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范文

时间:2023-10-15 12:14:49

纪实文学

纪实文学篇1

郭寨小学文明校园创建纪实

位于颍州区三合镇西南边陲,与部级贫困县阜南接壤的郭寨村郭寨小学,现有学生300余人,专任教师8人,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322平方米,学校藏书5000余册。学校现已实施了班班通工程,配有图书阅览室、实验室、仪器室、资料室、音乐室、美术室、电脑室、办公室等。学校是阜阳市级花园式学校、区教育督导评估优秀单位、市级依法治校示范校、市级平安校园、师德师风先进单位,多次被镇区评为优秀单位或先进集体。

学校的办学特色:

一、 校园实现绿化、美化、香化

我校有三条绿化带:大门口、操场边、横跨东西院三条;三个精致花园:主教学楼前两个,生活区一个(在建)。花园内四季常青,有冬青、红叶石楠、黄杨、香樟、桂花、扶柏、枇杷、龙柏、棕榈、红花檵木、美人梅、含笑、樱花、金桂、红花草等几十种花木。

二、 校园内外文明氛围浓厚

学校墙壁说话,空气传声,处处育人,时时育人。学校有壁挂橱窗11个,站立式双面橱窗6个,宣传面积近80平方米,内容有荣誉栏、活动剪影、温馨提示、守则规范、安全卫生、经典介绍、学习指导、读报栏、作业作品展示栏、光荣榜等。另有成语故事、名人名言、写真板近40块,墙壁有体育图案,幼儿教室有优美的壁画,教室内有精美的个性布置,使学生时时处处受到教育和美的熏陶。

三、 阅读条件完备,阅读氛围浓厚

学校有标准的图书阅览室,内有图书近5000册,配有供40人阅读的桌凳,图书摆放规范有序,借阅量大,三----六年级教室内图书角有专柜,根据学生年龄特点配有近百本图书,并定期更换。请上海绘本教学专家讲课,进行阅读指导和培训,为期三年,每学期开学初进行面授培训指导,后期远程指导交流,现已开展四年半,师生阅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二年级以听故事为主,三、四年级以读讲为主,五、六年级以读、讲、演为主,现正逐步推进。配合阅读,平时各班开展作文、绘画、书信、讲故事比赛等检验学生阅读效果。

四、校园活动丰富多彩

学校多年来除配合上级开展艺术展演、广播操比赛、唱红歌比赛、评教评学等活动以外,我校还开展了法制报告会、感恩励志报告会、移动少年宫、“启蒙营”活动、“爱阅读”活动、小型运动会、“爱心书包”、“爱满中秋”等,这些活动多是我校与上海公益组织启明书社、阜阳市少年宫联系的志愿活动,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增长了知识,培养了能力。

纪实文学篇2

关键词:纪录片现象学个体化生命

时间说选择纪录片就是选择它的独立立场1;陈虻说以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作为《生活空间》的理想2;李红不是在为她们,是在为自己3;吴文光称自己的纪录实践是“个人化写作”4;蒋樾要通过纪录“打通到人心的路”5;陈为军要拍的是“经受磨砺的生命”6;朱传明是想“拍出很温暖的东西”,看到“一览无余的人”。7几乎所有的当代真正的纪录人都在用“个人化”镜头瞄向一个目标:生命。

“个体化”一词成为当代纪录运动中生命精神的一个具象。吕新雨认为,90年代以来,纪实手法本来是作为先锋的矛头出现的,后来却成了盾牌,再后来成为技术行为的展览,盾牌后面作为思想者的“人”却消隐了。“个体化”成为继“真实”之后的另一个响亮的抵抗话语。8可见,90年代的纪录片自觉地走上了“现象学悬搁”的道路。当纪录“悬搁”了存在和历史,历史教授我们的对世界的种种观念、思想、理解被排斥出前提和出发点,对自然界和人的世俗存在的信仰就被置而不论,所有的判断被立刻中止,生命被还原为一个孤立的、相同的“单子”,“其他人是为我地在那里”9。所有的生命在纪录世界里拥有了同样的宗教尊严,一个空空的躯体通过“立义”而被赋予灵魂,被激活,成为一个对立在我的面前,有着同样灵魂本质和自我本质的生命。当代中国个体化的纪录实践高扬着生命精神,“从被视为现象的具体世界开始,通过后者向本己之物,向一个内在超越性世界的独特本原的还原,我们就可以通达这个原本的世界”10,被压抑许久的生命意识在先验还原后的“希望之乡”里“苏醒”。生命看到一个超越了“客观世界”和“科学世界”遮蔽的“生活世界”。

一.纪录:对生命的信仰

回顾纪录的百年沧桑,纪录诞生的动力就是对生命的坚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不可毁灭的统一性的坚定信仰。这是纪录伟大的传统。这也是巴赞所谓的纪实电影的“木乃伊情结”。摹写现实、保存现实就是与时间抗衡,使生命永存。我认为巴赞的这一理论实际明显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在《人论》里我们看到了布列斯特(JamesHenryBreasted)的有关金字塔铭文一段文字: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最大反抗的纪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死亡’这个词在金字塔经文中从未出现过,除非是用在否定的意义上或用在一个敌人声上。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11生命永存的理想和信仰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死亡都被否定和蔑视。纪录就是这样一种否定死亡的方式,是不以约束和强制的方式,对生命的礼赞。当代中国纪录运动的精神就是发现并力图证实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主人公都必须死去,但陈为军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这部纪录片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12

这种生命的力量我们在“专题片”中从未见过。寂静的生命之音与意识形态强音的对话贯穿了纪录的历史。巴尔诺把纪录的历史开端定格在电影诞生的时刻,从卢米埃尔、弗拉哈迪、维尔托夫、伊文思、格丽尔逊等先行者到今天的让·鲁什、怀斯曼、鲍勃·康纳里、小川坤介,纪录用“活动的影像”坚定地诠释着维尔托夫的名言——基本的和本质的是:用电影来认识世界13。然而,纪实与虚构的战争在纪录片诞生伊始就从未休战。起初的纪录片的虚构之风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倾向齐头并进的。14到“宣传员”格丽尔逊的时代,“蒙太奇加解说”的纪录片的结构形式的发展完全成熟。作为与后期的弗拉哈迪相对照,格丽尔逊超越了个人去反映社会的进程。他要让人们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到眼前的生活上,转到家门口发生的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上来,关注社会和下层百姓。但是当“格丽尔逊模式”发展的太完美的时候,后来在技术上坚守“格丽尔逊模式”的人恰恰忘却了伟大的格丽尔逊精神。模式本身超越了内容,纪录回到了“格丽尔逊模式”诞生的单一初衷上去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支配一切手段”,“台词电影便成了斗争的工具”。15解说覆盖了影像,理性蒙太奇支配了思想,虚构的剪接伪造了真理。巴赞因此质问:电影是什么?纪录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但电影的本性是与之相对立的。观众会产生错觉,“观众看到由解说词贯穿起来的分散的事实,却误认为目睹了真实的事件过程。”16巴赞由此进一步展开了他的“查利神话”的意识形态分析,《大独裁者》中的查利·卓别林身上集聚了太多的集体潜意识,潜意识在隐秘和强烈相互同化过程中,推动了“神话”内容对观众的浸染,神话原型革命性地构造出受众,情感也因此发生难以把握地激变。

这一意识形态运作过程在中国早期纪录片中表现极为明显。虽然80年代纪录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或多或少带有此类印记。特别前后的新闻纪录影片,个体的生命情感被彻底湮灭,全篇充斥着病理性的狂热情绪色彩。“道德说教”式的解说词填满了影像的背景,也填满了受众的思想。纪录违背了自身的基本精神,但不是因为所说教的道德,而是说教本身。凡说教,都或多或少具有集体表象性质。人类学和集体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集体表象是异化的表现,它的感情表达方式是病理的,创造出一种类似“音乐情绪形态”的传播情境,是一种“巫术表现性”而非“审美表现性”。这种集体“凭想象来思考,这些想象通过联想作用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出来,而且从未有任何理性的力量来检验一些这些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17狂热地解说说教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集体”,个人的特殊后天习性被抹煞,个性消失不见。种族无意识冒了出来,同质的东西淹没了异质的东西。这种集体从不渴求真理,他们需要的只是错觉和幻象。虚假的表象比任何真实的纪录更为优越。80年代的纪录片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前后新闻纪录片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effervescence)的表述方式,观看纪录片宏大叙事的过程成为一次集体认同的“革命的庙会”,“符号暴力”(symbolicpower)所建构的支配治理关系在这一仪式里得到确证和强化。

二.纪录的“阿基米德之点”

纪录的危机就是人类遭遇到的危机。现象学植根于救赎现代人精神的危机。生命在被“还原”为“单子”的我之后,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的存在以及各种如此存在才有意义、才可能有效。个体影像纪录就是在当代中国人面临深渊的那一刻,刻意地打捞起了生命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阿基米德之点”。《今年冬天》对纪录者仲华个人的生命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谈到了什么是青春,什么是离开。任勇到天安门进行了一次义务献血;方磊决心结束自己的身份;柔权到他以前值勤的哨位上站了最后一班岗;柴凤才在老兵退伍座谈会上唱了一首《梦驼铃》。四个军人最后四天以各自的方式告别军营。他们曾经充满英雄主义的情结,曾经被一种宏大叙事深深感召,如仲华自己所言,“作为一个青年人,离开军营的前后,人本身又是连续的和同一的。我们在生活中会不断地经历离开,但军人的离开比在其他情境下的离开,更加集中地凸显这种断裂和连续。”18一种军人与平民身份的断裂,一段儿时梦想和平淡现实的断裂,一场在集体和个人间情感归宿的挣扎与断裂。作为国家机器上按部就班的零件构成,军人在这一集体性的称谓下,几乎从来不曾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他们的私人空间。《心·心》的主人公心心和婷婷是两个北京的女孩子,心心是一个城市姑娘而婷婷来自乡下。现实生活中她们并不相识,但她们是网络上的好朋友,婷婷用了一个男孩子的网名:海。两个在城市现代、枯燥的表面下被生命的暗流缓慢而漠然裹挟着的流浪者呈现在影像里。盛志民说,“我想拍人的状态,我想剥离开具体的人物身份,把两个人单拎出来,放在那个环境当中,看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19《盒子》里小甲和小乙也完全隐去了她们作为社会人的一面。正是这样私人空间人的状态,把一些附加在生命之上的东西暂时排除出去,生命普遍构造的本质结构纪录在了影像上,一个失落的封闭的自身性中的“单子世界”被寻找了回来。唐丹鸿在《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的片尾梦啜道:“我看到了我的宇宙/看到了地狱在我里面/看到了五颜六色的雾霭和光芒/看到了一只红色的受伤的大鸟想要起飞/看到了天堂幼儿园/生活还在继续。”

如此大量个体化叙述的纪录片一夜之间的涌现,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纪录运动“DV时代”的新景观。这令我们回味起纪录电影史上“自由电影时代”。新式轻便装备使过去不曾有的贴近观察成为可能,纪录片摄制者摒弃了“奖励者”的职责成了“观察者”20。他们打破因袭的作品,摆脱了字幕和解说,走进了为社会所摈弃或者被隐没的场所,影片含义不明,让观众作出结论。他们的纪录用卡莱尔·雷兹的话说是“想把那些用群众的语言传达出来”21。在西方世界,纪录的生命精神是纪录得以存在的最坚定的理由。小武个体生命的失望之旅提供了从边缘观察集体状况的世俗视角,巴赞旗下的权威影评杂志《电影手册》把《小武》登上封面时,法国人惊呼:他扯下了烦人的面纱,揭开了导演深邃的奥秘,再没有人可以躲躲藏藏,权力暴露出来了,观众也暴露出来了。22虽然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真正的纪录片。正是因为纪录运动已经泛化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纪录精神才得以成为一种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在中国,纪录的镜头曾经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历史记录的教科书上都是帝王和战争,很多词被权力排除在了纪录视野之外。例如:生命、民间、个体和女性。

他们曾经是历史的“不在场者”,他们曾经在阳光的阴影之中,他们曾经居于黑暗的他乡、“无何有之乡”。但他们不是不存在!“在黑暗中,以一种强调的方式可以说看得见‘无’,然而世界恰恰还在‘此’,而且更咄咄逼人地在‘此’”。23自古以来,“在场者”与“不在场者”便是一对矛盾,作为纪录语言而存在的新纪录运动用无言的影像最大程度的消弭了这一对立。纪录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普通的故事,受众在陷入各种故事的同时,把一个个生命故事接受为自己的故事,我们体验到的自我变为了同一个人,一个完整的“单子世界”。《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回到凤凰桥》、《老头》、《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心·心》、《盒子》大量有关女性的DV作品渐成风潮,“毫无影像制作经验”的年轻女性,冲动中拿起摄像机便照了纯属自己的“个人家庭问题”。吴文光称这就是“DV方式”真谛:一种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自己眼睛、出自于自己手中的“个人方式”。24这种自我经验不再使我们看到海浪中的巨石般的“核心般”的主体,而是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女性第一次在纪录的世界里获得表达的自由,一种灵魂的舒展,当代中国个体化纪录实践为我们揭开了女性作为“我”的独特地本己的世界。

另一个与之交相辉映的现象就是中国“作家电影”的悄然兴起。季丹、冯艳、唐丹鸿、甘小二、蒋志、朱文等纪录者的社会身份不再是记者,他们中有作家、学者、艺术家。他们近年创作的代表作品主要包括《老人们》、《贡布的幸福生活》、《长江之梦》、《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山清水秀》、《海鲜》、《食指》、《空笼》等。“作家电影”起源与法国的“新浪潮运动”。“新浪潮”中的“电影手册派”和“左岸派”都延续了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欧洲知识分子传统。如新浪潮的主将特吕弗所定义的,它“更具有个性,像忏悔、像日记,是属于个人的自传性质”25。同时,他们秉承了伟大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领袖巴赞的电影观,以自然逼真的纪实风格、新闻报道式的影像实践坚持“电影是用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用来回答问题”。在电影娱乐化的浪潮下,把艺术邀请回了电影的家园。中国的“作家纪录”也带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和知识分子立场。季丹称之为自己的“影像日记”。这种自传是将自身与世界和底层的距离消弭后的,一种参与式体验式的纪录方式。季丹只身一人在一个山村住了一年,学会了藏语,根据200多个小时的素材完成了《老人们》和《贡布的幸福生活》。冯艳的《长江之梦》则是已经跟踪了三峡移民接近十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甘小二要用自己的影片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关怀,而这一切又是基于同类的关怀、人对人的关怀。26中国作家具有对这个社会最典型、最有力的批判精神,他们对世界的经验和观察更强烈的要求流回内心深处,纪录的主体和客体获得了两种深度。一是被纪录世界本身的深度,另一种就是作为观察者“我”的独特地本己的世界的深度。

三.更多的生命比生命更多

生命构造出他的“自我极”,一个生命的“阿基米德之点”,也是纪录存在的基点。纪录在摒弃历史、经验和存在后,不真实的具体世界不再存在,它们的经验不再有效。但一切都没有消失,只不过它们不再简单的存在。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们却获得整个绝对的存在。实际上,真正的个体化的纪录是让我们放弃必须放弃的关于世界的成见、判断和评价。“他在意识生活中得到的正是这整个的世界和作为对象的我本身;他作为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人才获得他的意义和有效的存在。”27生命的“自我极”被构造的同时,意向性在指向一个“陌生之物”。就像“此岸”在指向“彼岸”,“彼岸”总在指向一个“乌托邦照耀下的现实”28——“此岸”。一群没考上大学的北京来寻梦的十八、九岁的外地孩子聚集在牟森周围。牟森就带着这14个孩子排这部戏,排了四个月。这个戏一直在讨论彼岸是什么,有的说彼岸是一个名词,有的说是一个动词,有的说没有彼岸。但随之而来的鲜花、掌声、赞美迅速陨落把他们从繁华的大梦抛到现实的边缘。蒋樾不断地追问他们现在对“彼岸”的理解,所有这些心灵的变化在片子中将我们的心灵刺穿。最后三个孩子特别不服气,回到石家庄的农村,又自己弄了一出戏,叫《一只飞过了天堂的小鸟》,在自家的地头上,给三四十个老头老太太演了一场,看完了他们鼓鼓掌。那出戏一开始就在修理一台拖拉机,到最后也没修好,后来一群人在荒野里推着拖拉机走,沉重的消失……。蒙特利尔的一个艺术节上,观众看完了全都站起来了,长时间地鼓掌。有个小姑娘哭着跑过来对蒋樾说,我的命运跟他们一模一样,又哭着跑开了。蒋樾说,个人的感情是共通的,全世界每个人的情感是共通的。他们也理解这种梦想,那就是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所以他们非常理解这个人。29彼岸象征着存在者的终结所在也是存在者的端始。我们每个人都在此岸的航船上,但“靠岸停泊的小船在它的自在中就指引向一个已知的用它代步的人,即使这只船是‘陌生的小船’,他也还指引向其他的人”30。

如西梅尔所说,更多的生命比生命更多。在“单子”的纪录中,我看到那个自在的最先的“陌生者”,一个其他的“我”。这个原本的范围内,我们发现了超越的世界。《彼岸》的孩子们和心心、婷婷、小武、《盒子》的小甲小乙、阿彬和阿毅以及《老头》中的老头一样经历着这代人的内在孤独和心灵困境,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他们对于这个异化的现实世界的体认越来越难以表达,纪录是在寻找自己心灵所在的过程。在“主体间”,纪录让异质的、陌生的生命情感和体验“共现”,在一个原本的世界里“共在此”。生命主体间的陌生经验根据对象意义,生动的、相互的“自己唤醒”,胡塞尔称之为一种彼此延及对方的自己遮合。生命“单子”彼此“结对”。黄土高原的农民、河南的艾滋病人、高楼下的民工、“盒子”里的同性恋人、北京城的弹匠、大棚的江湖艺人、彼岸的孩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与受众消弭了距离,彼此“结对”,生命面向世界的“视域”叠合在一起,最初的体验之流的世界被取代了,从生命之初涌出的意向之流,穿越当下、历史、未来,穿越“内视域”、“外视域”,冲开了“第二次构造的世界”。“世界视域”向我们有次序的敞开。一个“文化世界”被给予纪录,它具有了为每个个体所通达的意义。这个充满人的意义的世界,一个在自然态度中的世界。“我们看到,文化世界也是在与一个零位部分,即与一种个性的关系中被定位地给予的。”31

先验还原是胡塞尔的“希望之乡”32。伽达默尔解释道,“在体验中显现出来的是生命,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所要返归的最终的本源是生命。”33纪录之眼“第二次目光给予”世界,沉沦在暗冥中的世界进入了敞开之域出现和涌现,澄明的光线透视入遮蔽的世界,“不在场者”由锁闭变得纯粹地可感知。光线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它要为生命而燃烧,“灼热闪耀,在灼热中点燃了一切涌现者而使之达乎显现”。34当代中国的个体纪录实践将生命意识“充盈”进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无声意蕴和深层的宇宙精神惊异地“映射”入我们的心灵。就像生命之初第一次面对世界一样,纪录但不占有。纪录和世界互为敞开,但我不拥有。生命精神是纪录的基点,是纪录成为纪录的东西。季丹说,纪录片拍的是人,我们也是对人的生存感兴趣才去拍。可是同行谈时,他们谈的更多的是技术上的、资金上的东西,但谈‘人’本身却很少,所以没法交谈。35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纪实与表现等等不懈争论了上百年,但我们恰恰忘记我们从那里出发。生命不会完善,纪录的人为性注定就是一种完善,而这恰恰使我确信我存在。纪录“凝视”的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和延续的漫长历程。

参考文献

1时间、吕新雨《纪录片: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抉择》,《天涯》2001年第3期。

2林旭东、陈虻《<生活空间>,一种纪录/媒体实践》,《读书》1999年第5期。

3《被发现的女性视角——李红、李晓山访谈》,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9页。

4《个体化写作方式——吴文光访谈》,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5《从“彼岸”到“此岸”——蒋樾访谈》,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6陈为军《关于<好死不如赖活着>》,《艺术世界》2002年第10期。

7朱传明《那些我愿意注视的人——关于我的两部纪录片》,《艺术世界》2002年第12期。

8吕新雨《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中国》,《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序言》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页。

9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第五沉思》,《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1997年版第879页。

10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第五沉思》,《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1997年版第928页。

11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12陈为军《陈为军自述:关于<好死不如赖活着>》,《艺术世界》2002年第10期。

13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14参见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5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16叶·魏茨曼《电影哲学概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17《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18《仲华自述:关于<今年冬天>》,《艺术世界》2003年第2期。

19《心·心》,《艺术世界》2003年第3期。

20巴尔诺对纪录者的角色做出的最后总结,他们是“观察者”、“触媒者”和“游击战士”,参见《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21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2参见让·米歇尔·西蒙《另一种视线中的小偷》,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像机不撒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375页。

2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9页

24吴文光《女性和DV摄像机》,

25尹岩《弗·特吕弗其人其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26《甘小二访谈:我想拍人的软弱》,《艺术世界》2003年第4期。

27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引论》,《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1997年版第866-867页。

28《从“彼岸”到“此岸”——蒋樾访谈》,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页。

29于文华《从此岸到彼岸——蒋樾采访录》,银海网。

3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5页

31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第五沉思》,《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1997年版第920页。

32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3伽达默尔《解释学》,转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3页。

34海德格尔《如当节日的时候……》,《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5页

纪实文学篇3

论文摘要:随着20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女权主义运动的勃兴,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权的繁荣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本文对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权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指出女性文学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女权的认识,文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并始终在发展和演变。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女性的 社会 角色得到了广泛的调整,女性从家庭内部走出来,得以实现其在家庭之外的价值。女性地位的改观是空前的。从20世纪初,在西方主要国家女权主义运动也蓬勃兴起,直到今天依然在深入发展之中。很显然,在同样勃兴于 资本主义 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权的繁荣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本文对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权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女权运动与女性文学的兴起

女权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不平等。20世纪20 —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 政治 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着重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

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于1948年发表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其中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她认为,在社会 历史 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则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所以女性是“第二性”,而女性之为“第二性”的原因在于女性 经济 上不能独立。她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女权主义思想与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代女性时常不由自主地体现出男性化的性格特征——就这一现象本身来看,它的发展与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和女性的职业化程度是同方向的。即在发达国家或女性职业化高的地区,女性,包括女性作家习惯从男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用男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成为“中性”或“偏男性”化的女性。

迟至20世纪20年代,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自由 写作 的状态。女性文学作为反映女性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与情感的文学样式,逐渐勃兴,也成为了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女性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英国女作家弗吉利亚·伍尔芙影响最大。她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或铁杆女权主义者,不仅写出了《自己的房间》这样的女权主义“宣言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显示出与男性的对抗姿态,使自己不论是在女性文学创作史和女权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弗吉利亚·伍尔芙一生都在通过写作和 演讲 、 语言 和行动来建立和完成自己伟大的事业;不仅要反对男性 文化 的压迫、解除男权思想的束缚、求得与男性和解式的“平权”,而且还不时显示出来想通过与男性对抗来解决现实存在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夺权”甚至“霸权”思想。她首次提出了女性写作有别于男性的“性别写作”,公开向以男性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界挑战。发表于1929年《论坛》3月号的《妇女和小说》一文中的两段话最能体现出她明确的“性别写作”意识和语体及文体独创精神:“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被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当一名女性动笔写小说时,她会发现自己总想更正现存的价值观——想认真地对待那些在男人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并使他们认为重大的事显得无聊。……她们开始尊重自己的价值感受。由此她们的小说题材显示出某种变化。她们似乎变得不再那么专注自身,而是更多地关心其他的女人……妇女开始探讨考察自己的性别,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来写女性。”①这里她鲜明地提出作家的任务就是记录下心灵在客观世界中的种种主观感受,第一次高扬起“女性写作”的大旗。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三阶段的女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已超越了前两次女权运动在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范围和目标,逐步深入到就业、 教育 、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并努力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

在这个阶段,为欧洲女性文学的理论发展做出显著贡献的是法国女性主义 哲学 家露西·伊利格瑞。伊利格瑞认识到在父权制体系里寻找所谓的“中性”是毫无意义的,主张妇女应当以积极主动的声音讲话。她认为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被排斥在理性的语言之外,所以,她采取一种解构的策略,对男性清晰流畅的语言进行解构。她把身体作为一个切入点,将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主体间的关系。从而建立身体话语就是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女性要获得主体性,首先应该拥有自己的身体,拥有完整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有明确的对他人的意识。

在女性文学创作方面,多丽丝·莱辛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并几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在2007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英国女作家。

多丽丝·莱辛出生于伊朗,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国人。5岁时,她全家迁往罗得西亚。16岁开始工作,先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等。莱辛曾两次结婚并离异,共有3个孩子。1949年,她携幼子移居英国,当时两手空空,囊空如洗,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该书不久以《野草在歌唱》(1950)为题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它以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拮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为题材,侧重 心理 刻画,表现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与种族矛盾。

此后,莱辛陆续发表了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即《玛莎·奎斯特》(1952)、《良缘》(1954)、《风暴的余波》(1958)、《被陆地围住的》(1965)以及《四门之城》(1969)。《暴力的孩子们》以诚实细腻的笔触和颇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写实风格展示了一位在罗得西亚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的人生求索。这期间她还完成了一般被公认是她的代表作的《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

《金色笔记本》叙述了青年女性经历做情人和母亲的故事,曾被全球数百万人当成女性独立的教科书。这本书后来成为格劳丽亚·斯坦因(gloria stienm)和杰曼·格理尔(germaine greer)等激进人物所拥护的女权主义的先锋理论。

但近年来,莱辛通过对现代女性的观察,已不再相信60年代的革命,是一个永久纯粹的胜利。她在《最甜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中,通过讲弗兰西斯和其前夫约翰尼的故事,探讨“妇女如何在60年代转错方向”。

“我不喜欢60年代,”莱辛说。“我不喜欢女性那时的所说所为,比如像她们吹嘘和多少男人睡过觉。”她将妇女解放归功于技术而非女权主义。她认为,避孕 药 片和省时设备,比如洗碗器,作用要比意识形态更大。

二、现实主义 文学 大师笔下的现代女性与女权运动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经典作家,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作品都进行了批判。如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描述了五位男性经典作家笔下的女人形象,进而进行深刻的批判和精辟的剖析。西蒙·德·波伏娃认为,在蒙特朗的作品中,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这是一种因果的颠倒;劳伦斯的作品虽然在性上肯定了男女的完美结合,但其中男性是引导者,女性只能充当被引导者,这是变相的男性骄傲;在克洛代尔笔下,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只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东虽对女性竭力赞美,但仍将女人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汤达的作品能用更加人性的眼光看待妇女,但最终女性仍须依附于男性。这样,西蒙·德·波伏娃首次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所虚构的种种“女人的神话”以及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现。

但实际上,现代女性常常会陷入两难的泥潭:不独立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懦弱可悲,如果她们幸福,则被视为寄生的花朵,如果不那么走运,又就会有人跳出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捷克现实主义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恰好反映了当代女性的尴尬现状。他所着力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特丽莎和萨宾娜,就集中代表了20世纪中后期女权活动的进退两难。

身为人妻的特丽莎在婚姻生活中受到来自丈夫托马斯的压抑,她对在家庭中处于弱势感到不满和痛苦不堪。走向 社会 之后,却又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恐惧,具体表现为她对其他男性及他们所代表的强权的恐惧。最终,两人一起维持着经过调整的相对平静的家庭生活。

萨宾娜在外表上具有女性的一切最优美的特征,但是,她对女性这个概念的态度却是极其消极的,“在她看来,反抗自己身为女人是愚蠢的,骄傲于自己是女人亦然。”萨宾娜视身为女人为一种不可选择的命运,既不代表任何价值,也不代表任何意义,她是一个被抽空了女性思维的女人。她对女权满不在乎,对男权则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亲和态度。似乎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差异和探究这个差异的意义所在。

特丽莎在精神家园里体味到“奇异的快乐”,萨宾娜却寻找不到可以结束灵魂灼热的正确方式。米兰·昆德拉指出当代女性的存在状态,她们无论走到哪里,她们的能力虽然可以得到认可,地位也有所上升,但都不可能脱离男权的辖制。说到底,女性在男权社会只能寻找到 心理 平衡,而非两性平等。像特丽萨一样随遇而安的女人总是享有更好一点的结果;对萨宾娜,作者赞许她的“流亡精神”,又不得不指出她只能是一个找不到归路的人,她缺少归属感,这不仅是由于她失去了家园,背叛了家庭的温情,更是因为她对性别的误认,她缺少一个女人应有的心态,也就不可能得到来自女性的抚慰,男性也不曾公正地评价她的价值。于是,她只能在一种类似游戏的家庭生活中寻找失掉的尊严与温情。

① 弗吉利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m].孔小炯,黄梅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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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建会.现代女性的觉醒与困惑——英美当代女性小说初探[j].辽宁 教育 学院学报,1995(6):75-76.

[3] 徐颖果.中、英女性文学及其女权主义文学之比较[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7(2):96-101.

[4] 罗婷.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59-64.

[5] 杨莉馨.论英国女性小说的命运及 文化 困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12-116.

纪实文学篇4

关键词:现实主义;《讲话》;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158-02

经过了历史洪流的涤荡和不同时期文学的较量,现实主义终于从20世纪稳步走来,成为这一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它也将随着时代的车轮继续前进下去。但是在现实主义如此好的成绩和前景下,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和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实主义早在“五四”时期,由启蒙者陈独秀等引进,用来反对贵族文学,力求“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到了20年代文学研究会沈雁冰等人以“为人生”为口号,大力提倡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大多是受到五四思潮影响的学者直接从西方引进,主要目的是用来反对我国存在的“鸳鸯蝴蝶派”等带有封建性的文学观念及写作传统,用以帮助人们觉醒、寻求思想解放。到了30年代中国的学者将目光由西方转到苏联,引进了带有一些政治化概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此,我国的学者呕心沥血不断从国外引进、学习现实主义思想,力图寻求一个适合我国环境,能够被国内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思潮形势。但是由于这些有着先进意识的学者、文人们各自不同的身份、思想的影响,无法确切地认清我国的国内形势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因而他们无法达到文学和思想上的认同,也因此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文学思想来指导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正是基于国内文学界学者认识的不足和思想的混乱,以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眼光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了我国的革命形势,又以一个文艺家的见地和文笔,创造性地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成为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解除了长期以来处于思想和立场混乱境地的作家和学者的烦恼,指引、鼓励着他们为我国的革命事业、文艺事业坚持不懈地奋斗。该《讲话》的发表也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在《讲话》的指导下,十七年时期不同的作家进行了有关现实主义的论争(关于文艺真实性的论争,关于文艺创作道路的论争,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论争)。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论争过后,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实现了回归。此后现实主义吸收借鉴一些新时代的元素如意识流、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一路走来,成为了文学思潮上的主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显然,从时间上来看,《讲话》是在现实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但是有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也为《讲话》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例如以中国左翼文艺思想为例。宋琦和周俊在《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中说到:“《讲话》提出的文艺的人民性、党性和统一战线等重要观点,对于‘人性论’、‘鲁迅笔法’、‘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等问题的看法,均与中国左翼文艺思想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我们就可以将《讲话》看作是为求统一文艺界思想,而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整合。另外,胡玉伟在《与一九四年代的文学转型》一文中也有阐释:“无论是苏区作家还是来自上海等地的左翼作家,他们在解放区相遇之后都将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力量’的整合。”新的时代有新的历史任务、新的文艺方向,而面对新的时代,作家亦应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将他讲话的目标特别针对了那些外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作家:“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这一连串的言行与其说是一种倡导,还不如说传达了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急于改变现状的焦虑。”由此可以看出,《讲话》不是凭空而生的,他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而完成的。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讲话》的发表,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讲话》是对现实主义在特定时期的新内容的阐述和发展,是促使现实主义更加贴近现实真实即革命现实的推动力。

从现实主义被引进以来,一直在中国的文坛上不断发展,但在40年代之前只是作为众多思潮的一支而存在的,而且也出现了很多次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的论争,甚至还出现了对现实主义歪曲、片面化的解释。直到《讲话》的发表,才基本上结束了这种不断论争的现象,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起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的强大作用,现实主义思潮成为了中国文艺思潮的主流。《讲话》所确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是结合了当时我国所处的内忧外患和思想混乱的大背景适时提出的,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现实条件、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文艺服务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为这一特定时期的现实主义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具体表现在,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以解放区的革命文学为代表,表现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重大历史主题,突显“民族特色”,出现了像《创业史》、《青春之歌》、《小二黑结婚》等有重大影响力的创作。此后现实主义一直围绕着《讲话》所提倡的原则,经历了十七年的论争、现实主义的回归一路发展而来,在新形势下,现实主义在题材的选择上由窄到宽,由浅到深,向着历史的纵深度扩展,出现了有了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新的表现形式,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深化与超越,如实的《白鹿原》就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从家族题材入手,通过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而争斗的经历,描绘了渭河平原从清末北伐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一副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史诗’性历史画卷。”

通过正确认识20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发展和发表于40年代的系统阐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文艺指导政策—《讲话》之间的密切关系提醒站在当下的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虽然时代不断变迁、社会不断运动,但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依然在发展,并为我们所用;同样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产生的《讲话》,虽然在新时代,某个提法、某个观点已不适用,但是《讲话》最核心、精华的部分,依然指导着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向前发展。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讲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在《讲话》一开始,就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战线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客观评价。他认为,五四以后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成绩,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也看到文艺战线存在的诸多问题。针对最突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严厉地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缺少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没有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仍抱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轻视工农群众,脱离生活现实,对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漠不关心,缺乏起码的热情。这样的态度使得他们“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当然也不会写出好的作品。

强调文艺必须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因此,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正确表达人民的心声,这样才是为人民服务,写出来的作品才能为群众所欢迎。

文艺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是在《讲话》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他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因此,“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文艺来源于生活,但并不等同于生活,它又高于生活。“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文艺应该是生活的浓缩,是各种具有革命和教育意义生活素材的浓缩和升华,所以“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作为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更应正确把握、看待现实主义和《讲话》的关系,既要结合其产生的背景和时代来正确对待,又要用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眼光,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其作出正确的认识,以此来指导我们的文学创作,力求全力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参考文献:

[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2]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张永清.新时期文学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M].上海:生活书店,民国三十四年.

[5]胡玉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价值指向及意义[J].理论前沿,2005,(1).

[6]孙立忠.不同的时代不变的原则——学习[J].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02,(8).

纪实文学篇5

(西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信息中心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明确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立德树人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近年来,西南大学切实发挥综合性大学办学优势,秉承“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发扬”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校风,着力加强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校实际的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之路,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效果。

关键词 西南大学;校园文化;素质教育;立德树人;立足实际

西南大学1995年成为教育部首批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高校,1999年成为教育部首批批准建立的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学校高度重视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建设工作,构建了完备的工作体系,形成了”学校统一领导部署一一专家决策咨询一一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 文化素质教育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学生社团积极参与”的工作局面。学校立足本校实际,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人点,加强各部门各院系共同合作,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方针。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出一条富有西南大学特色的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之路。

一、校园文化育人载体建设

北碚历来就有重庆”后花园”的美誉,而西南大学就是镶嵌在这个后花园里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一走进校园,无不被这里成片的参天大树所折服,让人们想象它那饱经风霜的一百年;一来到共青团花园,就会让你真实地感受到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丽校园,到处洋溢着如诗如画的文化气息。它依山傍水,花红柳绿,鸟语花香,是读书治学、陶冶身心的好地方。雨僧楼、荟文楼、兰华楼、漱溟楼、半月楼,桃花园、丹桂园、宓园、博雅苑,崇德湖、文渊湖、尚善池,槐树山、樟树山、栾树山,含弘大道、学行大道,融汇广场、逸心广场、半月广场……无不摇曳书香,流溢雅致,散发着高等学府特有的灵性与品味。近年来,理科实验大楼、中心图书馆、体育馆等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爱因斯坦、袁隆平等科学家的雕像,四通八达的校园柏油路,郁郁葱葱的行道树,窗明几净的教室……无不彰显着浓郁的大学气息。这些是近年来成为学校快速发展的缩影,是打造良好环境育人的重要载体。

在大力加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学校也十分注重校园文化软环境的建设。加强校园交通管理,规范校园交通秩序,建设了畅通的车行环路和便捷的步行道路相结合的交通体系;保障学校生活安全、食品安全,防止灾害事故发生;关注师生员工的身心健康;建设和完善教职工活动中心、学生活动中心、学生食堂;进一步改善医疗保障条件;打造多层次的校园绿化景观体系,营造建筑与园林互为背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优美环境。

二、建立文化育人的机构,做好制度保障

文化素质教育”雨僧计划”,是我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品牌和特色建设的重要途径。为加强对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来确保该项工作的落实。

1.成立由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西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对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和领导。

2.聘请一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教育方面的专家,成立西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对文化素质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估。

3.建立文化素质教育办公室,落实文化素质教育管理的人员、经费和场地,确保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4.加大对文化素质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建立文化素质教育专家库,制定培训规划,建立激励机制。 每学期各职能部门都将学校要求的文化素质教育方面的工作与部门日常工作计划衔接起来,统筹规划、认真落实、逐项考核。文化素质基地下设文化素质教育办公室,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统一规划和协凋,负责就课程建设、场地安排、专家聘请、讲座筹备等各方面的事宜。[1]

学校为文化素质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物质条件保障,并对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考评,对讲座的效果进行跟踪调查,定期开展检查和督导工作。还与社会各界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以此来推进我校文化素质教育活动的开展。

三、文化素质教育纳入本科人才培养主渠道

学校秉持着提倡贯通古今中外,融会科技人文的人才培养理念来指导本科教学。近年来,学校深化课程改革,以通识教育的理念重新评估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学校为综合类大学专业众多,学科齐全,为了使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学校将课程基本分为两大模块:一是全校通识教育课,即面向所有本科学生的课程,分为通识教育必修和通识教育选修两大类;二是学科课程,即按学校的学院结构和学科特点,分为师范类、文科类、理科类、艺术类和工科类五大部类,也分为学科必修和学科选修。与此同时,大学汉语、大学英语、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军事理论等素质教育课程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文史经典、哲学智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济管理、生态环境、艺术审美、教师教育、技能技巧九大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素质教育课程,拓宽学生选课空间,满足了综合人才的培养要求。优化教学体系、深化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建设教学队伍——高端立意、系统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为西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打造了精品载体。

充分发挥课堂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强化课程建设。近年来,学校加大投入,整合全校优质教师资源,组织教学团队实施素质教育课程建设。2012年,学校再次组织素质教育课程建设立项申报工作,从400多门通选课中,筛选出16门进行先期建设,为素质教育课堂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3年,已有《跨界思维》等部级视频资源公开课4门已经上线;建成了《美学与人生》等校级精品视频公开课4门,《计算机网络》等校级品牌课5门;《社会凋查与统计》等研究性课27门。

支持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学校每年推荐11类120本(部)经典名著,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包括寒暑假)自由选读,对1年读完10本(部)专业以外的推荐书籍且考核合格的,不仅可以取得”名著阅读”通识教育成绩,还可以获得”名著阅读”学分;对3年读完30本(部)专业以外的推荐书籍且考核合格的,还能得到学校颁发的《名著阅读A级证书》。2013年4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大学生读名著难在何处?》一文来报道我校名著阅读开展实施情况,《中国青年报》也针对此项尝试发表了《西南大学”读名著拿学分”引发师生争议》一文,一时间引起了较大反响。

四、弘扬主流文化,积极提供健康向上的交流展示平台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优化育人环境的时代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西南大学历来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学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举办业余党校,吸收大批优秀学生参加党校学习,成为党的积极分子;支持学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讲团、宪法宣讲团等一大批理论学习社团;牵头举办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递正能量的相关讲座。

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建立学生自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对本科生而言,学校每年开设300多门通选课,供学生自主选修,以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基本能力;开展”雨僧讲坛”(专家主讲)、”学行论坛”(老师指导,学生主讲)、”含弘讲堂”(师生均可主讲)等活动,每年均在一百场以上;开辟西大”青春缙云红色家园网”、”素质教育雨僧网”等网络空间,累计访问量超过1000万人次;编辑出版素质教育《雨声》专刊54期,共计发行135000本;组织高雅艺术进校园,每年”请进来”演出2-5场,”走出去”表演5-10场,深受学生喜爱。这些举措,不仅弘扬了主流文化;而且强化了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鼓励和支持优秀学生社团的发展,使学生社团成为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又一重要载体。学生社团活动是深受学生欢迎,实效明显的文化素质教育途径之一。学校重点指导和扶持开展了一批特色鲜明、形式多样、主题突出的文化和学术活动,延伸了课堂空间,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国学知识竞赛、外语文化节、民族文化节、哲学月、国际文化节、模拟联合国、运动会、音乐节、”三下乡”社会实践、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大学生艺术团、女子国旗班、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等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重点项目,促使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活动蓬勃开展。西南大学国学苑是一个以弘扬传统文化,传播国学经典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开设了书法培训、古典乐器演奏、国学大讲堂、经典晨读等一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活动,每年一度的国学知识竞赛更是全校的一场国学盛宴,总能在学生中掀起一阵国学旋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西南大学,学术、公益、体育、文娱、实践五大类上百个社团,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开拓了展示个性、挖掘潜能的广阔天地。各类社团形成百花齐放、朝气蓬勃的校园文化氛围,对全面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外学校特设国际学院,与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大学的交流计划、暑期学生考察计划、研究生支教计划、博士生宣讲团计划,西南大学每年有大量出国及祖国各个地区访问交流的师生,在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的愿景下,西南大学不断提升国际性,旨在培养出全方位的复合型人才。

五、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由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经过强强合并组建的西南大学,有着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目前国内学科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面向学生开展人文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集中体现为厚重的历史文化优势、复合的学科结构优势和完备的师资队伍优势。学校注重对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进行梳理研究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大学教育全过程,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组织实施校园文化创新活动,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校史馆、档案馆等场所的育人作用。学校素质办定期编辑出版《西南大学雨僧》杂志,面向全国高校和校内学子发放;各职能部门分工合作,每年组织制定并实施新生入学教育方案;各学院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史、院史等参观学习、讨论交流活动。

发掘校园文化资源、提升学校文化品位。延续我校历史文化传统,在突出”求知”特色上下功夫。我校努力从百年历史积淀中汲取宝贵教育资源,重视以”含弘光大、继往开来”校训和爱国主义传统熏陶学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良好校风。唱校歌、讲校史是新生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吴宓班”、”袁隆平班”、”师元班”、”神农班”、”侯光炯奖学金”是西大学子心目中的崇高荣誉,袁隆平塑像、毛主席纪念碑等人文景观,是爱国爱校教育的生动教材。所有这些,激励学生弘扬西大精神,努力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六、几点思考

目前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解,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文化素质教育当成文艺教育,流连于唱歌、跳舞、插花、打高尔夫球,这实际上一种形式主义,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二是打着文理相通的旗帜,止步于理科生学习几门文科课程,或者让文科生学几门理工科的课程,这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实质上,文化素质教育的重点是人文素养的培养,而这更多的需要通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育,使大学生成长为独立自由的合格公民,学会规范个人行为,提升个人素质,最终提升整个社会的素质。

实现素质教育目标,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以做。

第一个方面是课程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尤其是核心课程的建设,这个核心课程的要旨主要是通过精读经典,体会文明精髓,陶冶情操,提高修养。鼓励阅读原著和原典,鼓励批判独立思考,鼓励通过讨论和社会实践,真正理解知识,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意识。

还有就是基本能力和素养教育课程,包括社会实践课程,培养学生学习、实践、创新能力,包括阅读、写作、思维、表达能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是要建设高雅、文明、和谐的校园。现今,功利性文化以俗文化,娱乐、消费文化的形式大行其道,社会受到歪风邪气的不正之风的侵蚀,道德水平令人担忧,因此创造一个崇尚学术、追求卓越、艰苦奋斗和勇于担当的氛围,以及相互尊重、相互关爱、诚信公正和遵守纪律的道德环境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开展各种丰富的校园文化、学生社团、社会实践活动,弘扬优良学风,弘扬正气,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

第三个方面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重大问题研究,形成有社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作为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需要进一步发挥试点和示范作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工作,深入研究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如何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深入研究先进文化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指导作用;深入研究文化素质教育的规律,努力探索文化素质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深入研究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西南大学正以来第十个岁月,未来,西南大学将继续在理论研究、制度创建、师资队伍、活动创办等方面深入探讨,强化大学生能力培养,积极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走出一条具有西南大学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发展之路,为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搭建一座又一座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智慧之桥。

参考文献

纪实文学篇6

关键词:小学生;作文;人物

想要写好人物,既要活灵活现地展现报道人物的精神风貌,即写出一个有精气神的人,又要写出一个让读者可亲可近可学的人物,即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人,还要巧妙地运用语言再现人物的形象,即写出一个鲜活生动的人。这样一个真真切切的人物才会树立起来。

一、抓住语言描写

人物的语言描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写作基本功,也是学生最薄弱的地方。人物的语言描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道理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通过谈话来交流感情、说明观点、传递信息。在学生平时的作文里,也常常需要把各种不同的人物(包括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为刻画人物以及表现文章的中心思想服务。要写好人物语言,我们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1)什么人说什么话,人物语言一定要符合其年龄、性别、身份、职业、性格、文化修养、思想认识水平以及人生经历等特点。

(2)描写人物语言时,要能真实地写出人物说话时独有的语气、神态以及习惯性动作等。以此来表现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等。

(3)记录人物语言时,要做到准确、紧凑、连贯、简练、鲜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在平时说话时,往往会或多或少地掺进一些语病或废话。因此,我们在记录时,要有选择,不能完全照搬。有时,应该作适当的加工调整(有特殊需要时除外)。

(4)记录人物语言,要根据一定的需要,灵活、合理地运用“直接引述”与“间接转述”这两种记录方式。

(5)人物的语言描写是为突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及表现人物特点服务的,因此,与此无关的人物语言决不能塞进文章里。

如,从《王熙凤初见林黛玉》贾母给熙凤介绍黛玉的对话中,学生可以体会到凤辣子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从说话中反映出王熙凤的性格特点:见风使舵、毒辣、尖酸、泼辣、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有心计、察言观色、左右逢迎……

二、抓住外貌描写

外貌描写指的是对人物的容貌、身材、服饰、姿态和神情等方面进行的描写。写外貌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突出人物的性格、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外貌最忌讳的是“公式化”“一般化”“千人一面”。俄国伟大的作家果戈理说过:“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钥匙。”再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写外貌要注意写好眼睛。鲁迅说:“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外貌,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画得逼真,也毫无意思。”大家想想这句话是十分有道理的。由此可见,写外貌不在全,而在精。

三、抓住动作描写

一个人物是由多方面构成的。写好人物的动作只是人物描写的一个侧面,而无论是哪个侧面,我们都要与人物的特点紧密联系起来,千万不要进行“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的描写。首先,动作描写要做到准确具体。其次,要能反映出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内心活动、精神品质。要能真正地为表现人物的个。动作要能拆分,要把一个大的动作场景拆开,用一连串小的动作来表现。

对于中年级学生来说,作文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描写不够具体,教师可以教给学生一些技巧和方法。当然,这些技巧和方法学生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掌握,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巩固,形成一种写作的良好习惯。关于通过动作描写来表现人物,许多伟大的人物或作家都有过许多宝贵的经验。如,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契诃夫说:“应当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表现明白。”高尔基说:“为了使艺术作品有教育和说服力量,必须使主人公多行动,少说话。”从上面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动作实际是人物的又一张名片。所以,我们在教学生习作时这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一定要加强指导学生。

四、写好心理活动

心理描写,是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状态的一种写法。跟语言、行动描写相比,它更能直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是刻画人物的一项基本功,其表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内心独白、表情描摹、展开联想等。心理描写,可以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即人物想些什么、怎么想的,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同人物的语言、行动、外貌描写相比,心理活动更能直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思想冲突,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更能推动情节的起伏发展。那么,如何写好人物的心理呢?(1)要符合人物身份及特点。心理活动是表现人物身份与特点的重要手法之一。生活之中有形形的人,比如学生、老师、医生……他们因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遇到事情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因此,描写人物心理时,要符合人物的身份与特点,要让人物想自己该想的,避免千人一面和表面化。(2)要交代人物“想”时的状态。所谓想时的状态,就是指人物思想时的语气、动作、神态等。不要总是“我想”“你想”“他想”,这样写出来的心理干巴巴的,没有现场感。一个人在思想时,总会出现相应的表情与动作,是看着什么东西默默地想,还是坐在桌子旁撑着下巴微笑着陷入沉思?把它们写下来,让我们如见其人,可以加强表达效果。(3)要和其他的描写相结合,为了表现人物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更有效地刻画人物形象,光用人物心理描写,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往往还需结合人物言行、神态及其所处的环境描写来实现。这样结合着写,不仅能揭示人物内心,刻画人物的性格,还能增强文字的艺术表现力。

总之,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对人物描写的练笔,可以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调动学生观察思考和练笔的积极性,真正让习作练笔成为学生的生活需要,帮助学生初步掌握如何抓具体事例和抓人物特点写人的习作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构思和认真习作的良好习惯,从而写好人物记实作文。

纪实文学篇7

〔关键词〕大学文化纪念品价值

一、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概念

一所大学如同一个品牌,其办学特色、文化底蕴、历史积淀是大学品牌的核心理念,可透过外在形象(UIS系统)进行传播。大学文化纪念品是UIS系统中的一部分,能有效传达大学的校园文化与价值观,使人们对大学产生一致的认同感。大学文化纪念品是以大学校园特色文化为核心、以承载纪念为意义、以学校标识和学校代表性景物等为题材、以实物产品为载体的物品的统称。

二、大学文化纪念品的现状

国外知名高校对大学文化纪念品市场开发极为重视,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部分高校甚至成立了本校专有的项目开发部门,拥有一套完整的文化纪念品研发系统,并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开发和营销。如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所开发的文具、手表、画册等纪念品,已成为学校的一道独特的商业景观,在学校校园书店通过授权的形式进行经营。

目前,国内大学文化纪念品的开发还处在起步阶段。多数大学的纪念品设计存在同质化、形式单一、缺少文化内涵等问题,品牌意识薄弱,没有形成品牌产业链。伴随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高校开放程度的提高,高校开始意识到大学文化纪念品的双重作用。如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逐步开发了具有本校特色的纪念册、钢笔、皮质记事本等文具类纪念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热捧。特色纪念品是大学的“代言人”,是对外宣传的工具,成功的纪念品可提升大学在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实现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

三、大学文化纪念品的开发价值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现代汉语词典把价值解释为“积极作用”。根据对价值的理解,所谓大学文化纪念品的价值是通过设计和生产所创造的,大学文化纪念品能够满足广大师生及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价值,对消费者、学校、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1、纪念价值

齐康先生认为: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对和平、自由、尊严的追求是社会共同情感,人们总会利用各种方式表达纪念的感情,并将感情转化为纪念物,追忆过去,期望美好未来。有情感存在就会有纪念物,感情的物化是纪念者的目的。一般产品中通常没有积极的纪念功能,虽也具有类似的情感诉求。纪念是一种情感诉求,纪念性是大学文化纪念品最重要的属性,大学文化纪念品的纪念价值体现在这种情感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大学文化纪念品情感诉求是独特的、小众的、强烈的,它是大学文化纪念品的终极目标。

对纪念的需求毕业后比毕业前会明显提高,离开纪念地的时间越长,纪念的需求越高,纪念的价值越高。据调查,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情感诉求主要有下面几种纪念范畴:过去大学经历的快乐与美好、青春与成长、爱和友谊的诉求、大学文化与自我认同的诉求。大学文化纪念品的纪念价值高低取决于:是否脱离大学文化存在的地域;消费者对纪念品中所承载大学文化的认同;消费者情感诉求的满足;随着收藏时间的推移大学文化纪念品是否具有持续回溯。

2、实用价值

大学文化纪念品作为消费导向型商品,除了最重要的纪念功能,使用功能也是其构成要素之一。《中美大学特许纪念品营销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大学纪念品分为纯纪念品和准纪念品。纯纪念品指那些无使用功能,单纯用以纪念的商品,而准纪念品指有一定实用功能,适合日常生活使用,具有一定的纪念和收藏价值的商品。实用功能虽不是大学文化纪念品的必备功能,但从市场趋势和消费者调研发现,大学文化纪念品的使用性需求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实用属性能大幅度提升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流通,因为只有越贴近人们生活的必备产品才能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大学文化纪念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它的实用价值又不同于普通商品的实用价值。一般商品的“用”,通常是物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大学文化纪念品的“用”则具有一种媒介功能,并通过“用”实现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纪念目标)。大学纪念品的实用价值源于消费者的内在需求,需要常想起、常惦记的情感诉求,通过在观赏、触摸、使用过程中体验纪念品带来的欢愉、回忆与思考。

实用功能不仅能增加使用者与纪念品接触的频率,同时情感的互动通过“使用”的方式得以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者脱离了大学校园文化存在的地域,使用物唤起情感的媒介功能变得尤为重要。诺曼认为,由于情感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由回忆引起的消极情感不能再战胜由物的外观引起的积极情感。大学文化纪念品实用价值的高低并不绝对在于是否好用或适用,而在于唤起积极情感的作用强弱。

3、经济价值

大学文化纪念品作为市场流通的商品,通过开发、定价、销售,其将获得一定的经济价值。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特色,具有一定的专属性,而大学文化纪念品以学校相关文化作为产品的主要内容,这涉及到所有权、开发经营权,也将涉及到经济价值归属等问题。据调查,大学文化纪念品一般由学校授权其他组织机构开发和销售,学校收取一定的授权费用;而另外一种方式是学校自主经营。这两种方式把无形资本转换为有形的货币价值,都将为大学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用以校园文化建设,也将为市场注入新生力量,促进校园内及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大学文化纪念品的经济价值由物的价值和文化价值两部分组成,物产生的价值是有限的,而文化产生的价值是延展的,特别是作为品牌识别系统中的子项目,应该充分发挥品牌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另外,传播功能越强的大学文化纪念品,越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4、传播价值

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流通是弘扬和传播大学文化、促进大学品牌建设的一种途径,有助于树立学校社会形象,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竞争力。大学文化纪念品是大学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具有文化符号意义。文化纪念品的开发与发行,有助大学文化及价值的传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流通,可从校内走向校外,向社会大众传播,使社会上形成对大学文化的认知。物是文化传播最简易、渗透性最强的载体,任何一个器物的使用者,都可以接受器物文化的影响。随着对器物的使用、满足、认同和依恋,文化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因此,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文化传播价值高低取决于:大学文化纪念品传播范围的广度,即是否得到普遍使用和消费;消费者对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情感程度;大学文化纪念品中承载的校园文化和精神的认知度。

5、凝聚、教育价值

凝聚价值是指大学相关群体形成的集体意识和强烈的向心力、凝聚力,形成大学竞争力促进学校发展。对内它表现为全校师生的知校、爱校、荣校的情怀,对学校文化精神的认同,营造积极健康、奋发有为、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和精神状态,彰显个性鲜明的大学形象。大学文化纪念品凝聚价值的高低取决于:首先大学文化纪念品对使用者情感的激发。纪念中激发的情感对于形成集体凝聚力有着重要作用,法国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认为:“最本质的是,人们被集合起来,他们不仅共同感受到了情感,而且还通过共同行动将这些情感表达了出来。”其次,使用者频繁使用大学文化纪念品,逐步产生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另外大学文化纪念品的潜在教育功能也对凝聚力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结语

如何提高大学竞争力,彰显大学特色,建立品牌形象是大学普遍思考的问题。大学文化纪念品作为校园文化的符号,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对大学文化纪念品开发的价值进行剖析,有助于全面认识纪念品与文化、学校师生群体、学校及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对未来大学文化纪念品开发的走向进行清晰具体的定位。(责任编辑:尹雨)

参考文献:

[1]候长林.高校校园文化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2]吴思源.中美大学特许纪念品营销比较研究[D].暨南大学2014.4

[3]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学术月刊. 2012(07)

纪实文学篇8

2010年以来,中国纪录片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广电总局相继推出一系列促进纪录片繁荣的政策,2012年9月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3年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上星综合频道每天必须播出30分钟以上国?a纪录片,2015年开始实施纪录片创作“双百”计划[1]。在此政策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率先破局,以《舌尖上的中国》、《大国工匠》为代表的一系列精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纪录片创作树立了新标杆。北京纪实频道、上海纪实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相继上星播出,为纪录片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中国纪录片进入国际化、专业化新时代。相比初现生机勃勃势头的纪录片行业,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制作人才匮乏却越来越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中国高校纪录片教育现状

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电影专业可以追溯到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教育电影部,孙明经作为纪录片教育与创作的开拓者,在1934年至1948年间主持拍摄了百余部教育电影[2],留下了珍贵的纪实影像。目前,全国共有600多所高校设有纪录片相关专业或者课程。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已探索发展出成熟的产学研结合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在人类学纪录片领域发展了较为成熟的教学体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重视纪录片学术体系建构及前沿理论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影像行动力训练营重视教学与一线的结合。以上几所高校在纪录片教学方面各有所长,是中国纪录片教学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在欧美等国家的一流大学中,纪录片教育是人文素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哈佛大学视觉与环境研究系,纪录片与动画教学是影视教学的两大支柱;斯坦福大学艺术学院设有纪录电影系;纽约大学提西学院将纪录片教学纳入新闻传播系。2014年,毕业于纽约大学提西学院的中国籍学生母子健获得第87届学生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在西方,高校学生是欧美纪录片创作非常有活力的生力军。与欧美高校相比,中国高校中的纪录片教育显然缺乏自信,这与中国高校影视教育起步晚、纪录片产业化步伐启动晚、纪录片理论建构不健全、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高校纪录片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纪录片教学课程体系尚不完善。高校纪录片教育既是影视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高校影视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板块,是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将影视艺术作为通识素质教育的高校,纪录片课程一般作为艺术鉴赏课程开设,但是,在以培养纪录片专业人才为目标的高校中,需要搭建基础扎实、课程完备的纪录片教学体系。目前我国高校设置的纪录片相关课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纪录片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世界纪录片史论、纪录电影美学、纪录片前沿专题。实践课程:纪录片制作、纪录片案例解析、工作坊。

(2)影视基础课程。理论课程: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影视美学。实践课程:导演、编剧、剪辑、摄影、声音及音效、后期制作。

(3)人文社科课程。理论课程:人类文明史、艺术史、文艺经典导读。方法论课程: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调研、文献研究、制片管理。

在目前我国影视教育教学体系尚待完善的大背景下,多数高校的纪录片课程设置都存在仅偏重理论或者实践一端,缺少影视相关课程及相关人文社科课程支撑的问题。

2.理论教学与创作实践脱节。目前中国高校纪录片教育的两种典型模式:A.学院式:理论教学为主,实践课程为辅。这种模式下,理论与实践无法相辅相成,易造成学生眼高手低,在进入行业领域时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技能,需要从零开始。B.工坊式:师徒传授,实践教学。这种模式下,学生有机会获得实践训练,与纪录片一线人才的培养模式相仿。探索如何将纪录片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一种既能培养理论素养深厚的教学批评型人才,又能向行业输出具备美学技艺双重功底的多面人才。将课堂理论教学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摸索健全合理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

3.纪录片教材建设滞后。目前国内纪录片相关教材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数量少,内容雷同;B.偏重实践操作,轻视理论素养;C.世界纪录片经典论著及理论前沿的译介工作滞后;D.最前沿的理论与实践类教材匮乏。针对上述问题,亟需结合课程体系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撰写一批高质量纪录片教材,并且翻译引介一批世界优秀的纪录片理论著作。

4.课堂较为封闭,与创作一线交流不足。目前高校纪录片教育普遍缺乏与纪录片创作一线的沟通桥梁,课堂较为封闭,教学难以切实从社会资源中受益。事实上,许多国内外纪录片制作机构及一线创作人士都非常关注高校教育环节,他们为高校纪录片教育打造了相当多的支撑平台。例如,国内各大电视节都设立了大学生竞赛单元,许多机构成立了大学生影像公益基金,国外机构如美国探索集团在中国设立“青年导演计划”等活动,都可以成为高校纪录片教育的支撑。高校教师需要探索纪录片与一线互动沟通的良性模式,充分整合可行的社会资源,打造理想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真正让学生受益。

三、发展对策

1.建立健全纪录片教学课程体系,打造理想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打通学院式与工坊式两种纪录片培养模式,建立“学院+工作坊”式的教学方法,通过工作坊模式搭建校企合作平台,邀请业界名家作为工作坊团队带头人,进行专业实践教学。学生在一年级接受基本的理论及实践训练,从二年级开始进入工作坊,跟随行业大师进行学习,在工作坊创作实践中深入理解学院式培养的知识体系。工作坊将采用项目制的方式,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不同类型纪录片的完整流程。将课堂理论教学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摸索健全合理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毕业即可进入纪录片专业化领域,成为行业亟需的国际化、专业化、多样化人才。打通纪录片专业课、影视基础课、人文社科素养课等教育体系,完善教学大纲和培养模式。将综合参考国内外优质的课程设置,完善纪录片课程体系。

2.师资队伍方面,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梯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高校影视教育工作者大多出身于文学阵营,相比之下,在新世纪接受专业影视教育的青年教师更具专业化优势,且有相当比例的青年教师曾留学海外,接受世界最前沿的影视专业教育。因此,高校应给予青年教师更多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在教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3.从高校纪录片教育的源头出发,设立纪录片人才标准。中国纪录片从1990年的精英化创作,到2000年之后进入大众化创作阶段,并且在2010年后产业化进程加速,整个行业对于纪录片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高校纪录片专业教育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将纪录片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国际化、专业化和人文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专业能力和深厚人文修养的新型纪录片人才。

4.重视纪录片的社会传播及影响力。充分发挥纪录片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属性,与图书馆、影像馆、电视台、电影节等平?_联合举行优秀学生纪录片作品展映活动。策划纪录片年度选题计划,设置作品观摩、主创阐述、与观众互动交流等流程,批量推出优秀学生作品,建立品牌化的高校纪录片展映平台,为学生作品创造传播渠道,打造高校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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