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31 23:07:55
第一争抢收购核心点是业务实力的强大
外媒还表示，这次阿里与腾讯合作收购WPP中国业务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因为毕竟两者近些年来竞争关系较为紧张。上月，外媒还报道，阿里和腾讯两家科技巨头都要求为自己提供服务的投行不得为对方提供服务。一名知情人士表示，阿里和腾讯“重视忠诚”，因此不想雇佣那些“将成为竞争对手的服务提供商，会在你为下一笔交易（征求建议）时对你不利的”银行家。
我们不知道这家企业是做什么的？我们暂且也不去了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常年给过腾讯和阿里巴巴做过服务的企业，而且服务还是不错的，有一定的口碑和影响力。目前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争着投资。说明这家广告传媒公司的业务一定会影响大的品牌公司。被阿里和腾讯抢占资源投资的公司背后无不例外都会直接影响阿里巴巴和腾讯一个时间段的格局，也会从战略层面让阿里巴巴和腾讯达到一个新的飞跃。例如滴滴打车当时没合并之前，两家公司疯狂的抢占市场入口，赢得了不少的用户基数。而这次到底能够有怎样的核心价值，值得他们去抢着收购！
而且小编猜想，这家公司的业务体系一定会影响这两家互联网巨头，而且产生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揭秘广告传播集团WPP的神奇业务
当我听到这个词，其实还是很陌生的，但是在新闻里看到，说维基百科是这么解释这家公司的：
据维基百科介绍，WPP集团（WPP plc）是英国的一家广告和公关服务跨国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集团，在110个国家里有3，000个办事处，员工达162，000多人。总部设在伦敦，执行部在爱尔兰都柏林。其营业范围包括广告、公共关系、游说、品牌形象与沟通。WPP集团拥有一系列大型的下属广告传媒公司，包括葛瑞、博雅公关、伟达公关、智威汤逊（JWT）、奥美集团、TNS、扬雅广告、群邑集团与凯维公关等。
看到这里我瞬间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别的，但是我知道在品牌公关和媒体新闻公关操盘的博雅公关是一家很强大的公司。而且博雅公关是我在2014年做品牌传播方面学习时候，以及后期做品牌公关和媒体公关方面去研究过很久的企业。他的强大确实是很厉害。而且公关能力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政府的社交关系！伟达公关也是业界非常出名的！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奥美集团，这个算是广告传媒界神话般的存在。在世界品牌500强都是有排名的，而且在公关品牌方面也出了很多优秀的书籍！所以可想而知这家集团WWP是一个集合了多少优秀的广告传媒公关企业。
新媒体时代其实对大公司来说就是公关时代
而在互联网时代，如果说早在20世纪的时候建立影响力是建立渠道和做广告。那么这两年的媒介宣传更多是公关力量，公关力量就是口碑力量、品牌力量和资源力量。这三者结合就形成了强大的集团力量。他不仅仅是带动企业的业务价值，而且还可以帮助企业树立正面品牌口碑，而且重点的事情是可以打造品牌公关事件，很多企业之所以会数据暴增，这背后的事件策划和公关操盘是离不开这样的公司的。可以说这样的公司就是现在企业的幕后军师和一把推动企业战略和企业快速发展的利器。所以你想想无论你想进军影视还是oto还是为了的智能科技领域。再牛逼的战略也需要幕后的操盘手帮你打造全球化的媒体公关和品牌公关的策划和操盘。这样才能快速增加影响力！
关键词：民族国家；政治国家；辨析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3－0034－05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是以君主、国家政治统一、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民族国家，还是以人民、分权制衡、规约公权为特征的政治国家，都是近代国家形态和国家概念。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质。本文主要分析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对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所持标准不同，中外学者对中国何时成为民族国家以及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国家大异其趣。中外学者关于民族国家的标准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将民族国家等同于政治国家。“近代以来，不仅德国，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但凡不同于英美之正常国家的任何一个社会政治体或者一个民族国家在其发育生长的建国过程中，都存在一个相似的德国问题。”“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与英美相一致的现代国家形态并没有从德国自身中自发地演变出来。”“如何从各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中最终转化出来某种符合英美政治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制度架构，这才是所谓德国问题或中国问题的真正意义所在。”[1]（pp126127)
二是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两种国家形态作为现代国家形态，否认当代中国为民族国家。“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型时期，这个转型时期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我认为这个时期从历史和政治逻辑来看，对应的是西方15世纪到19世纪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时期。”“从本质性上说，它是一个共和、、民主的国家建设时期。”“这个国家不同于古代的城邦国家，也不同于封建的旧制度，而是一个新型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相互关联的现代国家。”[2](p6)而“任何一个传统的民族或者社会又都面临着一个现代性的转型，即面临一个民族国家的转型建设，构建自由经济秩序以及法治、秩序，建设现代民族国家”[1](p127)。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没有通过政权力量培育和发展出真正意义的现代社会，因而，也就无法在这种力量下发育出真正的现代国家”；“由改革开放催生的现代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和发展现代国家的现实基础”[3](p112）。
三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现代民族国家。以研究中国文化见长的美国著名学者白鲁恂·派伊(Lucian Pye)在其所著的《中国：导论》一书中，既否认中国为民族国家，更否认中国为政治国家，认为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他说中国充其量是一个文明（Civilization），或者一个文化国家（Cultural State），而非现代民族国家。
四是认定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由于对民族国家所持标准不同，有学者认定1949年后的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该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尽管这里面仍旧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很显然，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才真正统一起来，它的疆域和政权也才真正稳固下来。”[4]
从以上关于民族国家的不同观点来看，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民族国家的内涵，更应区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的本质、特征及其区别与联系。
二、从“民族国家”到“政治国家”
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发展史中出现的一个介于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特定阶段的、特定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等级与平等、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之间独特形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其政治自觉，而在于其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5](p152)
（一）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历史上，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职能也不完全一致，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定阶段，其职能主要是一种工具。其本质是国家至上，特征是国家统一，统一之路是在王权旗帜下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为君主所有。
1民族国家的形成标志是国家统一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诸侯、教会以及由国王授予自治特权的自治都市分散于各地，形成了各自的“自治”传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共同的地域、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社会习俗、文化以及经济关系，客观上决定国家必然走向统一。第一，从文化的视角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必须首先把各自为政的社会因素混合、同化、熔于一炉。首先必须有利益、法律、生活方式和思想的高度集中，一句话，必须有共同权力和舆论”[6]（p174)。第二，从经济关系看，“13世纪后期，由于贸易的发展和远程贸易中保护私有财产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提供公共产品的地方性特征有了变化，即由地方转移到了规模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7]（p12）。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力发展、经济联系扩大，具有共同地域、语言、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的民族要求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结束地方分治、分裂、独立状态，在统一、共同利益、政治和法律价值基础上，通过国家政治整合，将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之中。第三，经济发展和联系需将各种政治势力纳入到国家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之中，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民族国家建立的标志是绝对专制主义的崛起。十四五世纪，英、法、西班牙等国，封建王权和市民社会联合，或摧毁和取消弱小而地方化的各种政治组织，或将其合并到强大和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之中，将其强制纳入到统一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之下。通过政治整合，逐渐改变中世纪的权力分散、政治组织和行政多元状况，形成全国统一的权力机构，实现了税收、司法和行政的统一。
2政治、经济的需要对外确立国家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国家的新时代。欧洲国家王室之间相互联姻，因王位继承、财产转移、等关系，一国政治多与他国发生直接关系，国与国之间纠缠不清，干涉不断，战争不迭。这一状况初步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而终结，也由此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史。“这份由欧洲各国签署的外交文件，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确定了‘政教合一’的原则（即君主有权决定本国的宗教），国家的领土得到承认。这份条约标志着领土国家的诞生。”[8]（p171)统一中央政府的现实化、领土的确立，这一“历史将让布丹来证明，普遍的帝国，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法兰克帝国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到来，论证者随着它的到来应运而生……这将是布丹永远的贡献”[9]（pp193194)。欧洲主要国家进入绝对王权统治时期。
3民族国家诞生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必然结果
一般而言，世界多数国家的历史演进大体经历了从政治工具到政治目的两个阶段的转换和发展。国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作为统治工具出现的，第二阶段则是用国家为社会造福。“君主制时期的国家是欧洲现代国家发展的初期阶段。在第一阶段，国家是一种建立和巩固权威的工具和手段，‘国家建设’的重心是建立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秩序的维持。”[8](p179)英国学者吉登斯明确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
[10](pp146147）民族国家的诞生表明，“建国是一个国家试图扩展、强化其对社会控制的过程。……与此种趋势同步的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公共领域的出现”[8](p152)。国家成为秩序的提供者、社会诸多方面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有时甚至是经济与社会福利的组织者。
从十四五世纪开始，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王权与资产阶级联合，逐渐打破了中世纪的权力分散状况，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权力机构，进入绝对王权统治时期，即民族国家时期。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生产方式、历史传统等不同，法国、西班牙发展了君主制，荷兰和英国以议会形式对国王实行制约，为代议民主制的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础。
（二）政治国家的出现
政治国家是民族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形态。这一阶段，国家建设重点为制度建设，政治认同成为目的，共有的政治信仰成为精神家园。
1政治国家是民族国家的高级阶段
经济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国家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行政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交通、社会事业发展。“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有力的中间阶级和贵族并列。”[11]（p534）经济发展和自身对利益的追求，使得追随王权的市民阶级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政治国家的要求继之实现。
政治国家政治要求首先是扩大政治统治基础。“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产物，是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一种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指以人类政治解放为前提，以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民主共和国。马克思认为，民主共和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形式。”[3](p109)经过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各国从民族国家发展到政治国家。政治国家表现为：国家政体由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或议会民主制过渡；国家由君主向议会、人民转变；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由君主无限私权向有限公权转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由政治统治向行政管理转变，政治秩序也由权力支配社会向社会规约权力转变。在政治国家阶段，国家成为一种目的和理想，国家建设与民族精神和利益构建联系在一起，政治参与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成为国家建设的新内容。
2政治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
政治国家是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折冲、冲突、妥协中逐渐确立的。政治国家是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经过与封建王权战争、妥协等形式建立起来的一个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以公民为主体的、政治平等为手段的国家。政治国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地方自治、贵族与王权的折冲樽俎历史传统中，经过争取政治权力、限制国王权力实现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是在理性指导下，经过反复革命，在共和与帝制的曲折冲突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在英国、法国，还是在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只是逐步扩大的。“近代国家诞生以来，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和构成统治对象的社会之间反复出现诸如和谐与反目，妥协与抵触以及镇压与叛乱等各种形态的制衡关系，由此产生政治发展与社会变化的核心力学。”[12]（p1)
先有民族国家统一和确立，后有政治国家出现，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和演进的普遍规律。“实行民主制社会的民族，开始几乎总是集中权力于国王一人；后来当他们具有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时，他们便打碎这个工具，并把这些权力转到一个依附于他们自己的当局之手。”“由于他们更加强大，更有组织，更有教养，他们便更进一步从他们的一般代表那里收回部分行政权，委托次一级人。看来这就是那些按其社会状况、思想风尚，而被推向民主制的社会所走的道路，这是出于本能的，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13](pp302303)
三、“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之异同
“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15]作为依附和国民依附共同体的两种国家形态，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差异性。在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上，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一）“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现实逻辑同一性
1“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具有同一性
作为依附和国民依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理念的同一性。首先，作为地域上、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因子。如语言的同一、生活方式同一、社会习俗同一、同一、社会行为方式同一等。其次，作为地域上的同一个国家，作为历史继承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具有共同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信仰。如国家至上、领土完整、民族统一、法治等。
2“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都具有国家的一般性
国家的出现带有政治性和普遍性。国家是为维护共同体的存续和实现某种社会职能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国家也只有在实现了它的公共职能时才能存续。国家的公共职能本身证明了国家的政治性。虽然并非一切国家都具有相同的政治性，但国家总要实现和满足一定的共同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即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城邦国家、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封建国家、以政治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不论何种形态的国家，不论何种形式的政体，国家总要确立一定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某种伦理道德。同样，作为“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的两种国家形态，也都具有公共管理的共同职能和一般性。
（二）“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理论逻辑之差异
在理论逻辑方面，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国家具有特定的内涵。政治国家的特定内涵集中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性方面。
1政治国家是人民共有的事务和财富
政治国家的意义、组织及实现形式是古希腊人的创造。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政治的本来意义就是众人之事。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民族心智等要素的不同，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少数人为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为治的共和政体等政体形式和政治。只有城邦民主才是政治国家，体现了政治的本来意义。“城邦的长成处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4](p7)“希腊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个君主专制的宫廷，而是由平等的公民在广场上讨论决定的。”[15](p60)在希腊人心目中，政治就是他们的城邦，政治的精义就是平等、理性和民主。
国家的公共职能决定了国家的普遍性。从形式看，专制政体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物和私产，使国家失去了国家本应具有的社会普遍性。统治阶级如果使自己的特殊利益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使特殊利益取代社会普遍利益，则使国家从本质上失去国家的意义，国家则主要成为阶级统治工具。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诺格就认为，政治是专指以希腊为代表的治理方式，专制政体则不是政治。“以家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由于家长主持一切，其他成员没有机会参与政治过程，故只有统治，没有政治。因为政治是公共事务，应由参与的人共同决定。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家族式政治结构与文化，很难称得上是政治。古雅典所孕育出来的公民道德的观念及其实践，与亚里士多德以在政治过程中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来对人的特性及其能力之发展的界定，乃是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渊源之一。”[16](p245)
2政治国家是建立在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列举了现代国家全景图［11］（p174）：
（1）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双重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家的因素。
（2）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
（3）国家和市民社会。
（4）代议制国家和。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
（5）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
（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
（8）司法权力和法。
（8’）民族和人民。
（9）政党。
（9’）选举权，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从马克思构列的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来看，这是一幅与以往国家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完全是一幅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即现代政治）全景图。政治国家是政治革命的结果。马克思高度评价政治革命的意义：首先，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其次，政治革命将“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并将其“确定为普遍事务”。国家在形式上成为“真正的国家”，成为维护市民社会的手段，成为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的相对自主性。第三，国家追求普遍利益。作为普遍物的存在，国家不能不追求社会利益，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满足各个不同阶级的要求，并保护其利益。正是由于国家具有的社会性，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的形式。
四、结语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广泛普遍使用的概念,人们对民族国家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理解，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和特征。笔者认为，“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政治国家的特定内涵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公共职能和公民政治权利方面。近代国家的建立使民族国家发展到政治国家。国家性质、特征、统治方式、政治价值理念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政治价值理念方面：国民由对至上、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认同，再转为在此基础上对基础上国家政制认同。在政制结构方面：国家由君主制转为议会民主制，由君主集权体制转为国家权力组织的分权制衡体制。在国家治理方面：由权力支配社会转为社会规约权力，由行政治理社会转为由法律治理社会。在国民身份方面：国民主要由单向服从君主指令的国民、臣民转为既享有政治权利又尽义务的公民。这是国家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由民族国家发展到政治国家的历史必然。比较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之异同，我们认为，中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由改革开放开启的现代国家政治建设使中国由民族国家向政治国家的过渡转变中。
参考文献：
[1]高全喜.黑格尔的法权哲学［C］∥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高全喜.我为什么主持开设这门课程［C］∥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4]杨奎松.何为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怎样爱国[N].南方周末，20050725.
[5][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唐贤兴.民主与现代国家的成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8]胡鞍钢，等.国家制度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9]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日]猪口孝.国家与社会[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5][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C］∥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
[关键词]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乡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77―05
农家乐是乡村旅游在我国一种极具特色的发展形式。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我国现代形式的农家乐始于1987年四川成都龙泉驿成功举办的第一届桃花节，目前我国的农家乐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我国农家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发展农家乐改善乡村的经济状况，国外的有关研究表明农家乐(Rural tourism)在改善业主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依靠单一旅游发展地方经济证明是脆弱和充满风险的。国外有关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研究开展得很早，内容涉猎面广，在搜索到的27篇文献中主要是关于农家乐(Ruraltourism)企业的研究，有关业主的研究只有有限的4篇，内容是有关业主的构成、妇女业主的地位和业主的相关目标等。我国的农家乐研究才刚刚起步，截止到2007年7月搜索到的国内农家乐的相关研究仅有185篇，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农家乐经营的客体――农家乐企业的研究，而对农家乐经营的主体――业主的研究，仅有作者关于农家乐业主开业起始目标和正式经营目标等几篇有限的文章，农家乐对业主家庭的社会影响仍然没有学者涉足。因此，针对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就农家乐的社会效应进行实证量化研究，对促进整个农家乐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家乐与家庭相关目标
1.1 农家乐
国外学者对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定义众说纷纭，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但具有代表性的是欧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即农家乐(Rural tourism)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并进一步认为乡村特点(Rurality)是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整体核心和卖点。
国内的学者对农家乐的定义也不统一。相当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农家乐是仅局限于农家庭院的旅游活动，即农民利用自家院落周围的田园风光、自然景点，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游客前来吃、住、玩、游、娱、购的旅游形式。但这样的定义显然已经落后于农家乐的实践，目前，农家乐的经营者已经不再只是农民，出现了国家、集体、城市居民和外来投资商等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经营的场所也不再只局限于自家的庭院，已经出现向风景优美、交通便利的景区或周边转移的趋势，出现了很多景区内农户接待型和景区周边型农家乐。
本文更倾向于农家乐为狭义的“乡村旅游”的提法，即农家乐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特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必须是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第二，必须有乡村特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二者缺一不可。
本文借鉴了国内学者的分类体系，以旅游资源和地理区位为分类的标准把农家乐划分为以下5种形式：田园风光型农家乐；民俗文化、聚群和特色民居型农家乐；观光农业型农家乐；城市近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景区周边食宿接待型农家乐等。本文涉及的农家乐研究对象的类型为城市近郊型农家乐。
1.2家庭相关目标
家庭相关目标，即业主开办农家乐与业主家庭有关联的目标，包括农家乐重要事情的决策方式、促进家庭成员就业、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家庭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传承6个方面。为调查方便，以上6个方面又被进一步分解为9个具体的问题。通过对9个具体问题从“很重要”到“一点也不重要”的5个不同重要程度的选项(赋值依次为5、4、3、2、1)中选定他们认为最适合的每一个选项，业主完成问卷的填写工作。最后，通过对分属于6个方面的9个问题的调查结论分析，从而得出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研究结论。本文家庭相关目标参考了加拿大学者唐纳德・盖茨(Donald Getz)和杰克・卡尔森(Jack Carlsen)对澳大利亚西部的乡村旅游业主相关目标的设计，并进一步改良而成。
2.研究方法和实证调查
2.1 研究方法
本论文综合应用了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综合、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论文准备阶段应用文献研究法，找到了国内农家乐业主目标的相关研究空白点，借鉴了国外的相关问卷设计并做了进一步的改良。通过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手的数据资料，然后运用综合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论进行分析。
2.2样本的选择与调查
2.2.1调查方法
本实证调查采用直接调查法，即对有一定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在事先拟定好调查提纲、设计好调查问卷的情况下，使用观察法、访问法和座谈法等进行调查采访。
2.2.2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包括农家乐业主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所属城市、是否本地居民等业主人口统计学特征，问卷的第二部分包括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即农家乐重要决策方式、促进家庭成员就业、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家庭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传承等6个方面的9个具体问题。
2.2.3调查城市、类型和样点的选定
位于我国东、中、西部的上海、武汉、成都均是本地区农家乐发展较好的典型代表城市。城市近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是我国农家乐当中很具代表性的类型。同时通过网络搜索及向当地旅游主管部门电话咨询，每个城市选取具代表性的两个样点，即上海市崇明岛前卫村和瀛东村、武汉市木兰山和慈惠农场、成都市三圣乡“五朵金花”(其中崇明前卫村和三圣乡“红砂花乡”属于第一批国家农业示范点)。
2.2.4实证调查过程
2006年3月4日笔者对距离武汉市40多公里木兰山的农家乐业主进行实证调查，取得调查问卷13份。3月5日，到距离武汉市区不到10公里的慈惠农场，获得调查问卷6份，武汉两地共获得调查问卷19份。3月9―10日，在上海市区20多公里处的 崇明岛陈家镇瀛东村和竖新镇前卫村获得调查问卷25份。3月14―15日在距离成都市区10―20公里不等的三圣乡“五朵金花”取得调查问卷24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70份，有效问卷68份，问卷有效率97.14％。
2.3分析思路
本文对上海、武汉、成都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总体分析，通过6个方面9个问题认同度和认同百分比的综合分析，得出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总体结论；第二部分是对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对比分析，得出上海、武汉、成都3地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各自不同的特点，上述二者的综合即为本文的研究成果。
2.4分析指标说明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认同度，是业主对家庭相关目标6大方面认为“重要”的程度；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认同百分比，是业主对家庭相关目标持“重要”和“很重要”业主人数之和占当地总业主数百分比。家庭相关目标9大问题按“重要”的程度分为“很重要”、“重要”、“说不清或不好说”、“不重要”、“一点不重要”，并依次给予5、4、3、2、1的赋值，每位业主对每个问题从5项选项当中选择他们认为最为合适的唯一一项选项，每个问题“重要”程度赋值的均值即为该问题的认同度。对每个问题，认为“重要”和“很重要”业主人数之和占当地业主总数百分比即为该问题的认同百分比。假设业主对上述5项选项认同的人数依次分别为a1、a2、a3、a4和a5，则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认同度为：
2.5 经营现状
上海市崇明岛前卫村和瀛东村、武汉市木兰山和慈惠农场、成都市三圣乡“五朵金花”均是城郊型农家乐，由于客源充足，除了冬天之外的其他季节，旅游的季节性差异不大。实际的经营收益上海地区最高，成都其次，武汉最差。农家乐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上海、成都和武汉的农家乐分别为28.7％、54.6％和12.3％。
3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及分析
3.1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见表1)
3.2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分析
3.2.1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总体分析
据表l有关数据分析，业主们认为最重要的家庭目标是“主要问题共同决策”，认同百分比达到88.2％，认同度达到4.44，说明3个城市的农家乐业主对开办农家乐的重视程度和家庭民主决策的氛围，一方面农家乐对业主家庭的重要程度，另外一个方面，民主决策可以更多地避免高额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确保家庭成员有很多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和“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不和谐”紧列第二、第三位，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72.1％和72％，认同度也分别达到3.87和3.85，说明了开办农家乐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乡村社区和谐团结的积极作用；有关就业的两个问题，即“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有和配偶同等工作的机会”的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60.3％和58.8％，认同度也分别达到3.50和3.47，说明农家乐在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60％左右的认同百分比和3.5左右的认同度说明了农家乐对促进家庭成员和乡村就业方面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和家庭经济相关的目标，即“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认同百分比达到66.1％，认同度也达到3.73，说明近2／3的业主还把农家乐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显示出业主开办农家乐较强的经济动机；“提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认同百分比达到64.7％，认同度为3.68，说明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有不同程度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倾向；和农家乐传承相关的两个问题，即“把农家乐传给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和“培养孩子成为未来的农家乐业主”，认同百分比分别为36.7％和41.2％，认同度分别仅仅达到3.16和2.94，说明了大多数农家乐业主对农家乐未来发展考虑较少，或是对农家乐这种小型家庭型企业有偏见，或是对家庭成员或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值等。
综上所述，3地业主总体上表现出民主决策的意识，农家乐在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乡村社区和谐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农家乐促进了家庭和乡村的就业，但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考虑了经济盈利和社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农家乐未来家庭传承大多持否定态度或根本没有考虑。
3.2.2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对比分析
据表1有关数据分析，“主要问题共同决策”，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92％、89.5％、83.3％，认同度达到4.76、3.84、4.58。上海由于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业主女性占主体，且家庭收入多元化，使农家乐相对于家庭的重要性降低，故对家庭民主决策认同较高；成都业主大多数为成都市的投资者，文化水平较高，个人决策能力较强，故认同百分比较低；武汉业主男性占绝大多数，且文化水平不高，农家乐重要决策常常由家庭处于领导地位的男性做出，故认同度较低。
“确保家庭成员有很多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和“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不和谐”，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76％、57.9％、79.2％和68％、79％、70.9％，认同度达到4.48、3.26、3.71和4.16、3.58、3.75。上海业主由于农家乐经营状况较好，家庭成员围绕农家乐的经营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对农家乐促进家庭和谐的认同最高；武汉业主农家乐经营状况较差，较少的顾客导致家庭成员很少有在一起工作的时间，经营状况欠佳又反过来促使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增多，因此，农家乐对家庭和睦的贡献也相当有限，故武汉业主对农家乐给家人更多团聚时间和促进家庭和睦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都较低。
和就业相关的“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有和配偶同等工作的机会”，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32.4％、52％、68.4％和52％、78.9％、54.1％，认同度也分别达到2.94、4.12、2.95和3.47、3.92、2.95。上海由于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良好，成都由于多数业主的配偶和家人都有固定的工作等原因，两地业主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成员的就业认同较低；武汉业主绝大多数为当地农民，就业状况较差，对农家乐为家庭成员提供的就业机会很是珍惜，故认同较另外两地高。
和家庭经济相关的“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为68％、78.9％、54.2％，认同度也分别为4.08、3.47、3.58。武汉业主对经济目标的较高认同百分比说明了其经营方面明显的经济动机，通过开办农家乐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成都业主对经济目标的较低认同百分比说明了业主目标的多元化特征，经济目标已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上海较高的认同度说明了上 海农家乐的整体盈利状况良好，而武汉和成都的较低认同度则说明了两地农家乐盈利状况不能令业主满意。
“提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达到64％、73.7％、58.3％，认同度分别为4.16、3.42、3.38。上海业主很高的认同度说明农家乐的良好经营已经明显提升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大部分武汉业主想通过开办农家乐取得社会的认可，但惨淡的经营状况使其对实际的结果认同度降低；成都业主由于多为乡村社区以外的成都市居民，追求目标多为乡村田园生活方式和事业追求，似乎对通过开办农家乐提高其社会地位不太感兴趣。
与农家乐传承相关的“把农家乐传给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和“培养孩子成为未来的农家乐业主”，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44％、42.1％、37.5％和44％、21.1％、29.1％，认同度仅仅为3.5、3.52、2.79和3.28、2.68、2.79，3地业主对农家乐传承的较低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说明了3地业主对农家乐长远发展考虑较少。武汉和成都业主或出于经营状况不佳的原因或由于对农家乐小企业的传统偏见，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都较低，上海业主则可能是由于经营状况较好，有近半数业主对家庭成员或后代经营农家乐持肯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上海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和农家乐经营状况良好，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农家乐的家庭传承以及农家乐促进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认同较高，但对促进家庭就业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武汉业主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就业状况均较差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不理想等原因，表现出对促进家庭成员就业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认同，但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认同较低，开办农家乐的经济动机较强；成都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状况较好，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欠佳等原因，表现出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和谐团结、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家庭传承等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
4 研究结论
3地家庭相关目标的共同点表现在民主决策的意识，肯定农家乐在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社区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农家乐促进了家庭和乡村的就业，但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考虑了家庭经济水平和社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农家乐的未来的家庭传承持否定态度。
3地家庭相关目标的不同表现在上海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和农家乐经营状况良好，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农家乐的家庭传承以及农家乐促进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认同较高，但对促进家庭就业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武汉业主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就业状况均较差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不理想等原因，表现出对促进家庭成员就业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认同，但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认同较低，开办农家乐的经济动机较强；成都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状况较好，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欠佳等原因，表现出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和谐团结、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家庭传承等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
〔关键词〕国家认同；公民教育；认同结构；认同重构
〔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04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部民族地区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研究”（10CZZ004）；高水平特色法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程（085工程）；2012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任勇，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1062；
杨岚凯，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安全保卫系讲师，四川广汉618307。
人的认同从来都是多重的。在共同体中，由于社会成员生活在不同交往的领域和场景中，其成员具有了多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体系，而少数民族显得更为复杂，因为其独特的族群身份，其认同经常表现出多维度和多样化，所以就有了少数民族认同结构的问题。在多重的认同体系中，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其他类型认同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本研究从公民教育的角度出发，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其他认同关系进行了分析，试图对未来的少数民族公民教育路径建构有所裨益。
一、国家认同对于公民教育的意义
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共同体成员的角色变化和身份变更范围非常狭隘，其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是非常模糊的，“同一国家中的人民彼此隔离，只有在从属于同一位君主这一点上他们才能彼此认同，于是，服从君主这种关系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建立并保持这样一个共同体。”〔1〕也就是说，古典意义上国家认同始终是与王朝认同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君主和王朝的更迭而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对于少数民族更是如此。同时，儒家文化代表的文化价值在中国社会的认同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各种文化交往和交流逐步影响到各个少数民族。如同艾森斯塔德所说：“文化取向及其决定的合法性，极大地影响统治者的目标及其所需资源的类型”。〔2〕所以当时对于国家的理解和认知基本上是文化意义，而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利益关联，就显得非常的脆弱。虽然这种类型的国家认同与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相互吻合，而在具体认知实践中“由于符号的韧性，不精确多义性，它们在形式上简单，实质上却是复杂的”〔3〕。正是这种复杂性以及历史上出现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导致少数民族对于国家认同的模糊性和不牢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村寨、宗族、族群认同的地位就会上升，甚至占据到主要地位，比较而言，国家认同的地位则会下降。加上传统中国的“社会中的许多次群体，如职业群体、政治群体、地域群体、血缘与假血缘群体等等，都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4〕一旦他们在面对社会危机和战乱期间，群体形成的原有社会记忆就可能会被重新改写，甚至出现对历史真实的歪曲，这些都可能导致了对传统中国国家认同的变化。所以，在传统帝国的认同结构中，脆弱性、模糊性、多变性就成为古典意义的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
而真正意义的国家认同出现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随着辛亥革命之后开启了现代国家道路，民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改革、民族识别、区域自治等措施实现了多民族国家权力的集中，建立各个民族之间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紧密的利益关联，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在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同时，也越来越与国家的结合在一起，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都感受到国家力量的存在，其认同的目标也逐渐清晰，这样“全体人口的政治认知可能趋于准确的地方，其情感和评价就可能趋于赞成”〔5〕。于是在新的共同体中，少数民族成员在面对族群、宗教、阶级等不同类型认同可能竞争的情形下，国家整合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系统成员以它来解释他们共同的政治纽带，反对部落、村社、地域或阶级当作排他性的认同方法”〔6〕。也就说，从横向关系上来讲，在新的政治共同体中，国家认同在整个认同序列中扮演着最高层次，而其他类型认同则处于次级位置，当出现后者排斥前者的局面时，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竞争时，其他类型的认同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时，国家认同的功能就更加突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国家具有了强有力的力量支撑，“交流手段的进步现在给予了中央权力触及所有散布在其领土上公民的可能”，〔7〕它将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体有机联系起来，明晰了国家认同的对象和目标，从而克服了帝国时期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模糊性、多变性等特点，转换为现代国家认同所需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以，与族群、地域等其他认同类型相比较，国家认同是一个不断互动、协商、学习、定义以及建构而成的自我定位过程。需要强调的是在重视国家认同的地位和作用方面，而不是否认其他类型认同的意义和功能。对于中国这样跨区域、宗教、阶层的多民族国家来讲，“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8〕。尤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民族地区存在大量的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例如西南地区的佤族、阿昌族的民族存在的神灵宗法性特色的亚文化系统，神灵崇拜、祖先崇拜等成为支配他们价值观的基本信条，并进入民族成员的心灵内部，从而引导成员的社会行动。因此，当其他认同类型与国家认同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尊重少数民族成员的地方性知识应该是国家认同可持续的前提。
虽然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不同于传统帝国的国家认同，但仍然是其发展和继承，与过去的纽带关系不可能完全断裂，因为现代国家固然是超越社会的力量，有其自主性，但并不因此而脱离社会，而社会就是在原有的文化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一旦现代国家认同“与自身社会的过去割裂，就如同与现今割裂一样，都会使个人和社会失去秩序”〔9〕。所以，在承认这种连续性基础上，国家认同所包含的内容应当是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从而决定了其不仅要有国家性，而且要有社会性；不仅要有普世性，而且要有民族性；不仅要有现实性，而且要有传承性。现代国家认同的社会性、民族性以及传承性要求其必须拥有历史文化传统内容，有了这些内容，就会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从而能够直接渗透到人们的人生观之中，渗透到其内心的生命感受和心智结构之中，将国家所蕴含的价值和力量有效传递给社会以及其成员，形成社会成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认同也属于现代国家认同的范畴，其“内容包括共同的传统、历史以及国籍。……基本特征是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对自身世界地位的自我评价等内容。”〔10〕因此在现代国家认同中，文化传统与时代价值一样，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华民族等所包含传统文化含义成为国家认同目标也就成为必然。
可见与传统帝国的国家认同相比，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国家认同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其内部位置和分布结构的变化，也是对传统帝国文化共同体认同形式的超越。对于前者而言，分布结构改变可能导致认同冲突的产生，由于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构性，即“是经由互动创造出的一种策略性的社会建构”〔11〕。所以在不同场景中，不同成员和共同体面对不同选择，从而引发不同认同，现代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凝聚必要力量，使得各种认同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实现有机的协调和整合。而对于后者而言，现代国家是典型的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不同的，其“认同主要依赖于根植于政治文化的法律原则，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一个特定的伦理文化生活形式”〔12〕。于是，对于现代国家来讲，其认同的建构不仅强调情感以及文化意义，而应该更加注重权利保障和利益公平分配，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并且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物质因素和利益联系也在认同中占有逐渐重要的地位，“民族社会的整合日益变得实际，其物质整合也日益牢固，但日渐分化的社会行动者却愈渐有自主的生活方式，而与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脱离。”〔1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代公民开始成为社会行动者主要的身份特征，其所蕴含的内容已经明显而深刻地影响到国家认同价值体系。
因此，对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来讲，公民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就充分表现出来。少数民族公民教育作为培养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可以把国家所秉承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有效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可以夯实国家认同所需要的显性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资源，从而培养出认同国家、遵循制度、接受信仰的合格公民。对于存在各种宗教、地域、信仰的差异的西南民族地区，通过进行有效的公民教育，可以让少数民族成员“学会尊重拥有不同生活方式、价值以及传统的其他者，把他们看成是政治体系的平等成员。在这种起码的公民教育之外，每个民族群体应该在他的青年一代中巩固与其自身的特殊共同体、自身的历史、语言与传统相关的知识，因此，把公民教育从民族教育中分离出来对于多民族社会的持续的和平存在都是十分关键的”〔14〕。少数民族公民教育要将国家认同的资源转化为各民族成员的共同意识，实际上就是认同结构重构的过程，需要处理好与其他类型认同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艰苦和系统的过程，为此就必须建立一整套的公民教育体系。而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重构的具体连接，则是通过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以及主体等来实现的。
二、公民教育目标与少数民族认同结构优化
目标是决定路径的前提。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教育最基本的使命就是传播核心价值，规范人民心灵，培养国家认同，从而创造国家所需要的合格公民。无论古希腊的思想家，还是近现代的欧洲思想家，都秉持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制度的生命力来自其拥有适应并认同这套制度的公民，为此，制度应该有塑造公民的能力。这种塑造过程和机制，一方面是规范，即通过制度规范人们能够成为公民以及公民拥有的权利和行为规范；另外一方面是教育，即通过教育，有效地把国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从而培育出认同国家、遵循制度、接受信仰的合格公民。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大家当一致同意，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该关心的事业。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同某些目的相符的性格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15〕所以，教育既是文化传递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公民培育和生产的过程。教育是这样，公民教育更是如此。在这里，公民不是天生而生成的，而是通过公民教育来实现的。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较，公民教育更加注重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尤其是与现代国家相关的各种政治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形式。科恩就认为，“教育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明智的政策，但是，假如公民未受教育，民主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希望甚微”〔16〕。因此，培养公民对共同体认同的情感和态度就成为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如果没有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同，很难谈到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少数民族只有形成对现代国家的认同和归宿的基础上，在参与中分享国家的公共价值，将对国家的认同转化为内在和自觉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行动，进而维护国家公共生活规则和民族和谐，反对任何违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生活方式。而在这方面，公民教育扮演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如前面所述，在传统的国家形态中，国家认同基本与部落、家族或者族群等地方性认同联系在一起，经常局限在某个地域或者封闭的共同体中，形成了特有的认同序列的层级和文化结构。在这样的体制中，“同一国家中的人民彼此隔离，只有在从属于同一位君主这一点上他们才能彼此认同，于是，服从君主这种关系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建立并保持这样一个共同体”〔17〕。其认同体系经常是与对君主或者王朝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存在各种教育制度，只是皇权统治的手段或工具，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随着旧的封闭社会等级依附体系被打破以及现代国家的兴起，国家的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建立，对于社会成员来讲，“一个新国家的人民必须把他们的国家视为家园，他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人，他们的人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其按领土划界的国家的认同定义的。”〔18〕在崭新国家形态形成过程中，建构现代意义上国家认同就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新中国的国家形态下，在国家建设逻辑推动下，民族地区脱离原有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形式，通过社会改革、民族识别、区域自治等形成了统一的现代国家观念。“以国家为范围的公民以及公民教育，基本上与特定政体的维护有关。”〔19〕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政策，使公民教育内容与国家整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虽然在西南广阔的民族地区，存在不同的文化差异和族群区别，但国家整合和统一的需要使“教育的议题不只是有关文化差异的教养，要培养政治忠诚，以此作为文化差异的极限。”〔20〕 而在其中，国家建设逻辑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政治制度层面推动这一进程的实现，人民民主的实现以及与区域自治充分结合，让各民族成员真实感受民主政治生活，感受到现代国家的内在吸引力，缓和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少数民族认同结构的内在紧张关系。如同著名教育学家凯兴斯纳泰所说：“只有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地方，在那里，只有当全体人民都学会以国民的身份去感受、去思维并且去行动时，才会有一个健康兴旺的国家出现。”〔21〕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一个崭新的外部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出现，由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以及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力量，建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个体化的力量逐渐成长。同时，作为一种政治建制政治共同体形式，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建设主轴和社会基本共识，而现代公民则是个体对此有效的依存形式，此时的“公民的性质不仅是一种政治的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且更是一种作用和能力，自由个体以此成为民主共同体事务中的有效成员”〔22〕。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需要公民教育的有效介入和积极引导，培养社会成员所需要的知识、情感和道德，并转化为实际社会行动。对于有浓厚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意识的西南民族地区，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也逐步进入了这些地区，在打破旧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引起新的社会结构的变动，经济发展的差距、文化传统的破坏以及社会分层加剧等使民族成员的个体意识增长的同时，也使其原来认同序列结构在发生变化，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等认同形式正在复兴，而对国家的观念和认知出现了模糊化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无法保证民族地区的社会有效凝聚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因此，公民教育对于现代国家认同的意义和作用就凸现出来，在使逐渐个体化的民族成员养成良好公民习惯和人格意识的同时，可以根据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原则，围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这一现实主题，通过有效途径和形式来优化少数民族序列关系，将国家的理想和价值转化为各民族人民普遍接受的信仰和价值，进而浸透到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形成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公民教育内容与少数民族认同结构优化
内容是实现目标的保证。公民教育要优化少数民族的认同结构，必须要有合适的路径和适当形式。对于少数民族来讲，则要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现实，尤其是结合已经存在的双语教育现状，尊重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原有结构原生性的认同，因地制宜地推进公民教育，将国家整合和个人、村寨以及社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避免所谓的少数民族文化边缘人的出现。对于现代国家来讲，公民教育践行途径主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正式的途径主要是指学校等国家主导正式机构的教育，即通过系统公民教育课程规范教学和学校公共生活的参与来实现。对于系统的公民教育体系而言，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专门公民教育课程，另外一个就是渗透了公民教育精神的专业课程。根据不同年龄层次和受教育阶段，确定公民教育的不同目标（具体内容见表1）。
通过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教育每一个成员，使他们大体懂得国家的职能，从而有能力也乐意尽最大努力担负起他们在国家组织中的职责”〔23〕。将包含有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等公民教育的价值资源传授给少数民族学生，帮助各民族成员有效识别国家的政治象征、了解各民族的政治知识内涵，增强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和公民权益感。除了
表1不同年龄段的民族团结教育目标
正式教育阶段内容目标
小学中年级阶段了解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知道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的总称； 初步了解56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形成民族团结的基本意识。
小学高年级阶段了解56个民族的地域分布及居住特点，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著名人物，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特色与成就，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和文化，应当平等相待以及各民族人民需要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形成“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理念必要性的基本认识。
初中阶段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并知道党和国家制定上述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民族政策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
高中阶段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现状和特点，了解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其原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初步了解世界各国多民族国家进退兴衰的历史和现状，在比较中认识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9年等部委颁布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整理。
课堂教育以外，学校的公共生活也对各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塑造有重要影响，包括各种纪念活动、升旗仪式、歌咏比赛、社团活动、体育比赛等。通过将蕴涵国家的符号有机嵌入到日常的集体公共活动中，在烘托少数民族学生公共生活氛围时，从中获得对于国家的认识和感知，从小培养公共生活意识，增强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除了正式的教育途径以外，公民教育的途径还包括各种非正式途径。非正式的途径几乎囊括社会中所有公共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其发挥作用的地点也是多样化的，既有村寨、社区、政府机构等组织化形态体系，也有大型公共活动等公共场所。在非正式途径中，通过少数民族各种公民教育非正式途径，各民族成员积极主动参与，将公民教育知识学习与调查、讨论和参与等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上进行变革与发展，消除不良传统与陈旧观念，养成现代公民的权利和参与意识。国家在明确各民族成员在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过程中，通过公民教育引入国家所秉承的新的价值、思想和机制，并创造新的公民教育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能够学会一种新的自我尊重，一种更为深入、更自信的集体认同、公共技巧与合作以及公民美德的价值”〔24〕。使公民在积极参与和紧密互动中，形成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在实际公共政治生活中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
在民族地区进行公民教育时，民族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可以为各种公民教育活动提供有力指导和积极支持，并根据需要而挖掘某些传统，或创设某种符号，来动员、教化或者强制民众接受或者认同，不断丰富民族地区公民教育活动的内涵，在抓住重点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大覆盖面，从而达到强化国家认同基础上优化少数民族的认同结构。同时不断创新公民教育所蕴含的宣传教育形式，“把难懂的、技术性的、而且常常是朦胧混乱的神话般的哲学转变为明白易懂的语言，最终简化为标语口号”〔25〕。公民教育要尽量体现简单、明了和易记的原则，避免将其当成单一的文化宣传工具，发挥现代传媒的拓展作用，丰富公民教育的载体和平台。还要组织政党、国家、社会以及大众等方方面面的力量，引导民族地区各种力量共同关注公民教育、宣传公民教育，从结构层面来优化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形成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长效机制和社会氛围。
四、公民教育主体与少数民族认同结构优化
毫无疑问，公民教育最终培养的主体是公民本身。培养具有国家认同观念的现代公民是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对于公民概念本身，则充满了各种理论上的歧义。（参见表2）
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公民概念独立自主的个人，被动地不信任国家或主动地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奉公守法或服从听话。邻居或同事，彼此合作和相互尽责。
公民作用便宜行事的公民道德，基础是个人负责和市场。社会强制性的公民道德，辅之以兄弟式的责任。参与式的公民道德，其基础是相互群体。
政治权力水平式。垂直式。谈判矩阵式。
资料来源：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无论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公民的理解都脱离不了与国家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讲，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依赖于社会而存在，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与社会的关系上面。它的价值理念和行动准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其道德基础、价值选择以及社会行动都对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公民与社会的互动和接触中，逐渐形成了对个体身份的重新组合，而“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26〕。就公民身份而言，在这一系列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则中，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但是这种忠诚感的形成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理智和清醒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之上的。正是通过此，公民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被连接起来，才可能实现包括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公民权利。
而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成员的认同结构组合很大程度上基于少数民族的血缘和历史传统，具有很强的族群性特征。但是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国家建设的推进，已经让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开始超越这些要素，公民的意识和权利逐渐生长和伸展。与族群认同、宗教认同、地域认同相比较，公民身份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要素，甚至可以改变其旧的认同分布。也就是说，民族共同体中具有现代性的公民主体力量，可以并且能够调和国家认同与宗教、地域、村落等其他类型认同的关系。在这种主体性力量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德行的教育，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多元社会稳定的一个向心力”〔27〕。公民共同美德的培养包括公民对国家履行的忠诚、兵役、纳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内容，国家通过对少数民族公民美德的培养，以便其进行认同序列相关的价值选择，使其在公共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获得国家共同体的认可，并与其他民族成员互动中逐渐清晰其公民身份。
其实公民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的教育任务，通过教育使得每个学生得到公民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训练，从而使人们能够了解、判断、决定和参与公共事务，并且进一步关心其他人的福利以及其他社会的福利”〔28〕。在遵循平等权利的价值基础上，国家可以通过对公民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养成公民勇于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良好习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以此来创造一种新的认同，即一种与族群意识、族籍身份分离的政治认同，避免过分形成与族群、宗教相关的想像空间。基于此，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进行公民教育的同时，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引导保证各个族群文化平等权利的实现，包括少数民族地方性认同的合理存在，国家在各种资源和机会公平分配基础上，保障包括少数民族成员文化权利在内的公民权，使得公民的主体性意义得到了凸显，也就为公民主体形成提供了外在条件，同时也为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身份的有机转换提供了良好契机。
可见，在民族地区公民主体形成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成员的道德基础、价值选择以及社会行动构成了现代公民的主体性要素。在整个公民主体的逻辑体系当中，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公共美德是其前提，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还需要在权利和责任意识基础上处理好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以增进认同国家的公共利益作为实现个体权利的前提，并努力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养成遵守法制规范、认同公共价值、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公民。这样，就不仅从价值层面，而且从现实基础上为优化少数民族的认同结构提供了保证。
结语
对于不同的少数民族成员来讲，要将国家认同的资源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共同意识，就需要处理好与其他类型认同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一整套适合少数民族特点的公民教育体系，实现少数民族认同结构的优化。这个体系的建立不仅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多民族国家的民主发展和政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社会转型和时展已经为公民教育的推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公民教育就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或哪个阶层的事情，而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事。
〔参考文献〕
〔1〕〔17〕乔治·H.密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41.
〔2〕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M〕.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33.
〔3〕安东尼·P.科恩.作为认同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见解〔A〕.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C〕.中华书局，2008.97.
〔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3.
〔5〕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19.
〔6〕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400.
〔7〕热拉尔·努瓦利耶.社会历史学导论〔M〕.王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
〔8〕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群言出版社，2005.163.
〔9〕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52.
〔10〕徐国琦.中国与世界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M〕.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7.
〔11〕朱蒂斯·A.霍华德.关于认同的社会心理学〔A〕.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C〕.中华书局，2008.61.
〔12〕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679.
〔13〕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M〕.舒诗伟，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49.
〔14〕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3.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406.
〔16〕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译.商务印书馆，1988.165.
〔18〕白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1.
〔19〕江宜桦.公民理念与公民的教育〔A〕.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性〔C〕.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4.318.
〔20〕Eamomm Callan，Pluralism and Civic Education，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1991，pp.66-68.
〔21〕乔治·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13.
〔22〕徐贲.通向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M〕.新星出版社，2009.96.
〔23〕凯兴斯坦纳.公民教育的目的〔A〕.瞿保奎，等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60.
〔24〕Doug McAdm，John D.McCarthy，and Mayer N.Zald（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Political Opportunities，Mobilizing，and Cultural Fram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ress，1996.p.129.
〔25〕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与族属身份〔M〕.王建娥译.新华出版社，2003.102.
〔26〕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4.
〔27〕T.H.McLaughlin.citizenship，Diversity and Education：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92，21.p.241.
关键词：国家认同；核心价值观；构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27-02
在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全球化进程中的外力推动以及社会内在深化改革转型的双重压力。对于国家认同不仅要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方面进行研究，而且更要与时俱进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进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的价值取向，是科学的社会体系。它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它是实现国家认同的基础。
一、国家认同概论
“认同”有“归属”的含义，是人对某一事物的态度行为，是否支持与认可，小到对某一事物的认同，大到对国家的认同。“认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理性思考，也是在当今社会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缺乏且无法比拟的“软权力”。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于哪个国家以及对整个国家的评价，包括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国家价值观等各方面的评价，简单地讲，就是人对其所在国家的认可。国家认同是认同的主体与国家这个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即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它是国家存在的力量源泉，国家会因为失去对其的认同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同时，国家认同也是维持整个国家民族团结和社会繁荣发展的根基。
马克思认为，人即使不是政治动物，也是社会动物。所以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国家认同是人在国家组织中形成的。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国家建构的保障与基础，也是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
二、价值观认同是国家认同的牢固基石
（一）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托克维尔指出：“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面对当今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多元化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着融合与较量的新态势，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多元化和多样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和不同的学科中文化有不同的含义，文化并没有特定的规范式，它是由多种因素和层次构成的复杂有机体。人们通常感知到的是较浅显并且有具体层次的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个时期内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所持有的态度。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有时笼统地称之为‘文化’”。价值观是文化的最深层次同时也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与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对群体的活动起到导向的作用，价值观可以引导和制约人们的具体行为，渗透于人所有的活动并且影响其成果，活动成果是人的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谓的文化，就是人们对于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以及看待事物的态度所普遍持有的见解，它是一种社会的价值观。国家认同则是公民对自己国家所普遍持有的对国家、社会经济以及历史文化的态度。它们之间是有所相同的。价值观的作用也是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整个社会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价值观也发生着变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群体成员共同信奉的价值观；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有自己所能接受和遵循的价值观，所以它们都是文化的产物。我们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二）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社会必然存在着多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必须形成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在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否。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来看，国家认同是巩固核心价值观的坚强柱石以及发展的内驱动力。离开国家认同的视域，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多元价值观呈现明显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就不可能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发展。国家认同直接影响国家的凝聚力、发展力，赋予公民归属感和共同感，通过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接纳、欣赏，不仅可以有效培育公民意识，而且还能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坚实的后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是复杂多样的。不同的社会意识就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内容不同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多样价值体系的并存，所以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价值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来看，国家认同为价值观认同提供了由多元化向核心化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影响日益深远，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对多元化的价值观的概括、总结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总结概括而成的，正如同志所说：“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深刻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兴盛和国家的富强息息相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文化，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意识形态领域的支持。
三、提升国家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构建途径
国家认同的前提在于必须构建一个得到社会公众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面对各种价值观念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背景下的价值共识。曾深刻指出：“只有使之大众化、普遍化，变成国家、社会、公民个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发挥凝聚共识、引领风尚、规范行为的作用。”国家认同要以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为引领，探索国家认同建构的多种渠道。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价值观，为国家认同做意识支撑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还包括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这些影响都对发展中国家公民对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带来巨大的冲击。当今中国面临着社会内在转型和全球化的外力的双向推动，国家认同所遭遇的挑战更为严峻。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体系和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出现了“新旧交替和多元并存”的局面。所谓多元并存，是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复合的价值观因素，面临着落后与先进、传统与现代、旧的与新的等一系列的有不同程度冲突的价值观，多种价值观都被包含在一个大熔炉里彼此碰撞，对落后的、传统的、旧的价值观的沿袭就会对确立新的价值观有所抵制，然而那些先进的、新的现代价值观伴随着当今社会深化改革与转型的过程富有生机地成长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上讲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思想内核，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有效地避免了多元价值可能会引起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动荡，在多元复杂的大环境中塑造国家认同从意识形态上起到支柱作用。
（二）凝练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夯实国家认同的基础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理解价值观的时候总是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当今时代，文化不仅仅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的民族性是形成价值认同的根与脉，而价值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契合。在当今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认同的基础在社会转型和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遇到了挑战和困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涵是夯实国家认同基础的当务之急。我国传统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就孕育了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等为中华民族广泛传承和认同的思想体系，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价值和现实价值，它们都是核心价值观构建的重要因素。我们构建核心价值观，必须有效地整合中西方文化中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对中西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复兴而不是复古，一方面要发扬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把东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整合到一起，使之变成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一个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
（三）构建核心价值观实践体系，为国家认同提供有力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之后，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但是如果只是存在于理论中，也仅仅是纸上谈兵。不在实践中展开，理论与实践分离，最终会逐渐被遗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在生活中领悟、感知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将核心价值观变成国家、社会、公民各个层次的需求和诉求，它才能在整个社会真正发挥作用，促进国家认同的建立。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实践，使之大众化，更具有生命力。
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要努力打造大众化的媒体平台，将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大众的心中，比如创建政府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当然，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开展其他方式的宣传，以社会教育为基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依托，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教育体系。建立强有力的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平台，形成有利于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氛围。政府应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规划，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环境，通过这种社会环境进而提高公民的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6-149-02
社会成员因属于不同群体而拥有多重身份，由此决定了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国家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政治共同体归属的确认以及个人对白己意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生成密切相连，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06年塞黑解体、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诉求不断高涨，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如何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避免产生国家认同危机，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近年来，我国涉及民族的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少数民族中的精英群体，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建设者，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状况不仅是其自身政治素质的体现，更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问题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认同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并把其表述为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后来，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中，认同是群体的、社会的。认同是指白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开始走出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进入到广泛的人文和社科领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大流行词汇，并聚焦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二、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白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
国家认同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代表作有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而临挑战》、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并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使国家认同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外学者主要运用认知理论、建构理论以及社会化理论来分析国家认同问题。吉登斯、泰勒、哈贝马斯、卡斯特等人的研究更多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致使人们身份日益模糊化。
台湾学者对于国家认同的研究早于大陆，大多从族群理论入手分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认同重要性日益彰显，大陆学者对国家认同的普遍关注在新世纪以后。
国内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以思辨和理论探讨为主，从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直至国家认同感的培养等方而都有涉及。学者们从不同研究取向界定国家认同概念，但只有少数学者从心理学角度给予了精确定义。随着族群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学术意义的族群研究与政治意义的国家认同的结合点，转而对族群的国家认同进行研究。近年来对新疆地区的研究成为国内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多为维吾尔族学生群体。@不少学者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关注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多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如郝时远
三、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
20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在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进行区别的基础上，二者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研究或侧重于社会学、政治学、国家关系角度进行宏观分析，或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进行个案研究，宏观结构分析与个体研究充分结合不足。学者们在理论分析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二种模式：矛盾冲突关系、调适共生关系、权力运用关系。
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会产生矛盾与张力。在苏联解体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后，欧洲学者对“民族主义”及民族与国家认同给予了大量关注。国内学者在对跨境民族的研究中意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会产生冲突问题，认为要提升国家认同程度，国家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族际政治整合。
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是互为前提的关系，二者可以和谐共生。如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祁进玉对青海土族、王纪芒对朝鲜族的研究证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以共存不悖。另外，有学者从权力关系角度解读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认为少数民族的形成既有政府界定作用，也是民众积极利用国家符号和少数民族政策界定自己民族身份的结果。
四、大学生国家认同
近年来学术界对大学生国家认同这一课题展开了探讨，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必要性的研究
有学者从宏观层而讨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如学者指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疆界淡化，超国家认同、国内次级国家组织冲击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有学者从微观层而讨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如有研究者认为，新疆地区民族认同意识较强，泛突厥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文化观以及西方霸权文化的渗透，使新疆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必要性凸显。
（二）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研究
有学者从对国家的认识、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相处、各民族大学生接受中华文化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等方而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积极认同自己既是本民族成员，更是中华民族成员。同时也有学者分析了大学生国家认同方而存在的问题，指出大学生对国家认同的内涵缺乏理性认识。
（三）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的原因研究
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共识。主要观点有：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冲击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体制不完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削弱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不健全，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性欠佳；大学生还不够成熟，理想信念不坚定。
（四）关于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对策研究
不少学者提出了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对策，主要有：通过强化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进而增进大学生国家认同；在尊重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认同；政府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努力构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高校以思想政治课为主渠道，增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五、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研究的成果虽然很少，但随着国家认同重要性的凸显，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陈达云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将情感教育与国家认同教育结合起来，发挥节日等象征性符号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等建议。万明纲和雍琳等为研究影响藏族大学生的藏、汉文化认同的因素，选取了合作师专和西北师范大学的藏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藏族大学生对于汉语言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为其进入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发展阶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崔森、黄雪娜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77名回族青少年为对象，探讨了回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自尊之间的关系。何峰通过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的发展表现得更积极，并提出了相应的增强其国家认同感的方法。
六、整体评价
目前国外的国家认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虽然关于国家认同的相关理论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是这些理论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对我们研究国家认同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实证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多以某个国家为个案，从某一特定社区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并不多见。
国内在国家认同研究方而同样取得了不少成果，已有研究多从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等视角进行了探讨，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对影响国家认同因素、国家认同危机的表现、如何培育国家认同等方而的深入研究，体现了学界对国家认同研究的多向思考，但理论研究大多采借于国外，本土化程度较低。实证研究方而学者们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实证资料还不够丰富，以往研究多从文献法进行研究，理论层而阐释多，关注现实的实证性分析不足。社会学角度研究相对较少，多学科综合视角不足。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审视和反思我国实行的同行评议机制，对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改进方法，以提高同行评议机制的有效性。
同行评议的英文表述为Pee：Review。“Peer”指同资格、同能力的人，“Review”意即鉴定性地或审慎地审阅或检查。同行评议制度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科研评价机制，被广泛运用于成果评价、职称评审、项目资助、、机构评估等科研评价活动中，在遴选优秀成果、优化资源配置、把握科研方向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对推动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是世界科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评价制度。但是，同行评议机制并非无懈可击。随着应用的推广和深入，其自身的缺陷越来越凸现，伴随着赞誉的同时，评议结果和质量也遭到学术界质疑。
同行评议作为一个评价机制．其本质是评议主体自主地对评价客体所作出价值判断。同行评议虽能充分发挥科学研究自主性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主观臆断的危险。同行评议作为一种科学评价方法被引入我国时间不长，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在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究其根源，主要集中于评议专家和评议机制这两个方面。
一、评议专家方面
评议专家作为评议主体，所得出的评议结论是对评议对象作出价值判断，体现着评价质量。然而．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使得评议专家的行为失范，同行评议失去效力。
1、主观因素。由于评议专家的兴趣爱好、意志品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主观因素的差异，即使是相同的评议对象。对其的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创新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可行性评估都会存在分歧。此外，评议专家对评议标准的理解程度和把握尺度也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专家对不同的评议对象采用不一致的标准和尺度，造成评议的不公正。
2、知识结构。评议专家对评价对象作出科学评估的基础在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经验。根据知识结构的不同，同行专家可分为大同行和小同行。与评议对象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较为一致或相近的专家属于小同行专家；与评议对象虽然属于同一大学科，但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没有相互联系的专家属于大同行专家。小同行专家由于知识结构接近评议对象，理解和认识到评议对象的创新内容及研究意义和成果的价值，能对评议对象作出客观的评价：大同行专家由于知识结构的缺陷，可能对评议对象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3、研究范式。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概念，并把范式看作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一系列规范，既包括共同采用的符号，共同认可的理论、概念、方法规则，以及具体的解题范例，也包括共同的信念和其它的心理因素。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研究范式是稳固的，不易转换的，且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如果运用旧的范式评价新的思想和观点及新的理论．将会影响和干扰评价，不能客观评价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价值，甚至扼杀新思想和新观念。科学发展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
4、马太效应。美国学者罗伯特·莫顿对“马太效应”作出了解释：“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出名的科学家则不肯承认他们的成绩”。马太效应容易导致法国科学院“四十一席位”现象的产生，使名人们在同行评议的竞争中占居优势。根据同行评议的规则，评议的结果应取决于评议对象的质量，跟被评议人无关。但是，由于马太效应的影响，知名科学家的项目或成果易被评议同行认同，水平普遍被拔高，而没有知名度的科学家的项目和成果的质量则容易被低估，甚至被忽视。同时，来源于著名院校或知名学科点的成果和项目也受益于马太效应。
5、人际关系。中国是人情大国，人情网相互交织，庞大且稳固。评议专家又富有“人情味”，在评议过程中要照顾到师生、同学、亲戚、朋友等关系，“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较为严重。人情和关系干扰评议专家客观判断，使得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同行评议沦落成讲人情，论关系的丑剧，扭曲了学术评价的本质。
6、利益关系。同行评议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评议专家都必须大公无私的。专家并非“圣贤”，易受到利益的驱使。专家不仅代表个人利益，还代表集体利益、单位利益。专家的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利益、学科利益等，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一些专家未能坚持评议原则，只顾利益关系自设评议标准。对于利益一致者，专家不自觉地降低评议标准，抬高其参评的项目和成果的质量；对于利益冲突者，专家会刻意拔高评议标准，压低其参评的项目和成果的水平。由于利益关系的影响，使得同行评议成了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黑色交易。
二、评议机制方面
评议机制作为同行评议的程序和制度，约束和规范着专家的评议行为，是评议公正性和客观性的有力保障。然而，我国的同行评议实施时间较短，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以下的弊端。
(一)缺乏专家评选机制。在我国学界的各种评审活动中，没有统一的专家遴选制度和科学的遴选标准，各级评审机构自定规则和标准遴选专家。评审机构一般依据学历、职称、学科、资历、名气等外在因素遴选专家，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由于专家遴选制度中忽视学科结构的，使得同行评议中出现外行评价内行的怪现象，影响评审的客观性；由于忽视了对专家的道德素养的考察，使得在评价过程中常常出现暗箱操作、黑色交易的学术不端行为，影响评审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由于忽视了专家评价能力的考察，使得创新性、前瞻性的成果被扼杀，影响了评价的科学性。
(二)缺乏监督机制。现行的评议机制中，评议专家在评议过程中拥有自主的评议权。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无节制地泛滥，严重影响评议的公正性。评议专家的零责任也使得专家的权力和责任失去平衡．在评议过程中可以“毫不吝啬”地发挥自己的权力。普遍流行的匿名评审制度一方面可有效防止人情关系、利益关系对评议的干扰，但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将专家置于黑箱中保护起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据武汉大学的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博导披露，在湖北省社会科学(1994—1998年)的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就是评议监督失效的例证。
要提高评议的质量和影响力，必须加强机制建设，找准着力点，从机制上修正、补充、改善同行评议机制，规范和约束评议专家的行为．增加同行评议的可信度，使之更有成效。1．完善专家遴选机制。评议专家对同行评议的实施至关重要，遴选合适的专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知识结构。同行评议的基础在于评议主体的遴选。同行有大同行与小同行之分，选择与评议对象相适应的同行专家对确保评议质量至关重要。确定一个专家是否小同行专家必须从“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三方面判断。选择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评议对象相同或相近的小同行专家是保障评议质量的前提条件。
(2)学术水平。学术水平高的专家其评议水平不一定高，但学术水平不高的专家，其评议水平一定有限。专家的学术水映在获奖级别、承担科研项目的层次、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以及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和发展动态的熟练掌握、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其中最能反映专家学术水平的是学术代表作。
(3)科研道德修养。不仅要注重专家的学术水平，也要重视专家的道德修养。高尚学术品格和道德素养专家具有较高的道德自律性，能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杜绝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在评议过程中保持客观的学术态度，做出公正的评价。
(4)评议水平。专家评议水平的高低体现在其评议质量上，评议质量可以用离散率、命中率和成功率的高低来衡量。离散率主要反映出专家个体与专家群体认识上的差异性；命中率反映专家判断的准确性：成功率反映专家判断的前瞻性。通过这三种指标定量衡量专家的评议水平，选择符合条件的专家进入专家库，将不符合条件的专家剔除。
2．实行匿名集体讨论机制。在评议方式上，目前仍然流行的是匿名制，也称“盲审”，而且要求双向匿名。匿名制可以有效遏制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对同行评议的干扰，对提高评议公正性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对消除专家的知识背景、研究范式、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上收效甚微。如果将信息技术手段加入评议过程中，推行集体匿名讨论制，同行评议的质量会有所提高，具体实施的方法为：为待评对象建立聊天室，评议专家以待评对象为主题展开实时或非实时讨论，求同存异，使评议结论逐步达成一致；通过上传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论据。充分论证待评对象的意义、价值与创新；评议过程中专家都是匿名的，不得透露自己身份的相关信息，如发现有违规行为。管理员有权撤销其评审资格；对于存在很大分歧的问题，专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通过网上投票的方式进行解决，等等。通过这种匿名讨论的方式，利用同行专家之间信息交流和沟通．减少专家主观倾向对待评对象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评议有效性。
3．实行专家轮换制。专家在评议中拥有很大的学术权。专家并非“圣贤”，难免会受人情关系、利益关系、主观倾向等的影响。如果一个专家长期拥有评议权，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己的学术圈子，滋生学术腐败，异化学术本质。所以．有必要推行同行专家轮换制，同行专家任期每届两年，连任最多不超过两届。任期结束时，按照相关的遴选规则和程序，重新评选评议专家。轮换制能打破利益关系、屏蔽人情关系，提高同行评议的有效性。
4．注重评价证据呈现机制。评议结论是依据评议证据经过缜密的评议推理对评议对象作出的价值判断。根据评议证据和评议推理能够勾勒出专家的评议思路，使专家思维过程外显化。同行评议应强调评议证据呈现，坚持依据评价证据作出评价结论，同时，要在评价结论中充分阐述评价理由，展现评价的推理逻辑。这种机制有利于评议同行之间的交流，促进评议过程的透明化，使得评议结论一目了然。推理逻辑清晰缜密、评价证据充分的评议结论是科学、合理的，而缺乏评价证据和评议逻辑混乱的评议结论只是专家的主观臆断。
【关键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少数民族具有国家公民与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复合身份使得少数民族身上存在着明显的双重认同倾向，即兼具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认同，与同其他族往过程中形成的对本族群的民族认同。当前关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族际政治整合。
一、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国家认同的概念，国外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有关认同危机的研究也在同时期展开。以欧美学者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家，在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族整合过程中的矛盾对国家认同形成的挑战。
国外涉及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有：鲁恂·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在此书中，作者强调了认同与合法性二者的关系，概括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法统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六大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是由认同感而引发的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涉及整个政治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认同问题与整合问题。哈罗德·伊罗生的《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该书初版于1975年，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否定族群认同的正面效应，但更多阐述了族群认同的负面效应。伊罗生认为，族群意识一旦高涨到对历史秩序的展开形成挑战的时候，就会与权力的寻租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会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良性族际关系形成挑战，还会给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造成人类社会的严重冲突。在伊罗生看来，未来的族群问题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现代化带来了各种集团意识的兴起，集团认同范围在扩大的同时，也造成了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其后，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另一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表示出对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担忧，肯定了重振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对遏制国家衰亡所起的作用。
菲利克斯·格罗斯在《公民与国家： 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的产生造成了公民身份与族属身份的分离。他强调了政治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聚合与分散共存趋势的问题，表明民族认同问题是造成多民族国家内部呈现分散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加拿大学者塞缪尔威尔·金里卡在《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中论述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问题，他认为，公民之间需要保持一致，有归属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由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共同民族认同的基础在于共同的历史感和共同的语言，这需要公民身份的培养。此外，他还论证了少数族群在持有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拥有保存自身民族文化的权利。 在英国学者爱德华·莫迪默与罗伯特·法恩主编的《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一书中，作者阐述了反对民族“源生论”的原因，揭示了人民、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认同、、民族、文化等之间的各种关系。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提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可以共存，相互间不构成威胁，二者的共存取决于族群对国家认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感到安全和满意。他还提出了国家认同的五个要素，即由共同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在历史中绵延、在特征上积极的、与特定地域相连，通过其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威廉·迈尔斯与戴维·罗什福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族群认同》一文中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要高于民族认同，二者可以兼容，并且二者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没有人们传统认为的那么大。
（二）国内研究现状
伴随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如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等，大批的民族国家迅速涌现在国际社会。这不仅对传统的国家认同形成了严重挑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进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国内的研究中，对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一概念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前在我国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隶属不同层次的认同维度，二者不存在冲突，可以并存。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论述了民族间的自然流动对提升国家认同的作用，并突出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化的重要性。云南大学的周平教授分析了当前我国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认同隐患。他提出，我国必须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贺金瑞与燕继荣在《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一致，不同的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存在张力与冲突。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各种认同都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使民族认同演化为国家认同。马惠兰，陈茂荣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中提出，我国需要建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存的环境。不能通话强制同化的手段去增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化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文化。金志远在《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中指出，从认同的各种维度看，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认同，而民族认同则属于文化认同，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比较典型的著作有：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书中主要对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藏族的宗教认同、族群认同、认同的模式及其变迁等进行了分析。梁茂春的《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该书兼具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他经过长期的个人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通过和政府等机构的相关数据资料结合， 描述和分析了七十年代以来大瑶山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历史和现状。祁进玉在《族群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一书中，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反思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政策，研究了当前族群认同和群体意识的新情况。他认为民族人口的流动将加剧民族杂居、散居的趋势，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淡化，有利于培育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在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一书中，常劲松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民族意识与族际认知列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核心。巫达在《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中认为，尔苏人心中有清晰的族群边界区分他们与周边的彝族与汉族。该书主要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族群内心情感”两种理论，解释了尔苏人在认同抉择中的不同观点，讨论尔苏人如何选择和建构他们的族群认同。丁明俊也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民族认同进行了考察。他的《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一书，采用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研究基点，以实地考察等田野研究方法与查阅地方史志的方法相结合，从观察调查地区的族际互动、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研究各个族群在强势异质文化下的认同变迁过程。
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族际整合研究的主要代表观点为同化与多元化。同化观点虽然有着长远的历史根基，但直到1900年左右，同化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在学术领域使用。涉及同化研究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几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第一个提出了族群关系循环理论，他认为，群体在经过一系列的互动阶段后，最终会达到完全同化。之后，密尔顿·戈登提出了同化阶段论，他将同化与整合阐述为族群之间经历的一系列阶段和步骤。他提出了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认为族群间的互动从开始到终结会经历七个阶段，即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待遇上的同化、行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与帕克秉承统一观点，戈登认为，“民族群体作为独立的实体及其独特价值观念的最终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学家亚布拉姆森提出了社会可能力求实现的三种同化与整合的途径，第一种是非主体族群可能融入到主体的支配族群中，第二种是不同的族群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族群，第三种是非主体族群可以融入到另一个非主体族群中。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主要以列宁对民族同化问题的基本看法为政策的出发点，列宁认可除了暴力之外的任何民族同化形式。然而，同化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普遍在各地受到少数族群的抵抗，给政治系统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与同化论理论相对应的则为多元化理论。西方涉及多元化理论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哈里斯·卡伦于的《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他也由此被誉为“多元文化主义之父”。皮特·凯威斯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阐释了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公民身份中的一种补偿性认同，是一种寻求保护不同民族认同的方式，这种认同能够把不同的民族联系在一个政治体系内。加拿大的政治学学者杰佛瑞·雷兹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也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基点。应该强化对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一共识的认知，不能将社会中的多元文化进行人为地同质化，多元文化更加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英国学者艾利斯·卡西摩尔在其编撰的《种族和民族关系辞典》中也对“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多元主义的内核在于社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并且社会中有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生存空间。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一书中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石，论述了国家的民族建构（国家对少数群体作要求）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对国家作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民族建构政策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的权利有助于支持国家的民族建构。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其他研究方向而言，我国政治学学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二十一世纪以前，正式刊印的论文中基本没有族际政治整合相关的文章。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涉及该领域的专门研究著作。当前，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论文的方式进行刊载。
国内主要研究族际政治整合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为：周平教授在其《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一文中，在政治整合这一术语的基础上分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概念和范畴，认为多民族国家应该以“求同”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化的层面承认差异的存在，但也不主动强化差异。此外，他还在另一文中，回顾了我国古代的族际政治模式，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多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等变化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形成的挑战，提出在国家建构中，应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政策体系，取代我国原有的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常士訚教授在其《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转变与族际政治整合建设》一文中指出，我国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当前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指导思想。并在《多民族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族际政治整合与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出，在多民族后发国家中，族际政治整合的成功离不开本国政治文明的大环境。如果国家建构中缺少对政治文明环境因素的重视，那单方面的族际政治整合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常士訚教授在《族际政治整合的多维构成分析》中将族际政治整合分为多个层面，族际政治整合是国家内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互动，并认为族际政治整合应该从经济与生态层面、文化层面、规范与制度层面、政治权威层面入手。马戎教授在有关当前我国民族政策“政治化”与“文化化”的争论中提出，我国的民族政策应该“去政治化”。他认为，我国应该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淡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而自然推动族际政治整合的进程，政府不应该主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该观点相反，王建娥在有关族际政治整合政策的研究中提出，族际整合政策应趋向民主化建设，认为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民族差异的权利。张友国的《族际整合中的语言政治》论述了官方语言在族际整合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各个民族拥有共享的官方语言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陈纪在《多维互动： 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中，从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个维度互动为出发点，研究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多为互动机制。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当前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数从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论证，他们突出了二者张力对国家形成挑战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国外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更倾向于以族际互动的不和谐为研究视角，对族群关系冲突的原因、结果等进行解析。而国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价值取向与互动机制入手，缺少以定量的方式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证性研究。此外，在国内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缺少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0-85.
[2][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邓红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23.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1-19.
[4]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J].学术探索，2009（12）：35-40.
[5]马惠兰，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7）：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