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5 06:53:57
关键词： 孟子 浩然之气 散文影响
战国时代复杂而激烈的现实斗争为那些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所以一个个都充满自信、个性张扬、性格鲜明，孟子则是这个社会群体中形象性格最突出的人物之一。他的散文同样富于情感色彩，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表现出强烈的表达意识与高超的文字组织能力。
孟子的个性意识非常强烈，尤其是非常注重内在的精神人格修养。《孟子·公孙丑上》就记述了孟子与公孙丑之间一次非常著名的谈话：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①他在回答公孙丑“老师你最擅长的是什么？”的问题时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对他所说的“浩然之气”做了细致深刻的说明。他说这种气最博大、最刚强，持之以恒地去培养它、一点都不要伤害它，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而无处不在。这种气，必须与“道”和“义”相配合，没有“道”和“义”，它就会失去力量。这种气是正义的长期不断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一点正义所能得到的。只要你有了一点愧对良心的行为，它就会受到伤害。概括起来可以说，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就是博大刚强、压倒一切、包容一切的正气；它以人间道义为内涵、为灵魂；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在人的内心深藏、滋养，他只有通过长期的、恒久不变的追求才能得到。这些都体现了孟子对精神完美、人格高尚、凛然正气的内在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此，孟子还有许多更为具体的阐述和说明。《孟子·尽心上》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②P309拥有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这是一个君子的追求，但这还不是他最乐于追求的；居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这也是君子所乐于追求的，但是他的本性也还不在这里。君子的本性是仁义礼智深深扎根在他的内心，它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它表现在颜面上是温润醇和。它还会表现在肩、表现在背，以至于手、足、四肢，那不用你说，别人都会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人格修养会成为一种气质，也会无法掩饰地体现在他的一言一动之中。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说他认为他就善于把他所认为的那种最博大、最刚强，充满于天地之间而无处不在的正气，通过持之以恒地培育、滋养、细心的呵护而内化成自己的精神气质，而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也会无法阻挡地外化于他的手、足、四肢，一举一动之中。
《孟子·滕文公下》表达了他的一身正气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③P141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志向、坚如磐石的人格追求、昂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形象。它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也成为多少人的精神导引和人格楷模。也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这种浩然正气，使他对自己、对人生都充满自信，也使其蔑视强权、蔑视富贵，在面对那些诸侯、面对那些大国之君时也能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压倒一切的气概。“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正是这种气概和自信的表现。孟子的一生，是坚定不移的追求理想的一生，也是充满艰辛、充满坎坷和曲折的一生，但凭着这种浩然正气，他始终以乐观自信、坚定执著的态度去应对人生的一切。
这也就是我们在孟子散文中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孟子的精神风貌、孟子的人格魅力。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序》中所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正气歌》也赞美了这种浩然之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可以看出，《孟子》一书虽属中国古代说理散文中的名作，它不但发慷慨之高论，抒激昂之情怀，而且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孟子形象。如果说《论语》中着力塑造的孔子体现出一个长者应具有的稳重风范，其身上文质彬彬的儒雅气质与温柔敦厚的师者形象成为历代圣贤的楷模，那么《孟子》则塑造了一个志高气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大丈夫形象，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拥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的典范，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散文创作及其论说风格。
孟子极具个性、极其自负、极为自信，他蔑视权势地位、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在当权者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傲然儒者的气魄和风度。这种个性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使他的散文个性鲜明、富于气势，具有以气制胜的突出特色。
有人说，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宋人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就文章整体风格来说，“其锋不可犯”确实是孟子文章的特点之一。《孟子》七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感情洋溢，一气呵成，了无滞碍。讲道理时，或则设喻精巧，启人深省；或则咄咄逼人，势不可当，一击致命，常常令与其对话者“顾左右而言他”。
文如其人，《孟子》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孟子的精神人格决定了孟子散文的风格。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孟子与孔子的谦卑形象不同，他经常以圣人自居。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又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很显然，孟子自认为拯救时弊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这种具有“铁肩担道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正是孟子人格魅力的巨大力量，使得他即便在国君面前，也绝不低腰媚俗，处处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当孟子直接告之只要“保民而王”便可成就霸业之后，很显然齐宣王在孟子的面前变得小心翼翼，显得极不自信，试探性地问他：“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可见孟子在齐宣王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高了。比起孔子来，孟子的儒者入世精神更为张扬与外放。
其次，孟子人格独立，对于肉食者、对于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④P339（《尽心》）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那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崇高形象，视钱财如粪土，视荣华为寇仇，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确实是孟子独立的人格精神中最为人景仰的部分。虽然他强调重建社会秩序，恢复以“礼”为基础的王道统治，但绝非是要以物质财富的占有为等级划分的基础，而应是人格境界。即便是贵如帝王，孟子也是一样不放在眼里，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
《孟子·尽心下》甚至直接批评梁惠王说：“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他批评那些大国之君是毫无顾忌。而当公孙丑问道：“何谓也？”孟子则是指陈其罪恶做出回答和说明：“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敢于如此评论当权者，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是指名道姓地批评？
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儒家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完善的理论，在孟子的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这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使人处处感受到富于气势，从而以气制胜。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是孟子文章谈锋似刃、气势如虹风格的最典型代表。由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占据主动的姿态，一路穷追猛打，夹枪带棒，讽刺挖苦，游刃有余，表现出一派无可抵挡的气势。而齐宣王则是处处被动，穷于应对，尴尬之状、狼狈之态时时可见。一个大国之君应有的气魄和风度在他的身上荡然无存。
孟子的“浩然之气”充盈着强烈的道德情感，是《孟子》散文最大的艺术特色和贡献，它蕴含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爱憎热烈的情感和孟子独立的人格魅力对后世知识分子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也使孟子的论辩散文说理曲折尽情，文字跌宕多姿，大有河出龙门，锐不可当之势。一个雄辩家的气概，贯乎全篇，使其散文具有气盛言宣的特点。这为后世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唐韩愈提出“气盛言宜”的创作主张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注释：
象者，气之外现。外“象”多为内“气”所主。
因此，欲除恶象，当先止产生恶象之邪气。
遍观当今因邪气而生之恶象，有两种我印象颇深。
其一是“缺少信任”之气蔓延，滋生冷漠之象。君不见，汪小菲与大S大婚，两人承诺将所有收到的礼金捐给慈善机构。婚礼完毕，此事似乎便没了下文。有好事者穷追不舍，请汪小菲拿出捐款证据。汪不得已，拿出了两张共500万元的收据，这才消除了好事者们的怀疑。事后，汪无奈地说：“我本想悄悄做些好事，没想到反遭质疑。”
不只汪小菲，陈光标高调行善之举也屡被质疑。深圳机关公务员免费为行人擦鞋的举动，社会上肯定之声尚未落地，质疑之声早已四起；而对于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母亲生日时跪母拜寿的行为，亦是褒扬之声刚至，非议之声旋起。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这个社会似乎真的陷入了一个“全民质疑”的时代。
这些人是否真的有作秀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出发点显然包含着希望通过一己之力，让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响应善举，但为何适得其反呢？究其根源，当是“缺乏信任”之气所致。这种邪气，会让拥有向善之心的人因畏惧伤害而裹足不前，也会让整个社会逐渐滋生、慢慢呈现出一种冷漠之象。
其二是“无理智”之气弥漫，催生混乱之象。“”事件在国内引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愤慨。游行、抵制日货的行为确实可以彰显爱国之心，这种正气值得肯定，如果它能一直充盈天地，便可以使我巍巍中华呈现一种伟岸、浩然之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此过程中，一股不理智之气逐渐弥漫开来，于是在某些地区便催生出混乱之象：一些日系车被砸、部分门店被冲击，更有无辜车主被打伤……如此行为，引得日本媒体幸灾乐祸地称中国抗日陷入“暴徒化”，并预测中国社会将陷入动荡。试想，如果这些爱国人士能克制住非理智之气，理国，那么，这种混乱之象还会出现吗？
可见，要想彻底止邪气、除恶象，第一要务便是培养国人的“浩然之气”。
孟子有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心中充盈此气，便能具备豁达光明之胸怀，便能心无杂念、心无恶念，更能秉持正义、恪守善念。这样，无论是观人还是行事，就不会以怀疑之眼光、犹豫之心态处之了，那种不信任之气也会因缺乏生存空间而消遁于无形，社会之清朗、向善之象便会沛然而成。
学会制怒，培养“冲融气象”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记得《曾国藩家书》中说：“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其实，为人处世也是如此：具备“豁达光明之识”，让我们心胸开阔；拥有“冲融恬淡之趣”则会让我们愤怒而能克制，感性又不乏理性。当每一个个体都能通过文明有序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愤怒或激动之情时，社会上的无理智之气、非理性之象便会飘然散去，社会之文明、进步之气象便会蔚然而成。
气随象行，象因气生。二者皆善，新气象必成！
中国古人所倡导的为人之德有自强、持节、知耻、勇毅、廉洁、勤俭、爱物等。对于领导者来说，养气、节制、谦虚是重要内容。
第一，养气。
这里的“气”指正气、做人的气节等。孟子的“养气”学说为历代贤人志士所信奉。
当弟子公孙丑问孟子擅长什么时，孟子回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位弟子又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的“气”也就是“勇气”的气、“士气”的气。而“浩然”，则是盛大流行的样子。可见，浩然之气是指人在道德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和伟大而刚强的精神气质。所谓的养气，就是指修炼并获得浩然之气。
第二，节制。
节制是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节制，就是要按照道德要求和原则，控制和限制自己的和行为，使自己守正祛邪、举止有度、取用有节。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墨家强调节用不费；《易经》也告诫，君子要以节俭为美德，不可追求荣华富贵，强调“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节制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内心守定质朴，减少私欲杂念，才能放下包袱，有所作为。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对于不应为的有所节制，才能做好该为的事情。
第三，谦虚。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可见，谦是被古人作为世间大道来认识的。
谦是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管子说：“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所以，保持谦和的姿态，才能有良好的人际环境。老子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保持这样的谦下、虚怀的态度，才能不至于成为孤家寡人。
谦下才能有成就。对于这一点，老子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说，不自我表扬，反能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能是非彰明。谦就是让，让则有失，而正是失造就了得，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修炼处事之德
在仁义道德的大原则下，中国人的处事之德也有多方面的表现。对于领导者来说，诚信、有恒、力行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诚信。
诚信是诚实而有信用，被儒家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本和立政之本。这里的诚信重在个人“诚”的修养，强调为人以“诚”。
“诚”历来为人们所崇尚。《庄子》对此有深刻地剖析：“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大意是：所谓真，就是精诚的极点。不精不诚，不能感动人。所以，勉强啼哭的人虽然外表悲痛其实并不哀伤，勉强发怒的人虽然外表严厉其实并不威严，勉强亲热的人虽然笑容满面其实并不和善。真正的悲痛没有哭声而哀伤，真正的怒气未曾发作而威严，真正的亲热未曾含笑而和善。自然的真性存在于内心，神情的表露流于外在，这就是人们看重真情本性的原因。
第二，有恒。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恒心，才能成就事业。《易经》中也专门设《恒》卦倡导人们做事要有恒。其中说，“君子以立不易方。”主张君子要树立恒久不变的正确思想。
在古人看来，恒方能成功地治家。《易》有：“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意思是，治理一家人，君子的日常言语必切合实际，言而有物，居家行事必守恒不变。广义地看，领导班子的建设，乃至整个组织的管理，都离不开持续的正确管理。
第三，力行。
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强调力行的实践精神。孔子崇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强调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为什么要力行？在荀子看来，这是因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修德的方法和条件
第一，反思自我。
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还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以说，自省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修养道德、提高思想境界的阶梯。
孟子明确提出人要反求诸己。他说了一段著名的话：“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在这里，孟子一口气提出三个需要反求诸己的情况：如果我爱人，可是人不亲近我，那就要反躬自问是不是自己的仁爱还不够？我管理人可是人不听从我管理，那就要反躬自问，是不是自己的智能还不够？我对人有礼貌，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对待，那就要反躬自问是不是自己的恭敬还不够？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问。
反求诸己的核心是知耻改过。孟子认为修养道德必须能够知耻改过，对自己的行为正误保持清醒的认识，正确的就要坚持，错误的就要改正。总之，经常地反思自我，不如别人就要奋力追赶，有了错误就要坚决改正，这就是修养道德的正确态度。
第二，创造环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历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环境对人的成长的影响。其实，孔子早就说过：“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你是明智的呢？”（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修炼道德与心性是不可缺少的。
其一，要回避消极的环境。所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其实，任何不利于培养良好道德情操的环境都是需要远离的。
其二，要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古代先哲注重交友的重要性，孔子说：“有益的交友有三种，有害的交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诚信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是有益的。同惯于走邪道的人交朋友，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交朋友，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这是有害的。”孟子也告诉自己的弟子，要结交天下“善士”，“尚友”是提高人生境界的重要途径。
第三，积极实践。
虽然目前经历执政、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考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执行领导干部廉洁各项要求方面，自觉性主动性已达到比较高的程度，但是，从严治党、严格纪律仍然任重而道远。党风廉政建设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要警钟长鸣。搞好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同志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与法制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这就告诉我们，端正党风、规范从政行为一要靠自律，二要靠他律，二者缺一不可。相比较而言，外在的监督和各项制度的完善固然重要，但主观的东西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其中最深层的是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们从根本上指导和影响着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以改造主观世界为核心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同志一再强调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要“堂堂正正做人”，他号召大家重视同志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根本。因此党风廉政建设须以教育为本，切实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强防线；切实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的问题。
二、内外结合，浩然正气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固自身的思想道德防线，避免权力在自身产生腐败，其实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内外结合，反复锤炼。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受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其中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从内因来看，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依赖于其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要注重自身修养，修身进德，养吾浩然之气。从外因来看，环境和氛围也很重要，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制度好，坏人也会干好事”。所以，同志一方面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解决好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要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严于律已，防微杜渐。要讲正气。并引用古语“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强调一个人必须树立正气，必须有正义感。“有了一腔浩然正气，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同志又精辟地指出，“消除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首先要在党内真正造成一种浩然正气。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他强调：“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也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来鼓舞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去为人民的利益，为建设和改革建功立业。”这就告诉我们，在党内和每个党员干部的心里树立和发扬一种浩然正气非常重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树立和发扬的最大的正气。大大发扬这种正气，、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邪气就滋长不起来。
三、学习为重，修已为本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固自身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强学习、锻炼，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是根本途径。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根本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性锻炼、实践锻炼结合起来，努力提高思想意识水平。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要防止和克服各种模糊认识，增强学习理论的自觉性。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论述，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二要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地改造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活到老、改造到老的永恒课题。领导干部必须重视慎独修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党性原则和道德规范衡量自我、约束自我、反思自我、解剖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自我。讲究官德，锤炼人格，进一步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在位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三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不断地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以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划清界限。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向人民群众学，在实践中学，从中吸取营养，磨炼自己，改造自己。四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摆正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自觉接受组织的约束、纪律的约束和群众的约束。
通过党课的学习，使我深深地明白，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和浩然正气是非常重要的，也使我在党性修养上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特别是使我对共产党员如何增强党性锻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现在我对我自学的心得总结如下：
一、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对党员义务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头脑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人们头脑中天生就有的，需要党员经过刻苦学习去获取，认真读书是共产党员增强党性、加强修养的基本环节和重要途径。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一种推动力，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现代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即是新时期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也是我们共产党员增强党性，加强党性修养的第一途径和基本方法。
二、是学习法律知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展开活。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知法，知道了，才能进一步谈到守法和依法办事。我们带头学好法律知识。
三、是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而贯彻这个战略的关键，是提高我们的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发明、新理论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异常迅速。我们只有努力学习，不断吸取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我认为，一个人是否是真正彻底的哲人，应看他是否以身践道。杜维明先生认为：“《中庸》中的君子力图体现人的普通存在中所蕴涵的终极意义。这种努力是以下面这个信念为基础的，这就是：普遍性的最概括的层面（‘天’）是根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具体而特定的行为之中的。君子知道，完全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可能性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他还认识到，尽管在智力、天赋和能力方面差别很大，但是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把自己实现出来的内在力量，从而能够达到与宇宙完全合一的状态。”这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是一种道德理想人格的树立。“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那么，一个哲人是否是真正彻底的哲人，君子是否为君子，圣贤是否圣贤，就要看他是否以身践道。在此，首先应对“以身践道”作一阐释。在终极的层面，以身践道应是指人为了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宇宙的真的本质而进行的哲学思考，而这思考着的哲人在思考的过程中以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和表达他所触摸到的生命，包括他的心灵与精神、他的生命和道德、他的对宇宙及人的探寻。他的生命中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体现他对道的理解与关怀，为实现他对道的理解而义无反顾地、无怨无悔地去实践它，是知与行的合一，是道与行、道与人的合一，是诚，是真诚敦厚，是人格与理性的融合而不是分裂，是道与德的合一而不是分裂，是以生命成就理想或舍生取义，带着宗教般的虔诚，去实现心中的道德法则和擦亮（他）头顶上的星空。终极意义上的以身践道更多悲壮的意味，而现实层面的以身践道，则是人把他所获得的理性知识、规律、技巧、规范等化入行为，作为一个原则一以贯之，在生活和活动中一以贯之，这个层面的以身践道则更多豪情与雄壮，在这里，我谈的主要是终极层面的以身践道。
既是以身践道，便有个“身”和“道”的问题。“身”是一个主体，是人的主体性，是人而非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担负的人，是一个道德的主体。正是这样一个人，才可能体现人性之光辉。杜维明先生发挥孟子之言说，“人的主体性不是从外面添加的，而不是由上面恩赐的，而是靠自己汲取‘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的有本之源，进行存心养性的内在积聚和知言养气的身体力行而证成的。”这种主体性，许多先哲已在其精深的思想中有所表达。孔子曰“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也”，“仁在内不在外”，“里仁”，“吾日三省身”。孔子在这里极为强调人的能动性，也即是关注人的主体性及主体性的发挥。这是一种深造自得的道德性的主体性，是以身践道的前提，及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仍要使主体性继续贯彻和执行下去。是由“日三省吾身”来检察践道的真切性与笃实性。在这里，孔子将仁的内在性与主体内在性联结起来，强调人的自觉与觉悟，指出以身践道的动机和力量来源于人自身而非自外，并点明以身践道的过程是身的主体主动性和道的相对被动性，说明自我的寻求纯粹是出于主体自身欲望，是发自自我内心的冲动。在这里，冲动并非单纯指情感上的冲动，而且是自我对理性体认并超越理性而受道的牵引而企图与道的契合的愿望。有了自我，便有体道和践道的可能与要求，而自我的寻求也便是对道的回归。在可视的角度便是践道，在终极的角度看是使自我寻到其灵魂所来之所，即可谓之“归根”。
主体性的发挥实际就是“归根”。那么，这个根是什么呢？便是道，是道域。在以身践道的活动和过程中，道是相对被动的，但并不消极。它以终极的牵引力吸引主体去发挥其主体性，引起主体自我内心深处归根的欲望和动机。所以，道虽似是被动的，但实是主动的。那么，前面所提到的自我、主体（性）的主动也应是似主动，但实是被动。道是主体运动的方向，是主体（性），是自我（“我”）的来处和去处。因此，也可说道即是主体的动的动机，是它的欲望，所以道在自我之中。那么，道便是主体向内寻求的东西，那么，以身践道便实际上是自我的体现，是“我”的表现，是“我”的实现，是在自我中将道呈现。身是“我”与道之间的中介和通道，所以，以身践道便是将我与道合一的过程，是通过生命，通过主体实现的自我与道的交融，在终极的关注下，在对终极的向往和渴求之中，实现道人合一，天人合一，道行合一，知行合一。最后“我”与道便都得到实现。
（二）
接下来便讲到我们的主题“以身践道”。道是不能有一刻可以离开的，能离开的就不是道（这段话的道的运用及其内涵包容似有混乱），在上一章中讲到，道是在自我之中的，离开道便失去了自我，起码会失去自我赖以所出的根基。失去自我所以行动的动机和力量，失去自我的方向。那么，如何才能不离道而与道契合呢？如何以身践道呢？这就需要人慎其独。正如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践道是一种主体性行为，尽管其主体的主动性最终由于道的被动性而实为主动性而归之于被动性，但对主体自身而言，虽然主体不是客体，客体的一切也非主体，但主体还是能把握自己的。所以，无论客体世界如何变化，由于主体自我的主动性活动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道的终极发动，它还是可以发挥主动性去与道契合的，即可以以身践道。那么，慎独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慎独即是要求人以一种宗教性的虔诚，这是一种态度 ，那么，就以这种态度去对待与己相关的道及道域，保持一种践道的信念和企盼，保持一种对道的敬仰和尊崇，保持一种与道结合和合一的意向，即践道的肃穆的、敬畏的、宗教式的企盼。
在践道的过程中，喜怒哀乐等存在于心中的情感呈现出来而合乎于道，顺乎道的牵引而发，这就是和，是一种交融，是生命的情感与灵的理性及至整个人之中的道的交融。这样的践道由于自然受道的启发而是合乎道的，这样的结果便是生命与道德的完满合一，是引发众多生机的关键。践道是一种宗教式的情感，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动机，由情感发作而与道实现真诚的融合，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是自我内部的心、性、天的贯通；另一方面，是对外的心、性、天的贯通即向外的由心及性及天，向内由心及性（自我、主体性、本我）到化于内的天（道）。这是内外两个向度上的天人合一，亦即是内外两个向度上的以身践道。心是情感的居所和企盼的主体，只有发自内心的企盼才可知性，因为内心也是道所进驻的居所，发自内心即是发自终极的道域。一旦发自内心便要去知性，那性是什么呢？性是“我”，自我、主体和主体性，是联接贯通心与天的通路，而性又是天及道的体现，实际上就是进驻人心的道的体现 。因此，心、性、天实际上便也即是同一意义 ，践道亦即是要知己、知天、践己、践天，在天的境界实现圆满。“万物皆备于我”，在对外的向度上，心可包容万物万理，“诚”即真切笃实，不诚无物，“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性在本质上与作为诚的天道是合一的，因此，只要“求在己者”、“循性以求”、“反求诸己”，努力去发掘和扩充内心得之于天道的本性，从尽人之性到尽物之性以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作用。因而，从存诚尽性达到天人合一，成己成物，所以在这个向度，践道的关键在于诚。诚在此仍可视为是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与企盼，是对德的信念和自我的信念，而以身践道在此也仍可视为尽己之诚心而参天地之化育，从而内外交流，身与道和谐交融。
最后，以身践道还需要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与勇气，因此，孟子提出“养吾浩然之气”，将此浩然之气蕴于吾身，包容于主体，使主体充盈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从容不迫的气魄。以身践道本身也是一种浩然之气。一方面，认识道的真切与本质，另一方面，努力去实行仁义，即“明道集义”，“配义于道”，在自我的生命与性及天通达之后完善自我的道德，实行仁义，以慈悲的心怀关注人间世，发扬心中的道德法则。
浩然之气在我心中，那么，养吾浩然之气也就是在培育自我，让我变得刚健自信。因此，维护自我、实现自我，从而维护道、实现道的欲望更加强烈。同时，养吾浩然之气也是以身践道的实现和实行的途径，是一个条件，无浩然之气则内心虚弱无力、昏聩不明，也不可由心及性及天。因为，浩然之气是属于道本身的一种冲动，是和道的状态相应的心的应有的状态，心的状态应与道相通而合一，无浩然之气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体道，不能明道，而又由于集义的不够，没有”配义与道”。因此，内心与道分离，向内维度的向道和践道归于虚无，而仅存向外的求道。但这并非践道，只是人具有向外去追求和理解道的欲望，但因其不是出于内心本我的自然要求和欲望，所以，不能从终极上体验道，而只求得相对有限的理。其内心的关注也多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但功利在外，以功利之心体内便会遇到重重障碍。因为对于心而言，功利是外在的，是使心蒙昧的遮蔽。所以，一动功利之心，一动凡心，障碍便自然形成。因此，此心只可作向外的搜索，这里没有宗教般的虔诚，而只有身怀名利的惴惴之心。而由于缺乏践道的真诚动机和本然的欲望，践道便不可能。相反，有的可能却只是背道、离道、弃道、反道。道被撕裂，被迫与自我分离，开始痛苦地飘游，人间也开始不醒的苦难，道被降格为世俗的智械机巧。道的分裂使我失去自我，放逐自我，人被迫离家，人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他不再属于道，不再拥有道。他的生命只是外在物性和客体界的性的聚合或是一种异化后的存在，他已不再是他，人便真正地被抛入了存在着的世界、存在着的外在的客体界，被抛入江湖，从此身不由己。道被遗忘，因为人已被遗忘，自我已被遗忘，一切的世俗冲动和发作都只是他和他们的冲动和发作。因为，我不再成为我，只是他，是他者在我身的拼凑。志不能壹，则气不能定，无浩然之气便难以把持自我，也从而不可把握道。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忘义、忘我的年代，道是不复存在的，至少道受到伤害。道本无窍，强行打通只是用有限去刺痛无限，而实际上并无及道的可能，打通的也非道，而只是有限的智械机巧，而由这些个智械机巧所得到的外在物欲的满足又怎能让人的心爱得到些许安宁？人从此而沦为一堆世俗的堆积。这此都是因为人不能养浩然之气，从而不能以身践道，而放任自我与道的隐没，放纵生命的腐朽和道德的败坏衰落，从此，道的真相便更难以捉摸，宇宙的真义离我们更远，痛苦，危险和灾难便并非出人意料。因此，养吾浩然之气，明道集义，配义与道便是以身践道的关键。而以身践道也就正是维持自我与道、维持生命与德、维持灵与身的关键。
所以，以身践道便需要人“慎其独”。“率性而行”，要尽心以知性知天，“求在我者”，“强恕而行”，使“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养吾浩然之气”，“明道集义”，“配义与道”，以真切笃实的心去体己体道，并以真切笃实的诚意去践道，从而，也在根本上从终极处去实现自己，用生命去实现道与德的意义，在生命中贯彻道与德，献身于道，以身“殉”道。以巨大的责任感、荣誉感、正义感、历史感和文化担负感，在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去呈现道。彰明道的意义，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肉体和生活，而在于灵魂和精神，我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实现，通过“道德主体的建立‘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和不断的社会实践以达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杜维明语）。维持内在的社会良知,悲天悯人，以一个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担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不顾一切的卑污与恶劣，完全发自内心的正义与正当，自诚明，自明诚，将一颗充溢浩然正气的心扩充发扬，为道行走一生。用这种虔敬的宗教情操使人性和道光辉呈现。因此，以身践道是以诚体道行道和实现自我，这样以身践道便得以实现。
（三）
“以身践道”，从前所述看，便是一个真诚的身体力行并推而广之的彰显道和实现自我的过程，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精义所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仁”与“恕”。是否仁，是否恕，决定一个人是否真的哲人，因为他决定了人能否以身践道，不能以身践道便是假道学，是道貌岸然，是伪君子。纵使对道有所了解，但因为不是出于切身的体贴和真诚的关怀，也逃不了乡愿的本性。
仁是将生命的爱与关怀由对一己之私爱扩充至苦难中的芸芸众生，是真正感人的悲天悯人和慈悲为怀。芸芸众生好梦难成，可无梦的世界更加黑暗。现实与梦想的矛盾困扰人的灵魂，没有一种博大深沉的良知发出的广大的爱，众生之处世便更为艰辛。恕将道德的法则推己及人，不仅立己，而且立人。以身践道者正是这样的既是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又是忧患意识极强烈的替天行道者。我们的历史上曾有许多这样的践道之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为我所爱，无怨无悔，义无反顾，以身践道。以生命实现对道、对理想、对灵魂、对自我、对苍生的承诺。正是这样一些践道者，以其不朽的人性的光辉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与民族的性格，使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浩然正气和悲天悯人的宽阔胸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以身践道，以其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生命的张扬，使我们民族拥有了可以自豪于世界的善与睿智。
以身践道同时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思想，在我们的思想中，道德与智慧，生命与精神，求道与修身，知与行从来就是不可分离的，道与人在相互激荡中互相增长提升，将道化为每个细节，又将人与道融合，在精觉明察处实现尽心知性知天和天人合一。
西方同样有以身践道者，如苏格拉底、尼采、布鲁诺、海德格尔、马克思，他们同样以生命成就了智与思，成就了生命与道德、价值与理想。他们的以身践道带有更多的悲壮意味苏格拉底饮鸩而亡，布鲁诺在烈火中涅槃 ，尼采则以一种超人的极端的道的放射与体现，在极度的道的冲动和痴迷中走进天国.他们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和理念，他们的这种悲壮却更好地使他们的人性得以光辉和张扬。出于对智慧的爱，他们同样义无反顾，使生命与逻各斯达成难得的合一。
但是，一般来说，西方的以身践道是有区别于中国哲人的以身践道，他们往往出于对智慧的纯粹的爱而不是更进一步的心、性、天的合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哲人的人格与治学经常处于分裂,这或许是由于其思维的这种分裂的习惯。不同于中国哲学，他们不倾向于合而倾向于分，那么，这样的话，生命力与道德便往往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分裂是出于对极端的追求，而对极端的追求往往引致虚无。因此，西方哲人往往就由此而走向死亡及对死亡的向往。柏拉图说，哲学是向死的学问。由此，西方的生命与道德、真与善的经常分裂便不可避免，且他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处于分裂的而且会导致虚无的危险的生命，他们的道德也是一种处于分裂而有导致虚无的危险的道德。由于分裂，个体的绝对化、主体的绝对化也难以避免，以己为中心，以个体主体为中心也难以避免，仿佛是以人为本，但这个极端个人化的人，即以单一主体的个体人作为本，却是对人的本质的误解。那么，在此，个体的绝对化就并非以人为本，相反是以人为末的，这便是西方与中国的不同。中国因为强调心、性、天的合一，而不把客体绝对化，只是强调个体践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此，中国哲人在践道时，不只是对宇宙终极意义的追求，而且，也是个体生命的完满和实现，而西方哲人则由于把个体绝对化而导致整体的失落。虽然在宇宙终极意义的追求中同样的卓越，可是由于个体间的分裂的绝对化，其在道德上也必然是一种分裂状态，因而可能导致虚无。没有将个体的修行与求道、求德的联接，那么，实际上，求到的德便只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德。但社会的一切都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因此，这种德也就是一种分裂（性）的德，难以具有普遍性。一旦它具有普遍性，那么，整个社会便有被化解为零而趋于虚无的危险。所以，可以说，西方的以身践道不同于中国，哲人对以身践道的认识也不同，实行的真切性、笃实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影响和塑造也不同。在英雄观上，西方强调和推崇个人英雄主义，而中国则强调和推崇英雄对社会、对历史、对民众的巨大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即英雄不是孤立的。由此，西方更推崇一种悲壮的美，而中国更强调一种和谐庄重的美。西方人强调世界的深刻性在于其分裂和痛苦，而中国人认为世界本身应该是和谐的和美好的，即西方哲人多肯定恶的本原性，而中国人更强调善的本原性。这是以身践道在两种思想文化中的大致区别及其根源和他们各自的影响和作用。
（四）
不管现实中我们承受了多少苦与痛，都应虔诚地感谢上苍给予我们灵感和启示。同时以我们的生命去与道激起一种雄壮的美，尽管这种美可能会很悲壮，但以此来成就生命和道德、生存与思考、灵魂与精神、灵与肉的合一，也正是人性的光辉之闪耀的理由。康德曾提示人们唯一能让我们心灵宁静的东西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因此，以身践道便是一个思想者用毕生的性命与全部的思虑去尽力实现自我和宇宙的真诚和圆满。尽管作为一个哲人，他常常是痛苦的，但以他的痛苦来揭穿芸芸众生自欺欺人地在好梦难成的苦难中的迷惘，指出芸芸众生的虚幻的梦境的卑污与恶劣，提醒芸芸众生生命与道德的应有之义及生命与道德的圆满的必要，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便倒也值得了。
以身践道是痛苦的，因此，一个真的哲人注定也是痛苦的。因为他注定要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痛苦与不堪，而又更为迫切地企图去担负一种道义，更为迫切地要去诉说，却又更多地体味人世的执迷不悟，以身践道因而是一种悲剧式的美,是来自人世间的芸芸众生的痴迷与执着而生的撕裂生命与道德的美。正由于对苍生苦难的体验的清晰，他必定又有更多的梦，但却只是较芸芸众生的梦更为凄苦的梦。因此，以身践道常常导致的不是众生得以普渡而是更加的堕落。从终极上去看这是一种悲壮，梦生于现实的有限和相对，却又趋向永恒和圆满，这一种不可抵抗的撕扯的张力的矛盾冲动只能让本已支离破碎的心更加痛苦，因此，这个痛苦也终不得化解。所以，哲人们以更为悲壮地但却也更为宁静（这个宁静来自于对终极的体悟，对己心的悲天悯人的理解）的心去以身践道，以身的升华去弥补现实与永恒、梦与真之间的，实际上无可弥补的无限的鸿沟。因此，有雄壮与豪情，也有悲壮与无奈。因此，生命与道便日趋圆满，宇宙的意义也更为清晰，即使有永难离弃的苦与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是这种以身践道的豪情与悲壮的最佳注脚。虽然也注定思想着的人们一代代的迷惘和内心的痛苦与矛盾困惑，即不可为又要为之，这是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是以肉身去成就涅槃 ，这是哲人们为自己的一个纯美的梦而步入炼狱，虽然也有走进天堂的可能。即使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或隐于山林也是在践道，只是以一种放弃“为”的方式，一种从此沉默的方式在践道。虽然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践道，理想与梦依然存在。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看到现实的苦难的同时，又看到这个苦难的不可化解。“穷达以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对道与正义的追求是永恒的，因时而异，成就不同。因此，或“为”或“不为”不是主要问题，只要坚持践道，维持心中的仁义和道德法则及对宇宙的追寻，不一定是“为”还是“不为”，是极端的“为”还是极端的“不为”。
（五）
孟子把“修其身”看作是治天下的开始，在孟子看来，要解决任何问题，都从事物的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孟子所谓“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主体的修为，是提高和完善自我价值的一种个体的主观能动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修心、修行两个方面。先有“心”之所思，而后有具体之行为，故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身又是齐家、治国的根本。
修身做人必须培养和保护“四端”，坚持人性本善。孟子主张人性善，所谓性善，在孟子看来，不是说人生下来就具有完美无缺的道德品行，而是说在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一定的善的因素或成分、善的苗头或萌芽，孟子把它称之为“端”。孟子解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讲的这“四端”，其实指的就是以下“四心”即恻隐之心，也就是同情心、怜悯心；羞恶之心，指人因为自己不为善而感到羞耻，因为别人不为善而憎恶的感觉；辞让之心，即懂得礼让；是非之心，是指懂得正确与错误。孟子认为，这四端是人生来就有的，没有四端的人，“非人也”（《公孙丑上》）。
孟子突出强调了“心”在这一过程中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尽心不但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四端”在我，随处发现，智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也。能由此而遂充之，则四海虽远，亦吾度内。这段话论人之性情，对我们现代人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人只有去修身修心，才能不断地日新又新，四海虽远，亦吾度内。人如果不去修身修心，皆自弃也。修与不修，亦在我而已。公民的修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因此，孟子的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
二、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
修身做人必须寡欲存心，仁义至上。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离娄下》）。这里的“心”，指的就是人生而固有的四端之心，它纯净透明，没有杂质，所以也称“赤子之心”。“存心”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伟大的人物所以伟大，首先就在于他“不失赤子之心” （《离娄下》）。怎样才能不失赤子之心呢？关键在于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在这里，孟子提出了修身的途径。
寡欲不等于禁欲。人的生理感官欲望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中往往与仁义道德产生矛盾、对立和冲突，这就要求人们用理智的力量，充分发挥内心的作用去克服感觉和外物对人心智的诱惑和干扰，这就是寡欲的真正含义。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可以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寡欲就是要尽量减少欲望或者没有欲望，这很显然是对孟子思想的浅解。
孟子认为大多数人是能够使利欲服从于善心和理性的。寡欲是为了存心，即为了存仁义之心，因为仁义之理高于一切。所以，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孟子倡导的节欲、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养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孟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好坏以及修养境界的高低，都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追求物质利益的自我满足，就难以发掘内在之善性，就难以成为道德君子；要成为道德君子，首先要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通过“心”的向外扩充，使“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道德价值。孟子从人的普遍性原则出发，目的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促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去进行道德修养。孟子的这一理论特点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着精神激励功能。引导和培育着国人的爱国情怀；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去发现、实现人的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形式多样化了。从现代社会道德层面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欲望和利益为驱动机制的生活方式，它虽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又具有腐蚀人们的理性道德，以感望来取代精神理想的消极作用。很多人的价值观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变成了以金钱为中心，只有能够得到金钱，便可以不择手段。有的人甚至为此失去了人格、信誉和良心。所以，孟子的寡欲和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对我们当代人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是我们“以德治国”方略的文化基础。新的政治道德不仅要通过公共权力来维持秩序和进行价值分配，而且要通过国家力量将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推行于社会，不断借助于理性指导的实践而完善自身。
三、集义养气
修身做人必须集义养气，具有浩然之气。原因如下：1.浩然之气“直养而无害”，“配义与道”。孟子认为“直”，就是正义、道义。人若能用道义来培养此气，并自觉地不去违背道义，与道义相配合，那么此气就能生长壮大起来。2.“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正义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集义就是坚持长期积累人心中所固有的正义，经常自觉地做自己良心上认为应该做的事，这样浩然之气就有可能从心里产生和发扬出来。孟子特别强调的是，正义是人内心固有之物，道德准则是内心的需要；是要持之以恒地集聚道德行为。3.“行有不廉于心，则矣”。意思是说，人只要做了于心有愧的事，这浩然之气就软弱无力了。人只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才能理直气壮，勇敢无畏。4.“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要时刻保持住气，但不能违背规律去促使气生长。孟子认为，气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必须坚持不懈地培养它并使其渐渐地增长，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5.“持其志，无暴其气”，意思是说，人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不能滥用自己的感情意气。为此，孟子强调在实践中，以志调动气，使气充满流行于人的身体内，井然有序地展现自己的德行。孟子的这种思想进一步指出了修身的另一个途径，那就是集气养义，配义与道。人若能养成此气，则其行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这对于提高现代人的内心修养有很大帮助，现代人有很多人在处理事情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难以抉择，实际上都是内心的修养不过关。如果我们做事之时配义与道，则无馁矣。
四、反身内省
想那句耳熟能详的话语，至今萦绕在我的耳边，“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品茗过后回忆起从前，忽然发现自己做的一件件，想的一桩桩是那么的无知和错误。我竟然连铸成大错之后都没有发自内心的忏悔，更别提每天做到自我反思不妥之处。再细细思考这曾子的告诫，仿佛一叶孤舟眺望见了远处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灯塔。但这些感觉远在天边，又仿佛触手可及。一线之间自信肯定了我自身的毅力，即确认了我与这理想之间的距离。三省吾身，简单其内容，困难其恒心。
论语中，修身养性体现在自省为主，谦逊为辅。对外言行谦逊但不失自尊，对内不断反思而探求真理。孔子的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诸如此类，难道没有显示出学习和为人处世须应谦逊的道理吗？认识自身不足，忘记面子与身份，去处处发现知识与智慧。这些点缀在儒家文化中的哲理不应该我们去传承和弘扬吗？读罢这些，好似百合，脑海中流连着那淡淡幽香；又像清风，身上残留这阵阵舒畅。
当我再次翻过了一页，仿佛灵魂得到了儒学那富含大智慧的思想的冲刷和洗礼。继续陶醉其中，让自己的思绪蔓延。映入眼帘的一行短语，为之眼前一亮。紧接着，一个个字符跃入脑海，挥之不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句虽有耳闻，但仔细一览，我却被深深地震撼了。字里行间充盈这一个心怀天下的志士的豪情壮志，那么霸气与坚定，对自己的苛求和鼓舞亦是那么明显。我第三次陷入了其内的思想如何改善自己的思考。蓦然回首，在初中这三年，我虽有雄心，但并没有长时间持续地实践付诸于行动。即使站在高出眺望地平线时，想起一次次的失败，也仅仅是默默感叹，却无信念坚持的底气。眼神中坚毅在不断涣散，头颅无力地低垂着。这时的赏析却带给我振作的启示，自信重新开始凝聚，眼眸聚焦着天的尽头，看着眼前延伸的漫漫长路，再度焕发明亮的色彩。拾起了重任，踏上这条远路。以完成理想为目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又或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再者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学之精髓，非一朝一夕可懂，这次虽为涉猎，依旧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