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13:50:15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代动词变位、用法及相关注意事项的教学过程及分析方法，说明了要通过怎样的过程及分析才能够让学生对该语法点易于接受。
法语当中有一种语法现象叫做代词式动词，简称代动词，在法语语法当中算是一个难点，因此对这个语法点的教学也有一定难度，本文要讨论的就是代动词的教学方法。
教授代动词，先要让学生了解的就是代动词的变位。代动词由自反代词和动词两部分构成。自反代词的人称往往和主语人称一致，随着主语人称变化为me(我)， te(你)， se(他、她、它)， nous(我们)， vous(你们、您)， se(他们、她们、它们)，而动词也会随主语进行相应人称的变位。以se lever(起床)为例，如果要写它第一人称单数“我起床”的变位，主语是je，自反代词为me，而动词lever的第一人称单数词形为lève，所以“起床”的第一人称单数动词变位就是je me lève，依照这个方法还可写出其它人称的变位。教会学生这最基本的动词变位形式，接下来就要告诉学生，自反代词与动词部分是不可分的：变成否定形式要一起放在否定词组ne...pas中间，例如“我不起床”为je ne me lève pas；主谓倒装时自反代词也要与动词一起提前，例如“您起床吗”为vous levez-vous；而在肯定命令式当中，自反代词应该放到动词后，并用连字符与动词相连，如果是te还要改为toi，例如“你起床”为lève-toi。
讲授过代动词的变位，就要教授它的用法了。
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一点：代动词其实是由普通动词加上自反代词转变而来，自反代词通常是动词部分的宾语，
学生明白了这一点，接下来就是介绍代动词的四种意义：自反意义、相互意义、被动意义和绝对意义。
自反意义的代动词，顾名思义，就是动作作用到自身，例如：Elles se lavent.她们洗澡。她们给自己洗澡，也就是动作作用到自身，自反代词se作为“她们自己”，是lavent(给……洗澡)的宾语。
相互意义的代动词，就是动作在两人以上之间相互作用，例如：Paul et Fanny se regardent. Paul和Fanny互相看着。“看”的动作是在“Paul和Fanny”之间相互作用的，自反代词se代指“Paul和Fanny”，是regardent“看”的宾语。
被动意义的代动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可以译成“被……”，例如：Ces livres se vendent bien.这些书卖得很好。这个例子是按照汉语习惯进行翻译的，事实上是“这些书被卖得很好”，自反代词se代指“书”，是动词vendent(卖)的宾语。
绝对意义的代动词，是这几种意义当中最难理解的。在三前种意义中，自反代词都是动词部分的宾语，而在绝对意义的代动词中，自反代词不做任何成分，它只是这个单词的一部分而已，
解释过代动词的四种意义，就可以着重带领学生分析自反和相互意义的代动词中自反代词是动词部分的间接宾语还是直接宾语。前面讲过，代动词是由普通动词转化而成，那么，如果要分析代动词中自反代词究竟是动词部分的直接宾语还是间接宾语，就需要了解原本普通动词的用法。从这一点入手，学生会比较容易接受。
Paul et Fanny se disent bonjour. Paul 和 Fanny相互问好。代动词词组se dire bonjour是“相互说你好”的意思，自反代词se在本句中代指Paul和Fanny，是dire(说)的宾语。dire做普通动词时，“向某人说你好”是dire bonjour à qn.，bonjour (你好)是直接宾语，而“某人”是间接宾语，那么在代动词se dire中，自反代词se就是间接宾语。
这里分析代动词中自反代词究竟是直接宾语还是间接宾语，主要是为了后面讲授代动词的复合时态做准备。在代动词的复合时态中，自反和相互意义的代动词，自反代词为动词部分直接宾语的情况下，过去分词会要求与自反代词做性数配合，被动意义和绝对意义的代动词做法相同，只是不需要考虑自反代词是否直接宾语，例如：
Elles se sont lavées.她们洗了澡。之前分析过，本句中自反代词为直接宾语，所以过去分词会和自反代词se做性数配合，se代指主语“她们”，过去分词lavé加了es做阴性复数配合。
Paul et Fanny se sont regardés.Paul和Fanny相互看了看。本句的情况之前也分析过，自反代词为直接宾语，所以过去分词regardé会和自反代词se做性数配合，se代指主语“Paul 和Fanny”，为阳性复数，regardé加了s做复数配合。
Ces livres se sont bien vendus.这些书卖得很好。本句为被动意义，自反代词se代指主语“这些书”，为阳性复数，过去分词vendu加了s和se做复数配合。
La réunion s’est bien passée.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本句为绝对意义，se代指主语“会议”，为阴性单数，过去分词passé加了e和自反代词se做阴性配合。
但如果在自反和相互意义的代动词中，自反代词为间接宾语，过去分词就不会与自反代词配合。例如：
Elles se sont lavé les mains.她们洗了手。之前分析过，自反代词se为间接宾语，所以过去分词lavé不会和se做性数配合，因此没有任何变化。
Paul et Fanny se sont dit bonjour. Paul和Fanny相互问了好。同样的，之前也做过分析，在“相互问好”当中，自反代词se为间接宾语，所以过去分词dit不会和se做性数配合，没有任何变化。
以上就是代词式动词的基本授课内容，上面的授课程序及分析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已经应用，按照这个教学方法进行操作，学生对这个语法点的理解会更加容易，以此与广大法语教学工作者共享。
参考文献
［1］《新编法语语法》陈振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关键词多义词，多义性效应，词汇判断，反馈模型。
分类号B842.1
1引言
多义词的识别问题是认知心理学中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建立心理词典中语义的提取机制、形成多义词识别的模型，解决智能机器翻译的一个难点――多义词的翻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发现，对多义词的识别快于单义词或少义词[1～5]。这就是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
在拼音文字中，研究多义性（意义数）效应最常用的是词汇判断任务。研究发现，在合法非词（legal nonword）和同音假词（pseudohomophones）作填充词的条件下，有多义词效应；而在不合法非词（illegal nonword）条件下则没有多义词效应[5]。用合乎正字法规则的假词作填充材料，观察到了多义词优势效应；而用不合乎正字法规则的非词作填充材料，没有发现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2]。由此可见，多义词优势效应发生在语义水平上，而不是发生在正字法水平上。研究还发现，词的多义性和词频之间没有交互作用，即高、低频词都产生了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3]。
汉语多义词不同于拼音文字中的多义词。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拼音文字中的形音对应规则；汉语双字多义词是由两个词素构成的，词素的特点可能会影响到整词的通达；每个词的意义数比英语词少得多。因此，用词汇判断任务研究在语义水平上是否存在汉语词汇识别的多义性效应，不能照搬拼音文字中常用的同音假词，而应当用2个真字随机混合产生的假词（在形、音上都不与任何真词相似，如：铄钮），或与源真词形似的假词（形似、但发音不与任何真词相同，如：予盾），或与源真词音同（或音近）、且形似的假词（如：优郁）。同音假词（与源真词不同形，也不形似）不能使被试通达源真词的语义，因而不会影响被试的词汇判断策略。而形似假词（假词与源真词形似）将会影响被试的词汇判断策略。使用形似假词比使用非形似假词时，被试对真词的反应将更慢。
基于上面的讨论，本研究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不同的假词条件下（实验一采用2个真字任意组合产生的假词，实验二采用与源真词形似同音的假词），被试在词汇判断任务中是否存在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这种效应可能的机制是什么？
2实验研究
2.1实验准备
2.1.1刺激词的初步选择
采用与Kellas[1]、Hino[3]、陈宝国等[6]人类似的方法来确定多义词。首先，从《现代汉语词典》[7]中选择出多义词；然后，参照《现代汉语多义词词典》[8]，删除在词典定义中有争议的多义词；最后，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9]，从《现代汉语词典》中与每个多义词逐一配对选择首字声母的发音相同，词频、具体性、首字频、首字笔画数、末字频、末字笔画数相当的单义词。初步选定180对多义词和单义词。
2.1.2对刺激词的主观评定
为确信所选的词具有心理上的有效性，分3次请被试评定了词的多义性、熟悉性和具体性。将360个词编成问卷，请20名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对每个词的意义数进行5点量表的主观评定，将评定为多义词的人数比例超过80%，且所有被试评定的词的平均意义数超过1.8的词作为“多义词”，将评定为多义词的人数比例小于20%，且所有被试评定的词的平均意义数小于1.5的词作为“单义词”。结果得到96对多义词和单义词。其次,先后各请20名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对上述96对多义词和单义词的熟悉性、具体性进行7点量表的主观评定。在评定词的具体性时，由于多义词可能同时具有具体的和抽象的意义项，被试以自己最先想起的那个意义项来确定这个词的具体性，而不必将几个意义项的具体性的评估值平均化。
2.1.3对刺激词的统计处理和匹配
从96对多义词和单义词中选择80个词，平均分成4组，4组词的特征数据见表1。2个实验的自变量为词频和多义性，因变量为反应时和错误率。
为确信4组词的实验条件得到严格的匹配。用2（高频、低频）×2（多义、单义）的方差分析对词频、首字频、首字笔画、末字频、末字笔画、熟悉性、具体性、平均意义数进行了统计处理。对词频分析的结果表明,频率主效应显著，F（1,19）=39.971，p＜0.001（此处及以后的分析之显著性水平设置为0.05）；多义性主效应不显著，F（1,19）=0.274，p＞0.1；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9）=0.174，p＞0.1。对熟悉性的评估值的分析表明,频率主效应显著，F（1,19）=22.606，p＜0.001；多义性主效应不显著，F（1,19）=0.076，p＞0.1；交互作用不显著，F（1,19）=0.594，p＞0.1。对具体性的分析结果表明，频率主效应不显著，F（1,19）=0.032，p＞0.1；多义性主效应不显著，F（1,19）=0.006，p＞0.1；交互作用不显著，F（1,19）=0.006，p＞0.1。对多义性的评估值的分析结果表明，多义性主效应显著，F（1,19）=392.565，p＜0.001；频率主效应不显著，F（1,19）=4.129，p＞0.06，交互作用不显著，F（1,19）=0.241，p＞0.1。在其它无关变量（首字频、首字笔画、末字频、末字笔画）的方差分析上没有发现有意义的差异。这说明，材料的匹配符合实验要求，即实验材料的高低频率、意义数（多义和单义）存在显著差异，其它无关变量得到了控制。
2.2实验一
考察用2个真字任意组合构成的假词为填充词时，词汇判断任务中是否存在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
2.2.1被试
29名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母语均为汉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参加实验获得少量报酬。
2.2.2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2（高频、低频）×2（多义、单义）被试内设计。实验材料为40对多―单义词，其中20对为高频词，20对为低频词。80个填充词是用2个真字任意组合构造的双字假词，如“镜社”。各个双字词在实验中随机呈现。
2.2.3实验程序
被试坐在微机屏幕前，眼睛距离屏幕约50厘米，将右手的食指放在“是”键上，左手的食指放在“否”键上，要求被试尽量快而准确地判断屏幕中心出现的2个字符是不是词。是词，按“是”键，不是按“否”键。实验开始时，首先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十”字形的注视点，持续时间约500毫秒，“十”字消失后立即呈现刺激项目，被试按键反应使刺激消失。计算机记录下刺激开始呈现到被试开始反应之间时间。正式实验前，被试进行10个项目的练习并得到反馈结果；正式实验后，被试不再得到反馈。
2.2.4结果与分析
数据处理中，当反应时小于300ms或大于1500ms时，当作错误处理。总计有8个数据（0.345%）被当作错误从反应时的数据中去掉。然后,去除平均数加减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总计有39个数据（3.48%）被去除。实验结果见表2。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两因素（多义性、词频）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词频主效应以被试为随机变量的方差分析显著，F1（1,28）=62.34，p＜0.001；以项目为随机变量的方差分析显著，F2（1,19）=21.72，p＜0.001。多义性主效应的被试分析不显著，F1（1,28）=0.08，p＞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1,19）=0.164，p＞0.1。词频与多义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1,28）=0.507，p＞0.1；F2（1,19）=0.07，p＞0.1。
对错误率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词频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28）=18.738，p＜0.0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1,19）=3.940，p＜0.08。多义性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28）=23.256，p＜0.0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1,19）=4.189，p＜0.06。词频和多义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28）=0.043，p＞0.1；F2（1,19）=0.006，p＞0.1。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在词汇判断任务中，中文双字词的识别存在显著的频率效应，但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仅仅存在于错误率中; 频率和多义性之间没有交互作用。
实验一用真字假词作填充词，被试在词汇判断中可能会形成某种策略，如可以根据构词规则、词形或音的熟悉性等做出真假词判断，不一定要通达真词的语义，因而在词汇判断中没有充分激活多义词的语义，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在反应时中不明显。为了促使被试更大程度地通达语义，实验二改用了与源真词形似音同的假词为填充词。
2.3实验二
用与源真词形似音同的假词为填充词，进一步考察词汇判断中是否存在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
2.3.1被试
北京师范大学的29名本科生，母语均为汉语，其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参加实验获得少量报酬。
2.3.2实验设计与实验材料
实验设计、实验刺激材料与实验一完全相同。80个填充词为形似同音假词（由真字组成的、发音与某个真词相同,并且,通过至少改变源真词中的一个形似字使词形与源真词相似。如：冲烽，拉圾），80个假词按所对应的真词的频率和多义性也分为4组。各个双字词在实验中随机呈现。
2.3.3实验程序
同实验一完全相同。
2.3.4结果与分析
数据处理中，当反应时小于300ms或大于1500ms时，当作错误处理。总计有17个数据(0.733%)被当作错误反应从反应时数据中去掉。然后，去除平均数加减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总计有34个数据（1.47%）被去除。实验结果见表3。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两因素（多义性、词频）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词频主效应显著，F1（1,28）=56.5，p＜0.001；F2（1,19）=12.25，p＜0.05。多义性主效应显著，F1（1,28）=12.888，p＜0.001；F2（1,19）=7.494，p＜0.05。两者交互作用的被试分析临界显著，F1（1,28）=2.965，p＜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1,19）=0.178，p＞0.1。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多义性主效应在高频词中被试分析不显著，F1（1,28）=3.26，p=0.08，项目分析不显著，F2（1,19）=1.58，p＞0.1；在低频词中被试分析显著，F1（1,28）=10.23，p＜0.05；项目分析临界显著，F2（1,19）=3.45，p＞0.05。
对错误率数据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词频主效应显著，F1（1,28）=60.826，p＜0.0001；F2（1,19）=5.974，p＜0.05。多义性主效显著，F1（1,28）=56.901，p＜0.0001；F2（1,19）=10.137，p＜0.01。两者交互作用的被试分析显著，F1（1,28）=19.016，p＜0.00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1,19）=2.102，p＞0.1。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多义性主效应在高频词上的被试分析显著，F1（1,28）=4.55，p＜0.05，项目分析不显著，F2（1,19）=0.92，p＞0.1；在低频词上均显著，F1（1,28）=62.40，p＜0.0001，F2（1,19）=6.65，p＜0.05。
实验二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分析结果表明了显著的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且主要表现在低频词上,高频词上效应很微弱。与实验一相比，实验二在与源真词形似音同的假词条件下，被试难以从词形和词音上做出真假词判断，不得不更多地通达词的语义，并利用语义的反馈作用对词的形、音进行校对。词的语义在词汇判断中的作用或权重增加了，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显著的多义词效应。
3综合讨论
实验一发现了显著的词频效应，但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仅仅存在于错误率中。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6]。当填充词是由真字构成的假词时，如“叉婷”，被试可以凭借字形或字音的“熟悉性”判断它为假词，不一定要通达真词的语义，因而词汇判断中语义激活的程度可能不高。
实验二发现，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主要表现在低频词中，高频词中效应很微弱。这和汉语中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的有关研究结果[6]基本一致，而和Hino等的研究结果[3]不完全一致。原因可能是，在两者的实验材料中，高、低频率的切分标准存在差异。在Hino的材料中，高低频的切分值是10/300万，高、低频词的平均频率分别为38.60、3.12；而在我们的实验材料中，高低频的切分值是30/131万，高、低频词的平均频率分别为103.50，10.85。前者的高频词的频率明显偏低，这可能是高频词也存在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的原因。
在拼音文字中，有关多义性效应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两类：局部表征模型和分布表征模型。局部表征模型假定，词汇信息被表征在与单个词汇对应的特定单元里，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是因为多义词得益于心理词典中的多个词条（entries）。分布表征模型[4]假定了词的形、音、义3种水平的单元，每个水平都包含有分布表征，不同单元通过隐单元互相联结。例如，Hino和Luper提出反馈模型（the feedback accounts），认为多义词产生较多的语义激活，语义激活又反馈到语音单元和正字法单元，导致多义词在正字法单元更高水平的激活，词汇判断主要基于正字法单元的激活[3]。按照这种解释，当用不合法的非词或假词作填充词（如实验一）时，词汇判断较容易，反馈没有多大影响；而当用形似假词或同音形似假词作填充词时（如实验二），被试难以从语音和词形上做出真假词判断，不得不更多地通达词的语义，在迅速激活源真词的语义表征后，利用语义的反馈作用对词的形音进行校对，语义激活的增加使从语义到正字法或语音的反馈激活增加，因而引起了更显著的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
为什么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只发生在低频词中？我们认为，高频词形、音的联结较强，它倾向于独立表征、整词通达[10]，词形很熟悉，识别很迅速。词的语义的反馈激活来不及发挥作用，真假词判断就已经完成了。相比之下，低频词是分解表征和通达的[10]，词形不熟悉，形、音间的联结较弱，仅仅根据形、音难以完成判断任务，语义反馈激活充分发挥了作用，故显示了较强的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
实验后发现，本研究没有控制意义项间的相关性[11]，也没有控制词素的语义数和语义透明度。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词汇判断的反应时。为了进一步分析本实验材料意义项间的相关性，我们把多义词的所有意义分别进行两两配对，然后请北京师范大学的28名大学生进行了七点量表的意义联系程度的主观评定（1代表意义联系程度很低，7代表意义联系程度很高）。最后算出各配对评定等级的平均数，作为意义间联系程度的指标。结果表明，高、低频多义词的意义联系程度评定值分别是3.77和4.39，两者差异显著，t=－2.725，p＜0.05，因此，低频词中的多义性效应也可能是低频词中语义相关性更强引起的，或者多义性与语义相关互作用的结果。
4结论
（1）在词汇判断任务中，当用2个真字任意组合构造的假词作为填充词时，发现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仅仅存在于错误率中。
（2）当用与源真词形似同音的假词作为填充词时，发现了很强的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且主要表现在低频词中，多义性和词频存在交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Kellas G, Ferraro F R, Simpson G B. Lexical ambiguity and the time course of attentional allocation in word recogni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988, 14(4): 601～609
2 Borowsky R, Masson M E. Semantic ambiguity effects in word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996, 22(1): 63～85
3 Hino Y, Lupker S J. Effects of polysemy in lexical decision and naming－alternative to lexical access accou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996, 22, 1331～1356
4 Jastrzembski J E. Multiple meaning, number of related meaning,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the lexicon. Cognitive Psychology, 1981, 13, 278～3059
5 Rueckle J G. Ambiguity and connectionist networks: Still setting into a solution: Commentary on Joordens and Besner(1994).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995, 21, 501～508
6 陈宝国, 彭聃龄. 汉语双字多义词的识别优势效应. 心理学报, 2001, 33(4): 300～304
7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8 袁晖. 现代汉语多义词词典. 书海出版社, 1990
9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10 王春茂, 彭聃龄. 多词素词的通达表征：分解还是整体. 心理科学, 2000, 23（4）: 395～398
【关键词】词汇语用学 反义词缀 语用制约 英语教学
一、引言
目前，对于词汇语用学的讨论在国际上已经成为热门。词汇语用学作为一个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范围的一部分发展前景特别不错，而且阻遏现象、Z用畸形、词义理解等都属于词汇与语用之间的问题。词汇语用学的应用范围可以进一步延伸，而且很有希望把语用学理论在更广的领域应用，在研究讨论汇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分工问题的同时，也要研究讨论构词法、词态学、词源学等与语用学之间的联系。
根据以往的一些文献，对于词语意义研究的重要性的看法大体相同，词汇语用学在国内的讨论研究还很少，如：冉永平的《词汇语用学及语用充实》，曾衍桃的词汇语用学概观等为典型代表作品。词汇语用学是把词汇语义不清晰的问题做出整体的解释。而且对于词缀语用属性的词缀法中的否定前缀和反义词缀等等一些概念的问题在解释上不够充分，因而此次研究主要是想在词汇语用学的范围内，来解释语言逻辑对词汇组成的内在机理。
二、反义语义在能够产生会话含义的现实语境中的语义变化情况
目前，作为语用学领域的分支的词汇语用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词汇语用学和语义学、语用学相互联系。语义是指语言的意义，是语言符号和所表示对象的关系，重在语言意义的结构和形式。语用是指语言的使用，是语言符号和和使用并解释此类符号的人的关系。把人类交际和认知用语言符号解释出来。词汇语用学与词汇语义学不尽相同，但也有区别。词汇语义学重在讨论词汇和其所编码的内容的联系。而词汇语用学重在于一个词汇所传递的内容。对于词义和词性同时把握才能构成反义词。清楚区分事物的特征从而正确理解反义词的含义，而且还能区别相近的词义，更好的把握词汇的含义。
在日常对话中，我们能够发现拥有反义前缀的一些词汇都会带有一定的评价性质，反映了人们的习惯与价值取向等。例如涉及道德与法律的词汇，加上前缀后就会带有贬义，moral道德的 immoral不道德的。在一些词基就是贬义的词汇中添加反义前缀，也是另一种积极的表达模式，例如partial公平的 impartial不公平的，这种表达更加省力，能够增加沟通的效率。在实际运用中，语言使用者还有可能根据表达修改构词规则，对一些词汇加上反义前缀，就能够更加生动的表达语义，因此灵活运用更能突出语言的价值。
三、词缀法构成反义词的分析
反义词的构成方法有很多，词缀法就是其一，而且很普遍，简单易记。反义词缀甚至是帮助了学生对此类反义词的组成思路。但其规律性又不是一成不变，只能大概的推断。因此，想要掌握更多的反义词，需要从基础学习，一点一滴积累，才会掌握越来越多的反义词。且需要懂得区别词缀形式和词汇形式反义词的词，了解二者之间的统一。
1.反义词的构成标准和表现手法。实际上，反义词的定义应该称之为近义词的反义词，因为如果反义词是指同义词的反义词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词，就应该在方方面面都是相反的，包括内在的含义、外延的含义以及语法等等方面，显然这不符合我们的现实情况。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fish和food就是两个形状上完全没有相似点的词汇，但是却不能够被认可成为一对反义词，因此，何种程度才可以称作是反义词就值得我们去推敲。一些相关的专家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是提出，具有以下特征的反义词可以称之为标准的反义词：首先，两者应该互相之间没有包容性；其次，两者应该成对存在；最后，两者应该具有一种对称的性质。我们根据以上的这些性质可以推断出，互补反义词是这之中最为标准的反义词。例如：dead和alive就是一对标准的反义词，而其他的一些学者却认为，仅仅使用一组特征来对反义词进行衡量是存在瑕疵的。他在这个观点上提出了“good antonyms”和“best antonyms”，就是好的反义词和最好的反义词，一对词汇在其他的方面的特征都是相同的，仅仅在一个方面是不同的就可以称作是好的反义词；一对词汇在最主要的特征是相互匹配的，而在其他的方面是尽可能延伸的，叫做最好的反义词我们可以以high和low为例，他们两个就是好的反义词，而maximize、minimize则是一对最好的反义词。
一个词汇有两个不同形式的反义词，一种是词汇形式的反义词，另一种是词缀形式的反义词，这种情况在英语中比较常见，例如polite的反义词是impolite或者是rude。这种用前缀表示反义词的词汇非常多，例如有一些前缀：dis-组成的有disabled、disadvantage、disagree等；un-组成的有unable、uncomfortable、unhappy等；non-组成的有nonsense、nonverbal、nonstop等。还有一些后缀：-less组成的有careless、hopeless、helpless等。那么既然有着词缀的这种用法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其他的一些词汇来表示这个意思的单词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适当的理由去进行解释，那么我们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在想要表达某一个单词的反义的意思时，往往会先想到利用否定词来进行表述而不是利用词缀的方法。例如：我们往往会将polite变成not polity、将useful换成not useful。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是因为人们总喜欢更加简短的方便的表示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也许也是限制了词缀在生活中应用的原因之一。
2.反义词缀派生规则的语义制约。专家们根据一些观察发现了否定前缀的一些潜在的内涵，因此他们对于其使用规则提出了一下的几点假设：
（1）否定词缀附着于类似于“好-坏”、“理想-不理想”这样的评价量表中带有“积极”价值的形容词词基。
（2）否定词缀不附着于类似于“好-坏”、“理想-不理想”之类评价量表中带有“消极”价值的形容词词基。
根据以上的假设，我们对于否定前缀附着在一个带有积极评价意义的词基上时，所派生而产出的应该是一个具有消极评价意义的词汇。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例子看出：
happy―unhappy sad―unsad
friendly―unfriendly hostile―unhostile
fertile―infertile barren―inbarren或unbarren
四、反x关系的教学意义
在当代英语教学中，反义词的运用尤为重要，因为其不仅可以促使学生拥有更大的词汇量、拓展他们的思路、清楚的辨析各种词的意义，还能对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加以提高，非常具有加大力度学习的意义。
1.有助于对于“对偶”的修辞手法进行欣赏并掌握。反义关系的教学有利于欣赏“对偶’的修辞手法。对偶是一种前后对称结构，也是一种前后对立的修辞格式，简单明了。对偶可以衬托出语言的生动和鲜明，使人过目不忘。而且有很多谚语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因为其押韵、易记，使学生可以流利朗读，甚至可以短时间背诵下来，对于英语的学有益处。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多次运用这种手法，是人物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2.有助于对单词进行记忆，张扬表现能力。反义关系的教学还有利于记背单词。往往在我们的英文学习中，对于单词的记忆是学生们试图去做到，但却总是半途而废的一项学习。因此，我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亦可通过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反义联系，来帮助对于单词的记忆，从而背诵单词并牢固的的掌握单词，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扩大我们的词汇量。除此之外，在行文表达中，加入一些相反意思的词语，往往会使得文章看起来更加饱满而居于修饰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对立特点，使得语言表达的更加丰富多采，从而在行文之中可以避免语言过于单调、文章乏味无趣的缺点，写出更加生动而富有趣味性的文章。
3.有助于将词义细化辨别，造句中用词准确。反义关系的教学也有利于辨析词义，精准地选词造句。可以在反义词之间加入词义相互对立的反义词，意为同一性质不同程度的词语。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清楚明白的把这个思想教给学生，可以进一步开拓学生视野，打开学生的择词范围，认识到每一个单词在细节上的小差别，使学生可以活用反义词汇。且两者之间加入的单词可以语义有些许差别的副词等，学习试着去辨别这些词汇，便可以运用各式各样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观点、想法。更何况在英文词汇中包含着大量的相对性的反义词。熟练运用这种词汇可以使语言表达能力得到飞跃。
五、总结
反义词缀派生规则有一些缺点，也有其统一性。为了实现表达方式的完整并且维持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平等交流，英语教师在解释反义词时，应使同学们理解语言词汇在语义结构上的特点，既能帮助他们区分语义，也能使他们的综合能力提高。此次研究是运用反义特征为理解、记忆词语的研究方法探索出一条更有意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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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双言；安庆话；语义判断任务；语义表征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表征是指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在方式。语言表征包括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和语义表征（concept representation）。词汇表征是指语言的词形和语音， 语义表征是指语言的概念特征（郭桃梅， 彭聃龄， 2002）。双语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双语者的语言表征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就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形式层和概念层的联结形式是共同表征还是独立表征，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李荣宝，彭聃龄，2001；郭桃梅，彭聃龄，2002）。目前，多数研究者认同“语义共享”的假设，即两种语言的词汇独立表征， 语义共同表征（麦穗妍，陈俊，2014）。支持“语义共享”假设的理论模型有两种：单词联想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单词联想模型假设两种语言（L1 和L2）中第二语言（L2）的词汇层表征必须借助于第一语言（L1）词汇表征后才能通达语义表征，第一语言（L1）和第二语言（L2）的表征联系发生在语义层。概念中介模型认为两种语言（L1 和 L2）的词汇表征只通过语义表征相联系，在词汇层上无联系。1994年提出的非对称性模型对单词联想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进行了修正。该模型认为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语义表征之间都有联系，只是联系的强度不一样。双语者对第二语言（L2）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会影响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语义表征之间的联结强度。对L2初学者而言，必须经由 L1 词汇表征的理解加工来获取语义表征，L1的词汇表征比 L2 的词汇表征强， L2L1 的词汇表征的联系强度高于 L1L2的词汇表征的联系强度。随着 L2 的熟练程度提高，两种语言之间的加工转换为概念中介模型（麦穗妍，陈俊，2014）。
研究者普遍认为，双语语义表征理论存在分歧是由于采取不同类别的实验方法导致的。因为不同的实验方法的加工的要求不一样，部分实验是数据驱动加工，而部分实验则是概念驱动加工，实验中被试的认知加工方式不同则结果存在差异（陈媛媛，闻素霞，2012）。目前，双语心理词库表征的方法有：词汇判断任务、词义翻译任务、词汇联想任务、stroop 类任务、词干补全任务等（胡敏燕，2009）。若研究者采用词汇判断的任务，被试在判断真假词时可能会依赖词形或语音进行判断，使得实验结果倾向于独立表征理论；若用词汇联想任务，被试要对词汇的语义层进行认知加工，这使得实验结果可能更支持共享表征理论。除了实验方法以外，两种语言材料性质及被试对材料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实验结果（李荣宝，彭聆龄，2001；董燕萍，桂诗春，2002；胡敏燕，2009）。
近年来，国内学者把大脑词库语义表征的研究对象从双语者转移到双语双方言者的身上。双言与双语既相似又不同。一般说来，双言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言和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言（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在汉语共同体的内部， 就有官话、吴、湘、赣、客、闽、粤七大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差异甚大。为了方便交流，演变出了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目前，持普通话-方言的双言者在当今的汉语讲话者当中具有相当大的比例。理清双言者的语言变异和语言的混合所产生的原因及其内部规律，对个体语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积家和张凤玲（2010）采用普通话-英语双语者、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普通话单言者为被试， 比较他们对图片命名与图片分类的成绩。结果表明， 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对图片命名和图片分类的反应模式和普通话-英语双语者的反应模式一致，表明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普通话-英语双语者具有类似的认知机制。陈栩茜和张积家（2012）采用长时重复启动范式，考察粤-普-英讲话者高频的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语词之间语义两两通达的可能性。整个研究表明，在粤-普-英讲话者的心理词典中，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语词共享同一语义表征。上述研究表明，双语者与双言者的大脑词库语义表征有着相似之处，可以参考双语语义表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双言者的语义表征。近年来，研究者更多地选取客、闽、粤等“南方方言”作为实验材料，这些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北方方言还是一个未知数。张积家和张凤玲（2010）认为， 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双语者心理词库表征机制本质上是一致的，且其结论可以推广到与普通话相差很大的其他方言，但北方方言除外。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在语言表征和提取上真的类似于同一种语言吗？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程度是否影响两种双言者的语言表征系统和提取机制？这些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研究选取“北方方言”支系下的典型江淮官话安庆话，与普通话进行比较，来为北方方言-普通话双言者的语义表征形式的研究提供参考。安庆话在口头语言方面为强势语言，书面语言因为使用较少而成为弱势语言。其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在词形、词义、造词理据和词的来源等方面与普通话词汇存在诸多差异，具有典型特征。实验参考词-图命名实验范式，将实验过程（由读字到判断语义相似的图片，再由图片选出语义相似的其他语言的句子）分成两个部分，设计使用文字-图片和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从词汇和语句两个层面上考察语言系统。将语言的形式表征与语义表征区分开来，能更准确地考察双语语义表征的本质，同时可能排除语义启动效应，实现对句法表征的监控。研究还将探究普通话和安庆话这两种语言在词名层和语义层的联结情况，探究语言的种类、实验任务、语境限制这三种因素对安庆话-普通话双言者语义表征机制的影响。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5年第12期 （总第28期）孙 琪 谢威士 安庆话-普通话双言者的语义表征初探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实验被试为从小在普通话普及的学校接受教育授课且家庭环境以安庆话为主的大学生30名。其中男生15名，女生15名，平均年龄为19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的地区分布如下：太湖3人、岳西2人、望江3人、宿松5人、怀宁2人、枞阳5人、桐城3人、潜山3人、安庆市区3人。
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转换类别：图片、文字）× 2（呈现语言：普通话、安庆话）× 2（文字类别：词汇、句子）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转换类别是被试间因素，呈现语言和文字类别是被试内因素。
2.3 实验程序及材料
2.3.1 实验程序
实验在联想笔记本电脑上进行，处理器为英特尔双核处理器，显示器为14.1英寸宽屏显示器，分辨率为1280× 800，刷新率为60Hz。刺激呈现和结果记录均通过E-prime2.0软件完成。
实验分为两个部分：文字-图片判断实验；文字-文字判断实验。
文字-图片判断实验即在计算机的屏幕上有四幅图片，分别标以1、2、3、4的序号，屏幕中间的空隙中将呈现词汇或句子，要求被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对文字和相应的图片进行匹配，并且在键盘上按1、2、3、4键进行选择（每组图片中有正确图片一张，干扰图片三张。图片分别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四个角的位置，词汇则呈现在屏幕正中间，保证被试平视可以看到文字。各组图片随机呈现）。该实验程序由80幅图片组成，共分为20组，4组为练习实验，其余16组为正式实验。16组正式实验中包括安庆话词汇-图片、普通话词汇-图片、安庆话句子-图片、普通话句子-图片任务各4组。各组任务随机呈现，各组图片的顺序为随机呈现。
文字-文字判断实验即在计算机的屏幕上有四部分相同语言的文字，分别标以1、2、3、4的序号，屏幕中间的空隙中将呈现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或句子，要求被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对应的部分进行匹配，并且在键盘上按1、2、3、4键进行选择（每组有一个正确项，三个干扰项。四个文字分别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四个角的位置，词汇则呈现在屏幕正中间，保证被试平视即可看到文字。各组随机呈现）。该部分也分为20组，4组为练习实验，其余16组为正式实验。16组正式实验包括安庆话词汇-普通话词汇、普通话词汇-安庆话词汇、安庆话句子-普通话句子、普通话句子-安庆话句子任务各4组。各组任务随机呈现。
2.3.2 实验材料
由于方言的口音相差较大，词汇脱离了语境之后，用语音方式呈现材料被试难以判断词汇的意思，且语音的音调、频率、性别差异等额外变量的影响难以控制，所以实验的文字材料全部以书面形式呈现。两个程序中的安庆话文字材料参考郝凝（1982）、潘洁（2008）和鲍红（2011）的相关研究，选出安庆话词语。以团体施测方式让大学生对这些安庆话词语按照常用程度和代表安庆话的程度两个标准排序，接着回收统计，选择被试使用频率较高且熟知的文字材料。实验中的文字无生字词，且抽象词占总数的1%。普通话、图片依照安庆话词汇的意思选取。文字材料的格式：字体为Courier New，字号为18号，字的颜色为黑色。 2.4 数据统计方法
实验数据分析删除所有错误反应时和超过M± 3SD的数据。除普通话句子-安庆话句子和安庆话句子-普通话句子两个实验程序结果，其他实验程序反应时中有小于350毫秒的按350毫秒修改，大于10000毫秒均按照10000毫秒的标准修改。
实验采取SPSS11.0统计工具对两种语言的文字-图片判断任务和文字-文字判断任务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除去所有错误反应时和超过M± 3SD的数据，有效数据比率为88%。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呈现语言的主效应显著，F（1，29）=6.74，p< 0.05，η 2=0.03；转换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1，29）=69.08，p< 0.05，η 2=0.26；语言复杂度（即文字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1，29）=116.96，p< 0.05，η 2=0.37。
交互作用分析，语种
瘙 转换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5.68，p< 0.05，η 2=0.28。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8568.26ms）要长于加工普通话的反应时（6915.02ms）。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5016.46ms）与加工普通话的认知反应时（4945.80ms）无明显差别。方差分析描述性结果见表1。表1 语种、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的方差分析（M± SD）
4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呈现语言、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三个因素均对被试的语义加工机制产生了影响，且在不同情境下，呈现语言、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三个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均值对比分析，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平均反应时为7741.63ms，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4981.13ms。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平均反应时要高于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
根据1975年Pavio提出的双重编码理论，人脑中存在两个认知系统： 言语系统和表象系统。言语系统加工离散的语言信息，表象系统对具体客体或事件进行编码、贮存、转换和提取（张积家，张凤玲，2010）。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先读字，再根据文字的意思选出相应的图片，这一过程涉及言语系统、表象系统的加工。言语系统以概念表征为中介，完成到表象系统的转换。而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只涉及言语表征的内部加工。进一步对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语种这一因素的两个水平做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安庆话词汇-图片/普通话词汇-图片、安庆话句子-图片/普通话句子-图片的任务反应时均无显著的差异（t=1.663，p=0.103，η 2=0.00；t=-1.190，p=0.24，η 2=0.00）。这一结果说明：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的认知过程（词形表征―概念表征―表象表征）相似，而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被试的认知过程（词形表征―概念表征―词形表征）存在差异。且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的认知加工的差异可能存在概念表征后，由概念层通达到词汇层这一认知阶段。
由实验结果得出：语种
瘙 转换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被试完成以安庆话为启动词的任务总的平均反应时（6792.3ms）要比以普通话为启动词的任务的总平均反应时（4981.13ms）长；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8568.26ms）要长于加工普通话的反应时（6915.02ms）；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5016.46ms）与加工普通话的认知反应时（4945.80ms）无明显差别。
研究发现安庆话和普通话在一些任务上存在差异， 而在另外一些任务上的反应时却相当。这可能是由于安庆话的概念表征通达词形表征要慢于普通话通达过程。被试对安庆话使用频率少于普通话的使用频率，普通话-安庆话双言者的语言使用模式可能导致安庆话语义和词形之间的弱联结， 进而致使语义表征激活词汇表征的速率较低。这一结论与 Gollan， Rosa， Montoya， Cera和Sandoval（2007）所提出的“弱联结理论”一致。
实验中给词汇语义设定一种语境，让被试读句，然后根据句子的意思选出与其意思相符的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句子，这是在语篇层面对双言者表征的初步探索。在语境制约的条件下考察语义的各种效应，其可靠程度就会更高。
实验结果表明：转换类别
瘙 语言复杂度的交互作用显著。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语言复杂度这一因素的两个水平的平均反应时无明显差别（词汇：4863.44ms；句子：5098.81ms）。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中，以词汇形式材料呈现的任务反应时（4267.55ms）要明显少于以句子形式材料呈现的任务反应时（11215.71ms）。这一结果说明可能在言语表征时，形式层―概念层与概念层―形式层的认知加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词形表征―概念表征的联结强度比概念表征―形式表征的联结强度强导致的。
语种、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三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可以推测双语语言内整合和语言间整合过程是存在差异性的。不同情境下，双言者的语义加工机制是不同的。单一考察语句条件下两种语义判断任务中安庆话和普通话的认知反应会发现：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以安庆话为启动词的任务反应时（12522.52ms）长于以普通话为启动词的任务反应时（9908.95ms）；而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中，以普通话为启动词的任务反应时（5441.13ms）比安庆话（4756.51ms）的长。这可能是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仅根据句子中的某些关键词即可选出正确选项，这对实验结果造成了额外的影响。另外，词汇的启动效应、词汇单元的词频、形态构成和长度、语义相关度等特点会影响实验结果。未来可利用眼动技术对双言者句法加工过程做细分化的研究。
安庆话是典型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不强势对称的北方方言。由于语音的混淆程度较大，故改用书面文字为材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例如，文字双言者用安庆话交流是主要依靠听觉通道进入，而本实验改用视觉言语材料可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另外，书面材料中的字形、句子长短会也对被试的情绪造成额外的影响。未来可改用语音呈现材料的方式，利用事件相关脑功能成像研究技术（ER-fMRI），从语句的角度比较北方方言双言者语义表征的神经机制。
5 结论
（1）选择语言的种类、转换类别、文字类别这三种因素均会对双言者的认知加工产生影响；且在不同情境下，双言者的安庆话和普通话的语义加工机制是不同的。
（2）普通话-安庆话双言者的言语系统的形式层和概念层的联结方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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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横组合 纵聚合 词汇联想测试 心理词库 二语习得
1、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词汇学重新成为西方语言学研究中心以来，词汇习得已越来越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二语心理词库方面的研究也已成为热点之一。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 一词源自心理语言学， 指的是词汇知识储存于大脑中的心理表征，即长期记忆的词汇知识在大脑中的反映（张萍，2009）。心理词库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大脑中所有关于词形、词义及其用法的一个巨大仓库（ Singleton ， 1999 ； Richards & Schmidt ，2002 ； Navracsics ， 2007） 。我国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有关二语心理词库的研究主要涉及二语心理词库的组织结构与模型构建、词汇的存储和提取以及词汇教学策略选择等方面，对二语词汇习得本体研究中的诸多细节或特殊性研究不够深入，实证研究方法不够丰富，教学指导也不够具体。
1.1 心理词库与词汇反应类型
就心理词库词汇联接类型而言， Jenkins（1970）指出词汇联接有四种关系：1）并置； 2）搭配； 3）上下义；4）同义。Aitchison（1987）认为，文字似乎是在语义上的联接反应，在这些语义联接反应中，有两种类型：并置和搭配。她指出，“同义和上下义关系的联接反应较弱”。但最近心理词库的联接反应类型出现了新的划分标准。据Wolter（2001）的观点，在联想反应测试中刺激词的联接反应类型可以分为三种：纵聚合、横组合和语音/其它反应。Rechard， et. al， （2000）提出词汇联想模式包括横组合、纵聚合、语音和其它关系。横组合关系包括搭配，而纵聚合关系并置、上下义、同义等，显示如下流程图：
1.2 词汇联想任务与词汇习得模型
词汇联想任务（word association task ， 简称WAT） 要求受试在听到或看到刺激词时立即给出大脑里所出现的反应词。测试可以依据研究目的设计成一对一的单次自由联想（一个刺激词给出一个反应词） 、一对多的连续自由联想（一个刺激词给出多个反应词） 、限制性联想（从规定的词中选出反应词） 、间断性联想（一次给出一个反应词，但同一个刺激词多次出现） 等不同联想模式； 还可以根据受试的语言水平采用听-说、听-写、写-说、写-写等实验方式。词汇联想任务简便易操作，经济又适用面广，联想出来的结果可以推测出受试心理词库中词汇间的联结关系及强度，从而了解心理词库的基本构建模态，因而被心理语言学家们所推崇。
Jiang（2000）的词汇习得模型的基础是Levelt（1989）的词汇内部结构模型。Levelt认为一个词条包括词目（1emma）和词位（1exeme）。其中词目包含语义和句法信息，词位包含形态及语音、拼写等信息。Jiang的模型把词汇习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形式阶段（form stage）。在这一阶段，词条中只包括形式信息（读音和拼写），很少有内容信息。也可能包括一个指示器，把注意力指向母语翻译对应词。指示器的作用在于把二语词汇与其母语对应词联系起来。二语词汇发展的第二阶段为母语词目中介阶段（L1 lemma mediation stage）。在这一阶段，二语词汇与其母语翻译词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二语词形及其母语词目信息反复地同时激活，导致了二语词形及其母语对应词词目信息之间紧密、直接的联系。二语词汇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二语整合阶段（L2 integration stage）。在这一阶段，二语词汇语义的、句法的、词法的信息得到高度整合，并融入词条中。Harris（1992）认为，词汇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30个词的习得。这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词汇爆炸，因词汇迅速增加而得名。第三阶段是知识的重组阶段。这一阶段从学龄前开始，一直持续到上大学前。词汇重组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把所学词汇按相关性归类，一方面词与概念之间的匹配复杂化。然而一旦完成，心理词汇的结果会更合理，条理更清晰，词汇提取也会更有效。就二语学习者而言，词汇知识的重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把已学词汇的汉语意思转化为二语解释。我们知道，初学者习得词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二语词汇+母语意思。然而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我们终有一天要把母语从二语学习中排除出去，否则母语中介会阻碍二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就要求二语学习者必须有意识地进行词汇知识的重组。Randall（1980）表明，语言学习者对一门语言越精通，他们的反应就越与本族语者的反应相似。同样，den Dulk（1985）认为输出型词汇知识（与其他方面的词汇知识）表现出与联想行为呈正相关。 Carroll（2004）也指出，我们存储的词汇知识使我们说出话来，创造新形式的单词，理解单词的含义。同样，根据这个论断，我们的词汇知识可以反映在我们的对刺激词的联想反应中。这也反映在其实验过程中。根据他的探索，词汇反应是受“多种因素，包括一个单词的频率，其语音结构，语法范畴，其形态结构、语义相关的词的存在，和存在意义的词的选择”（Carroll，2004）。
本研究试图通过第二语言学习者前后测试反应词的比较统计数据，第二语言学习者和母语者反应词的比较统计数据，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反应词与英语反应词比较统计数据，分析有意识地强化横组合词汇知识和心理词汇结构的重构是否对二语习得有显著性影响。本文将探讨特定单词之间的联接关系。同时，本文还将讨论以下问题：单词是如何存储在人们大脑中的？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词汇联想反应有何不同？
2、研究设计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用词汇联想测试对江西南昌某高校四个非英语专业自然班进行前测，四个班的高考入学成绩大体一致，人数分别为49人、50人、48人和50人，年龄为18-20岁。在其中两个班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词汇知识的重组，改变其心理词汇的结构，加强词汇信息的输入、存储和提取。另外两个班作为控制组，不进行任何特殊训练，按正常教学进行学习。16周之后，对四个班进行后测。同时对四个班进行母语词汇联想测试。笔者还对澳大利亚的Simon Fraser大学的30名母语为英语的在校硕士研究生进行同样的母语词汇联想测试，年龄为22-24岁。收回有效试卷18份。为了让测试更加客观，受试者对心理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尤其对词汇联想测试不清楚。受试者甚至不知道测试的目的。
本研究中的词汇联想测试使用了包含各种语义类别的5个动词、5个形容词、5个副词、5个虚词和5个名词。而且还是一词多个反应的测试。他们中的大多数词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这25个刺激词按范畴选出，如人、车辆、位置、物质。但是他们在文本中被随机排列。这些刺激词和反应词均来自于Compleat Lexical Tutor语料库（网址http：//conc.lextutor.ca/list_learn/eng/）。所有这些选出的词都来自于高频词的语料库。
作为一个全面而灵活的统计分析系统，SPSS可以用来测试丰富的联想反应与英语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显著。通过相关分析，研究人员想知道：1）丰富的联想反应和英语水平之间联系有多紧密；2）相关性是否显著；3）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在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4个自然班（2个控制班和2个实验班）和30位澳大利亚籍研究生进行词汇联想测试之前，25个刺激词被随机选择但频率相同词性相同。出于便利考虑，词汇联想测试采用写-写模式。所有的参与者被要求在30分钟内写下反应词，测试在一学年2012 2013学年的开始之际，即2012年9月。每个刺激词至少写出三个反应词。测试之后，在控制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没有纵聚合知识的强化。在实验班进行一定指导。实验班可经常接触到地道的英语词汇搭配和句型。实验班学生被要求输出新的句子或短语以摆脱中式思维中的词汇搭配和句法结构。12周之后，同样的词汇联想测试试卷被发放到这4个班。在后测中，学生没有被告知测试卷与前测测试卷是一样的。他们写下的反应词是凭直觉而不是凭记忆给出的。2013年1月和3月之间，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3、发现与讨论
通过随机抽样，10份词汇联想测试试卷从控制班，另10份从实验班抽出。不同的研究对象用不同的数字作为代号。1.01 - -1.10分别代表控制班10个学生。2.01 - -2.10分别代表实验班10个学生，3.01 - -3.18代表澳大利亚英语本族语者。介绍了比例，揭示了分享不同的链接类型在受试者的心理词汇（表3.1）。“a”代表前测。“b”代表后测（表3.2），而“c”代表汉语词汇联想测试（表3.3）。
横组合知识的强化在这两个实验班进行。学生接触到丰富的横组合知识。这种输入包括固定搭配，解释语言背景，典型句子等。在输出阶段，学生被要求用他们学过的词组建短语或句子。12周后，进行词汇联想测试后测。可以观察到词汇联接类型的变化趋势，也反映了词汇联想活动（表3.4）。通过比较分班考试和期末考试的成绩，实验班的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表3.4）。他们的成绩增长率高于控制班（表3.5）。作为二语学习者，控制班的受试者1.01 --1.10纵聚合反应比率在20%至60%之间变化，横组合反应比率在35%至65%范围内变化（表3.6，3.8）。实验班受试者2.01 - -2.10纵聚合反应比率在30%至60%之间，横组合反应比率从30%到70%不等。作为非本族语者，中国学生的纵聚合反应和横组合反应比率介于15%至90%之间。英语本族语者的纵聚合和横组合反应比率介于10%和60%，40%和90%之间。（注：因版面限制，所有表格未在此展示。）
联想反应和英语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用来证明输出性词汇知识与丰富的联想反应是否与英语熟练水平呈正相关。结果见表3.12。
从表格的结果得出结论是，语义反应和英语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关性，该相关性极具显著水平为0.01（Sg = 0.965，P = 0.01）。语义的反应被发现与二语习得呈正相关。这也说明，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进行更多的语义联想输入，学生将获得更高的分数。相关分析表明，纵聚合和横组合反应分别与英语水平的相关系数不显著，为0.066，0.337，0.119，0.28（P = 0.066，0.337，0.119，0.28）。
4、结论与展望
该研究探讨了横组合知识的强化，心理词库重构和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1）第一和第二语言心理词库联想反应会经历横组合和纵聚合联接反应的不断变化。高级学习者和本族语者有很高比例的语义联接反应。语义反应被发现与英语能力水平呈正相关。（2）心理词库以一个连续的方式发展。每个心理词汇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从拥有更多的非语义联接反应到拥有更多的语义联接反应。在词汇联想测试中，对于不熟悉的单词，学生可能会有更多的非语义联接反应。（3）语义反应和英语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关性，并具有显著水平。语义的反应被发现与二语习得呈正相关。这也说明，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进行更多的语义联想输入，学生将获得更高的分数。（4）在教学课堂中进行横组合知识的强化有助于心理词库的重构和加速二语习得过程。实验班的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的成绩增长率也明显高于控制班。
这项研究对第二语言词汇教学和二语习得有一定的启发。首先，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语义联接，第二语言词汇语义网络的建立将提高第二语言课堂的学习效果。这些语义联接是建立在足够的第二语言接触与语言输入的基础上。这种类型的输入可以来自于教师的谈话、教材、材料、其他学习者的谈话等。教师在课堂上需要用地道的措辞在一个持久的方式为学生创造更好的输入环境。从二语心理词库的角度来看，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重组他们的二语心理词库，越来越接近本族语者。他们不仅应该学习不同类别的文字的存储问题，也应该重学相对不同于母语心理词库新单词和语义联接，以确保这些单词不是在母语的翻译下被理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和加强词与词之间的联接。教学的模式可能会影响第二语言的词汇发展。两个通用词汇教学方法，目前其目的是，建立二语心理词库。一个是单词联想的方法。一个词在第二语言中的意思不应该“告诉”学习者，通过提供其母语的翻译。而是“发现”，也就是说，通过学习者自身。另一种方法，情景化的方法，强调通过上下文学习外语单词。它强调提供符合实际的新单词，鼓励学习者通过上下文来推断意义。这些方法可以在输入阶段被采用。在输出阶段，外语学习者需要输出句子或搭配。输出与输入和摄入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Aitchison， J.， 2003. Words in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third ed. [M]. Wiley- Blackwell.
[2]Jiang， N. 2000. Lexical repres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J]. Applied Linguistics 21： 47-77.
[3]张萍，2010，《中国英语学习者心理词库联想模式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9-16。
[4].张淑静， 2004 ，《中国英语学习者心理词汇：性质与发展模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新课标；高中英语；词汇教学
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应该端正学生学习词汇的态度，在教学中必须通过对影响学生学习词汇的各种心理因素的了解，掌握学生心理活动的规律，解除学生的心理负担，从智力和非智力两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词汇的积极性。
一、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
（1）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我们都知道强烈的求知欲望会带来浓厚的学习兴趣，而求知欲的产生需要新奇的刺激。教师要善于表现掌握大量词汇所带来的阅读能力和听说能力，同时展示词汇缺乏所形成的反差，从而引发学生对熟练掌握词汇的向往，激发起其对词汇学习的浓厚兴趣。
（2）教师要帮助学生充分认识他们自己学习语言、学习词汇的潜力。提高学习的信心，对词汇学习不感兴趣的学生，往往怀疑自己的记忆能力，总以为自己不善于背记，甚至把自己归为不适合语言学习的类型。教师应在教学中给予这类学生积极的鼓励，肯定他们的每一点进步，让他们在进步中看到自己的潜力，重新树立学习的信心。
（3）在课堂词汇教学中开展一些活动，利用具体情景掌握单词的读音和语义。在具体情景中教单词、学单词，不但可以克服孤立记单词容易遗忘的缺陷，而且能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单词的能力，学会在交际中使用单词。同时，还要争取使每个学生都有开口的机会。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既培养了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又提高了课堂效率。
二、强化语音教学，为词汇教学打好基础
语音教学虽然重点是语音，但不能就音论音，而应把单音放在词和句中，反复练习，不断纠正。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教学设备，以电视、录像、录音、幻灯等多种形式，给学生提供更多模仿、练习发音的机会，以达到最终准确发音的目的。
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发音习惯，读音规则也是语音教学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我认为，一是要抓好拼读训练，尽量把拼写和读音联系起来，培养学生按发音规则拼读和记忆词的能力和习惯。每次课内抽出几分钟时间，根据读音规则快速拼读所学的单词，反复训练，不断循环。二是抓住听写训练，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坚持常规性听写几个单词、几个词组、几个短语，积少成多，不断积累。另外，把听写有计划地用于测验，认真把关，严格要求克服只读不写的倾向。
三、注重构词规律教学
每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构词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便于记忆。英语单词是由词素（词根、词缀）构成的，词义是由词素构成的。单词的核心是词根，单词的附件是词缀。词根在单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词根领导、统辖着一群单词。在这一群单词中，每一个单词的基本含义都以这个词根的意义为基础，一个词根的意义决定了一群单词的意义。当然，不是所有的单词都是由词根+词缀意义构成的，还有其它的构词法，比如复合法等。教师还可根据教学实际注意总结读音规律，教会学生依据开音节、闭音节、“r”音节以及字母组合来学习单词，这也是学习单词的有效方法之一。
四、注重词汇意义的教学
英语词汇十分丰富，一词多义情况较多。要使学生掌握词的实际意义，准确无误地运用所学的每个单词、词组，注重词汇意义的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英语的词义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两大类。表示语法概念的意义，叫做语法意义；词汇意义是指词所表现的内容。例如，尽管come，comes，came，coming的语法意义各不相同，它们的词汇意义却是共同的。因此，词汇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让学生知道词的基本含义，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懂得如何正确使用。
另外，英语词汇一样也有反义词。由于反义词在英语词汇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要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注重反义词的教学也是必要的。由于反义词的构成情况较为复杂，在进行反义词的教学中，应注意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1）英语词汇十分丰富，一个词往往有许多反义词，但是一个词的反义词并不能跟这个词所有的同义词构成反义词。因为每个词的语义场范围和深度不相同，就不能算真正的反义词。例如，hot（热）的反义词只能是cold（冷），而不能是cool（凉爽），cool的反义词是warm（暖和）。
（2）由于一词多义现象的存在，一个词在不同的词义上可能有不同的反义词。hard（硬的）和soft（软的）是对反义词，hard（艰难的）和easy（容易的）也是一对反义词。
（3）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一对反义词的中项。例如，large（大的）和small（小的）可以有它们的中项medium（中等的），right（右面的）和left（左面的）可以有它的中项middle（中间的）。
五、听说读写，整体教学
词汇教学是个整体的教学过程，听、说、读、写要多管齐下。同时从词汇的音形义等多角度去教学，才是高效率的教学方法。词是视、听、动的复合体，词汇教学应坚持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原则，引导学生在运用中学习词汇，在实践中巩固和增加词汇，培养语感。①听：听句子、短文、对话等。教师要指导学生听懂关键词、关键句，使学生掌握地道的发音，储备大量的语言信息，为口语、书写打下良好的基础。②说：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口语训练，通过口头问答、对话、陈述、自由讨论等方式，巩固和运用词汇，表达思想，交流情感。③读：指导学生阅读。通过广泛的阅读，让单词、习惯用语、固定搭配等源源不断地刺激大脑皮层，巩固和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培养学生的语感。反之，词汇量的增加又会促进阅读水平的提高。④写：教师要指导学生通过写来巩固和运用词汇，表达思想。因此，在词汇教学中应强调听、说、读、写，五官并用，做到眼看、耳听、口读、手写、脑记，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结合，使语言得以强化，最终形成英语语感。
关键词 语义错觉效应，句法，语义，P600，N400。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句子加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者们对句子加工中各种信息（语义信息、句法信息、语用信息、世界知识等）相互作用并构成句子表征的过程进行了长久探索。ERP技术被研究者运用到句子加工的研究中，使语言认知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以往很多研究发现，语义加工与句法加工分别表现在不同的ERP成分上。N400是一个在刺激呈现后大约300-500ms内出现的负电位。它对词汇加工和词汇语义通达敏感，也会受到语义预期以及词语与句子语境的一致性的影响，研究者们一般认为N400反映了语义加工过程（Kutas&Hillyard，1980；Kutas&Federmeier，2011）。P600是一个出现在刺激呈现后500ms左右的中央一顶区分布的正波。在句法违反和复杂结构条件下的研究均发现了P600效应，因此P600被认为与句法加工有关（Osterhout&Holcomb，1992；Gouvea，PhiUips，Kazanina，&Poeppel，2010）。
近期研究发现，与加工正常句子相比，读者在加工句法正确、题元角色颠倒的句子时，没有出现“语义”N400效应，而是出现了“句法”P600效应，（如：加工句子“The javelin has the athletesthrown，”）。所谓题元角色颠倒，即动作的发出者与承担者的位置相互颠倒（Van Herten，Chwilla，&Kolk，2006；Van Herten，Kolk。&Chwilla。2005）。这种在句法正确、语义违例的句子条件下。未出现N400效应而出现P600效应的现象被称为“语义错觉效应”（semantic illusion effect）（Hoeks，Stowe，&Doedens，2004；Brouwer，Fitz，&Hoeks，2012），也被称为“语义P600效应”。它的寓意是。读者在加工此类语义违例句时，暂时性地产生了语义合理的错觉，对语义错误“视而不见”：在错觉消失之后，继续加工或者再加工得以进行，表现为P600效应（Hagoort，Baggio，&Willems，2009；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8ky，2008；Van Herten，Chwilla，&Kolk，2006；VanHerten，Kolk，&Chwilla，2005）。
针对语义违例句中出现的N400和P600效应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Meltzer&Braun，2013：Nieuwland，Martin，&Carreiras，2013；Vissers，ChwiUa，Egger，&Chwilla，2013；xiang&Kuper-berg，2015）。语义错觉效应对传统的句子加工理论模型以及N400和P600的特异意义提出了质疑。研究者在讨论此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个句子加工模型，各模型对语义和句法加工的过程进行了探索，对语义和句法通道的关系做出了新的阐述，并对N400和P600的功能意义做出了新的解读。本文将详细阐述这些理论模型并比较各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理论模型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句子加工机制和N400与P600效应功能意义的研究提出思考和展望。
2 句子加工机制的探索
早期的句子加工理论认为句法限定了语义加工，句子表征的建构以句法加工为基础。虽然语义加工具备一定的自由性，但始终服从句法的限定（Brouwer，Fitz，&Hocks，2012）。
近期，研究者们在语义错觉效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现有理论模型总体可分为两大类：单通路模型与多通路模型（Brouwer，Fitz，&Hocks，2012）。多通路模型认为句子加工的过程至少建立在两个加工通路之上，单通路模型则认为句子表征的建构仅在一条通路之上完成。多通路模型都强调句子加工机制中存在一个独立的语义加工器，即合理性启发式（plausibility heuristic），它独立于句法加工，能够快速运用句子中的语义信息和线索并结合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世界知识，加工出一个合理的语义表征（Bever，1970）。该加工结果可能与句法加工的结果存在冲突，所以多通路模型又对语义和句法通道间的关系做了假设，且各个理论模型的假设有所不同。而单通路模型认为句子表征的建构仅由两个前后相继的加工过程共同完成，它们分别从N400和P600上表现出来。
2.1 多通路模型
Kim和Osterhout（2005）提出的语义吸引说（Semantic Attraction Account）认为，在句子加工过程中，启发式语义通道与句法通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但语义加工并不受句法的限制，它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在语义题元违例句“The hearty mealwas devouring bv the kids.”中，只记录到了P600效应，因为句子中论元（arKument）与动词“晚餐一吃”之间固定的语义关系使该句中语义吸引优先于句法线索，固定常用语义关系使加工器判定“de-vouring”存在词形变化错误，从而只出现了PS00效应。一般语义违例句“The dusty tabletops were de-vouring thoroughly，”中，只出现了N400效应，这是因为论元与动词之间没有显著的语义吸引。
Hagoort，Baggio和Willems（2009）提出的加工竞争模型（Processing Competition Model）也包含了句法和语义两条加工通路，两条加工通路既相互平行又相互影响。当两通路出现冲突时，线索较强的通路影响了线索较弱通路的加工投入，解决冲突的负担就落在了获得支持较少的那条通路上。举例来说。如果语义线索较强，那么加工负担就落在了句法通路上，从而出现了P600效应；反之，则会出现N400效应。Kos，Vosse，Van Den Brink和Hagoort（2010）在语义题元违例句“Fred eatsa restaurant during the lunch，”中发现了一个N400效应。在该句子中，虽然“Fred-吃-餐厅”来自于合理的真实情境。但句法线索更强，因为在关键词出现之前，读者就能通过句法线索预测到关键词是一个名词而非介词短语（eats in…）。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关键词与动词之间的合理语义关系，所以加工负担就落在了语义通路上。
语义吸引说和加工竞争模型都认为语义错觉效应源于句法和语义通路的线索强度的差异，未出现N400效应是因为句中的语义线索强于句法线索，或者合理性启发式依据词语之间的关联性生成了合理的解释，而P600反映的是句法加工过程。相比而言，加工竞争模型对句法和语义线索的竞争机制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并以交界面的形式呈现了两通道的交互作用。但是。这两个理论模型都无法解释一些语义违例句诱发的双相N400/P600效应“The athletes has the javelin summarized.”，两个理论模型都预测读者加工该句子时，仅仅会出现N400效应。另一个问题是，它们都无法明确地量化语义线索和句法线索的强度，线索强弱的划分标准不够清晰，操作性较低。
Van Helen，Kolk和Chwilla（2005。2006）提出的监控说（Monitoring Theory）认为，句子加工过程中存在两条相互平行的通路：基于算法的句法加工通路和基于世界知识的合理性启发式通路。N400与通过启发式加工得到合理语义表征的难度有关。当两个通路的加工出现冲突时，加工器就会“监控”到这个冲突，并进行再分析以解决这个冲突。这个监控与再分析的过程就表现为P600效应，它反映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句法分析。对于违反世界知识的句子“The fox that at the poachers huntedstalked through the woods.”，合理性启发式通路会将其加工为“The poacher that hunted the fox”，而句法加工通路得到的是论元顺序相反的表征，两通路存在冲突。冲突的觉察与解决过程就表现为P600效应。他们也讨论过P600与广泛分布的P3成分间的相似性，本文将在展望中进行阐述。
Kuperberg（2007）提出的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Non-Syntactocentric，Drnamic Model）强调句子加工过程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模型包括三条同时作用并相互影响的通路：第一条通路与合理性启发式通路相似，运用语境信息与语义记忆相结合形成预期表征，若词语的语义特征与预期表征不匹配则会出现N400效应；第二条通路是句法通路；第三条通路以语义线索为基础来建构句子的题元结构，如题元顺序、生命度（粗糙语义线索）等。第二、三条通路是相联合的，当题元角色加工和句法加工所指向的表征不一致（冲突）时，紧接着就会进行继续加工，这个过程表现为P600效应。而且这个继续加工的过程不受语义关联性的调节。Kuperberg（2007）认为语义题元违例句中仅记录到了P600效应是因为句法加工与题元角色加工存在冲突，两通路指向不同的题元结构，这个冲突使联合通路的继续分析得以进行，从而诱发了P600效应。缺失N400效应是因为基于语义记忆的加工将句中词语的语义特征和语义关系进行了评估，并与存储在语义记忆中的语义知识进行比较后，未觉察不匹配。同时，针对动词违反生命度限定的条件下均未出现N400效应的现象，她认为当读者基于生命度的预期加工被违反，那么完整语义分析（精细语义加工）就被“关闭”，反映着完整语义分析的N400也将衰减（Paczvnski&Kuperberg，2012；Kuper-berg，Choi，Cohn，Paezynski，&Jackendoff，2010）。
监控说和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认为P600并不单一指示句法加工过程，它们认为在句法和语义通路独立加工完成之后存在一个联合加工过程，将两通路所指向的表征进行整合。整合得到的句子表征的不合理性以及句法和语义间的不一致性是诱发P600效应的关键。P600成分反映的是整合加工的难度或者更复杂的继续加工。监控说、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的理论建构存在一定的差异：监控说强调对更加广泛的输入信息进行分析来判定句子表征是否出现错误：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则侧重通过句法和语义线索指向的题元一动词结构来判定句子表征是否可以接受。两者也存在相似的问题：都难以解释语义违例句诱发的双向N400/P600效应，例如，Kuper-berg和Paczynski等人（2010）发现在论元生命度违例的句子“The journalist astonished the article be-fore his coffee break.”中，出现了双向N400/P600效应。监控说预测合理性启发式加工与句法加工相冲突，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则认为论元生命度违反会阻碍附加语义分析，所以仅会出现P600效应。
Bornkessel（2006，2008，2011）提出的拓展的论元依存模型（the Extended Areument Depen-dency Model）重点解释了题元关系的建构过程。该模型共包括三个加工阶段。第一阶段依靠词类信息形成基本句子结构，它独立于之后的语义加工过程。第二阶段主要完成题元角色的指派，包括了两条通道，一条通道依据输入名词的突出性信息进行题元角色指派，这些突出性信息包括：生命度、格标记（主格/宾格）和线性词序等，这些信息将运用于动词与论元的连接（argument linking）。不同的语言在加工过程之中依赖不同的突出性信息。题元角色指派和论元与动词的连接加工过程并不检查所形成的题元和动词表征的合理性，它仅仅依据突出性信息进行题元结构的加工，N400反映了题元角色指派或者动词与论元间连接的加工难度。当论元之间的突出性信息不明确，诸如生命度等级不清。主格宾格标记颠倒，论元与动词连接加工失败等情况下均会出现N400效应。另一通道类似于合理性启发式，其加工投入也会导致N400的波幅增加。它的加工与题元角色指派加工相平行，不会影响题元角色指派过程，但是受到其加工结果的影响。若题元加工中断，合理性启发式的加工将不再进行。两通道的加工过程表现出的N400成分在频域（frequency domain）和脑神经激活区域上有本质区别。第三阶段主要包括整体映射阶段（gener-alized mappine）和合式性检查阶段（well-formed-ness）。整体映射阶段将整合第二阶段两个通道的信息，如果整合过程中通道间的加工存在冲突，就会诱发一个P600效应。合式性检查阶段在整体映射阶段之后，这个合式性检查阶段就当前加工结果的可接受性做出评价。它不受前面的加工阶段的影响，总是会进行，但是也受到实验任务的调节。
与监控模型和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一样，该模型认为不同加工通道之间的整合加工困难会导致P600效应。它也认为句子表征的可接受性会表现在P600上。但是一些研究显示，即使被试已经做出了句子语义不可接受的评价，P600效应也未必出现。例如，在违反世界知识的句子“The foxthat at the poachers hunted stalked through thewoods，”中仅出现了P600效应，而在Paezynski和Kuoerberg（2012）研究中，违反世界知识的句子“The pianist played his music while the bass wasstrummed bv the gravedigger during the song.”中并未出现P600效应。
2.2 单通路模型
2012年，Brouwer，Fitz和Hocks提出了提取一整合说（Retrieval-Integration Account）。他们认为句子加工过程中并不存在独立的语义加工通路，语义错觉效应中读者并没有产生语义合理的“错觉”。句子加工过程是各种信息相互整合生成句子心理表征的过程，各类信息无特定的先后加工顺序。各类信息不仅包括语义、句法、语用，也包括读者自身的世界知识提供的逻辑支持等。N400和P600反映了句子加工的两个连续阶段――提取阶段和整合阶段，提取阶段的产出就是整合阶段的输入。提取就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当前词语的句法属性、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等信息的过程，N400的波幅反映了从长时记忆中提取词语语义信息的难度。关键词之前的语境信息是关键词的提取线索。提取的难度取决于前文与将出现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两者关系与长时记忆中存储的概念知识一致。就会易化提取，即启动关键词；反之则困难。N400不反映整合或者组合性的语义加工。P600波幅反映了将词语与当前的语义表征整合为一个新的表征的过程。在不同的句子条件下呈现出的P600分布、波幅、潜伏期特点，与句子的心理表征建构的不同子加工过程有关。这些子加工过程包括：输入新客体、建构客体间的题元关系、修复已建构的题元关系、解决冲突等。P600反映了整合加工的过程。源于心理表征的建构、重构和更新的过程，并不仅仅反映句法加工或两通路之间冲突的化解。Brouwer和Hocks（2013）的成像研究显示，反映为N400的词汇相关信息提取过程，由位于存储长时记忆脑区中部的大脑左后侧颞中回（BA21）实现。提取的信息通过腹侧白质通路或者背侧白质通路传递至左侧额下回（BA44/45/47），在此处，词汇与先行语境相整合形成或更新心理表征，这个过程表现为P600。然后新的表征又将反馈至左后颞中回成为下一个词语的提取线索（Brouwer&Crocker，2016）。单通道模型能够对双相N400/P600效应进行很好的解释。例如语义违例句“The ath-letes has the javelin summarized，”中，因为javelin，athletes与summarized与长时记忆中的概念知识并不一致，所以诱发了N400效应，P600效应则源于整合加工的困难。但是，提取一整合说仅笼统地对N400和P600效应做出了解释，并未就语言加工的子加工过程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
3 模型之间的分歧
3.1 N400效应因何缺失
本文所介绍的六个理论模型对题元关系违例句中N400效应的缺失做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多通路理论模型支持了N400的语义整合观点，认为在此类句子中语义加工器能够运用句中词语之间的语义关联性整合出一个合理的表征。语义整合不存在困难：提取一整合说认为，N400仅仅反映了词汇通达的难度，因为此类句子中关键词的语义提取受到了先行语境中信息的激活。所以没有出现N400效应。
语义整合观点（intergration view。Hagoort&van Berkum，2007）认为N400对语义整合敏感，它反映了关键词与先行语境的整合难度。Hagoort和Brown（1994）的研究显示，句子“Jenny putthe sweet in her mouth/pocket after the lesson.”中，“pocket”和“mouth”均不存在语义违例，仅在语义预期性上存在略微差异，但是N400波幅却有显著差异。关键词与其语境之间的语义适切度（semantic fit）越高，N400的波幅就越小，说明N400受到词汇与先行语境信息的整合难度的影响（Hagoort，Baggio，&Willems，2009）。上述的理论模型在语义整合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性启发式，但这些理论模型不能对那些并不存在语义关联性。难以加工出合理解释的句子中出现的双相N400/P600效应进行解释。
提取一整合说认为N400并不直接反映语义整合加工，读者并没有产生语义合理的“错觉”。N400反映的是词汇通达的难度，即词汇预先激活观点（lexical pre-activation view）。它反映了词汇在语义记忆中通达的难度，通达难度取决于语境词能否预先激活相关的词语或者词语的概念特征。受到预先激活的词语，其通达的过程将被易化（Ku-tas&Federmeier，2011）。Delong，Urbach和Kutas（2005）在语义违例句“The day was breezy so theboy went out to fly an airplane/a kite.”中的冠词“an”上记录到了一个N400效应。冠词“an”和“a”的语义相同，并不存在与语境的匹配程度的高低差异。正因为语境信息能够促进读者进行“预测”加工，读者在还没看到词语的时候便能预先激活词汇信息，读者在读到关键词“kite”之前就已经预测到它会出现，所以当读者读到与“kite”并不搭配的冠词“an”时，就出现了“加工困难”，从而出现N400效应。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冠词“an”上出现N400效应，应该用预先激活的观点进行解释。上文阐述的那些出现双相N400/P600效应、或者只出现N400效应的句子，都是所包含的词汇语义关联性并不高的句子，语境并不能够对违例词进行预先激活。最近的语义错觉效应的研究无疑也支持了词汇激活观点，如Stroud和Phillips（2012）发现在语义题元违例句中，只要将关键词与语境词之间的语义关联性提高，无论是否存在合理性解释，均不会记录到N400效应。Chow和Phillips（2013）认为，语义题元违例句中N400效应的缺失并不是由动词的生命度违反造成，而是动词与论元间高度的语义关联性（“这个作家把这本小说感动了”），它使“感动”的词汇通达得到了促进。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语义整合和词汇预激活的观点孰对孰错，但就理论模型目前面临的问题来说。词汇间的语义关系、词语与语境的关联性以及句子加工所涉及的世界知识对N400的调节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3.2 P600效应因何出现
上述模型对P600成分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三点：（1）句法加工；（2）觉察冲突与进行再分析：（3）句子表征的建构过程。语义吸引说和加工竞争模型认为，P600源于语义加工和句法加工间的竞争。因为在语义题元违例句中，词语之间存在语义吸引，所以语义线索强度高于句法线索。当相互竞争的语义和句法通路之间的加工不一致时，修复加工的任务就落在了句法通路上，句法通路的修复性再加工就表现为P600成分。监控说、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和拓展的论元依存模型则认为P600成分并不局限于句法加工，它反映的是对通路间冲突的觉察和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继续加工。拓展的论元依存模型还对传统的句法违例句和复杂句中出现的P600与语义题元违例句中出现的P600进行了区分。单通路的提取一整合说则认为，P600不单指句法整合或者语义整合，而是代表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句子表征建构过程，它在不同的子过程下表现出不同的波幅、形态和分布。
从文中可看出，最近提出的单通路模型对P600所反映的加工过程有着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许多研究发现，在语义和句法都正确的句子条件下，也记录到了P600效应。如语用修辞（Regel，Meyer，&Gunter，2014；Spotomo，Cheylus，Van Der Henst，&Noveck，2013）和玩笑（Gouvea，Phillips，Kazanina，&Poeppel，2010）。此外，在非语言条件下也出现了P600，如音乐（Gouvea，Phillips，Kazanina，&Poeppel，2010）以及单词重音（Domahs，Wiese。Bornkessel-Sehlesewsky，&Schlesewskv。2008）。多个研究曾提出P600与P3族存在一定的关联，因为两者同样能够被不可预期的事件诱发，并且在皮层分布和事件进程上相似性较高（van de Meerendonk。Kolk，Vissers，&Chwilla，2010；Regel，Meyer，&Gunter，2014；Bomkessel-Schlesewsky et al.，2011；Sassenhagen，Schlesewsky，&Bomkessel-Sehle-sewsky，2014）。近期，Shen。Fiori-Duhareourt和Isel（2016）提出P600可能与语言加工过程中的认知控制加工有关。由此可以推断，P600可能不仅反映了句法加工或者句子内容的加工，而是反映着更加广泛的加工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对P600的功能意义做进一步地研究。
3.3 双相N400/P600效应的认知加工过程
在双相N400/P600效应的解释上，这些模型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正如上文所阐述的。语义吸引说、加工竞争模型和监控说均认为。在无潜在合理解释的语义违例句中仅会出现N400效应，但实际上，多个研究显示，此类句子条件下出现了双相N400/P600效应：虽然非句法中心动态模型、拓展的论元依存模型和提取一整合说能对双相N400/P600效应进行一定的解释，但各自存在一定的问题。
此外，Hagoort曾讨论过N400与P600相重叠的可能性，如果一个较大的N400效应暂时地与P600重叠，因为两者极性不同，P600效应可能会衰减。Kuperberg（2007）认为在某些条件下，“语义错觉”中N400的衰减。可能与P600有关。这既可能是由于P600的认知神经加工“切断了”N400的认知神经加工，因为二者时间窗口相靠近（300-500ms和500-1000ms）：也可能是由于P600与N400存在暂时性部分重叠，导致N400效应消失。此外，虽然P600效应时间窗口较长，但在仅仅观察到N400效应的条件下，不排除P600效应持续时间短暂，N400效应掩盖了P600效应的可能性。
语义错觉效应的出现催生了诸多探索句子加工过程的理论模型，各个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结构的建构以及N400和P600的功能意义解释上有着不同的假设。虽然这些模型对解释语义错觉效应的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在解释多种类型的语义违例上存在不足。因此，在解释语义错觉效应的认知加工机制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出现双相N400/P600效应语句的特点，对N400与P600的功能以及句子加工机制作进一步地探索。同时，除拓展的论元依存模型之外，其他理论模型对各通路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时间进程等都未做细致分析，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对句子加工过程的理论建构，以期对句子加工机制做出更加明确和精细的解释。此外，针对N400和P600效应在不同的词语语义关系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及读者在加工语义题元违例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跨语言差异。我们将在下进一步地拓展与思考。
4 展望与思考
4.1 关注词汇语义关系
即时加工的词汇与语境的语义关联低是诱发ERP成分的根本原因。各个模型在定义语义线索强度或者语义吸引时，并不对语义线索强度在类型上做进一步区分。但很多研究显示，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不同类型语义关系均会影响N400和P600的变化，并且它们与其他语义因素相互影响。
个体的语义记忆中有序地表征和存储着大量的客体信息（Chen et al.，2014）。这些客体不仅存在着基于客体的特征关联（蛇-绳子）、主题关联（窗台-烟囱）等，同时也存在着更加整合的基于情境的脚本或者图式知识的关联。脚本知识建构起了词语之间更广泛的语义关系联结，例如“医生”能够激活与“医院”情境有关的脚本知识，随之与该脚本相关的对象（病人）、工具（医疗检查）等等均会受到激活（Paczynski&Kuperberg。2012；Jones&Golonka，2012）。
同词汇语义启动研究一致，句子中启动词与目标词之间不同的语义关系（特征、范畴、关联等）均能影响N400和P600的变化（Maguire。Brier，&Ferree，2010；Chen et al.，2013）。例如，在Paczyn-ski和Kuperberg（2012）的研究中，语义违例句“The pianist played his music while the bass was strummed
bv the drummer/gravedigger/drum/coffin during the son.”中，“drummer”和“gravedigger”虽然都违反了世界知识，但由于“drummer”与该语境所激活的脚本知识（乐团）匹配度较高，语义得到了预激活，所以并没有出现N400效应，而“gravedigger”诱发了N400效应。同样地，在Hoek等人（2004）的语义错觉效应研究中，语义违例句“The athletes has the javelin thrown/summarized.”的关键词都违反了题元的生命度限定，与“athletes”和“javelin”激活的脚本知识相匹配的“thrown”仅诱发了N400效应，匹配度较低的“summarized”上则出现了双相N400/P600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联所带来的N400与P600效应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Paczvnski和Kuperberg（2012）的研究中，在违反动词的生命度选择限定的“drum”和“COffin”上均记录到了双相N400/P600效应，即使“drum”得到了脚本知识的预先激活，在两个关键词上记录到的N400与P600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词语间生命度整合的效应可能大于其他语义关系。除此之外，在词语内容完全一致的句子中，也发现肯定/否定语态影响了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系的加工（Nieuwland&Kuperberg，2008）。
虽然句子加工中关键词与语境词间的语义关系会影响到N400和P600的变化，但是对于何种语义条件下会出现N400或者P600效应，我们还不得而知。此外，关键词与语境词间语义关系的加工受到其他语义因素的影响，如上文中提到的生命度限定（题元和动词），语境信息的语义限定、语用信息以及语句结构等（张秀平，杨晓虹。杨玉芳。2015）。未来的研究应将各类语义关系的作用区分开，关注其他各类语义信息或者非语义信息与词语间语义关系的相互作用，以期对语义加工过程做出更精确的解释，从而细化现有句子加工模型的建构，对句子加工机制做出更加客观的解释。
4.2 讨论跨语言差异
同等条件下的语义题元违例句跨语言比较研究显示，各类型语言中语义错觉效应中并非仅仅表现为P600效应，也可能伴随N400出现，甚至仅有N400效应，这说明语言特异性会影响句子的信息加工过程。
Bornkessel等人（2011）在不同语言的语义题元违例句研究中发现。相比于仅出现P600效应的英语和荷兰语，土耳其语和中文都出现了N400效应，在德语中则表现出了双相N400/P600效应，在冰岛语中记录到的脑电效应则更加特殊。他们认为N400效应取决于读者建构题元关系时对词语顺序的依赖性，即顺序依赖性（sequence-dependence）。在英语和荷兰语中词语顺序是句子表征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而德语、土耳其语和中文的参考线索则更加多元，包括了格标记、生命度、可辨度等。上述句子中之所以出现了N400效应，是因为在题元与动词的连接过程中加工器关注了多个线索，格标记“der”将“switch”指派为主语，而它的生命度使之又不足以做主语，此处就产生了一个冲突。Tune等人（2014）采用临界违例句（bor-derline anomalies）和一般违例句对德语和英语中的N400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临界违例句一般只有50%左右的辨别率（Umanath，Dolan，&Marsh，2014；Hannon，2015；Cook，2014）。研究结果显示，在德语临界违例句条件下，辨别到违例的关键词上出现了N400/P600效应（晚期正成分）：英语临界违例句条件下，辨别到违例时仅出现P600效应。可以认为在不同的语言中。各种加工线索在句子理解加工过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个体在阅读句子时依靠不同的线索，从而出现了语义错觉效应的跨语言差异。
摘要：方言“行”有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文章将对“行”字方言义的深层次原因做出探讨。
关键词：行；方言；深层原因
The origin and usage of dialect " Xing "
Wang Zhengyu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Wanzhou 404000)
Abstract：The dialect " Xing " has the meanings that goods are of poor quality and utensils are not strong enough.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eeply origin of dialect " Xing ".
Keywords: Xing；dialect；deeply origin
方言中时常用到一个“行”字。“行”，音xíng，表示物品“质量差”“不牢靠”的意思[1]。用为形容词，主要在句中充当谓语或定语。如：“这件衣服太行哒，没穿几回，竟破了个洞。”“这张椅子做得好行，坐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行”字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和用法，在一些大型的字典、辞书中都曾提及过。《汉语大字典》“行，器物质量粗劣不坚牢。”[2]《汉语方言大词典》“行，，（货物）质量差，（器物）不结实。”[3]“行”字的这一意义，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周礼?地官?胥师》：“察其诈伪饰行价慝者而诛罚之。”郑玄注：“饰行价慝，谓使人行卖恶物于市，巧饰之令欺诳买者。”意为：（国家）观察市场中，有欺骗、造假、掩饰质量差不结实货物价格的奸邪之人就（应该）诛杀责罚他。《周礼?地官?司市》：“害者使亡。”郑玄注：“害，害于民，谓物行苦者。”其中苦，通“楛”。楛，粗糙，不坚固。行苦，同义并用，“行”亦谓不坚固也。先秦以后的《九章算术?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钱五十；行酒一斗，直钱一十。”“行酒”，谓薄酒，表酒味不浓不香。《唐书?韩琬传》：“俗不偷薄，器不行窳。”窳，（事物）恶劣，粗劣。行窳，同义并用，“行”亦表（事物）粗劣。《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上》曰：“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注：不牢谓之行。”
这之后的一些文献，也有“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和用法。这表明，其用法由来古老，延续时间长，且传承久远，为人们所乐用。有例为证：
(1)世人莫笑老蛇皮，以化龙鳞衣锦归。借语进贤饶八舅，于今行货正当时。（王安石《寄舅氏》）
(2)元来他将着些价高的行货。（张国宾《合汗衫》）
(3)本带要求善贾而沽诸，争奈这行货儿背时也。（《范张鸡黎》第二折（隔尾）曲）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八：“古人谓物脆薄曰行……今京师人谓货物不牢曰行货。”其中的“行货”，是指粗制滥造的物品。不仅如此，许多方言文献也对“行”字的这一意义和用法有过论述。如李鼎超《陇右方言?释言》：“今谓货不良曰‘行货子’，读‘行走’。”清代的张慎仪《蜀方言》卷下：“物不坚牢曰行。”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释词》：“昭人谓物之不坚牢者曰行。”章炳麟《新方言》：“今吴越谓器物楛窳为行货。”由此可见，“行”的这种用法不仅可追溯于先秦，而且在历代的文献中都可见到其具体的用例；不但在通语中能见到这种用法，而且许多方言著述中也都有所言及。这也说明，“行”的这种意义和用法，在古代并非囿于一时一地之用，只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行”的这种意义和用法，发展到现在才用作了方语。而“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和用法，根据我们的探究，又显然不会运动于其词义的演进轨迹之中。那么，“行”何以会表物品的“质量差”“不牢实”这样的意义？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用“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一个方面的可能性是, 因为在词义的发展过程中，“行”具有“义兼正反”的作用，即因词的反训原理所造成；另一方面的可能性是，在语言的运用中，由于“细”“小”“稀”等表“单薄”“细小”意义的词语，其语音的转化而促使其与“行”字音同或音近，从而便带来了由“行”来承担或负载了“单薄”“质量差”“不牢实”这样的意义。以下试作一定的分析和说明，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指教。
所谓“反训”，其实质就是义兼正反[4]。汉语历史上最早提出“反训”的是晋代郭璞。其注《尔雅》时说：“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曏，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他在《方言注》中又说：“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此训义之反覆用之者也。”（详见《方言》“苦，快也”郭注）对于正反意义，王力先生也有过论述，认为现代汉语中没有否定性的观念单位，一切否定性的观念必须建筑在肯定性的观念之上[5]。我们将“反训”简单地理解为：义兼正反，即包含一对正反意义的词。
王符《潜夫论?浮侈》：“以完为破，以牢为行。”汪继培笺：“古者谓物不牢曰‘行’。”正文中“完”就是“完整”的意思，“破”就是“破损”的意思，“完”与“破”的意义正好相反。这说明“完”与“破”相互为训，即“完”就是“破”的意思，“破”就是“完”的意思。同样，“牢”和“行”具有相反的意义，二者相反为训，即“牢”就是“行”，“行”就是“牢”。可见，反训就是意义完全相反的词相互训释，这是反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潜夫论》曰“以牢为行”，而笺注又云“不牢曰行”。从字面意思讲，“牢”就是“牢实”，“不牢”就是“不牢实”。“以牢为行”就是表示“行”具有“牢实”的意思，而“不牢曰行”意思是说“行”有“不牢实”的意思。这就意味着“行”既表示“牢实”的意思，还表示有“不牢实”的含义。换句话说，“行”的词义系统内部实际上兼有了正反两个方面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义兼正反”。徐世荣先生曾对反训进行过分类，其中有一类叫殊方反训。这一类就是说汉语中的某个词，其方言的用法与普通话的一般含义恰恰相反。如：郎：尊称也。又：贱称也。互：差也，别也。又：交也，和也。同理，“行”既有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反面意义，还有表“能干”“精明”“在行”的正面意义。这正好体现出“行”对支配主语深层次的赞扬夸耀或贬责讽刺的正反两面性。下面以日常生活中的句子为例：
（5）走私货表面好看，骨子里行得很。
（6）今天，我买了个行货，肯定不经用。
（7）这个人比我行得多。（李劼人《大波》第一部）
（8）儿说娘不行，并比划着娘上地的架势。（康濯《太阳初生的时候?买牛记》）
其中（5）（6）句的“行”，是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反面意义。在（7）（8）例的“行”，表“能干”“在行”的正面意义。我们认为，“行”字的反面意义是由其正面意义发展演变而来的，“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是因为在词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义兼正反”的作用，即词的反训原理造成。
与此同时，在语言运用中，具有“单薄”“细小”等意义的一些词（如“细”“稀”等），因为其读音相近或语音的转化，可能就造成了由“行”来担当了本该是“细”“稀”“小”表示的“细小”“单薄”的意义。“细”“稀”读音为xi，“小”读音为xiǎo，“行”读音为xíng。其共同点为：读音上，声母x，韵母都具有元音i。意义上，“稀”“细”“小”等字在都有“行”所表示的“单薄”“细小”“稀少”的涵义，都具有对物品内在本质的贬责、否定。语法上，它们用法一致，都具有形容词性，在句中充当谓语或定语。正是因为“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靠”的意义，与“稀”“细”“小”等字表“单薄”“细小”等意义，在音或义方面都有相似点和共同点，所以我们才作出“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是因为“稀”“细”“小”等字语音转化所造成的这种假设。
以上是笔者就“行”何以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这样的意义所做的一些粗浅分析和探讨。至于这两方面是不是“行”表这种意义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是真正的原因），我们这里尚不敢断言，也不能十分的确信，仅仅是做大致的推测和估量而已。这样的问题只是提出来，旨在求教于专家与同行，同时还有待于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王兴才．汉语语法和语法化研究［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页.
[2]汉语大字典［Z］．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812页.
[3]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70页.
[4]徐世荣．古汉语反训集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