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主君的太阳范文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1

题材：情感谍战史诗巨制（根据历史真实人物改编）

制片人： 阳子

导演：董志强

主演：黄志忠、左小青、吴刚、米学东、公磊

故事梗概： 一九三一年初，女大学生谭梓君与留苏青年商人关郁达相遇，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由于关在苏联与共产国际有过接触，由此引来以“、”为宗旨的蓝衣社特务的“关注”。在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事件中关不幸“身亡”，而此时的谭梓君已怀有身孕。八年后，大难不死的关郁达更名 “韩山”，以远东情报专家的身份潜伏在日本情报机关。世事多变，造物弄人，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谭梓君与关郁达在长春再次相遇，理智与情感、大爱与小爱的角逐让关郁达步步惊心，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包括国人、亲人的误解，并勇敢地面对忠诚与背叛的迷局。当谭梓君得知韩山为我党工作的真实身份时，她原谅了韩山对家庭的愧疚，并和韩山并肩战斗到底。

近日，由导演董志强执导，众多当红演员黄志忠、吴刚、左小青、米学东、公磊等演绎，以历史真实人物经历为蓝本的情感谍战大戏《我的绝密生涯》正在江苏盐城大纵湖影视城热拍。经过了近两个月的紧张拍摄，各位演员充分进入了角色，拍摄顺利推进的同时片场许多精彩的桥段陆续进入排期，惊喜连连。例如，大篇幅表现主角韩山和日本特务及汉奸斗智斗勇的情节被逐一拍摄出来，险象环生、机关密布，呈现出了一段年代版“宫心计”、“连环计”、“反间计”等等计策的巧妙运用，令人叫绝。

据制片人阳子透露，江苏连日暴热暴晒，但剧中场景多为冬天戏。记者前往剧组探班时，刚巧赶上主演之一吴刚在露天大桥上身着冬装拍戏。由于剧情需要，吴刚趴在地表温度高达41℃的水泥地上，焦燥难忍。在表现身负重伤、冒着枪林弹雨抢夺谭梓君（左小青饰）的信物相机时，导演拍了一条喊“过”后，吴刚觉得不甚满意，建议导演“能不能再来一条”。吴刚说，“我们干的就是这手艺活，你糊弄了观众，观众以后就不看你的戏了，多可怕！”当地协拍的群众演员看到明星都想合影但又不好意思说，吴刚猜透群演心意，干脆走过去：“是不是想照像？都过来吧！”合影的群众一茬接一茬，吴刚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在太阳底下一一满足大家心愿。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2

1、苏志燮念做（suzhixiè）。

2、他是韩国男演员，喜欢韩剧的女孩子们一定对他不陌生，一定早就领略了了苏大叔的魅力，从《对不起，我爱你》到《主君的太阳》等韩剧他的演技一直在线，而且在韩国娱乐圈的地位也非常高。

3、其实他的成名也很不容易，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是担任男配角，后来在《千年之爱》、《峇里岛的日子》中才开始慢慢出演男主角。后来因为《对不起,我爱你》中饰演车武赫而一举成为顶级男演员。

（来源：文章屋网 ）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3

【关键词】形象；演变；豪侠；忠臣

郑恩史无其人，他是宋太祖故事中的“伴生型”人物。随着赵匡胤形象在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演变，郑恩形象也有相应的变化。

一、郑恩家世及外貌

郑恩祖籍何处，书中说法不一。据文学作品中的记载郑恩应是北方关中附近人氏。如《赵匡义智娶符金锭》中郑恩“祖居山后朔州人士”，《南北宋志传》中“小人郑州人士”，《飞龙全传》中“祖贯山西应州乔山县人氏”。虽然祖籍不定，但是家庭背景倒是一致的，父母双亡，浪迹江湖。

从元杂剧到清代地方戏郑恩外貌有一定的变化，但总体上相貌丑陋，形象狰狞。其外貌特征如下几点：

其一、双眼大小不一，早期作品中更是独眼形象。

元杂剧 《赵匡胤打董达》中郑恩是独眼形象：“好汉逞英豪，威风胆气高。结识英雄辈，绰号独眼蛟。”《飞龙全传》中是阴阳眼：“最异的那双尊目，生来左小右大，善识妖邪。”

其二、面如铁青，浑身黝黑

《南北宋志传》中：“生的面如铁青，眼若铜铃。”《飞龙全传》中：“周身上下黑如泥。浓眉分长短，神眼定雌雄。”

其三、面目狰狞

郑恩凶神恶煞的模样在其形象嬗变中一步步明晰。元明时期郑恩形象虽然不佳但并不是如此可憎，如《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中苗光裔说郑恩：“这个丑人是一个凶神太岁”。清代《风云会》中：“看你獐头鼠目，何由奋发云霓？”已无豪侠威武之气，在《飞龙全传》中：“相貌狰狞古怪，行如虎豹奔驰。”已变成比钟馗还丑几分的形象。

二、郑恩形象演变轨迹

1、宋元明勇烈疏狂的民间豪侠

宋元时期内容关涉郑恩的作品主要有《赵匡义智娶符金锭》、《赵匡胤打董达》、《穆陵关上打韩通》、《西华山陈抟高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南北宋志传》。通过比较这一时期赵匡胤故事可发现，郑恩形象多出现在赵匡胤的微贱之时的故事中。元杂剧中的郑恩带有浓郁的粗放强劲、豪纵不羁的侠情义气。《南北宋志传》中郑恩形象除了武艺高强、重义知礼，还多了忠君成分。

（1）义勇刚烈

郑恩在杂剧的形象保留了古代侠士的某些特征，如好结交四方豪杰，性格勇烈、好打抱不平等。“义勇”包含两个方面，“义”是指对朋友甚至萍水相逢的人的帮助，在与朋友的关系上还体现出一种忠诚。“勇”是勇敢，还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其武艺高强。“刚烈”侧重于人的性情、气质。郑恩喜欢结交好汉在《打董达》等剧目中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述。《打韩通》、《符金锭》、《南北宋志传》中对赵匡胤、赵匡义的服从与爱护体现了其重兄弟义气。在“打死董达及董太爷”、“打韩松”、“怒打韩升”中足见其骁勇。豪侠之人因其爱打报不平及刚烈性格往往会显得性格恶劣些，也会留下四处惹事之名声。《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中郑恩因不满苗光裔说其丑，便要打杀苗光裔，可见其性格暴躁。

（2）知礼谦卑

相比较后代的郑恩形象，元明时期的郑恩较知礼节。知礼首先表现在为人处事的讨巧上，如《打董达》中“留下打发房宿酒钱”，《南北宋志传演义》中出钱请赵匡胤及兄弟在韩素梅处寻乐。“知礼”谦卑也体现在对结义兄长的尊敬及忠诚上。如《打董达》中，后赵匡胤与柴荣结为兄弟，郑恩对柴荣也相当尊敬。三人在酒店歇息时，郑恩帮赵匡胤及柴荣二人洗衣服。《南北宋志传演义》中有一样的情节。“知礼”还表现在明白事理上，郑恩在元明时期是明白事理，带有一定理性的形象，如《打董达》中说出“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

（3）聪敏谨慎

郑恩在元明时期性格还不是非常鲜明，但是通过一些片段的描写，其聪敏谨慎的好品质还是体现出来了。透过几件事情的处理，如“打韩升”、“杀董太公”及“假装符金锭”都可以看出其有谋略。《南北宋志传》中郑恩设计赶走韩升，并在如何对付韩通抢亲问题上出谋划策。谨慎在《打董达》中体现得较清楚，赵匡胤等三人在赵太爷家中住宿，郑恩非常谨慎地睡在门旁边，且睡得很轻，三人才免于被董太爷带的人所杀。

2、清《风云会》中带有文人气质抱负远大的豪侠

清代郑恩形象进一步发展，李玉《风云会》中郑恩成了主角，是位志不得伸的英雄豪杰，并带有些许文人气质。元明时期的郑恩也并不是粗俗不耐之人，其曾给周世宗献过一首俗诗：

竹篱疏处见梅花，尽是寻常卖酒家。

争似汴京千万倾，春风无处不桑麻。

而在《风云会》中郑恩的牢骚抱怨及其所用语言都显示出其文人气质，这可能和作者创作意图有关。下面仅举一例：

干宵义胆，凌云豪气，半世泥蟠匏紧。

忆昔兴刘灭项，淮阴食户三齐。

若不得名铜柱、勒石燕然，枉却男儿志！

这两句话不但显示出郑恩的素养，还可以看出其凌云壮志。

其英雄豪侠形象较元明时期更加鲜明。元明作品中赵匡胤和郑恩二人一起打董达、打韩通，郑恩主要起陪衬作用，赵匡胤是赞颂的对象。在《风云会》中郑恩为民除害，不仅打死韩通，还杀了猩猩怪，解决了“三霸”。除去“三霸”后不求回报，显示出其打抱不平的英雄豪侠之风。征讨南唐众将比武郑恩夺冠挂帅，宋太祖登基后更封其掌管天下兵权。豪侠即打抱不平、乐于助人的英雄，郑恩救韩通之母、除猩猩怪都体现了其正义耿直的性格。救人除怪后不求回报更显义侠本质。

3、清《飞龙全传》中粗鲁忠诚并带有神异色彩的形象

《飞龙全传》虽然是赵匡胤的传，但是其中描写比较成功的人物是郑恩及陶三春。郑恩在其中形象刻画非常鲜明，质朴憨厚、天真直率但又好吃粗鲁，暴躁无常。其形象和张飞形象比较接近，是粗俗暴躁之人。

前代作品中郑恩是卖弓箭的，在此小说中郑恩卖油，英雄豪侠气质被世俗气取代。郑恩不再是抱负远大的豪侠，而是满足于有酒有肉、衣食无忧，眼光狭窄的粗汉。他的口头禅是“驴球入的”充分的体现其粗俗，最满足的时候是酒足饭饱以后。行侠仗义也会要求回报，如在孟家庄降妖前要了猪首及饼之类，降妖后在孟家庄安家享乐。也不再知礼谨慎，取而代之是只顾自己口腹的粗线条。赵匡胤、柴荣及郑恩三人杀死董家老小后在坟园休息，此时董美英赶来，赵、柴都被惊醒，唯有郑恩仍在美梦中睡着。在董达处得到的银子也被其粗心弄丢。郑恩对赵匡胤还算敬爱，但是对柴荣几乎没有敬意，不愿拜柴荣为兄长，护送柴荣进关发货时，一路上只顾自己吃喝、爽快，把柴荣气病，还把本钱花的一干二净。

但郑恩的粗俗失礼之举并不是出自狡诈，而是因为其天真直率的性格所致。如郑恩因觉得赵匡胤是有情有义的豪侠，而柴荣只是胆小的商人，所以不愿拜柴荣为大哥；在过关时弄丢银子也只是因图一时跑得畅快，而没想过后果。

《飞龙全传》中的郑恩还带有神魔色彩，其双眼是阴阳眼，能识妖邪。降妖甚至成了其糊口的生意。打死吃人儿女的鹿精和迷惑赵匡胤的狐狸精都显示其除魔降妖本领的高强。

总之郑恩形象在《飞龙全传》中非常世俗化，是深受民间发迹思想影响、重口腹之欲的乡井市民，也是带有一定的神魔色彩愚粗豪侠。

4、清晚期京剧中郑恩莽直忠君形象

随着地方戏曲的发展，郑恩形象也发生了适应时代的变化。此时出现了很多“打皇帝”的戏，如京剧《斩红袍》、《打龙蓬》、《斩黄袍》等。其中《斩红袍》中郑恩为救赵匡胤，手执钢鞭上殿，大骂周世宗：

骂声昏君瞎了眼，认不得老爷郑子明。

可见其莽撞及对皇权的挑战和蔑视。在《打龙蓬》中周世宗不愿赦免杀父仇人之子高怀德，郑恩和赵匡胤两人想尽办法使高得以豁免。郑恩在此剧目中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粗汉，但却聪敏正义。为了救人能屈能伸，愿意给周世宗磕几个头，在世宗拒绝后怒骂道：

再若不会为王，你与我请请请请下了位。（白）二哥，来来来，你好像坐得朝廷了。（唱）吾保你做几年红脸的朝廷。

虽然郑恩说出让皇帝下马的话，但是在思想上其还是非常忠君的。打的、骂的是昏君，打骂的原因是想让皇帝做对的事。这种忠君思想在《斩黄袍》中体现的较为明显。郑恩在刑场上即将被斩，其子郑英劝其反了朝廷，被其大骂一通：

大胆奴才骂一声，我郑家本是忠良辈，岂做谋反叛逆臣。再若提起谋反事，血盆之下丧残生。

同为清晚期作品的小说《宋太祖三下南唐》中更有郑恩鬼魂劝诫陶三春出兵救宋太祖的情节。清晚期郑恩是鲁莽并带有一点愚忠的忠臣形象。

三、形象演变的原因

1.社会思想的变化

宋元明中期的社会思想主流是儒家哲学。忠君、维护正义的儒家思想观念贯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众多文学作品在叙述情节、描写人物时基本上贯穿了儒家的历史观、人生观，并用它作为评判是与非、忠与奸、明君与昏主、贤臣与佞臣的标准。郑恩此时期主要是为了衬托赵匡胤的英雄豪侠形象而存在的。如在《南北宋志传》中死之前劝诫赵匡胤收兵权，是在为宋太祖洗清历史污点，维护宋太祖贤明君主的形象。

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学虽然仍旧是官方哲学，但实际上其统治效力到了明代后期就已经有所松动。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曾兴盛一时，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对金钱等物质的追求。这种思想促进了世情小说的发展，同时封建社会末世民间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加深，民间的反抗意识也在加强。所以民间借郑恩之口大骂皇帝，发泄出内心对昏君的不满。如《打龙蓬》、《斩黄袍》等。

2.赵匡胤形象变化的影响

宋元明时期文学作品中赵匡胤的形象主要是心系万民的英明圣主和仗义助人的英勇豪侠。这受当时人们崇尚英雄风尚的影响。赵匡胤是圣主形象，身为其身边的兄弟必然得起到相应的陪衬作用。所以在元明时期郑恩的形象特征并不明显，凡英雄豪杰之事必是赵匡胤所为，郑只起帮衬作用。为了衬托赵匡胤的有情有义及以礼待人的人格魅力，郑恩被刻画成带点奴性思想的侠客形象。如《赵匡胤打韩通》中只因赵匡胤文武双全、名声在外，郑恩便追随赵远游关西，对其多加照顾，如为其洗衣等。在《南北宋志传》中因编者的“据史演义”的创作宗旨郑恩在宋太祖登基不久便死去，死之前的“收兵权”的谏言也是在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脱。

明晚期至清中叶，随着世俗文学的发展，帝王形象也呈现出世俗化趋势。帝王故事中的其他次要角色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如李世民故事中的罗成，赵匡胤故事中的郑恩等。郑恩形象此时期甚为粗俗，变成一个只重口腹之欲的粗汉。赵匡胤、郑恩同为英雄好汉，赵是抱负远大、重义知礼的豪杰，而郑恩则是粗鲁、莽撞但又不失天真性情的神勇之人。

清晚期形象出现了很多赵匡胤负面形象，赵匡胤此时是昏庸糊涂、好酒贪色之君。有昏君则需要忠臣来显示其昏庸无能。皮黄《斩黄袍》等就刻画了直言忠臣郑恩的形象。宋太祖宠爱韩妃及其家人，郑恩劝谏不成，反被下令斩首；即将被斩，郑恩仍忠心不泯，大骂劝其谋反的二子郑英。

3.文体演变的影响

郑恩从符号人物到性格丰满的人物，其嬗变受到文体变化的影响。元明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宗旨即“据史演义”，追求真实。所以郑恩在这一时期形象不太丰满，多出现在宋太祖微贱时的故事中，甚至在《南北宋志传演义》中被安排得早早死去。崇祯时出现的《隋史遗文》，突破了“按鉴演义”的模式，着重描写秦琼、程咬金等“乱世英雄”，标志着说唐故事由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转化。赵匡胤故事在明末清初的苏州剧作家李玉《风云会》中也完成了这一转化。完成这一转变的最主要的特征是郑恩变成与赵匡胤平分秋色的绝对主角。

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转化。促使其向世俗化转变的因素之一是世情小说的影响。随着明晚期世情小说的发展，英雄传奇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世俗化得情节，如郑恩在《飞龙全传》中与陶三春的恩怨情仇。同时分析郑恩在《飞龙全传》中的形象还可看出神魔小说对其形象变化的影响。

地方戏兴起后，“它那通俗易懂的内容，清新明快的唱腔，生动活泼的表演，受到农民和市民的欢迎。”1 地方戏曲语言通俗易懂，并且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唱出广大人民的心声，表达人民的愿望和哀怨悲苦，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民间对于皇帝既崇拜，渴望一朝受皇恩，同时又带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注释：

1 《清代戏曲发展史》第542页 秦华生 刘文峰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6年.

【参考文献】

[1]清・吴.飞龙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清・李玉.风云会[A].李玉戏曲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明・无名氏.杨家府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清・好古主人、 潘 朱雪立点.宋太祖三下南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明・熊大木编定、陈继儒编次.南北宋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4

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刘奕君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刚毕业那几年，他饰演的角色也一直都是正派人物。像中韩合拍电视剧《摩登家庭》里的云天，《大染坊》里的赵东初，《追梦》中的少帅张学良等。按照刘奕君的说法，他的戏路不知怎么就突然改变了轨迹，从演好人一下子竟成了演坏蛋，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采访时，刘奕君掐指一算，说自己到现在为止已经饰演了六个让观众恨得牙瘴痒的大反派，像《绝密押运》里的项洛阳，《女工》里的白二宝等。而目他可以肯定，未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当一个演员演过太多诸如黑心资本家、汉奸、没心没肺的公子哥、佞臣这样的反面角色之后，他就难免盼望演个好人――刘奕君现在就是这样。一旦接到剧组邀请，他都会条件反射般地建议：“这次能让我演个好人吗?”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差不多，你当然能演好人，而且还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不过坏人更难演，你应该接受挑战!

刘奕君说自己和所有人一样，身上有恶也有善，它们深藏于内心，不会在生活中随意表现出来。那些极端的东西，他只会运用在表演上，拍戏时心随境转，根据剧情需要，将内心不同的部分赋予不同的角色。这也是他能游走于正邪角色之间的原因。

受得了冻，挨得了晒

谈到刚刚杀青的百集商战剧《大盛魁》，刘奕君在直呼过瘾的同时，也大倒苦水。该剧拍摄历时9个月，辗转数地，相当熬人。“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该剧讲述了草原第一商号“大盛魁”的百年兴衰史。刘奕君在剧中饰演反面角色孙文举，大盛魁商号创业路上的拦路虎。

孙文举是清初“皇商”之首的后人，在剧中刚出现时是追名逐利的三十岁而到剧终时已经是淡泊名利的六十岁。这三十年，就是孙文举跟大盛魁创始人对着干的三十年。刘奕君说，这次他不仅当坏人，而且当坏人的跨度还很长。

谈到接演该剧，刘奕君说三年前他就决定，不是特别好的剧本和导演，不再接拍古装戏。《大盛魁》的剧本让他怦然心动，这才欣然接受邀请。不过，这次拍摄也是异常辛苦。剧组在9个月的时间里，辗转北京，河北、内蒙等地，在内蒙拍摄期间正值数九隆冬许多戏都是顶风冒雪完成的。有一次拍夜戏，刘奕君为了能够拍完戏后御寒，在背包里放了一个保温杯。等几场戏拍完，他急匆匆拧开杯盖想喝点热水时，却发现里面竟是一坨冰。刘奕君笑着说，多亏人是活动的，不然以当时的气温，人要是站着不动，估计很快就会变成雕像。

刘奕君说，作为演员，该挨冻时就得挨冻，该暴晒时就不能搽防晒油。前几年拍摄电视剧《成吉思汗》，刘奕君饰演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术赤是个草原汉子，长相黝黑粗犷可刘奕君是浙江人，属于典型的白面小生。为了让外形更贴近角色，开拍前刘奕君天天在烈日炎炎的草原上策马扬鞭。一段时间的风吹日晒果然收到奇效，刘奕君成功地把自己“抹黑”了。

与军人结缘

从电视剧《共和国摇篮》中的邓子恢，《南下》中的陈家善，《同龄人》中的齐和平，到电影《喋血孤城》中的74军副师长陈潇云，刘奕君这几年跟军人特别有缘，而这也多少满是了刘奕君自儿时就有的当兵情结。

《南下》由王文杰执导，他们以前合作过多次。刘奕君说，让他演陈家善，是王导给他÷次“重新做好人”的机会。刘奕君觉得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想把陈家善演成完美好人，但是很不幸，根据剧情要求，革命军人陈家善还是在男女问题上犯了错误。

在《南下》前几集里，陈家善是一个正直儒雅的干部，他跟孟思远、王三成一起浴血奋战，一起南下工作，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事业，深受革命同志的爱戴。如果人物一直这样。倒是符合刘奕君“完美好人”的要求，但却失去了艺术形象应有的真实感和鲜活度。真正让陈家善变得有血有肉的设计是，他在感情生活上表现得很自私。再婚后陈家善怀念远在山东的糟糠之妻，说道，“家里那个是老婆，她只为我活着，上海这个是太太，我总在为她而活。”就一句台词，这个男人的自私便跃然纸上。

拍《南下》的最后一场戏时，刘奕君被梁林琳饰演的姜天美一顿好打。当时是一场梁林琳和刘奕君、印小天的对手戏。根据剧情，梁林琳发现孩子丢了之后，把怒气全都发泄到了刘奕君身上。原本这并不是一场重头戏，不过那天梁林琳十分投入，演戏特别来劲，像一头发狂的母老虎一样抓住刘奕君，一边大骂“陈家善，你这个陈世美”，一边拳打脚蹋。按照剧情，陈家善还不能还手不能躲，刘奕君只好老老实实挨了一顿打。可是第一条拍完，导演觉得效果不太好，决定重拍，于是他又挨了第二顿打。谁知这一条也没过，因为饰演王三成的印小天穿帮了。没办法刘奕君只有硬着头皮上场，第三次领教梁林琳的拳脚。

谈到电影《喋血孤城》，刘奕君说自己非常喜欢陈潇云这个角色。陈潇云所在师“虎贲”是王牌师，1943年在湖南常德八千将士抵抗三万多装备占优的日军的进攻。为了保住常德，全师官兵浴血奋战十几天，最后只剩八十三人突出重围接应援军，而后又在四天内将常德从日军手中夺了回来。看《喋血孤城》剧本时刘奕君激动得热血沸腾，深深敬佩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抵御日寇的将士。他说作为一个现代人，他为自己能扮演一名“虎贲”将士而自豪，只有演好这个角色，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才可以告慰当年在常德大血战中壮烈殉国的74师“虎贲”将士!

“六大反派”既过瘾又无奈

《大清官》里的那善，《天下一碗》的刘漠沙，《开创盛世》中的封德彝，《大槐树》下的林峻，《绝密押运》的项洛阳，《女工》中的白二宝――这就是刘奕君所说的“六大反派”。饰演这些反派人物对刘奕君来说很过瘾，但也很无奈，都怪他每次都抵挡不住角色的诱惑。不过善良的刘奕君每次在演绎这些反派的时候，总要在他们身上寻找一些人性闪光点，尽量不将人物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刘奕君说：“这六个角色磨练了我，我感谢这些角色，他们就像六面镜子。”

刘奕君特别谈到了《绝密押运》中的项洛阳，这是一个身家过亿，但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不惜牺牲爱情婚姻的人。刘奕君认为项洛阳走火入魔，舍弃了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并且这种舍弃，还是他明明白白的主动选择。项洛阳最终心理扭曲，只能依靠疯狂攫取社会来平衡自己。因为对角色有着深刻的理解，刘奕君扮演的项洛阳深深抓住了观众的心。为了处理好人物，拍戏过程中刘奕君经常向导演就某些戏的处理提出建设性意见。在项洛阳被击毙的那场戏里，刘奕君经过深思熟虑，没有按照剧本要求而是重新设计了角色的死法。“我没有选择仰面朝天倒下去，而是双膝重重地跪在地上，然后趴在地上死去，这个动作可以视为项洛阳死前的忏悔和赎罪。”当这场戏拍完，刘奕君爬起来时，才察觉着地的左脸疼痛难忍，原来他在中枪倒地的时候太过用力，脸颊在地面上蹭掉了一大块皮。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5

元代关汉卿写过一部杂剧（《望江亭》，剧情大致如下：白士中与谭记儿喜结良缘，有权势的杨衙内却要夺谭记儿做妾。杨衙内以“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为由，在皇上面前奏请取其首级。皇上准奏，“赐小官势剑金牌”前去处置。杨衙内到达潭州，被谭记儿蒙蔽，谭记儿将他手中代表圣旨的“势剑”“金牌”和相关公文拿走，最后反而让杨衙内获罪。

该剧第三折有一段戏是这样的：

（正旦云）敢问相公。因甚么要杀白士中？（衙内云）小娘子，你休问他。（李稍云）张二嫂，俺相公有势剑在这里！（衙内云）休与他看。（正旦云）这个是势剑？衙内见爱媳妇，借与我拿去治三日鱼好那！（衙内云）便借与他。（张千云）还有金牌哩！（正旦云）这个是金牌？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再有甚么？（李稍云）这个是文书。（正旦云）这个便是买卖的合同？（正旦做袖文书科，云）相公再饮一杯。

近代以来，这部杂剧被改编为京剧。京剧《望江亭》第三场的对白有一点不同：“（谭记儿白）噢！这就是尚方宝剑哪？（杨衙内白）嗯，先斩后奏！”

无论叫势剑还是尚方宝剑，都是指皇帝赐给臣下、赋予其代表皇帝出行、有先斩后奏权力的宝剑。

尚方宝剑的来历可上溯到汉朝，它原称“尚方斩马剑”，也称“上方断马剑”，后简称“尚方剑”“尚方宝剑”。尚方又作上方，是隶属少府、专管宫廷器物制造的部门，由尚方令、尚方丞主管。汉代为宫廷铸造的器物上，往往会标“尚方”字样。如有一把宋代出土的汉代铜剑，上面就有这样的铭文：“阳朔元年二月甲辰，尚方铁工臣某作”（薛季宣：《记汉尚方剑》）。标出尚方铁匠姓名，既是让铁匠有确保质量的责任，也是对外宣示出自铸剑名家之手。《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兼任尚方令，“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这种由尚方铸造的“秘剑”，无疑就是尚方剑。因其精良，有蔡伦的创新之功，被誉作“蔡伦剑”。在《广雅・释器》中，蔡伦剑就与龙渊、太阿、干将、镆铘等名剑并称。

宝剑之精良究竟如何认定呢？《艺文类聚》卷60引《尸子》日：“水试断鹄雁，陆试断牛马，所以观良剑也。”可知当时以能否挥剑一下将牛马拦腰斩断，作为剑之优劣的判断标准。因此《汉书・朱云传》颜师古注中，也称尚方“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这就是尚方斩马剑或尚方断马剑之称的由来。

因尚方剑的特殊性，臣下不得擅自铸造。《汉书・韩延寿传》记载了一个案子：韩延寿原为东郡太守，改迁至左冯翊任职；原左冯翊的长官萧望之则升迁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萧望之听说韩延寿曾在东郡自作主张向下属发放上万官钱，遂对此进行调查。韩延寿心中不快，便在左冯翊检查其前任有无问题，结果查出有吏员私自发放官仓粮食与祭牲百余万，而被审查的吏员宣称这事与萧望之有关。于是韩延寿趁势劾奏萧望之。汉帝下令两人的事都要彻查。最终“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具得其事”。并且不只是说韩延寿在东郡有私放官钱之罪，还有一系列僭越等级的行为，诸如“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衣黄纨方领，驾四马”，“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等等，尤其还有一大罪状：“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资治通鉴》载同一事件，胡三省注日：“汉制，尚方主作御刀剑。”“御刀剑”就是皇帝所用的刀剑。韩延寿用官铜仿造尚方剑等御用器具，这还了得！于是被定罪为“上僭不道”，被公开处死。尚方宝剑非皇帝恩赐，臣下绝对不得染指，其至上的权威性于此可见。

尚方剑为皇权象征，而用它来表示代君主行使专断之权，始于汉代朱云进诤言的典故。

《汉书》载，汉成帝的老师张禹身为丞相，很受宠幸，一心迎合皇帝旨意，并无作为。朱云视之为佞臣，上疏：“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成帝大怒道：“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命御史将朱云拿下，朱云据理力争，紧抱殿前栏杆不肯离开，栏杆为之折断。左将军辛庆忌为朱云求情，才免朱云一死。

汉晋时期确实有君王赐剑臣下以示可以专断的事例，但尚未将这种情形下所赐剑专门称为尚方宝剑。《后汉书・彭宠传》：刘秀北征，为促彭宠协同出兵，“遗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这是君王将佩剑赐予大将以表信任。此情形又见于《后汉书・冯异传》：赤眉军在关中造成混乱，大司徒邓禹控制不了局面，刘秀派冯异代替邓禹前往征讨。当时皇帝将冯异“送至河南，赐以乘舆七尺具剑”（“乘舆”指皇帝）。李贤注：“‘具’谓以宝玉装饰之。（《东观记》作‘玉具剑’。”《晋书・张轨传》也载：张轨镇守凉州很得力，南阳王司马模甚满意，将皇帝所赐宝剑送给张轨，说：“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

上述几例说明君主赐剑臣下以代行君命的情形在汉晋时期确实存在。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尚方宝剑”之称多用于引用、借鉴朱云典故，极少用以称呼皇帝所赐专杀专断之剑。《晋书・段灼传》载段灼上疏劝皇帝纳谏，称张禹“佞谄不忠……朱云抗节求尚方斩马剑，欲以斩禹，以戒其余，可谓忠矣”，这是对朱云典故的追忆。唐朝王翰《飞燕篇》：“安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宋淳祜十年（1250年），太学生刘黻上书，劾奏侍御史陈垓、右正言蔡荣为佞人，请宋理宗将他们逐出朝廷，认为：“陛下留之一日，则长一日之祸。异时虽借尚方剑以砺其首，尚何救于国事之万一哉！”（《宋史・刘黻传》）元代程端礼《迎袁御史归自南迁》诗，也有“虐下专权孰此容，满朝切齿未渠攻。直臣曾借上方剑，铁汉今闻运判钟”之句。这些都是借用朱云典故以论今事。明初刘基《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诗，强调朝廷要有贤明的丞相，依法治朝，而不是光靠皇帝的尚方剑。这实际也是以朱云典故为叙事背景：“愿得贤宰相，飞笺奏岩廊。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

显然，彼时尚方剑更多的是在言语中作为一种象征物被提及，通过“尚方剑”一称表示请君主给予臣下某种权力，去按君主意愿办理，而不是说真的赐予尚方剑让臣下执掌生杀予夺大权。

真正把皇帝所赐之剑称作尚方剑，由受赐者行使专断之权的情形，出现在明代后期，并且主要应用于军事方面。

据《明史・魏学曾传》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哮拜叛乱，万历皇帝听尚书石星建议，“赐学曾尚方剑督战”。因魏学曾作战不利，朝廷又以甘肃巡抚叶梦熊代替他，“亦赐尚方剑”。再战大胜，明廷感到赐大将尚方剑可强化其权威与责任，作战效果明显，此后尚方剑便频繁地使用起来。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杨应龙在贵州反叛，总督李化龙“请上方剑”，督八路总兵官将叛乱平定（《郭青螺祠碑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皇帝又赐熊廷弼上方剑，令其替换辽东经略杨镐出征。赐剑同时，皇上还命赐一品麒麟官服，并让朝中大臣专门设宴为之饯行。从中可见皇帝对于被赐剑者的殷殷期望。

此外，泰昌元年（1620年），曾赐剑袁应泰经略辽东；天启元年（1621年），又赐剑恽厥初平定水西蛮安邦彦反叛。到崇祯年间，时局大乱，朝廷风雨飘摇，尚方剑更是使用频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命大学士杨嗣昌兼任兵部尚书，“督师讨流寇，赐尚方剑”（谈迁：（《国榷》）。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白成横扫山西，皇帝手足无措，李建泰主动请缨，于是“加建泰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从事”（《明史・李建泰传》）。详述了崇祯帝为李建泰出行所搞的隆重送行仪式，并记述：“帝手金卮亲酌建泰者三，即以赐之，乃出手敕日：‘代朕亲征。’宴毕，内臣为披红簪花，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建泰顿首谢，且辞行，帝目送之。”其仪式之隆重，非同寻常。

再看辽东，也因局势严峻，蓟辽督师袁崇焕被赐尚方剑。袁崇焕因东江总兵毛文龙违令而将其斩首。奇怪的是，其时毛文龙本人也有尚方剑。按规定，尚方剑可以斩监司、副将以下官员，却不得斩杀总兵官，否则便是越权。如《明史・杨嗣昌传》称：“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而巡抚、总兵不从命，解除其兵权，不得杀之。袁崇焕此举，颇让崇祯皇帝不满，这也是后来袁崇焕被杀的原因之一吧。

既要对付李白成，又要防备清兵，崇祯帝穷于应付。清代陆次云《圆圆传》：“时闯师将迫畿辅矣，帝急召三桂对平台，锡蟒玉，赐上方，托重寄命，守山海关。”吴三桂也受赐尚方剑和蟒袍玉带，可谓尊崇备至，皇帝除此之外已别无良策了。

以上几例说明，因危机四伏，为了救急，尚方剑在明代后期才名至实归，成了皇帝用来表达信赖和授权的意思，与此前尚方剑之称与皇帝的赐剑之举不相关联的情形大不一样。

然而，到清代，皇帝赐尚方剑之风又消失，不再出现，从而使明末以尚方剑“代朕亲征”之风成为绝响。尽管如此，尚方宝剑之称则行用至当代。尤其在近世以来的戏曲中，更为常见，如京剧《谢瑶环》第一场中女皇武则天说，“赐你尚方宝剑一口”，“巡按江南，所到之处，察吏民善恶，观风俗得失，查问疾苦，赈济饥贫”。剑的专杀作用，在戏曲中超出了军事的范畴。

其实，古代作为君王命令象征的物品，不止尚方宝剑一种。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节钺、虎符等，其中虎符一直沿用至唐宋。宋辽以后又开始流行金牌等。这类物品倒是实实在在发挥着在外宣示王命的作用。只是它们多用于调动军队、紧急情况速递等，而不像尚方剑那样侧重于违命者斩的含义。但其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专断权威还是同样具备的。

金牌，又称金字牌，是宋元时期真正在外传达君命的信物。《宋史・岳飞传》记述岳飞抗金，兵临朱仙镇，正计划直捣黄龙府，却接连收到朝廷的班师命令，“一日奉十二金字牌”！后人为此赋诗感叹：“金牌十二诏班师，九仞功成一篑亏。德寿殿深春日暖，不知沙漠两宫悲。”（钱子义：《朱仙镇》）因金字牌为虎头形，故又称虎头牌。宋末文天祥《纪事》诗有“虎头牌子织金裳，北面三年蚁梦长”之句。这种金字牌在戏曲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元代李直夫《虎头牌》杂剧第一折：“山寿马听圣人的命，为你守把夹山口子，累建奇功，加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行枢密院事，敕赐双虎符金牌，带者许你便宜行事，先斩后闻。”又，元杂剧中还提及与金牌相关联的“势剑”一称，孙仲章《勘头巾》描写河南府尹手持“势剑金牌”，就可立斩嫌疑人。其中第四折称：“王法条条诛滥官，明刑款款去贪残。若道威权不在手，只把势剑金牌试一看。老夫河南府尹，奉圣人命，敕赐势剑金牌，先斩后奏，在此为理。”

有趣的是，“势剑”一称并不见于正史。而且，按小说戏曲情节的说法，势剑不能单独使用，必须配以金牌乃至相关的诰命，方能发挥专断作用。这从前文所引关汉卿《望江亭》杂剧提到势剑、金牌、文书三样东西便可知。估计当时人一方面用“势剑”比附尚方宝剑，具有先斩后奏、代行王命的象征性；另一方面又借用实际军政活动中起作用的“金牌”“诰命”，强化其与现实相一致的功能。这样，用宝剑代君王专杀的传说，才变得更有真实感了。

杂剧提及的文书，指的是君王给臣下的敕书、诰命。它就是表达皇帝旨意的诏令，具有无上权威。对于接受皇帝钦命出征的将帅，接受皇帝赐予的敕书意即代皇帝行事，敕书也就相当于尚方宝剑。南宋绍兴十年，金兵南侵，宋将刘告急，高宗令岳飞驰援，《宋史》记载：“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皇帝在敕书（“赐札”）中明言岳飞在外有权专断，皇帝不加遥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元杂剧中，要用文书与势剑、金牌一起来表示代王命行事，以起尚方宝剑的作用。

金牌、敕书共同构成皇帝旨意的传闻，在明朝前期仍流行于民间。有一部野史（《传信录》记述，明景帝病重时，曾有“驾帖”让楚王长子继位。长子幕僚劝其勿往，“宜待金牌敕书来，然后行未晚”。明朝史家王世贞考证幕僚劝说之事不可信。即便如此，从中可看出“金牌敕书”作为传达圣旨的物件，却是深入人心的。

只是现在不再有人敬奉金牌敕书了，而尚方宝剑作为成语，却仍在广泛地使用着。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6

一、“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曲折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的双重因素的驱动下，秦汉魏晋时代的某些特征正逐渐消褪，传统社会已开始了某种结构性的变迁。但是，这并不是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与封建等级制度同生共长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婚姻当中的家世观念、门当户对的原则仍占有支配地位，婚姻重门第仍然是大部分家族笃守的信条。

从各种文献记载上看，北宋世家大族基本上以门第相当作为男婚女嫁的前提。如安陆李惟清家族，“婚嫁皆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注：黄庭坚：《山谷外集》卷8，《承议郎致仕李府君墓铭》。）济南李荐家族，“以家法名世，非礼法之族，莫敢通姻”（注：李荐：《济南集》卷7，《李母王氏墓志铭》。）。王举元家族在为女儿选择配偶时，“慎择名族良士，以为之配”（注：杨杰：《无为集》卷14，《故王夫人墓志铭》。），最终将女儿嫁给奉议郎赵君章。

处于最高社会地位的宰辅家族，在为子女择偶时更是注重门第，甚至可以说，婚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家族是不是“令族”、“华族”、“仕族”。如韩琚娶李忠恕之女，在于李氏“出于名族”（注：韩琦：《安阳集》卷46，《三兄司封墓志铭》。）；程琳五女，“皆适良族”（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21，《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程公神道碑》。）；包拯二婿，“皆士族佳器”（注：张田：《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安徽省博物馆藏拓片。）；胡宿女，“皆适士族”（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34，《赠太子太傅胡公幕志铭》。）；韩璩四婿，“皆闻人材彦，士族钦属”（注：韩琦：《安阳集》卷48，《故安康太君陈氏墓志铭》。）；韩综女儿，“所从皆名族佳士”（注：张方平：《乐全集》卷39，《朝奉郎刑部员外郎韩君墓志铭》。）；欧阳修“孙女七人，皆适仕族”（注：苏辙：《栾城集》卷23，《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以门第择婚，已成为大多数宰辅家族的共识。

如果我们细究一些宰辅家族的姻亲网络，就会发现，宰辅家族的婚姻大都以门第为基础。试举数例：

宋城蔡氏“世以明经仕进”（注：张方平：《乐全集》卷40，《宋故枢密直学士赠尚书礼部侍郎蔡公墓志铭》。），蔡挺祖父蔡陟在宋真宗朝以吏能闻名，仕至国子博士；其父蔡希言官至泗州军事推官。蔡家也算得一个有地位的家族。正因为这样，蔡挺才娶了礼部侍郎王涣的女儿。当时，王家“附图以显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附图进联起”（注：朱长文：《乐圃余稿》卷10，《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志铭》。），与蔡家的社会地位基本相等。

范雍女儿嫁给韩亿第四子韩绎，就在于韩、范二家“婚姻敌耦”（注：刘bān＠①：《彭城集》卷39，《金华县君范氏墓志铭》。）。韩家固然“宗族布列，侍从台阁，冠冕之盛，本朝第一”（注：韩维：《南阳集》卷末，《行状》。），范家“自忠献公在仁宗朝入陪枢衡，出秉旄节，有勋劳于王室”，“世推以为盛族”（注：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6，《范大夫墓表》。），两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几乎相埒。

宰相王旦“婚姻不求门阀”，却专门“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天禧元年九月癸卯。）。王旦本人娶参知政事赵昌言的女儿，他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韩亿、苏夷简之子苏蓍、范质孙子范令孙、吕夷简之子吕公弼，除了韩亿出身贫寒外，其余都是门户相当的宰辅家族。

韩琦家族与孙固家族联姻，也在于二家“望匹势敌”。孙固以道德学问事神宗皇帝，位居枢府，为一时名臣，“有季女，爱之甚，与其妻鲁国夫人高择其配，贵族家以少年公子来请婚者，相比肩立，莫能当公意，最后以归故大丞相忠献魏国韩王之第三子（即韩纯彦）”（注：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19，《孙令人墓志铭》。），门第色彩非常明显。

临川王氏的婚姻也是如此。王安石尚未发迹之前，王家在临川只是一个二、三流的望族，与当地另一望族吴氏“世通婚姻”。随着王氏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迅速升腾，其姻亲关系也全是门第相当的高门望族，王安石的三个妹妹分别嫁给出身和才学俱优的张奎、朱明之、沈季长，两个女儿也分别嫁给著名的蒲城吴充家族和仙游葵卞家族。此外，王家还同著名的南丰曾氏和富阳谢氏联姻，王安国娶曾布之妹，王安礼则娶谢绛之女。以姻亲关系为纽带、以王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在北宋中后期曾掀起一阵巨大的政治狂飙。

为了进一步说明北宋世家大族对门第的重视，这里不妨再以吕夷简家族为例加以分析。

吕氏家族在北宋是一个极其显赫的豪门巨族，“天下之人，谈衣冠之盛者，必以吕氏为世家”（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1，《吕谏议公绰墓志铭》。）。吕氏家族男婚女嫁，非常注重对方门第，与其家联姻的马亮家族、张士逊家族、王旦家族、王溥家族、苏颂家族、钱惟演家族、宋敏求家族、程琳家族、韩琦家族、吴充家族、梁适家族、赵概家族、曾公亮家族等等，或为衣冠旧族，或为新进权贵，无论从家世门第，还是从现世地位上看，都与吕氏家族旗鼓相当，门当户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北宋时期吕氏家族的姻亲有49人，除去兄弟同娶一门、二女同嫁一夫外，总共有姻亲42家，除去家世背景不详者17家外，明确记载为官宦世家者有24家，寒门出身者只有鲁宗道1人。从择婿上看，笔者所知的吕氏家族女婿有21人，其中1人寒族出身，8人出身不详，官宦世家出身者12人。这12人中，除丁度1人曾祖、祖父不仕外，其他人三代以上都有仕宦的经历，都称得上是名门望族。

上述这些事例表明，世家大族在缔结婚姻关系时，非常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门第相当，喜结姻亲；门第不谐，就有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局。那么，这里所说的“门第”与魏晋隋唐的“阀阅”有何区别呢？世家大族何以如此重视门第呢？我们认为，“门第”与“阀阅”在内涵上完全不同，前者是指一个家族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社会地位，后者主要是指一个家族以往的历史，即对方有没有数十代不绝的悠久家世，是不是累世簪缨（注：参看王育济：《历代王氏望族——三槐王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由魏晋随唐时期的重阀阅转变到北宋时期的重门第，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完全吻合。我们知道，魏晋门阀制度是以九品中正制和庄园制经济为基础的，高门大族出身的士人，只要高标“门阀”，就能求得一官半职，从而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士族与士族之间“世代通婚”、“不杂他姓”，无非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士族身份的人挤进士族阶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士族自身的政治利益不被“下品”起家的非士族阶层瓜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冲击并最终使门阀政治体制走向解体。与之相应，婚姻行为也出现新的变化，以科举起家的新贵们已经与“前朝旧族”开始联姻，魏晋时期门阀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的局面逐渐被冲破了。到了宋初，门阀政治已彻底终结，门阀观念也逐渐消失，老牌门阀士族虽然还有少量残余存在，但在政治上已经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与贫寒起家的士人们一样，都要经过科举考试这道关口。在这种情况下，“问阀阅”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就此而言，郑樵所说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是完全正确的论断。

但是，“不问阀阅”与“不问门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问阀阅”，不等于“不问门第”，相反，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北宋世家大族不是“不问门第”，而是非常重视姻亲的近世的社会地位，只不过不再讲求以往的家史。也就是说，可以不考虑姻亲在“历史上”的门第，但却不能不重视其近世的门第。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社会政治变化的格局密切相关。北宋时，在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下，阀阅家世已不能成为家族生存的护身符，更不能成为家族发展的保护神。家族地位的维系与发展，取决于该家族的治家理念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世家大族联姻时强调门第，就是为其家族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很显然，与门第接近的家族缔结姻亲关系，可以藉此构筑一个庞大的姻亲网络，在朝廷中或地方社会中形成姻缘与政治相结合的宗法势力，从而维护这些家族既得的和潜在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重视门第，归根到底是发展家族和维系家势的一种手段。

二、“欲择纯良婿，须求才学儿”

以才择婿，是宋代世家大族择偶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在科举选官制度完全确立的宋代，个人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家族的富贵贫贱，而衡量个人才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人能否科举及第。饱受寒窗之苦的士人们一旦金榜题名，也就是取得了一张踏进仕途的通行证。世家大族正是看到了士人们身上具备这种现实的或替在的利益，纷纷把择婿的眼光集中到士人身上，甚至集中到那些才学卓异的寒士们身上，“女必得佳士而归之”（注：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6，《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志铭》。）或选婿于白身之中，或论婚于中第之后。

（一）选婿于白身之中

选婿于白身之中，就是在士人未发迹（或应举）之前，士大夫们因赏识其才学、品质而许以婚姻。这种情况，在宋代文献中多有记载。蒲师道幼时非常聪慧颖悟，十余岁就能背诵经传，填写诗赋，“陈渐以文学名于蜀，一见君（指蒲师道，笔者注）所为词章，乃以女妻之”（注：蔡襄：《蔡忠惠集》卷35，《太常丞蒲君墓志铭》。）。司农少卿周宗古，有女“既笄，将使有家，择议甚重，闻范氏有子（即范祥之子），以好学称于乡里，递归之”（注：李复：《yù＠③水集》卷8，《周夫人墓志铭》。）。翰林学士朱昂闲居江陵，有女十四岁，端重寡言，父母“择所宜归”，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等见到冯式的文章后，“大器之，遂以归”（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5，《永寿郡太君朱氏墓志铭》。）。眉山苏轼家族，在宋代文坛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苏家在择婿时，自然十分看重对方的才学，苏辙之女嫁给王适，就是因为他“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如一”（注：《苏轼文集》卷15，《王子立墓志铭》。），大有苏辙的为人风范。

有趣的是，不少宰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如丁谓幼时，跟随父亲丁颢任官于泾原路，因其“文类韩柳，诗类杜甫”，受到参知政事窦附图的赏识，“窦公抚顶叹异，以女妻之”（注：王禹附图：《小畜集》卷18，《荐丁谓与薛太保书》。）。晏殊“幼能为文”，深受滁州知州李虚己的赏识，“一见奇之，许妻以女”（注：司马光：《温公日记》。）。富弼年青时好学不倦，经纶满腹，当他到京师应举时，被范仲淹慧眼识出，称赞他有“王佐才也”（注：《宋史》卷313，《富弼传》。），因而极力向王曾、晏殊推荐。当时，晏殊有女及笄，正拜托范仲淹代为择婿，范仲淹说：“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晏殊见到富弼后，“大爱重之，遂议婚”（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9。）。

（二）论婚于中第之后

科举中第，标志着士人寒窗生活的结束，也预示着士人仕宦生涯的开始。因此，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自然是声价陡增，倍受青睐，成为世家大族选择女婿的最佳人选。如李清臣十四岁时参加乡试和省试，名列高等，“韩琦闻其名，以兄之子妻之”（注：《宋史》卷328，《李清臣传》。）。王旦进士及第后，担任岳州平江县令，赵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注：《宋史》卷267，《赵昌言传》。）。欧阳修的婚姻也是如此。天圣八年，欧阳修在科举考试中名列甲科，次年，翰林学士胥偃就“妻以女”（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62，徐无党：《胥氏夫人墓志铭》。）。尚书右丞黄履有个女儿，懿淑端庄，举止循礼，“所以事父母者，曲尽其意。识趣高迈，尤深于老庄之书”，黄履“未尝不叹息以为不可及也”，如此善解人意而又富有学识的女子，自然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匹配，故“择配久之”而未遂心愿。元丰中，太学生张根三荐于礼部，擢为乙科，黄履看中他“器度凝远”，于是就将女儿嫁给了他（注：李纲：《梁溪集》卷170，《宋故龙图张公夫人黄氏墓志铭》。）。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宋人文集中俯拾皆是。可以说，北宋时，“欲择纯良婿，须求才学儿”（注：陈鹄：《耆旧续闻》卷7。），已成为大多数官僚贵族们的共识。

既然以才学作为选婿的标准，那么，士子的出身和家境也就不需要过于计较了。如阆州陈氏以科举起家，“富贵暴天下”，陈家因赏识贾昌朝的才学，不顾贾氏“孤寒”，力排众议，以女嫁之（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6，《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遂平县令赵立，择婿十分谨慎，女儿二十岁尚未婚配，当他了解到出身贫寒的吴长文，“治孔氏《书》、王氏《易》，通达有闻”，就果断地将女儿嫁给吴长文，吴长文后来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注：刘敞：《公是集》卷53，《翰林学士吴君前夫人赵氏墓志铭》。）。赵立称得上是慧眼识人。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家族专门挑选那些具有真才实学且家境贫寒的士人作为东床佳婿。如李昌龄家族，就有自己独特的择婿标准：“世禄子弟，汩于绮执之好，凡择女所配，必于寒素之门”（注：王guī＠②：《华阳集》卷51，《丹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郑戬、御史中丞王陶、龙图阁学士滕甫等，都是在未发达之前成为李家的女婿的。曾巩所说，李家“嫁女常择寒士，而至其后多为名臣”（注：曾巩：《曾巩集》卷45，《永安县君李氏墓志铭》。），一语道出李家择婿的奥妙所在。

当然，也有因士子出身低微，家境贫困，与世家大族的地位和境况反差太大，而引起世家大族家庭成员的反对。王旦将女儿嫁给韩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邵氏闻见录》记载，韩亿年青时，家境十分贫寒，与李若谷“同途赴试京师，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谒，更为仆”（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8。）。韩亿登第后，前往拜见王旦。其时，王旦长女“久择婿不偶，日有盛族扳求，而文正公（即王旦）辄却之”。见到韩亿后，“遂有意以夫人归焉”。但这个决定招来了整个家族的一片反对声，“族间哗然，以谓韩氏世不甚显大，而上有亲老且严，又前夫人蒲氏有子，当教训抚育，于人情间实难”，因此，都主张“于大家著姓为相宜”，但王旦自有一番道理：“以吾女性孝而淑贤，必能尽力与夫族，且其节行易以显，亦足见吾家之法度焉。族盛者骄堕恣放，多以侈事相kuā＠④逐，是不喜吾女之所向，此非渠辈所晓知也”。在他的主张下，最终“以夫人归韩氏”（注：苏舜钦：《苏学士集》卷15，《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

上述种种事例表明，在北宋世家大族的婚姻中，大量存在着“以才选婿”的情况。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北宋士大夫们以才择婿，与当时选官制度的变化和家族发展的情势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首先，唐宋时期选官制度变化而引发价值观念的更新，是宋代世家大族“以才择婿”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结束了魏晋隋唐“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注：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的时代，开始了文章致身的新局面，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就社会关系而言，在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体制下，士庶之间隔若天壤，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注：《晋书》卷45，《刘毅传》。）、“士庶天隔”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但到了宋代，世家大族除了在荫补子弟方面享有一些特殊优待外，已经不再享受世袭官职和财产的特权，在经济上所享有的免税和免役的特权也比以前大为减少。世家大族子弟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还必须借助科举作为台阶。这样，世家子弟和寒素士人走上同一条入仕道路，过去严格区分士庶流品，强调门第的做法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世家子弟和寒素子弟不但在举场和官场上走到了一起，而且在身份和精神上也互相接近，渐趋一致。

就价值观念而言，魏晋南北朝崇尚阀阅，寒族出身的士人即使掌握重权，仍不能厕身士流。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唐太宗对“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门阀士族极为不满，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来转变旧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气，命令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欲崇重今朝冠冕”（注：《唐会要》卷36，《氏族》。），即推崇和表彰现实社会中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名门望族。唐高宗、武则天时诏修《姓氏录》，“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注：《新唐书》卷223，《李义府传》。）。只要官至五品，就能称得上是士族，这自然为庶族出身的新贵们跻身士流打开了方便之门。可以说，唐朝以官品定门第的做法，开启了由重门第向重官品的历史性转变，使历史进入了由魏晋时期单纯注重阀阅转变为随唐时期阀阅、官品并重的时代。与之相表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由“尚贵胄”（出身）逐渐转为“尚冠盖”（官品），婚姻观念与家庭关系亦随之逐渐变化。

北宋政（蟹）府虽然不再沿袭唐代以官品定门第的做法，却继承了唐代开科取士的基本精神，并通过对唐代科举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世家大族操纵科举以形成新的门阀的可能性，真正做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新的选官制度，不仅带来了“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注：陈傅良：《止斋文集》卷35，《答林宗简》。）的社会风尚，而且带来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新的价值取向。其一，“取士不问家世”，使得人们踏上政治舞台的过程就是一个个人奋斗的过程，以往那种依靠门第、血缘、身世进入统治集团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淘汰，重视个人才学，依靠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态。其二，“取士不问家世”，只要具备真才实学，就可以跻身仕途，安身立命。如此一来，衡量一个人的前途大小，就不再是其人有没有累世簪缨的家世，而是其本人才学的高低。与此相应，世家大族择偶的标准也就自然而然地由“重出身”转向“重才学”。

其次，北宋时期世家大族兴衰不常的情势，是宋代世家大族“以才择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是以庄园经济为基础，并同门阀士族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唐末五代之际，随着庄园经济向租佃经济的转化，门阀士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逐渐崩溃。而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唐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最终将门阀士族扫进了历史的坟墓。所以，到了宋初，门阀士族丧亡殆尽。宋太宗所说：“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大臣子孙皆鲜克父祖业”（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三月乙卯。）；李焘所言：“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系无所考”（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天圣三年四月。），都道出了门阀士族在唐末五代悲剧性的命运和结局。北宋时，世家大族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推行，使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进一步增加，从而带动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在身份上的频繁流动和相互转化。而“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度，取消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特权。世家子弟倘若才能平平，即使通过荫补途径进入仕途，充其量也只能获得中下级官衔；寒族士人倘若才干卓异，同样能致身显职。可以说，宋代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新兴官僚贵族，却没有给这些贵族世家的持久不衰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张载所说，“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注：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9页。），就道出了北宋世家大族兴衰不常的态势。

在如此迅速的社会流动中，如何增强家族的实力，维系家势的长久发展，这是摆在每一个世家大族面前的难题。从一些世家大族的成功经验上看，除了敦促子弟专心向学，走科举入仕之途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善于缔结婚姻关系，或攀结名门，或拉拢后进，从而结成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姻亲网络。

从表面上看，“以才择婿”重在才学，但才学的多少又决定于能否科举中第，所以重才实际上是重官。中第士人如果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飞黄腾达，致身显位。世家大族选择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为婿，凭藉自己的地位对其仕途加以扶持，待其成名后反过来帮助本族的发展。因此，重才择婿，归根到底是抬高家族门第或维系家势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北宋时大量存在。宋人徐度曾经总结道：“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公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己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如此之类，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注：徐度：《却扫篇》卷上。）可以说，“识拔寒俊于稠人之中”，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系本家族未来的家势和地位。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7

关键词：王昭君；爱情；婚姻；人格魅力

[中图分类号]：J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1

一、王昭君的爱情

汉元帝“独掌乾坤，边塞久盟”，以为“四海晏然，八方宁静”。闲暇的皇帝觉得天下太平，顿感后宫寂寞。于是派画师毛延寿遍行天下，广选良家女入宫，图形以进。到成都秭归县，选中如下凡仙子的王昭君。心狠手辣，欺大压小，谄佞奸贪的毛延寿，也被这等绝世的容颜打动。这个秭归山乡，峡水缠绕、奇峰秀石，孕育出来的姑娘，如同神女瑶姬般，“朝饮木兰之霞露，夕餐秋菊之落英。”难怪唐代白居易诗云“峨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毛延寿考虑其是庄户人家，只索黄金百两，即可选为第一，荣华富贵，指日可待。王昭君却不和其他人一样，断然拒绝了他的“美意”。她体恤贫寒的家境，再加上自己天生丽质，亦不需要通过贿赂来获得荣华。这样傲岸的个性，正直的品质，颇有几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意。

王昭君的无动于衷，甚至鄙夷不屑，让毛延寿心生恨意。自古道：“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毛延寿属于前者，计上心来，点破美人图。之后，王昭君别父母亲人，乘官府龙头雕花木船，经香溪，两岸已摘去果实的枝头竟又含苞绽放，桃林绵延一片，入长江，逆汉水，越秦岭，三个月后，终于到达京城，等待汉元帝的召见。然而王昭君的“贫贱不能移”换来的却是幽幽冷客，凄凄凉夜。做了上阳宫人，卷起珠帘，可以望见昭阳宫，却十年也未曾见到过她的君王，可望而不可即；听得管弦音乐可以寻到皇帝车矫的影子，但自己又像站在天河的织女找不到木筏载着她去找牛郎，咫尺天涯。王昭君在寂寞无聊的夜晚，常弹几曲琵琶，似乎是打发漫漫的长夜，排遣心中的孤寂，亦或抒发心中对父母家乡的思念。剧本《汉宫秋》中用了“消遣”一词，无奈之中又有几分乐观。后宫的艰难岁月逼疯了数不尽的嫔妃、宫女，而昭君却苦中作乐，处之泰然。

可是一切又仿佛是在冥冥之中就已注定。汉元帝从繁忙的政务中暂得空闲，深夜巡宫，昭君也恰巧又在弹琵琶消磨冷宫日子。汉元帝闻琵琶声而来，心情喜悦，就连那纱笼内的烛光也照射得格外明亮。一见昭君，汉元帝“惊艳了”。“眉扫黛、鬓堆鸦、腰弄柳、脸舒霞，那昭阳到处难安插”、“回顾百万，一笑千金”，他甚至说，若是越王勾践在姑苏台见了昭君，西施和国家肯定都不要了！二人一见钟情，汉元帝直呼：“江山千万里，直寻到茅舍两三家”，遂封昭君为明妃。贫寒人家的女儿，在古代社会里不惧奸邪，不畏坎坷，有主见有胆识地坚持着自己原则，把握着自己的命运，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二、王昭君的婚姻

明妃王昭君得到汉元帝宠爱，不仅将自己因拒绝贿赂毛延寿而被点破美人图发入冷宫的遭遇娓娓道来，更是为家乡父母求恩典。此刻的王昭君爱情甜蜜，十分幸福。汉元帝对她如痴如醉，“昵爱过甚，久不设朝。”一旦离开昭君，他就像宋玉悲秋一样难受，更是禁受不住沾染在她身上的香气。见王昭君哪里也是可爱至极，仿佛观世音一样的美，只是手中没有柳枝，见一面都会增加寿命，这真是“五百年欢喜冤家”。看着对着镜子自怜的昭君，就如月亮上的嫦娥仙子，在梦境中都一心一意要宠爱她。恐惧的毛延寿，害怕汉元帝追究责任，带着美人图，逃到匈奴，并献予了呼韩邪单于。单于早有意与汉和亲通好，见世间竟有如此女子，便向汉朝索要王昭君。“控弦百万，款塞称藩”的匈奴首领更是气势嚣张的发出宣言，“若不肯于，不日南侵，江山难保。”一国之君的汉元帝，之前对于“四时雨露均，万里河山秀。

王昭君自己并没有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权利，她嫁给的是一国之君，即使终身冷宫生活，她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她挑战的是只爱钱财，不怕王法的小人毛延寿。她所在的汉朝是一个纸老虎般的朝廷，养军千日，无军应对干戈兴伐。她应对的匈奴，有一个刻日南侵的军队。她自己是一个品性正直，大义凛然的弱女子。背井离乡，小人弄权，奸贼当道，埋没深宫，皇帝无能，百官无用，命运拨弄，无论是毛延寿、皇帝、百官、呼韩邪单于，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做打算，没有一个人真正设身处地的考虑过王昭君。明妃和亲，这是一对生死恋人的悲剧，也是政治的悲剧。堂堂一代帝王，竟无法留住自己的爱妃，这是一个人的爱情悲剧，也是汉民族无力反击异族胁迫的悲剧。

王昭君自恃美貌，断然拒贿；后宫冷夜，抚琵琶解忧；一朝得宠，念及父母；国家有难，自愿捐躯；未至匈奴，决然自杀。她的傲岸正直，不畏奸邪，她的孝顺品质，她的忠君爱夫，她的大义凛然，她的无所畏惧，她的小我到大我，都诠释了独特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马致远，《汉宫秋》，张静文注，《元杂剧爱情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2]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3]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4]翁敏华，《中国十大古典名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国祥，《 <汉宫秋>从史卷到舞台解读王昭君》，《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4. 

韩剧主君的太阳篇8

关键词：孟浩然 终身未仕 孤高的个性 糟糕的君臣际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5-0075-02

作者简介：黄承元（1982―），安徽池州人，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安徽桐城中学高中语文教师。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学。

中学阶段，学生接触了不少孟浩然的诗歌，其中《夜归鹿门歌》和《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两首诗表现了孟浩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前者显示出隐逸的情怀，后者却表达了鲜明的出仕意愿。这种矛盾心理很多诗人都有，但孟浩然却在这个群体中显得比较特殊。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仕宦的经历，大多是在仕途遇挫时才产生真隐的意愿。孟浩然却终生未仕，除了游历四方外，就是在家乡隐居，人生履历简单得如同一幅写意画。

《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

“一座嗟伏”“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连唐玄宗都“闻其人而未见也”，说明孟浩然在其生活的时代即享有盛名。通览孟浩然的诗歌，我们发现孟浩然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却结交甚广，朋友中不乏朝廷高官，除了张九龄、王维外，还有以喜欢提拔后进闻名的韩朝宗、贺知章等人。可想而知，孟浩然得到他们的举荐并不是一件难事。

“年四十，乃游京师”“于太学赋诗”说明他主观上希望入仕，此前“隐鹿门山”之举应该和那个时代很多的读书人一样，是一种提高自身声誉的姿态和方式。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孟浩然去世前4年）他应邀入张九龄荆州长史幕府，虽然不到一年即返故居，但这一举动表明孟浩然确实如其诗中所言，“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孟浩然依然终生布衣，这在推崇积极入世、进取精神非常强烈的盛唐时代显得非常特殊。在《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我们发现，是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和一次重要却糟糕的偶然遭遇，使他错失入仕机会。

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在他与韩朝宗约而不赴的举动中可见一斑。既然有约定，说明孟浩然希望得到韩朝宗的引荐，至少是他答应了韩朝宗的引荐。韩朝宗名满天下，时人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与韩荆州书》）之说，孟浩然显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成见。孟浩然后来还曾寄诗给韩朝宗，中有“自牧豫章郡，空瞻枫树林”（《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之句，表达对韩的怀念之情。临期不赴之举，不是对引荐者的不尊重，而是孤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表现出殷勤之态。这种性格使他在入仕之路上虽有动力，却缺乏后劲。毕竟在求仕之路上，既需要他人的援引，更需要个人的汲汲谋求。

在孟浩然留下的260余首诗歌中，投赠求荐的诗歌很少，比较有名的就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但在这首诗中他没有一句对张丞相的赞美之词，不像一般的求荐诗。即使狂傲如李白，希望得到韩朝宗举荐时也会写出“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李白《与韩荆州书》）这样的谀辞。孟浩然虽有“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的强烈愿望，最终却只能发出“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的怨叹，这不能不说是“性格决定命运”。

“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说明孟浩然多少有正直仗义、扶危济困的性格，这种性格本质上与他“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孟浩然的家乡在湖北襄阳，他早年隐居鹿门山，侍亲读书。这种隐居生活，无疑也陶冶了孟浩然的性情。“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秀美的山水与孟浩然的心灵完完全全地融而为一。襄阳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外，还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其中对孟浩然影响最大的是汉末的庞德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登鹿门山》），“闻就庞公隐，移居近洞庭”（《寻张五回夜园作》）等诗句表达了他对庞德公的敬仰之情和追随之意。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像便是庞德公。”家乡先贤对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弃官不就，采药不返，庞德公的诗意人生无疑是孟浩然倾慕的对象，而这种神往之心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而不断强化。

在孟浩然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他交往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僧人、道士和隐逸之人。如《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中的高僧融上人、《还山贻湛法师》中的高僧湛然法师，《赠道士参寥》《伤岘山云表观主》《清明日宴梅道士房》等诗中提及的道士，另外像王迥、张五、郑等皆是隐逸之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因素，对孟浩然来说，与这些隐于士林的朋友交往，一定会强化他思想性格中隐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他虽然始终抱有用世之志，却在仕途上遇到需要加力的时候不够主动，更不愿意牺牲个人品格折腰屈从，所以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入仕和归隐的矛盾之中。

孟浩然在入仕之路上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就是与唐玄宗的无意会面。史册中君臣风云际会的场景很多，可惜孟浩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我们现在读他在皇帝面前诵读的这首诗，都会把“不才”理解成自谦之语，而“明主”自然是反语，句中充满着一种怨怼之气。而孟浩然肯定不是要在这次偶然的“面试”中有意对皇帝有所抱怨，只能理解为他不会把骋才和颂君完美地结合起来，从根子上来说，还是他孤高正直的性格使然，他不会违心地去赞美别人，即使面对的是皇帝。

可以想见，这次会面对年已四十、应试落第的孟浩然心理打击有多大。面对皇帝“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的指责，他没有解释的机会。给皇帝留下如此糟糕的第一印象，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孟浩然或许还有机会可以入仕，但这次猝不及防的会面给他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使他在跃跃欲试的同时又心有余悸。

与孟浩然有着类似经历的宋仁宗时的柳永，因其《鹤冲天》词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句子，所以在考试成绩已过关的情况下，因被皇帝批示“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而落榜。失意后的柳永干脆自称“奉旨填词”，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歌楼酒馆之间。这种行为看似潇洒，其实是精神极度失落之后的自我排遣，或者说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但柳永此时毕竟年轻，尚有重整旗鼓的心力。孟浩然年已四十，要祛除这样的心理阴影就绝非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