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短篇小说范文

感人短篇小说篇1

杜国平（苗族）

谁是田耳？

一天一位初识的文友找到我，专门和我聊些文学上的事。这些年来一谈起文学上的事，我总是扯到田耳。可当我说到田耳时，他便好奇地瞪大眼睛问我。我立时感到惊讶。想不到我这位文友竟然不知道田耳？于是，我和他专门聊起了田耳。

2004年秋，我和田耳、黄石松、廖岩水四人经州作协推荐来到省毛泽东文学院参加“湖南省第三期中青年作家骨干培训班”学习。初见到田耳时，感觉他是那种纯朴、憨厚的青年，没有什么特别印象，也看不出他有多么的机敏。倒是对黄石松的印象要酷些——穿一身牛仔裤，额头上夹着一幅墨镜，说话做事透着几分机智。我们四人住在七楼一间大房子里，黄石松和田耳住一小间。我和廖岩水住一起。因我们都只是湘西州作协会员，在作家中级别比别人低，怕别人瞧不起，所以平时我们都很少去串门，经常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互相交换作品阅读，各自提出修改意见。我读了田耳的中篇小说《姓田的树们》《你痒吗》和短篇小说《衣钵》，感到十分的惊诧，他的语言叙事力非常强，文字富有诗意和张力！读他的小说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感觉作者不是刻意在编造故事，而是漫不经心的向你讲述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仿佛那些事情正一点一点的在你的身边发生，读来亲切感人。小说写到这个境界，不得不令人敬佩！我以为田耳一定会成功的！田耳喜欢喝酒，每天晚上都喝，我不会喝酒，偶尔陪他喝上几口，就面红耳赤。他一边喝酒，一边和我聊天，说到高兴处会哈哈大笑。

田耳的心地非常善良，和朋友在一起，他从不计较得失，甚至甘愿吃亏。一天傍晚，我们正聊得高兴时，田耳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社主编打来的，告诉田耳发在《联合文学》的中篇小说《郑子善供单》获第十八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通知田耳去台湾领奖。联合文学奖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奖项。田耳是大陆作家得此殊荣的仅有的三个作家之一。得到这个信息不仅田耳高兴，我们也高兴。大家都举杯祝贺，我不胜酒力，也开怀地畅饮，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消息一经传开，外地县市的学员们都对田耳刮目相看，一到晚上，许多学员就拿着酒来找田耳喝酒、谈文学、聊天。他们对田耳刮目相看的同时，对我们这些湘西的土作家也显得格外友善。我感觉是田耳为我们争了气、争了光。怕别人看不起的念头一下打消了，在和外地学员交谈中，动不动就说起田耳来。

从那时起，田耳就成了我们的一块牌子。2005年田耳作为湖南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在《芙蓉》杂志上推出。《芙蓉》发表了田耳的中篇小说《独舞的男孩》、《姓田的树们》、《郑子善供单》等。其中《姓田的树们》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同年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第3期，推出了田耳的短篇小说《衣钵》。“这个短篇最初曾以《仪式》为题刊发在2001年夏季号州文学期刊《神地》上，在《收获》发表后，入选著名文学评论家洪治纲主编的《2005短篇小说年选》和林建法主编的《2005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从此田耳声名鹊起，走向全国。2007年田耳的创作更是迎来了丰收之年，全国主流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发了他的中篇小说《重叠影像》、《一个人张灯结彩》、《坐摇椅的男人》和短篇小说《氮肥厂》、《狗日的狗》等，并且《人民文学》主推田耳，每年给他发稿3至5篇，田耳在中国文学界从此取得了发稿绿卡通行证，许多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短篇小说选刊》等有影响的刊物选发和转载。有的作品还被选入小说年选排行榜，其中《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田耳成为湖南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小说作者。

感人短篇小说篇2

优秀的小说家，首先是自觉的文体家。而短篇小说无疑是作家操练技艺、精耕细作的最佳舞台。短篇的创作格外强调慧心和才气，对作家的技巧、思维能力和艺术智性要求甚高。

对讲故事来说，中篇最适当，故事篓子大都擅写中篇。若欲展示实力，选择长篇是策略的。短篇的遗憾总是很多，短篇往往短而不完满。完满既指结构上的，也指文气上的，旨意上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加速，怎样才不使人感到突兀?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讲出―个余韵无限的故事?短篇的无限风光，在高山之巅，在悬崖绝壁。创作短篇，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采撷香花的历险。

当评论家还在用观察和犹疑的目光打量深圳文坛时，厚圃、毕亮、卫鸦等作家已凭借出色的短篇发出声音：深圳青年作家不但起点高，而且成长迅速。他们心态沉潜，技术成熟，对城市生活有敏锐的感受力，正是在他们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一座奇幻的“文学中的深圳”。作为深圳人，我心怀热望，希望通过他们的建构和抒写，深圳能像上海、香港、台北一样，搭建起一座文学意义上的都市。它拥有自己的《长恨歌》、《我城》、《台北人》，文本和城市相映成趣；它沉淀出万千风情，气质独特，内蕴丰厚，当人们提到它时，即刻会意一笑，莫逆于心。

意象：一颗暗夜里熠熠生辉的珍珠

美国长篇名著《飘》正逐渐陷入到尴尬的境地，通俗读物的多角恋情节，笨拙的现实主义，缺少让读者获得适当美感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短篇小说的美感几乎是天生的。短篇使作家获得了一种观察世界的奇妙角度和适宜距离，一个有天赋的作家，能敏感地发现并利用此种优势。

若干年来，华丽的深圳一旦遭遇灰暗的底层，必有城中村、打工仔、贫困、苦难、死亡等符号充塞其间。作家们有生活积累，有控诉冲动，但这类写作，一来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其次怨气冲天，来不及把经验做出艺术处理即喷涌而出，失之太实，缺少锤炼和叙述空白，技巧的稚嫩和语言的粗粝令人瞠目。

终于，深圳等来了这样的小说：厚圃的《橱窗里的女人》，毕亮的《外乡父子》，卫鸦的《天籁之音》。它们既现实，也梦幻；既骨干精瘦，又无限扩张；既悲天悯人，又举重若轻。就内涵而言，冲破了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对社会的思考更加通透，对人生的挖掘更为深入。从技术层面来看，构思精巧，手法现代，彰显了叙事的复杂和多样。

太阳底下无新事，芙蓉姐姐腆肚撅腚的辉煌已成浮云，耸人听闻将越来越难。三部小说的故事架构并不新鲜。《天籁之音》是农民工之死的一个版本，结尾是建筑工人石岩毫无悬念地从脚手架上跌落；《橱窗里的女人》讲述了乡下孩子小武进城寻父的经历，可看作秦香莲故事类型的变异；《外乡父子》记录了一对异乡父子在城中村里拾荒度日的生活。

三部获奖作品特质鲜明，又具备共性。深圳是叙述的空间背景，边缘人的城市生活是小说题材，但对短篇来说，背景和题材不是第一位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才最重要。短篇容不得老实、拘谨和中规中矩，需要智慧和机巧，并寄寓深切的意味。

如何让似曾相识的悲情故事完成超越?我相信，在将素材变成小说的过程中，作家们曾反复思量，迟迟不愿动笔，直到那一刻的到来，灵感波澜壮阔，汹涌而至，他们找到了一颗暗夜里熠熠生辉的珍珠，于是，终结洪荒，冲破混沌，无边的黑夜被照亮，天朗风清，如有神助。生活事件被点化为艺术，毛虫羽化成翩翩蝴蝶。好短篇，灵思妙想，亦老谋深算，是为天赐神缘和精雕细镂的交融。

卫鸦的珍珠是男主人公“石岩”耳边的歌声，歌声从千里之外飘来，演唱者是石岩的哑巴妻子。缥缈的歌声在精短的小说里，萦绕盘旋，袅袅不绝。天籁之音，是情节要素，也是完美道具，破空而来，如泣如诉。

厚圃的珍珠是“小武”眼中橱窗里的女人，陌生的都市，橱窗中流光溢彩的模特，幻化成慈爱的母亲，温柔地守护着小武。当作家为孩子找到这个意象时，小说已成功了一大半。

毕亮的珍珠是外乡男人临摹的凡・高名作《向日葵》，这幅明朗艳丽的画作从黯淡的凡俗生活中跳脱而出。《向日葵》不仅是一幅画，也是―个巨大的隐喻，关于理解和隔膜，关于生存和消亡。金黄色的向阳之花，沸腾的生命力和灼热的激情，让一个平淡无奇的城中村男人变得魅力独特、难掩光芒。

沉重的话题遇到轻盈的意象，小说终于飞离了现实，一不小心就堕入俗流的老故事大放异彩。一个空灵的意象，能让人世极深的小说，忽而超然出世。距离拉开了，艺术品也就诞生了。他们亦深谙腾挪之道，歌声、橱窗女人、凡・高向日葵不但被安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而且充分调动反复出现，如重章叠唱般，充盈着荡气回肠的复调之美，散发出浓烈的诗意。

短篇的大忌是过于实在，过于典型，一眼看透，不堪玩味。当题材无法偏僻时，瑰奇的旨意、陡峭的文风就是创作的意义所在。绝妙的意象被委以重任，用来铺叙，用来变奏，用来提速，让小说在隐蔽和表现、切入和疏离中达成了平衡，让小说直面现实，又如梦似幻。石岩的倾听，小武的臆想，捡破烂男人的画家梦，看似荒谬，却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了生活的真实。

作家在小说中一旦侧重意象运用，往往更懂得控制和抽离，小说的姿态也更加开放，不以解决问题为乐，更鲜少大肆议论、判断是非、过度抒情。黄金短篇潜龙勿用，垃圾短篇亢龙有悔。

短篇并不擅长讲述一个一唱三叹的故事。而是从意味、哲理、艺术表现力上另辟蹊径。字数虽短，韵味却长，可谓短得千波流转。三篇小说皆是典范之作，作家为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找寻到最精美的载体、最精致的艺术形式。

短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在于含混、模糊、驳杂、陆离，文字间充满着恍惚的美、魔幻的场、浪漫的气质和奇异的美感，带有形而上的色彩和哲理化的追求，有寓言的抽象和丰富。写作短篇小说，好比挑战竞技体育中的高难度动作，从考验技术的角度而言，我认为上述作家，动作完成得优美舒展，已深得个中三昧。

人物：泥泞里开出一枝高蹈的花

边城的寂寞，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还有文化意义上的。深圳人向来不乏野心，却少了点理想。理想太凝重，或者，是多余而无用的。深圳人缺心少魂，离物欲很近，离梦幻太远。冷漠和迟钝是理想主义最顽固的敌人，呼喊和反抗显得清纯而无知、天真而空洞，缺少共鸣，杯水车薪。我们的时代腾空而起，远离了滋生理想的土壤。

比如说深圳的女人，远望时灼灼闪光，近观虽妆容精致，却难掩眼角眉梢的疲态，一脸风霜之色，令人悚然一惊。她们大都缺少安逸生活的滋养，又急于过上人人称羡的日子，反映到面相上，就少了些眉目疏朗、神情温婉的韵味，偏离了日常性的舒缓和恬然。

这座欲望之都、野心之城，总能带给人们巨大的触动甚至是颠覆。一座新城，历史感和审美品味欠缺，但这里的文学资源并不匮乏，匮乏的是思考能力和文学见识。

在作家笔下，看到主人公被城市生活方式异化，苦大仇深，拒谈理想，我并不意外，也很难动 容。生活不是文艺片，逼仄的生活确实容不下一张理想主义的面庞。

深圳米贵，居大不易，声名狼藉，斯文扫地――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应当挺身而出，叩动理想之门，为坚硬冷峻的都市增添几丝梦幻和柔软，熨平那些动荡不安的内心。能在深圳坚持创作的人，势必意志坚定，对文学有一种纯粹的痴迷和热爱，而且心灵深处，保留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

所以，好比泥泞里开出一枝高蹈的花――《外乡父子》里的抬荒男人执拗地热爱凡・高，在生活重压下，把自己和父亲收拾得整洁体面；《天籁之音》中塑造的农民工石岩始终渴望飞翔，能奇迹般地听到哑女唱歌；《橱窗里的女人》一文中，厚圃的儿童视角格外意味深长，东门步行街是城市欲望的中心地带，消费主义时代的欲望代码，霓虹橱窗更是一个集中展览奢华的场所，塑料女模特高傲美艳珠光宝气，成年人在橱窗里看到尊贵时髦，男孩小武却从中发现了母亲般的女人，就像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写的那样，只有孩子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被毁坏的生活中，总能照进一丝微弱的光亮。卑下的社会地位、物质的困窘没能阻挡主角对梦想的追求。他们身上有一种优雅的品质，努力追寻着生活中明亮的一面，内心的洁净未被现实粗暴地占有，美好的情怀在心底顽强地生长着。他们多愁善感，是高蹈的精神贵族，峨冠博带的行吟歌者。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民工或农村孩子哪有此等文艺气质?我却认为，好小说都是偏执的。

是的，理想主义，一根柔弱而坚韧的蒲草，不合时宜却依然令人热血上涌。如此写来，小说已别有风韵。但假如仅止于此，仍欠临门一脚，无法一击得中。

好在作家们已足够老练，耐心地等待，再不动声色地亮出底牌。

最终，《天籁之音》里的石岩以飞翔的姿势从高空跌落。令人揪心的是，他日夜牵挂的妻子，一个哑巴，听闻噩耗，将怎样发出悲怆的哭喊?世道对弱者的戕害和凌虐，令人肝肠寸断。我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石岩能过上宁静美好的优质生活，那地方是天堂，纤尘不染，光华回荡，仙乐飘飘。

《外乡父子》里的拾荒男人终究未能重拾画笔，他也不再爱干净，形象委顿邋遢，并因盗窃而流离失所，他身上的光彩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彻底消解。可以说，《外乡父子》这部小说虽然形似“打工文学”，但精神气质上却高标卓然，展示了作家对边缘族群生存状态的深刻洞见，提升了此种文学类型的境界，是令人惊喜的突破。

《橱窗里的女人》中，小武的母亲为求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将丈夫从乡村逼入城市。他们以为城市里遍地黄金，能让生活实现跨越式发展。结果丈夫以追债为业，体面优渥的生活遥不可及。梦想支离破碎，情感也被侵蚀，夫妇二人各结新欢，欢情已逝，亲情淡漠，孤独的孩子小武只能靠橱窗里的冰冷女人来获取温情。

这样的小说，多像一把漂亮的小刀子。尖锐，暴力，真实得可怕，写出了深圳人的内伤。漂泊的人们享受不到都市的福利，灵魂中却自有其高贵浪漫的一面；城市生活中存在诗性，但这种诗性很难呵护，极易毁坏，稍纵即逝。击中我们内心的，正是这个诗性被扼死的过程。社会昂然前进，总有一些东西，要作为代价被牺牲掉。

几部作品在叙述调性上都保持了克制，日常生活如溪水般流淌出来，没有金刚怒目式的愤慨，却有对人物心灵最轻柔的抚摩。叙述的冷静和人物精神世界的焦虑紧张，形成了一种撕扯般的张力，令人感受到―种深刻的疼痛和无奈。作家的现实关怀不再浮于表面，而是钻探进生活的内核，接近终极，直抵本质。

小说是作家最隐秘的心事。在小说中，我感受到几位作家骨子里的敏感、孤高、书生意气、不切实际，我愿意这样理解，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自己笔下的人物。他们的创作为当代城市文学提供了新的开掘角度，小武、石岩、拾荒男等形象也充实了底层文学的人物谱系。

作家的劳动神秘玄妙，有强烈的私人风格，任何收纳和统摄都会造成遮蔽，但深圳毕竟是他们共同的平台。对于深圳的作家作品，外间易有标签化的偏见。事实上，深圳文学虽不喧闹，却一直款款前行。作家们宛若一味株热带植物，在南国适宜的气候中长势汹汹，叶片肥厚，汁液饱满，自足而自在。评论领域中，于爱成、张若雪、汤奇云、黄永健、王素霞已颇有建树；创作方面，出身学院的南翔、曹征路蔚然大家，吴亚丁、俞莉、吴君、丁力、孙夜、秦锦屏、宋唯唯、弋铧、谢宏、萧相风、林培源等作家各具特色，作品不断结集出版，并屡有长篇佳作问世；毕亮、厚圃、卫鸦近年来更是声誉鹊起，中短篇小说被收入各类年度选本，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研究价值。有这样一个成名于本市、能代表本市的优秀作家群，“文学深圳”终将出落得仪态万方光彩照人。

附录：

《橱窗里的女人》，作者厚圃，荣获第二十二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

《天籁之音》，作者卫鸦，荣获第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文学奖

感人短篇小说篇3

今天，我在书上看见了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文章。读后让我掩卷沉思。这篇文章主要描述了：朱自清他父亲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不太顺利，再加上自己亲爱的爷爷也去世了！所以他只有和自己的父亲报着失败的心情离开了这个鱼米之乡的美丽的地方了！

这又使我对朱自清的文采感到一种感叹！

《背影》是朱自清的散文代表作。这篇散文短小得只有千余字，为什么会给人留下这么难忘的印象，它的艺术魅力究竟何在？俄国作家高尔基回忆自己在少年时，读完福楼拜的小说《一颗单纯的心》后，曾被这个朴素的故事感动得如痴如醉，《背影》比起福楼拜那篇小说来，篇幅更短小得多，情节也更加简短，却同样也激起了读者的感情。

《背影》所以能感动读者之处，在于对父亲的这种回忆，最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许多读者一样，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片段：一是胖胖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跳下去又爬上来，就是为了给儿子买橘子；二是父亲的来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着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写得平静自然，我们吟于心间，会与作者发出一样的感想。我们不能忘记这两个动人的情景，我们不能忘记那父慈子爱的诚挚之情。

这也使我知道了写作文的方法：写作文不一定要字数多，主要是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自己想表达什么，畅所欲言，当然要言之有理。

我想我难以预测，以后还会有多少人会被朱自清的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感动！

感人短篇小说篇4

[关键词] 60年 起步 发展 成熟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6.015

三、小结――如茵的花海，绵延的爱

（一）

30年来，江西的电视剧从业者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创作了一大批思想健康、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繁荣江西的电视剧创作作出了积极贡献。30年来，流转的星河谱写了一曲婉转的歌，而这曲“歌”无论从体裁、题材亦或其它领域看，皆涌动着一种赶超与发展的态势。

1.在体裁领域，电视剧有电视小品（短剧）、单本剧、系列剧、连续剧之分。电视小品（短剧）是电视剧中的匕首和投枪，短小明快，人物和情节都比较简单，常撷取生活中人们易于忽略却又值得注意的平凡小事，挖掘深意、阐明主旨；电视单本剧现已很难看到；电视系列剧作为介于单本剧与连续剧之间的电视剧体裁，其每集均可独立成章，叙说一个完整故事，只是剧中人物与所有故事的主旨基本一致，在中国它常与电视连续剧归于一类；电视连续剧是指三集以上的分集播出的多部集电视剧，其人物与情节是连贯的。

在江西，上世纪80年代创作电视小品（短剧）10部、短篇电视剧42部、中篇电视剧10部、长篇电视剧0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电视小品（短剧）28部、短篇电视剧31部、中篇电视剧22、长篇电视剧9部；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以舞台形式呈现的小品之外的电视小品（短剧）与短篇电视剧乃至中篇电视剧都比较少见了，笼罩荧屏的几乎全为长篇电视剧。概而言之，江西之于这几种电视剧体裁的创作――电视单本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电视小品（短剧）与电视系列剧亦并不多见（偶以方言剧样式展露荧屏），电视连续剧发展最为迅猛。

短篇电视剧创作的由盛而衰与长篇电视剧创作的从无到有到逐渐走向兴盛（在全国亦基本如此），应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科学技术、经济体制、受众审美心理等都是引发并促成这一变迁的重要因子。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长篇电视剧的创作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则促成了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电视剧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量化的指标即为其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益的多寡。正是这一点让篇幅短小的短篇电视剧遭受了冷遇――一次性闪亮荧屏即便再璀璨，其带来的影响与关注度也无法与一定时期内每日皆在相对固定的时段与观众见面的中长篇电视剧相提并论。而这“影响与关注度”也即收视率，正是决定广告收益多寡的关键因子。此外，短篇电视剧拥有电影一般的时空容量却未有电影基于造型艺术（导演的艺术）的优质声画，短篇电视剧拥有电视剧基于叙事艺术（编剧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却又未有长篇电视剧那足够的时空演绎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这样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使得短篇电视剧进退维谷，两面不讨好；所以在长篇电视剧的创作日益兴盛之后，观众更多地选择了后者。

2.在题材领域，江西自上世纪80年代始创电视剧以来，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并在30年的创作历程中对某些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做了较为充分的探索。譬如人物传记片、小品（短剧）集、戏曲电视剧、儿童剧、革命历史剧、农村生活片、工业建设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均创作了不少作品。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如今已不多见的戏曲电视剧与儿童电视剧，戏曲电视剧《傩谣》（1998），第一次把江西的民歌、戏曲、舞蹈等多种艺术样式融为一体，展示了中国古傩文化（江西戏剧历经百年传承，形成了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三大门类――赣剧、采茶戏、傩戏）在当代社会的升华；《鸡缘》（1991）、《孙成打酒》（1993）、《立碑》（1995），则以采茶戏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戏剧样式，予观众以美的享受。儿童电视剧，这一既难创作又难有经济效益的题材类型，江西并未将其遗忘――《红飘带》（1982）、《真假一百分》（1986）、《小猴斗败大海怪》（1989）、《小猴的笑脸与哭脸》（1991）……将创作的焦点对准下一代，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

上文也已提及，至新世纪，在全国电视剧创作的巨大竞争压力下，江西逐渐有的放矢地把握了自己的创作重心，形成了一己特色品牌――军旅题材，以特色来强化江西作为“红色革命摇篮”的固有优势――《兵哥兵妹》（2000）、《我们的连队》(2002)、《红领章》（2004）、《沙场点兵》（2005）……并在这一题材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在这里想一并提出的是，江西基于本土地域文化可供开掘的题材类型还有很多，就如前些年央视热播的几部分别基于北京的京商文化、山西的晋商文化、山东人的历史、山西人的苦难创作的电视剧《大宅门》（2001）、《乔家大院》（2006）、《闯关东》（2008）、《走西口》（2009）一样，江西也有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譬如红色文化、陶瓷文化、山水文化、书院文化。这些灿烂的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均可化为江西电视剧创作的宝贵题材资源与创作源泉，江西若能充分整合好这些优势，挖掘潜力，赣鄱大地上火热绽放的将不仅仅是受惠于红色文化的“军中绿花”，还将会有更多的“五彩花瓣”铺就“如茵的花海”，构筑绵延的爱！

3.从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30年来江西的电视剧创作一直不乏文学改编的案例：《雪花静静地飘》（1981），根据李陀同名小说改编；《田螺湾趣事》（1982），根据胡桔根同名小说改编；《主人》（1982），根据小说《内当家》改编；《霞村二柳》（1983），根据小说《石门二柳》改编；《澳门轶事》（1990），根据小说《聚龙里轶事》改编；《信念》（1992），根据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的回忆录《艰难的历程》中“悲壮的西征”一章改编；《谢谢你的爱》（1994），根据胡海洋、吴周伟的报告文学《罗琪》改编；《红领章》（2004），根据陶纯、陈怀国同名小说改编；《天下兄弟》（2007），根据石钟山同名小说改编；《地下地上》（2008），根据石钟山同名小说改编。

鲁迅先生曾说过改编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逻辑。也即改编并非要受制于原著，而是要在遵循以上两条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去重构甚至创造。正如歌德所言：“艺术家是在限制里寻找自由。”这“限制”对改编而言，就是以上两条原则与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及原著所提供的内容。江西由文学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权举两例――《信念》与《地下地上》。《信念》改编自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的回忆录《艰难的历程》中“悲壮的西征”一章，该剧并未将回忆录全体搜罗，去全面展示刘俊秀的漫长人生，而是艺术地精选了几个闪光的历史镜头予以放大――截取他革命生涯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辉煌的篇章，去彰显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人生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在90年代初，这样精炼而集中的“断章”改编是颇富新意与创造性的，予观众的印象亦尤其深刻。

《地下地上》在改编过程中的两大创意则使全剧更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第一，编剧让原著中结束于“地下”部分的反面人物徐寅初贯穿全剧，延伸至“地上”部分，成为反一号，有效地强化了敌我矛盾，丰富了“地下地上”的深刻内涵――起初以刘克豪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于“地下”，徐寅初处于“地上”；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刘克豪处于“地上”，徐寅初等国名党特务潜伏下来，处于“地下”，改编之后敌我矛盾的线索于全剧一以贯之、清晰明了。第二，将原著中到“地上”部分始出现且仅占原著一章篇幅的人物林静提到女二号的位置。因一般的“反特”类电视剧，在片面追求情节的同时，往往易忽视情感的建构与营造。而有研究数据表明，仅追求情节的电视剧，收视率要远远低于那些既有情节又有丰富情感的电视剧。为此《地下地上》在该剧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重点建构了刘克豪、王迎香、林静这一“三角”关系，并让这一复杂的情感纠葛贯通全剧始终。地下工作者的爱情――特殊人物的特殊情感，让人好奇又揪心！《信念》与《地下地上》两剧皆尊重了原著的创作意图，正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逻辑，且均创造性地做出了更合乎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改”与“编”，于此两剧都收获了改编的成功。

（二）

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回眸江西的电视剧创作，我们细数了过往的种种荣耀与缺憾；而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做的更有意义与价值的事情就是基于这往昔的点滴毁誉，力争在未来做得更好。我以为，优质的电视剧创作该是充分彰显时代精神并能使观众的心灵在场且产生强烈共鸣的。时代精神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与价值观念，它兼具民众性、民族性、先进性与推进性。换言之，它是超脱个人代表广大民众的，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健康的、积极的、文明的、优秀的，能对社会发展构成全面而巨大的推进力量的一种思想取向。有关文艺与时代精神的密切关联，国人早有不少强调，譬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

中国的电视剧事业作为一开始即以国家机构的身份在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下，承载着舆论导向与宣传功能的文艺载体，在国内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不可避免地要维护和捍卫这个社会最正统、最主流的价值观，它对于相对前卫与边缘的思想观念，包容度与忍让度都相对更小，也即它更有必要彰显时代精神。在江西过往的电视剧创作中这一点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比如聚焦京九铁路建设的《京九情》，反映市场经济大潮下国企改革的《黑天鹅》，为隆重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八十周年的《井冈山》，为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地下地上》。电视剧创作者均能正确地领会和体现时代精神，直面现实、讴歌时代，从而使电视剧作品真正“对社会发展构成了全面而巨大的推进力量”。

那我们正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呢？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并正在形成的三大精神：一是以生命至上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二是以多元社会、文化并存为核心的宽容精神，三是以社会参与和承担为核心的责任精神。”[1]眼下，与此三大精神相呼应，分别涵纳着“仁爱”、“宽容”与“责任”这三大时代主旨的电视剧作品有不少：黄宏自编自导自演，铭记着sars病毒来袭时人们用汗水、鲜血和生命与病毒抗争的短篇电视剧（上下集）《让我们记住》，重点表现了汶川大地震后七天生死营救的14集纪实系列剧《震撼世界的七日》――仁爱精神；反映城乡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新结婚时代》――宽容精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于一体，集中展现从黄埔时期国共合作到共产党战胜这一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责任精神。

丹纳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2]我想，丹纳所描述的就是时代精神与艺术作品（电视剧）之间存在的巨大亲和力，这对于所有的艺术部类都是相通并适用的。我们身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成就与新业绩，为我们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电视剧创作者应将自己的创作和祖国、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握并凸显时代精神，这对全国的电视剧创作者而言是一致的。

而言及电视剧创作使观众的心灵在场且产生强烈共鸣，这并非完全从经济这一看似有些功利的角度出发――通过赢得观众较高的收视率来博取经济收益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是着眼于艺术（电视剧）创作的终极使命――一种基于人性“共通”之上的“唤醒”， 它是根植于观众心灵在场与强烈共鸣的本质。

黑格尔就曾说过：“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3]质言之，“情致说”的核心观点为：审美意识形态十分丰富，它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受众均可隐约感受它、逐渐领会它，却无法用简单的言语传达它、用抽象的言辞限定它；它是人人心中有却人人笔下无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是稍一触碰即可引发“共通感”的一种“情致”。它所要求的不是相同或一致，而是在成就差异的前提下却又能达成沟通。

托尔斯泰历来重视艺术的感化作用，因此他将感染力的程度视为评判艺术优劣的唯一尺度；卡西尔则重视艺术揭示人们内心生活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重视艺术对隐蔽存在的照亮作用，因而他将强化与照亮的程度视为评判艺术优劣的标尺。而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感染力程度”，还是卡西尔的“强化与照亮程度”，我想在一定意义上皆可殊途同归为艺术基于“共通”之上的“唤醒”。就像电视剧《天下兄弟》中所彰显的一个世界性主题――亲情，刘栋一家为其当兵所作的巨大牺牲，田村父亲田辽沈予其的山一般伟岸的父爱，刘栋、田村两兄弟相逢于军营之后，伴随二人关系的每一次递进所注入的巨大亲情符号――亲情似乎将一切障碍全体跨越了。看着观众在网上的观后留言中写着密密麻麻的“感动”，我想此种“感动”就是基于人性“共通”之上的被“照亮”与被“唤醒”！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朦朦胧胧地感受到生活具有无限的潜在的可能性，它们皆默默地等待着被从潜意识中唤起，继而从模糊的蛰伏状态进入明亮的光照状态。我们所有的人于电视剧中体验到的相通的东西，皆为一种在欢乐与悲伤、欣喜与绝望间相反相成、持续动态的与痛感的混合――而它，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来样态，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本真的运动与颤动！此种审美共通性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殊个人，而是扩展至全部作评判的人们。

30年流转之星河，完成了江西电视剧创作从“迟来的花儿”到“如茵的花海”之华丽跨越，我们为之欣喜、为之骄傲、为之永远铭记！文末，我权且以一首小诗作结，聊表我对赣鄱电视剧在历经30年不懈奋进之后如今“赣生繁花”的由衷祝贺与深深纪念――

相较中国首部电视剧的诞生

它迟来了二十二年

却在《豆蔻花开》的羞涩绽放中

开启了赣鄱电视剧的宏伟巨篇

八零年代起步 九零年代攀岩

新世纪的奋进成熟

铸就了流转荧河星光点点

有过历史剧的厚重缱绻

有过当代剧的红霞满天

古人的足迹默默绵延

伟人的业绩隆隆震天

山乡巨变 工业新篇

都市交响 回荡在你我耳边

军旅之花开满赣鄱大地的绿色家园

众赞 无比美妍

它是赣鄱电视剧的标签名片

更将撑起赣鄱电视剧的美好明天

注释

[1]钱理群.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J].书摘，2008，12：10.

[2]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6.

[3]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96.

作者简介：

李志敏（1982-），女，复旦大学中文系电影学专业2005级硕士，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

感人短篇小说篇5

我，是一个即将要踏上中学大门的学生了。可是，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解决不了的烦恼。那就是写作文。

不知为什么，每次我写的作文都有很多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改。让我总是感到低人一等，每当我读起同龄人的作文事，会感到一些自卑。

我的作文缺陷如：1，文章语句太儿童化。2，篇幅太短小。3，不能发现写作文的内容。4，语句不活泼不生动。

儿童化：

也就是有些句子如比喻句等，读后就感觉像是一个低年级的小朋友写的一样，很幼稚的感觉。我看过小荷里很多精品区的文章，发现，那里的文章内容。语句都很“成熟化”感觉就超级好，更能突出说要描写的事物。让人感觉作者像一个真正的大孩子，而我的呢？只能让人感到我根本就没那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改该怎么写，真是太苦恼了。

篇幅短小：

篇幅小，说好听点是短小精悍，其实不是。在我的文章里，有个大姐姐告诉过我，篇幅短小也意味着文章内容不具体，不生动。写出来的文章当然不是那么理想，要想写的具体，就要多多细节描写，增加细节描写不仅可以使篇幅增加还能把文章变得更生动更具体。可惜啊，我还是不会细节描写，我写了又觉得??拢?艺媸翘??#183;

至于不能发现写作文的内容。语句不活泼不生动。我也没有办法，我是个粗心的人，不善于发现，这样就找不到作文提纲了，而语句的问题，我觉得要想活泼就得用比喻或拟人的修饰手法，可我用了吧觉得幼稚，不用吧又显得生硬。真是两难啊。

写作的烦恼太多了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

感人短篇小说篇6

《一小时的故事》一文通过马拉德夫人初闻出门在外的丈夫意外去世的消息时的万分悲痛，到后来突然看到丈夫平安回来时喜极而亡的故事，反映了19世纪末，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压抑和对自由的渴望。由此讽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悲哀，由于男女不平等而产生的许许多多的悲剧。这部短篇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其中象征和讽刺手法的运用，既丰满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又渲染了主题内容，达到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同时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现实景象，反映出社会背景下的婚姻、家庭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

从象征角度进行分析

象征就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象征体)，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这些象征体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一小时的故事》这部短篇小说中，凯特・肖邦广泛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当马拉德夫人得知丈夫离世的消息后，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她看到了屋外广场上，充满新春气息的树梢是那么的兴奋。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雨的气息。窗户下面的街道上，小贩正在叫卖他的器皿。远处传来缥缈的歌声，数不清的麻雀也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对着她窗户的西边天空上，层层叠叠的云朵之间。露着蔚蓝蔚蓝的天空。屋外的广场、新春气息的树梢、屋檐下的麻雀和蔚蓝的天空，这些自然景观对于一个被男权社会所禁锢的女子来讲，此刻都昭示着一个词――自由。这段景物描写给我们呈现出马拉德夫人内心对自由的渴求，烘托出其对未来生活无比盼望的深切愿望。

从讽刺角度进行分析

讽刺常伴随着对比，诸如现实与预想的对比，已经经受与即将得到的。她曾陶醉在窗外那不息的生命里，她祈祷长寿。而仅仅一小时后，她就死于心脏病突发。喜极而亡。在这对未来自由生活和独立人生的期盼与喜极而亡的强烈对比下，我们读到了在当时社会对于女性价值的漠视和自由精神的束缚，剖析了妇女对于自由的追求只能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现实。

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作者采用了不同的叙述层面，使读者去分享女主人公的内心，而她周围的人却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此外，这部短篇小说的主题在当时来说无疑是超前的，丈夫离世，马拉德夫人悲伤不已，但内心却憧憬着并陶醉在自由独立为自己而活的未来生活里。丈夫平安归来，在周围人看来她是喜极而亡；而设想到如以前一样压抑禁锢，她心中有更多的无奈。马拉德先生的死讯和平安归来。马拉德夫人的憧憬期盼和最终的喜极而亡，这交替的生生死死，演绎出男权社会中如主人公马拉德夫人一样的大多数女性，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配角身份。

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分析

这部短篇小说的主题是体现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和她们对自由与独立的热切盼望。因为缺乏自我主张和自我存在感，她们度日生活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丈夫。马拉德先生的死似乎是解放其妻子，使之自由的唯一途径。可悲的是，只是在这一小时里，马拉德夫人才畅想了她美好的自由生活。马拉德夫人的死暗示出她对摆脱男性统治，追求身心自由的迫切愿望。

在这部小说中，没有提到过孩子，一方面暗示出这种自由的彻底性，一方面似乎告诉读者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十分美满。但是她丈夫对她爱护有加，他看着太太时“脸上总是充满爱意”，然而她感受的却不是幸福，而是枷锁，当她初听到丈夫去世时，她表面上痛哭流涕、悲恸欲绝。然而她却抑制不了内心得到解脱的喜悦。

凯特・肖邦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表现了婚姻、家庭、道德及人性的一个角落，反映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及两性关系与实际的矛盾。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突然间觉醒，她们开始渴望自由，可又迫于当时男权社会的现实，使她们得不到自由，最后只能以死的方式来获得另一种自由，这其中有多少无奈和悲哀。而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给人以更为震撼的结果。在女主人公终于试图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体验到可脱离男性追求自由的快乐时，却必须回归现实。她原本是本能抗拒改造同化自己的外力，但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本应在社会上独立的个体，在这强大的男性意识社会体系中，显然，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她，抗拒是没有多少机会的。故事的结局充分揭示了女主人公渴望独立和自由，又逃不出被社会吞没或同化的必然悲剧。

感人短篇小说篇7

    一、时间

    自五四时期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之际,短篇即成为相对完善的小说品种,因较早具备成熟形态,其传统也较其他小说体式更丰厚,形成了诸多小说内涵和写作思维形态的脉络。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与问题小说、现代抒情小说和具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特征的小说即已出现;20年代中期乡土小说集中涌现,这一个十年也是短篇小说的年代,在论述上,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在帮助读者接受现代短篇小说方面起了直接的作用。”①至30年代救亡图存、左翼思潮兴盛之际形成“正格”的写实小说和战争时期的戏剧化小说模式,以及本时期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30~40年代的个人化小说等,这些小说现象在短篇中均有突出体现,且与社会风潮、时代精神息息相关。而白先勇文学成就的高峰也是以《台北人》为代表的短篇小说,所以本文虽然没有做出特别区分,但论述主要基于短篇小说形态。

    在现代小说的演进脉络中,大致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状态:五四至20年代的多元小说形态到30年代随左翼文学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正格”的写实小说一脉占据小说主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之势,直至成为新中国后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小说意识形态。这种格局的形成自有原因,马克思主义文论在30年代已经成为有影响的小说理论;战争时期“历史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战争观,决定了作为主流派的中国小说的创作面貌及其理论形态”,②文学也更加强调反映“历史规律”、表现典型和本质,出现对社会关系理解上的简化和纯化,以及戏剧化的小说模式。人物关系、情节组织更强调对立冲突和矛盾斗争,直至号召书写“英雄形象”,体现出明朗、昂扬、崇高的美学追求。但研究者也早已注意到,即便在战争期间,文学也存在着西方现代主义的输入和背离戏剧化小说的别种体验。30年代的沈从文和40年代的张爱玲均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之路,加上京派、海派的其他作家,形成了与时代主潮相异的又一小说流脉。他们也被文学史家们归纳为“个人化小说”,以区隔于“正格”的小说主潮。沈从文“是以一种更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作为他的小说观的基础的”,“所面对的是未经加工改造的原生形态的自然与人性,也就从根本上拒绝了将生活结构化、典型化的努力;而且他所关注的中心是‘变’中之‘常’,也即自然与人生命中神性的永恒、庄严与和谐以及这种生命神性的表现形态(形式),与前述主流派作家从社会历史的变动中去把握、表现对象,俨然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③张爱玲在解释自己写下的人物时这样说道:“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④其实,沈从文与张爱玲所属的京派与海派,彼此间在小说观念、书写内涵与风格方面存在龃龉或分歧;但是在与时代主潮的关系上,他们又是相同的,均在审美格局、意识形态上保持距离。而从更长的时段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上看,他们的命运也有相近之处。因此在谈论小说脉络的时候,主要不是看作家个性或写作内涵等等的异同,因为这一类差异无处不在;而是看小说史中的位置,而位置又往往视其与主潮的关系而定。

    再看60年代在台湾大放异彩的白先勇。作为一个在政治军事斗争中败北的群体的后裔,白先勇没有机会与意愿承袭30~40年代的小说主流传统,他的短篇写作中充满着流离者对逝去时代的追忆、对当下境遇的感伤和对文化传统的缅怀,交织着50~60年代台湾无根心态带来的惶惑与迷惘,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灵魂挣扎,加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无论文学观念、写作内涵还是技法均与“正格”的小说主潮相异。如果在现代小说脉络中确定白先勇的位置的话,他显然更接近于30~40年代个人化小说的精神,与沈从文、张爱玲的脉络相连。已有众多研究者注意到白先勇与张爱玲文学气质的关联,毕竟他们共同拥有的那种苍凉的美感、繁华散尽后的悲凉,以及《红楼梦》式的对器物、感觉、环境、语言和心理的精细描写,让我们足以自然地将他们联系到一起。而在具体写作形态上,沈从文与白先勇之间并不会产生直接的联想,散发着自然与人性光辉的宁静乡村与饱尝离乱的流浪的中国人似乎并非共生在同一时空下;“在沈从文这里,绝不可能有‘戏剧’,只能有‘散文’与‘诗’。”⑤而白先勇的短篇写作不追求“抽象的抒情”,带有“戏剧”与“诗”相融合的特征,手法上现代色彩更为突出。他不具备沈从文的安详,更注重情感和内心的表露,也有为历史和群体立言的意图。而在时空调度、人物类型、作者情感侧重点上也不同于张爱玲的细腻琐碎与冷峻旁观。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白先勇是沈从文或张爱玲在台湾的传人,但是在更大的论述架构内,在现代小说传统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们在小说观念、艺术价值取向、情感和理智抉择等方面的相通之处,这不是说具体艺术表现上的彼此相像,而是骨子里的契合,以及一种近乎于命运共同体般的境遇。正是这一切使他们成为同一小说脉络的维系者和传承人。这种取向、选择与境遇的相通点大致如下:

    首先,他们均拥有“回望”的姿态与悲悯的情怀,其共同关注点在于现代中国动荡时代的离乱与创伤,而非革命与胜利。他们以“悲”为情感主调,无论是悲凉、悲哀还是悲悯,都是对逝去风景的凭吊,而与革命的激情南辕北辙。这种本质的契合更多在于表现世事之无常,那种离乱、沧桑中的常与变;对战争、人性的存在体验和苍凉悲怆的美学风格,以及个体式的生命体验。以沈从文而论,尽管他专注于性灵和生命的升华与超越,但“如果读不出沈从文用‘和平’的文字包裹下的心灵下的‘伤处’,是读不懂沈从文的这些乡村牧歌的:这是他的流浪于现代都市,受伤的充满危机的生命和着意幻化的‘平静乡村人民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一个融合。”⑥如果说沈从文更关注“变”中之“常”,想以文字保有永恒的生命状态的话———诚如他的短篇《新与旧》那样,宁静恒常的生活状态一旦被打破,引发的精神崩溃令人无法承受;那张爱玲与白先勇似乎更注重由“常”到“变”过程中,时代和个人的破碎感,强调命运之手的拨弄,无论是《倾城之恋》还是《一把青》、曹七巧还是尹雪艳,或为命运的化身,或为命运所左右,完全看不到所谓本质与规律、社会意识与明朗风格,以及人物的英雄主义气质,只有在繁盛与没落的映照中发出的慨叹与悼亡之思。这是因为,作家与他们的人物大都是时代大潮中的被放逐者或自我放逐者,他们从来都沉浸于回忆之中而不展望未来,他们的人生体验和美学趣味使之无从乐观,进而在时间之河中逆流而上,在向后看中获得耽美、怅惘和安稳;也是因为,追忆与缅怀本身就是文化传统和文学美感的重要来源。正如张爱玲所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⑦白先勇则从文化传统中为自己的小说情怀寻找依据:“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⑧这些表述似乎概括了从沈从文到白先勇一脉的小说价值取向,它们与同时期大陆中国的社会主潮相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然在这一语境中处于个人、边缘和非主流的位置。

    白先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接续上述小说脉络的同时,又继续以个人和群体的共同经验丰富和拓展了这一脉络的审美内涵,他以无人替代的角度和视野,书写了20世纪中国最大规模迁徙之中和之后的群体与个人的命运和情感,并创造出了现代短篇小说书写中的诸多“第一”和“唯一”的文学经验。“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⑨《台北人》与“纽约客”系列⑩描绘的“流浪的中国人”,从达官贵人到底层草民,所透露的现代版的兴亡沧桑几乎无人可及,而且,从北到南、从中到西,作者是在更阔大的场景中整合这些经验的。“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悲得多”,也可以说,与张爱玲的冷峻旁观相比,白先勇更多了温润与悲悯;这种温润与悲悯源于身在其中、推己及人的情感抒发,也源于对现代中国沧桑巨变的感慨和对古老文明走向沉落的不舍。归根到底,白先勇比张爱玲有更大的企图心,他要为历史中的失意者和一切已逝与将逝的美好作见证。

感人短篇小说篇8

答：是。2001年，我43岁才开始写作，并于当年在《芳草》杂志12期上发表文学处女作。从此开始自由写作生涯。

问：既然在集团公司做高管，怎么想起来写小说呢？

答：直接原因是我当时任高管的上市公司退市，我必须面对人生新的选择；其次我虽然是学工科的，但一直爱好文学，中学时代曾经阅读过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之前发表过50余篇科技论文，8次获奖，有一定的文学基础和写作经验，特别是任职的上市公司退市，感触很多，渴望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和宣泄，所以就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问：从你这次在《滇池》上发表的两篇小说《划痕》和《买钟》看，都是反映深圳现实生活的。之前你的其他作品，如2007年获最佳商业图书奖的《高位出局》和今年获《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的《房东》，都是描写深圳生活的，你的童年在安徽，怎么没见过你反映家乡生活的小说呢？

答：第一，我认为“小说是最能‘打动’作家本人的记忆”，不一定是童年的记忆，也可能是青年甚至中年的记忆，对我来说，最打动我的记忆是来深圳之后的生活。我1991年从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下海”来深圳。从蛇口港资厂的生产主管，到西乡台资厂的董事长秘书；从深圳科技园高科技创业中心总经理助理，到中科智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理；从海南双利娱乐管理公司董事长，到金田实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兼董事局办公室主任……这些生活震撼了我，点燃了我，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所以我最想表达的是这段生活。其次，十一年的商场经历赋予了我一定的商业意识，使我变得比较“势利”，在王十月成名之前，我曾多次对他说要“功利写作”，其实，我自己就是“功利写作”，同样是写小说，我写老家安徽的陈旧生活，和写深圳新鲜的生活，读者肯定更喜欢后者，所以，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我也更倾向于写深圳。当然，童年的记忆也还是要写的。事实上，我最近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写作。顺其自然吧。

问：如果当初不改行写小说，你现在仍然是企业高管，甚至自己当老板，你觉得在当自由作家和当企业高管甚至是自己当老板之间，哪个更适合你？

答：当然是当作家。前段时间在香港参加书展，我和周洁茹、弋铧等作家在一起聊天，也谈到这个问题。比如弋铧，她也有自家的企业，做得不错，但她做企业，不可能做到王石、马化腾的程度，或者说，她做企业不可能做到在整个深圳出类拔萃，可是当作家，却可以做到在深圳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也类似。另外，文学是个人的爱好，文学上的成就比生意上的成就让人更有成就感，所以，尽管经济收入不如前者，但我仍然更喜欢当作家。

问：你确实有一定成就了。祝贺你的小说《房东》刚刚获得第五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能谈谈你对获奖的看法吗？

答：谢谢！获奖当然好。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所有作家的骄傲。因为之前，有外国大嘴巴说中国作家全部是“垃圾”，我很生气，却没证据反驳，因为文学和自然科学不同，文学水准没有定量的硬性衡量指标，说好说坏全凭声音强弱或话语权大小。现在莫言获得诺奖了，总不能说莫言是“垃圾”了吧？而在中国，与莫言水平相当的作家又何止一个两个？这至少说明中国作家不全是“垃圾”嘛。所以我很高兴，我相信其他作家同样高兴。至于我自己今年获得第五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我个人的理解是评委对我的辛勤写作一种肯定与鼓励。首先肯定我的创作热情，毕竟，我十年出版了四十部长篇小说，热情可嘉；其次是鼓励我不断提高创作水准，十年出版四十部长篇小说，大多数属于畅销书，文学水准需要提高。这两年我主要写中短篇，就是想培养自己的水准意识。长篇主要写故事，中短篇更能考验作家细微之处的处理能力，特别是短篇小说，必须字字计较，细微之处见真功。等功力提高了，再回头写长篇，估计会有长进，不仅仅是畅销，还要追求文学价值。

问：最后一个问题，能谈谈这次《滇池》发的这两个短篇吗？

答：可以。我先说小说《出钟》。前段时间中国作协在深圳搞了一个港澳台作家学习交流会，期间我认识了一位香港女作家，后来应她的要求，我把自己一大堆小说从QQ上发给她，她看后说，最喜欢的就是《出钟》。为什么？因为真实。为什么真实？因为在当作家之前，我曾经开过七家。那段经历，我在长篇小说《》中写过。而《出钟》则是一个短篇，开七家的经历浓缩在一个小短篇中，相当于从一桶水中取一小杯，当然不会很差。在创作技巧上，我借鉴了欧亨利的某些手法。比如结尾，阿萍在跟嫖客去宾馆的车上，他老公却在步行，目的是节省一百块钱，以便下次夫妻团聚的时候他为老婆阿萍付出钟的钱。这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自我感觉有一定的文学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