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范文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1

关键词：中国形象；欧美市场；中国功夫片

中图分类号：{D0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075-03

与报纸、电视、网络一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也在跨文化传播中承担着生产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而作为向欧美市场输出量领先的中国功夫片，也是在国际语境中表现中国文化，建构“中国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影片样态。

一、电影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地位

1.国家形象。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一般定义是指“在一个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1]。“内部公众”涉及国家民对于自身现实的整体性认知，而“外部公众”以及“国际舆论”则是国家的自身样态在国际化的语境中的呈现。可以说，国家形象并不局限于认识主体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反映。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视域下的整体印象以及得到的总体评价更包含了“主观”化选择、设计、构建、传播和塑造的过程。可以说，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完成的。

2.电影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形象的有力支撑，对国家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和重要价值。而在影视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最具群众基础的影视文化无疑也负担起了塑造和确立国家文化形象，推动国民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相较于传播过程更为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的电视艺术，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介在国际传播交流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电影诉诸视听语言符号的特性摆脱了传统媒介如报纸、书籍乃至广播对于单一符码（文字或者声音）的依赖。各国的电影创作者利用电影多重的符号结构承载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将电影作为媒介向世界展示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从而在国际范围塑造出本民族和国家的形象。“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凭借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的优势，成为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1]”在20世纪60、70年代，一批带有强烈东方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片、武侠片迅速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蔓延开来，随之影响了欧美电影市场对于中国的形象认知。

可以说，功夫片对于中国形象在欧美文化时域中的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欧美市场占据了最大市场份额的中国功夫片，则以由邵氏影业出品的一系列武侠电影和由李小龙主演的动作影片为代表。

二、邵氏武侠功夫片：“文化中国”的形象自塑

邵氏影业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后因历史原因迁移至香港。可以说，邵氏出品的一系列影片都潜移默化收到了海派文化的浸淫。邵氏影片发行所面对的主要观众群体是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侨华人。历史上与大陆的文化渊源和华人为主的受众群体特质决定了邵氏影片的“大中华”属性。邵氏出品的电影作品注重对民族性的深层挖掘以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理念的弘扬。“‘中国梦、民族情’是邵氏影片的核心内容。[2]”在艺术创作理念上，邵氏的功夫武侠片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早期武侠电影传统， 同时借鉴了国际化的好莱坞式戏剧元素，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功夫片艺术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邵氏的武侠功夫电影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邵氏最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影片中所承载的“文化中国”的核心思想，在凸显影片民族气质，向世界展示东方传统武侠文化的同时，也对于构建中国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地位。

1.文人气度与暴力美学的缔造。作为邵氏新武侠类型电影的开创者，胡金铨的电影作品在追求视觉美感的同时也着力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儒雅、冷静的一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金铨在电影中融入了舞蹈、音乐、戏剧的美学特质，并在营造符合民族传统的美学意境的同时学习了日本武士电影和美国西部片中制造紧张气氛的的创作精髓。从胡金铨的代表作《大醉侠》、《龙门客栈》和《侠女》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金铨作品中的武打场面既包含了舞蹈的飘渺写意，也融合了京剧的利落真实。正如台湾影评家黄建业所言：“正是通过胡金铨的努力独创，‘原本粗糙’的中国武侠电影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让人目睹‘热血刚强的侠客鹰扬飞舞的身影后有着血汗熔铸的真情烈性’， 从此，武侠电影有了它‘在文化艺术视野中的深度和广度’。[3]”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不仅有江湖儿女的刀光剑影，也不缺乏书卷气和文学底蕴。电影中侠士的身份，多半不是江湖草莽，而是文武兼修的人物。无论是外表扮相，还是言谈举止，都流露出儒雅的文人气质，使得影片的风格乐而不摇，文采风流，韵味十足。

与胡金铨强调文人化的艺术品格所不同的是，在另一位武侠导演张彻的电影中，草莽英雄的豪迈义气是影片所极力展现的重点。张彻的作品着力于强调男儿情谊，、男性豪气。这种“血气方刚”的气质直接地体现在影片激情浪漫、酣畅淋漓的暴力美学之中。在外形塑造上，赤膊上阵是张彻电影中英雄在决斗时的最大特征，古铜色的肌肤，结实的肌肉极大地彰显了主人公的男性魅力与个人力量。在动作设计上，为了塑造男主人公健康硬朗的形象，影片中的武打动作充满硬桥硬马的写实感，注重营造血脉喷张的暴力效果和紧张气氛的营造。在剧情设置上，张彻突破性地摆脱传统华人电影中“大团圆”结局式的故事架构，正面突出地表现以往电影所禁忌的惨烈打斗，强调死亡的震撼。影片中的桀骜的主人公在暴力的杀戮之后往往是以悲剧收场，这种独具特色的“暴力美学”开创了武侠影片故事架构的新纪元，并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吴宇森为代表的香港导演的动作破案创作。除了张彻与胡金铨，而另一位武侠片导演楚原着力于将武侠文学大师古龙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利用绚丽的光影视觉效果复原古龙文字中所描写的奇崛意境。楚原自觉地将唯美情趣与文艺气氛融入电影中，以个人化浪漫唯美的特点自成一格。

2.道德理想与现实功利的交织。胡金铨电影中的侠客代表了他所推崇的儒家文化中“仁”的特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使用武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自身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或是忠孝节义的道德诉求。影片中渗透着胡金铨本人对于武侠精与“以暴制暴”行为的个人反思。与张彻在电影中极力渲染暴力的主张不同，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重视的不是力量的大力宣泄，而是技巧的写意化展示，打斗的场面多是点到为止，兼有舞蹈轻盈的美感。胡金铨塑造的侠客从容淡定的文人风范也是导演自身气质和人格理想在影片中的投射。而《侠女》作为胡金铨武侠作品的巅峰，使胡金铨的创作主题从对如儒道精神的宣扬逐渐走入对禅意的解读，使其作品在文学意味、历史积淀之外又具有了佛家的哲理。而对于香港武侠电影来说，除了拍摄技巧和艺术上的成就，胡金栓也是第一位将女性从充满阳刚的武侠世界中凸显出来的导演。在胡金铨的影片中出现的多个具有现代独立品格的女侠形象，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武侠模式的全新挑战。在同时期张彻的电影作品中，铁骨铮铮的江湖硬汉一改过去黄飞鸿电影中的正直保守的封建家长形象。在弘扬传统家国观念的同时，张彻影片中的主人公更注重对个人价值和自身尊严的维护。他们孤傲愤世，重视兄弟情义，“士为知己者死”是贯穿张彻影片的强烈感情，“以暴制暴”则是他们反抗世界，对抗所有不公的手段。张彻一扫之前香港电影的阴柔之气，呈现给世界观众一个纯“男性化”的江湖，女性在张彻的电影中多是以被保护的形象出现。而不同于胡金铨影片中所塑造的充满传统古典韵味的文人侠客形象，张彻塑造更多的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带有现实的功利主义色彩的现代英雄。

3.复杂人性与黑暗社会的呈现。在胡金铨和张彻电影作品中，人物角色模式是典型的正邪二元对立。而另一位武侠片导演楚原则注重利用影片挖掘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复杂性。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多是正邪难分、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而这种打破了传统脸谱化范式的人物创作深刻地影响了香港后期以《无间道》为代表的黑帮片。楚原影片多翻拍自古龙的武侠小说，与原著中那些失望于人性却又坚守人性孤独侠客一样，楚原影片中的侠客无论行事多么乖张，仍然保留一份赤子之心、侠义之情。楚原影片中的江湖充满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脱胎于古龙原著的楚留香、陆小凤等带有传奇色彩的侠客更多的寄托了当代人的人格与理想，更蕴含着楚原本人对深陷时代困境的现代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与思考。邵氏电影中的英雄侠客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只能够凭借个人力量与邪恶势力抗衡。政府要么是无能不作为， 要么是作为英雄侠客的敌对面出现。影片主人公多是“漂泊”于江湖的英雄的孤单侠客，而过客对家国的眷恋，也成为了以胡金铨为代表的邵氏“新功夫—武侠”影片的精神内核，以此来表现华人对于“文化寻根”的焦虑与渴望。

三、李小龙：“中华大丈夫”的形象颠覆

除了邵氏的武侠功夫片之外，20世纪60、7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轰动效应的就是由李小龙主演的一系列功夫动作电影。李小龙的电影作品跨越了种族、国家、地域的界限，不仅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不能被忽视的一笔，更成为了值得被深层讨论和研究的跨文化传播现象。由李小龙塑造的“中华大丈夫”的形象，颠覆了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国际上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塑造出勇武、坚韧的中国人形象。

1.阳刚肌肉男形象：对阴柔气质的颠覆。在李小龙的一系列动作影片中，首先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的，是他充满男性魅力的健美身体。在李小龙之前的好莱坞影片中，以陈查理和傅满楚为代表的华人形象，尤其是华人男性通常都被塑造成为了懦弱、瘦小，手无缚鸡之力的“病态者”形象，或是没有被赋予明显的男性特质。而李小龙在影片中对于肌肉线条的刻意展示，以及对于拳脚功夫的大力表现，其最终目的就是在塑造符合好莱坞审美观念的男性角色的同时，向西方文化中对于华人男性的刻板印象宣战。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戏剧类作品中可以总结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审美里，“面如中秋之月”，玉树临风的公子形象更为符合大众对于“侠客”、“君子”的定义。早期的武侠电影中也着力塑造风度翩翩的侠士形象。而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邵氏银幕肌肉男的出现才表明了邵氏影片从重视阴柔美到凸显阳刚的艺术创作转型。而“不同于张彻、刘家良等人展示男性身体的目的回复中国的阳刚传统以修正自身审美倾向的需要”[4]。李小龙对身体的刻意展示在一方面迎合以美国好莱坞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袒胸露膊显示肌肉的男性审美趋向的同时，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击以往好莱坞对于华人男性“被”形象的偏见，以带有传统东方气质的“肌肉男”形象提高华人男性的民族气质，并使得“中国英雄”的形象得到西方文化的认同。曾筱霞和翁君怡在《消解与重构——李小龙自塑形象的传播学意义》中提到，“李小龙将体魄问题提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将躯体与个人命运及民族荣誉联系起来，通过画面强有力地回击了好莱坞对华人男性懦弱无能的偏见，同时也重建了中华民族阳刚自信心。”

2.国际化现代英雄：对封建传统的颠覆。李小龙有长期赴美留学的经历，因此他所塑造的中华大丈夫形象，不再单纯是武侠电影中“家国天下”的侠客，而是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被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李小龙的电影角色虽然身怀绝技，但从来不会主动出手。李小龙的每次出手不是个人技能的一种炫耀，而是使用暴力的方式维护正义与和平，以个人行为维护国家和名族的尊严——在这一方面，李小龙继承了以邵氏为代表的武侠功夫片中对于“武德”的极力推崇。在另一方面，电影中孤军奋战，以一敌十的李小龙被明显地赋予了好莱坞式“孤胆英雄”的特质。李小龙的影片背景多为现代社会，而李小龙个人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也不再是“黄飞鸿”式的道德楷模，而具备的现代社会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的张扬色彩。好莱坞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传统民族精神的双重体现，使李小龙不仅被视为华人世界的精神象征，更成为国际化的世界英雄。

四、结 语

20世纪60、70年代，以邵氏、李小龙为代表的影片在向好莱坞展示了华丽多元的东方功夫奇观的同时，更突破了好莱坞以往对于中国形象的刻板化塑造。这一时期欧美市场的中国功夫片为“功夫”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进入好莱坞影片奠定了基础。并向世界传达出中国以“忠、义、勇”为核心的武术思想。第一次大范围全球化地树立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正面英雄形象。这一时期的华语功夫片在打破了好莱坞对于中国人偏见的同时，为随后以徐克为代表的香港“新武侠”导演提供了借鉴的参考范本，更为21世纪好莱坞的整体中国元素呈现以及以成龙、李连杰、甄子丹为代表的中国动作片明星走向国际影坛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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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筱霞，翁君怡.消解与重构——李小龙自塑形象的传播学意义[J].东南传播，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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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功夫电影之审美特点及风格嬗变[J].电影文学，2008（9）.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2

英语真的有那么讨厌吗？

家长和学校往往疏于培养学生的兴趣，而～个劲地灌输“英语很重要必须好好学”的观念。倘若对一门语言毫无兴趣，被迫学习，对它的理解局限于一堆苍白破碎的题目和一块有价值的敲门砖，那自然容易又费力又学不好了。

其实，英语很美。

世界五彩缤纷，如果只会母语，视野会相对局限一些——语言常常影响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英语，可以成为看世界的另一扇窗。

大学的某节英语课，老师先给我们听一首英语民谣，然后从歌曲表现的情感说到犹太民族饱受迫害、夹缝求生的历史，畅谈欧洲各国的制度、民族兴亡的规律……如果不懂英语，又如何能阅读第一手资料，徜徉世界历史的广阔海洋？

英语是一门逻辑性较强的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都有连接词来表示，是因果？是转折？简洁明了，不容易引起误解。而且，不同于汉语对事物的直观描述，英语更倾向于透过现象描述本质，比如我们说一个昏迷过去的人醒过来了，在中文里，醒可以是脱离无知觉状态，睁开眼睛的动作，也可以是从睡梦中醒来，而英语用“come back to life”，就把两种醒区分开了。这种探究本质的语言，也促进了西方国家对科学的重视。

有人说，汉语更为灵动，适合写诗词歌赋，而英语更为严谨，写议论文明晰有力，写学术文章也更容易做到环环相扣、清楚易懂。与其争论语言的优劣，不如互相补充。学习、使用一门逻辑，性强的语言，有助于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让思维更加清晰、沟通更加高效。逻辑有多重要？没有严谨的逻辑，我们就难以准确认识这个缤纷的世界，难以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抱着错误逻辑推出的信念生活，难免处处碰壁，撞得满头包了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其实，听力材料、单选、完形、阅读等各种题目，都包含着许多信息——前沿科技、精彩故事、人生感悟、文化评论……我从英语题目中知道了“三手烟”的危害、著名音乐家匿名在地铁演奏竟无人驻足的故事、养宠物让主人更健康是因为宠物能舒缓精神压力……这些题目不仅提供了有趣有用的知识，还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异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拓宽视野，对这个世界也会多一些包容。在功课繁忙、难以抽出时间专门进行课外阅读的时候，题目就是方便的信息来源，只要时间允许，还是不要跳读，跳读是为做题而做题，浪费了题目的另一项功能。

如果面对某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你实在提不起兴趣，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它和其他兴趣点之间建立联系。

很多爱听英文歌的人经常会觉得某首英文歌真好听，却不明白为什么唱到某个地方就激动起来，更不要说深入挖掘英文歌的灵魂了。

还有，你是否有环游世界的梦想？掌握一口流利的世界语言，能大大减少旅行的障碍，充分和当地人交流，才可能触到一个国家的内心，这会让旅行摆脱走马观花拍照吹牛的肤浅苍白。还有，要是词汇量不够，连点菜都不方便，会错过多少异国美味啊……

你是否曾对一本优秀的英语书籍大有兴趣，可是一看翻译，僵硬苍白，就算翻译水平不错，还是会有语意的损失，原版又看不大懂，只能白白放过，心有不甘？

你是否对某部精彩美剧深深着迷，可是听不太懂他们的叽里咕噜，只好指望字幕，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一旦在大脑中将英语与你感兴趣的事物联系起来，学习起来就会分外有动力。与其有害无益地抱怨英语难学，还不如把这份精力用来搭建联系、培养兴趣——哪怕你特别喜欢某个英语老师甚至英语课代表，也可以化为动力啊。

那么，要如何事半功倍地学好英语呢？我觉得学语言最高效的方法就是制造环境。与其苦大仇深地一味做题，还不如匀出一部分时间精力，挑些内容有趣的英语读物，最好是原版书，一旦内容吸引了你，你自然会继续下去，可以先把没见过的单词查好再连贯地阅读，不要在阅读中停下来查，那样太破坏阅读乐趣了。甚至不一定要刻意去背，见多了自然就记住了。读得多了，你积累的地道搭配越来越多，语感越来越好，完形填空水平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做阅读题更能理解英语思维了，作文写得也更好了……

广播和电影效果也类似，我高一有段时间每周末都看一部中英双字幕的英文电影，常常某次考试有个搭配不会，考完一看电影，发现居然就在台词里，这样看到的东西，印象就特别深刻。

有时候用英语自言自语一番，还会发现有些话用英语表达更加合适呢。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3

《直到世界尽头》是羽坛全满贯林丹心路历程的坦白。在鲜花与掌声后，林丹不为人知的一面由此表露。

书中这样写道：“雅典奥运会，梦一场。”年少轻狂的林丹或许是太过自信，梦断雅典。

合上书细想，我似乎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英语演讲比赛在学校如火如荼地举行。我自以为条件优越，便积极报名参加。比赛准备期间，见周围同学有事没事儿手上捧着个英语书，大声朗读，心中暗笑：他们也太紧张了吧。我不用练习，到时候正常发挥便行。想完，手插口袋，自顾自地走远。

练习时间很快便过去了。比赛前，在后台望着观众席上黑压压的人，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原本的淡定不翼而飞，手心渐渐沁出一些汗。试图用呼吸缓解心情的我只要一闭上眼，心如重锤般敲击胸膛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以失败告终。

事前自我感觉太过良好，准备不充分，导致了林丹的失败，同样也造成了我的遗憾。

失败引起了林丹的思考：“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淘汰后，在赛场上看着队友比赛，心里不是滋味。”

是的，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失误买单。

雅典的失败给林丹当头一棒，也让他变得清醒。自此之后的八年，林丹的训练都是队里最刻苦的，等待他的也绝不是后悔。

同样，有了失败经历的我在第二年的英语演讲赛中如愿以偿获得大奖。赛前认真踏实的准备终究有了回报。

或许我的故事比林丹的渺小太多，但背后的思考是相同的。凡事平常心，脚踏实地地做事，不浮躁，成功会降临到你身上的。

我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别样的人生，相似的经历，同样的思考，林丹成功了，而我也正努力，用林丹那样不屈的精神书写未来。

【点评】同样有少年轻狂的经历，同样有品尝失败的思考，同样有清醒踏实的行动。――书里的林丹既是“我”的影子，也是“我”的镜子。小作者深切理解了题意，把林丹和“我”巧妙融合起来。小作者开门见“书”，接着，叙述由“书”勾起的一段经历――参加英语演讲比赛；然后，阐发对这段经历的思考；最后，表示“用林丹不屈的精神书写未来”。 “书”“我”交替，穿插自然。小段落的行文，条理清楚，显得素净。文中不乏启迪性语句，颇有励志意味，说明小作者有真正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读来使人警醒。可以在叙事过程中，使描写更加细腻一些，以增添文章的感染力。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4

［关键词］ 电影音乐；张艺谋；民族；视听

一、电影音乐的意义所在

影视艺术是声画艺术的结合物，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核心所在，这就决定了电影音乐必须是丰富、强化视觉形象，而不应该成为独立于电影之外的。我国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影视艺术蓬勃发展，在听觉方面，参与声音元素的人声、音乐、音响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对影视作品声音方面的塑造，乃至影视作品整体的艺术风格都有积极的作用。电影音乐是剧中人物情感脉络的基调和暗示，使得影片情感表达充满诗意。优秀的电影音乐，都是与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情感的抒发及影片情节的发展密切相连的，通过音乐的配置和运用产生让观众产生审美体验和情绪上的共鸣，在渲染气氛、配合剧情、完成叙事、表达情感方面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谈到中国的电影音乐，不得不提到张艺谋的电影，张艺谋是在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导演，张艺谋的电影作品屡次在重量级电影节中有所斩获，其作品深受大家的欢迎，不仅如此，其在电影音乐的运用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他作品中的音乐同时具有传统与现代元素，具有特有的叙事表意功能，都有着鲜明的风格和特色，下面对其代表作中的电影音乐进行赏鉴。

二、张艺谋电影音乐赏鉴

（一）《红高粱》

1988年，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一举捧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获此殊荣，张艺谋导演一直是以创造视觉盛宴著称，《红高粱》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画面流畅、优美和富于内涵、充满动感，张艺谋把视觉和造型艺术玩得酣畅淋漓，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以看做一幅饱满浓烈的剪影，大量运用的造型艺术以电影的语言再一次横空出世，《红高粱》的成功，造型、摄影和色彩的大胆运用当算作第一功，但单以画面取胜也决不会获得“金熊奖”,张艺谋在这部电影中对音乐的运用也炉火纯青，声音和音乐构成了这部电影叙事节奏和完善视听语言的支柱。影片开始时九儿出嫁，一群臭老爷们抬着个漂亮的小媳妇，伴随迎亲队伍欢快的唢呐声，再加上几段俏皮粗野的歌词儿，奶奶满脸的忧郁和轿夫颠轿的欢快形成对比，到新房时，电影中响起悲凉的唢呐独奏暗示着封建社会女性的被动、悲惨地位。 “我爷爷”和九儿“野合”那一个场景，在配乐上使用的是音乐来模拟人生的呐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哇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头――”30支唢呐、4支笙和一座中国大箭鼓一起，喊出的是生命的怒放，朴实的快乐，颠簸的红轿，劲拙壮烈的音乐伴着高粱酒，那是一种生命的激情，满怀着黄土高原人的火辣酣畅。九儿闭着眼睛仰面躺倒时，音乐转为唢呐与鼓点的合奏，在雄厚的音乐声中表现出主人公生命力勃发的激情。在行腔中借鉴了山东地方戏曲的柳腔和茂腔以秦腔花腔的一些唱法，将男性的阳刚之气表露无遗。总之，《红高粱》是一个火红的天，火红的地，火红的高粱，火红的人生。这就是影片的完美色调。唢呐和中国大鼓，伴着痛快的呐喊，鼓鼓入耳，与心跳达成和谐的频率，仿佛给影片添加了灵魂。

（二）《英雄》

《英雄》中的音乐充斥着北方的元素，粗犷、沧桑的旋律一直萦绕于整部作品中，把北方大地的这种苍凉感渲染得淋漓尽致。其作品人谭盾这次一改传统的风格，而是将东北音乐与内蒙草原、戈壁沙漠音乐有机融合起来，这种音乐风格不同于《卧虎藏龙》的风格，《卧虎藏龙》的音乐细腻、委婉、相对照较单线,《英雄》的音乐粗犷、沧桑、多层次,让人想起北方的大谟孤烟、长河落日。但二者都将西方的弦乐和东方的鼓乐做了融会。谭盾在音乐中加入了西方化的元素。一方面表达沧桑、悠久、宽博，另一方面表达浪漫人性。伊扎克・帕尔曼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小提琴家。帕尔曼当年在《辛特勒的名单》中的出色表演，曾感动了全世界。帕尔曼的小提琴在《英雄》的电影配乐中占有最重要的部分。录制过程中，谭盾让帕尔曼将琴弦调松，只用两根弦来拉出声音，声音的表现则借鉴了秦腔的高音特征，营造出一种远古大漠的苍凉感觉，与电影甚为匹配。这正是《英雄》为我们营造的幽古的秦代的世界。打击乐方面谭盾运用了日本的鼓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又很现代的鼓乐队。谭盾亲自挑选了四十几面大鼓为《英雄》配乐，他们录的是日本最著名的鬼太鼓，配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青铜器乐器――铙钟的声音，既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又带有浓烈的中国特色的音乐元素，这才造就了《英雄》中磅礴大气、雄浑恢宏的打击乐。其中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李连杰与梁朝伟在水上打斗的那个场面，该场景拍摄于“九寨沟”，优美的景色配上动听的音乐，水的声音与乐手用指甲在鼓上面滑动出来的声音，融合与仪器，鼓声、叶子飘舞的声音、手指轻扬划破空气的声音委婉动听，非常的特别。总之，《英雄》这部作品能让人余音绕梁，感受这样一场视觉与听觉盛宴，让观者在一片肃杀的苍茫大地上感觉到一种比声音更安静的声音，这是它的成功之一。英雄由著名音乐人张亚东作曲，林夕填词，黄耀明等担当制作，加上演唱者王菲，可谓众星云集。歌词大意是等待英雄、歌颂英雄，而王菲另类“荒凉”的嗓音与电影中苍凉肃穆的意境十分和谐。

（三）《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秋菊打官司》上映后，被国内影评界评为1992年佳作的首位，并获得年度广播电影电视部故事片特别荣誉奖和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它与张艺谋以往的作品有显著不同：题材上，由传奇转向现实；形式上则由浪漫变为写实。与张艺谋以往的电影不同，这部电影的手法和风格更具有一种内在性，《秋菊打官司》可以说是张艺谋最好的影片之一。全部采用实景、只用四个职业演员和一半的偷拍镜头，这是一部采用纪实手法拍摄电影，加上偷拍的一些实际生活状态，如街头的人潮，马路上并行的马车、汽车、人力车与自行车，路边的个体户摊位，贫瘠又没有颜色的乡村（与五光十色的城市形成对比），老人空洞的眼神，骑着自行车的少女等。人物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着张艺谋一贯的故事性叙述方式。开始秋菊无论如何也要向村长讨个说法，最后不惜告到市里的法院，在结尾，村长和秋菊一家和好时，村长却被抓走了。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损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的相互交织的大文化的主题。人物关系的转换，显示了张艺谋对这类纪实性影片故事性上的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是本片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电影音乐是一部电影的灵魂，音乐不能将就于画面，音乐不光有自身的语言特色，而且具有地域文化特点，如何平衡主要是靠个人的感悟，比较难用语言来描述。正是由于音乐的存在，电影情节的流动才有了动力，故事的结构才有了依据。《秋菊打官司》中的音乐实际上都用了秦腔花脸的发声办法和那种行腔方式，秋菊每次走上告状的路，走出村口，几个陇县的老艺人弹月琴，然后配上碗碗腔领唱，一声“走啊!”的秦腔既突出了地方色彩，又表现出主人公的执著。影片结尾秋菊在山谷中的奔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音响效果也非常独特，秋菊脸上写满了无奈与失落，音乐是带有戏剧的，影片的结局也是戏剧的，暗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四）《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流传甚广，是传统琵琶曲之一，乐曲根据公元前20年楚汉在垓下决战，汉军摆出十面埋伏阵打破楚军的这一历史史实改变，《十面埋伏》采用了我国传统的大型套曲结构形式。全曲共有13个小段落，曲中琵琶铮铮,铿锵有力，分别为：（1）列营；（2）吹打；（3）点将；（4）排阵；（5）走队；前五个小段以萧瑟的几声弦语开场,描述汉军大战前的准备，着重表现威武雄壮的汉军阵容。铿锵有力的节奏犹如扣人心弦的战鼓声，模拟军号、马蹄声等古代战争中的典型音响,激昂高亢的长音好像震撼山谷的号角声，托出一番山雨欲来之势。（6）埋伏；（7）鸡鸣山小战；（8）九里山大战；这几个小段乐声急转,展现两军对垒短暂的胶着状态,描绘了楚汉两军殊死决战的激烈情景；（9）项王败阵；（10）乌江自杀；（11）众军奏凯；（12）诸将争功；（13）得胜回营。后几个小段描述汉军的胜利者姿态，在一番急促弦语之后,楚霸王渐露败相,尤其在高潮处运用了多种琵琶技巧手法来表现千军万马声嘶力竭的呐喊，将两军对战的紧张场面描绘得活灵活现，很有感染力。张艺谋直接以中国传统琵琶曲《十面埋伏》为名，拍摄了同名电影《十面埋伏》。故事以唐朝为背景，讲述了唐朝官府捕快与江湖门派飞刀门之间一场惊险刺激、悬念丛生、扑朔迷离的武侠故事。“爱和恨”是这部电影的音乐主题。“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故事里“爱”和“人物关系”相交织。琵琶曲贯穿这部电影的始终，电影开始后，在乐坊里电影主人公正与一群漂亮姑娘做游戏，充斥跟幕是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奢靡生活，琵琶、歌妓、乐坊历来是紧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琵琶曲恰如其分的营造了这种气氛。随着情节的展开，金铺头要求小妹跳舞，这段舞蹈的配乐是二胡和琵琶协奏曲，演奏的汉代李延年的《佳人曲》，这独具震撼力的琵琶曲，在影片中起到了刻画人物形象的强烈作用。对侠女小妹的形象与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刻画出小妹的出淤泥而不染和为感情舍弃生命的形象，《佳人曲》这段二胡和琵琶协奏曲在《十面埋伏》中被一再应用。乐曲哀伤、无奈、反抗、拼争、执著和坚持，不仅仅带有哀怨的愁思，更饱含着意外深长的韵味，好像在质问，又像在倾诉。将中国传统乐器细腻悠长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最后一段伴随着小提琴的鼓音，每一声都敲在心灵的最深处。最后音乐却戛然而止，给人思索和叹息，所营造的神秘缥缈的氛围与电影情节相互照应，起到遥相呼应的效果。

三、结 语

总之，音乐具有天生的艺术表现性,影视音乐作为影视艺术中重要的元素之一，不同的音乐作品，将诠释出不同的视听效果，将会极大地增强电影作品的感染力，只有与画面剧情配合默契，才能将观众带入导演所设定的影像环境之中，只有与影视作品整体风格协调统一的音乐，才能成为影视作品的推动力，张艺谋电影的成功其一在于其对于音乐的音调的独到运用，中国电影的成功不仅需要继承传统的、民族的音乐元素，更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 王志敏.电影学:基本理论与宏观叙述［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2］ 张浩岚.视听语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

［3］ 王志敏.电影美学:观念与思维的超越［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5

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转引《纽约时报》影评人的那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堪称对20世纪尾期香港电影最精辟的概括，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下，吴宇森的作品自然也可以被归纳其中。其实，吴导从1974年就开始涉足电影导演的工作，但他真正成名，当然还是从1986年的《英雄本色》开始。《英雄本色》不仅是吴宇森，也是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一个里程碑，从那以后，英雄片作为一个亚类型片种正式登堂入室，关于东方意境、关于暴力美学、关于中华侠义，自此开始借吴宇森的光影画笔在世界电影长廊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宇森的英雄片在电影史上最直接的母体就是邵氏武侠片，吴宇森从张彻的助手出生，这位武侠大师的电影风格自然也给吴宇森今后的创作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吴宇森自己就曾说过：“把张彻电影中的刀换成枪，那么就会很像我的《英雄本色》了。”吴氏暴力美学之于张彻武侠片的传袭，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吴宇森的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能够领一时风气之先，逃不脱整个社会文化土壤的承载。吴氏英雄片，看似癫狂过火，内里却饱含着对中华传统文脉的应合，还是波德维尔所说：“中国历史上多的是腐败与贪婪的统治者，一向没有诉诸客观公义原则的传统。因此，在深入民间的故事里，英雄若非以武犯禁的独行侠，便是精英统治阶层的对头人。”这正是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亦是吴氏英雄片核心的价值观和伦理诉求之所在，从这一点而言，《英雄本色》们自然是对全体华人观众通吃的。此外，吴氏英雄片向来以塑造肝胆相照的男性情谊为重，同样也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国游侠与西方骑士传统背道而驰，他们不会效忠女人，甚至不会爱上女人(纵或会有女侠相助)。侠士至高无上的做人原则是忠诚，是对家庭，尤为对父亲的忠诚，也是对友人或“兄弟”的忠诚。”由是看来，所谓的兄弟义气，正是东方侠客们持重中华文化最深厚的地方。

吴氏英雄片在美学上的最大特点，便是浪漫抒情、动静相宜的东方意境，后世有人以“暴力美学”称呼之，口耳相传，遂成吴宇森导演最大的标签。殊不知，这也是吴导对世界电影的一大贡献。当然，动作片(广义)几乎算得上是华语电影唯一拿得出手的类型片模式，吴氏暴力美学对好莱坞的渗透，自然也得放在香港动作片整体对外输出的大背景下，但在后现代的热兵器时代拍摄出古典意蕴十足的打斗场景，这显然是吴宇森的独门秘笈，亦是《断箭》《变脸》《碟中谍2》大获成功的命门。鸽子谁都会放，但每每放得豪气干云，将英雄之孤傲幻化于羽羽白鸽的扑打间，舍John Woo其谁?

吴氏英雄片在1980年代的风行一时，自然与港人的心境息息相关。一方面，香港历来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社会，吴宇森“将传统江湖文化中的‘兄弟情义’纳入到黑社会片这样一个现代文本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文明进程与传统文化生态之间所产生的裂隙。换句话说，观众对于英雄片中兄弟情义的认同乃至顶礼膜拜，其暗含的前提恰是现实世界当中兄弟情义的缺失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问情感的淡漠和疏远。”另一方面，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九七综合症”逐渐发酵，港人的身份定位和前途规划空前微妙起来，吴氏英雄片中的孤胆英雄形象，于是暗合了港人既不认同英国殖民者又对完全回归诚惶诚恐的“本港”情结，对脸谱化威权形象的反抗也巧妙的契合着港人心态的律动。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斯时港产片看似对儒家文化母体放肆反叛，骨子里其实还是臣服在老祖宗的文脉之下――这无非是回归前的一次青春期叛逆罢了，该变回来的总归还得变回来。果然，北京迎来了奥运会，John Woo也重新变成了吴宇森。这一次，游侠精神开始史无前例的与国家意识紧密结合起来，侠客变成了政治家的部将，私人打斗也上升为统一战争，不过这两部了却吴导演心愿的《赤壁》票房虽饱赚一笔，但坊问的口碑却是空前的低迷。

其实都这样，九七已过，CEPA都成了过去时，香港导演大举北上，陈可辛在《十月围城》里挥洒着仁人志士保护“伟大革命先行者”的一腔热血，马楚成也在《花木兰》里让赵薇喊出了“将军可以弃我，国家可以弃我，但我花木兰绝不背叛国家”的壮语豪言。吴氏英雄片中所传承的游侠精神完全被了，“精英统治阶层的对头人”摇身一变成权力体制的暴力执行者，躲在民族主义护盾后面的威权国家话语响彻银幕――魂不在了，留着那缕暴力美学的游神还有什么用?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6

关键词：课堂教学；目标；评价

引言

高职高专英语课堂教学的传统评价形式主要以测试的形式进行，重视定量评价，轻视定性评价；重视纸笔测验，轻视实作评价；重视知识的背诵记忆与复现，轻视技能与能力的评价与培养。综观教育发展趋势，当今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是教学评价从量化评价向质性评价发展。作为教学改革主力军的教师，应该如何行动起来，在研究中积极反思和改变自己的境遇，行动研究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教师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是教师不满足于已有经验，勇于超越，敢于否定和批判的意识。

1 行动研究综述

对于笔者来说，第一次接触到行动研究这个术语是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开设的一门教学法课程上，使用的教材是《根据原理教学：交互式语言教学》，在这门课的第22章“终身学习：不间断的教师教育”中提到了行动研究。在文秋芳教授的导读中这样叙述：教师互相听课有助于教师职业水平的提高，研究课堂教学的最好方法是行动研究法。

1.1行动研究的探索

行动研究又称行为研究，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在1946年提出，1949年Stephen Corey等人将行动研究的概念介绍到了教育领域。为了对国内外有关行动研究的研究现状有一个更详实的了解，对1990~2009年主要学术期刊的文献作了检索。之所以从1990年开始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动研究才被介绍到国内。通过分析发现，国外关于行动研究的探讨已相当成熟，我国对行动研究的介绍相对较晚。

1.2行动研究的发展

虽然行动研究被介绍到中国已经历经十余载，但是我国外语教师的行动研究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刘润清、戴曼纯，2003；Rainey，2000）。刘润清等（2003）对全国高校英语教师的调查表明，高校教师中只有5.8%的人熟悉行动研究，这在调查所列出的各类研究方法中，与文献阅读与研究（56.8%）、归纳性研究（21%）、语料库研究（6.3%）等相比较，是熟悉比例最小的。然而，我国外语界在行动研究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相比20世纪90年代，自2000年以后行动研究方面的文章明显增多，尤其在近两年发展较快。检索中国知网发现，仅2008~2009年相关论文就有100多篇，而且，更重视与实际教学结合，卓有成效。

2 评价中的行动研究

在几年的英语教学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学生对我教学的评价与反馈，这些评价总能让我一方面对自己的付出得到认可而倍感欣慰，另一方面，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教学要推进，不断循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评价，在教学评价中，更应学会做质的分析。

2.1行动研究与评价

通过研读发现，教师进行行动研究的一般步骤为：发现问题—计划—实施或称之为操作—审查或称之为总结评价，然后再计划、再实施、再审查，不断循环研究，逐步深入，直至研究出有效的科学结论。在这一螺旋式上升的循环研究中，总结评价这一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研究工作进行一个阶段之后，为了全面分析计划制定得是否正确，落实的如何，计划实施后效果怎样，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需全面进行总结评价。在总结评价时，要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绩，找出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评价计划和实施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工作，这有利于制定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李桂芝，2002）。转贴于

2.2高职高专英语课堂教学的评价

从总体来说，高职高专英语教学应该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在教学中更加重视评价证据的积累和评判，更加重视职业能力、实用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更加重视“教、学、做”的结合，更加关注教学与评价的融合。（刘黛琳，2008）。从多个维度思考，应包括：评价标准、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和方法、评价主体和评价过程的多元化。教育教学理念是教师不断加强自身学习，从自身的教学实践和教学反思过程中加工提炼而成的，教师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戴士弘，2009）因此，本文的评价更多关注的是对于教师的评价，应注重教师的日常生活，教师的日常生活不仅限于他的起居饮食，还包括他的日常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为人们提供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容易使人沉湎于重复性的、机械性的日常生活中，导致教师从心里抵制变革，于是，首要的是改变教师的思维习惯和行动、操作方式，是教师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态度。

2.3新评价模式的构建

目前的职业教育教师自己大多从普通高校毕业，受的都是“知识目标”教育。所以一般想象不出课程的“能力目标”是什么样。如何对教师进行评价，不应该再是过去的样式，督导列出一个教师评课表，让学生对照着给老师打分，主要是考查教师的专业技能是否娴熟，上课态度是否认真，知识传授是否准确到位。就此，戴士弘教授在其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指出：能力不能传授，只能训练。用什么训练?用做事来训练、用完成任务的过程来训练。做什么事?做学生未来职业岗位上的事，最好直接解决未来职业岗位上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熟悉学生的职业岗位，知道那里的问题、项目、任务。教师在课上，要带领学生去完成任务，而不是仅仅讲授一本书。一门好的职业教育课程必定有明确的任务。学生兴高采烈地跟随教师完成这些任务，练出办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练出自学的能力，学到相关知识，获得实际成果，产生由衷的成就感和自信。

这一模式的具体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具体细化，对于教师的评价应有助于教师的成长，应追求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双师型甚至三师型教师的培养真正落到实处。

3 结论

钱冠连先生提出的后语哲思想，在语言哲学界引起了很多共鸣，语言哲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小的浪潮，这浪潮必然也会影响语言教学，而行动研究正好迎合了后语哲所揭示的人的思想，而评价在通过语言揭示人和人生活的世界中又至关重要，因此，从评价的角度进行的教师“行动研究”，以“人本主义”为原则，关注教师的成长历程，更有助于从内部、从潜质上实现英语课堂教学的转变，从而使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有自己的特色，更好的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教师评价的应然状态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鲍传友.做研究性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2]戴士弘.职业教育课程改革[J].校本培训，2009.

[3]刘黛琳.高职高专外语教育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王笃勤.真实性评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7

【关 键 词】分析哲学/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形而上学

国内学界分析哲学的研究尽管从未轰轰烈烈，成为主流，却倒也扎扎实实。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著作，也有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的专门研究。①最近又出版了两部分析哲学著作：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下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主编名字，引文只注页码）；张庆熊主编的《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5年，简称引文方式同上）。这两部著作在内容取舍、论述重点的详略上各有不同，但都是以史的面貌出现，分别属于两套不同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中的一卷。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成熟，有了自己的传统。而一部哲学史专门以分析哲学为一卷，则显示出作者对分析哲学的充分重视。当然，这两部著作的厚重本身似乎也直接说明了分析哲学的重要性。下面我想结合这两部著作谈一谈目前对分析哲学的一些看法。

一、“语言转向”与“终结论”

关于分析哲学，今天常常可以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谈论“语言转向”，另一种是说分析哲学已经“终结了”，或者说“过时了”、“衰落了”。前者阐述了分析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后者似乎描述了它眼下的状态或境地，往往也是一种批评，或者至少暗含着一种批评，二者天壤之别。“语言转向”无论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无疑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这一点，即使是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也是承认的。但是“终结”或“过时”之说却不是普遍的看法。张庆熊认为，“时至今日，分析哲学依然是英美哲学课堂上讲授的主要哲学，并且在哲学杂志上分析哲学的文章依然络绎不绝。分析哲学可能太专业化而偏离大众的兴趣，但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张庆熊，第7页）江怡则认为，类似终结论“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在当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事实上分析哲学并没有终结或‘消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江怡，下卷，第928页）显然，张江二人是反对“终结论”的。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分析哲学“终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语言转向”之说有很大关系的。所谓语言转向，不仅指分析哲学使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指分析哲学由此也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影响最大的思潮。②而“终结论”首先就是针对这种哲学思潮，当然也是针对分析哲学本身。从今天的哲学界来看，不仅有分析哲学，而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哲学，比如语言哲学、现象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还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各领。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或者是分析哲学的核心，而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则是从分析哲学发展起来的或派生出来的，但是不论怎样看，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似乎不能说“终结论”完全没有道理。

我认为，看到语言转向这种现象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还应该看到语言转向赖以形成的基础，这就是张江著作反复强调的，也是许多著名哲学家一直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方法。看到这一点，可见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但是在分析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现代逻辑还未普及，只是少数哲学家手中的工具。这种工具技术性很强，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它的新颖和锐利，使用它所取得的成就，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关于事实与世界的解释，卡尔纳普关于世界的逻辑构造，等等，却令绝大多数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因此，努力学习和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哲学，并且像这些分析哲学前辈那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似乎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代逻辑不仅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而且已经是哲学系学生的基础课之一，也就是说，当现代逻辑成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之后，它的使用就成为常识，它也就失去了它最初所拥有的新颖。这时，人们依然可以像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那样进行语言分析，但是同样也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分析。因此，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哲学就完结了，就不再有人研究了。实际的情况只是，有些人不再研究分析哲学了，但是分析哲学依然是主流，至少是最主要的哲学之一，仍然有许多人在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而且许多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仍然是分析哲学家。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因此我不仅赞成张庆熊的上述看法，“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而且赞同江怡的看法，即评价分析哲学是不是终结或衰落，“关键就是要看分析的方法在如今的英美哲学中仍然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江怡，下卷，第969页）只是我还认为，这样的方法如今不仅在英美分析哲学，而且在欧陆哲学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二、逻辑方法与零敲碎打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对分析哲学的批评，说它分析的方式是零敲碎打，分析得越来越繁琐，只是在一些枝微末节的小问题上花功夫，缺乏对对象的整体说明，缺乏对哲学大问题的思考。③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分析哲学中，尤其是在自然语言学派中，确实有一些人对一些语词进行分析，而且分析得确实有些繁琐。但是他们并不是分析哲学的主体，并不代表分析哲学的主流。④在我看来，从整体上看，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分析哲学的一种误解，特别是对分析哲学的方法的一种误解。只要读一读戴维森、达米特等人的著作，我们就会明白，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

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源于现代逻辑，来源于它的创始人弗雷格。因此，理解弗雷格的思想，特别是理解他的逻辑，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至关重要。江怡用一节讲述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张庆熊则用一章讲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现代逻辑之父”。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专门论述了弗雷格，而且首先突出的是他的逻辑思想。特别是，张庆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的主要内容，包括具体的技术内容。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无疑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在撰写分析哲学史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一阶逻辑非常普及的今天，如此详细地介绍弗雷格的逻辑思想，似乎有些离题。但是张庆熊认为，没有弗雷格的逻辑，“就谈不上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批判的方法”。他还认为，弗雷格“对现代逻辑的构想是建立在他对逻辑和语言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张庆熊，第13页）这里显然体现了一种对弗雷格逻辑的认识，并且隐含着一种对这种逻辑应用于哲学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到了陈述弗雷格的一些最主要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时候，比如“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区别概念的对象以及概念的等级”，“区分涵义和所指”，（张庆熊，第37-39页）它们背后的逻辑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张庆熊这样论述是有所考虑的。江怡关于弗雷格逻辑虽然介绍得简单（这里无疑有体例的考虑），但是他同样说明，根据弗雷格的逻辑，“把判断提升为逻辑的核心地位，就意味着把句子而不是把名称作为思维活动的出发点，这一思想对哲学的后来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江怡，上卷，第106页）在我看来，这些介绍和认识是正确而恰当的，它们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逻辑分析绝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其自身的系统性。

“零敲碎打”这种批评常常伴随或隐含着另一些批评，这就是分析哲学方法的局限性，它解决不了哲学的重大问题或根本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分析哲学的方法是如何给哲学带来进步和发展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维特根斯坦关于世界和事实的解释，奎因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等等。下面我们仅围绕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来考虑。

根据弗雷格，一个句子分为专名和谓词；句子有涵义和意谓（所指）；句子的涵义是思想，而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而谓词的意谓是概念。今天看来，这种区别很简单，它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语言层面的东西和语言所表达的层面的东西。但是，人们在接受弗雷格这一思想的同时，也对它提出了批评。罗素认为，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与摹状词，而专名与摹状词的逻辑作用是不同的。所以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详细探讨指称的问题。他的这一理论则被称为“哲学的典范”，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虽然如此，施特劳森却对罗素探讨摹状词的一个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秃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于使用的“当今”这个词使得“法国国王”的指称是空的，因此这句话的真假出了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使用和提及”的区别。后来人们不断探讨了这些问题，发展出不同理论和看法。比如，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是他的意义理论，这个理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意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而关于意义的理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其中前者是内核，是基础。而戴维斯则认为，弗雷格的方法使我们可以认识句子的真和句子中对象的关系，这一思想方式“具有鲜明的简易性”。⑤这显然给予弗雷格极高的评价。因此他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出发，用真来解释意义，并不是抛弃弗雷格的思想，而是基于他的思想继续发展。以上这些内容在江张著作中都有介绍，其中不难看出分析哲学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源头就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难怪江怡称这一区别是“弗雷格对当代分析哲学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分析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石”，（江怡，上卷，第111页）而张庆熊则认为弗雷格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在“语言哲学的历史上意义重大”。 （张庆熊，第42页）

通过以上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阅读分析哲学的文献，无疑可以看到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以及意义理论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但是由此其实还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发展过程背后的方法的使用和考虑。比如，弗雷格从自己建立的一阶逻辑系统出发，为分析语言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区别涵义和意谓，但是由于它首先是对句子的区分，因此他必须形成对句子的句法分析。专名和谓词的区别恰恰就是基于一阶逻辑对句子作出的句法区分，而真值以及相应的对象和概念则是语义区分。罗素批评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则是基于他自己的逻辑系统，而他的系统有对摹状词的处理。后来人们讨论像“当今”这样的时间副词，以及“我”、“你”这样的人称代词和“这里”、“昨天”等这样的时间副词，则是基于对句子中一些所谓的索引词的考虑。由于含有这些词的句子的真假取决于这些词的涵义和说出这些句子的人和情景，因此牵涉到内涵语境的问题。弗雷格实际上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但是他的逻辑只是外延的、二值的，因此他只对句子一般的真值情况有明确的说明，而对这些涉及内涵语境的问题的说明只是满足于不使前一种说明出问题。相比之下，戴维森和达米特的理论中则大量借用了内涵逻辑的研究成果。因此，分析哲学的一条主线不仅反映出围绕指称问题而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及其发展，而且也反映出它的背后所使用的逻辑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⑥而且，这个理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基本上是围绕着真与意义的问题进行的。因此，它使用的方法是系统的，它的分析是系统的，而且它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哲学中的重大问题。

三、回归传统

江怡认为，“当今的英美分析哲学中出现了明显回归传统的倾向”。（江怡，下卷，第972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二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讨论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回归传统”是一种常常可以听到的说法，也有一些与此相应的说法，比如“分析哲学走向它的反面”。⑦江怡的评价显然是正面和积极的，但是有些人这样说则含有批评。折中一下，我们可以把回归传统看作是一种对分析哲学中立的描述。

回归传统这种看法可能有一个历史原因，这就是分析哲学一开始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这种立场的典型体现。相比之下，今天的分析哲学显然在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关于存在、关于真、关于意义、关于必然与可能，等等。因此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是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江张著作都在论述卡尔纳普的章节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区分出两类哲学，一类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类是澄清语言意义的哲学；一个命题有意义，必须是要么可以由经验证实，要么可以由逻辑证明；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既不能由经验证实，也不能由逻辑证明，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解决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因此构造人工语言；如此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们关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对心理主义的拒斥、对唯心主义的拒斥，却看不到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且，同样谈到形而上学，意思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江怡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形而上学主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江怡，上卷，第173页）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形而上学“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确切的”。（江怡，上卷，第71页）此外，人工语言学派充其量也只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学派，至少还有日常语言学派，因而构造人工语言并不是全部分析哲学。所以，（不考虑科学背景的影响以及后来所形成的科学哲学，这部分内容张江著作有充分的介绍）即使维也纳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的影响非常大，似乎也不能说拒斥形而上学就是所有分析哲学哲学家和流派的观点。我认为，这里的区别一定要搞清楚，一定不要简单地以为分析哲学开始的时候反对形而上学，试图拒斥、抛弃、脱离形而上学，而今天又回归形而上学了。最初一些分析哲学家确实为逻辑分析的方法欢欣鼓舞，从中看到了发展哲学的前景，以致说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话，包括宣布哲学终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这不是分析哲学的全部；第二，这也不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第三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比如，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建立与讨论，实际上利用和延续了传统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别，后来奎因对这一区别的批判不仅是对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批判，而且是对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因此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区别的认识。又比如，澄清意义是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它也是分析哲学自身的一个主要目的，无论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论述，还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实际上都是这一方向的努力。我们能说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而弗雷格和罗素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吗？而且，我们都知道，这里贯穿始终的是与真相关的考虑，而真恰恰是传统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地指出，“把哲学称为关于真的知识也是正确的”。⑧由此难道不是可以说明，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吗？在我看来，这里不仅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的理解，而且也存在着对形而上学的理解。

四、清晰与含糊

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种看法是对分析哲学的赞誉。与此相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批评，说它含糊，缺乏分析或逻辑分析，等等。此外，以分析与综合相对，也分别形成了对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或其他哲学）的褒贬。张庆熊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而其他哲学家不重视分析，分析和综合始终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史上，有些人着重于使用综合的方法，有些人着重于使用分析的方法。此外，他还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不仅在于他们有现代逻辑，而且早期分析哲学家还认为分析乃是哲学的基本任务。 （张庆熊，第4页）这无疑暗含着对上述后一种看法的批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⑨但是在我看来，前一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肯定是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优点或主要特征。以此为鉴，可以针对前面的看法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传统哲学含糊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传统哲学是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因而是不是不想或不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看来，哲学是智慧之学，是对世界和与人相关的问题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柏拉图的对话就足够了。今天读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可能会感到冗赘，为了一个概念，可以会讨论几页甚至几十页。但是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吗？其中所用的比较主要的方法，比如划分和定义，不都是体现了分析吗？在柏拉图时代，逻辑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因此我们无法说他有意识地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但是难道这里没有包含着向着逻辑方向的努力吗？即使这里只能得出否定的回答，⑩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当逻辑成为一门学科的时候，难道还能得到同样的回答吗？再举一个例子。黑格尔大概可以算是哲学史上思想含糊的著名代表。但是读一读他的《逻辑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试图从逻辑中寻找出发点和初始概念，由此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11)无论他的结果怎样，他至少努力从逻辑出发，利用逻辑的成果，这说明他希望把问题说清楚，而且他想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具有科学性。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传统哲学绝不是不想把问题说清楚，也绝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事实上，传统哲学确实说清楚了许多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认识有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层次是说明一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认识一事物有什么样的质，有什么样的量，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事物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只有当我们认识了一事物是什么，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事物。这所谓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当然，后来关于本质人们又有了不同的看法，罗素就认为本质是哲学史上最含糊的概念之一。但是含糊归含糊，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我们对认识的看法难道不比没有这种说明的时候更清楚了吗？

我认为，在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是贯彻始终的，含糊只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现代逻辑产生之后，哲学中所产生的结果较之传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同样是逻辑分析，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人们看到了运用传统逻辑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看到了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含糊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经过现代逻辑的分析之后，所有哲学问题都是清楚的，再也没有含糊之处，当然更不能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比如，维特根斯坦提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这一著名主张。在他的论述中使用了“图像说”，与此相应，人们可以联想到“镜像说”和“反映论”。维特根斯坦试图以此说明事实与思想的关系，进而说明事实与句子的关系，从而可以通过对句子的分析来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结构。那么他的“图像说”完全清楚吗？或者，他的“图像说”就没有含糊之处吗？又比如，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为我们探讨真这个概念提供了基础，也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依据，由此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紧缩论、极小论、去引号论，等等。有些人认为它们与传统的符合论不同，也有人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符合论的翻版或变形。这些理论和探讨无疑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真这个概念的认识，但是能够说关于真这个概念的认识完全清楚了吗？能够说围绕它的认识丝毫也没有含糊之处了吗？

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我们应该看到，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我们在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上取得了进步。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现有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成果，我们在哪些问题上比以前更清楚了，为什么更清楚了。第二，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为什么传统哲学讨论得不是那样清楚，而分析哲学讨论得比较清楚。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会牵涉到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因而牵涉到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比较。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到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的区别，尤其是认识到现代逻辑的性质和意义，不仅对于理解什么是逻辑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及其主要特征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包括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也是至关重要的。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明白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才会明白逻辑在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说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

江张著作梳理了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脉络，阐述了分析哲学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可以说，它们展示了分析哲学丰富的内容并提出了各自一些有见地的观点。除此之外，我还认为，这两部著作还阐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

注释：

①一般性研究有，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王路：《走进分析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等。专人研究有，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江怡：《维特根斯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陈波：《奎因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陈亚军；《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等。

②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卷，第1-2页。

③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第36-38页；奥康诺主编：《批评的西方哲学史》，洪汉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008页。

④我曾比较详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些语言分析属于“泛语言哲学”，与真正分析哲学的核心的语言哲学是有区别的。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

⑤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页。

⑥这里我们只简要说明了从弗雷格的思想到意义理论的发展，而没有论述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如果谈到后一方向的发展，则看到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运用，因此可以看到从一阶逻辑到模态逻辑的使用的发展。

⑦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1卷，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8页。

⑧aristoteles. aristoteles' metaphysik. buecher i(a)-vi(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2.

⑨我曾经讨论过分析与综合的问题，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

⑩我认为这里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史学研究。限于篇幅和本文的目的，我只提到这一点。

楚门的世界英语影评篇8

[关键词]口语测试 评分标准 分析

一、引言

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在全世界举办，是一种专门针对母语为非英语的人进行的英语水平考试。一般国内依照其发音，音译为“托福”。 2005年9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在全球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英语测试方法，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考生的大学课堂英语能力。即能够反映在一流大专院校教学和校园生活中对语言实际需求的新托福考试TOEFL IBT(Internet Based Test)。首先，参照详实的托福评分标准细则，学生可以对自己的语言能力进行评估，更加清楚地了解应考的语言点、知识点和能力的要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备考。对于那些希望再提高分数的考生，可以把条文变成具体的办法，在单项或多项上进行有效练习，找到突破口。其次，对评分细则的了解，有利于考生正确分析自己的考试成绩，减少估分的误差和无效复议。

二、外语口语测试的评分方法

评分方法是口语测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环节。评分方法的有效性与客观性直接决定了口语测试的成败。在外语口语测试的发展中，学者们提出了两种口语测试评分方法:分析评分法(结构主义口语测试评分法)和整体评分法(交际口语测试评分法)。结构主义口语测试注重考察应试者各分项技能，因此采用分项评分方法，针对语音、语法、词汇、内容和流利程度进行描述。而交际口试多采用等级描述评分法，以交际能力为理论指导，从整体上描述应试者的语言能力级别，针对话语长度、灵活性、适切性、速度和语言准确性各项进行描述。

这两种评分方式各有优劣。前者分析评分法因分项较细，易给人客观和准确的感觉，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求考官在临场测试的极短时间内给各项进行准确评判存在一定困难。再者，各分项如何根据其重要性进行客观加权处理也是个难点。如对于口语表达来说，交际内容无疑重要，超过了语法等其他方面，但其重要程度如何用分数来准确客观量化存在一定问题。后者整体评分法让考官根据自己对考生表达的总体印象打分具有兼顾整体及省时之优点，但易因考官主观因素而增加评分随意性，造成误差，影响评分效度。

三、新托福口语测试的形式和特点

IBT口语测试模式采用网络模式，采用人机对话的形式。从IBT口语测试的题型结构中我们会发现IBT口语测试始终是围绕在英语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北美地区攻读本科或研究生学位这一宗旨，口语测试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与校园有关的各种话题和学术性的讲座，其中还涉及到学术性文章的理解能力和听力能力。加强了对考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实现了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真正的有机结合。新托福口语考试具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考查综合能力

IBT口语不再对英语的各项能力进行孤立的考查，而是倾向于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在其6题中，除了第一、第二题是独立任务题型之外，其他的题型均为综合能力题型，须与别的英语能力相结合。如果没有听懂听力材料或者没有看懂阅读材料，必将影响到口语的发挥。由此可见新托福考试对考生各项技能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视。

2.口语话题真实实用

IBT口语话题都紧紧围绕大学校园展开，与大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口语题目的第一、第二题要求考生讲述个人经历或对某一熟悉话题的观点。其他4道题目可以分为两类:专业学习方面(Academic courses topics)和校园生活方面(Campus situation topic)。囊括了在英语国家的校园里可能遇到的各种真实的交际情景。

四、新托福口语测试的评分标准

新托福口语考试的评分标准与其它外语类考试的口语部分有本质上的区别。考生在口语考试中所作的回答(Response)，经过数字录音并被发送到ETS在线评估网络。每个考生的考试录音都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评分老师进行评估，而且有的时候一个考生的同一个部分的评估也由两个评分教师评估，这样来保证学生分数的公正性。考生的分数范围是0-4分，4分为满分，0分是考试没做任何回答。考完之后，ETS在线评估要把考生的分数分别从0-4分转换成0-30分，这样就是大家的托福口语成绩。评估教师主要是在Topic Development， Delivery and Language Use这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第一，在考生的学术能力方面。有关考生的Topic Development，评估老师主要的衡量标准是考生有没有很好的处理考试中出现的话题，并评估考生是否具备讨论与话题相关信息的能力。在口语考试的后面四个Tasks，评估教师还要就考生是否具备对话题的Synthesize和Summarize的能力进行评估， Synthesize的主要意思是to form by combining parts of elements，考生要做的是根据考试中出现的信息，形成自己对事情的看法。Summarize的主要意思是to comprehensively and briefly abstract the topic，考生需要做的是全面，简短的总结考试中出现的场景或学术lectures中的要点并能最终表述出来。

第二，在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关考生的Delivery方面的能力，评估教师主要在考生语言表述能力上的评分。考生的英语表述是否清楚、流畅，并且在整个口语考试过程之中，考生整体上的口语考试部分的表现是否具备整体上的一致性和可理解性。这里边，需要强调的是“一致性”指的两层意思。首先是考生在整体口语考试的过程中，口语整体的上表现水平。其次是考生在语言层面上对话题的阐述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考生的口语具备连贯性和逻辑性。

五、结语

以上是笔者对新托福口语考试浅析，笔者认为托福口语考试依据是否圆满完成各项交际任务，实现了从结构主义测试体系到交际测试体系的转变。使许多在托福考试中取得高分的考生在英语国家的真实语言环境中，能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大大增加了托福考试的权威性。正是托福考试注重口语测试的特点，评定的标准更偏向于语言运用的综合能力，被130个国家、逾7，300所大学和其它机构接受和认可，其中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几乎每所大学院校。

参考文献

[1]刘润青，韩宝成.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