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6 12:00:04
不久后，爸爸果真买来了一盆水仙花。我仔细看了看，发现爸爸买回的水仙花就是一个像大蒜头一样圆溜溜的东西，丑陋极了。爸爸往盆里灌满了清水，水仙花就在花盆里安家了。他笑眯眯地说：“好啦，你就等着水仙开花吧！”
“什么？连土壤都没有能开花？”我惊讶地问。
“对呀，水仙花的生命力可强啦！”
哼，连叶子都没有，光秃秃的，怎么可能开出美丽的花？爸爸肯定是在骗我。
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水仙花只需要水就能开花的。”我半信半疑。以后好几天，做完作业我就趴在水仙花的旁边仔细地观察着，可是水仙花没有任何动静。“我就说嘛，这么一盆丑陋的东西怎么可能变成美丽的水仙花。”我灰心丧气了。
第二天，我来到水仙花旁，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水仙花竟抽出了又细又长的嫩茎！慢慢地，又过了几天，嫩茎变成了深绿色，冒出了几朵小花蕾。又过了几天，水仙花展开了它那纯白如雪的花瓣，伸出了金黄色的花蕊，美丽极了！
我疑惑不解地想：没有土壤，也没施肥，水仙花是怎样生长发育的呢？后来我查了《十万个为什么》才知道，原来水仙花的球形根部里，保存着许多养分，足够水仙花一生的生长发育了。所以，它只需要少量清水就能生存、开花了。知道了这个秘密，我开心极了。
从水仙花的秘密中，我得到了一个启示：我想发明一种机器。它是圆形的，只要把它放在每盆植物的旁边，和植物连接起来，这株植物就会自动生长发育，不需要人的照料。因为这个机器里含有大量的植物养料，每过几天就会向植物传送，让植物健康成长。
相信有了这种机器，人们养花就变得轻松了。
[评析]
还有一次，妈妈不小心摔破了花盆，虽然很快又换了花盆，但也许是摔伤了根的缘故，它渐渐枯萎了，叶子也掉了一多半。我以为它要死了，很难过。谁知，不久它又萌发了新芽，顽强的继续生长！
杜鹃花给我一个启示：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困难。倘若我们具有杜鹃花的这种顽强，面对挫折不泄气，遇到困难不畏惧，向命运挑战，脚踏实地地去奋斗，那么就会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一、花灯艺术与节的诞生
据人民日报报道，“源于能歌善舞的布依‘独山花灯’，在明朝‘调北征南’安邦之治时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山花灯的艺术形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大迁徙，给独山花灯带来了发展契机，这时候的独山花灯大量吸收了其它艺术门类的营养，进入程式化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以独山花灯群众演出队为基础而组建成立的贵州省花灯剧团，进入了独山花灯的快速成长期。2008年6月14日，在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独山花灯戏’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历了500多年的发展传承，独山花灯从此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
独山花灯以其二十余种扇帕动作，三十余种身体造型，四十余种音乐曲调为基本表现方式，在剧本、音乐、唱腔、舞蹈、服装等艺术表现上形成了婉转优美、活泼诙谐、歌舞兼并、灯戏兼容的独特风格，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色、优美的音乐曲调以及百余出传统和现代戏目，由原始的驱鬼避邪、祝神消灾、祭祀祈福的愿灯演变成为民间娱乐歌舞，最终发展成为独特的地方戏剧艺术，成为独山各族人民的文化财富。
独山花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独山花灯有农民艺术之称，不仅在于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还在于它广泛的流行于农村，演员多为农民；常活动于农闲之古历正月，尤以元宵最盛，一般是初三起灯。十五收灯，常年亦见于各种节日、开业庆典、迎亲、立房和安葬老人等场合，但均以娱乐为目的。据统计全县花灯表演队，独山131个村就250多支花灯队。上个世纪初，县级文工队成立，通过30余年的搜救、挖掘、整理、加工、提炼，和积累，独山花灯作为贵州省代表剧种，多次晋京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专家的赞许。参加部级和省级调演比赛屡获大奖。总政乐团根据独山花灯曲调改编的军乐曲在国内外演出，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魅力征服了观众，受到了热烈欢迎。独山花灯也成了群众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1990年省文化厅授予独山“花灯之乡”称号，1998年文化部授予独山“全国文化先进县”。为了系统地展示和检阅独山花灯的神韵和魅力。2002年县委县政府举办了“首届中国?独山届花灯艺术节”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二、花灯艺术节的影响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独山成功举办了三届“中国，独山花灯艺术节”，2002年的“首届中国?独山届花灯艺术节”，5000人粉墨登场同台演花灯。来自全县18个乡镇的代表队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厂矿、街道居委会、居民社区近40个花灯表演队汇聚体育场，你方唱罢我登场，让5万名观众第一次饱尝了花灯文化大餐。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等中央和省级媒体向中外观众推介独山花灯。使独山花灯名播九洲，享誉海内外。
2004年的“中国?独山第二届花灯艺术节”以其恢弘的气势和震撼的效果，吸引了200多个世界顶尖中外摄影家聚集独山对花灯艺术全面采风，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看完演出后为独山县欣然题字：“全国文化先进县――独山县花灯艺术之乡”。2006年8月8日的黔南州成立50年大庆开幕式上。独山千人花灯队引领全场40000观众共同舞唱独山花灯。特别是2006年的“中国?独山第三届花灯艺术节”开幕式以深河桥抗日文化园自然风光实景为背景，千人花灯队舞动彩扇与上万观众手中的道具交相辉映，共同演绎《盛世花灯?和谐独山》主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来自北京、台湾、上海、湖北、安徽、四川、湖南、重庆、广西等10余个省市区的花灯艺术研究者以及省内外3万多游客无不为花灯艺术所折服，共同领略了独山花灯的无穷魅力。
在花灯艺术节上。“中国花灯?独山论坛”在独山成功举办同样引人注目。论坛会上，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同济大学和安徽、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的剧团、艺术研究所70多名专家、学者、艺术家参加，名家荟萃，异彩纷呈。专家们研究独山花灯从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态势。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30余篇，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独山花灯挖掘、整理、发展、开发和利用，对花灯戏剧经典作品的改编、对花灯戏剧表现现代生活、如何使现代生活在花灯戏剧创作中戏曲化等问题进行坦诚的探讨和研究。
三、花灯艺术节的启示
独山举办了三届花灯艺术节，主要启示有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举办节庆活动，强力打造了“独山花灯”特色文化品牌。独山花灯产生于民间，又反复演唱于民间。独山花灯之所以为大众所喜爱，不仅在于它歌舞优美，灯中夹戏，唱词说白也朗朗上口，诙谐幽默，还能以生动活泼的表演形式，表现人们的思想和智慧、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节庆活动的规模造势，媒体宣传，使独山花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品牌，名播九洲，最终登上了世界音乐殿堂――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走向了世界。提升文化品位和知名度。
二是通过节庆活动的辐射和带动，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从亲近文艺，到懂得欣赏文艺，再到喜欢文艺，最终实现文化综合素质的飞跃，从而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据统计，三届花灯艺术节期间观赏参与各项活动的城乡群众达20多万人次。花灯艺术节，都是以群众文化活动为展示平台，努力营造更宽泛的群众参与空间，在丰富群众文化的同时，也使独山的街道文化、社区文化、乡土文化变得异常活跃。每当晨练到来或夜幕降临，县城所有的文化广场、社区广场、机关广场甚至居民院落都有夕阳老人、花灯爱好者随着优美的花灯音乐翩翩起舞练花灯。为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在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奎文阁景区、翠泉森林公园等主要旅游景区注入花灯表演等活动，丰富多彩的节目为游客提供了一次次文化盛宴。随着三届花灯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参与花灯表演活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退休职工、街道居民无不为自己能演花灯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节庆活动的带动作用无疑增进了团结，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这就是花灯艺术的魅力构建了人文交融的人心向背。健康的文化艺术引领着人们的心灵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是通过举办节庆活动，催生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每次的节庆会上独山民族工艺品、旅游小商品、花灯道具扇和帕、奇石、根雕、独山盐酸菜、沟山名茶展销和书法、美术、摄影精品展销，不仅为节日增添了气氛，还成为节庆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商贸活动，批零兼营和订购者络绎不绝。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带来不菲的收入。节后衍生的广告业、IT业、工艺制作坊、字画行、茗茶门市、旅游小商品批发等应运而生。就连长期活跃在县城和中心乡镇的一大批花灯表演队异军突起，尤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各种个样的文化演出公司，他们从最初的自娱自乐发展成为有偿演出活跃在节日、庆典和婚丧嫁娶场合上，成了演员们的生财致富路。
四是通过举办节庆活动，实现节庆活动成为成为招商引资的主抓手。节庆活动通常都是充分展现县域形象的最佳时期。独山的三届花灯艺术节，我们都通过发放资料，制作展板，赠送光盘等方式做足准备向客商全方位宣传独山的资源禀赋、地理优势、优惠政策甚至一站式阳光服务等。据统计，三届花灯艺术节，先后吸引了广东、湖南、台湾、广西、重庆、浙江、辽宁等地300多名客商云集独山，共签约52个项目，资金26，36亿元。签约项目涉及建材、矿产资源开发、食品加工、种养殖业、酒店建设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的签约，给独山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动。
1、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具有对封建教育、封建道德、封建顽固派的批判意识。
2、批判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对青少年的毒害思想。
3、揭露思想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文人的本质。揭露他们的丑恶形象，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韧性的战斗精神。
4、揭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
查尔斯普林斯，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于11月4日晚宣布辞职。当时，花旗在次贷市场已损失了60亿美元，此后又增加了100亿美元。虽然就花旗集团的规模来看，这一数字并非过于庞大，但它的确反映出花旗在经营模式和管理上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状况。
首先，尽管没有大规模经济金融风暴，花旗却遭受了意料之外的巨额损失。诚然，经济环境不容乐观，但花旗集团资产价值所依托的基础――美国经济却仍在持续增长。
其次，如果说今年8月前普林斯未认识到问题所在还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那么8月之后他就应该知道了。或许他决定推迟将坏消息公之于众，期望等来抵消负面影响的好消息。这是人性使然，但一名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应深知自己不可如此行事。问题的始作俑者在孤注一掷地期待局面有所好转的同时三缄其口，是万不应该的。
最后，普林斯很可能在8月之后才逐渐明白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事实上，这是很多大型多层级组织经常面对的问题。信息在组织管理链上逐级传递时往往失真，因此，随着问题被逐级传递，其严重性也被层层隐瞒，最后变得看似温和可控。CEO们可能对下级的隐瞒心知肚明，却很少有CEO能对每一级隐瞒的后果有非常深刻的把握。
确实，有些金融公司的CEO会经常在交易所里四下观察。如同三个半世纪以前，康熙皇帝将家奴安插在朝廷各部，随时直接向他秘密汇报。不过，要采取这种手段，管理者需要明确小型和大型官僚机构的区别。在前者，人们会用小谎言让自己的表现看起来更好；而在后者，信息在传递中发生的失真会引起“谎言乘数效应”。
这些问题，正是奥斯卡兰格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有效中央计划的可能性之争的核心，也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研究核心。像花旗这样规模极其庞大的多层级机构与一个中央计划型经济体非常相似，会产生各种信息缺失。没有预料到“”会导致；在庐山会议站出来指明这一问题以前，没人敢告诉实情并劝说他改变政策。
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大型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在层级组织方面的这些劣势，可以被其拥有的强大优势所抵消，那就是重复性业务的常规化和规模经济。当然，这样的组织的确容易增长得过于庞大。正如加尔布雷斯20年前论述的，大型层级机构中市场效率的理念，与管理者尽可能扩大组织规模而在同行中提升地位的愿望是冲突的。因此，我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花旗这种大型组织的规模，只有当它受市场力量约束时才会适当；也就是说，如果在处理信息、评估现状时发生失误，它将受损而竞争对手将受益，从而要么改革，要么倒闭。
一方面，这正是现在发生的情况。花旗集团在普林斯之后任命罗伯特鲁宾为董事会主席、温比肖夫为临时CEO，这标致着花旗将经历重新定位，作为对市场力量的回应――即股价的下跌和股东们的不满。但另一方面，这一改变直到现在才发生。为什么市场的修正总发生在错误出现之后，而不是在犯错之前就对其有所预警，从而避免这一失误呢？
普林斯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的下属们向他报告花旗持有的次贷资产为低风险时，他始终相信他们；而其下属们的失误在于，当那些评级机构为花旗集团的债务抵押证券（CDOs）、抵押担保债券（CMOs）、结构性投资载体（SIVs）等提供低风险证明时，他们也始终相信了这些机构。
本来，相信那些评级机构看起来也有道理。它们毕竟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保持了良好的记录。而这一次，既没有通货膨胀的大爆发，也没有大规模失业，没有资产价格的崩溃，任何经济基本面都没有严重受损。若有人能事先认清那些评级机构这次会犯下大错，除非他是个妄想狂，抑或极具远见，再不然就是喜欢将名誉押注在极其偶然情况上的风险偏好者。因为这样一来，他不仅需要指出评级机构对即将发生的金融风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且这场风暴还必须确实依照他的预测如期而至。
因此，在去年冬天或今年春天，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市场策略可以遵循。评级机构曾宣称，CDOs、CMOs、SIVs都是低风险的，但其实它们都是高风险的。只是多数时候，高风险投资最后会变得有利可图。某人如果要宣称这次并非如此，就可能搭上自己的声誉，因为这显然表明他的判断力有问题。于是，我们来到了这样一种复杂的金融阶段，当面对非理性繁荣时期的官僚体系时，市场力量遭遇了一次失败。
关键词：棉花补贴 贸易争端 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棉花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巴西和西非等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然而，发达国家实施的棉花补贴政策严重扭曲了世界棉花贸易，并使得其他棉花主要生产和出口大国深受其害，棉花产业发展和小农户生存处境艰难，在一个各种选择都非常有限的地区尤其如此。在上述背景下，巴西与美国之间爆发了棉花贸易争端。2002年11月，巴西就美国的棉花补贴问题向美方提出磋商要求，试图说服美国削减，甚至是完全取消棉花补贴，但遭到美国的拒绝。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农业法，美国政府对棉花的补贴政策要持续到2007年。这意味着如果巴西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将蒙受更大的损失。为此，巴西政府于2003年9月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专家组调查美国棉花补贴问题。根据巴西的，世贸组织于2004年4月初成立了WTO专家组。经过几个月对证据复核，2004年6月18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做出正式裁决，认定美国棉花补贴违反了WTO规则,并在裁决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凭借补贴保持了棉花产量和出口增长，人为降低了国际市场棉花价格。由于此次贸易争端是WTO（包括GATT）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绿箱”政策的争端，也是第一次将“严重损害”规则应用到农业补贴问题上的争端。因此，深入分析此次贸易争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利用WTO规则，以及对于思考和调整我国的农业及其他产业政策，回应一些WTO成员对我国棉花补贴或其他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阐述巴西—美国棉花贸易争端的基本过程，重点关注巴西提供的证据和世贸组织裁决；第三部分是此次棉花贸易争端给中国的启示。
二、巴西—美国棉花贸易争端的基本过程
（一）巴西的申诉理由
根据WTO规定，一国要申诉另一国补贴违反规则时，必须提供以下二个方面的证据：（1）被投诉国是否采取了违反WTO规则的行为；（2）被投诉国的行为是否对申诉国造成了实质性损害。针对美国棉花补贴问题,巴西首先列举了美国棉花补贴违反WTO规则的证据,其次举证了巴西因此而受到的实质性损害。
1.美国棉花补贴违反WTO规则的证据巴西指控美国政府的如下几个棉花补贴政策违背了WTO的相关规则，或是违背了美国政府对WTO所作的承诺 ：（1）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PFC）和直接支付（DP） PFC是根据1996年美国的FAIR法案设立。它规定，1996年至2002年生产者可基于7种农产品（包括棉花）的基期种植面积和产量获得补贴。生产者在基期种植面积上可选择种植任何农作物，但是如果种植水果和蔬菜，补贴将全部或部分取消。DP是根据2002年FSRI法案设立。它规定，2002年至2007年生产者可基于9种农产品（包括棉花）的基期种植面积和产量获得补贴。补贴额与农产品的价格无关，由法律确定为每磅6.67美分。直接支付作为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的延续，但允许生产者选择计算基期种植面积的方式，其他限制条件不变。巴西认为，上述两项补贴只是符合WTO“绿箱”政策的某些标准，而不是全部标准。因为按WTO规定附件2第6款中关于不挂钩收入支持的规定，不能依据基期后任何一年从事生产的类型进行补贴支付。然而，美国有关这两种补贴的法律规定，在合同种植面积上可种植除水果和蔬菜以外的任何农产品，否则获得的补贴将被削减或取消。因此这并不足以说明美国棉花补贴属于“绿箱”政策。（2）反周期支付(CCP)和市场损失资助支付(MLA) CCP由2002年美国的FSRI法案设立，获得补贴的种植要求与直接支付相同。补贴额为“有效价格”与每磅72.4美分“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MLA是美国在1998年至2001年间，根据单独立法向生产者提供的临时紧急和辅助补贴，以弥补低价造成的损失。该支付只适用于根据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接受补贴者。巴西指出，上述两项补贴是以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为基础的，它与PFC和DP一样违反了WTO的规定。（3）销售性贷款项目(MLP)。对棉花提供的MLP始于1986年，延用至今（经过几次修改）。美国政府通过该项目向棉花生产者提供无追索贷款，贷款价格为每磅0.52美分左右，以棉花预期收获为抵押。这种贷款可弥补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使生产者不必一定在收获时低价出售农产品。在贷款到期时，偿还价格是“经调整的世界市场价格”与“原贷款价格加利息”中较低者 。 巴西认为，美国新农业法案调高了MLP的贷款补贴率，规定棉花补贴率为0.52美分/磅，较1996年调高0.08美分/磅，目的是为了避免过低的市场价格对棉花生产者的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它一方面鼓励了棉农在棉花市场价格持续低迷的条件下扩大种植面积，另一方面与其他补贴项目共同提高了补贴额度，使整个补贴水平超过1992年度的支付水平。（4）出口信贷担保（ECG）。美国农业部通过政府所有的“农产品信贷公司”提供出口信贷担保，主要是向进口国提供金融支持，支持有外汇困难的国家进口美国农产品。它包括出口信用保证项目（GSM-102和GSM-103），供应商信用担保项目（SCGP），设备担保项目（FGP）。其中，前者用得最多。 巴西指出，ECG等同于出口补贴，因为当国外棉花购买者无法取得信贷支持时，美国棉花出口受阻。然而，这与美国承诺不对棉花出口补贴是相矛盾的。据测算，2002年美国通过GSM102、GSM103和SCGP项目对包括棉花在内的多种出口商品提供了32.2亿美元的出口信贷，2003年则提供了33.9亿美元。（5）第二步支付（Step 2）。它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专为棉花设计的补贴项目，根据FSRI法案，美国国产棉花的国内使用者和出口商凭购买记录，在美国输北欧棉花报价（USNE）连续4周超过北欧价格（NE） ，而经调整的世界价格（AWP）不超过销售贷款价格134%时，可获得差价补贴。 巴西认为，这项支付的目的是保证美国棉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及鼓励美国内棉纺企业多使用本国棉花。其关键点在于当棉花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美国国内市场价格时，美国棉花使用者和出口商接受补贴之后，仍然有利可图。按照WTO补贴协定第3.1（a）条款，上述补贴构成了禁止性补贴。
2.巴西棉花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的证据如果上述事实成立，那么对巴西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是要提供证据，证明其棉花产业受到了实质性损害。对此，巴西提供了以下证据。（1）美国的补贴政策致使美国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巴西利用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算了二笔帐。第一笔是证明美国棉花生产成本高于棉花市场价格。自1999年8月至2003年7月，与生产成本相比，美国棉花生产者价格大约要低77%。第二笔计算美国棉农的利润。在1997年至2003年间，美国平均每公顷棉花累计产生的全部市场收入比全部累计生产成本低2154.71美元。而与此同时,平均每公顷棉花累计接受政府补贴大约2471美元。因此，如果按市场价计算，美国棉农每公顷棉花6年累计才获得261.93美元的“利润”。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棉花生产成本高，利润低，则种植面积会不断缩减，然而，美国的事实却相反。在大量补贴情况下，美国棉花种植面积照样稳步增长，即使世界棉花市场价格低迷也不例外。巴西在指控报告中称，1999、2001和2002年三年世界棉花价格下降，尤其在2002年初价格跌到64美分/公斤，为近20年来平均价格的4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三年美国棉花种植面积却在不断增加。从1999年的530万hm2增加到2000年的591万hm2，接着又增加到2001年的619万hm2，截止2002年面积为627万hm2。（2）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已对巴西的棉花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其依据主要有三：其一，1999年8月至2003年7月间，美国为棉农提供了约125亿美元的巨额补贴，从而使其保持了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和最大出口国的地位。从1998／1999年度到2002／2003年度，美国棉花国际市场占有率由17%提高到42%，三年内增加了25个百分点。然而，象巴西这样低成本、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反而失掉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甚至是由过去的棉花净出口国变成现在的净进口国。其二，棉花是巴西的重要经济支柱。巴西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生产国，棉花在巴西出口产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近年来棉价下降造成了巴西“棉花危机”。许多棉农被迫改种其他作物，靠采摘棉花为生的人涌向大城市，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失业以及其他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三，不考虑其棉花国际市场份额的丧失，仅世界棉花低价就导致巴西棉农损失近4.78亿美元。（3）许多相关研究认为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影响了世界棉花产业巴西在报告中称，虽然不同的研究者所得结论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美国的补贴对棉花生产、出口和价格具有明显的影响。譬如，担任巴西政府顾问的专家丹尼尔·萨姆纳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了美国政府补贴对棉花生产、价格和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1999年至2002年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补贴，美国棉花出口将要减少41%，而且世界棉花价格将要平均提高12.6%，或是每公斤提高14.33美分。此外，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1CAC)、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会(1MF)的研究指出，世界棉花低价格导致了大约9万棉农生活水平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二）争端裁定及其美国对裁定的态度
根据巴西的依据和美国的辩护，世贸组织专家组2004年6月18日做出正式裁决 。其主要内容如下：（1）美国的直接支付计划、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计划及其相关的法律不适用于“和平条款” 。（2）美国的棉花补贴水平超过了1992销售年度中确定的支持水平，不符合“和平条款”。（3）美国出口信贷担保属于出口补贴，违反了“和平条款”的第8条规定。（4）美国2002年农业法对棉花出口商提供的直接支付属于补贴协定第3.1(a)及3.2条规定的出口补贴，受农业协定第9.1条(a)款规范，这与美国在农业协定第3.3条和第8条项所承诺的义务不符。与此同时，第二步支付属于补贴协定第3.1和3.2条所规定的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为禁止性补贴。（6）美国的营销贷款支付、第二步支付等补贴明显压低了国际市场上的棉花，并严重损害了巴西利益。针对WTO做出的裁决，美国贸易代表发言人在日内瓦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将认真研究上诉机构的报告，并与国会和农业界密切合作制定下一步措施。需要指出的是，虽然WTO裁决并不具有国内法律同等效力，但面临国际压力，美国承认了裁决的合法性，更何况美国也一直督促别国尊重WTO裁决。诚然，美国表面上承认了事实，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会立即取消补贴，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取消棉花补贴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美国会以此作为与其它几大贸易强国谈判的杠杆，说服它们也减少对本国的补贴，甚至成为在其他方面谈判的筹码，以保证美国的利益。否则，它就有足够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立场。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棉花补贴争端败诉后不久，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要求该组织就欧盟对空中客车公司提供补贴政策展开调查。
三、对中国的启示
巴西—美国棉花贸易争端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巴西取得胜诉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思考和调整中国的产业政策，处理一些贸易争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以下启示包括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层次。
第一，掌握充分证据，熟悉游戏规则。如果说谈判需要技巧，那么解决贸易争端更多的是需要证据和对相关规则的熟悉。在这次棉花贸易争端中，巴西之所以能胜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掌握了美国补贴政策及其相关数据，并且熟悉和适当运用世贸组织规则。需要指的是，巴西引证的许多数据都来自于美国农业部。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尤为值得借鉴。
第二，新一轮谈判的进展，将受到深刻的影响。新一轮谈判后协议条文的确定，将更为精准、明确和全面，而且达成协议的过程将更为繁复。中国可根据自身现有政策或将来可能的政策，决定自己的谈判立场。
第三，中国在确定和执行农业补贴政策时，要注意与现有世贸组织规定衔接好，并预见到新一轮谈判可能达成的协定规定。按照目前的标准，中国目前实行的所有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等，均不属于“绿箱”补贴。随着新一轮谈判的进展，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四，建立预警应急机制。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大国效应，所以随时都有可能与别国产生贸易摩擦。对中国来说，要切实运用好国际通行规则，做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基础性、前瞻性和预防性工作，并建立和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监测国际经济发展变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异常情况，并分析其对国内相应产业已经造成或是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分析国内产业发展对别国产业已经造成或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譬如，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国指责中国存在棉花补贴问题，对此，我们就应当积极组织力量，做好相应的研究工作，以具体的数据和事实说话，证明中国棉花没有补贴问题。
第五，注意国际贸易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效应包括三方面：（1）产品上的扩散。它是指既然棉花补贴可以产生争端，那么其他农产品同样也可，譬如大豆。以同样的逻辑，争端也可针对非农产品。事实上，近来中国纺织品贸易争端的由来与之不无关系。（2）国别上的扩散。它是指任何两个有利益往来的国家间都有可能发生争端，而不论国力大小。譬如，尽管在世贸组织争端中第三方权力有限，但作为西非的最不发达国家的贝宁以第三方身份加入到这场争端中，使专门委员会不得不充分考虑其主张。再者，以中国纺织品贸易争端为例，首先是美国向我国发难，紧接着的是欧盟等国家。（3）争端内容上的扩散。它是指争端将不仅局限于某些热点，如倾销、补贴等，其他方面照样有可能成为争端的焦点。因此，我们要对国际贸易作一个更为全面和详尽的分析。
第六，产品多样化研究。从长远来看，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都不是贸易争端的绝缘产品，都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发生摩擦，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易受进出口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而且要注意那些规模虽小，但涉及国计民生或是目前尚属幼稚但有发展前途的产业。
参考文献：
记得那是一年前的一个夏日的下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同学们都渐渐走光了，教室里只剩下小鹏和我了。小鹏正在改综合实践调查问卷，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请你想想喜欢用什么方式来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这么简单的想法，全班就小鹏不动脑筋没有填写，那一刻我很是生气，对小鹏的声音是愤怒和嘶哑的，小鹏收拾好书包，眼里噙满了泪水。望着他去的背影，我摇了摇头。
从这以后，小鹏对综合实践似乎再也不感兴趣了。他看我的眼神总是怯怯的，总让我感到一丝丝凉意袭上心头。有时，我想走过去，抚着他的头说：“对不起，那天是老师错了，我不该……”可我始终迈不开脚步。有时，我想弥补以往的过失，当提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时，就点他起来回答，他站起来，却像树桩一样直直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有一天，下课以后，我把小鹏叫到跟前，问他：“这么简单的问题，你是不会回答，还是不愿回答？”
他低着头，脸红红的，用细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不想说” 。
“为什么？是你没听讲吗？”我牵起他的小手，轻轻地问。
“不是，因为我笨啊！”
我的心像被什么刺痛了一下，说：“从此以后，再不许说自己笨了，你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只是你大脑中沉睡的资源还未开发出来，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会成功的，老师相信你！”小鹏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了笑容。刚才紧张的心情似乎放松了许多。
在以后的日子里，小鹏看我的眼神似乎柔和了许多，眼波深处泛着喜悦的神采。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亲手在他心中设置的学习综合实践的障碍是难以彻底清除的。
记得有这样一个教育故事：一位心理学家到一所学校做了一项实验，他在一间教室里随便挑了二十来个学生，然后把一个个学生单独叫到办公室对他们说：“根据我们的观察，你将来一定大有作为。”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心理学家跟踪采访了当年的二十来个学生，这些学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个个都相当出色，他们中间有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作家……
那二十来个学生真是幸运儿，而那个心理学家真是他们的幸运之神，他通过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点燃了那些学生的自信，凭着这份自信，他们一个个通向了成功的彼岸。
对于小鹏，我是不是做了一项和那位心理学家相反的实验呢？会不会因此而影响他的一生呢？而这样的实验，似乎在当今的校园里随处可见。有的是因为教师还未意识到这一点，有的是因为教师意识到了却缺乏足够的爱心和耐心。
对于教师来说，正确的教育方法绝不是自发地产生的，除了靠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外，还要不断地学习科学的教育教学理论。然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个“爱”字。正确的教育方法不可能离开教育情感的投入。只有“情动于衷”，才能“动人于外”——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教育活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生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后进生就更不用说。后进生犯了错误自卑心理加重，这时感情最脆弱，老师的批评往往会触动他们心灵中最大的最敏感的痛处——自尊心。苏霍姆林斯基在《要相信孩子》一书中说：“儿童的心灵需要极大的关注和爱护。”陶行之说：“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学生犯了错误，一定要批评指出，可怎样批评，采取怎样的方法大有学问。
有时，我想：我们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是教会学生解决那一道道难题么？是教学生学会应付那一张张似乎永远也考不完的试卷么？著名教育家魏书生曾经说过：“一位负责任的教师，最重要的，不仅要教给学生以眼前的知识，更要培养学生有利于未来，有利于人类的个性。”而我，竟然为了教小鹏学会一道简单的题而伤害了他的自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一道阴影，是多么得不偿失啊！虽然，我曾经用许多方法去补救过，可是，心灵上的伤痕就像摔伤的镜子一样，永远无法还原如初。
我渐渐明白，学生正如花园里的花，有喜欢早早开放，博人一声喝彩的；也有静静等待自己春天的野百合。我怎么能强求它们同时开放，甚至开得一样大小，一样颜色呢？
别人的焦急期盼有时只是一种伤害……
黑夜中，天上的星星若隐若现，像顽皮的小孩在捉迷藏。我点燃了烟花。只见它们急不可耐地冲上云霄，在到达最高点后“啪”地炸了，变作了满天的繁星。
望着灿烂的烟花，我自然地想到了那个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去森林里玩，因为太高兴而迷了路。一位美丽的仙女帮了她们，并要帮她们完成两个心愿。姐姐想得到美貌，妹妹想要长寿。可仙女却没有那么大的法力。于是，她只好在征得姐妹俩同意后，将她们的美貌和寿命交换。就这样，姐姐成了远近闻名的美女，各国的王公贵族纷纷前来求亲，最后，她嫁给了一位英俊的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只可惜，30岁她就得了一场暴病死了，人们都感到深深的遗憾，王子更是悲痛欲绝，人们为了纪念她，为她塑了一座雕像。妹妹成了天下第一丑女，人们都不喜欢她，她只得独自一个翻山越岭去寻找奇妙的事物，成了最有见识的人。120岁那年，她死在一个山洞中，没有任何人来见她的最后一面。
这个故事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一种是追求精采的人生，哪怕以生命作为代价；一种是追求平和的人生，追求生命的充实与长久。而我，则十分赞同这个姐姐。当然，也有人认为“平安是福”，我却不以为然。的确，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但只要能腾空而起，成为灿烂的“烟花”，那么，再短暂的时光也能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