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1 11:31:23
关键词： 刘禹锡 诗文 哲学
刘禹锡，字梦得，唐中叶优秀的散文作家和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诗熔意境和哲理于一炉，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一、运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
刘禹锡认为：“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刘禹锡所谓“数”，是指客观事物恒常的规律性，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势”指客观事物变化的必然趋势，他以“数”和“势”来解释客观事物的存在变化，“数”与“势”的关系是“数存而势生”，这加深了对偶然与必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和作用的理解。
刘禹锡生活在中唐，是赫赫的大唐帝国江河日下、日渐式微的时代。他与王叔文、王伞⒘宗元一起领导的“永贞革新”，触犯了专权宦官、割据方镇和士族大官僚们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合力反对。刘禹锡被一贬再贬，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的巴山楚水间辗转了22年，在贬谪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怀古佳作，密切联系中唐社会现实，总结历代兴亡教训，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讽古喻今，为唐王朝提供了历史借鉴，以冀最高统治者革除弊政，永固江山社稷。
《荆州道怀古》作于805年，“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泽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颔联、颈联描述了京畿昔日的繁华和今日的荒凉萧瑟。诗人面对南国山川，缅怀历史往事，惋惜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灭亡；面对现实斗争，对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充满悲愤，对唐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十分忧虑。
《汉寿城春望》作于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如诗中所言：一旦东瀛有变，此地还要成为路津要塞的，正如沧海桑田，世事更迭变迁。“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屡次遭贬，某些小人在宪宗面前煽风点火，宪宗追加了一道命令“逢恩不原”，让他一辈子也很难翻身。诗人深知兴废进退相互转化的道理，他明白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于是他不消沉，不悲观，等待着东瀛有变之时，以实现其“忧国不谋身”的愿望。
《金陵五题》是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期间作的一组怀古诗，他以南京五个地名作为诗歌标题写了一组七言绝句，于咏叹六朝的兴亡中，流露出对唐王朝日渐式微的感慨。《石头城》写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时旧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开头极力渲染了故国的荒凉，而环绕在石头城周遭的群山依然如故，石头城却空空如也，除了江潮，鲜有问津。石头城的荒芜连无情的潮水都觉得索然无味，只能寂寞而归。今昔之感顿现，读者的凄凉冷落之情顿生。《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王、谢两个显赫的大家族居住在乌衣巷的时候，朱雀桥上车水马龙，但在五百年后刘禹锡的诗中，朱雀桥边却野草蓬勃茂盛，甚至还开出了野花。尽管时光过去了四五百年，但是自然的规律不变，燕子到春天依然回来，依然飞回它原来的故巢，原来是寄居在王谢的家里，此时却飞进了乌衣巷的寻常百姓的家。看似描写自然风光，却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凸显了沧桑之感。
《金陵怀古》作于刘禹锡被罢和州刺史，返回洛阳的途中。“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中阜龙盘，石头虎踞”，上有“王气”，下靠大江，是六朝形胜之地。然而，天险、“王气”没有挽救任何一个王朝的命运，六朝还是相继灭亡。他告诫唐王朝的统治者，亡国之音尚在耳畔，历史教训不可遗忘，不可重蹈六朝的覆辙。
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一个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的视角，将现实的感受与历史的沉思结合起来，以历史题材反
映现实内容，寓深刻的哲理于咏诗怀古之中。
二、用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
刘禹锡在《问大钧赋》中说：“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物壮则老，乃唯其常；否终则倾，亦不可长。”他认为，说运动不息，变化不已，新陈代谢，这是事物的常态。诗人以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客观事物时，注意到矛盾对立及其转化广泛存在，表达了积极向上、奋发不已的精神。他以阴阳、祸福、治乱、否泰、通塞、利钝等矛盾对立的概念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对立、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作于公元831年，三年内，白居易的三位好友微之、敦诗、晦叔离世，给白居易很大的打击，白居易写了《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寄给刘禹锡，刘禹锡一为悼念亡友，二为宽慰乐天，便写了这首七律。“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诗人摆脱伤怀的情绪，对生与死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生与死是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茂盛的树林，新叶年年催换着旧叶；奔腾的流水，前波时时让位给后波。有生必然有死，刘禹锡以自然界的这种生生不息、新陈迭代的蓬勃景象为比喻，说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劝慰白居易，嗟老悼亡是古已有之，古今相同，但为悲悼死者而极度悲伤，不论是对死者还是对生者，都是毫无裨益的。诗人看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不同于一般悼亡诗流露的感伤情绪，表现出一种奋发向前的精神。
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刘禹锡乐观豁达地看待衰老。诗中写道“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晚年同患足疾和眼疾，同病相怜。但两人对待“老冉冉其将至”的态度却不同。白居易对待衰老、死亡时常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刘禹锡则表现出对老之将至、新陈迭代的乐观豁达的情绪。他认为老年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如观看江河般清晰；仔细想来，老了也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情，克服了怕老的思想便会无牵无挂。即使是日在桑榆的傍晚，晚霞也可以照得彤红满天。“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句历来为人传诵。
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从不利因素中看到积极的方面。他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不因一事一物的得失而愤懑，比如“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不应感哀节，安能激壮心”，“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以这样高昂的志向和乐观的精神激励后来人。
三、无神论思想
刘禹锡继承了先秦时期老子、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写了著名的《天论》，给“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
释。他说，“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他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和唯心论者、有神论者展开了斗争。刘禹锡在《天论》上篇指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他在《天论》下篇写道，尧、舜根据人道办事，不谈天命，记载尧、舜的书，开头就说考查历史，不说考查天命；幽、厉全凭上帝作招牌，不敢谈人事，讽刺周幽王、周厉王的诗篇，开头就讲上天，不讲人事。……尧舜时代是盛世的象征，对那时的老百姓难以用神鬼来欺骗；商代的风俗已经败坏，统治者只能用天命来驱使百姓。刘禹锡根据以上的史实得出结论：上天是不能干预人事的，天命论的产生和流行主要归因于社会政治原因，乱世昏君宣扬天命论是为了欺骗和奴役老百姓。
刘禹锡的寓言诗《有獭吟》很好地表达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诗中讲了獭和鹗的故事，獭祭鱼祈求得到上天保佑反而被渔翁击毙，和鱼一起变成渔翁的佳肴；黄金鹗捕鱼而食，谁也奈何它不得，鱼既填充了它的饥腹，还养育了它的后代。诗人感叹“何地无江湖，何水无鲔鲟？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诗人塑造的獭和鹗的形象，是截然相反、互相对立的两种形象，代表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思想。诗人认为“天底下哪里没有江湖，江湖中哪能没有游鱼？天根本不能主宰世界，恭敬地祭祀徒劳无益”。“有獭吟”以艺术手法体现了《天论》阐发的哲理，在獭和鹗的不同遭遇的对比中，得出了“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的结论，对唯心主义者、有神论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批判。
在《阳山庙观赛神》一诗中，刘禹锡真实记录了楚地风土人情，表明了他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题目中的“观”字，表明诗人是这场赛神的旁观者；荆巫装神弄鬼，满嘴神语，胡话连篇，丑态百出，“荆巫脉脉传神语”将降神事鬼的女巫忸怩跳Q、卖弄风情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巫觋的大不敬，就是对神o的大不敬；诗人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通过对唯心主义宗教活动的冷眼旁观和轻慢蔑视表现出来。
无怪乎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对刘禹锡作这样的评价：“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真谓神妙矣。”这与刘禹锡诗中蕴含的丰富的唯物主义哲理和流露出的豁达乐观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唐］刘禹锡著.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1，第一版.
［2］高志忠编著.刘禹锡诗词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1，第一版.
西塞山怀古①
〔唐〕刘禹锡
王楼船下益州②，金陵王气黯然收③。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④。
人世几回伤往事⑤，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注释：
①西塞山：刘禹锡所言西塞山，实指位于今湖北宜昌境内长江两岸的荆门虎牙山。 ②“王”句：晋武帝谋伐吴，派王造大船，出巴蜀，船上以木为城，起楼，每船可容二千余人。益州，晋时郡治在今成都。 ③金陵：今江苏南京，当时是吴国的都城。 ④“千寻”二句：东吴末帝孙皓命人在江中置铁锥，又用大铁索横于江面，拦截晋船，然而王用大火炬将其烧断，攻破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千寻，古时八尺曰寻，这里只是形容其长。降幡（fān），降旗。石头，指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 ⑤往事：兼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相继亡国的史事，因六朝均建都金陵。
上榜理由：
穆宗长庆四年（824），刘禹锡自夔州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出三峡经过西塞山时写下这首诗。
本诗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叙事不惜泼墨，抓住典型事件，语势变化多端；抒情中夹杂议论，疏宕萧散，尤其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句，七字括尽西晋以后之事，与前四句形成明显的繁简对比，获得历代评论家的好评。清人何焯说它“笔力匹敌《黄鹤楼》”，施补华认为前四句“虽少陵动笔，不过如是”，评价可谓高矣。
关键词：柳宗元；刘禹锡；二次贬谪；衡阳赠别诗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17-0104
柳宗元、刘禹锡一生都命运多舛，皆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均屡遭贬逐。唐顺宗永贞元年（805）九月，柳、刘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连、邵二州刺史；十月，改贬永、朗二州司马，十载废锢不用。宪宗元和九年（814）十二月，朝廷征召柳、刘入京，元和十年（815）二月，两人才从贬所回到长安。三月，又因刘禹锡游玄都观题诗“语涉讥刺”和时任宰相武元衡等的极力排挤，柳、刘又再次迁往柳、连二州。柳、刘此番出京与上次有所不同：永贞元年是被贬出京，诏令峻急，吏役驱遣，仓惶促迫就道；此番则属“量移”，由司马改任刺史，虽然“官虽进而地益远”，二人所受打击更大，但毕竟路途之时间限制要宽松许多，从柳、刘二人抵达贬地的时间已分别到了元和十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和五月十一日来看，他们此番远迁还是比较从容的。
柳、刘两位沦落天涯的知心朋友之间的诗酒唱和，更是他们打发寂寞旅途时光的主要方式。两位诗人灵犀相通，诗情骤发，分别写下了三首有名的衡阳赠别诗，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柳宗元性格比较忧郁沉稳，不似刘禹锡乐观豁达，因而感情也更为细腻敏感，在衡阳短暂休整，好友即将分别之际，他一气呵成，先提笔写下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该诗首联回顾了自己和刘禹锡遭贬十年的艰辛生活，抒发了对刚召回京旋即又贬远州的悲愤。颔联“伏波故道”意指自己南贬所走之道正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之道，但已物是人非，路边墓地上的石人“翁仲”已横七竖八地躺在夕阳衰草之中。实际上是以南贬途中所看到的凄清落寞的景物来衬托自己悲凉抑郁的心情。颈联是本诗的关键所在，作为刘禹锡的挚友，柳宗元真诚希望刘要吸取往日的经验教训，谨慎从事，韬光养晦，不要再凭意气用事，以免政治上再自找麻烦，再吃苦头，委婉批评和殷殷规劝之意，溢于言表，表现了柳对刘的关心和期待。刘禹锡对友人的诚恳批评是虚心接受的，他也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诗：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这首诗的首联，与柳宗元原唱的首联诗意相联，概括了他们被贬十年的辛酸和召而复逐的悲愤。颔联所说的“重临”是指第二次授连州刺史（第一次实际上未到任）。“黄丞相”指西汉黄霸，他曾两度任颖川太守，有“循吏”之称，后官至丞相。黄霸两次到颖川与刘禹锡两次到连州都是重临旧地，所不同的是黄被汉宣帝重用，而刘禹锡是受唐宪宗打击的人；颖川是中原大郡，地近长安，而连州是偏远之地。
读罢刘禹锡的回赠诗，柳宗元感觉到意犹未尽。次日，又作了一首《重别梦得》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临歧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陪舍翁。
这首诗回顾了从贞元九年（793）开始，自己和刘禹锡同举进士，怀抱共同的政治理想，共赴仕途，同遭贬逐，前后共二十二年大致相同的人生履历，联想到今天两人却要临歧分别，天各一方，思念之情未别先生。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自身是无力也不可能改变这种受排挤受打击的局面的，只能把满怀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的开恩和良心的发现上。只要皇上开恩让他们从偏远的贬所返回，他们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比邻而居，做一名耦耕垅上、自食其力的田舍翁，安享平静安祥的晚年。而刘禹锡复作的《重答柳柳州》则也表达了基本一致的理想和愿望：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
到了真正分手之时，柳、刘内心更加苦涩，特别是对分别之后各自前程的担忧更甚，对早日重新聚首的期望更为迫切，而柳宗元则表现得更加忧郁缠绵。因此，他在匆忙分手之际又作了《三赠刘员外》诗：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歧别，何年待汝归？
诗是越写越短，但感情却愈来愈真挚，愈来愈强烈，且充满了沧桑之感。回想自己和刘禹锡二十多年的仕宦和贬谪生涯，很多挫折和打击似乎又都是由于自己书生意气造成的，在逆境中才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刘禹锡的《答柳子厚》尽管也充满着忧愁，但相对来说还是要达观一些：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尉罗。
诗中“伯玉”即春秋战国时贤人蘧伯玉，庄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四愁”即张衡所作《四愁诗》，汉时张衡曾为河间相，一直郁郁不得志，故作《四愁诗》。刘禹锡想表达的意思是，自己和柳宗元年方壮年，还远没有达到先贤“六十而化”的年龄。但是却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空有满腹忧愁。还不如早点休罢“车骑”，走出“尉罗”，远离官场仕途的烦心事，归田隐居，遗世耦耕。这与他和柳宗元的第二首赠答诗诗意是一脉相承的。柳、刘二人的衡阳赠别诗，三赠三酬，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这在历代的友人赠别诗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贬谪对封建士大夫个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文学、对于诗人来说却又是幸运的。宋人严羽说过：“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贬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沉重的人生苦难强烈地刺激着诗人们往日平和的心境，他们在人生转折的关口，在生命沉沦的旅途中，不仅以全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益发深切地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接触到了人类命运与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而且郁积了他们内心化解不开的苦闷情怀，构成了他们必欲借文学形式――抒悲怨的渲泻痛苦的直接动力，这也就是古人说的“诗言志”。
其实，刘禹锡二次遭贬是要贬往播州的，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地区，唐时属下州，州民总数不足五百户，远离京城，非常荒凉。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年老多病、风烛残年，要同其子一起跋山涉水，远赴播州生活是很困难的，正当刘禹锡埋怨自己“智乏周身，动必招悔”，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柳宗元挺身而出。他说：“‘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柳宗元不但不怨恨刘禹锡招惹事端，连累了自己，还准备上疏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条件稍好一点的柳州去任职，而自己愿替刘去播州任职。虽然最后是由御史中丞裴度恳求宪宗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的，但从此也可以看出柳、刘的友谊已非同寻常可比。刘禹锡卸任奉柩回洛阳原籍守丧，同年十一月，途经衡阳却闻柳宗元卒，刘既失慈母，又失挚友，悲痛之极，他饱含血泪挥笔写下了著名的《祭柳员外文》，同时还写下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寄托哀思。
描写的是唐代着名健舞之一柘枝舞。一说出自怛逻斯(唐属安西大都护府,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一说出自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原为女子独舞。五、六世纪传入中原后,深受各阶层欢迎,宫廷教坊舞伎、营伎、家伎等竞相学习,还出现了名曰“柘枝伎”的专门艺人。白居易《柘枝伎》云:“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可见此舞以鼓声为节,起舞鼓声三击为度。张祜《观杨瑗柘枝》中另有“缓遮檀口唱新词”,“舞停歌罢鼓连催”等句,可见《柘枝舞》中还间有歌唱。此外,刘禹锡《观柘枝舞》“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徐凝《宫中曲》:“细腰偏能舞柘枝”。均说明此舞节奏鲜明,气氛热烈,舞者体态轻盈腰肢纤细柔软。并以窄长袖变化出各种优美的姿态,或婉转绰约,或矫健奔放。时而扬臂,时而下垂。脚下随快速复杂的节奏踏舞。舞至高潮时,鼓声紧催,节奏加快,急速的躺腰卧地,大幅度的动作和激烈的跳跃速转,印证了刘禹锡“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和白居易“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等的形象描绘。
柘枝舞流传中原各地后,在服饰、化妆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西域胡风。刘禹锡《观舞柘枝》云:“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神飚猎红叶,龙烛映金枝”。白居易《柘枝伎》云:“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又据宋·俞琰《席上腐谈》云:“向见官妓舞柘枝,戴一红物,体长而头尖,俨如靴形,想即是今之罟姑也”。以上记载,均生动地描述了西域胡人的服饰形象。柘枝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又重面部特别是眉目的表情,“曲尽回身去,层波犹注人。”(刘禹锡)。“鹭游思之情香兮,注光波于眄睇。”(沈亚之)舞者帽饰金铃,双手拚转有声,更增加了舞蹈的艺术魅力。
宋代陈旸《乐书》载:“柘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宋史?乐志》云:“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由此可知表演柘枝舞时头戴胡帽,腰系银带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宋代,但服装颜色已发展为“五色”。
柘枝舞风格独特,形式多样。可一人独舞,也可双人对舞,称双柘枝。此舞风靡中原朝野,经久不衰,至宋展成集体舞,有五人表演的,中间的领舞叫“花心”,也有二十四人表演的,还有一百多人表演的。
柘枝舞发展至歌舞大曲与队舞后,仍沿用固有的曲目名称与表演形式。
关键词：中唐贬谪文学湘楚色彩
贬谪，指封建时代官吏降职，被派到远离京城的地方。中唐时期湖南成为唐代文人主要的贬谪之地。如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柳宗元被贬永州（今湖南永州）、令狐楚被贬衡州（今湖南衡阳）、元结、吕温被贬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戎昱被贬辰州（今湖南怀化沅陵县）等等。此外，也有在贬谪途中经过湖南或在贬谪中联想到湖南风物而抒发感慨的文人，如韩愈、元镇。湖南的自然及人文景观，如山川湖泊、神话传说、风俗民情等都给贬谪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触发了他们无穷的创作激情，而将这些美好的事物生于笔端，便产生让后人传诵的众多具有突出的湘楚地域特色的作品。
一、湘楚风俗
重巫祭是湘楚历来的风气。湘楚人信鬼、崇巫、好祀，他们生活在充满神奇传说的地方，繁茂的丛林、纵横的江河、广袤的原野以及多民族杂处的神秘的生态环境，这些无一不孕育出湘楚先民崇尚自然、敬畏鬼神的传统意念。《国语?楚语》记载：湘楚先民“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在楚国，从宫廷到民间，历来“信巫鬼，重淫祀”。在最初的贬谪文学作品《楚辞》那里，我们更能看到一个与巫风关系密切的神话世界。屈原作品《九歌》中保留着对自然多神祟拜的痕迹，《离骚》等作品中，也能够看到其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量承袭和运用。
赛龙舟是湖南另一个为众人所知的风俗。《荆楚记》云：“传记端午俗谓是屈原死汨罗日，人伤其死，并以舟楫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
“重巫祭”、“赛龙舟”的楚俗在元稹的一系列作品中有突出体现。元和五年四月，由于政治失利，元稹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元和九年二月，元稹应潭州（今湖南长沙）刺史张正甫之邀渡洞庭，在湖南游历一月有余，其间创作了一系列诗歌，如：《赛神》、《竞舟》、《楚歌十首》等，都对楚地习俗有所涉及。其《赛神》诗云：
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
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
杀牛贳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阗里闾隘，凶酗日夜频。
岁暮雪霜至，稻珠随陇湮。吏来官税迫，求质倍称缗。
贫者日消铄，富亦无仓。不谓事神苦，自言诚不真。
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屯。未可一朝去，俾之为等伦。
粗许存习俗，不得呼党人。但许一日泽，不得月与旬。
吾闻国侨理，三年名乃振。巫风燎原久，未必怜徙薪。
我来歌此事，非独歌政仁。此事四邻有，亦欲闻四邻。①
《竞舟》云：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
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
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
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雠。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
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四来合，大竞长江流。
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疣。习俗难尽去，聊用去其尤。
百船不留一，一竞不滞留。自为里中戏，我亦不寓游。
吾闻管仲教，沐树惩堕游。节此淫竞俗，得为良政不。
我来歌此事，非独歌此州。此事数州有，亦欲闻数州。②
可以看出，湘楚“巫风”很重，民都“事妖神”。因为相同的信仰，不管是否关系紧密而“结妖社”，很有某种宗教性质。与一般单纯咏诵习俗、表达对屈原的怀念等历来的主旨不同，元稹《赛神》的着眼点在于对重巫习俗的理性认识: “十月暮”“珠稻”要收割了，而人民却还纷纷在进行“赛妖”，导致“岁暮雪霜至，稻珠随陇湮”，更奇怪的是在因为赛妖导致贫困后楚民还“不谓事神苦，自言诚不真”。再如《竞舟》，元稹也表示“竞舟”“费力”。赛龙舟在每年的四五月间进行，赛神一般在每年的十月月底开始，元稹认为竞舟之时正是农忙季节，赛神之际是收割稻子的农忙月份。这两个活动使得农事尽废，诗人不无担忧。元稹发现“岳阳贤刺史”的巧妙安排：“不得呼党人”，“但许一日泽”。既允许两个活动继续存在，又将赛神活动的时间从“数十日”缩短为一天，将竞舟活动以“百船”选出“一船”的规模参加，比赛也以一次为限，元稹对此大加赞扬，同时“亦欲闻数州”，将精力用到正经的农事活动上。尽管元稹的这两首诗表现了他对楚俗的理性批判，但也客观地描绘出了湘楚独特的风俗。
此两种风俗在被贬的作家作品中屡见不鲜，另外还有如刘禹锡写的《竞渡曲》等。
二、湘楚景观
湖南地域广大，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众多，岳阳楼、洞庭湖等景物让被贬到湖南的作家感叹其壮丽，二妃泪洒斑竹等神话又让他们心生悲凉，在被贬湖南的作家作品中，这些典型的楚物随处可见。
洞庭湖这个意象在湖南贬谪作品中反复出现，已经是湖南贬谪文学的一个经典意象了。洞庭湖在湖南北部，是我国著名的淡水湖，占地面积广大。洞庭湖在这些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与愁的联系，“愁”是洞庭湖赋予被贬作家的情感基调。洞庭湖是行人过往之地，尤其在湖南则成为一个典型的离别之处。在这么波澜壮阔使人感到自身渺小人生短暂的地方要送别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更是让人心感凄凉。刘长卿《洞庭驿逢郴州使还寄李汤司马》云：
洞庭秋水阔，南望过衡峰。
远客潇湘里，归人何处逢。
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
莫使沧浪叟，长歌笑尔容。③
送别诗自身就会多愁，特别是送人南贬。这首诗中洞庭湖起首，“洞庭秋水阔”，“秋水”、“阔”让洞庭湖成为一个使人生愁之地。
岳阳楼则是湖南风物中另一个典型。很多诗人都将它写入诗中，如白居易由江州(在今江西省)调任到忠州(今四川忠县)的贬谪途中经过湖南，登岳阳楼而作的《题岳阳楼》：
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阑。
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
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④
诗一开头就紧扣题目，写他一个人登上岳阳楼的高楼，独自凭依着曲折的栏杆，俯视城下的湖水，波光粼粼，浩淼无际。中间两联更是写了在岳阳楼上看到的美丽风景，随后笔端一转点题表达出自己的悲伤心情，与前面描绘的美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岳阳楼在诗中就成为诗人寄托情感的载体。同样描写岳阳楼的还有韩愈的《岳阳楼别窦司直》、吕温的《岳阳怀古》、元稹的《岳阳楼》等等。
再如衡山之南几百里的九疑山，是湖南一座著名山峰。元结于永泰丙午年作《九疑图记》：
“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数。中峰之下，水无鱼鳖，林无鸟兽，时闻声如蝉蝇之类，听之亦无。往往见大谷长川，平田深渊，杉松百围，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飞流，异竹杂华；回映之处，似藏人家……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几焉。” ⑤
《九疑图记》描写出九疑不仅山峰雄伟峻直，林木青翠茂密，溪水隽永灵动，而且地控南粤，名垂青史，“海内之山”能与九疑相比者仅凤毛麟角，已不多见，表现出诗人对九疑山的激赏之情。
南岳也常出现在被贬文人作品中，如吕温曾奉敕祭告南岳，写下《奉敕祭南岳十四韵》：
皇家礼赤帝，谬获司风域。致斋紫盖下，宿设祝融侧。
叫涧惊宵寐，清猿递时刻。澡洁事夙兴，簪佩思尽饰。
危坛象岳趾，秘殿翘翼。登拜不遑愿，酌献皆累息。
赞道仪匪繁，祝史词甚直。忽觉心魂悸，如有精灵逼。⑥
南岳即今湖南衡阳，衡阳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素有“寰中佳丽”之美誉，就连皇帝也要选择这里“礼赤帝”。坛“危”“殿”耸，“涧”清“猿”鸣，人在其中“心魂悸”，感到“如有精灵逼”。而多样的礼仪、正直的祝词，更让诗人把它当做可以祈求神明的地方。
三、湘楚声乐
声乐无疑是湘楚贬谪文学中大量涉及的湘楚特色。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贬谪诗人屈原所做的《楚辞》，在语言上的特点就是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音乐上，楚人善歌而音乐比较忧伤。不管是语言还是音乐，湖南的地域特色都包含在内。
在湘楚语言音乐上描写最多的是刘禹锡。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云：“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⑦从这里得出，楚地音声较杂，有巴歌楚调，也有商贾的吹奏；《采菱行》云：“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⑧《竞渡曲》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⑨湘楚有自己的音乐传统和表演体系，唐代民间的楚舞楚歌仍然有古楚乐舞的遗存。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者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二十七）刘禹锡认为民间娱神之作“词多鄙陋”，故屈原作《九歌》，改变其格调；而刘禹锡作《竹枝词》，在音乐上仍沿用当地楚乐，只是在情感格调上有所改造，使巫祭之曲变为诉说自己情感体验之曲。故刘禹锡自称“变风之自焉”。楚声广泛出现在被贬湖南的作家创作中，不仅使作品表现楚浓厚的湖南特色，而且也对民歌体诗歌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王友胜：贬谪与湖湘古代文学[J].求索，2001，(06)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首先，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在《上杜司徒书》中也说自己“少年气粗”。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他后来在《天论》中表述的世界观都应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学习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步武的对象。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中国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禹锡当时已具备了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觉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为官的责任感，二是出于对当地风情的喜爱。在情感上的同乐同悲显然还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客观上他融进了百姓的喜怒哀乐，部分认同了异乡的生活环境，强化了从众的心理意识，减轻了自己的孤独忧伤。所以说这是刘禹锡能有豪气壮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biàn＠⑦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故事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qiǎn＠⑧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
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著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著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一是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问题。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
二是在天人关系中，他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于天者，法也”。这种思想认识给他的人生启示大概是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强调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的诗句中皆凸现着诗人不同流俗的倔强的性格。他的不悔少志，不改初衷的精神，除了他正确的是非标准外，其实也是他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面对同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自然环境，柳宗元“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傈”（《始得西山宴游集》），诗文哀怨。刘禹锡却能面对衰秋高唱“胜春朝”的秋歌，面对贬黜高唱“不知退”的壮歌；面对老迈高唱“霞满天”的暮歌。因此，我们说，尽管诗人的艺术风格从根本上讲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社会斗争和自然环境无疑要在诗人的性格特征和诗歌风格中打下烙印，但诗人的风格特点最终取决于诗人的个性特征。强调诗人的个性在诗中的显现，丝毫没有否定时代特征的意思，因为诗人的个性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同样的环境，可以生谷，也可以生稗。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这是刘禹锡豪壮诗风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键词：德育 故事 班主任工作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1（c）-0224-01
德国学者海因兹・雷曼所说：“用幽默的方式说出严肃的真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能为人接受。”实践证明，在班主任工作中，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诠释生活哲学，生动易懂，事半功倍。
1 巧用故事，妙在切中要害，却不落痕迹
现在的学生个性突出，不懂宽容和谦让，同学之间的相处经常因为小事剑拔弩张，影响班级的团结气氛。多次斡旋，收效甚微。于是，我精心策划下面这段故事问答。
诗人刘禹锡因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认为刘禹锡是被贬下来的，就故意刁难，让他远离县衙住城南江边。他非但没有怨言，还很高兴，写了两句对联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又把刘禹锡的住处迁到北门河边，面积减少到一间半。他仍不计较，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那位知县见其仍悠闲自乐，就把他调到县城中部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里。半年时间，刘禹锡被迫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
我问全班同学：“和州知县欺人太甚，如果你是刘禹锡，你会怎么做？”学生愤愤不已，言辞激烈，还有一些学生借机捣乱，说“将他痛扁一顿、扔他进黑龙江”等等，全班哄堂大笑。我顺水推舟说，“大家的感受和老师一样，就应该好好收拾这个狗官。刘禹锡是怎么对付这种人的呢？”
我投影出了《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班上的学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都凝神阅读。我进一步追问：“刘禹锡被人落井下石、苦苦相逼，在如此境地却写下了千古名篇《陋室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怎能把人性中的丑恶，变成催化美好事物的一个又一个契机？”学生再一次陷入深思，拷问自己的心灵。因为他们知道，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是一个有着怎样强大心灵和广博胸怀的人物！反思自己呢？不明而喻。
在整个过程中，我并未指出学生存在的问题，也没有给出标准的答案，只是巧用故事，层层推进，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反思自己，提高自我认识的水平，悟出做人的道理。王晓春说：“什么是教育？能引起学生自我教育的教师行为，才是教育。”
2 巧用故事，妙在借题发挥，却余音绕梁
班上的学生经常出口成“脏”，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也爆粗口。他们竟鲜以为耻，还把它当成是逗人大笑的幽默表现而自鸣得意。针对这一现象，我打算给他们来一记迎头棒喝。于是，就有了班会课上的这段趣事。
坡有一个好朋友叫佛印。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有一回，坡问佛印：“你觉着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佛印说：“像佛祖。”坡哈哈大笑，“可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啊。”占了便宜的坡特别高兴，回家就向妹妹夸耀。没想到苏小妹对他一阵冷嘲：“哥哥你的悟性太差了，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什么？是见心见性呀，你心中有什么眼中就有什么。佛印说看你像佛祖，那说明他心中有佛，你说佛印像牛粪，你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学生们哈哈大笑。我趁热打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外在的表现与他内心的世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就会说出怎样的话。所以，小心你的嘴巴，别让你的随口而出轻易泄露你内心的丑恶。”这下学生会心而笑了。下次再有学生忘乎所以乱讲话的时候，就会有人笑着说他：“小心你的嘴巴。”
通过故事来讲道理，借题发挥，由学生自己去判断是非，引导学生自我调节，所收到的效果，比起老师的反复说教要好得多。
3 巧用故事，妙在牵一发，却动全身
初中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再加上学习压力大，学生情绪变化激烈，是非观念不强，缺乏责任感和感恩心。当我在优酷看到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时，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教育素材，第一时间就跟学生进行了分享。
水可以根据它看到的图片、听到的音乐和语言形成相应的结晶。当你咒骂水或对它置之不理的时候，水的结晶就非常糟糕、混乱，但是当你赞美或夸奖水的时候，它的结晶就会非常清晰、美丽。听到“爱与感谢”这个词的水的结晶最美，好像一朵绽放的梦幻之花。最神奇的是，不管你说的是哪种语言，只要是爱与感谢的意思，水结晶的形状都一样美丽。如果你用伤害的语气和不礼貌的语言与水说话，那么水的结晶就会非常混乱，有时甚至无法结晶。“你真蠢”这句话就让水无法结晶，只是一团模糊混乱的形状；而“浑蛋”这个词让水的结晶好像是一个急速旋转的黑洞。
这个实验为我们揭示了人心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力量，带给我和学生无与伦比的震撼。学生在周记中写到：“万事万物都有感觉，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学会使用‘爱和感谢’，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和谐。”我深信，“当一个人整个的道德力量前进着的时候，他的智慧也在前进。”
下面择两首诗试以赏评，以求从中感悟、拓展和提升。
[之一]横江词（其一）
[唐]李白
人道横江好，依道横江恶。
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注：①横江：即横江浦，在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②瓦官阁：即瓦官寺，又叫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高二百四十尺”。
[评析]前两句中，“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率真自然，朴实无华，生活气息浓厚，充满地方色彩。“依”为吴人自称，李白早期诗作深受南朝乐府吴声歌曲影响，语言如此，格调亦然，艺术构思也不例外。吴声歌曲本为民歌，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之中，来自于实践。这说明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密不可分，必须走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同时，同为横江，人道其好，侬说其恶，这说明意识是有差别的，它由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决定。客观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指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尤其是社会实践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的制约。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立场不同，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法不同，知识构成不同等。不同的立场、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法、知识构成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意识。为什么“人道横江好”？也许看江之人所见的是风平浪静、景色宜人的横江；或者观江者只为游玩，正在捕捉这种大风大浪的奇景，河山如此壮美，怎不让人叫好？可李白是“郎今欲渡”，但路被阻，自然情亦滞，心生恶。看浪，“涛似连山喷雪来”、“白浪高于瓦官阁”、“白浪如山那可渡”。瞧风，“一风三日吹倒山”、“海神来过恶风回”。观情，路途被阻，使作者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压抑，故生恶。
后两句想象丰富，联系巧妙，取譬奇特，以势夺人，令人叹为观止，也使整首诗平中有奇，让人回味无穷。李白扎根现实、合理想象，描写的景物不循常态，展现出了雄奇壮美的世界。你瞧，他写巨浪，不说浪花四溅，不说浊浪排空，也不说巨浪滚滚，而是说“白浪高于瓦官阁”，以瓦官阁作为标尺衡量白浪，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你想，滔滔巨浪，自横江掀起，似连山喷雪，铺天盖地直奔瓦官阁并扑向大海，那是怎样壮观的场面？那情景、那气势，令人振奋。学李白之诗，就应学习其合理想象和创造性思维，就应学习其不竭的创新能力，然后将其化作创作的激情、教学的智慧和才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所作为。
[之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唐]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注：①闻笛赋：指西晋向秀的《思旧赋》。向秀与嵇康为友，嵇康因反对司马氏篡权而被杀。后来，向秀经过嵇康故居，听到邻人吹笛，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写《思旧赋》。②烂柯人：指晋人王质。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就停下来观看。等棋局终了，手中的斧柄（柯）已经烂朽。回到家乡，方知已过百年，同时代的人已亡故。
[评析]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和白居易（乐天）在扬州相逢。饮宴中，白居易写了一首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其对刘长期遭贬谪深表同情、无限感慨。刘在酬答诗中直承赠诗，回顾自己被贬二十三年的切肤之痛，接着运用两个典故“向秀写赋”和“王质烂柯”，抒发自己对旧朋谢世、世事蹉跎的感慨。之后，一改沉郁之气，以爽朗的声音、高昂的情调回赠乐天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表明刘禹锡不因年老和事业无成而消极颓废，他认为个人的沉沦不算什么，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在他眼前展现的是新事物千帆党发、万木争春的壮丽前景。尤其是最后两句，既点明酬答之意，又勉励乐天与他共干一杯“长精神”，透射出自强不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