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4 11:34:24
关键词：军校教员 党员意识 育人模范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1（a）-0000-00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是执行党的路线、践行党的事业的基本力量。党员意识是党员的立身之本，是党得以生存并发展的精神保证。广大党员的党员意识有无、强弱，不仅关系到党员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能否发挥，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对于军校教员，身兼三重身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军人，同时也是教师，增强党员意识就是要求军校教员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先进政党的一员，意识到作为军人应具备的素质和担当。
1 军校教员党员意识的现状
由于党对军队坚强的领导和军队高度严明的纪律约束，军校教员的党员意识总体上较强。但是，在部分军校教员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党员意识较弱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业务，轻政治。个别教员党员意识淡化，思想政治观念淡薄，认为讲党性、讲政治都是虚的，思想上的进步是空的；而学术上的成就是硬的，职称和级别才是实的，把科研学术上的进步和职称级别的提升作为个人的追求，忽略了思想上的进步和党性的提高。二是重个人，轻集体。少数教员组织观念不强，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考虑个人的进步和成就多，注重自我的作用，对组织和集体的作用和利益认识不够，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不强。三是重教书，轻育人。有的教员认为只要站稳讲台，就算尽责了，不重视对学员的管理教育。
2 军校教员增强党性意识，争当育人模范的对策
2.1 站稳立场，争当信仰坚定、品行高尚的育人模范
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共产党员干事业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是党员意识的重要体现。增强党员意识，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领会和贯彻党的指导思想，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不断强化“四个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听党指挥，遵章守纪，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追随看齐。要提高思想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站稳立场、保持清醒，始终不背离党和军队，而要为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不懈努力，这也正是军校教员的品行体现。作为军校教员，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言行一致，严于律己，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支持。为了强化军校教员的政治思想素养，提升教育服务水平，必须加强理论学习。要立足学习政治理论，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要立足学习教育法规，以先进系统的教育理论武装头脑，在行动上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2.2 牢记宗旨，争当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育人模范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增强党员意识的内在要求。牢记党的宗旨，对于军校教员，重要的一条就是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心中始终装着党和人民的事业，淡泊名利，岗敬业、尽职尽责的育人模范，为党和军队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每一名军校教员都要强化党员意识，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勤奋务实，严谨施教，精心育人，一丝不苟地对待教育工作的每个过程和育人的每个环节。要始终坚持爱校、爱岗、爱生。“爱校”，就是要强化集体意识，顾全大局，统筹兼顾。要服从和服务于学校的大局，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服从学校的安排和管理，关注学校的现状和前景。“爱岗”，就是要珍惜岗位，爱岗位敬业，立足本职，多做贡献，之所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爱生”，就是要以慈母般的心对待学员，是“爱校”、“爱岗”的落脚点。
2.3 立足本职，争当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育人模范
教员的本职是教书育人。立足本职是强化党员意识的必然要求。军校教员党员意识的强化应当寓于本职工作中，在为人师表、无私奉献中凸显，在军事教育的火热实践中体现。一个岗位就是一份责任，一份工作就是一种使命，在工作中如果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不可能做到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更不可能做到为人师表，无私奉献。要坚持把工作岗位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始终做到满腔热情，表里如一，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日常教学工作中，把党员意识体现在岗位上、落实到行动中。作为军校教员，其人格品行具有强大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是对教师师德的最好写照，高尚的业道德是高素质教师队伍的第一要素。“教人先教己”，作为军校教员，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要用自己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优秀的人格、良好的形象给学员以潜移默化的感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职业注定了教师在物质上应甘于清贫，精神上应淡泊名利。作为军校教员，要正确对待名利、权位，讲奉献不讲索取，问耕耘不问报偿，始终保持不为名所困，不为利所惑的高尚情操，使灵魂在默默的追求中臻于完美，使精神在无私的奉献中得以升华。
2.4 善于学习，争当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育人模范
学习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根深才能枝叶茂、水厚方能负大舟”。增强党员意识的重要途径就是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当前时代正处于军事变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军校教员要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学习，视学习为工作常态、生活习惯和人生追求，要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更要向部队学、向战场学、向一线学，在学习中勇于创新，为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汇能聚量。在知识更新日益加速的今天，军校教员必须坚持创新精神，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大胆突破前规，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才能培养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秀军事人才。军校教员不仅要乐于学、勤于教，还要善于思，要善于在学习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主流和内在规律，不断有新的发现，有新的创造，真正做到以学立德、以学增智。
2.5 剖析自我，争当忠于职守、诚信廉洁的育人模范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但“”问题在军校教员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十以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央军委“十项规定”的实施，问题得到明显地纠正，但思想道德建设永远在路上，每名军校教员都要树牢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底线，培养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和积极健康的价值取向，以强烈的党员意识时刻保持自警、自省和自励，剖析检查自身的行为，忠于职守、诚信廉洁，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职业注定了教师在物质上应甘于“清贫”，淡于“富贵”，而在精神上应不奢求富贵，不贪图安逸，不追名逐利，不沽名钓誉，面对利益、面对荣誉，要讲风格、要讲奉献，始终保持不为名所困，不为利所惑的高尚情操，使灵魂在默默的追求中臻于完美，使精神在无私的奉献中得以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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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结构是经济学有史以来最精巧的理论之一，严谨，简洁。在这一方面，可以与之并论的可能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歇尔范式的前提是土地的收益递减规律，所以，它应该只能适用于受土地限制的经济或与土地有关的产业。比如，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以及工业时代的粮食、咖啡、矿产品等产业。它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增长中的经济，比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观察到的经济，以及扬和阿瑟观察到的经济。它适用于增长还没有出现的前工业经济。如果按照杨小凯的思路严格推理下去，马歇尔范式将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
对于增长中的市场，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没有一项曾经出现过，经济学在心安理得地用马歇尔范式向我们宣告市场是安全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忘记告诉我们，马歇尔的市场同时是没有增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熊比特提到过，他说，均衡的经济是不会出现增长的，只能是一个“往复循环”的经济，（熊比特；1990）这样的经济显然仅仅发生在前工业社会。当时市场的运行既符合熊比特对没有增长的“往复循环”经济的描述，也符合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市场有均衡的价格，没有利润，没有增长，没有失业，没有危机。“它总是保持着一种均衡，因此是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预测的，。。。。它又是平稳的，因而安全；它改变起来十分缓慢因而是可持续的。不太冒失也不太有利可图”。（athur；1996）对马歇尔范式而言，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信息对称假设，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一切成熟的前工业社会，都有商人巨富产生，但即使有这样的资金积累和企业家素质，再加上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干中学），仍然不足以形成经济的增长；即使是革命性的创新，也都因为生产局限在土地之上，而无法产生增长。至少一千多年的时间，就都在“往复循环”的单调重复中度过了。土地收益递减的强大威力，促成了市场的平稳和和谐，即使有天灾人祸的波动或噪声，也会在市场中收敛到均衡的状态。马歇尔范式得到了近于完美的实现。以至于经济学家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分工和市场在那个时代竟然完全不存在。在这样均衡的市场中，经济学是不必要的，一切都由市场本身安排妥当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几乎是唯一一个从古希腊的哲人思辩直接跳跃到了亚当斯密时代，[马歇尔 ]而其它的科学或社会科学，多多少少在这期间都有所传承，有所研究，有所成就。
一切都显得超乎想象地简单，只要我们将市场和分工的存在历史，延伸到它们的定义所能允许的时代，然后用古典作家一直到马歇尔发现的收益递减规律，去解释被土地局限的经济体系，我们就会发现，马歇尔范式的解释和预言几乎是完美的。唯一可能的怀疑是，那时的经济可以称为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应该由仅将工业化经济定义为市场经济的人来回答。根据马歇尔的理解，收益递减的经济也可以是市场经济。而收益递减是而且仅仅是土地的经济特征。再先进的技术，再强大的分工效应，应用到土地上，收益都是递减的。只有离开了土地的束缚，分工的收益递增效果才可以显示出来，被我们观察到，经济才有可能增长，这一转折的出现，经济史上称为“工业革命”。当经济进入这样的时代，马歇尔范式的使命就应该完结了，它的一切预言都再也没有意义，阿瑟（athur；1999）的论述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将马歇尔范式应用到工业化以后的市场，会在理论上出现那么多“例外”，因为在增长的时生的经济学现象，几乎全部是马歇尔范式的“例外”。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市场“失灵”，本来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市场中发生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在市场中发生的，它如何“失灵”？失灵的是马歇尔范式。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切旨在研究我们时代的经济现象的理论，都“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无法与马歇尔范式兼容。经济学家根本无法将描述前工业市场的均衡结构，与研究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或者增长理论，或者收益递增经济学兼容在一个理论框架内。
马歇尔范式不需要与其他经济理论兼容，反之也是一样，因为马歇尔范式描述的是受土地约束的市场。如果它与增长中的经济有关，那就是它会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增长最终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还马歇尔范式以本来面目，反而给它留下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实在有必要知道，在最终的限制来到之前，市场的正反馈机制会不会将我们生存其中的自然破坏得不可恢复。
经济学史有一个观点认为，亚当斯密是从增长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而马歇尔范式是从资源的最优分配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还有人以此来划分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认为到了索罗以后经济学家，增长问题又回到了经济学的视野当中。
这样的分类引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一，从马歇尔以来，有几个经济学家是在用马歇尔范式研究资源的最优分配？各自都有什么成就？其实，如果马歇尔范式是成立的，就没有任何必要研究资源的分配，资源已经由市场分配完毕了；即使其中出现了波动，市场也有能力自我调节，也不需要任何研究。比如在前工业社会的市场，就是这个情景。如果资源分配的异动到了值得经济学家来研究的地步，马歇尔范式就不可能成立。虽然有所谓噪声理论试图将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理解为总的均衡前提下的噪声，但这个理论更接近在地心说的地球外面多套几个圈，将马歇尔的简洁结构弄得复杂无比。
第二，当增长重新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中的时候，亚当斯密的传统却没有回来。增长模型的“进步”，仅仅表现在数学工具上，而在经济学学理上，却显得苍白无力。增长模型告诉我们的是，当生产的要素发生了增量，增长就会发生，但是，要素的增量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似乎是因为有增长才发生的。熊比特（1990）深知增长模型的经济学学理缺陷，所以他另辟蹊径，希望用创新来作为增长的第一推动，或者用类似进化论中的灾难说将企业家能力纳入增长的原因中去。但他似乎并不那么成功，因为无论是创新，还是灾难，都在“往复循环”的经济中发生过。
第三，这样的经济学史一定要漏掉经济学中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凯恩斯。他显然不是研究资源的分配，他只是看到了这市场的表现和马歇尔范式的预言相去太远。凯恩斯主义有两个预言，一个是说，通涨和失业不可能同时出现；另一个是说，通涨和失业不可能同时消除。（萨缪尔森；1992）在形式上，是他的第二个预言与马歇尔范式的预言不相容，但奇怪的是，以马歇尔范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却因为他的第一个预言失败而抛弃他，似乎是不满他没有估计到，这市场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加险恶。
关心经济学学科结构科学性的人，一直都在为一个问题所困惑：亚当斯密的传统是如何被经济学抛弃的？切断分工与经济学的联系的，正是马歇尔范式。亚当斯密理论暗示，收益递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长；而马歇尔则正好相反，他暗示，收益递减更重要，哪怕将增长放在一边。前面说过，收益递增与增长的关系并不那么直观，直观的是它与垄断的关系，所以经济学就更有动机“不允许”它存在了。没有了收益递增，亚当斯密的分工就失去了增长的内在机制，失去了它的理论意义，经济学就这样告别了亚当斯密。以至于当增长的研究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的时候，亚当斯密的传统仍然无法回归。但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在均衡的马歇尔范式中找到立足点，于是只好将一切增长的内在机制黑箱化，增长变成了投入增量的函数，这样的增长模型显然不是经济学的本意，也使它遭到批评，说它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经济学不得不继续困惑，为什么亚当斯密在他开创的经济学里竟然没有任何位置？是亚当斯密错了还是经济学错了？
奇怪的是，马歇尔范式也与经济学，特别是蓬勃发展的当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不兼容，但这种不兼容除了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质疑他们不喜欢的理论之外，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深究。
与整个经济学如此不和谐的马歇尔范式，如何可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屹立百年而不倒，经济学家可以怀疑它的假设，（除了收益递减假设以外，受到怀疑的还有“理性”假设，信息对称假设，更不用说完全竞争假设。）却不愿意怀疑它的结论，甚至不顾科学的基本要求，宁可另起炉灶建立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也要保留它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约翰·希克斯道出了其中的奥妙，这理论中有一个“更为伟大的部分”，经济学不能任其“崩溃”。（athur；1996）
经济学太需要一个市场安全的保证了，只有马歇尔范式可以提供这样的保证。为了这个“更为伟大的部分”，经济学完全容忍了马歇尔范式不允许增长的缺陷。甚至为消除市场的不安全而生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也从不敢直接挑战马歇尔范式本身，而是小心翼翼地在马歇尔范式之外，做着马歇尔范式无法完成的工作；研究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家如阿瑟，也希望收益递增能和马歇尔范式继续共存，他宁可建立两个经济学也不愿怀疑马歇尔范式。直到斯蒂格利茨，他似乎要直接挑战马歇尔范式了，他（sdigliyz；2001）宣称，不包含失业的经济理论，就不可能是好的经济理论。但很显然，他也不愿直接面对马歇尔范式。经济学家太看重理论的力量了，好象没有了马歇尔范式的支撑，市场就真的会崩塌；或者，他们都明白经济学实际担负的意识形态使命，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回事，而随时可以用马歇尔范式来为一种社会制度辩护又是一回事。虽然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被广泛应用在市场经济的每一个国家，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只因为马克思说过，这孩子将来会死；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没有一项为真，却被经济学供奉起来，明知道是一个班驳的泥胎，却仍然香火不断。经济学是科学还是婢女？
五、结论
收益递增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增长中的市场是一个充满正反馈机制的市场，完全竞争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增长和垄断的趋势是同时发生的，垄断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垄断的赢利动机对价格的扭曲，以及先发优势的锁定机制使次优技术有机会排挤掉更好的技术，再加上对收入分配差异的强化，帕累托最优也根本没有机会出现。这种由一系列正反馈机制组成的市场系统，阿瑟（athur；1996）说它充满了变数，毫无可预测性；马歇尔（附录8）说垄断价格不可能回到均衡状态；索罗斯（1998）说资本主义市场充满了破坏性巨大的危机；马克思说，这市场以失业为增长的条件，危机则是它永远的特征；列宁说，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一定意味着战争。
将马歇尔范式放到前工业社会的市场中去，只会更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因为经济学不仅可以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学家也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来研究一个收益递增的市场，经济学不再因为某个经济现象冒犯了马歇尔范式而“不允许”这现象存在。经济学也不再是一个“例外”的科学，它的学科结构也会更加完美和谐。
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到误导，毫无心理准备地去拥抱一个充满危机和变数的市场。收益递增的市场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但收益递增的市场绝不是充分的，我们还需要市场以外的手段来消除这市场的巨大破坏性。换一个角度看，结果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对市场进行约束，就像每一个市场国家都正在做的那样；我们也必须对市场实行严密的监控，就像无数经济学家正在从事的日常工作那样；我们也随时准备出手干预市场，就像许多政府已经做过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要妄想，去替代市场完成增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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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于2001年10月17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年会全体会议上是发言来自：
、business.sohu.com/2004/05/16/48/article220144890.shtml
[1] 陈平教授于2001年10月17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年会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对此有过总结。
[2] 中国经济史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有了大量的成果。例如，程念祺，1999；李伯重，1999；盛洪，2003
1可惜我没有读到李嘉图的原文，但谭崇台（2001）在他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2关于专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有过论述。例如，杨小凯（yang and sachs；2000）
关键词：中国经济奇迹；范式之争；基本假设条件；创新与借鉴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31－08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已成为理论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是否有必要提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当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它是一门注重实证性研究的学科，还是一门注重规范性研究的学科?出现这些争论既是我国经济理论长期历史演变的反映，更是30年来生动活泼的经济现实和经验的深刻反映。理论演变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已经表明，重大的历史现象和事件必然催生出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重大经济事件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是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大的经济事件及其解释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一)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试图寻觅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的产出和就业灾难性崩溃的原因，至今仍是对经济学家才智的激烈挑战。那些求助于包含在古典经济学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的传统智慧的经济学家们，无法为1/4的失业率、实际产出1/3的下降找到一个逻辑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二)“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而“滞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货币主义者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由于货币主义主要构件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使得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完全失去了可信性。于是以发展弗里德曼――菲尔普斯自然率假说为开端，试图将“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替代关系”的争论加以规范化的卢卡斯，通过将自然率假说和持续市场出清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起来，再加上华莱士和萨金特等一些理性预期主义者的努力，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
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三)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世纪之前，世界经济增长是离散的、不连续的。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中发生的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变已经非常不均衡地扩散到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非洲国家比东亚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因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来说，当时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解决“如何跳上经济增长的电梯”问题上是不够的。所以在经济增长领域中旨在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结构的努力正在向前发展，于是二战以来，先后掀起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三次理论浪潮。第一次浪潮集中在哈罗德和多马的强调资本积累在加快经济增长上的重大作用的模型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动了一个持续更久、规模更大的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二次理论浪潮。第三次浪潮是因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工作而兴起的，这次浪潮引发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四)“转型衰退”、中国“经济奇迹”与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困境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实施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但是“休克疗法”的实施并没有出现设计者预期的“U”型经济增长轨迹，而是出现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循环不同的“转型衰退”：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并陷入了一种持久的深度衰退之中，呈现出一种“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并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破坏程度。如大萧条中衰退最为严重的美国，实际CDP下降约30％，但在1933年3月之后就开始迅速的恢复，实际GDP到1939年恢复到1929年8月的水平。而等国家的转型衰退，除了波兰以外，其它国家恢复到转型前水平的时间均大于10年，而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家实际GDP的下降幅度竟然高达50％，乌克兰甚至达到61％，并且甚至至今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市场价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就能
够自动实现增长。对于如何达到这样的初始条件，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达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型国家需要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加快国有财产私有化进程，使国有财产变成自然人财产和法人财产，弱化国家的经济地位；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加快国家的对外开放。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利用计划、规划等手段调控国民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要素单向流动等等。这样的初始条件显然不符合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但中国不仅取得了年均10％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维持持续高增长30年，同时在国际地位、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工业化程度以及预期寿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我们将“经济奇迹”定义为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不可能发生而实际上却发生的经济成就，那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乃至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提出了一系列亟须阐释的重大理论、现实与政策问题。阐释这些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成为宏观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奇迹导致重大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之争
理论界在反思中国和经济实践经验的同时，开始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在中国，两种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却愈演愈热。
(一)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了“范式”概念并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等的综合体。而对于“经济学范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作了描述性解释，“作为经济学一种范式，最重要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但是很多作者只是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我国学者樊纲认为，“范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他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主流范式”：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代表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论范式。他把我国1979年之前的主要经济学理论范式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为“苏联范式”。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顺次的：原始时期――范式形成时期――常规发展时期――范式转换时期――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当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时，则是“范式危机”，而这发生库恩所说的常规发展时期和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即范式转换时期。
樊纲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而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而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通过对“苏联范式”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资料所有制”、“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基本规律”等问题的剖析，樊纲指出了“苏联范式”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因而“苏联范式”处于危机之中。针对樊纲的这一观点，崔之元认为追求普遍性，并不等于有了普遍性。他通过四个案例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行为理性”的混乱，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以及众多的“不可能定理”。他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理论”。因而中国学者不仅要“应用”“基础理论”，更要创造“基础理论”。吴易风认为樊纲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无阶级性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不现实的。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
(二)其它几个有关范式的论点
钱颖一认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正是由于有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夏业良通过对《经济研究》近50年，尤其是近20年来发表文章的统计，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范式都已终结。而现在的主流发展方向应是现代经济学范式。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三大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描述主义的准范式。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范式并没有衰落，而是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之外，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存着一个描述主义的准范式。因为“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识，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折衷的处理方法是将之称为“准”范式。而中国经济学“将是三大范式的共同发展”。
三、范式之争的启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意义是什么?
从上述有关范式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和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讲的，并对整个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用于经济学也许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范式”概念和思想的提出究竟是增强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也就是共性)还是增强了其特殊性(个性或历史性)?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即“范式”思想表明了历史、社会、人们的价值信念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亦即不同范式并不存在统一的客观基础，是难以比较的。不同的范式是由不同历史因素、社会价值信念等非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具有绝对客观基础。第二，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的界定难道是一样吗?显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区别，两类“范式”概念和意义应该是有明显区别的。简单地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科学的范式相对清晰、有效、易界定，而社会科学范式则模糊、局限、难以界定。决不能把自然科学意义的范式与社会科学意义的范式混为一谈，因此经济学范式具有的共性意义比自然科学范式要小得多，即使属于同一“范式”的国家，其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也完全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学中概括不同国家的经济特征，特性和共性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共性而没有特性的范式是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具体国家经济
学范式的。实际上，不是经济学中真的只存在所谓“西方经济学范式”或“苏联范式”，而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和自信建立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因此，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范式时，并不意味着要象自然科学范式那样，只能是接受、照搬一个范式，而是应该建立中国经济学范式。
其次，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看，如果说经济学“范式”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寻找不同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共同特征，那么必须要意识到，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产生的共性原因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要小得多，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的共性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范式”思想和意义所在。历史主义的“范式”思想实际上告诉我们，任何范式的确立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人们意识及信念对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有关。简单说就是范式的确立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如果说“范式”这个概念和思想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深刻意义的话，是它进一步深刻地告诉我们，既然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客观基础和标准都不存在，那么经济学中范式的客观性(共性)就更难存在。因此，经济学范式也许更多地是反映和描述了一个具体国家经济、一个具体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那种企图建立反映和描述大多数国家、甚至反映和描述所谓客观经济规律的“范式”是不可能的。
再次，如果认识到人们对现有经济学(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科学)范式概念和思想的误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双方会如此对立，甚至到了无法继续讨论的地步。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任何外来经济学范式在描述和解释一个具体国家经济运行基本特征时，必然存在着相当不能解释的重要部分，即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基本特征都必然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已有的“范式”之中。第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其30年改革过程和经验之丰富，更是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所难以概括和解释的。第三，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从所谓“苏联范式”或者“西方经济学范式”去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运行特征，那么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两种“范式”中的某些部分都以某种程度的结合形式，在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因此，面对中国30年来深刻的变化和发展，用任何已有的“范式”来解释和描述都是片面的。
最后，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范式”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认识到任何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和独立性，认识到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影响，就应该从中国改革以来的现实经验，而不是简单地从已有所谓“范式”出发去被动认识和解释鲜活的、生动的中国“经济奇迹”。当然，在寻找中国经济学范式的过程中，在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意义的内容(例如，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现实感悟优势去思考和研究。只有在充分学习和借鉴有关已有“范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以现实的中国经济经验为主，树立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战略和认识，一心一意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解决中国的“范式”问题。
四、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若干基本问题思考
实证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是：提出理论假设条件――逻辑推理(建立数学模型)――结论并进行经验检验。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实证研究方法最关键的是假设条件的提出，即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按照“范式”思想理解，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范式”的核心要件。无论是“证伪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表明，任何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和客观性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文化、一定价值观、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主观认识的反映而已。因此，创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创新性的归纳和提炼出能够反应中国长期基本特征的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一)中国宏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初探
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既要能简单概括其最基本特征，又要有囊括宏观经济所有主要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还要能够清楚地对比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关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因此，提出假设条件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创新最困难和关键的问题，需要经过反复地探讨和争论才能够最终形成。下面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1、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设
我国近代以来的生产力演变过程中，始终强烈地受到发达国家相对发达生产力的影响和示范，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外来生产力引入或冲击的结果，即其生产力演变总体上不是一种“自然演进”，而是一种“强制进化”。在此演变过程中，我国生产力水平结构始终存在质(或“代”)的差别。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平衡结构相比，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而在国内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和不平衡演进。在生产力结构不平衡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调节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将产生它所没有涉及到的不同变化和结果，而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分析或难以解释的。
2、“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假设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及生产力平衡结构演变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是原发的或自主创新的，可称之为“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这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事实相吻合。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与平衡结构之间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存在巨大差别，因此，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只可能主要是引进的方式，即“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①。这种方式与发达国家“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存在本质的不同：技术进步有明确的方向，从而大大规避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投资的收益更为确定。
3、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仍有着很大的差别。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主张政府尽量少甚至不干预经济活动。而公有制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主张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具体地说，“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2)通过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的国家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3)通过实行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和外汇管制，以指导性信贷计划、利率管制和结售汇制，实施对金融资源供给的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资金和外汇。(4)通过对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控制，推行义务教育和相应的医疗卫生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较高但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5)在其它方面，如经济战略思想、经济政策、大型经济项目建设等的制定和执行的迅速而统一的特征，都充分显示出较强的国家控制力对经济发展
的深刻影响力。
(二)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确认了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那么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其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变了，则意味着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基本假设条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在。
1、研究对象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经济总量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从逻辑上分析，生产力水平高低决定竞争力高低，同一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同一竞争市场，不同生产力水平范围属于不同的竞争市场，而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其各自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我国最简单的市场划分至少可分为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必须从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跳出来，突出对国际、国内不平等竞争、不平衡结构发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突出运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解决有关不平衡发展问题基本原理的研究；突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及特殊意义等问题的研究。
2、研究内容问题
在上面基本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宏观经济问题。首先，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的意义及作用问题。有关研究内容包括：与生产力和市场多元化一致，如何合理布局国有经济体系(多元化体系)；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与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与国有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关系等。其次，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的意义和原则问题。有关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有效地解决不同生产力结构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这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难点在于，与追求个体最大利益的市场原则不同，必须也只能由国家采取长期、有效的手段、政策，甚至是建立有关制度保证，来尽力提高或支撑低端生产力(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促进低端生产力及其庞大人口较顺利地向更高生产力(市场)转化。例如，如何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协调起来；如何正确制定国家调控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市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如何重点解决和保障低端生产力和市场的发展及其巨大就业压力、弱势群体利益等问题。最后，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问题。由于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性质及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方法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与西方经济学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量、间接调控手段相比，将有如下重大变化：(1)强调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平衡发展相一致的结构性调控方法，总量调控方法将更多的被结构调控方法取代。(2)对高端生产力(市场)和低端生产力(市场)的调控问题应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和手段。(3)对重大的(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一致)经济结构问题应采取强制性、计划性手段进行调控等等。
3、研究方法问题。
关键词：摄氏温度；热力学温度；范特霍夫规则
文章编号：10056629（2014）4007404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从讨论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开始到阿累尼乌斯公式的诞生，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世纪五六十年代威廉米与贝塞罗指出，大多数反应随温度升高而加速，这是一个定性的规律；1884年范特霍夫指出，温度每升高10K，反应通常加速2～4倍，这是最早的定量关系；1889年阿累尼乌斯通过大量实验与理论的论证揭开了反应速率常数对温度的依赖关系[1]。
在大学化学教材中，当讨论温度与反应速率间的定量关系时，一般都会提及范特霍夫规则和阿累尼乌斯公式。在高中阶段，通常只要求定性地了解温度与反应速率间的关系。为让学生对温度与反应速率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有的高中化学教材会对范特霍夫规则的内容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仔细分析不同化学教材上的范特霍夫规则，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
1 “温度每升高10℃”，还是“温度每升高10K”
在化学教材中，范特霍夫规则的前半部分（即温度变化部分）有两种说法：有的教材将其描述为“温度每升高10℃”；有的教材将其描述为“温度每升高10K”。
1.1 用“温度每升高10℃”描述范特霍夫规则的化学教材
1.1.1 高中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著的高级中学课本《化学》（选修，第三册，1995年）等5部教材用“温度每升高10℃”来描述范特霍夫规则，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论述温度与反应速率间的关系时，过去的人教版化学教材以及现在的苏教版化学教材，都向读者介绍范特霍夫规则的内容，并且都将温度变化部分描述为“温度每升高10℃”。
从表1还可以看出，现在的人教版教材，不管是必修模块还是选修模块，对温度与反应速率间关系的阐述都只限于定性的水平，未涉及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也不介绍范特霍夫规则的内容。
1.1.2 大学教材
在我们查阅的几种大学化学教材中，只有胡英主编的《物理化学》（上册，1999年）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将温度变化部分描述为“温度每升高10℃”，详见表2。
1.2 用“温度每升高10K”描述范特霍夫规则的化学教材
1.2.1 高中教材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苏教版和鲁科版）的“化学反应原理”模块教材，在论述温度与反应速率的关系时，都对范特霍夫规则的内容做了介绍，并且都将其中的温度变化部分表达为“温度每升高10K”，详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鲁科版和苏教版化学教材在介绍化学反应速率时，在必修与选修之间采用螺旋上升的方式配置相关内容。必修教材中论述了温度与速率间的定性关系；选修教材在强调温度与速率间的定性关系的同时，适当提及了二者间的定量关系，让学生了解范特霍夫规则的内容。
对比表1和表3，我们发现：王祖浩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反应原理》（选修）及其教学参考书，在描述温度变化时，教科书采用热力学温标，表示为“温度每升高10K”；教学参考书采用摄氏温标，表示为“温度每升高10℃”。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同一版本的不同教材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怎么可能不引起读者的困惑呢？
1.2.2 大学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等校编的《无机化学》（上册，1994年）等4部大学化学教材，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都将温度变化表达为“温度每升高10K”，详见表4。
对表3和表4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对于其中的温度变化部分，不管是鲁科版和苏教版高中化学教材，还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化学教材，都将其描述为“温度每升高10K”。
温度概念的建立以及温度的测定都是以热平衡现象为基础。如果两个系统分别和处于确定状态的第三个系统达到热平衡，则这两个系统彼此也将处于热平衡。这个热平衡的规律称为热平衡定律或热力学第零定律[2]。由它可逻辑得出，系统应存在一个性质，作为冷热程度的度量，即温度。用来测量温度的仪器叫温度计。为了对温度计进行刻度，就需要温标，它是温度的数值表示法。国际单位制采用的是热力学温标。由热力学温标确定的热力学温度，用符号T表示，单位是K。还有一种温标即摄氏温标，摄氏温度用符号t表示，单位是℃，并且t/℃=T/K-273.15 [3]。
综上所述，“温度每升高10℃”是用摄氏温标度量出的反应体系的温度，“温度每升高10K”是用热力学温标测定出的反应体系的温度。在大学阶段，通常用热力学温标描述反应体系的温度，在高中阶段一般用摄氏温标描述反应体系的温度。当某一体系的温度用不同温标来表达时，数值肯定不同。所以，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假若保持后半句不变，则“温度每升高10℃”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2 “反应速率增加到2～4倍”，还是“反应速率增加2～4倍”
在化学教材中，范特霍夫规则的后半部分即反应速率变化部分有两种说法：一部分教材将其描述为“增加到”；另一部分教材却将其描述为“增加”。
2.1 用“增加到”等描述范特霍夫规则的化学教材
2.1.1 高中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著的高级中学课本《化学》（选修，第三册，1995年）等4部高中化学教材，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基本上用“增加到”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详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过去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著的高级中学课本《化学》（选修，第三册）以及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必修加选修，第二册）都用“增大到”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
由表5还可以看出，王磊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反应原理》（选修）是用“增大到”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与其对应的教师用书却用“加速”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增大到”有“加速”的意思，但是“加速”并未具备“增大到”的全部含义。
2.1.2 大学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等校编的《无机化学》（上册，第3版，1994年）等3部大学化学教材，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都用与“增加到”意思相同的词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详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其后半部分即反应速率的变化部分，大学教材用不同的词来描述：有的用“扩大”，有的用“增至”，有的用“变为”。“扩大”、“增至”、“变为”都有“增加到”的意思。
2.2 用“增加”等描述范特霍夫规则的化学教材
2.2.1 高中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著的高级中学教材《〈化学〉（选修，第三册）教学参考书》（1996年）等3部教材，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都用与“增加”意思相同的词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详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其后半部分即反应速率的变化部分，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著的高级中学教材《〈化学〉（选修，第三册）教学参考书》以及《〈化学〉（必修加选修，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都用“增大”来描述；王祖浩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反应原理》（选修）用“增加”来描述，与其对应的教学参考书用“增大”来描述。“增大”与“增加”的含义基本相同。
对比表5和表7，我们发现：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的内容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著的高级中学课本《化学》（选修，第三册）用“增大到”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与其对应的教学参考书却用“增大”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著的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必修加选修，第二册）用“增大到”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与其对应的教师教学用书却用“增大”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增大到”有“增大”的意思，但是“增大”没有“增大到”的含义。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同一版本的不同教材间出现这样大的差异，读者心中怎能没有疑问呢？
对比表5与表7，我们还发现：王磊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反应原理》（选修）用“增加到”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王祖浩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反应原理》（选修）却用“增加”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同一时期不同版本的教材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怎么可能不引起读者的困惑呢？
2.2.2 大学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编的《无机化学》（上册，2003）等2部大学化学教材，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都用与“增加”意思相同的词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详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2部大学化学教材中，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编的《无机化学》（上册，2003年）用“增大”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傅献彩等编的《物理化学》（下册，2005）用“增加”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
“增加”与“增加到”的含义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虽然二者都可用来描述某一物理量的前后变化，但前者强调的是变化前后的差量，后者突出的是变化后的结果。反应速率“增加”2～4倍，是“增加到”原来的3～5倍；反应速率“增加到”2～4倍，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增加”1～3倍。因此，“反应速率增加到2～4倍”和“反应速率增加2～4倍”2种说法，虽然都有速率增加的意思，但增加的幅度有区别。
在表6和表8中，有3种大学化学教材为读者提供了范特霍夫规则的数学表达式。这个表达式告诉我们：升高温度后的反应速率是升高温度前的2～4倍。因此，化学教材在介绍范特霍夫规则时，使用“增加到”来描述反应速率的变化更为准确。
提供给学生学习的范例，是教材最基本的功能[4]。但是编著者不是圣人，教材不是圣经。我们不要苛求编著者及其教材为读者提供十全十美的范例。在教学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妥善地解决问题，把充满着科学性、洋溢着严谨性的化学知识传递给学生，化学教师责无旁贷。让教材内容更科学、更严谨，是读者永恒的期盼，也是编著者不懈的追求。
参考文献：
[1]王明召主编.化学反应原理（选修）教师用书[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25.
[2]傅献彩等编.物理化学（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6.
[3]胡英主编.物理化学（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1.
关键词：科学；创新；专制与自由
1 科学中的专制主义：按逻辑办
科学中的专制主义可以概括为一句口号：“按逻辑办”。古典经验论的经验主义传统本质上是专制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其一脉相承。逻辑实证主义规定，科学的命题不仅必须是有意义的，而且必须是可以被证明为真的。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种，第一种是分析命题， 即重言式命题。例如。“男人不是女人。”第二种是综合命题，即陈述经验事实的命题。例如，“太阳从东方升起。”除此之外的所有命题都没有意义。
石里克指出，逻辑上可能证实和逻辑上不可能证实之间泾渭分明；意义和无意义之间也无任何过渡。你要么为证实给出语法规则，要么没有。不存在第三种情况。经验可能性由自然规律决定，但是意义和可证实性完全不依靠自然规律。例如，“水往高处流”这个命题虽然是错误的，但在物理上是可能的，所以仍然有意义。
卡尔纳普强调，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陈述并不描述事态，它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形而上学只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表达手段，无可非议。但是，它如果冒充它本来不是的东西，就大有问题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作为这种错误的例证。
这样，逻辑实证主义就确立了它的“按逻辑办”的专制主义标准，它告诉你怎样区分科学和非科学。
为了进一步说明“按逻辑办”的理由，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科学理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公理化系统，一部分的理论，它是用理论语言表述的基本定律，另一部分是对应规则，它把理论语言的语词和观察语言的名词联系起来，通过可解释的语义规则系统把理论语言还原为观察语言，以此说明科学理论的经验基础。
但是，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普特南等人指出，可直接观察的标准并不能区分观察语词和理论语词。例如，所谓的“理论语词”，如“熵”、“质量”、“电荷”等往往不用仪器也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变化，那么，是否应当归入“观察语词”呢？而所谓的“观察语词”，如“水”、“质量”、“重量”等不用仪器就不能测量它们的性质，那么，是否应当纳入“理论语词”呢？
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存在“中性观察语言”的断言，也曾受到汉森的有力批判。汉森最早提出“观察渗透理论”，认为持不同理论的人在同一对象中看到不同的东西。第谷和开普勒两人看到的太阳是不同的。第谷看到的太阳是绕地球转动的，地球是固定不动的；开普勒看到的太阳是静止不动的，太阳运动是地球绕日转动形成的错觉。虽然他们凭视觉看到同一样东西，但是凭经验的概念组织，他们又看到不同的东西。
科学理论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确定性程度如何得到说明呢?逻辑实证主义用观察陈述对理论陈述的支持来说明这一点。他们认为，归纳确证法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现代归纳主义，区分了发现的方法和证明的方法，认为发现的方法是心理学和历史关心的问题，只有证明的方法才是哲学关心的问题。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自动退出对理论创新的事前指导，而只能对已经创新的理论作归纳法的事后辩护。
即使是事后的辩护也有问题。休谟的“归纳疑难”对古典归纳主义的完全证实提出严峻挑战。为了挽救归纳推理，逻辑实证主义抛弃了完全证实的幻想，用确证代替了证实，用概率的真代替了完全的真。这种在归纳问题上的退却导致逻辑实证主义发展了概率逻辑。但是，概率逻辑把任何个别证据对假说的支持程度看作是等价的，无法说明不同的证据对假说支持的程度不同这种实际情况。概率逻辑还会使任何一个普遍理论的确证度等于零。理论陈述的数目是无限的，而观察陈述的数目是有限的，按照概率论，普遍理论的概率等于有限除无限，结果为零。因此，不仅完全证实是一个幻想，归纳确证同样也是幻想。“按逻辑办”陷入困境。
波普看到归纳证实的困难，干脆摈弃归纳法，提出演绎证伪原则。他认为证实和证伪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不对称性。归纳用于证实，前提的真不一定传递到结论上；演绎用于证伪，结论的假必然要传递到前提上。根据古典逻辑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如果从一个理论假设中导出的结论被证明为假，则该理论就被证伪了。不论看到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能证实“凡天鹅皆白”的理论；但是，只要看见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该理论。波普认为，一个理论只要在逻辑上或事实上有可能被证伪，就是科学，否则就是非科学。
由于逻辑起点不同，波普证伪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就不同。逻辑实证主义关心科学的静态结构，波普证伪主义关心科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因此，波普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种累积式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不断被证伪的革命过程。波普把他的科学发展模式概括为四段图式：p1-tt-ee-p2……。他认为科学既不是始于观察，也不是始于理论，而是始于问题(p1)。为了解决问题，人们提出各种尝试性理论(tt)；对各种尝试性理论必须通过先验的或后验的评价，来尝试排除错误(ee)。这是证伪环节，是四段图式的中心环节。尝试性理论被证伪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p2)，由此开始科学发展的新的循环。
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一样，都是用证据与理论的关系来评价一个理论。波普的高明之处在于关注证据的质。在证伪环节，他提出“先验评价”和“后验评价”的概念。先验评价是说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程度越高越好，也即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越多越好；后验评价是说，如果一个理论受到的检验越“严峻”(大胆、新颖、可预测的检验)越好，它表明经验证据对该理论提供的支持更强。
波普还反对严格区分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认为理论与观察没有天然的屏障，不仅理论可错，观察也是可错的。例如，早晚的太阳看起来比正午的太阳要大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保证经验证据对理论评价的基础作用，波普采取了一种约定主义的态度，约定观察陈述是真实的，可靠的。这就使得波普的证伪理论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而且，波普关于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观点只是一种假象。对于经验科学而言，证伪一个被检验的理论并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与逻辑实证主义一样，波普证伪主义仍然是片面的，理想化的，既不能为科学理论辩护，也不能说明科学创新的实际过程。因此，尽管波普在逻辑框架中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但无法挽救“按逻辑办”的专制梦想。
2 科学中的自由主义：怎么都行
“按逻辑办”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作为逻辑主义，把归纳辩护看作惟一科学的辩护方法，把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割裂开，看不到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看不到科学创新中的自由因素。为克服这种片面性，库恩对科学提出一套全新的看法。
库恩认为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范式和特定的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创造性活动。显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创造的产物。但是，科学中的这种自由并非无根据的猜测和臆想。为此，库恩提出科学范式的理论。范式概念虽然较为含混，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库恩最初用“范式”一词表达“解题范例”，这类似于教科书中的例题，供学生解题时模仿。后来，库恩注意到范式的社会学含义，用“专业母质”表示范式的含义。专业母质的核心成分有三种：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符号概括是专业团体的表达方式，模型是专业团体的类比参照物和本体论出发点，范例则是专业团体承认的具体题解或典型事例。
范式在科学创造活动中的作用至少可以概括为四种：首先，研究定向作用。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纲领和共同信念，是科学活动的指南。它告诉科学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例如，在18世纪，对于是否寻找光粒子对固体产生压力的证据，遵循微粒说范式的物理学家持肯定态度，而遵循波动说范式的物理学家则持否定态度。第二，实用工具作用。范式作为范例，提供具体的解题方式，成为一种实用工具。例如，学生模拟例题的解法做习题，在此过程中掌握基本概念。第三，社会组织作用。接受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很容易组织起来，成立专门的学会，编辑、发行专业出版物。这就便于交流和深入研究，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第四，认识框架作用。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同化观察和实验材料，并反过来充实和发展该理论框架。由此可见，库恩不仅关注科学的创新过程，而且也没有完全丧失创新过程中的规范性。
在库恩那里，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被打破了。非科学成为前科学，其特征是学派林立，自由争鸣。当前科学转化为成熟的常规科学时，创造的自由被制约在同一范式下。在这一阶段，科学家集中注意范式所规定的较为深奥的问题，避开争论，从事深入、细致的研究，产生大量成果。在物理学发展中，由于牛顿范式的指导，流体力学、分析力学、分子运动论、统计力学以及库仑定律、欧姆定律等等才发展起来。
范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范式所指导下的释疑活动迟早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乃至一再失败而不得其解。例如，在化学史上，燃烧金属的增重问题到后来越来越难以理解，人们在燃素说范式下精心设计的许多方案，象舍勒的“火焰空气”说，普利斯特列的“脱燃素空气”说等等，都无济于事。这时，人们就会把失败归咎于范式本身，开始争论最根本性的问题，从哲学上或基本原理上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人们在采纳何种新范式上争论不休，但最终总有一种新范式脱颖而出，取代旧范式，如氧化说取代燃素说。这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范式的更替，是最大的创新。
常规科学经由科学革命发展为新的常规科学。科学共同体在新的范式指导下，从事新的释疑活动。直至出现新的危机，再次爆发革命。这一过程周而复始。这样，库恩提出量变和质变交替的科学进步模式：前科学(范式前)-常规科学(范式后)-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新的常规科学(新范式)……。这里，“范式”成了划分科学进步不同阶段的关键范畴。
库恩比逻辑主义者赋予科学创造活动以更大的自由。旧范式并非由于证伪而被淘汰。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必要条件是旧范式指导下的释疑活动出现危机，但是，仅仅出现危机是不够的，只有当新范式及其指导下的释疑活动越来越成功以后，旧范式才会被慢慢淘汰。新旧范式及其理论之间在逻辑上不相容。革命前后理论间不可通约。旧理论向新理论的转换没有逻辑的道路，没有客观的标准，这种转换是整体性的，是科学共同体的信仰的转换，它取决于团体的赞成或宗教般的狂热宣传。
库恩充分强调范式作为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的重要意义，充分强调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对科学认识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史的实际。但是，由于库恩是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谈论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就大大削弱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并非象库恩总结的那样简单。在科学发展中，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他们同时并存于科学发展的始终。科学创造的动力也不是库恩的释疑活动，而是各种不同观点的相互作用。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进步图景是由两个原理描绘的：韧性原理和增生原理。韧性原理要求科学家坚持某种很有希望的理论，不能因为该理论与经验不符就轻易放弃它，要保护它，给它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对其本身加以调整，使其在新的基础上与经验相符。韧性原理直接针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如果一个理论一遇反例就被证伪，那么再好的理论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中而无法得到发展。
韧性原理保证科学家坚持和发展一个有前途的理论，但并不反对科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所以，费耶阿本德又提出增生原理作为补充。增生原理要求科学家在遇到理论与经验不一致时对理论进行调整，从而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理论，形成理论竞争的繁荣局面，推动科学无止境地发展。增生原理鼓励大胆创新，自由思维，改变认识方法，可以帮助认清和消除旧理论的偏差，推动科学不断进步。同时，增生原理也提醒科学家保护理论和学派的多样性，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学术竞争。
与库恩强调释疑活动不同，费耶阿本德的创造模式强调韧性和增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韧性和增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体现了科学创造的连续性，又能增加科学创造中的突破性倾向。理论增生不是后于革命，而是先于革命，它能扩大反常，推动革命。在科学创造中，释疑活动不能代替理论增生，它只是理论增生的补充。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创造模式可以看作对库恩模式的补充，也具有一定的辨证色彩，但费耶阿本德对这一模式的解释逐渐走向彻底的自由主义，其口号是“怎么都行”。韧性和增生本来是理性的方法，但费耶阿本德却特别看重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如“随心所欲的批评”、“吸收荒谬的知识”等。他把科学看作“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彻底消除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主张把理性主义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把非理性的宗教、社会、和心理的东西引进科学中。这样，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的慎重的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变成放肆的自由主义。
3 实际科学：协调就好
科学中的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科学哲学思想的两个极端，其内在矛盾的充分展开导致许多科学哲学家重新考虑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以拉卡托斯和劳丹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哲学家力图消除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在专制和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拉卡托斯希望改造波普纲领，提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使之既避免证伪主义与科学史的脱节而导致专制主义，又避免极端的历史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但是，一方面拉卡托斯过于依赖逻辑和经验，并没有彻底摆脱专制主义，而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纲领可以在退化和进化之间来回变动，为自由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劳丹提出解题模式和网状模式，不仅两个模式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两个模式各自都比较封闭和狭隘。但是，劳丹似乎在专制与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劳丹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反对科学中的自由主义，坚持了科学的规范性，批判了正统的理性主义者试图寻求绝对化逻辑标准的专制主义。另外，劳丹力求把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当作一门经验科学来研究，强调科学的合理性模式要接受历史记录和科学实践的检验，这表明了劳丹理论的一定的客观性。对劳丹模式的精致化改进，有可能使我们更加接近这样的目标：坚持科学中的规范而避免专制主义，承认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而消除自由主义。
无论是逻辑主义者、历史主义者，还是解题主义者，都承认“渴望之物”（desiderata，亨普尔语；库恩称之为“好的理由”）在理论比较中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渴望之物显然具有超越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它能在规范与描述的最好结合中体现科学创新的机制。对渴望之物的深入研究可能导致我们对方法论和科学史看法的根本转变，从而对科学创新和科学评价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渴望之物?是否因为渴望之物难以定义就要永远满足于一种通常意义的模糊的理解?能否在一种统一的意义上定义渴望之物?幸运的是，在劳丹关于科学进步的解题合理性模式中潜藏着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巨大契机。
作为一种探索，协调合理性的研究旨在 “拯救渴望之物”。在协调合理性模式中，渴望之物就是协调力的单一模型或创新与评估标准，我称之为“解题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经验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多样性、明晰性、统一性和精确性等，概念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明晰性、统一性、贯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协调中的实验、技术、思维、心理、行为等。全面刻画这样的渴望之物十分困难。但是，给每一个渴望之物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是必要的，因为规范地描述科学史需要具体的，客观的，形式化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机制。
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经验协调力”。经验协调力不仅关注理论是否解决了经验问题，解决的经验问题的数量和权值，还关注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方式和力度。经验协调力反映了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理论解决概念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概念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关注理论内部的概念、观点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关注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更广泛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这些关系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是以“概念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劳丹对经验和概念两方面的考察，是对理论的一种静态考察。在这里，理论被看成一个独立的既成结果，因此，即使我们谈理论创新，也只是局限在理论相互间的关系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看不到理论如何参与一种实际的运动，并在这种运动中体现其价值。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停留在这个圈子里，自得其乐，以致于把科学实验仅仅看作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看作一种可操作的运动，看作实验仪器的一种相互作用，习惯于把技术看成技术理论，而不是客体的功能释放，如此等等。这种科学哲学不关心理论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因而既不知道理论的源头活水，也看不到理论的终极价值。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一大缺点就是没有突破这种封闭性。要突破这种封闭性，理论所牵涉的看来不仅仅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还应该有一个“背景”问题，有一个背景冲突与背景协调的问题。理论的“背景协调力”，即理论解决背景问题的效力，在理论评估上具有理论的经验协调力和概念协调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忽视了这种作用，科学合理性问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合理性探索是对科学的某个总体目标的追求，也是对科学的某些局部的不变目标的追求。科学的总体目标是消解冲突，追求协调。科学的整体目标是一些科学个体目标之和，例如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科学的个体目标是科学目标的最小单元，例如经验简洁性，概念统一性，背景实用性等等。科学的目标与科学的标准是合二而一的，科学的创新标准与评估标准也是一致的。
科学的任一个体目标都可能存在一种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形式化不是逻辑的“小形式”，而是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内在轨迹的“大形式”。它将表明，科学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非形式的。科学的这种大形式体现了规范和描述的最好的统一。此外，我们不能在科学的任何单一目标之间确定较为重要的目标，确定一种处于优越地位的目标，应当赋予所有单一目标平等的地位。这是因为，所有单一目标都构成科学进步链条的一个环节，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就无法对科学进步作连贯的描述，也无法尽量全面预知科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科学在本质上是协调性的，它拒绝专制主义，但不放弃科学中的规范；它拒绝自由主义，却承认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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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河北师范大学 公共体育课 体育教学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对河北省师范院校公共体育课教学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当今体育教学改革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河北省高等师范院校公共体育教学目标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
自1996年以来，河北省本科师范院校由原来的2所增加到现在的12所，除河北师范大学以外，都是由原来的地区级师专升本而来。它们原有的体制和培养目标需尽快改革和完善，建立高等师范本科教育体系。本文以河北师范大学1996一2003年公共体育课教学为研究对象，借鉴当今体育教学改革的经验，为河北省高等师范院校公共体育教学目标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
1.1996一2003年公共体育课分析
1.1 1996一2003体育理论课授课情况分析
教育部2002年颁发的《全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规定理论课时数为10%。但笔者调查发现，河北师范大学公体理论课次数为每年4学时.占每年体育课总学时72学时的5%，没有达到教育部的要求。随着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人，体育理论的指导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学生可以通过理论课了解体育的功能和科学健身的重要性，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的情况，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可以了解体育的卫生保健知识，为终身锻炼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授课形式上7年内发生了三次明显的变化，从教师讲解到电化录像教学，再到自学十辅导。虽然形式更为灵活，但笔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体育知识贫乏，运动能力较差，根本不具备对体育理论知识的自学能力，这实质上是逐步放弃了体育理论教学。因此有关部门应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创编适应社会需求的、具有高等师范教育特点的教材。
理论课内容陈旧呆板，目前河北师范大学公体理论课教学内容共有四章，依次为高师体育的目的与任务、体育锻炼对增强体质的作用、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和体育的卫生保健知识，内容由浅人深，安排合理。但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思维活跃，对其进行大篇幅的脱离实际的、枯燥的理论灌输，显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体育理论课要集知识性、趣味性、社会性于一体，体现体育文化的丰富性和人文色彩。教材内容要贴近学生和社会生活，注意图文并茂，以增强趣味性和生动性。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注重能力培养，可以增加自我阅读、自我体验、自我测验与评价、案例分析等内容，以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
1.2 1996一2003年体育实践课授课情况分析
1996 - 2000年体育实践课教学，以田径和三大球为主，学生在每学期首先都要上田径课，而且课时分配上也占很大比例，一年级第一学期为总课时的50 %，第二学期为33 %。不但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较多，而且要求在掌握规范动作的基础上提高成绩。篮、排球居第二位，篮球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绕三圆运球、单手肩上投篮两次，并能组织小型比赛，掌握基本的篮球规则及裁判法。排球要求掌握传、垫、发(男生包括扣球)技术，能组织进行比赛。武术居第三位，要求男、女生都学，内容为青年拳或初级拳第三路。足球只为男生开设，女生开设16学时的健美操课。
自2001年开始，实行选项课，一年级开设足球、篮球、排球、健美操四项供学生选择，二年级开设交谊舞、散打、健美、武术、轮滑、乒乓球六项。打破了男女界限、院系界限，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游泳课为学生必修课，修满12学时进行考核，男生蛙泳50米，女生蛙泳25米。
自2001年以来，体育实践课的改革力度很大，与现行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步伐相吻合，在河北省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中起着表率作用。但通过了解，距国内重点大学乃至其它国家高校的体育教学改革，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许多健身性项目还未开设，如网球、羽毛球等，学生进行锻炼的自由度还可以加大，如采取俱乐部形式促进学生锻炼等。
但在体育实践课程改革中，存在着一味从学生兴趣出发的倾向，丢弃了对增进身心健康最有效的田径内容。田径运动是由走、跑、跳、投四种基本身体活动形式构成，源于人类最基本的运动方式，大多项目不经过特殊学习也容易掌握，而且它机动性较强，锻炼形式多样，较少受人数、年龄、性别、气候、场地等条件的限制，具有较高的健身价值。只是几十年来，由于受竞技体育思想的影响，田径项目技术教学被当作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其专业性和竟技性，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应当建立起田径健身课程体系，更新教材内容，从增强体质的角度出发，把田径运动中走、跑、跳、投的身体运动形式加以提炼，力求使教材内容具有健身性、娱乐性和可行性。同时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对田径项目的学习兴趣和自我健身能力，使田径教学向健身、康复、娱乐和生活等全方位育人方向转变，向终身体育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从课的形式和项目设置上看河北师范大学的公体课教学，确实是迈出了一大步，通过实际操作，最终能否有效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我们将拭目以待。
2结论与建议
（1）河北师范大学公共体育课理论课课时不足，内容陈旧，形式呆板。体育实践课形式灵活，内容丰富。
(2)要加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制订或创编具有师范特色的、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的实用性体育理论教材，增加理论课时数，加强体育理论教学。进一步完善实践课教学，增设田径课为普修课，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正确引导学生体验田径运的乐趣。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意向，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定义是研究态度的科学。在早期的态度研究中，态度决定个体行为是不容置疑的观点，然而1934年LaPiere在对美国旅店和餐馆是否接待亚洲人(当时美国对亚洲人的歧视很严重)的调查中发现，店主们的态度与他们的实际行为并不一致。随后社会心理学领域掀起了研究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热潮。1969年Wicker在其关于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综述性研究中指出态度不能预测行为，并且认为社会心理学基本上可以摒弃态度这个概念。Wicker的这一观点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投身到致力于提高态度对行为预测力的研究行列中。目前该领域已经发展出一些整合的行为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Planned Behavior,TPB)。
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在国外计划行为理论广受社会行为研究者们的青睐，它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并且绝大多数研究证实它能显著提高研究对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与国外的研究情形相比，计划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刚刚起步，有关计划行为理论的详细介绍还很缺乏，笔者认为这是导致国内计划行为理论应用研究极少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全面系统地概述计划行为理论，包括理论的发展、内涵、测量方法以及研究的新进展，并指出理论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以期促进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的应用。
2 计划行为理论的提出
计划行为理论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Fishbein的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Attitude)。该理论认为行为态度决定行为意向，预期的行为结果及结果评估又决定行为态度。后来，Fishbein和Aizen发展了多属性态度理论，提出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理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决定行为的直接因素，它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由于理理论假定个体行为受意志控制，严重制约了理论的广泛应用，因此为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Aizen 1985年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初步提出计划行为理论。1991年Aizen发表的《计划行为理论》一文，标志着计划行为理论的成熟。
3 计划行为理论的内涵
计划行为理论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1)非个人意志完全控制的行为不仅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执行行为的个人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2)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此它可作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直接预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如下图虚线所示)，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知觉行为控制的真实程度；(3)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3个主要变量，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4)个体拥有大量有关行为的信念，但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只有相当少量的行为信念能被获取，这些可获取的信念也叫突显信念，它们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与情绪基础；(5)个人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如人格、智力、经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通过影响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并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行为：(6)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从概念上可完全区分开来，但有时它们可能拥有共同的信念基础，因此它们既彼此独立，又两两相关。用结构模型图表示计划行为理论如图1(为了方便，在此只呈现结构图的主要部分)。
下面具体解释计划行为理论3个主要变量的含义，以达到进一步阐明理论内涵的目的。
3．1 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
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依据Fishbein和Ajzen的态度期望价值理论，个体拥有大量有关行为可能结果的信念，称为行为信念。行为信念包括两部分，一是行为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即行为信念的强度(strength ofbelief,b)，另一个是行为结果的评估(evaluation，e)。行为强度和结果评估共同决定行为态度，用函数式表示为：AB∝ ∑biei
3．2 主观规范(SubjectNorm，SN)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与态度的期望价值理论类似，主观规范受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n)和顺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m)的影响。所谓“规范信念”是指个体预期到重要他人或团体对其是否应该执行某特定行为的期望；顺从动机是指个体顺从重要他人或团体对其所抱期望的意向。用函数式表达为：SN∝ ∑njmj
3．3 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PBC)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知觉行为控制的组成成分也可用态度的期望价值理论类推，它包括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c)和知觉强度(perceivedpower，p)。控制信念是指个体知觉到的可能促进和阻碍执行行为的因素，知觉强度则是指个体知觉到这些因素对行为的影响程度。用函数式表达为：PBC∝ ∑cipi
4 计划行为理论的测量方法
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研究时，研究者多采用Aizen建议的测量方法：测量时必须遵守一致性原则：研究的准备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引出突显信念，第二步编制正式测量问卷。
4．1 一致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Compatibility)
一致性原则指所有研究变量的测量必须包含相
同的行为元素，即所测量的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应是对特定行为的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并且所测量的行为应与其真实条件下发生的行为一致。Ajzen认为不遵守一致性原则会犯评估不一致的错误，容易混淆或低估变量之间的关系。
鉴于一致性原则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计划行为理论要求研究者在测量前对所研究的行为进行严格定义。在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指个体在特定时间与环境内对特定目标作出的外显的可观测的反应，因此研究中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应包括对象(Target)、行动(Action)、环境(Context)和时间(Time)四个元素，简称行为的TACT元素。定义TACT元素有些人为随意性，研究者可以依据研究目的具体定义每个元素，也可集合一个或多个元素增强行为的一般性。不论是具体地还是宽泛地定义，研究者必须保证行为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具有相同的行为元素，确保所研究的行为一致。
4．2 引出突显信念(Eliciting Salient Bliefs)
引出突显信念是整个研究最重要的一环，这与突显信念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突显信念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与情感基础。突显信念不仅可以解释个体为何拥有不同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而且还可以为制定行为干预措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不少研究者在应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时，人为地选择或者从前人的研究中挑选问卷项目，尽管这些做法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结果，但研究测量的信效度都较差，常常低估变量之间的关系，降低理论的解释力。因此要获得准确可信的研究结果必须引出突显信念。引出突显信念的方法是选取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通过三类开放性问题：目标行为有哪些益处和害处、哪些个人或团体会影响目标行为的发生、哪些因素会促进或阻碍目标行为的发生，分别获得有关行为结果、规范及控制的信念，然后对收集到的信念进行编码和内容分析，用出现频率较高的信念组成突显信念模式(modal salientbeliefs)。突显信念模式是正式研究问卷项目的信息来源。
4．3 编制正式测量问卷
为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应用计划行为理论，Ajzen设计出了一套计划行为理论研究的一般问卷模式供研究者们参考。一般问卷包含整体的直接测量和基于信念的测量，所有测量项目均采用利克特等级评分法，其中态度的直接测量使用语义区分法。
在编制直接测量项目时要注意吸纳近些年的研究经验，态度的项目内容应包含工具性态度和情感性态度；主观规范的项目内容包括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项目内容包括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
编制基于信念的测量问卷存在“量纲(optimalscaling)”问题。量纲问题是指在编制基于信念的测量问卷项目时使用单级还是双极等级评分模式的问题。加减一个恒定值可以实现单极与双极评分模式的转换，这种转换是线性的，不会改变测量问卷的特性。但是基于信念测量的变量代表值是乘积和，单极与双极的线性转换会导致变量代表值非线性的转换，因此选用单极还是双极评分模式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选择单极还是双极的标准，为解决这个问题，Holbrook提出了一个相对容易的方法。下面将以行为态度为例进行说明，这可类推到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
让b和e分别加上常数B和E，那么有Ab∝ ∑(bi+B)(ei+E)，展开并忽视其中的BE项，得Ab∝ ∑biei+B∑ei+E∑bi。要获得b和e的调节参数B和E，只需将∑biei、∑bi和∑ei对整体的态度测量值进行回归，然后将回归方程除以∑biei；的系数即可。
由于这种方法操作起来比较麻烦，Aizen提出了一种操作相对简单的方法，他建议研究者先尝试性地用单极和双极两种评分模式获取测量数据，然后比较两种评分模式下基于信念的测量数据与直接的测量数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在正式研究中将选用相关系数大的那种评分模式。
5 计划行为理论的新进展
计划行为理论在提出后的20多年里得到了广泛应用，大多数研究结果支持计划行为理论。Armitage和Conner的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可分别解释27％的行为方差和39％的行为意向方差，进一步证明了计划行为理论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在得到肯定和支持的同时，计划行为理论也受到不少研究结果的挑战，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这些挑战和质疑促进了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5．1 主要变量的概念内容更丰富
5．1．1 态度
态度是计划行为理论最核心的概念，却是争论最少的概念。Bagozzi等曾批评计划行为理论只强调态度的工具性成分(有用－有害、有价值－无价值等)，忽视其情感性成分(喜欢－不喜欢、愉快－痛苦等)。许多研究者认同此观点，并在研究中同时测量两种态度，一些研究结果显示情感性态度一意向比工具性态度一意向的关系强，另一些研究结果则显示两者与行为意向的关系大小无显著差异，但也有少数学者对研究中是否有必要测量两种态度仍持怀疑态度。
5．1．2 主观规范
与态度一意向和知觉行为控制一意向的关系相比，主观规范－意向的关系相对较弱，由此Ajzen认为个人因素(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行为的主要因素，但Sheeran和Orbell认为导致主观规范一意向关系弱的主要原因是主观规范的概念定义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计划行为理论中主观规范反映的是社会压力，而社会压力很难直接通过是否顺从他人意愿获得，因此主观规范有必要重新定义。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观规范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同。Cialdini等人曾将主观规范划分为个人规范(personalnorm)、示范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和指令性规范(iniunctive norm)，其中个人规范可等同于自我认同或者道德规范。随后研究者们纷纷检验这些规范对计划行为理论解释力的增进作用。在某些与道德有关的行为(如志愿者)研究中增加道德规范的确能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但在其他的行为研究中并无此发现，因此将道德规范作为一般变量加入到理论模型中还没得到普遍认可。示范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的关系以及在控制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后示范性规范对理论解释力的增进作用在
不同的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表现，Rivis和Sheeran对示范性规范在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作用进行元分析研究发现，示范性规范与行为意向相关系数达到0.44，在控制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后，示范性规范能增加5％行为意向的解释量，并且在年轻被试的研究中以及健康行为的研究中，示范性规范与行为意向的相关更高。
5．1．3 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计划行为理论中最受争议的一个概念。知觉行为控制是在理理论基础上新增的变量，增加知觉行为控制的目的是为解释非意志完全控制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的早期工作主要解决知觉行为控制测量项目的内部一致性问题，近些年更多的研究者通过因素分析发现，知觉行为控制的测量项目分别负载在两个因素上，一个因素与完成行为能力的信心有关，另一个因素与行为控制有关。一些学者认为前一因素反映的是内部控制信念，后一因素反映的是外部控制信念，Ajzen认为这样理解不太合理，他更倾向于认为前一因素反映的是自我效能感信念，后一因素反映的是控制信念，并曾将两因素分别命名为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由此一些学者推断知觉行为控制评估的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Rhodes和Coumeya认为将知觉行为控制区分为两个结构没有理论依据，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理论的退行(即问卷项目建构理论结构，而不是理论结构产生代表性的问卷项目)。他们还认为提高知觉行为控制的测量方法与技巧是走出当前理论困境的最佳选择。
5．2 行为意向与行为之间存在中介变量
尽管计划行为理论能解释部分行为方差，但是仍有大部分的行为方差不能被解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有相同行为意向和知觉行为控制的个体实际行为表现不尽相同，为探究其中潜在的原因，近些年计划行为理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探讨行为与行为意向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机制上，并探讨出一种可能的认知机制――行为的执行意向(implementintention)。依照Gollwitzer的观点，行为的发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动机阶段，整体意向在此阶段形成，它与Ajzen的行为意向类似，受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第二个是执行阶段，处于意向和行为之间，与意志有关，在此行阶段个体通过制定具体的行为计划，包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执行个人意向，来选择可实施的相关行动，制定具体的行为计划是此阶段的典型特征，也是执行行为的第一步。大量研究发现执行意向能促进日常生活中一般行为的发生，如加强体育锻炼、健康饮食，对有认知缺陷的个体如患有社会功能退缩和精神症状的药物成瘾者来说，执行行为意向促进行为发生的作用更加明显。但也有研究发现执行意向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弱，如Lavin和Groarke关于使用牙线行为研究。
5．3 增加理论充分性的可能变量
不少学者质疑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是否足以充分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意向，并尝试着在理论模型中增加一些新的变量，以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增加的变量有人格、行为经验、预期后悔等，其中行为经验是增加频率最高的变量。
计划行为理论假定行为发生是从信念到信念评估然后产生行为意向并最终发动行为的理性过程，该假定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Sutton认为行为由行为习惯决定，而不像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的那样由认知决定。Arts等人也认为行为可以是自动化的或习惯化的，不需经过具体的决策过程。Ajzen反驳了这些批评，理由是行为习惯通过影响个体对行为控制和胜任能力的知觉影响行为，因此知觉行为控制可以看作行为习惯与行为的中介变量。然而Conner和Armitage的元分析研究发现行为经验与知觉行为控制并无高相关关系，反而与行为意向和行为有直接关系，并且能分别解释7.2％的行为意向方差和13％的行为方差。Bamberg和Aizen等关于旅游通行方式选择的研究也支持行为经验与行为意向和行为有直接关系。尽管大量研究表明与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相比，行为经验能更好地预测行为，但是Ajzen指出这些研究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第一，行为经验不能代表行为习惯，它只有暂时的稳定性；第二，在控制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增加的其他变量(如预期后悔、人格)能调节行为经验与行为意向和行为的关系，所以可能有更好的变量解释行为经验产生的效应；第三，行为经验与行为意向和行为的关系可能由测量方法不当所致。Ajzen指出的这些问题使行为经验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模糊复杂起来。
6 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说，计划行为理论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是许多研究的良好理论基础，其适用行为领域包括：饮食行为，如摄取纤维素、避免咖啡因；药物成瘾行为，如戒除烟酒、药物、食欲；临床医疗与筛检行为，如健康检查、癌症筛检、自我检查；运动行为，如慢跑、爬山、骑自行车、休闲活动的选择；社会与学习行为，如投票选举、捐血、学习成就、违规行为；等等。计划行为理论虽已获得大量研究的支持，也在不断地发展着与完善着，但仍存在以下这些方面的问题：
(1)理论自身发展问题。从前文的研究进展部分可以看出，计划行为理论主要变量的概念内容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至今仍未有较好的统一，这给研究中的变量操作造成一定的困难，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也因此受到怀疑，所以该理论的理论工作还任重道远。其次，已有研究已经探明执行行为意向可能是将行为意向转化为行为的认知机制，但这一点还没有被充分证实，需要更多研究来支持巩固该结论，同时我们也还需要更积极的探讨是否存在其他更合理的认知机制。再次，由于还有相当大部分的行为和行为意向不能被主要变量解释，许许多多的研究者都在努力寻找其他能提高行为和行为意向解释力的变量，虽然这项工作任务至今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这条研究道路的前景是可观的，就像理理论到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历程那样，计划行为理论终有一天能获得突破。
(2)研究方法问题。计划行为理论依据价值期望理论定义主要变量的内容，并用乘积和代表变量的测量值，而且在确定测量值时涉及到量纲问题，这在一般的研究测量中较少出现。笔者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研究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解释和预测行为，但是许多研究者实际上并未采用乘积法和可靠的量纲来获取测量值，在搜集编制问卷的项目时也并没有引出突显信念和遵从一致性原则。这一方面可能是研究者认为该方法不够科学和适当，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这种采集数据的方法不便操作而人为舍弃，不论何种原由，我们今后应当转移一些研究兴趣到提高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上，也许这些方面的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提高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关键词：人力资本；范式；马克思经济学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置人力资本理论特定的范式规定和内在缺陷于不顾，将其植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给理论研究增添许多混乱。人力资本在其创立者舒尔茨的理论中体现为，“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工人因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了资本家”。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在“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已蕴含了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所说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在内涵范畴、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基础上都有本质区别。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关系的分析及对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动因与内在缺陷的剖析，廓清二者之间的范式差异，从而合理定位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中的地位。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人力与资本”的关系
“人力”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并不必然是资本。虽然马克思把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但可变资本只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的资本。
(一)劳动者的“人力”不能自行增值。资本的本质规定是增值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劳动力——引者注)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从劳动者的立场看，将劳动力称为资本意味着让增值的源泉补给源泉，这在逻辑上是一种谬误。因为是资本就要增值，要增值就要吸收劳动者的活劳动，劳动力若是资本，只有在它吸收了活劳动后，资本的增值部分即剩余价值才会产生。但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劳动只有同劳动者以外的物质资料结合并被物质资料吸收，才能实现物质资料价值的增值。劳动力不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吸收自己在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的东西——活劳动，来使自己增值。正如吴宣恭教授所说：“劳动力出卖以后，它已变成资本家所有的资本的一个部分，不归劳动者支配，也不能为劳动者带来任何剩余，对劳动者而言，毫无资本的功能”，“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可能购买自己，剥削自己。这就是说，‘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资本家，‘人力’不可能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它是一个消极地被决定了的价值。
现实中，劳动者将自己的某些知识和技能折合成一定的股份，并获得相应剩余分享的情况，仍不能说明“人力”具有增值性。因为知识、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与劳动者身体无法分开的；一种是可与劳动者相分离，能获得独立存在形式的知识和技术。具有第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人力”不具资本属性。当第二种知识和技术以专利的形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折资入股进行投资时，它们便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参股的专利所有者是以资本所有者而非人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依靠专利股份分享企业剩余，同依靠货币投资或设备投资得到剩余，在经济关系的性质上没有差别。而且，这种虽然源于劳动却已物化的专利，已与劳动者身体发生分离，转化成为一种与劳动正好相对的力量，参与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在此，“人力”与资本的界线是泾渭分明的。
(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尽管马克思也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可变资本并不等同于劳动力。虽然资本所有者用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但劳动力在卖者即雇佣工人那里只是商品，而只有在买者手中，即暂时握在其使用权的资本所有者手中，才成为资本。可变资本只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而不是归属于劳动者的资本。同样，劳动力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资本化。当劳动者还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时，它只是等待出售的商品，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不能成为资本。一旦劳动力被出卖并进入生产过程，它就并入买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力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从资本家的角度看，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和使用使自己的货币资本化。虽然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但因其所有者已将它出卖，并仅仅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使用权不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全部归劳动力的购买者。可见，劳动力在其所有者那里只是他的资产或商品，而不是资本。有时，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会对一些“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进行激励，但这是同复杂的、熟练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价值相联系的，以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把变为劳动力或体现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称作可变资本，但决不能将此误解为马克思将劳动者的“人力”也当作劳动者的“资本”。
二、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概念的创立
西方经济学家将劳动者的“人力”称作劳动者的资本完全是出于技术分析的需要。人力资本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阐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个人收入、经济增长等的巨大作用，同时证明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投资的重要意义。但舒尔茨等人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称为“资本”主要是技术分析的需要。
舒尔茨等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投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要突出知识、技能等投资的高收益性特点，必须有一个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相比较的平台。而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转化为价值化的资本，既可很方便地将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运用于长期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劳动者能力的分析，又可在生产中实现劳动者技能贡献与物质资本贡献之间的相通约。显然，充当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中介恐怕就是“资本”被嵌入“人力”的初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人力资本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在生产函数中又增加一种原本不为人知的生产要素。如马克·布劳格所说：“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表面看来，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嫁接和过渡完成的比较平滑顺畅，但其内部被粉饰起来的许多矛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三、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一范式固有的缺陷，加之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招来批判不断。
(一)理论框架缺陷。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路径进行的：把人力资本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研究人力资本的生成机制，进而以人力资本概念为核心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企业组织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把既有的研究物质资本的框架转向人力资本的研究。但这种理论框架的移用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人力”能成为“资本”，而且“人力”是“资本”。然而，从舒尔茨等人的话语背景和话语体系来看，这一前提让人置疑。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劳动者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获得需要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和训练，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但人的需求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及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个人的目标函数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人的支出总额中也无法划清投资和消费的边界，许多支出根本无法归为具有资本意义的投资。因而，舒尔茨所言的“人力资本”无法简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显然这与资本所规定的货币收益最大化要求相左。况且，知识、技能等的生产性及其对提高个人收入的贡献度还与教育体制、市场供求状况及人自身的能力、天赋、态度等因索相关，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这些都不是资本所能涵盖的。
(二)方法论与前提假定缺陷。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自然将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其建构理论的指导。这一方法论基础也不可避免地使它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的预设前提，它在信息完全、个体理性和偏好稳定的内涵约束下，直接指向了未来收益的“最大化原则”。这些苛刻的脱离实际的假定与个人对自身人力进行投资的复杂心理动机很难相适应。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指向任何可识别的目标，许多行为是由习惯来协调的。显然，人力资本理论对那些由习惯来协调的个人支出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