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16:47:44
一、楚辞传统注疏“崦嵫”语义之歧说
《离骚》“崦嵫”，不同版本有作奄兹、淹兹、嵫、兹，这正好体现外来音译词的不同汉字书写形式。洞悉这一文化现象，中国典籍中诸多类似问题或有柳暗花明之新境。
王逸谓：“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1]王逸此说，与《淮南子・天文》所记极为相似：“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又参之《淮南子・天文》“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一语，可知《淮南子》所言日入之所在虞渊或蒙谷。看来，崦嵫、蒙水、蒙谷、虞渊似皆与日落相涉，《淮南子》所载与王逸所言当据同一材料而得，但崦嵫到底在哪里，我们却不得而知。
后世楚辞注家对“崦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考订。今人赵逵夫注崦嵫极有代表性，兹录于下：
崦嵫，神话中山名，日入之处……据典籍记载，即今冢山，亦曰兑山，在汉代西县（在今甘肃省西和县以北）。[2]
另外，赵逵夫注《离骚》“朝濯发乎洧盘”句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
洧盘，神话中地名，出崦嵫山……崦嵫山在今甘肃天水西南。[3]
赵逵夫谓兑山即为崦嵫山，这可能本之于徐文靖《管城硕记》所引《十道志》的记载：“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4]赵逵夫不但划定《离骚》崦嵫在甘肃境内，而且还指实为冢山，但他所据何典却并没有交代清楚，故令人顿生疑惑。其实，赵逵夫注《离骚》崦嵫，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他注《离骚》“西海”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离骚》崦嵫似不大可能在甘肃境内。此处崦嵫应为大地极西之山。如果《离骚》崦嵫在甘肃天水市或者西和县境内，就会与屈原的整体游踪相悖，因为屈原是从昆仑向更西方向行进，但“天水”或“西和”无论如何都在昆仑之东；即使我们将昆仑认定为今天中国境内的昆仑山脉，似也并不符合崦嵫当在昆仑之西的地理行踪逻辑。其次，《管城硕记》所引《十道志》为唐代地理总志（早已亡佚），赵逵夫将《离骚》崦嵫同唐代以后兴起的甘肃实际地名之崦嵫混为一谈，用后起的地名来注解先秦典籍，无疑有牵强之滞。所以，笔者认为《离骚》崦嵫当指大地极西之山，或为大西洋东岸某山，后有详论。甘肃天水市境内之崦嵫山当是根据典籍中有关崦嵫的记载而后起附加的现实地名，这种现象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当不少见，屈辞昆仑、流沙、赤水、西海、黑水、三危等皆是，且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二、文献典籍所载崦嵫指称之淆乱
（一）《山海经》有2处言及崦嵫，但两处崦嵫所指却迥然有别。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兹。（《大荒西经》）
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西山经》）
《大荒西经》所记兹不是山名，而是神名，且此神在西海之渚。《尔雅・释地》郭璞注曰：“水中小洲为渚。”西海之中的兹神居处于西海小洲之上。人们皆熟知崦嵫为太阳落山之地，为什么这里的兹却是人面鸟身之神呢？这个问题留待稍后作答。
《西山经》所记崦嵫，与鸟鼠同穴之山相牵连。郭璞注鸟鼠同穴之山谓：“今在陇西首阳县西南，山有鸟鼠同穴。”考《汉书・地理志下》载陇西郡下设首阳县。颜师古注谓：“《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由此可知，颜师古和郭璞俱认为鸟鼠同穴之山在首阳县之西南。另据《甘肃通志》卷三上《建置沿革》记载：“渭源县，秦属陇西郡地，汉置首阳县，属陇西郡，后汉、晋、魏因之。后魏大统十七年改渭源县。”依《甘肃通志》可证，首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渭源县。那么，总括看来，如果承认郭璞的认识，此崦嵫就位于甘肃首阳（即渭源）西南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之三百六十里的地方。但问题是，《西山经》所记崦嵫确为郭璞所言崦嵫吗？于《西山经》此则记载，郭璞注崦嵫又谓：“日没所入山也，见《离骚》。”看来，郭璞认为《西山经》所记崦嵫即为《离骚》“望崦嵫而勿迫”之崦嵫，但问题可能并不如此。如果解《离骚》崦嵫为甘肃渭源县境之崦嵫山，我们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离骚》飞升游历的逻辑行踪，因为甘肃渭源之崦嵫始终位于昆仑之东。故郭璞之解当不足为信。
同一本书，《大荒西经》与《西山经》所述崦嵫却大相径庭，原因何在？仔细寻思，似有两种可能：一为两处崦嵫没有歧义，所指相同。《大荒西经》所指为守护太阳落山的兹神，《西山经》所指为兹神所在之山被名之为崦嵫山。二为两处崦嵫所记有别。一在西海之中，一在甘肃境内。这似说明此两处文字当为不同时代不同人所记，这为我们探讨《山海经》的成书时地及作者等问题又提供有益启发。但是，如果我们将上引《西山经》一段材料节录为：“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问题又另起波澜。郭璞注云：“苕，或作若。”又云：“《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山。’”依据郭璞的几处注解，我们可知，洧盘之水即苕水，苕水即若水。郝懿行也谓：“若水疑即蒙水也。若、苕字形相近，上文陇首之山，苕水出焉，《初学记》亦引作若水。”看来，郭璞和郝懿行似乎又认为苕水出崦嵫山，苕水又即若水，也就是若水导源于崦嵫山。另，《水经》云：“若水出蜀郡牦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 综观之，似乎这里的崦嵫山又在四川境内了，这真是雾霭重重，让人不知所措。[5]
（二）《尚书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6]这条材料来源于王逸《楚辞章句》的引述，附在《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句后。《尚书大传》相传为汉人伏生所撰，但宋已失传。伏生去先秦不远，故笔者也援引于此。明人汪瑗《楚辞蒙引》谓：“洧盘者，亦东方之水也。”[7]按照汪瑗的说法，导源于崦嵫山的洧盘水在东方，那么，这个崦嵫似乎又位于东方了。
（三）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注《离骚》“朝濯发乎洧盘”句谓：“洧盘，水名。《山海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郭注曰：‘《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山。’《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8]郭璞所引《禹大传》一说，即（二）所引《尚书大传》所记。徐文靖所引《十道志》的说法，为赵逵夫所采纳，已见前论。《十道志》所言之昧谷在哪里呢？《尚书・尧典》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9]伪孔传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10]在伪孔传这里，并没有指明昧谷的具体所在，但是，到了唐人《十道志》，却言之凿凿，说昧谷在秦州西南，直叫我们不知何从。仔细寻想，这又是一个历史地理词语在历代士人相传中不断弥合、不断坐实为具体地名的典型实例。如果《十道志》此言不差，秦州大致相当于今之甘肃天水，那么，甘肃天水西南有一山曰昧谷，又曰兑山，又曰崦嵫。崦嵫又分明位于甘肃天水西南了。
（四）《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曰：“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郦道元注谓：“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与水流行也。亦言出钟山，西行极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11]在郦道元的眼里，崦嵫却又位于居延泽之西、西海郡之北了。
由此可观，这个崦嵫从甘肃的渭源县鸟鼠山一路向西，现在又到了居延泽，那么，到底哪一座山才是真正的崦嵫呢？
三、屈辞“崦嵫”原义再探索
《离骚》所记“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之“崦嵫”到底是什么？又在哪里？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跳出中国地理中心观念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重新审视屈原所处时代背景，置崦嵫于屈辞本身，还原它在屈辞中的本来面目。
前引《山海经・大荒西经》之“兹”即“崦嵫”，已见前论。兹原本当为西海（此西海当指地中海或大西洋）之神名，此神人面鸟身。鸟高飞云天，初民认为鸟能通神。太阳自东至西，初民认为太阳亦由鸟载飞，因而掌管太阳落山的兹神就被描绘成了鸟身。此兹神珥青蛇、践赤蛇。操蛇形象常见于神话，凡具操蛇特征多为山神，故兹操蛇之文化意象亦可证兹神守居崦嵫，崦嵫山即为借用山神兹之名代指山神所居之山。太阳行至西极，越过崦嵫山，即滑入大海。《山海经・西山经・西次四经》记载：“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其阳多龟，其阴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砺，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而人面，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屈原“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句之“崦嵫”即为此引《西山经》之崦嵫山。太阳一旦行经崦嵫山，白天将要逝去，夜晚即将来临。屈原欲想留住时光以便自己做充分准备从悬圃上升天庭，所以屈原指令日御羲和停住日车，好让时光静止。这真是一个新奇而又大胆的想象，但又是怎样的一种痴迷与忧伤！
在屈原时代，“崦嵫”所指并无歧义，当为大地极西之山。王逸注解《离骚》崦嵫为“日所入山”，王注似乎也并无不妥，崦嵫山的确也是太阳落山之地。但是，自王逸以后，后世便有无数注家为此山的具体地望而不断追踪寻觅，追寻的思路便是在中国地理版图之内指定一个具体大山并用“崦嵫”来为其命名。这一现象，恰如笔者前面探讨过的“西海”[12]，概由后世不解原义之人将原本指称欧亚大陆的地理方位指实为地理中国境内某一具体地名之缘故。“西海”在汉代就已经走向了这一本土化的演变，所不同的是，“崦嵫”的正式“本土汉化”恐怕要到南北朝以及唐代以后才正式完成，现考证如下。
前引郦道元注《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已知，北魏郦道元已经明确指出崦嵫山位于居延泽之西、西海郡之北。这当是崦嵫被具体本土化的第一实例。《新唐书・地理志》记有“条支都督府，领州九……崦嵫州”云云，但崦嵫州具体在哪里，我们还不得而知。依据郦道元所言崦嵫山的大置，《新唐书》所记崦嵫州似乎也当在居延泽以西一带。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明一统志》载有“崦嵫山”，注曰:“在秦州西五十里”[13]，由此可察，明代的中国地理版图上已出现了具体的崦嵫山名。《大清一统志》的说法同《明一统志》。《甘肃通志・山川・秦州》的记载也极相似：“崦嵫山，在州南五十里。”那么，《明一统志》所载秦州在哪里呢？索之典籍可知，古秦州大致相当于今甘肃天水，秦州于1913年才改名为天水，这就是现今所有辞书解释崦嵫山皆为“甘肃天水境内之山”的历史由来。“崦嵫”从郦道元眼中的新疆一路东渐到甘肃天水。明白了这一线索，赵逵夫解《离骚》崦嵫为甘肃西和县北的冢山的失误也就不言而喻。
注释：
[1][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第32页。
[2][3]赵逵夫：《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第241页。
[4][8]徐文靖：《管城硕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7页，第257页。
[5][11]郦道元：《水经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17页，第594页。
[7]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第386页。
[9][10]《尚书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第119页。
[12]汤洪：《 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离骚〉地理再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
[13]李贤等：《大明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册第885页。
作者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副教授
炙甘草汤是临床常用方剂，然而后世医家对该方君药尚缺乏统一认识。本文从君药的含义、炙甘草汤证病机、生地黄本草源流及功效、剂量等方面阐述本方君药应为生地黄。
【关键词】 炙甘草汤 君药 生地黄
炙甘草汤首见于《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篇》，其云：“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附方：“炙甘草汤(一云复脉汤)，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心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此方正如喻昌言：“仲景伤寒门内治邪少虚多、脉结代之圣方也，一名复脉汤，《千金翼》用之以治虚劳，《外台》用之以治肺痿，……究竟本方所治，亦何止于二病哉！”然而，后世医家对该方君药尚缺乏统一认识。有的认为生地黄为君，如柯韵伯曰：“用生地为君，麦冬为臣，炙甘草为佐，大剂以峻补真阴，开后学滋阴之路也。”(《古今名医方论·卷一》)有的认为炙甘草为君药，如钱潢云：“此方以炙甘草为君，故名炙甘草汤。”(《伤寒溯源集·卷二》)更有认为炙甘草、生地黄共为君药［1］，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该方之君药应以柯韵伯所言为是，现就此探讨于下。
君药的含义
所谓君药，《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主病谓之君，佐君为之臣，应臣为之使。”其后金人张元素言“力大者为君”，并在《医学启源·用药各定分两》中更具体地指出：“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停者，则各等分也。”元代李东垣《脾胃论》对君药论述较为详尽，其曰：“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凡药入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补泻在味，随时换气，主病为君，假令治风，防风为君，治寒，附子为君，……兼见何病，以佐使药治之，此治方之要也。”清·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进一步解释：“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两重，赖之以为主也。佐君谓之臣，味数稍多，而分两稍轻……”由此可见，君药即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 治疗 作用的药物，是方剂组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君药药味较少，而且不论何药作为君药，其用量比作为臣、佐使药 应用 时要大。
炙甘草汤证病机
炙甘草汤列太阳篇末，冠伤寒。何谓伤寒？《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仲景又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此示病由外感而起，外邪犯表，首犯太阳，导致太阳生理功能异常，发则为太阳病。太阳表证有太阳中风证、太阳伤寒证和太阳温病。炙甘草汤条上白虎汤方有：“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今至炙甘草汤条不详其变，不见太阳表证，而出现心动悸，脉结代的证候，说明表邪尚未解除，病已由表入里，由于太阳与少阴互为表里，故亦由阳转阴损及少阴，少阴为心肾两脏，若不传足少阴肾，便传手少阴心，若少阴内虚，则极易出现少阴心悸之证，心之阴血亏虚，阴损及阳则阳气不续，脉道失充，气血运行艰涩，脉难持虚，而现脉结代。所以，炙甘草汤证病机应为正虚挟邪，正虚为心之阴阳气血受损，邪为表证未解，而以阴血亏虚为根本，此乃“证”之关键。故须滋阴补血，以图充脉养心，心既得养，则阳气得续，脉道利，正气来复则诸症可愈。而本方唯有生地黄具统解诸证之功效。
炙甘草汤之君药应为生地黄
炙甘草汤中生地黄之本草源流 地黄原有干地黄、生地黄、熟地黄之别。其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谓：“干地黄，味甘，……生者尤良。”《神农本草经》序例 总结 出中药有生用、熟用之分。考干姜条下亦记有“生者尤良”之说，故此“生”是“鲜”，即指鲜地黄或生地黄。后世医家对此亦有共论，并对地黄之干、鲜品在药性、功用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故之后的本草著作中，将此药物之干、鲜品种分条述之。生地黄之名始见于《名医别录》，云：“生地黄，大寒。……瘀血留血，衄鼻吐血，皆捣饮之。”熟地黄首见《本草图经》，是唐代以后的加工炮制 方法 。《神农百草经百种录》有：“古方只有干地黄、生地黄，从无用熟地黄。熟地黄乃唐以后之制法。"《伤寒论》之炙甘草汤所用生地黄应是地黄的新鲜块根，也就原生地（《本草正义》）或鲜生地（《本草便读》），并非现今所使用生地黄之称，现今所用生地黄实乃干地黄也。张璐《本草逢原》谓：“按生地黄与干地黄……，岂可混论，观《本经》主治，皆指新者而言，祗缘诸家本草从未明言，且产处辽远，药肆中仅有干者，鲜者绝不可得，是不能混用之失曷。”
炙甘草汤中生地黄之功效 生地黄与干地黄两者炮制 方法 不同，功效有别。如《药性论》言：“（生地黄），解诸热，破瘀血，通利脉闭绝，亦利水道，捣薄心腹，能消瘀血。”《医学启源》：“生地黄气寒味苦，凉血补血，补肾水真阴不足。”《本草逢原》则称：“干地黄已经炙焙，力能止血，安有伤中血痹，折跌筋伤等治乎。至于伤中日久，积聚内形，寒热外显，并宜鲜者作汤，统领他药，共襄破宿生新之功。……予尝纵览诸方，凡药之未经火者，性皆行散，已经炙焙，性皆守中，不独地黄为然。”从以上论述可知，地黄鲜品功效绝非其炮炙品可替代。鉴此，《神农百草经百种录》中指出炙甘草汤中生地黄的作用：“地黄专于补血，血补则阴气得和而无枯燥拘牵之疾矣，……熟地黄以之加入温补肾经之药中，颇为得宜，若于汤剂及养血凉血等方，甚属不合。盖地黄专取其性凉而滑利流通，熟则腻滞不凉，全失其性矣。又仲景《伤寒》一百三十方，惟复脉用地黄。盖伤寒之病，邪从外入，最忌滋腻，即使用补必疏拓之性者方可入剂，否则邪气向里，必有遗害。”
炙甘草汤中生地黄之剂量 本方中地黄之分量达1斤之多，创张仲景所有经方中单味药物量之最，折合今之剂量，达222g，考古今煎服方法不同，取原剂量的1/3，其量仍有74g之多［2］。 “中医用药难得之秘在于量上”，此语不仅揭示了量的重要，也揭示了方剂比例关系的重要性。只考虑经方方名为君药，舍弃药量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不能全面反映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左季云言：“地黄分量独甲于炙甘草汤者，盖地黄之用，在其脂液能营养筋骸，筋脉干者枯者，皆能使之润泽也。故沈亮宸曰：此汤为千古养阴之主方也。”临床 应用 表明，生地黄重用效果明显，对阴血亏损型心律失常有很好的疗效，且未发现有明显副作用，此点亦证明仲景经验之可靠［3］。
炙甘草汤病机为正虚挟邪，阴血亏虚为根本，而生地黄在炙甘草汤中既能滋养阴液，以复脉之本，又能补血活血，通行血脉，使补中有行，且可以清热生津，达表祛邪。一药兼三职，分量又独重，完全符合君药的含义。
炙甘草在原方用量为4两，通观《伤寒论》、《金匮要略》158方次中皆现甘草之身影，在所有方剂中，橘皮竹茹汤方中甘草量为最大，达5两，而在甘草泻心汤、芍药甘草汤等方中也有4两之多，一味甘草，被仲景运用得纵横融汇，左右逢源。究其原因，甘草有强固、监制、缓急、协和之功，在不同配伍结构中发挥不同功效［4］。但从炙甘草在方中功效来看：其补气之力不如人参，滋阴养血之力不及地黄、麦冬、阿胶，温阳之力不如桂枝；从其剂量来看，量仅为地黄用量的1／4，何以能成统领之将?方以炙甘草为名者，实取其载药入心，以充血脉，使气充则血行之意。
综上，炙甘草汤应以生地黄为君，麦冬为臣，峻补真阴，然寒凉之气，无以奉发陈蕃秀之气，而寒终不散，故必须参、桂佐麦冬，以通脉散寒，姜枣佐地黄、炙甘草，以和营达邪，阿胶、麻仁亦佐地黄补血，而真阴自复。程知《伤寒论议释》曰：“心主血，脉结代，心动悸，则是血虚而真气不续也，故峻补其阴以生血，更通其阳以散寒，无阳则无以绾摄微阴，……观小建中汤，而后知伤寒有补阳之方；观炙甘草汤，而后知伤寒有补阴之法也。”后世医家，如沈金鳌用治热劫燥病，吴鞠通用本方化裁之加减复脉汤、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等治温病伤阴之证，用临床实践佐证了该方滋阴养血立方本意，扩大了该方的使用范围。
【 参考 文献 】
1 畅洪升.伤寒论炙甘草汤发微［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 25（2）：11～12.
2 李具双.汉唐时期药用衡制及量值考［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2）：13.
3 周龙妹.经方重剂医心病［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9.(5)：36.
甘肃四大古镇是碧口镇、通渭县马营镇、永登县红城镇、华亭安口镇等等。
青城古镇位于位于甘肃省榆中县最北端的黄河南岸，是兰州市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民间艺术之乡，也是甘肃省古民居保存较为完整、非常难得的古镇。景区内主要是古建筑、古民居群，对研究西北民居、西北风情有一定历史价值。先后有《老柿子树》、《黄河浪》等电视剧在此选景拍摄。
碧口镇原名碧峪口、碧霞口，位于陇南市文县的东部，白龙江的下游，它与通渭县马营镇、永登县红城镇、华亭安口镇并称为“甘肃四大名镇”，又因1949年以前，碧口是甘川两省的水旱码头，商贾林立，而列于甘肃四大名镇之首。碧口，原名碧峪口、碧霞口。多为四川经商落户移民，语言、服饰、习俗、民宅无不和巴蜀大地同出一辙，故自古就有“碧口不象甘”之说。碧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响浪汉代墓群出土的铜器表明，两汉时期这里就有农牧活动。明清以来，碧口至四川昭化的白龙江、嘉陵江两百里水道，成为水上“丝绸之路”，商船列队，搏击惊涛骇浪，号子声声震峡谷，纤夫肩上的纤绳沟通了甘、青与巴蜀的联系。清朝乾隆以前，碧口的冯家沟只有十几家茅舍。
礼辛镇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西北，是甘肃省十大古镇之一，有悠久的历史，是著名的“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该镇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果树种植业，另外药材种植业也发展得较好。礼辛街有凝瑞门，有雒济民、李正德先生对联两副：“礼让是远古遗风，溯源究底，五千年漫长历史，纵彩陶石斧不言，谁能抹煞，辛勤为斯邑本色，播雨犁云，卅七载大好时光，即舜日尧天何敌，人尽讴歌。”“广袤一条街，想开了，天也空，地也阔，风月天边堪共赏，上下五千年，铭记着，失亦得，穷亦通，青史有卷任评说。”在甘谷北山乡镇中，礼辛乡真有点历史的岁月沧桑了。彩陶石斧暂且不论，一镢头下去挖出一部五千年历史更是后话。
（来源：文章屋网 ）
在中亚地区居住着一个特殊的民族――东干族。他们居住的地方被外界称为“陕西村”“甘肃村”等。其实，这些中亚东干人就是原来生活在中国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的回民。
关于“东干”的含义，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东干”是外族（包括俄罗斯人和中亚各族）赋予他们的称呼，意思是“东部甘肃”或“东边来的人”。 而东干人不这么称呼自己，他们自称回民或老回。
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地区回民反清起义失败后，回民义军残部分三批被迫迁移至沙俄的中亚地区。十月革命后，1924年前苏联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时，将他们定为“东干族”。
当时的沙俄政府没有拒绝这支来自中国的队伍。因为这些中国人是中国的农民，吃苦耐劳，擅长农耕，可以平衡当地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了充分发挥这支流亡队伍的作用，沙俄政府让他们自己挑选居住地。东干人入境以后，发现当地地广人稀，就在楚河的边上安营扎寨，于是，在绵延1000多公里的楚河两岸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方，东干人开荒种地，顽强地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种植水稻、小麦、蔬菜，栽培果园，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东干人把自己从中国带来的种子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其中很多蔬菜水果都是当地人没见过的，东干人的到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原住民的物质生活。再加上东干人与当地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相处的比较融洽。东干人自此脱离了中国的怀抱，其命运与俄罗斯，与中亚，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等联系在了一起。
据统计，居住在中亚的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数超过12万。
楚河，中国文献中又称为碎叶河，当地人称秋依河，它流经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全长1030公里，中亚东干族大部分聚集在楚河流域。其中哈萨克斯坦的营盘和新渠是较大的“陕西村”，位于楚河北岸，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梢葫芦和米粮川则是较大的“甘肃村”，位于楚河的南岸。
顾名思义，“陕西村”居民的语言以陕西方言为主，而“甘肃村”居民的语言则以甘肃方言为基础。
开车行走在楚河平原，人们可以感受到东干人生活的富足和勤劳。在公路两旁，方方正正的院落一个挨着一个，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院子里崭新的砖房前堆着玉米、南瓜，一派秋收景象。许多路边的集市摊位，大都是着红衣绿裤的东干妇女们在招徕生意。有更多年青的东干人则去遥远的彼什凯克、阿拉木图甚至莫斯科、法兰克福……做生意，不少人还曾去中国搞过经贸。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东干人在吉议会、法院、军队、航空等重要领域工作。他们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为当地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日趋升温。目前东干族与中国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中亚各国独立以后，东干人运用历史、文化等渊源和语言的优势，率先开展起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现如今，在比什凯克大大小小的中国公司和企业里，工作着为数不少的东干人。依靠得天独厚的优势，东干人已经成为中国和中亚各国之间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中亚东干人的民情风俗
经过100多年的沉淀，迁居至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的东干人已融入当地生活。尽管如此，他们在俄罗斯与当地各个民族的大海中，依然融而未合，同而不化，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性。
在中亚生活了120余年，今天的东干人仍保留着许多源自中国的民俗风情。例如，东干人演奏扬琴、二胡、三弦子和响板等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乐器，能扎出蜈蚣、龙、蜻蜓、蝴蝶等复杂的风筝。甚至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古老传说、《三国演义》等小说在东干人当中也广为流传。
由于当时迁徙过来的东干人多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长期与中国隔绝，他们已不识汉字。不过，生活在俄罗斯、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多民族共处且通行俄语的环境中，东干人迄今仍保持了100多年前的陕西话和甘肃话，中国西北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艺术以及传统习俗。他们的语言构成以西北方言为主体，又吸收了不少俄语及突厥语词汇。为了保留自己的语言，在族内相互交流时，使用的仍然是依靠祖辈传承的中国西北地区方言。为了保留自己的语言，东干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开发出了自己的文字――用俄文字母拼写出的中国西北方言。
东干语中的有些词汇保留了100多年前的中国西北旧话，如把总统称为“皇上”，称官府为“衙门”， 称商店为“铺子”，称银行为“钱庄子”，称货币为“贴子”，将路费叫“盘缠”，称朋友为“联手”，把“签名”叫“画押”，把结过婚的妇女叫“婆娘”等等。把印刷叫“拓”，把出版叫“出世”，把学校叫“学堂”。 把科学家、学者叫“科学人”，把作家叫“写家”。把尊敬的来宾叫作“贵重朋友”。“大人”“衙役”“学堂”“使唤”“路数”“营生”，这是东干人每天都要说的词。他们还创造了一些新名词，如把飞机叫“风船”，把照相叫“吹影图”，把摄像叫“拓影子”；共和国、社会主义、苏维埃、集体农庄、电视台、公里、公斤等，则直接从俄罗斯语等外来语中获得。
正是由于有了自己的文字，东干人的语言和文化很好地留存下来，甚至发展出东干文学。20世纪初，出现的大批东干语文学作品进一步成为今天其语言的语法规范。若是一个中国来的陕西人、甘肃人在这里遇上东干人，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进行语言交流。
尽管如此，东干人的语言如今也遇到了问题。城市里中老年东干人都会说带陕西或甘肃口音的东干话。但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上过东干学堂，大多能听懂却不会说东干话，有的仅会吃饭、馍馍等几十个词汇。而梢葫芦、营盘、新渠等东干乡庄都有东干学堂，开东干语文课。因此“甘肃村”和“陕西村”的孩子都会说东干话。
俄语是全中亚各族人民通用的交际语言。东干人除了俄语、东干语外，还能熟练使用当地的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维吾尔语，宗教人士则会阿拉伯语、波斯语，一个东干人会六七种语言不少见，堪称语言天才。
中亚的东干人与中国回族不同点就是姓名。由于时间关系，他们原有的姓氏发生很大变化。东干人迁居中亚后，要按俄罗斯习惯，其姓名由姓、名和父名三部分构成。 如哈哈子・冬腊儿，前面的哈哈子是本人名，后面的冬腊子是父名。再如哈哈子・拉黑玛・雅斯洛夫娜，哈哈子是丈夫的名字，拉黑玛是本人的名字，雅斯儿是父亲的名字，因“雅斯儿”后加了“洛夫娜”，便变成了“雅斯洛夫娜”。
东干人在建造自己的清真寺时，严格地遵循清朝时的宗教建筑风格，在飞檐上雕刻中国传统的龙、凤、狮子等动物，以传统的红、绿、黄3种颜色为清真寺的主要色调。
最能体现中国古老民俗的是东干人的婚礼。男女谈婚论嫁时，男方先要打发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然后男方要下聘礼订婚，结婚当晚客人走后青年男女还要闹洞房。东干新娘的衣着打扮令人赞叹不已，新娘一大早就要起床，梳起样式复杂的清代妇女的发式――“燕燕头”，戴上银发簪、珊瑚项链、银胸饰、银梳子、银镯子等各种华美饰品。新娘穿斜襟、开双叉、带有精美绣花的旗袍，穿绣花鞋和绣花布袜子。有的东干新娘还要蒙上大红盖头，手中拿着红色的绣花丝帕。
梢葫芦村口有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中国特有的蔬菜，而且卖菜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中国人来此，买卖双方却能够用汉语交流。因为卖菜的基本都是“东干”族人。
醋、豆腐、粉条的加工技术，也是东干人带到中亚的。比什凯克的市场上每天都可以买到。东干食品同中国的制作方法接近。东干人的面食，在俄国人、中亚人看来很特殊，比如馒头。俄国人吃烤制的面包，不知馒头为何物。前苏联科学院的《中亚及哈萨克民族》一书，介绍东干人的食品，把馒头称为不大的、圆的、松软隆起的面包，用酸发酵后，在大锅用开水蒸熟。
随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现在东干人通常都是买面包。面条也是东干人的主要食品，用小麦、豌豆或豆面加工制成。吃时佐以辛辣的调味，用醋、葱、蒜、姜、丁香等调拌。
中亚的宁夏村
当年进入俄国的回民中，最著名和被研究最多的莫过于白彦虎率领的陕西义军，加之近二三十年来陕西村与中国的陕西省来往频繁，媒体关注报道较多，所以中亚的陕西村知名度甚高，相比起来甘肃村则知名度较低。而宁夏村，则一直鲜为人知。
宁夏村位于卡拉库尔州首府卡拉库尔市。卡拉库尔，当地语言，意为黑色的城。是卡拉库尔州首府，人口7万余（全州100多万），其中俄罗斯仅有1万余人，东干族3000多人，主要民族为吉尔吉斯族。卡拉库尔市有一座清真大寺，据说这是中亚建造最早、至今保存完好的中国传统清真寺。
回族迁居中亚后，由于宗教生活需要，1907年在此建起这座清真寺，完全是中国飞檐起脊、斗拱大屋顶的形式。后来前苏联反宗教，大量拆毁宗教建筑。但由于当地回族穆斯林殊死反抗，当局不再拆毁，改为少年宫幸免于难。
阿尔代克村在城市郊区大约不到10公里。阿尔代克村是1877年11月由阿爷老人家（甘肃狄道籍，今临洮）率领部分甘肃、宁夏籍回族由新疆乌什县翻过大坂进入俄境，住在卡拉库尔，有1166人到达。这一部分回民由于第一批进入俄境，甚至早于陕回白彦虎部，故被称为“中亚回族第一村”。
当年回民来到此地，是看中当地两条山沟流出来的水可供饮用和灌溉，山坡下是大片平坦肥沃的土地，背后则是大山。回民依照地形称之为“二道沟”。可惜衙门里的俄罗斯官员们怎么也发不出“二道沟”的语音，只好标注为尔代克或阿尔代克。直至今日官方的地图上仍然是阿尔代克，但回民则以二道沟呼之。
宁夏村知名度低有客观因素。一是它地处偏远，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往东最边远的州――卡拉库尔州，此地是中、吉两国边境地区，离中国边境直线距离仅仅几十公里。二是由于当年他们出走时，只有甘肃省，没有宁夏（宁夏只是到了民国时期才从甘肃分出来）。三是领导人是甘肃籍，宁夏人只是义军残部中的下层士兵。四是东干人中，陕西籍的乡土观念最强，寻根意识也最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苏联解体、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改善后，很快来中国陕西寻亲访友，来往极为频繁。相比较而言，甘肃籍与宁夏籍的与中国联系则比较少，社交活动也少，媒体报道少，受众自然了解较少。
6月21日上午，我们到二道沟宁夏村――卡拉库尔市阿尔代克村。我来中亚5次，卡拉库尔来了3次，算上这一次是4次。陪同人是卡拉库尔市回民协会主席安尼瓦尔。
刚进到村里遇上一家娶媳妇，我们去道喜，主人家门口停满了私人小汽车，远道的客人开着车或坐飞机过来，有的来自遥远的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宽敞的院子里和大门外，摆满了餐桌和长凳。主人将男女来宾分开安排入席，男女不同桌用餐。主人请来了节目主持人和东干歌唱家，在院子里架起喇叭。随着美妙的乐曲，客人翩翩起舞，东干人能歌善舞，有的妇女刚从厨房出来，也参加到歌舞的行列。调皮的小伙子们按捺不住喜悦，不断地恶作剧，把新人家的叔叔、婶婶、哥哥、嫂嫂们脸上抹上大红颜料，然后把男性至亲们用绳索捆绑起来，做审问虐待拷打状，整个院落充满了欢快热闹的气氛。
村里的村长、校长闻讯前来，向我们介绍情况。村长说，阿尔代克村现有居民2700多人，其中回族占40%，吉尔吉斯族占37%，俄罗斯人占1%，维吾尔族占2%。主要农作物为土豆、大麦、小麦、大蒜、苜蓿、苹果、梨、杏子。我们见到家家户户都有储藏窖，待秋天收获后，马上储存大量的土豆、苹果。
10多年前我来时老校长哈桑接待了我，如今他已去世了，他的女儿接任校长一职。据她介绍说，村里的这所11年制学校，是以阿爷老人家名字命名为哈孜列特学校。该校始建于沙皇时期的1903年代，距今已有101年，去年曾经举行过建校100年庆典。
最早的学校舍保留了下来，以后又屡经扩建。老校舍虽旧，但是教室、桌椅看上去都是很好的。学校的教师现有40人，学生650人，也是各个民族都有，东干族最多。
苏联解体多年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当年中亚农村学校条件比中国西北很多农村学校要好得多，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学校，二层楼房都是木地板，体操房、钢琴房等一应俱全。前苏联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很大，6～17岁的孩子上学全免费。而且政府鼓励生育，生孩子就给钱。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比较困难，一度学校教师工资仅有19美元，校长工资仅有20多美元。近几年条件改善，工资涨到100美元。
我们到了村里，四五十年前建造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多，有的近于塌陷。一般是土木结构的平房。这种住房用板筑夯打或土坯构筑墙体， 一边斜坡的屋顶，一尺长的椽子出檐。坐北朝南， 一门二窗，单扇门，窗户用木条做成小方格或不同的图案， 窗体雕有不同的花纹装饰。房内一般都有土炕，炕前还有连锅灶。
这种建筑在他们初到中亚时保留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新的环境中东干人的住宅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保留传统设计的同时， 学习新的建筑方法和运用新的材料。因为当地冬天雪大，平顶房改成尖顶房，以抗大雪压塌房顶。
未来的发展
近年来，东干人同“老家人”的联系不断加强，并把相互间的来往叫作“串亲戚”。
对于中亚东干人的报道，国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宁夏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均有许多报道，足以见国内大众对这批华人同胞的关注。
宁夏银川市在苏联时期间，就已经与比什凯克市结成友好城市。银川市、吴忠市的政府代表团也出访过中亚。宁夏社会科学院最早与中亚开展学术交流，20世纪90年代双边相互访问，东干学者多次来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也组织人员前去考察，一些科研成果已经问世。
目前，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协会在西安设置办事处，每年都送300多个孩子到西安学习“老家的文化”。由于“陕西村”学子的带动，其他民族的人也到西安留学，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掀起了一股到西安留学热。吉尔吉斯斯坦近年来也派出一些青年到宁夏大学留学。
去年，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海外东干杰出人士故乡行”为期10天，51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的东干族侨胞，组团访问陕西、甘肃、宁夏、北京4地。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对中亚各国政府与人民以极大振奋，当地的东干人也跃跃欲试。
东干人达乌罗夫・胡塞对未来有清晰地打算：“东干人有中国的根，有语言环境，必须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合作方面抢一部分阵地，东干协会一个重要的事情是，送大量的东干娃们回老家去学汉字、学母语。我想让咱的娃们把中文学好，下一步大量发展旅游。”
阿尔代克的村长哈米德也准备尽快来宁夏考察。我认为中国人、宁夏人，可以在中亚积极开展经济、商业贸易活动，如宁夏可以利用农业科技优势，帮助东干人发展水果蔬菜设施农业，提高土豆等农作物品质，开展深加工等。
［关键词］《阿甘正传》；《叫我第一名》；相似之处；不同之处
《叫我第一名》（Front of the Class）是一部200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影片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讲述患有妥瑞氏症（抽动症）的男主人公Brad如何靠着自己不畏挫折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最终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说到主人公永不言弃的品质，我们很自然联想到1994年上映的美国励志影片《阿甘正传》（Forest Gump）。《阿甘正传》在1995年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中一举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六项大奖，成为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自从该片首映以来，人们关于对影片男主人公阿甘独特性格的讨论经久不息，他身上那种“傻”劲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深深地打动着无数人。《叫我第一名》《阿甘正传》都属于励志类影片，两位男主人公具有相似的性格和命运，都给我们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深刻的人生感悟。当然，由于拍摄时间差距等因素，两部电影在时代背景等方面有所不同，本文将力图对两部影片的异同之处作一解析。
一、相似之处
（一）不幸的童年经历
《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由于小时候智商只有75,而且腿部畸形，别的孩子都嘲笑他是傻子、怪物。在校车上，除了善良可爱的珍妮，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在一起，他们甚至骑车追赶欺负他。无独有偶，《叫我第一名》里的男主人公Brad在六岁时也得了一种怪症——妥瑞氏症，使他脸部和颈部的肌肉不自主地抽动，并且发出像狗一样汪汪的叫声。病魔给小Brad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学校安静的课堂上，他的怪叫让老师们很生气，而他尽管使尽各种办法，无论是咬铅笔还是抓紧桌子边，也都无法阻止自己怪叫。同学们讥讽他，给他起了像“笨蛋”和“怪物”之类的外号。老师们也很讨厌他，老师和校长都认为Brad是故意发出这种声响来扰乱课堂并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后让他暂时休学。由此，我们看到，《阿甘正传》和《叫我第一名》里的两位主人公，童年经历相似：都承受了身体的缺陷和来自社会的嘲讽，幼小的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二）伟大母爱的呵护
《阿甘正传》和《叫我第一名》两位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尽管不幸，但幸运的是，他们在走向成功的艰辛道路上都有伟大的母亲相伴。阿甘的母亲独自一人抚养幼年的阿甘，不仅要承担生活的艰辛，同时还要遭受别人对自己孩子歧视的眼光。与此相似，Brad妈妈的生活处境也十分窘迫，在离婚后通过到处兜售衣服来维持两个孩子的生活。为了能让阿甘上正常的学校，母亲付出了屈辱的代价。而Brad的母亲为了让Brad不再受到病痛的折磨和别人的误解，从图书馆借回一大堆医学书籍，夜以继日地研读，终于找到了孩子的病因。两位母亲为了孩子可谓含辛茹苦，受尽磨难。
两位母亲共同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她们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阿甘的母亲总是能用最简单生动的语言来让他明白生活中的道理。以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块是什么滋味。）”；“Mommy says stupid is as stupid does”（笨有笨的作为）；“Miracles happen every day”（生活处处有奇迹）”。阿甘的母亲不断鼓励他，不让他感到自卑沉沦。与此相仿,Brad的母亲在他追求成为教师的坎坷道路上，对他始终保持信心并在他产生退缩想法的时候激励他永不言弃：“Never give up”（永远不要放弃）；“You will,you will”(你会成功的，你一定会的)。母亲们的这些话是阿甘和Brad的信念，更是他们人生路上的动力。令人欣慰的是，两位伟大母亲所付出的无尽心血，最终都由于爱子事业的成功而得到了光荣的回报。
（三）认准目标，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在《阿甘正传》中，阿甘的成功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他那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他小时候，由于被同学追着欺负，阿甘不得不跑着躲避，而就在那时奇迹发生了：他摆脱了所谓的魔术鞋的束缚，跑得像风一样快。后来，他跑进了Alabama州橄榄球队，跑进了大学，跑进了白宫，跑进战场救人，最终跑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传奇。阿甘自己说过：“如果我要去哪里，我就跑着去。”阿甘的跑其实代表了他的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坚定信念，不轻言放弃。他的这种态度也可以从他做其他事情中体现出来，比如：一心一意、坚持不懈地练乒乓球，最终参加了全美乒乓球队，并代表美国与中国进行“乒乓外交”；又如：坚守着对朋友巴布的承诺，用做广告的钱买了一艘捕虾船。尽管一次次撒网一次次空手而归，但是他从未想过放弃，还是一次次出港。最后阿甘捕虾取得巨大成功，荣登《财富》富豪榜。
关键词：模糊思维；模糊语言；词类活用；联想方式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主要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数词的词类活用。其中名词的词类活用包括名词活用作动词和名词活用作状语。形容词的词类活用包括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和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但是古代汉语里的某些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往往会出现灵活性的运用，在句子中临时改变它的基本功能。……像这种现象叫词类活用。”[1]由于本文是以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为载体，并从模糊思维的角度来分析模糊语言的联想方式，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模糊语言学的相关定义是很有必要的。黎千驹先生在他的《模糊修辞学导论》中提到：“模糊修辞的心理机制是联想，而联想的思维机制是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即模糊思维。”[2]由此可知，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模糊思维的核心内容。那么模糊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客观对象中那些具体、鲜明、生动、可感的形象来进行语义联想并产生联想义。“从模糊思维的角度看人们对模糊语言进行联想的方式，主要有：或由视觉形象进行语义联想，或由听觉形象进行语义联想，……或由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语义联想。”[2]那么什么是模糊语言呢？“模糊语言可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模糊语言是指那些表达了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即中介过渡性的词语。”[3]“广义的模糊语言不仅包括了那些表达了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即中介过渡性的词语，还包括了具有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即中介过渡性的语音和语法方面的现象，即模糊语音和模糊语法。”[3]本文中提到的模糊语言属于狭义的模糊语言，即模糊词语。我们知道，在古代汉语的词类活用中，活用后的词语的语义往往具有模糊性。这和人们以模糊性的思维对活用前的词语进行语义联想有关。本文主要通过对感觉形象和客观对象进行语义联想，来探讨模糊思维视野下的模糊语言的联想方式。
1 对感觉形象进行语义联想
本部分主要以对感觉形象进行语义联想为基点，来探讨模糊思维角度下的模糊语言的联想方式。感觉形象包括视觉形象、触觉形象、听觉形象和味觉形象等
（1）通过视觉形象对活用前的词语进行语义联想，以体会活用后的词语的模糊性。例如，《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雪”在句中活用为动词，意为“下雪”。又如《左传・僖公三年》：“夏六月，雨。”“雨”在句中活用为动词，意为“下雨”。我们可以通过视觉形象对自然界中雨和雪的形象进行联想，从而更好地理解活用后“下雪”和“下雨”这两个动词的模糊性。（2）通过触觉形象对活用前的词语进行语义联想，以体会活用后词语的模糊性。例如，《梦溪笔谈・活板》：“再火令药熔。”“火”在句中活用作动词。由对“火”的温度高、炙热等触觉形象进行联想，可以联想到烧火至药熔这一模糊动作的过程。又如，《与陈伯书》：“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幕之上。”句中“燕”、“鱼”在句中活用作状语，以为“像鱼一样”、“像燕子一样”，且“沸鼎”之“沸”让我们有一种触觉上的联想，而通过这些联想义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活用后词语的模糊语义。（3）通过听觉形象对活用前的词语进行语义联想，以体会活用后词语的模糊性。如《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鸣”本为动词，意为“鸟类啼叫”。在句中活用作名词，意指“哀鸣”。这是由对活用前的动词“鸣”进行听觉形象方面的语义联想而产生了活用后“哀鸣”这一模糊语义。又如《史记・循吏列传》：“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儿”本为名词，那么主谓短语“儿啼”本义为“小孩哭”。在这句话中，“儿”名词活用为状语，那么主谓短语意义就变为“像小孩一样哭”。这也是由对活用前的词语进行听觉形象方面的语义联想而产生了活用后“像小孩一样哭”这一模糊语义。（4）通过听觉形象对活用前的词语进行语义联想，以体会活用后词语的模糊性。例如，《论贵粟疏》：“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甘旨”本为形容词，指食物的味道鲜美。而在句中活用作名词，意指“美味的食物”。这是由对“甘旨”这一形容词进行味觉方面的联想，产生了活用后“美味的食物”这一模糊语义。又如《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我们也可以从味觉方面对“甘”这一形容词的味觉形象进行联想，更好地理解句中“甘”活用后的模糊语义。综上所述，人们可以通过对感觉形象进行语义联想，以体会模糊思维视野下的模糊语言的联想方式。
2 对客观对象进行语义联想
客观对象包括客观对象的状态特征和客观对象的属性两方面。（1）通过对客观对象的状态特征进行语义联想，来体会活用后词语的模糊性。《现代汉语词典》中提到：“状态指的是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那么状态特征就是指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特征，即表象的特征。例如，《中山狼传》：“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猬）”、“蠖”、“蛇”、“龟”本是名词，在句中活用作状语，意为“像刺猬一样蜷缩着”、“像蛾蛹一样屈身”、“像蛇一样盘曲”、“像龟一样屏息”。我们可以从刺猬、蛾蛹、蛇以及龟所具有的状态特征进行语义联想，从而更好地理解词语活用后所包含的模糊语义。又如《小石潭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句中“蛇”本为名词，作者抓住了蛇行走时的状态特征，把本为名词的“蛇”活用为状语，意为“像蛇一样”，写出了溪流曲折、弯曲的特点。（2）通过对客观对象的属性进行语义联想，来体会活用后词语的模糊性。《现代汉语词典》中提到：“属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如运动是物质的属性。”由此可知，事物的属性和事物的内在特质有关。例如，《史记・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谗谄”、“邪曲”本为形容词，而在句中活用作名词，代指小人。“方正”本为形容词，而在句中活用作名词，代指君子。作者抓住了小人和君子的属性特点，把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又如，《史记・屈原列传》：“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本为形容词，意为“明辨，清楚，洁净的样子”。“汶汶”本也为形容词，意为“不明貌”。在句中活用为名词，分别指“洁白的自身”、“污秽的外物”。我们可以联想楚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屈原不随波逐流的性格等客观对象的属性，从而进一步理解由于词类活用而产生的模糊语义。综上所述，人们可以对客观对象进行语义联想，以体会模糊思维视角下的模糊语言的联想方式。
本文以形成模糊语言的几种不同的联想方式为“经”，以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为“纬”，对模糊思维视野下的模糊语言的联想方式进行了探讨。由此也揭示了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和模糊语言的联想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 黎千驹.古汉语知识二百题[M].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
[2] 黎千驹.模糊修辞学导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味”考
烹调要义，一是烹熟，二是调味。滋味的好坏，决定了美食烹制的成败，这一点，先民不仅有着充分的认知与丰富的经验，而且亦将这种认知与经验融入汉字中，细加考释，耐人寻味。“味”字从“未”。未，甲骨文作，金文作，皆似草木茂盛之态。《说文•未部》:“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像木重枝叶也。凡未之属皆从未。”段注:“口部曰:味者，滋味也。……《史记•律书》曰: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许说与《史记》同。”［3］746按许说及段注可知，“未”不仅是“味”之本字，且与“滋”一样，与草木关系密切。许慎所言“六月”者，即《礼记•月令》所言“季夏”之时，“是月也，树木方盛”［2］1371，正是这样的盛夏，草木枝叶浓密，重重覆盖，木色渐老，果实渐熟，滋味渐成。“未”之甲骨文、金文皆在“木”字上加横，像枝叶茂盛、硕果累累之形，表示味之本义。后世对许说多有歧义。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认为:“未”即“穗”之初字，“釐”字从“未”，形可作，即“穗”之古字;“未”即“(穗)字”。［10］郭说似更贴近味之本质。先民以“禾”为“和”，这与以“未”为“味”同理。禾者，《说文》:“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3］320在先民眼里，禾是人类与大自然诸因素相谐的产物，它又反过来调和人的生命。在我国历史上，农业是立国之本，农耕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天”，在农耕条件和方式都相当落后情况下，“天”对农业的丰歉甚至起了决定作用。所以，如何窥测天意、把握天道、恪守天时，以求达到人与“天”(即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已成为精耕农业时代先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和”的构字就是以先民对农业生产之科学认识为依据的。穗者，先民之禾，天赐之惠，故“穗”之构字如此。先民一年耕作，其前提条件就是要顺应自然，与天地相和谐，这样才会得到大自然的赐惠。可见，“和”在耕作中起决定性作用，天时(时令节气)、地利(土壤肥力)都是先民顺应的对象，求和的前提。经过人为调理而得之于“天”的禾穗，就是“和”的结果和象征。孟秋，嘉禾成熟之际，先民需至田间掐穗取谷，亲尝谷粒是否已熟，以证稼穑是否已成，谓之“尝新”。《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2］1373这也就是“和”从禾从口、禾亦表声的道理。而先民烹调活动中对“味”的理解和认识也正是以“和”为起点的。在尝新过程中，先民体会的不仅仅是谷粒的成熟，他们对谷穗的香味更有感受，谷熟之“味”正是先民顺应天地自然的结果。五味调和百味香，此语虽俗，却有大义。“香”本始于先民对农耕生产的认识，《说文•米部》:“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传》曰‘黍稷馨香。’”［3］330从其本义看，“香”与庄稼秋熟后散出的芬芳气味有关，后引申为人们调和出的美味。《诗•大雅•生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陈奂《诗毛氏传疏》:“歆，饷也，居，语词。上帝居歆，言上帝其饷也。”［11］从《诗》及其陈疏中可知，香就是一种经人们调和而出的美味，香气升腾，使天帝有所享(饷)受。又，《吕氏春秋•审时》:“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啖而香。”高诱注:“香，美也。”［1］726《礼记•月令》:“(仲冬之月)水泉而香。”孔颖达疏:“水泉必香，谓所用水泉，必然香美。”［2］1383可见，“和”与“香”通。“和”的实质就是美味，就是先民从饮食对象中回味出来的美好感受。综而言之，未(味)、穗、禾(和)、香，四字皆言稼穑秋熟发出的香味，可谓同源。郭沫若先生深悟其道，并以此为基础，以“未”(味)训“穗”，将“味”之本质一语道破。
“五味”考
酸、苦、辛、咸、甘“五味”，此五字沉淀着久远的文化信息，蕴藏着先民对五味的深厚而丰富的理性思考。
1酸
酸，《说文•酉部》:“酢也。从酉，夋声。关东谓酢曰酸。”段注:“酢本酨浆之名，引申之，凡味酸者皆谓之酢。”［3］751显然，“酸”本义为“酢”酢即“醋”之本字。醋实为古人酿酒致败的结果，然对后世烹饪及饮食保健起到重要作用。训诂学家杨树达先生在总结古汉字中形声字研究规律时指出:“一曰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二曰文字构造之初已有彼此相通借的现象;三曰意义相同的字，它的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12］从五方、五行而论，酸、春皆属五行之木，春、酸有内在联系，二字古音同。许慎读“酸”音为“夋”声，《说文•夂部》:“夋，行夋夋也。一曰，倨也。从夂，允声。”［3］232允，古音同“春”。董莲池注音“夋”为cǖn［13］，即读若“春”。可见，“酸”、“春”古读音同，这不仅合乎古音韵理论，而且以“酉”、“夋”构成“酸”字，正体现了先人造字时对酸、春内在关系的理性思考。
2苦
苦，《说文•艸部》:“大苦，苓也。”何谓“苓”?《诗•唐风•采苓》:“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毛传》:“苦，苦菜也。”孔颖达疏:“苦菜生山田及泽中，得霜甜脆而美。”［2］367按此说法，苓即苦菜，其味并非大苦。段玉裁觉许慎释“苦”为“苓”之说非是，并认为许慎释“苦”所言之“苓”当为“蘦”之误写。《说文•艸部》:“苓，苓耳，卷耳艸，从艸，令声。”［3］29何谓卷耳?《诗•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其筐。”《毛传》:“卷耳，苓耳也。”［2］277陆机曰:“卷耳，一名枲耳，一名胡枲，一名苓耳。”［14］朱熹注:“卷耳，枲耳。叶如鼠耳，丛生如盘。”［15］明人李时珍所释甚明:“枲耳，其叶形如枲麻，又如茄，故有‘枲耳’及‘野茄’诸名;其味滑如葵，故名‘地葵’，与地肤同名。诗人思夫赋《卷耳》之章，故名‘常思菜’。张揖《广雅》作‘常枲’，亦通。……气味甘，温，有小毒。”［16］796由是可知，“苦”并非“苓”，许慎释“苦”为“苓”失当。段玉裁在考证“苓”、“蘦”二字后指出:“然则大苦何物?曰，沈括《笔谈》云:《尔雅》:‘苓，大苦’注云:蔓延生，叶似荷青，茎赤。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谓之大苦。”［3］27段玉裁所引沈括之语，出自《梦溪笔谈•药议》，沈括最后还强调了一句:“非甘草也。”［17］清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曰:“苓当为蘦，本书:蘦，大苦也。《释草》同。馥案:即黄药也。”［18］段、桂之说可取。《说文•艸部》:“蘦，大苦也。”段注:“此与前‘大苦，苓也’相乖剌。”［3］36显然，段玉裁不认为“蘦”、“苓”同物。“黄药”又称“黄药子”、“黄药根”，亦名“大苦”，其块茎呈球形，其味甚苦。先民作“苦”字，当始于此。
3辛
古代辛辣调料很多，有花椒、姜、食茱萸、胡椒、辣椒等。其中，胡椒原产于印度，梵名“昧履支”，唐代传入中原，唐人吃肉用以调味;辣椒原产于南美洲之秘鲁，在墨西哥被培育成栽培种，明代传入中国。在它们传入中国以前，花椒、姜和食茱萸为古代民间三大辛辣调料。王念孙疏证:“《御览》引《风土记》云‘三香，椒、欓、姜也。’”［19］在三香中，花椒为首，李时珍曰:“秦椒，花椒也。始产于秦，今处处可种，最易蕃衍。”［16］1428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商代，先民已用花椒调味［20］。食茱萸，李时珍曰:“此即欓子也。蜀人呼为艾子，楚人呼为辣子。因其辣，蜇口惨腹，使人有杀毅党然之状，……味形似茱萸，唯可食用，故名食茱萸也。”［16］1441姜，在古文献中出现最多，《论语•乡党》:“不撤姜食，不多食。”［2］2495孔子认为:姜食固然好，不可撤，但亦不可多食，这也说明古代先民在饮食活动中用姜调味较为频繁。辛，《玉篇•辛部》:“辣也。”［7］132《篇海类编•干支类•辛部》:“辣，辛味也。”［21］此皆后人诂训。“辛”之初义并非“辣味”，先民以辛喻辣，经历了一个思辨过程。《说文•辛部》:“辛，秋时万物成而孰，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辛承庚，象人股。”［3］741以“辛”象征秋季，这是中国远古先民“五行”思想发展的产物。辛辣之味在“五行”中归属“金”。段玉裁注“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曰:“谓成熟之味也，故以为艰辛字。辛痛泣出，罪人之象。”所谓“金刚”，在商周时代指的是铜与锡。《尚书•洪范》:“金曰从革，……从革作辛。”［2］188“革”就是变化，就是新生，经过奴隶们(段注所谓的“罪人”)的开采、冶炼和加工，铜矿和锡矿被制成各种青铜器，如具施刑用的刀具之类。辛，甲骨文作，金文作，形似刀具，高亨曰:“辛与产古为一字，古代一种刑具，剑之类也。”［22］这就是郑玄释“辛”为“新”之意;辛(新)是冶金的结果，有冶炼加工成新品之义，冶金过程很辛苦，烟火弥漫，淬火之气蒸人鼻目，令人有辛辣之感，这就是许慎所谓的“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之道理所在。作为五味之一的“辣”，给人类的感觉也有热感和痛感，所以，人们将辛辣味与“辛”所引申出的辛痛之义联系在一起，以“辛”喻辣。由是可知，“辛”的文化内涵是由“五行”说中之“金”派生而来;先民识“辛”，当始于冶金过程中的淬火之气。
4咸
先民造“咸”字之据，非始于盐。咸，甲骨文作，金文作，从字形由一把利斧和一颗人头组成，本义为大斧杀砍人头。《尚书•君奭》:“咸刘厥敌，靡使有余。”［2］224“咸”即杀绝之义。砍杀必有血溅，人血，闻之腥，尝之咸，故“咸”字亦有咸淡之咸的意思。正因如此，许多以“咸”为声部的字皆有“咸味”之义。以堿、碱、減、喊、感、鍼、葴诸字而论，“堿”，即盐碱土;“碱”(“礆”之俗字)，石碱;“減”，加水于苦涩液中，使味减淡;“喊”，高声呼叫，易引发喉咙干燥腥咸;“感”，从咸从心，有酸楚的感受和体会;“鍼”，古代针灸器具，可使人感觉咸涩;“葴”，俗称酸浆草，其味咸涩。可见这些字皆与“咸味”有关。“鹹”，从鹵，咸声。鹵，金文作，像盐池之形，里面的四点像盐粒。《说文•鹵部》:“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盐形。……凡鹵之属皆从鹵。”［3］586鹹即盐鹵之味。“咸”之本义始于砍头，因血味咸，而有咸味之义;而“鹹”字的出现乃是造盐的结果，与上述堿、碱、減、喊、感、鍼、葴诸字一样，应为“咸”的衍生字。从文字学的角度看，“鹹”与“鹽”(盐)、“盬”、“苦”间的关系甚密。《周礼》、《史记》等文献皆释“盬”通“苦”。如《周礼•鹽人》:“祭祀共其苦鹽。”贾公彦疏:“苦当为盬。盬谓出于盐池，今之颗盐是也。”［2］675《史记•货殖列传》:“猗顿用盬鹽起。”司马贞索隐:“盬音古，案:《周礼•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为苦读如盬，盬谓出鹽直不用炼也。”［23］由是可知，盬乃盐之一种，是未经熬制的盐，结晶粒较大。“盐”是“鹽”的简体，从鹵，“鹹”当为“鹵”的孳乳字。
5甘
甘，甲骨文作。甘对人类审美意识之觉醒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迪意义。《说文•甘部》:“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段玉裁注:“五味之可口皆曰甘。食物不一，而道则一，所谓味道之腴也。”［3］202这里提到的“一，道也”值得回味。结合段注，笔者认为，这个“道”当是一种无法言状、比较模糊的美味。先民识美，以甜味为始，故先民心中的美就是甜(甘)，《说文•羊部》:“美，甘也。”段玉裁注:“五味之美皆曰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3］146当先民对“甘”的初步认识从较为模糊、尚未明确的阶段提高到具有一定概括性和明确性的阶段时，“甘”的本义也就引申为今人所谓的“甜”义了。《诗•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2］304此“甘”即“甜”义。由“甘”引申到“甜”的过程，正是先民对世界之审美认识在饮食活动中的一个投影。许慎释“甘”为“美”、又释“美”为“甘”，虽属汉说，却遗留了远古社会以甜为美的饮食观，也反映出味觉中的“甜”对人类美感之产生所起到的积极影响。正因如此，先民心目中的“甘”在五味中地位甚高，《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2］188周太史史伯对郑桓公曾言:“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24］结合上述两段引文可知，在“五行”与“五方”的配置中，土(甘)居中央，这是先民以农为本的意识在哲学体系中的体现，这也成为后世厨师重视甘味的源头。因为如此，先民以甘(土)为四季调味之本，这与《周礼》所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一语互成验证。
先民对五味的理性思辨
1先民眼里的五味关系
如果从五味各自的自然属性而论，甘味与酸、苦、辛、咸诸味的关系分别形成了相对性。甘、酸相依，从五行说的角度看，甘属土，酸属木，两者为相生关系。如自然生态，木可固土，所以才有植树造林以防水土流失的实践;如水果，生则酸，熟则甘。甘、苦相对，古有“苦尽甘来”之语，中医有苦则凉、甘则热之说。而甘与辛、甘与咸则在烹调实践中又形成了调味中的相承关系，将甘加入辛或咸中，不仅可减弱辛辣之烈、浓咸之苦，而且可使风味更为鲜香醇厚。酸、辛同源于“鬯吏”。“鬯吏”者，《说文•鬯部》段注:“谓酒气酷烈。”［3］218换言之，先民从酒的辛酸酷烈联想到五味中的辛和酸，而醋乃酿酒致败而生，辛乃酒之本味，所以，酸味、辛味与“鬯吏”有同源关系。咸、苦同源于“盬”。清人沈自南曰:“盬，鹽池也。于盬造鹽，故曰鹽盬。盬，音古。予观《采薇》注‘王事靡盬’，盬，不坚固也。颉羽注‘盬不攻緻。’《周礼》‘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读‘苦’为‘盬’，谓出鹽直用不炼治。”［25］《说文•鹵部》:“鹽，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3］586所谓“天生”，天然也，当指未经人工熬制;所谓“人生”，人造也，当指已经人工熬制。未经熬制的盐，咸极而苦感甚重。《黄帝内经•宝命全形论》:“夫鹽之味鹹者，其气令器津泄。”李冰注:“鹹谓鹽之味苦侵淫而润物者也。”［1］905《尔雅•释言》:“鹹，苦也。”郭璞注:“苦即大鹹。”邢昺疏:“鹹味极必苦，故以鹹为苦也。”［2］2581古人识咸，初得之于杀砍，后得之于盬盐，而盬盐极咸，易生苦感，故“盬”字从“鹽”省形，读若古，与“苦”义通。由是可知，咸味、苦味与“盬”有同源关系。
2先民调味之道
所谓调和之道，亦即五味和谐相处、共呈美味的规律。《左传•昭公二十年》载述春秋时齐相晏子与齐侯就君臣之事、治国之理展开的讨论，晏婴提出了“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2］2093的理论。“齐”是什么?从调味实践的角度看，“齐”不仅仅是创造佳味、以求菜品给人以味觉享受的技术手段，而且也是人们评价美味的首要科学依据。《吕氏春秋•本味》:“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1］670由是可知，五味调和的审美标准就是“中和”。中者，不偏不倚，寻求五味间的谐调与适中;和者，是在五味的复杂关系中求取调味的最佳效应，而不是单调的千品一味。因此，“和”是美味的最高表现，是古代庖厨和中馈们追求的最美的艺术境界。从烹饪的角度看，咸有突显之效。《白虎通•五行》:“五味得鹽乃坚也。”［26］古人认为，许多味道，如果加盐，可使其味更突出。在今天的烹饪实践中，如甜食中放些盐，就可使甜味坚而不散。但在五味调和中，“甘”的地位很特殊，这应与先民以土为本的意识有关。先民在长期的烹饪活动中对“甘”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感受，视“甘”为本味、原味，入口有舒适感;与之相比，酸、苦、辛、咸都不能算原味，因为这些味入口皆有刺激感，较原味而论，当属别味。正因如此，《周礼•食医》有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2］667可见，“滑甘”二字大有文章。古人重养老，而养老菜品(如周八珍)的口感必有滑润之美，味感必有甘香之美。可见，“甘”在烹调中不必像酸、苦、辛、咸那样有很强的季节性，而应四季皆用之。实践表明，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这一点古代厨师已有深刻认识。古无味精、鸡精之类的调味品，厨师调味，一年四季最常用者为甜味品。唐代以前，先民以野蜜等调味，唐代以后，制糖技术由天竺传入大唐中土，蔗糖便成了厨师四季常用的调料。而《内则》提到的“枣栗饴蜜以甘之”一语则是秦汉以前先民四季调味的直观反映。
3五味养生之道
先民在饮食实践中提出的食物原料性味的概念，对五味有着一定深度的认识与理解。在古人看来，食物的性味就是食物的性质。中医常以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来阐释食物的性质。四气者，指食物的寒热温凉;五味者，指药物或食物所具有的酸、苦、辛、咸、甘五种不同的滋味。先民发现了食物与人体脏腑经络的对应关系(中医谓之“归经”)，归纳和总结出五味对五脏的养生规律。从饮食养生的角度看，不同的季节对五味有不同的侧重，《周礼•食医》:“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2］667不同的滋味对人体五脏又有着不同的作用，《内经•宣明五气论》:“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1］903“五行”概念出现较晚，至少不会出现于甲骨文问世以前，但它是先民“五方”意识发展的结果，是先民对自然环境长期理性探索与哲学思考并形成积累的结果。早在创造文字过程中，这种漫长的探索与思考既已有之，虽然不似后世“五行”说那么明确清晰，但对日渐成形的汉字体系有所渗透。从古文字学与中医学的角度梳理这个问题，更可直观先民对五味的理性认识。
鹅卵石与飞蝗石相似，唯形式及着力之点，各有不同。飞蝗石前锐后丰，形如蝗虫，其着力处则在前面之锐端，借其锐利而伤人。鹅卵石则完全为一种光滑之石卵，大与鹅卵相等，故有此名。
此种卵石山涧之旁，皆可寻得，唯产于金陵雨花台旁者为最佳，色泽明润，质地坚实，人且以之为文房供玩之品。其大小不一，最小者才如蚕豆，最大者则如卵如球。其形式以卵形者为多，选取其大如鹅卵者，可作暗器之用。鹅卵石既光滑无锐端，故用以击人，完全靠石之重量与发石之实力，不能如飞蝗石之以锐端伤人也。
每石之重当在十二两左右。选取此石，宜择质地坚实者用之。带石之法，亦以囊，每囊六枚。或带一囊，则悬于左腰际；或带二囊，则左右各悬一囊。以此物质量太重，悬于一面，殊感累赘，故须分悬左右，使重量平均也。
此石专用为击人之暗器，不能如飞蝗石兼可作探路之用。盖此石分量甚重，从空掷下，发声必宏，易使人惊觉也。
二、鹅卵石之练法
鹅卵石之形式与着力之点，既与飞蝗石完全不同，故其发石之手法，亦因之而异。飞蝗石发射，与脱手镖相同。鹅卵石则不仅限于此一种，凡镖锤刺等，各种手法皆可参合应用，且阴手阳手，皆无不可，前后左右，随意发击。大概可分为摔、撇、掼三类。
摔之一法，又可分为冲、盖、袭三式，冲即阳手，盖为阴手，袭为回手。其法完全与镖法相同，可参之。
撇则有直撇、斜撇之分，完全用半阴手，盖皆从掌侧发出者也。直撇一把握石，屈肘内弯，虎口贴相对之肩，运足全力，向外撇去，以击正面之敌。此法为流星锤所不用。斜撇则亦屈肘内弯如前式，运足臂力，向握石一手之肩外撇去，以击侧面之敌，此则与流星锤之撇法完全相同。
至于掼法，亦分前掼、侧掼，前掼则略如飞刃、飞刺之正射，握石在手，高举顶门，运足臂力，将石向前掷出。唯叉刺则从掌发出，故虎口向后，此则撒掌发石，故掌发向前。侧掼握石上举如前状，而转手向反对方面（即右手握石则掌向左），然后将石从侧面发出。与流星锤之撒法相似。
练习鹅卵石之靶，亦用土垣，由相距一丈处起练，至五丈以外为止。先练摔手三法，次练撇手二法，末练掼手二法。七法学全，而能应手而中，则可用以临敌。唯其靶由对径八寸起逐渐缩小，至于鹅卵石一样大小为度，可不必更加缩小矣。因的能与所用暗器同其大小，即足以制人。
练习鹅卵石，二年可成，唯伤人重轻，则须视用者膂力之大小而定矣。
三、鹅卵石之源流
鹅卵之为暗器，亦甚偶然。
相传甘凤池居金陵，偶以此击一僧，好事者遂以为此乃甘氏之特种暗器，而争相学习，久而流传渐广，竟成为江湖通行之暗器矣。此亦良由当时学武者推崇甘之技术，凡其一举手一投足，皆视为可以取法也。
先是甘居金陵，威名远震，上而绿林豪客，下而流丐鼠窃，皆不敢犯其境，即偶过其地，亦不敢久驻，慑于其技也。
忽有一僧至，邋遢不堪，行乞于市。其行乞也，挟庙中一鼎具，见稍大之店，即置其鼎于当门，阻人出入，苛索备至，不满所欲不去。且语人曰：“欲余去唯二法，一则予钱如所索，一则如能掷鼎于户外，衲子亦当自去。”其鼎约计三百斤，固无人能提而掷之也。僧得钱则投于鼎，就市肆沽饮，时与人争斗。市人患之。
有好事者语僧曰：“大师父不闻金陵有甘凤池其人乎？奈何横暴于此。”僧则大声叱曰：“甘凤池自甘凤池，衲子自衲子。甘凤池自居此，衲子自行乞，汝曹谓衲子行乞，有干于彼，抑彼能禁余行乞耶？”言时声色俱厉，凛然若不可犯者。众知不可以理喻。
闻其事于甘，冀甘出与角，而有以折服之，为市人除一患也。讵甘但笑谢曰：“兹事不易也，僧之来也，未尝不知有余，知而竟来，且挟鼎游行，以示勇力，是故欲使余出耳。子等谓技术不精之人，敢如是乎？故余谓僧之如此行藏，实有意寻余，或与有夙嫌，未可知也。余今方负伤，不能与斗，容徐图之。寄语市人，宜避其锋，忍耐几时，彼或自去。且不可以余行止相告，免多事也。”
众以甘为一世之雄，尚不敢与角，僧技必高；或有讥甘为懦怯者。而市人见僧，辄相引避。僧有所索，店中亦予之不稍靳，盖从甘意也。而僧曾不自足，横暴有加，苛索益甚，且发狂语曰：“金陵人皆敷粉妇女，衲子未见一须眉，否则何竟无人与衲子一扑为戏也。甘凤池其已死乎？非然者，必畏衲子而深匿不出，冀以藏拙，是其得名皆偶然耳。”市人闻语，怒莫能平，群谋折之，终以技无过于甘凤池而止。以僧语告之，则笑曰：“余固知其有意来访，故如此撩拨人也，卒不愿出。”
一日，甘亦以其事萦心，独游雨花台，思有以折僧之道。正踌躇间，而僧竟挟鼎施施然迎面而至，睨甘微笑曰：“子非甘凤池耶？欲得一晤者久矣。唯子深匿，致不果。今幸相见，请即以此鼎为寿。”言既，举鼎投之，而鼎中所贮钱亦纷射如蝗。
甘闻语，知僧至，举首窥之，则钱鼎俱至，拂以袖，钱纷纷旁落，鼎亦掷数丈外。唯赤手空拳，无以制敌。时适雨过，石卵露沙外，乃拾一石投之，不中。乃又拾一石，顾谓僧曰：“击汝首不中，谓余不能击汝胫耶？”僧信为真，竟顾其下。而甘急发石拟其顶，中焉。石陷脑壳间似甚深。
僧引首蹙额视甘曰：“毕竟不凡，衲子受惠矣。顾此一石，本当奉还璧，唯别有故，常暂置颅门，挟以俱去，以为朝元贽见礼也。”甘闻言大骇，即伏地谢罪。僧竟不顾而去。
盖甘发此石，尽其生平功力而临之，当者必死无疑。而僧竟如不觉。其技已高于甘者倍蓰矣，又言朝元名，则其行辈亦在甘之上。盖朝元和尚本少林主僧，为明之宗室避难披剃者，实甘凤池之师也。僧言如此，当亦与有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