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6 11:37:42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69（2017）07-0020-04
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
一、“两论”的成因及理论来源
“两论”发表于1937年的7、8月份，最初是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一部分。“两论”是提纲中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其中，《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于7月份讲授，《矛盾论》原本是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名为“矛盾统一法则”，于8月份讲授。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亲自将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以及第三章第一节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对第三章第一节的“矛盾统一法则”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分别于1950年的12月29日和1952年的4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又把《实践论》《矛盾论》收入到了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
（一）“两论”的成因
毛泽东写作完成“两论”，并非为了阐述个人思想，也并不是纯粹地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了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1.总结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的确，哲学总是时代的产物。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瑰宝，“两论”的产生也绝非偶然。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論》，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3]毛泽东之所以在战争年代，坚持在革命圣地延安写了“两论”，主要是为了从哲学的视角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受挫的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体党员、干部，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新发展。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1937年“两论”发表，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两胜两败”让中国共产党有了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了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场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4]181
2.厘清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路线
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虽然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才是导致两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对此，毛泽东做了相应的总结，他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利，原因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领导，而“左”和右的错误是最根本的原因。两条错误的思想路线虽然表现不同，但是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不符合客观，都离开唯物辩证法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而才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相符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了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总结经验和教训必须上升到哲学高度，因为政治错误都与辩证唯物论有关。而“两论”正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二者都是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为具体地制定各种政策、策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二）“两论”的理论来源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吸收与借鉴
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哲学，他所注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就体现了他青年时期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后来，在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又反复阅读并且研究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谈辩证法问题》《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原著，写的心得、札记和批注手稿达数万字之多。在延安十年，毛泽东同志依然坚持读了很多的哲学著作，比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他在写“两论”时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很多思想，《实践论》一共用了马列著作十条引文，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共有九条。《矛盾论》直接引用马列著作的则有十七条。
2.对中国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教科书的批判与继承
毛泽东不仅向马恩列学习，也虚心研读中国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在李达、瞿秋白、郭沫若，尤其是艾思奇的推动下，中国很快兴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且出现许多哲学著作和教科书，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艾思奇1934年写的《大众哲学》和李达1935年写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在继承李达、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同时，又加以发挥，比如在他们二者的著作当中并没有出现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的概念，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大大发挥的。除此之外，李达、艾思奇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哲学的模式讲认识理论，只讲认识的一次飞跃，没讲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即理性认识指导实践，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的。
同时，毛泽东阅读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以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认真阅读了这几本书并做了许多摘录和批注。批注中既有对原著的概述、归纳，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质疑，然而更多也最具特点、最有针对性的，是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所作的发挥。
3.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实践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引自中国传统哲学著作的，但是却多次使用“知行”这个哲学范畴。在文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的“行先知后”论，同时克服了以往认识论思想所具有的直观性、封建性、历史性色彩。在发表《实践论》时，毛泽东同志还为该文加了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由此也表明了毛泽东同志试图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争论数千年的问题：知和行的关系。
《矛盾论》批判地继承了《周易》《老子》《孙子兵法》等辩证法经典中所涉及的辩证法思想，如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他在文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5]所以，“两论”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二、“两论”的历史地位及时代价值
“两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篇哲学著作，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两论”的历史地位
1.“两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在“两论”中，毛泽东不仅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详细地分析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而指导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高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要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两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分析中国革命，不仅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而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发展。其中，《实践论》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下，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4]284《矛盾论》则主要强调，矛盾内外因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主次矛盾以及矛盾主次方面的原理，突出强调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主线。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根据中国国情，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2.“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以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理论。而“两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无不闪耀着哲学的光芒。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两论”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成果。
3.“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两论”发表，中间经过了“两论”16年的创造历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很多人是就事论事，就革命说革命，就军事说军事，就政治说政治。毛泽东则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两论”正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中国革命的问题。这种哲学总结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不是表面的而是上升到事物本质的。在“两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两论”中的精髓，反对一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革命才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4.“两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首要和重要位置，它是我们党一直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同志心存疑虑：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革命道路和俄国不一样？有的同志甚至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一场农民运动而已。“两论”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这也为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两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同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要充分发挥“两论”锐利思想武器作用。
（二）“两论”的时代价值
“两论”是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扛鼎之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主义的光辉阐述。李瑞环同志曾说过：“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6]
1.“两论”凸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没有过时
在“两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了新中国。今天，“两论”虽然已经发表80周年了，但是它所阐述的理论至今依然显示出科学理论的伟力，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是一次新的长征，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仍然离不开“两论”的指导。比如，当前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在扶贫的过程中，就要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脱贫工程，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新时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都放射着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光辉。
2.“两论”体现了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他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两论”就彰显了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問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比如，《实践论》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抨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而在《矛盾论》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突出论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并且详细阐述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他在阐述这些辩证法理论时，并不是就理论说理论，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以及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更好地指导实践”[8]。然而现实中，我们不乏“描绘蓝图”的党员干部，但是有的同志没能把“蓝图”变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有的同志在实践过程中没能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仅要善于客观地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突出问题，而且要从矛盾的普遍性中发现矛盾的特殊性，避免犯“一刀切”的错误。新时期，要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工作中，要善于灵活运用认识论与辩证法，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
“两论”的年代虽然已经久远，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两论”的哲学光芒将继续照耀着我们前进。
李达与毛泽东这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生交往密切,特别是哲学上的交往更甚。1921年中共一大是两个人交往的开始,从此之后两人在学术上建立了长久的联系,一直持续到李达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对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和列宁,但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新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毛泽东,其思想受到李达的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李达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等哲学著译上。
一、《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战争背景下,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毛泽东读到的马列原著较少,所以李达等人的翻译著作就成了毛泽东接受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由李达和雷仲坚翻译到我国的,也是三部中翻译最早的一部。毛泽东最早接触了这本书,在延安,毛泽东对这本书作了详细的研究,因此对他的影响也最大。“从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画看,他研读了多遍,许多章节至少批注了三遍,第一遍批注的时间可能在1936年11月,最后一遍批读完毕在1937年4月4日。……全书批注约
12 000字,绝大部分是最后用毛笔批写的。”[1]2
1.《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成果,对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毛泽东对此书中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相关内容作了详细的批注,其中关于主观认识的发展依赖于客观世界的发展、关于在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外界、关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和理解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进到“自为阶级”的举例等观点直接被《实践论》所采用。
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关于质量互变法则的论述中,毛泽东将主要矛盾制约非主要矛盾的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不同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立的矛盾双方互相连接、互相渗透;不仅事物内部矛盾有特殊性,同一事物各方面矛盾也具有特殊性;对于均衡论的批判等观点在《矛盾论》中直接采用和吸收。
2.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诸多观点的发挥的灵感很多直接来自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启示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在矛盾统一体中各占据什么地位时,虽然指出了分析矛盾各方面特殊性的必要性,但没有具体说明从哪些方面来分析矛盾双方的特殊性。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即每方的特性如何,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存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任务”[1]3。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详细阐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形式,包括:关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殊性,关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关于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关于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关于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通过以上五方面形式的系统阐述,充分地体现了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方法解决的思想。
同时《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矛盾和颉颃的分析并不具体和明确,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矛盾的解决方法与对抗解决的方法不同”[2]74。并在《矛盾论》关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的分析中,将矛盾分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并分别指出对抗性的矛盾用革命方法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的重要思想。
二、《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社会学大纲》在1937年5月出版后,李达立即将书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称其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毛泽东写的《读书日记》看,他批读此书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平均每天读25页多。从批画的笔迹分析,有相当多的部分,他至少批读了两遍,两次批划的符号也集中在这里。毛泽东对这本书写的批注文字约为3 400字。”[3]84他曾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推荐此书,强调这是一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本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非常重视,而且他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确实受到了此书的影响。
1.毛泽东将《社会学大纲》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归纳,并使之更加有条理,为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启发作用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前史”这一章非常感兴趣,在阅读的时候作了大量的批注。在对原始宗教和哲学的出现的考察中,得出了“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可能产生哲学”的结论[2]216;通过对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的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唯物论在希腊出现的历史根源;通过对古代观念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历史分析了解到这种哲学发展的历史依据。从毛泽东的批注中发现他对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使内容更加条理化,从而使自己对哲学的起源、唯心论和唯物论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哲学史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入和详细的认识。
2.毛泽东发展了关于认识三阶段推移的辩证法,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阅读《社会学大纲》的时候,对于书中所说的“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的说法,毛泽东批注道:“还有,由思维到物质。”[2]265书中接着说“我们分析认识的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对此,毛泽东又批注为“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2]265-266。这种将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的说法,使得毛泽东对于认识过程的理解更加详细与科学,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认识过程两次飞跃、三个阶段推移的辩证法思想。
3.毛泽东发展了李达关于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看法,使之更加合理
《社会学大纲》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它“包摄着”其余的规律和范畴,在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中,李达指出“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法则”[2]132。在质量互变规律的论述中,李达写道“对立统一法则的一种显现形态,是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转变法则”[2]135。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节,李达指出“对立统一法则的更进一层的具体的显现形态,是否定之否定法则”[2]152。对于此,毛泽东表示赞同,并且在对立统一法则是根本的法则这句话“根本”之前冠以“最”字,充分显示了他的重视,并且在此段话旁边批注“包摄着”“许多组”等词表示对李达的观点的赞同。李达的这些观点,对毛泽东后来的《矛盾论》的写作中更好地发展三大规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毛泽东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毛泽东指出， 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 毛泽东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毛泽东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毛泽东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 毛泽东认为， 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毛泽东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泽东反复强调，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毛泽东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崭新的，充满了生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生产关系的保护下，充分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生产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相矛盾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要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和环节，不断地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以保证生产力长期高速地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社会基本矛盾的调整，决不能一蹴而就，在解决这些矛盾之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关键词〕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和谐社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发 展的新篇章。重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我们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性承认与正确把握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
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
了一系列复杂事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内 部矛盾理 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 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 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 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 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 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③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④社会在发展，其内部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存在的逻辑，即使是社会主 义社会也不例外。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 盾。”⑤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是人与 人的和谐相处。和谐绝非不包含任何矛盾和差异的绝对同一，而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是各种 矛盾和关系的协调配合。“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 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 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回避矛盾，而 应正视矛盾。任何社会任何阶段都不可能没有矛盾，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 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 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 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⑦当前人民内部 矛盾的出现，反映社会中各种矛盾的碰撞摩擦比过去更复杂，矛盾的内容、性质、领域、构 成和表现形式与过去相比有了新变化，是各种敏感矛盾错综交织的矛盾网络，矛盾触发点增 多，为当前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加了难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毛泽东指出：“在这个时 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 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 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⑧我国已进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正确处 理新形势下人 民内部矛盾所具有的紧迫性，不仅具有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必要性的内容，更具有了新的时代 内容。“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 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 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⑨
二、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 要求。 人民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构建和谐社会靠的 就是人民的劳动和创造。只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实现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具体阐述了矛盾的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内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矛盾，其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能根据民主的原则去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个人与社 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诉诸暴力。“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 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⑩毛泽东总结 了历史经验，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生动地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方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 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 的矛盾。”B11凡 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 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严厉批评那种“企图用 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B12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 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B13后来他又指出 ：“我们充分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 的困难就会尽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B14
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要求工作中我们要有新思路新办法。然而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告 诉我们，千条思路万种办法，都离不开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原则总方向，健 全社会主义民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 结”的公式，仍是我们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B15对于人民 内部矛盾，毛泽东主张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解决。重 视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扬民主，能极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民 主是实现社 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促使社会和谐运行的最有效机制。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建立在专制基 础上，也不是靠个人权威来维系的，它存在于民主之中，没有充分的社会民主，就无所谓现 代社会的和谐。执政党驾驭现代民主政治的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 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是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前提，构建和谐 社会就要发展民主政治，以人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效果如何事关社会稳定和谐，一个大量充斥矛盾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是和 谐社会。如果说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那么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内 部矛盾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人民内部矛盾减少了，构建和谐社会就有了坚定的群众基 础和社会基础。
第一，抓好发展第一要务是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本上是受社会主要矛盾制约的，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穷”依然是社会不和谐的总病根。发展了，社会不一定和谐；但不发展，社会一定不和谐。 所以，减少和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从根本上讲要用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 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B16发展是硬道理， 离开发展这个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没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转 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在发展基础上促进社会进步。只有奠定坚实的 物质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的发生，出现了也比较容易解决，否则，正确处理和减少 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是空谈。
第二，继续深化改革是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途径。社会主义社会矛 盾同旧社会的矛盾 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 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法就是也只能是改革。只有根据构建和谐 社会的需要大胆探索，进一步在体制的改革创新上下工夫，消除体制弊端，全面贯彻四个尊 重的方针，把改革热情同求真务实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创造潜能，才能 健全领导处理机制、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疏通调解机制以及公平分配机制、利益诉求 的表达机制等一整套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体制下尚未根本解决的 深层次矛盾以及由改革引起的新矛盾，才能使整个社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活力。
第三，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是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措施。人民内部矛 盾是根本利益一致 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但这不排斥事实上存在的具体利益差别。面对利益矛盾 冲突新格局，我们应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正确反映并兼顾 各方面利益，找准利益关系的结合点，调节利益差距，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 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形成能够全面表达、有效平衡、科学调整社会 利益的协调机制，建立更合理的分配体系，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群众，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诱因和有效化解 矛盾。
第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克服官僚主义，是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 方法。“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为了 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 地处理各种矛盾。”B17毛泽东多次讲过，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不 是方法问题 ，而是立场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 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B18 广大干部要确立和谐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纠正片面的政绩观 和浮躁现象，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把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真正体现 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来。
第五，做好法治工作，依法调处人民内部矛盾，是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制基础。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面广量大且以权利诉求为内容，不能只靠行政手段来解决，更要 靠法治来解决。光有好的理论和政策是不够的，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保障，还是很难 解决矛盾的。法律 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民主的打造器，规范着主体行为与利益关系，较其他规范更具权威 性公正性强制性。法律是解决敌我矛盾的武器，也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依据和准绳。依法 办事能摆脱无理纠纷和人为干扰，有效防止矛盾激化，避免从主观认识出发处理矛盾可能导 致失误的历史悲剧重演。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法治国，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 会和谐方面的作用，把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坚持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好 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止和纠正以权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 私枉法的现象，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权利。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⑩B11B12B14B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6．767-768，757-758，782-783，766，744，766，770，760，764，759-762 ，838，791-792．
⑦⑨B16B18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纲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3，29，30.
B1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56-457．
[关键词]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谐社会；价值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导，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当时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国外，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同年6月至10月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两起事件都是人民群众闹事)；国内，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闹事的情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1)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2)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它的方式、方法，就是通过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3)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敌我矛盾采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存亡，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目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方法。
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目标。中国现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及其方法论功能，对于今天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仍能继续发挥作用。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的判断，告诉了人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妥善解决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性；他对人民内部矛盾运动规律的剖析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和必要性的论述，揭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式方法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探索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办法，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总之，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和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一)正视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当前部分领导干部仍然不敢正视客观存在着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之视而不见或是消极回避，导致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成为具有冲突性质的问题，影响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求得和谐、求得前进，使矛盾始终处于良性状态之中，事物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中发展的。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回避、惧怕矛盾，而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不断地发现、分析和解决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二)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是改革的理论渊源和哲学依据。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规律是支配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不断地加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是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政治体制改革是要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通过改革，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增强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改革，可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可见，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手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和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称作“和谐社会”理念的思想渊源。其实，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手段，目的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才会和谐；否则，社会就动荡。现在，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现阶段人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手段。
三、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指南
(一)正确定性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这两类矛盾在我国仍然存在。比如“民运”、“法轮功”、“疆独”、“台独”等敌对势力与我们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因此，我们要有必要的敌情观念。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年，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本来属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那么，时下我国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另外，群体性事件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势必天下大乱。
(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任务。“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具体表现，它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严重影响、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社会冲突事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论述了群体性事件问题，当时他把群体性事件称为少数人闹事。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他对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和处理原则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论述，这为我们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指导。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事件发生后，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不能“草率收兵”，要保持足够的冷静，绝不能掉以轻心。要分清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一切错误归咎于群众，助长领导的官僚主义；二是看不到群众的错误倾向，对少数坏人失去警惕。要做好工作，依法办事，满足群众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恰当地处理好各种问题。要把参与的群众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对少数触犯刑律的给予必要的制裁。要以事件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特殊手段，采取各种措施消除不安定因素。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针直接指导着和谐社会的构建
1．经济方面：(1)“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的矛盾时全面安排，在保证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条件下，不抹煞其中任何一方相对独立的利益，使各方利益协调发展，相得益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特征，以“五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运用了统筹兼顾方法论。统筹兼顾方法论和科学发展观兼顾了各方利益，有利于处理好深层次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遵守的。(2)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只有把三者的关系处理好，国民经济的结构才会合理，才能使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为社会和谐提供物质基础。
2．政治方面：(1)政治生活中实行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这样才能及时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单位、和谐社会(2)要对人民群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的是与非的矛盾，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应当而且也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只能采用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培养有和谐思想的人，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会有和谐社会。(3)树立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这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来源，是国家稳定、和谐的根本保证。(4)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样有利于化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5)统一战线方面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有利于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互相促进，构建和谐的党际关系。这些是处理社会矛盾必须时刻记住的科学方法。否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3．文化方面：科学、艺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强调了三个“永远铭记”，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这充分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还努力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来源。
1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率先提出“相结合”的思想
在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这个别无选择的样板。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遏制的政策，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则热情的支援新中国建设，也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巨大威力，吸引着一切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和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但是，任何一种模式的实行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模式的进程中逐渐察觉到了苏联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很多矛盾突显出来，也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质疑。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成为探索中国建设新道路的开篇之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3]这是毛泽东立足中国社会的实际，冲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4]正是毛泽东率先提出了科学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任务，并且取得了探索的初步而丰富的成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创立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思想
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和“建成”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概念，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再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区别。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明确的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5]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突破。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5]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1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6]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但是，毛泽东关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想法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完成时间的论述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
3 在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提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7]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任务，毛泽东要求，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8]这说明毛泽东把能否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其实践效果的客观标准。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且认为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9]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中国。随后，他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还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0]这些都表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这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声。
4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后人往往把这两对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矛盾。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后，更是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考察了苏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成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独创性发展的又一突出例证。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1]解决的方式、方法，就是改革。“八大”前后，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我国探索改革之路的起点。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改革，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系统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代宗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丰富的、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成功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2]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取得的重要经验，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就没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光明日报，2007，10，25.
[2] [3] [9]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2、1、216.
[4]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0、767.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6] 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52.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一
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步的。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便利用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生孜孜不倦的追求。毛泽东这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给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方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以苏联为戒”，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形态发展到科学阶段。他们对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历时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特征提出了天才的构想；但在如何建设这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只是强调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创造。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重大的历史性胜利则使社会主义又由科学构想变成了现实制度。在如何建设这种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共时态”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曾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转而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又形成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毛泽东鉴于我们党对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知之甚少以及经验理论和思想准备不足的现实，曾号召过“学习苏联”。这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建设道路的寻求。中国共产党20世纪的历史证明，道路问题是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因素；解决了道路问题，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富有创新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做法总觉得“不满意”和“不舒畅”，缺乏个性。特别是苏共二十******出来的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抄苏联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弊病使他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研究。他认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实际表明毛泽东已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这种探索首先主要表现在他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34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思考的重要文章；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以苏联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执政党建设等方面，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先声。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即在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明确指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题中之义。2003年7月1日，******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把“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我们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的征程中将长期面对的三个重大课题之一。回顾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的总根源是没有正视和解决社会主义的一般逻辑出发点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之间的矛盾。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比抽象的理论设计丰富复杂得多，这就要求人们用审慎的眼光看待既有的观点，准确分析自身的实践特点和历史方位，不用“未来的砖头”营造“现实的社会主义大厦”。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是其突出的特点。如何认识这种社会主义，找出其共性和个性来建设和发展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新的伟大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第一，从我国国情出发，严格区别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是进入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人，但尚未完成。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加明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为了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建立阶段”和“建成阶段”的差异，毛泽东从生产关系的完善程度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理论视角和物质基础的实践层面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建立阶段”之所以不同于“建成阶段”，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还有一个需要继续巩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不充分，还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有较为充分发展的阶段，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
第二，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挫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也是党内较早觉察其失误的第一人。他在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先后在1958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我国目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
第三，阐明了在中国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毛泽东认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中国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因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反复告诫人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
从“超阶段”和急于求成地建设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思想的产生，以及对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准确估计，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一步步地深化和前进，尽管它表现为一个曲折的过程。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在于科学地确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一部社会主义历史，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史和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趋势，是正确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前提。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表现出了经典作家的深邃洞察力，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解答；列宁虽曾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重要思想，但未能系统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上的阐发。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在此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
第一，指出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观点的危害性。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斯大林曾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一致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天真的想法。正是由于斯大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矛盾，因此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结果导致混淆敌我矛盾的严重错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就会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同样，不正确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况和性质，也就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第二，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毛泽东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为这种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曾经指出：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表明“社会基本矛盾”适用于一切社会(自然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在内)，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
第三，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论断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哲学依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为我们指明了一切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形态，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使我们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和特点，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代表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即提出了“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地增加生产的总量。列宁也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不能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口j。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一思想更加明确。1957年2月，针对我国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情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加鲜明地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且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二者相互联系；它们是对“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不同层面的回答。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始终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也是党执政为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亦即国计要为民生。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我们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即导弹和面包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我们一方面要积累资金，发展我们的生产事业；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搞好消费，改善人民生活；顾此失彼就会酿成大祸。尽管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并没有把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坚持贯彻下去，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还做得不够完善，但我们不能否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思想成就。
(五)关于对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即突破了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藩篱，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实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是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前提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两个现实的问题：一是没有现成的建设理论作指导，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二是没有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相抗衡的物质基础。这种现实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上的“先天不足”使其不可能站在资本主义的“肩膀上”而立即显得比资本主义更高、更优越；相反，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在经济上，社会主义还要矮于发达资本主义这个“巨人”。由于中国相对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与世界先进的、仍有潜力的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
首先，提出商品经济本身不构成社会生产方式，而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总是和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其次，分析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认为：只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还有个体所有制等经济成分，这是不能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
第三，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正常进行城乡经济交流，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说，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等价交换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商品经济观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是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资本主义的特产；二是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强调重视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同时，毛泽东还肯定了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深刻指出，在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1959年3月他又进一步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法则，它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可以搞一些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1956年12月他在天津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阐明他的重要观点：现在国营、合营经济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些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允许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再搞，让它存在和发展，仍有积极的和进步的作用。它可以满足人民的部分生活的需要，可以把资本主义闲散的资金和定息利用起来，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可以吸引华侨回国投资，既可以解决资金短缺和外汇短缺，又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由于少数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可以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起一个促进和竞争的作用，以利于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毛泽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肯定了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还需要私营经济的存在，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中所有制结构问题的重要突破。
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把世界联成一体，国家的进步、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为此，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更提出了“向外国学习”，尤其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并且系统阐述了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习?学习外国什么?怎样学习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因此，向他人学习就是取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以此来推动本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学习别人什么呢?他还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好好地学，以利于我们的工作。但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的东西，尤其是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必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引进和创新结合起来；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反对照搬照抄甚至“全盘西化”的做法。毛泽东的“向外国学习”的主张为中国叩开世界大门、走向世界创造了思想条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
探索也是一种开拓。因此，总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误，尤其是面对崭新的事业，面对从未有人走过的路，探索出现失误是可以料想的，而且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曾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J。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了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践，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和获得的规律性认识，确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表明：我们什么时候获得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我们就能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说经济建设也是科学，就是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去认识其规律性，遵循规律，依照规律办事。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或者违背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我们就会碰钉子，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二)学习和实践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有效途经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能否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社会主义事业十分重要，而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有效途径就是学习和实践。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读书，尤其是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是学习的主要形式，是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间接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认真读书，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领导和指导全党读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方法论，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因此，当时全党阅读马列着作的过程，实质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两者相结合的过程。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政党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规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需要。
此外，调查研究的实践是把握客观规律的直接方法。毛泽东认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必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这就是说，通过实践，从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和经历的挫折教训中学习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社会主义建设中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合乎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关键词： 实事求是； 生产力；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就是努力把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在他的领导下，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作为其继任者，也同样在努力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成一个首要的目标，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 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追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容质疑,毛泽东,邓小平都坚信共产主义乃中国建设的方向；在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上，依靠先进社会制度的作用实现国家腾飞，是他们的共同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主导着他们的建设思路。
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对“超前”尺度的把握。毛泽东有着强烈的超速发展的主观愿望，所以他更注重先进社会机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虽然也肯定先进社会机制条件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他坚信社会机制条件与社会基础条件只有相互适应，社会才能正常发展.
2 毛泽东、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比较
2.1 民众建设热情的激发
对于人民建设热情的激发，毛的时代和邓的时代有着重大的不同：前者依靠的是用精神鼓舞、崇高的理想信仰去激起人们的建设热情，而后者则主要利用利益、欲望来激发。
2.2 对国情的认识不同
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 “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②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③然而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不足。他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毛泽东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2.3 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关系的认识不同
在毛泽东时代，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也想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毛泽东对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个道理不可谓不清楚。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敌视，封锁；波兹南事件等一系列东欧事件的发生；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使得毛泽东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立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毛泽东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2.4 在治国目标上对“实事求是”的把握不同?
邓小平和毛泽东都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但由于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而他们的实事求是观既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又展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包括: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其中最能体现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的则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讲究实际，强调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是，在晚年，毛泽东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
邓小平在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上保持了前后的一贯性。他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使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有了一个可靠的评价尺度，从而使我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邓小平就借用刘伯承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转移全党工作重心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3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3.1 毛泽东时代
从历史上看，凡是经过长期动荡，战争后进入和平年代的人，往往表现为对执政者的高度信赖，甚至崇拜，易于形成统一的信仰。
毛泽东有效地利用了各种机遇并创造了利于激发全民热情的良好环境，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在利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作为公有的财产的管理者们，是很容易倒向以权谋私的道路上去的。
3.2 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中国与周边邻国较为和睦，国际环境相对平和；国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民身心俱疲，重整国民经济成为人民最关心的事情。面临的挑战，一是传统体制，二是资本主义的冲击。
改革初期,邓小平抓住了机遇，利用美苏争霸的有利时机，一心发展经济。经济改革逐步解放了被传统体制束缚的生产力，而对外开放则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