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西游记范文

新编西游记篇1

早晨，孙悟空费到了唐僧面前，对他说：“师父，我听说人间那景色优美，而且这几年来还发明了许多新玩意呢！”唐僧听了，心痒痒的，便说：“那我们去走一趟人间吧！看看有什么新玩意，怎么样？”悟空就等着一句了，便高兴地说：“好啊！师弟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没什么意见。”沙和尚说。“对了。猴哥，人间有什么好吃的呢？”猪八戒抢着说。晕！“我说你啊！八戒呀八戒！你怎么整天只记得吃呀！”猪八戒不好意思的笑了。

过了一天，悟空、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一起来到了人间。

他们几个来到了“兴兴”市场，这里真是人山人海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挤进一间小商场，这里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一会儿，悟空看中了电子游戏机，唐僧看中了《三字经》，沙和尚看中了MP3，而八戒看中了一通薯片，真不愧是八戒呀！他那贪吃样打死也改不了。悟空、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刚想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搬出去，却被服务员拉住了，一问，才知道要还人民币。悟空愣住了，说：“凡间还有人民币这玩意，可我们没有，怎么办？”服务员听了，说：“算了，你们是从天上来的，这次招待你们，就不用还钱吧！”说完，服务员又给他们讲了怎样才能赚到钱。

因为悟空、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都是“名人”，所以马上被许多公司录取了。悟空当了运动员，唐僧被一间“财务”公司录取了，当了总经理，沙和尚当了科学家，猪八戒当了演员。他们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还赚了许多钱，都在人间定居了。

揭阳就金元纪念小学五年级：柳嘉婕

新编西游记篇2

【关键词】西游文化产业；文化内涵；应用策略；意义

《西游记》是我国传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更凭借其积极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创新的宝贵资源。可以说，当前《西游记》在影视、旅游、文创等多个文化产业的开发中，呈现出如火如荼、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各文化产业也凭借着对文化内涵的发掘、人才的培养、理念的创新、产业的融合以及多元的营销等策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西游记》与文化产业概述

《西游记》一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以超凡的想象力和生动贴切的语言刻画了孙悟空、唐僧等一众妙趣横生的艺术形象，更是以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反映现实，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当时以及当今社会中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文化产业是向消费者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的行业，以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为主要目的。[1]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推动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业分类逐渐完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说，我国文化产业以及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愈加重视，《西游记》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喜爱，“西游”主体文化资源也得到各个行业的青睐，对文化产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西游记》成为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切入点，在文化产业各个类别中，《西游记》能够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文化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成为《西游记》传播与传承的关键载体，在文化产业中开发《西游记》文化资源，有利于《西游记》以别样的形式进入更多民众的视野，进而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为了文化产业发展要优化重点文化行业供给，并具体列出9大重点文化行业包括：演艺业、娱乐业、动漫业、创意设计业、数字文化业、艺术品业、工艺美术业、文化会展业、文化装备制造业。基于《西游记》在当前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实例和经济价值，下面重点对游戏行业、动漫行业、影视行业、旅游行业和文创行业这五个文化产业门类中的“西游”主题应用进行分析。

（一）游戏行业

《西游记》以其曲折的情节和广为人知的市场热度，得到众多游戏设计者的青睐。现在市场上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游戏据统计主要有三十余种，玩家较多、受众较广的主要包括《梦幻西游》《造梦西游》《少年西游记》《西游女儿国》《闹闹天宫》《大话西游》《我的西游》《西游记大圣归来》等。以评分较高的《造梦西游》为例，其游戏剧情极大的贴合了原著，从游戏模式上看主要是《西游记》主题下的过关游戏，从角色设计看，《西游记》中的经典角色，如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都鲜活地出现在游戏中。而腾讯于2019年发行的国风竞技《闹闹天宫》则是还原了《西游记》的故事背景，主要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闹闹天宫》打破了一直以来西游游戏的固定设计，将游戏中的人物设定为国风剪纸画风格，实现了西游文化与传统文艺的完美融合。由此可见，《西游记》不仅在角色、剧情上给游戏设计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在传统文学与文艺的融合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动漫行业

《西游记》中塑造了孙悟空、唐僧等性格鲜明的人物，记载了大量波澜起伏的神怪故事，成为很多动漫作品的重要来源。从动漫行业发展之初至今，《西游记》一直就是炙手可热的改编题材，如我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便是由《西游记》中的经典情节改编而成；1961年出品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更是塑造了经典的美猴王形象；之后如《小八戒》《丁丁战猴王》等动漫作品，都使得《西游记》的动漫改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在当今互联网及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动漫行业的发展得到了更大的助力，如2015年改编自《西游记》的3D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启了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巅峰，中国文化产业通过动漫电影的形式重现了中国文学经典的魅力。

（三）影视行业

除上文提及的动漫之外，《西游记》也经常被改编为由真人饰演的影视剧及电影。《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一直以来从未停止，主要包括央视版《西游记》、张纪中版《西游记》、TVB版《西游记》《西游记后传》《齐天大圣孙悟空》《春光灿烂猪八戒》《吴承恩与西游记》《福星高照猪八戒》等，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央视拍摄的“86版西游记”一经播出便造就了收视率89.4%的收视神话，至今仍是名著改编无可超越之作。而《西游记》的电影改编也是随着电影行业的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近些年的“西游”电影约19部，代表性的有《西游·降魔篇》《西游记女儿国》《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西游记之大圣娶亲》《西游·伏妖篇》《功夫之王》等，其中“大话西游”系列开启了西游电影改编的热潮。越来越多的西游电影、影视剧在演员的演绎、特技的加持下传承着《西游记》的文化内涵。

（四）旅游行业

《西游记》中许多著名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都可以作为西游文化旅游的切入点，目前除了零散的主题公园之外，国内大型的西游旅游文化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故乡淮安而建的吴承恩故居，位于楚州河下镇打铜巷，景区内包含了吴承恩故居、吴承恩生平陈列厅、悟园、淮安龙宫等著名景点；[2]二是《西游记》中经典景点“花果山”所在地江苏连云港，《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唐僧崖、老君堂、水帘洞都可以在连云港找到踪迹，在这一背景下连云港建立了花果山风景区，如今已经发展为部级的5A级风景区。此外，全国各地的西游记宫、孙悟空主题乐园也为西游文化旅游有所助益。

（五）文创行业

文创产品指的是文化元素与创意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创意产品，各种文化元素都可以衍生出相关的文创产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故宫文创、敦煌文创等。《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由《西游记》而衍生的文化创意产品也不在少数。如中国邮政的西游记邮票、《大话西游》联合西安碑林博物馆打造的文创周边、连云港花果山风景区的西游纪念品，以及相关的玩具、文具、玩偶公仔、标志设计、漫画等，既蕴含着《西游记》原著中的文化元素，让人们了解到博大精深的西游文化，也符合新时代人们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要。

三、《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策略

《西游记》在文化产业开发中呈现出形态多样、多元发展的趋势，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之所以取得如此优异的成果，主要是得益于全方位、多角度的应用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挖掘西游文化产业内涵；二是培养西游游产业人才培养；三是推动西游文化产业融合；四是加快西游文化产业创新；五是加强西游文化产业营销。

（一）挖掘西游文化产业内涵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近些年来，文化产业的飞跃为《西游记》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与机遇，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窥探到西游文化的福利，推动着西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浪潮。良好的发展态势下，文化企业一方面利用《西游记》本身的感召力扩大产业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尊重《西游记》本身的文化底蕴，大力倡导《西游记》中的文化内涵，坚守文化传承的底线，在真正保护并发扬《西游记》中文化内涵基础上进行创意改造，达到了西游文化产业长期有效的进步发展。

（二）培养西游文化产业人才

“西游+文化产业”是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全新模式，本身就能带来强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其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来说，亟须培养西游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既要对《西游记》以及其中的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又要熟知相关文化产业的专业技能。[3]在当前西游文化产业发展中，行业切实保证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以专业的人才提供专业的服务，达到专业的水平，以实现高质量的文化输出，进而提升西游文化产品在文化产业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推动西游文化产业融合

西游文化的产业化遍及文化行业的方方面面，旅游、动漫、游戏、影视以及文创等形成了全方位的产业集群。[4]这些产业之间一方面相互独立、各自发展，它们自身都取材于《西游记》中的角色和故事，汲取《西游记》中的文化内涵与思想精华；另一方面，不同产业之间又能进行恰当的联系与互动，有利于形成西游文化产业集群的合力。为了西游文化产业的接续发展，各个产业之间加快实现资源共享，形成交叉融合的发展态势。比如各地的“西游记主题公园”联合起来在节日、纪念日举办主题活动，西游动漫、游戏与文创产品结合，制作动漫、游戏相关的创意产品等。在各个产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良好互动中，“西游文化产业链”逐渐形成，实现了西游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加快西游文化产业创新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指出：“高新科技的广泛应用催生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深刻改革”规划还提出要“深化文化发展各方面的科技应用水平”。[5]对于西游文化产业来说，要用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让《西游记》与文化产业组合到一起，让文化产业的生产、传播、消费、服务等环节都呈现出科技所带来的裨益。只有将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运用到西游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加之西游文化自身的感召力和各企业的创意点，才能帮助文化产业呈现出全新的局面，使西游文化在文化产业中得到更好的传播。

（五）加强西游文化产业营销

《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取得高效的成果，与多元化的营销密不可分，在这些市场营销手段的助力下，西游文化才能更快速、更深入的进入大众的视野。首先，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产业的推广增加了线上宣传的手段，打破了原本只有地推的单一模式，使原本鲜有人知的文化产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如在动漫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之前，就已经在互联网得到了大规模的宣传。其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产业中，商家往往运用多种营销手段来传播西游文化产品，以受众较广的西游游戏《梦幻西游》为例，商家不仅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还通过微博话题等形式，增加《梦幻西游》的曝光度。

四、《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意义

《西游记》凭借其丰富且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文化产业创新下的重要文化资源，当前《西游记》的文化产业开发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带动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西游记》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每个中华儿女最为津津乐道的神话文学，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资源。伴随着文化产业创新的浪潮，如《西游记》之类的文化名著被开发成一系列文化产品，发挥着更大的文化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技术的新形势、新要素中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影视改版、文创产品、文化旅游等多种形式扩大了《西游记》的传播范围，增加了《西游记》的影响力。[6]《西游记》中的传统资源借助数字技术再次“活起来”，传统文学作品在大众的生活中呈现的形式更加五彩缤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二）对人们美好文化生活的丰富

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迈入了全新的阶段，西游文化出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能够在快节奏的文化体验中获得视听审美和文化消费的愉悦感。文化产业的创新始终以人民的文化需要为中心，而《西游记》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思想精深、陶冶心灵的优质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特色鲜明、内涵突出，不仅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丰富了人们的美好文化生活，也推动了我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三）对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带动

当前，《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已经涉及各个领域，大到影视作品的改编，小到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其中产生的经济效益更是不容小觑。可以说，《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有效提升了文化产业的经济性，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也带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在未来西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也将展现出更大的经济潜力。《西游记》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家喻户晓的艺术瑰宝，无论是其中个性鲜明的主角形象还是百转曲折的故事记述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当前文化产业创新的环境中，《西游记》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仅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新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亚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研究[D].吉林大学,2014.

[2]董炜纬.名人名著与文化产业的开发研究[D].云南大学,2018.

[3]齐麟.《西游记》文化产业的历史发展新机遇[J].中国民族美术,2017,(S1):12-15.

[4]苏昊.文化产业视域下人才培养机制创新路径探索[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24):168-171.

[5]赵鸣,鲍林,徐洪绕.全域旅游视野下连云港市《西游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34(01):27-31.

[6]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7-05-08(001).

新编西游记篇3

关键词:名著 西游记 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7-

经典名著因其永久的艺术价值,不仅属于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与时俱进的,属于后来一个又一个能感悟经典并能根据不同社会需求产生新的艺术新体的时代。

一、经典名著应时转型

四大名著的价值,用一句话来表现,就是四部永生永世也读不完的经典之作,只要有读书人,就会有人读四大名著,只要有人类,就会永远有人关心四大名著,品味四大名著,改写四大名著,发展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自诞生后至今,不知有多少续写改写作品出现,它们都是应时代而诞生的新生体。《西游记》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百回本《西游记》自明中叶诞生后,作为神魔小说先驱迅速与历史、人情小说并驾齐驱,构成明清小说的繁盛。稍后《西游补》不仅对原著故事继续深化,而且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上都有新的突破与创新;鲁迅,在其《故事新编》中,以白话文的形式将古代神话人物披上现代人的外衣,开启了“大话”的先河;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是将《西游记》与当时现实紧密结合创作的,以辛辣的笔锋,对政治、社会的诸多丑态作了无情的讽刺与批判。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柏杨的《西游怪记》又将赵高、秦桧、潘金莲、吕不韦、孔子、子贡、孟子、唐太宗、李师师等众多著名历史人物揉进西游故事,敷衍一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剧。另外,网络作品、百家讲坛又推波助澜,使四大名著在当今呈现一派热闹非凡的场面。

我们看这些转型后的作品,有些与原著或像或异,不管怎样,没有四大名著这个母体,也就没有这些后来者,所谓“龙生九种,种种各别”。

二、名著转型中呈现的特点及表现

第一,主题的多元化,情感性、娱乐性突出。就原著而言《西游记》主题众说纷纭,如鲁迅说“或云劝学,或去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其后的《西游补》、《故事新编》、《八十一梦》、《西游怪记》这些作品主题也可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爱情主题,是名著转型过程中注入的新活源。原著《西游记》不管讲佛论道也好,惩恶扬善也罢,故事总是围绕玄奘师徒四人历尽艰难险阻,执着取经展开,如果把“爱情”这个字眼扣在评价原著中时,明显不符合。而在转型过程中,“爱情”不但得到填补,还异军突起。近年来根据大众娱乐文化需求,《西游记》影视改编与创作很多都把精力放在恋情的编织上,如《大话西游》、《情癫大圣》。而《春光灿烂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则又把猪八戒塑造成了新时代的“情种”。主题向爱情的转移,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娱乐的目的是缓解压力,释放心情,人们能从改编后的名著中获得愉悦,这也是名著适应大众而转型的必然。

第二,转型后人物形象的平民化、大众化。原著《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我们都熟知,但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与我们相距甚远,唐僧每日吃斋念佛,逢女儿国国王那般依依动人的美女没有丝毫杂念,孙悟空和沙和尚,更是没有情感的苗头,虽然勇敢正义,但对于唐僧取经过程来说,只不过是保护其完成大业的护身工具。改编中,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大番颠覆,如《大话西游》中唐僧唠唠叨叨,关于乱杀小动物那个情节,让小牛精自杀,完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形象;而《情癫大圣》中的唐僧,潇洒时尚,能降妖除魔,对心爱的女孩甘愿忍受各种磨难,还能喊出“神仙姐姐”的话语。转型后的孙悟空,不但本领高大,更主要的是增加了情感世界,形象更加贴近普通人。在《大话西游》中,他除了是英雄,也难过美人关,诉说“爱需要理由吗?爱不需要理由吗?”这种形象带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切合了年轻人的思想需求。猪八戒形象的大翻案真正起自2000年《春光灿烂猪八戒》,转型后的八戒成了善良、诚恳深入人心的可爱形象,“猪哥哥”、“龙妹妹”都成了现代情侣们的昵称。

第三,语言的夸张、幽默、通俗化。观众在看现代转型后的西游故事总是会频频大笑,绝大部分都是被剧中的语言、台词逗乐的。如《情癫大圣》中唐僧的话“你别以为拿棉花糖来给我吃我就不哭了”,孙悟空“你这是何苦呢?大爷!你要是手抖就不要学人家砍人嘛!这刀子甩来甩去的又甩不中,很难看,对不对……”。《大话西游》中还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这些语言充满了调侃、戏谑,使得整部作品趋向幽默化、诙谐化。如果说,百回本《西游记》是对历史上“玄奘西天取经”史实的艺术展现,是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大话、艺术化的创造,那么《情癫大圣》、《大话西游》等作品则是对经典原著《西游记》解构、重构与新创造。

到此我们不难得出,新时期古典名著通过转型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其恢弘、大气,实质承继了原著的精神,而且作者们不拘泥于原著,而结合现代社会世俗生活,试图借助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对原著进行颠覆与解构,再根据时下大众需求来“拼贴”“戏仿”式的重构,重构后所呈现的趋势特点无疑是:大众化、人性化、娱乐性与现代性。

参考资料:

[1]郑艳玲.影像对文字的多面解读――关于《西游记》影视改编的思考.电影评论.2001(4).

新编西游记篇4

晚清域外游记,是东西方交流的产物,给我们记录了一段“无声”的中西刺激与反应的历史。尽管这一解释文化交流的模式有简单之嫌,但至少在总体考察博物馆及其观念的传入时这一模式大体上有效。这些游记不仅是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国社会生活的写实记录,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交通、民俗、礼仪等,而且体现了中国了解、学习西方的历程,具有不可估量的史学和史料价值,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学术界有逐渐重视域外游记的趋势,对游历个案的研究、中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和域外游记文学特色方面的研究等都有很大的突破,但尚未出现关于游历笔记物馆专题的研究。博物馆的近代化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博物馆的向公众开放的过程。在西方,“公众”和“公民”一词具有紧密的联系,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就是西方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逐渐深入民心的体现。如1793年法国卢浮宫的开放,其意图是向国内的批评家和国外观察家表明革命政府的稳定性,它所具有的力量足以有效地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能力,要让公众参加到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域外游一记正好发生在西方博物馆的第一次观念革命(1880^-1920)期间,这个期间被学术界称之为“博物馆现代化运动”。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国对“博物馆”观念的接受史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或名称的引进,而实际上博物馆在中国实施的背后可以说是西方社会一些观念的输入。而这些观念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维度,和当时其他如政治史或文化史上的观念一样,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面貌。阅读这些游记,你会发现了其中有大量的博物馆的记载,就是一幅西方博物馆的写实长卷。这些游记的刊行成为当时国人了解新奇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资料方面主要是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沈云龙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与王锡棋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基于对上述文献的简要梳理,勾画出他们接受这种开放的博物馆观念,以及办我国自己的博物馆思想的一个酝酿过程。本论文分四个章节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章先从晚清域外游记的背景说起,论述了的清政府,为“了解夷情”被迫派出使臣到认清技术和制度的不足,而主动“学习西方”的过程与背景;第二章谈及了博物馆的观念和“奇珍收藏馆”向近代博物馆的演变;第三章,通过统计,分析了国人对这一新奇事物“博物馆”的译名与记载,以及当时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发展状况;第四章是从游记中寻找出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源头,以郭篙熹、康有为和张参为例,介绍了我国三个不同时期引进博物馆的不同思路,并大略探讨了他们成败的原因。

新编西游记篇5

关键词：鄂豫皖边游击区；战略支点；独特作用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39—05

作者简介：沈谦芳，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教授（南昌330006）。

卫平光，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主任科员（南昌330006）。

1934年11月至1937年7月，鄂豫皖边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充分发挥了独特的战略支点作用。学界在研究大别山及南方游击区的历史地位和战略作用方面的成果很多，与鄂豫皖边游击区相关的成果也不少。然而，从战略支点的高度专题研究鄂豫皖边游击区历史地位和战略作用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从策应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积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力量、助推相关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中国人民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根基等方面，试图对鄂豫皖边游击区在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革命斗争中的战略支点作用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探讨，以就教学界同仁。

一、策应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成就了

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奇迹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开辟和坚持，既策应了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又保存了我们党在南方特别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带的战略支点，对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撤离以后，一面抽调18个团尾追红二十五军，一面调集56个团的正规军，外加10多个保安团和一些地方反动民团进攻鄂豫皖苏区，致使根据地很快沦为游击区。此时，我党坚守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力量有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罗山教导营、光山独立团一个营、光西战斗营和便衣队等共1500余人以及皖西北道委领导下的红八十二师、一路游击师、二路游击师、三路游击师、道委特务队和便衣队等共1300余人。①

红二十五军西征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正率领红八十二师等武装在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集中兵力对付敌人，12月下旬，高敬亭将分散活动的红八十二师、皖西三路游击师和红二十五军留下的2个连共700余人集中整编为红二一八团。鄂东北道委一方面派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等率领鄂东北独立团前往皖西寻找高敬亭；另一方面再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发展便衣队，继续同敌人斗争。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在1935年2月3日召开的太湖县凉亭坳会议上决定成立以高敬亭为首的新的鄂豫皖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并决定将红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由此成为鄂豫皖边游击战争的红军主力部队，也是南方15块游击区中唯一一支军级建制的英雄部队。

红二十八军重建以后，即遭到军队的重点“围剿”，部队损失较大。由于转入游击战以后，部队作战流动性较大，补给困难，伤员也很难安置，迫切需要建立游击根据地。为此，高敬亭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并从红二十八军抽调力量组建红二四六团，着手创建游击根据地。此后，皖西特委一方面领导二四六团开展游击战，发动民众打民团，抓土豪，筹粮派款；一面整顿党组织，建立便衣队，安置伤员，很快即在霍山、舒城、潜山、英山、太湖等5县边区开辟了一块游击根据地，并在潜山成立了舒霍潜边区苏维埃政府。红军和游击队依托根据地，积极与敌人作斗争，慢慢摆脱了初期的被动局面，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形成了“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战术原则。

1936年春，又增调6个师对鄂豫皖游击区进行“围剿”。高敬亭将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红二十八军先后歼灭和击溃敌人正规军十多个营，并摧毁了许多据点，消灭了大量民团，迫使敌军不得不撤回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转变，红军还抽调力量，发展便衣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便衣队目标小，行动方便，又熟悉当地情况，易于融入群众当中，在侦察敌情、安置伤员、筹措补给、组织地方政权和对地方团匪的统战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红二十八军外线作战的同时，各地便衣队主要在内线积极开展活动，并不断从山区向平原地区和白区发展，数量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11个大小便衣队活动于鄂豫皖边区。②

据统计，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和游击队牵制了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18个营零15个连和大量反动民团武装，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其他游击区的斗争。③1937年底，在延安接见郑位三、萧望东等人时，称赞红二十八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他们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收集分散人员成立红二十八军，经过艰苦斗争，保存了这么一支红军队伍，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④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不但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时也使自身的力量得到了发展，游击区的范围在斗争中不断扩大，并且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到1937年初，鄂豫皖边的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合肥、庐江、桐城，西到光化、襄阳、宜城、钟祥，南至京山、孝感、黄陂、黄冈、广济、宿松、望江，北到唐河、确山、潢川、固始、霍邱等40多个县的范围，保存了我党在南方特别是在中原地带承上启下、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支点，成就了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奇迹。

二、积蓄革命力量，走出了“最好的

抗日军队之一部”抗日战争爆发后，鄂豫皖边和鄂豫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第四支队，奔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主力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来自第四支队及其留守机构的一些重要干部，又为其他一些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高敬亭在得知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后，主动与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取得联系，举行停战谈判，并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共同抗日的协议。从9月到11月，红二十八军各部和鄂东北、皖西北地方党组织所属的地方武装、便衣队，分别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两道桥和礼山县宣化店、黄陂站一带集中完毕，共约1800余人。⑤与此同时，高敬亭还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周骏鸣领导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鄂豫皖红军的改编和党的工作。1937年10月，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以郑位三为书记，领导开展该地区党的工作。1938年1月11日，、致电等，建议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⑥这就使得鄂豫皖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至因为新四军的离开而终止。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召集联席会议，要求鄂豫皖特委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⑦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的一个。

1938年3月上旬，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信阳邢集集结，3月下旬到达皖西立煌县流波疃会师。随后，高敬亭奉命率部向皖中进发，于4月中旬到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5月12日，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取胜，这是新四军建军后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取得的胜利。此后，为配合军保卫武汉，第四支队经常向合肥至安庆、合肥至六安公路沿线出击，在公路两侧袭击敌人运输车队。6月至10月间，先后在安合公路、舒六公路、六合公路沿线发动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敌940人，俘日军8名，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余匹。这些胜利，有效牵制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行动。⑧武汉沦陷后，第四支队第八团和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军越过淮南铁路，进入巢县、含山、和县、全椒、江浦等地开展抗日斗争。

1939年5月中旬，为统一指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6月底，江北指挥部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将第四支队分编成第四、第五两个支队，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改由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部队整编后，第四、第五支队随即挺进淮南津浦铁路两侧，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在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和青龙厂开展游击战争。

到1939年底，新四军江北部队由400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初步完成了在皖中、皖东的战略展开。⑨到1940年2月，皖东新四军兵力翻了一番，第四、第五支队发展到1.5万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多人，为建立巩固的皖东根据地和向苏北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⑩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第四、第五支队等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全师1.8万人。

此外，新四军还有三个师与第四支队的征战或第四支队留在鄂豫皖边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一是彭雪枫率领竹沟留守处的两个新兵连和一批干部东进，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参与组建新四军抗日先遣大队，率部挺进河南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参与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部队编进新四军第四师。二是李先念率领竹沟留守处的两个连和一批干部南下，开辟了鄂豫皖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三是第四支队东进抗日，首先开辟的是皖中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第七师江北地区的活动范围就在其中；第四支队支持、帮助建立的无为游击队等地方游击武装成为新四军第七师的重要来源。

由此可见，在新四军的七个主力师中，就有第二、四、五、七等四个师与鄂豫皖边游击战争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和战略基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部队，是我们党所领导的“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是鄂豫皖游击区对中国革命最为了不起的贡献。

三、打造前进基地，助推了鄂豫皖、豫

皖苏等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新四军第四支队分别在鄂豫皖边游击区的七里坪和鄂豫边游击区的竹沟设立的留守机构及其人员，在鄂豫皖、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前进基地和组织领导作用。

1938年2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经与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商定，在黄安七里坪设立留守处。3月8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以鄂豫皖特委为基础，成立中共鄂东北特委（6月改为鄂东特委），与留守处合署办公，特委书记郑位三直接领导留守处的工作。留守处一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一面积极培训干部，成为我党在鄂东地区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基地。1939年1月初，根据抗战局势变化和中原局关于成立鄂豫皖区委会的意见，郭述申召开中共鄂东特委和留守处干部会议，决定撤销鄂东特委和留守处，建立中共鄂豫皖区委会，以郑位三为书记。同时，以留守处警卫排为基础，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六大队，罗厚福任大队长、熊作芳任政治委员，继续坚持鄂豫皖边的敌后抗战。

1938年3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的同意，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在河南确山县竹沟设立留守处，王国华为办事处主任。报请中央同意，将彭雪枫调来竹沟领导军事方面工作。徐州失陷后，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来竹沟，省委书记朱理治兼任竹沟留守处政治委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决定撤销长江局，建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鄂豫皖苏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1月底，刘少奇到达竹沟并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主持中原局工作。当时竹沟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友军和地方势力支持；二是开办学校，共培养了4800多名军政骨干；三是大力组建地方武装，输送至抗日前线。新四军二师第五旅、四师、五师都是从这里出发，会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起来的。由此，“竹沟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新四军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1939年11月，竹沟留守处遭到顽固派进攻，被迫撤销。

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后，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中共中央要求长江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6月，根据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派萧望东率部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此后，鄂豫皖敌后游击战争在党的领导下，有了一定的发展。8月1日，在致电中即称：“鄂豫皖游击运动有发展为在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并要求延安速派干部到鄂豫皖指导斗争。9月2日、29日，两次电示彭雪枫，促其将工作重心移至豫东，开创新的斗争局面。9月30日，彭雪枫率领竹沟留守处的两个新兵连和一批干部东进，在吴芝圃、萧望东等配合下，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李先念率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大队160多人，从竹沟出发，向鄂中、鄂东进发，很快打开了中原抗战的新局面。

为了统一鄂东、鄂中地区的革命斗争，1940年1月3日，刘少奇、张云逸等致电朱理治、李先念并中央，规定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的部队，统归李先念等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1月上旬，鄂豫挺进纵队正式建立，李先念任纵队司令。1940年春，调集部队试图围攻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4月5日，中央军委电令李先念抽调三个团到平汉路东牵制围攻部队，“以吸引桂军不能向东进攻四、五支队，以及打击程汝怀，开辟大别山为目的。”据此，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和鄂豫边区党委的领导重心东移，既牵制了大别山区军队对皖东、皖北、皖中新四军的进攻，又推动了鄂豫皖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为了更好地在战略上配合苏皖部队的斗争，1941年3月，李先念令第九团再次东进鄂皖边。4月22日，第九团在安徽宿松与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团会合，首次沟通了与皖西新四军的联系，初步打开了鄂皖边敌后抗战的局面。此后，第五师广泛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在鄂南、湘北、豫中、豫西南、鄂西、襄西、鄂皖边等地不断取得胜利。同时，鄂、豫、皖、湘、赣等5省边境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也得到很大发展，成为中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委改称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并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日本投降时，鄂豫皖湘赣边区共有8个地方委员会、专员公署、军分区，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齐全的县级政权。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发展到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

四、游击区薪火相传，奠定了人民

逐鹿中原的战略根基鄂豫皖边游击区，承前启后，砥柱中原，到解放战争时期，最终演变成人民逐鹿中原、夺取全国胜利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把鄂豫皖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向了高潮。

1945年春，鄂豫皖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为全国18个解放区之一。8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建立鄂豫皖边区中央局，以为书记，郑位三为副书记；决定鄂豫皖中央局直接受中央领导，管理当时新四军第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9月17日，中央军委同意成立鄂豫皖军区。9月25日，鄂豫皖边区中央局电告中央，开始执行任务。由此，鄂豫皖根据地进一步发展成为抗战结束后我们党领导的六大战略区之一。

1945年10月24日，王震、王首道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大大加强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力量。30日，中共中央同意鄂豫皖边区中央局改名为中原中央局（通称中原局）；组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下辖鄂东区党委和鄂东军区、江汉区党委和江汉军区、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

由于中原解放区是军队出川向华东、华北和东北开进的首要的、最严重的障碍，陆续调集20多个师实施包围、进攻。面对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李先念率领中原军区约六万部队，紧紧依靠群众的支持，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与军队艰苦对峙十个月，有效地在外线牵制了反动军队的进攻。王震高度赞扬李先念“先后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在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顽强进行战略坚持达十个月之久，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宝贵时间。”

1946年6月26日，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中原军区部队于当日晚开始突围作战，至7月底，各部队先后突围成功。此后一年多，突围部队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皖西等地坚持游击战争，虽然自身也遭受很大损失，但基本骨干依然保存，并阻止了军队向华北、华东和东北等战场的进攻，在战略上支援了其他解放区的部队。对此，高度赞扬中原各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1947年6月26日，由司令员、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7个纵队，在鲁西地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战略反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指出：“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也认为：“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

事实也正是这样，8月29日当刘邓大军进抵七里坪时，何耀榜就率领游击队前往迎接，并随后担任随军参谋，为刘邓大军较为顺利地进入大别山区并扎下根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时，李先念率领由原中原军区突围部队组编而成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也重返中原战场，与刘邓大军汇合，壮大了我军在大别山地区斗争的力量。此后，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展开，使这一地区成为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注释

新编西游记篇6

[关键词] 《续西游记 《西游记》 作者 兰茂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01.043

不久前，笔者阅读了《云南日报》发表的对著名的神魔小说一百回《续西游记》研究的两篇文章，前文是容津o、纪兴的《兰茂与最早的》[1]，后文是冉隆中的《关于的几点意见》[2]（下文简称容文和冉文）。冉文赞同并肯定了容文的观点，都认为《续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云南嵩明县人兰茂，此书名中的“续” 是刻书者乱加的，《续西游记》与《西游记》“都无法比”。该报在后文另加编者的话中说前文“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有关部门召开了专门的分析论证会。”同时又说刊出后文，在于“希望各方人士对此问题继续进行探讨。”由此可见，对《续西游记》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笔者有幸认识了容老先生，是他将笔者引进研究《续西游记》的殿堂，笔者甘拜他为师，虚心向他学到了有关兰茂的不少知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随着对《续西游记》的进一步了解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笔者对容文与冉文的某些观点产生了几点疑问，故谨以此拙文求教于容、冉两位学者与读者诸君。

一、容文和冉文关于《续西游记》的作者是兰茂的依据

容文明确指出，“明代著名学者兰茂的《续西游记》，是中国最早取材于唐代玄奘法师取经故事而创作的小说”。他还说“甚至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云南先贤兰茂的名字，而随意把它署名为“无名氏”的作品”。冉文也说此书作者“到底是谁”，“我同意容津o等人的观点，可以判定，《续西游记》应该是明代云南杨林人氏兰茂所作” 。他谈到容文时说：“我觉得这些分析基本是经得起推敲的”。而容文的分析是什么呢，容文首先断言，此书不是吴本《西游记》的续作。容文进一步提出兰茂写作此书时是取材于如下三点：一是兰茂少年时常听长辈讲述唐三藏出家为僧的取经故事；二是《大唐西域记》和《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三是最有云南特色的素材，例如他寻访刭500行的《唐僧取经》古夷（彝）文本。此外他还说在语言运用方面有很浓的云南味道，其中有不少嵩明一带的方言。冉文明确表示：“我同意容津o等人的观点”，“应该说，他们的考据是做得比较细致科学的”。

二、笔者对容文、冉文提出如下商榷的观点

（一）笔者认为容文所持的论点及文中存在三条明显的不当

1、关于《续西游记》的“续”字怎么理解的问题。容文认为，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刊刻问世并广为流传的情况下，“续”字是“刻书者便在兰氏著作前加了一个‘续’字。这样，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兰茂所著的《西游记》，书名就成了《续西游记》。”容文甚至说“即便是‘续’，兰茂所续的也绝不可能是吴承恩的《西游记》，而是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未写之事进行文学想象而写成的新作。”容文同时又认为，兰茂写作时还续了《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

笔者认为此说并无根据。众所周知《大唐西域记》是由唐代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所写的关于取经沿途的风土人情、的写实作品，也是一部历史地理学的著作，一部小说去续一部写实作品似乎不太可能。这“续”字显然不是刻书者随意添加的。在此问题上，刘荫柏认为，是续了元人之平话，即《西游记平话》[3]。即便按容文此说来理解，结果发生了容文自己又卖矛又卖盾：既然说是“续”为刻书者随意添加，那么容文中所引的两首诗，也就是该书第一回的开头两首诗，其中有两句为：“要知驻世长生诀，一卷西游续案头”；“西游续记作何因，为指人生一点真”[4] 。不知容老对此诗中的这两个“续”字看到了没有，如何理解“西游续记作何因”的矛盾。其次，容文认为“续”字是刻书人为了区别与吴本《西游记》而在书名前所加的，《续西游记》的书名应为《西游记》。书名怎么能乱改乱动。即使是需要改动，例如把《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也必须得尊重原作者的思想及著作本身的意蕴，何况这种改法与《红楼梦》的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书名都是可以乱改乱动的话，那么一部书谁看了觉得书名不合适都可以改它一下，若干年后就不知道谁是这部书的祖宗了。据笔者所知，容老所在的“兰茂学苑”在“重新整理出版”《续西游记》（其实是自费找印刷厂印制，现在因为欠费，大部分书尚被厂方扣押在厂）时己将书名改为了《南西游记》，并且在封面上标明作者及籍贯为“明. 止庵兰茂著 古滇 杨林石羊山” ，出版者为“兰茂学苑戏学部组编”。这个不伦不类的书名让我十分纳闷：到底是南游呢还是西游，或者是南西都同时游？令人不可思议。那种认为 “很可能是刻书者”不知道兰茂的名字而随意署上去的观点是对前人和文学极不尊重的表现，是不客观的。

2、关于《续西游记》的作者署名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续西游记》一书的作者署名为 “明无名氏作”[5] 即明朝时期不知名的人氏所撰写，这是客观公正的。这是因为，既然前人都有能力来出版此书，怎么会对作者乱署名呢？怎么可能没有追究过书的作者而随便署名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编者在出版时早就了解此书作者尚有争议，而且争议非常大，并非“不知”和“随意” 地胡乱署名。

我们首先从时间上来看，为什么明代人对这部书没有记录，而到了清代袁文典纂辑的《明滇南诗略》即研究明朝时期云南籍人士诗文的重要专著中才有记载呢？孙楷弟因此说根据此书是可以“以为明兰茂撰” ，同时又说“毛奇龄” 曾经“言至今读《西游续记》”作者为“季跪”，此人“则作者明末人，非茂也。”[6]。这样，此书的作者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一说为兰茂，一说为季跪 。在季跪的问题上，已经有黄强发表文章，成功地论证了《续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季跪，他同时也否定了是兰茂。[7]

其次从书的内容来看，既然容文与冉文都认为《续西游记》是一部“早于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什么不写唐僧取经的整个过程或者写“西游”， 结果却是写了“东回”呢？假如不是续什么作品的话，笔者认为书名当署为《东回记》更为恰当。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透彻地分析和论证《续西游记》是否全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因此,不应在作者人名上争论不休，而要证明兰茂一生的思想倾向以及他是否会去写这样一部文学成就不是太高的作品出来。这是颇有难度的研究课题，尚需日后再作努力。

3、关于兰茂与吴承恩的生卒问题。兰茂的生卒年与研究《续西游记》是明确相关的。容文对兰茂与吴承恩的生卒年份的说法有明显的错误。他说：“据多种史料记载，兰茂逝世于1470年，而吴承恩生于1500年，这是明确无误的事情。” 其实，兰茂和吴承恩的生卒年份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兰茂的卒年有两种说法：其一，清康熙二十九年李澄中撰的《兰先生祠堂记》、康熙五十九年编撰的《嵩明州志 ．隐逸》、光绪十三年刻行的《续修嵩明州志．人物》均说“年八十卒”。其二，在兰茂卒后40年成书的明正德年间《云南志》说他“年七十四而卒”。民国《嵩明县志 人物》亦说他“年七十四卒于家，崇祀乡贤”。 同样，吴承恩的生年有1499年说、1500年说“吴承恩（约1500-约1582）明代小说家”[8] 、1506年等说法（祥见于蔡铁鹰著《西游记的诞生》），还有1510年之说[9]。不存在什么“这是明确无误的事情”。

（二）笔者对冉文提出如下商榷

关于从“留洋” 与“海归” 来看《续西游记》的“续” 的问题。冉文说：“《续西游记》写的是师徒数人由西返东，也就是说，写的是一群‘海归’的故事。《西游记》写的是师徒数人由东去西，也就是说，写的是一群‘留洋’的故事。”我认为，由此说来，既然一个是“留洋”，一个是“海归” ，必然就有承接关系，如果说是《续西游记》是在《西游记》之前的作品，也就是说先“海归”了才“留洋”， 这怎合乎逻辑呢？

（三）笔者认为《续西游记》是《西游记》之后的作品

从该书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很可能是吴本《西游记》以后的作品，并且续的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且作者依然为明代后期人，其证据有三：

1、从描写的时间上来看，《西游记》是写唐僧去西天取经，由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护送。一路上经历了八十一难。通过妖魔要捉唐僧，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来展示漫长的取经道路上的矛盾和斗争。而《续西游记》则是写唐僧师徒在西天取到经以后，保护经卷返回长安的经历。这时的矛盾不是妖怪要吃唐僧，而是要抢夺经卷。据说经卷能消灾去病，增福延寿。这本身在内容上就有承接关系。

2、正确看待鲁迅对《续西游记》的评价。他引用“《西游补》所附杂记有云，‘《续西游》摹拟逼真，失于拘滞，添出比丘灵虚，尤为蛇足’” 也，[10]此言评说了《续西游记》的美中不足之处，但应当说，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吴本《西游记》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神力和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作者在其续作中只有故意把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的钉耙、沙和尚的禅杖说成是“佛门戒杀生伤命”而在师徒出发前就被释迦牟尼收缴了，从而添出了比丘和灵子虚暗中护送。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巧妙的写作手法。

3、从鲁迅的讨论中，可见鲁迅先生未见此书，足以说明此书的流传和影响不太大。但是他却认为这是一部《西游记》的续书，因为他知道为名著作续书是中国的一大文化传统。贞复居士在评点《续西游记》时也认为这是一部《西游记》的续书，同时都是一百回本。同时，在自考教材中也有：“《西游记》在明清两代的续书主要有五部，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有《续西游记》和《后西游记》”，“是名副其实的续书”等[11]。

总之，笔者认为容、冉两文的观点是深入研究《续西游记》的新成果，应当重视，它有助于把对此书的研究引向深入，但是把此书的作者判定为兰茂，还缺乏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证，而我提出如上的商榷意见，当然也不一定就正确。对于作者问题还应当继续深入探讨下去，只有做到了“百家争鸣” ，才能逐步搞清楚真正的作者问题，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 容津春、纪兴.兰茂与最早的《西游记》[N].云南日报,2010-8-6.

[2] 冉隆中.关于《续西游记》的几点意见[N]. 云南日报,2010-10-15.

[3] 刘荫柏.续西游记作者推考[J].云南社会科学,1984,3 .(106-107).

[4][5]续西游记[M].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6-3 .1.

[6] 孙楷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4.

[7] 黄强.《续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季跪[J].《晋阳学刊》,1998.(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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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新编西游记篇7

1938年1月9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也在南昌宣告成立，均以项英任书记，曾山任东南分局副书记，任军分会副书记。

1月16日，中共闽粤赣省委派军事部长谭震林前来赣南向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谭震林带了随从人员7人，从福建永定出发，乘汽车路过龙岩、长汀，于当日下午到达瑞金县城，入住设在河背街的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行前，谭震林遵照闽粤赣省委指示，写了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以及抗日战争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情况的报告，概述了经过三年艰苦奋斗，闽西南以上杭、永定、龙岩为中心，建立了8个县委、五六十个区委，400多个支部，有3000多名党员，4000多名地方武装人员。谭震林在报告的结尾写了一个附言：“我这报告只写了一个大纲，详细情况由我口头报告。如果需要的话，以后我再分开一个一个的问题缓缓来写，如在我谈话的时候，最好备一张较详细的福建地图，以便对工作地区有充分的了解。”

谭震林到瑞金后，即叫张开荆通知瑞金党组织负责人和游击队领导同志到办事处开会。除杨洪才等留守在游击队驻地外，钟民、胡荣佳、张悌、张开荆等均参加了会议。谭震林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说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意义，要求部队要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以及地方党的工作。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钟。不料，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瑞金事件”。军黄镇中部从办事处的后门冲了进来，进行突然袭击。黄镇中曾是红军的一个连级干部，后来叛变革命，投降了，充当了保安团头目，后被特务头子康泽收编为“别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军事当局封为“独立第三十三旅旅长”。他得知谭震林到达瑞金的消息后，立即调来一个营，包围了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开枪打死办事处负责人肖忠全。他们借口“这么多人开会，事先不通知，图谋不轨”，阴谋先把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扣留，然后消灭红军游击队。与此同时，黄镇中还派兵袭击游击队驻地。由于地下党组织和交通员及时地将“瑞金事件”消息告知了游击队，游击队撤离了原驻地，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痛击敌人。黄部不敢贸然进犯，游击队也乘夜转移别处。

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态势，谭震林镇定自若，沉着应对。为制止事态扩大，避免，谭震林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敌兵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党中央、有明确指示，所有中国人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要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他又向敌兵反复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当时，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很气愤，有的拔出枪来，准备开枪自卫。游击队负责人钟民立即警觉起来，一边拦住他的两个准备开枪的警卫员，一边说：“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开枪，不要上当受骗！”由于谭震林、钟民顾全大局，忍耐克制，没有让事态扩大。

但是，敌人蓄意挑起事端，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对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当场逐个搜身检查，把枪支、弹药、钱物收缴登记，扬言“暂时收留起来，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归还”。谭震林、张开荆、钟民和游击队的其他干部、战士，被非法扣留在办事处的不同房间里。第二天，温仰春及从延安派回南方的长征干部邓振询、李坚真、李桂英4人，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携带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番号，关防，军费，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的委任状，电台，以及报务人员等，乘坐插着新四军旗帜的汽车前往龙岩途经瑞金时，也被黄镇中部拦截，连人带物被扣留在旅馆里面。他们与别动队交涉，指出他们这样做是破坏国共两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负起延误新四军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重大责任，并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所有被押人员。至此，被扣押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共40多人。

“瑞金事件”发生后，项英正在江西赣州。他亲自向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第三十三旅黄镇中部破坏国共合作协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全体人员，发还饷物。新四军驻池江办事处和驻龙岩办事处也向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被关押的谭震林与瑞金当局交涉，通过电台向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告。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到谭震林的电报后，再次与江西省当局交涉。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瑞金县县长也主张和平解决。最后由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发电报给瑞金当局，下令释放被扣留人员。

1月19日，瑞金当局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邓振询、李坚真以及随从人员，归还了电台、枪支、弹药、钱物和印信符号。对汀瑞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除张开荆先被释放外，也在事后陆续释放。钟民回忆道：“经过一周后的交涉，先放八路军全部人员，继而再放瑞金人。我和胡荣佳，则先押解到南昌，再经军部直接交涉后才释放。”钟民和胡荣佳被押解到南昌后，关押在江西省保安处看守所。他们打听到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设在三眼井，便写信到三眼井新四军军部和办事处，要求回到新四军。办事处接信后，立即派负责人到看守所看望和慰问，并积极与江西省当局交涉。至3月底，方面才用黄包车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

敌人先放张开荆，也是一个阴谋。黄镇中派了独立第三十三旅一个营长找张开荆谈话，提出要和张开荆“结拜兄弟”，要张开荆回游击队驻地去，把山上的汀瑞边红军游击队带下山来，到瑞金县城实行整编，实际上就是图谋要汀瑞游击队编入黄镇中的部队。为了挽救红军游击队，并把“瑞金事件”的情况通报给游击队其他领导人，将游击队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张开荆打算运用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将计就计，并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得到了谭震林的同意。谭震林指示张开荆在与对方营长“拜把子”以后，“迅即返回游击队去。归队以后，要先向游击队领导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动员全体人员做好出发准备，力争在归队后第二天晚上，就率领全部游击队离开原地，转移到龙岩整编”。谭震林还交代张开荆：“你告诉大家，这些话是我说的。”计议妥当以后，张开荆与对方营长搞了个“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的仪式。果然，5天以后，张开荆先被放了出来。张开荆归队以后，向游击队其他领导人说明在瑞金被扣押的情况，传达了谭震林的指示，火速进行动员准备，率领游击队干部、战士脱离险境，保证了部队的安全。根据项英指示，汀瑞边游击队先向安远转移，然后到大余池江集中。黄镇中得悉后，又派兵阻拦。为避免正面冲突，保存抗日力量，经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研究，汀瑞边游击队360余人改向龙岩白土集中，编入由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二支队。

新编西游记篇8

张一新，女，山西阳泉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艺术学硕士，主要从事艺术哲学研究。

由周星驰执导的《西游・降魔篇》是当今华语电影票房过十亿的现象级影片，虽然票房数字上的成功并不代表影片艺术上的成功，但当这一数字达到一定几何级数时，影片在文化层面的特质便能反映一定的规律性了。由于电影的题材源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属于经典改编类的影视作品，本文主要探讨片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孙悟空与原著的异同及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一、作为“妖王之王”的孙悟空――《西游・降魔篇》中的孙悟空形象分析

在《西游・降魔篇》中，孙悟空被冠以“妖王之王”的称号，这与我们脑海中“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固有标签可谓大相径庭，不仅如此，《西游记》中原本是协助唐僧取经的三个徒弟在影片中都成了地道的“妖怪”。

影片中最先出现的“水妖”的原型就是原著中的沙僧，水妖原本很善良，他在河边为了救一个孩子而被村民误以为是人贩子，将其打死还抛尸河中，任鱼群和野兽饮其血、食其肉，他怨恨难平，于是化作半鱼半兽的水妖回来报复村民；而“猪妖”的原型无疑就是猪八戒，他原名叫猪刚鬣，生得跟猪一样丑，是个情种，他对媳妇无比痴情，可他的媳妇却嫌他丑而和一个美男通奸，还合谋用九尺钉耙将其打死，他因爱成恨，积怨成魔，誓要杀尽天下所有爱慕美男的女人。最后这两个妖怪在被驱魔人陈玄奘及段小姐收服后，最终义无反顾地随玄奘踏上了西行取经之路。

作为“妖王之王”的孙悟空，他“个子小，妖气大”，极端凶狠狡诈、阴险毒辣，而他的妖气之大正因为怨恨太深。影片并未详细交代积怨的过程，但用大量篇幅以及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镜头语言表现了孙悟空与玄奘，及他们所代表的妖性与佛法的战斗过程，用体量上的“大”来展现佛祖法力之强大，比如悟空找到的佛像“高一千三百丈，宽两百五十六丈”，让观众极其直观与具象化地体会到了“佛法无边”的震撼力量。在这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中，孙悟空最终当然还是没有逃出佛祖的手掌心。在整个过程中，孙悟空的形象是作为与佛对抗的反面力量所出现的，因此影片更多的表现的是他身上顽劣暴虐的一面，他以为逃出了佛祖镇压他的山洞就走出了佛的掌控，不断向佛祖叫嚣和发起挑战，结果发现佛的威力不仅存在于莲花封印中，更存在于广阔天地之中，无形无相却又无所不在。对于信仰者，只存在于心中；对于蔑视他的人，终究会被他的能量所震慑和感化。

二、作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分析

在我们所熟知的西游故事中，孙悟空无疑是深受老幼妇孺喜爱的角色，他神通广大、调皮任性、天真烂漫，那么在原著中的孙悟空是否具有“妖性”呢？

首先，在原书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中，孙悟空就已经公开承认“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1]，而事实上，全书的前七回主要也是塑造他强力对抗法度的叛逆形象，比如写他称霸花果山、强索龙宫金箍棒、大闹冥府、自封“齐天大圣”，尤其是大闹天宫的“光辉事迹”，这些其实都是他的“妖性”的体现。但为何读者读来并不觉得可憎呢？这是因为《西游记》在吴承恩的笔下，“将前代多年积累下来并在民间流传的以唐僧取经为主的故事，改为以美猴王孙悟空为主的战天斗地史。”[2]强化了他身上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精神属性而淡化了他的“妖性”。“《西游记》对孙悟空的“妖性”严格把握一个分寸（比如淡化杀人食人的情节），小说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不过是孙悟空因嘴馋而偷了几次零食而已，偷蟠桃，偷御酒，偷太上老君的仙丹，偷五庄观的人参果，俨然童话文学中的一个顽童，读来只觉得可喜可亲，而没有可憎可怖之感。”[3]

那么这种艺术处理的原因何在呢？这与《西游记》的成书年代及思想背景有关。《西游记》成书于明代中叶，此时正是心学开始流行的时候，从王阳明到李贽，越来越表现出对理学的反感和对人原始本性的张扬，追求一种“率性而行，纯任自然”的行事风格和态度。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性格特点的褒抑便不难理解了，孙悟空对天庭地府的大肆搅闹本是对抗礼教的行为，但当形式化为伪善的礼教成为人们的批判对象时，孙悟空便成了反叛封建礼教的英雄，具有了进步意义。而且全书的主体部分并非写孙悟空的叛逆，而是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后帮助唐僧西去取经的经过，因此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神通广大、机智勇敢，一路上降妖除魔、不畏险阻的光辉形象。

三、孙悟空形象的对比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和《西游・降魔篇》虽基于同一故事题材，但它们的出发点与侧重点不同。孙悟空在其中也各自承担着迥异的角色任务。

在《西游记》中，虽然唐僧和孙悟空是师徒关系，但孙悟空是西行队伍中的绝对主角。在整个西游途中，一有妖怪出没，唐僧总是在第一时间求救于他的大徒弟，孙悟空不仅要与妖怪展开较量，而且还常常以乌巢禅师授予唐僧的《心经》来开导师父。比如在第32回孙悟空就提醒唐僧：“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你记得那乌巢禅师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莫生忧虑，但有老孙，就是塌下天来可保无事。怕甚么虎狼！”[4]

由此可见，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在一定程度上是佛法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尤其是在第十四回“心猿归正”以后，这一身份占据了全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游・降魔篇》中，故事的主人还给了陈玄奘，主要讲他在降魔过程中对佛法的启悟，在影片的结尾，师徒四人才踏上西去的征程。孙悟空只是妖怪的代表，是“妖王之王”，是彻头彻尾的佛法的对抗者。

四、电影对原著的继承性

那么《西游・降魔篇》向《西游记》继承了什么呢？在人物形象如此迥异的情况下，它们所要表现的思想主旨却是相通的。二者共同要表现的主旨可用明代谢肇在阐释《西游记》时所讲的“求放心”一词概括。“求放心”本是《孟子》的说法，指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恰巧佛教禅宗讲的修行方法就是禅定，也就是在内心达到静寂状态之时对人内心种种欲望和纷扰的照见和放下。这些都与明代心学对人的“本心”、“良知”的强调不谋而

合。在《西游记》中，佛经教义尤其是《心经》经文随处可见，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难险阻最终功德圆满，这一路上的遇险及克险的过程其实就是内心修炼过程的外化与象征。这种禅宗和心学的影响在《西游记》中的体现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在孙悟空去寻师学道时，樵夫告诉他，须菩提祖师住在“灵台方寸山”中之“斜月三星洞”，其中“灵台”、“方寸”都是“心”的别称；而“斜月三星洞”则是“心”字的形状：斜月像心字的一勾，三星像心字的三点。悟空求师，实则为求“心”。[5]

而在电影《西游・降魔篇》中，玄奘也拿着一本“儿歌三百首”来宣扬佛法，与段小姐武功高强的驱魔招式相比，玄奘的做法似乎显得无力与可笑，但这种试图唤起人的本性、教人向善的方法与“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理念是相吻合的。而且这种修养心性的主张在当下社会应该说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当代经济社会，利益唯上，世风日下，人们注重的是如何发财的致用之学，而无暇关注自己的内心，也无视古圣先贤的教导与劝诫，影片试图唤起人内心潜在的良知，进行道德的重建。

五、经典改编要“师精神而弃皮毛”

对经典人物的大胆改造和颠覆一直是周星驰影片的一大特色，从《大话西游》到《西游・降魔篇》，同一题材在他的创作下幻化出全然不同的故事，这让我们在惊叹经典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的同时，也让我们去思考典改编的意义何在。作家贾平凹在谈读书方法时强调要“师精神而弃皮毛”，既要继承经典，又不必全然跪倒来读，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内核而非表象。这番理论也可用在影视作品对经典改编的态度和方法上。经典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供人膜拜，也不在于树立标杆，而在于不断给不同时代的人们提供营养。这就要求艺术创作者要具备时代的敏锐性，敢于对经典进行大胆的创新和突破。当今改编经典的影视作品可谓多如牛毛，但能改编成功甚至超越经典的又可谓凤毛麟角。有意义的改编多是把握了经典的思想精髓并赋予它时代精神；而失败的改编则往往是执拗于经典的皮毛着力模仿，在形式上哗众取宠而造成意义缺席的劣作。

参考文献：

[1][4]吴承恩.西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125，236.

[2]金开诚.章回小说与古典四大名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68.

[3]陈文新，汤克勤.明清小说名著导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