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13:33:51
近几天我患了流感，到现在还没有好，妈妈看了很着急。亲戚朋友都来看望我。姑姑送了我一箱香蕉，今天，我发现箱子里面有一个已经发霉的香蕉，上面长满了霉菌，恶心极了，这个香蕉很大，我想如果没有发霉的话，它肯定是一个好香蕉，开始的时候，霉菌只有一点点而已，可是时间一长，就会使香蕉全部烂掉。
我由此想到，何止是香蕉，人不也是如此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这种现象，坏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坏人，也不是一下子变坏的。有句话俗语叫“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也就是说小时候受到外界的环境的影响，慢慢地染上了一些偷偷摸摸的坏习惯，长大以后就很难改掉。这些坏习惯就会像霉菌一样，会把一个人腐蚀掉，成为害人害己的罪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学习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弄不懂，不明白，又不主动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时间长了，你不知道的问题也就会越来越多，最终会发展到什么也学不好。
这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从小养成遵纪守法，勤奋学习的好习惯，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有用的人。
关键词：行业新闻报道；大与小；正与负；情与理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173-02
行业新闻报道是新闻媒体针对某个行业的活动、政策、信息等进行的报道，行业新闻报道对于宣传行业政策，帮助群众了解行业信息，探讨解决行业难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有的行业新闻报道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片面化的倾向，影响了宣传效果，如空谈理论，琐碎庸俗，文过饰非，片面揭短等等。笔者认为，搞好行业新闻宣传报道需要辩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辩证处理大与小的关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各行业新的政策法规不断出台，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行业新闻宣传的任务也更加繁重、责任也更加重大，新闻媒体聚焦各行业的新政策、新成绩，积极开展新闻报道、政策宣传和理论探讨，为行业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但一些媒体在报道行业新闻政策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即过多地关注领导活动、会议讲话及形而上理论的探讨，而忽视了与本行业相关的民生“小事”的报道，这样就很难引起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使宣传效果打了折扣。
行业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老百姓服务，改革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老百姓的关注和支持，所以行业新闻报道一定要抓住本行业与老百姓兴趣点密切相关的“小事”，也就是与民生相关的新闻。民生新闻是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以民众的人生诉求为基本出发点，以民众的生存状况为关注焦点，以民众的视角表现民生价值和人文关怀理念的新闻报道[1]。只有从小处着眼，全方位报道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尤其是要反映群众在生活中遇到的与某行业相关的各种困难及诉求，关注行业改革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才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从而提高对行业改革及政策的关注度。除了内容之外，在报道形式上也要落在“小”处。要摒弃传统新闻媒体高高在上的形象，用老百姓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用接地气的语言来报道新闻，切忌打官腔，尽量采用口语化的叙述风格，以增加普通读者的接受度和认同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关注普通百姓身边的小事，但对此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和百姓相关的事情往往是一些琐碎的事，如果一家媒体不加选择、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内容，而缺少深层次的挖掘和分析，则可能影响报道的深度，还会让读者产生阅读疲劳，弱化宣传效果。
搞好行业新闻报道要辩证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要做到从小处着眼，大处落笔。首先，在选择新闻素材时，绝不是一味选取那些吸引人眼球的趣闻逸事，而是要将关注点放在百姓的寻常生活中，找到某行业最贴近群众的点和角度，并据此发掘那些具有代表性、时效性、实用性的新闻素材。这就要求行业新闻采编人员具备掌握大局、着眼细微的能力，做到民生大小事兼顾，通过报道普通人和普通事来反映各行业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大变化。除了报道基本事实外，新闻采编人员还应深入挖掘这些小事件蕴含的大道理，并结合行业政策对其进行解读，引导读者关注政策，理解政策，运用政策为自身服务，从而以小见大，营造和谐的新闻舆论环境。如通过报道一位农村居民所承担的看病费用的变化，进而反映出我国实行新农合制度以来，给农村居民在医疗方面带来的实惠和便利，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当前农村医疗制度还存在哪些问题，引导读者共同思考应该如何改进解决。
二、辩证处理正与负的关系
当前，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凸显，对行业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我国行业媒体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政策解读深刻到位，舆论引导及时有效，新闻宣传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除了正面宣传以外，揭露社会的假恶丑现象、积极开展舆论监督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责任。当前各行业在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媒体必须要充分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各行业消极、负面的东西进行曝光监督，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一些媒体在报道各行业负面新闻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区，需要加以避免。一是庸俗。一些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关注，往往对负面新闻不加选择甄别，大量报道一些诸如邻里纠纷口角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刻意挑选引人眼球的奇闻怪事。这些庸俗信息大量传递给读者，给群众心理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二是夸张。有的记者为了吸引读者，往往有意或无意背离新闻的客观真实原则，在报道行业新闻时小题大做，夸大事实，造成了负面的社会效应，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三是肤浅。有的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时，单纯为报道而报道，局限于报道表层现象，既没有深入揭示问题发生的原因，也没有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使得报道缺乏深度和高度，无法给人以启迪和思考。如有的媒体在报道农民工讨薪事件时，过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讨薪农民工的过激言行上，甚至为吸引读者关注对事件矛盾进行夸大报道，而不是积极帮助农民工想办法解决问题，分析造成这类问题的社会及制度原因，这样就在客观上助长了社会的不安定倾向。
搞好行业新闻报道要辩证处理好正面和负面新闻的关系。既不能一味揭短，也不能一味护短，而是应该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传递正能量。一要挖掘事件内涵，传递正确价值观。新闻报道绝不是单纯地还原事实，而是要通过对事件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所引导的报道，将正确的价值取向传递给读者，营造和谐的新闻舆论环境，尤其要避免以低俗之风迎合部分受众的不健康心理。二要及时发现问题，推动部门整改。报道行业内的负面新闻，不是为了揭短而揭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让行业部门及时了解本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吸收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以此来改进工作，完善政策。三要开展舆论监督，维护群众权益。要立足行业内存在的实际问题，针对侵害群众利益的情况，开展舆论监督，尤其是那些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某行业相关的具体问题，如某地农村群众领取社保待遇不方便，工人所在企业拒绝缴纳社会保险等，以引起行业部门关注并加以解决，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但在进行舆论监督时，需要注意自身定位。新闻媒体不是专职部门，其职责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反映问题，提出相关建议，而不能不辨是非，盲目制造舆论压力，强迫行业部门接受自己或某些当事人的不合理要求。近年来，有的新闻媒体打着“曝光行业黑幕”的旗号，威胁当事部门出钱来解决问题，这不仅严重违背了新闻道德，还触犯了法律，需要引以为戒。
三、辩证处理情与理的关系
在我国，某个行业每逢出台重大政策、开展重大业务工作、召开重要会议、举行重大活动，都会同步开展新闻宣传。行业报纸期刊作为行业宣传的重要阵地，都非常重视政策宣传和理论探讨，会及时邀请专家对新出台的政策进行深入解读，组织专栏文章分析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增加了刊物的理论深度，使行业工作和政策深入人心。
理论探讨能够增加刊物的理论深度，但如果过多过深则会使刊物显得枯燥冰冷。除了说理以外，新闻工作者还应该投入感情，多一些人文关怀，在对新闻事件尤其是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件进行报道时，要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写出带着感情、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新闻报道，尽可能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新闻报道要以情动人，但不能走极端，有的行业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在报道中过度煽情，以至落入了庸俗化、娱乐化的境地。新闻报道要用情，但切忌煽情，更不能靠打感情牌来哗众取宠，否则不但起不到打动人的作用，反而会使读者麻木、厌烦甚至怀疑，适得其反。如有的媒体在号召人们为困难人员募捐时，在没有深入核实困难人员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就大肆夸张渲染他们的悲惨遭遇，以至于把很多错误信息传递给读者，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搞好行业新闻报道要辩证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情是表层，理是深层，要做到情与理的有机统一。首先要精心选择新闻素材，切忌“有闻必录”，要选取那些具有社会代表性、真正打动人的事件，在客观报道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对新闻事件进行理性的分析评价，深入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对生活实现由一般的贴近向有高度、有深度的贴近转变。通过报道对群众加以正确引导，在打动读者的同时让他们学会明辨是非，理解支持国家的大政方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达到让读者在动情的同时明理的效果。如对下岗失业职工创业经历的报道，既要展示创业者创业过程中的艰辛不易和执着追求来打动读者，又要总结分析他们的成功创业经验，以及政府对创业工作的扶持以及不断推出的扶持创业政策，以激励引导更多的人支持创业，投身创业。又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媒体对“卧底局长”陈家顺的报道，饱含感情地记述了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陈家顺为了让本地农民工找到放心满意的工作，隐瞒身份“卧底”企业，调查企业用工真实信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事迹，让无数人为之感动。同时也引起了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就是当前农民工就业还存在哪些障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乃至全社会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工更好更快就业等，从而实现了情与理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朱寿桐.民生新闻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01.
[2]刘明华，徐泓，张征.新闻写作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许新芝，罗朋，李清霞.舆论监督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4]李俊德.健康舆论监督与和谐社会构建[J].新闻前哨，2005（7）.
[5]张久荣.办好行业期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3）.
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读本，我读了以后让我有了很大的启发，因为，在这本书中写的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它里面包含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健康的方法，这让我感到了记得的兴趣，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法律。
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许多事情都是有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为了一个苹果就能出一条人命的真实事件，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比如他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吃你的东西，你可以先告诉老师啊，让老师帮你评道理，不要自己和他评道理，因为那样容易使矛盾变得更大或是会大大出手，弄一个两败俱伤的样子，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知道的那么多呢？是因为这些在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读本上就有这样的案例发生，所以我才知道的那么多啊，所以我才推荐这本书让大家读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以后遇事要冷静对待，不要鲁莽行事，要想清楚了会发生的后果再去做。
在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读本中，有一个故事让我深受启发，那就是一名十四岁的小女孩为了给她弟弟报仇的一个故事，故事里因为小女孩的弟弟在外面让别人欺负了，而且那个人还恶人先告状，到小女孩的家里又打又闹的，小女孩看不下去了，所以她找的欺负他弟弟的那个人，拿着刀子要求那个人喝农药，那个人拼命抵抗把农药撒到小女孩的衣服上了，原本一件很小的事情现在就成了故意侵害他人健康了，如果双方家长能够理性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话，那事情也不会到这种地步了，所以说以后做事情要冷静处理，不要一遇到事情就忍不住动手，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一下，看看事情到底对不对，再下结论也不迟啊！
我还记得在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的，比如有一次我班的一名男生和一名比他小的男生打了起来，我班的那个男生没打过人家，居然都拿出刀子来了，幸亏我们发现得早不然就后果不堪设想了，后来老师问他们俩为什么打起来，你一定想不到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他们居然是为了一个苹果就打了起来，看！原本是件多小的事情啊！原本都可以化解的啊，那为什么事情没有被化解而是让事情越来越大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所以才导致后果闹大的，所以以后我们做事一定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一下，再处理！那不就好多了吗？
在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读本中，我学会了许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一些法律知识，以前我总是觉得法律离我们还很远，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法律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只要你善于观察你总会发现它的。
沙头中心小学 五（1）班 关月婷
最近我读了本名叫《小故事大道理》的书，这里面有许多短小精炼的故事，所阐述的道理简单实用，对于指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很有意义。
在这书中，我读了很多则故事，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叫《最勇敢的人》。里面的道理让人受益匪浅。
故事的内容这样的：战国时代，在齐国有一个无名小镇，镇上住着两个自称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他们一个住在城东，一个住在城西。有一天，他们碰巧去了同一家酒楼喝酒，寒暄了一番后，便坐下喝酒。一个“最勇敢”的人提议：“老兄，光是这样喝酒不吃肉也不是滋味，我到市场买些肉，叫这店小二拿去煮，煮好了蘸酱和着吃。”可是另一个“最勇敢”的人却提议割自己的肉来吃，两者不甘示弱，最终，两者流血过多，死去了。
这则故事让我不禁想起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两个男生是初中生，因为看不惯别人的性格、课堂上的表现，于是，两个人比谁是最厉害的人。因为一直都比不下去，一个男生建议比谁能自杀，另一个男生为了不输给那个男生，于是……各自拿起刀自杀。
啊，多么宝贵的生命啊！就这样白白浪费了白白糟蹋了！让大家悲痛不已，尤其是他们的父母，撕心裂肺的痛啊！
哎，这则故事和这则新闻，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勇敢本是一种优良的品质，它能够帮助人们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危险和困难，取得成功。但是勇敢并不等于盲目的逞勇斗狠，将大好的时光精力乃至生命，浪费在无谓的事物上。
这则故事虽然小，但是却让人受益匪浅，真正的勇敢不单是要勇于面对，还要学会理智的退让，避开无意义的争执和威胁。所以我不能做出如此盲目的事情，我要做个理智的人来告诫自己。
小故事大道理读后感600字（二）
假期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小故事大道理》，另一本是《青少年智力开发宝库》。其中让我感悟的还是那本《小故事大道理》。现在，就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刘备曾说过“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就是告诉我们：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在做与不做之间，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品德。《小故事大道理》就是通过一个个浅显易懂的小故事和身边发生的小事情从自信勇敢、坚强执着、自强不息、宽容豁达、心中有爱、勇于承担、健康向上、创新意识这八个方面告诉我们：要成为了不起的男孩应该具备的品质。
在众多的故事里，最让我触动的是《篱笆墙上的铁钉》。这个故事是讲，有一个脾气很坏的男孩，他爸爸给了他一袋钉子，告诉他，每次发脾气或跟别人吵架后，就在院子的篱笆上钉一根钉子。起初，他由于发脾气和吵架钉了 37 根钉子，后来，他每次要发脾气或吵架的时候，想到钉钉子很麻烦，如果不小心，还会砸到手。于是，他渐渐控制自己的脾气，每天钉的钉子逐渐减少。终于有一天，他一根钉子都没有钉。他发现，控制脾气实际上比钉钉子容易得多。后来，爸爸让他没有发脾气的一天，就拔掉一颗钉子，最后，钉子被全部被拔光了。爸爸表扬了他，说：“看看篱笆上的钉孔吧，这些洞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就像你和一个人吵架，说了难听的话，你就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个伤口，像钉孔一样。”读完故事后，我想到了自己，总是在不顺心的时候对父母乱发脾气，对朋友有时也不宽容，没有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对不起父母和朋友。今后，我要努力改正，懂得感恩，友好地对待每一个关爱我的人。
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深刻的道理，朋友们，都来看看吧！
——潘苊
小故事大道理读后感600字（二）
最近我读了本名叫《小故事大道理》的书，这本书里有许多短小精练的故事，所阐述的道理简单实用，但对于指导我们为人处世的意义却毫不逊色。
我读了数百个经典小故事后，觉得《重要的尾数》这个故事和其中的道理令我印象最深刻。
故事的内容是一个年轻人到某公司应聘，在最后一轮面试中，主持人出了一道笔试题：假定公司派你去采购2000支铅笔，你要带多少钱？第一个应聘者的答案是120美元，他解释说，采购2000支铅笔可能要100美元，其他杂用就算20美元吧。第二个应聘者的答案是110美元，他解释道：2000支铅笔要100美元，另外需要10美元左右。最后轮到这位年轻人，他的答卷上写的是113.86美元，主持人很惊奇，要求应试人解释，这位年轻人说：“铅笔每枝5美分，2000支是100美元。从公司到这个工厂，乘汽车来回票价4.8美元；午餐费2美元；从工厂到汽车站为半英里，请搬运工人需要1.5美元……因此，总费用为113.86美元。”
最后这个年轻人被录用了，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卡耐基。
1.1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在县内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正确引导舆论，管理协调媒体，掌握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舆论报道的主动权，及时、准确地传达党委、政府的声音，使广大群众及时、准确地了解事件真相，为构建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1.2编制目的
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各地、各部门应急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及时、准确有关信息，澄清事实，解疑释惑，主动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最大程度避免、缩小和消除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
1.3制定依据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的通知》(**办函〔2007〕95号)和《**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和法律、法规制订本预案。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在县内发生的Ⅳ级及以上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和对外报道工作。
1.5工作原则
1.5.1及时主动，准确把握。事件发生后，力争在第一时间准确、权威的信息，稳定公众情绪，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少公众的疑虑猜测和境内外媒体、互联网站(页)不准确的报道，积极掌握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的主动权。
1.5.2加强引导，注重效果。提高正确引导舆论的意识和工作水平，使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有利于全县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
1.5.3严格制度，明确职责。进一步完善新闻制度，加强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严格执行新闻发言人工作规程。具有全局影响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工作由县委、县政府及县直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工作由负责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归口管理。对违反工作纪律、蓄意封锁或随意散布消息，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新闻领导小组
2.1.1新闻领导小组是全县应急指挥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县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下设相关工作小组，由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派员组成。
(1)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或指定。
(2)领导小组副组长：由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负责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事发地乡镇负责人以及县级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担任。
(3)领导小组成员：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类别和处置情况的需要确定相应具体成员。
2.1.2新闻领导小组职责
(1)接受县应急指挥机构的授权，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等情况启动各工作小组，迅速集中办公。必要时设立新闻中心。
(2)审定新闻方案，决定新闻内容，负责新闻组织。
(3)组织和管理采访事件的县内外记者。
(4)收集、跟踪境内外舆情，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县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并向县直相关部门或事发地乡镇通报情况；通过相关媒体以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引导舆论。
(5)落实办理县应急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2.1.3相关成员单位职责
(1)负责事件处置或具有应急管理职能的县直相关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有关新闻事项的工作；主动配合县新闻领导小组和有关新闻单位的工作，及时提供与事件有关的信息；拟定新闻初稿，负责审核向新闻单位提供的新闻通稿；参与新闻并回答记者提问；视情况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2)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负责提出对内对外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意见，组织指导新闻和宣传报道工作，协调解决新闻、宣传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收集、跟踪境内外舆情，及时组织舆论引导和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工作。负责互联网站(页)的监控、管理及网上舆论引导工作。
(3)县委宣传部负责受理港澳记者、县外事侨务办公室负责受理外国记者、县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受理台湾记者的采访申请并分别负责在事件现场记者的采访管理工作，必要时向各自对口的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2.2各工作小组职责
2.2.1新闻小组：由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新闻主管部门和有关新闻单位组成，负责制订新闻方案，拟定新闻内容，组织新闻工作，回答记者提问。
2.2.2信息监控小组：由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县公安局、县通信等部门组成，负责对境内外媒体、互联网站(页)有关事件报道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并及时上报重要信息；组织对网上的舆论引导和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2.2.3综合协调小组：由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县台湾事务办公室和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事发地乡镇负责人组成，负责新闻领导小组的及时、规范运转，情报信息的上报及通报，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和管理工作。
2.2.4新闻中心：必要时临时设立。由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县台湾事务办公室、县公安局、县通信部门和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县直有关部门或事发地乡镇负责人组成，负责组织新闻会、为现场采访事件的中外记者提供相关服务。
3新闻应急响应分级
3.1Ⅰ级(特别重大)：由国务院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国务院主管部门处置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3.2Ⅱ级(重大)：由省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省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理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造成局部影响较大的较大突发公共事件。
3.3Ⅲ级(较大)：由市人民政府负责指挥处置的较大突发公共事件；造成局部影响较大的一般突发公共事件。
3.4Ⅳ级(一般)：由县人民政府负责指挥处置的一般突发公共事件。
4应急响应
4.1启动
发生Ⅰ级突发公共事件后，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省政府配合做好相关新闻和新闻报道工作，同时启动本预案；
发生Ⅱ级突发公共事件后，省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省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置，同时启动本预案；
发生Ⅲ级突发公共事件后，市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市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置，同时启动本预案。
发生Ⅳ级突发公共事件后，县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县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置，同时启动本预案。
4.1.1新闻领导小组组长向小组成员传达中央或省委、省政府或市委、市政府或县委、县政府有关精神，分析形势及境内外舆情，明确工作要求，落实各工作小组和工作人员职责。
4.1.2启动新闻方案审批机制
发生Ⅲ级突发公共事件后，迅速拟定新闻方案、内容，报市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审定。在组织新闻工作中，如遇难以把握的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向市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请示，并遵照指示迅速组织落实；
发生Ⅳ级突发公共事件后，迅速拟定新闻方案、内容，报县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审定。在组织新闻工作中，如遇难以把握的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向县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请示，并遵照指示迅速组织落实。
4.1.3启动新闻机制
(1)按照批准的新闻方案，有关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及时、有序的新闻。
(2)Ⅱ级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发言人由省政府相关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或指定专人担任；Ⅲ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言人由市政府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负责人或指定专人担任；Ⅳ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言人由县人民政府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负责人或指定专人担任。
(3)新闻的地点、时间及场次安排等，可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影响程度和发展情况而定。
(4)新闻可采取新闻会、吹风会、发送新闻稿、应约接受记者采访、口头或书面答记者提问等多种形式进行。
(5)新闻应优先安排中、省、市和县级主要新闻媒体参加。
4.1.4启动中外记者采访管理机制
在获得批准或授权的前提下，有关工作小组应及时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向记者提供事件的有关信息。必要时迅速设立新闻中心，并尽可能为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方便；同时加强对记者采访的组织、现场管理及引导工作。
4.1.5启动境内外舆情跟踪和通报机制
有关工作小组负责收集和整理境内外舆情，汇编舆情简报及时报县委、县政府和县应急指挥机构并通报县直有关部门和事发地乡镇。
4.1.6启动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机制
迅速开展有效的互联网站(页)舆论管理和引导工作，及时封堵和删除网上有害信息。
4.1.7发生Ⅳ级突发公共事件后，由县应急指挥机构授权或指定**专刊、**电台、**电视台、中国·**网及相关新闻媒体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现场文字、图片、音像和影视资料的采写、拍摄工作。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县直部门及事发地乡镇应积极配合和支持中、省、市和县级主要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拍摄。
中、省、市和县级主要新闻媒体可按要求及时采写突发公共事件内参信息向县委、县政府报送；同时经县应急指挥机构授权，采取适当形式在第一时间对外报道事件有关新闻内容，掌握舆论的主动权。
4.2新闻工作要求
4.2.1及时准确。要建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和对外报道快速反应机制，新闻既要注重时效，又要确保信息准确。情况较为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在事态尚未清楚、但可能引起公众猜测和恐慌时，应在第一时间已认定的简要信息，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作后续详细。
4.2.2把握适度。新闻既要使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又要讲究策略，认真策划，循序渐进，确保事件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要适时、适度，要有助于公众对事件的正确了解，争取更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与事件的处置，消除和化解公众的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
4.2.3突出重点。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争取先入为主，打好主动仗。除及时事件造成的伤亡、损失和影响等信息外，应着重组织报道各级党委、政府妥善处置事件的情况，有关部门已采取的防灾、防病和减少损失等应急措施；报道社会公众以健康平和的心态面对考验、战胜危机的信心，宣传事件涉及的有关知识。
4.2.4分类处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危及公共安全并造成广泛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及时组织新闻。涉及重大政治性、，危害国家安全、损害我国际形象的事件以及其他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一般不作公开报道，可通过内参反映。确需公开报道的，应按《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4.3记者采访管理工作
4.3.1要为记者采访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服务和方便，确保记者正当的采访权益。
4.3.2对经批准采访突发公共事件的境外记者，既要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又要加强组织和管理。
4.3.3必要时，由有关工作小组在现场设立临时新闻中心，及时向到事件现场采访的中外记者提供信息，组织新闻。
4.3.4在确保事件处置和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应安排记者到事件现场(或靠近事件现场)采访。经县应急指挥机构批准到事件现场采访的记者必须服从现场指挥部门的管理和安排，不得干扰或影响事件的处置工作。
4.4主动引导境外舆论
对境外媒体针对我突发公共事件的有关歪曲性报道和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对我的造谣攻击、诽谤煽动，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要及时通过适当方式和途径做好辟谣和驳斥澄清工作，以正视听。
5后期处置
5.1善后工作
应急处置结束后，新闻领导小组可根据需要保留部分工作人员负责善后工作中的有关新闻事项。
5.2总结评估
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完毕后，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应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对事件发生、应急处置等过程中境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与评估并报县应急指挥机构。同时，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应针对事件处置过程中新闻等工作的成功经验及发现的问题，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实施细则和工作方案并向县政府提出修改和完善本预案及相关法规的意见和建议。
5.3奖励处罚
对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和新闻报道等工作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工作不力、，甚至违反纪律，导致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不利并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并追究领导者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应急保障
6.1通讯与信息保障
县直有关部门应建立通信网络系统，确保应急期间新闻领导小组与应急指挥机构之间、新闻领导小组内部各成员之间以及新闻领导小组与媒体之间的信息畅通。明确参与应急工作的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中、省、市、县级新闻媒体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人员的通讯方式并指定联络人。
6.2经费与人员保障
县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为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工作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负有处置工作职责的县直相关部门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有关新闻和对外报道事项的机构和人员应相对固定。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县直相关部门和事发地乡镇应在新闻场地、交通食宿等方面为新闻和新闻报道提供方便。
7宣传与培训
7.1公众信息交流
公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有关内容、接报电话和部门(单位)；做好相关应急法律法规以及预防、避险、避灾、防病、自救、互救等常识的宣传。
7.2从业人员培训
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相关部门(单位)要根据实际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班，并利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的具体案例对有关领导干部、新闻管理和新闻媒体的有关人员进行培训。要将此项工作作为新上岗人员的必修课程进行专门训练。
8附则
8.1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预案，结合工作职责制订具体的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
8.2本预案由县委宣传部、县新闻宣传管理中心共同制订并负责解释。
一、全局财政头脑是小平同道一以贯之的头脑
小平同道对财政经济标题非常珍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北方局的重要向导人，邓小平在綦重沉重的军旅生存中，就非常珍视并亲身干预干与财政经济事情，这在当时各抗日凭据地是有数的。他依据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锋利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的现实，提出“百倍地增强经济配置的向导，应该因此后始终贯彻的方向”，并夸大对财经事情必须从大局着眼，有全局看法。他主张，准确的财政包袱政策，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须要为出发点，必须实验“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的原则，既照顾人民的包袱本事，又照顾抗战的须要，更重要的是使包袱步伐得当于夸奖生永生产的须要。
字串8
解放战争时期，与刘邓雄师在千里跃进大别山取得天下军事史上有数的胜利相媲美，邓小平乐成地运用财政经济政策牢固了复生的凭据地。他提出：“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步伐，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目的、政策和筹划，加上华北的资助，标题就可以办理”。为此，他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战争提供和人民生存上面，捉住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行缺少的部门这一事关新解放区成败的全局标题，注意掩护工商业，原封不动地担当好都市，从而制止了“左”的错误对新解放区的打击，规复和生长了生产，为人民队伍在百姓党统治区站稳脚根和胜利进军奠基了坚固的经济底子。
在大西南的日子里，怎样办理西南地域相对会集的少数民族标题分外是少数民族的经济标题，直接干系到整个西南地域的经济生长与稳固。为此，小平同道依照家席和党中心的指示，夸大概从国防、政治等战略高度来相识息争决这个标题。他主张，对少数民族地域，应该订定一套得当少数民族现真相况的政策，要恳切至心地为少数民族服务，资助少数民族生长民族经济。小平同道的这些主张，为我党始终把少数民族标题看作为政治大局来抓，议决国家财政增大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的力度开了一个好头。
1953年8月，小平同道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主持天下财政事情。他上任伊始，就要求财政部门要看大事，要有战略全局看法。他说：党中心和同道向来珍视战略标题，“只要把战略形势表明确，标题就好办了。……只要把战略标题和全局标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办理”。建国以来，我们的财政事情出了一些标题，便是由于“通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标题交待明确”。为此，小平同道向全党分外是财政体系审慎提出：我们的统统事情都市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干系、中心与地方的干系、会集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干系，因而“大原理与小原理必须弄明确”。一方面，全体和局部缺一不行，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行其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心和地方、会集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肯定要以中心、全体、会集统一作为主导。……如果两者之间孕育产生抵牾，地方应屈从中心，局部应屈从全体，因地制宜应屈从会集统一。不云云，就会孕育产生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和山头主义”。字串2
1956年，小平同道承袭中共中心总通告，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向导团体的重要成员。他积极为党的“”确定的把事情重点转移到经济配置中来的这个大局而奔走，提出以后的重要使命是搞配置，把我国配置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产业国。1962年的“调解”，更凝结着小平总通告的心血。他夸大：“在这个历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标题，……第二要抓底子产业……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能……这便是我们的纲”。
1975年，小平同道复出，大胆抓整理，夸大“全党讲大局，把百姓经济搞上去”。粉碎“”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向导团体的焦点，他刚强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蹊径，将全党事情的侧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配置中来，主持中国改造开放这一全新奇迹，成为中国改造开放当之无愧的总筹划师。全部这些充实表现出小平同道从战略全局思量标题的作风与传统。在财政标题上，他的全局财政头脑越发成熟。小平同道在种种场所多次夸大党中心的权威必须增强，“不克不及否认权威，该会集的要会集”。他说：“现在一提便是中心会集过多下放大少，没有思量该会集的必须会集的标题。中心必须保证某些会集”。“中心如果不掌握肯定数额的资金，好多应该办的地方无力办的大变乱，就办不了，一些要害性的只能由中心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为此，小平同道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必须以大局为重，维护中心的权威，并严酷品评“中心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等无当局的举动。小平同道还表现：“敷衍不听中心、国务院的话的，处置惩罚要刚强，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
字串3
财政事情肯定要以中心、全体、会集统一作主导——邓小平同道全局财政头脑综论来自:
二、财政部门是会集表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
同道曾说过：“国家的预算是一个庞大的标题，内中反响着整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它划定当局运动的范畴和方向”。这句话，分析国家预算决不光是大略的出入筹划，而是议决出入反响整个国家的政策，从而成为新中国方式预算、举行财政事情的引导头脑。
小学思品课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为主，明理是教学的重点。所谓明理，是指学生要明确的观点和道理。但思品课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学生按照道德规范去实践，化为实际的行动。所以，要想切实增强小学生思品课的实效性，就要着重抓好明理和道德行为训练这两个方面。
一、明理与道德思维训练
首先，从感知具体的材料开始，只有让小学生的头脑中留存相应的表象，才能有效地进行道德思维训练。例如：在教学《科学技术造福人类》这一课，要让学生认识到科技力量的巨大，就要运用典型事例、图表具有说服力的数据，以及现代化的家用电器，让学生感知我国科技震惊世界，以及我国人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积极发明创造的愿望。对于小学生来说，感受的信息越形象、越典型、留存的表象越多，他们的想像就越丰富，思考的内容就越符合实际，就越有利于思想道德观点的结构。
其次，从分析综合中明理，分析是将道德对象作一定的分解、划分出对象的结构因素、属性、特征等，而综合则是对分析出的各个成分加以组合。例如：在教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课时，要让学生认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思想道德价值。教学中就要启发学生要在道德思维中运用分析综合自己的策略，先借助课文的插图、练习所提供的形象化思维信息以及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序地从三个层面作出分析：哪些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能减轻父母的家务劳动负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利于自己的处理能力。然后，将分析过的各部分进行整合，就能引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利于小学生成长的结论。
再次，从比较中明理。比较，是对两种和两种以上的道德事物和道德现象进行审度，从中找出他们的相似点或不同点。比较是和分析连在一起的，只有当分析出道德事物的特征后再加以比较，才能确定道德事物相互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究竟在哪里。例如教学《勇敢机智》一课，可针对课文中写的娟娟、强强和宁宁的行为特征和结果进行系列比较：（1）比较相同点。娟娟、强强和宁宁是亲密的小伙伴，他们都想做勇敢的孩子，他们看见了长满青苔的木桥。三个孩子的愿望是相同的，所以遇到的情景也是相同的。比较这些相同，就是为了突出不同。（2）围绕三个人的行为、表现进行比较，强强和娟娟都不敢从桥上走过去，而强强走上去了掉在河里。（3）围绕宁宁和娟娟对待紧急情况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娟娟吓哭了，没有考虑怎样救人；宁宁临危不乱，急中生智，用树枝救强强，在救不起强强时，勇敢地跳到水中，并让娟娟稳住自己。（4）比较事情结果：三个人的情绪反映。强强浑身水淋淋，吓得面色苍白，心里悔急了；宁宁、娟娟累得气喘吁吁，心里高兴极了。通过以上分层有序地比较，就能诱发学生明理的灵性，使他们认识到勇敢机智是临危不惧，遇到紧急情况积极开动脑筋解决问题，而逞强蛮干不是勇敢机智。
最后，从概括中明理。概括抽象是实现明理的关键的思维环节，舍弃这个环节，思品课教学就不可能促使道德认识现实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转化。所谓概括，是找出道德现象的共同属性；抽象则是找出道德现象的本质属性。抽象概括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的。例如教学《公用设施的自述》一课时，一方面要结合课文，分析公用设施的作用和重要性，另一方面让学生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分析社会上公用电话、红绿灯、路灯、邮筒、垃圾箱等公用设施遭到破坏后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在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概括出抽象的观点：即我国人民生活一天一天富裕，公用设施会越来越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的方便。但社会上还有许多缺乏社会公德的人在破坏公用设施，只有大家都来爱护公用设施，才能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概括抽象的过程就是道德主体由表及里、去粗求精、由个别走向一般的过程。当学生抽出了思想道德观点时，他们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二、规范良好的道德行为
学生获得了明确的观点和道理后，就要使学生按照道德规范去实践，化为实际的行动，也就是将道德认识化为道德言论和行为。
1、培养良好习惯（培养一个良好习惯）
在学生获得正确的观点和道理后，为了使学生愿意行、乐意行，并逐渐养成习惯，我们要通过一个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进行行为训练。在训练中，我们要注重引进激励机制，在实际锻炼中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例如教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节课时，学生明白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自己成长有利，但却难以付诸行为。我们把平时学生在家中的表现，通过录像片断展现在眼前，引导学生做事要主动、认真、坚持。在课堂上，大家给做得好的同学鼓掌，老师还赠送小礼品，激起学生实践的愿望。我们还将其延伸到各个家庭，让学生不断实践。这样平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太阳”变得勤快了，自觉养成了良好的劳动习惯。
2、榜样是训练道德行为的法宝
学生模仿受表扬，具有向上心理，他们敬佩英雄人物，也常希望自己能成为典型。根据这一心理特点，在进行行为训练时，坚持正面教育，注意树立典型，以激起学生心灵的共鸣。例如在教学《自觉爱护公共财物》一课时，学生都明白了不爱护公共财物是可耻的，但还忍不住乱丢果皮纸屑、攀折花草树木、有意或无意中损坏公共财物。这是因为他们年纪小、自制力弱。因此，我们可自作榜样，做到不乱丢废弃物，见到果皮纸屑捡起来，见到水龙头就要拧紧，经常给花草树木浇水、锄草，这样一部分学生就会像老师一样爱护公物。此时，老师一定要大力宣传，其他同学也会纷纷效仿。这样，以师带生、以生带生的榜样作用就会使学生们都养成了良好的行为。
3、集体是培养道德行为的温床
如今的孩子，独生子女是主体。他们渴望集体生活，乐意在集体中有上乘的表现。于是，在进行道德行为的教育中，我们极大限度运用儿童对集体的向心力，把个人与集体拴在一起进行教育。例如在教学《珍惜集体荣誉》一课时，学生都明白了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分子，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系集体荣誉，而且集体的荣誉是大家共同努力得来的。在课后讨论时，可以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题目：我是一个给集体争光的学生还是一个给集体抹黑的学生？我为集体做过贡献吗？在集体活动中我是抱着哪种态度去参加的？以后我会怎样做？现在我自己身体力行的能做到哪些？以后经过努力我会做哪些为集体争光的事？等等。学生都认真地自查，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价，定下努力的方向，写下来留作监督。这样每个学生都会为集体争荣誉，不做任何有损于集体荣誉的事情。反过来，良好的班集体也能更好地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
关键词：深层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情感逻辑民间文化
一
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学者在探究叙事起源时，常常从神话算起。然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代神话，都是散落在后代文章中的残片，充其量只能算作后代叙事素材中的故事原型。从可以考察的历史来看，上古只有史官的叙述可以找到与后代叙事活动之间的联系线索。因此只能说，中国古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直到宋代开始繁荣起来的白话小说，也是以讲史为各种小说之首。如罗烨在描述当时小说的内容时说：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1]
这些话中所提到的小说内容都与历史有关。要理解中国小说叙述的起源，就不能不注意历史叙述的意义及其对小说叙事的，特别是历史叙述和小说叙述在表面的故事叙述背后隐藏着的深层叙述结构的关系方面。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正史”通常是指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的“二十四史”。但要认真研究历史叙述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更能够体现正史叙述特征的早期著作应当说是《左传》而不是《史记》。《左传》虽然被归入依附于“经”的阐释性著作，但就其实质而言与所依附的经典《春秋》同属于历史著作。这不仅因为《春秋》和《左传》的内容都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且因为在叙述中隐含着后代正史所共有的深层叙述结构。
《春秋》作为历史著作显然是简单粗糙了一点：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只是极其简略的一两句，没有具体的对事件发生过程和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的春秋笔法也只是表达叙述者对事件意义的态度，并不是对事件本身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的认识，换句话说，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历史著作所需要的历史意识。
《左传》就不同了。从表面上看，《左传》似乎只是把《春秋》中所提到的事件讲述得具体细致了一些，一如新闻报道的标题与文章内容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左传》不仅仅是把事件讲得具体一些，更重要的是，把一种历史意识贯穿、渗透到了叙述中，从而使得所叙述的事件不再是单纯的客观事件，而是成为历史观念的表现。从这种历史叙述开始，一种隐藏在具体叙述文本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逐渐成熟起来。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分析这种深层叙述结构的产生。比如《春秋》记载的第一段历史，隐公元年的事件是这样叙述的：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段简单而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兄弟相残的故事，即“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个叙述句中一“克”字隐藏着对郑庄公的批评之义。但这只是叙述者的批评态度，与事件本身并无关系。
而在《左传》中就不同了。这句话所涉及的史实被具体细致地展开来，而且还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关于郑庄公和兄弟共叔段之间矛盾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左传》不仅详细地叙述过程，而且对事件发生的内在根据进行了解释。按照《左传》中的叙述，郑庄公在回答祭仲的担心时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句话实际上既从郑庄公的角度解释了共叔公必然失败的道德原因，也暗示了庄公自己居心叵测的一面。整个事件的发展就是按照这种解释进行的：一方面是骄横的共叔段步步扩张、叛逆之心逐渐显露；另一方面是郑庄公步步为营、小心戒备并积聚着自己的力量。随着事件的发展，两方面的力量就这样相反地消长着，直到最后共叔段的反叛和郑庄公的致命一击，便成为整个事件最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对人物行为的道德意义作事后的评判，而是把道德意义作为事件发展的逻辑根据。“郑伯克段于鄢”不是个特殊的例子，这种叙述是《左传》的重要特点。在隐公五年四月的一段战事记载中是这样叙述的：
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这场战事描述得很简略，但也很典型。讲到战事的过程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是郑人的战术，第二句是燕人应战的心态，第三句便是战争的结局。就在这短短的三句话中，不仅叙述了事件的基本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后面“君子”的评述中所的：“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他们的行为和观念违背了战争，不懂得必须小心谨慎的道理。小心谨慎不是一般工具意义上的智慧，而是道德层次的智慧。也就是说，燕人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道德方面的问题。
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对楚晋城濮之战的叙述中。这次战事在《春秋》的僖公二十八年记载里是完全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叙述的：“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段叙述对战事所做的简短而客观的报道中没有道德评价，更没有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左传》就不同了。城濮之战是《左传》叙述中最详尽而精彩的故事之一，从晋文公伐曹开始，将晋、楚两国间的矛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兵刃相见的过程剥茧抽丝般地理了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导致这段历史事件发生和造成结果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表达。最初晋国要与楚国发生龃龉时，晋国的先轸使计激楚，楚王劝大将子玉不要与晋为敌。他说晋文公是“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因为这里实际上暗示了后来的结果，因而可以说这段话不仅是记载楚王的言论，同时也是叙述者在藉此发表自己关于战争规律的一种看法。这和后面所说的“师直为壮，曲为老”的看法也一致。显然这里关于战争道义的见解不是像《春秋》那样仅属于个人意见，而是把它理解为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
学者们在研究《左传》时常常会提到书中有同情人民的“民本思想”。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的是，这种思想是怎样表现在历史叙述中的？在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中，曹刿以庄公所说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胜利的根据，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道德的意义不在于对历史事实作出是非评判，而在于把道德作为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依据。庄公能够明察是非不仅证明他是个好君主，而且成了他打胜仗的条件。更有特点的一个是在哀公元年关于吴、越、楚等国战争的记载中。其中有一段是吴打败楚后陈怀公与臣下议如何对付吴国的问题。逢滑对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怀公问：“国胜君亡，非祸而何？”他的回答是：“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刈）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
这一段史实按理说不能证明逢滑的道理。因为楚国明明是败了，而且怀公听了他的话的结果招来了吴国的入侵。但《左传》并不因此认为道德在这里不对事实发生影响了。作者用逢滑的话说，楚之败是暂时的，是上天在教训他们；而吴国最终还是会失败的，因为他们以民为土芥，违反了道德。这样一来，一个不利于道德解释的事实仍然通过延伸而变成了道德的证明。
因此可以看出，《左传》中的“民本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尺度，而是作者心目中的历史发展根据。正是这个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思想，构成了《左传》中历史叙述的内在逻辑。这个叙述逻辑也是后来大多数“正史”叙述的内在逻辑，即以“天道”解释历史的叙述观念。在后代历史叙述中，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中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句话可以作为最典型的表述。实际上，正史中关于各个朝代更替的原因解释大多不超出这句话的范围。
这是一种道德史观，也是一种潜藏在后来许多通俗叙事作品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在宋代小说《三国志平话》中故事正文的前面有个楔子，讲的是汉光武帝时一名叫司马仲相的书生为阴司断狱的故事。故事中将汉高祖和他所杀害的功臣投胎到汉末转世为三国时人，以偿报汉高祖杀害功臣的罪衍。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楔子呢？用司马仲相的话来说，是他感到汉高祖时代的历史太不公平，功臣受冤、坏人得势。所以阴司让他来断狱的结果就是把汉初的那些人都投胎到汉末，让有冤的申冤、害人的遭罚。这样便演出了《三国志》中的故事。这样说来，叙述人心目中的历史其实在汉初和汉末两段都是不公平的，通过断狱投胎使得两段不公平的历史相互抵消平衡才完成了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就是说，《三国志平话》的叙述意图在这一点上仍然与《左传》相似，要把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逻辑与道德意义统一起来。如果事实不能达到这种统一，就通过虚拟的阴司断狱的故事来实现这种统一。
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叙述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因为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而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就阴司断狱的故事而言，显然是对历史事实与道德的冲突有所不满才转而用幻想的方式来平衡。也就是说，这里表达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因果逻辑，而是说话人的心理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在后来的通俗叙事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叙述人时时出面对故事的道德意义进行解释，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所说：
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在这种常见的劝喻式议论中可以看出，故事中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就是善恶报应的道德逻辑。宋元以后的通俗叙事中有很多故事的内容按照当时人的道德观念来看是不道德的，最突出的典型是作为诲淫之代表的《金瓶梅》和作为强盗教科书的《水浒传》。然而这种反道德问题并没有给叙述人造成困扰，就是因为在诲淫诲盗的故事内容背后存在着深层叙述结构的道德指向：无论多么坏的事，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是符合道德的。这听上去很有点像《左传》中关于吴楚祸福的观点——如果不义者占了上风，那也是暂时的；历史逻辑归根到底是道德的。
这种道德意义实际上也就保证了小说叙述人的叙述自由：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任何听众感兴趣的故事，而又保证了这个故事最终的道德性。明代以来的文人为通俗小说正名、抬高其价值的根据也就在这里。
二
如果把历史与道德的统一理解为对“客观”历史规律的一种描述，那当然是太天真了。充其量只能说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期待。《左传》开创的叙事传统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就是力图将这种期待表达为现实。
司马仲相断狱的故事从表面上看来是对《左传》历史与道德统一观念的响应，但其中蕴涵着的更深一层意思则是对这种历史观念的怀疑——正因为叙述人看不到他心目中在汉初和汉末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发生的不公平、不道德现象在现实中有何可能被翻转为《左传》式的道德结局，才产生了由阴司来解决问题的荒唐想法。
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历史的叙述意图。事实上，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在历史叙述的背后隐藏着的叙述意图恰恰就是与上述的历史与道德统一观念相悖的。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流露的“发愤著书”的思想就意味着对历史合理性的怀疑。在《伯夷列传》中他提出质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嗳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在《史记》的历史叙述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怀疑观念的表现。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李将军列传》。司马迁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语道断李广的人品，同时也暗含着对李广命运不偶的扼腕之叹。《史记》一出，李广遂成千古悲剧英雄。在这里，司马迁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与道德统一的观念；或者说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道德是相悖的。
学者们经常把司马迁的这种对历史意义的怀疑当作他的“实录”精神的体现。这种观念不一定准确。就拿这个最著名的李广的例子来看，只要细读了《李将军列传》中的史料部分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李广虽然骁勇善战，但就其一生行状而言，基本上没有打过多少重要的胜仗。《史记》采用了一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曲笔叙述李广的故事，突出了他一生事迹中的传奇和善良色彩，如死里逃生、临危不惧、箭能穿石、宽厚待人等等，却有意无意地使读者忽略了李广的另一面，就是他的大多数传奇故事都是发生在失败的背景下的。他的治军不严、冒险轻敌以致“将兵数困辱”等问题，被淡化了。结果给读者的印象是，李广的不得封侯不是由于不善将兵没有重大战功，而成了历史的不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对历史合理性的怀疑不是简单地因为追求实录，而是一种不同于《左传》的叙述态度，就是把历史事件的叙述逻辑与个人的情感需要统一起来的态度。他在自序中所说的发愤著书的思想正是他自己叙述历史的基本态度。
历史上有许多诗人留下了咏史之作，比较著名者如杜甫《蜀相》中的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中在怀念古人时，流露出对历史不能合于人心所愿而带来的遗憾。这种对历史的怀疑实际上构成了后代小说《三国演义》的深层叙述结构。尽管《三国演义》如正史一样把蜀汉和诸葛亮的失败归为天意，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所谓“分久必合”的大势所趋，但小说中流露的尊刘和崇仰诸葛亮的情感倾向却使得对历史的结局产生了深深的遗憾。《三国演义》之后叙述杨家将故事的《北宋志传》、《杨家府演义》和叙述岳飞故事的《说岳全传》等，也具有类似的意图。这些故事中有的是悲剧性的，有的则是大团圆式的。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对真实的历史不满。叙述人通过叙述不同的内容表达着一种共同的历史需要，就是叙述与情感的统一。
明代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这部小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意思是说小说是历史著作的通俗版，可以起到辅助史书传播历史的作用。这一观点在后来谈论历史小说的人当中颇有影响，以至于许多人在谈论《三国演义》的得失时，主要关心的就是其中有多少合乎正史、多少是虚构润色，即几分实几分虚的问题。这种观念忽略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小说叙述人在转述历史的背后潜藏着的自己的叙述意图。正如我们在《三国志平话》的楔子中看到的，叙述人与一般正史叙述态度不同，他对历史并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可能会潜藏在叙述的背后，形成表面叙述内容下面的深层动机和叙述结构。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故事和后来的杨家将故事、岳飞故事，与《史记》中的李广故事一样，带有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不同于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希腊式命运悲剧，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片面正义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理性悲剧，同样不是叔本华的非理性意志冲动的悲剧，当然更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历史悲剧。这种悲剧的背后是一种对历史合理性的怀疑，正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提出的怀疑。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怀疑论的悲剧。这种怀疑态度使得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的叙述中离开了一般意义上的实录，转而从自己的情感态度出发对历史事件进行选择、剪裁和组织。
通俗小说中诸葛亮、杨家将、岳飞等人的故事叙述表明，《李将军列传》的叙述动机实际上在后来的小说叙述中形成了另一种叙述传统，这就是以情感逻辑作为深层叙述结构的叙事传统。近古的历史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简单意义上的演义，即敷衍历史著作的通俗教材式的叙事；另一种则是上述的那类与一般正史观念疏离的叙事传统，即以情感逻辑为深层叙述结构的叙事传统。
司马迁对天道不公的诘问隐含着一层相对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叙述要有一种与天道、与抗争的批判性。这才是他所说的发愤著书的真义所在。通俗小说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宣扬道德教化、普及历史知识的教科书，但实际上人们对这类小说的需要中还包括“发愤”的情感需要。传为李贽评点的《忠义水浒全传》序言中说：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也。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剿三寇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2]
这里对《水浒传》意义的解释恐怕有穿凿附会之嫌，但作为一种小说阅读的期待心理却是可信的。历史，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历史，用历史与道德统一的观念来解释显然有困难。要让人们承认宋代屡屡受外敌所侮、天子和百官被掳、河山残破百姓流离直至最后被蒙古铁骑蹂躏的辛酸耻辱都是天意、都是理该如此的结果，这的确令读者无法接受。因而在正史观念之外，需要另一种非正统的历史解释。这就是情感化的历史叙事。
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不再是为了证明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是相反，对历史意义的怀疑导致的是“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反命题。这个反命题使得具有情感意义的虚构性叙事创作成为必要。在司马仲相断狱的故事中，叙述人对历史合理性的怀疑是通过虚构的因果逻辑来消除的；另一类的叙事则是采用《李将军列传》的方式，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了情感表现的强度。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李卓吾所说的不愤不作的含义。
显然，上面所说的情感逻辑基本上是指那些不满于历史的不合理性的批判性情感，因而意味着这类叙述动机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冲突或距离。这种批判性当然并不表明情感化的叙事是反意识形态、反正统道德的，实际上这是意识形态的另一极。从叙事传统来看，道德逻辑和情感逻辑分别体现的是叙事的深层结构中所蕴藏的社会与个人、传统与现实、意识形态与情感需要这样两极。
三
无论是“正史”的道德历史叙述意图还是个人“发愤”的情感化、怀疑主义的叙述意图，各自都可以找到合理化的解释，也就是说对叙述者和接受者来说都具有当然的合理性和价值。然而历史上的叙事并不都具有这种合理性。
梁启超曾深恶痛绝地说古代小说不出诲淫诲盗两端。他当然有自己的评价尺度和倾向，但中国古代的小说，包括许多在当时就很大而后来终成为经典名著的作品，即使在当时人眼里也是诲淫诲盗之作。这就是说，有些作品从来就不具有被公认的合理性，却同样被传播、接受甚至成为经典。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水浒传》。
《水浒传》自成书以后的几百年中，一直被视为诲盗或至少是歌颂强盗的故事。其间偶有把它合理化者，如传为李贽所作的《忠义水浒传》评点，也只是说它歌颂强盗其实是借古讽今。即使按照李贽这样附会的观点，这个故事本身仍然不能认为是具有正当价值的。这种评价不仅到梁启超没有变，甚至到鲁迅，他仍然认为《水浒传》写的就是强盗，不过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虚伪强盗罢了。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水浒传》叙述意图的理解才转向了合理化，其中最普遍、最典型的观点就是把梁山好汉的行为说成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正义事业、把《水浒传》的道德意图说成是歌颂“农民起义”。
然而这种合理化解释的根据是非常脆弱的。首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水浒故事的社会背景和、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关系，主要是市民社会的事。其次，故事中所涉及的道德意义很难被合理化。尽管宋江坐的是“忠义堂”，堂前竖的是“替天行道”的杏黄大纛，讲的是除暴安良的堂皇道理，但他们实际上奉行的道义原则只是同侪之间的“义”气而已。尽管他们把每次杀人越货的行为都说成是劫富济贫，但只要细读了全书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打家劫舍的大部分原因除了为自己弟兄报仇之外主要是因为“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杀赃官、劫恶霸这样的事都是有的，却不是为了百姓而是自己，智取生辰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何况许多梁山好汉自己就是为害一方的强盗恶霸，如欺行霸市的浪里白条张顺、骚扰良民的小霸王周通、劫财又劫色的矮脚虎王英、杀害过往旅客做人肉包子的张青夫妇等；而故事中似乎并没有觉得这些人的行径是什么重大的道德污点。如果说故事中有什么一贯的道德标准，大概可以这样概括：欺压乃至残害平民不一定是罪恶，而如果是靠着官府的权势这样做就成了罪恶；好色甚至强抢女人也不一定是罪恶，只有官吏或豪绅这样做才是罪恶；有钱同样不是罪恶，吝啬才是罪恶。显然最后的结论就变成了这样：无论什么事，强盗做的都是对的。
不管怎样套用历史主义和“局限性”之类的概念，把这样的强盗逻辑加以合理化肯定是靠不住的。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批评家们很少有人去试图把故事的直接意义本身合理化。既然如此，这部小说又为什么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受到那样多的赞誉呢？金圣叹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是把故事及其道德意义同故事的叙述方式区分开来。他把前者称为“事”，后者称为“文”。他说《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就是说是为了创造而信手拈来故事；因此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事”而是作为艺术创造成果的“文”。他在《西厢记》的评点中说作者“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3]按照他这个观点，对《水浒传》这样的故事中那种非道德性的意义可以用一种鸵鸟式的态度来对待：只要关注故事的艺术性，那些反道德的内容不要理会就是了。
这种说法有点自欺欺人。一个喜欢《水浒传》的人可能不赞成那种强盗式的道德逻辑，但不可能在厌恶那些强盗们的性格和行为的同时却仍然喜欢这部书。金圣叹自己也是如此，他虽然说那些绿林劫杀的故事本身不足为训，只应关注文法；[4]但在具体评价故事中人物时，仍然表现出对那些杀人越货的绿林豪杰们的企羡之情。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成了评价这类经典作品时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
应当承认，被称为诲盗之作的《水浒传》、被称为诲淫之作的《西厢记》以及被认为是宣扬无父无君的《红楼梦》，在叙事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是确立它们的历史地位的根本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欣赏这些作品艺术性的人真的对其中的反道德意义视而不见。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一段著名的玩闹搞笑情节。故事中鲁智深把五台山的佛堂搅个乱七八糟，把禅子们打得落花流水。这当然既不是为民除害，也不能算是批判宗教，只不过是醉汉的发泄而已，肯定不能认为有什么正面的道德意义。然而这段文字却极得李贽、叶昼、金圣叹等文人的赞赏。金圣叹在鲁智深砸金刚、打禅子、呕吐、吃狗肉等荒唐情景的描写后面一路批“真正善知识”、“生出妙景”、“如火如锦”等赞赏字样，叶昼则凡遇鲁智深胡闹的描写就批一个“佛”字，显然也是欣赏备至。
俄国学者巴赫金在拉伯雷小说时，特别注意到所谓“怪诞现实主义”，即其中的粗俗、猥亵、疯狂、怪诞的描写所表现的中世纪民间艺术的狂欢文化特征。他认为正是在这些看起来违反正常理性和道德意识的民间文化和艺术中蕴藏着使文化得以更新的生命力。“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实际上也是一种狂欢化的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水浒传》都具有“怪诞现实主义”的狂欢性质。作为文化精英的士大夫们之所以会欣赏那些粗俗猥亵、充满暴力的故事，正在于它们所具有的生命力宣泄的意味。
明代“公安派”的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提到，李贽喜欢《水浒传》，以为鲁智深是真修行。为李贽抄写《水浒传》评点的和尚常志深受影响，“时时欲学智深行径”。他在路上见邮差稍迟便怒目大骂：“汝有几颗头？”惹得李贽越来越厌恶他，最后竟流落不振而死。袁就此事评论说：“痴人前不得说梦，此其一征也。”[5]从这则轶事可以看出，这些文人对鲁智深等梁山好汉的粗鲁凶狠性格并非真正从道德意义上肯定，而是作为一种想象的人格，“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使自己被压抑的生命活力、欲望得到宣泄。
《水浒传》的故事原型虽然有一丁点历史的影子，但却完全不同于《三国演义》，因为它没有后者那种植根于正史的道德意识；同时它虽然时有“乱自上作”之类的社会批判性语言，却也不像士大夫个人的“不平则鸣”之作，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批判、怀疑精神。它较多地带上了民间文化色彩，它的叙述意图深层更多地是在满足生命活力的自发宣泄欲望。文人们对《水浒传》的欣赏，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生命活力的欣赏。李贽、叶昼、金圣叹最感兴趣的书中人物都是李逵，这是值得寻味的。一般人物对李逵这个人物以合理化的解释时，强调的是他的“真”，即真率天然的性情。金圣叹还时时拿他的“真”与宋江的“假”相形击，显然是把这种“真”作为一种人格价值加以理性化的肯定了。但只要读读《水浒传》和金圣叹等人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所感兴趣的其实不仅是“真”，更重要的是粗鲁。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津津有味地了书中人物许多不同的粗法。他还在读法中对水浒人物做了个排比，从性格之“真”而论，还有不少人，而金圣叹最欣赏者却只是粗鲁的李逵和鲁智深。书中的卢俊义虽然在痛骂梁山草寇时表现出的英雄气概颇得金圣叹赞赏，觉得他是一个道德完善的典范而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但在最终论定时却觉得他“不免带些呆气”。换句话说，他太老实了，没有干李逵、鲁智深那样出格的事。显然，只有把真率与肆无忌惮的粗鲁结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最欣赏的性格。这种性格的艺术魅力显然不能用合理化的方式来解释，它只能是一种激发、煽动情绪的力量。
《水浒传》如此，而其后出现的许多由市井作者创作的世情小说就更是如此。《金瓶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有些学者在称赞《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时喜欢引用第十二回应伯爵、谢希大等人抢吃菜肴的场面：
人人动嘴，个个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蝻一起来；挤眼掇肩，好似饿牢才打出。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连筷子，成岁不逢筵与席。一个汗流满面，恰似与鸡骨朵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恨不把猪毛皮连唾咽……
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两张；前边跟马的那小厮不得上来掉嘴吃，把门前供养的土地翻倒来使位恰拉了一泡囤谷都的热屎；临出门来，孙寡嘴把李家明间内供养的镀金铜佛塞在裤腰里；应伯爵推逗桂姐亲嘴，把头上金啄针儿戏了；谢希大把西门庆川扇儿藏了……
西门庆的清客整日跟着他混吃混喝，何至于像饥民一样狼狈？这段描写实在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相提并论，它整个充满了怪诞的嘲谑意味。把吃饭的动作描写得如同打架或苦役，而且同拉屎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叙述与拉伯雷式的叙述风格尤其相似。总之，这类小说的中正反不分的道德意识、怪诞滑稽的形象场景、恶俗猥亵的广场语言等特点，正类似于巴赫金在分析拉伯雷时所说的民间狂欢文化。
这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与民间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叙述风格，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叙述模式，在话本、杂剧、笑话、歌谣、曲艺中都可以找到。金圣叹在谈到《西厢记》的表演时说：“旧时见人教诸忤奴于红氍毹上扮演之，此大过也。”[6]他之所以对表演那么反感，就是因为民间的舞台表演中会即兴插入许多恶俗猥亵的内容。孔尚任也说：“旧本说白，止作三分，优人登场，自增七分；俗态恶谑，往往点金成铁”。[7]李渔说得更明白：“戏文中花面插科，动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话，公然道之戏场者。”[8]实际上不仅是表演，我们读一下元杂剧的剧本，也可以发现许多荒唐怪诞和猥亵滑稽的科诨笑料，大可以与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