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3 01:03:38
从宋庆龄奶奶的故事中，我们明白了，诚是诚恳，信是守信，诚信是一句承诺，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诚信更是一根坚强不屈的脊梁。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有时还真有点难，可是，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战场上，某战士为部队开拓前进道路，不惜以自己身体引爆敌人埋下的地雷，以致身负重伤，命在旦夕。报纸上连续不断报导他的事迹，称他为黄继光式的英雄，当部队老将军得知这位战士生命垂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去医院探望，并给他颁发军功章，将军问战士还有什么话要说，战士说：“有句话，指挥员不让我说。”将军问：“为什么？”战士说：“指挥员说已经报导了，全国都知道我是英雄了，说了影响不好。”将军追问：“怎么回事，你说！”战士说：“我不是英雄，我是不小心，跌倒在地上，碰到地雷的。”将军受到极大的震动，沉思良久，最后说：“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和用身体引爆地雷阵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你仍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军功章你受之无愧！”
泰戈尔说过：“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是呀，谎言始终都是谎言，总有露馅的一天，何不学会诚信呢？
诚信，可以让友谊加深，下面就来看看我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同学喊我去她家里玩，我经过家长的同意，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天，下起了大雨。爸爸妈妈劝我不要去了，但是，我执意要去。爸爸发怒了，说：“你要去自己去，看她来不来接你！”我独自走出家门。在约定的地点，我看见同学的身影，便不顾一切的跑上去。她见了我，激动的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从此我们的友谊更深了。
现在，我回忆此事，觉得非常值得，虽然爸爸骂了我，但是我用诚信的品格换取了真诚的友谊。
诚信犹如一潭清澈幽雅的湖水，宁静、淡泊、美丽，她总是以自己朴素而又洁净的面容向人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可就是这样一潭清澈、幽雅、淡泊的湖水会让你的人生更加完美。
当他们回国后，孙中山南下广州任大元帅，领导第一次护法运动。由于受到军阀和政客的排挤，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这时孙中山困居上海，一筹莫展，极度苦闷，好似陷入绝望境地。宋庆龄对孙中山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精神上鼓励孙中山振作起来。
宋庆龄深知孙中山爱好读书，随时帮助他收集有价值的书和报刊杂志，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着书立说。从1918—1919年间，孙中山闭门谢客，撰写文稿，决心改变现状。这期间的着作，都包含着宋庆龄的心血。她还帮助孙中山起草许多电函稿，作英文翻译，勤勤恳恳地尽到秘书的职责。她还加紧学习德文、俄文，为和苏联联系做准备。孙中山和宋庆龄对列宁十分钦佩。这期间，宋庆龄多次帮助孙中山与苏联联系。1918年，孙中山与列宁开始往来电函。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联系。宋庆龄说：“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
历史事实证明，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合在一起，的确“能够成就他们分居时所不能成就的事业”。
1920年11月25日，宋庆龄随同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工作。二人临时住在新亚酒店，后移至粤秀楼。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总统府设在越秀山南麓。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0月2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计划集师北伐，宋庆龄在后面积极配合孙中山的军事行动，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同时，宋庆龄动员各界人士，募集到巨额慰问经费，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问出征的战士，随后由人护送到桂林。
在桂林，孙中山和宋庆龄会见了列宁派来的代表马林。正在北伐军顺利进军的时候，孙中山亲自培植起来的部属陈炯明在后方密谋反叛。1922年5月18日其部将率重兵乘虚潜入广州，广州气氛非常紧张，粤秀楼近处驻满陈炯明部队。为扭转局势，宋庆龄与孙中山不得不迅速赶回广州，了解到陈部确有谋反迹象。6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希望陈炯明所部退回东江原防。然陈叛迹日着，数名要员、华侨被杀，事态十分严重。15日晚，陈炯明部队已经开始包围总统府。孙中山得知陈叛变的确切消息时，十分伤心，“悲愤得欲以身殉职”。
6月16日凌晨两点，孙中山得到秘密报告，陈炯明部队将攻击粤秀楼，情势危急。宋庆龄正在酣梦中，忽被孙中山叫醒，要她随他一块撤离险地。宋庆龄顾全大局，临危不惧，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易被判军发现。因此，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并深情地看着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没有你!卫士们都劝宋庆龄赶紧撤离，但阻挡不住她的决心。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但是令50名卫队全留守府中，自己只身逃出。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终于到达黄埔永丰舰上，按事先约定，鸣炮三响，以示安全抵达永丰舰。震撼夜空的三声炮响传到粤秀楼，宋庆龄和卫队人员才松了一口气。
在孙中山走后半小时，忽然炮声四起，叛军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叛军占据山地，居高临下，左右夹击，还疯狂地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由于四周漆黑，看不到敌兵，小卫队暂未还击。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和机关枪与叛军对射。奋勇抗击，击退叛军三十余次的进攻。叛军又用炮猛轰粤秀楼，洗澡房被炮弹击毁。但卫队仍英勇作战，毫不畏惧。8时许，子弹快打完了。由于孙中山已安抵永丰舰，此时留在山上也没有意义了，宋庆龄决定下山。于是两名卫士和姚队长他们四人，循着天桥往前爬行。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从宋庆龄的鬓部穿过。当他们刚刚穿过天桥，天桥就被叛军炸塌。姚队长中弹倒下。两位卫士把他抬入总统府后院进行包扎。当他们来到总统府时，周围尽是炮火，宋庆龄刚走出总统府房间，房屋顶就被炸塌。自晨8时到下午4时，宋庆龄他们无异藏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
下午4时，广州卫戍区司令魏邦平派副官到总统府来讲条件。卫兵提出的条件第一就是保证宋庆龄的安全，但那个副官说他不能担保宋庆龄的安全。这时，两层铁门被打开，叛军一哄而入。在一片混乱中，宋庆龄冲出大门，并急中生智，把手中包裹里的东西撒在地上。她利用叛军们抢钱物之机从人群中逃出。宋庆龄此时身怀有孕，行动不便。逃出大门后，宋庆龄凭着机智勇敢，多次躲过叛军，艰难地走到沙面一位友人处休息，后又乘电船到达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校址)校长钟荣光家里。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在钟荣光家里流了产，这是“一生惟一的一次妊娠”。
以后，宋庆龄安全转到黄埔岛，登上永丰舰。宋庆龄后来说“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了孙中山，真如死别重逢。”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枪林弹雨的洗礼，宋庆龄的革命意志更加紧强，所以后来她身陷逆境时，总是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宋庆龄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临难应变和大义凛然及几年来辅助孙中山南征北战的功绩，受到了革命党人及广大官兵的衷心爱戴，国民党中一些原来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不满的党员，也开始对宋庆龄刮目相看。
陈炯明叛变，宋庆龄广州蒙难，因惊恐疲惫交迫而导致流产，以至于终身未生，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不但在健康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精神上所蒙受的创痛，尤为严重。但宋庆龄毕竟是一代伟人，她具有博大的胸怀和真诚的爱心。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她心中装着成千上万的儿童，长期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疼爱孩子，为全中国的儿童献出了她那博大的母爱。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辞世之后，他生前对哥哥蒋经国身世的质疑随即引爆，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已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蒋夫人宋美龄婚后曾经怀孕却小产，等于间接证实蒋纬国养母姚治诚所言“蒋介石已无生育能力”的说法是不确的。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却由蒋介石养大且视为亲生。他自觉一生受到哥哥的压制，内心里有一事不吐不快，是养育她的姚治诚曾告诉他，“父亲”在幼年时阴囊曾不小心被暖炉烫伤，母亲王太夫人为他抹猪油疗伤，却因此在雪地里被狗咬了，以致没有生育能力;因此，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
但蒋介石日记里记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与宋美龄结婚后，一九二八年宋美龄怀孕，他极为欣喜;然而却意外因刺客行刺而流产。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郭岱君说，日记记载那年八月，一个星期内有人两度买通蒋介石住处楼下的卫兵上楼行刺，第一次是二十四日午夜，刺客买通卫兵后走到楼下却惊醒了宋美龄，蒋在二十五日的日记记载“妻病小产”;二十七日深夜换成两名被买通的卫兵侵入卧室准备开枪行刺，却因蒋一个翻身而惊走。蒋事后查明主谋者为谁，以后宋美龄也就未再生育。
日记上对宋美龄小产的记载，不仅证实姚治诚对蒋纬国所言不确，也破解了以英文撰写的《陈洁如回忆录》所称，蒋介石为何无法生育是因他年轻时罹患梅毒，因此造成不育的说法。
日记里显示，蒋介石年轻时曾有段与青欲挣扎的岁月。不过，代表蒋家预读日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潘邦正说:“他和蒋夫人结婚后，整个人就改变了，成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1949年8月，应主席与总理的邀请，宋庆龄从上海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宋庆龄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战士。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她是唯一敢于公开发表宣言谴责的人士。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所以，当宋庆龄于8月28日抵达北平时，、、等中共领导和其他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都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她。
是个十分细致周到的人。在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之前，他亲自到宋庆龄将要居住的地方去检查接待工作。他把房里房外、楼上楼下都仔细检查了一番，又详细询问了接待安排，然后突然向陪同检查的人发问：“你们给孙夫人准备了什么样的餐具？”因为他知道，宋庆龄在美国居住过很长时间，生活上有些外国人的习惯。在国外，西餐的刀叉等餐具是很考究的，都是用大盒子装好的成套餐具。说：“这些餐具孙夫人请客时是要拿出来用的，不能马虎。”饭店的工作人员把餐具拿来摆到面前请他查看。说：“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你们打听一下儿北平哪儿还有更好的，把最好的餐具拿来。”于是，饭店的接待人员紧急出动，找来了最好的餐具。
当时正值金秋，为宋庆龄准备的房间里摆放着一盆。端详着这盆说：“拿把剪刀给我。”工作人员把剪刀递给他。把花修剪了一下，又确定摆得很好了，他才放下剪刀，出门登车去前门火车站。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任政务院总理。会议结束后，宋庆龄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并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宋庆龄乘专车返回上海。到前门火车站去为她送行。恭恭敬敬地把宋副主席送上火车，然后站立在正对车窗的月台上。火车开动了，总理就跟着车子走；车开得快了点儿，总理就急步走；再快一点儿，总理就小跑。火车越开越快，总理一直跑到月台的尽头，仍在向宋副主席挥手；直到看不到火车了，总理才离开车站。
这件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后的1978年，著名作家徐迟在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上作辅导报告，讲怎样写报道。他说，报告通常分了六个部分：理论、生活、语言、构思、细节和造句。在第五部分中，徐迟说：“我再讲几个细节，是很感动我的事迹。现在写、写总理、写老帅的文章很多，写了很多动人的细节，看了很感动。但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很多细节还写得不够细。如果能在这些文章中间更加注意细节，把那些细节写出来，那会是非常动人的。比如讲，总理这个人细，细到极点了。”接着，徐迟就讲了上面这三个细节，来说明总理的“细”。
在叙述了第一、二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这表达了总理对宋副主席这样一个党的最亲密的战友，一种爱护、关怀、尊重的复杂的心情，所以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他希望那个盆里的花也是修得好好的。”在讲完第三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从小步、急步、小跑、快跑到送走，这都是表示总理的感情的。细节能够反映伟大人物的特性，就可以写得比较好。”“要抓住关键的、能够反映特性的一些细节。这样来写报道，会受到读者欢迎……细节也是要下功夫的。”
徐迟这篇报告的记录稿，辗转传到了廖梦醒的手里。1949年正是她与邓颖超陪同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廖梦醒立即将这份记录稿寄给宋庆龄。这时的宋庆龄已是85岁的老人，看到徐迟叙述的这3个细节，她十分激动，竟然亲自拿起黑色水笔，抄写了相关的段落，共写了7页纸。
1978年5月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接读你的来信和徐迟同志的报告，使我十分欣慰。自然我为总理保证我难忘的旅行所作的种种安排而深深地感动。从报告中我还学到了‘细节’在写作中的重要性。要是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足够年轻的话，我都想去上这样的课，以提高我的写作水平。”
近年来，诚信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且不说商场上尔虞我诈，也不必说黑心棉，民工米，就是哪一天你扶起一位摔倒在路边的老人，说不定你就惹上了麻烦和官司。
多年前，以为北大新生入学，他提着大包小包，在偌大的北大校园里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他看见一位穿着布衫的长者，便把行李往他身边一放，说道：“师傅，麻烦您帮我看着点啊!”一个多小时后，这位新生办完一切手续回来，发现那位长者依然为他守着行李，寸步不离。在第二天的新生入学大会上，他发现，昨天为他守行李的长者正坐在主席台的中央。他就是当代着名的东方语言学家、教育家、散文家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
事后，这位学生说道：季老身上透出的人格魅力将改变他的一生。
是啊，诚信就是如此征服着人心。
然而，诚信的魅力不止于此。
一位社会学家就“为什么我会成功”在一千位成功人士中做过调查，结果出乎人们的想象，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自身有才华。他们中绝大多数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诚信”。其中以为只有小学文化的企业家说：“高深的理论我不懂。我只知道，诚心诚意对待我的每一位客户，诚信诚意的对待所有与我合作的人。”诚信使他不断第发展着自己的失业。
我们正处在青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是塑造人格、修养品德的重要时期，我们怎样对待每一位同学，如何上好每一堂课，怎样面对每一堂考试，都是诚信对我们的考验，假如我们在学生时代就随意糟蹋自己的诚信，用虚假的学业和虚伪的态度是难以在将来的竞争中立足，而尾生抱柱之信。季老一诺千金，幼小的华盛顿坦然承认自己砍了樱桃树，这些以诚为功，以诚立业的事例无不说明诚信这种人格力量在人生发展中多起的重要作用。
朋友们：让我们努力培养诚实守信的品德，让诚信使我们的人格闪光!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一种高尚的思想品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在这些伟人中，哪个不是诚信的人，其中宋庆龄奶奶是我们最熟悉的，她也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女性之一。
在宋庆龄当了国家的副主席后，她诚信的高尚品格仍不变。一次，她去幼儿园对小朋友许下承诺，“六一”儿童节那天和小朋友们一起过节日。可是那天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宋庆龄奶奶不会来了，当她们失望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时，宋庆龄奶奶的车奇迹般地出现在校园门口，孩子们惊喜地笑了，老师用激动的心情紧紧握住了宋庆龄奶奶的手，宋庆龄奶奶对老师说了一句话：“既然我说了，就得守信。”
宋庆龄奶奶走了，但她却把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诚信留给了世人，纵使时光流逝，这笔财富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从宋庆龄奶奶的故事中，我们明白了，诚信是诚恳，诚信是守信，诚信是一句承诺，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诚信更是一根坚强不屈的脊梁。
自古以来，诚信就常常出现在人们口中，古今中外不举其例，不为别的，只因为人们需要诚信，诚信常常放射着比壁玉更诱人的光芒。
婉拒与犹豫
从1948年8月开始，民主人士陆续应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共商建国大业。赋闲上海的宋庆龄进入中共视野。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
据称，在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转引自《宋庆龄在上海（之一）（1946―1949）》，《人民日报》1990年1月29日〕
此时，上海尚未成为中共地盘。中共中央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于是，方方、潘汉年、刘晓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安排此行。华克之到达上海后，通过柳亚子之女、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将信件转交到宋庆龄手中。但是，华克之此行并没有成功。
甫时，宋庆龄对中共还是持观望态度，对政治身份并无期望，而对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则全身投入。她对中共的某些政策不了解，在1949年1月致王安娜的信别提到：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杜月笙维护上海的安定”，“要求吴国桢留在他的岗位上”。（《宋庆龄书信集》续编）
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各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人也纷纷恳请宋北上。
第一轮邀请无功而返之后，中共派出了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匹配的邓颖超，持和的亲笔信南下上海。
6月25日，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梦醒陪同下，邓颖超拜见宋庆龄。但是，邓颖超也没能劝动宋庆龄。宋庆龄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宋庆龄的犹豫还包括，她对南京中山陵、上海孙中山故居以及对弟弟宋子安的上海财产保护都不甚满意。
原来，中共军队接管上海时，一支入城部队提出征用宋庆龄位于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的住宅。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5月31日，在、史良、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史良得知，宋庆龄提出对宋子安应“加以区别”，因为宋子安听从她的劝告留美未追随、宋子文、孔祥熙。为此中央致电上海市委：“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建国以来文稿》第1册）
此外，宋庆龄曾在1949年6月去过南京中山陵，称“中山陵一带环境比较杂乱”。她还对自己是以特邀代表、民革代表还是妇联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心存疑问。（张皓、叶维维《北上：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的心路历程》，《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
1949年7月1日，代中央拟电，嘱邓颖超再次劝说宋庆龄：“请其参加新政协，至于参加政府事……到平后再说。”同时，她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中共方面的妥善解决。
经多方努力，宋庆龄同意7月10日后北上，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因为“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虽然中共中央已将10月成立新中国的计划先行沟通，但是宋庆龄只愿参加新政协会议，并不打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
经过多方沟通，最终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
8月28日16时15分，北平前门火车站，上海驶往北平的专列徐徐进站。在的陪同下，宋庆龄与列队迎候的、、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蔡畅等50余人挥手致意。
宋庆龄最初希望自己仅列席会议，但中共中央认为她应当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对此，宋庆龄的最初意见是：一、仍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
但是，宋庆龄既抵北平也就身不由己了，社会活动纷至沓来――
9月1日，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
9月2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敦请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为该会名誉主席”（《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9月6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
9月21日至30日，她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自此，宋庆龄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宋庆龄紧随、、刘少奇之后，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
11月9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当谈到参加开国大典的感受时她说：“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它的长度和高度，它的诞生和生命的开始。”（《宋副主席在沪广播演说，畅谈华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
晚年怅惘
据何方先生撰文披露，1994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而陈云的批示则是：“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借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庆龄在全国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她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在“”期间先后给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李先念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宋庆龄。胡、李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再未能相聚的宋氏兄妹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因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菌性白血病，病况恶化，体温高达40多度。5月16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90岁。宋庆龄病重时，亲属发电报希望宋美龄能回到中国大陆，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宋美龄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她没有签上自己的姓名。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丧礼。5月30日，宋美龄致函蒋经国：“月前廖承志……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
宋庆龄和宋美龄虽然都寿至当代，但由于二人政治境遇分道扬镳，即便晚年思念也因政治缘故无法相见。1969年2月，宋子安因脑溢血去世，宋家兄弟姐妹全数到场旧金山，独缺与子安感情最深的庆龄。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去世，宋氏三姐妹也未能聚首纽约。
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运往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现为宋氏陵园）。
命驾北上的宋庆龄，最终还是选择南归。这位早年的叛逆少女、青年的丧夫国母、中年的异见分子、晚年的国之瑰宝……自孙中山去世后“便不想见到阳光了”。沉静孤傲的宋庆龄，终于可以告别政治分歧的纷扰，告别晚年的孤独和落寞。
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同志故居――这个两万多平方米的居所，从1963年到1981年，一个“独处”的老太太与几十只鸽子和一群工作人员，度过了漫长的18年“北上”生涯。这里门前水波涟漪、杨柳轻扬，院内湖水环绕、山石嶙峋，原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晚年的宋庆龄曾向友人函诉：“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
电影对于宋庆龄而言，不仅仅是她曾经的“工作伙伴”，更是她文化生活的主体。堪称是影迷的宋庆龄爱看外国电影，尤其热衷美国影片。当好莱坞电影被新政权逐出上海影院时，了解宋庆龄嗜好的市长对她进行了特殊照顾；“”初年，宋庆龄一年难得看上一部故事片，只是偶尔靠看新闻纪录片过瘾。一方面，她受到了把持电影业的的刁难，另一方面，她得到了来自总理的关心。“”结束后，中国电影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宋庆龄十分高兴，她“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热衷美国电影
宋庆龄的文化生活相当充实，她喜欢西洋文学，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更喜欢古典音乐，爱弹钢琴，晚年还常打康乐棋。看电影则是她最热衷的一种休闲和娱乐方式，所看电影以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为主，苏联和日本的电影她也爱看。宋庆龄反复看的电影除了上述《大独裁者》外，还有美国的《翠堤春晓》、《音乐之声》和苏联的《心儿在歌唱》等。美、日、苏三国是她曾经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音乐是她的爱好，反抗法西斯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她的奋斗目标，这些也许是她一直喜欢这几部电影的主要原因。
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同丈夫一起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享受温暖家庭生活，身为影迷，她常常在家中组织放映电影，这种时候往往是卫士马坤大快朵颐的快乐时光。
宋庆龄从电影中得到快乐，也从电影中受到启发。她的战友杨杏佛曾携子杨小佛一起请她看苏联电影《生路》，那是一部描述俄国革命后苏联政府如何收容、教育大量流浪儿童，使他们成为有用的新人的影片，内容精彩，很感动人。电影散场后宋庆龄对杨杏佛说：中国将来也要这样做，使流浪者能改造成为新人。两人议论热烈，而且非常认真，以至于小佛认为：“后来孙夫人在中国福利会中兴建许多少年教育中心和后来为人称道的托儿所等，也极可能是受了《生路》的影响。”
1933年6月，杨杏佛遇刺后，宋庆龄对杨小佛非常关心，经常利用星期日约他到她家去吃饭聊天。吃饭时她会同小佛谈小说和电影，令小佛惊讶的是，她对美国电影明星非常熟悉，这使得他们之间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她曾经带小佛摸黑进上海大戏院，看美国娱乐片《梅蕙丝西行记》，小佛为此对她说要是早出来两分钟就不会摸黑了，宋告诉他：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让人家看我们的。
为了进影院看电影，宋庆龄曾有过几次尴尬经历。 1927年她在莫斯科时，有一次她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觉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于是没等正片开映就离席而去。1937年五六月间，有一部苏联电影叫《予打击者以打击》，轰动一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邀请宋庆龄观看了这部电影。那天宋庆龄先到影院，请柬上注明的座位是楼座第一排。她泰然地坐在第一排座位上，其他的人还没有来。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海大戏院有个英文讲得很好的苏联工作人员，他上楼看见一个妇女坐在第一排，便走过去对宋说：“这个地方是招待贵宾的，是不是请你坐到后边去。”宋庆龄反问：“为什么？”他说：“这里等一会儿有大使和中国朋友来。”宋未表明自己的身份便移坐到后面去。
宋庆龄爱看美国电影，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新政权领导对上海电影业改造的最初行动，正是将好莱坞影片驱除出上海文化消费领域。1950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职工张贴出“拒映美片”的大幅标语并向社会发出呼吁，全市影院起而响应，一切美国影片停止放映。好莱坞从此在上海文化市场绝迹近30年。
对此，宋庆龄没有公开抱怨过，反而是深知她嗜好的时任上海市市长考虑周到，单独为她做了特殊安排。1950年5月17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约稿事致函宋庆龄，同时告知：“国营影片公司（即1949年9月成立的华东影片经理公司，地址在上海广东路50号大楼五楼，隶属中央电影局，负责上海及华东地区的影片发行——笔者注）已略有布置，存片甚多，美国片苏联片均有，如欲赐观，请电知即可准备放映。该公司放映场亦雅静不庞杂，钧座偕三四友人前往即可专门放映，不让外人参加亦可。又尊宅客厅亦可放映，每周一二次对该公司负担并不大，人员均青年同志，纯洁可靠，不必过虑，前一二日通知即可办到。”宋庆龄不久之前正好因文化生活匮乏而准备邀请好友王安娜去影院看正在公映的苏联影片，此函真可谓关心体贴之至。宋庆龄随即撰就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一文的初稿，并于22日复函告知，同时说：“观电影事因近日须写文章较忙，俟稍暇即赴摄影公司观看。到时当通知梅处长（即时任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的梅达君——笔者注）。”7月15日，宋庆龄还告知当时代表中央政府与她联系的罗叔章，她在梅处长夫妇多方面布置之下，已去看过2次电影。
一直麻烦别人总是不太方便，所以宋庆龄后来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家中看电影。她的北京寓所较大，大客厅就可作电影放映间，而旁边的大餐厅正好用来招待来看电影的客人们用餐或点心；上海淮海中路寓所较小，电影就在相连的客厅、餐厅放映，银幕设在客厅放古董橱的地方，放映机则摆在餐厅里放柜子的地方。
在家中，宋庆龄从不单独看电影，她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看电影的快乐。她经常在三八、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和春节（“”后又扩大到圣诞节）期间放映电影，招待老朋友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及其家属等，还有保健大夫、警卫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孩子们。除了这些特定假日外，她还会在周末时光在小范围内组织看电影。
说宋庆龄是影迷一点也不过，晚年的她看电影不仅全神贯注，而且一坐就是数小时，有时甚至通宵。孙中山家族的世交林国才曾多次陪她看电影，发现她看电影可以从晚上8时直到午夜2时，“连看6个小时而毫无倦容”。
“”期间经历选片风波
“”初期，宋庆龄只是在家中偶尔看几部新闻记录片，甚至国产片也难得看。当时钓鱼台放映厅有近百部电影片，但是都由一个人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在内。宋庆龄秘书张珏曾打电话到中央办事组，告诉他们说首长想看一些电影，并列了一个片名目录。办事组的电话组负责人李传俊接电后把电话记录交给，结果说给几部就行了。后来李传俊看到单子上大部分都被删了，只剩下五六部。
有一段时间，在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在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
这些影片宋庆龄大多看过。1970年10月1日，宋庆龄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庆典时，西哈努克亲王夫人告诉宋庆龄，他们送了一部由他们夫妇二人合拍的电影《柬埔寨》的拷贝给中国。于是说：“副主席愿看可以随时取来看，还可看点日本电影。”不久，宋庆龄在看了《柬埔寨》后评价说艺术不错，亦很轻松。在看《山本五十六》时，她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警卫秘书杜述周同她说话把她吓了一跳，打了个冷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也许是尼克松访华勾起了她对美国的怀念。2月5日，她关照警卫秘书杜述周去找些电影目录，尤其“找些外国电影为好”，找来后由她自己挑选。杜述周于是四处打听，还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帮忙，最终从国务院文化组（即今文化部——笔者注）得到两本目录，又从电视台找到了11个电视剧的目录。2月8日，宋庆龄直接向杜述周提出要看《尼克松小传》。为了取《尼克松小传》，杜述周在电视台和外交部来回跑，但是双方互相推诿，杜最后还是从国务院文化组取来了《尼克松小传》的胶片。近一个星期的联系结果是只有《中国近代史》、《巴顿将军》、《罗马之战》、《冲绳决战》等影片可看。宋得知后很生气，告诉杜述周说不看电影了，结果《尼克松小传》还没看就送还了。杜述周立即向国管局汇报，国管局领导随即上门探视，但宋拒不接见。
国管局从此对宋庆龄看电影之事算是重视起来，但是要胶片事还是远没有“”前那样顺利，加上宋庆龄那几年病痛缠身，她依然很少看电影。转眼到了1974年，宋庆龄的病痛问题暂时缓解，杜述周再次将要片子很困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国管局领导。于是，这一年开始，情况有了质的变化。1974年，宋庆龄看的电影从一年几部猛增至20余部，其中大多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影片，也有苏、日影片和国产片，她不用再靠看新闻纪录片过瘾了。当时负责为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做现场翻译的戴光晰回忆说：相比其他中央领导人，“宋庆龄最了不起，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
70年代后期，在影片进口方面，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宋庆龄对此很感不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女人，但是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她写信告诉爱泼斯坦：“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像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
1981年3月6日，宋庆龄寓所为庆祝三八妇女节放映电影，这是宋庆龄在世时的最后一次。宋庆龄因为正在发高烧并没有下楼看，但她事先已经警告工作人员：“不要放光屁股的影片。”
为中国电影
“百花齐放”出力
宋庆龄不仅爱看电影，而且对电影事业也十分感兴趣。1917年2月19日，她在给日本电影业先驱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的信中说：“如果我自己能有一笔钱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们合作经营电影业，因为电影是实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影片让人们看到上海及其美丽的郊区。”
宋庆龄并没有如愿经营过电影事业，但她始终关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并予以积极支持。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风暴》上演。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讲述的是共产党员林祥谦等人誓死反抗吴佩孚军阀统治，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故事。该片在拍摄过程中，力求画面逼真的金山导演一定要在影片中使用吴佩孚用过的沙发，摄制组人员连夜翻阅史料后发现吴佩孚的沙发在建国初被安排到了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的寓所。他们于是找到方巾巷宋庆龄家，经电话请示，宋庆龄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之后，摄制组为了解决片中英国大使馆的布景问题，再次“得寸进尺”地去宋家借大吊灯，这次又要拆卸又要安装，动静很大，但是宋庆龄依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宋庆龄如此慷慨无私的全力支持，使摄制组工作人员心里充满了敬佩和感动，他们说：“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是绝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效果的。”
宋庆龄希望中国能够多拍电影，拍好电影，也希望海外能够拍摄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情况的影片。1974年5月10日，曾经在日本侵华期间给予保卫中国同盟以高度支持的美籍华人李兆焕来华探视宋庆龄，在宋家茶叙时，他主动提出愿意给宋庆龄提供任何的帮助。宋庆龄不假思索便答道：“我喜欢看到一部有关中国的好电影。”李于是主动提出可提供资金并挑选技术人员来这里拍电影。但是随即就有人告诉宋庆龄她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并劝她不要去激怒。宋庆龄对此很是不满，在给老朋友陈翰笙写信告知此事时一连用了数个惊叹号。
“”结束后，中国文艺领域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过电影业一开始并没有太大起色，宋庆龄常常哀叹中国在电影制造业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作。1979年6月20日，她在给友人伍郑镜宇的信中写道：“我们电影拍得很少，一年只拍5部，但印度是196部！这真是一个挑战！但是质量还是高于一切的。”这一年，电影《小花》横空出世，其内容和形式均使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对这部划时代影片的产生，宋庆龄也是帮了忙的。《小花》中葛存壮饰演的反面角色有一个特写镜头——在桌前看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这是一部禁书，北京电影制片厂资料室没有，北京图书馆拒绝外借，街上更买不到。摄制组便让当时也在《小花》组演戏的宋庆龄警卫秘书之女隋永清去找宋庆龄要借书证，以宋的名义去借。当隋永清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明确表示了反对：“那是一本很坏的书，你们借它做啥子用？”隋讲明原委后，宋才表示同意。但在她把借书证交到隋手里时，仍然表示了高度的原则性：“你可以给摄制组去借，但我现在必须讲明，谁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来后直接拿到摄制组。从头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转手他人。拍完，立刻还到北图去……”隋永清拿着宋庆龄的借书证到北图顺利地借到了这本书，葛存壮这一镜头一拍完，剧组立即派车送隋永清还书给北图。北图收到书后还专门给宋打了电话，询问首长对他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宋庆龄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1980年，中断了17年之久的电影“百花奖”重新恢复评奖，《小花》一连获得数奖——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陈冲）、最佳摄影奖和最佳音乐奖。在《大众电影》举办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活动时，宋庆龄对此十分关注，向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询问评奖情况，并问他所有得奖影片是不是都看过了。宋庆龄说，她只看过少数一两部，没有全看，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活动过程中，宋庆龄特意派人为授奖大会送去了贺词，她在贺词上写道：“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从此，不忘祖父的教诲，认为劳动可以锻炼意志，消除恶习，以后他一直这样要求自己和子女。
培养劳动习惯、远离恶习，这就是翻麻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在当今社会可谓比比皆是，可是，总有一天，他们要脱离父母的羽翼自立于人世，那时，又有谁能替他们做家务活、做一些日常的劳动呢？我们的家庭教育绝不是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教给孩子劳动的技巧，帮助他们养成劳动的习惯并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这是让你的孩子能立足于世的必备教育。
作为父母，不知道你有没有调查过你的孩子生活在怎样一个环境中呢？有没有了解一下你的孩子都结交一些怎样的朋友呢？有没有注意过孩子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呢？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和结交的朋友都将对他（她）的成长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如果你过去没注意过以上那些问题，那么不妨从现在起留意一下，让你的孩子在一个健康的、远离不良习惯的环境中成长吧。
跌倒了别哭，自己爬起来再走
宋嘉树（1864-1918），字耀如，原籍海南岛文昌县，一生多彩多姿，他的身世背景、他的远渡重洋、他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发迹，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创办了华美印书馆，协办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887年，宋耀如与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的名媛倪桂珍结婚，生有三女三子，他们便是名闻中外的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和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宋氏家族对于近现代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上个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那么，这三位杰出的女性是如何被教导出来的呢？
宋家的孩子还在爬行和学步阶段，宋耀如就鼓励他们：“一步二步三步，好！跌倒了别哭，自己爬起来再走，好！一二一，一二一……”孩子们果然不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走。朋友们说他是“开孩子们玩笑”，宋耀如却回答：“老兄错了，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人生之路的第一步，将来在社会上闯世界，全靠这第一步呀！”
孩子们渐渐长大。有一天，宋耀如特地选择了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带着霭龄、庆龄、子文等人去龙华。他不让孩子们参观龙华古刹，却让他们丢开手中的雨伞，站在古塔下淋雨。宋耀如指着高高耸立的龙华塔对孩子们说：“你们看这座塔，千余年来不怕风雨，为什么？因为它基础牢固，骨架紧密。你们将来投身革命，就要从小打基础，练骨架。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比赛，围绕宝塔跑六圈，六六大顺！”宋耀如带头跑了起来，孩子们紧紧跟着父亲，有的孩子不小心在泥泞中跌倒了，却迅速地爬起来再跑，无一肯落后……
还有一次，姐妹兄弟玩“拉黄包车”的游戏，霭龄装作黄包车夫，庆龄扮成乘客，小妹小弟跟在身后又蹦又跳。正玩得开心时，不料“车夫”拉车用力过猛，双手失去控制，一下把“乘客”抛了出去。“车夫”愣在那里傻了眼，知道自己闯了祸；“乘客”又疼痛又委屈，满脸不高兴。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他慈爱地对霭龄说：“做游戏也要有分寸，‘黄包车夫’可不光是使力气呀！伤了乘客还怎么拉生意呢？”小霭龄不好意思地笑了。父亲又笑着对庆龄说：“我们的‘乘客’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勇敢坚强，真是了不起！”小庆龄受到父亲的夸赞和鼓励，一脸的阴云散去了。长大以后，庆龄真的成为一位既富有爱心和宽容，又意志坚强、面对邪恶势力敢于斗争的伟大女性！
亲爱的沈大姐：
你近来身体好么？甚念！可是我很不幸！上星期日，我刚要开房门到外面去，忽然有人从外开我房间，空气的压力使我像一张纸跌在地上。大夫来检查我没有跌坏骨头。但是背及腰都痛肿。现在没有药好用，只是用按摩减轻肿情况。每天医生及护士来看我，请你不要着急不安！ 林泰林泰
1974年7月5日
亲爱的沈大姐：
昨天很匆忙的寄一张收条给您，因近来特别是这几天我忙得头发都没有时间洗。天气又热得很，气压低，使用的眼镜潮到看不清字！今年北京的天气十分热，难受，虽有冰箱及电扇，都没有多大帮助。但我知道上海的黄霉天更难受了！请您不要天天到会里去办事了。您的心脏病更需要休息…… 林泰林泰
1979年8月3日
初看这样的信，以为这不过是社会上女人之间为些琐事相互之间的关心和絮叨，如此感性，如此倾诉，如果你知道“林泰”是宋庆龄的化名，写信的对象“沈大姐”是邹韬奋夫人，你可能会有点儿惊奇，宋庆龄也会像“凡人”写出这样的信。
1981年春，宋庆龄病重时，她特意请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从上海来到身边，和她说一些心里话。我的父亲张仲实是邹韬奋的老同事，沈粹缜陪伴宋庆龄时，她抽空来看我父亲，我在一旁坐陪，我听到沈粹缜向父亲讲述宋庆龄的病情，讲述她和宋庆龄交往的往事，讲述宋庆龄托付她办的事情。
以后，我又见到了邹韬奋和沈粹缜的女儿邹嘉骊，她向我叙说了她的母亲和宋庆龄交往和通信的一些细节。
沈粹缜第一次与宋庆龄见面，是在1937年7月5日。为营救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七君子”出狱，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她联合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亲赴江苏高等法院，要求立即释放邹韬奋等七人，抗议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这次见面虽短暂，但宋庆龄的大义凛然让沈粹缜敬佩不已。1941年，宋庆龄已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为解放区募集大批救济物资，由于缺乏人手，她点名让沈粹缜去。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增办托儿所，宋庆龄又点名请沈粹缜出任托儿所所长。此后，二人便开始书信往来，“最频繁的时候，两三天就有一封”。
尽管沈粹缜比宋庆龄小八岁，宋庆龄却亲切地称她为“沈大姐”。邹嘉骊说，在工作上，母亲是宋庆龄的好伙伴、好助手，她经常陪同宋庆龄到上海的工厂、农村等视察，陪同她接待外宾。生活上，两人如亲密的邻里。在邹嘉骊看来，宋庆龄和母亲沈粹缜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信任。宋庆龄因不方便出门购置衣物，此类事便常委托沈粹缜办理。“宋庆龄喜欢亲自下厨烧菜，每次烧出好菜，总要送给好友尝尝。于是，她拿手的京葱牛肉烧豆腐、鲫鱼塞肉等美味，有时也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邹嘉骊如是说。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庆龄和沈粹缜开始通信。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特别是“”的原因，宋庆龄常在信尾嘱咐 “看后请销掉”，两人之间的部分来往书信已流失。如今留存下来的两人之间来往的私人信件共有80多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957年11月15日。这是一张宋庆龄从莫斯科寄来的明信片：“沈大姐：我已和医生论过小妹的病状，明日我去拿药，我们快回京了，祝你好！”信中所提的“小妹”正是邹嘉骊。
邹嘉莉拿给我看了这张明信片，我看到写在这张明信片上面的字迹有点大，还有点潦草，似乎是在匆忙之际写的。我查了一下资料，1957年11月间，宋庆龄随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张明信片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在繁忙的高层会晤活动期间，宋庆龄还会想到“小妹的病”，并且“明日我去拿药”，可见宋庆龄对朋友的真诚和体贴。
沈大姐：
你如果住到369号去，那里一对老夫妻是看房的，很负责，做卫生工作，并且他们的女儿是隔壁小菜场上的工作人员，可以让她帮忙带菜。总之，那里两个人是福利会最负责的，不像以前那个坏家伙。所以请你不要担心……千万不好客气，我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呀！
我从未为你操心。我一直在关节疼腰疼，因此不能多和你在一起，更使我难过。 林泰林泰
1971年2月10日
这是在“”中，听闻沈粹缜受冲击，宋庆龄一再写信邀请沈粹缜母子住到上海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去，“说是住在那里安全些，房间都安排好了”，但是在“”中造反派贴大字报，说沈粹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不给宋庆龄添麻烦，沈粹缜母子便没有搬去住。但宋庆龄的真情，却使沈粹缜和邹嘉骊一直未能忘怀。
亲爱的沈大姐：
睡到床上，想到朋友们，特别是想到你。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是我亲密的朋友。想念你，希望你身体健康，希望你来京参加会议时，我的伤已经治愈，我们又可见面了。
从片纸上飞寄我的友情，望你身体健康，冬季在上海注意保暖少上街。祝近好！ 林泰林泰
1977年11月13日
从1973年开始，宋沈二人往来的书信中，宋庆龄在称呼上不吝惜使用“亲爱的”三个字。
以后，我还看到了逐步公开的宋庆龄给她的助手和老友王安娜、廖梦醒、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陈翰笙等人，在不同年的数百封书信，这些书信中除了一些是谈工作问题以外，不少就是朋友之间在生活上的相互关心和问候，浓浓情谊跃然纸上。
书信，尤其是给密友私人的书信，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几句日常的相互问候，几句日常琐事的叨唠，几句对外界事物的随意诉说，最能反映写信人的心境、思绪和性格。
宋庆龄致密友的私人信件，使我们看到了宋庆龄的一个侧面，即生活中的宋庆龄，重情、真诚、体贴、谦虚。 二
亲爱的沈大姐：
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了，但希望您能保持健康，使身体比以前更好些。但必须注意劳逸适度，方能永葆青春。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李燕娥大姐在这里住院，快四个多月了。她吃不惯北方饭，因此每日须送饭菜、水果等有营养的东西给她。但我很高兴能为她尽点力，这也是应该的！大夫对她动手术时查明，癌还没有扩散到别处。所以，有病必须及时医治，不要拖拉。 林泰林泰
1979年6月30日
在这封信中，宋庆龄提到的“李燕娥大姐”，是她的“管家”。1979年李燕娥查出患有子宫癌，宋庆龄安排她住院治疗。从上面的信中，能感受到宋庆龄对李燕娥的体贴和深情。
李燕娥1911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6岁的她离家出走来到上海，被一个姓谭的老太太介绍到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的家中做女佣。宋庆龄望着这个忠厚老实的农家女，决定将她留在身边。面对眼前没有大人物架子的孙夫人，李燕娥当场表示：要为孙夫人服务一辈子。这一年，正是中国最为血腥的一年，先是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又有“宁汉合流”，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屠杀。宋庆龄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与分道扬镳，并于1927年8月22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考察。李燕娥坚信宋庆龄的选择是正确的，毅然不惧风险留在宋庆龄家中为她看家。
1931年6月，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又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黑暗统治的斗争行列。由于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反动派甚为恐惧，他们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以金钱、地位或以介绍对象为诱饵，千方百计地拉拢李燕娥，想以此为突破口，在宋庆龄身边安置一个耳目和内线。这些行径立即引起李燕娥的警惕和拒绝。她的忠贞更加深了宋庆龄对她的信赖和亲近。
宋庆龄出身豪门，早年留学美国，学识广博，多才多艺，她融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女性风采于一身，但这些并未妨碍宋庆龄与李燕娥亲如家人。李燕娥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宋庆龄只在公共场合和外事活动时，才身着做工考究、质料较好的衣服，日常在家时，着装与普通百姓没有两样。闲暇时间，她还和李燕娥一起，亲自动手用一些零碎布料拼制成五颜六色的衣褂，用来在深夜工作时御寒，并给它取名为“八卦衣”。
几十年来，李燕娥不仅是宋庆龄生活上的好帮手，更成为她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员和办事员。宋庆龄与李燕娥相濡以沫，亲如姐妹，宋庆龄在日常生活中和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李燕娥为李姐，有时称她为“李妈”。
我看到一张老照片，宋庆龄和李燕娥同坐在一张长椅上，两人微笑着在一起看着眼前悠闲漫步的两只大白鹅，笑得很惬意，看得出两人关系十分融洽。
如前所述，时隔一年，李燕娥的病情出现反复，1980年6月11日，宋庆龄在给友人王安娜的信中提及李燕娥，她忧心忡忡地写道：“亲爱的安娜：可怜的李妈还在医院里，但愿她能无痛苦地多活几年。她体内的血块粘连不能切除。不过，有人告诉我，她会绝处逢生，渡过磨难的。我一直希望她活得比我长。”
王安娜是王炳南的第一位妻子，抗战初期和宋庆龄相识，是宋庆龄40多年的朋友和战友，她也认识李燕娥，宋庆龄写此信时，王安娜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
随着李燕娥病情的加重，半年后，1980年11月3日，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再次提到李燕娥，她痛苦地写道：“亲爱的李妈（我称她李姐）正被癌煎熬着。八个月前她从上海回来后进了医院，发现患了子宫癌，随即做了切除手术。现在，腹部长了一个瘤子，使肚子大得鼓鼓的。医生说因为粘连，无法切除。可怜的李妈两腿浮肿，不能睡觉，痛苦万分。我想她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只是几个星期的事了。我知道她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只要打针还能维持她的生命，我就要让她活下去。五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一位最忠实的益友，我要不惜一切地救她。”
宋庆龄写过这封信三个月后，1981年2月5日，李燕娥去世，宋庆龄闻讯十分悲痛。她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把脸贴在上面亲了又亲……
宋庆龄晚年，确切地说，是在她去世前三个月，托付沈粹缜的一件重要事宜，就是对李燕娥的安葬。她郑重地对沈粹缜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坟。”之后，她还不放心，又找来宋氏墓地的图纸，亲自指示李姐的骨灰埋在她父母墓穴的左边，并一再叮嘱要为李姐立石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和“宋庆龄立”的字样。直至看到李燕娥安葬仪式的照片，宋庆龄才放下一桩心事。 三
1981年5月间，宋庆龄病重，沈粹缜一直陪伴在身边，“妈妈成了她的倾诉对象”，邹嘉骊如是说。宋庆龄曾断断续续向沈粹缜谈了许多长期隐藏在心底的话，其中，“我想她”仅仅三个字，就道出了她对胞妹宋美龄的牵挂和思念之情。1949年后，两姐妹由于政治歧途而天各一方，经过长达32年之久的分离与隔绝，两人始终未能再见一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名的宋氏家族中，宋氏姐妹有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宋氏兄弟有宋子文、宋子安和宋子良。与世界上所有的兄弟姐妹一样，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以及三个弟弟起初都有着相当融洽的骨肉亲情。
宋美龄与宋庆龄的感情会更深一些，她们在年龄上仅差4岁多。童年时代，两姐妹同在寄宿制的马哈蒂耶学校就读时，宋庆龄就在同一寝室里照顾小妹宋美龄。1907年，年仅10岁的宋美龄又跟着14岁的二姐同赴美国，和已经在美国就读的大姐宋霭龄会和，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求学。宋霭龄很快毕业回国，照顾宋美龄的责任就由宋庆龄来承担。宋庆龄照顾宋美龄多年，一直到1913年宋庆龄学成回国，宋美龄才由接着到美国学习的宋子文担任监护人。可见，宋庆龄和宋美龄早年建立起来的姐妹感情应该是相当纯朴深厚的。
1915年，宋庆龄毅然决定和孙中山结婚，两人年龄相差27岁，她的婚事受到来自家庭几乎所有亲属的反对，但是却意外地获得一个稚嫩且响亮的声音的支持，那就是远在美国就读的小妹宋美龄的理解和支持。她致信二姐“要做引起争论的孙中山的妻子就要拿出更大的勇气……”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对于宋氏家族是一个沉重的年份，这一年是宋氏家族内部发生尖锐冲突的年份。1927年，宋庆龄的政治立场和旗帜选择，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及三个弟弟截然相反。同时，宋庆龄除了在政治上强烈抨击外，在妹妹与的婚恋问题上，也表达了明确的抵制意见。宋庆龄的政治选择和个人意见没有获得家庭共鸣，于是她应邀去苏联和欧洲考察。
在政治选择上，宋庆龄与她的姐姐、妹妹以及弟弟们分道扬镳，继而影响到他们感情上不和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即使在政治上激烈对峙期间，宋庆龄与同胞骨肉之间的点点亲情依然可见。宋庆龄对政权既不合作也不屈服的坚决态度，使得高层大伤脑筋。宋美龄知道二姐宋庆龄在道路选择上和自己针锋相对，但作为妹妹她却担心“军统”和“中统”特务对二姐采取不测行动，为此，她曾多次托话给宋子文：“请转告戴笠……要是听到阿姐遭到什么意外我可不依……”
随着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宋家姐妹兄弟也和国共两党一样，捐弃前嫌，同心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宋家三姐妹活跃在上海、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宋家三姐妹携手出现在香港各界抗日救亡大会上，振奋人心。1940年春，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又一起来到重庆，她们一同在防空工事里视察民众，一同在空袭过后救扶百姓，一同在战地孤儿院里慰问儿童，一同在伤兵营里为伤员换药，一同在后勤处为战士缝衣……宋家三姐妹同心同德携手抗战的身影，给艰苦抗战中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抗战时期，也是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自1927年后感情最好的时期。
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之间有过不少通信，她们之间的情感，在她们彼此间的往来通信中流露得比较充分，比较客观。宋霭龄和宋美龄对单身的宋庆龄一直比较关心，宋家姐妹的不少通信，多是亲情的互相问候，多为关切对方的健康，谈日常私事，少谈或不谈政治，这个特点，几乎在她们之间所有的通信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1946年初，宋美龄致宋庆龄信：
亲爱的姐姐：
新年快乐！我很遗憾这次走访南京没有能够在上海下车来看望您。但愿要不了多久我能够再来。
劳拉（宋子文夫人张乐怡——作者注）送你一个便携式的包。我替你做了件衣服，希望能和（合）你的身。
我太忙了，一直没有休息好，常感到虚弱和疲倦。
等我来上海后我们要在家里庆祝一下。
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吗？我考虑在月底的时候把你的车子和我的一起运过来。 爱你的 美龄美龄
1946年1月6日
1947年初，宋美龄致宋庆龄信：
亲爱的姐姐：
非常感谢你的美味的湖虾。现在我送给你两听罐头，一听是姜汁甜饼，一听是奶酪饼干。我希望它们和（合）你的口味。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下个周末来上海。不过，等我确定以后，我会打电话给你。 爱你的 美龄美龄
1947年1月31日
宋美龄的这两封信，洋溢着姐妹之间的情感和体贴。
宋庆龄十分关爱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当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及宋子文在政治道路上发生背离时，宋子良和宋子安并没有过多表态，他们都是听从大哥宋子文的。尽管如此，他们对二姐宋庆龄仍有诸多挂念，而宋庆龄对两个小弟更是长时期地惦念。
1949年夏秋，由于政治道路选择的不同，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先后离开大陆，以后联系长期中断。可以想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坚强的意志，同时又注重感情的宋庆龄，当她面对骨肉亲情的长期分离时，内心的无奈、纠结和痛苦。
1957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八年后，宋庆龄给定居美国纽约的大姐宋霭龄写了一封信。信中动员她的大姐快点回到祖国来，信中她还幽默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回来的话，我们都将变得太老了……”宋霭龄读到来信后当即回信：“我的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眼睛，近两年来由于白内障，看东西很模糊……在我手术后，恢复了视力，我将尽快回来看你。”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大气候，宋霭龄没有回国，宋庆龄也没有实现姐妹团圆的愿望。
1969年2月，“”在中国如火如荼，人们对“海外关系”避之唯恐不及，此时，宋子安在香港病故。宋庆龄是从一份外国杂志上看到小弟病逝的消息，她十分悲痛，“不顾一切后果，亲自拟发了电报，在的帮助下，发到了香港表示沉痛哀悼”。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病逝，正在戴维营度假的尼克松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返回白宫，授意与宋家关系密切的美籍华人向宋庆龄和宋美龄发出邀请，希望两人能够同赴美国参加宋子文的葬礼，藉此改善美中关系。出于种种考虑，当宋美龄乘坐的专机飞抵夏威夷上空时，接到了“暂不飞纽约”的电报。同时，在北京的宋庆龄也由于当时中美不通航，赴美包机无法解决而搁浅行程。宋氏三姐妹失去了一次团聚的机会。
1973年，大姐宋霭龄在美国纽约病逝，此时，宋庆龄已是80开外的老人，在“”的郁闷中，她更为思念宋美龄和宋氏家族的其他亲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政治环境大为宽松，宋庆龄在给美国友人杨孟东的信中急切地托他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你有没有见过戴维（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的妻子婷婷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你是不是知道，我那亲爱的小弟弟子安的两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后来我又听说我的二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同宋子安的遗孀婷婷（胡其瑛）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同年，宋庆龄又同住在美国加州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回中国探亲时，她都先后热情地接待过。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宋庆龄的海外亲属纷纷摆脱各种干扰，应她的邀请来祖国大陆参观旅游。宋庆龄这样真诚地对待海外亲属，排除了政治偏见，化解了历史积怨，海外赤子纷纷心归祖国。
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时，宋子良从纽约发来慰问电：“孙逸仙夫人，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1981年四五月间宋庆龄病重时，她对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沈粹缜表示，她想念宋美龄。说：“美龄假使能来，住在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到钓鱼台去。你们是认识的，可以帮我接待她；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沈听了十分感动，连连点头应允，并将这件事向邓颖超作了汇报。同时，宋庆龄的亲属发电报到纽约，将宋庆龄的病情告知宋美龄。几天后，宋美龄复电：“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并表示由于身体有病不能远行回来探亲。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叹了口气说：“太迟了！”又有一次，宋庆龄对沈粹缜说：“国内认识美龄的人不多了，如果她来你一定要好好接待她。”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北京参加葬礼。台湾电报局拒收这封电报。宋美龄也没有任何表示。从表面上看，宋美龄是为了维护台湾当局所定海峡两岸“三不政策”，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压力，回应无声，但她对二姐的去世，心中并不平静。据香港《百姓》半月刊报道：接近宋美龄的人士透露，宋美龄当年5月下旬得知二姐逝世消息时，曾多次流泪，并为其向上帝祷告，以寄托心中的怀念。据熟悉宋美龄的友人回忆，宋美龄家居的柜子上长年摆放着宋庆龄的照片。 四
1981年春宋庆龄病重时，她向沈粹缜托付后事，表示她热爱上海，自己要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父母身边。
初听此消息，虽然那时“”已结束，可我还是心存疑惑，为什么不进中山陵？为什么要葬在“大商人”父母的身边？生活中的宋庆龄给出了她的答案。
1980年11月，也就是宋庆龄去世半年前，她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生中最后一封信里，坦诚地提出：“一、国家要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创伤。”关于她自己，则明确表示：“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指孙中山）放在一起，我不够格。”
宋庆龄对她的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她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贞十分重视家庭亲情，生前，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们相濡以沫，相互关照，即使去世，全家人也要在一起，为此，他们在上海预置了一大块墓地，并设计了八处陵位。
晚年的宋庆龄身边没有亲人，也很孤寂，没有孩子的她认警卫员隋学芳的女儿隋永清和隋永洁为干女儿。1980年也就是宋庆龄去世的前一年，隋永清结婚，宋庆龄抱着她痛哭一场。
常年在宋庆龄身边生活的隋永清说，宋庆龄是位很重感情、很重亲情的人，她非常不赞同一母同胞之间因为政见不同就发表声明脱离关系。隋永清记得宋庆龄说过：“你和家人可以政治观点不一致，但是亲情不能丢。”面对“”时期那些对亲情血缘“一刀两断”的冷漠，她认为不可思议，对此她曾说过：“不要教坏小孩子。”
隋永清说，宋庆龄对她讲过当年为与孙中山结婚离家出走日本的情景：“我离家时，心情十分矛盾，特别觉得对不起母亲。我与母亲感情很深，从心底里不忍伤母亲的心。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还恋恋不舍地回身看了一眼，发现母亲房间拉着的窗帘动了一下，我隐约看见母亲正在窗帘后面看着我。吓得我慌忙扭过头走了。我真害怕再多看母亲一眼，就会软下心，迈不动双腿而留下来。”
在与宋庆龄相处的岁月中，隋永清始终感觉，晚年宋庆龄有一种寂寞。她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桌前，一坐就是半天。隋永清开始以为她是在办公，只见她低着头，双手放在拉开的抽屉里，摆弄着或翻看着什么，要么就是长时间地发呆。隋永清习惯了只要她不发话，就不去打搅她。直到有一天，宋庆龄把她叫过去。她才发现，宋庆龄拉开的抽屉里有一本相册。宋庆龄翻着相册，一张一张地向永清介绍：“这是我们全家，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妹妹、我的三个弟弟。”宋庆龄保留着宋美龄送给她的精美衣物。晚年，当宋庆龄得知宋霭龄去世的消息时，难过得默默独处很久。
平日生活中，宋庆龄几乎从不佩戴任何首饰，但她一直珍藏着祖母传下的绿松石戒指、发簪，以及母亲送给她的钻石别针等，甚至连父亲早年送给她的酒，也在故居中一直保留着。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里，餐厅里一直挂着她母亲的油画像，这是她对母亲的一种歉意，是对家庭的一种怀念。
宋庆龄病危时，向沈粹缜嘱托，去世之后，不进中山陵，坚持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她的父母身旁。可能，这也是为了表达她生前在婚姻问题上未能如父母所愿、无法尽孝的遗憾，希望去世后永远陪伴父母。直到临终前，她依然念念不忘此事，又对廖承志再三交代，这才放心。
宋庆龄是宋氏家族那一代人中，唯一一位安葬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她一生从来不凭借孙中山的地位和声誉炫耀自己，去世后也不愿进入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她真诚地愿与“李姐”为伴，像童年时代那样，安睡在父母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