nǎi—nāi—!”的例子,而且说“其声调可比较:xiǎo—zhāng—!”。北京话的轻声有读如去声的趋势,王旭东(1992)曾有专文讨论。

轻声重读只是重音模式的改变,并不改变调类。在通常情况下,不管它变得像阴平、像阳平还是像去声,从调类上看都还是轻声。

三“想法/想法”和“老子/老·子”:重音别义和轻声别义

“想法”(设法)和“想法”(意见),读音的区别在于重音不同;“老子”(老聃)和“老·子”(父亲),读音的区别在于声调不同。但是,这两类不同的区别往往被混淆。

词典的注音反映时下对轻声的一般认识。以下例子中,指老聃的“老子”《现代汉语词典》未收,注音据《新华正音词典》;其他三条均摘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汉语拼音后按实际读音加注音标。

想法】xiǎng∥fǎ[ia[214-35]fa[214]] 设法;想办法:~消灭虫害|想不出法来。

【想法】xiǎng·fǎ[ia[214-35]fa[214]] 思索所得的结果;意见:这个~不错……

【老子】lǎozǐ[lau[214-35]z[214]](老聃)

【老子】lǎo·zi[lau[214-21]z[0]]〈口〉①父亲。②男性的自称……

注音分为两类:“想法xiǎng∥fǎ”(设法)和“老子lǎozǐ”(老聃)为一类,上上连读;“想法xiǎng·fa”(意见,也读xiǎngfǎ,暂不讨论)和“老子lǎo·zi”(父亲)为另一类,上轻连读。但从实际读音看,注作上上连读的两例,重音模式不同;注作上轻连读的两例,声调模式不同;倒是标调不同的“老子”(老聃)和“想法”(意见),其重音模式和声调模式完全相同:

想法xiǎng∥fǎ(设法)[214-35 214]≠老子lǎozǐ(老聃)[214-35 214]

想法xiǎng·fa(意见)[214-35 214]≠老子lǎo·zi(父亲)[214-21 0]

老子lǎozǐ(老聃)[214-35 214]=想法xiǎng·fa(意见)[214-35 214]

指老聃的“老子”后字轻读,齐声乔(1956)就曾指出过这一事实:“两个上声字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上声字变为阳平。……即使第二个上声字是轻声,这个规律也依然有效。例如:手里;水里;所以;可以;整理;管理;孔子;老子(道家)。”这组例子十分精彩,但这些精彩的例子所反映的事实却被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之所以“有意”忽略,是因为如果指“老聃”的“老子”也作为轻声词注音,那跟指“父亲”的“老子”就没法区别了。

前面分析的四个例子,其重音和声调模式分为三种:想法≠想法(=老子)≠老·子。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差别光用轻声和非轻声的对立是无法描述清楚的,必须同时承认另有轻重音的对立在起作用。汉语的重音向来受到重视,但普遍把它看作是轻声的对立面,而轻声则被看作是轻音的等义语。赵元任(1979[1968],23-26页)说过,“从音位学的观点看,最好分为三种重音:正常重音、对比重音和弱重音”,他将“弱重音”又称为“轻声”。《辞海》的释义也十分明确:“在汉语的词里不念轻声的音节就是重音。”(1999年版“重音”条)

“轻声”究竟是声调问题还是重音问题,历来有不同意见。沈炯(1999)说林焘先生不用“轻声”而用“轻音”,就是考虑到它同声调“确实有语音层次和语音性质的差异”,“叫轻声混淆了它跟声调的差异”,“采用轻音的概念,可以明白无误地把它定位到轻重音系统中去”。反过来,也有人主张把“轻声”看作是声调问题。两种意见之所以长期相持不下,正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轻声”本身就把声调和重音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给搅在了一起。

“轻声”和“轻音”,说的往往是同一种语音现象。齐声乔(1956)举例说:咱们如果把“我想起来了”这句话里头的五个字摆起来一个一个地念,这几个字的语法和意义就很难捉摸。可是如果把“起来了”读成轻声,“起来”就很明显是“想”的补语,这句话是说“我刚才忘了,现在已经知道了”。如果只把“来了”读成轻声,那么,“来”字就是“起”的补语,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想再躺下去了”。同样的例子,林焘(1962)用来证明“轻音影响结构”(自然也影响意义)。他将这种“轻音”跟“马·虎”、“桌·子”、“石·头”、“他·的”、“下雨·了”等词语里的“轻音”归为一类,叫做“结构轻音”,这跟齐声乔所说的“轻声”其实并无差别。

“想起来了”和“想起来了”结构和意义不同,那是因为重音位置不同。“起”字即便不在重音的位置,读的还是上声。“抖起来”(因得势或发财而神气十足)的结构和声调模式都跟“想起来”一致,《现代北京口语词典》(陈刚等,1997)注音作“dǒu qǐ lai”,“起”读上声。李兆同、徐思益(1981)曾以赵元任(1996[1968])举过的例子“芝麻大的烧饼”(像芝麻那么大的烧饼)和“芝麻大的烧饼”(芝麻很大的烧饼)为例,说明重音可以区别意义。

轻声跟重音不对立,这一点早就被人注意。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63)虽然也采用了“轻音”的名称,但并没有简单地将它纳入轻重音系统。

该书63页说:

汉语没有词重音,但普通话和某些方言中却有“轻音”这样一种重要的语音现象。

像“先·生”“姐·姐”“衣·服”等不少双音节词的第二个音节在普通话里照例都读轻音(我们用前面加小点的办法来表示)。轻音音节是比较弱的音节,表现为发音比一般的音节短而轻,失去原有的声调,有时也会引起音质的变化。

引文一方面明确否定汉语有词重音,一方面明确肯定“轻音”(轻声)的存在,这说明作者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汉语的“轻音”(轻声)和词重音并不是一组相互对立的语音现象。判断汉语有没有词重音,这要看“词重音”的定义怎么下。“想法”和“想法”重音位置不同(再如:裹脚≠(裹脚),反映的其实是句法的差别。在北京话的口语中,通常也不说“想法”(xiǎng fǎ),而是说“想法子”(xiǎng fǎzi)。

综合前三节讨论的内容,现在对轻声、轻音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个小结。

1. 轻声是一个调类。就北京话来说,它不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外的第五声,而是与包括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在内的非轻声相对立的一个调类(见下表)。

阴 平

阳 平 轻

上 声 声

去 声

北京话轻声和非轻声的关系

轻声和非轻声有时调值相犯,它们之间不存在“语音层次和语音性质的差异”。轻声不是变调:变调只改变调值不改变调类,而轻声却不再属于原来的调类。(轻声的“原调”指原来的调类,变调的“本调”指本来的调值。)轻声也可以变调,北京话轻声的调值通常短而轻,但在重读的时候,它会变得像非轻声的某个调。轻声“在许多方言里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调位”,它和调位的关系“很有些像形态音位和音位的关系”(魏钢强,2000,4. 3节)。轻声不光能区别意义,而且本身就有意义,这也正是形态音位的特征。尽管轻声的意义很虚很虚,人们仍然可以根据它总结轻声出现的规律;但谁也无法指出非轻声的任何一个声调出现的规律。

2. 轻音和重音相对。任何一个调类的字都可以读轻音或重音。非轻声(阴阳上去)可以读轻音,轻声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读重音。非轻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字即便读轻音,它仍然属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原来那个调;轻声重重地读出来,在调类上也还是轻声。只要读轻音就可能造成声韵母音质的改变,造成调值的改变。我们熟知的音节的“弱化”现象总是伴随着轻音产生的,它跟该音节是不是轻声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3. 北京话轻声的形成跟轻音有关;但轻声属于声调系统,轻音属于轻重音系统,二者不能混淆。在北京话里,轻声音节和轻音音节是交叉关系。如下图所示。

北京话轻声音节和轻音音节的关系

a是轻声音节;各类词典的注音,却往往把b当作轻声;而在下定义的时候,则只把ab重合的部分看作轻声字。在汉语中,重音能够区别意义,轻声也能够区别意义,就因为轻声音节和轻音音节时有重合,人们往往误把重音和轻声看作是同一个区别特征的两个对立面。

四“嚼裹[,儿]”和“缴裹[,儿]”:注音的尴尬

以目前对轻声通行的理解,依照《汉语拼音方案》注音,遇到需要区分轻声轻音的场合有时难免遭遇尴尬。《现代汉语词典》“嚼裹[,儿]”条的注音正说明了这一点。《现代汉语词典》1至4版“嚼裹[,儿]”和“缴裹[,儿]”都是分立的,例如第4版:

【嚼裹[,儿]】jiáo·guor〈方〉指生活费用:辛苦一年,挣的钱刚够~。也说缴裹[,儿](jiǎo·guor)。

【缴裹[,儿]】jiǎo·guor见634页〖嚼裹[,儿]〗。

“嚼裹[,儿]”(jiáo·guor)读[tiau[35]kuor[0]],没有疑问。“缴裹[,儿]”(jiǎo·guor)究竟该读[tiau[214-35]kuor[0]]还是[tiau[214-21]kuor[0]]呢?词典的注音看不出来。经调查,没发现有人读[tiau[214-21]kuor[0]]的。看来“缴裹[,儿]”当读[tiau[214-35]kuor[0]],可这又跟“嚼裹[,儿]”(jiáo·guor)[tiau[35]kuor[0]]的读音没有了区别。“嚼裹[,儿]”和“缴裹[,儿]”两个词条互见,可以完全排除由于编辑疏忽造成同音条目重出的可能。那么,二者的差别又在哪里呢?实际上,“缴裹[,儿]”(jiǎo·guor)的第二个音节只是读轻音而并非轻声,实际读音是[tiau[214-35]kuor[214]],它跟“嚼裹[,儿]”[tiau[35]kuor[0]]的读音是大不相同的。《汉语拼音词汇》(1989年重编本)“嚼裹[,儿]”(jiáoguor)和“缴裹[,儿]”(jiǎoguǒr)兼收,后者的第二个音节仍注为上声,就是强有力的证明。

倘若再要深究,还可以证明《汉语拼音词汇》中“缴裹[,儿]”(jiǎoguǒr)的第二个音节一定读的是轻音。因为按照[tiau[214-35]kuor[214]]的读音,可以也完全应该写作“嚼裹[,儿]”,没有理由平白多出一种字面上并不好解释的写法来。写作“缴裹[,儿]”,这是因为读轻音的上声字只有在上声字后,其调类才是明确易辨的。

非轻声的轻音如何标注,《汉语拼音方案》未作明确规定,各类出版物的处理不外乎标调和不标调两种办法,但具体处理方式又有不同。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

——轻音和重音不加区分。例如“打扫”(dǎsǎo)、“火把”(huǒbǎ)、“老虎”(lǎohǔ)、“管理”(guǎnlǐ)、“水手”(shuǐshǒu)、“所以”(suǒyǐ)、“引起”(yǐnqǐ),这些词的实际读音前重后轻,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轻声词列举,但《现代汉语词典》全都不作轻声词处理。

——把轻音处理为轻声。例如后字不标调的“打手”(dǎ·shou)、“打点”(dǎ·dian)、“裹腿”(guǒ·tui),它们的重音模式和声调模式跟后字标调的“打扫”(dǎsǎo)、“火把”(huǒbǎ)等相比完全一致。前文讨论过的“不是”(bù·shi)也属此类。

——一般轻读、间或重读的字,标出声调,但在注音前加圆点,例如“小姐”(xiǎo·jiě)和“宝宝”(bǎo·bǎo)。但这两个词无论读哪一种音,其重音和声调模式都是不一样的。“一般轻读”时,“小姐”(xiǎo·jie)[iau[214-35]tiε[214]]前字变[35]调,“宝宝”(bǎo·bao)[pau[214-21]pau[0]]前字变[21]调;“间或重读”时,“小姐”(xiǎojiě)[iau[214-35]tiε[214]]后字重读,“宝宝”(bǎobǎo)[pau[214-35]pau[214]]前字重读。(“宝宝”的两种读音参看董少文1955,85页)

——其他方式。如“嚼裹儿”(jiáo·guor)和“缴裹[,儿]”(jiǎo·guor),试图利用本调不同的上字同时反映下字读音的差异。第5版则干脆将“缴裹[,儿]”(jiǎo·guor)条一删了之。

学习普通话主要靠耳听口效,对工具书的依赖毕竟有限,词典中上述标调不统一的缺陷因此被掩盖了起来。有些词读者如果原本不会读,光看词典的注音是根本读不出来的。例如,仅仅根据“bù·jie”(不价)和“bù·shi”(不是)的注音能读出两个“不”字的不同吗?再例如,“晌午”(shǎng·wu)、“显摆”(xiǎn·bai)、“找补”(zhǎo·bu)、“起火”(qǐ·huo)等这样一些词,从未接触过它们的南方人不知该怎么读,而北方人也只能按自己的方言习惯折合成普通话来读。一直猜想普通话的“zhǐ·jia”(指甲)大概应该读[t[214-21]tia[0]],可听电视里头灰指甲药品广告是说[t[214-35]tia[214]]。谁对谁错还没法拿实际读音来检验:北京话口语习惯说的是“zhī·jia”。“jiáo·guor”(嚼裹[,儿])和“jiǎo·guor”(缴裹[,儿])区别在哪儿,仍很难搞清。

某少儿社出版一本注音读物,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处理,“拿起来了”注作“ná qi lai le”;家长抱怨说连着三个不标调的音节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读(还好没遇上“躲起来了的呢 duǒ qilai le de ne”,五个音节不标调),于是改为“拿了起来”(ná le qǐ lai)。该社校对科长还把这作为经验介绍,滑稽中隐含着无奈。读者的感觉是对的,“起来”不是轻声,当作轻声没法读:同是“上轻轻”结构,排除语调干扰,“走了的”、“老子的”、“早着呢”、“怎么着”、“你们的”、“暖和了”调值一样;但拿“躲起来”跟它们相比,声调完全不同。

不区分轻声和轻音,不可能消除注音的尴尬。

五“法子”(fázi)和“法子(fǎzi)”:规范的误会

轻声轻音不辨,容易让人对普通话的语音规范产生误解;加之来自电视等强势媒体的北京话口语习惯读音(跟若干年前的“广播腔”大不相同)的干扰;即便是专门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以及指导普通话训练和测试的专家,有时也会被弄糊涂。吕建国主编的《普通话与教师口语教程》(试用本)专门设有“轻声训练”一节,“上声+轻声”的例子有:

打点 dádian

法子 fázi

晌午shángwu

找补 zháobu

这里有两大误会。第一,误把后字的声调问题看作是前字的声调问题,至少从注音看是这样。试想:“打点”、“晌午”、“找补”的声调真要跟“阳平+轻声”一样,何不直接说前字就是阳平?不要以为没有人心存这样的疑惑,他们只是觉得,“只要《大纲》和《现代汉语词典》不将其归为阳平,我们就无法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以此作为标准”(王小潮,2001)。

前字读如阳平的“上声+轻声”,跟真正的“阳平+轻声”比,它们的读音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所谓的“轻声”上。《现代北京口语词典》中的“打扫”(dá sou)前字标阳平,它跟前字上声读如阳平的“打扫”(dǎsao)声调肯定不一样,否则没有理由“打”字不标作上声。两个“打扫”前字调值相同,声调的差别在后字。按照普通话的语音规范,“打点”、“晌午”、“找补”如果前字读如阳平的话(这从词典的注音是看不出来的),实际读音就应该是“dǎdiǎn”、“shǎngwǔ”、“zhǎobǔ”,其后字全都是读轻音的上声字,跟真正的轻声读音不一样。北京话“找补”确有人习惯说“zháobu”,但普通话不取。

第二,误以为普通话“法子”(fǎzi)的“法”跟北京话的习惯一样,都读作阳平,而且还是从上声变调来的。这个误会更大,有必要说清楚有关读音的来龙去脉。

“法”在北京话口语里是个多音字,俞敏《北京口语里的多音入声字》(1995)列举了它的四种读法:“没fār”,“没fǎ子”,“fǎ律”,“fá身”。早期辞书反映了这些读音(文大生,1980)。台湾最新的《国语辞典》(1998网络版)“法子”依然注作“匚丫·”(fázi)。“法”统读为“fǎ”始于1963年出版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王力先生(1965)曾说过《审音表总表初稿》当初这么处理的理由:“一个北京人不说fázi而说fǎzi(法子)……是会觉得不顺口的,也是不像北京话的。但是,为了全国人民的便利,北京人似乎也可以忍受一点别扭。”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沿袭了这一处理。

“法子”的注音作“fǎ·zi”,按照普通话的语音规范应该读[fa[214-21]ts[0]]。“子”是后缀,读地道的轻声,不可能让前面的上声字变调如阳平。

混淆轻声和轻音,已经成为正确认识普通话语音规范的障碍。下面两段文字摘自《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提要》(78-79页。作者完全让“轻声”前的上声字该读 [21]调还是[35]调弄糊涂了,主张“两种读法都应当视作规范读音”):

上声变调分两种情形,上声调前变35调,其他声调前变21调。前者如“北斗”、“选举”、“古董”,后者如“北京”、“选民”、“古代”。如果第二个音节是轻声,同样是两种情形。一种变21调,如“打发”、“本钱”、“鬼子”、“尺寸”;一种变35调,如“骨头”、“脊梁”、“打点”、“主意”、“哪里”、“矫情”等。二者看不出分化条件。

我们在普通话测试工作中也遇到类似问题。“主意”的“主”是念成21呢?还是念成35?大多数人更习惯读35调。有些词似乎只能念35,念成21就觉得十分别扭,例如“打点”的“打”似乎只能念成35,“哪里”的“哪”多数情况下也念成35。我们赞成对那些没有区别词义作用的多音字词进行规范,但前提是尊重大多数人的习惯,否则规范就失去群众的基础,推广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建议,这种情况大可不必作“说一不二”的硬性规定,两种读法都应当视作规范读音。

对于“轻声”前上声字的两种变调“看不出分化条件”,固然说明作者不很了解北京话;但不可否认,词典通常采用的轻声和轻音不分的注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误导作用。前字读[35]调的“轻声”词引文举了六个例子:骨头|脊梁|打点|主意|哪里|矫情。而这六个例子中实际隐含着以下四种情况(括号里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

1. “打点”(dǎ·dian)、“哪里”(nǎ·li):上上连读,后字读轻音,前字仍变[35]调。

2. “骨头”(gǔ·tou)、“脊梁”(jǐ·liang):上轻连读,前字读[21]调,不读[35]调。前字旧读阳平,不少北京人至今仍习惯这么读,《现代汉语词典》过去也一直注作“gú·tou”和“jí· liang”,第3版才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改过来,这跟上声的变调无关。

3. “矫情”(jiáo·qing):前字阳平。两字组的声调跟“打点”(dǎ·dian)、“哪里”(nǎ·li有明显区别,“矫”字的[35]调不能看作是上声的变调。

4. “主意”(zhǔ·yi):上轻连读,前字读[21]调。有人习惯前字读[35]调,这跟把“打扮” (dǎ·ban)读成“dá·ban”一样,并不符合普通话的规范,更同上声的变调无关。

“骨头”(gǔ·tou)、“脊梁”(jǐ·liang)、“主意”(zhǔ·yi)前字应该读[21]调,普通话测试时如果发现有人读[35]调应该纠正才是,绝不能“视作规范读音”。

六“一个(·ge)萝卜一个(gè)坑”:注音的混乱和解决的办法

《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和第4版“一个萝卜一个坑儿”注音作“yī·ge luó·bo yī gè kēngr”。前面的“一个”拼音连写,“个”不标调;后面的“一个”拼音分写,“个”标去声。这一方面是由于疏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编者的举棋不定:把“一个”的“个”看作轻声吧,它又有点儿去声的意思,还能让前面的“一”字变调如阳平;标作去声吧,它又确实读得很轻。第5版注音改作“yī gè luó·bo yī gè kēngr”,条目内部的“一个”注音统一了,但跟相邻的条目“一个劲儿”(yī·gejìnr)和“一个心眼儿”(yī·ge xīnyǎnr)的“一个”又不一致了,而这三个“一个”读音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轻声词的注音作了细致的修订。例如,“这里zhèlǐ|那里nà·li”、“里面lǐmiàn|外面wài·mian”等成对的词,过去一直是一个算轻声词,另一个又不算,现在注作“这里zhè·lǐ|那里nà·lǐ”、“里面lǐ·miàn|外面wài·miàn”,全都统一起来了。“想法xiǎng·fa|做法zuòfǎ|看法kàn·fǎ”,过去三个“法”字注音不一样,现在注作“想法 xiǎng·fǎ|做法zuǒ·fǎ|看法kàn·fǎ”,也都统一了。请注意,以上修订把各人感觉是轻是重不一致的字音统统处理成可以读轻声也可以不读轻声,多少有点儿调和折中的意思。这种处理只是从即兴的感觉出发,当然很不彻底,例如:“北边běibiān|南边nán·bian”,还是一个是轻声词,一个不是;“鼓鼓囊囊”(gǔ·gunāngnāng)和“满满当当”(mǎnmǎndāndāng)都是aabb式,读起来声调完全一样,但第二个音节一个不标调,一个标上声;“对不起”(duì·bu qǐ)、“差不多”(chà·bu duō)、“来不及”(lái·bu jí)、“免不了”(miǎn·bu liǎo)、“禁不起”(jīn·bu qǐ)等条“不”字不标调,而“一个巴掌拍不响”(yī·ge bā·zhang pāi bù xiǎng)“不”字标作去声。个别修订还带来了新的矛盾,例如前4版中“做法zuòfǎ”和“作法zuòfǎ②”音义相同,第5版的注音却人为地区分出“做法zuò·fǎ”和“作法zuòfǎ”来。

注音混乱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义务教育的教科书中。以单音节动词重叠式为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初版的两种小学教材都有自相矛盾的问题。例如: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第一册43页“数数”(shǔshǔ,数数颜色真不少)后字上声,47页“说说”(shuōshuo,再说说同学们是怎样做这个游戏的)后字轻声;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一年级上册43页“数数”(shǔshǔ,数数颜色有七道)后字上声,115页“点点”(diǎn dian,燕子妈妈点点头)后字轻声。人教版的上述两种教材,课后练习中“读一读”、“说一说”、“写一写”、“想一想”,“一”字全都标出声调;而苏教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读一读”、“演一演”中“一”字却不标调。苏教版中,“冒出来”(mào chu lai)“长起来了”(zhǎng qi lai le)的“出来”、“起来”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一律不标调;可人教版通常不这么处理。

国家标准的规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gb/t 16159—1996)中“láilai-wǎngwǎng”(来来往往)“shuōshuo-xiàoxiào”(说说笑笑)和“qīngqīng-chǔchǔ”(清清楚楚)“wānwān-qūqū”(弯弯曲曲)的第二个音节,“jūle yī gè gōng”(鞠了一个躬)和“zhège”(这个)的“个”,或标调或不标调处理不一。而“yīng bùyīnggāi”(应不应该)的“不”标作去声,“mànman”(慢慢)和“húlihútu”(糊里糊涂)的最后一个音节不标调,也都跟人们普遍的认识以及教材、工具书中惯常的处理不一样。

汉语拼音轻声标调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出版界。各种教材、权威工具书和国家标准处理不一,甚至自相矛盾,让人无所适从。2002年10月,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和教育部语用所联合主办研讨会,希望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会议报道见同年11月5日的《新闻出版报》)五十五家教育和少儿出版社派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提出了许多编校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意见最集中的就是轻声问题。笔者出席会议并认真听取了同行的意见和专家的答疑,并在会后向组织者明确表示了对他们急于出台“专家规范”的忧虑。

其实让人“拿捏不定”的主要是非轻声的轻音字。此类字的注音受到关注甚至引起“争执”,表明公众普通话水平的进步和细节追求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对轻声的认识和注音处理也能够“与时俱进”。我们一方面要从语言事实出发,在理论上分清轻声和轻音;另一方面则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改进和完善注音,并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和形成规范。轻声的注音是一个系统工程,操作上有许多难点,应该在词典上先行尝试。这里提出几条建议:

1. 遵循《汉语拼音方案》“轻声不标”的原则,非轻声的轻音一律标明声调。“哪里”、“打手”、“不是”(错处)、“一个”可以分别注作“nǎlǐ”、“dǎshǒu”、“bùshì”、“yī gè”。这样处理,跟《现代汉语词典·凡例》3.7(a)“上声在……轻声前变半上”的表述也正好吻合:“哪里”和“打手”的前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读“半上”[21]调,可见它们都不是轻声词。

2. 遵循按调位注音的原则。在轻声和非轻声不能区分的时候,读轻音的不标调,读重音的按四声标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mànman”(慢慢)和“húlihútu”(糊里糊涂)的最后一个音节不标调实际上是按调类(轻声)注音,按调位注音应该标为阴平声。

李荣(1997)曾提出记录声调的总原则:“调值是什么,要如实记录发音人的话。至于某个连调组里,某个调值是本调还是变调,假如是变调,如何判定其本调,要根据本方言的全部连调规律,古今演变,方言对应,才能确定。”注音和记音有所不同,但区分轻声和非轻声有时候同样不容易而且不必要,因为语言在交流中总是根据音位来理解意义的。

3. 遵循对称的原则。轻声和非轻声有时不容易分辨,而且并不稳定,往往因人而异,《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因此“一般不予审定”。词典的注音实际上是一个整理和审定过程。意义和用法相同的字,处于同一结构同一位置的字,标调或不标调应该一致。例如:“这里”、“那里”和“哪里”的“里”可以都标上声;“这个”、“那个”和“一个”的“个”可以都标去声;“想一想”、“动不动”、“对不起”一类结构中的“一”和“不”,趋向动词“起来”、“下去”之类,以及单音节动词重叠式的后字和aabb重叠式的第二个音节,都应该考虑一律标调。

4. 汉语中单纯的轻重音变化跟词性和语法结构有关,大都可以预见。《现代汉语词典》中“作法”(zuòfǎ)和“作法”(zuò∥fǎ)标调相同,并无轻重之分;把“想法”和“想法”、“不是”和“不是”对立起来也未必有那个必要。《新华正音词典》特别提示作为“是”的否定形式的“不是”后字不读轻声;但实际上“你的不是”和“不是你的”,两个“不是”可以读得没有任何区别——后字轻到似有若无。《现代汉语词典》中“一般轻读、间或重读”的字“轻读”时通常只是读轻音,可以考虑就用区别这类字的办法(标出声调,但在注音前加圆点)表示必须标注的轻音。如:nǎ·lǐ(哪里)。极个别轻声和非轻声确有两读且必须同时保留的可分别出条。如:宝宝bǎo·bǎo/宝宝bǎo·bao(实际上前一个读音可考虑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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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 2001 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38]《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提要》 2001 会议材料。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4

一、充分认识声调的重要性, 强化声调教学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在概念上被称作“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变化”。声母和韵母是一个汉字语音的基础, 而声调则是这个字音的“灵魂”。

在以往的普通话测试工作中我们发现: 声调不准最容易出问题, 如果某一个声母读得不正确, 并不一定很快就被听的人觉察出来, 因为另外的21 个声母也在话语中不断出现, 各声母的出现频率都不高。如果某一个声调读不准, 则很快就会被人听出来, 因为平均每四个音节这个声调就要出现一次, 出现率非常高, 自然容易被人察觉。普通话二级甲等水平和一级乙等水平相比, 一级乙等和一级甲等相比, 在声韵标准程度上是差不多的, 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于声调的正确把握上。普通话水平越到高等级, 语音面貌的差别越体现在声调的纯正程度上。

近年来, 声调在普通话教学与测试中的地位越来越受 到重视。王群生等先生认为传统的声韵中心论误导了普通 话教学, 他们提出了“声调中心论”, 并在教学实践中采用 “声调中心教学法”,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测试中心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 强调: “测查应试人使用普通话朗读书面作品的水平。在测查声母、韵母、声调读音标准的同时, 重点测查连读音变、停顿、语调以及流畅程度。” 显然, 这里把声调在测试 中的重要性放在声母和韵母之上。

因此,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声调教学的重要性,扭转以往重视声母、韵母而忽视声调的现象。在熟悉方言声调特征及其与普通话声调对应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声调教学的新方法、新途径,有计划地增加声调教学的比重, 帮助学生学好普通话, 改掉“乡音”, 从而使推普工作取得实 质性的进展。

二、熟悉客家方言声调特征,抓住声调教学的重点

赣南客家话在声母与韵母方面颇有特色, 声调也与普通话大不相同。了解方言的途径很多, 我们的做法主要有: 第一, 利用假日进行田野调查, 这对教学任务繁重的老师 来说比较困难,但又是最有价值的方法; 第二,开学时对新生进行语音摸底,直接了解来自各地学生的声调特点;第三,利用普通话测试积累方言,每次到各县市测试普通话时,留意被测试人的方言特征,特别关注声调因素; 第四,加强理论学习,广泛阅读有关客家方言语音研究的成果。通过多年来的积累, 我们摸索出赣南客家方言声调的几个特点:

(一) 调类相对较多。赣南客家方言今声调一般有五到 七个调类。七个调类的有宁都、定南、龙南、兴国、瑞金、 全南等地, 这些地方除上声不分阴阳外, 平去入皆分阴阳。 六个调类的主要有南康、寻乌、会昌、于都等县市。大余、 石城、赣县、安远是五个声调。最少的只有四个声调, 上犹社溪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没有入声。

因为客家方言调类较多, 且与普通话的对应也不整齐, 所以调型偏误是常见问题。赣南客家方言区人说普通话出 现的调型偏误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阳平的中升调读成低 平调或者降调; 二是上声调读法往往接近去普通话去声, 读成降调; 三是由于入声的存在, 不少字读得平而短, 阴入字尤其低促。

(二) 调值整体偏低。赣南客家话各调类的调值与普通 话相比普遍偏低, 阴平、阳平与阴入调的调值低的特点尤 其明显。这里列举几个例子如下表:

阴平调值偏低, 主要表现为把普通话的调值55 读在44 或33, 阴入调值, 大多数在2 或3 度; 上声与去声情况要 复杂些, 但也有调值偏低的共性。因为方言调值较低, 赣南人说普通话时常常需要提起气捏着嗓子说话, 声带相对 要紧张, 所以赣南人说普通话, 往往感觉比较累。说方言 时整个语流没有像说普通话那样高亢、清晰。

(三) 内部差异大。除赣州市城区外, 赣南其余市县几 乎都说客家话, 但是各地的客家话因客家民系发展的不平 衡, 语言的流变不平衡, 语音特点并不一致, 正所谓“十 里不同音”。从上面所述两点已可看出, 赣南客家话的声调 无论在调类还是在调值上, 内部的差别很明显。

弄清楚了方言的声调特点以后, 才知道教学的重点与难 点所在, 从而可以因材施教, 有的放矢。在赣南客家方言 区, 普通话声调教学的重点是纠正调型、调值的偏误。纠偏 的有效办法是对比。通过对比朗读单字、双音节词、多音节 词以及短文, 让学生感觉方言与普通话在调型与调值上的差 异。通过反复练习, 使学生习惯普通话四声的声调特征。

三、积极探索教学方法, 突破声调教学难点

声调属非音质音位, 相对于声母与韵母, 它更抽象而不易捉摸。这个因素增加了声调教学的难度。如何突破难点, 有效地进行声调教学呢? 笔者总结了以下几个方法:

1.加强听辨练习。听辨练习是普通话语音教学常用的 方法。做大量有针对性的听辨练习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方 法通过加强对学生听辨能力的训练, 来达到正音的目的。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训练学生辨别声调的能力。第一, 初期做好五度音阶的听辨训练。通过对“55(啊) -44 (啊) -33(啊) -22(啊) -11(啊)” 的反复听辨训练, 掌握普通话五度音的相对音高差异。第二, 辨单音节字音, 重点区分阳平和上声, 还有阴平和去声。单音节字声调的 听辨训练十分重要, 是纠正乡音, 学好普通话声调的关键。 由于赣南客家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大, 所以单音节字调的 听辨要做到选字量大, 调类齐全, 地区覆盖面广。第三, 听辨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以及短文, 注意两字连读变调与 语流音变, 特别要注意普通话的上声变调、去声变调与 “一” “七” “八” “不” 的变调。听辨训练的方法灵活多 样, 既有教师示范朗读, 也有学生示范朗读, 还可以用事 先准备的录音材料。

2.运用对比朗读。声调教学中朗读训练是教学的主要 手段, 比较朗读法尤其行之有效。①正误对比朗读法。在读 准声母与韵母的前提下, 学生分别用普通话和方言声调朗读 词语和短文。这种正误对比朗读, 可以让学生更清晰地感觉 方音与普通话在声调上的差别, 经过老师的引导, 进一步总 结出方言与普通话的声调对应关系。这样, 学生既有生动的 感性认识又有深刻的理性认识。②调值对比朗读法。调值对 比朗读可以帮助学生有效纠正调值偏误现象, 加速受训者向 目的语普通话过渡。这种对比当重点做好高低对比, 通过高低调值的对比朗 读, 用心感觉声带的松紧度与音高变化的关系, 把握相对音 高; 赣南客家话里有入声, 与普通话比较, 入声字的音长明 显要短促。我们把常用的入声字罗列出来, 教师用普通话朗 读, 学生用方言朗读, 着重比较它们的音长特征, 提示学生 在读这类字时要有意识地把音调的时值拉长。③单音节字调 与连读变调对比朗读。普通话的连读变调规律比较简单, 但也需要反复地对单音节字调与连读变调进行对比朗读, 才可 以找到感觉, 直到养成习惯。

3.重视语感培养。

传统的语音教学, 比较重视单音节字调的训练, 而不 太注意将声调融入完整的句子和说话的语境之中, 使得声 调的教学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事实上, 一个人 的普通话水平, 总是在一定的语流中体现出来的, 在现在 的普通话水平测试题中, 朗读与谈话也占了相当的比重。 同时语感训练对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普通话语的声调, 在语 言的连续变化中去感悟声调的变化规律都具有极大的帮助。 因此,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学生对语感的积累。语感 积累的方法主要有: ①听, 听教师范读, 听高品质的音像 材料, 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其他层次较高的广播电 视节目。在认真听的基础上, 用心揣摩, 仔细研究。②读, 先跟读、仿读字词句, 后仿读文章。在读文章时, 要求把 握语调、语速、节奏、停顿等因素, 并注意语流音变。③ 说, 说好普通话是学习的目标, 同时说话本身也是培养语 感的重要方法。说话练习往往没有现存的文本可依, 大脑 对语流中字词的声调的分析判断时间更短, 因此, 说话者 一般更容易暴露出问题。他们通过教师点评和自己的反复 练习, 培养语感, 达到纠正方音的目的。学生通过一系列 的语感训练, 逐渐开发和提升语言感知能力, 从而提升学 生学习语言的悟性, 让学生更多的在语感中去体会声调的 变化, 从整体上和动态过程中去把握声调之玄。

四、优化语音教学条件, 提高声调教学效果

1.利用语音分析软件进行声调教学。到现在为止, 我 区的普通话声调教学和训练, 依然是依靠老师的口头示范; 语音的分析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描述和手工操作上。如果能 够利用计算机上的语音分析软件进行声调教学, 教师也可 以客观描述声调特征, 并利用计算机准确地给学生示范。 学习者把可凭听觉感知的声调转变成可凭视觉察识的声调, 把过去只能听得见的声音变成如今可看得见的图谱, 再根 据所见, 判断所发声调的正误, 通过反复练习达到正确。 这样效果就会好得多。

2.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语音教材。现行的普通话语音 教材, 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声调教学的内容远比 元音、辅音少得多, 自然也比声母、韵母少得多, 不利于 教师强化声调教学。第二, 教材编写未能顾及各地方言实 际, 概括性强而缺乏具体的指导。我们需要抓紧组织科研 力量, 编写出一本专为赣南客家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使用 的语音教材。教材有必要突破陈规, 在深入浅出地介绍客 家方言的语音特点时突出声调方面的内容。同时, 还要有 切实可行的声调教学方法, 以满足课内外教学的需要。

3.增加声调教学的课时。我们既然认识到了声调教学 的重要性, 但如果我们的教学计划中不能增加声调教学的 课时, 那么强化声调教学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增加课时的 途经主要有三条: 一是从声母韵母教学中调剂出时间来补 充声调教学; 二是学校为普通话语音教学这门课程增加课 时数; 三是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开设培训课。

【参考文献】

[1] 谢留文.客家方言语音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03(12) .

[2] 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m].南昌: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01(12) .

[3] 王群生, 曹艳丽.略论声调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 地位[j].中州学刊, 2002 (4) .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5

[关键词] 广播节目 声音画面 推陈出新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诗经》里的一句话。近年来,如何对广播节目进行创新,成为我们广播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实践,制作的综艺节目《可以听的武侠》获得了全国广播文艺创新特别奖;《新桃花源记》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录制技术一等奖;《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录制技术二等奖;综艺节目《爱是不能忘记的――冰心与吴文藻的爱情故事》、《一个预知结局的女子 ――张爱玲》参加国家广电总局首届金鹿奖的评比,获得金鹿奖二等奖。

对于我们录制人员来说,广播节目录制质量金鹿奖是国家广电总局为了提高广播节目质量,促进录音技术水平提高,奖励录制人员不断创新而设立的政府性奖项。它不仅对节目的技术质量有着严格的标准,如声音的清晰度,丰满度,圆润度,明亮度,柔和度,平衡度,真实度等。在节目的题材选择,音响层次,主题基调等方面也有所要求,着重表现广播节目的艺术感染力,并以此考查录制人员的艺术修养水平和应用各种声音元素驾驭整体节目的能力。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我们注意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广播综艺节目的推陈出新

广播节目的创新包含技术和艺术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完美的节目,除了题材和形式的选择要有创意之外。要获得一个好的听觉效果,还必须提高录制人员技术水平的艺术性。法国国家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年年不变地会出现这样一个题目:“用一盘录有各种音响的磁带,试剪接成一段有趣的声音段落。”用这种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声音构思能力。对录音师来说,节目制作中的画面构成,及其声音表现所形成的听觉美感,都是一种由技术性向艺术性转化的过程,其应用技术手段所产生的结果,以艺术效果的形式加以表现。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供录音师选择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先进,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熟练、更加准确。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要制作一个优秀的广播作品,不仅要求录音师技术上必须精益求精,而且要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在技术和艺术上有所突破, 有所创新。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不断熟练掌握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着重加强艺术水平的提高。除了更多地学习各兄弟台的有益经验外,我们还从影视作品中吸取营养,积极参加节目创作的初始设计,并对节目音响,音乐元素的应用提出合理意见,为节目赋予更为丰富的声音画面。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只有在主题和创意上与时俱进,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推陈出新。2005年录制的专题节目《新桃花源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节目以热爱家乡,保护地球为主题,采用科幻剧的表现形式,充分应用声音元素和声音蒙太奇的创作技巧,组合浓缩了福建的自然山水,民风民俗等内容,具有丰富的镜头感和画面感,它像一幅现代音响与自然山水情景相融的画卷,强烈地激发了听众的想象力。为了突出声音的创新,我们在语言、音响、音乐等方面作了一些设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语言方面,首先在音色上对节目中的几个重要角色进行区分,画外音是本节目的主线,起着基础骨架的作用,在录音棚中用较近距离的效果录制。主角外星人榕得乐的声音较为夸张,具有表演特点,我们选择话剧演员进行演播。电子模拟电脑声在节目中经常出现,我们利用年轻的女声进行变调处理。音响方面,着重于镜头感和画面感的构建,每组镜头都用多声轨合成,注意声音的层次感,在写实和写意的结合上力求和谐完美。音响有实录的,也有资料合成,还大量采用电子模拟的太空声来加强效果。音乐方面,则大量应用超自然的音乐进行场景描绘,应用民歌,山歌进行情绪的渲染,音乐尽量选择风格一致,互相融合。

2 综艺节目创新的艺术效果

古人云:轻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广播节目的特点就是以情感人。综艺节目《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讲述的是台湾乡愁诗人余光中回乡的动人故事。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为了突出主人公多愁善感、诗情画意的性格特征,我们精心设计了音响和音乐,使节目充满了浓郁的书香韵味。 随着时空的转化,听众的情绪在音乐的铺垫下迭宕起伏,音响元素的表现,为我们展现出远景、近景、长镜头的组合,以及特写、“老照片”、画外音等效果。让听众徜徉在我们所构思的艺术长廊中。这样感人的画面,动人的情景,就是我们的艺术创新。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根据郑渊结童话改编的童话剧《肥皂订书机》,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内容。该节目采用童话故事的形式,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可以充分表现声音魅力的平台。童话式的语言,夸张的音响和恰到好处的音乐,产生了强烈的听感冲击力。通过连续不断、虚幻夸张的订书机效果的不断提示,不同朝代的不同时空被有机的结合起来,产生了镜头的跳跃感,蒙太奇的效果给听众带来丰富的想象。节目中音响和音乐的和谐统一,静与动、强与弱的响度对比,使节目既有文学性,又有画面感,好听,好看,好玩。综艺节目《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的是冰心与吴文藻的爱情故事,爱情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但冰心与吴文藻的爱情却显得那么大气,那么的富有内涵,那么的荡气回肠。我们选择缠绵优扬、抒情大度的音乐作为整个节目的铺垫,表现了主人公不同时期不同的精神面貌。写景、写意的音响使我们塑造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节目结构简洁明了,风格清新流畅,把爱情的诗、情、画、意用音响的形式融为一体,效果更加感人。

3 技术为艺术效果服务

广播节目声音画面的构建,是各种音响元素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听觉上。说起来容易,做时难,我们就常常会为如何表现一个人物或事件,如何使主题和画面的结合更富有想象而苦思冥想。节目的创新如何常变常新,如何利用不同的技术录制不同特点、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人声效果,这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6

【关键词】壮语学生 普通话 难点音 突破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9-0077-03

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学校责无旁贷,师范院校或其他学校教育专业尤其如此。师范院校的普通话教学,不仅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还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采取富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有效地强化学生的普通话训练,严把教学关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关,确保准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达到相关要求。

一 壮语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难点及成因

普通话,即现代标准汉语,又称国语、华语,指通行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的共通语言,为现代汉语共通的交际口语与书面语。普通话基于现代北方汉语的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并作为官方、教学、媒体等标准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官方语言。在现行的诸多普通话教材里,有关普通话的定义多数描述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从1958年至今,我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已开展了54年。但直至现在,壮语学生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平时的语用实践,依然存在相当明显的问题,有不少语音成分的发音是他们难以克服的困难。笔者试图结合教学实践,就如何有效解决壮语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困难作了探讨。

1.壮语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第一,区分平翘舌音。南方方言区、民族区的学生大多存在难以区分平翘舌这一问题,其中尤为壮语学生为最。无论是课堂上,还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用平舌音(往往偏后些)来取代翘舌音。

第二,区分送气音与不送气音。壮语学生或发不出普通话的送气音,或把普通话的送气音发成带浊音的不送气音,或无法区分普通话的送气音与不送气音。在南部方言区如龙州一带,则常常会把普通话的不送气音发成送气音。

第三,区分塞擦音与擦音。壮语学生对普通话的塞擦音与擦音的区分较难把握,多数情况是将擦音代替塞擦音,很难发出送气的塞擦音。

第四,h或x声母的不当增减。多数壮语学生在学普通话语音时常常丢掉一些字词中的声母h或x,一部分壮语学生在普通话以w开头的零声母音节前加上了声母h。

第五,er韵母及儿化韵词语的准确呼读。壮语学生在呼读普通话er韵母及儿化韵词语时,或无卷舌动作,或前后两部分有明显衔接的痕迹。

第六,舌面元音i与舌尖元音-i的区分。舌面元音i与舌尖前元音-i、舌尖后元音-i本是三个不同的元音,但在壮语学生的实际发音中却是一样的,将舌面元音i取代舌尖前、后元音-i,呼读带-i的音节常会近似舌叶化。

第七,撮口呼韵母与齐齿呼韵母的区分。壮语学生难以区分i和ü,在呼读带撮口呼韵母音节时常常会与齐齿呼韵母混淆,圆唇动作欠缺。

第八,声调呼读不够到位、饱满,尤其阴平调的高度、上声的拐起。声调是普通话的门面,四种声调高低升降不仅有别,而且幅度明确。但在壮语学生的发音中,明显缺乏应有的升幅、降幅或拐起。

第九,对语流音变缺乏感知与认知,呼读很不自然。任何一种语音,都存在语流音变,普通话自然也不例外,壮语学生对于普通话的语流音变缺乏感知与认知,很难发好或用好普通话语流音变中的轻声、儿化。

2.难点存在或问题出现的原因

第一,语音系统差异。壮族是广西11个世居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约80%以上分布在百色、河池、南宁、柳州等四个市。其中靖西、德保、天等、大新、邕宁、武鸣等45个县壮族人口占50%以上,为壮族聚居县。由于历史、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差异等原因,大多数壮族人在交际语言的选用上,首选就是其母语,即壮语,其次是地方汉语方言,最后才是普通话。换句话说,普通话往往成为壮语学生的第三交际用语。虽然汉语、壮语同属汉藏语系,但两者终究是不同的民族语言,无论语音、词汇、语法习惯,都存在显著差异。仅就语音基础而言,普通话有22个声母,39个韵母,四个基本声调;而壮语标准音则有23个声母,108个韵母,八个声调(六个舒声调,两个塞声调)。从数量上说,普通话的声母与壮语标准音声母大体相当;但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来说,差异很明显:普通话有双唇、唇齿、舌尖前、舌尖中、舌尖后、舌面、舌根等七个发音部位,而壮语标准音有双唇、唇齿、齿间、舌尖(均为舌尖中,没有前、中、后之分)、舌面、舌根、喉壁等七个发音部位。普通话声母的发音方法主要有塞、擦、塞擦、鼻、边五种发音方法,其中塞、塞擦又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分;而壮语标准音声母则有塞、擦、鼻、边、腭化、唇化六种发音方法,其中双唇、舌尖、舌面、舌根的塞、擦又分清浊,一般没有送气音声母(南部方言有一套送气音声母)。至于韵母和声调,从数量上来说壮语都比汉语多,尤其韵母。但壮语没有卷舌元音韵母、舌尖后韵母,大都无撮口呼韵母,有对立的长短音,有塞音韵尾,除了舌尖中、舌根鼻音韵尾外还有唇鼻音韵尾;普通话

没有入声调,而壮语则有高音组、低音组两种入声调,没有降升调。

语音系统不同,自然会使语言使用者形成不同的发音方式、发音习惯。由于壮语与汉语以及南方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方面的差异、壮族人的交际语用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壮语学生在学习普通话语音时出现偏差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明显障碍。

第二,害羞心理、抵制或排斥心理。造成上述困难的存在或问题的出现,除了语音系统差异、语用习惯不同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心理接受方面的原因。壮语学生往往会在课堂上羞于开口读书、说话,担心别人笑话自己发错音;甚至会厌烦老师的耐心指导。大多数壮语学生觉得在本地已能自如地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似乎没必要按照老师要求的去发音、说话。这些问题,自然就成为壮语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时的拦路虎,是壮语学生要学好普通话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忽视声母、韵母的发音原理。语言虽是“口耳之学”,但对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要想在普通话的学习中纠正方言母语的干扰所带来的发音偏差,仅靠耳朵听、嘴巴说还很困难,应该利用发音原理来指导发音实践。在实际的教学中,要求学生能自觉学习、领会普通话语音的发音原理,用以指导语音发音训练。

第四,普通话普及与提高的力度、成效的缺失。在我国,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与提高工作,不仅开展时间较长,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终因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广大农村(尤其民族聚居区)基础教育师资薄弱,导致普通话的普及与提高的力度、成效存在明显缺失,而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正处于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段。

二 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寻求突破

教学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能否妥善选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著名的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把学生心中的真知唤醒并挖掘出来。就像接生婆一样,他所做的是帮人生孩子(知识),孩子(知识)是每个人自有的。故他把自己的教学方法称为“产婆术”,而把自己比喻为知识的接生婆。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与弟子谈及教育问题时,力主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循序渐进。

当前科技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祖国的富强,都要求各项工作,讲求效益,提高效率。教学工作,也不例外,但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加教师劳动强度和学生课程负担来提高教学质量。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在工作中少走弯路,用较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笔者从事普通话语音教学二十多年,所教的学生,每一届约有三分之一是壮语学生。面对这一部分学生在学习普通话语音时存在的困难,笔者认为,采取以下举措,可有效帮助学生实现学习难点的突破:

1.注重心理疏导,树立学生自信

学习成效如何,与方式方法得当与否有关,也与学生的学习心理有关。壮语学生在早读、课堂上甚至在生活中,往往会因为自己普通话基础较差,害怕别人笑话而不敢开口,存在明显的自卑、害羞心理甚至排斥心理。这些心理因素已成为大多数壮语学生学习进步的障碍,在教学中,老师首先应想办法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心理障碍,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给学生说清问题存在的原因,为他们排除先天因素的顾虑;多听他们的发音,以架桥的方式让学生读同类的字词(如送气音),寻求能发好的音作为突破口,向其余音节成分辐射、过渡,并及时给予肯定;鼓励学生放声读书、说话,在读或说当中体会发音要领的运用。刚开始,多数学生不愿配合,只要老师坚持,他们就会乐意接受老师的帮助,就会乐意学。有利于实现学生学习难点的突破。

2.加强听辨音训练,让学生认识自我

纠正学生因受到来自方言母语的干扰而产生的语音偏误,加强学生听辨音训练。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选择一定的训练材料(音素、字词、语句、绕口令),先让学生读,不予指出问题,只要求学生边读边听自己的发音,然后老师读同样的材料,让学生听的同时去寻找异同;然后学生再读,老师接着指出问题,如此多次反复,提高学生的听辨能力。形式上,可以是老师与学生一对一,也可以是老师一人对多人甚至对全班。这是帮助学生实现学习难点突破的基础。

3.开展舌尖、双唇操练,开发学生发音能力

具体为:(1)舌尖操练。主要做法是:舌尖轻抬,接触上齿背,然后沿着口腔上腭中线至棱状末端(棱状为齿龈所在)快速地来回滑动、弹拨。(2)舌头操练。主要做法是:舌头反复前伸后缩。(3)唇形训练。主要做法是:唇形圆展逐渐交互变化。以上训练,意在磨砺学生的主要发音器官,培养学生相关发音器官参与发音的快速反应能力,为学生准确发音创造条件。

4.模拟发音过程,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发音原理

发音原理往往抽象、枯燥,学生不愿接触,但明白发音原理对于纠正学生的发音偏误很有作用。引导学生弄明白发音原理,正是教学生以“产婆术”,正是“授人以渔”。模拟的方式主要是手势、手型的变化,即用老师的手做比划,用手势、手型变化来模拟发音过程。以下几种做法可供参考:(1)模拟发翘舌音。可以用右手掌比作口腔上腭,点明硬腭前端所在(上腭棱状末端);再用左手掌比作舌头,点明舌尖所在,左手掌稍往后缩,竖起手指,让中指指尖抵住或靠近硬腭前端;气流呼出时,左手中指指尖稍稍往下移动即可完成发音模拟。发平舌音可以参考此做法,只是将右手手指比作上齿背。(2)声调高低升降的模拟。以右手平伸,掌心朝下,依次等分出1、2、3、4、5等五度;练习阴平调时,右手从左向右在最高度即5度的地方平移;练习阳平调时,右手由3度向5度扬起;练习上声调时,右手从2度向下降到1度稍微平移再向4度斜升;练习去声调时,右手由5度快速往下降至1度。(3)复韵母、鼻韵母发音过程模拟。根据复韵母发音动程、鼻韵母的归音做相应的手势、手型变化。(4)对于帮助壮语学生体会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发音区别,通常的做法是吹纸片、吹蜡烛或模拟汽车轮胎漏气、汽车紧急制动所发出的声音等,在此不做具体讲述。

5.组织词语接龙游戏,使学生乐于学

通过游戏开展课堂教学,易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广泛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根据壮语学生的发音困难,结合具体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开展平翘舌、送气与不送气、塞擦与擦、撮口呼与齐齿呼、阴平调或上声调等词语接龙游戏,做法或要求可以由易而难、循序渐进。如送气音

词语接龙游戏,规定起头的学生说出一个词语,该词语最后的音节必须是送气音声母;而往下接的学生,说出一个同样带送气音声母的词语(送气音声母音节是词语之首或之尾不论),以此做一个循环;第二循环,可以提高要求,起头者要求相同,后接者所说出的词语,开头音节必须是送气音声母,读音相同或接近;第三循环,后接者不仅要求所说出的词语开头必须是音同或音近的音节,而且该词语还必须全是送气音声母。接不上者,做个自我展示的表演。这既有针对性地训练了学生的发音,还能加强学生的词语积累,使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愉快地学习。

6.倡导结对子学习,成立互帮小组

学生学习、生活在一起,沟通、交流的时间多,往往能互相影响。在班上,可根据学生的基础或表现成立互帮小组,或安排“一帮一”结成学习对子,把班上的壮语学生全部给予安排,并在时间、内容安排及做法上给予指导、明确要求,充分发挥普通话优秀学生的作用,也使得壮语学生时时、处处能注意到自己的发音并能得到帮助,为纠正发音偏误创造极有利的条件。

三 结束语

壮语学生在学习普通话语音时,混淆平舌与翘舌音、送气与不送气音、塞擦与擦音等声母以及e与ê、e与er、i与舌尖元音-i、iao与iou、齐齿呼与撮口呼等韵母的发音,是常见的发音偏误,且纠正这些偏误,常需要较长时间。老师应针对学生实际,结合教学内容,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采取灵活、有效的办法,消除学生畏难、排斥、害羞等心理障碍,重视听辨音、正音训练,引导学生体会发音原理的运用以达到学生“自悟”,才能帮助壮语学生克服普通话语音学习的困难,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普通话水平。

参考文献

[1]韦景云、覃晓航.壮语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卞成林.普通话培训与测试(智能测试版)[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9

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7

上面说的“汉语”应该指“普通话”,准确地说是“现代的共同的汉语”。普通话是用现代北京话系统做标准设计的。因此,汉语拼音是用来书写现代共同汉语的专用的符号形式系统,具有音标兼有文字的性质。传统汉字是表意体制的语素文字,与语音单位没有直接的联系。汉语拼音的符号形式与语音单位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具有音标的性质。汉语拼音经过音位的概括,可以通过25个字母,用最节省的方式书写汉语,因此,也具有表音体制的音素文字的性质,虽然还没有完全取得法定文字的地位。由于语言中的音素的数量比语素的数量小得多,所以,汉语拼音不仅可以直接表示语音单位,而且可以比传统汉字更加经济地完成书写汉语的任务。

一、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

1.汉语拼音能够准确反映普通话的实际语音

用汉字写汉语一方面本来一个声音却写成了不同形体,另一方面本来不同的声音却写成了相同的形体。前者造成人们经常写别字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刚刚从口语进行书面语转换的小学生。后者造成人们经常读错词语的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用于不常用意义的词的读音。例如,山东“济南大学”与广东的“暨南大学”,在口语中经常发生混淆。如果用拼音写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普通话的轻声、儿化等语音现象,汉字不能或者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如果用拼音就好了。用汉字没有形成,也难以形成以词为单位书写的习惯,用拼音就有现成的正词法实现词式书写。词式书写对于正确使用普通话口语,对于普及普通话这种国家共同语非常有利。

2.汉语拼音可以促进人们自觉接受普通话系统的规范

汉字容易把普通话系统以外的词素当做词夹杂进来。汉字书写无法体现词和词素的距离,因此很容易让来自文言或者方言的词素,在普通话中当做词用。例如,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9月26日陈一平文章的题目是“语淡味不薄”。应该说“语言平淡味道浓”,因为“语”不是词,用拼音写出来是“yǔ”,自然首先使人想到词“雨”。于是促使人们重新考虑选择“语言”这个词,才符合普通话系统的要求。《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周振鹤文章的题目是“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幸与不幸”应该说“幸运与不幸”,才是普通话。不过,文章的正文都是用“幸运”代替了“幸”。题目中的“幸”也许是编辑弄巧成拙的加工。有人说标题要简洁,但是也不能削足适履,应该长的就不怕长。例如,北京《中国文化报》1999年7月13日发表孙若风的报道,题目是《孙家正在全国文化法制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建设》,就不怕长。

3.汉语拼音能够使书面汉语的排列和索引更加有序化

由于汉语拼音只使用了拉丁文字中的25个相当于音素字的符号形式,所以很容易从语音的角度建立词语的顺序。所以,现在图书索引、姓名排列等,除了考虑那些不熟悉普通话和拼音的人,一般直接采用拼音顺序。

不过,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一方面采用拼音顺序,另一方面又照顾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汉字,所以不是严格意义的拼音顺序词典。我们在20世纪后期也看到了严格意义的拼音顺序的词典,例如上海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国德范克的《汉英词典》。

4.汉语拼音能够使汉语的书面信息处理更加方便

汉语拼音用的基本单位少,所以可以像英语用的文字一样,比较方便地用于电脑信息处理。随着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普及,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直接用汉语拼音在电脑上写现代汉语。由于前面说的原因,汉语拼音对于输入古代汉语文献当然不方便,这就需要根据文字形体进行编码。即使这样,人们仍然喜欢用形体中的部件名称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做为代码,因为这样容易记忆。

5.汉语拼音有可能直接代替汉字

由于汉语拼音从音素角度设计字,所以字的总数量只需要25个,非常少。这样不仅处理起来更加方便,而且因此符合人类文字发展的大趋势。

在网络信息传输的过程中,有的人已经直接用拼音书写汉语。如果将来大量的人都非常熟悉拼音了,也许拼音会成为新的汉字,取代传统汉字。由于传统的包袱小,越南、朝鲜等国家早就成功地经历了这样的文字变化过程。我们不必回避谈论这个问题,即使会引起一些保守人的反感。

二、汉语拼音应用的局限

1.文字系统无法跨越时间和空间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7-138页说:“没有一个变化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发生的”。“泛时观点和语言的特殊事实永远沾不上边”。

有人说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表达古代到现代,中央到地方的汉语,甚至可以表达外国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的语言。如果只是看到文字形体上大致相同的表面现象,而不管文字不同的系统功能;那么,拉丁文字不是有更加强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吗?有人会说,拉丁文字的历史短,是从原始闪米特文字经过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其实,现代汉字的历史也短,它是经过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简化楷书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

有的学者试图设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汉语拼音。最典型的是赵元任1892到1982年坚持设计和完善的,由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通字方案》。例如,本书第73页把“教我如何不想他”拼写成“Ceawqooruhobutsiagta?”这样的拼写,虽然体现了作者涉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渊博的汉语知识,但是,一方面目的是照顾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汉语,另一方面实际上不能用任意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汉语语音方便地读出来。这种拼音已经不是我们说的“汉语拼音”。它跟曾经失败的“老国音”有相似的地方。当然,“老国音”进一步要求把口语改变成适应不同空间汉语的混合汉语,更加违背语言规律。

有人到今天还在提倡用汉字写的文言,实在背离时代,背离拼音的要求。2001年南京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平时作文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他用文言写的高考作文,得了满分。这件事情引起新闻大肆炒作,而且南京大学的个别招生人员准备破格录取他,最后由于其他条件都不符合而没有录取。可见,这个满分是多么片面!《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发表答记者问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回答说:书面语和口语保持一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没有必要”“提倡中小学生去写文言文”,高考提倡文言作文“是有害无益的”。这件事情也充份说明我们有的语文教师和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理论欠缺。

汉语拼音记录汉语比汉字更加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当然,正如个别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有些音素,例如[p][s],可能是任何时间和空间的语言都使用的。

2.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时间局限

汉语拼音是根据现代北京话系统设计的,所以它对古代的汉语没有用。凡是与这个语音系统不同的以前的汉语,它无法准确记录。我们用汉语拼音给古代书面语言注音,其实是很不科学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根据那样的注音读出来的汉语,不仅现代汉族人听不懂,就是叫那些作品的作者活过来听,也是听不懂的。可见,普通话不是表面的声音,而是建立在自己的词汇、语法体系上。因此,基本词汇和语法构成一种语言的基础。

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给我们构拟或者找到了上古、中古、近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这才是真正的古代汉语语音,即使有些不一定准确。可是,这些古代汉语的语音不仅汉字无法直接表达,就是汉语拼音也无能为力,只有依靠国际音标。不知道能否用现代英语的文字系统给古代的拉丁语注音。

赵元任在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通字方案》第9页说:有人在1944年用拉丁字母设计中古汉语拼音系统,用来教汉语的古代文献《孟子》。我们也听到有些说南方汉语方言的古代文学或者古代汉语教授用自己的家乡话读古代文学作品,例如屈原的《离骚》,他告诉学生这就是屈原的楚语。谁知道呢?当然,至少比用来自北方汉语方言的普通话读更加接近古代汉语一些。这种做法倒是比用普通话读科学一些,但是,可操作性不强,现实价值也缺乏。

3.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空间局限

汉语拼音对普通话或者北京话有用,但是对其他方言或者其他地方的汉语没有用。例如,许多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想用汉语拼音把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的语音表达清楚,往往遇到困难。越是不同,越是无法用汉语拼音表达。

反过来,用方言的语音系统去读普通话文章中的词,也不是真正的方言,只是普通话穿了一件方言的外衣。例如,在湖南省衡山县的方言中“跑”是来自普通话的“外来词”,可以用方言语音读“跑”,但是要表示“跑”,前山话说“打飞脚”,后山话说“打蓬牯子”。因此,在方言和普通话转换中不能简单停留在语音上。

不少地方志中的方言部份,由于作者缺乏国际音标使用能力,采用汉语拼音加汉字进行方言描写,使它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这是方言学者感到痛心的地方。很多民间文学记录中,那些最有特色的词被翻译成了普通话,破坏了它的本色。有的用汉字说明特殊读音,更加不伦不类。

例如,衡山县民间文学编委员1987年编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衡山县资料本》第11页有“看颈”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实际是“望颈”的翻译,因为“望”用白读音“[m55]”,记录人没有想到文读是“[44]”的“望”。第112页用“来几”分别在左边加形旁“亻”构成形声字来记录表示“男孩”的词。解释是“衡山方言,伢子,十八岁以下男性的统称”。然而声旁“来几”的声调与词的声调一个也不符合,实际上与方言中的“奶机”同音。“伢子”是用长沙话解释,而普通话的“男孩”又不用。“十八岁”是主观确定的,应该是“没有成年的男子”,没有精确界限。

顺便说一下,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分别弄出3个标准,实际破坏了标准。这样从心理上照顾了人口占多数的使用北方方言的人,但是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等于放松或者取消了标准。正如英语用英国首都的伦敦话做标准,汉语应该用中国首都的北京话做标准。北京话自然有自己一整套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标准。当然,北京话本身也有规范问题。

4.汉语拼音书面分化语素的局限

汉字是表意文字,可以通过不断创造新汉字,把相同声音的语素人为地进行分化。但是,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不是拼写汉字的。汉语当然首先是口语,口语的基本单位是词。任何语言中的词都会出现同音词,但是不会很多,否则会影响正常交际。因此,任何语言可以使用表音文字。但是,有人说汉语的同音词比英语多得多,如果采用表音文字就会导致大量同音词无法区别。

这是一种误解。第一,表音文字本来是区别声音的,所以不会产生什么同音词。第二,文字写法不同改变不了同音词的性质。例如“期中”和“期终”,“终于”和“忠于”即使汉字写法不同,也改变不了本身的同音词性质。用表音文字的英语也有这种现象。例如,英语的“hair(头发)”和“hare(兔子)”虽然写法不同,但是仍然是同音词。第三,有的词本来是一个词,是文字强行分离。例如“他,她,它”本来就是一个词“tā(他)”,仿照英语写成了3个“词”。然而,英语的“he,she,it”才是真正的3个词。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让英语的“brother”也仿照汉语的“哥哥、弟弟”两个词的不同,分别写成“大brother”、“小brother”。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他”的高矮、大小等不同分化创造更多的“他”字。

我们必须承认汉语拼音在书面上分化语素的局限。有人为了弥补这种局限,方便那些习惯了汉字的人接受拼音,于是在拼写的音节前后加上一些类似汉字形旁的字母。这样,使表音文字又一定程度地回到表意文字的老路。其实,这种汉字的“优点”并没有给汉语带来多大的好处,在口语信息交流频繁的时代甚至是有害的。例如“期中考试”和“期终考试”写得不同,但是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从口语的根本上区分成“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无论用汉字写还是用拼音写,不仅说得清楚,而且写得清楚。因此,汉语拼音不必模仿汉字去人为分化汉语单位。相反,这样做会导致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离。

三、汉语拼音应用的问题

1.字母名称的应用问题

这个问题讨论的人不少。许多人认为应该按照普通话语音系统确定名称。我赞同。因为现行名称许多不符合普通话要求,人们宁可使用英语字母名称或者直接用教学中符合普通话语音系统要求的声母、单韵母的呼读声音做名称。我建议按照普通话语音系统用国际通用的英语字母名称的声音确定。这样最容易推广。

2.隔音符号的应用问题

北京的期刊《方言》的英语目录中总是把“湖南”写成“hu''''''''nan”,例如2000年第1期。大概是担心别人误解成“hun''''''''an(昏暗)”。上海的报纸《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7月11日发表王志海《谈谈隔音符号》,列举一批词,例如“fānàn发难”,认为这个词要加隔离音符号写成“fā’nàn发难”,才不会误解成“fān’àn翻案”。

这种担心和扩大隔音符号使用范围的做法是多余的,是不经济的。因为隔音符号是针对那些零声母音节设计的,所以如果不是零声母自然不要加,直接用最经济的零形式表示音节的界线。

现行学术期刊规范中,对英语摘要中的汉语姓名写法的规范,没有严格遵守正词法规定,也体现这种画蛇添足的现象。例如“PENGZe-run”中间的“-”相当于音节隔离符号,也是多余的。这是汉字书写方式的残留。“PENGZe-run”应该规范成“PengZerun”或者“PENGZerun”。

3.声调符号的应用问题

声调是汉语的功能性语音要素,除了在英语等非声调语言中出现汉语单词以外,在汉语拼音的应用中应该一律使用声调符号。现在允许人们在使用大写字母拼写汉语的时候省略声调符号的做法不好。应该学习《现代汉语词典》,还有《中国语文》、《方言》、《古汉语研究》等刊物的编辑,他们用大写字母拼写出版物名称都加了声调符号。在机器处理不方便的时候,允许用1、2、3、4放在音节后面代替普通话4个声调符号。

4.正词法的应用问题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从1988年公布以后,有10多年了。可是,根据我们对1999-2000年的刊物的调查,多数刊物没有实行正词法,甚至连《语文天地》、《语文学习》也是这样。最落后的又最重要的是小学《语文》教材一直没有适应新形势,没有采用这个国家标准。小学《语文》教材因此出现违背普通话的拼音,例如:“yīhuìr(一会儿)”错写成“yīhuìér”。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正词法是普及得最好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也逐渐重视这个问题。

5.拼写错误的问题

根据我们对1999-2000年的刊物的调查,出现拼写错误的达到88%。这些五花八门的拼写错误,如果出现在汉语中,那么说明从事封面设计的美术工作人员普通话和拼音素质不好。如果出现在英语,那么主要体现在直接用汉语拼写的人名、地名中。这说明做英语翻译的人普遍存在普通话水平问题。这些也说明编辑人员的普通话和拼音素质以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存在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重视拼音的规范,其次是尽快普及普通话。

6.音素汉字的问题

在任何语言中经过功能概括的单位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不同性质的单位在数量上相差悬殊。一般来说,在一种语言中,通用词接近10万个,语素接近1万个,音节只有1百到5千个左右,音素不到1百个。

如果说像古代汉字那样的词文字在现代已经是%0,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已经只有1%;那么,像日本假名、朝鲜彦文、阿拉伯文字那样的音节文字有30%,像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那样的音素文字有69%。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字中,表意文字大概只有1%,然而表音文字大概有99%。

汉语拼音就是走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这条宽广的道路。事实上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大写字母,设计隔离音节的专用隔音符号和兼职的“y、w”,已经从拼写汉语的词的角度,为未来的表音汉字做了准备工作。所以,汉语拼音方案不只是为了给汉字注音。

要使音素汉字完全代替现行语素汉字,首先要普及普通话,然后要通过普及汉语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的词式书写习惯。但是,更加重要的也最难的是在使用汉语过程中的普及普通话意识和词意识。这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能在人口众多,观念层次不一致的中国得到实现。这也决定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发展速度。

在这里我们要警惕当前语言学领域的保守思潮,虽然同时要防止激进思潮。保守思潮是有社会原因的,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思想反常现象。主张倒退、复古的保守思潮,“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错误思潮。”有的人任意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下,引导人们向后看,有意无意地企图从古人那里寻求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药方”。(许全兴《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文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20世纪末期,中国刚刚从国家灭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就有人骄傲和霸道地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思潮就像中国经济腾飞以前出现的中国人想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潮一样有害。(李慎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风范》,北京:《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任何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进行民族主义的夸大论述,虽然能够满足大民族的虚荣心,但是最终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民族主义并不等于民族感情,它实际上是对民族感情的非理性的不加抑制的张扬。”(刘春《历史边缘的选择》,北京:《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建议台湾尊重中国大陆使用了几十年的设计科学的汉语拼音方案,并且推动它的规范和普及工作,不要在犹豫了半个世纪以后在接受汉语拼音方案的同时再走弯路。同时,建议中国在大力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汉语拼音及其正词法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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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声音为话题的作文篇8

关键词:播音发声;歌唱发声;声音位置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问题是播音发声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播音发声声音位置的安放,关系到播音发声的音色和共鸣调节,对播音创作有较大影响,值得深入探讨。《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6期刊发的王祖明先生的文章《对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的辩证认识》(以下简称“王文”),对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一、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应该在哪里?

“王文”提出“从声音的安放位置来说。播音发声方法分为向上式、向下式、上下各半式和中部式”。根据“王文”。“上中下分别指头腔、咽腔和胸腔”,因而,所谓“向上式、向下式、上下各半式和中部式”应该分别指的是声音安放在头腔、胸腔、头腔和胸腔以及咽腔。这种分类是否符合播音发声的实际?如此安放声音位置是否合理?

要研究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必须清楚什么是播音发声,什么是声音位置。播音发声有何要求,播音发声的共鸣方式是什么。

所谓播音发声,笔者以为是为适应播音工作需要而进行的专业性言语发声活动,它比生活言语发声更清晰。更优美,属于语言艺术发声。

声音位置这个概念来源于歌唱艺术。它与共鸣的关系非常密切。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指的是播音发声过程中共鸣振动点在人体的集中部位。由于播音发声要求“准确规范,清晰流畅;圆润集中,朴实明朗;刚柔相济。虚实结合;色彩丰富,变化自如”,所以它的共鸣方式只能是“以胸腔共鸣为基础,以口腔共鸣为主。以混合共鸣为后备的声道共鸣”。

对播音发声来说。最重要的是口腔共鸣,其次是胸腔共鸣,最后是其他腔体的共鸣。也正是这个原因。播音发声一直强调“声挂硬腭”。“即气柱声束打在硬腭前部”。这个位置“对语言传播发声来说这是很合适的位置”。“声挂硬腭”在呼吸、口腔开度的支持下,既可以获得良好的口腔共鸣。也能实现鼻腔共鸣。“声挂硬腭”时,气流、声束通过在硬腭的前后位移,配以软腭的上下运动,可以在面部从人中至眉心处获得比较明显的共鸣振动。咽腔共鸣通过“立咽壁、降舌根、央腭弓等方法,把声束集中到口咽后上部的第二内感区去实现。鼻腔共鸣和咽腔共鸣属于高音共鸣,共鸣的振动点往往集中在从眉心到头顶的区域,咽腔共鸣运用得充分,还可能产生更高更靠后的声音感觉。

播音发声的胸腔共鸣是通过“胸支”在胸骨上下的位移调节实现的。所谓“胸支”是指“在有声语言表达中,随着气息声音的变化,胸部产生的一种振感点”。“胸支”还是“声音弹性的主要调节部位”

从本质上说“播音是说话,主要运用以自然音域为主的话声区,音域、音色均接近日常生活中的语声”,所以“播音用声以中音为主,因此其混合共鸣应与声乐高音部的共鸣模式有区别。”因而播音对声音的“金属色彩”没有要求。相反,男生语声中带“金属色彩”,容易形成“娘娘腔”。这是播音之大忌,因此播音发声的高位置共鸣,位置不能太高。

可见。如果要寻找上部共鸣的振动点,播音发声只能把声音位置安放在人中到头顶的部位上,不能笼统地说“头腔”和“咽腔”。此外。把声音位置安放于咽腔,很容易让人把注意力放到咽喉部位,容易造成嗓子着力的毛病。如果要寻找下部共鸣的振动点,只能把声音位置安放在胸骨上,控制阈限“上限可定在胸骨上端,即胸骨与两根锁骨的连接处”,下限在胸骨下端。

“王文”还提出:“在播音发声界。对声音安放在什么位置才是科学的问题争论很大”。果真如此吗?2011年3月3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主题“播音发声”后精确匹配搜索到25篇(模糊匹配明篇)论文。没有相关论争的论文,输入主题“声音位置”后仍然没有查到除“王文”以外的讨论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的论文。笔者再查阅周殿福编著《艺术语言发声基础》、徐恒著《播音发声学》、张颂主编《中国播音学》、王璐、白龙编著《语言艺术发声概论》和李晓华著《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艺术概要》等著作。也没有发现有关“声音位置”的争论。笔者还查阅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主编的《播音主持艺术》。也未发现相关争论。也就是说。播音发声学界没有对“声音位置”进行大规模的讨论,笔者也没有看到有关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的概念阐释。

二、关于“双向音位”问题

“王文”把“声音位置”缩略为“音位”。我们认为,如此简称有一些问题。因为,对学习播音的学生来说。语音学是他们的一门必修课,语音学中已有“音位”这个概念。林焘、王理嘉认为,“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把许多在生理和物理上不同的声音归纳成数目有限的语音单位,这种语音单位叫作‘音位’”。具体讲。“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就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的音类。”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普通话有10个元音音位和22个辅音音位以及4个调位。就,a,音位来说。由于它出现的语音环境的不同,还有4个不同的音位变体:[a]、[A] [a]、[?]。掌握这些变体。对学生的发音非常重要。所以,在谈论播音发声的声音位置时。为了不至于让学生产生概念上的混淆,我们不主张使用“音位”概念。可否把“声音位置”简称为“声位”?胡黎娜曾使用过这样的简称。这样既解决了概念的命名问题,同时也能与语音学中的“音位”概念相区分,还能突出发声学重“声”的特点。

“王文”所提“双向安法”“下音位的位置在呼吸支点。上音位的位置是头腔”,这应该属于播音发声法中“向上式、向下式、上下各半式和中部式”的哪一式?似乎把它归入“上下各半式”比较妥当。问题是,根据“王文”,“上中下分别指头腔、咽腔和胸腔”,而这里的下音位却不在胸腔,因为,播音发声中的“呼吸支点”也称为“气息支点”,也就是丹田。它在小腹。这又如何归类?

“王文”还说“这种‘双向安法’的音位是双向的,故它是一种‘双向音位’的安放法。”这样的表述,是不是有循环论证的嫌疑?

三、关于声音的靠前与靠后问题

“王文”指出,关于声音的靠前与靠后问题,“笔者最后发现。有的是从结果角度提出的声音要靠前,有靠前必有靠后的反作用;有的是从感觉上提的声音要靠后。由于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声音靠后,结果是靠前的。”

在播音发声研究者中,哪些人是从结果角度提出靠前或靠后观点的?哪些人又是从感觉上提出靠前或靠后观点的?“王文”并未对此说明,我们对前文提及的论文、专著、编著进行粗略的搜查,并未查到多少有关靠后的论述,倒是多说的是靠前的问题。也许王先生阅读的歌唱发声著作比较多,受声乐发声界的影响较大吧。事实上,播音发声通过声挂硬腭,并且通过声束在硬腭的前后位移来解决声音的靠前与靠后问题,声束位置靠前,声音就靠前,声束位置后移。声音位置就靠后。这样的处理简单有效,不需要再做过多的繁杂的解释。

四、关于“歌唱和播音的基本发声方法是一致的”问题

“王文”提出,“歌唱和播音的基本发声方法是一致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种说法太模糊。什么是“歌唱和播音的基本方法”?是呼吸控制,起声方式,气声匹配模式,共鸣控制还是吐词技巧?或者都包括?从“王文”来看,似乎仅仅指声音的前后和集中与散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显然不能说“歌喟和播音的基本发声方法是一致的”,只能说某一点、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通的”。

第二,这一说法的背后还隐藏了一种思想:用歌唱发声取代播音发声。“王文”的这一说法。代表了一批从歌唱发声教学与研究转向播音发声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的观点。王先生认为“口语发声方法是歌唱中比较简单的方法”。“口语发声方法包含在歌唱发声方法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仅只有王先生,申育林认为:“播音发声训练完全可以涵盖于歌唱发声训练之中”。笔者认为,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它否定了播音发声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诚然,相对于歌唱发声方法。播音发声是非常年轻的,我们并不否认,“歌唱发声理论对播音发声理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播音发声法的独立性。因为:

首先,播音发声是言语性发声,歌唱发声是旋律性发声,两者在诸多方面有明显差异。在气息上,播音发声的气息深度、数量、密度都与歌唱发声不同。在共鸣调节上,歌唱发声追求高位置共鸣,播音发声更强调以口腔共鸣为主。以胸腔共鸣为基础,高位置共鸣应用不多。在吐词技巧上,播音发声更强调语音的规范、优美,吐词靠前,而歌唱相对靠后。在音色和音高的追求上,“播音发声是以‘以实为主,虚实结合’的音色为基本色彩声音的”音色变化的层次非常丰富,在音高上“以自然音域的中音偏低部分为主”;歌唱更强调高位置共鸣的金属色彩,除部分通俗唱法外,较少使用虚声。在音量的使用上,播音发声对音量没有特别的要求,歌唱发声的音量明显更大。在音域的要求上。播音发声不及歌唱发声那样宽广。

其次,歌唱有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之分,如果以歌唱发声训练替代播音发声,究竟使用哪种唱法的发声技巧?有人通过比较后认为,“民歌唱法的发声方法比较接近播音发声的方法”,“通俗唱法则是这三种唱法中最接近播音发声方法的歌唱发声方法,它强调的是以口腔共鸣为主、以胸腔共鸣为基础的声道共鸣方式”。但是,现实生活中,歌声迷人的民族歌唱家说话却声音不动听的并不是一个两个。难道他们不知道说话也要使用科学的发声方法?难道他们不愿意自己“说的比唱的好听”?难道他们连“歌唱发声的简单方法”都没有掌握?此外,通俗歌手言语发声技巧不佳者比比皆是,要把他们的言语发声方法应用到播音工作中,恐怕受众难以接受。

第三,从实践上看,学习歌唱发声的人从事播音工作必须经历一个发声方法的转换过程。而且“歌唱发声向播音发声转换是一个技巧性极强的实践问题”。根据刘迎新等人的研究,“受过声乐训练的人,在播音发声时声音发挥不出来,一旦与气息结合,声音位置就靠后。音色暗淡。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一旦与气息结合不上。声音就轻轻飘飘,好像无根的浮萍;有时声音尖窄,有时声音颤抖,很不稳定”。这说明,学习歌唱发声的人要从事播音工作,还得学习播音发声,否则。难以适应播音工作。如果真如王先生所言,“口语发声方法是歌唱中比较简单的方法”,那么学习歌唱的人都应具备播音发声的能力。还需要什么转换训练呢?

试想。如果歌唱发声训练可以涵盖播音发声。那我们干脆就学习歌唱发声得了,这样不是更好吗?播音员主持人还可以兼做歌唱演员,一举两得。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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